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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心武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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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鼓楼

钟鼓楼试读:

并非开头(从一百年前,到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一段完全可以跳过去不读。不过读读也无妨。

大约一百多年前。清朝光绪皇帝载,登基不久。

是一个月黑夜。

在北京北城,离钟楼、鼓楼不远的一所贝子府中,忽然有一声凄厉的惨叫。

贝子虽是逊于亲王、郡王、贝勒的第四等贵族,但那府第也颇为轩昂华丽。值夜的仆人和巡更的更夫听见了那声转瞬即逝的惨叫,慌忙行动起来,点燃了许多摇曳著红舌的蜡烛,动用了若干盏羊角提灯,立即在全府中进行了紧急巡查。回廊曲折、花木蓊翳的后花园自然是巡查的重点。

天上没有半点星光,阵阵小风掠过,厅堂檐角的“铁马”发出杂遝的音响。

被惊动的主持家务的姨娘和府内总管,在议事厅里听取了各路仆人的搜寻报告:各处门户皆无异常,整个邸宅没有发现任何侵入的人和物。

于是,那声短暂的惨叫被怀疑为掠过府邸上空的“夜猫子”的嚎声,那当然属于“不祥之兆”,需得加倍小心——姨娘当场吩咐,天一亮便到隆福寺和白云观请僧、道来府禳解。

一切似乎又归于正常。多燃的灯烛相继熄灭,多余的人等相继散去,值夜的照常坐屋值夜,巡更的照常绕著府墙打更。

天上密布的紫云裂开一道缝隙,一束蛋青色的月光泻向地面。

贝子府渐渐现出了它的轮廓。北城的所所房屋渐渐显出了它们的轮廓。高耸在北城正北端的钟楼和鼓楼,也渐渐显出了它们那雄伟的轮廓。

鼓楼——又称谯楼——上,传来交更的阵阵鼓声,打破了这夜空的寂寥。一群流萤从鼓楼的墙体下飞过。

这似乎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夜晚。同它的前一夜一样,并且同它的后一夜也将大同小异。

天光渐渐放亮。

随著天色由晶黄转为银蓝,沈睡了一夜的城市苏醒过来。鼓楼前的大街上店铺林立,各种招幌以独特的样式和泼辣的色彩,在微风中摆动著;骡拉的轿车交错而过,包著铁皮的车毂辘在石板地上轧出刺耳的声响;卖茶汤、豆腐脑、烤白薯的挑贩早已出动自不必说,就是修理匠们,也开始沿著街巷吆喝:“箍桶来!”“收拾锡拉家夥!”……卖花的妇女走入胡同,娇声娇气地叫卖:“芍药花——拣样挑!”故意在鼻子上涂上白粉的“小什不闲”乞丐,打著小钹,伶牙俐齿地挨门乞讨……而最古怪的是卖鼠夹鼠药的小贩,一般是两人前后同行,手里举著一面方形白纸旗,上头画著老鼠窃食图,前头一位用沙哑的声音吆喝:“耗子夹子——夹耗子!”后头一位用粗嗄的声音相呼应:“耗子药!花钱不多,一治一窝!”……

钟鼓楼西南不远,是有名的什刹海。所谓“海”,其实就是浅水湖,一半种著荷花,一半辟为稻田。据说因为沿“海”有许多寺庙庵堂,所以得“什刹海”之名。“什刹海”又分前海和后海,二“海”之间,有一石砌小桥,因形得名,人称银锭桥。银锭桥畔,有一小户人家,专卖豆汁。

豆汁并非豆浆。将绿豆用水浸发后,磨成原汁,使之发酵,分解出可供制作粉丝的淀粉后,再滤出“黑粉子”和“麻豆腐”,最后所剩的一种味道酸涩的浊液,便是豆汁——未学会饮用者,特别是南方迁入北京的居民,往往仅啜一口便不禁作呕,然而老北京们却视它为最价廉物美的热饮,许多人简直是嗜之入迷。百年后的今天,北京仍有不少人酷爱此物,甚至有那飘洋过海侨居国外多年的北京人,虽然早已遍尝世上各种美味佳肴,但一旦回到北京,提出的首批愿望之一,便是:“真想马上喝到一碗热豆汁!”

