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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帆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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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活一次,拼尽全力

就活一次,拼尽全力试读:

关于作者

杨帆

1990年10月5日生

13岁骑自行车走完2200公里的川藏线

16岁拍摄完成纪录片《在黑暗中奔跑》

荣获意大利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提名奖

18岁成人礼横渡琼州海峡

19岁拍摄完成记录上海男篮的十五集纪录片《赛季》

20岁创作了包括诗歌、散文、游记、童话、小说等在内的著作《在黑暗中奔跑》

21岁骑挎斗摩托车从北京出发开始环球寻找与自己同年同月同日生的人,拍摄制作纪录片《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23岁该片第一季(共十四集)在央视纪录片频道播出

25岁该片欧洲季(共十二集)在爱奇艺播出

28岁该片南美季(共十集)在央视纪录片频纖出

Poetry

Belongs with Story

/ Poetry 1 /

一场大雨 身高万米

一段飘扬 属于旗帜

一股碎拍 组成舞步的鞋带

一次逆行 激起大片沉寂的风

来吧 舀我的鲜血当红酒

痛饮至嘴角沾满火山的颜色

你是浪子 别泊岸

/ Poetry 2 /

再踏征途。新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就像Tom Waits的烟酒嗓,加一下油门,仿佛就能听见一个小酒馆里的沙哑呓语、几个老牛仔的干架声以及无数粗暴的情话。每辆车都有自己专属的声音,排气管的外形就像黑管或萨克斯,由它诞生了太多音乐唱法。

我在公路上有时能听见“杨坤”,有时能听到东风牌的“柴可夫斯基”,有时会加速超过一辆“TF-Boys”。遗憾的是,很少能听到诸如齐柏林飞艇一样六十年代的动静。驶向辅路,电动车们嫩声细语,这里是女歌手们的半壁江山。在中国、欧洲和南美,我在公路上听到过100种声音,它们代表着100种潇洒走世界的方式。

骑行,不只有视野的享受,侧耳倾听,那些质感各异的声音魔术都是对你安全驾驶的奖励。

/ Poetry 3 /

城市是生肉,心情是胡椒。视觉也有味蕾,在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我的眼睛就是火锅,一道道风景就像待宰下锅的小肥鹅,这是睫毛之下对于美的一次绝情杀戮。001困兽斗Desperate Fight

一秒钟有多长?《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是个环球拍摄项目,或许具有包罗万象的基因,我在几年中经历的困难也具有广阔的纬度。

爆胎、雪中骑行、寻找“另一个我”、在冬季的北欧露宿街头、骨折……在从南到北、五花八门的各色挑战中,迄今为止变态指数最高的一次发生在第一季的拍摄中,它的刺激程度堪比一部暗黑系的西部大片。

2013年9月,我们完成了《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第一季在比利时的最后一站拍摄,准备开车回国。在外漂泊了几个月,热切盼望着祖国的一顿热气腾腾的火锅。冻豆腐、手切羊肉、牛百叶已经挂在我心房的晾衣绳上很久了。为了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北京,我们决定轮流换班开车,人歇车不歇。在经历了从中国到欧洲的漫长旅途后,我的摩托车已经不需要再气喘吁吁地卖力了,它只需要在油箱里加一桶朗姆酒,用火花塞点燃一根香醇的雪茄,坐在欧洲优质的柏油路面上惬意地回望来路。我决定把它放到摄制组房车后的小拖车上,而我自己也结束了摩托车骑行者的身份,从踏上归途的那一刻起,我就是汽车司机了。

日出,黄昏,加油站,三点一线,一路平稳。我们很快从比利时开到了俄罗斯的边境。

俄罗斯是我们第一季途经的面积最大的国家,我们将进行8000公里左右的穿越。由于大多数俄罗斯人只会说俄语,我们特意在本段的旅程中请了一名会说点儿俄语的中国司机加入,既能应对一些简单的交流问题,又能帮我们开车。

我们四个司机,分成两组,交替驾驶着摄制组的两辆汽车:一辆是雪佛兰;另一辆是可以睡6个人、近4米高、10米长、重11吨的房车,它是由一辆东风军用卡车改装的,是个“擎天柱”式的庞然大物。

夜以继日赶路的头几天很顺利,我们四个司机之间困了就换,每个人都是以酣睡后的饱满状态在接力驾驶。

在一段驾驶后,我们在加油站进行了一次换人。天空开始转阴,“这真是个适合睡觉的好天气啊”,怀着这份愉快的心情,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上了“擎天柱”,准备好好睡一觉。和我一起走上房车的还有我的父亲,他睡在客厅,我睡在卧室的中铺。关上中铺的门,我立即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突然,梦被撕破。半梦半醒中,我感觉视角好像在倾斜,耳边有一种类似于沉船般势大力沉的轰鸣声持续不断。我看到中铺小窗的玻璃突然全碎了,树干近在咫尺。还没完全清醒过来的我,有些恍惚地想,车是不是开到树上去了?这个天真的想法,随着车外突然发出的尖厉叫声而化为泡影,我瞬间清醒,一种恐怖感传遍我的全身。“杨帆!快出来!”“杨帆,着火了!!!”

嘶哑的呼唤伴随着失控的尖叫,我下意识地迅速爬起来,试图打开中铺的门,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推开,门好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地顶住了。与此同时,车外混乱而惊恐的喊声越来越猛烈,我仿佛瞬间置身在鬼哭狼嚎的地狱之中。是出车祸了吧?我开始害怕,全身发冷,因为在电影中,这种车祸现场一旦着火,过不了几秒就该爆炸了。我第一次惊恐地感觉到死亡离自己这么近。我使出所有力气,在中铺狭小的空间里使劲地踢着那扇阻止我逃生的门。此时,在摄制组里担任摄像兼房车司机的我父亲突然冲了进来,他一边喊着我的名字,一边疯狂地拨弄着中铺门口的物品。他全力拽着横亘着的门,但是门依然纹丝不动。

人在极限的时刻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特别是在救自己的至亲时。我的父亲在全力拽门的过程中,又使出了更大的力量。在经历了几下狂暴的拉拽后,门突然被整个卸了下来,他用一己之力硬生生地把拧着结实螺丝的门拽了下来!我从父亲为我开辟的一条通道往车外爬,在这个火烧眉毛的紧急时刻,每一秒我都在想这是不是我在人世的最后一秒。

我从车的天窗跳了下去,接着迅速向前跑,在跑了几十米后,我急迫地回头看去,不由得深深地倒吸了一口凉气。“擎天柱”整个侧翻在高速公路边,像一头被撂倒的巨兽。现场一片狼藉,车体伤痕累累,玻璃碎了一地。在“擎天柱”的小拖车上,我的摩托车正在起火燃烧,四周冒着滚滚的浓烟。

