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历代服饰(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强

出版社：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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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历代服饰试读：

总 序

南京，举世闻名的“六朝古都”、“十朝都会”，作为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其本身就是一部书，一部博大精深的书，一部诗意隽永的书，一部文脉悠长的书，一部值得细细品读的书。

南京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史前时代。汤山猿人的头骨化石，证明了早在60万年前，南京便已有人类活动。大约在1万余年前，文明的火种播撒到这里，新石器时代的人类在溧水“神仙洞”留下的陶器碎片，成为他们曾经生活在南京的证据。距今大约五六千年前，在中华文明方兴未艾之际，在南京城内的北阴阳营，出现了古老的村落，先民们开始了耕耘劳作的历史。回溯人类古老文明兴衰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埃及、巴比伦、印度，还是中国，文明的光辉都如出一辙地兴起于大江大河之滨。南京襟江带河，气候温润，土壤肥沃，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自然而然受到先民们的垂青。早先的人类，或许没有想到南京后来的辉煌与壮美，他们只是凭着生存与繁衍的本能，选择了这一方水土。

虎踞龙盘形胜地

南京的山水形胜，用“虎踞龙盘”来形容最为传神。

南京占据了长江下游的特殊地理位置，东有钟山，西有石头山（今清凉山、国防园和石头城一带），北有覆舟山（今小九华山）和鸡笼山，南有秦淮河。从自然地理的角度来看，南京山水齐具，气象雄伟，符合古代堪舆“四象”的格局，是“帝王龙脉”之所在，诸葛亮所言“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实非虚谈。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南京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尤其是南京城西北奔流而过的浩瀚长江，江面宽阔，水流湍急，在冷兵器时代无疑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南京东连丰饶的长江三角洲，西靠皖南丘陵，南接太湖水网，北邻辽阔的江淮平原，交通便利，既有秦淮河舟楫之利，又有“黄金水道”长江沟通内外。同时，南京地处富庶的江浙与广袤的中原之间，利于互通有无，促进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赞美南京：“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

金陵十朝帝王州

正是这些优越的先天条件，让南京在中华文明史上显得如此与众不同—历史上曾有孙吴、东晋、宋、齐、梁、陈、南唐、明、太平天国以及中华民国十个王朝（政权）在此建都，人称“十朝都会”。

早在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令谋士范蠡在中华门外长干里筑城，史称“越城”，标志着南京建城史的滥觞。公元前333年，楚威王熊商击败越王，尽取越国故土，并在石头山筑城，取名金陵邑，这是南京主城区设立行政建置的开端。公元229年，吴大帝孙权正式定都建业（东晋南朝称建康，今南京），开启了南京建都的历史。此后，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定都于此，南京由此得名“六朝古都”。

五代十国时期，杨吴权臣徐知诰（即南唐先主李昪）于公元937年以金陵为国都，改国号为唐，史称南唐。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应天称帝，以应天为首都，改称“南京”，这不仅是南京之名的开始，也是南京第一次成为统一的全国性的首都。1853年，洪秀全领导的起义军势如破竹，席卷半个中国，而他所建立的太平天国政权也定都于此，取名天京。1912年，封建帝制被民主共和的浪潮所终结，中华民国成立，而作为这个新时代的象征，孙中山先生便是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死后则葬于中山陵。此后，到了1927年，国民政府以南京为首都。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解放南京，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在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南京阅尽人间沧桑。仅从南京名称的变化，便可见一斑。古人曾赋予南京冶城、越城、金陵、秣陵、扬州、丹阳（杨）、建业、江宁、建邺、建康、白下、蒋州、昇州、上元、归化、集庆、应天、天京，以及石头城（石城）、秦淮、白门、留都、行都、陪都、南都、龙盘虎踞、江南第一州等名号。

纵观中国历史，定都南京的王朝（政权）屡屡在汉民族抵御外族入侵的紧急关头挺身而出，承担起“救亡图存”的责任与使命，成为中华文化的保护者、传承者、复兴者和创造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南京这座城市做出牺牲、担当和贡献，中华文明的进程不仅难以延续，中华民族的历史也要重新书写。与同为我国“四大古都”的北京、西安、洛阳相比，南京在中华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富有独特的文化魅力。

江山代有才人出

在中国的古都中，南京堪称是英才辈出之地。一代代帝王将相，一代代文人骚客，一代代才子佳人，一代代高僧大德、一代代富商巨贾纷至沓来，或建都，或创业，或致仕，或定居……他们被南京的钟灵毓秀所滋养，又反过来为南京和中华民族谱写出一曲曲辉煌壮丽的篇章。

孙权、朱元璋、孙中山这样的开国伟人自不必说，他们的文韬武略，丰功伟绩，彪炳千秋；一代名将谢玄、岳飞、韩世忠、徐达、邓廷桢、徐绍祯，气吞山河，力挽狂澜，战功赫赫；一代名臣范蠡、诸葛亮、王导、谢安、刘基、曾国藩，励精图治，运筹帷幄，富国强兵，他们

共同为南京乃至中华民族的和平发展与辉煌荣光奠定基石。历朝历代，南京这块沃土人文荟萃，群星璀璨，既有谢灵运、谢朓、鲍照、李白、刘禹锡、杜牧、李煜、周邦彦、李清照、辛弃疾、萨都剌、高启、纳兰性德这样的大诗人大词家，又有范晔、沈约、萧子显、裴松之、许嵩、周应合、张铉、解缙这样的史学家和方志学家；既有支谦、康僧会、葛洪、法显、僧祐、陶弘景、达摩、法融、文益、可政、宝志、太虚、达浦生、丁光训这样的宗教人物，又有萧统、刘勰、颜之推、李煜、焦竑、李渔、汤显祖、孔尚任、吴敬梓、曹雪芹、袁枚这样的文坛泰斗；既有皇象、王羲之、王献之、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巨擘，又有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萧绎、顾闳中、王齐翰、董源、卫贤、巨然、髡残、龚贤、郑板桥、徐悲鸿、傅抱石这样的绘画名家。科学技术领域亦是人才济济。南朝时期祖冲之，在世界上第一次将圆周率值推算到小数点后第7位，比欧洲早了1000多年；明朝初年郑和从南京出发，七下西洋，乘风破浪，直抵非洲，成就世界航海史上的佳话，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还要早87年，南京由此成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城市。

诗词歌赋甲天下

古往今来，南京独特的山川形胜和丰厚的历史底蕴，给世人提供了不竭的创作灵感和源泉。在南京诞生或以南京为主题的诗词歌赋比比皆是。创作者不仅有才子佳人，更有帝王将相和外来使节。诗词歌赋的门类众多，既有乐府诗、游仙诗、边塞诗，也有山水诗、宫体诗、怀古诗以及各类辞赋，其中流传下来的大多是经典之作，南京因此有“诗国”之称。