话说当年银锭桥畔那家小铺,所卖豆汁极有口碑。经营者为一对年过半百的老实夫妇,他们的豆汁发得好、漂得净、质量醇正,而且经营有方,为顾客们想得极为周到。有那家道已然没落的旗人老太太,为了节省几个铜板,到了店铺并不买那热好的熟豆汁,而是买下生豆汁,用陶钵装回家再热熟了吃——店主夫妇对她们也一视同仁,笑脸相迎,毫不怠慢。北京人喝热豆汁时,讲究吃这么几种东西:咸菜、焦圈、烧饼。这家店铺的咸菜颜色正、模样俊、味道香,咸菜丝有辣的、不辣的、宽条的、窄条的几种,而且还供应用苤蓝切成的骰子块,浇上辣椒油,夏天更用冰镇,随要随取,真是粗菜细作了。那焦圈炸得不瘟不火,金红脆薄,夹在层次分明、芝麻粒盖面的芝麻酱烧饼中,就著喝那热豆汁,对嗜好者来说,真有销魂夺魄之感。

但就是这对卖豆汁的夫妇,前几日却惨遭不幸。

他们有一独生女儿,年方二八。父母钟爱此女,既不让她“当垆”,更不令她制作,宠为掌上明珠,满足她的一切要求。这女儿长得十分美丽——自然是按当时的审美标准衡量。她有著一张鹅蛋脸,双眼细而长,鼻梁平塌而鼻头圆白,一张地道的樱桃小口,上唇的轮廓线呈明显的唇形,下巴偏右侧有一颗不大不小的黑痣。

时值丁香盛开的初夏,母亲带著女儿,从丰台姥姥家归来,临近什刹海时,已是夕阳落山之际。满湖新张开的绿荷,在晚风中瑟瑟抖动,岸柳如丝,拂在姑娘的身上,同她腰系的汗巾,以及汗巾上的槟榔香袋相纠缠,姑娘不由得站在湖边,娇喘微微,同母亲暂歇一时;好在再拐两个弯儿,便到银锭桥了。

不料事情坏就坏在她们娘儿俩那一歇。

她们所歇的地方,南边是一片栽满绿荷的湖水,北边隔著一条车道,是一家有名的饭馆——会贤楼。那饭馆是两层楼的格局,楼檐下挂著一溜黑地金字的长牌子,牌子下垂著红布条儿,大有古人所谓“青旗在望”的意思。楼上楼下都是十二开间,全部是磨砖对缝的墙体,楼上还有宽大的绿油栏杆画廊,雅座中的贵客,可以凭栏眺望,对景品酌。

偏偏那天有一佻达男子在二楼上凭栏狂饮。他透过绿柳垂丝,一眼望到了那位卖豆汁夫妇的女儿。

那佻达男子,便是开头我们提到的那个贝子府的主人,即贝子本人。此人好穿青洋绉衣服,随身总带著一把铁股大摺扇,打开来扇面超过半圆,上面画著一只狂浪的黑蝴蝶,凌驾在一片血珠般的花丛上。他两手十指上起码戴著五枚戒指,其中两只是有倒须钩的铁戒指——由此可知其人秉性如何。

当那卖豆汁夫妇的女儿在湖边心情怡悦地歇息时,她万没想到大祸即将临头。当天她穿著一件藕丝单衫,立在晚风中,衬著碧波绿荷,恰似一朵素雅的出水芙蓉。偏她频频伸出纤指,理著被晚风吹乱的鬓发,更显得袅娜多姿,楚楚动人。那贝子从楼上望去,顿时酥掉了半边身子……

当那姑娘同母亲回到家中,夫妻父女还来不及叙谈时,贝子已在一群侍从簇拥下,闯入了他们家中。贝子自恃亮出自己的身份后,别说提出要纳那姑娘为妾,就是强要她进府当个“通房”大丫头,卖豆汁的夫妇怕也不得不屈从。