在这十万火急的关头,一个令人感动的画面出现了。一些素不相识的俄罗斯司机纷纷跑回自己的车上,拿出随车携带的灭火器,不顾危险地冲向正在起火的“擎天柱”尾部帮我们灭火。在数量众多的灭火器的喷射下,大火被熄灭了。我们用拥抱向这些勇敢的俄罗斯司机表达感谢。起火的原因并不是来自房车,而是来自我的摩托车。车祸中,我的摩托车油箱盖摔掉了,因此漏出了汽油,而车体在侧翻后向路边滑行的过程中与地面摩擦,火星四溅,加上泄漏的汽油,所以导致了大火燃起。

火被扑灭后,我跑到摩托车跟前,看到这个一路与我历经风雨的家伙如今已经毁容:大灯碎了,线路烧了,车把扭了,其他部位也在剧烈的碰撞下皮开肉绽。我的心在滴血。

当地警察迅速赶到。

我们的车祸现场位于M55公路一侧车道的中间,因此开始出现堵车,一眼望去排出了一条长队。

这个棘手的重量级车祸,让每个人都如临大敌。我穿着秋裤,光着脚,没戴眼镜(不知道在哪儿),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去穿鞋穿裤子,而是激动地问:“硬盘呢?”硬盘里装着我们一路上拍摄的所有素材,它是我心里最贵重的东西。

在安全地把硬盘都放到了摄制组的雪佛兰车上后,我第二件想到要去拿的东西就是摄像机。作为一名纪录片工作者,此时我只想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

我以一身很清凉的衣着搭配,绕着车祸现场,将整个过程拍摄了下来。我很庆幸那天睡觉时穿了一条秋裤,而不只是内裤。

将“擎天柱”开翻的是那名会说俄语的刘司机。他有一个俄罗斯妻子,持有俄罗斯绿卡,算是我们团队中对俄罗斯最熟悉的人。看得出来,将车开翻这件事让他深怀歉意。为了戴罪立功,他主动跟警察攀谈,希望能将我们的护照延期,以便我们有时间修完车后再继续上路。

万万没想到,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仅仅是噩梦的开始。

刘司机在警察的车里坐了足足有半个小时才出来。他的攀谈没有带来一个明确的消息,反而引来了移民局官员。

几名移民局的官员从黑色的轿车里走下来,要求我们出示护照。刘司机在一边解释说:“没事没事,他们可能是要给你们办理护照延期。”

借助一辆吊车,我们的“擎天柱”重新站了起来。天空中仍旧下着雨,车祸后的“擎天柱”已没有挡风玻璃。为了防雨,我的父亲戴上了我的摩托车头盔开车。我们坐在驾驶舱里,雨不断飘进车内,浑身湿透,用30公里左右的低速向修理厂开去。

整个过程中,移民局的两名官员一直开着车紧紧相随。

抵达修理厂后已是傍晚,车只能等明天再修了。我们出车祸的地点位于俄罗斯的楚瓦什共和国的一个偏僻小城,人烟稀少。我们找了个类似于中国招待所的小旅馆住下。令人意外的是,移民局的两名官员竟然提出陪我们一起住在这里。我们问刘司机为什么,刘司机解释道,他们是好人,想待在这里帮助我们。

车祸像场地震,虽然已过去了几个小时,但我的心中还一直有余震。那个夜晚,我没有睡好,一直在劫后余生的状态中惊魂未定。

第二天,移民局的两名官员提出了我们跟他们走一趟的要求。刘司机一直强调,他们这是要给我们办理护照延期。因此,我们毫无戒备地跟着两名官员去了移民局。

在移民局,我们被依次问话。由于无法直接用英语交流,所以只能让移民局找来的一名在当地生活的中国女孩小王做俄语翻译。此时,刘司机已不再主动为我们做翻译了。

几小时后,问话完毕。刘司机在走廊里关切地问我们:“是不是护照可以延期了?”

办公室里走出了更多的官员,他们把准备离去的我们围住,然后叽里呱啦地说了一番俄语。小王翻译道:“他们说,需要你们去一趟法院。”

法院?我们诧异地反问道:“办理护照延期为什么要去法院啊?”

看我们坚持不肯去法院,小王说:“他们说了,你们所有人的护照都在他们手里,你们不去法院的话,护照就不能还给你们。”这个令人无法抗拒的理由使得我们不得不听从他们的安排。

我们从移民局又来到了法院。又是一番挨个审问(和在移民局时一样,审问过程中并没有专业的俄语翻译,一直是由移民局请来的俄语水平一般的小王在做翻译),又是几个小时身心俱疲的煎熬。刚刚出了一场车祸的我们,此刻心里最挂念的就是房车,我们希望能马上回到修理厂,以最快的速度把车修好,早点回国,但时间已是下午,我们竟然还坐在法院的走廊里,被迫做着一件看起来越发离谱的事情。

只是办理护照延期,却来到了法院,还一直这么耗着,我们终于按捺不住怀疑的心情,决定离开,不再配合对方这诡异的办事流程。但是,在我们计划离开的那一刻,十余名荷枪实弹的警察出现在我们的身边,以一个包围圈的形状有层次地将我们围在了里面。

语言不通,我们猜测着这些警察的到来有何目的。在这个宽敞的法院里,走廊里仅有的十几个人全部挤在一个角落里,而不是分散着坐的。情况已越来越清晰:这些已进入针对性警戒状态的警察就是为了我们而来的。

我们试图离开,但是被警察们拦下。任凭我们用英语怎么表达“我们是无辜的”也无济于事。这些警察个个膀大腰圆,身上配着手枪与警棍,如果我们继续强硬地离开,结果一定是我们会受伤。我们不得不带着愤怒、疑惑、惊恐的心情又坐了回去。

可以确定的是,情况已经彻底超出我们的预期,这绝对不是在办理什么可笑的护照延期。

翻译小王从之前对我们逐个审问的房间里出来了,她用手擦着眼泪,对我们说:“可能要对你们进行罚款。”

我们正想询问原因,移民局的官员们突然开始比画着“走”的动作,荷枪实弹的警察们全部站了起来,意欲押送我们去一个别的地方。

我们连忙问翻译小王是什么意思,她一脸吃惊地说:“我不知道啊,我听的意思就是罚款啊!”

我们依旧坐着,表示着反抗和不从。一名警察跟小王说,如果我们再不走,他们就要使用强制性的方式带我们走了,譬如使用手铐。

我们不得不再次妥协,跟着这些警察离开法院,上了警车。

在颠簸的路上开了十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一个筑着高墙和铁丝网的地方。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中,我们一个一个被押下车,进入了一座戒备森严的令人不安的房子。

在房子里迎接我们的是一些衣着和法院警察的制服有所不同的人,结合周遭壁垒森严的环境,我认出了他们是狱警。

监狱吗?为什么?