南朝诗人谢朓《入朝曲》中的一句“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传唱千年，将南京定格为一座美丽的帝王之都。南宋女词人李清照《临江仙》中的“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表达出的则是对南京的无限眷恋。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燕子矶》中“燕子矶兮一秤砣，长虹作竿又如何？天边弯月是挂钩，称我江山有几多”，展现出了一位草莽皇帝唯我独尊的豪情。清朝画家郑板桥《念奴娇·金陵怀古·长干里》中“淮水秋清，钟山暮紫，老马耕闲地。一丘一壑，吾将终老于此”，则表达了对南京山川的无限热爱和归隐南京的愿望。而毛泽东主席《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彰显的是革命领袖豪迈的英雄气概。至于明朝朝鲜使臣郑梦周笔下的“皇都穆穆四门开，远客观光慰壮怀。日暖紫云低魏阙，春深翠柳夹官街”，流露出的则是远道而来的客人对明代首都南京的由衷赞美。

南京更是一座常令世人抚今追昔、抒发胸中块垒的城市，历代以南京为题材的怀古诗佳作迭出。从唐朝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中的“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刘禹锡《西塞山怀古》中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到南唐后主李煜“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从宋朝宰相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中的“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衰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到元朝词人萨都剌《满江红·金陵怀古》中的“六代繁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空怅望，山川形胜，已非畴昔”，再到清代官员纳兰性德《梦江南》“江南好，建业旧长安。紫盖忽临双　　渡，翠华争拥六龙看，雄丽却高寒”。这些诗词歌赋意境高远，讲述的都是盛衰兴亡。南京的诗词歌赋宛如一条淙淙溪流，千百年来，流淌不息。南京在为世人提供创作舞台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诗国”的美名。

传世名著贯古今

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给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一批又一批不朽的文化遗产。

文学方面，既有《世说新语》《昭明文选》《桃花扇》《儒林外史》《红楼梦》之类的巅峰之作，又有《文心雕龙》《诗品》之类的经典文艺理论和批评著作。史学方面，既有记录国家历史全景的《后汉书》《宋书》《南齐书》《元史》，又有专注于南京地方历史全貌的《建康实录》《景定建康志》《洪武京城图志》《首都志》《金陵古今图考》。书画方面，既有《古画品录》《续画品》之类的理论著作，又有《芥子园画谱》《十竹斋书画谱》之类的入门教材。宗教方面，既有不朽的佛教和道教典籍《抱朴子》《佛国记》《弘明集》《永乐南藏》《金陵梵刹志》，又有重要的伊斯兰教文献《天方典礼》《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科技医药等领域，既有《本草经集注》《本草纲目》之类的医药学名著，又有《首都计划》《科学的南京》之类的科技规划作品。

南京的传世名著文脉悠长，绵延不断。一部部南京传世名著，宛如一座座高峰，矗立在中国文化的高原上，让海内外世人叹为观止。

城市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著名文物保护专家朱偰先生在《金陵古迹图考》中写道：“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以金陵为最。”南京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一个又一个辉煌和奇迹，南京外在的秀美与内在的深邃交织在一起所形成的独特城市气质，催生了南京人开明开放的气度和博爱博雅的蕴含，以及对这座城市深深的眷念和热爱。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为了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书香南京”建设，我们决定编写一套“品读南京”丛书。丛书以分篇叙述的形式，向读者系统介绍1949年以前（个别内容延续到1949年之后）具有鲜明南京地方特色、又有国际影响力的南京历史文化“名片”。丛书以全新的视角和构架，运用最新的研究成果，点、线、面结合，全方位、多角度重现南京的历史文脉，展现南京在各个领域的创造和成就，将一个自然秀美、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人文荟萃的南京呈现给世界。（作者系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前 言

恩格斯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而服饰就是人类在进化中走向独立、走向文明的产物。《白虎通·衣裳》曰：“圣人所以制衣服何？以为　　绤蔽形，表德劝善，别尊卑也。所以名为‘裳’何？衣者，隐也；裳者，障也；所以隐形自障蔽也。”这段话意思是说，古代圣人为什么要发明衣裳？是为了遮掩我们赤裸的身体，区别人与人的尊卑、贵贱。当然服饰的发明，并非一两位圣人的创造，而是人类的群体共同创造。

当原始人演变为文明人时，人的羞耻感、审美感形成后，就有了衣服遮体的行为，服饰则有了美化的功能，于是有了《后汉书·舆服志》的说法：“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巛，乾巛有文，故上衣玄下裳黄。”

南京的历史可远溯史前时代，早在60万年前，南京就有古猿人的活动。五六千年前，鼓楼岗阴阳营出现最早的群居居民时，南京有了第一批原始村落。此时的南京人已经身披衣裳，头戴冠饰，展示出其生活习俗与审美情趣。

历史上的春秋、战国、秦汉时期，南京秦淮河流域人口聚集，出现了几座城池。最早是位于中华门外长干里一带的越城，南京筑城史由此发端，至今已有2400多年。史书记载，越王勾践的谋士范蠡曾率军驻扎在越城。群居的地方有南京人的生活，衣食住行必不可少。可以想象，当年南京人的服饰尽管简朴，却也是多姿多彩的。

由孙权建立的东吴政权定都南京，开启了南京历史上辉煌的时期，或者说作为帝都的时代。南京开始成为南方重要城市，乃至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服饰文化、服饰文明同样在这一时期孕育，并向周边辐射。

南京的服饰文化比较突出，形成个性特点，由区域推向全国性的时尚，主要集中于三个时期：六朝、明代、民国。六朝时期人们思想奔放，追求个性解放，纵情狂啸，傲视世物，飘逸之感的褒衣博带成为时代之风尚。朱元璋建立明朝，推崇君臣纲常的伦理，强调贵贱有序和良贱有别的等级观念，申明定章，制定了史上最为严格的服饰制度。僭越服饰等级，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明代服饰的严明性毋庸置疑，程序化、规范化也非常标准。明代中期，社会变革，城市与市民阶层的崛起，对于服饰等级制度冲击甚大，明代中后期服饰逾礼越制现象屡屡出现。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西风东渐，共和制度深入人心，满人之袍被改良为旗袍，成为中国服饰史上最具代表性的女性服饰之一，凸显中华女性的妩媚妖娆。民国中山装、长衫、西装并立，正是社会风气开放、服饰多元化的表现。除了这三个时期，在其他朝代南京的服饰并非没有特点，清代南京设有江宁织造，主要负责皇室纺织品的采购。云锦就诞生在南京，因灿若天上云霞而名闻遐迩，成为皇室所用纺织品的贡品。

南京历史悠久，历代服饰颇具特色，每个朝代都有各自极为鲜明的风格，这些不同时期、不同款式的服饰在中国服饰史上熠熠生辉，展示出南京城市发展、文明演进中物质化的一面，其色彩的鲜艳、工艺的精湛、艺术的美感，让后人叹为观止。

