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赵春晨,冷东

出版社：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试读：

《十三行学术丛书》总序

关于广州十三行，明末清初诗人屈大均曾有诗云：“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两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广州竹枝词》）写的是当时广东中外贸易繁盛和十三行财富充盈的景象。其实作为鸦片战争前长期经营中外贸易、充当中西交往桥梁的十三行，不单只是物质贸易繁盛和财富的象征。20世纪研究十三行的著名学者梁嘉彬写道：“研究十三行者往往泛论其对外贸易而止；余考知西洋文物之传入除由货易得来者可以毋论外，其若西洋楼台、炮台、战船诸物之建造，西洋医术之介绍（郑崇谦之传种牛痘，伍崇耀之设立眼科医院可以为证），欧美外情之采访，甚至近代银行事业之仿行，中外货币之倾融兑换，莫不以十三行为其嚆矢。”（《广东十三行考》）吴晗先生更从明清历史演变的大视角上立论道：“从‘锁国政策’到‘五口通商’，在这两个最大的转变契机上，广东十三行是一个重要的枢纽。”（《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可见十三行在其存续的一个甚至两个多世纪里（十三行起于何时学术界尚无定论，故而其存续时间不定），所扮演的历史角色和所发挥的作用，实在要广泛和深远得多。鸦片战争前的一两个世纪当中，对于正纷纷东来的西方人而言，十三行是他们与中国贸易和交往必须通过的中介及桥梁；而对于正面临世界一体化大潮的国人而言，它则无疑是中国开始接触与融入世界的一个起点。鸦片战争后，十三行垄断中西贸易的制度被废除，十三行商馆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完全焚毁，从而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十三行仍是一项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为中国留下了大量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遗址、遗物与精神财富，也为世界留下一条连接东方与西方的历史文化的纽带。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去开发利用其资源。

有关十三行的学术研究，早在20世纪前期已经开始，广东学者梁嘉彬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于1937年出版的《广东十三行考》（南京国立编译馆初版）一书，成为此项学术研究的奠基性作品。此后陆续有一些国内外学者继续致力于此项工作，使得十三行研究绵亘不断，至今已经成为具有国际性的研究领域。但是就国内而言，自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多种原因，研究工作几乎停顿数十年之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才得以恢复。而且因为研究力量的分散、资料发掘存在难度，以及文献研究与资源现状调查、开发利用的规划设计缺乏密切配合等原因，迄今研究工作尚未有大的突破，不仅就学术而言，尚未能从总体上超越梁嘉彬《广东十三行考》的水平，而且在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上，也缺乏全面的规划与设计，这显然是不符合当代社会发展和学术进步需要的。

有鉴于上述情况，在广东省和广州市领导的关心和学界朋友的支持下，广州大学于2009年组建成立了“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并被批准为“广州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我们组建这个专门研究机构的目的，在于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一个进行学术研究、开展学术交流的平台，推动对于广州十三行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系统、深入研究，并借助对于这一重要历史文化遗产的挖掘，为广州乃至整个国家的文化积累和现代化发展做出贡献。“广州十三行研究中心”成立后，根据上级领导和学界朋友的期望，致力于组织和开展十三行的学术研究、十三行资料信息的汇集和收藏、十三行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沟通与联络广州十三行后裔等，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出版这套有关十三行的学术丛书。

我们深知，十三行研究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必须立足广州，面向全国，面向世界，进行多角度、多语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吴晗先生在20世纪就曾提出，“研究这问题有几种困难应该克服，第一是史料的搜集，所有各种文字中关于这问题的记载，尤其是中文材料，都应一一加以研究和批评。第二是实地的采访，除文宇的记载以外，还应从行商的后人和父老的传说中采访遗事，和文字的记载互相印证比较。第三是历史的研究，除横的方面就十三行本身作研究外，因这制度和中国历代市舶制度有关，更须向上追溯，作一纵的探讨。”（《评梁嘉彬著〈广东十三行考〉》）我们期望，通过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集学界各位同道之力，能够在上述史料的搜集、实地的采访、历史的研究等几个方面皆能有所收获，同时能够在充分调查研究基础上，站在时代的高度，以全球化的宏观视野审视十三行历史人文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在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通过科学的规划与开发使十三行历史文化资源能够更好地为今天的经济、文化建设服务。

这套丛书定名为《十三行学术丛书》，就内容而言，包含着两方面的意思：一是收入本丛书的，应是与十三行有关的作品，范围包括十三行的制度、行商、中外贸易双方的情况、中西文化交流、相关历史背景、文化资源遗存、研究状况等等；一是这些作品应是学术性质的，即属于研究专著、论文集、资料汇编与翻译等，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就形式言，既云“丛书”，自然是由多部作品构成，但是由于我们的研究工作是逐步进行的，所以不可能在短期内同时推出，需要陆续编辑和出版，此点还请读者予以谅解。同时在整个丛书编辑出版过程中，殷切希望读者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意见，以便及时予以修正，提高丛书的质量。

“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致辞

我们知道，岭南文化是一种原生型、多元性、感性化的地域文化，岭南文化是岭南一带人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岭南文化和吴越文化、荆楚文化、齐鲁文化、巴蜀文化、秦晋文化等地域文化一样，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又显示出各自的独特风采。

岭南文化兴起之初就表现出对外开放、善贾重商、兼收并蓄的特点。岭南文化的历史贡献主要表现在率先转变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率先接受外来文化，走向世界文化，率先策源民主思想，走向现代文明。在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并逐步显现出开放性、重商性、兼容性、创新性、务实性、多元性六大基本特征。

在以上岭南文化的六大基本特征中，我认为开放性应该是岭南文化最重要最突出的特质，重商、兼容、务实、多元、创新等特性也都与开放性相关联，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开放性决定的。开放性主要是指人和思想的开放，开放文化的起源还可以追溯到与文化起源同步，岭南文化的开放性就是岭南文化质的规定性的外在显现。“纳四海之新风，集中原之精粹”的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就是岭南文化生生不息的活力之源。

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地的广州，开放性也是这座城市的基本特质。1757年，大清帝国宣布关闭沿海各个海关，划定广州十三行为全国唯一对外贸易口岸，史称“一口通商”。“金山珠海，天子南库”就是人们对当时广州贸易繁荣景象的一种描述。更让我感慨的是，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在整整200年后的1957年，新中国政府决定在广州创办一年两届的“广交会”。50多年来，“广交会”已经举办了108届，并成为中国历史最长、规模最大、商贸品种类最全、到会客最多、成交效果最好的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这在新中国的外贸史和建设史上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无论是古代、近现代、还是当代，站在开放前沿的岭南文化都以其鲜明的地域色彩、浓郁的地方风情、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特色、内陆性与海洋性相结合的个性，日益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活力。“岭南春深、文化织锦”，这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任仲夷同志为《岭南文化百科全书》作的题词，我认为这幅题词不仅非常有文采和诗意，而且寓意深刻和富有哲理，我的理解是岭南春天的秀色和活力正是来源于岭南文化在开放中的锦绣和繁荣，开放的岭南文化使得岭南更加风光、春深更加迷人，文化更加绚丽，织锦更加灿烂。

举世瞩目的第16届亚运会开、闭幕式选在珠江上的海心沙举办，这就是岭南文化开放性的经典体现，“海”体现了厚重、开放的海洋文化；“心”则体现新塔位于国家中心城市新中轴线中心的现代特征。海心沙是珠江与城市新中轴线的交汇点：东西向是珠江这条见证广州两千多年古城风雨的历史轴线，南北向是广州面向未来发展的南北向新城市中轴线。所以，我认为“以珠江为舞台，以城市为背景”，不仅是亚运会的最大亮点，而且还将成为广州未来文化的最大亮点，在海心沙上的悬挑拉索曲膜钢顶蓬，不仅现在是国内悬挑跨度最大的开敞式屋盖顶蓬，而且还应该是一片在城市文化广场上象征开放精神的美丽贝壳。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开放是广州的第一名片，“海心”正是寓意着广州和广州人“四海为量，千载为心”。

“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致辞

下午好！

经过一年多的认真筹备，“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今天在青山环抱、风景宜人的台山康桥温泉度假村正式开幕。在此，我谨代表广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广州市地方志学会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向出席研讨会的领导和专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向热情支持研讨会的领导和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近几年，在市社科联倡导和指导下，市地方志学会和地方史学会进行了联合开展学术活动的探索，在共同选题、共同开展学术研讨、共同出版研究成果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得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我们先后5次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5次研讨会有近500人次的专家学者参加了研讨，收到学术论文300余篇，公开出版论文集4本。2009年底，我们精选“民国时期广州城市与社会”学术研讨会的27篇优秀论文，出版了《民国广州城市与社会研究》论文集；今年底，我们将出版《民国人物与广州城市发展研究》论文集，收录“民国人物与广州城市发展”学术研讨会的24篇优秀论文，现已进入出版社编校阶段。我们联合举办的研讨会得到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州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省社科院、市社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大力支持，吸引了高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以及社会广泛关注的目光，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羊城今古》等报刊杂志报道了我们的学术研讨活动。联合举办的研讨会的模式已经成为广州地区文史研究有影响力和凝聚力的文化品牌。

今天，我们举行“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研讨，对推进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广州十三行是我国对外贸易的先行者，是明清时期我国对外贸易的“经济特区”，它见证了广州作为“千年商都”和海上丝绸之路发祥地的辉煌。广州十三行虽然已存在了150多年，但被外国商人称为清政府对外贸易的广州制度，对中国特别是对广州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却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影响。十三行真实记录了一个千年商都的再度崛起，印证了帆船时代全球中心市场的繁华。十三行遗存的街区是广州商埠文化的物质载体，是广州建设国际商贸中心的历史动力；十三行深厚的文化积淀，是广州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历史资源。我们由衷希望，广大专家学者认真调研考究，集思广益，深入研究十三行的历史文化，探究其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其演变规律，共同擦亮千年商都和世界文化名城的金字招牌，为当代广州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

最后期待这次研讨会取得丰硕成果。

应当重视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研究

学界对十三行进行研究已有百余年历史，但关注对象一直偏重于行商及其经济活动，而对其主要的活动场所——十三行商馆区，则研究不多，尤其是未曾注意到商馆区与广州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本文认为，十三行商馆区作为清代前期“一口通商”的中心所在，是当时中外贸易的集散地、西人在华活动的主要场所和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它为广州城市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元素，直接带动了广州西关的繁荣，并产生了强大的辐射作用，从而成为一个在当时享有世界声誉的城市地标。研究这一商馆区的形成、发展与毁弃过程，以及它与广州城市发展之间关系，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理当予以高度重视。一、研究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1902年，法国学者高第在法文杂志《通报》上发表《广州之行商》一文，可谓开十三行学术研究之先河。20世纪初期，美国和日本的一些学者也开始对十三行展开研究，其中尤以美国人马士在《中西行会考附广州行商述》（1909年出版）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929年出版）两书中就十三行所作的研究最为引人注目。1937年，天宝行行商梁经国的后裔、历史学家梁嘉彬出版了《广东十三行考》一书，这是国人研究十三行的奠基性专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影响至今不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十三行研究进入新的阶段，国内外学者发表了众多有关十三行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大陆学者蔡鸿生、黄启臣、章文钦、李金明、吴建雍等人对部分行商及行商家族、外国商馆、十三行贸易制度与贸易状况进行了探讨，彭泽益、赵立人等对十三行的起源作了考订；台湾学者陈国栋利用东印度公司档案和美国等处档案进行研究，发表了《中国行商的破产（1760—1843）》（1990年出版）、《潘有度（潘启官二世）：一位成功的洋行商人》（1993年发表）等论著；香港学者张荣洋同样利用东印度公司档案，还有法国国家档案局所藏档案，推出了《官员与怡和洋行商人：一个十九世纪早期的中国代理行》（1979年出版）、《广州的行商》（1997年出版）等研究成果；美国学者范岱克搜集多种语言的外文材料，发表了《广州贸易：1700—1845年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与生活》（2005年出版）、《广东叶氏商人，1720—1804》（2009年发表）等论著。其他有关十三行的中外文论著还有不少。但学界对十三行的研究，一直主要关注行商、行商家族的经济、文化活动和中外贸易的情况，而对其主要的活动场所——十三行商馆区则研究不多。梁嘉彬的《广东十三行考》是国内研究十三行的奠基性著作，其中对行商事迹、十三行制度之沿革考订甚详，而对十三行商馆区，仅在尾篇中列一小节“十三行与十三夷馆”略述之，文字甚为简单。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对十三行商馆区的研究，如曾昭璇等在《广州历史地理》一书和《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历史地理——我国租界的萌芽》文中，对十三行商馆区地理位置的选择、区内“夷馆”的分布与地图、区内建筑等作了专门的考证，并提出该商馆区是近代我国租界萌芽的观点；查时杰在《马礼逊与广州十三夷馆》一文中，考察了广州十三“夷馆”的地理位置、内外景观及其在基督教传播中所发挥的功能；王尔敏的《广州对外通商港埠地区之演变》一文，考察了历史上广州对外通商交易地点之演变，尤其是从清代十三行到近代沙面租界的演变过程；杨宏烈在《广州泛十三行商埠文化遗址开发研究》一书中，对十三行商馆区当年的选址原则、历史地图、建筑特色、毁弃经过、遗址状况等作了比较详细的研究，并对这一历史街区在今日如何“有机更新”、开发利用提出了很有见地的规划。但是以上这些研究，大都对十三行商馆区从兴起、发展到最后毁弃的历史过程语焉不详，更未曾注意到它对广州城市发展所产生的种种影响，未曾对十三行商馆区与广州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这不能不说是迄今为止十三行学术研究中一个有待加强的薄弱点。

十三行商馆区作为清代前期“一口通商”的中心所在，是当时中外贸易的集散地、西人在华活动的主要场所和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同时它也为整个广州城市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与元素，直接带动了广州西关的繁荣，并产生强大的辐射作用，影响及于整个中国。而它的最终毁弃，也对晚清时期广州城市发展和中西关系的演变带来不可低估的影响。因此，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研究，不仅是十三行学术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它也是深入研究广州城市与社会史、清代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外关系史所必须重视的课题，其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研究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作为一个在当时享有世界声誉的城市地标、大清帝国土地上罕有的对外开放的特殊区域，十三行商馆区曾吸引全世界的目光，云集各国商家、侨民和旅行者。这个特殊的区域虽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被严重破坏，建筑物几乎全部焚毁，战后亦不复承载商馆区的功能，但它仍给后人留下深刻的历史记忆和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遗址、文物、历史文献等等。这些历史记忆和文化遗产，是今天广州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宝贵资源。而要充分而又合理地利用这一资源，就必须加强对它的研究，使十三行商馆区遗址、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使十三行商馆区这一昔日广州的城市地标在今天重放光芒，向世界展示其魅力。二、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方法问题

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的研究内容相当丰富，以往有学者将其视同于“夷馆”（或“十三夷馆”）研究，实际是不全面的。“夷馆”即当时外国在广州的商馆，它的存在，自然是十三行商馆区最重要的内涵和特色，但是“夷馆”并不能代表整个商馆区。十三行商馆区内除“夷馆”外，还有众多的中国洋行、店铺、街道以及各色人等。而且以往的“夷馆”研究比较侧重“夷馆”的位置、建筑物、外商活动情况等，而对整个商馆区域的状况及其所发挥的功能则较少措意。今天我们研究十三行商馆区，应是对这个历史区域的整体研究，而不仅仅是研究外国商馆，其所研究的内容和范围自然要广泛得多。在此谨将其研究内容大致归纳为以下八个方面：（一）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地理环境、区内建筑、人文景观的研究。（二）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从兴起、发展到毁弃历史演变过程的研究。（三）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内人口、社会状况、管理制度的研究。（四）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内重大史事与活动的研究。（五）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与周边区域以及整个广州城市发展相互关系的研究。（六）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与历史上出现的“蕃坊”、近代“租界”的比较研究。（七）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与同时期之澳门及其他海外中西贸易聚集地的比较研究。（八）对广州十三行商馆区遗址、文物的保护及开发利用的研究。

关于广州十三行商馆区研究的方法，我们提出以下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是坚持从史料出发原则的问题。历史学首先是实证的科学，只有从史料（核心是第一手史料）出发去进行研究，方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当前要在深入解读中文档案、方志、文集、笔记、日记、游记等中文文献的基础上，努力收集利用外文文献，包括各国在穗领事馆的报告及档案，各国东印度公司和商业机构的商务档案，当时的外文报刊，以及各国商人、船长、水手的游记、日记和航海日志等等，并进行相互比勘对照。目前这些外文历史文献，大多散落于欧洲和北美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美国、法国、荷兰、瑞典、丹麦、葡萄牙、西班牙等，需要研究者熟练掌握多种语言，方能在资料上有所扩展，研究上有所创新。

其次，需要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历史学、城市学及历史地理学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在厘清十三行商馆区从建立、发展到毁弃的历史过程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十三行商馆区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密切关系，阐明其对广州发展的积极作用及不利影响。要把文献研究与遗址考察结合起来，把物质文化遗存研究与非物质文化遗存研究结合起来，把十三行商馆区内部的研究与十三行商馆区外部辐射作用的研究结合起来，方能对十三行商馆区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再次，要进行客观全面的分析，避免片面性。对于十三行、十三行商馆区，以往研究中存在有片面化、简单化的倾向，要么全盘否定，要么全盘肯定，各找有利于自己观点的材料与理由，而不顾及相反方面的材料与理由，从研究方法上讲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进程本身是复杂的、多元的，任何历史事件、历史事物都不可能孤立地存在，都会有多重面相。研究者只有不抱任何成见，跳出窠臼，以客观、全面的态度去进行研究，才能觅得历史的真相与实质。例如，十三行商馆区在其存续期间，无疑对广州城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起了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同时它也有消极影响的方面，给广州的城市管理、治安消防等带来诸多新的问题，并为自身的最后毁弃埋下了隐患。这两方面的情况都必须进行研究，而不能只强调一个方面。这是今后我们和广大研究者需要共勉的。

十三行地域的历史渊源——古代广州西关外贸商业区的形成发展与寺庙变迁

清代十三行所在的广州西关商业区，虽在广州西城墙之外，却是名副其实的全省贸易，尤其是对外贸易的中心区域。清代以至民国期间，粤语以广州话为标准，而广州话又以西关口音为标准。可见，鸦片战争前作为全国外贸中心、华南最大商业城市的广州，虽则其主要政府机构设于城内，但在人们心目中，真正的黄金地段却是城外的西关。即使其后广州不再是全国外贸中心，十三行也仅作为街道名称保留下来，这种定位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这在当时的中国罕见的城市格局的形成，其过程可谓源远流长。

广州西关上下九路一线，隋代以前为珠江北岸。南朝梁武帝时印度高僧菩提达摩东渡到广州，后人称其登岸处为“西来初地”，沿用至今，即今下九路西来正街一带。附近西来后街、西来西街、西来新街、西来东街等街巷，亦因此得名。北宋景德元年（1004年）成书的道原《景德传灯录》卷3，谓达摩之东来在普通八年。按梁武帝于是年三月改年号，为大通元年（527年），与《华林寺开山碑记》合（详见下文）。据此，则达摩登岸的时间，为527年春。

达摩登岸时间，尚有普通七年、刘宋末年、普通元年三说。清雍正八年（1730年）郝玉麟《广东通志》谓：“华林寺在西南一里，梁普通七年（526年），达摩从西竺国泛重溟，三周寒暑至此，始建。国朝顺治十一年（1654年）宗符禅师重修，环植树木成丛林。”仇巨川（？—1800年）《羊城古钞》“华林寺”记：“在城西南一里。梁普通七年，西竺达摩禅师从本国来，泛重溟，凡三周寒暑至此，始建。”罗文俊（1789—1850年）《新建华林寺五百罗汉堂碑记》亦称：“自萧梁普通七年，达摩泛海至粤城西南登岸，后人名其地曰‘西来’，建庵曰‘西来庵’，历千三百余载，传灯弗绝。”又民国时面世、所记为清代情况的《广州城坊志》称：“华林寺，在西关绣衣坊，梁普通七年，达摩航海至粤，卓锡是间，为南宗初祖。广人目其寺为西来初地，实岭南最古之刹也。顺治十三年（1656年），僧人宗符大修之。”此说晚出，所记较上引文献早一年，或系后人见史载梁武帝普通无八年，未审是年三月始改元，而遽作“更正”所致。无论如何，此与前人所记亦仅差一年而已。《光孝寺志》两说并存，既谓：“普通八年，达摩初祖至自天竺，止于诃林。”“梁武帝普通八年，达摩初祖至寺。广州刺史萧昂表闻，帝遣使迎至金陵。”又云：达摩“达于南海，实梁普通七年丙午岁九月二十一日也。广州刺史萧昂具礼迎供，表闻武帝”。陈泽泓指出：“《光孝寺志》同一书中记述达摩抵穗年期有异，当是所辑资料出处不一，而年代久远，也难以追求绝对精确。”自是确论。

近时有重拾民国时人的故说而诩为“新论”者，谓达摩登岸在刘宋（420—479年）年间。此说本于唐代道宣（596—667年）成书于贞观十九年（645年）的《续高僧传》卷16“菩提达摩传”，虽较早出，然甚可疑。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主任葛定华1931年11月24日完稿之《西来初地华林寺考访记》指出：“考达摩东来之年月，据《续高僧传》，则谓达摩初达宋境之南越，宋为刘宋，南越即今广东地，其说甚不可据。盖达摩与梁武帝相见之事实已确定，而刘宋之末年，为西历478〔479〕年，南梁武帝即位第一年（天监元年），为西历502年，其间相隔24〔23〕年。考慧可（达摩第一代弟子）参见达摩时，慧可年已四十，此事实据宋《景德传灯录》（卷三）及《续高僧传》（卷十九）所载一致。又《续高僧传》记慧可于后周武帝废佛道二教后，尚未死，宋《景德传灯录》之《慧可传》，则谓慧可于隋开皇十三年（593年）圆寂，年百七岁。自隋开皇十三年上溯至宋末，为一百十五年，如达摩来华之年在宋代，则慧可年龄当在百五十岁以上，非人间生存年龄之常数，故《续高僧传》所载达摩于宋时来华说不可信。”他同时还指出：“契嵩（1007—1072年）之《传法正宗论》，改《传灯》（《景德传灯录》）之普通八年说为普通元年（520年），实非是。”契嵩之所以如此改动，其自述理由是：“《传灯录》诸家旧说，并云达摩东来，在梁普通八年，今按史书，普通只七年，唯今三佑长历甲子数，或有八岁，可疑。”可见确系因史籍无普通八年之记而契嵩又不明“三月始改元”而致。

综上所述，达摩初抵广州，当在527年春或稍早，当时今西关下九路西来正街一带已是中外海上交通的码头。这是目前可见到关于西关商业区出现的最早记载。

广州博物馆藏《隋故太原王夫人墓志铭并序》云：“夫人王氏，其先太原晋阳人也。曾祖岘公持节南海，遂家焉。祖潜夫世承家训，忠孝立身。父元德居州牧时，奉公克鉞，才闻八座，夫人即公之第五女也。既笄之后，适于同邑陈氏。自结秦晋之好，无亏妇道之仪，事姑惟勤，事夫以敬，逾廿载而睦如也。夫人厚德，闾里喧传。岂意天夺其寿，魂魄上升，体掩重泉，千秋饮恨，以大业三年（607年）五月廿八日终于南海杨仁坊之私第，春秋？有八。育子一人曰延裕……即以其月廿八日窆于南海治扶胥□□□……□□□□五月廿八日记。”杨仁坊，其地即今之广州西关光复南路杨仁里。这位王夫人出生于累代官宦之家，其夫家亦必门户相当，非贵即富。可见是时之西关，已有社会上层人士居住。扶胥，故址在今黄埔区庙头村，与今黄埔港相邻，是古代广州的外港。《隋书·礼仪志》记：“开皇十四年（594年）闰十月，诏……东海于会稽县界，南海于南海镇南，并近海立祠。”元大德七年（1303年）陈大震《重修南海神庙记》亦记：“隋文帝始命于近海立祠……南海祠于南海镇南，即今之扶胥镇，距城八十里者也。”时西关西来初地为广州内港之一，而扶胥为外港，则王夫人殁于西关而葬于扶胥，当非偶然，其夫家或有可能从事海外贸易。无论如何，当时之西关已是有富贵人家居住的成熟社区。

随着岸线的南移，唐代以后，西来初地离珠江水域越来越远，码头随之南移。西来初地之西南出现了白田镇。清初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引《南游记》称：“今府西十七里有花田……一名白田。”明嘉靖《广东通志》卷19“古迹”记：“花田在城西十里三角市。”三角市这一地名，清末民初地图仍可见到，在今西关珠玑路中段。北宋王存等编修的《元丰九域志·广南路》记，白田镇与扶胥镇等同属番禺七镇之列。《新五代史》记：“（刘）釨以海舶十馀，悉载珍宝、嫔御，将入海，宦官乐范窃其舟以逃归。（宋）师次白田，釨素衣白马以降。”北宋皇五年（1053年）蔡君谟《中书门下牒广州南海洪圣广利王牒》谓：“乃者侬獠狂悖，暴集三水，中流飓起，舟留三日。逮至城？，广已守备。”阮元《广东通志》称：“（侬）智高引众去广州，广东兵马钤辖张忠、知英州苏缄邀击于白田。”皇四年（1052年），广源州侬智高以舟师进攻广州，其退亦当乘船。由此两事，可知五代、北宋时白田镇为广州城西之海运、河运港口，水陆交通的枢纽。

陶瓷是唐宋时期中国的大宗出口商品。而当时外销的广州陶瓷，主要产于西关北邻的西村窑，它们无疑都通过西关的海港远销重洋。在今西来正街南面不远处，有街道名光雅里，本名缸瓦栏，说明这里古代曾是陶瓷批发市场。“缸瓦栏”一名始于何时，已难确考，但从西村窑紧邻西关，以及商业传统往往沿袭的角度考虑，极有可能唐宋时这一带（或其北面一带）已是出口陶瓷批发市场。

西村窑位于西村增？河东岸岗地上，是晚唐至北宋年间规模较大，专门烧制外销陶瓷的著名民间窑场。其产品大多为盘、碗、碟、盒、壶、瓶、灯、枕、盏之类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国内地传世者极少，而在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我国西沙群岛等地则已有大量发现。当时广州不产优质瓷土，故西村窑之原料，需从他处运来。在此建窑，显然是出于较近外销市场的考虑，因为当时由增？至缸瓦栏一带，水路运输非常近便。由此可判断，广州西村窑是在唐宋时期西关白田镇陶瓷外销市场已形成并蓬勃发展，需求旺盛的情况下创建的。而西村窑的出现，又降低了外销陶瓷的成本，进一步促进了外销陶瓷市场的兴旺和西关地区的繁荣。

西关商业区繁盛在另一方面的标志，是出现了南海西庙这座位于该商业区中心，当时名闻遐迩的庙宇。

南海西庙故址在今文昌路广州酒家一带，1921年孙科任广州市长时为卖地皮充军费强行拆毁。据吴兰修《南海百咏书后》，方信孺《南海百咏》成书于南宋开禧二年（1206年）以前。《南海百咏》之《南海庙》篇序云：“又有西庙在城西五里。”《铜鼓》篇序云，“南海东、西庙皆有之。”《波罗蜜果》篇序云：“南海东、西庙各有一棵。”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廖《重修南海庙记》说：“古庙即扶胥之口，又一在州城之西南隅，故有东西二庙之称……艺祖（宋太祖）临御，首遣中使，重加崇葺。嘉中（1056—1063年）余靖尝修之。元中（1086—1093年），蒋之奇奏请赐缗增葺两庙；范周安葺东庙于政和（1111—1117年），季陵葺西庙于绍兴（1131—1162年），咸记于石。”又蒋之奇《广州州学记》云：“元元年（1086年），番禺缺守，有诏以命臣之奇来治州事。”而黄佐《广州志》卷36“艺文”收有季陵《修西庙记》和蒋之奇《修东西二庙记》之目，可证实廖所记。因此，西庙之建，肯定在1086年之前。

