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波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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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形成机理与功能演进试读：
前言
自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带一路”已从顶层设计进入务实推进阶段。过去两年，从亚信机制（CICA）到中巴、中蒙俄、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从升级版中国-东盟自贸区到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从亚太自贸区（FTAAP）到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金砖国家新发展银行、丝路基金以及规划中的上合组织银行，“一带一路”布局可圈可点。
作为新时期中国实现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和东西部均衡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政策沟通为保障，以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为优先领域，以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为重点内容，以资金融通为重要支撑，以民心相通为社会根基”，在平等协商、循序渐进的基础上与沿线国家共同打造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且以发展中国家为主，部分国家甚至属于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LDCs）范畴。发展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仍然是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一要务。基于各自发展阶段的不同，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与升级的过程中。类似地，“一带一路”沿线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亦亟须借助要素流动和价值链的延伸与升级来推进本国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有必要以现有的合作框架为基础，以贸易投资便利化和互联互通为两翼，进一步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在经贸、投资、金融、人文、教育、海陆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能源资源、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等领域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型工业化战略与沿线国家发展战略和区域、次区域合作战略的对接效应。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将会对沿线国家间区域生产网络的完善与重构、价值链的延伸、贸易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也为沿线国家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提供了新的机遇。欧盟和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实践证明，“要素的自由流动可以带来国家间经济发展水平的收敛”。同样，“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济差距的缩小、地区内部的平衡发展、国民福利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符合沿线各国共同发展并从“一带一路”建设中获益的基本愿望。
本书将从（空间）经济学的角度，具体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内涵与特征、“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目标与途径、“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内生动力和发展基础、“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空间聚集和空间溢出效应予以探讨和研究。本书具体结构如下：第一章将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空间格局，第二章至第四章将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第五章和第六章将就“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对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促进作用进行分析和探讨。一“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空间格局“走廊”（Corridor）是“经济要素在一定地理区域内不断聚集和扩散而形成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空间形态”。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机组成部分，“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将是一个从产业集群到贸易投资便利化，从贸易投资便利化到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演进过程。基于新经济地理或空间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首先要做到要素的自由流动。在稀缺条件下实现要素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有序配置和自由流动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要素资源禀赋的价值实现与增值，还可以通过空间聚集的自我强化作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空间经济结构的产生和变化，进而为“一带一路”沿线要素的集聚和扩散，为“一带一路”由走廊向一体化的超越提供稳定的动力机制。1.“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区位因素“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贸易、金融、投资、能源、产业、交通和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地理上则涵盖欧亚大陆数十个国家或地区（见表1-1）；不仅具有丰富的经济合作内涵，还具有一定的地缘考虑。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一起构成了中国面向南亚（印度洋）、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中巴经济走廊北起中国新疆喀什，南至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是一条包括公路、铁路、油气管道、通信光缆在内的能源、贸易走廊。