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风
出版社：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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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怀瑾讲国学试读：
前言
1918年，南怀瑾先生生于浙江乐清柳市的一个书香世家，自孩提时代起，他就接受到正统严格的私塾式教育。到十七岁时，他除了精研四书五经之外，涉猎之广，遍及诸子百家。他还认真研究过拳术剑道、文学历史、琴棋书画、医药卜算、天文历法诸学，深得其精髓。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曾在峨眉山顶的大坪寺闭关三年，苦读佛家经典，批阅了全套《永乐大典》《四库备要》等经史典籍。多年以来的知识积累，奠定了他深厚的国学修养。
1969年南怀瑾先生在台湾创立“东西精华协会”，致力于宣讲中国传统文化。他的演讲范围极广，除了涉及儒、释、道三家学说之外，还扩展到文化脉络、韬略、中药、园林建筑、企业管理、诗词、书画、星相、卜易之学……他的讲解生动风趣，深入浅出，每每开课，讲堂内外，听众云集。更为难得的是，南怀瑾先生精通儒家、道家、佛家三派经典，三教精神存乎一心，运用自如。在通往国学殿堂的道路上，他是一位高尚的布道者，把先贤的智慧融会贯通，以更加通俗易懂的方式向我们娓娓道来。
南怀瑾先生终身以弘扬传统文化为己任。早年他曾响应政府号召，推动“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和钱穆、胡适、林语堂、牟宗三、唐君毅往来台港两地，传播传统文化。他创立了“老古出版社”，发行《知见》，弘扬佛学，客观上提升了民众文化水平。
南怀瑾先生心系国家建设，于1988年，在家乡投资兴建金温铁路。工程于1996年4月竣工后，他将全部股份转让给地方，并赋诗一首：“铁路已铺成，心忧意未平。世间须大道，何只羡车行？”
南怀瑾先生，在晚年定居于太湖大学堂。九十多岁高龄还坚持外出授课，而且每天晚上会为弟子授课一个小时。读书、修行、育人是先生每天必做的三件事。直至2012年病逝，他对此从无懈怠。
南怀瑾先生讲解国学，深入浅出，生动幽默，成功地把艰深晦涩的经典拉下神坛，使读者直观地感受到国学智慧的深邃与广博。
本书在创作中，认真参考了南怀瑾先生的相关著作，引用先生的原话来阐述观点，保持了先生风趣幽默的语言风格，同时加入了一部分贴合主题的史实小品，力图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国学，还原经典。
本书通过南怀瑾先生特有的经史参合式的生动解说，化深奥晦涩为简单明了，引人入胜。
希望读者能在轻松愉快的阅读过程中，品味经典，增广见闻，徜徉在南怀瑾先生的讲述中，领略国学的不朽魅力。第一章南怀瑾谈道家：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以老子和庄子为代表人物的道家学派，在我国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不同于曲解老庄学说、片面追求长生不老的道教，道家学术思想崇尚“清静无为、返璞归真、顺应自然”，是一种朴素的哲学思想。一个“道”字，囊括了中国哲学的一切——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种种哲学。南怀瑾先生对其有过高度的评价：“道家学术思想的内容，也就是中国文化的原始宗教思想、哲学思想、科学理论，与科学技术的总汇，笼络贯穿中国文化上下古今的大成。”清代学者纪晓岚也曾经以“综罗百代，广博精微”八个字来赞美道家的学术思想，认为它包罗万象又精微至极，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无尽宝藏。南怀瑾先生曾经以一个生动的比喻来说明，道家学术思想与儒学、佛学的区别以及其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他指出“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都要靠道家思想来拨乱反正”。先生还为我们深入浅出地解释了老子和庄子的主要观点，说明“道”是天地自然的规律，我们只有顺应自然规律，放弃一些不适当的“妄念”，保持人性中的简单和质朴，才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美好。壹 “三玄”是拨乱反正的救命药
关于儒道佛三家，南怀瑾先生提出过一个很生动的比喻：“儒家好比粮食店，为人们提供必不可少的精神食粮；佛家是百货店，日常用品，林林总总，一应俱全；道家则是药店，灵丹妙药，用以救人救世。儒家店必须光顾，圣人曰：‘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佛家店则随时可以逛逛，有钱则购，无钱则望，其中应有尽有，为人生之不可或缺之物；道家店则是无事不必登，有病必须看，否则病人病入膏肓，悔之晚矣。”
南怀瑾先生说：“儒佛道三家学术思想，二千余年间，迹虽相距，理常会通；外则各呈不同之衣冠，内容早已汇归一途，共阐真理。如儒家则偏重伦理，留心入世，善则无可非议，弊易入霸道；佛家则偏重心理，志求解脱，善则无可非议，弊则流于疏狂，而皆以心法入门，超拔精神进于形者；道家则偏重生理，从形质入门，善则出神入化，弊则易落私吝，而亦终外形器，而达形而上者。”
嵩山少林寺有一个供奉老子、孔子、释迦牟尼的地方，该地方的对联是：“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这说明儒道佛三家历经几千年的演变融合，已相互渗透，相互同化，从某种角度看，早就已经“三教一体”了。比如，在个人修养的观点上，儒家讲“修身、治世、平天下”；佛家讲“见性、救世、通万通”；道家则讲“养生、遁世、穷万物”。虽然说法不一，其本质却大同小异。
南怀瑾先生在分析儒道佛三家的差异时说，儒家是讲入世的，勇猛精进，百折不挠，它的精义是“工作”；道家在出世入世之间，行云流水，顺其自然，它的精义是“生活”；佛家是讲出世的，似空非空，云空未必空，它的精义是“睡眠”。
比如，在理解世界的观点上，儒家重视现世的修为。孔子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就是说，人们要先懂得生活，再谈论死亡。孔子还告诉人们“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道家讲究穷尽变化，老子一直不厌其烦地为人们讲述万事万物的变化规律，让人们效法天道，顺应自然，在自然之道中学习为人处世之道。佛家则讲“缘起性空”、“四大皆空”。
南怀瑾先生说：“相对而言，儒道两家，对于中国历史文化的影响更为深远，可以说华夏几千年的历史舞台上的精魄就是道家思想和儒家思想。”