程师孟《洪圣王事迹记》云：“熙宁四年（1071年）辛亥三月，余自长乐移兹州。先是，予尝患夫岭外之郡城郭不设，广为东西两路之会，安危系之，而无城之害，尤为不细。自（侬）智高之乱，居民常怀兵烬之虞……予始至，勇于必为，既奏可，将以其年十月举大筑……五年（1072年）壬子正月之十七日旦昼，新城见于水中，逾数刻不没……海旁之民走观者，莫不骇异……予来之明年春，而城之馀工将竟也，有嫉之者以讼于朝，未几予有荆渚之命。将行矣，蕃汉之民，欲予留也，期相谒神，再拜焚叩，乞杯而卜之。凡杯之验，以仰为阳，以覆为阴；遇阳则吉，而得阴则不。祝而约曰：‘留则仰，不则覆。’盖屡乞而屡仰，然后皆拜如初，以谢神赐。众出而语人曰：‘公留矣！神且告我矣！’既而余果留。先是，予一夕梦，俱讼者并辔于途，见大第屹然，类公府之为者。予却马旁立，彼辄先驰，及门则坠而行于地。予徐以进，历观位序堂奥之美，久之乃寤。其后被旨躬祷东祠，既入，宛如梦之所见……昔智高之入于州地，日惟杀人以作威。其战斗椎瘗之处所，今所谓航海门之西数十步而止。逮予为城，屋其？以立神像而祠之，适在其地，无少差焉。经营之初，不入于他虑，岂神之意有使之然，欲以是为居，以镇不祥之所，而殄其杀气之余，与斯民排灾遏患于无穷者耶？”可见程师孟筑城时，在航海门之西数十步又建了一个新神祠。但这是他“被旨躬祷东祠”之后过了一段时间的事。也就是说，先有“东祠”之名（默示当时已有对应的“西祠”），后有航海门新神祠之设。由此可知，西庙之建，更可进一步推至1072年之前。《南海志》“录事司坊里”条下记：“西城十九坊……东南隅：联桂，文信，望仙，衣锦。西南隅：德星，中和，亲仁，贵德。东北隅：桂华，青云。西北隅：会通，画锦，耆德。”“南海县坊里”条下记：“城西十二坊……城西厢：丛桂，仙桂，泰亨，德义，由义，和平，泰和，太平，阳春。”其中之联桂坊，亦见于清代方志，在第七甫，今人民中路西侧；德星坊，即今德星路；丛桂坊，即今丛桂路；仙桂坊，地名保留至今，在光复中路西侧。可见以上各坊，均在西城墙外，其地均属今之西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星坊虽在西城墙外，而《南海志》仍称其在西城西南隅。可见西庙的方位，廖说是“在州城之西南隅”，方信孺说是“在城西五里”，虽表述有异而实质相同。盖方所指，是西庙至西城墙的距离；廖所指，则是西庙在整个城厢中的位置，与《南海志》同。盖廖与《南海志》编纂者同为粤人，故表述习惯相同，方为外来客，故微有异，而同谓其在城之西南则一。至于程师孟1072年新建于航海门之西数十步的神祠，刚好在位于包括子城、东城、西城在内，当时整个广州城（此处特指城墙内）的南北中轴的最南端，与“在州城之西南隅”的西庙风马牛不相及。

海神庙必建于海边的码头附近（当时西关所临珠江江面宽阔，称“小海”），出海商船的商贾和船员在出航前要在神庙祈求保佑，安全归来则要到神庙酬神谢恩。故规模大、香火盛的南海神庙所在之地，亦必为商业繁盛之区，商船辐辏之港。南宋诗人杨万里（1127—1206年）淳熙六年（1179年）除提举广东常平茶盐公事，七年正月赴任；八年二月，改任广东提点刑狱；九年七月继母去世，离任服丧。在广州期间，1181年有七律《二月十三日谒两庙早起》一首，首联云：“起来洗面更焚香，粥罢东窗未肯光。”又云：“老去波波为底忙。”显见其谒庙并非私人行为，而是履行公务。由此亦可知，尽管1182年他在《题南海东庙》中指出“西庙不如东庙雄”，但官府平常对两庙的祭祀，却是同时举行，无分轩轾。这实际上也是对西关商业区重要地位的肯定。

东、西二庙长期共存的局面，到宋元嬗代之际一度发生变化。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陈思善《代祀南海神记》称：“广州南海神祠，前代遣使致祭，岁无违阙，中更变革，不遑及者十余年……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诏封广利灵孚王，越明年，圣旨遣怯薛歹必赤塔不迷失、集贤院蒙古必赤孙澄捧香致祭。”以后每年都遣使致祭。陈大震《重修南海神庙庙记》称，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世祖皇帝加以灵孚之号，天使奉命，驰驿万里至广州城……将致宠光于正祠，闻祠已废，乃于城西别祠行礼焉。”直至大德七年（1303年）东庙修复，元初恢复朝廷祭奠的头11年（1292—1302年），仪式显然都只能在西庙举行。由西庙经战乱而未废，可判断西关商业区被战火蹂躏的程度相对较轻。

清初，南海西庙备受朝廷重视。乾隆《南海县志》记：“洪圣西庙，即南海神（原文如此），在太平门处第十甫，嘉靖十三年（1534年）建。国朝康熙六年（1667年）察院董笃行奉谕祭。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侍郎杨正中奉谕祭，有碑记。”可惜的是，这些碑记后来都随着西庙的被毁而荡然无存。清蔡士尧《德兴桥》诗云：“万派鱼龙舞绛霄，喧阗箫管杂云韶。爱他洪圣千秋会，赛过波罗第八桥（原注：德兴桥前为南海神庙）。”此诗作于鸦片战争之后，原注所说的“南海神庙”指南海西庙。德兴桥为清代著名的西关“八桥之盛”中的第八桥。波罗，指波罗庙，即南海东庙。可见直到鸦片战争之后，南海西庙仍曾香火鼎盛。

明初实行海禁，而外国商人仍藉“贡使”之名纷纷来华贸易。《明史·食货志》称：“以诸蕃贡使益多，乃置驿于浙江、福建、广东三市舶司以馆之，广东曰‘怀远’。”怀远驿于永乐四年（1406年）八月建于西关蚬子步，即今十八甫路的怀远街，有房舍120间，规模居三省驿馆之首，显示广州居于全国外贸中心的地位。万历《广东通志》记：“永乐间，四夷来王，市舶至用内官监镇，寻置怀远驿于郭西南蚬子步，创屋百二十间以司馆谷。时内官总货，提举官吏但领簿而已。其入贡者，惟正使进城，余皆就驿止宿，遇设宴管待方入，宴毕即出。成化、弘治间犹然。其衣服诡异，至有帽金珠、衣朝霞者。将侍宴，老稚咸竞观之。”正德十二年（1517年）以皮莱资（ToméPires）为首的葡萄牙使团来华，登岸后即久居于此。明代的外国“贡使”多为变相的商人。怀远驿的出现，实清代公行制度下外国商馆之权舆。而清代西关十三行的繁荣，实亦与萧梁以后当地涉外经济传统息息相关。南海西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这一传统的象征。

华林寺，在西来初地，为岭南名刹，前引雍正《广东通志》等定其建于526年，即达摩来时始建。此说未详所据，然亦不能完全排除当时曾在此建寺庵的可能性，故可备一说。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华林寺住持元觉《华林寺开山碑记》记：“吾粤自卢祖传灯，曹溪滴水，遍洒天涯，后之溯宗门者，莫不首列南华。要之，法乳渊源，西来一脉，我华林寺，实肇其基焉。寺踞广州羊城西郭，一水迂回迤逦而达于珠江。潮汐潜通，葱葱郁郁，望气者谓主法王示现，出为苦海津梁之象。旧称西来庵，地曰西来初地，乃萧梁大通元年，达摩尊者自西域航海而来，登岸于此，故名。至今三摩地，西来古岸，遗迹犹存。前明嘉靖间，慧坚耆宿悬记云：一百单八年，当有大善知识，在此建立法幢。崇祯初季，我师宗符老人，由漳州行脚入粤，路出西来；先一夕，庵主梦金翅鸟翱翔空际，光烛茆茨；及见师，大奇之，愿布坐具地，为建道场。师以志切游方，力辞不就。厥后遍参海内诸大名宿，传毗尼于云顶，印心法于天童，复飞锡南来。一时当道宰官，暨绅士程可则、王念初、梁佩兰、陈恭尹诸公，仰师道范，为卜地西来，请转法轮。由是遐迩向风，皈依恐后。爰拓基址，定方隅，引河流为功德水，植材木为祗树园，首建大雄宝殿，次及楼阁、堂庑、寮室、庖蔃，无不圆成。榜曰华林禅寺，乃国朝顺治乙未（顺治十二年，1655年）岁也。师住持一十有七载，大建西来宗旨，常垂三关语，勘验诸方学者。道风远播，闻者景从。前后复开法双桂、勇猛、东湖、云门诸刹，嗣法门人离幻、铁航、识此、天藏，皈依弟子不可以数计。犹忆掩关石洞时，曾晤天然和尚云：自少室潜踪，遗下一片闲田地，孕奇毓秀，于千载之外，仰额望师久矣。今乃应运崛兴，适符往谶，地灵人杰，相得弥彰，此论殆非虚誉。无何，辛亥之夏，偶示微恙，未几归寂。宏法方殷，报缘莫续，讵非神龙变化，见首不见尾者耶？元觉忝列门墙，虽经大冶陶，仍惭钝铁，安敢主盟保社，为世导师；奈承属个未了公案，只得努力向前。十载于斯：法之昌而明之，缘之辐而辏之，要皆先老人道隆德盛，感格人天所致。后之藉其荫而享其成者，自当饮水知源，善继善述，西来一脉之传，正未有艾也。是为记。大清康熙二十年，岁次辛酉孟秋。”可知入清之后，南海西庙与华林寺同时兴盛，并列为西关地区最重要的宗教场所。

乾隆四年（1739年）在华林寺内立石之《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云：“里中华林寺暨关帝宫，即今之西来庵旧址也。明壬午癸未间（崇祯十五、十六年，1642—1643年）父老所创建，予与洪君敬亭、林君明华曾襄其事。初止一椽，足蔽风雨；中奉佛座，未有廓庑榱榭漆饰丹艧之煌煌也。己丑庚寅（明永历三年、四年，清顺治六年、七年，1649—1650年，这两年广州基本在明朝治下，庚寅年十一月始复陷于清）后，西关长者陈世兴、徐暹、洪元梓、钟景润、陈朝雅、刘嗣美、蔡弘奎、庄端、陶正隆、苏韬、康德升、郭柱、林犹龙，舍市地之金四百余两，仍募仙城内外，共得三百余金，购地庀材，鸠工拓而大之。池辅〔浦？〕、僧寮、几筵、木石毕备，请宗符禅师驻锡其中。于庵左建关帝殿，置屋六间以为香灯久远计。越癸丑（康熙十二年，1673年）春，程君有和、王君虞捐资兴举，谋之本里汪君景汉，又偕原倡首诸君募金成事，复建□〔圣〕殿，兼设厨房，增置香灯屋二间。自是历年随时加修……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花朝，汪君景汉、陈君于宠虑缘起之未详，无以垂远也，谓里中老成，历事之端末，而详悉之既久者，惟予为最，属予言以纪之。予曰：‘事有为耳目所见闻者，犹足当考献征文之实，况身共事者乎？是诚非予莫悉也。’因为叙其初终，付勒之石，而详记其起建年月，与捐金、购地、庀材、鸠工、拮据有事诸君子之姓名于左。乙酉（明弘光元年、隆武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时广东在明朝治下）科举人原候选推官里人直庵前头颜养气常集甫撰文。”此碑虽立石于1739年（也许是重立，上引《华林寺开山碑记》就是在同治七年，即1868年重立石的），但撰文却在1683年。作者是明代遗民，明朝广东末科举人，故纪事不书年号，唯云甲子。《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虽晚于《华林寺开山碑记》两年，但作者亲身参与华林寺的创建，并列举了一大批亦参与其事的见证人，与《华林寺开山碑记》作者元觉未历其事，仅得闻乃师之言，而又着力渲染“神迹”相比，显然可信得多。惜《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鲜为人知，后世多从元觉，陈陈相因，以迄于今。

从《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可知：一、华林寺创建于1642—1643年，当时即名为华林寺。从“里中华林寺暨关帝宫，即今之西来庵旧址也，明壬午癸未间父老所创建”一语，及标题名之为西来禅院，文中亦数处称其为庵，可知西来庵及西来禅院之名，尚较华林寺之名后起，撰此碑记时仍用。元觉所谓“旧称西来庵”之“旧”，只是指宗符为住持之时。所谓“崇祯初季，我师宗符老人，由漳州行脚入粤，路出西来；先一夕，庵主梦金翅鸟翱翔空际，光烛茆茨；及见师，大奇之，愿布坐具地，为建道场。师以志切游方，力辞不就”也只是故神其说：《鼎建西来禅院关帝圣殿碑记》既称华林寺创建于1642—1643年，则此前十余年间，其范围内显然没有任何寺庵，更无“庵主”。陈泽泓指出：“生活在明末清初时人的咏华林寺诗，有屈大均的《过华林寺作》，梁佩兰的《除夜宿华林寺呈宗公》，陈子升的《寓华林寺飓风欲归不果与天藏上人》、《西来庵放生》、《盂兰盘日西来庵舍利》，从诗题可知清初华林寺、西来庵之称，在文人的诗文中并用，而以称华林寺为多。”这是值得注意的。实际情况，应是崇祯末初建寺时，已名为华林寺，清初扩建时，为突出达摩西来的品牌，又曾命名为西来庵、西来禅院，而后两名称日久渐隐而鲜为人知。二、华林寺之扩建，开始于1650年之后。是年末广州重陷于清，战事平息，翌年工程即可展开；竣工之后，始“请宗符禅师驻锡其中”。则扩寺工作，宗符当未参与；元觉谓其主持建寺（甚至为此而制造了“前明嘉靖间，慧坚耆宿悬记云：一百单八年，当有大善知识，在此建立法幢”的谶语），固不足信；其所谓建成之年（1655年），亦不过宗符到寺之年。值得注意的是，1650年广州沦陷，备受战祸，而“西关长者”不久之后即能集资扩建此寺，足以反映西关地区的经济实力。

广州在历史上除西来庵外，尚曾有西来堂。明成化九年（1473年）《广州志》所录元人陈植《重修西来堂记》云：“凡寺名西来者，以达磨自西域入中国而人信者众矣。番禺城之西南有堂，自唐迄今，盖亦有年。其地因兵革后为居民奄取。延丙辰（延三年，1316年），居士觉真刘公自庐陵来，奉佛为念，乃出己资率众净财，与雍氏复之，广袤十方，乃建精舍、殿庑、云堂、山门、斋厨，既完且备。至顺辛未（至顺二年，1331年）悉毁于火。嗣法欧阳觉通亦庐陵人，也祗兹院，誓必复兴。时连帅斡赤答失主盟，布舍云集，不一载而院宇鼎新。初祝发僧智讯始正其额为‘西来院’，而地藏乃刘庆堂创盖，重构轮藏。各有所收，广济市上，筑客舍十有二问，岁收租以供香油之资。十方者辐辏，素无土田，日食常百数。讯应接未□之。院邻刘氏以院东偏为园亭。至元已卯（至元五年，1339年），偕子孙舍其园亭归于院。讯将撤其地为观音阁，恐力未瞻，又讯年老，以乡人故，来请记。余志其本末。”从内容看，碑记即撰于此时，也就是1339年。该志并记：“西来堂，在郡泰通坊……元末复毁。国朝洪武七年（1374年）僧惠福重建。郡人刘庆堂施屋十二间，月入其资为香灯之费。屋在新桥街泰通坊。司其事者民黄子成也。”《南海志》“番禺县坊里”条下记：“城南厢：状元，世科、泰通，鼎魁，登俊，擢桂。”结合成化《广州志》所记，可以肯定西来堂是在西城墙之内的泰通坊，而不在西城墙外之西来初地。与泰通坊同属城南厢的状元坊，其名沿用至今，在人民南路东侧与天成路西侧之间。民间相传状元坊原名泰通坊，由《南海志》同时记两坊名，可知此说不准确，但也说明两坊相邻，才致此误。由此亦可判断与泰通坊相接的新桥街，当即今天状元坊附近的新桥市。新桥市在海珠南路西侧与天成路东侧之间，故西来堂当在今状元坊与新桥市之间。明南京工部主事，南海人张诩（1456—1515年）弘治十八年（1505年）所成《南海杂咏》有《西来堂》云：“何年飞锡自西来，万古长空一鸟飞。只为少林无口诀，教君何处觅筌蹄。”则西来堂至1505年尚存，何时湮没不详。不过，华林寺一度名为西来庵、西来禅院之时，西来堂当已不存，否则就难免被人指为“蒙混影射”了。

清代广州港与十三行

清初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南明政权的反清势力，于顺治十二年（1655年）、十三年（1656年）及康熙元年（1662年）、四年（1665年）、十四年（1675年）五次颁布了禁海令，禁止沿海商民出海贸易；又在顺治十七年（1660年）、康熙元年（1662年）、十七年（1678年）三次下达“迁海令”，让沿海居民后退去海岸线数十里不等，以企图断绝大陆对台湾郑成功的支援，这些海禁政策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海禁时期，澳门为“化外教门”的特殊地区，准予免迁，成为我国转口贸易的基地。以广州——澳门贸易为基础，澳门与马尼拉、帝汶、中南半岛、爪哇等地的海外贸易仍然不断发展。随着清朝统一台湾，平定三藩之乱，正式解除海禁政策，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廷设立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和粤海关四个海关，负责管理对外贸易事务。粤海关从设立至鸦片战争结束，150多年一直存在。其间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十一月宣布，封闭闽、浙、江三个海关，规定“番商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广州一口通商存在80多年，对广州海上丝绸之路的持续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初海禁期间，朝贡贸易仍然沿用明朝的制度。广州城外西南的怀远驿，仍是各国朝贡所停泊的客馆和港口。“怀远驿在西关十八甫，顺治十年（1653年），暹罗国有番舶至广州，表请入贡。是年复有荷兰国番舶至澳门，恳求进贡。……乃仍明市舶馆地而厚给其廪，招纳远人焉。康熙十三年，苏禄国王森列拍遣使三人请受藩封，于是颁给银印，付以时宪，一时称荣，而侏亻离白老群趋于粤”。这种朝贡贸易，清定“三年一贡”，暹罗等南洋国家“贡道由广东”，“又覆准进贡船不许过三只，每船不许过百人，来京员役二十二名，其接贡、探贡船概不许放入”。而会验贡物亦有仪式，先派“南海、番禺两县委河泊所大使赴（怀远）驿馆护送贡物，同贡使、通事由西门进城”，至巡抚衙门等候，“督抚各官正坐，司道各官旁坐”，通事带领贡使“行一跪三叩礼，赐坐，赐茶”。“各官即起坐验贡毕”，“将贡物点交通事、行商、贡使同送回驿馆贮放”，而贡使入京，通事将启程日期具报广州府，转报布政司，移会按察司，颁发兵部堪合一道，驿传道路牌一张，督抚委送官三员随同伴送。“贡使京旋，委员自京护送敕书大典回广，船到河下，迎请安奉怀远驿馆，遵奉筵宴一次，候风讯便日启程”。故地居珠江旁的怀远驿，在广州海上丝路中，特别是贡舶贸易中，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清时，怀远驿旁的洪圣西庙，仍然起到海上保护神的作用，其“在太平门外第十甫，有祭业，绅士春秋致祭”。而附近十三铺、十七铺各有一天妃庙，亦与洪圣王南海神一样，时有香火。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粤海关设立，大关衙门设在广州五仙门内（约今广州海珠广场广州宾馆附近），负责“稽查城外十三行黄埔地方各国夷船进口出口货物”；在澳门设有行台，负责稽查进入澳门的外国贸易商船。粤海关分总口七处，小口七十五处，其中正税口三十，挂号口和稽查口各二十二。如此众多口岸，“自海禁既开，帆樯鳞集，瞻星戴斗，咸望虎门而来，是口岸以虎门为最重。而濠镜一澳，杂处诸蕃，百货流通，定则征税，故澳门次之”。虎门为挂号口，为入广州的门户和必经之途，此挂号口每年征银约三百两，而澳门为正税总口，每年约征银二万九千六百两，占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粤海关征税正额二万三千三百六十二两总数的三分之一以上，其在广州对外贸易中的作用不言而喻。清政府之所以重视澳门，“以澳门为夷人聚集重地，稽查进澳夷船往回贸易，盘诘奸宄出没，均关紧要，是以向设立旗员、防御两员；一驻大关总口，一驻澳门总口，每年请将军衙门选员前往，弹压一切关税事务”。“除大关、澳门两总口及分隶附省之十小口夷船货物，在在经由，其黄埔、澳门两处均与洋行逼近，民夷交涉，最易藏奸，一切出入点验货物，及防范走私、短报各弊，有必需家丁驱遣往来，不能尽委之书役者。”大关既然“稽查城外十三洋行及黄埔地方各国夷船进口出口货物”。十三洋行（《约1795年广州画家所画〈十三行商馆〉油画》）乃清“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十三行“即以明怀远驿旁建屋一百二十间以居番人之遗制也”。十三行既为“外洋行”，“从前共有十三家，在西关外开张料理各国夷商贸易，向称‘十三行街’，至今由存其名”。今广州十三行街为十三行所在，与明清怀远驿近在咫尺，怀远驿旁建十三行，就是便利中外商品交流。而对粤海关总口来说，稽查十三行与外国商船走私物品偷税漏税，应是其职责范围。十三行商职责，“凡处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十三行及其行商，在广州中外贸易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而“洋舶有载蛮货往来者称华艇，泊十三行，实逋逃薮也”，借各种理由而偷逃税款。

由于广州城西南间海岸线不断向南推移，广州十三行街利用淤出土地新建街道。《乾隆四十二年行商上广东巡抚禀帖》称：“查夷商到粤，现在俱已送照定例，在商等行馆歇居住，并于行馆适中之处，开辟新街一条，以作范围。街内两旁盖筑小铺，列肆其间，凡夷人等、水梢等所需零星什物，以便就近买用”。十三行街店铺林立，贸易兴隆，街南为洋行所在，同治时已有新街伸出（今十三行横），两头有栅栏到河边，夷馆至河边长十一丈（33米）左右。《华事夷言》载：“十三间夷馆，近在河边，计有七百忽地，内住英吉利、弥利坚、佛兰西、领脉、绥林、荷兰、巴西、欧色特厘阿、俄罗斯、普鲁社、大吕宋、布路牙等国人”。十三夷馆是外国商馆区，北到十三行街，南为珠江，东至西濠，西达联兴街。“又案档册，十三行河旁地，各国商人建马头，泊火轮船，许几输僦值五百两”。外国商人还把码头向南移，道光八年（1828年），“十三行夷楼前面临河处，所有公司马头向系停泊公司三板船只，及夷人货物上落之处，因与新芀栏马头毗连，旧筑围墙一道，以防民夷混杂。夷人因河身淤浅改挪，向前改筑”。道光十一年（1831年），抚宪朱桂桢等令英吉利馆拆除馆前西边道光七年（1827年）所筑墙体，以及东边木板，南边码头上栅栏，“又馆前淤积余地一段，悉照丈尺掘毁”。这次掘毁的“鬼子码头”及附近墙栏，是英人非法增“海滨以巨石盘址构基设栅”，使本来狭窄的珠江海岸更趋窄小。从原来清初的怀远驿到其旁的十三行街，从十三行街到后来十三行街南十三行夷馆，其沿江的码头不断向南推移。

不管怎样，广州城西南的码头是中外货物的装卸地，城西南的十三行，“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锻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十三行以东的濠畔街，“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蕃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应是明末写照，清初，“今皆不可问矣”。中外商货云集之地由濠畔街移向西南的十三行街，“广东十三行街，为西洋诸国贸易之所”。十三行夷馆南的码头、十三行夷馆、十三行街共同组成了清代中后期广州城南中外商贸交往的绚丽图卷。

广州城“人民富庶，埒于苏杭”，珠江“绕城东南入于大海”。清光绪时，沙面“舟楫盈江几数万”，“笙歌达旦，官不能禁”。“临江为十三行，为诸番人贸易处，其番人号为鬼子，深目高鼻，须发皆卷，房屋高峻，窗棂悉饰玻璃，门外高台，番人持千里镜照之，能瞩数十里”，十三行一带贸易发达，娱乐业也盛极一时。

怀远驿西北的洪圣西庙，在广州海上丝路的港口、贸易区变迁过程中，仍然起着海上保护神作用。道光《南海县志》卷一《省城图》、《（南海）县境捕属图》仍然在县城西南显标洪圣庙，直至光绪《广州府志》卷六七《建置略·坛庙》仍然有名于世。让人费解的是，清仇巨川《羊城古钞》卷三《祠坛》将康熙元年（1662年）都察院董笃行奉谕祭以及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礼部杨正中奉谕祭载于洪圣西庙下，且“有碑记”。而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一四五《建置略·坛庙》在南海东庙下引《（广州）府志》云：“香亭左右则自前代至国朝祭告文皆使臣所勒”，不应在西庙。而光绪《广州府志》亦参阮《通志》、《南海志》、《番禺志》等亦将康熙两次奉谕祭南海场地认作南海西庙。是记载有误，还是另有原因，值得探索。“岭南十郡濒海，司海之神，庙食处处不绝”。上述南海、天后之外，顺治十八年（1661年），水师游击易知“始初知于役雷、廉，历险获夷，祝神辄应”，故建龙王庙于广州靖海门外河旁，“凡渡海官贾，尸祝祈灵，以求履坦者，惟神佑之”。这与“粤人信神而尚巫”，渡海自然信仰海神，以至雍正二年（1724年）封南海神为昭明龙王，从中央分祀龙王神于广东，龙王、南海神自然融合到一体，他们与天妃及岭南沿海的其他临水夫人、伏波将军等共同成为人们信奉的神灵，其江海之滨的庙宇自然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对象。

广州城东的黄埔，“惟查向定章程，商船准其进口在黄埔地方，兵船则在澳门外洋湾泊，不许擅入”。清代黄埔（今广州新蟯黄埔村）只是外国商船停泊之地。乾隆元年（1736年），令“外洋、红毛夹板船到广时泊于黄埔地方，起其所带炮位，然后交易，俟交易事竣，再行给还。”黄埔地理位置有人认为在唐时黄木湾附近。韩愈曾称的“扶胥之口，黄木之湾”，“土语讹为黄埔，为省河要津，近为夷人停泊所矣”。实际上，明清时期的黄埔较古时黄木湾偏西，地在广东城东，附近琵琶洲三埠，“东路之舟泊焉”。除东路的浙闽船只外，“黄埔在水中央，周围皆洋货船，而内地尤帆樯如林，以外国贸易船比之，外国所纳税饷，不过本地百中之一，所以中国不甚稀罕外夷在夷之贸易。”中外商贸船云集黄埔，所纳税多少应以实际数字说明（详下）。不过，从雍正、乾隆始，“洋船到日，海防衙门拨给引水之人，引入虎门，湾泊黄埔，一经投行，即着行主、通事报明。至货齐回船时，亦令将某日开行预报，听候盘验出口。如有违禁货物夹带，查明详究”。海防衙门驻澳门，引水人引船至黄埔，纳税后停泊黄埔。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停泊在黄埔的有英国船只61艘（其中东印度公司船21艘，港脚船40艘），美国船15艘，荷兰船5艘，法国船1艘，丹麦船1艘，葡萄牙船3艘，共计86艘，黄埔停泊外船可见一斑。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72年中，到中国的欧、美外国商船有312艘，而且吨位也不小，一般也达到300吨。《粤海关志》卷二四《市舶》载，乾隆十六年（1751年）至道光十八年（1837年），共计87年的外船数。其中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前，七年总计来广州外船141艘。其后以10年为单位，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至三十二年（1767年），外船193艘；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至四十二年（1777年），外船增至289艘；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至五十二年（1787年），外船又增至393艘；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至嘉庆二年（1797年），外船又增至550艘；嘉庆三年（1798年）至嘉庆十二年（1807年），外船又增至745艘；嘉庆十三年（1808年）至二十二年（1817年），外船再增至762艘；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外船又增至892艘；道光八年（1828年）至道光十八年（1838年）外船更增至1161艘。其中上述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外船来粤海关83艘，除去葡萄牙3艘船外，与上述所载船数相等。总计87年间来粤外船达5248艘。