上古秦汉篇（史前~公元220年）

发端：南京服饰的源头

大约60万年前南京就有古人类活动。

南京鼓楼一带距今五六千年前是一处山岗，山岗上生长着茂密的树木，动物出没其中……在鼓楼岗傍水的高坡上，一群不畏艰难的人们，手持简陋的工具，披荆斩棘，伐木砍树，挖地掘洞，搭建起半地下的原始房屋。房屋多采取南向或东南向，以适应温暖潮湿的气候。并且房屋逐渐由半地下向空中发展，圆形或方形的房屋开始建立在地面之上，周围密布较细的树木，围成栅栏，单个居住房屋在鼓楼岗建立起来。房屋渐渐多了起来，在约1万平方米的范围一个又一个地出现，渐渐形成了一个原始的村落，这个地方就是现在的北阴阳营；五千多年前，南京最早的原始居民就生活在这里。蒋赞初著《南京史话》记述：“金川河从它的西面流过，南、北两面过去都是池塘（古代的湖沼残迹）环绕，只有东面可经山道通向今鼓楼岗。南京的原始人都是选择江河旁的二级台地作为住所，因为当时的一级台地很潮湿，且有洪水泛滥之灾，不适宜于人类居住，只能作种植水稻之用。而鼓楼岗和五台山一带的河旁二级台地，正是原始人理想的住地。”

远古时期，人们穴居，为了生存，选择树叶、兽皮、羽毛遮掩身体，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服装。在旧石器时期，人类已经开始使用兽骨制成的骨针，将兽皮缝制成衣，并懂得利用植物的茎皮搓制绳索。进入新石器时期，人们对植物纤维有了认识，初步掌握了制取和加工技术，提取植物纤维加工成线，再纺织成麻布，最后制成衣裳。最为突出的是桑蚕的养殖与蚕丝的利用。《后汉书·舆服志》记载：“上古穴居而野处，衣毛而冒皮，未有制度。后世圣人易之以丝麻，观翚翟之文，荣华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彩，成以为服，见鸟兽有冠角　　（同髯）胡之制，遂作冠冕缨蕤，以为首饰，凡十二章。”

研究表明，长江下游东南沿海一带7 000年前就已存在有架织机，南京地区的原始居民选择鼓楼岗居住的时间要晚于有架织机出现一两千年，他们过着“身自耕，妻亲织”的生活，结束了茹毛饮血的时代，进入了文明社会。穿衣御寒、保暖、保护身体，随着阶级社会的演进，服饰“分尊卑，别贵贱”的作用出现，衣饰体现出一种身份与地位，人们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由此产生的社会等级差别约束。

南京人的活动与服饰文明

3000年前，相当于中原的商周之际，南京秦淮河流域出现了密集的原始聚落，被称为湖熟文化。3100年前，南京是西周周章的封地。周灵王元年（公元前571年），楚国在今南京六合区已设有棠邑，置棠邑大夫。

春秋、战国时期，在这些聚落的基础上，南京出现了最早的城池。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在今朝天宫冶山筑冶城，开办冶铸铜器的手工业作坊，相传吴王夫差在此铸剑。周元王四年（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掉吴国之后，范蠡在今中华门外长干里一带修建越城，南京建城史始于这年，距今有2400多年。越王的军队驻扎在越城里，越城之外的秦淮河两岸居住着居民和工商业者，人们在此经商做生意，形成了南京最早的市场。

越城西北方向约五华里的距离是古冶城遗址，在今朝天宫一带。在冶城西北约三华里的地方是古石头城，也就是战国中期楚国建立的金陵邑。楚威王灭掉越国后，在清凉山修建城池。传说楚威王在今狮子山以北的江边埋金（实为青铜），以镇“王气”，“金陵”由此得名。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巡查天下，曾经东巡会稽，到过小丹阳（位于南京城东南），远眺紫金山有王者之气，于是凿方山地脉，以泄“王气”。

从五六千年前的南京原始居民，南京有了居民的活动，到春秋战国时期建越城、冶城、石头城，伴随着相应的商业、军事活动，人们的服饰也随着朝代的更替而变化。

从历史归属与筑城情况看，南京曾经分别属于吴国、越国、楚国。《首都志》卷1记载：“首都（指南京）于唐虞夏商皆属扬州，在周为吴，春秋末属越，战国时，楚灭越，置金陵邑，属江东郡。”

吴国国境主要是今苏皖两省长江以南部分以及环太湖浙江北部，太湖流域是吴国的核心，吴国后来吞并淮夷、徐夷等小国，其版图扩张到今苏皖两省全境、浙中北及赣东北地区。越国地处扬州东南（大扬州概念），是夏朝、商朝、周朝时期在今中国东南部建立的诸侯国。越国主要以绍兴为中心，春秋末期，越王勾践灭吴国，势力范围一度北达齐鲁，东濒东海，西达今皖淮、赣鄱，雄踞东南。楚国是周朝时期在中国南方建立的一个诸侯国。楚国建立后不断扩张，楚威王打败越王无疆后，原先越国领土划入楚国疆域。楚宣王、楚威王时期，楚国疆土西起大巴山、巫山、武陵山，东至大海，南起南岭，北至今安徽北部，幅员空前辽阔。

尽管吴国、越国、楚国的首都均不在南京，但是南京已经分别纳入其管辖范围，其臣民的服饰也具有该国的时代特点。

中国服饰制度中以服色来标明官员等级制度，古已有之，历代尊崇的颜色都与各个朝代的颜色崇尚有关。西周及之前的各朝，夏以木德，尚青；殷以金德，尚白；周以火德，崇尚红色。根据文献和考古发现，战国时期的丝织品已有多种色彩。其色彩主要是绛红、紫红、朱砂红、金黄、黑、白、土黄、棕褐，偶有蓝、绿。受工艺技术的限制，自然界的色彩并不能完全染色到纺织品上。《诗经》中更多叙述色彩的诗句有：“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丝麻染的颜色有黑也有黄，我们朱红色的更鲜明，替公子哥儿做衣裳）；“缁衣之宜兮……缁衣之好兮……缁衣之席兮”（穿着黑朝服多合适，穿着黑朝服多美好，穿着黑朝服多宽阔）。从这些诗句中，我们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红、黑等颜色的偏爱。西周时期的战国，朱色、黑色都是高品级的颜色，社会风尚如此，由此推论春秋、战国时期的南京，其军民服饰的色彩应以红色为时尚。

孔子说过“服周之冕”，说明周代的冕服制度已初步成形。冕冠上的垂旒数是按照不同场合所明确的冕的种类与戴冕者的身份来确定的，有三旒、五旒、七旒、九旒与十二旒等。不过，这是郡王与诸侯、卿大夫等高级官员的服饰，南京虽然曾经分别归属吴国、越国、楚国，修建了城池，但毕竟不是国都，守城官员的级别不高，官服的体制也就是那么一些，其服饰的主流还是地方乡绅与普通居民的服饰。换言之，服饰的等差并不明显。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不是很丰富，后世的很多款式服装，尚未出现。人们的服装主要以袍服为主。楚国袍子款式有三种类型，其特点多交领、右衽、直裾，上衣下裳连体。最为流行的是长袖，袖下部呈弧状，衣身宽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所描述的服饰可以佐证。此款服饰有华贵的气度，至西汉时仍然流行。另外还有两款：一种后领下凹，前领为三角交领；两袖下斜向外收杀，袖筒最宽处在腋下，小袖口；两袖平直，宽袖口，短袖筒。另一种后领直起，前领为三角交领，衣身较宽松。