自公元前163年以后，人们对儒道两家的信奉，开始有了明显的变化——“文人崇老，官吏推孔”。然而，一旦“崇老”的文人墨客步入官场，将乌纱帽一戴，就改变口径张扬地推崇起儒家来，而那些“崇老”的勾当只好在暗地里进行。但对于儒道思想之于社会的意义，南怀瑾先生如是说：“华夏文明，数千年的历史有一个不易的法则，即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最终都要靠道家思想来拨乱反正。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易经》《老子》《庄子》出来用世，内用黄老，外示儒术，外面标榜的是‘孔孟之道’，实际运用的却是‘黄老之学’。”
众所周知，最能代表道家思想的是老子，他对道家思想有最为系统、具体的阐述。而《庄子》又对《老子》进行了最全面、精细的阐释，发展和弘扬了道家学说。道家学说论辩的道理，在政治、教育、军事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关于道家，南怀瑾先生解释说，现代人对道家的观念，是汉、唐以后的人所持的观念。在秦汉以前，“道家”与“儒家”，并没有分开，都是一个“道”字，其代表了中国的宗教观，也代表了中国的哲学——包括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军事哲学、经济哲学，乃至一切哲学，都涵在此“道”字中。
魏晋南北朝这一阶段，正是《易经》《老子》《庄子》“三玄”之学最流行的时代。但是，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非常混乱，政治、经济、文化是中国历史上最衰败的两百多年。可是在哲学思想方面，由于知识分子的高谈阔论，也提升到极点，于是有人说，“三玄”之学，是衰乱之书，因为每到一个衰乱的时代，“三玄”之学就会特别受人欢迎。这是因为在动乱不安中，人们的精神失去寄托，所以便希望从精神方面，找到一条出路。其实，持“三玄”之学为衰乱之书的观点未免有失偏频，在中国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开基立业的鼎盛时期，都是由“三玄”之学出来用世的。而且，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易的法则，每当时代变乱到极点，无可救药时，出来“拨乱反正”的人物，都是道家人物。不过，他们有他们的一贯作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他们帮助人家打好天下，成功了，或在私人事业上，帮助别人发财，当上了老板，然后自己飘然而去。如商汤时的伊尹、傅说，周朝的姜太公，春秋战国时期的范蠡，汉朝的张良、陈平，三国时的诸葛亮，都是道家人物。姜太公与范蠡，完全做到了“功成，名遂，身退”；张良则差一点，最后欲退而不能，本事不算大；至于诸葛亮，他的立身处事，完全是儒家的态度。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用在他的身上，再合适不过了。
纪晓岚曾经用八个字精炼评价道家思想：“综罗百代，广博精微。”他甚至认为道家的文化，包含了上下五千年的整个中华文明。“广博”是说它包罗众多，“精微”则是说它精细到了极点。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得五千言，但因为它包罗万象又精微至极，因此是世界范围内影响最大的哲学著作，其中三五个字就足够我们这些普通人参悟一生了。贰 不可言说的“道”和“老子三宝”《老子》洋洋洒洒五千言，开篇第一句就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之所以要给所谓的“道”一个固定的名称，只是为了表达方便，姑且命名为“道”而已。正如每一个人都有名字，而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和象征而已，是人为的艺术设定。
南怀瑾先生认为，老子将“道”这一名词提出，同时又强调，不可将“道”看为一般的常道，不可执着于名相而寻道。他还进一步解释说，“道”是一种看不到、听不见、抓不住的东西，恍恍惚惚，无形无状，混而有一。它是宇宙唯一的存在，“先天地生”，为“万物之母”，是终极所在，是万物根源。“道”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法则，是天地万物表现出来的一种基本品质。它是整体性的，在本质上既不可界定也不可言说，不能以任何对象来限定，也不能将其特性有限地表达出来。
所以，“道”的本质特点，即不可说。
齐桓公在堂上读书，木匠在堂下做车轮。木匠问齐桓公在读什么，齐桓公敷衍他说：“圣人之言。”“圣人还活着吗？”“已经死了。”“那么说您读的就是古人留下的糟粕了？”
齐桓公闻言大怒，要木匠说清楚。木匠解释说：“我制作车轮的时候可以让榫眼不松不紧，嘴里虽然说不出这榫眼的尺寸，心里却是非常有数的。我心里的这个数没办法传给我儿子，我儿子也没办法从我这里继承。所以我都六十多岁了，还在这里给您做轮子。圣人已经死了，他悟出来的道理也就消亡了，能够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是很浅层次的东西。所以我说您读的书不过是古人留下来的糟粕罢了。”
齐桓公听罢若有所思。
道，妙不可言，莫可名状，只能心领神会。
南怀瑾先生指出，修道不可执着于道德名相，不然便只会流于表面。“道”有时也可以叫作“无”“朴”“一”。它是一种不受局限的、无终止的、一切事物的源泉与原始浑朴的总体。它不是静止不变的实体，而是永远不停息地流转与变迁的过程。那究竟什么是道？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依靠土地来繁衍生息，土地依靠天时来化育万物，天时则依据大道来运行变化，大道就是顺其自然。南怀瑾先生在《禅宗与道家》中指出：“近代人翻译西洋传入的哲学与科学的概念时，借用了老子的‘自然’这个词来表达整个物理世界，即‘自然界’这个意思。但这不是老子‘自然’一词的原义。在老子的那个时代，中文文法是单字造句，因此老子所说的‘自然’只能是‘自己如此’‘自然而然’。”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解释说，大道无名，并非一般凡夫俗子心中的常道，人们为形而上的道建立起一个至真、至善、至美的名相境界，反而偏离了道的真义。有至真、至善、至美，就有至假、至恶、至丑，有人追求真善美，也有人甘愿沉沦苦海，也就是说，只要二中取一，就是背道而驰。因此不执着于真假、善恶、美丑，才是道法自然，才能道有所成。
所谓“人之初，性本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没有差别，都具有一颗自然的“初心”。只是随着年龄的成长，我们慢慢地在这个世界中，迷失了“自我”，丢掉了“初心”。那我们如何才能保持“初心”，坚守本性呢？
老子传了三件法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南怀瑾先生解读说，第一件宝“慈”，即“对人对事无不仁慈，而且要爱人，处处爱人，处处仁慈”。第二件宝“俭”，即“老子说的俭，是指精神的消耗；言语、行为、时间都要节省，都要简化，话不要啰唆，要简单明了”。第三件宝是“不敢为天下先”，即不具备某种能力的时候，没有认清某种“势”的时候，就不要“螳臂当车”，为天下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这句话是老子在解释“三宝”的道理。南怀瑾先生认为，老子说，“慈故能勇”，是说一个人只有具有爱天下人的心，才有牺牲自我的勇气；真仁慈才有真正的大勇，小仁慈没有真胆子。“俭故能广”，是说因为能够简化，所以发挥起来更为广大。“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是说因为不想为天下先，凡事开始就有这样的想法，所以，他能够成为“器”，成为一切事一切人的领导。