我们的心底充满了不解的压抑,这个故事发展得简直太荒唐了。在监狱长要求我们进入牢房时,我们再次表示出了反抗,这一次,我们的情绪更加激动。

监狱长表示,他现在只是在按照上头安排下来的程序办事,对于我们为什么被拘留他也不知道,希望我们配合他的工作。

入口处的那道大门已经紧紧关上。法院的警察们守在外面,要确保我们不会闹事才会离去。狱警们在房间里监视着我们。种种迹象表明,事情至此,我们已无离开的可能。

我看过的那些电影里的有关监狱的镜头慢慢变成了眼前真实的画面。手机、钱包、摄像机、手表、腰带……我们被迫挨个交出身上除衣服外的所有物品,狱警在桌前一边清点一边做着记录。最后,他们还褪去了我们的鞋带,这应该是为了防范我们自杀。

当身上的所有东西被拿走后,在狱警的看押下,我们被押送到走廊尽头的一个牢房。从那一刻起,我们从一场车祸的受害者变成了大牢里的犯人。

我们摄制组一行五人被关进了同一个牢房里,刘司机因为持有俄罗斯绿卡,所以没有被关进来,他是我们当中唯一一个无罪的自由人。

牢房的门是一扇比防盗门还结实的厚厚的铁门,光是开门就需要经过一个繁复的步骤,持续不断的“哗啦啦”的沉重的解锁声令人心悸。一个人要犯多大的错才配得上戒备这么高的牢房?我不由得再次感觉到这个经历的荒诞。

进入牢房已近深夜,由于折腾了整整一天,加上车祸后身心俱疲,一沾牢房的床,大家就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第二天清晨五点,一阵响亮的俄语广播打破了寂静,让正在梦乡中的我们头疼不已。

按照狱中的规矩,每天五点到六点是一个小时的广播时间。喇叭里播报员洪亮的声音让人无法再继续入睡,加上听不懂,我们只有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

七点钟,是监狱长查房的时间。由于我们中唯一会说俄语的刘司机没有被关进来,我们不懂俄语,而监狱里的所有狱警也都不会说英语,因此大家完全无法沟通。监狱长来查房时,只能通过手势示意我们要站在各自的床前。狱警依次检查我们的床铺,然后清点人数。

早餐是一碗白色的很稀的粥,咸中带着一股异样的味道。

午餐是一个肉块,冷冻的,必须自己用开水泡着吃,不然会拉肚子。

晚餐是一碗汤。

这是一份一般人难以体验到的黑暗料理。作为一个烹饪迷,我将这套生猛的食物首发阵容记在了我脑海里的厨房战术板上,以备日后为情敌之类的客人烹饪时使用。

我们的牢房约15平方米,并排紧挨着放着五张床。厕所位于一张床的床头位置,一个摄像头就安装在蹲坑的正上方。无遮挡,无隐私,上厕所的整个过程都是被监视着的。因为厕所和床连在一起,房间里没有通风装置,所以如果有人大便,气味会在狭小的牢房里持续地弥漫。

从此,我们在牢房里只有两大心愿:一是早点儿出去,二是彼此能少拉大便。条件简陋,但精神上的折磨更加考验人。被关在这个狭小的封闭的空间里,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百无聊赖。什么都没有,我们五个人把各自一生中有趣的经历说了个遍,但是时间依旧过得特别慢。从早到晚,每一秒钟都像被捆着个铅球在缓缓移动。这种慢的形成,源于未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被关进来,不知道要被关多久,不知道何时才能重获自由……每当感受到这未知的恐惧,一切便越发难熬。看不到终点的马拉松是最虐心的。

我们不能这么坐以待毙,我们必须反抗。经过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我们决定通过写血书和绝食绝水的极端方式来进行抗议。

第一步,如何在没有任何锐利物品的牢房里找到能扎出血的工具来?我们在摄像头的监视下,动作隐蔽地搜刮了整个房间,除了一些破报纸外,没有找到可用的锐利物。

一筹莫展之际,航拍师老孔有了重大发现。他在自己衣服的内侧发现了一枚徽章,它在狱警搜身时并没有被发现。徽章有针,我们可以扎出血了,大家低调地欢呼着。

现在想想,那时我们会为了有东西扎自己而如此高兴,真是十分变态啊!但在那个非常时期,徽章上的那根针对我们来说意义非凡,它意味着我们的反抗计划可以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了。

我们背对着摄像头,用那根针在耳垂、手指等容易出血的部位开始扎,一次扎不出来就扎第二次,直到血液能充足地溢出来。

我们五个人中,年龄最小的是还在大学就读的英语翻译小陈。小陈毕竟是个孩子,所以胆量小也在情理之中。他问我们中年龄最大的航拍师老孔:“我……可以借一点儿你的血吗?”

老孔一愣:“血哪有借的?!”

大家AA制地把血等量地匀了匀,然后在写好的“抗议书”的结尾,用沾着血的手按了手印。

中英文两份“抗议书”,十个分量十足的血手印,抗争计划的第一步完成了。

第二步,绝食绝水。我们知道,如果只是绝食但还能喝水的话,会相对容易且可以坚持更长时间,但是为了更加坚决地表达出我们的反抗,我们决定在绝食的同时一并绝水。我们的作战目标就是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引起对方的重视。

第二天,当监狱长带着狱警们来查房时,我们将所有的食物和水都整齐地放到了门口,同时将血书也放了过去。对方一愣。当狱警们要把东西都还给我们时,我们用肢体语言表示“坚决不”。

看我们眼中带刀,态度坚决,监狱长朝部下们挥挥手,将食物和水带走,然后关上了牢房的门。

这场用生命做赌注的游戏轮盘开始转动了。我们既主动又被动。虽然这个争取自由的战役是我们发起的,但对方会用多久来处理这件事,我们不得而知。

我们纷纷上床,保存体力。刚刚断食断水,整个上午过得还算正常。但是,到了下午和晚上,我们开始饥饿和口渴了。饿,还好说。口渴简直让人疯狂。在沙漠一般的口腔体验中,我的脑海里想着一杯美味的冰镇可口可乐,它流过我干涸的喉咙,像一场暴雨……想到这个诱人的画面,我不由得又咽了咽口水。

我们减少说话,安静的房间中盘旋着无声的心事。我五味杂陈的心情中又多了一份紧张。如果对方不理睬我们,就这么一直耗下去,我们岂不真的被饿死或渴死?

一个纪录片摄制组,如果最终渴死他乡,那也算是纪录片史上一个最奇葩的冷笑话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口渴和饥饿感持续发酵。如果说车祸让我第一次感觉到离死亡是那么近,那么此刻,我再次感受到了死亡正悄悄逼近的声音……

在口干舌燥地熬了一宿后,新的一天,滴水未进的我们感觉到了更强烈的难受。我开始渴望一杯泳池般大小的可乐,水里的泳圈全部换成漂着的柠檬,我躺在一个巧克力熔岩蛋糕做的沙发上一饮而尽,不留下一滴卡路里。

和电影里一样,牢房的门中间有个小小的窗口,用于狱警在外面随时打开监视我们,也用于传递食物。狱警按照一日三餐的规定传递进来的食物都被我们坚定地退了回去。

由于饥饿,我开始怀念之前那些难以下咽的“狱中黑暗料理”。我甚至有一种强烈的感觉,现在给我一块生肉,我都能吞下去。

又熬了一段时间,牢房的门开了。

监狱长亲自端了一大碗汤走了进来,这碗汤一看就和平时的伙食不一样,从汤里的食材来看,是他们专门为我们做的。我们忍着冲动,不为所动。不论监狱长做了几次“喝”的手势,我们都摆着手表示出“不喝”的意思。