上下连属的深衣在春秋、战国时期普遍使用，深衣的出现改变了过去单一的服装样式，男女皆穿深衣。男性的深衣因身份不同、场合不同，而有所区别。相对而言，女性的深衣比较单一。中国传统服饰形制上有两种：一位上衣下裳制，一位衣裳连属制，深衣属于后者，《礼记·深衣》曰：“古者深衣，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绳、权、衡。”意思是：古人穿的深衣，是有一定的尺寸样式的，以合乎规、矩、绳、权、衡的要求。上古时期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内衣，下衣是胫衣，无腰无裆，套在膝盖以下的小腿部位，在身体活动时，如下蹲、下跪、奔跑时，都会裸露身体，尤其是隐私处。那时没有桌子、椅子，人们会面谈事，都是坐姿，就是盘腿坐在垫子上，这样很容易“走光”。礼仪活动中，身体一部分露出来，会非常不雅。正因为这样，出现了深衣以避免身体或内衣露出来的尴尬。深衣有“身”藏不露之意。深衣的形制，大致上裳的一边相连，一边曲裾遮掩。相连者在左边，有曲裾掩之者在右边。深衣之所以续祍钩边，是因为出于掩裳开露的需要，在深衣的前襟被接出一段，穿戴时必须绕至背后，形成了“曲裾”。

楚墓出土《人物龙凤图》中服饰

深衣的用途广泛，穿着深衣，方便省事，可以为文，可以习武。深衣是朝服、祭服之外最好的衣服。深衣是士人除祭祀、朝服的吉服之外最为重要的服饰；对于百姓来说，深衣就是他们的吉服（礼服）。深衣产生于上古时期，是汉族服饰的最早形式，对中国服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是中国服饰演变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品种。后世的袍子、衫子都是在深衣的基础上产生的。汉代的命妇将深衣作为礼服；唐代的袍子加襕；宋代士大夫复制深衣；元代的质孙服、腰线袄子以及明代的曳撒都采用上下连衣的形式，甚至今天的连衣裙也是上古深衣的遗风。

秦汉时期的南京归属及其服饰

秦始皇创立秦朝，秦代周而立，根据五行相克之说，水灭火，因此秦代自认是水德，崇尚黑色，以黑色为贵，以玄冕为祭祀之服。刘邦初为沛公，杀蛇白帝子，称为赤帝子。汉高祖伐秦继周，为火德，赤为汉兴之瑞，其色尚红。两汉时期，尚色其间虽有变化，但是总体上尚红仍然占上风。

秦汉时期的男子服装以袍服为重，袍服以大袖为多，袖口则很小。这种袍服是用于朝会等礼仪活动时穿的礼服。官员平时多穿单衣，单衣样式与袍服略同，不用衬里，一般不穿在外。

到了汉朝，深衣与战国时期略有变化，西汉早期，深衣演变为曲裾，另有直裾。到了东汉，男子一般不再穿深衣，而改穿直裾、襜褕。襜褕与深衣的共同点在于衣裳相连，不同点在于衣裾的开法。襜褕的款式较为宽松，不像曲裾深衣那样紧裹于身。

汉代妇女礼服，仍以深衣为主，因此汉制称妇女礼服为深衣制。衣襟的绕转层数增多，衣服下摆增大。穿着者腰身大多裹得很紧，并用一根绸带系扎在腰间。深衣用曲裾掩遮身体的原因在于，汉代的长衣一般不开衩口，当时的袴多为胫衣，护体不严密，而且不开衩口，又要便于举步，在行走时，很容易暴露内衣。内衣是贴身而穿的亵衣，不能外露。为了避免这些尴尬，只有采取曲裾遮掩的形式。南京博物院藏有西汉墓出土男女木俑，木俑身上的男式深衣曲裾略向后斜掩，延伸得并不长，而女式深衣曲裾则向后缠绕数层，较男式深衣复杂。

深衣属于贵族、有钱、有身份的人的服装，庶民则以短衣大裤为主，劳动者则着形似犊鼻的短裤，俗称犊鼻裤。它在江苏南部一直延续到清代，只因其可跪蹲在水田中操作。《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曰：“而令（卓）文君当垆（酒店放置酒坛的炉形土墩）。相如身自着犊鼻裈，与保庸杂作，涤器于市中。”犊鼻裈实际是一种形状像犊鼻的短裤，从汉代反映犊鼻裈的壁画中，我们可以看出它的形状。

秦朝对于上古服饰体制多有破坏，包括废止六冕（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 冕、玄冕）。秦末天下大乱，礼崩乐坏，各路诸侯风起云涌。刘邦建立汉朝，接受叔孙通建议制定汉朝礼仪。叔孙通依据天地四时气候变化，规定天子一年四季所穿衣服，“上法天地之数，中得万民之和”。此后东汉永平二年（59年），依据《周官》《礼记》《尚书》等篇，逐渐恢复天子、三公、九卿的冕服之制。

汉代服饰的等级差别，主要通过冠及佩绶来体现。不同的官职，有不同的冠。汉代戴冠极为讲究。凡官僚入朝、祭祀天地、五帝、参加婚礼、朝贺以及有教养的士人会见长者，必须戴冠，以示敬重。当时帝王、诸侯、朝官的礼冠称冕。职务、级区别不同，处理公务时所戴之冠也不尽相同。《后汉书·舆服志下》中记录汉代冠帽有16种之多，皇帝上朝往往戴通天冠，诸侯戴委貌冠，文官戴进贤冠，执法官戴法冠，谒者、仆射戴高山冠，等等。

汉代深衣实物样式

南京在秦汉时期只是一个县，最高级别的官员也就是县令而已，官服并不复杂。秦始皇曾经巡视到小丹阳，其随行队伍人数众多，仪仗威严。汉初南京也曾属于韩信封地，刘邦曾拜韩信为大将军，封楚王，后贬淮阴侯。韩信与其属员所穿服饰，就属于高官服饰，通过冠、佩绶来表示品级，也会有所体现。这样一来，南京土地上曾经走过秦汉时期的很多官员，他们的官服给南京人民留下了印象，并影响着他们的生活。

六朝篇（公元229～589年）

冕服与官服：十二章纹标等级

公元200年，孙策临终时，将其弟孙权托付给张昭。年轻的孙权没有辜负兄长的信任，27岁时联合刘备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奠定了东吴的霸业。

行霸业辟疆土

孙权听从鲁肃的谋略，稳固江东，适时出击，扩大地盘。先是征服了境内各郡的山越人，以其丁口补兵补户。然后解决了长江上游的江夏太守黄祖的威胁，将夏口纳入江东版图。经过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两次胜利，稳固占据长江中下游地区。江东的农业发展显著，纺织品逐渐兴起，青瓷业、冶铸业、造船业都较为发达，为东吴政权的崛起奠定了经济基础。