谁知当姑娘和母亲惊恐万分地回避后,那父亲却丝毫不为所动,只是严正地说:“我们高攀不上。我们夫妇二人,只有这么一个女儿,我们只要能招进个白衣女婿,把这豆汁铺维持下去,就心满意足了。”

贝子和他的豪奴们悻悻然而去。

惨剧便发生在第二日凌晨。可怜的姑娘!她同她的父母虽然彻夜未眠,心存忧惧,但总还以为尚有侥幸摆脱贝子纠缠的可能;天光透进窗牖后,那姑娘对著一面当年价格极昂的玻璃镜子——是她家的贵重物品之一——正细细地进行晨妆,忽然贝子府的一群豪奴破门而入,二话不说,架起她就往外拖。姑娘失声哭喊起来,拼死挣扎著,父母亲闻声慌忙从滤豆汁的灶房中跑了过来,本能地扑上去抢救——可怜那父亲被豪奴一铁尺击中头部,顿时晕倒在地,母亲跌倒在门槛之内,大声呼救时,女儿已被豪奴们架入了马车;邻居们闻声围到了门外,开始还不乏挺身质询、援救之人,但为首的豪奴叉腰那么一嚷,人们便都敢怒而不敢言了。那豪奴嚷的是:“奉贝子爷钧命,来此搜捕逃妾!谁敢多管闲事,上前试试长著几个脑袋!”

那日午正时分,钟楼悠悠然地撞著钟,什刹海银锭桥一带,人们仍象往日一样地照常活动著。走过来了用一对小铜碗(名曰“冰盏儿”)相击、卖酸梅汤和炒红果的小贩,又走过来了手持梭子(名曰“唤头”)、发出嗡嗡响声的剃头匠,还过来了一位卖“仙鹤灯”的……不远的街巷中——也许是烟袋斜街,或许是鸦儿胡同中,传来了墩鼓、号筒、唢呐、韵锣、海笛等乐器和鸣的声音,一定是哪家娶新媳妇的花轿已经过来了……

然而那卖豆汁的夫妇却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父亲养伤卧在床上,虽有富于同情心的邻居前来帮忙照顾,但他一时怕难痊愈,昏迷中不时吐出絮絮的呓语……母亲已处于半癫狂状态,她跌坐在银锭桥头,一边拼出全部力气嚎啕大哭,一边时断时续地发出最严厉的诅咒……

据目击者说,就在钟楼鸣钟中止不久,忽然出现了一位骑马的少年,他身穿一袭华美的长袍,头上戴一顶前面嵌著美玉的便帽,手里拿著一根镶著翡翠的马鞭,看去似乎是个书生,可是眉宇间却洋溢著一股雄武的英气;他在卖豆汁的那位母亲面前下了马,和蔼地问她为何在此恸哭。周围的人们帮著那位近乎癫狂的母亲,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他。

那美少年听完,不禁双眉倒竖,切齿有声。人们听见他说:“老妈妈,不要哭了。你等著听好消息吧!”待人们回过神来时,只听见一阵远去的马蹄声,只留下一股异常的香气。人们几疑刚才所见的纯系幻觉中的人物。

但几天以后,便发生了开头所写的那件事——在一个月黑夜里,贝子府中忽然发出了一声短暂的惨叫。

当晚贝子府的人们没有查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天光大白以后,人们才发现贝子从昏死中苏醒了过来,凄厉地呻吟著——原来他的双目不知被谁剜去了,脸上是两个骇人的血洞。据说在床帐上还发现了一张纸条,上头写著十六个字:“抉汝眸子,汝其猛省。刀光霍霍,已盘汝顶。”

到这天上午,贝子府中发生的事情便传遍了钟鼓楼、什刹海一带。邻居们自然争先恐后地去报告了那卖豆汁的夫妇。

是谁剜去了那恶贝子的双目,卖豆汁的夫妇和左近的邻居们都心中有数。

但据贝子府里所传,直到府里的人听见贝子的呻吟声,开门进去以前,他那居室的门窗都关合得极为严密,毫无被撬开过的痕迹,整个府第的所有门窗,也都如此……

岁月悠悠。钟鼓楼依然雄踞著。

银锭桥畔那卖豆汁的夫妇,不知后来同女儿团聚没有?他们那爿小小的豆汁铺,百年之后,不知尚有余痕可辨否?