中巴双方将“以中巴经济走廊为引领，以瓜达尔港、能源、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合作为重点，形成‘1+4’经济合作布局”。表1-1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宏观经济指标（2014年）续表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北起中国云南（昆明），途径缅甸、印度和孟加拉国直达印度洋，拥有独特的地缘优势。沿线国家中，缅甸位于南亚、东南亚和东亚三大地缘板块的结合处；既是从中国西南省份进入印度洋的战略通道，也是印度进入东盟的战略通道，区位优势独特。印度是南亚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也是中国在该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孟加拉国位于中国、印度、东盟三大经济体交会处，地理位置优越；而印度洋则是中国的能源和对外贸易战略通道，涉及中国原油进口的80％和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40％。对这一地区能源和贸易的高度依赖，决定了中国与印度洋密不可分；而地缘政治与资源政治合二为一的特征，则决定了印度洋及其毗邻水域将成为大国资源争夺和权力竞争的核心区域。当美国的印太战略、印度的东向战略、日澳关系的“同盟化”交相投射到印度洋地区时，原本彼此分割的东亚和南亚、印度洋和太平洋随即成为一个互动频繁、联系紧密且具有高度竞争性的战略要地。而各国战略利益在该地区的同时延伸必然会影响中国在印度洋的存在和“一带一路”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构建。考虑到孟、中、印、缅四国皆为发展中国家且缅甸和孟加拉国同属最不发达国家，四国尤其是中印两国有必要以“一带一路”为契机，努力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的比较优势、区位优势、能源资源优势和人口红利转化为发展优势。
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以广西南宁（东线）、云南昆明（西线）为起点，以新加坡为终点，纵贯中南半岛，涵盖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主要成员。中南半岛地处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历史上曾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中枢，拥有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地缘优势，马六甲海峡更是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齐名的国际战略通道。作为东盟的主要成员，中南半岛国家在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鉴于中南半岛和东盟特殊的地缘政治禀赋，中国和中南半岛国家有必要以共建“一带一路”和经济走廊为契机，在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和全力支持东盟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建设的同时，继续通过现有的东亚生产网络，进一步提升与中南半岛国家在产业、技术、能源、环境、海上合作等战略领域的区域和次区域合作的层次，有重点地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快构建利益共享的区域资源保障体系和产业分工体系。
受益于东亚完善的区域生产网络、有效的产业分工体系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制度性红利，中国与中南半岛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已由2001年的313.3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3696.8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8.6％，约占中国与东盟贸易总额的77.0％），年均增长20.9％。中国对中南半岛国家的投资（存量）也由2006年的15.1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00.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投资存量的4.5％，约占中国对东盟投资存量的84.0％），年均增长50.6％，高于同期中国对外投资年均增长14.5个百分点。客观而言，六大经济走廊中，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或东盟成员的贸易结合度、FDI密集度指数和产业内贸易指数要高于其他经济走廊成员。而产业内贸易的持续增加则意味着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产业内或产品内的深化和以价值链、区域生产网络为基础的中间品贸易的可持续性。这意味着东亚区域生产网络的完善和价值链的重构或许更应成为中国与东盟、中国与中南半岛国家“一带一路”经济走廊建设的核心目标。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东起新疆乌鲁木齐，西经中亚、西亚各国至土耳其。作为古代丝绸之路的中枢，中亚五国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曾经占据重要位置。今天，中国与中亚五国依然山水相连。2014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额已经超过1万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其中，中国与中亚各国的贸易额已由2001年的15.1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49.7亿美元，年均增长29.8％，比同期中国贸易总额增速约高出12个百分点。中国对中亚的投资则从2006年的4.5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00.9亿美元，年均增长47.7％，比同期中国对外投资增速高出11.6个百分点。与中东海湾国家一样，中亚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能源供给来源地和投资目的地。据英国石油公司（BP）统计，截至2014年底，中亚国家中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石油探明储量合计达41亿吨，约占全球石油探明储量的1.7％；天然气探明储量达20.1万亿立方米，约占全球天然气探明储量的10.7％（见表1-2）。另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国自哈萨克斯坦进口原油568.6万吨，约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1.8％，约占哈萨克斯坦原油出口总量的8.3％；自土库曼斯坦（254.8亿立方米）、乌兹别克斯坦（24.3亿立方米）和哈萨克斯坦（5.7亿立方米）合计进口天然气284.8亿立方米，约占中国天然气进口总量的41.6％。表1-2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石油/天然气分布情况续表