建安十六年（211年）东吴统治中心徙治秣陵（今南京），次年改秣陵为建业。229年孙权趁魏明帝年轻、吴国与蜀汉关系较好的时机称帝。孙权的东吴政权是六朝第一个政权。“其擅江表，成鼎峙之业”，“孙吴的立国与开疆拓土，实为东晋及其后的南朝立国江南的契机，并为五朝的疆域奠定了基础”（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

孙策时期，江东政权占据了吴郡、会稽、丹阳、庐江、豫章、庐陵等六郡，控制了长江下游今大别山、幕阜山、九岭山、罗霄山以东，广东省以北，东至海，北抵江等广大区域，奠定了孙吴疆域的基础。唐代杜牧有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这二乔指的是江东乔公两位国色天香的女儿大乔与小乔，分别嫁给了孙策和东吴都督周瑜。在关羽进攻樊城时，吕蒙一手策划并实施了“白衣渡江”行动，帮助孙权占领荆州，扭转了东吴在三国鼎立中的弱势地位。自建安八年（203年），孙权首征黄祖开始，至222年　　亭之役止，孙权确立对荆州的统治，前后费时凡20年，而自有荆州之后，孙吴疆域形势渐成稳固。

东吴所处的三国时期，其服饰与汉代相同。织物有丝、麻、葛等。服饰有冠、衣裳、袜、鞋履、饰品等。按照穿着者身份，可分为帝王之服、官员之服与庶民之服；按照用途不同，分为礼服、冠服、朝服、军戎、燕居之服。

行周之冕

冕服是男子最高级别的礼服，通常做祭服使用，分为六种，又称六冕。其中的十二章纹，即大裘冕级别最高，是皇帝祭天时穿的大礼服。冕服制度盛行于周代，历代相袭，汉代至三国时期，虽然经历秦代末年的战乱，上古的服饰制度遭到破坏，然而经过汉初叔孙通的演绎，尤其是汉高祖刘邦的欣赏与推崇，冕服及其礼仪制度得以恢复。因此，汉代的冕服已经定型，并程序化。所谓冕服与冕冠，我们印象深刻，就是君王头上戴的有护板、有垂旒的冠。冕冠上的垂旒数是按照不同场合所明确的冕的种类与戴冕者身份来确定的，有三旒、五旒、七旒、九旒与十二旒等。衮冕十二旒，每旒十二颗玉，以五彩玉为之，用玉二百八十八颗（前后两面）；鷩冕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颗；毳冕七旒，用玉一百六十八颗；

冕五旒，用玉一百二十颗；玄冕三旒，用玉七十二颗。戴十二旒者为帝王，诸侯、卿大夫、大夫，只能九旒、七旒、五旒。也就是说垂旒的数量与身份是对应的，垂旒多的，说明官位大，品级高；垂旒少的，官小品低。因此不管人们对某官员认识不认识，通过冠冕的垂旒，就可以看出官位高低。这对于从事服务、保卫工作的侍从来说，尤其重要。一眼就辨别出大官、小官，引导时很方便，提供服务时，也不会出错。

汉代的冕服沿袭周代，多为玄衣、　　裳，上衣颜色象征天色未明之意，下裳表示黄昏之地。集天地之一统，有提醒君王勤政的用意。东汉至南朝早中期帝王冕服上绣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纹。章纹的图案并不是任意为之的，而是具有象征意义。

日、月、星辰，取其照临，如三光之耀。山，取其稳重，象征王者镇重安静四方。龙，取其应变，象征人君的应机布教而善于变化。华虫（雉鸡），取其文丽，表示王者有文章之德。宗彝，取其忠孝，取其深浅有知，威猛有德之意。《五经图》中十二章纹

藻，取其洁净，象征冰清玉洁。

火，取其光明，表达火焰向上，率领人民向归上命之意。

粉米（白米），取其滋养，养人之意，象征济养之德。

黼（斧形），白刃而銎（斧子上安柄的孔）黑，取其善于决断之意。

黻（双兽双背形），谓君臣可相济，见善去恶，取其明辨，寓意臣民有背恶向善的含义。

十二章纹的形成，不仅表明服饰等差制度的形成，而且赋予了等差服饰的象征意义。中国古代的服饰，不只具有穿戴御寒保护身体的功能，也不局限于“别等级，明贵贱”的作用，而是具有了代表政体、代表国威、表现社会价值取向的意义。帝王穿上绣有十二章纹的袍服，不仅仅表示他是万人之上的一国之君，他还要了解社会，体察民情，树立正气，倡导社会和谐；他要有贤君之德，以江山社稷为重，明是非、辨曲直，率领人民创造社会价值，稳健发展。为人民谋福祉，为人民谱和谐，这是一个贤能、开明、睿智君王的责任。帝王的服饰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表达了这样的信念。

十二章纹的色彩，根据典籍，大致上分为：山龙纯青色，华虫纯黄色，宗彝为黑色，藻为白色，火为红色，粉米为白色；日用白色，月用青色，星辰用黄色。这样就有白、青、黄、赤、黑的五色，绣之于衣，就是五彩。

古代帝王在最重要的祭祀场合下，穿十二章纹的冕服，因此十二章纹为最贵，依照礼节的轻重，冕服及其章纹有所递减。那么，王公贵胄，文武百官的礼服（冕服）及其章纹也是依次递减的。王的冕服由上而下用九章，侯、伯冕服章纹由华虫以下用七章，子、男冕服由藻以下用五章，卿大夫冕服由粉米以下用三章。即除了冕服由大裘冕依次递减为衮冕、鷩冕、毳冕、　　冕、玄冕之外，绣在冕服下裳上的章纹也是递减的。

冕服是天子与诸侯、大夫、卿所穿的礼服，其头上所戴的冕冠，依身份差别，冠上垂旒有所增减。

魏晋沿袭汉制，略有革新。《晋书·舆服志》记载：“六服之冕，五时之路，王之常制，各有等差……除弃六冕，以　　玄为祭服。”魏明帝乃始采《周官》《礼记》《尚书》及诸儒记说，还原衮冕之服。依据相关学说，规定天子、三公、九卿服饰。祭祀天地、明堂，均用旒冕。天子之服，用十二章纹。

晋武帝冕服图（引自《中国古代服饰史》）

通天冠行大礼

南北朝时期，皇帝冕服大致相同，南朝宋冕板加于通天冠上，称之为平顶冠。到了北朝的北周，天子有苍冕、青冕、朱冕、黄冕、素冕、元冕、象冕、山冕、鷩冕、衮冕等十二种冕服，冕服中均绣十二章纹，上衣六种章纹，下裳六种章纹。隋朝对北朝冕服有所改革，大业二年（606年），制天子服饰大裘冕，也采用十二章纹。自隋代开皇以降，天子唯用衮冕，自鷩冕之下，不再使用。唐代虽然沿袭隋制，但也有所创新，唐代皇帝与皇太子冠服出现通天冠、翼善冠、远游冠，其中通天冠为天子之服，远游冠为皇太子及宗室封国王者之服，翼善冠系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创制，开元十七年（729年）废止，不再使用。宋代皇帝冕服，除祭祀天地、宗庙外，上尊号、元人受朝贺、册封以及各种大典礼时也穿。总体上划归为祭服。冕服中最突出的是冕冠，冕冠有垂旒，天子十二旒。元代冕服，取宋代早期与金代的制度，天子的冕服之冕板、冕旒大致与宋代、金代相同。