听着刺耳的锁链关门声,闻着渐渐散去的汤味,我们一言不发地躺下。

饿。我虚弱地喝着空气,想到革命时江姐的故事,想到北非夜幕低垂的草原上一只忍受着饥饿的狼,想到历史上那些风云突变的年代,想到小草的坚韧……我又吃了一点儿清蒸空气,吸了一口拔丝灰尘,嚼了嚼阳光刺身,然后闭上了眼睛。

摄制组的录音师王女士脸色苍白地问了我一句:“一秒钟有多长?”我们的嘴唇慢慢开始发干,胃饿到好像要把自己消化掉。与此同时,无助感也越发强烈。这是对我们生理和心理的一次极限考验。我们没有退路,只有硬挺。

又过了几个小时,牢房的门再次开了。

一个从未见过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正式,用英语向我们自我介绍道,自己是专门为我们这件事情从莫斯科赶来的。“莫斯科先生”提议我们不要再绝食绝水,不要出人命,有什么问题可以跟他谈。

看对方流利的英语以及干练的职业态度,我们相信此人来自首都。既然已经引起上层的重视,我们绝食绝水的目的已经达到,那么我们就接受了“莫斯科先生”的建议。

重新喝水的那一刻,我一口气喝了两杯水。食物不敢多吃,怕胃一下子受不了。这种起死回生的感觉令人头晕目眩。

进行了简单的充饥后,我们和“莫斯科先生”开始了一场严肃的交谈。在听了我们对整件事情的描述后,他出人意料地回答道:“走吧,你们现在就可以走了。”

什么?经过了法院具有法律效力的裁定进了牢房,然后这么一句话就可以走了?这个办事流程也太随意了吧?这位朋友是在拿我们玩《模拟人生》吗?“莫斯科先生”的提议让我们怀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新的陷阱。此时,我们已将警惕性提高到了黑猫警长的档次,对任何事都进行着办案般的分析。现在的我们已经不是纪录片工作者了,而是烧脑犯罪电影里的主人公。

我们提出,必须对无故关押我们的行为进行赔偿,否则我们不会白白离开。“莫斯科先生”说这个要求可能无法立刻实现。在一次并没有明确结果的交谈后,他和我们约定下次接着聊。由于有了这位远道而来的官员,从那天起,我们在牢房里开始变得有所期待。每天“莫斯科先生”都会来牢房里一到两次,与我们进行试图和解的谈话。他的脚从牢房门外跨进来的那一个动作,成了支撑我们每天熬下去的最大希望。

煎熬着,期待着,崩溃着,大家强忍着不让更多的情绪爆发出来。我在破报纸上写日记。其他人用纸块做了个象棋棋盘,看着很好玩,但是没玩几次就放在了那里。

在牢房里的第6天,是2013年的10月5日,我的23岁生日。

我的人生中曾经历过一些特别的生日,但这次算是我过得最心酸的一个生日。在牢房里,每天五点起都会开始放一个小时的俄语新闻,但在我生日的这个早晨,广播里竟然神奇地放了一首歌——Elton John的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动画片《狮子王》的主题曲。在那优美的歌声中,我开始想家了,想起这一路拍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的日日夜夜,想念着曾经自由的生活……从我们被关进来后,外面的天空一直乌云密布,但在歌声传来的这几分钟里,灰暗的墙壁上神奇地反射出了一道耀眼的阳光,它冲破阴霾,冲破乌云,冲破牢房窗口的铁栏,投射在墙壁上,就像我的生命之光。

在牢房里的日子,使我对“自由”有了更深刻的体会。青春期时,在摇滚乐中无数次听到“Free”的字眼,它使我产生了一个日后接受采访时常说的口头禅:“追求自由”。这是一个很酷的态度,但是它到底意味着什么呢?我在牢房中不断思考着这个问题,用当下的亲身经历体会着它的含义。

自由,就是没有囚禁;

自由,就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

自由,就是可以自在地去街上逛逛;

自由,就是不管睡到几点都不会有一个俄语广播骚扰你;

自由,就是我曾习以为常而如今梦寐以求的那些平凡的日常生活。

作为身在和平年代的幸运儿,我们这一代身上具有许多富贵病,“身在福中不知福”便是其中一例。在牢房里的日子,使我对自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它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拥有的奢侈品。自由堪比一万个LV包包。狱中的我有一个梦想,出狱后我一定要好好逛一次超市。这是件太容易做到的事,但是之前我却完全没有好好珍惜。一个自由的流浪汉一定比一个被囚禁的富翁更幸福。相比于此时身陷囹圄,我曾拥有一切的日子实在是太幸福了。

2013年10月5日当晚,我的父亲向狱警要了一根烟,大家把几块饼干摆成一个蛋糕的样子,然后把烟插在中间当生日蜡烛。这是我吃过的最有创意的生日蛋糕。“祝你生日快乐……”

牢房里,大家围坐成一圈,拍着手为我唱生日歌。那是一个外面乌云笼罩、牢房内灯光暗淡的夜晚,一切都是冷色调的。作为寿星,我拿起饼干给大家分“蛋糕”,这是我目前为止过得最能减肥的一个生日,没有高卡路里的奶油和酒精。喝点儿水,吃点儿饼干,我又长大了一岁。

后来,我曾问过跟我同一天出生的那些“另一个我”,他们的23岁生日是怎么过的。

俄罗斯的马克思说:“那天我是和女朋友一起过的。”

芬兰的汉娜说:“那天我去看了一场很棒的地下摇滚乐队的演出。”

丹麦的雅各布说:“那天我去了一家很高级的酒店。”

同一个生日,完全不同的庆祝方式。我觉得那一刻的自己像活在一部剧本混乱的电影里。如果说18岁生日的成人礼去横渡海峡令我变得更加勇敢,那么这次的生日则让我感受到了生命的无常。生活可以随时给你一个拥抱,也可以随时给你一巴掌,你需要做好准备。此时,我很高兴自己又长大了一岁,但同时也想着何时才能重见天日。

不知不觉,我们在牢房里已经过了7天了。

透过牢房小小的窗口,我们发现有一群人每天下午都会准时出现,有的抽烟,有的聊天,约半小时后再集体消失。当“莫斯科先生”来与我们交谈时,我们问他那些人在干什么,他说,这是狱中每天都有的40分钟放风时间。“原来我们还有这个福利啊!”大家意外而惊喜地感叹道。