那座贝子府,据说如今成了一所中学。当师生们处在笑语喧哗的校园中时,有谁还会想到,曾经有过那么一个月黑夜,在那阴森森的府邸中,曾出过那么一桩怪事:有一位放荡无忌的贝子,在门窗密合的情况下,被人剜去了双目,发出过一声凄厉可怖的惨叫……

这事自然成了一桩茶余饭后的谈资,虽经百年,如今到钟鼓楼、什刹海一带去查访,还能听到老北京们的娓娓传述,当然,各自加以不同的作料,安排不同的结局,因而构成不同的“版本”。

然而,在钟鼓楼边生息不已的人们之中,象这传说中那种纯善与极恶的人只是极少数;呈现于钟鼓楼下的大量生活场景,也并非都是“月黑杀人夜”或“风高放火天”。因此,我现在呈献给读者的这部小说,竟并不循著这离奇的传说朝下发展,而将钟鼓楼下那平凡琐屑却蕴含更丰富的一面,向读者加以展现,想来不会使亲爱的读者们见怪吧?

往下读,读者们就会发现,这本书的内容,离你非常之近。

远的东西,常使我们感到神秘。近的东西,常让我们觉得平淡。但关键是能否有所发现。无论远近、高低、大小、上下,倘能有所发现,都能给我们带来收获,带来快乐。让我们试一试吧!

请记住,在北京城中轴线的最北端,屹立著古老的钟鼓楼。

鼓楼在前,红墙黄瓦。

钟楼在后,灰墙绿瓦。

鼓楼胖,钟楼瘦。

尽管它们现在已经不再鸣响晨钟暮鼓了,但当它们映入有心人的眼中时,依旧巍然地意味著悠悠流逝的时间。

时间流到了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那一天……

在钟鼓楼附近的一条胡同中,有个四合院;四合院中有个薛大娘——请看、请看……

第一章卯(晨5时一7时)

1.钟鼓楼下,有一家人要办喜事。最操心的是谁?

薛大娘洗漱完,用发散著香胰子气味的手,郑重其事地撕下了月份牌上的日历,于是,那个让她又盼又怕、又喜又忧的日子,便在新的一页红日历上,赫然宣布了出来:

对于薛大娘来说,一日二十四小时的记时法,新的一日从午夜零点开始的概念,虽说经过这些年子女们谈话的熏陶,也算懂得,但从心理习惯上来说,她还是把天光透进院落,算作一日的起始。

今天,薛大娘的小儿子薛纪跃办喜事。

薛大娘在那页被朦胧的天光照亮的日历面前,愣了好几秒钟。同北京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薛大娘现在绝不是一个真正迷信的人,她知道迷信归根结蒂都是瞎掰,遇上听人讲述哪里有个老太太信神信鬼闹出乱子,她还会真诚地拍著大腿笑著说几句嘲讽的话;但她又同许许多多同龄的老市民一样,内心还揣著个求吉利的想法。现在北京并没有人摆摊算卦,办喜事也没有什么人再那么讲究生辰八字,偶尔听说外地农村里竟然还有因为算生辰八字酿成儿女悲剧的事,薛大娘一类的人也会跟著叹息。但在选择什么日子办喜事这样的问题上,北京城时下却确凿存在著一定的讲究。是谁倡导的?谁传播的?你缕不清。不仅象薛大娘这样的老市民,就是薛纪跃这样的新市民,也都颇为重视这个讲究。什么讲究呢?就是得选个阴历、阳历月、日都是双数的日子。这当然是一种最原始不过的迷信心理:怕逢上单数会生出不吉利的丧偶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你可以比较轻易地涤荡繁缛的迷信习俗,却很难消除存在于人们内心中的原始迷信心理。薛大娘在副食店卖过二十多年的菜,头年才退休回家,她的文化水平恰到能够流畅地阅读日历的程度。在那张红色的日历面前,她把那些偶数读了几遍,心中漾出一种安适感。只是日历下面的小注略让她不快,不仅有个“十一”的数位瞧去刺眼,所预告的“冬至”这个节气似乎也不那么喜幸。不过,这几丝不快,很快也便被日历上所笼罩的红色驱散了。

薛大娘离开日历,看了看仍在床上酣睡的薛纪跃,本想过去把他唤醒,临到挪动脚步又生出了怜惜之情。让他再多睡一会儿吧,今儿个指不定得把他累成个什么样儿呢!