魏晋沿袭汉制，有所创新。《晋书·舆服志》记载：皇帝祭祀明堂、宗庙，用平冕、黑介帻、通天冠。王公、九卿祭祀戴平冕，王公八旒、九卿七旒，“以组为缨，色如其绶。王公衣山龙以下九章，卿衣华虫以下七章”。晋朝冠服主要有远游冠、淄布冠、进贤冠、武冠、高山冠、法冠、长冠等，与汉代冠基本相同。笔者在《汉代的冠》一文中对汉代冠的形成与冠名有详细论述，可参阅。

南朝官服，天子戴通天冠，高九寸，冠前加金博山颜，黑介帻，着绛纱袍，皂缘中衣为朝服。皇太子戴远游冠，梁前加金博山。诸王着朱衣绛纱袍，白曲领，皂缘白纱中衣。百官朝服按时令，分为绛、黄、青、皂、白五种，称为五时朝服。时令只有春夏秋冬四季，五时朝服其实就是四季朝服。周锡保《中国古代服饰史》说：“缺秋时服，即白色朝服。”就是说名为五时，五种服饰朝服，实际上只有四时四色朝服。朝服内衬皂缘中衣。到了南朝宋，增加白绢袍或单衣一领。

南朝官服区别等级的主要体现在官员所佩戴的绶、佩上。文武官皆用金章紫绶，相国丞相绿　　绶。此外尚有银章青绶、铜印墨绶，并有佩玉、佩水苍玉之差别。南朝宋，皇太子　　朱绶，佩瑜玉；诸王佩玄玉；太宰太傅等佩山元玉，以下佩水苍玉。南朝陈直閤将军着朱服，武官铜印，佩青绶。《晋书·陶潜传》记载：陶潜作彭泽县令时，遇到督邮检查，要求他去拜见，他不肯为五斗米折腰，“义熙二年（406年），解印去县，乃赋《归去来》”。《宋书·陶潜传》说是“解印绶去职”，这印绶就是官员等级象征的官印与绶。

顾恺之《列女仁智图卷》中官吏服饰

六朝时期的冕服在各朝代有所变化，晋代服饰制度因袭旧制，皇帝的服装有冕服、通天冠服、黑介帻服、杂服及素服。崔圭顺《中国历代帝王冕服研究》认为，晋代的通天冠服大致与前代一致，用作常服和朝服。服色汉代随五时色，晋代为绛色。南朝宋形制沿袭魏晋，对冕服进行了补充与调整。宋初将冕服中的衮冕称为平天冠服，将冕服分为大冕、法冕、冠冕、绣冕、　　冕，与通天冠服，皇帝服装共为六套。南朝齐的皇帝常服是通天冠服，其服饰构成通天冠、黑介帻、绛纱袍和中衣。南朝梁的皇帝朝服为通天冠服，由黑介帻、绛纱袍、皂缘中衣、黑鞋构成。南朝陈，服饰制度沿袭梁代，陈文帝天嘉年间虽有修改，却并无大的改动。

南朝文官朝服（引自《中国历代服饰集萃》）

便服：褒衣博带

六朝所处的时代，决定了时代审美倾向与服饰的特点。即使生命是短暂的一瞬，也要让它迸发光彩，创造辉煌。六朝人追求个性解放，不掩饰自己的情怀。因此服饰上体现出自由与奔放，飘逸之感，洒脱之态，个性之魅，最具代表性的时代风尚就是褒衣博带。

褒衣博带成时尚

六朝时期男子服装有衫、袄、襦、裤、袍，其中长衫最具时代性，《宋书·徐湛之传》记载：“初，高祖微时，贫陋过甚，尝自新洲伐荻，有纳布衫袄等衣，皆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贵，以此衣付公主，曰：‘后世若有骄奢不节者，可以此衣示之。’”衫指短袖单衣。夏天为了凉快，人们喜穿半袖衫。宽大的衫子成为魏晋时期最具个性化的服饰，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就好穿宽大的衫子。竹林七贤基本上都做过官，但是他们“越名教而任自然”，放弃官职，甘于做山野之人，抚琴长啸，寄情山林。他们穿的服饰不是官服，而是百姓的服饰，宽大的衫子，飘逸的风度，是他们蔑视权贵、鄙视世俗、纵情山水、精神奔放的最好写照。

竹林七贤砖印壁画北壁

宽大的服饰就是褒衣博带，由于不受礼教束缚，魏晋时期的人们服饰日趋宽大，不仅在朝官员的官服褒衣博带，当时的裙子下长曳地，形制宽广；文人、庶民的服饰同样追求褒衣博带的宽大、飘逸之风，《宋书·周朗传》云：“凡一袖之大，足断为两；一裙之长，可分为二。”衣裳的宽大程度是原来衣裳的两倍。上有喜好，下必效仿，魏晋社会追求飘逸之美，宽衣大袖是时代的潮流、社会的时尚。

魏晋时期何以出现服饰趋向宽大的风格？魏晋时期玄学盛行，重清谈，人们吃药成风，服用五石散。服了药物，体内热量散发不出去，皮肤干燥，衣服与皮肤摩擦，容易溃烂，故必须穿着宽大的衣裳，以避免皮肤溃烂。鲁迅先生《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服了五石散后，全身发烧，发烧之后又发冷。普通发冷宜多穿衣，吃热的东西。但吃药后的发冷刚刚要相反：衣少，冷食，以冷水浇身。倘穿衣多而食热物，那就非死不可。因此五石散一名寒食散。只有一样不必冷吃的，就是酒。吃了散之后，衣服要脱掉，用冷水浇身；吃冷东西；饮热酒。这样看起来，五石散吃的人多，穿厚衣的人就少；比方在广东提倡，一年以后，穿西装的人就没有了。因为皮肉发烧之故，不能穿窄衣。为预防皮肤被衣服擦伤，就非穿宽大的衣服不可。现在有许多人以为晋人轻裘缓带，宽衣，在当时是人们高逸的表现，其实不知他们是吃药的缘故。一班名人都吃药，穿的衣都宽大，于是不吃药的也跟着名人，把衣服宽大起来了。”宽衫固然是个性的表现，本质上则是糟糕的身体与病态的审美追求。

换言之，外在的条件，主要是身体的因素，必须“褒衣博带”。魏晋人服饰的飘逸，并非仅仅为了表现仙风道骨，而是有自己的苦衷，不得已而为之的，歪打正着，形成了飘逸洒脱的服饰风尚。后人推崇六朝人纵情豁达、服饰上的飘逸之美，却没有窥见他们的苦衷，身体的疾病与精神的痛楚。