同样，作为古代海陆丝绸之路的交会点，西亚尤其是中东海湾国家在东西方经贸往来和文明交流中也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中亚和西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石油和天然气供给来源，中国业已成为仅次于日本的海湾第二大石油出口市场。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国从中东海湾国家进口原油约1.61亿吨，约占中国原油进口总量的52.1％（见表1-3）；约占海湾国家原油出口总量的18.9％。未来十年，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能源资源的供需缺口和外部资源条件约束将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最大瓶颈之一。考虑到国内资源禀赋和需求之间差距的持续扩大，预计到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将达5.8亿吨，其中2/3依赖于进口。这就意味着，中国的石油自给率将从1993年的102％直线下滑到2020年的30％～40％区间。同期，中国天然气的进口依赖度也将超过50％，其中液化天然气（LNG）的进口将从目前的120多亿立方米增加到400亿立方米。因此，寻求长期可靠的石油、天然气供应来源关乎中国的发展安全，而发展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表1-3 2014年中国石油进口情况分析
相应地，受欧美发达经济体石油供应来源多样化战略和国际石油市场板块化的影响，过去十年，中东国家逐渐失去了欧美第一大石油供应来源的地位，寻找长期稳定的石油出口市场成为海湾国家的重大战略关切。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石油需求的迅速增加、中国与海合会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的构建、亚洲尤其是东亚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等等，均为海湾国家解决石油天然气出口安全问题提供了重大机遇。据英国石油公司最新统计，2014年，在中东国家8.5亿吨的原油出口总量中，只有22.9％约1.95亿吨的原油流向了美国和欧洲；而出口到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家的原油则高达4.5亿吨，约占中东国家原油出口总量的52.9％。在中东130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LNG）出口总量中，只有18.1％约237亿立方米流向欧洲；而出口到东亚和印度的LNG则高达884亿立方米，约占中东LNG出口总量的67.5％。
基于此，可以说今天的中阿“一带一路”或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已经不仅是一条单纯的贸易通道，更是一条能源通道。能源联系的长期性和双方核心利益（中国的发展安全和海湾国家石油出口安全需求）的一致性，将为中国与中东海湾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带来新的机遇和保障。尽管中国目前也在推行能源供应来源和运输的多元化战略，但受独联体（CIS）石油管道运力的限制以及非洲的资源约束和大国竞争因素的制约，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国将很难扭转“主要依赖从海湾国家进口石油的局面”。中国与海湾国家在能源安全这个涉及各自发展的核心利益问题上，实际上处在同一个能源安全相互保障体系中。当然，中国与中东海湾国家的合作并非局限于能源贸易。在未来的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过程中，中国与中东海湾国家有必要以共建“一带一路”为契机，在加快中国-海合会自贸区、中国-阿联酋共同投资基金，以及阿拉伯国家参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进程的同时，继续推动在中阿合作论坛、中阿“1+2+3”框架下的贸易、投资和通关便利化进程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合作与共同投资，为中阿合作的深化和“能源共生关系”的超越创造条件、奠定基础。2.“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地缘延伸
新亚欧大陆桥又名第二亚欧大陆桥，东起连云港，西至荷兰鹿特丹港，横贯欧亚大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德国、荷兰），全长10900公里。作为一条国际运输大通道，新亚欧大陆桥东牵亚太经济圈，西系欧洲经济圈，为中国与欧盟、中国与沿线国家合作的深化与升级带来了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和欧盟分别是世界第三和第一大经济体，二者合计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3；中欧经贸关系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活力的经贸关系之一。据中国海关统计，2014年，中欧双边贸易达6169.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14.3％，约占欧盟对外贸易总额的13.7％（见图1-1）。欧盟依然是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市场；中国则是欧盟的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贸易伙伴。另据商务部统计，截至2014年底，欧盟对华累计直接投资950亿美元，是中国的第四大实际投资来源地；中国对欧盟累计直接投资542.1亿美元，约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7.9％。双向贸易和投资成为促进中欧各自经济发展和创新的主要动力。目前，中欧双边正在商签双边投资协定（中欧BIT），同时也在探讨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能性，旨在为中欧经贸关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为中欧贸易和相互间投资的可持续增长提供制度性保障。图1-1 中国与欧盟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WTA相关数据计算制成。
以此为基础，中欧双方完全可以把构建“一带一路”、新亚欧大陆桥与中欧合作相结合，在《中欧合作2020战略规划》框架下，继续“加强双方在智能、高端和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方面的合作；扩大亚欧供应链物流网络兼容、海上运输、铁路服务、物流、交通安全、能源效率方面的合作；积极探讨中欧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合作，进一步统筹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在项目债券、项目持股、联合承包和联合融资等领域的合作”。最大限度地发挥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与欧盟一体化战略、“欧洲2020战略”的对接效应。“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不仅要适应于亚洲发展的多样性，而且其地缘或空间分布应超越区域范围并更具开放性。唯有如此，才能确保“一带一路”和经济走廊的未来发展空间、活力和可持续性。3.中国构建“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独特优势