从第7天起,我们也加入了放风的队伍。

放风地点位于牢房外一片约50平方米的空地上,周围高筑着铁丝网。这是我们被关进来后第一次来到室外。我贪婪地呼吸着新鲜的空气,使劲伸了个懒腰,看着蓝天,分外感动。

在放风的40分钟时间里,多数狱友都在排着队等着用门口安装的一部公用电话,它需要用俄罗斯本地的IC卡,但是我们没有。

经过一番观察,我们发现狱友中有一个鹤立鸡群的家伙。他膀大腰圆,体形酷似鲁智深,表情凶狠,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大佬的气息。他的身边一直跟着个小跟班,从这个细节来看,此人有一些来头。我们鼓足勇气,走上前送给了他一根香蕉。大佬见状,紧锁的眉头忽然松开,对我们笑了笑。我们乘胜追击,试着与他攀谈。令人惊喜的是,大佬竟然会说几句英语,我们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像一群小粉丝似的围着他。大佬心情不错,挨个问我们叫什么,然后掏出自己的小本子,依次把我们的名字记了下来。从他的本子里整洁的分类和密集的记录来看,这是个细致的人。

40分钟的放风时间转瞬即逝,我们和大佬告别。没走几步,大佬忽然回过头对我们说道:“回去接着聊。”

刚回到牢房不久,忽然听到一阵敲窗户的声音,是大佬的小跟班敲的。原来,他们就住在我们的隔壁。大佬吩咐小跟班给我们递来几个苹果,我们受宠若惊地在他们的坚持中收下。就这样,一段狱中的异国友谊,从几个水果开始了。

第二天,我们满怀期待地出现在放风的队伍中。也许是在狱中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狱友之间感同身受,彼此能迅速产生战友般的革命感情。和大佬再次见面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很亲切。我们说,我们没有俄罗斯的电话卡,想用自己的手机打电话,但手机都被没收了。大佬想了想,突然大步流星地走向监狱长的办公室。守在门口的狱警试图拦住他,但是大佬一把推开了那名小个子狱警,继续硬闯。狱警见状,没有再强行阻拦,任他走了进去。几分钟后,大佬踏着能震破地面的步子回来了,他拿着我们被扣押的一部手机向我们晃了晃,交到我们的手上。

太牛×了……我们被这一出电影般的剧情震撼了,这哥们儿简直就是俄罗斯版的史泰龙啊。要不是他的硬闯,我们绝对不可能破例拿到手机,也就不会有后来的剧情。

我们立刻给一位在莫斯科开饭店的中国朋友打去了求救电话,对方说会用最快的速度派一名律师及专业翻译赶来帮助我们。一个关键的但不知是否还及时的求救信号发出了,我们开始了有希望的等待。

莫须有地被关了8天以来,我们和国内的亲人们一直处于失联的状态。大家决定用这部手机给每个人的家里打一个电话报下平安,时间控制在一分钟以内。我们必须节省电量和话费,未来会怎样还不得而知。

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令人心跳加快,那些久违的熟悉的声音近在耳边,他们有的正在跳广场舞,有的正在菜市场买菜,每个亲人都在正常的轨道上一如既往地生活着。而电话的这头,我们却站在异国监狱的铁丝网前,忍住情绪,忍住想要倾诉的冲动,编造着“还在赶路,信号不太好”的善意的谎言。一分钟的时间说不了太多,我们只能按时挂掉电话。

打了一轮电话后,手机的电量减少了一格。我们马上关机,不敢再多一丝消耗。

在狱中第9天的晚上,一名俄罗斯律师及中国翻译赶到了,他们就是朋友从莫斯科派来的援兵。我们紧急开会。新翻译俄语水平很高,他将我们讲述的整件事情准确地向律师做了说明。律师是一名俄罗斯中年女性,她始终保持着微笑,颇有大将之风。在经过了一番详细的询问后,她笑着说:“放心,你们会出去的。”

律师立即为我们进行了正式的上诉。在狱中的第10天下午,我们被押送上了警车,目的地是当地的楚瓦什高级法院。

在我们的对面,是原告移民局的官员及辩护律师。开庭前,我们就被来了个下马威。律师通知我们将一个个上前与法官对话,因为我们是五个案子。

五个案子?我们这不就是一个案子吗?难道移民局的人为了自己的业绩硬生生地把我们分成了五个案子来办理?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个猜测是正确的。

我们挨个上庭,移民局的律师每次都会进行相同的原告阐述,而法官每次也在问相同的问题,因为五个案子的内容是完全一样的。不论对方用怎样的玩法对待我们,公正的箭依旧会穿过迷雾射中靶心。1:0,2:0,3:0,4:0……从下午四点到晚上十点整整六个小时的对簿公堂,有一方在不断胜出。当我们中的最后一个人接受完审判后,法官对我们这边下了第五个相同的判决:胜。我们赢了!我们清白了!我们作为被告,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法庭拉锯战中以5:0的绝对优势战胜了原告。

听到法官判决我们被正式无罪释放的那一刻,我们的泪水夺眶而出。我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相拥而泣。委屈在爆炸,压抑在释放,重获人身自由的感觉太美妙了。从大悲到大喜,情感在蹦极。

判决书上,无罪释放是好消息,但也有一个坏消息:我们五年内不得再进入俄罗斯。对于因为跟踪记录俄罗斯的那些“另一个我”而可能需要多次往返俄罗斯拍摄的我们来说,这个坏消息像只拦路虎。我们要整整五年后才能重新添加俄罗斯为好友,现在我们被拉黑了。

重新回到牢房已是夜里,我们要办理“退房”了。在牢房里环视了一圈,我没有任何留恋,只想立刻逃离这个曾让人陷入无比绝望的人间地狱。

出狱后,我们专程去了律师所在的酒店,再次向她和翻译表示感谢。坐在大堂里聊天,律师笑着说,你们其实差一点儿就出不来了。

当地的法律规定,每个犯人在狱中有10天的上诉期。如果过了这个时间,你的上诉权利就会自动丧失,而我们几乎是在最后一天的压哨时刻进行上诉的,如果再晚一天,那么一切就都晚了。这是我们可能出不来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听起来则更加瘆人。律师说,她看了当初法院给我们下的判决书后,吓了一跳。按常规,像我们这种拘留都会在判决书上的“拘留时间”一栏写上具体时间,一般来说是10至15天。但是,我们的判决书上竟然没有写时间,而我们每个人还都在上面签了字,表示同意判决。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没有在10天内上诉的话,那么我们被拘留多久都是法律允许的,我们一辈子被关在这里都是有可能的……

我们吃惊地听着律师的讲述,吓得一身冷汗。在牢房里被关10天已经让人崩溃,一辈子暗无天日……律师接下来的分析则让我们瞠目结舌的指数继续翻倍。她说:“你们知道那个‘莫斯科先生’是什么人吗?”“他不是莫斯科派来的官员吗?”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对,他的确是从莫斯科来的。”律师的表情越来越严肃,“但那个人不是普通官员。你们还记得他第一天来就让你们走的事情吗?你们幸好没有走,如果当时就那么走了,你们没走几步就会被抓起来,而且是以‘越狱’的名义,那样你们就会被送进一个等级更高的监狱,那就真的别想出来了!这也是个套啊。”

我们目瞪口呆。“因为你们绝食绝水,上头估计你们不是一般人,也许有点儿什么特殊背景,所以派了个‘克格勃’来调查你们,说来也正常。”律师补充道。

听到这里,我的脑海里只浮现出一排数字:007!