孙位作《高逸图》之山涛

衣服长短随时易

。此君衰弱、臣放纵，下掩上之象也。至元康末，妇人出两裆，加乎交领之上，此内出外也……（东晋）元帝太兴中，兵士以绛囊缚……是时，为衣者又上短，带才至于掖，着帽者又以带缚项。下逼上，上无地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三国时吴国孙休以来，衣服流行上长下短，领子的长占五六分，下裳才占一二分。晋武帝时，衣服又流行上面短小，下面宽大。晋元帝时，又改衣服上身更小，上衣至腋下。

可见东吴时期已经出现了上衣长而下裳短的情况，后来时尚潮流又出现“上俭下丰”的趋向。到了晋元帝时期，时尚潮流又发生变化，上衣长落伍了，恢复到东吴时的上衣短状况。时尚就是这样，反反复复，它不停歇，总是向前走，只是时尚潮流也是轮回的，向前走，走了一段之后，打个旋，继续往前走，又转个圈，如此反复，若干年后，人们忽然发现，时尚又回到了从前。当然，六朝衣服的长短变化，也受到时代因素的影响。衣裳的长短变化还有实用性的考虑，为了行动的方便，因为在东晋初年百姓迁徙频繁，士卒作战奔走，衣服长短也是出于迁徙、战斗的需要。

六朝孙吴青瓷坐榻俑

对于衣服长短的变化，东晋葛洪在《抱朴子》中也有记录：“丧乱以来，事物屡变，冠履衣服，袖袂财制，日月改易，无复一定，乍长乍短，一广一狭，忽高忽卑，或粗或细，所饰无常，以同为快。其好事者，朝夕仿效，所谓京辇贵大眉，远方皆半额也。”时局变化，民族迁徙，工作需要，都影响着六朝时期衣服长短的变化，但是对于衣服时尚美的追求，即便在动荡的时代，也依然存在，美是关不住的春光，总会“一枝红杏出墙来”。

东吴到东晋衣服长短的变易，也有审美观点变化而导致的因素。因为这个时期的人们，奢侈享乐风气很盛，必然影响服装款式的变化。这与六朝时期“褒衣博带”又有关联了，因为在晋元帝时，衣裳流行上短下长潮流之后，《晋书·五行志》记载：晋代末年，衣服又变得宽松博大，也就是“褒衣博带”的形式。褒衣博带是为了美，体现翩翩风度；衣服长短也是为了美，显得干练利索。

一件衣服，被六朝人摆弄着、玩赏着，他们要从衣服的变化中，展示他们的艺术才能，体现他们的审美情趣。六朝人有玩物丧志的，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颓废的，他们在玩中释放情绪，抒发情感，创造美丽。不要说六朝时思想的豁达奔放，不要说王羲之书法的飘逸，不要说谢安淝水之战的镇定自若，单说六朝人的服饰，其洒脱飘逸的风格，同样折射出这一时期崇尚个性自由、生活多姿多彩的光辉。

魏晋大袖宽衫展示图（引自《中国历代服饰》）

女服上俭而下丰

南朝男女陶俑

六朝女性日常服饰上身着襦、衫，下身着裙。晋代谢朓《赠王主簿》云：“轻歌急绮带，含笑解罗襦。”傅玄《艳歌行》也曰：“白素为下裾，丹霞为上襦。”襦与衫子有宽大与窄狭之分，歌咏窄衣的诗有梁代庾肩吾《南苑看人还》：“细腰宜窄衣，长钗巧挟鬓。”六朝女子喜欢穿窄长的襦，腰肢纤细，下裙敞开，有飘逸之态。这是一种时代的审美倾向。也有歌咏宽衣的诗，如吴均《与柳恽相赠答》：“纤腰曳广袖，半额画长蛾。”袖子是大袖，可是穿着的女子腰肢还是纤细的。上俭下丰的概念就是上衣窄小，下裳（或裙）宽大。襦裙是此时代的女性使用最多的一款服饰，襦、裙还可以作为衬，穿在礼服之内。

上俭下丰是款式，不是风尚。六朝的女性服饰不仅不俭朴，反而是奢华的，追求夸张的视觉效果。《世说新语·汰侈》记载：晋武帝司马炎临幸王济家，王济作风奢侈，家中“婢子百余人，皆绫罗绔　　”。《南史·王裕之传》中也说：“左右尝使二老妇女，戴五条辫，着青纹袴　　，饰以朱粉。”孟晖在《金瓶梅的发型》中考证，绔　　就是裤裙，并根据上面的描绘说：“东晋南朝时代下层妇女，如婢女，乳母等，经常穿着一种叫做绔的服装。”因为这些婢女、乳母穿的绔

都是比较奢华的服饰，一般人穿不起。笔者在此补充一点，东晋南朝时期只有富裕人家下层妇女，才能穿上绔　　，也正是因为这些豪门巨富生活奢侈，

讲究享受而致，并非他们对下层妇女的厚待。由此推测，绔或许是大户人家下层妇女的一种工作礼服，也就是来尊贵客人时，专门用于招待的礼仪制服、高档面料的工作服，以此显示富足，与石崇斗富是一个性质。

魏晋大袖衫、间色裙穿戴展示图（引自《中国历代服饰》）

六朝时期，贵族炫富、斗富，以有钱为本领，倒是与现今个别土豪相似。六朝炫富的贵族依靠的是家族势力，在战乱中积攒了财富，获得了权力。富二代、官二代以家族的权力、财富来炫耀，实则是内心空虚的表现。没有精神追求的富二代、官二代，只会注重于“面子”，只会在醉生梦死中虚度光阴。

傅粉施朱扮女相

从魏晋的政治恐怖，到六朝的人生无常，生与死都是痛苦，因此六朝人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把生死放置一旁，开始放纵，追求个性的解放，追求及时行乐。贵族人家，纨绔子弟，经济上富足，不再满足传统的饮酒作诗，他们要拥有快乐每一天，爱惜自己，那就先把自己整得美一点。《宋书·范晔传》曰：“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

关于贵族出行，《颜氏家训·涉务》说：“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郊郭之内，无乘马者。”这些人戴大冠，穿大袖衫，足登高履鞋，好不威风。不仅服饰如此，在妆饰上也很讲究。一般说来，化妆是女人的事，贵族女人羞于不化妆出门，但是六朝时的贵族子弟，也爱上了化妆，涂脂抹粉成时尚。《颜氏家训·勉学》说：“梁朝全盛之时，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蹑高齿屐。”

大冠巍峨，车马威风，人们以为过来的是什么大人物呢，走近了才知道不过是几个脸上涂抹脂粉的娘娘腔的贵族子弟，全不是正儿八经做事的人，更不要说做什么国家栋梁。

军服：寒光照铁衣

南北朝时期，战争频仍，政权更替频繁。因为战乱，百姓流离失所，客观上使得南北方文化交流频繁，互相影响。按照教科书上说法，这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尤其是经过北魏孝文帝的改革，以汉服取代胡服、说汉话，原本是少数民族的北魏完成了汉化改革，其官职、文化都与汉民族相同。同样，北方少数民族的服饰也影响着南方的汉族，来自于少数游牧民族的褶裤，先是成为军戎之服，后来推广到社会，成为男女共用的服饰款式。