汉文帝极为推崇“黄老之道”，是一位将“老子三宝”真正身体力行的君主。
汉文帝即位不久就下诏废除了连坐制，后来又因为缇萦上书救父，废除了肉刑。他对大臣们说：“犯罪受罚，理所应当。但是肉刑太过于残酷，让人失去了改过自新的机会，就取缔它吧。”汉文帝从政二十三年间，生活简朴，平日里只着粗袍，是臣民的表率。他用泥瓦修建自己的陵墓，这在中国历代帝王中，实为罕见。吕祖谦盛赞文帝说：“凡四百年之汉，用之不穷者，皆文帝之所留也。”文帝还经常揽过失于自身，无论天象异常或是外患日亟，都要自己反省。可以说，文帝把慈、俭、不敢为天下先都逐一做到了，正是因为这样，其在位期间，不仅改变了汉初经济萧条的局面，还给后世留下了“文景之治”的佳话。叁 从“庄子的鱼”看道法自然《庄子·外篇·天运》有云：“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庄子说，泉水干涸了，两条鱼用彼此嘴里的湿气来喂对方，与其这样苟延残喘，在死亡的边缘相互扶持，还不如都回到大海，安闲自在，互不照管来得好。“相濡以沫”固然令人感动，“相忘于江湖”却是一种更加坦荡、淡泊的境界。庄子认为，一个人能够提供给他人的帮助毕竟是有限的，即人为的仁爱是有限的，而大自然的爱却是无量的。当我们需要靠相互救助来渡过难关的时候，这个世界已经不好了。因为大自然的爱是无量的，所以人应该相忘于自然，如同鱼相忘于江湖。
南怀瑾先生认为，鱼离不开水，所以想养鱼就要特意挖一个池塘放上水，才能把鱼养得住。那么，道是“自本自根”的，但人找不到，怎么办？有这样一句话“无事而生定”，也就是说，你的心中，一天到晚要“无事”，心中无事就是真正的定。养鱼需要挖池塘放水，鱼才能在里面生存，修道就要做到心中无事，才能生定。而鱼不知道有水，得道的人也不觉得自己有道。
有个年轻人在山脚下碰到一个牧童。牧童坐在牛背上，吹着笛子，看起来十分逍遥自在。年轻人很羡慕这位快乐的牧童，就向他求教解脱烦恼的方法。牧童说：“我骑在牛背上，笛子一吹，什么烦恼都没有了。”年轻人试了试，并不觉得快乐。于是他开始四处求教。
不久之后，年轻人遇到一位独自坐在山洞里的老人。他见老人面带满足的微笑，便深鞠一躬，问老人：“怎样才能和您一样摆脱烦恼呢？”
老人反问道：“有人捆住你了吗？”“没有。”“既然没有人捆住你，何谈解脱呢？”
年轻人恍然大悟。
五祖弘忍欲求法嗣，令诸弟子各出一偈。上座神秀说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
六祖慧能续一偈曰：“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正所谓“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人之所以不快乐，是因为活得不够单纯。盲目追求解脱烦恼的途径，是一种变相的自我设限。当你认定自己需要摆脱烦恼的时候，已经在不知不觉中陷进了自己的心结。《庄子·内篇·养生主》记载：“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恶乎介也？天与，其人与？’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
公文轩见到右师只有一只脚非常惊讶，就问他：“你这是天生的呢，还是后天人为造成的？”
右师回答说：“这是天意，不是人为的。上天只给我生了一只脚，人人都有两只脚，所以知道这是天然的，不是人为的。”
右师的意思是不管什么原因造成自己的残疾，都是天命。一切都不是人为的，是天然的。上天要我一只脚活着，我就用一只脚活着。
南怀瑾先生强调，每个人都有天然的生命，每个人的身体形貌都是独立的，各有独自的精神。如果为人太过在意别人的评论和看法，时刻想着维持自己在外人眼睛里的完美形象，不能容忍他人对自己的质疑，就难免会忽视自己的真实处境。《庄子·内篇·逍遥游》里提到：“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南怀瑾先生解释说，庄子在这里提出了第五种人格——全世界的人都恭维他，他都不理会；全世界的人都骂他、反对他，他也绝不改变自己的方向。这是一种很难达到的人格高度。“定乎内外之分”，“分”是分量。什么是我？什么是他？什么是物？什么是心？他对自己做人的道理看得很清楚，对于人世间什么叫作真正的光荣，什么叫作真正的耻辱，看得很清楚。自己遭到了耻辱，绝不因为现实社会的影响而有所改变。这种人超然物外，具备独立的人格修养，其特立独行，不受任何时代和环境的约束。每个人都应该看清自己，看清世界，做特立独行的第五种人，不要泯然于众，碌碌无为。《庄子·内篇·德充符》有云：“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
以南怀瑾先生的观点来看，庄子的意思是，人活着要顺其自然，要不增不减，抛却心中的妄情、妄念、妄想，保持一片清明境界，才是上天给我们的道。这个道就是本性。也就是说，人要活得自然，一天到晚头脑清清楚楚，不要加上后天的人情世故。如果加上后天的意识上的人情世故，就会有喜怒哀乐，使得身体内部受伤害，就会有病不得长寿。
老和尚携小和尚下山游方，经过一条大河时，碰到一个想要过河却不敢轻易涉水的女子。老和尚主动背着女子趟水过河，然后与小和尚继续赶路。小和尚不禁一路嘀咕，师父怎么了，竟然背了一个女子过河，这是犯了戒呀！小和尚一路走，一路想得辛苦，最后终于忍不住质问了老和尚：“师父，你犯了戒律，怎么能背个女子呢？”
老和尚闻言，叹道：“我早就将她放下了，你却还放不下！”
南怀瑾先生说：“人为什么有烦恼？为什么有痛苦？因为自己妄执。”小和尚为什么烦恼？为什么痛苦？因为他“放不下”。旅行中我们携带的行李越多，肩膀上的负担就越重，唯一可以减负的方法，就是扔掉多余的行李。
南怀瑾先生还说：“妄念不能停，就是心火不能下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我们的妄想习气就是这样，你觉得自己没有执着，事实上，无意中已在执着，连自己都不知道，能够晓得这习气的话，就能得解脱了。修道学佛，搞得心中很清净的时候，有一个‘分别’很可怕，稍稍看到别人讲错了话，做错了事情，或者不合规矩，马上觉得很讨厌，那就是瞋心，分别实执。你以为分别实执那么容易去啊！如果真的那么容易，你早就成道了。”正所谓“当局者迷”，对于人性的弱点，我们每个人都有足够的了解，可一旦置身其中，面临选择，就会发现并没有想得那么简单。“人之初，性本善”，刚出生的我们像一张白纸，但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纸上的图案越来越复杂。我们越长大，就越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看到周围的人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会不由自主地随波逐流。其实，人性虽然复杂，生活却很简单。许多时候，我们只需要抛却心中的“妄念”，学会适当地放弃，学会遵循生命的自然规律，就能获得简单的快乐。肆 真善的境界是“止水澄波”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曾经这样询问宽广禅师：“你既然号称为禅师，又为什么要说法布道呢？”