黄埔既是粤海关停泊外船之所，粤海关在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前与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并存，四海关的贸易总额与税收可以证明粤海关在当时中外贸易中的地位。据彭泽益、黄启臣研究，雍正七年（1729年）至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粤海关与其他三海关的关税收入与贸易总值，除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粤海关稍低于闽海关外，其他有载的年份都远高于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而且从雍正七年至乾隆二十一年，粤海关贸易总值增长了44％，高于闽、浙海关的增长。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以后，粤海关一口通商，至道光十七年（1827年），关税总额达8454.3379万两，年均1000多万两，较乾隆二十二年前关税增加了10倍以上，对外贸易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

清代广东对外贸易的国家增多，除原来的东亚、东南亚、南亚的国家外，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丹麦、瑞典、普鲁士、意大利、奥地利、俄国等，美洲的墨西哥、秘鲁、美国、智利、大洋洲的澳大利亚等国也都与广州发生了直接贸易。“除了俄国商队跨越中国北方边疆，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队往来澳门而外，中华帝国与西方列国的全部贸易都聚会于广州。中国各地物产都运来此地，各省的商贾货栈在此经营着很赚钱的买卖。东京、交趾支那、柬埔寨、缅甸、麻（马）六甲或马来半岛、东印度群岛、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南北美各国和太平洋诸岛的商货，也都荟集到此城”，“使得广州成为对内对外贸易极盛之地”，航线也进一步扩展。英、美、荷兰、丹麦、法国、瑞典等成为中国主要贸易对象。他们输入的贸易商品，以吨位而论，棉花占首位，棉布、棉纱次之，毛织品再次之；以价值来算，鸦片占首位。而中国出口仍以茶、丝、绸缎、土布、铜、糖为主。有些专家认为，广东对外贸易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其原因主要是乾隆二十二年后的80多年，广东一口通商，除少量在江苏苏州、浙江宁波和福建的厦门等进出口外，绝大部分集中在广东的广州、潮州、惠州、徐闻、江门、海南岛等港口贸易，而主要贸易对象欧美各国“都在广州做生意”。

黄埔港是清时著名的对外贸易港，虽然为粤海关所属省城大关之下辖十一个小口之一，但此挂号口设黄埔税馆、夷务所、买办馆和永靖营等机构管理对外贸易。内设书吏、家人、巡役、水手等，祭“岁支银一两六钱，岁共支银一十九两二钱“，与澳门一样，在诸总口挂号口支出最多；年节神供，黄埔口“岁支银二两八钱七分二厘”。而家人在挂号口的诸办事人员中，权利最大，每月支银七两五钱，高于书吏、巡役的四两。黄埔口设家人二名，与总巡口（附设南海县城）、澳门口、江门口一样，地位重要。这里靠近省城大关，又处于广州对外贸易出海的要冲与停泊之地，只有在此停泊办理的纳税手续，才能进入广州或就地贸易。除外国进出口每船交2.3两银外，中国船进出黄埔港也要交纳挂号银，海南乌艚船进口每艘征收2.2两，出口征收1.4两；海南白艚船入口，每艘征收1.8两；山东、天津、浙江、福建（装京果）及海南白艚船进口，每艘征收1.2两；福建船（装咸鱼）进口，每艘征收0.5两；白艚船进口，每艘征银0.35两，白艚船出口，每艘征银0.3两。而外商在黄埔搭寮贮货，每个收银2.3两，在本口过驳商货，扁艇每只收0.24两，尾艇三板每只收0.12两，外商禀请雇木匠、漆匠修船，每名收银0.22两。黄埔口在省城大关属下10个挂号口中，每年征收挂号银两1400两，次于总巡挂号口9300两，位列第二，足见黄埔口商船进出情况。《粤海关志》卷五《口岸》所附《黄埔口图》，清绘黄埔挂号口附近情行。黄埔税馆临江而立，永靖营护卫其旁，其西买办馆毗临，琵洲塔耸立。码头登岸，路旁为福德祠，不远处为夷务所，北帝庙、洪圣庙分到西旁。洪圣庙西为民房，民房北有华佗庙。虽然每年都有百艘上下的外船来此停泊，但外船停泊不会对中国的洪圣、北帝等水神感兴趣，而来此进香大多是黄埔的民众和中国商船的人员。

黄埔不但是大部分外国商船进入广州必经和停泊之地，也是中国出海贸易商船出发之地。据不完全统计，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期间，从中国开往日本贸易的商船3017艘，其中相当部分是经黄埔起航的。乾隆二十二年至道光十八年（1828年），开往日本的800艘商船，也多从广州黄埔港开出的。道光九年（1829年）从黄埔港开往新加坡贸易船5艘；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从黄埔开往暹罗的商船有82艘，开往越南西贡港有30艘，去福发的16艘，去顺化的12艘，去其他港口116艘，去加里漫丹10艘，去爪哇7艘，去望加锡2艘，去安汶1艘，去马六甲1艘，去吉兰丹1艘，去林牙群岛附近岛屿3艘，去丁加奴1艘。这些不完全地统计，足证中国商船出海之盛。海不扬波，这与黄埔村中的洪圣、北帝等起着护卫海上交通的神职密不可分。

虎门口的洪圣庙、天后庙、龙王庙等，亦起到庇佑海上交通安全的功能，以及其他总口、正税口、挂号口的天后庙（25个）、北帝庙（3个）、伏波庙（3个）、洪圣庙（2个）、龙王庙（2个）、水仙庙（2个）、水尾庙（1个）、靖海神庙（1个）、下洋庙（1个）。从粤海关诸多港口旁崇拜的水神看，天后已经远远高于其他水神，成为清代广东沿海拥有最多信徒的水神。北帝虽然主宰北方，但因司辖水，南方北帝神自然不少，佛山祖庙的北帝神是岭南最早的一座。伏波将军（路博德、马援）也因平定岭南及交趾而受后人垂青。洪圣南海神在民间已降为一般的水神，庙宇远少于天后，已远远不能与天后的神力相比，只能与北帝、伏波、龙王等水神并驾齐驱，其在海上的神威已远远降低，与海上丝路的关系已远不如从前。

鸦片战争的失败，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及附件，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取消公行，降低关税，开设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割地赔款等，使广州港的海关自主权逐渐丧失，外国人插手海关要务；而取消公行，外国在穗的洋行垄断和控制了广州港进出口贸易的具体业务，外贸自主权丧失；港口引水权也逐步丧失，引水员“即行带进”，“随时带出”，引水费亦“议定酌给”，广州港逐步沦为半殖民化的港口。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广州港掠夺原料，倾销商品，鸦片走私逐渐“合法化”，“猪仔”（华工）贸易逐渐猖獗，加上香港、上海等港口的崛起，广州港外贸中心地位逐渐衰落。一般把近代不平等的中外贸易不称作“海上丝绸之路”，就是因为，近代广州外贸与古代外贸有着本质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鸦片战争后，黄埔港口日渐衰落，由于码头淤积失修，黄埔洲与河南岛自然并连，影响船只停泊。同治时（1862—1874年），黄埔港迁往东面长洲的北岸，继续沿用黄埔港旧名，后来长洲亦随之称黄埔岛。长洲岛北部偏东处即有洪圣庙，据道光重修庙碑所载，庙创始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今其东的沙洲亦称洪圣河。而在长洲岛西南深井，有凌氏始祖墓，上述明代凌迪迟所写的《南海神庙志》的南海庙是否就是长洲镇东北的洪圣庙？值得考虑。

不过，鸦片战争后，中外商人云集长洲，今长洲岛深井的竹岗外国公墓、巴斯山的无声塔都证明了外国人曾在长洲岛上居住，长洲岛北的孟买巴斯商人墓地也应是此时中印贸易的见证。而竹岗外国人公墓有数十块墓碑，文字不一，大小不等，应是此时来华经商商人、政府官员和意外客死广州的外国公民，足见当时长洲岛在中外贸易和文化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巴斯商人信仰琐罗斯教，其他外国人也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不一，而长洲岛也有中国其他诸如洪圣等神的崇拜，近代中外宗教在长洲岛上并行不悖，反映了中外文化相互兼容。

由于长洲岛为江中孤岛，与陆上交通不便。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早在《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中提出，“吾人之南方大港，当然为广州。广州不仅是中国最大之都市，迄于近世，广州实太平洋岸最大都市也，亚洲之商业中心也。”提议建设广州南方大港的构想。后港址选择在与长洲相望的珠江北岸即今鱼珠附近，1937年至1938年在此兴建了深水码头，即今黄埔旧港港区。其东珠江转弯的北岸即是南海神庙，古扶胥港即在迩旁。从隋唐扶胥港到宋元琵琶洲港，从明清黄埔港（新洲）到近代黄埔港（长洲），从民间黄埔旧港到新中国黄埔新港，广州外港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但南海神庙及其离宫，一直都是这些港口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历代南海神庙殿宇不断翻修，成为港口近旁亮丽的风景。虽然明清南海神崇拜日渐式微，香火不旺，但其仍延续前代余晖，在中外海上交通中担任着保护神的角色，南海神虽贵为国家中祠之神，但其间神职还兼及风调雨顺，求子医病等有涉大众日常生活之难事，与中国其他民间信仰的神灵一样，成为百姓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十三行商馆区西式建筑的缘起

十三行商馆区，也称为“十三夷馆”，外国人多称为“Factories”或“Hong”。它已消失了一个半世纪，是广州最早的西式建筑。在摄影术尚未发明的年代，得益于当年精于绘画的来华西方人和学习了其作画方式的中国人所绘制的图画及其他艺术品，我们得以了解十三行商馆区建筑各个时期的不同风貌，因为“所有这些画都有同样非常有力的原型”。当摄影术发明后不久，法国人于勒·埃及尔（JulesItier）于1844年11月用“银板照相法”拍摄了十三行商馆区，它们更为直观与真实地呈现了广州早期西式建筑的风貌（图1）。图1 1844年11月法国人于勒·埃及尔拍摄的十三行商馆区照片（采自：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影作品展》1990年版，第14页）一

十三行商馆区的出现与清政府的对外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清初，厉行海禁，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弛海禁”，始设粤、闽、浙、江四关开海贸易。粤海关设立后，对外贸易“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旋撤闽、浙、江三关，仅保留粤海关“一口通商”。其后80余年间，广州独揽全国的对外贸易。“洋船争出是官商……银钱堆满十三行”，从《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均的描述中，我们能想象出十三行巅峰时期的盛况。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半官半商背景的对外贸易垄断机构。十三行商人被称为“洋商”或“行商”，是对外贸易的代理人。史载：“外番各国夷人载货来广，各投各行贸易。”外国商人到达广州后，首先与行商打交道。

十三行行商在今十三行街以东至靖海路一带建立起各自的“店铺”——洋行。初始，外国商人来广州只能投居洋行。故康熙开海贸易后，外国商人已入住十三行。当时除了商人，还有传教士在广州居住。雍正二年（1724年），各地驱赶传教士，广东当局同意他们入住广州，但到雍正十年（1732年），广东总督鄂弥达等上奏皇帝，要求驱赶广州的传教士到澳门，“其西洋人非有货物不容潜至省城。”此后，外国人中仅商人可以在广州居留。

为了方便贸易与生活，西方商人谋图设立自己的商馆。康熙三十七年（1689年），法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是广州第一个外国商馆，但它时设时撤。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设立商馆。雍正年间，法国、荷兰、丹麦、瑞典等商馆也相继建立。各国商馆纷纷向十三行行商租用房子，故时人称：“所谓商馆，原为‘支店’之意，最初即在洋行之内租屋开设。迨后以‘夷商’加多，商务繁盛，投机者另行建造，专供‘夷人’居住，地址与洋行相距不远。”清政府规定：外国商人“惟带货物，令各行商公司照时定价销售，所置回国货物，亦令行商公司照时定价代买。”还“命令行商为每个国家的每家公司永久出租某个行，并为西洋人提供住宅。”逐渐在洋行以西、十三行街以南、广州城外靠近珠江的区域形成商馆区，它们坐北向南，由东向西，分列排列着小溪馆、荷兰馆、新英国馆、混合馆、旧英国馆、瑞行、帝国馆、宝顺馆、美国馆、法国馆、西班牙馆、丹麦馆（图2），名称和数目不同时期有所变化。它“离珠江边约300英尺，离澳门80英里，离伶丁60英里，离虎门炮台40英里，离黄埔碇泊所10英里。这片地方东西宽约1000英尺。”图2 十三行商馆区平面图（采自：［美］威廉·亨特著，沈正邦译，章文钦校：《旧中国杂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

十三行商馆区成为当年中国政府允许中外商人进行进出口贸易的唯一场所，亦为外国人在广州的居留地。二

十三行商馆区的建筑经历了中式——半中半西——西式的发展过程。图3 约制于1733年的汤盘，其边沿绘制了广州和伦敦的市景（采自：香港市政局《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第147页）

根据西方国家开设商馆的时间来判断，商馆区在18世纪30年代前已形成。商馆区早期建筑应为中式无疑，这在当时外销画及外销瓷器中皆有反映。据一制作于1733年瓷器汤盘上所绘图案显示，在18世纪30年代珠江边还未出现西式建筑，江边还是大片淤地（图3）。从一幅1740年的瑞典商馆俯视图来看，其建筑形式仍是中式的（图4）。早期租房给西方商人的行商，因其本人几乎都没出过国，一开始不可能建起西式的建筑去迎合西方人。图4 1740年的瑞典商馆俯视图（采自：瑞典《Denlngaresan》，第92页）

乾隆八年（1743年）十月二十二日，十三行发生了一次严重的火灾，“烧居宅行铺共一万三十家，……洋行商货被烧尤多。”西方商人参与了重建工作，“开始建造半西式的居所”。1751年，来自瑞典的传教士、画家彼得·奥斯伯克（PeterOsbeck）记述：“河岸上筑建了一排排的房子，是中国人租借给逗留此地的欧洲人的。”此时当属于半中半西的阶段。据制作于1750年代的象牙彩绘作品“广州城一览”（图5），已出现了广场和旗杆，虽建筑仍为中式，但在局部外国情调业已显现，尤其是门口的装饰；商馆区的房子为两层楼，与其他的房子明显区别开来。18岁就曾随瑞典“哥德堡号”商船到过广州的“哥塔·莱戎号”船长卡尔·若翰·基德（CarlJohanGethe）在他的《东印度之旅的日记（1746年10月至1749年6月20日）》中描述到：“这些商行建造得要比其他的建筑好，一般由两排建筑物组成的两层高的房子，二楼是一些开满了方格子窗大厅，用做餐厅或起风时乘凉的地方。这些房子中间是一个小小的方形花园，里面只有五六棵树。”良好的居住条件引来了外国商人的家眷，乾隆十六年（1751年）五月十六日夜，一艘荷兰商船载来了三名外国妇女，她们上岸后入住瑞丰洋行。官府发现后勒令她们离开，并发出通告：“为杜绝将来再有此类事件发生，嗣后夷船到澳，先行检查，如有妇女，即令就澳而居。否则，进口之后，夷人货船一并驱回。……而待之行商，亦予处罚”。18世纪中叶在十三行商馆区出现西式建筑元素后，更多的西式风格建筑出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外销画中（图6）。1793年底，英国特使马戛尼尔（Macartney）在赴北京谒见了乾隆皇帝后来到广州，使团参赞斯当东（G.L.Staunton）在回国后出版的访华见闻录中，谈到他们对广州的印象：“广州……显然有很多华洋杂处的特色。欧洲各国在城外江边建立了一排他们的洋行。华丽的西式建筑上面悬挂着各国国旗，同对面中国建筑相映，增添了许多特殊风趣。”已可见18世纪末西式建筑已占据主流。另一位西方来客瑞典人龙思泰（AndersLjungstedt）于1798年到达广东，后移居澳门直至1835年去世，他所描述的商馆“都用砖头或花岗石建造，高两层，门面相当体面，……”中国的建筑基本是在砖木结构，极少使用花岗岩，它极有可能是从外国运至。当西式风格的建筑占主流时，也有个别馆保留了中式建筑的特点，如“丹麦馆采用了类似于中国行馆的前廊形式，西洋形式只是在门窗券拱等处有所体现。但1822年火灾发生前，丹麦馆已经采用和其他商馆相似的西洋形式。”1825年，美国商人威廉·C·亨特（WilliamC.Hunter）到达广州，回国后在其一书中回忆了十三行商馆：每个商馆都包括许多相联的房间，一间接一间，中间由狭窄的空地或院落相隔开来。商馆有南向北延伸。前面为一号，后面的称为二号，三号，以此类推，几乎全部是三层楼的房子。……底层为帐房、仓库、储藏室、买办室及其助理、仆役和苦力的房间，以及一个筑有石墙、铁门的银库。……二楼为饭厅和客厅，三楼为卧室。”这种内部兼顾了工作和生活功能，外部突显西式风格的建筑，是在19世纪20年代稳定下来的。图5 制于1750—1800年的象牙画（采自：香港艺术馆《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第167页）三

商馆名义上仍是行商们建造，1830年行商伍受昌向官府当局禀称：“公司馆系洋商建造，给与夷人来省暂住之所。”但可以肯定地说，西方人带来了图6 约1807年的商馆区（采自：香港艺术馆图纸，让行商按他们的意愿建造《珠江风貌——澳门·广州及香港》1996年，第169页和装饰了房子；甚至“行商遇到困难，公司资助行商建设夷馆。”当然产权仍属行商，史书记载这些建筑“属行商私产——大部属于伍浩官及潘启官——而租与外商居住者。”英国原有一间宽度约65英尺的商馆，后又于1810年3月5日将一笔钱预付给昆水官，使他能够购入产权属潘启官的另一座宽约120英尺的商馆，英公司给出的年租为6398两。同文行潘致祥“置夷馆三所，共值价银五万余两。”他曾“退商”数年，仍坐享丰厚的房租。义丰行蔡昭复原拥有荷兰馆，后迫于欠饷之故，以一万六千六百两之代价卖与他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每个商馆年租银约六百两左右，义和行（英商馆）租银六百两。“1836年，307名外国人租到了房子，总面积为77万平方英尺。”

从诸多的外销画可见，城外的十三行商馆区与城内的花塔、光塔、镇海楼构成为当年广州标志性建筑。商馆区建筑外观较为精致，廊柱、窗户、栏杆、浮雕讲究，建筑色彩丰富，有红、白、图7 约1810年的集义行（荷兰馆）顶楼黄等多种色调，每座楼房都有宽（采 自：香港艺术馆《珠江风貌——澳门· 广州及香港》1996年，第171页）阔的走廊。屋顶大部分为金字屋顶，但亦有天台的（图7）。屋顶的天台是当时广州许多房屋的特点，广州人用来纳凉的（图8）。内部的陈设各国商馆各有不同，英国商馆“有些房间陈设成为英国式样，有玻璃窗及壁炉。”西方人将他们的生活方式带到广州，冬天“在屋里升一点火感到特别舒服。”从图1照片中，可以看到屋顶上的烟囱，这是其他本地建筑所不具有的。丹麦商馆在“每个星期天晚上都会举办一场音乐会。”亨特笔下的英国商馆有图书馆、礼拜堂、弹子房和辉煌的宴会厅，还有一座广州最大的鸣钟。这一切都说明了当时的商馆区不论是外部形式，还是内部装饰及功能都极具西化，仅保留了极少部分的当地特色。图8 帕内于20世纪初拍摄的广州城，屋顶的平台用作纳凉和晒衣物

早期的建筑中有伸向江边的长廊（图9）。亨特在《广州“番鬼”录》中描述：“在新英国馆前面有一条宽阔而有列柱的长廊，伸向河边，它的列柱支撑着屋顶，山墙上刻着一个大英帝国的徽记和一句用拉丁文写的格言‘为了国王和英国政府的利益’，图9 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十三行商馆区（广州博物馆藏玻璃画）以其来代替‘恬不知耻’；荷兰公司也有一条类似的长廊，也有国徽，格言是‘我支持’。”这些长廊建于约乾隆五十年（1785年）。荷兰馆的长廊较之英国馆的长廊要窄许多，荷兰馆仅一个拱门，英国馆有三个拱门。英国与荷兰是对华贸易中占重要的地位，其建筑也非凡。

对中国人而言，十三行商馆区与中国传统建筑形成鲜明对比，实在另类。时人有诗云：“十三行外水西头，粉壁犀帘鬼子楼。”另有记载：它“屋临水，粉垣翠栏，八角六角，或为方，或为圆，或为螺形，不可思议。”也有赞赏：“广州十三行有碧堂，其制皆以连房广厦，蔽日透月为工。”不管认不认可，这种“洋楼建在省岸”的现象象征着广州的开放与包容。

西式建筑在珠江北岸一字排开，成为广州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若无官府的认可，是绝对不可能的。官府对十三行商馆区的承认，是为了将西方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仅与特许的行商做生意，“以杜交通私弊”。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两广总督李侍尧呈请颁布“防范外夷规条”时指出：“查历来夷商到广贸易，向系寓歇行商馆内，原属事有专责。乃近来有等嗜利之徒，将所有房屋，或置买已经歇业之行，雕栏画槛，改造精工，招诱夷商投寓……即买卖货物，亦多有不经行商、通事之手。”可见，用西式建筑吸引外国商人是某些不法中国商人的手段。清政府进一步明确：外商仅可居住在行商各馆内，“如行馆不敷，亦责成该行商自行租赁房屋，拔人看守，以专责成。”外人来华做贸易，每年春夏皆寓居澳门，至秋冬间才能在广州商馆区居住与交兑货物。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行商上广东巡抚《禀帖》称：“查夷商到粤广，现在俱已送照定例，在商等行馆歇居住，并与行馆适中之处，开辟新街一条，以作范围。街内两旁盖筑小铺，列肆其间，凡夷人等、水梢等零星什物，以便就近买用，免其外出滋事。”嘉庆十九年（1814年），为整顿洋务，广东政府重申：“其住居澳门及省城十三行之贸易民人，不得搭盖夷式房屋”。但对已建好的“设施方便”的西式建筑不得不默许之，外贸给国家及官员们本身带来的好处使得官府也不敢过于得罪来华的外商。同是嘉庆年间，两广总督蒋攸？上奏云：“各国夷商来粤贸易，俱系赁居洋商所筑夷馆。”“夷馆”是当时中国人对十三行一带专供外国商人居住并具有外国风格建筑的统称。四

商馆区西式建筑形成后并非一成不变，一些外部的因素使其建筑形式一变再变直至消亡。火灾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商馆区曾发生三次大火以及零星小火，它是如此重要，故每次火灾后，马上又开展重建。1822年和1842年两次大火很快在原址上重建了商馆，1856年最后一次大火后，另择址沙面建起了租界。

第一次大火连续烧了两日，商馆大多被烧毁，损失惨重。1827年和1836年又发生了多次火灾，但规模较小，影响有限。第一次大火后，商馆区在原址重建，商馆包括英国、荷兰馆前面的长廊也重建起来了，长廊“放弃了帕拉第奥形式，而表现出英图10 1844年11月商馆区的花园、码头和砖墙（采自：澳门历史档案馆《早期澳·穗摄 国摄政时期的新古典主义。……影作品展》1990年，第8页）而帝国馆、旧英国馆、周周馆以及丹麦馆等普遍采用了巨柱式，园形柱身，在立面中的比例明显大于早期的壁柱形式。”只是在堤岸边的木围栏已不见。大火前商馆前广场被围栏围起，目的是不准中国人进入，“直到1822年的大火灾为止，这个广场一直是‘番鬼’们专用的。周围用栏杆围了起来，并被认为是他们作为商馆的占有者应有的权利。”1822年前的广场或空荡或有中国苦力在干活或是西方人在漫步，甚少见其他中国人。但大火后，栏杆取消了，“中国人常常把广场当作通衢大道，一些沿街叫卖的小商贩也喜欢麇集在这里做小本生意。……”道光十一年（1832年）底，英国商馆提出“照旧建设矮栏”，广东当局同意设立“疏木栅栏一道，不得旁作矮墙，并不得添用木板，……”第二年，木栅栏又建立起来。

1842年的那场大火是鸦片战争的恶果。官府与英军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后，12月，因英水手与中国小贩的矛盾，引发了民众的义愤，火烧商馆，商馆被毁。从1844年于勒·埃及尔所拍的照片可证实这次大火后，基本依原样式重建。一重大的变化是长廊图11 1843年后重建的商馆区（广州博物馆不见了。另一重大的变化是栏杆藏油画）改为砖墙（图10），广场成了花园，种植了许多树木、花草（图11）。它是英国领事马额峨与官府协商的结果，目的是限制中国人随便进入外国商馆。这与后来沙面的性质基本类同。鸦片战争后西方国家获得了传教和租地的自由。1843年签订的中英《虎门条约》中有允许英人在广州租地建房的条款。同年十一月，英国人与十三行的怡和、广利、同孚、义堂、天宝、东兴、顺泰等行商签订租地草案，地点：东起西濠口、西到新豆栏、北至十三行街，南达珠江边。租期25年，年租金6000元洋银。这是英国人在十三行地区以租约形式租得的土地，也是英国人在中国租得的第一块土地。接着，中英双方协议，将十三行英美商馆中间的新豆栏小巷租给英国，每年地租300元洋银，另计其中房屋价钱3000余两洋银，使英美两国商馆联成一体。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十三行商馆区建筑的样式也有了较大变化，尤其是在原旧英国馆和荷兰馆的旧址上，兴建了两座大型殖民地外廊式建筑；1847年在英国馆前出现了一幢哥特式风格的教堂（图12）。这些变化使这个地区更像外国人社区。1856年第三次大火发生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同样是因广州民众不满侵略者的行径而引发。火势蔓延至整个十三行地区，除一栋房子外，全部化为灰烬。

两次鸦片战争使中国被迫进一步开放，十三行专营外贸的制度已被取消，恢复十三行商馆区已不可能。广州早期的西式建筑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是面积更广、建筑风格更多的沙面租界（图13）。此后，一些图12 1847年商馆区前兴建了一座教堂（广州博物馆藏通草水彩画）优秀的西方设计师纷纷涉足广州，更多西式建筑在珠江两岸拔起，殖民地外廊式、哥特式、巴洛克式、新古典式、折衷主义式等风格的建筑争奇斗艳。融汇东西文化的广东士敏土厂办公楼（现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粤海关俱乐部（红楼）、沙逊洋行、怡和洋行等建筑成为广州近代建筑的精粹，这都促进了广州建筑的近代化。

十三行商馆区建筑对近代岭南建筑的影响却随着西方建筑文化在岭南的流布而日益增大。十三行商馆区在广州城市建设中成为由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衔接点。图13 1865年的沙面。1856年大火烧毁了广州十三行商馆区。1857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面成为英法两国租界，外商纷纷在此地设立商行。（采自：香港大学美术博物馆《海贸流珍——中国外销品的风貌》2003年，第105页）

十三行与清代广州医疗卫生体系的初建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麦克尼尔指出：“传染病在历史上出现的年代早于人类，未来也将会和人类天长地久地共存，而且，它也一定会和从前一样，是人类历史中的一项基本参数以及决定因子。”与地理环境有关，岭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瘟疫高发区，古有“瘴疠之乡”之称。在岭南地区流行的疾病中，则以霍乱、鼠疫和天花为主。广州作为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城市，拥有内河、海港等繁忙的交通枢纽，又是华南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居住之集中，人员流动之频繁，远甚于岭南其他各县或府治，从而更具备引发瘟疫流行的诱因。无论从疫情总数，疫情集中时段、疫情分布来看，广州都是岭南地区的重灾区。

广州城市人口拥挤、街道不洁是造成瘟疫流行的重大诱因。广州城市人口居住密度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达平均每平方公里306人之多。城区人口拥挤稠密，垃圾堆积如山，空气污浊不清，极易引发瘟疫流行。1893年天花在广州流行，《申报》指出，“城厢内外，人烟稠密，各街道粪草垃圾堆积如山，一至炎天，秽气薰蒸，闻之易生疠疫。”郑观应在其《劝广州城厢内外街道粪草秽物公启》中也认为广州“每值夏秋之际，奇疴暴疫，传染为灾”，“此非尽天气之时行，亦由地方不洁所致”。