薛大娘走出屋子。院子里很静,没有人影。按过去以十二地支划分一昼夜的计算法,那正当卯时(十二地支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子时相当于半夜二十三点至一点,余类推。)。薛家住著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西房。虽说他们早已接出去了一间厨房,但今天要办喜事,厨房支派不开,所以昨天便搭好一个用汽车苫布构成的棚子,好让今天来帮忙的大师傅有用武之地。

薛大娘原以为老伴在苫布棚里,及至走进去一看,并没老伴的身影,便知道他是到什刹海后海边遛弯儿、打八卦拳去了。难道今天这个日子也不能停它一次?薛大娘不禁有点埋怨。薛大娘在苫棚里检查著备好的各种原料和半成品——洗净切好的白菜、油菜和胡萝卜,裹上鸡蛋面粉炸过一道的小黄花鱼,发了一夜的木耳、黄花和笋乾……请到的大师傅据说曾在同和居掌过红案,他今天弄出来的“四四到底”(十六个菜),肯定谁也挑不出碴儿来!

薛大娘心神不定。帮忙的大师傅没到还情有可原——现在天刚冒亮儿,人家兴许住得挺远,总得过一阵儿;可大儿媳妇昭英怎么还不露面?半年前大儿子薛纪徽和儿媳妇孟昭英还跟薛大娘他们住一块。那时候,两间屋子,薛大娘老两口和小儿子薛纪跃住一间,薛纪徽和孟昭英带著女儿小莲蓬住另一间。薛纪徽是开130卡车的司机,孟昭英是同一单位的出纳,他们打结婚那天起就跟单位要房子,总算在今年春上要到了一间——住那间的技术员搬入了新居民区的单元楼,这间便倒给了他们。他们搬了出去,这才腾出了给弟弟薛纪跃成家的居室。北京城里就是这个形势,一个萝卜一个坑。薛纪徽两口子搬得并不算远,就在恭俭胡同那边住,离这儿不过两站来地。说好让他们一早就来帮忙的,可你瞧,天光眼见著越来越亮了,却还不见影儿。薛大娘心里只怨著孟昭英,这是她的一种心理习惯。两口子带著孙女来了,儿子叫没叫爹妈她不计较,媳妇要是忘了叫,或者叫迟慢了、声音听去不顺不甜了,薛大娘便会老大的不痛快;一般来说她倒并不发作,但面对著媳妇时,她却肯定不会现出哪怕是一丝笑纹。此刻她走出苫棚,朝院门迈步,心里直嘀咕:这个昭英,小叔子办喜事,在你心里头就那么没分量吗?还等著你去女家迎亲呢,你就不能早点儿来效力?

薛大娘走出里外院之间的垂花门,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是个俊俏的小夥子,今年二十二岁,比薛纪跃小三岁。他家住在一进门右首小偏院中,父亲荀兴旺原是东郊一家大工厂的老工人,头年退休后办了个个体户执照,在后门桥那里摆摊给人修鞋。说起来真是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荀磊完全不象他父母那样五大三粗黑皮糙肉,竟长得细皮白肉苗条秀气。长相好倒还不算什么,他上小学起就肯好好念书,中学毕业后居然出乎全院人的意料,被外事部门直接招去,送到国外培训,今年夏天回来后,被分配在某重要部门当翻译,据说,将来还有机会出国工作呢!

这时候荀磊手里提著两个剪贴得十分精美的黄底子的大红喜字,满脸笑容地迎住薛大娘说:“大娘,您过过目,要合适,我这就贴去!”