宽广禅师回答他：“无上菩提的妙义，约束身体的就是戒律，宣之于口的就是道法，在心里参悟的就是禅。它们的本质是一样的。比如，江河湖海，它们的名字虽然不一样，为水的本质却没有分别，而戒律就是道法，道法离不开参悟，所以为什么要对它们妄自加以区分呢？”
白居易追问禅师：“既然没有区别，又为什么要修心呢？”
宽广禅师认真地说：“心本来就是无损的，为什么还说要修呢？不管是好的念头还是不好的念头，要一念不起。”
白居易十分疑惑：“不好的念头不应该起，好的念头为什么也不能起呢？”
宽广禅师微微一笑，道：“这好比人的眼睛，里面容不得沙子，同样容不得金屑。”
宽广禅师对白居易描述的境界，就是南怀瑾先生认为的“圆同大虚纤尘不染”，既容不下沙子，也没有金屑，所以至纯至清。
老子在《道德经》里提到“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即谁能够在浊世间慢慢修行至身心清净的境界呢？一杯浑浊的水，使它长久的平静起来，泥渣沉淀，这杯水就由浊转清，成为一杯清水。人心就像这样一杯水，只要能从混乱浑浊的状态下抽离出来，慢慢平静，慢慢稳定，总会回归纯粹和清明的。所谓止水澄波，正是心如止水，万念不生，一切顺其自然，心情平静安详，自然舒畅。一个人一旦心存刻意，善念也好，恶意也罢，总会牵动心绪，平起波澜。
或许有人认为心存恶念是不对的，不存善念实在于理不合。需知善恶之间，是很难分辨的。南怀瑾先生曾说：“有时以为做了善事，救了别人，后来思量，他们继续的生活方式，对于其他人来说，反而是更大的伤害。因此，善与恶，难以捉摸，没有绝对。”
有这样一个寓言故事，看似荒诞，却值得人们深思。
从前有个僧人跟屠户交好，僧人要每日早起念经，屠户要每日早起杀猪，他们约定每天早晨叫对方起床。很多年过去以后，僧人与屠户都去世了，屠户得到善果，僧人却坠入苦海。原来屠户生前天天叫僧人起来念经，是天天行善，而僧人却天天叫屠户起来杀生。
我们的善行善举，站在自己的角度看起来似乎没错，对他人来说却不一定是对的。好心做坏事的例子已经太多，天地自然有道，妄加干涉，是自作聪明的表现。
南怀瑾先生提醒我们，真正的善与恶，有时候需要放在一个大的前提下去考量。世间的人和事都不能简单地下定论。
宋代大文豪苏轼在渡河时看到一座塔，这座塔名叫僧伽塔。传说只要拜过这座塔，渡河之时就能一路顺风，平安抵达目的地。于是苏轼也在拜过塔之后才登船，果然一路顺风，因此心中自然得意。多年后，苏轼历尽人世沧桑，再次见到这座塔时，心境已完全不同，并留下了《泗州僧伽塔》一诗：
我昔南行舟击汴，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至人无心何厚薄，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告物应须日千变。我今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不嫌俗士污丹梯，一看云山绕淮甸。
苏轼在诗里感叹道，耕田的人想求雨，收割的人求放晴，去的人求顺风，回的人不就要逆风了吗？老天爷可怎么办？到底帮助谁呢？一切都随天意去吧。
我们应该让自己的心灵不容尘埃，也不容金屑，一切都随着本性的纯朴，不要追逐刻意的为善。刻意为善，掩盖了善良的本质。要知道，违背自然规律的人力帮助，大多数时只能适得其反。苏轼的故事告诉我们，只要能够平心静气，与世无争，对一切泰然处之，自然心情舒畅。
老子在《道德经》第十九章提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所谓“绝圣弃智”是要求我们把脑海中的固有观点抛弃掉，不能迷信权威，自作聪明。
南怀瑾先生解说老子的观点，认为“见素抱朴”是将绝圣弃智的观念归纳到生命理想中。这里面的“朴”，是指还没有经过雕琢的、质地天然的原木，大约是教导我们要“现其本真，守其纯朴”，不要为外物所累。老子主张“绝仁弃义”，不以圣人为标榜，不以修行为口号，老老实实做事，规规矩矩做人，才是真修道。老子认为，人性之初是没有善恶之分的，善恶是在周边环境的影响下，依据本性而生的，有善恶之分的不是本性，而是受环境影响形成的习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性都是很朴素的，这种自然的本性会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教育和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自然的人性是圆满的，是质朴的，人为的雕琢反而破坏了这种朴素。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道：“质本洁来还洁去，强于污淖陷渠沟。”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在历尽尘世浮华之后才体会到本性的可贵。
因此南怀瑾先生提醒我们，“圆同大虚纤尘不染”，也就是，不要让沙子和金屑沾染我们纯洁的心灵。心如止水，随遇而安，保留住人性中可贵的单纯和质朴，才是真善。伍 福祸无门，惟人自召《庄子·内篇·人间世》有云：“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南怀瑾先生针对此解读说，如果人一生都要求有幸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幸福就像轻飘飘的羽毛一样难以把握，而艰难痛苦就像脚下的大地一样始终不离左右，所以人一生都是身在祸福之中。明白了这点，你就能以平和的心态来看待身边的得失。
生活中我们常常抱怨自己不如别人过得好，感叹苍天不公。其实命运对每个人都是一样，人人都会拥有，也会相应失去。南怀瑾先生提醒我们，在慨叹不幸时，多想想自己所拥有的，其实我们所拥有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最宝贵的。
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南怀瑾先生针对此解释说，一个人如果真正能够对天道自然的法则有所认识，那么天赋人生，已够充实。善于利用生命中原有的真实，应对现实生活，就能够悠游余裕而知足常乐。但是，如果忘记了原有生命的真善美，任欲望膨胀，希求永无止境的满足，那么，必定会招来无限的苦恼。生命给谁的都不会太多，当我们觉得拥有太少而拼命争取的时候，无尽的烦恼和痛苦也就随之而来，只有停下追逐欲望的脚步，快乐才能来到我们身边。人的一生难免起起落落，有得意也有失意，因此我们要学会用一种平和的心态来面对得失，把握住自己不为外物所动。