清朝中期以后，大量城郊及农村人口涌入城区谋生，卫生意识淡薄，缺乏疾病预防观念，“每视卫生之例为畏途”。一旦疾病流行，极易成为疾疫袭击的对象。粤海关税务司法来格指出：“广州最关紧要者，即系瘟疫。闻有人云，省会毙于此劫者，不下10万人，其间贫苦者居多，大都因其饮食不佳，房屋狭隘之故。”《申报》也曾撰文指出这些群体“食则饥饱不匀，睡则枕褥污秽”，“凡于卫生一切事宜，不特全不讲求，且事事与其相反，而欲不促其年寿，呜呼，盖亦难矣！”

清朝中期广州传统医疗体系和社会医疗资源则处于单兵作战游离分散的状态。中国传统医疗单位是以“医家”而“非医院”的形式出现，无论是医疗与护理，均以家庭为单位。医生单独、分散执业，或坐堂开馆，或应请上门施诊，缺乏专业分工、集体协作，医疗效率非常低下，尤其在外科、眼科、产科等领域大大落后于西方。中国传统医疗体系，无论在医疗技术和管理模式上，都无法满足当时社会需要。

清朝中期广州的社会环境和医疗条件，引发了广州人民对改善城市卫生状况的内在渴求，也为西方传教士利用医疗卫生手段进入中国创造了条件。二、十三行与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关系

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广州的十三行在1757—1842年中是中国官方唯一特许的经营海外的贸易机构，开创了中西贸易新时代。全国各地的出口商品云集十三行发售世界各地；世界各地的进口商品也从十三行发售全国各地，广州成为闻名的国际性贸易大港口，成为西方国家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在中西交流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政府规定，所有到达广州的外国人，遇有愿进土物及习天文、医科、丹青、钟表等技，情愿赴京效力者，在澳门则令其告知夷目呈明海防同知，在省则令其告知行商呈明南海县，随时详报臣衙门代为具奏请旨，送护赴京。康熙帝还要求“西洋新来之人具留广州学汉话，若不会汉话，即到京单亦难用他。会话之时，尔等写奏折奏闻”。在广州一口通商的历史条件下，十三行成为西方人士进入中国的必经中转站。

明清之际，以天主教耶稣会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等代表的第一次西学东渐，由于清雍正帝的禁教令（1724年）和罗马教皇克莱孟十四下令取缔耶稣会（1773年）而中断。19世纪初，以马礼逊为代表的基督教新教来华教士开始了第二次西学东渐。无论是第一次西学东渐，还是第二次西学东渐，西方传教士都以医学为其先导。东印度公司英国医生郭雷枢呼吁教会多派传教士医生来华的建议书提出：“我所建议的是所有各教派的基督教徒门，为了改善中国人世俗的和社会的状况而联合起来吧，请医务界善士们前来做好事，以博取人民的信任，由此而为逐渐接受那美好无疵的基督教铺平道路……向他们展示奠基于基督教原理的慈善和人道的工作。这样，基督教的传播就是它的必然结果”。

著名牧师马礼逊（Rev.RobertMorrison）在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服务期间（1807—1834年），极力提倡利用西方医学改善与中国民众的关系。他提出：“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

郭雷枢、马礼逊的主张得西方教会的积极响应，深刻影响了来华传教的方式。英美基督教会来华传教皆以医药事业作为传教媒介，所派遣教士多为取得医学专业医生，而广州成为他们登岸中国大陆并生根的最早口岸城市。十三行商馆区，作为外国人在广州活动的主要区域，自然成为他们进行医学活动的依托之地，尤为关键的是，其医学活动获得了十三行商贾的认同和推动。由此，广州成为西医输入中国大陆的肇始地并向其他地区发散的中心，催生了与传统中医体系迥然不同的新式医疗体系，亦使广州居民较早体验了西方医学的作用。三、西方医疗卫生事业进入广州的表现和作用

清朝中后期，依托广州十三行的特殊地位和作用，西方医疗卫生技术传入广州，并很快在中国获得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牛痘术首先在广州传入和普及，进而推广全国

中国传统医学治疗天花的方法为“人痘法”，但是治愈率不高。患病儿童“生死克期于数日间，致此而殇者累累，每年传染所被，虽于京师通衢所见以车日载婴孩之尸数十，人皆惊戚不已。”盖“婴儿之患天花，十损二三，甚者不存五六”。“人痘法”传入西方后，英国詹纳医生在此基础上试验接种牛痘成功，完成《对天花牛痘疫苗的成因及其效果的研究》一文，流通世界。1805年，葡萄牙商人许威特把牛痘“活苗”带至澳门进行接种。嘉庆十年（1865年）四月，英国东印度公司医生皮尔逊（AlexanderPearson，1780—1874年）在澳门接种成功。同年编印介绍牛痘接种术《牛痘奇法》。十三行会隆行商人郑崇谦将其翻译为《种痘奇书》一卷，刊行济世，成为最早传播牛痘法进入中国的鼻祖。

为在广州推广牛痘术，十三行商郑崇谦、伍怡和、潘同文、卢广利等人重金邀请皮尔逊至广州，在十三行商馆内设立牛痘局宣传推广，“共捐银三千两，发商生息，以垂永久”，当年就有数千儿童接种，开中国牛痘术先河。

十三行商为推广牛痘法，培养出一批重要骨干，特别是番禺梁辉、香山张尧、南海邱？、谭国四人。“其后梁返黄埔、张归翠微，邱、谭两人遂擅其技”，治愈了大批病童。

梁辉即梁国炽，番禺黄埔人，以监生屡试不中而经商，成为十三行天保行股东，在引进牛痘术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痘症盛行，多死者。国炽悯之，求良法不可得。闻西人有种牛痘法，取牛所患痘浆，刺人臂，令痘出，数日即痂，无所苦。国炽乃以重金购其法，习之。痘浆必由西洋递传而至，费不赀。国炽无所吝，岁以其法治之，不吝分文谢。至今，人人知种痘，中国得免痘患，自国炽倡之也。”

推广牛痘术方面发挥最大作用的邱？，早于澳门皮尔逊临床试验之际，邱？就已经参与牛痘试验，并在家人和朋友中推广，后为十三行诸商所聘用为牛痘局首任专司，大力推广牛痘术几十年，并总结多年行医经验，著《引痘略》，刊行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风靡全国，重版翻刻者多次。

为在全国推广牛痘术，道光八年（1828年），行商潘仕成出资购买大批牛痘疫苗，亲运抵京师，并于宣武门外南海邑公馆设立种痘局，任命邱？弟子广州余心谷医师主理种痘和推广，中国北方大批人士前来学习，使牛痘术很快在中国得以普及。1828年，北京设立京都种痘局；1841年，上海开设了一座医院进行牛痘接种；1852年，天津设保赤堂，后改名保赤种痘局，施种牛痘；1863年，江南始设牛痘局；1865年，湖南设牛痘局；1868年，河南设牛痘局。

牛痘术在中国的普及，使中国天花疾病得到有效控制，为中华民族的健康做出重要贡献。中国第一位留学归来的著名西医医生黄宽（1829—1878年）在其调查报告中说：“在目前可以这样估计，至少有95％以上的城市儿童受到种痘的好处”。牛痘术在中国的迅速传播和成功推广，感动了它的发明人詹纳，詹纳说中国人似乎比他家乡的英国人更信赖牛痘术。

以牛痘术为标志的近代西方医学传入中国，并没有引起中西医学的严重冲突，而为中国医学界与百姓普遍接受，这是中西文化学术交流史上的佳话。除了牛痘术从中国传统人痘术衍生发展而来，为中西医学交流的成果之外，也与十三行商人的大力引进和推广密不可分，这充分反映了岭南文化广博的相容性。

2．西方医院、医学院首先在广州出现，并向全国发展

19世纪，西方医学取得飞速发展，尤以外科、产科、眼科先进，成为最先进入中国的医科。美国海外布道会在1834年（道光十四年）遣派伯驾（PeterPaker）牧师以专业医生资格前往中国传教。伯驾，出身耶鲁大学神学院，毕业后复入医科攻读，一八三四年取得医生文凭。伯驾经澳门到达广州，又赴新加坡学习中文。道光十五年（1835年）伯驾来到广州，得到行商伍秉鉴等人的支持，免费提供十三行内新豆栏街部分房屋，创办了眼科医局，时称“新豆栏医局”。这是广州最早的眼科医院，亦是中国大陆第一所西医医院，开始将西方最先进的医术传入中国。伯驾也因此被称为教会医药事业的鼻祖。

后来，伍氏行商免费向其提供更大面积扩展医务，“新豆栏医局”改名博济医院（PuAiIYuan，HospitalofUniversalLove），为大批广州民众提供治疗。例如钦差大臣林则徐来穗后患疝气病，间接求诊于伯驾，终为治愈。伯驾的医术及博济医院的服务也为林则徐所嘉许。伯驾为林则徐所立病历卡（编号6565）附录于《中华医药传道会1839年医院工作报》中刊于《中华丛报》而得以保留至今。

咸丰六年（1856年），博济医院毁于战火，后经传道会、行商等中外慈善之士捐输和资助，该院医生嘉约翰于1859年在南郊增沙街重建新院，仍本“博施济众之意旨”，仍名“博济”，惟英文则改作“CantonHospital”。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附属于岭南大学，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为中山医学院，今作孙逸仙纪念医院，成为中国历史最长的医院。

虽然西方传教士利用医学达到传教的目的，但是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继伯驾之后，其他传教医生亦相继在广州开办医院。1848年，英国传教医生B.合信（BenjaminHobson）在西关金利埠开设金利埠医院（又称惠爱医馆）。1850年，英商在广州沙面开设屈臣氏药房。1898年，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在芳村花地创办惠爱医院。这是中国第一所精神病医院。1899年，美国传教女医生富马利在西关存善大街创办柔济医院。这是广东第一所女子专科医院。

西方医院首先在广州出现后，更发展到岭南和中国其他地区，如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上海英租界创立的仁济医院，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北京创立的协和医院之前身。合信在广州创立金利埠医院之前，已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在香港创立医药传道会医院，后又携妻（马礼逊女）赴上海，就职仁济医院院长。1860年以后，不仅广州、澳门、香港、上海、厦门、天津、宁波、北京等沿海或大城市拥有了教会医院，而且在中国内地城市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教会医院。

医院替代传统私人医馆成为新型治疗场所，能最大限度地集中医疗力量、技术和设备对病人进行有效治疗，同时也为长时间监护病人、确定最佳治疗方案提供了可能，留医制度也就由此而产生。这是传统私人医馆所缺乏和不可能做得到的，意味着传统医疗开始向近代转型。

除了西方医院，中国最早的西方医学院（校）也最先在广州建立，然后推广全国。1865年，嘉约翰（JohnGlasgowKerr）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附属学校（1903年正式改名为南华医学堂），并于1879年起在招收女生。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西医学校，也是在中国最早招收女生的学校。1887年何启在香港创办更为正规的香港西医书院。女子医学校亦最早地出现在广州。1899年，富马利在广州创办广东女子医学堂（1903年改名为夏葛女子医学校），并附设有博济医院护士学校，只招收女生。这批西医学校培养了中国第一代西医医师，包括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曾于光绪二年（1886年）入读于博济附设医科学校，学习期间得到生理学、进化论等先进思想的启迪，翌年始赴香港求学，与日后成为民主革命的先驱不无联系。

早期教会医院开办之初颇受抵拒，但很快凭其有效的医疗技术、免费施医赠药的善举，赢得了广州人普遍认可——时任两广总督、钦差大臣林则徐让人代请伯驾治疗其疝气病便足以说明，并为广州医界分担了较为繁重的医疗工作。据统计，眼科医局在开业6周内，由于免费治疗，就有400多人次前来就医。第一季度，便诊治病人1195人。1836年开张一周年之际，已诊治病人2152人。1837年，求诊者更甚于前，平均每日求诊者二三百人，有时多达600人。1835—1855年间，该医院共医治病人53000人次，而金利埠医院在1848—1850年间共医治病人达71517人次。如仅以个人为例，嘉约翰一生诊治的门诊病人74万人次，住院病人达4万人次，施行手术4.9万人次。并且，这些医院治疗的成功率也非常高，以伯驾为例，其在广州行医的头4个月内，共做白内障手术30例，其中只有两次失败。这些数字足以说明，早期教会医院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广州医疗供求的失衡，尤其使许多无钱治病的贫穷患者得到了相应医疗救济。

教会医院开展了许多广州本土医疗无法胜任的现代医疗手术，尤以外科手术突出。以博济医院为例，它早在1844年开始，先后开展了膀胱截石术、乳癌手术、卵巢瘤摘除术、剖腹术、胚胎摘除术、剖腹取儿术，最早使用西方乙醚和氯仿麻醉法，以及拍制第一张X光医学照片。伯驾在广州主持眼科医局工作中，不仅运用手术卓有成效地治疗青光眼、白内障，还成功地做过一些大手术：为一病人割下右脸上重达8.7磅的腺瘤；1836年在中国最早进行乳腺癌切除术、1844年做了膀胱结石切除术；在中国首次使用乙醚麻醉法，并留下了手术的详细记录；1848年又首次成功地试用哥罗劳麻醉剂治疗。嘉约翰在广州主持博济医院工作中，首次或较早地引进了一系列新医术，如1860年施行胚胎截开术、1861年获第一张医学照片、1875年施行卵巢肿瘤切除术、1892年实施产妇剖腹取儿术、1900年实施甲状腺瘤切除以及刮宫术、截肢术、植皮术、胃癌胃部分切除、肋骨部分切除、开胸术等；1901年购置中国内地第一台X光机，并最早予以使用等。柔济医院在中国首次或较早地施行产钳助产术、臀位牵引助产术、内倒转术、死胎穿颅术、毁胎术、乳腺癌切除术等，1918年为一病人切除重达38.5公斤的巨大卵巢囊肿。这些技术的采用在当时中国都尚属首次，使许多广州本土医疗无法医治的患者得到了及时治疗。

教会医院还在广州开展了针对特殊病患群体的专门治疗。1898年，中国第一家精神病医院——惠爱医院开办，使中国精神病患者这个特殊病患群体，从数千年巫术符咒的迷雾桎梏中被解救出来，首次受到应有的尊重和正确的医疗对待，开始接受现代化治疗。中国传统医疗素来没有专门的妇科，教会医院开始改变这一状况。博济医院开办后设立了妇女部，从而使广州医务界有了专门的妇科，并且该院开创了我国男生实习产科的先例；柔济医院更是以妇女科和儿科为主，专以妇女和儿童为治疗对象。至此，妇婴群体开始引起了医务界的重视。

可见，通过十三行的引进，西方教会医院进入广州并站稳了脚跟，成为近代广州第一批新型医疗机构。教会医院作为近代广州第一支新兴西医力量，在很多方面弥补了广州本土传统医疗的不足，造就近代广州乃至中国西医的摇篮，为广州近代医疗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3．教会医院引进西方现代化管理模式、培养医疗人才

在管理上，伯驾把西方管理制度移植到广州，一是对所有前来就诊者，都有诊断记录，建立医务档案；一是对疾病进行分类，眼病被分为47种，其他病分为23种，有针对性的进行专科治疗。以柔济医院为例，其在医疗上建立起定期查房、病例讨论、疑难疾病会诊等制度，在护理上则实行分级护理，这样就使住院医疗质量得到有效保证。

在办院方式上，采取医院附设医校或医校附设医院的院校一体模式。1865年，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学堂，这是中国第一所西医专科学校。首届招生8名，学制3年；每周课程安排：两天课堂讲授，两天到医院门诊，两天作手术治疗。1879年，录取两名女生，创我国训练女医生和男女同校的先河。广州第一家女子医学校——广东女子医学堂由富马利于1899年创办，专门培养女医生，并附设柔济医院。这种院校一体模式，既为医院培养了医务人才，又为医校学生提供了实习园地，两者相得益彰。这种模式后成为医界普遍采用的一种通行做法。

教会医院还为广州培养了第一批华人西医生。在皮尔逊种痘诊所当助手的游贺川（？—1850年），与他人合作，一生为100万以上的人种痘，为牛痘术在中国的应用和推广做出了重大贡献。嘉约翰自1853年来华至1901年逝世，一生在岭南培训中国西医医师约150人。

教会医院培养华人西医生的方式大致有三：（1）最初招收生徒。以眼科医局为例，1837年伯驾招收了三名华人助手，以半工半读带徒弟的方式传授西医术，其中成就最大者是大弟子关韬。关韬是中国近代第一位西医生和第一位西式军医，擅长眼科和外科，曾主持眼科医局院务，后又在博济医院从医和教学。以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中国最早西医生，不少在广东各地私人独立行医，成为中国医学业界的先导。（2）资助出国学医。黄宽是中国最早随同传教士出国学医的留学生。1847年，他与容闳、黄胜随美国传教士布朗离港赴美读书，后赴英国爱丁堡大学学医。1857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归国，相继在惠爱医馆、博济医院从医，医术精湛，尤善外科，时人称之为“好望角以东最负盛名之良外科”。（3）直接创设医校。这是最有效的培养方式。据记载，1894年前后，南华医学堂共培养医生达200名，绝大多数毕业生都能开业行医，成为广东地区一支重要西医队伍。1902—1910年期间，广东女子医学堂共培养了44名女医生，为培养晚清广州第一批女医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西医完全不同于中医的治疗方式，以及外科、心理和精神等领域所拥有的医术特长，使得眼科、肿瘤、精神病等疑难病症患者得到有效治疗。西医所构成的竞争压力也促使了中医的转型、自我更新。广州中医也采取了医院这种行医模式，而且改变了师徒传授这种培养医疗人才的传统方式，如西医一样通过开办医校来培养医疗队伍，使中医队伍整体水平大有提高，广州市民拥有了比以往更好的医疗服务。

4．在广州出版发行中国最早的西医刊物和书籍

编译医学著作和创办医学报刊，是当年传教士在广州口岸传播西方卫生与医学知识的重要途径。如最早来广州行医推广牛痘接种法的皮尔逊所著《新订种痘奇法详悉》一书，被译成中文刊行。该书系统地介绍了牛痘接种法，内容涉及牛痘接种症状与天花症状差别，牛痘接种优点，牛痘接种手术方法及注意事项、痘种储存和使用方法等等。一经刊行就销行全国，对在华推广普及牛痘法可谓建有奇功。

在广州口岸规模性地输入西医学及卫生知识，始于19世纪中叶。传教医生合信、嘉约翰所做工作最为卓越。“西方医籍之译为中文者以合信医生始”。他在华期间，先后出版了《全体新论》、《西医略论》、《妇婴新说》与《内科新说》四部西医著作，连同另一部相关著作《博物新编》，合称为《合信医书五种》，流传极广，是晚清最有影响的西医著作，使西方解剖学与生理学理论得首播于中国。十三行巨商潘仕成将之编入《海山仙馆丛书》，以资推广流通，盖重其所著为近代西方医学输入中国之始也。《全体新论》在合信医书五种中居首位，为最早在中国翻译出版的中文西医书籍，也是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1851年刊于广州。全书分三卷39章，先论骨骼，次述韧带、肌肉，再及大脑、神经系统和五官，然后论脏腑，重点介绍血液循环，最后论及泌尿器官等，并附有各种人体解剖图200多幅。其出版以后，很受广州人欢迎。时任两广总督的叶名琛就曾取其图，“分列八幅，刊于两广督署”，“并翻刻全书，广为传布”。该书在当时整个中国医学界和知识界影响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合信“对中国新医术之贡献可谓伟矣”。

出版西医译著数量最多的，当属美国传教医生嘉约翰，其主持的博济医院于同光之际在广州出版的西医著作达15种之多，主要有《眼科撮要》、《割症全书》、《花柳指迷》、《内科阐微全书》、《裹扎新法》、《西药略释》、《西医内科全书》、《炎症论略》、《卫生要旨》、《体用十章》、《皮肤新编》、《妇科精蕴图说》、《病理撮要》、《胎产举要》、《医方汇编》等。前9种皆出自嘉约翰之手。这些医书大多属于分科治疗的专著，涉及眼病治疗及护理、炎症治疗及用药、性病防治、妇科等内外科，实用性和操作性都很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卫生要旨》一书，为一部在中国出版较早的专门性卫生学著作。它除了介绍一般日常卫生知识外，还特别突出了国家和社会在卫生问题中的责任。除出版西医书籍外，1868年，嘉约翰还在广州创办医刊《广州新报》（后更名为《西医新报》），主要介绍西医西药知识，专为华人服务。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西医报刊。该报及上述西医书籍对培养西医人才和普及推广西医知识起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一批广州早期华人西医生，也开始加入这一行列，加快了西医学传播的步伐。邱？、尹端模和黄宽当属其中翘楚。如前所述，邱？师从皮尔逊专习牛痘法期间，依据皮儿逊的《新订种痘奇法详悉》译本，撰为《引痘略》于1817年出版，以广其传。这是中国人编译成册刊行的最早西医著作，为牛痘法推广功用甚佳。

尹端模为博济医院医生。从医期间，除参与嘉约翰的编译工作外，独自翻译了《体质穷源》、《医理略述》、《病理撮要》、《儿科撮要》、《胎产举要》五种西医著作。1894年，又在广州出版了国人自办的第一份西医报刊《西医报》。因此，他既是最早独自翻译西医文献的中国医生，也是国人自办西医报刊的第一人，为西医学在广州传播做出了杰出贡献。

黄宽是我国第一位专门出国习医的医学博士，在广州早期华人西医生队伍中，其所受西医训练最为正规系统。1857年在英国学成归国后，他先后在惠爱医馆和博济医院从医。在博济医校任教期间，专讲解剖学和外科学，同时协助嘉约翰编写教材，绘制图谱，对一些医学教材和书籍进行讨论和定稿。黄宽深厚的西医背景使其对西医学的传播更具水准。

5．医疗卫生团体的建设和发展

晚清以前，广州医疗队伍是以众多私人医馆与游医等个体形态存在的，既不利于医疗力量的整合，也不利于医疗从业者以群体力量发挥整体的社会作用。1838年，中华医药传道会在广州成立，标志着广州医疗队伍开始由个体形态向群体形态过渡，采取团体组织形式来形成业内的自我协调、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晚清广州最早的医疗卫生组织为早期传教医生所创立。先驱郭雷枢和伯驾自在广州从事医疗活动起就意识到，医学传教若要很好开展下去，建立一个永久而良好的基础，就必须有一个统一团体来组织传教医疗力量。1835年底，郭雷枢在《中国从报》上发表题为《关于任用医生作为对华传教士的商榷书》，一面大力呼吁医务界人士来华行医传教，一面积极筹划医事组织成立事宜。1836年10月，郭雷枢、伯驾、裨治文等发起筹办医学会社，1838年2月21日在广州召开成立大会。中国第一个医疗卫生团体——中华医药传道会正式创建（1886年后被博医会所取代）。大会公推执行委员：郭雷枢为会长，伯驾、渣甸、裨治文等为副会长，下设记录、秘书、司库、司数等委员。另设终身董事、永久会员等名誉称号，十三行商伍秉鉴是唯一中国人之永久会员。该会成为早期教会医院运营、集资和引进人才的一个独立机关，对组织传教医疗力量发挥重要作用。显然，其亦获得十三行商的有力支持。

中华医药传道会的主要意旨在于：（1）鼓励在中国人中传播医学，并提供机会进行基督教的慈善活动和社会服务；（2）为解除人类痛苦做贡献，治愈疾患；（3）教育和培训西医学中国青年人才；（4）以将来中国出现的科学发现来提高和普及医学水平；（5）建立信任和友谊，从而将基督福音传给异教中国人。所以，该会对中国医学活动的主要形式是，积极向海内外教友募集资金，扩大更新医院规模与设备，开展医学教育，而在华传教士则凭借传道会名义，呈请各自的传教团鼓励医生来华服务于传道会所创建资助的医院。募捐是这一组织的重要工作，至1838年5月，共募得9300多元，在当时实属不小的数目。在其推动下，威廉·洛克哈特、威廉·迪弗、本加明·郝布逊等医生陆续来粤服务于眼科医局。

6．促进民间医疗救济和慈善事业的发展

早期教会医院奉行“医务传教”的原则，对病人实行免费治疗，主要是为了消除国人对西医的抵拒而吸引病人前来求诊，另外是基于基督教的博爱与悯世情怀。早期传教医生起初接近的多是无望的病人，无助的穷人，多为社会弱势群体。这种接触面本能地激起他们治病救人的人道主义感念。这也是教会医院多以“博爱”、“博济”、“仁济”、“惠爱”命名的原因之所在。如前所述，博济医院开办之初，由于免费治疗，前往求诊者络绎不绝，有时日达600多人。可见，早期教会医院这种义举，确实挽救了许多无钱治病陷入绝境的穷苦病人。

19世纪末以来，教会医院“传教”功能逐渐退化，医疗工作逐渐转化为“慈善”工作。博济医院、柔济医院、两广浸信会医院已被视为广州重要的慈善团体。1882年，博济医院在十三铺设立一家妇儿赠医所，专对妇女儿童赠医施药。该所停办后，1887年又开设两家妇女赠医所，每期到所就医者由四五十人而至百人。

这种人道行为也影响了广州慈善界。自博济医院创办后，广州一些商绅人士，通过募捐集资，纷纷兴办善堂、善院和善社。1854年，创建广州最早善社润身社。1871年，创建广州最早善堂爱育善堂。1899年，创建广州最早善院城西方便医院。该院是广东首家采用医院模式置办慈善事业的中医院，完全实行免费治疗，后来发展成为近代广东最大的慈善机构。采用医院模式创办慈善事业及医疗事业开始为广州慈善界及医界所效仿，中西医并存的局面也开始出现。正如《广州博济医院创立百周年纪念》所载，广州“则有善堂之继起，其受本院之影响也明矣”。在社会普遍无助而政府救济严重缺失的年代，众多慈善团体应社会之需而生并承担了主要救济责任。结 语

虽然十三行制度只凭借一口通商的条件存在了85年，十三行商也只是在个别领域直接或间接参与了广州医疗领域的建设。西方医学传入广州是出于传教和殖民扩张的目的，本身也存在整体发展不足、医疗分布不均等缺陷，远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但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发挥的作用还是显著和重要的。十三行最重要的作用在于以其在清代中后期地位的特殊性为外侨在穗医事活动提供了依托之所，十三行商则以其在与外侨打交道的过程中练就的见识和开明对之持认同和推崇的态度。无论是牛痘术的引进、传播，还是新式医院的创办，抑或新式医疗组织的筹建、西医书籍的刊布，都不乏他们活动其中的身影。正是借助这种依托和支持，西方医学才得以在广州扎根并向其他地区发散和传播。可以说，十三行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广州成为西方医学进入中国的基地和中心。西方医学以传入牛痘术为突破，以引进现代医疗体制为深化，在广州医疗机构及队伍建设、医疗管理、医疗救济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医疗格局的构成，还是医疗救济的施展，抑或医疗资源的调配，开始逐步改变中国传统医疗资源那种单兵作战一盘散沙的游离状态。不管是所引进和采用的西方新式医疗技术，还是历经社会整合调配的新兴医疗生态，皆为原先传统医疗生态所无法比拟，为广州市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医疗保障，最终促成清代中后期广州现代医疗卫生体系得以发端，并在以后社会发展中最终定型。这是近代广州城市走向现代化的一种渐趋成熟的表现。

清代十三行时期的商品标识探析

商标作为近代社会确立商品买卖归属权的重要制度，最初产生在西方，并随着中外贸易而逐渐传入我国。然而，我国古代社会早已流行的幌子、招贴等，既有广而告之的性质，也有疑似商标的性质。商标在我国正式使用是清末之事，但从幌子、招贴到商标的转变，与十三行时期行商们在对外贸易中使用的商品标识有无关系，颇值得关注。由于历史文献记载这类商品贸易的标识相当匮乏，我们只能从零星的资料中进行判断，试图从中找寻在我国商标法颁布之前，商人是如何通过商品标识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的？一、广州商铺流行招牌纸