六朝政权更迭频繁，城头变幻大王旗，战事不断。权力更替依靠军队，对外战争也需要强大的军队。其主谋无一例外都是手握兵权的将领，手中的兵权就是他们夺权的法宝。六朝的统治者依靠军队，训练军士，因此，民族的交融、战争的需要，也促进了军服的发展，尤其是用于战斗的铠甲的制作。

军服中的轻便装

袴褶展示图（引自《中国历代服饰》）

六朝时期的军戎之服主要是袍、袴（裤）褶服和裲裆。

袴（裤）褶本为胡服，上服褶而下服袴，其外不用裘裳，故谓袴褶。战国时由北方少数民族地区传入中原，渐为汉族采用。北朝时袴褶因便于骑乘，故多为军中之服。南朝也引入袴褶，并由军服扩展为社会通用。袴褶分为大口袴褶与小口袴褶，前者流行于北朝，后者在南朝、北朝均有流行。

袍子长至膝下，宽袖，褶短至两胯，紧身小袖。袍、褶一般都是交直领，右衽。但是也有盘圆领的。裤则为大口裤，东晋与西晋相比裤脚更大，很像今天的女裙裤。襦袍一般穿在铠甲之间，也可直接穿在外面。衣长至膝，圆立领，衣襟在领右侧垂直向下，穿长衣袖，单、棉都有。袍袄是指战袄和战袍，着装时足着靴，腰束皮带。这种军装使用时需要与裲裆配合。

东晋以后朝代的戎服裤基本沿袭东晋样式，一般都是大口裤，裤脚在膝下用带扎住，成为“缚裤”，“缚裤不舒散也”，有时也用行缠，还有直筒裤。袍和裤褶服属于军服中的轻便装，即用于平时训练（作训服）、侦查、偷袭等小范围、小规模的活动。因为襦袍、裤褶服以布服制作，质地柔软，贴身轻便，秘密行动时，服装与人体摩擦声小，不易被发现。短兵相接、近身格斗时，穿着者身体灵活，便于操作。袍服因为没有坚硬的金属片护体，不适合大规模作战。

六朝时期，适应战争的需要，出现了裲裆。裲裆有两种用途：一是普通服饰，作为背心使用，不属于军服。二是作为军服使用，有坚硬的护甲。

裲裆甲是最常见的军服，以丹韦制成。丹为红色，韦是去毛熟治的皮革。韦长二尺，广一尺，有两块组成，《释名·释衣服》云：“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一般套在袴（裤）褶服外，若穿在袍袄中，则称为“衷甲”。《隋书·礼仪志》曰：“陈皆采梁之旧制……直閤将军、诸殿主帅朱服武冠，正直绛衫，从则裲裆衫。”这种裲裆衫长至膝上，直领宽袖，左、右衽都有，原来可能是作为裲裆甲的一种衬戎服，军官与士兵都可以穿。后来武冠在裲裆衫外披上与裲裆甲形制完全相同的布制或革制裲裆，作为武官的公事制服。

裲裆铠穿戴展示图（引自《中国历代服饰》）

南北朝时期的裲裆，并非南朝独创。裲裆的创制来源于北朝，北朝以游牧民族为主，全民皆兵，马上征战，每一个战士都有一副裲裆随身，脱下是农民，穿上是战士，裲裆在北朝使用非常普遍。在南北朝的战争中，北朝的裲裆渐渐为南朝接受，并成为南朝的主要服饰品种（不限于军服）。

在铠甲里面，军人主要穿着袍、襦袄、袴褶等衣裳，有时还带上披风。早期的褶向左方掩襟，随着汉化程度的增加，出现了向右掩襟的交领褶衣。一般长仅过臀。用宽革带束腰。属于北方游牧民族服式的褶，有大翻领，对襟的式样。北方的裤子一般裤腿比较窄，有些还在腿部用带子束口。南方的武士裤腿肥大，敞口，仅在膝下束带。

朔气传金柝 寒光照铁衣

六朝时的战争到底有多么残酷，从古诗中窥视一斑。“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乐府诗《木兰辞》为我们了解当时战争的惨烈埋下了注脚，青春少年意气风发，艰苦卓绝的战斗，消耗了他们的青春年华，战争结束后能够活下来已属幸运，奉献了青春，经历了艰苦，到回到家乡时已经是迟暮老者，身体佝偻。

战争、战斗、厮杀、流血、辗转、奔波，“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身着戎装的将士在寒冷的气候中宿营扎寨，月色中，戎衣上闪烁着寒光，阴森恐怖。诗歌虽然说的是北方的战争，其实也适合南方的战斗，这其中也有南北方的交战。战斗中能够幸存的将士，除了将士指挥得当，面对面厮杀，坚固、高效的铠甲防护是必不可少的。对方的刀枪未能砍破、刺入铠甲时，就有了拼死一搏的翻盘机会，回手一刀，翻身一枪。倘若铠甲中看不中用，中了对方的一枪就会呜呼哀哉，哪里能够喝到庆功的美酒！可见铠甲的坚硬、坚固远比款式、美观性要重要百倍。

战争催生进攻武器的出新，也促进防御铠甲的诞生。坚硬无比，耐抗击的铠甲筩袖铠应运而生。《南史·殷孝祖传》说：“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二十五石”是指弓弩的力量，弓弩通常比弓箭力量大，穿透性强，杀伤力远远大于张弓搭箭的弓箭，可以抵挡“二十五石”力道的弓弩，这筩袖铠的抗击硬度算得上高水平。为什么筩袖铠如此坚硬？陈琳《武库赋》云：“铠则东胡阕巩，百炼精刚，函师震椎，韦人制缝，玄羽缥甲，灼爚流光。”制造上可能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工艺，制作铠甲需要迭锻五次。

筩袖铠形制胸背相连，有短袖，用鱼鳞形甲片编缀而成，形如现代的短袖套衫，有的还有盆袖，《南史》《宋书》等也称“诸葛亮筩袖铠”。筩袖铠使用鱼鳞纹甲片或龟背纹甲片，连接起来组成整体的圆筩形护身甲，并在肩部装有护肩的筩袖。

骑兵使用筩袖铠时，还配有腿裙，这种腿裙比汉代的要长，更能保护骑兵的腿部。

在裲裆甲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形的钢护心，加强了对心肺部位的防护，这些圆护酷似镜子，可以反射阳光，明光甲因在胸前的甲片如明镜般瞠亮而得名，明光甲不仅有披膊、腿裙，还有护项（由原来的盆领变化而来），防护面积也比其他铠甲都大。除了胸部是整块甲片外，其他部位都用小甲片编缀而成。刘永华《中国古代军戎服饰》认为，由于明光甲比其他铠甲大，因此，明光甲可能是官品比较高、兵种较重要的将领。

在使用方面，六朝后期，明光甲用绊束甲，使铠甲比较贴身，便于行动。束甲绊的材料有皮条、丝线和绢帛。束甲时将甲绊套于领间，在领口处打结后向下纵束，至腹前再打结，分成两头围裹腰部后系束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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