南怀瑾先生认为，任何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关键是看你如何从不利的一面当中看到有利的那一面。庄子把这个道理看得十分透彻。《庄子·内篇·人间世》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故解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头上有白毛的马没有人愿意骑它，它因此可以免去一辈子的奴役。鼻子高高翘起的猪，不会被用来做祭祀，可以安然到老。凡人认为不吉祥的事，在“神人”眼里却有益无害。因此说一个人，能从不利的事物中找寻对自己有利的一面，认为这是最好的安排，便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
南怀瑾先生在《老子他说》一书中有过这样的阐述：“人生的祸福善恶，因果之间，没有另外一个做主的，就是所谓的‘无主宰’，所以叫‘不召而自来’。”《太上感应篇》中有一句重要的话：“祸福无门，惟人自召。”对此南怀瑾先生说，祸与福是没有主宰的。他说：“鬼神也做不了你的主，上帝菩萨都做不了你的主，只有人自己的心念，所谓‘惟人自召’，是你自己召的。所以我们人生一切的遭遇，严格地反省下来，痛苦、幸福、烦恼等等，都是自己召来的。”人生总有成败得失，如果我们不能认清自己，正确地看待利弊，就难免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所以他提示我们要看到事物的两面性，学会用辩证的方法解决问题，以减少一些挫折感，这样人生才能轻松愉快。《庄子·内篇·应帝王》中说：“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庄子认为，得道的圣人，他的心就像一面镜子，对于外物，来者即照，去者不留，能够清楚地反映外物，又不会因为外物损心劳神。这样的人就是能胜物而不伤己。
南怀瑾先生认为，庄子所言的“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是道德的最高境界。他说，得道的人身处世间，对于外物既不欢迎，也不拒绝，“物来而应，物去不留”，因此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
小徒弟一边擦镜子，一边笑着感慨：“镜子可真便宜啊，几个钱就能买到这么大一面呢！”
师父教导他说：“你可别小看镜子，它足可以当你的老师。”
小徒弟很疑惑，问：“镜子有什么可以教我的呢？”“无论什么东西只要放在镜子前，它都能映得出。东西移走以后，镜子里又什么都留不下，物来则应，过去不留，这就是智慧。”
师父的话可谓字字珠玑，值得我们深思细品。
一日，清了禅师路过厨房，正巧负责倒水的弟子弄坏了水桶，将整桶水全都洒了。众人见水桶的底脱落了，都觉得很可惜。清了禅师却说：“桶底掉了是好事，诸位何必烦恼呢？扶持旧桶，桶底呼脱，桶底无水，水中无月。”
桶底掉了，桶中什么都没有，而且再也装不进去，不是很妙吗？想要保持一颗平静的心，就要学会“事来则应，事过即忘”。要知道，适当地放下是一种生活的智慧。
一个富翁背着许多金银财宝去寻找快乐的生活，他跋山涉水，始终找不到快乐。路过的农夫告诉他：“想要快乐很简单，只要放下就可以了。”富翁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背着这么重的珠宝，还要防备别人的暗算，整天忧心忡忡，怎么能够快乐呢？
当我们越是执着于一件东西时，这件东西就会离我们越来越远。当各种各样的负担如同大山一样压在我们心头，让我们无法自由呼吸的时候，最明智的办法就是放下它。
南怀瑾先生曾幽默地说：“中国人有一句很好的修道经验的话，‘神仙无别法，只生欢喜不生愁’。修道想成神仙，没有另外一个法子，只要一切烦恼痛苦都丢掉放开，永远高兴，这样才会修成神仙。会不会成为神仙不管，至少可以冒充神仙，活得很快活。”陆 善生也应不恶死
南怀瑾先生在解读庄子的时候说：“生与死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大转折，生死齐一，齐一生死，有着看透生死的勇气，就等于把人生中的生死问题彻底解决了。”
为了能更加生动形象地解释“生死齐一，齐一生死”的道理，南怀瑾先生复述了“丽姬出嫁”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乏庄子式的幽默：“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床，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
丽姬是民间一个出色的美人，她被皇帝采选为宫女，因为考虑到“一入宫门深似海”，恐怕这辈子都难以有机会再见到自己的父母，所以就在家里哭得一塌糊涂。然而她进宫后，很快就得到了皇帝的宠幸，甚至成为了皇后，享尽人间荣华富贵，父母也得以相见。这时，丽姬回想起之前痛哭的行径，深觉当初荒唐、愚蠢又无知。庄子讽刺这种人：“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蕲生乎？”没有人知道死后的情形是什么样子，临死的时候拼了命地痛哭，死后才发觉那一边过得很舒服，这个时候又感叹临死前的大哭是多余的。
人常说“除死无大事”，“千古艰难唯一死”，如果一个人能看透生死，那还有什么困难是他不敢面对的呢？
慧能禅师在弥留之际，曾安慰痛哭的众弟子：“你们不用伤心难过，我另有去处。”慧能禅师很豁达，他把人生当作旅程，认为死亡是另一段旅途的开始。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偶然的，走向死亡却是必然的。有生就有死，有得必有失，死亡只不过是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历经死亡，我们的生命才是完整的。南怀瑾先生曾经引用大禹的名言“生者寄也，死者归也”来表达自己的生死观——人活着只是寄宿，死亡才是归宿。我们完全不必为了生老病死而恐惧不安，大可以学习慧能禅师把死亡看作另一段旅程的起点。
南怀瑾先生认为，生死是人生的一个大学问。一个真正善其生的人，能够主宰自己的生命，所以才能够善其死。死亡是所有生命共同的归处。倘若我们能时常想到死亡，想到每天有无数人离开这个世界，而自己还在健康地活着，必定能感受到生命的可贵，生活的可爱。一个人懂得叩问生死，才能认清生命价值。一个人能够了悟生死，才会大彻大悟。一个人只有怀抱着看透生死的勇气，才能够重新审视自己，创造出超越自我的人生价值。
人们常常会感叹岁月的匆匆流逝，感叹还有那么多的凌云壮志来不及去实施，然而“看荣华眨眼般疾，更疾如南柯一梦”。其实，在我们感叹时光匆匆之余，更应该认识到，能够永存的不是生命本身，而是我们对生的激情。
南怀瑾先生讲解庄子，认为人生就是一场大梦，醒时做白日梦，睡时做黑夜梦，现象不同，本质一样，夜里的梦是白天梦里的梦，如此而已。那么，人们怎样才能真正不做梦呢？答案是必须得道。只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大彻大悟大清醒以后，晓得人生是“大梦”。