中国传统社会习惯于把商人分为行商、坐贾。坐贾是以固定的店铺为中心进行的商业销售，十三行时期，广州作为天下商业贸易中心，除了南来北往的国内外行商外，坐贾也是商业贸易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这些坐贾在商业营销中使用的商业标记，仍沿袭着传统的招牌或幌子。但十三行时期的招牌越来越倾向于用文字介绍商家及商品，一方面展示了商家之间在商业营销中的竞争意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当时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有了明显提高。人们在买卖商品中会根据商家的文字介绍来选择所需商品。1825年，美国人亨特来到广州，在其所著《旧中国杂记》中说，1829年，他在广州加入美商旗昌洋行，穿梭往来于广州、澳门、香港等地达20多年。他在书中对广州商铺使用的招牌纸颇感兴趣，他目睹了广州坐贾们在“一间果铺、一间香木串珠铺和一间墨铺的招牌纸”，誊抄了这些招牌纸上的内容，这些店铺在招牌纸上除介绍商品用途、产地、功效、店铺位置外，均提到“请看清楚字号，熟记勿忘。本店童叟无欺”之类的话语。有些店铺为引起买者的注意，对于招牌纸的内容有着独具创新的设计，一位制墨匠人制作的墨块，每块都用一张印好的招牌纸包裹，盛放在各种不同的绢面盒子里，招牌纸上的文字像一种“唱戏”的调子：顺旺铺（shop’Shun-wang’）出售墨纯重如金！质地坚实，选料上乘，墨制细腻，无与伦比，色泽纯黑，举世无匹；本铺在升龙街（RisingDragonStreet）铜匠铺附近！惠顾者多为高官显官，且有“阿官仔”及声名卓著之人。墨制优良，不惜成本；别家仿效，纯属徒劳！万甲难逢。本铺良墨！此墨纯、黑、实、净！请认准本字号光顾，别家为得利，本号为美名！顺旺号，太平门外，城墙西，升龙街。

从这个招牌纸的介绍可知，顺旺号以经营墨块为主，顺旺铺坐落在广州太平门外城墙西升龙街，附近还有铜匠铺，该铺出售的墨块具有“纯、黑、实、净”四大特点，赢得高官显贵们的经常光顾。很显然，这种招牌纸的辞句朗朗上口，对宣传商家的形象无疑大有裨益。

道光年间，十三行贸易仍处于活跃期，一些商家为了防止商品被假冒，甚至在招贴纸中使用彩色字体书写来作为商品的外包装使用，如“绉丝铺的招贴纸”内容为：窃以为，绉纱当如义理节操，不容有丝毫瑕疵，具有无可争议之美质。为求制作之尽善尽美，织机、用料、工匠，皆须精心选择。唯有此数项俱佳，方得驰誉省外，历久不衰。本号产品，能集此数美于一身，故自开业之始，以迄于今道光□年，历经二十九载而保有可羡之品质。唯今为防他人冒充本号产品，特采用二字新名，见于所有包装，自此使用，不再更改。故若见有所售绉纱纹理疏松，表面粗糙不平者，即此可断定其为冒牌之劣货，断非本号之织品。数载以来，有人于工艺未能得其要领，而觉模仿我印章为易为，以此欺骗顾客。故此本号取名“同记”（Tung－Kee），以彩色字体印于所有包装，并加“和合”（Wo－Ho）二字。各位贵客，幸于垂顾，认准本号新名。本号买卖公平，绝无欺骗。

从上述招牌纸的内容来看，道光年间，市场上屡屡会出现假冒伪劣商品，迫使一些正牌商家不得不在招牌纸上下工夫，绉丝铺即采用彩色字体印刷包装，这也是不得已的办法。

十三行期间，仿造他人商品以牟利，可能不仅仅限于绉丝铺，乾隆二十三年，广州“一家熔金铺的招牌纸”书写的内容，也显示该产品被人假冒的事实，顺带还介绍了该店铺的经营发展历史，其内容如下：本铺自雍正八年开业以来，声誉素著；出售真品，诚实无欺。向以正直为经营之道，务求取信于人，因此驰誉各省，代代相传，遐迩闻名。讵料今日发现，竟有无耻奸商，擅逾规矩，冒我铺名，骗人图利。更有本钱不足之同业，雇用流氓无赖，袭用我铺广告辞句，模拟我铺口吻，仿照我铺款式，而制售低劣之货品，千方百计，以图欺骗；买者不明，致遭损失！吾人对此实应深恶痛绝。唯是此事多年来竟遭忽略，往往熟视无睹，不了了之。现在吾等忍无可忍，已向官府禀报，期将予以查究。今年乾隆二十三年四月，本店采用竹纹纸为招牌纸，见之可与所有假冒者区分。凡有欲购本铺货品者，请熟认此招牌纸，勿忘铺名——‘益美合记’（Yik－Me－Hap－Kee）与‘德隆旺记’（Tik－Lung－Wan－Kee）及贴旁之小印。认准以上记号，可防假冒

由上述招牌纸可知，至迟在乾隆二十三年后，广州的坐贾们为了防止商品被他人假冒仿造，特制“防伪标签”——竹纹纸，并绘有标记和铺名，此时正是一口通商的起始阶段，商家之间可能竞争相当激烈，一些奸商伪冒仿造也相当流行，所以该商家连做广告的纸张也改为竹纹纸，以示与其他商家纸张的区别，反映出当时商家几乎都用纸张做招牌。

从上述绉丝铺、熔金铺的广告纸招牌来看，这些商家多是在广州城内经营，其商品销售应该是面对往返于广州的中外商人，这些招牌都强调了其商品行销省外、历久不衰的品质，虽不免夸大其词，但无疑成为宣传商品、增强大众品牌形象的重要载体。

一口通商时期有众多的外国商人、传教士、外国使者在他们的游记中描述了广州街市繁华的商铺，一些商铺的门面招牌更成为广州老照片中的风景。广州商人的精美招牌使当时的外国人惊羡不已，“这些招牌用黑、红或蓝底，配以绝妙的文字、镀金，用浮雕雕镂。无论你看向哪边，右边抑或左边，总会看到商人追求完美的招牌，它们确实是迷人的装饰品，环绕着铺门周围。没有一个国家，即使在巴黎，人们也不会发明这么机智的方法，通过展示它们来宣传货物，吸引顾客”。外国人对广州街市上琳琅满目的招牌充满了兴趣，将其视作不同于他们国家的商业现象，正说明中国商人重视牌匾、楹联和幌子的宣传作用，各种店铺幌子或以实物，或以文字，或以形象为幌。然而同样是宣传货物、吸引顾客，作为商标的雏形，在商品或商品的包裹纸上加印店号、产品说明、防伪标记等商业行为，它与传统刻在木牌上悬挂于商店外的招牌有根本的不同，即它并非仅仅是一种招徕手段，更是同众多行内商家区分的方式，为商品带来的知名度远远超过固定性的典铺和作坊的招幌，将店号作为重要标记附着于商品流向市场，必将使商铺、作坊乃至商品声名远播。二、行商重视外贸商品的标识

自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开海后，清廷采取了较主动的对外贸易政策与措施。广州不仅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地点，而且又是国内商品的集散地。在清前期广州对外贸易中，行商被清政府赋予享受大宗进出口贸易的特权，承揽茶叶、生丝、布匹、绸缎、大黄、白铅、毛织品、棉花等几十种货物，茶叶是行商承揽的对外贸易中最大宗的货物，一般的行外商人难以染指，1833年以后虽有茶商直接与英国散商贸易，但行商对茶叶贸易的垄断权一直存在到鸦片战争以后。在茶叶贸易的开始阶段，从广州运往英国的茶叶主要是武夷、功夫、小种、熙春等品种。随着国外市场对茶叶需求的增加，中国商人不断开发出一些新茶叶品种，如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加工的花熏茶，就是主要针对英国伦敦茶叶市场而开发的富有特色的新品种。十三行的商人虽都可以经营茶叶贸易，但不同的商号和品牌的茶价也不尽相同，以1798年初众洋商与英国东印度公司签订1798—1799年的茶叶合同为例，单就功夫茶而言，倪秉发的茶叶每担价格为26—29两，叶上林的茶叶27—30两；而潘有度的茶叶则卖到27—32两。区分这些不同商号的茶叶正是因为他们各自使用了不同的标识，这些标识从外观上就可以一眼识别出来。

潘氏同文行和伍氏怡和行素以高质量的茶叶和良好的信用誉满海内外，两家均采用在茶箱上加印店号标记的办法，既作为商品的标识，也作为商号的宣传。这两家行商在武夷山都拥有茶山，每年收获季节后将武夷茶运回广州，经过加工，然后提供给英美商人。伍秉鉴通过旗昌行，甚至租用旗昌的船只将伍家的茶叶运销到世界各地，在伦敦、阿姆斯特丹、纽约和费城，“行销着一种以他的行号为商标的质量甚佳的箱装茶叶”。在美国，凡带有伍怡和“图记的茶叶，就能卖得起高价”。

潘家的同文行和同孚行相继存在近百年，他们向外商提供的货物都具有最佳的品质，在国际市场上，以同文行字样的包装的茶叶被视作是最好的。法国拉罗谢尔城奥比尼—贝尔浓博物馆收藏有一副以通草纸绘制的中国外销彩画，作画时间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画中有两个色彩亮丽的长方形销往欧洲的茶叶箱，茶叶箱上赫然印有“同孚名茶”四个大字，这种“标记”的茶叶在行商时期也是价格的象征。据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回顾，1797—1798年交易的情形有如下评论：“由于潘启官的茶叶平均高于任何其他商人，我们必须在此指出：在与他订的契约中经常规定如果验货时他的功夫茶被认定较优，他应得到相符的价钱。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本季整体比较上，它们（潘有度的功夫茶）值得我们给予的特别看待。”同样以1798年的例子作说明。当一般的契约都签订后，东印度公司想要向潘有度为下一季（1798—1799年）多订5000箱屯溪茶时，潘有度立即加以婉拒。他说：“因为他通常只向特定的某些人购买某些特定的牌子，而他与这些人已有多年来往。他不希望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而损及其品质。”当1806年底，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考虑是否停止与潘有度交易时，他们还特别考虑是否可能继续取得原先由潘有度供应的几种牌子的茶叶时。公司大班多林文认为：“潘有度所以能取得这些品质优良的茶叶，一方面可能是他与产地的茶农长期相熟，一方面则可能是因为他资金充裕，能直接到产地购买。”

粤商中除了行商在自家的商品上刻有店号标记，行外商人为提高商品竞争力，也都利用此法或者用来区别于其他商品或者用来冒充行商的品牌。海外一些博物馆珍藏至今的广州一口通商时期的外销画，为我们了解广州最繁盛时期的贸易景象提供了最直接的感官材料，在外销画中不难找到商品“标记”的吉光片羽，一副绘有“广泰”森丝厂的水印画中，广泰森丝厂门前，雇工们装运的丝袋上加印了“广益”、“和意”等字样，并有阿拉伯数字编码；加印了“广昌”丝袋被搬运工们经过如意洋行门前运往商船装载；连街道上卖香人挑着的货箱上也加印了“黄瑞明香”的字样。所有的这些标记无疑都具有广而告之的色彩。

瓷器是仅次于茶叶的第二大宗对外贸易商品，广州的外销瓷多是商人从江西景德镇购买的大批白瓷，另雇工匠在广州根据国家市场的需求，仿照西洋画法制成彩瓷，然后售往海外。为使自身的商品名扬海外，并防止别家假冒，在广州加工瓷器的商人往往加上了自己的店号。当然，这中间也有商家为获得洋商的信赖而假托行商的店号，无论如何，通过商品上的店号去辨认商家已是极容易的事了。“在1750年代和1760年代里，多家小瓷器经销商通过叶义官的‘广源行’经营生意。瓷器与瓷器商的名称很好辨认，经常带有汉字‘昌’在里面，‘昌’是富有和昌盛的意思。一些由叶义官授权的精品店的店名是：徭昌，聚昌，裔昌，广昌。”1782年成为行商的瓷器经销商杨丙官，在他自己成为行商之前也是以广源行的名义经销商品。三、招牌纸遭遇敬惜字纸政策的阻挠

招牌纸因将文字书写在纸张上，并以此包裹商品，这一现象在传统社会被士人们认为是大不敬。文字在传统社会被视为具有魔力的圣物，鲁迅在《门外文谈》中说：“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所以就有了尊严性，并且有了神秘性。中国的字，到现在还很尊严，我们在墙壁上就常看见挂着‘敬惜字纸’的篓子。”我们在粤北乐昌、四川成都进行田野调查时仍能看到遗存在民间社会的“敬惜字纸”的神位。

清代前期的几位皇帝对书写有文字的纸张都十分敬重，康熙皇帝曾下令：“凡读书者一见字纸，必当收而归于箧笥，异日投诸水火，使人不得作践可也。”雍正十三年七月初八日，皇帝曾就此专门下诏：“凡字纸俱要敬惜，无知小人竟掷在污秽之处，尔等严传再有抛弃字纸者，经朕看见定行责处”。在皇帝们旗帜鲜明地表达对字纸的敬重旗号下，士人们也积极响应，从而使得惜字变为一种公共性的社会行为，增强了人们对书写和印刷文字等纸张的尊崇。惜字组织开始在各地出现，“敬惜字纸”之风在民众中渐渐普及，人们开始用谨慎的态度对待字纸，儒生们更是将其作为一种职业性的信仰。

惜字会遍布于全国各地，惜字渐渐发展成为儒生们的集体信仰，据台湾学者梁其姿对方志资料的搜集，惜字会虽在康熙时已经出现，但真正普及应晚至嘉道之际。各地的惜字会以因果报应来宣传敬惜字纸的重要性，认为任何污秽字纸的行为都会遭到恶报，清代文人们编印的《惜字律》、《惜字征验录》、《文昌帝君惜字律》、《文昌惜字功过律》等都被看作是文昌帝制定的天条圣律，被大批刊刻流传，各地遵照《文昌帝劝君惜字纸文》、《文昌帝君惜字功律二十条》等将敬惜字纸活动加以推广，很多地区的文昌君诞辰也以惜字为主要内容，大量因果报应的故事被广为传布，下面列举一条以示一斑：朱坎泉者，钱塘诸生。客？他省，有某官延课二子。见其居民不知惜字，糊窗抹桌践踏秽？，恶习相沿，恬不为怪，乃力劝居停，捐资收买。或有不洁之纸，必手自洗涤焚烧。逢人劝谕，竟移其俗。不数年间，所收之字以百亿万计。及其归也，长子名澜，以嘉庆丁丑成进士、入翰林，次子瀛亦以某科登乡荐矣。夫一人惜字，为善有限，能使人人惜字，则其善大矣，宜其获报之隆也。

这段文字出自清代楹联大师梁章钜之子梁恭辰之手，其目的无非就是“劝人惜字”。梁氏在《北东园笔录初编》记录了不少惜字因果报应的事例，如卷一“彭庄二家惜宇”、卷二“孽海”、卷四“劝人惜字”、卷五“陈尚书”、“廖氏阴德”、“惜字速报”、“徐氏阴德”、“黄琴农述三事”等文均与惜字有关。

嘉道时期逐渐普及社会的惜字会，对工商业者使用招牌纸产生了负面影响。《文昌帝君亵字罪律二十九条》中第二十四条即是对商人不惜字纸的惩罚：“以字号写器物上，致人坐践者。四罪。家店不祥。”在士绅的鼓动下及文昌君信仰的影响下，中央和地方政府颁布禁令，禁止工匠回收废纸来做烛芯、雨伞、扇子、陶器、鞋及其他，不得用来包裹糖、腌肉等易腐败之物，禁止漆匠用废旧字纸做扇子、盒子和其他。官方甚至明文禁止在可能用来拭秽的纸上印字，苏州府一名官员在道光二十年颁布敬惜字纸的规条，强调社会各阶层都应敬惜字纸：“本府查士读儒书固宜敬惜，下之农工商贾，亦有子孙无不望其显荣仕进者，乌得将圣贤遗迹任意轻亵弃诸秽地”。为了维护文字的神圣地位，在他所罗列的规条中对于商贾广告纸、包纸上印字进行了严格限制：各店铺及命相、星卜之类招纸，多黏于沟渠圊厕之处，货物果正，艺术果精，何待招徕，嗣后概不许遍贴招纸，其医生住址、寻人招贴及善堂催葬传单不在此例。店铺包货纸张、印记招牌字号，最易秽污者莫如香粉肥皂，一经用尽，鲜不弃掷，如零卖糕点茶叶，建烟、水烟、潮烟、杭烟之类，亦必加印牌号，往往代作粗纸，陷于厕内，嗣后各铺户包货纸张，概不许印用字号招牌，各自改镌花样图记盖印纸包，以志辨别，至纸店、香蜡店所卖粗细纸，如两横尽有字号者，务先剪去字迹，再行发卖。

这一规定对工商业者来说，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束缚。尽管这一规定的历史场景是在江南的苏州，但是在从清初到道光时期举国上下在敬惜字纸方面的态度似乎是同一个腔调，因此很难说，广州的商人们不受影响。而清代广东与江南的贸易往来又十分频繁，十三行商人们出口的丝绸大部分就来自于江南地区。反过来说，广州市场上的招牌纸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或许正是因为其与主流话语的对抗。清代整个社会对于文字的顶礼膜拜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声势，对工商业者推广使用招牌纸无疑是一种打压，至少在心理上增加了他们的负担。

在敬惜字纸的社会风气下，一些士人开始为工商业者寻找新的替代方法宣传推介商品，道咸时期，一位名为“散花主人”的士人撰写了“花样代字说”一文，呼吁手工作坊、店铺不要把字刻在商品上以及写在随意可丢弃的纸上：各铺俱有招牌悬挂，买主必先信其货之真正，方肯进店，况舆论至公，耳目甚近，岂区区于包裹纸上刊刻字号，遂能招之使来乎，则买者必不凭其纸上之空谈以决去取可知也。客曰：近者已矣，远省商贩必以店号为凭，今改花样将何以使四远驰名者，生理仍归茂盛乎。予曰：客虑至此，可谓详且尽矣，然不有发票为凭乎，包纸及瓶？上之即不用字，其发票上自可详载店号居处也。况四远驰名者，每多冒其店号，他省岂不洞悉其弊，而必恃此以取信乎。即使以此为信，发票岂反不足凭乎，且用花样即可兼刻于发票上以为暗号对核，如是远客亦必将辨其花样以为凭矣，既积功德又免假冒，其生意不更茂盛乎。予于六七年前见香铺及烟铺，其包纸俱用字号，近日皆改用花样，贸易未见其有不便，而生理未尝不茂盛也。’

他所目睹的香铺、烟铺皆已臣服了当时社会的敬惜字纸的潮流，将原来的包纸标识都改用花样。这位士人劝服商贾相信一种逻辑：就是将字刻在商品或包纸上对于品牌驰名虽有好处，但也难杜绝冒牌现象，写在发票上反倒能暗号对核。

一些地方的官府还主动出面干预敬惜字纸的活动，如道光十年任福建厦门巡道的周凯即是一例，道光《厦门志》记载：“岛中立敬字亭，以惜字纸；买破书、拾遗字焚化者有人。惟作粉面食及豆腐干者，率以招牌字号印其上，巡道周凯禁止之”。广州因为在十三行时期流行使用招牌纸，这一传统估计很难被打压下去，但十三行时代过去不久，仍有官员在广州推行敬惜字纸活动，曾担任过广州知府的戴肇辰就曾颁布过有关敬惜字纸的规定：每义学一处设立敬惜字纸炉一座，多备收字纸篓散给各村，雇工人一名按日赴各村收字纸，除按月给发工食钱外，收字纸一癬给赏钱一文，所有收来字纸过秤后，即由塾师督令工人归炉焚化，字纸灰亦随时用罐装好，以便沉之于海。

我们不清楚，戴肇辰在广东所制定的措施，是否有对十三行期间大量使用招牌纸的矫正？然而就我们对广东地方志和文集资料的阅览来看，并未看到广东官府限制商人使用招牌纸的禁令，敬惜字纸的活动似乎也并未扩展及商业。但就王朝上下敬惜字纸的活动来看，清代的广东并没有脱离这一活动范围，这对十三行以来广东商人习惯使用招牌纸的商业活动多少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不经意地延缓了中国商标的诞生历史。四、结语

也许正因为中国对于商品上加印文字的种种禁令，才使得“招幌和招徕市声”在中国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在江浙一带，尽管也不乏有商人、工匠打破这一禁规，尽管十三行期间的行商们不断使用招牌纸，但真正大规模使用文字作为商品买卖标识的现象，却在开埠之后。文字神圣性对于商业的禁条，伴随着外国商品的涌入和科举制度的衰落才渐趋破灭。在“敬惜字纸”的鼎盛时期，士人将字纸作为载道的象征，加以虔诚谨慎的膜拜。与此同时，粤商在大宗出口商品中加印文字标记，作为以儒商著称的行商在获得良好声誉、打造其品牌后，为凸显其商品品质，更有利于占有市场，将其店号作为标记印在茶箱上，流向海外的茶箱因为其加印了文字而受到特别的对待，印有“圣贤遗迹”的茶箱在完成装载茶叶的功能后，难保不被丢弃，在风靡全国的“惜字”信仰下，行商对于惜字因果报应说难道会置若罔闻？外国人于19世纪在广州所见的至少在乾隆年间就已出现的招牌纸，不得不引发我们对这一现象的深思。清中后期，广州一口通商的特殊地位，使得对外贸易在广州得到垄断性的发展，外国商船的涌入带来了商品经济的飞速发展，广州本地的外贸加工较他地更为繁盛，与富庶的江浙不同，广州更多的贸易和生产是针对西方，其商品设计和宣传不可避免地要适应对外贸易的需求。“联合东印度公司”的商标是两个支柱穿过一条心，4个空格中填入V·E·I·C4个字母。后来这个商标在广州很负盛名，凡贴有这个商标的货品，买者不再启封查验，即可成交，原封流行帝国各地。这与广州十三行商人们使用的商品标识，共同反映了在商品远距离散播时跨地域的流动性决定了加印在商品之上的文字标识必将超过“花样标记”、店铺“招牌”等对于商品宣传的重要性。在十三行时期高度发达的对外贸易极中，催生了广州商人即是服膺儒家文化，但在外贸需求以及与西方商贸接轨的过程中，他们对王朝主流话语有时会变通地加以执行，至少使用招牌纸已经多少反映了行商们的这一心态。不过，中国传统社会过份重视敬惜字纸的要求，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延缓了中国商标的诞生历史。

清代广东十三行中的澳门行

关于清代广东十三行的设立起源问题，可谓聚讼纷纭。梁嘉彬在《广东十三行考》中，折衷众说，指出康熙二十四年，已有十三行，乃沿明之习耳。其间辩证考订，错综曲折，良由中外贸易管理制度之变动不居。在鸦片战争以前，广东十三行制度，是清政府管理中外贸易的核心内容。制度因时因势而变化，固是理所当然。诚如广东十三行中的公行和保商的设立，以及所谓的金丝行、洋货行、海南行、外洋行、福潮行、本港行等名目的变化，皆是其中应有之意。本文所论及的澳门行，就其与十三行之关系而言，与乾隆年间外洋行兼理本港行的分合情形，有些许类似，亦可视之为规范中外贸易的十三行制度变迁的一段插曲。一、澳门行设立缘起

清初，关于澳门葡萄牙人的贸易管理制度，据顺治四年户部议覆两广总督佟养甲疏中云：“仍照前明崇祯十三年禁其入省之例，止令商人载货下澳贸易。得旨准行。”康熙二十四年开南洋之禁后，“不与十三行交接，自与香山县牙行互市”。雍正三年二月，因澳门夷人独占南洋贸易之利，近年每从外国买造船驾回，贸易船只日多，恐致滋事。两广总督孔毓繤题请加以定额限制，“以杜其逐步增多之势”，定澳门西洋人额船二十五只。除朽坏重修之外，不许添置。

澳门贸易额船制度，可以认为是当时与十三行制度互相平行的一种中外贸易管理制度。曾于乾隆十五年署香山知县的张甄陶在《制驭澳夷论》谈到了这一制度的特点，内云：关部之例，各番船俱由东莞虎门入口，即时赴关上税，每番舶一只，上税二三万金不等。惟澳夷之舶，则由十字门入口，收泊澳门，并不向关上税。先将货搬入澳，自行抽收，以充番官番兵俸饷，又有羡余，则解回本国。至十三行商人赴澳承买，然后赴关上税，是所科乃商人之税，与澳夷无与，又则例甚轻，每舶不过收税三四千金不等。

澳门贸易额船制度，是出于清政府羁縻柔远的恩典。然而，额船制度不甚健全，漏洞百出，走私偷漏，顶冒私赁，日渐显露出其中弊端。迄至乾隆末年，特别是鸦片在中国流行之后，问题更显得突出起来。

鸦片大量购贩入中国，乃是澳门葡人首肇其端。鸦片又名阿芙蓉，产自异域，初为药用。自明季鸦片吸食之法出，流入渐多。起先，鸦片尚不为之禁，澳门葡人藉其便宜，日贩日多，至雍正七年前后，其数量已增加至每年约一二百箱。逐渐引起官方注意，雍正七年，定兴贩鸦片者罪。但是，澳葡商人却借助澳门额船“赴别国贩货回澳，并不经关查验，即将货物起贮澳地，俟卖货时，方行报验纳税”的优遇，渐以鸦片走私作为获利的主要手段。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澳门入口的鸦片已达每年1000多箱。这样的数额持续了好多年，直到三十八年（1773年），鸦片皆是由葡萄牙人进口经营。在1782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管理会的报告中曾提到“应当禁止澳门船（按即额船）的船主们购买这样大量的鸦片；在该市的鸦片，除已售出者外，最少尚有1200箱”。到了嘉庆三年（1798年），据有关记载，不算来自麻洼（Malwa）和土耳其的鸦片，仅从孟加拉国进入澳门的鸦片就有2000箱。澳门依然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唯一的鸦片市场”。鸦片在澳葡海关税收中所占份量越来越大，至该年已逾半数。

由此可见，乾嘉之际澳门已成为鸦片贸易的中心和走私的基地了。据龙斯泰《早期澳门史》中所记述的澳门葡萄牙人：“下层人等越来越积极地从事海上生涯，……那些只有少量钱财的人则追随某些商人做生意，其中很多人参与鸦片贸易，在这50年中，发了大财，有些人获得了巨额财富。”

在1784年，澳门议事会建筑落成，工程耗资达8万两。如此种种，足可证明鸦片走私贸易已成为澳门经济的主角，是为澳门经济的第一次转型。

鸦片走私贸易获利不赀，因此，澳葡商人千方百计保护着这种独占的贩运权。“他们唯恐鸦片贸易逃脱葡萄牙人的控制。在1805年，……澳门政府便不许任何不是由葡萄牙船只（按：即额船）运来的鸦片上岸。”坚持外国人在澳门经营贸易只能由葡萄牙代理人经手；贩运鸦片，“葡萄牙船只是唯一的运输工具”，只能在澳门卸货，以此来抵制其他国家商人插手鸦片走私贸易。因而“大量鸦片均由各土邦以悬葡萄牙国旗的船只通过达曼的葡萄牙港口出口，这些船只必须在澳门港口卸货缴税”，“港脚商于是租用悬葡萄牙旗的船只将白皮土运往澳门”。为了顺利将鸦片走私进入内地，澳门的葡萄牙人还设立有一种鸦片贪污基金，对每箱鸦片抽收40元，专门用于对清朝有关官员的行贿。在1815年，据估算总额约为10万元左右。以至于清政府后来调查发现，“查鸦片来路，咪綟坚、港脚而外，西洋船夹带最多”。

另据学者研究，到了乾隆后期，澳门的贸易额船再度活跃起来，据统计大多数船只是前往哥斯达（印度西海岸的果阿、第乌、科钦等葡属印度殖民地）贸易。在嘉庆十二年（1807年）和十五年（1810年），澳门议事会理事官曾以“年久人众”，“生齿日繁”，“且近年外国打仗，来往艰难，竟至衣食无资”等理由，要求“再添船二十五号，俾得源源贸易，藉以养生。”个中缘由，日渐兴起的鸦片走私贸易，显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利之所在，人所共趋。借助澳门贸易额船制度，能够走私鸦片获取暴利，自然成为十三行等各方商人觊觎的目标，当然也是粤东地方要加意管制的对象。二、昙花一现的澳门行