历史上，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物畅其流的象征，更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通道。今天，同样是在古丝绸之路沿线，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中国与世界的贸易额已从1978年的206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3万亿美元，占全球货物贸易的比重则由1978年的0.8％提高到2014年的11.3％，并于2013年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见图1-2）。对外投资则由1982年的0.4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8826.4亿美元。实践证明，对外贸易和投资的持续扩大不仅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而且也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的福利水平。图1-2 世界主要经济体货物贸易世界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数据库（UNCTAD STAT）数据计算制图。
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与开放，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具活力的经济体之一。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由1980年的3065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10.07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0.8％，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增速5.3个百分点。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也由1980年的2.5％上升至2014年的13.0％，并于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见图1-3）。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是由1990年的2.4％上升至2014年的27.8％。而同期美国和日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则分别由1990年的19.3％和30.5％下降到2014年的15.3％和-0.3％。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在改变全球经贸和投资格局的同时，也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一步扩大互利共赢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机。目前，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未来一段时期，随着中国经济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由外需拉动向内需驱动的转型与升级，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将由地区公共产品的消费者转型为地区公共产品尤其是经济类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或许才是中国构建“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真正要义所在。图1-3 世界主要经济体全球经济总量占比
资料来源：根据联合国贸易发展会议数据库（UNCTAD STAT）数据计算制图。
作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和第一制造业大国，中国在常规制造方面的规模优势和在价值链贸易中的区位优势及其协同效应一起构成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构建经济走廊的独特优势。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多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且资源禀赋各异，“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创造效应、投资促进效应、产业聚集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或许更契合沿线经济后进国家发展阶段的具体需求。“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中，既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和人均GDP世界第三的卡塔尔，亦有人均GDP只有1000多美元的老挝、缅甸、柬埔寨和孟加拉国等联合国定义的最不发达国家；既有竞争力排名世界第二的新加坡，又有居世界第134位的缅甸；既有创新驱动型（如新加坡和卡塔尔）、效率驱动型（如中国、泰国）和由效率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如俄罗斯、土耳其和阿联酋）国家，又有要素驱动型（如印度、巴基斯坦）和由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转型国家（见表1-4）。正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多样决定了基于比较优势的国际贸易与投资和基于规模效应、溢出效应的产业或产业区段的国家动态转移能为“一带一路”由走廊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区域基础设施一体化发挥巨大的推动作用。表1-4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竞争力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二“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创造效应
正如“一带一路”倡议将贸易畅通作为重要内容一样，“一带一路”经济走廊首先是一条贸易通道。“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创造效应不仅有助于沿线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拉动经济增长；还可以充分发挥沿线各国的比较优势，提升福利效应。1.“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贸易流量
受益于经济全球化、生产国际化和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伸，过去十几年，“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所在区域与世界的贸易额一直呈持续增长态势（见图2-1）。其中，中国与世界的贸易额由2000年的4742.3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4.3万亿美元，年均增长17.1％；占全球货物贸易总量的比例也从2000年的3.6％增加至2014年的11.3％。中国已经成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所在的东南亚、南亚、中亚（含俄罗斯）和西亚地区与世界贸易额则从2000年的8108.4亿美元、1878.8亿美元、2414.1亿美元和4083.3亿美元分别增加至2014年的2.5万亿美元、1.1万亿美元、1.3万亿美元和2.2万亿美元；世界贸易总额占比也由2000年的6.2％、1.4％、1.8％和3.1％分别增加至2014年的6.7％、2.9％、3.8％和5.8％。图2-1 中国和“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所在区域贸易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UNCTAD STAT数据库相关数据制图。