苏轼这样写过：“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南怀瑾先生对这两句诗的解释非常有趣，他说，人似秋鸿来有信，苏东坡要到乡下去喝酒，去年去了一个地方，答应了今年再来，果然来了。事如春梦了无痕，一切的事情都过去了，像春天的梦一样，人到了春天爱睡觉，睡多了梦多，梦醒了，梦留不住，无痕迹。所以，他认为人生本来如大梦，一切事情过去了，如江水东流，一去不回头。老年人常回忆，想当年我如何如何……那真是自寻烦恼，因为一切事情是不能回头的，像春梦一样了无痕迹。如果能真正体会到春梦了无痕，就不会有这样那样的烦恼了，人生就不会陷入怪圈不能自拔了。《庄子·内篇·齐物论》提到了圣人的境界：与天地精神融合，人与宇宙合二为一，便是抓住了生命的真谛。一般人，活在世界上，都被自己的欲望和身体奴役着，一辈子碌碌无为。得道的圣人则不同，他们达到了这个境界，“参万岁而成一纯”超越了时间的观念，一万岁也只是一刹那。一般人由于对时间的认知来自于自己的心理感受，所以美好的时候就觉得时光短暂，痛苦的时候就觉得度日如年。而“成纯”，完全是一个纯清绝顶的“吻合”境界，“一念万年，万年一念”得道的圣人与天地精神融合，不再是物质的奴隶，不再受到物质的约束，与宇宙合二为一，可以“旁日月，挟宇宙”。南怀瑾先生认为，后世所谓的“神仙之道，长生不老”就是由此而来的。
当一个人的心中不再有生生死死的老观念，能够笑看白驹过隙，能够“参万岁而成一纯”，能够跳出时间的局限，能够参透生死的时候，也就看清了生命的价值。正如南怀瑾先生所指出的，生是寄宿，死是归宿。生和死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一个大转折而已。柒 静坐方知“用心实不易”
南怀瑾先生曾直言不讳地说：“静坐并不难，用心实不易。”我们既然要学习静坐，就得先要了解静坐的目的，然后再深入学习如何用心静坐。
静坐，俗称盘膝打坐，它是汉魏以后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一种修行禅定的方法，是印度古老瑜珈术的一种姿势，对于锻炼形态、收摄身心、走入静定境界十分有帮助。静坐是一种通用的修身养性的方法，唐、宋以前的道家很少提到静坐。如果我们把静坐和修道混为一谈，那显然是错误的。既然静坐与参“道”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我们学习静坐的目的何在呢？
南怀瑾先生曾经说：“无论学仙学佛，讲到养生全真之道，都以清心寡欲入手，而至于寂灭无为为究竟，正如道教的《清静经》所说：‘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可是现实世界中的人生，正如孔子所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老子也说：‘食色性也。’人们对于色欲与饮食的追求，与贪图富贵功名的享受并重，要想做到‘离情弃欲，所以绝累’，在一般的人，是不可能的事。我记得在一本笔记上看到一则故事说：巨公听说有一位修道的人，已有九十多岁，望之只像四十岁的中年人，便请他来，问修长生不老的道术。这个道人说：‘我一生不近女色。’这位巨公听了，便说：‘那有什么意思，我不要学了。’这个故事，就是代表了一般人重男女饮食的心理。”
很少有人了解“道”的真谛。那么我们说修道到底修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问题，道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它只巧妙地提出了一个比喻，就像梳理天下政事，要“管括微密”，意思是管理要包括非常微妙幽秘的部分。说起修道，大家往往就会想到要打坐，其实修道原本不一定需要打坐，需要的是管理自心。南怀瑾先生进一步解释养气和修心，他指出，道家修心的目标是要达到法天法地而“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纯粹无瑕疵，然后能返还本初，合于自然之道。
人在静坐的过程中，心中的杂念比较少，头脑中的思虑也会减少，所以血液流行得也比较缓慢，心脏也因此减轻负担。在南怀瑾先生看来，静坐对人体有很多好处。他说：“先不管修道问题，只要腿一盘，手收拢来结手印，心脏的工作就减轻了。我们这个心脏是一个帮辅，随时收缩舒张，当两腿一盘两手一收，人体四肢向外消耗放射的功能就减少了，因此心脏工作可以缓慢，所以后世修道多半采用了打坐。”他还提醒我们：“不要把盘腿打坐当作修定。修定的姿势是无限制的，坐、站、睡、行、食，皆可定，无处无时而不定。不过我们初步不能做到止，因此必须要打坐。打坐一共有几十种姿势，不过对生理、心理最有利的，就是盘起腿来打坐。”
有些人对“盘足静坐”心存疑虑，认为这种方法对健康有不利影响，甚至以为由于久坐，双腿的血管长期受到压迫会导致病变。这是误解。一个人静坐久了，是会出现酸麻的现象。南怀瑾先生对此也有解释：“盘足曲膝静坐，感觉足腿的酸麻，正是说明足腿的神经与血脉并不通畅，证明你的健康已有潜在的问题。所以放开足腿，等待酸麻过后，反有从未经验过的快感。如果持之以恒，能坐到足腿的气血流畅，保证足腿而上至于腰背以及全身，会有无比的快感发生，反不愿意下座而松散双腿了。
其次，必须了解人体犹如植物一样。一棵树木，盘根曲折在泥土之下，得到日光、空气、水，以及土壤的营养，才能生长茂盛。人呢！却和植物颠倒相反，他的根在头部，他的土壤就是虚空。人体的两足，好像人参的枝杈，所以把两足盘曲起来，等于把一株人参或松枝卷曲成结，使它的生发能力，不致再向外面分散，返归根本而培养它的本源，因此使其本身更加健壮。所以盘足曲膝，不但无妨人体的健康，而且从适当的练习开始，对于健康长寿，是绝对有利而无害的。”
学会正确的静坐方法，就等于找到了一个强有力的辅助，能入静定，修行很快就上路了。
初学静坐的人要记住一个原则，时间少，次数多。每天都可以多坐几次，但是每一次的时间不宜过长。这是个要点，千万要记住！初学时坐下来的次数多，坚持的时间短，但这对慢慢地培养静坐的兴趣却是恰到好处。切记，不要为了“熬腿”故意把时间拉长，也不要把“熬腿”当成一门“工夫”来做。
南怀瑾先生凭借多年亲身修行的经验，告诫大家：“修行须从心理行为上改进自己，渐渐地，工夫、见地自然会进步。不从这里下工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不会证果的。心行的改变比打坐、比修行重要的多，而且只要心行改正一天，你的定力、打坐就随之进步一天……你在心行上去追求，不要在工夫上去追求。在工夫上追求是空的，偶然可以，过了几天就没有了。盘腿打坐与定没有绝对的关系。譬如，你今天修行打坐境界很好，但是你要晓得，你不用功不打坐，那个境界就不好了，可见这不是道。假如盘腿道就来了，不盘腿它就变去了，这叫作修腿，不叫作修道。盘腿就叫作得腿，那不叫得道。”“我们人体是个小宇宙、小天地，在这个宇宙天地里，气机如何运行，血液如何流通，一切均有固定不易的法则，分秒不能勉强，不可勉强，不必勉强，假使真懂了这种道理，自己便会明白怎么来修道摄生养命，但是总归结的道理，不外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学道，学些什么呢？如果只知守窍练气，吐故纳新，那是小道。大道无为，什么都不需守，没有那些啰哩啰嗦的名堂。‘道法自然’，自自然然就是道，若不如此，便不合道。普通的人，照修炼神仙家的看法，都是凡夫俗子。然而，凡夫俗子只要能做到在日常生活中，一切任运自然，便不离于道了。”
如果你的身体在静坐，心里却在拼命地想：“我绝不能胡思乱想”，这就是妄执了，在不自知的情况下落入了“想不要想”的怪圈。“道”是自然的，原本就生生不息地在动，你硬要千方百计不让它动，难道不是背道而驰吗？捌 欲求“道”须知“道”