由于鸦片走私日益猖獗，虽然清政府几次三番的予以查禁，但效果并不明显。因为症结，仍在澳门额船贸易制度上。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8月14日，据一则来自葡文的材料说：“中国人试图增加对我们在广州货物的税收并在澳门设立鸦片稽查。议事会投票表决，决定反对此等做法”。另在龙斯泰《早期澳门史》中亦有类似记载：在一封理事官答覆粤海关监督于1792年想要提高关税的信件中，议事会宣称，“所征税率应与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相一致”。

上述两种记载大体相同，应能推知确有其事。这项针对澳门贸易问题的政策变化，在当时应该是一件大事。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时任粤海关监督的盛佳，亲自来到澳门，或许即与此事有关。另据其后盛佳在六月十七日下理事官谕中称：本关部亲临澳门，稽查税口。据该夷目等带同各夷人前来迎接，情形恭顺，极为□□〔可嘉〕。并据恳求给发小牌，以便上下澳货不致阻滞，本关部体恤夷情，业已俯准填用小牌，并召有同昌行商人许永清承充澳行，经理其事。

盛佳最初提高关税的设想，显然没有实现，因为澳葡议事会有康熙三十八年上谕作为挡箭牌的缘故。当时盛佳在澳时，澳葡议事会“恳求给发小牌”，得到允准，招商承充澳行则在其后的闰四月。

粤海关监督盛佳自澳门回省后，五月十七日下谕澳门理事官，拟设立澳行，以加强对澳门贸易的管理：查从前因无澳商统理其事，是以难□〔专〕责成。兹据同昌行商人许永清具呈，承充澳行前来。除呈批准，并出示晓谕外，合行谕知。谕到该夷目遵照，嗣后一切上下省澳货物，俱归澳商代为报输。无论大单、小单，随时俱可酌办，以便该夷商上下省澳货物，不致阻滞。但毋得夹带走私，希图透漏，致干查究。该夷目务须踊跃输将，急力办课，以无负本关部柔远恤商之至意。其各凛遵，毋违。特谕。

粤海关设立澳门行，遭到澳葡议事会的反对，盛佳大为光火，拟强制施行：今据该夷目禀称，不用澳行，殊属违玩。查澳行设立在省，原为稽查上下澳货，代为报税，以杜偷运走私，于天朝税课有益，于该夷生理并无□□〔不善〕，恐该夷听信旁言，不谙天朝制度，特再严切晓谕。谕到该夷目等遵照，悉各安分营生，毋许再行滋讼。本关部因体恤夷人，准用小牌，是以召开澳行，以专责成，若无澳行，则无经理之人，即不能行用小牌。可见澳行之设，□□〔与该〕夷有益无损。倘不肖汉奸再敢唆使，该夷□〔人〕即指名具禀，以凭严拿究治，切勿轻信旁言，再行滋讼。本关部□〔奏〕明大皇帝，该夷亦干抗违之咎。如澳行稍有勒索，准该夷明晰具禀，以凭究办。

而另一边，承充澳行的同昌行行商许永清知难而退，禀请退办：窃商于本年闰四月间投充澳行。〔向因〕办理上下澳货，报输税饷，散漫无稽，故商承充澳行，代为报输，以期事归画一，有所专责，本属因公，并无别有希冀。但商先经承开同昌外洋行口，现在夷船陆续进口，料理夷人生理，事务殷繁，商一人支应，已形竭蹶。若再承开澳行，更觉不能兼顾，必致贻误，获咎匪轻。合无仰恳宪恩，俯将澳行准商告退，俾商得以专心办理外洋行务，于公私两有裨益。

六月三十日，经盛佳批覆：准其告退，并谕知澳门夷目，“嗣□〔后〕一切贸易，仍各照旧办理，如有冒称澳行，藉端勒索，准即指名具禀，以凭严究”。

澳门行设立未及两月，即告终结。按理说，许永清承充澳门行，与乾隆年间外洋行轮流兼办本港行，大同小异，应无什么难处。许永清告退的理由是“因同昌行事务殷繁，不能兼顾”，盛佳又说是奸商旁言挑唆。一事两歧，显见其中有不少隐情。从中可以看出，不仅澳门葡商，还有当地的澳门华商抵制，或许还有其他的十三行商（不愿同昌行一行得到专利）。粤海关监督盛佳亟亟于设立澳门行，是否与查禁鸦片有关，就目前史料而言，还不得而知。不过，盛佳背负赔补粤海关关税的压力，也是应当考虑在内的。据《粤海关志》中记载，乾隆五十六年九月至次年八月（连闰），大关各口共征银约101万两；而五十七年八月至次年八月，只有约88万两；又下一年为大约97万两。前后十余年之中，惟乾隆五十七年最少。三、澳门行之后的制度变迁——澳门额船贸易与广东十三行

为了规范澳门的额船贸易，乾隆五十七年，粤海关监督盛佳试图设立澳门行，据现有文献，似乎是以失败而告终的，但其后澳门行商还是出现了。

乾隆五十八年六月，澳门行商叶柱、李芬、王章瑞、纪荣和等向香山知县许敦元禀称：西洋国向设有总督一员，在澳督理番兵事务，三年一任，或换或留，悉听西洋国王调度。惟现任澳门总督花露才猷练达，抚驭有方，凡遇唐番交涉之事，莫不办理周详，中外安宁，民夷悦服。现届三年更换之期，商等见其稔悉唐番民情，若得留镇澳中，于地方萛有裨益，势着联情叩恳。禀请中国政府转为申请西洋国王暂予留任，庶澳夷益加宁谥，商民均沾德惠。但是葡萄牙国王并未批准。

又据载，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规定，“澳夷上省下澳置货，由洋商代禀，粤海关部衙门批准给照，方许往来。仍于批准给照之时，行知澳门同知、香山县丞，暨沿途员弁，查验放行，不得私自来往。”细究其内容，与盛佳设立澳门行时，词气基本相同。

另在《早期澳门史》中也提到这一时期澳门贸易形式的变化：前面我们提到过，中国人将货物带到澳门，按照合约的规定，又将货交给早先的定居者。这种做生意的办法，大约在1800年又被再次使用，因为有几个中国冒险家，他们是富有而且信誉良好的，或者是与广州行商互相联合的，在澳门定居

下来。”

这里的几个中国冒险家，无疑就是澳门行商叶柱、李芬、王章瑞、纪荣和等人。而且根据龙斯泰的说法，他们与省城的十三行商有联系。

有澳门行商出现，即应当有澳门行。由此来看，是否澳葡议事会考虑到上省下澳的“小牌”问题，而与粤东官方和十三行行商作出的妥协或协调？此处的澳门行商与广东的十三行商是何种关系？无奈史缺有间，尚不得而知。

此外，还有不少相互矛盾的史料出现。比如在嘉庆十五至二十年间，澳门额船因贩运采买白铅问题，议事会理事官额带呖曾先后多次具禀香山县，据其禀文中的描述来看，澳门额船贸易与十三行或澳门行并无多少关系：“惟是外洋夷商与澳夷不同，外洋夷商船泊黄埔，即住洋行，进出货物均系洋商经理。白铅为诸夷奇货，必嘱多为置买。洋商既与往来，自然尽数代买。势不能留为素与洋商本无交易之澳夷买运也。且外洋夷商多以货易货，其成本又足，今岁即可托洋商定来岁之铅。澳夷额船回澳，货物须贮夷楼，俟在澳铺商运销后，始能置办出口货物。”“兹等以黄埔外国洋船已有洋商照例代其置办，故等亦合澳公举殷实澳商王文德一人，恳照洋商事例，代等额船每岁采买白铅数十万斤，或于七十万斤之内拨出数十万斤，分派融销。”“澳夷生计全赖商贩贸易，因系土著澳门，故历来贩运货物，均承恩例，就近托在澳铺商代为买卖。盖以洋商远在省城，往返不便，转接多艰，非如别国夷船寄泊黄埔近省，所贩货物，例必悉由洋商为之经理。此则等澳船与黄埔别国夷船彼此贸货不同之实在情形也。……伏查置铅与置别货，初无殊异，别货皆准就近在澳铺商经理贸易，则铅似本不妨一律施行。若以澳无行商，或恐有□□〔浮买〕透漏之弊，今请将所拨定额数，准于澳船需买时，由具报澳防分府衙门，给领执照，选择铺商代为经理，则所买次数已有查核矣。”

又如道光九年七月，两广总督李鸿宾等奏《遵议严禁官银出洋及私货入口章程》：香山县澳门地方，向许内地民人与各国夷商交易，与省城皆归行商者不同，难以逐一稽查。现责成澳门同知，督率县丞，随时稽查。凡与夷人买物，不许使用官银，亦不许将官银换给夷人，违者即行拘拿治罪。

而在嘉庆十七年九月，广利行商人卢观恒所上粤海关监督德庆的禀文称：窃查澳门各船进口货物，向系各客自行赴澳买运，在澳门口报输，给单来者。其下澳出口各货，大起者例由商等各行自报验输，请给大牌下澳。如系小贩零星，不能候给大牌者，始准随时自行报输，请给便单运往。此向来办理澳船货物之成例也。至到澳大西洋夷船，其船只较大，货到饷重，例归外洋行保办，所以重国课而专责成，历年办理在案。是大西洋船原与别项夷船不同，所有进出口货物，自应归保商办理，以昭慎重。兹商现在保办第十号大西洋夷船，所有进口货物，应照例由商行一手经理。其出口货物，亦应由商请给大牌运下，该客贩等自不得私自搀越，致紊章程。若听其照别项夷船之例，自赴澳门买运，及便单报下，不特货物零星，易启影射偷漏，有亏税饷，且亦非从前原定归行保办之本意。理合禀明，伏乞俯赐出示晓谕，实为恩便。

据此，粤海关监督德庆出示晓谕：查大西洋夷船进出口货物，向由保商承办，自应仍循旧章，不得稍有紊乱，致滋影射偷漏之弊。……嗣后除本澳夷船只进出口货物，听从客贩等仍照旧例办理外，其大西洋夷船既经设有保商，即与黄埔夷船无异。所有一切进出口货物，自应概归保商承办，以专责成而重税课。该客贩等不得稍有干预，致紊旧章。

又嘉庆十八年三月，澳门议事会判事官额带呖具禀粤海关监督称：查大西洋夷船来澳，数年以来，均由省外洋行商承保，其出入货物，亦由保商办理。兹因该船船身过小，进口止带洋酒些须，所带银子亦属有限，置办出口货物无多，现在到澳将及两月，洋商不肯承保，不能置办货物，而该船资本无多，势难守候，拟托澳客采办，又恐于例不符，事处两难，进退维谷。综合上述史料可见，其中磗格抵牾之处颇多。是否随着时间迁

流，而有不同变化？就现在的材料，依然不能提供充分的证据，将这些问题厘清。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在一本1836年出版的外文著述中说，澳门的贸易额船要缴纳行用。据称：“当时的粤海关征收澳门额船的船钞，一等为50两，二等为40两，三等为30两（按：只有其他国家船钞的五六分之一）。此外，这些船只还要向广州的行商交费，这被葡萄牙人称作行用（hanistagem），通常是一个具体地讨价还价问题，一艘200吨的船要交2000元，一艘500吨的或更大的船，则要交大约3500元，或这个数字以上。”

设有保商，缴纳行用，透露出澳门额船与广东十三行之间的密切关系。也说明广东十三行商最终将触角伸进了澳门额船贸易体系之中。又据嘉庆《重修莲峰庙题名碑记》，在1802年1月，捐资重修者的名单之中，包括有省城十三行的“广利行、同文行、达成行、会隆行”。道光九年仲夏澳门妈阁庙重修，捐资的有谢东裕行、伍诒光堂、潘同孚行等。亦可作为广东十三行行商与澳门有着密切的利益关系的旁证。

总之，广东十三行是清政府管理中外贸易的一种制度，澳门行则是粤东地方试图规范澳葡的额船贸易，将这一制度推及澳门过程中出现的变化。在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针对澳门葡人的额船贸易管理演进脉络，大致如下：最初是香山牙行主之，揽头下澳贸易；其次是额船贸易，或十三行商下澳承买，或与澳门铺商交易；再其次是随着鸦片走私贸易的发展，澳门行出现和随之的广东十三行势力的进入。随着中外关系和贸易形势的变化，澳门额船贸易制度在不同时期亦作出了相应的变化或适应。至于其间，澳门贸易额船与鸦片走私贸易之间的关系，以及广东十三行行商参与其中的程度和作用，仍然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探讨。

浅谈十三行对珠三角的带动作用及启示

一是带动以珠三角为主的广东地区发展是十三行一口通商的目的之一。康熙二十三年，康熙帝认识到“向令开海贸易，谓于闽、粤边海民生有益，若此二省民用充阜，财货流通，各省俱有裨益。且出海贸易，非贫民所能，富商大贾，惫迁有无，薄征其税，不致累民，可充闽粤兵铜，以免腹里省分转输协济之劳。腹里省分钱粮有余，小民又获安养。”“故令开海贸易”，于是清政府先后在厦门、广州、宁波、上海开设了闽海关、粤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伴随海关的出现，出现了专门从事对外贸易的行商。乾隆二十二年，闽浙总督杨应琚奏谕称：“浙省出洋之货价值既贱于广东，而广东收口之路，稽查又加严密路，稽查又加严密”，即使税额提高，洋商折损不过“秋毫”，“终不能强其会浙而就广出”。乾隆帝廷谕：“嗣后口岸定于广东，不得再赴浙省，此于粤民生计，并赣韶等关均有裨益，而浙省海防亦得肃清”于是，在广州实行了一口通商。这说明乾隆帝在康熙帝开设四个海关对外贸易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到广东不同于江南为清朝财赋之区、漕运重地、军事要地的特点，强调指出一口通商“于粤民生计”“有裨益”。

二是沿珠江出海口形成外贸管理链条，十三行是链条的关键和中枢。清政府的广州中西贸易封建外贸体制包括四个重要环节：粤海关负责征收关税并管理行商，十三行负责同外商贸易并管理约束外商，黄埔作为外国商船的停泊所，澳门则作为西方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这就是所谓“广州商业制度”③屈大均在《广州竹枝词》中的诗作：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形象地记录了这条链条，从十三行到澳门的十字门，洋船争出，一片繁华，而最后是“银钱堆满十三行”。在这四个环节中，十三行是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交会之所，是外贸体制管理链条的关键和中枢。

三是广州作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珠三角有巨大的辐射作用。因为广州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冲，通过东江、西江、北江等珠江水系各支流通达全省，广州以上，沿北江、浈水，越大庾岭，再沿赣江入长江，转京杭大运河可直上京师；广州以下，珠江直入南海，入海口宽阔，是优良的商船航道，因此，广州成为历代海外交通的中心。清代广东省会乃广州府。广州府下辖：南海、番禺、顺德、东莞、新安（今宝安）、三水、增城、龙门、香山（今中山）、新会、从化、清远、新宁（今台山）、花县。这些范围大部分是现在珠三角所在地区。粤海关等外贸管理机构又设在广州。因此，广州成为经济社会强大的辐射源。二、十三行对珠三角的影响

十三行地处珠三角，比起全国其他地区，珠三角受十三行的影响最直接、最深远。通过十三行这个窗口，珠三角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得以出售到国际市场，而欧美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也影响到珠三角的士绅百姓，对珠三角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一）十三行对珠三角经济的影响

随着“迁界令”的取消，以及沙田的开发，特别是一口通商，对珠三角以出口为导向的农业和手工业带来巨大的促进作用，珠江三角洲成为全国经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十三行出口大宗商品主要有茶叶、丝绸、陶瓷、铁器、糖等，因为茶产区主要为江浙和福建，珠三角产茶不多；而丝织则是广州强项，相当一部分十三行出口丝织品为广州所产；陶瓷，特别是广彩、石湾陶瓷也大量通过十三行出口。

一是带动了形成桑基鱼塘生产模式和丝织行业的发展。沙田的开发和桑基生态农业的发展，使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著名的经济作物种植区，为丝绸产品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材料。清乾隆至同治年间（1736—1874年），珠江三角洲先后两次掀起“弃田筑塘、废稻树桑”的高潮。顺德、香山（中山）、南海、新会、三水等地果基鱼塘纷纷改为桑基鱼塘，桑、蚕、鱼连作成为主业生产，形成桑基鱼塘连环生产模式。张鸣喈在《南海县志》中写道：土丝一项，全省每年约出口四千万，顺德四份之二，番禺香山新会占其一，南海占其一。道光十年（1830年），广东生丝出口达3680担，占当年全国经广州出口生丝的52％。

十三行出口的丝绸，有相当一部分是在广东完成的。18世纪初（清雍正年间），广州已有丝织机行的设立，全行有工人三四万人，生产的丝织品多种多样，并进行分工分业生产。乾隆年间，专为出口服务的丝织业在佛山发展起来。织造工场有工人17000余名，产量可观，产品也非常精美。两广总督苏昌上呈乾隆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瑞典商人们一再强调，他们都是带着这些丝绸到广州佛山一带找工匠织成绸缎成品，因此苏昌认为“不但夷人得邀服饰之荣，广州佛山一带机户亦得工资糊口”。从顺德流传下来的那首著名竹枝词就描述了当时的情景：呼郎趁早大冈墟，妾理蚕缫已满车。记问洋船曾到未，近来丝价竟如何？可见早在乾隆年间，乡间农妇也自觉地加入到国际贸易之中。清嘉庆（1796—1820年）以后，广州、佛山棉织染织业蓬勃发展，开始由家庭手工业发展到雇工织布的作坊和工场。道光九年（1829年），佛山棉织业约有2500家织布工场，有工人约5万人。据屈大均的《广东新语》载：“广之线纱、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广东出口的丝制品虽然次于茶叶，但是每年仍输出生丝和丝绸20万—30万斤，当时人们对广纱的评价是“甲天下”。沈廷芳在《广州府志》中说：“粤缎之织密而匀，真色鲜华，光鲜华泽”。

二是带动广彩和石湾陶瓷业发展。雍正年间，随着西方对中国外销瓷器需求的扩大，景德镇部分釉上彩绘瓷器逐渐运至广州河南加工生产。景德镇的釉上彩瓷艺术，加上广州铜胎瓷珐琅烧青艺术，同时仿照中国锦缎纹样绘制花卉图案，并融合以西洋的绘画风格和刻绘技巧，最终锻造成了一种具有新的装饰艺术形式的广州彩瓷，在嘉道年间最为盛行。早期的广彩瓷的用色还比较单一，发展至乾隆时期，由于吸收了更多广州民间的艺术素材，更受此时西方装饰风格影响，逐渐形成了广彩辉煌浓重的艺术风格，深受洋人喜爱。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清代石湾的陶瓷业进入了鼎盛时期。石湾陶瓷业以美观、实用著称，行销于两广及吕宋诸国。屈大均在《广东新语》记述：“石湾之陶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谚曰：石湾缸瓦，胜于天下。”市场商品需求量不断增大，使石湾陶瓷生产迅速发展。在乾隆年间，分为海口大盆行、大盆行、横耳行、花盆行、白釉行等23行，成为综合性的陶瓷生产基地。产品分为五大类，品种约有千种以上。单以花盆行的产品而论，在乾隆年间就已有300余种。生产规模也相当大。据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石湾有缸瓦窑40余处。由于陶窑多，所以“石湾六七千户，业陶者十居五六。”这尚不是全部从业陶工，还有农闲季节从高要、四会、东莞、三水等地来石湾做工的劳动人民。”从嘉庆到光绪（1796—1908年）的100多年间，石湾的陶窑数增加了70多条，陶业队伍增长三分之一。

三是带动蔗糖业发展。以珠江三角洲盛产的甘蔗为原料的原糖制品，如白糖、黄糖等也是当时大宗的贸易商品，被投入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甘蔗本来就是一种商品性的农作物，明清时代已经在珠江三角洲广为种植。雍正时，东莞县石龙乡已是“千亩潮蔗”；篁村、河田一带则是“白紫二蔗，动连干顷”。番禺、增城、东莞等县已成为制糖中心。蔗糖产量丰富，远销南洋各地及印、欧、美各国，每年远销国内外总值达3000余万关平两（元）。屈大均有过详细记载：双清者曰白沙糖，次清而近黑者曰瀵尾。最白者以日曝之，细若粉雪，售于东西二洋，日洋糖。次白者售于天下。

四是带动铸铁业发展。乾隆十五年（1750年），佛山已有炒铁炉40余所。乾隆中后期，其炒铁工匠达二万人。但佛山不产铁砂，其铸铁业所用的大量生铁，多来自罗定、云浮。而佛山出产的铁锅、锡器则远销国内外。雍正九年（1731年），广东布政使杨永斌奏禀皇帝时指出：查粤东地方，因向来出产铁锅，凡洋船货买，历未禁止。臣到任后，检查案册，见雍正七、八、九年造报夷船出口册内，每船所买铁锅，少者自一百连至二三百连不等，多者买至五百连并有一千连者，其不买铁锅之船，十不过一二。查铁锅一连，大者两个，小者四、五、六个不等，每连约重二十斤，若带至千连，则重二万斤。这说明佛山的铸铁业不仅为国内市场服务，而且也为国外市场服务，到广东来贸易的夷船百分之八九十做铁锅的生意。（二）促进珠江三角洲各地得到进一步发展

一是珠江三角洲城市和墟镇也像雨后春笋般地相继兴起和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仅就县以下的墟市而言，到了清代中期以后，顺德县增至62个，东莞县增至83个，南海县增至126个，新会县增至70个，番禺县有墟市110个。其中有不少是规模大、店铺多、商品丰富的墟市。如番禺县的黄坡墟，嘉庆十九年（1814年）“建铺四百余，墟期一、四、七，冬杪春初，乡人猎获珍异毕萃于此，行贩者争趋焉”。而且出现了专业性的墟市，如南海县的九江墟，专售丝货；顺德县的龙江墟，专门卖丝经、绒料、纯丝。此外水藤堡的丝墟，逢简堡的桑市等。

二是特别是佛山和香山表现突出。明清时期，佛山是一个商贾云集、工商业发达的经济重镇，被列入中国四大商业中心城市“四大镇”、“四大聚”之列，商业之繁荣比起广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正如吴震芳所说：佛山一镇离广州四十里，天下商贾皆聚焉，烟火万家，百货骈集，会城（指广州）百不及一也。乾隆时，整个佛山镇城围有34里，分为25铺（区），到清末增加20铺，有大小街道234条，商店数千家，大酒家30多家。全镇形成了6墟、12市

香山县原是由一群海岛组成彼此没有陆地相连，人口稀少（只近万户），可耕地少，经济落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广东宣布“迁界令”废止，到乾隆年代又因进一步放宽限制政策，加上原来几个分离的岛屿因沙田成陆连接而与顺德、南海陆地相接，因而使农业、商业和交通等骤然发展起来。至清嘉庆、道光年间，“乃与南（海）、番（禺）、顺（德）、东（莞）等同列大县”，从而结束了长期贫穷落后的地位。乾隆至道光时期，80多年间有税土地增加77.2％，人口增加26.7倍，从而使香山“户籍殷繁，驾出他邑而上，洵广属之沃土奥区”。

三是随着珠江三角洲商业的日益发展，商人也不断增加。从道光年间（1821—1850年）各县商人向封建政府所负担的捐饷比例看，说明当时的商人是为数不少的。据黄启臣统计，南海县的商业捐饷占60％，顺德、新会县各占40％，番禺、东莞、新安（宝安）县各占30％，增城县占20％，香山县占10％。除了如伍秉鉴、潘正炜等十三行巨商外，珠三角也涌现了大量的成功的商人，如顺德县商人邓仲豪、邓仲钊两兄弟贩丝“积富数十万”。顺德县黎村的商人吴敏经商资本“致巨万”。新会潮连乡商人卢继格，“操商业，有远志，设商船转运凡十数艘，于高州典肆数处，因成巨富”。（三）十三行对岭南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影响

岭南文化是一种兼容兼包、吸纳中西文明的文化，十三行行商们虽然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在封建社会“抑商”的思想下，仍是弱势群体，为了寻找士商之间的契合点，他们以“儒商”自居，积极投资文化，以其相对他人较为开阔的视野推进了岭南文化的发展。

一是热爱诗词书画等传统文化，主动学习和传播西方文化，引进学习新的自然科学知识。《番禺河南小志》记载，“粤东巨室，称潘、卢、伍、叶。伍氏喜刻书，叶氏喜刻帖，潘氏独以著作传。”有条件的还组织文人进行大规模的丛帖、丛书的编印，以及散佚古籍的刊刻与出版工作，较著名的有“粤雅堂”丛书和“海山仙馆”丛书。这些丛书之中，还重刻有不少明末清初由西方传入的科技典籍和著述。如利玛窦口译，徐光启受笔并合译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六卷，由耶稣会士汤若望口译，焦助受笔的《火攻掣要》，由英国人合信氏口译，陈修堂受笔的《全新论》十卷。

二是行商们还积极在地方上捐资兴学。如乾隆二十年诸商捐办越华书院、嘉庆十五年诸商捐修粤秀书院。嘉庆十九年，行商卢观恒之子卢文举捐修新会紫水义学等。行商对教育的投资，有利于振兴岭南的地方教育，有利于培养更多的近代人才。（四）社会风气形成重商观念

在一口通商外贸的驱动下，珠三角农业改变以满足自身与家庭需要为目的的农业生产，有意识地进行商品化生产。佛山由于其手工业发达，“镇内五方杂处，耕农者少，工作人多”，“习农者少”，手工业人数远远超过农业从业人数。在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即使是农民也远非传统的“男耕女织”，而是农闲时也从事手工业，剩余劳动力则流向城市打工学手艺或从事商业，“学工艺、佐懋迁于佛山、省城”，“相率往佛山、省城以图生计”。珠江三角洲一带，出现弃稻谷农田而种果、养鱼、植桑的风气。南海九江，至道光年间，已是“境内有桑塘，无稻田”了。人们在开放空间的商品活动中，产生开放观念。所谓广州人多务贾，“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癱耜而从之”，九江“本乡营商十之七八”。三、十三行的兴衰对我市建设全国中心城市的启示

但我们也要看到，十三行对珠三角带动作用在某些方面仍然有局限性，只有吸取教训，我们才能在建设全国中心城市，特别是促进珠三角一体化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一）十三行没有形成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只是政策优惠。十三行贸易以原材料为主，上海靠近主产地，地理位置更加优越。广州远离内地，专供出口的茶、丝、瓷等物产，从遥远的产地运送到广州，自然大大加大了成本。如茶叶从产地运到广州，路上要花费一到两个月的时间。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商馆的茶叶检验员鲍尔，曾做过这样的计算：把武夷山的茶叶从乡村运到广州，比就近在福州港销售，东印度公司每年要多花掉15万镑。丝织品也是如此，由于外商对丝织品质量的要求特别高，广东本地所产的生丝并不能满足这项要求，因此供应外销的优质丝织品却很大程度上需要采用江南的生丝作为原料。乾隆《广州府志》载“粤缎之质密而匀，其色鲜华，光辉润泽，然必吴蚕之丝所织，若本土之丝，则黯然无光，色亦不显，止可行于粤境，远贾所不取。”“粤纱，金陵苏杭皆不及，然亦用吴然，方得光华，不褪色，不沾尘，给折易直，故广纱甲于天下，缎次之。以土丝织者，谓之丝纱，价亦贱。”用本地丝所织的给纱，“质脆易裂”，只能贩于对质量要求不高的港脚商人。当然，从广州出口的丝织品除了由广州织造的外，也有苏州、杭州、南京等地织造的。江南丝货经过长距离贩运到达广州后，价格立刻上涨。在评价广州港与厦门港的优劣时，英商也认为广州可以用三四个月交货，而厦门需要五六个月才能交货。’而如果江南丝货可以就近从上海出口的话，“旅程约需两三天”。“如生丝一项，由产区运粤之路程，较之运沪遥至十倍，而运费增益及利息之损失等，估计之数，约达百分之三十五至四十之多”。长途贩运肯定比就近开埠价高质损。据不完全统计，自1757年广州一口通商后，各省出产的茶叶均须贩运到广州，然后经十三行总商转卖给外商，每年出口的茶叶价值达5000多万两白银。每年由江浙等省商民贩运到广州，卖与十三行行商转售外商的湖丝和绸缎等，自20多万斤至32万—33万斤不等，价值70万—80万两或100多万两白银，最少之年也有30多万两。一口通商制度人为割裂了丝货产区与就近出口港的天然联系，而使得产品必须辗转千里方能出口他国。暂时无能为力的外国商人只能无奈地在广州进行贸易，一旦条件成熟，他们就用战争手段打进了产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形成，十三行失去了“一口通商”的地位，全国对外贸易中心逐渐移至上海。就是没有1856年的那把大火把十三行烧成废墟，当一口通商的政策取消后，十三行的辉煌也难以再现。