这连环套一样的谜题一个接一个地水落石出。对于我们为什么会被盯上,律师的解释是:“从判决书上来看,你们在沟通上肯定让移民局产生了误会,他们认为你们是来俄罗斯打黑工的,类似那种在餐馆里刷盘子的人……”

不论当初拘留我们到底是什么原因,事情已经发生了。作为一名以创作故事为生的导演,能在并没有杀人放火的情况下感受一次下狱的过程,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如果不真的犯法,我一辈子都不会有一次在狱中生活的机会。每段经历都是一堂有趣的课。这段难挨的日子,让我更加珍惜自由,珍惜生活中唾手可得的一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很感谢这堂课上的每一个人。

/ Poetry 4 /

酒后高歌磨剑,现实中快意恩仇。

世俗的枪可以击中我一次,

但永远无法瞄准我的理想。

/ Poetry 5 /

我准备周一被你伤害

周二干掉一个平凡的人

周三带着危险的浪漫与你远走高飞

周四凌晨换乘热气球飞行

周五写一首诗

关于朋克的

诗中要提到一个词—“正直”

周六宿醉或去华沙

周日带着一把镰刀

划搅星空的海洋

粉碎出一片别样的闪亮

/ Poetry 6 /

当我是一种可以重生的物质

我对飞行类的角色最感兴趣

不论是俯瞰地球的星斗 飘逸的引力 逆的风

还是悲情的气压

总之 我不接地气

我生来应是名空军

每日与宇宙的光一同游戏

我的视觉在恒星间阅读新奇

思想与地面

时刻保持距离

/ Poetry 7 /

面对重压倒下的是男孩,扛住的是男人。这么简单的道理,骑上你的重机一口气开个500公里,游几场裸泳,看一场花样体操,或者在微波炉里低空飞行几分钟,就全想清楚了。(图/西西里的男人们)002断臂记The Broken Arm

我的右臂仿佛一片被炸得地表翻裂的战场,骨与肉正上演着生死绝恋。# 1

2015年盛夏,北京,我遭遇了迄今为止最为痛苦的一次受伤。

那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欧洲季即将启程的备战阶段,也是我健身状态最好的一段时间,我的卧推成绩保持在80公斤左右,出门时酷爱辅以各种小背心来凸显身材。我平均一周6天都扎在健身房里,仿佛一个准备参加奥运会的健儿,连和朋友去赴宴的途中我都以跑步代替打车。

某日和三两个朋友小聚。席间,有朋友提议玩掰手腕。大家热情高涨,从实力来看,我被推荐为一号种子,对手是MC,一个跟我同龄的哥们儿。上次玩掰手腕还是在冰岛拍摄《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第一季的时候。在冰岛大学,每年都会举办一次掰手腕大赛,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黑尔马曾赢得过冠军。在黑尔马的提议下,我和他在酒吧里来了一场较量,但我完全不是他的对手。不过,此刻面对和我一样纯属业余选手的MC,我信心十足。

比赛开始。或许是坚持健身的缘故,当我使出全力,MC的手臂便很快被我压向了一侧,我眼看就要获胜了。

MC顽强抵抗,而我距离胜利只差几厘米。我闭上眼睛继续发力,MC也铆足了劲试图扭转颓势,但两人的手臂既没有回到中间位置,也没有继续向下倾斜,而是势均力敌地僵持着。大约僵持了7秒,突然,一声响亮的“咔”传来。我低头环顾桌角,以为是桌子腿断了,但紧接着,一阵刺骨的剧痛传遍了我的右臂,我发现我的整条胳膊折了。周围的朋友们一阵惊呼,嘈杂的议论里夹杂着“是不是脱臼了”的猜测,我第一时间也认为应该是脱臼,于是试图伸直一下右臂,希望像电视里的那些运动员一样,一使劲儿就可以复原,但轻微一动,一种难以形容的火辣辣的痛便传来。我感到事情不妙,除了疼痛,心里还开始出现一股巨大的恐惧感。我用左手托着右臂,在朋友们的护送下赶到路边打车,由于是晚高峰,迟迟不见空车,我疼得抱着胳膊蹲了下来,直到20分钟后坐上车赶到了医院。

医生看着我的X光片,指着X光片上我胳膊上的一道长长的明显的裂缝,说出了让我始料未及的一句话:“这儿,都断了,需要手术。”我如五雷轰顶,按照计划下个月《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欧洲季就要开拍了,现在被告知右臂断了,这还怎么骑摩托车?这要多久才能痊愈?

命运跟我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那一刻,我的心里蒙上了一层前途未卜的阴影,但胳膊的刺痛立刻又把我拉回到了现实的战场,容不得我多想。

我的父母当时正在老家大连度假,听到我打来的电话后,他们建议我回大连做手术,因为我的姑姑在医院里有熟人,可以更好地照顾我。

夜里十二点,MC和我的另一位朋友华子陪我回到了家。我小心翼翼地坐着,把受伤的右臂放在桌上,等待着早晨飞往大连的飞机。

凌晨一点,MC和华子已迷迷糊糊睡去,我一个人坐在桌前无法合眼,只要轻微一动,刺骨的疼痛便令我浑身发颤。

那是一个恐怖得让我终生难忘的夜晚,我纹丝不动地坐在桌前看着墙上的表,度秒如年。从那一刻起,一首我完全没有体验过的痛苦交响曲拉开了序幕。

交响曲的第一个高潮叫作“断臂登机”。

凌晨的北京机场,我和来送我的MC、华子告别。因为没有空闲的手,我用嘴咬着登机牌,上了飞机。我的左手需要一直托着右手,否则右臂一旦悬空,痛感就会瞬间爆棚。

北京飞大连的飞行时间是一小时左右,由于一夜没睡,我不小心打了个盹儿,于是左手下意识地松开了,骨折的右臂自然下垂,受伤的筋络、神经、骨头、肌肉联合传来的一股刺痛使我瞬间清醒过来,我后背流着汗,环顾四周,那些在看报纸和酣睡的乘客,每个人健康的状态都令我羡慕。

抵达大连的医院,又经历了一夜难以入眠的断臂之痛。第二天上午,我被推进了手术室。手术持续了大约3个小时,随着麻药劲儿慢慢退去,术后的那些症状露出它们狰狞的面目,我的右臂仿佛一片被炸得地表翻裂的战场,麻药的防线逐渐失守,骨与肉正上演着生死绝恋。

夜里十一点至凌晨两点,护士给我吃了1次止疼药,打了2次止疼针,但效果不大。也许是因为右臂刚刚植入了2块钢板和18颗钢钉,整条胳膊肿胀疼痛。如果我是在经历一个游戏,我好想立刻按下暂停键。

这是我迄今为止经历过的身体最为难熬的一个夜晚。

整个晚上,我所做的只有躺下,又坐起,反反复复,折腾得当晚照顾我的护士不得不经常来拜访。对于深陷疼痛包围圈的我来说,护士已不再是护士,她是天使,是雨露,是一把梯子,她能让我向上爬,离痛苦稍微远一点儿。