谈到求“道”，首先有一个我们必须明白的大前提：“道在哪里？究竟从何而来？”这一点是重中之重，它确立我们努力的大方向。《庄子·内篇·大宗师》有云：“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这个东西是真实存在又确凿可信的，可是它无为无形；“道”可以被感觉到却不可以口授，可以被领悟到却又见不到面；“道”自身就是根本，天地还没有分开之前“道”就已经在那里了。庄子用高深久长来形容道，指出道原本就存在着，人们却被表面的事物所迷惑，没有探究到它的本质。
庄子为我们解答了这个难题：道从何而来？自本自根。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道在哪里？道就在你自己那里，这是自己本来就有的，只不过没有悟出来而已。”
有个小和尚问老和尚：“师父，我们的寺庙千百年来出了无数的高僧大德，佛堂里育化过茫茫众生，可是佛案上的那只木鱼听过这么多经书，为什么至今还只是一只木鱼呢？”
老和尚教诲他：“你也来这里很久了，懂得念经，懂得礼佛，又懂得修持，为什么还只是一个小和尚呢？佛法不是说出来的，是悟出来的。”
为人处世的道理，做事的心得经验，都不是简简单单能够学到的。老师虽然教导我们，也不过是把自己的人生经验告诉我们而已。这些别人的经验，来得太过容易，如果我们不自己亲身试验一番，未必能够真正领悟。真正的“道”是自己悟出来的。
其次，我们要明确追求的目标，即求道的边界在哪里？《庄子·内篇·齐物论》中提到：“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认知的边界在“不知道”的“道”的面前停下来，已经到了它的极限。对此南怀瑾先生指出，这里的“故知”指的是一般的智慧，道也有一个最高的标准，即“止其所不知”，到了最高处便是不知，无念之境，无道可道，方位最高。南北朝有一位僧肇，在文章《般若无知论》中说，智慧到最高处，没有智慧可谈，才是真正的智慧。孔子在《论语》中说自己一无所知，什么都不会，因此能够样样会，无所不知而有时又一无所知。南怀瑾先生以滚珠走盘为例解释说，珠子没有一个方向，没有一个固定，它一无所知，因此无所不知。知识到达最高处即为“无知”，始终宁静，没有主观，没有先入为主，就是学问最高的境界。
一个真正有才学的人，在智慧和知识得到充实以后，却常常感觉到自己的空洞无知，这才到达了有才学的真正境界。
庄子在《逍遥游》里提出过三个问题：“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南怀瑾先生一再强调：“读《庄子》一定要注意，问号后面还有很多的内容。……庄子不批判任何人，却又把所有的境界都推翻否定。”他自己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却从来不说一个确定的答案。有些问题在书本和自然里都找不到标准答案，这些答案可能需要我们穷尽一生去追寻，这恐怕正是庄子对后人的期望。
最后，屈原在《离骚》里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就是说，追求真理的道路漫长而艰辛，我们明确了方向，认清了目标，还必须找到正确的方法。《庄子·内篇》说：“唯其好之也，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终身无成。”
南怀瑾先生解释说：“昭文、师旷、惠子这三位历史上的音乐巨匠，其音乐造诣已经达到入道的境界，正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他们音乐成就的登峰造极源于其个人所‘好’，任何学问，任何东西，‘知之者，不如好之者’，专注于心，必有所成。”“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这里所说的“道”不是形而上的“道”，而是人生大道。我们立于人世间，不管从事什么行业，都应该专注于心，有始有终。懂得多，欲望就会多，这就难免会流于表面形式，不能专一，不能深入；欲望太多，顾虑就会增加，就难免有困扰；困扰太多，就难免会感觉痛苦；深陷于痛苦，就很难得到解脱。
蔡邕《劝学篇》里提到一种小动物——鼯鼠。“鼯者，能飞不能上屋，能缘不能穷木，能泅不能渡渎，能走不能绝人，能藏不能覆身是也。”显然，鼯鼠“多才多艺”却又样样“稀松平常”，实在令人不敢恭维。南怀瑾先生也认为，修行之人想得自在，修成正果，须得一门深入，方法毋杂。方法多了，智慧不及，不能融会贯通，反而一无所成。可见，一门深入就是做事做人的大原则，方法多了杂而不精，是会制约人生发展的。第二章南怀瑾谈儒学：爱人，知礼，守信，儒之道
谈到中国的儒家文化，南怀瑾先生曾经谦虚地说：“平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经常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涉猎博览，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时会，在偶然的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便被人误认我通儒学……如果要深入地问我，我就无言以对了。”因为“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自然是枝条妙密，干叶缤纷，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岂能随便即加定论。” 南怀瑾先生进一步解释周公、孔子著书立说的目的：“自周公制定礼乐，再经六百年后由孔子删诗书、订礼乐，形成孔、孟的儒学……是汇集先民对於人道文化的精华，传之后世，希望以此文教，普及人人，上至帝王、下及百姓，如何都能做好一个人之谓人，万一出而为政，为社会人群来做大事，必须知道博古通今，怎样才能做好一个圣君贤相。”先生还强调历代儒生钻研儒家经典，继承周、孔之教的精神，使儒家之学成为贯穿中国文化的经络，谈中国文化永远不能脱离儒学的范畴——“等於人体血肉之躯的生命，如果没有经络的作用，就会断绝生命活力而无生机了。”壹 儒学的价值体现在哪里？
南怀瑾先生说：“平常有人问我儒家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吗？我经常瞠目不知所对。因为我性喜涉猎博览，不能由博而约，专攻一技一艺之学，至今一无所长，一无所成，所以不算是中国读书人中的知识分子。只是因缘时会，在偶然的需要时讲过《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孔、孟学说，因此便被人误认我通儒学。等于我生平喜欢说禅讲佛，别人就误认为我也通达佛学。事实上，我既不通儒，更不知佛，当然也不明道，只如韩非子所说的南郭处士，滥竽充数。所以看过我的书，只可以认为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聊供参考而已。如果要再深入地问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儒学，对我们来讲并不陌生，尤其是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建立，使得一股新儒学热潮在全世界掀起。当今中国对儒学的重视，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在有人问到儒学是否就是中国文化的中坚代表的时候，南怀瑾先生却并没有如此回答。