薛大娘喜出望外。她因为心里头堆满了事儿,倒把这个节目忽略掉了。院门口昨晚上就由薛师傅贴上了一对红喜字,不过刚贴上,就被才下班回来的荀磊偏著头评论说:“这字剪得不匀称,衬底也不好看。今天晚上我帮你们另做一对,明天早上先给你们看看,要觉著好,我就帮你们换上。”这不,他倒真做出了一对。

薛大娘仔细地瞧了瞧荀磊高举起的喜字,确实是好,笔道匀实、黄红辉映不说,光那边框里的喜鹊闹梅图案,就难为他怎么剪得出来!“哟,好!真好!够多喜幸!”薛大娘拊著掌赞道,“小磊子,你可真是个人精!”“那我就弄浆糊给贴去啦!”荀磊高高兴兴地扭身回屋取浆糊去了。

薛大娘走出了院门,心情大畅。

这院子在北京北城的一条胡同里。此刻站在院门口,可以看见钟楼和鼓楼的剪影,从浅绿色的丝绸般的天光中,清晰地显现出来。那钟楼甍脊西端的兽头,一九七六年地震时震落了,只剩下东端的兽头,还在天光中翘著上弯的铁须;那鼓楼木构楼殿的支柱,有一根明显地显露出来,给本来过分凝重的剪影,增添了一点轻盈灵动的韵味。

薛大娘抬头仰望著这溶入她的生活、她的灵魂的钟鼓楼。钟鼓楼仿佛也在默默地俯视著她住的那条古老的胡同、陈旧的院落和她本人。在差不多半分钟里,历史和命运就那么无言地、似乎是无动于衷地对望著。

但薛大娘很快便把眼光移向了胡同进口处。为什么昭英还不来?

2.地安门大街上,来了一位给婚事帮厨的人。他为什么不要茶壶?

地安门的十字路口,显得过分宽阔。那是因为当年有座庞大的地安门,五十年代初将它拆除了,修成十字路口,所以成了这样。不知道为什么,三十年来,人们始终没有在那宽阔的街心,开辟一个转盘式的大花坛。人们净忙著干别的了。现在也还是这样。天还没有大亮,这里已经热闹起来。当然不是那种公园或商场式的热闹,而是一种缺乏色彩的、严肃的热闹——人们急匆匆地赶著去上班。公共汽、电车里挤得满满当当。车站上既有循规蹈矩排队候车的人,也有无视公德、几乎站到快车道上,打算车到便往上跳的小夥子们。而构成总体气氛的关键,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多数骑自行车的人只是被动地随著车流前进,但总有少数屁股不怎么沾车座的小夥子,蛇形地快速穿过每一个能利用的车隙,惊心动魄地飞驰向前。

这天总算比平日景况稍松缓一点。因为是星期日,机关干部和学生们退出了清晨的这股人潮。不过需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去做工、售货、办事的人还是不少。北面高踞的鼓楼和南面屹立的景山,仿佛都在薄明中凝望著这里,它们也许在沈思:为什么这里的生活既有惊人的变迁,也有似乎是单调的重复?

路喜纯在自行车的车流中,不慌不忙地均匀蹬车,边想心事边随车流向前。

这是个二十六岁的小夥子,从他的年龄来说,他或许要算胖子,但其实他的脸蛋、胳膊、胸脯都还是紧绷绷而富有弹性的,只不过比一般的同龄人鼓胀而缺乏棱角罢了。他在崇文门外花市附近的一家小饭馆工作。那小饭馆可以说是北京市最基层最不起眼、甚而会被某些自命高雅的人视为最低级最不屑一顾的社会细胞。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其实整个北京城的阴晴风雨、喜怒悲乐,都能从那小小的饭馆中找到清晰而深刻的回响。