凌晨四点,由于我实在无法忍受,护士对我使出了止疼的撒手锏——吗啡。我时常在战争电影里见到这个东西,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实中体验。一针下去,我慢慢有了困意,一架隐形的直升机慢慢将我拉出苦海,我飞上了天,睡眠用它巨大的手臂抱住了我,我有了庇护。

迷迷糊糊地睡了两三个小时,我来到了术后的第二道关卡,开始继续打怪。眼前的这个怪物叫作时间,它的身躯有渤海海峡那么长,一时难以驯服,我毫无对付它的经验,只有一个对策:熬。

术后的头五天,我每晚几乎只能睡两三个小时。我发着烧,上着体会疼痛的课,对于健康,我有了全新的认识——它简直比任何东西都重要。我躺在病床上幻想着,如果此刻能身体健康、舒舒服服地逛一次超市,该有多么幸福。而在受伤之前,我很少意识到这些触手可及的快乐是多么珍贵。事实上,每个人的身体都是奢侈品,假如你无病无痛,就是个名副其实的千万富翁。在病床上的时光,让我对出院后的日子非常期待,也有了一种“一定要健康地活着”的信念。

两周后,我出院了。以为就要打怪通关的我,却遇到了始料未及的第三个怪物。它没有名字,因为至今我都不知道它是如何来的。

拆线后的第三天深夜,我突然感觉到右臂有一股凉凉的液体,用镜子一照,发现肘关节上方一道伤口裂开了,正血流不止。赶赴医院,医生用一个镊子夹着纱布,如钻井机般插入我的伤口,开采,旋转,拔出后换上新的纱布,然后再次插入。医生说:“不确定发生原因,可能是脂肪液化,也可能是钢板植入引起的过敏,说不好。”为了防止感染,医生建议伤口不进行缝合,每天都来做这种引流。

我的右臂成了一座矿,纱布是每天下井勘探的矿工。我的伤口想闭上眼睛,却只能痛苦地敞开着。

在引流了十天确定了无感染后,医生像捏橡皮泥一样使劲把伤口往里挤在一起,然后迅速用纱布包扎上,等待它自我愈合。

可是,难关一道接着一道,像一节又一节的火车在我的痛觉中进站。一个全新的考验再次出现在我面前。康复,对于一个骨折病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是我亲身体验过后才明白的。术后的黄金康复期,除了为我植入钢板的主刀医生说过一两次“注意动动胳膊”以外,几乎没有人告诉过我康复的重要性。我毫无经验,因此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胳膊,没有专门去活动它。结果,半个月过去了,在我想用它吃个东西、刷个牙的时候,发现大事不妙,胳膊怎么僵住了?

给医生打电话,医生说让家人帮着使劲掰、使劲压,多掰多压几下就活动开了。掰胳膊是为了让胳膊弯曲,压胳膊是为了让胳膊伸直,而我既无法伸直也无法弯曲,活动角度严重受限,僵硬如水泥。

但掰胳膊并不是想象中那样大开大合几下就能轻易掰开的,胳膊每向前1毫米,我就会痛得大汗淋漓,而我有起码100个毫米需要挺过去。最令人绝望的是,每次掰完后仅仅十多分钟,胳膊又会立刻僵住,刚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所做的努力,顷刻间荡然无存。

我的胳膊僵硬有两个原因:一、术后长时间没进行专业的康复训练;二、虽然我是右臂上方的肱骨骨折,但是医生却为我植入了两块直达肘关节的钢板,手术时也划开了整个肘部,而我后来从翻阅的资料里了解到,肘关节是人体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术后如果长时间不活动,它就会形成粘连。“粘”“连”,两个字分开时是汉语字典里普通的住户,但碰到一起就有了杀手本色。随着时间推移,关节一天比一天黏合得紧。

夜里,我无法入睡,心里火烧火燎。我爬起来上网寻找帮助,几经研究,第二天一早来到了三里屯的一家医院。

也许是病人太多,为我看病的这位医生明显有些不耐烦,他看了眼我的胳膊,然后举起自己的胳膊,非常自如地来回弯曲和伸直了几下,说:“你就这么自己使劲来回动就行了。”我想告诉他,如果真如此简单,我就没有来看病的必要了,但是我忍住了,心平气和地问:“那我需要接受什么专业的康复训练吗?”医生看着电脑,说:“不用,自己动动就行了。”我的父亲在旁边追问:“那么我就继续在家里帮他掰胳膊,对吗?”医生简练地答道:“是的。”

一个专业负责的医生,可以让患者在冬天里感觉到春天般的温暖,反之,一个来上班只是为了应付差事的医生,则会让患者在冬天里感受到裸体的滋味。我清晰地记得,上海申花足球队的球员登巴巴在比赛中断腿后,被要求术后前往卡塔尔进行康复,几天后便可以下地行走,可见当地医院对康复方面的重视程度和实际治疗的能力;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医生更看重手术的成功,却忽略了康复的必要性。我相信在全国各地的骨科医院里,肯定存在很多康复意识强的优秀医生,只是我自己不幸地成了一名没有被阳光照射到的患者。

谨遵三里屯医生的医嘱,我继续着独自掰胳膊的康复。我制订了像去健身房锻炼一样严格的掰胳膊计划,每天上下午各40分钟左右,先掰后压,每次掰或压到极限时数30个数。

为了应对每次掰胳膊时强烈的痛感,我咬着毛巾,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巨大痛苦。以前青春期时有过的忧郁症,现在回想起来不过是不知世间疾苦的神经病。人总是要经历更多才会懂得更多。

因为我仅知道硬掰这一种方法,恢复得很慢,《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欧洲季的工作一拖再拖,寻找跟我同一天出生的欧洲“另一个我”的情况非常不乐观,所以我决定当即启程,前往欧洲,路上一边工作一边康复。

芬兰、比利时、瑞士,三站调研和拍摄下来,我通过沙发客Eija找到了两名芬兰的“另一个我”;通过瑞士SEG大学找到了一名来自南非的“另一个我”。我收获了一些拍摄者,但右臂的活动角度却停滞不前,甚至有了倒退,只剩下二三十度的活动范围。看到镜中的自己像个怪物,我开始有了更糟糕的设想,我的胳膊是否要终生残疾了?