儒家学说，亦称儒学，儒学之起源，史无定论。一般认为，儒学起源于东周春秋时期，是诸子百家当中较为突出的一家，但还不能成为正统。到了汉朝汉武帝时期，儒学则成为了中国社会的正统思想，由这之后一直占据思想主流的地位。儒学发展到今天，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对于儒家的含义和起源最好的诠解，应当为西汉刘歆在其《七略》中所说的：“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儒家这个流派，大概是出自于古代的司徒之官。他们帮助国君，以此来顺应自然，宣明教化。潜游于六经的文章当中，特别注意在仁义之间的事务上，远尊奉尧舜的道统，近则守周文王、武王的礼法，孔子被尊为他们的师表，以此来加重他们的言论，在各派道术当中是最为崇高的。”
儒学被尊为正统思想，和一个人有莫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西汉时期的董仲舒。
董仲舒生活在一个安定繁荣的时代。他出生于河北的一个地主家庭，从小学习十分刻苦专心。他家中有大量藏书，他唯潜心发愤钻研儒家学说。据说他书房的外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园圃，三年中，他在屋内读书，竟然连自己家的园圃都没有去过一次，史称“三年不窥园”。虽然他经常骑马，却分不清雌雄，可以说他为经传所吸引，到了一种如痴如醉的地步。
董仲舒在三十岁左右时，已成为当地有名的学者，不仅对《春秋》很有研究，而且深入地掌握了儒学思想的精髓。但他此时却只是教书收徒，人们称他为“汉代孔子”。他招收了很多学生，以此宣传儒家经典，传播他的思想。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下诏，让各地贤良文学之士上书对策。金殿对策的方法是：皇帝下制书，让对策的文士们作答，再交由皇帝阅览。当汉武帝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时，被他的光彩议论深深吸引。于是汉武帝接连三次召董仲舒上殿策问，而这三次策问的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天人关系的问题，所以后人称之为“天人三策”。
董仲舒根据《公羊春秋》，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将周代以来的阴阳、五行学说和宗教天道观结合起来，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进一步提出了思想统治的问题。他要求废除不合六艺和孔子之道的学说，以儒学作为经典，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立为治国之经典学说。而这一政策中规定，只允许那些通晓儒家学说的人做官，以此加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汉武帝配合这一政策，在太学设立五经博士，用儒家经典来教育贵族子弟，以儒学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从此，儒家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
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思想，使人们的生活方式有了一个清晰的标准，也成为了整个宗法制国家的基础。但由此而来的文化专制，压抑了学术的自由发展，使得后来人们的思想保守，因循守旧，从而导致国家的封闭落后。
南怀瑾先生说：“中国五千年来的文化，因时代累积久远，自然会形成它的庞杂而高深，这也如庄子所说的大椿之树，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它所成长的年代久远，自然是枝条妙密，干叶缤纷，又加上那些攀附丛生在树干外表的藤萝茂草，纵使是专家学者也难一一剖析精详，岂能随便即加定论。明白这个比喻，便可知道随便要讲中国文化，实在不可能以一概万，更不可以偏概全。勉强地说，中国人几千年来的文化本质，影响民间社会的是杂家、阴阳家和道家之学，并非纯粹是儒家或孔孟之教。既如历代用于政治学术思想的，实质上，也是掺杂法家、道家、兵、农、儒、墨等诸家之学，也并非完全是儒家学说。”
南怀瑾先生认为，中国的文化，并非只是以儒家或儒学来概括的，即使是董仲舒所独尊的儒学，也是掺杂了各个宗派的思想，而儒学在其中，只是较为重要的代表。
南怀瑾先生继续说道：“讲到文化，应该要知道我们自己的历史，只要精细一读我们先民的历史，先不说三皇五帝等的堂皇尊号，只要从众所周知我们的共祖轩辕黄帝开始，那个时代首先所建立的文明，是由上古原始自然科学的天文、星象、历数以及人群生活技术的农业、畜牧、兵器等的开发；然后根据自然规律的星象而建立起管理事务的政体官制。这些一切的上古传统学术，就被汉代的历史学者们，把它归纳到道家、阴阳家、杂家的范围里，因此形成秦、汉以后的中国文化。好像只有读书的儒生们所代表的儒学，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那完全是误解的结果。”
由南怀瑾先生的话语可以看出，南怀瑾先生对于儒学的意义和价值，还是很有他独到的见解的。他并没有认为儒学对于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影响是最崇高的，而是去客观地还原儒学其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贰 以礼相待，学善用礼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有子说：“礼的应用，以恰到好处为可贵。古代圣贤流传下来的道理，君王治国的办法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无论大事小事，都要做得恰当，但有时也会行不通。如果只为和谐而和谐，不用一定的礼制来节制，也是不可行的。”出自论语中的这段话，将儒学中有关“礼”的作用，提及出来。
中国素来号称“礼仪之邦”，古人也格外注重礼仪，上至君王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无不尊礼而行。而南怀瑾先生在谈到“礼”的时候却说：“讲到礼，感慨良深！我们知道，中国人都自称‘礼仪之邦’，现在很成问题。几十年前，遇到人，打恭，后来慢慢改成鞠躬，后来再加上一点军事化的，将手举起掌近于眉，十五度的半鞠躬，以后改成两方面握手，又变成现在的点一个头，后来又变成翘一个下巴。现在我们中国人，见面施礼的动作，不知道是哪一套了。”
南怀瑾先生在谈及儒家文化提倡的礼仪制度时，可以说感慨万千，对于当今社会存在的礼仪现象，他表示十分担忧，认为中国已不再像是一个“礼仪之邦”了，更多充斥在社会上的，是伤风败俗、蛮不讲理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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