同期，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额也由2000年的577.9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8663.9亿美元，年均增长21.3％，高于同期中国对外贸易增长4.2个百分点，高于同期全球贸易增长13.4个百分点；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比例也由2000年的12.2％上升至2014年的20.1％。其中，中国与中南半岛、西亚、孟印缅、蒙古和俄罗斯、中亚、巴基斯坦的贸易额分别由2000年的282.1亿美元、138.1亿美元、44.6亿美元、83.2亿美元、18.2亿美元、11.6亿美元增加至2014年的3447.3亿美元、2500亿美元、1081.6亿美元、1025.3亿美元、449.7亿美元、160.1亿美元；年均分别增长19.6％、23.0％、25.6％、19.6％、25.7％和20.6％（见图2-2）。
就具体国家而言，“一带一路”经济走廊中，2014年，中国已经成为新加坡（12.6％）、泰国（11.0％）、蒙古（87.9％）和伊朗（4.1％）等中南半岛国家或周边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欧盟则是印度（15.4％）、巴基斯坦（24.4％）、孟加拉国（74.7％）、柬埔寨（35.8％）、越南（19.6％）、俄罗斯（52.0％）、哈萨克斯坦（39.8％）和土耳其（42.4％）等南亚或中亚、西亚国家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泰国则是缅甸（41.7％）的第一大出口目的地（见表2-1）。“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相互间贸易具有明显的区域化和板块化特征；部分国家对区域外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和欧盟）的贸易依存度要明显高于对区域内国家或地区的贸易依存度。图2-2 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概况
资料来源：根据WTA相关贸易数据计算制成。2.“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货物贸易结构
随着“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区域内贸易的不断增加和产业内分工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间逐步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贸易格局。如图2-3所示，自2000年以来，“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中，中国与巴基斯坦、老挝、越南、马来西亚、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伊朗等周边国家的贸易联系程度均呈普遍上升趋势。相比而言，中国与孟加拉国、缅甸、柬埔寨、越南、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贸易联系程度要明显高于其他国家（贸易密集度指数均超过2.0）。而中国与印度、中国与土耳其、中国与海合会成员国间的贸易结合度一直呈低位徘徊状态，并未随着双边贸易绝对额的增加而增加。表2-1 2014年“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矩阵图2-3 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贸易结合度
资料来源：依据UN Comtrade相关数据计算制成。
同样，如图2-4所示，2014年“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中，缅甸、老挝、马来西亚、土库曼斯坦、伊朗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程度同2000年相比也呈普遍上升趋势（贸易密集度指数均超过2，分别为13.7、6.4、2.3、5.3、3.0）；巴基斯坦、泰国、越南、欧盟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程度则处于持续稳定状态；但新加坡、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则出现明显回落；而孟加拉国、印度、塔吉克斯坦、阿联酋、巴林、土耳其与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则一直处于低位徘徊状态。图2-4 “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与中国贸易结合度
资料来源：依据UN Comtrade相关数据计算制成。
就具体产品而言，中国自“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的进口主要以能源资源和原材料为主（见表2-2）；出口则以纺织、机械、电子、钢铁、精细化工和精密机械等工业制成品为主（见表2-3）。其中，石油与天然气在伊朗、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海合会国家等中亚和中东产油国家对华出口商品中居第一位，分别占该国对华出口总额的76.9％、71.6％、47.2％、50.3％、99.2％、83.6％。而以中间品或零部件贸易为主的机械、电子产品依然是泰国、马来西亚、越南等东亚区域生产网络成员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分别占该国对华出口总额的37.8％、64.8％、47.2％。其他国家中，棉花在巴基斯坦（61.4％）和印度（19.6％），针织服装和非针织服装在孟加拉国（44.0％），珠宝贵金属在缅甸（78.8％），木及木制品在老挝（58.4％）和柬埔寨（28.8％），矿砂在蒙古（63.5％），塔吉克斯坦（63.9％）和土耳其（28.0％）的对华出口中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中国已经成为“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能源、资源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和工业制成品的重要来源地。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间已形成了优势互补的贸易结构。3.“一带一路”经济走廊的服务贸易结构
当前，服务贸易和投资正在成为新一轮国际贸易和投资谈判的核心内容。着眼于国际贸易和投资协定的最新趋势，服务贸易和投资应成为下一步中国与“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合作的重要增长点，服务贸易尤其是生产性服务贸易与投资领域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形成新的生产网络，也会为双边贸易的持续增长注入新的活力。表2-2 中国自“一带一路”经济走廊沿线国家进口贸易结构（前10位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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