我在机场大堂尽量安静地咬着牙,父亲帮我掰胳膊,一边的俄罗斯乘客在围观,对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我在赫尔辛基沙发客Eija家的沙发上趴着压胳膊,疼得咿咿呀呀,形象和姿势都并不雅观,好在患过乳腺癌的Eija了解作为病人的心情,因此并不在意。我躺在布鲁日的小旅馆的床上,右手长时间地举着摄像机,试图用这种方法压胳膊。

我在瑞士蒙特勒风景如画的天堂里,却如同置身地狱。

在欧洲工作了近一个月,由于持续高强度的硬掰硬压,我的肘关节越来越肿。没有科学的指导,每次自己康复训练后也从未对胳膊进行冰敷(后来才知道冰敷的重要性),所以我的康复情况越来越糟糕。

眼见一天天坚持康复却回天乏术,我做出了一个无奈的决定:提前回国。

北京时间早上五点,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我滑翔到这场康复拉锯战的新阵地——望京的一家医院。

康复科的王医生看过我的胳膊后表示,他有信心一个月左右把我治好,他的办法是上下午各为我“手法治疗”半小时,同时再使用一些康复仪器。

我住进了这家医院,心里那瓶苦涩的酒的度数降低了一点儿。

每天康复的第一项内容是摇小车,坐在一个类似风火轮的仪器面前,双臂依次摇动15分钟。几天下来,我跟王医生反映效果不大,肘关节的活动角度丝毫没有变化,也许它不适合我,但是王医生坚持让我继续使用,理由是所有骨科康复病人按常规都使用这个。医生还为我想了这种掰胳膊的方法,但是效果也不大。

第二项康复内容是王医生的“手法治疗”,这个称呼听起来非常高深,有点儿像四两拨千斤的武林高手,又像具备高超手握寿司功力的日料大师,我期待着王医生用他专业的手法让我好起来。不过,当他抓着我的右臂用力地来回摆荡的那一刻,我的心就凉了半截,看起来他并不了解这样生硬的摆荡令人多么痛苦且无效。接下来,他开始给我掰胳膊,动作柔和,慢慢加力,最后以最大力量将我的右臂弯曲到极限,然后让我数30个数,这样做三次。弯曲后,再反过来压三次。这就是“手法治疗”的全部内容。

说实话,这跟我在家康复时的方法几乎一模一样,并没有更高深的手法,也没有更奏效的结果,每次掰完后,胳膊依旧按时僵住。

在“手法治疗”后,是康复治疗的最后一项内容,将胳膊放在一个仪器上,从0度到120度,定好角度,绑紧绑带,让仪器缓缓地运行,理论上将你的胳膊强行掰直,但实际上,当仪器运行到设置好的度数时,我的肩膀会因为剧烈的疼痛而下意识地抬起,仪器上的绷带根本无法将我的胳膊绑住。即使它运行得很缓慢,我全力配合仪器,但胳膊也无法按仪器上的度数一下子强行掰开。虽然治疗效果不大,但是我依旧每天坚持使用两次,每次30分钟。

这台仪器占地一平方米左右,机身不大,却不可思议地被安置在医院的最高层。不知该院康复科的领导是否有玩密室逃脱的爱好,因此故意将这台机器放得那么远,让行动不便的患者去寻找。每次“手法治疗”后,在我的胳膊能活动的有限的几分钟里,我多么想立刻用上那台仪器,但每次去电梯排队,再快步走到那个房间,再等它开机,十几分钟早已过去,胳膊重新回归僵硬。每天我都要与时间进行赛跑,结果都是以失败告终。

在望京这家医院的日子里,痛感成了一座火山,时间熄灭不了它,治疗熄灭不了它,它气势磅礴地爆发,仿佛一个无限生产痛苦的炼狱。每天前往康复室前,我都要做一番心理准备,想想《勇敢的心》里的梅尔·吉布森,想想关羽的刮骨疗毒,想想那些铁血硬汉的故事,只有这样才能有勇气走进康复室。康复室长方形的床,对我来说就是地狱的入口。每次去康复室我都要额外准备一套干衣服,因为每次“手法治疗”都会令我疼得汗流浃背,衣服湿透。

康复室里有各种患者,有的腿不好,有的肩不好,男女老少,每个人都是一座有故事的博物馆,储藏着不同的心酸。一位大妈是我的同类,她经常同一时间和我使用“风火轮”仪器,我们并排摇着小车,想象着外面世界的风光,做着原地的旅行。经过几次互相观察后,她向我倾诉了她的心声:“疼啊,太疼了!”她略带皱纹的脸上出现了更多皱纹,“我家里就我一个人,我每天自己来……”大妈没有植入钢板,但是肘关节还是粘连了,无法弯曲,但可以伸直,情况比我好一点儿。大妈的“手法治疗”被安排在康复室里唯一的一个独立小房间里,关着门。一次,我的床位正好被安排在那个房间的门口,我听到了里面大妈撕心裂肺的喊叫声。医生也对她采用了把胳膊压到极限的治疗方式,虽然隔着一道门,但她那发自本能的惨烈叫声依然若隐若现地在康复室里回荡着。她的惨叫来自一般人无法体会的切肤之痛,而我对那种痛深有体会,好比有辆西行的火车在拉着你北去的筋,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彼此拉扯得极为痛苦。我和大妈一样,也会疼得喊叫,但声音更低沉,音量都化作了汗水。

王医生最常对我说的两句话是:“来,放松啊放松!”“我知道你这个是非常疼的,但是加油啊!”他富有经验地鼓励着我,希望早日把我治好,而我也充满信心,认为这只是一个坚持的事情,只要咬紧牙关,症状一定会有所好转。我们齐心协力,家人甚至在医院附近租了个十平方米左右的出租屋来陪我。

坚持了半个月,却依然不见好转。

现实像一个噩梦,我只有闭上眼睛才会感到解脱,所以,每天我最期待的事情就是睡觉。那是2015年12月严冬的一天,恰逢我的一个朋友过生日。在日料店,我一壶一壶地喝清酒,很快就喝醉了。事实上,当时我就是奔着喝多去的,我想要解脱,我甚至想截肢了。在回程的出租车上,姑姑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询问我的情况,在酒精的作用下,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的痛苦,在电话里大哭起来。这是我长大后第一次哭得像个小孩,委屈、害怕、悲伤交织在一起,它们已经沉淀了很久,在我的心头堆积成了一座寒冷的雪山。车窗外的北京夜色朦胧,我的视线渐渐模糊,看不到希望。

情况不容乐观,但我不死心。我在望京的医院请了半天假,去了另外一家著名的康复医院,但是医生在看过我弯曲的胳膊后,表示他们的治疗方案和望京的医院也差不多。

我又去了位于家附近的亦庄的一家骨科医院,恰逢院长在场,她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她建议我热敷(据说热敷容易造成骨化性肌炎)。看着我的X光片上的两块钢板,她表示可以先取出一块钢板来看看,我大吃一惊,头顶着一千个问号撤退了。

我又去了久负盛名的积水潭医院,这是北京公认的骨科最好的医院之一。为我出诊的是个年轻的女医生,她给我开了点儿药,同时给出了一个治疗方案:自己多动动。

世界上最绝望的事情就是你付出了所有努力,但是依然没有结果。虽然如此,但我还不死心。为我植入钢板的关医生,在术后一直很关心我,他在微信里发来了一篇名为《骨折术后晚期康复治疗方案》的文章,30页左右,我仔细进行了阅读。这篇文章的落款写了四个人的名字,排在第一位的是唐金树,我按图索骥,来到了北京解放军304医院骨科,寻找唐金树。

唐金树是北京304医院骨科的主任。他的长相酷似《舌尖上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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