十三行的历史启示我们：人流、资金流必然向生产成本更低的地方集中。广州要强化中心城市地位，就必须提高综合竞争力，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制造业有机融合、互动发展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要充分利用省委、省政府提出推进广佛同城化，建设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经济圈的契机，促进珠三角城市分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不断提升中心城市高端要素集聚和综合服务功能，在提升区域竞争力中更好发挥国家中心城市的龙头带动作用。（二）清朝不允许行商出洋，进出口货物全部仰仗外来运输，大大地限制了十三行的发展。西方国家重商时代以海外贸易为标志，视贸易为生命。而清朝的对外贸易完全处于有来无往的被动状态，不允许行商出洋，进出口货物全部仰仗外来运输，这就大大地限制了中国商人的发展。不但欧洲市场中国商人无法问津，即使是进口商品，也全部取决于东印度公司。这对西方国家来说是远洋贸易，对中国来说，只不过是本土上的对外通商。中国商人获得的商业利润远远低于欧商，例如在外销瓷贸易中，广州瓷商所获得的利润只有15％左右，而经销华瓷的荷兰商人所获利润却高达179％—547％。这就是本土通商与越洋贸易之间的巨大反差。

十三行的历史还启示我们：广州要建设中心城市，就需要坚持开拓国际市场和扩大国内市场并举，“引进来”和“走出去”结合，推动外贸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加快完善境外投资促进体系，不断扩展对外开放广度和深度。提高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比重，推动外贸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不断优化投资软环境，提高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能力。（三）清政府对十三的种种束缚，埋下了十三行衰败的祸根。十三行曾风光无限，还产生了世界的首富，但是广州十三行是清政府特许的具有半官半商性的对外贸易垄断组织。半官半商的十三行行商既不是纯粹的官吏，也不是自由的商人，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们处处受到束缚和过多的牵制。背负着“保商”的沉重责任，在官府、外商、华商之间疲于应对，陷入向外商借贷的恶性循环，无法摆脱。曾经辉煌的行商们无可避免地一步步走向衰亡。鸦片战争更是为十三行的终结划了催命符。

十三行的历史启示我们：必须解放束缚生产力的种种限制，才能长治久安地保持发展的势头。当前，要坚持把深化改革开放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动力来长抓不懈。进一步解放思想，大力破除影响科学发展的思维定势障碍、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格局障碍。推进公平准入，加大扶持力度，改善融资条件，完善促进民营经济和各类中小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积极营造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和推动民间投资的良好环境。

十三行庭园在城西

就中国外贸史而言，清代在广州出现过一口通商的鼎盛时期。广州十三行商馆区，成为盛极一时的大清商埠，商馆林立，万商云集，巨大的商业活动，使不少商人成为亿万富翁。他们以其资本投资建设商馆住宅、接待楼台、还择地兴建私家庭院，用以接待外国使节、来往于广州的外国商人、旅游者。这些建筑与庭院规模较大，建筑讲究，相传到广州的外国商人都居住在十三行的商行内。这些商行客舍，皆为行商私产，租给外国人居住。在芸芸商行中，伍浩官、卢茂官、潘启官等行商领袖都拥有美轮美奂的私人别墅园林胜景，外国人以能到这些地方居住、游玩为荣。

据笔者早在十八甫福安街、爱育街、怀远驿、富善街等调查，还有不少颇具规模的大屋群。由于抗日战争等破坏，有些改变了使用性质，有些已拆改而不复存在，保留岭南建筑装修特色的不多矣！据莫伯治大师口述，他到过爱育善堂大屋看过，二楼楼板用的是高级木材，而上还刻有莲花图样，浅刻精细，以供女眷们练舞步云。相传潘仕成曾在此居住，可惜古迹已不存。

十三行商人经商致富，市面繁荣。明代诗人屈大均和清代诗人李少洛均有诗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别开邸第馆诸夷，一十三间各斗靡。窗槛玲珑巢翡翠，轩屏眩转吠琉璃。”提供了史证。历史上十三行行商庭园在荔湾较早，也具规模。最早面世的庭园是十三行丽泉洋行东主潘长耀在荔湾涌红荔湾头第一村水道一带所建的花园，估计为1800年前后建筑，今日只能从画作中欣赏到当年长耀花园的若干风貌。整个庭园以漏花围墙分隔与围护，对外与开放的水景相连，景石码头石山凉亭，操揖泛舟，一派水庭景色。其中以两层建筑居多，二楼以游廊楼台相接，身处其间，如临皇家宫殿，故外国人称之为“宫廷的住宅和花园”。图中有荷叶亭盖乃世之举目，自然使人联想当年清代两广总督阮元“忙中抽闲，畅游荔枝湾后题字‘白荷红荔泮塘西’”的意境。后来有人作考，认为长耀花园部分成为了“小田园”之建园所在，至于昔日楼台房舍则因荔湾一带木构，地势低洼，湿地建筑，蚁患严重，园主破产，园地拍卖，清政府不加保护，必然难以留世云。清代十三行庭园的代表作首数海山仙馆，选址有千年历史的荔枝湾。

荔枝湾是广州市有名的游览胜地。这里有密布汇流入珠江的小河涌，灌溉得附近一带土地肥沃，生产驰名的“泮塘五秀”——莲藕、菱角、茭笋、荸荠（马蹄）、茨菇。基于防洪抗旱的需要，勤劳的农民沿河涌修筑了堤围——田基。为了巩固堤围和充分使用土地，在堤围上种植经济效益较高的荔枝树。每当夏日，蝉鸣雀噪，荷香十里，荔红千树，招来远近无数游人前来乘游艇消暑游河赏玩，啖荔剥菱。一时江面及河涌上各式各样画舫、舢板，穿梭往来、十分热闹。有“十里红云，八桥画舫”的称誉。

最早见于历史资料，在这里兴建园庭的是唐咸通十年节度使郑从谠构筑的“荔枝园”，诗人曹松游园啖荔，曾赋了《南海陪郑司空游荔》诗一首：荔枝时节出旌游，南海名园尽兴游。乱接罗纹照襟袖，别含琼露爽咽喉。叶中新火欺寒食，树上丹砂胜锦州。他日与霖还将去，也须图画取风流。

公元948年，南汉王刘龚又在这里兴建御花园——“昌华苑”，广袤三十余里，每到荔熟时节，就在这里举行以啖荔为主要活动项目之一的“红云宴”，历时九十年之久；明初号称“南园五子”之一的番禺诗人黄哲，在这里建有“听雪蓬”；清代邱熙建有“虬珠圃”，当时就有“千树荔枝四围水，江南无此好江乡”的咏叹。海山仙馆水木别成才，有四壁图书一楼风月。楼台浑似画，有洞天海岳福地琅环。

清代广州城西荔湾胜处，名园荟萃、有名园曰：“海山仙馆”。乃取楹联“海上神山、仙人旧馆”的上、下联的首末四个字而冠名，是南粤有历史记载以来，最大的私家园林之一，其存世四十余载。有诗述之曰“红藕红深画舫来，恍以仙馆即蓬莱”。

海山仙馆主人潘仕成，清道光年间所建，园址在多宝路以北的荔香园、凌园，市二医院北面的彭园至泮塘一带，园地面积约8万平方米。四面荷花开世界，儿湾杨柳拥楼台。柳波移棹忆良游，荔熟荷香月满楼。

极一时之盛，座上客常满，往来无白丁，名联：“雨翻荷叶绿成海，月映荔枝红到楼”足可反应当年园馆自然环境与景物之丰满。园主潘仕成（1803—1873年）与同族几代均属十三行行商，广州首富。道光十二年，仕成顺大乡试副贡，同年钦赐举人。于此前后购得荔枝湾名园“唐荔园”址，逐步扩展成大型的文化家园，真山真水，内有接待嘉宾的“雪阁”、有举办文酒会的“贮韵楼”、有藏书的“文海楼”等。地广园宽，亭、台、桥、榭回廊相接，有“红云弥盖，日夕荷香”的自然风光。装饰陈设既有东方华丽又有西方陈设，被誉为南园的“圆明园”，曾被朝廷定位接待外国使臣和各国商馆领袖的场地。

海山仙馆不单有花木风光之胜，厅堂各式古玩、古兵器、名家字画、古乐器甚丰。历史名贴，刻于贞纯美石之上者千余，以公天下，传后世。

在鸦片战争期间，潘氏支持烧烟抗英，出钱出力。亲自监制战船，供朝廷海军御敌。道光二十九年，捐资雇美国人雷斯配火药制造水雷，派人学习掌握制雷技术，送水雷20枚送朝廷，实行“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战术，成为粤省绅士出力最多的一员，曾受林则徐赞誉。

潘仕成也是中华文化的积极传播者，辑刊海山仙馆丛书56种，《藏2真、藏真续刻、三刻》共48卷，《仙馆摹古》12卷、宋四大家墨宝六卷、仙馆契叙帖四卷等，多尚存世。

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馆内培埠为小山，山上松柏苍郁，登山石级，曲折迂回。山旁有一湖，广逾百亩。与珠江水相通，隆冬不涸，微波荡漾，可以泛舟。湖面有精致游船，名：苏舸，供游湖用。河中植荷、藕等水生植物。湖旁有大殿一座。回廊曲径，雕梁画栋，有如仙山琼阁。离大殿十数步外湖中水面，满植荷花，上有戏台一座。当台上唱戏、奏乐时，歌、乐声经水面反射，飘渺回环，倍添美韵。大殿之西有一水榭，与大殿有小桥相通，为舟形，四邻房舍，轩窗四开，视界空阔，听曲赏月，夏夜荷花香发，清风徐来，使人顿忘炎暑。馆内回廊曲径，环绕数百步，壁中遍嵌石刻，皆晋、唐以来名迹和当代名流翰墨。徜徉其间，如游碑刻博物馆。园内花果繁茂，以荔枝为主，布置得花乘树荫，高卑有序，绿荫处处，丹荔重重，曲房密室，掩映绿树丛中。景致既富丽堂皇而又清幽绝俗。

清代荔枝湾临江处的海山仙馆有长达13.6米的画卷存世，为后人研究岭南庭园文化提供了可贵的史料。作者复銮是清代著名画家，画间“地从水出，江接蓝天”“珠江江上云水浓”，风光如画，园地宽广，楼台多环水而筑，由水廊、水榭、水桥、水亭等组成，独具江南特色“美轮美奂、蔚为大观”。景物相溶，重楼复阁，气派豪华。园内绿树欣荣，白荷柳岸，疑是蓬莱仙景。园中有山，高30余米，岩石堆成亦林木苍翠，宛似天成，宏观巨构，举世无双。

海山仙馆以文化传世，今留世的碑刻拓本近2000幅，内有林则徐等的亲笔尺素113件。清代六位状元蒋立镛、吴其涤、陈继昌、朱昌颐、汪鸣相和龙启瑞等都有往来书信，收入家藏石刻中，据园主潘仕成的两位儿子自述：“咸丰丁已冬，国柱、国荣承严命校勘历年知文，亲笔尺素，其以归道山者择摹上石，归入海山仙馆藏真三刻之用。式遗芬因有人索观者多，故另为抽拓。间有姓氏未署，虑也远年湮没，失稽考，谨并爵里注明详列于左。其续刻者，以藏工之先后约约略次第。积年累月，从事毡蜡，几无虚计。至甲子仲秋，才历八载，而增入者二十余人，卷帙繁重，固编分四册，共装一函，以便翻阅。海内麟鸿投赠宝物如林，偶复检观，爱不忍释，并珍藏秘笈，永寿贞眠。虽识一时交际之雅，然不禁感慨系之云。”可见其文化工程之巨，意义之深远。

20世纪末，荔湾区政府作出决定，恢复清代海山仙馆碑廊，委托建筑大师莫伯治院士设计，选定位置定于当年仙馆故址之北河水域（建国后成荔湾湖公园五秀湖畔区），涉水而筑，抱湖而立，有较广阔的自然空间。

由涉水平台、主楼、水桥、水廊、水亭等古元素结合而成，顶部不沿袭重型的大屋顶，而是以小荏和架梁模拟屋顶脊梁，取汉代韵味。

步入廊桥，水面清风徐来，鸟雀啁啾；湖光云影，荔堤花木，别有一番回归自然的清新感受，“控石刻之大观，洵艺林之秘宝”，逸兴遄飞；若夫临水亭而观荷啖荔，亦足畅幽情！

主持设计的莫伯治院士一再表示，海山仙馆工程的设计，当然也有采用大屋顶、木刻金钟架等金碧辉煌的考虑。后来选定的设计方案，是经过多次研究推敲才确定下来的。目的是要以较少的投资收到较好的效果，以完成荔湾区领导的嘱托和实现群众的心愿。今建筑抱湖而筑，一气呵成，高低错落、简洁明快的建筑组合与湖滨林木浑成一体，融汇古今与中西文化，如诗如画，风采依然，令人耳目一新。

海山仙馆新筑，能见湖滨岸线达400米，将全面整理，淘汰已衰老的木麻黄等树木，改植新灌丛。东南与近北的三个入口处，将扩宽前庭，布置灌木；东端正计划扩征，以重现昔日海山仙馆部分“曲廊雅舍”的风采。

沿边加强植物，布置照壁景墙，与海山仙馆新筑环境相互协调。水楼之西湖面。南岸公路的人车隐约可见，未致一览无遗。入口桥廊的水面，将种上白荷等水生植物，与湖中莲花重组“荷花世界”。对岸半岛，将植成荔林，与北邻的荔枝、香芒、葡桃等岭南佳果，组合成“园中果木、荔子犹繁”的胜景。

设计者立足点不在于复古，而着眼于海山仙馆的历史地位、社会影响，取其水景园林之精华，保留水亭、水廊、水榭的基本要求，力求简朴。在建筑结构上，不拘泥于原有大屋顶，而采用梁架代替亭楼顶饰，新颖、别致。

新馆环湖而筑，亭、廊与水榭楼台连成一线，浑为一体，景线长达200米。主厅首层以古式屏风修饰，体现中国建筑文化之韵味。宏大高雅的新馆，面向5万平方米的五秀湖，风月宜人，不难领略清时“窗轩四开，顿消寒暑”之意境，襟间为之开朗。

可毫不夸张地说，历史上还没有哪一家私家园林有海山仙馆的规模特色和在政治、经济、文化以至军事方面的影响。他与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的外交活动、军事活动、中华文化的传播的历史有直接和间接联系成为南粤不可缺少的历史文化阵地。潘氏的“海山仙馆藏真”已成为广州古籍书店之“镇店之宝”，共52册，涵盖篆、隶、楷、行、草等多种书法艺术，集历代数百家（名人）墨宝，乌金亮墨拓本丛书，实为稀世，故十三行时期之十三行庭园，有“书艺大观，碑林探胜”之誉。人们以书文并茂，翰墨芳香，“翰墨珍宝永寿贞珉”赞誉庭园主人“镌来节苑千家石”和“公天下传后世”的崇高品德，赞誉其40余年坚持中华文化传播精神为举世无双云。因此，做好海山仙馆旧址的资料收集和文化收集，做好继续复建工程的规划与设计付诸实施成十三行文化传承之重要任务。

十三行与广州城市社会

清朝康熙开海禁设立粤海关以后，凡广州与西方各国通商贸易及由此而产生的一系列的事务均由十三行执行，清朝官员高高在上，不屑与外国人直接打交道，十三行就成了中西交往第一责任人。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朝廷颁布一口通商的上谕，关闭了江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所有与外国通商只限于广州一地。广州十三行因此成为清政府中外贸易的唯一合法代理者。随着十三行与外界贸易以及交往的扩大，广州城随之大大加快了其发展进程。本文拟从广州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西方文化的传入、广州城市发展和广州社会生活四个方面对清代十三行与广州城市发展的关系做一个简单探讨。一、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

一口通商以后，广州进出口事务繁忙：日本、越南、柬埔寨、缅甸、麻六甲、印度各口岸、欧洲各国、美国的商人均来广贸易，他们带来的各种洋货汇聚广州，经十三行商收购分销；中国内地各省商贾云集广州，贩来中国各省物产，等候行商的收购出口，然后从广州购买各种洋货运回内地。这种转手贸易，沟通了广州与外地的商品交流渠道，促进了广州商业的繁荣。此时的广州，俨然是一个世界级的商业中心。有诗云“广州城郭天下雄，岛夷鳞次居其中。香珠银钱堆满市，火布羽缎哆哪绒。碧眼番官占楼住，红毛鬼子经年寓。濠畔街连西角楼，洋货如山纷杂处。”形象地描述了广州贸易的兴盛，货物的丰富。广州汇集了世界各地的商人，伴随而生的是城市服务业的发达，市内店铺林立，各类客栈、杂货铺、充斥街区。由于交易大多在十三行区进行，广州西关一带在19世纪已成为广州的商业中心，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如：永泰蛋类商店、福生布铺、三益染坊、同珍茶叶铺、永茂生烟铺、有信夏布铺、金纶新衣铺、宝兴瓷器铺、怡昌瓷器铺、焕香猫狗肉铺计数十家，生意相当兴旺。

十三行兴起后，广州商业繁荣为本地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了适应海外贸易出口商品的需要，广州附近兴建了一些专为出口进行加工的轻工业，主要有纺织、制作“广彩”瓷器、茶叶加工等。广州佛山地区的棉纺织工业在18世纪迅速发展，其生产的原料——棉花主要依靠进口，然后在广州佛山将棉花织成布，再销往外国。清嘉、道年间，广州佛山“各种织布作坊所雇用人数约五万人，产品需要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工人作坊约有2500家，平均每家就有20个工人。”

为适应海外对中国瓷器的需求，广州的外销瓷器应运而生。中国瓷器产品种类繁多，远销东南亚及欧美各地。清乾、嘉年间以来，为了迎合外国人的喜好，很多广州商人到江西景德镇购买白瓷，运回广州，仿照西洋画技法在瓷器的表面画上各种图案，在河南、西村设厂烘染，制成彩瓷，然后再出口，是为“广彩”或“河南彩”。

广州还是出口茶叶加工基地，广州珠江南岸大茶庄、大茶行均设有加工工场，仅对全国各地运至广州的茶叶包装一项就需要大量的工人劳动。另外，出口花茶均在广州加工，尤其是为了迎合西方人的口味，广州的茶商在广州生产一种熏茶，用的是茉莉花、香橙花等香料进行熏制，使其具有欧洲人特喜的香味，这些花则在广州河南花田种植。

广州作为清代的对外开放贸易口岸，得之地利，城市经济在贸易的带动下，获得了巨大的进步。城市的商品经济、手工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纺织、制瓷、茶叶加工等蓬勃兴起，使广州在十三行时期成为全国经济发达的城市，并奠定了以后广州在国内经济发达的基础。在清后期五口通商后，广州城市经济依然兴旺。当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在1871年游历广州后大有感触，认为广州城内的景象是商店林立，有些商铺非常宽敞明亮，布置的相当精美，对广州市的繁华惊叹不已，“宽阔的珠江、清式和西式的阁楼、宝塔、博物馆、清真寺、大厦、商铺等等，这些建筑物看上去并没有分成街道，而是毫不间断地连在一起。远处可以看见英国领事馆的小教堂，上面有钟楼和高高的十字架。高高的越秀山和白云山耸入云端……没有什么能比我们脚下的闹市更激动人心了，它包容和涌动着两三百万情趣盎然的生命。”可见，清后期广州城市经济依然活力非凡，并发展为大型都市。二、城市规模的扩大

清初顺治四年，两广总督佟养甲“在广州筑东西二翼城，各长二十余丈，直到海旁，为门各一，即今所谓鸡翼城也”鸡翼城扩展了广州旧有的街道布局，形成了东西走向的大街，南北小巷密密并排，延伸至江边。广州旧城几乎成一个四方形，城外郊区所占地面与广州城面积大致相当，城西郊区延展成一个等边三角形，向西北面敞开，南边就是珠江，与西面城墙共同构成为该三角形的两等边，城南郊区即城墙与河道之间的地面。广州城市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城市区域的扩大。为方便贸易，广州西关的商馆随之建立。最早建立的商馆是英国馆，建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法国馆也于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建立，但雍正二年（1724年）因航程改变，放弃了广州商馆，专派代理人驻澳门经理商务，雍正十年（1732年）重新恢复广州商馆；雍正七年（1729年）、九年（1731年）、十年（1732年）荷兰、丹麦、瑞典先后在广州建立商馆。外国在广州建立的商馆共13家，全部建在西城外郊区的河边。自东而西排列：第一是义和行（小溪馆）；第二是集义行即荷兰馆；第三是保和行即新英国馆（东印度公司馆）；第四丰泰行即诸洲馆；第五是隆顺行即旧英国馆；第六是瑞行即瑞典馆；第七是鹰行即帝国馆；第八是宝顺行；第九是广源行即美国馆；第十是中和行（由一家行商使用）；第十一是高公行即法国馆；第十二是吕宋行即西班牙馆；第十三是黄旗行即丹麦馆。这些外国商馆的后面就是中国行商集中的十三行街。在其附近还有中国行商的房屋，整个西关的面积相当大。这些商馆都是西方欧式风格，在当时广州乃至中国都是最好的建筑。广州的街道大多数是弯曲的，没有一条可以比得上商馆附近的老中国街和新中国街。可惜，1856年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十三行馆区被毁严重，但在光绪末年，又重新开街成市。后来，整个西关逐渐成为广州市的一部分。“十三行街以南至河边，已成为清代西关主要的商业兴盛区，各地轮渡码头集中在这里，各地洋行代理、庄口、金银业、洋行也集中于此……”在清末，广州城逐渐向四周扩展，除了西关外，以前广州南郊也逐步发展起来，各种工业区建筑拔地而起，货栈、码头、造船厂、商行集中于此地。以前供外国商人在商馆附近走动的花地，沿岸也都建了房屋，学校、教堂皆有，生意也相当兴隆。广州市区面积比起以前扩大了很多。三、西方文化传入的首站

西方文化也随着十三行与外界交往传入广州。17至19世纪中叶，随本国商船来广州进行传教活动的传教士，他们中间有的人既是商人又是传教士。来华以后，住在商馆里，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暗中进行传教活动。但同时也带来不少新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开创了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先声。

西方医学的传入最早在嘉庆十年（1805年），英国医官皮尔逊（AlexanderPearson）在广州行医，招收学徒，教授种牛痘法，十三行行商郑崇谦翻译并刊刻了介绍种痘的《种痘奇书》，并有梁辉、邱熹、张尧、谭国等四人学习种痘技术。嘉庆十五年（公元1810年）行商伍敦元、潘有度、卢观恒集资数千金于洋商会馆，请谭国、邱熹为人传种，活婴无数。1820年，马礼逊在澳门开了一间诊所，1827年他又开了一家医院，其后，在广州又开了诊所，治疗眼病和其他疾病。1835年，行商伍浩官在新豆栏街出租一部分房屋给美国传教士PeterParker，创办了眼科医局，是为广州首办的眼科医院，为许多人治疗眼疾，获得了广州人的认可。后来医院扩大规模，除了治疗眼病以外，还收治麻风、疝气、肿瘤等病人，同时把麻醉技术传入了中国。由此开始，西医在广州逐渐传播开来，这在当时中国其他地方尚无。

西方教育思想的最初传入是19世纪30年代，由在华英国商人成立的“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和“马礼逊教育会”，目的沟通中西语言、传播西方知识、宗教，促进商业、政治、文化交流，并在此基础上，传播基督教。虽然其目的在当时广州不被肯定，但其教育思想却对广州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在教会学校上学的学生通过比较，发现西方教育比中国教育在实用方面强得多，教授知识面也比中国学堂讲授的知识面丰富。后来，一些传教士在广州创办教会学堂，对清朝后期广州的教育影响很大，在清后期，广州教育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并成为维新思想的发源地，与此关系密切。

在鸦片战争前，广州的行商就开始购买西方大炮，装备虎门炮台。鸦片战争以后，行商们学习西方先进的制造船炮的技术，引进西方的先进的军事科技，率先实践“师夷长技以制夷”。十三行商人伍秉鉴、潘正炜捐钱购买外国船炮，在他们的带动下，士绅潘士成雇佣洋匠仿制西方先进的火轮船、火药、水雷等，掀起了首轮向西方学习的热潮。此外，培养翻译人才、翻译西方书籍也是十三行的首创。四、城市生活的变化

广州历来是远离中央政权和正统文化的南方都会，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地，广州具有悠久的对外开放的传统，表现在文化上就是一种兼收并蓄的精神、批判革新精神、务实致用精神，其新、实、活变等文化特征，明显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这种开放的文化心态，有利于广州市民对新事物的接受。十三行贸易带来广州城市的繁荣，同时也带来的广州人的城市生活中的微妙变化。

首先，重商主义发展到新阶段。十三行带来了广州商业的兴盛，十三行商人的生活令人羡慕，一般经商的人的生活也要比普通农民的生活好很多，这样一来，弃农经商的增多，人们纷纷涌上城市寻找生计，甚至有弃学经商者、弃官经商者。商人地位的上升改变了以往人们贱商的观念，重商成为社会的时尚。唯利使广州人勇于进取，注重实效，不尚空谈，市场经济意识浓厚，勇于接受新事物，打破传统束缚，追赶新潮流，形成了求新、求变、求活的心态。但逐利意识会使人走上唯利是图的邪路。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思想在广州商人中受到了极大冲击，广州商人中间逐渐形成了讲排场、尚奢华与及时行乐之风，对社会风气有着重要影响。

其次，西方事物对广州市民生活的影响。通过十三行进口的洋货率先进入广州市场。在十三行早期，广州的洋货市场主要是一些奢侈品，如钟表、人参、毛呢、羽纱等，主要由官府、富商等上层高消费者购买，普通人在生活中根本舍不得购买这些洋货，但是在广州市民眼中这些虽属奇技淫巧，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广州人的眼界随十三行与外界的交往已经超越北方其他地区，时人多呼睁眼看世界，然广州乃引领风气之先。19世纪初，广州的普通民众逐渐接触到洋货，至于后期的五口通商后，洋货大量进入中国，在北方其他省份洋货还是稀奇时，广州洋货已经走入中层社会甚至一般人的生活了。在阮元做两广总督期间（1817—1826年），广州布政司街酒馆用木版画西洋夷馆式风格装修，被阮元“立谕郡县拆毁之”从中可以看出广州人对西方建筑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敢于采用，并用来吸引顾客，虽然被禁止，也可以说明西方文化在广州有了一定的影响。这在当时其他各省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至19世纪70年代，广州的洋货店已经较为常见，洋货在广州市场颇受欢迎，洋货店经营讲究营销策略，任人进店选购诚心如意之商品，洋布、呢绒、洋酒、洋糖、牛奶、面粉、煤油、肥皂、火柴、钟表、沙发等等洋货在广州应有尽有，广州洋货的消费走在全国前列。