路喜纯已然父母双亡。常有人问及他的父母,他总是极简单地回答。倘若有人多问几句,他便仿佛不高兴起来。他那故去的双亲,似乎有著某种神秘的色彩。

其实说起来也很平常。路喜纯的父亲生前是个蹬平板三轮车的运输工人,母亲一直是个家庭妇女。他父母收入虽然不多,对他这个独生子却保证著绝不低于一般富裕家庭的供应,因此,上小学时,那位戴眼镜的班主任老师常以他为例,来教育全班同学:“新旧社会两重天。要是在旧社会,路喜纯还不得穿著破衣烂衫,到垃圾堆拾煤核儿去吗?……”这位老师还曾到他家里去,动员他父亲到班上去忆苦思甜。那天路喜纯父亲正就著一头大蒜喝酒——他每天下了班回来总得喝上三两白乾。出乎老师、也出乎路喜纯意料,父亲不但予以拒绝,还紫涨著脸,瞪著发红的眼睛,说出了这样蛮不讲理的话:“甭拿咱们开心!甭跟我来这套!”母亲赶紧来打圆场,说他那是发酒疯,“甭搭理他!”老师扫兴地走了,从此讲话不再以路喜纯为例。路喜纯为这事深深地感到困惑。不久,父亲便脑溢血去世了。

父亲去世后,母亲挑起了生活的重担。原来,母亲做挑花活不过是补助家用,这以后她每月几乎要多领两倍的活计,每天都要做到晚上十点来钟。通过她的努力,路喜纯的生活水平一点没有下降。但在路喜纯的记忆之中,他母亲绝不是文艺作品中惯常描写的那种手持慈母线的贤良形象。她都快五十岁了,每天起码还要照十多次镜子。她又很爱给自己拔痧,经常在额头上、太阳穴旁,用食指和中指的指缝,使劲揪出排列整齐的紫红印子来。他们难得吃肉,但母亲顿顿饭后总要坐到屋门口去,用炕笤帚苗剔牙。有时候母亲还要同邻居吵架,尽管这种时候不多,而且往往母亲确实占了几分理,但母亲吵架时那种豁出去的劲头,以及夹带著的那些极难听的脏话,事后总要让路喜纯偷偷地害上几天臊。母亲是一九七二年冬天查出来有肝癌的,一九七三年春天便去世了。

路喜纯家住著院里一间南屋。父母双亡后,邻居们原以为这间屋子很快便会变成无处下脚的鸡窝,甚至会成为胡同里小流氓们的聚会之所。谁想料理完母亲的丧事,仅仅十六岁的路喜纯却在三天之内,使那间房子焕然一新。他先到街道上开了证明,去信托商店卖掉了家里的一套磁潭瓶、磁帽筒和一个硬木炕桌,取得了一笔对他来说相当丰厚的现款。然后,他便重新粉刷了屋墙,用草根刷子刷净了每一件家具,重新把屋子布置起来。他在窗明几净的屋子里,沈著地等待有关部门给他安排工作。当他手头只剩五块多钱时,给了他通知,让他去那家小饭馆。

按某些人从旁推论,路喜纯是北京市民中的所谓“胡同串子”(住在胡同中的没有教养的青少年。),最易堕落而难以教化,然而除了偶然有颇令人迷惑不解的行为外,他竟不但没有堕落,反而生活得非常正派。在他生活道路上给过他强烈影响、给予他这样去生活的启示人,一共有两个。一个是他中学时的老师嵇志满,一个是他们那个小饭馆的何师傅。嵇老师并非什么知名的优秀教师,何师傅在饮食行业中也并非突出的先进人物,但他们灵魂中那些健康的、向上的东西,偏偏集中地流注到了路喜纯的灵魂之中。

先是为了尽可能不去上山下乡,后是因为安排就业困难,路喜纯所在的那个小饭馆里的年轻人,竟然大多是从后门安排进去的。这也许会让那些对小饭馆的前门也不屑一顾的人们哑然失笑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座北京城里的市民尽管共用著同一个空间和同一份时间,但人们所生活的层次毕竟有所不同。路喜纯所在的这一层也许并非最底层,但即使在最底层里,也会有许许多多同上面那些层次相通的东西。因为是饮食基层店经理安排来的,因此便在同事们面前趾高气扬,这同因为是某个“大人物”的侄子而进了市府机关,便令某些人格外尊敬三分,又有什么不同呢?路喜纯到了饭馆便想学掌勺炒菜,谁知那个差使至今轮不到他——因为那是红案,比去做主食的白案似乎要高出一档。在饭馆这个天地里,路喜纯的来路和背景都还不足以使他获得那个位置,于是乎一个总噘著嘴的比他“来路硬”的小夥子便占据了那个岗位——偏偏那小夥子满心满意想找个机会调到高一个层次的行业中去,他还不乐意学那个红案呢;但饭馆的小头头却宁愿要他学红案而不要路喜纯学。