十三行在与外国商人做生意的同时，对于外人的饮食也颇加注意。最早为外商服务的杂役学会了做西餐，为了满足西方人的饮食习惯，十三行行商经常举行西餐宴会，这起初还是在洋商与上层社会流行，普通人还不习惯西餐。19世纪30年代，中国人对外国人吃生鱼、烧烤、使用刀叉、吃乳酪、喝啤酒相当不理解，认为他们粗俗不堪，感叹“夷性如此”。道光后期，随着与外国人交往的增多，对西餐也渐渐了解熟悉，一般人也认为西餐部分菜式“味颇鲜美”，点心“极松脆”。咸丰年间，就有人在卖一些简单的西餐菜式，19世纪后期，西餐已经走上了广州酒楼的餐桌。此外，对西医的信任逐渐增加，西医刚传入时受人猜疑，到后来，西医的疗效渐渐深入人心，到西医医院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最后，不得不提鸦片。虽然鸦片在中国早就有之，但之前鸦片都是作为洋药进口，十三行通商早期也是照药材纳税进口。18世纪末，鸦片吸食方法在中国逐渐传开，作为吸食的鸦片需求量大增。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大，英国不甘其入超地位，遂逐渐找到了鸦片来平衡其贸易逆差，在18世纪末开始向中国大规模输入鸦片，清政府虽然多次严禁吸食与输入，但终究没能阻止鸦片在中国的传播。鸦片战争后，鸦片更是在中国泛滥。十三行虽然没有直接输入鸦片，但也不能说与此事绝对无关。广州在鸦片战争前是鸦片输入的唯一口岸，是鸦片走私贸易的最早地区，更是鸦片吸食消费的重点城市。在19世纪初期，广州的鸦片烟生意相当发达，联兴街一带走私分子设有大窑口，专门做鸦片生意。广州市内烟馆林立，高级烟馆、低级烟馆均有，可满足不同人的需要。广州市内有许多居民依赖鸦片生活，根据估计，1877年左右，广州城内及其附近吸食鸦片的人在15万到20万左右，占广州市总人口的15％以上，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鸦片价格昂贵，是银价的四倍，“吸鸦片者，每日除衣食外，至少亦须另费银一钱”大量的社会财富被用在鸦片上，不少人因此而倾家荡产。靠鸦片为生的下层百姓精神萎靡、身体衰亡，废时失业，甚至连劳动力也一起失去。广州市因此丧失了可利用的大量的社会资金，对清后期的广州城市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鸦片成为19世纪后期的广州社会风气败坏之重要原因，乃社会的一大公害。五、结语

清代的广州城因十三行而带来了独有发展机会，在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发展成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商业中心，占尽先机，城市经济繁荣无比。由此带来广州的较强的开放意识，能较快接纳西方的文化并融合与一体。清朝后期，广州因先前之故，无论在经济、社会生活、思想领域各个方面仍都走在全国先进之列。十三行在广州城市与社会发展过程中诸多方面有着重要影响。

十三行对岭南文化的影响

岭南地区处于中国南部，与中原地区以五岭为隔，故名岭南。因地处偏远，所以在中原的中央皇朝对岭南地区的控制大都体现在政治控制及政治依附上，在思想上、文化上、经济上，中央政府都无法做到完全控制，有时也只能采取放纵的政策，这就造成岭南地区出现了在政治上依附中央王朝，在思想上、文化上、在经济上与中央政权各有偏差的现象。

随着中原地区的改朝换代，政治动荡不断发生，在中国古代社会发生了三次比较集中的人民南迁运动，一次是在东汉末期至南北朝时期，第二次是在北宋末年期间，第三次是在明清交替期间。在这南迁的过程中，给岭南地区带来的首先是文化上、思想上的冲击，当内地人民到达岭南地区时候，他们所一直接受的传统儒家文化也被带到了岭南地区。而在岭南本地就一直存在着本土文化意识，但在儒家文化近来以前虽能支配岭南人民的意识，却未有成系统、有理论的思想体系存在，而在这三次南迁的过程中，传统的儒家文化得到政府的大力加强，例如“天、地、亲、君、师”等观念也逐渐影响到岭南本地人民。因此儒家文化也成为了岭南当地人民的主要的思想体系，但毕竟本土的思想意识对当地人民是有很强烈的影响，对南迁来的中原人民也必须尊重岭南当地的风俗，因此逐渐成型的岭南文化就以中原儒家文化为主体思想，也渗透了不少岭南本土思想在内。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西方文化的不断冲击，岭南文化也在接收包容着这些与中国文化不相同的文化体系，在交流、撞击中也逐渐蜕变成有别于中原文化的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其实包括着很多方面，它的本质其实是一种世俗文化，从它的诞生、成长、成熟就没有表现出所谓的“高贵”的特质，这也是由岭南地区，或者说是由广州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和民众的生存方式所决定的。在岭南文化的产生地——岭南地区的中心地带——珠江三角洲的经济发展方式上可以得出这一结论。珠江三角洲具有浓厚的经商意识，也有历史长久的作坊生产方式及小本经商的传统，商业经济比较发达，自古以来就形成了重商的气质，加之明清后政府政策的倾斜，珠江三角洲一带商业气氛发达，特别是外贸经济，而广州更成为一口通商地区，所以这里的文化传统就逐渐地充满着商品交换意识。同时岭南地区从来就不是政治中心，即使存在一些地方性割据政权，但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世袭的贵族，更不会存在那种贵族的生活氛围，长年累月积累下来的也只有“平民”意识、“世俗”意识，这一种意识可以说存在于岭南人的骨子里，无法摆脱的了，自然表现出来也就是岭南文化了。我们应该了解到，岭南文化中的“世俗”特质并不能片面理解为“低俗”、“庸俗”等观念，但也从来没有类似北方人文精神中的高深理论，有的也只是反映岭南地区中的市民性、平民性，反映的也只是那种踏实生活，不事张扬的哩念和平常做事、低调做人的观念；有的也只是反映岭南文化中的那种“市民文化”和“市井文化”而已。

岭南文化历经两千多年，在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身的特点。

1．岭南文化中的“重商”性。

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存在着“重农抑商”的传统，这种观念一直影响着中原文化，但因岭南地处偏远，传统的儒家文化虽然也传播到岭南地区，但中央政府对岭南地区的控制能力只限于政治控制上，在文化传播上、在观念控制上还力有不及，所以在文化观念上、在经济政策的实施上，对于“重农抑商”这种小农经济社会的政策并不能完全落实，这也导致了岭南地区的对外经济交流异常发达。广州在宋时就与50多个国家通商，在元时与140多个国家有贸易关系。到明清时期，广州更成为了中国重要的经济中心，特别在外贸交易上，已是国家重要的经济重镇了。而在珠江三角洲一带依靠纯粹农业生存的民众已占极少部分，更多的人是依靠手工业或外贸生意为生。而读书不成则经商，甚至不读书而经商的观念已成为当时岭南人的思维特性，因此在岭南文化中也就表现出了一种“重商”的属性出来。

2．岭南文化中“兼容并包”的特性。

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把文字、度量衡等都统一起来，这一措施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存在了可能性，而其中的统一文字使岭南人与中原人在沟通上打破了最后的屏障，即使语言沟通存在困难，但于文字书写上却绝无困难；西汉时期董仲舒的“独尊儒术”这一政策也把岭南人的思想体系纳入到中央政权的思想体系下，使岭南文化中的主体思想逐渐地确定下来，也使岭南人在思想上把自身纳入了中华民族的概念，同时因中原地区的不断内乱，中原大量移民的南下广东，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对岭南文化的影响日甚，岭南文化中的儒家文化主体逐渐成型，而地位也更加坚固。

但是五岭毕竟是隔绝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经济、文化交流的一座关卡，即使儒家文化成为了岭南文化的主体思想，但是也并不能造成岭南地区与中原地区在沟通上的方便，现实的生存问题也迫使岭南人需要面对宽阔无边的海洋，为了生存，岭南人也只能向海洋外觅食，也习惯了向外拓展，因此岭南人也有了四处漂泊寻求存身之地的习惯；而且因为对外贸易的发展，内陆各省份的商人也把各地的物品带到广州销售，各国的商人也纷至迭来，这些商人的到来，除了促进商业的发展以外，同时带来的就是商人故乡的民俗、民风和各类不同的思想文化，所以岭南人对许多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国家的理念都有接触，这也迫使岭南文化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势去接纳，去交流。在长达数百年的外贸史上，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等都在广州落脚，英美文化、欧洲大陆文化、伊斯兰文化都在广州进行过碰撞、交流，然后再传入大陆内地的。这种文化上的交流也就造成了岭南文化上的“兼容并包”的特性。

在不断的文化交流、经济交流的冲击下，岭南人在不断吸取着中原文化、岭南本土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的养分，在相互融合交汇和时间的流逝中逐渐地形成了一种有别于其他文化，在坚持儒家文化体系的同时，又以开阔的胸怀创造出了一种新的文化——岭南文化，并对所有的外来文化都能兼容并蓄，吸收其精髓并消化成为了岭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岭南文化中的创新性

由于岭南地区，特别是广州及珠江三角洲地区长年累月地进行对外贸易活动，为了在外贸活动中争取更大回旋余地和更多的利润，岭南人必须思考创新的问题，这就造成了岭南人及岭南文化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例如“广彩”、“广绣”、“广雕”等也就在外贸生意中创新而来；同时由于岭南人对外来的新鲜事物并不排斥，具有兼容并包的特性，对于接受新事物、创造新事物并不抗拒，也更加容易接受新理论，因此在19世纪中晚期以后，岭南人更是带动了中国新一拨的思想风潮，许多新的思想、新的思维都是在岭南地区创新而出，成为了先进思想上的发源地，许多近代思想家、政治家都以广东、岭南为根据地向北方传播他们的革命思想及理念，例如孙中山、梁启超等人。

4．岭南文化的务实性。

岭南文化与中原传统文化的发展环境的不同直接导致了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所追求的价值观有所不同。岭南人生长在森林密布，气候炎热、台风横行的地区，求生存、望发展已经是岭南人的生活主题，这导致岭南文化具有浓厚的世俗特性，“务实”是岭南文化的基调，而“重实质、重利益”则是岭南文化的重要诉求。而中原文化则不同，中原地区环境适宜，物产丰富，中原人民不用过多地考虑生存的问题，生活安逸，这也导致了中原地区的人民及知识分子在温饱的基础上去考虑满足精神上的需求，这使中原传统文化具有超世俗的纯粹精神规范，追求的是内心的平衡与满足，绝少顾及物质利益的追求。两种文化生长的环境及根源的不同也凸显了岭南文化中“务实性”的重要特点。

岭南文化的发展成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它祖承传统的中原儒家文化，但由于地处偏远，受到岭南地区商业发达的影响，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而在近代的两百多年中的“一口通商”的政策使岭南的人文精神更突出了“重商”的特点，十三行制度的确立及贯彻实施，对岭南文化的影响尤甚，更凸显了岭南文化中的“重商”、“务实”等特性，更对广州人，甚或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人民的性格形成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而内地人民三次的南迁不但给岭南地区带来了文化上的冲击，也是中原地区的先进生产方式、生产技术对落后生产方式的冲击，把岭南地区原来的刀耕火种逐渐转变成为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而且，除了农业得到发展以外，在商业发展上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自隋唐以后，广州地区的海上丝绸之路的海运模式已经建立和发展，海上丝绸之路之名得以光大，广州在中国南方海运重镇的地位已然无法替代；两宋期间，岭南地区的手工业、商业、外贸业已作为经济支柱支撑着岭南地区的运作，海上贸易更是一日千里，广州码头上的货船更是来往如梭。明开禁海政策反复多变，仍然在广州设置“市舶司”的管理机构，政策的多变并未改变广州对外通商的地位，当政府允准沿海外贸时，广州是其中之一，当政府采取海禁政策时，广州则是唯一能对外贸易并通市如故。广州仍然成为中国沟通中外文化、经济的门户。及至清初，为扑灭反清势力，清廷严禁各地出海，除保留澳门与广州间的陆路贸易外，寸板不得下水。及至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朝廷重开海禁，并于广州等四地设立粤海关等四关，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规定“夷船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贸易”，粤海关更成为管理广州海关的唯一官方机构，在中外双方起着持续沟通海内外文化、交接中外贸易的作用。从此时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83年间，广州成为一口通商之地，更是“天子南库”之所。清政府为方便管理，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委托广东行商协助粤海关管理外贸，这使行商等同于有了官员的身份。后因商船往来繁多，贸易日渐兴盛，而且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广州成为“一口通商”之地，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行商可是分门别类，成为三个专业行商：一为洋货行，专职负责外洋各国商人载货来广东发卖输课事务；二是本港行，专门管理暹罗使及夷客贸易纳饷之事；三是福潮行，专门管理潮州和福建商人贸易的课税”。于是，内地大量客商都带着各地货物到广州进行对外贸易，大量外省商人和牙行在广州经营，外国商人也只能纷纷到广州进行贸易，这就为广东商人的崛起提供了天然的便利。

而对于“十三行”这一词的由来，学者们意见纷纭，有人说是因为有十三家洋行而得名，有人说是取所有商家中的十三家为名，但无论如何，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十三行”确立的时间是在粤海关设立之前。据《粤海关志》记载“国朝（清朝）设关之初，番舶入市者仅二十余柁，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广州十三行商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形式从贡舶贸易边为通商贸易的历史产物，他们是以半官半商的形式存在的，在开始的时候并非就是十三家商行，但都冠以“十三行”为名字，商行则时多时少，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十三行”一词就逐渐成了广州外贸的名称。

在对外贸易的发展过程中，“十三行”成为了中国商业制度的代名词。“十三行”一词则成为了岭南地区、甚至在与中国通商的国家中最为通行的词语。据杨宏烈先生所给的说法：“‘十三行’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时间概念、空间概念、经济社会学内涵的综合性学术名词。它涉及广州乃全国、国际方面的历史、地理、文化、军事、城建等研究领域的重大事件。”而为规范外商在广州的行为，清政府通过了两广总督李侍尧指定的《防范外夷规条》，在其中明确规定：“1．禁止外商在广东过冬；2．外人到广东只能居住行商馆内，并由行商负责管束稽查；3．禁止内地商人向外商借资本，禁止外商雇请汉人役使；4．禁止外商雇人传递消息；5．外船停泊之地，派兵守卫。”

根据一口通商的政策规定，外商是只能在城外西关十三行街区一带进行，行商就干脆在此地购地起房，西关大屋也就是这一时期所出现的广州地区最为有名气的建筑。加上这一带河网交错，荔枝弯风景秀丽，歌舞升平，成为了富商们最爱的游乐玩耍之地。正因十三行这一带聚集了商业文化、外来文化、市井文化，对岭南文化造成了非常深厚的影响，为岭南文化补充了许多新鲜的理论和实例，也是对岭南文化的一种新的冲击。在岭南文化在十三行的冲击下，岭南文化也形成了新的特点。

1．十三行的创立及发展对岭南文化中的“求新”及“冒险”的特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在这闭关锁国的多年时间里，国人与外国人基本没有发生接触，对外国人没有感官上的认识，“一个‘番鬼’最初在广州登岸的时候，使他倍感狼狈的是他紧紧的服装和高高的帽子成了人们好奇的对象”。其中“番鬼”是广州当地人对外国人的一种别称，这已经是见惯外国人的广州人的称呼了，其他从来没有见过外国人的内陆人对外国人的相貌更加是无法想象，外国人被中国人看成是一些“难以驾驭的番鬼——好斗、野蛮、吵闹的人”。

但在这独自与外国人进行贸易的一百多年中，广州人逐渐培养出了一种有别与内陆人的勇于冒险的性格。由于清政府规定不准市民随便与外国人进行沟通，否则就要治罪，而从内陆来的上层官员则不敢于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许多广州则偷头地与外国进行私下的商业交易，把各种各样的货物进行买卖，而在沟通的过程中，有广州人编撰了一本《鬼话》的书上。因清朝严禁外国人学习汉语，而外国人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学习汉语时，则事事需依靠翻译，而翻译多是进行口头传译，于文字上未必精通，常需要利用音译以便学习英语，使用单音节标音的方法对英语进行了简单的标注，表达他们的意思。这导致了一些伶俐的中国人运用一些听惯的外国音调。成功地弥补的语言天分上的不足，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语言——广州英语就被创造出来了。据《广州番鬼录》的记载，甚至到了19世纪作者在广州居住时，在广州商馆附近的书店内出售一本《鬼话》的小册子，用简单的汉语同音或近似音标注的方式去记录一个英语单词的读音，例如TODAY（今天）就直接地使用“土地”二字代表音节。这本书也许就是广州人对新鲜事物勇于尝试的一种适应吧。

以上提到的这一段，并不是标榜广州人多有聪明才智，也不是标榜广州人多能与外国人进行接触，而是想说明为了达到目标，广州人会想尽一切合法、合理的方法去达到目标，在这达到目标的过程中，广州人勇于冒险的性格就被逐渐地培养出来了。

2．十三行贸易使岭南文化中的“重商”的理念精神得以确立，并由此建立起重视“公平交易”等商业原则的精神。

在长达过千年的外贸传统中，岭南人被培养出一种“重商”的思想理念与特点，这一反映在岭南文化中。由于长年的商业来往，岭南人观念中的“重农”思想逐渐改变，商业占据了广州人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甚至在部分岭南人的概念中，读书才是做生意不成后第二种选择。而十三行及其制度在广州落户则更是加速了这一种想法在岭南人心目中的地位。既有上千年通商，特别是对外通商的基础，又有政府“一口通商”政策的扶持，商业更加成为了广州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而十三行地位的确立，十三行制度的形成最终使“重商”成为广州人性格上的基调。

而且在生意往来中，岭南人逐渐建立起重视商业原则，建立“公平交易”等的观念，力求在一种公平交易的过程中获得发展。

当时因不同背景的官商各自争夺贸易对象，导致了许多外国商人浑水摸鱼，使中国商人自身的利益受到了严重伤害，所以洋行决定联合成立一个叫“公行”的行会团体，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在广州的行商共同缔结了十三条行会规矩，其中有几条如下：“一、华夷商民，同属食毛践土，应一体仰戴皇仁，誓图报称。二、为使公私利益界划清楚起见，爱立行规，共同遵守。三、华夷商民一视同仁，倘夷商得买贱卖贵，则行商必致亏折，切恐发生鱼目混珠之弊，故各行商应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其有单独行为者应受处罚。……”这一行规使广州的商业相对有秩序起来，虽然不断有外国商人进行破坏，例如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就曾经以停止贸易清朝皇帝所需的货物为要挟，迫使地方政府要求行商公会对其要求进行让步，但这并不代表“公平交易”的原则就此作废。在十三行制度确立以后，“公平交易”更成为中外交易的商业信用原则，成为在广州进行交易所必须遵行的规矩。同时，不但是“公平交易”这一原则，后来还衍生出了许多不同的商业原则，这些原则就被统称为“广州制度”而被流传于世。

后来这些商业交易原则逐渐影响到广州人的生活，一直到现代，“公平交易”、“收取合理利润”不但成为粤商经商的原则，也成为粤人做人做事的原则。在商业谈判时以“公平交易”为原则，在有适当利润以后，不妨大方地对商业伙伴进行让利，与商业伙伴保持长久的合作关系。这些原则、规矩现在看来都是很平常普通，但是追究起来却是岭南人在一千多年的对外贸易活动中建立起来，而由十三行的建立而加强的，也是岭南文化中“重商”特点的最好补充。

3．十三行制度巩固了岭南人中“务实”的个人性格的影响。

岭南文化中特别强调“务实”二字，或许这也是在商业来往中被培养出来的一种特点。商业往来往往注重的就是利益，在利益场上时间也就是金钱，在此时此地利益才是最重要的，谈论其他话题反而显得虚伪，岭南人深深懂得这一点，而抛却浮夸，直奔主题则成为了岭南人的性格，在长达千年的熏陶下，这种“抛却浮夸，直奔主题”也就成为了岭南文化中务实的特点。

务实二字在岭南文化中却又有另外一种含义，那就是不喜言谈，不喜在外表装饰而只顾埋头苦干。或者这种文化特性也是被迫形成的。岭南地处偏远，在早年生产技术不发达的时候，岭南人就已经远渡海外寻找生计；当生产方式改变了，生产力提高了，岭南地区却又面对人多地少的现状，必须转变思路，寻找更好的生存方式，而对外贸易就是当时岭南人求得生存的最好方式了。虽然中央政府允许岭南地区的对外贸易继续，甚至是“一口通商”，图的也就是广州远离政治中心，不会影响中原地区“重农抑商”的基本国策；同时又能与外国保持交流，保持贡使往来的目的，或许中央政府根本不会进行对外贸易而保持闭关锁国的状态！而岭南人在这段时间里如果不是保持沉默埋头苦干的话，或许已经无法保持广州地区对外通商的地位了。

清政府建立以后，因需要平定第三藩之乱及收复台湾而采取了极端的做法，在沿海地区除澳门外，从山东到广东一带所有沿海居民必须内迁，后虽重开海禁，但对于与外国通商，在清政府中央仍有争论。在顺治皇帝年间，荷兰要求与中国通商，但当时朝中仍有大臣坚持明朝旧例，以朝贡体制为主，即以外国政府向清政府朝贡，再由清政府赏赐礼物的方式，而不采用通商体例，导致最后清朝顺治皇帝御批“贸易两字不宜开端”，清朝政府也只是按照明朝管理制度允许荷兰国“八年一贡”。虽朝中有大臣支持，但如果地方官绅过多争辨则恐中央政府有所误会，于事无补，故只有先把事情先干了再说。况且十三行成立后，清政府对十三行等行商的压榨日益增多，稍有不顺即有惩罚，故使岭南人练就了一种做了再说的性格，这种性格真实反映在文化上那就是“务实”了。

十三行在兴起、发展及衰落过程带给岭南文化的影响是不可磨灭的，它令广州繁荣，也令岭南的商业繁荣起来，它也对岭南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即使今天在地理名词上的“十三行”已经不可寻找，但在人文精神上的“十三行”却不可磨灭，仍然在岭南文化中闪耀着它独特的光芒，留给我们的是逝去的光辉历程！

清代出口贸易对广州手工业的影响

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政府宣布开海贸易，广州口岸的对外贸易从次年（1685年）开始逐渐恢复。1757年，清政府宣布广州一口通商，此后直到1842年的85年间，广州成为西方人唯一可以进入中国的口岸。一口通商造就了这一时期著名的中西贸易中心和广州历史上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广州对外贸易“获得了空前发展”。进口国外商品的同时，国内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出口也增加了份额。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广州手工业生产规模扩大，品种和数量增多，技术得到改进，分工和专业化进一步发展，并形成了众多行会和专业市场，生产经营模式也朝多样化发展，更创制了像广彩、外销画一类新的手工艺品。广州的手工业在清一代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今天的手工业工艺和营销模式仍能从繁荣期的成绩和辉煌中得到启示、吸取营养。

国内研究清代经济和贸易的资料比较丰富，但考察出口贸易对本土经济影响的资料比较少见。专著方面邓端本编著的《广州港史》（古代部分），有“海外贸易对地方经济的影响”一节，其中谈到出口贸易对本地冶铁、陶瓷和纺织业的影响。丘传英主编《广州近代经济史》等书，涉及到外贸对本地经济的影响，但没有专门讨论广州手工业的内容。论文方面有黄启臣《清代前期的广州对外贸易》、黄碧琴《近代外贸与广州民族资本工业的发展》，前者有从广东及全国的范围，考察出口贸易对本土经济影响的内容；后者重点谈外贸对鸦片战争后民族工业兴起与发展的影响。两者虽都有涉及广州手工业的内容，但比较浅泛。本文试从清代出口贸易刺激下广州手工业的发展，考察其对手工业的影响，进而窥测其对本土经济和对广州手工业后世发展所起的作用。一、出口情况

自秦汉时期起，广州地区的手工业已初露头角，到了明清时代更为发达。清代较重要并带有浓厚广州地方特色的手工业有船舶修造、铸冶和五金制品业、陶瓷制造业，纺织品工业、食品加工业、中成药业、工艺美术等行业。

康熙中期以后，随着社会秩序的相对稳定，农业生产得到了明显的恢复和发展。广州农业连年丰收，粮价稳定。根据清朝档案记载，从康熙四十六年至五十五年间（五十二年除外），广州地区每石米价多在八、九钱内。因此，与农业紧密相关的家庭手工业，如作为农村副业的绩麻、纺织、养蚕、织布、缫丝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继明末的资本主义萌芽后，也在此时继续发展，表现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分工更加细密，以及国内外商品市场不断扩大。这些都为手工业品的大量生产和出口提供了可能。（一）手工业品是出口商品的大类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开海贸易”以后，广州的对外贸易逐渐兴盛。“欧洲各国、印度及南洋各国通商于此者，摩肩接踵，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最大之商场也”。西方及印度洋上的一些国家如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商船往来于中国沿海，运来国外特产和工业品，又从中国运回茶叶、瓷器、生丝、绸缎、漆器、皮毛、药材、砂糖、铁锅以及纸、墨、笔、砚、书籍、绘画等。当时对外畅销的商品主要有广彩、陶瓷、文具、工艺品、佛山铁锅、建筑材料、白糖、广绣、广缎、象牙雕刻工艺品、果品、蜡、藤器等。这些广货大量进入国内外市场，享誉四海。据统计，出口世界各地的商品共计有236种，分为手工业品、农副产品、水产品、动植物、肉制品、干鲜果品、中草药品、文化用品等八大类。其中手工业品共有127种，占总数一半以上，生丝、丝绸品、瓷器、中草药最为大宗。“丝绸在广州的商品出口额中占第二位。外国人从广州进口的丝绸中，有生丝和绸缎两种。虽然中国方面对丝绸的输出经常加以限制……但英商为了广州的丝茶市场，仍然与法、荷等国竞相购买。故每担丝价亦由康熙三十八年的一百三十七两上涨至康熙六十一年的一百四十二两。到了乾隆十九年时，则再涨至一百五十两至二百二十两之间。”棉布在这一时期也有大量出口，从嘉庆五年（1800年）至九年（1804年），每年平均出口1，353，400匹。（二）出超地位刺激手工业发展

开海贸易至鸦片战争前的这段时间，中国在对外贸易上基本上处于出超地位。其中，清朝对于西欧的贸易处于绝对出超地位，输往英国的商品占总出口额的70％左右。在18世纪初叶，“中国作为英国制造品的一个市场来说，是几乎不存在的；从1708到1712年，对华直接出口贸易每年的平均数字，在商品方面不到60，000英镑，在金银方面超过50，000英镑。”甚至有些商船专门载银来广州置货，据载：“再今岁（1716年）广州自二月至六月，到有法兰西洋船六只，英吉利洋船二只，俱系载银来广置货，甚至全年总共到有外国洋船十一只，共载银有一百余万两。”许多国家的船只，除运来“微不足道”的货物外，差不多都是用白银来购买本土产品。英国人马士说：“实际上整个18世纪中，向广州输入的主要是银元，货物不过是补助性质而已。”据估计，从1784年到1844年间，美国商人把约有15亿美元到18亿美元的银币带到中国。这在直接刺激手工业品出口的同时，也为广州手工业发展提供了资本，推动了手工业品的生产和出口。二、出口贸易对广州手工业的促进（一）规模增大

传统的手工业品大多出自一家一户的家庭作坊，仅满足自身及附近市场的需要，往往生产规模不大，产品数量有限。这种情况很难满足出口贸易的需求，如茶叶出口占有绝对地位，据著名经济史专家彭泽益的研究，清前期广州出口的花熏茶，全部是在广州设厂加工制造的，这些加工厂多设在珠江南岸，“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宽敞的两层楼的建筑，下层堆满了茶叶和操作工具，上层挤满了上百的妇女和小孩从事于拣茶和把茶叶分为各类工作。”这些工人按工作量领取薪酬。从规模和经营方式看，这些制茶工厂已经超出了家庭手工业的范畴，变成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厂了。

为了方便外商或洋行商人采购，除了茶厂，其它行业也出现了作坊相对集中的专业区域，如加工瓷器的作坊多半分布在广州的河南，据统计其数量超过100个。1769年的时候，有一个来自英国北美殖民地的商人参观了一个瓷器加工场，他看到大约200个人正在忙于瓷器上彩，当中一些甚至还是儿童。可见当时手工作坊的数量之多，规模之大，远非农耕时代的小规模家庭生产所可比拟。

丝织品是清代出口货物的大宗，在出口贸易的刺激下，雍正乾隆时期，广州的丝织业发展相当迅速。“广州有织工数万人，所产纱绸为‘金陵’、‘苏杭皆不及’，并博得了‘广纱甲天下’的美誉。”鸦片战争前，广州附近的纺织工场已有2500余家，平时每一个工场平均有20个工人，从业人员有5万人，产品需求紧迫的时候，工人就大量增加。纺织业还带动了印染、浆缎、制衣、制帽、鞋袜、绒线等行业的发展。

生产规模的增大还表现在传统行业的从业人数的增多。如传统工艺美术品制作，这一时期仍然保持着以家庭个体劳动为主，但从业人数增多，作坊林立，到清朝末年，从事这类行业的人数达到两万多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