路喜纯为自己这样的遭遇和身边这样的现实深深地痛苦过。他那痛苦的价值,比一位大学毕业生学非所用的痛苦的价值低吗?比一位有才华的作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被退稿的痛苦低吗?比一位高级干部的正确的改革计划遭到保守者抵制的痛苦低吗?不见得吧。特别是当那个小夥子并不虚心听取老师傅指教,漫不经心地把菜炒得黑糊糊焦烘烘,因而引来顾客的抗议时,路喜纯便格外痛苦,有时他会禁不住把馒头机泻下的馒头,拣起来捏得湿面滋出每一条指缝,然后再重重地把那团面甩回到机器里去……

前几天路喜纯还去学校找过嵇老师,向他倾诉过内心的痛苦。嵇老师是教数学的。路喜纯在那所中学上学时,还是“四人帮”得势的时期。从那时的数学课上学不到多少知识,但从课下的谈话中,路喜纯却从嵇老师那里获得了不少实实在在的真理。嵇老师总是给他讲历史,特别是近代史。嵇老师所讲的,往往都是历史课上听不到的。他记住了嵇老师一句几乎是口头禅的话:“你要有历史的眼光!”

嵇老师一直住在学校一角的一间小屋中。不知为什么他总没有结婚。但路喜纯每次去,却几乎又总会在嵇老师那凌乱的宿舍中发现一位女客,有的显得很年轻,长得未必漂亮,打扮得可真时髦;有的徐娘半老,穿著朴素,却风韵犹存。这回去又遇上了一位,不老不少,圆脸庞,鼓眼睛,说话嗓门挺大。瞧那作派,简直跟嵇老师熟得不能再熟,路喜纯跟嵇老师说话的时候,她就坐在稽老师床上,抽著一根烟,极随便地翻阅著嵇老师的一本集邮册,还不时发出象男人那样粗嗄的笑声。

路喜纯倾诉了他的苦闷。嵇老师照例没有什么特殊的表情,他用捏在手里的一个圆形塑胶立体梳,慢慢梳理著日渐稀疏的头发,待路喜纯说完了,便从桌上取过一本书来,递给路喜纯,简单地说:“你看看这个。”

那是一册纸已发黄的《文史资料选编》,路喜纯翻开,溜了一下目录,有什么溥佳的《清宫回忆》、溥杰的《回忆醇亲王府的生活》以及《清宫太监回忆录》之类。看这些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呢?“你看看这个。”嵇老师慢腾腾地对路喜纯说,“你要有历史的眼光。世界上的事,没有一刀切的时候,没有一切都合理都美满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看发展趋势,怎么跟残留的旧东西抗争……你以为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以后,成了民国,到处就都是民国景象了么?旧事物的惯性是很强的。直到一九二四年,也就是末代皇帝溥仪被轰出紫禁城前后,北京的钟楼还在鸣钟报时呢!这还不算什么,你知道吗?钟鼓楼『定更』以后,街上还要出来『手打梆子Bm摇铃』的人;『Bm摇铃』就是腰上系个铃铛,他们是巡夜的;谁领著他们巡夜?还是由清朝九门提督衙门的巡街老爷们领著,前头打著名叫『气死风』的灯笼,一路顺街那么走下去……那时候,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五年,中国共产党也已经成立三年,震撼世界的二七大罢工也已经发生过,但北京的街头,居然还有这种景象……这本书还能告诉你更多的这种事,你看看吧。”

他拿回去看了。他惊讶地发现,溥佳的所谓《清宫回忆》,写的是一九一九年以后的事,也就是说,那许多丑恶的封建景象,在民国以后居然长时间“依然故我”;而溥杰关于醇亲王府的回忆,更告诉他直到很晚,那王府内部依旧保持著森严的等级制度;至于几位老太监的回忆,更令他目瞪口呆,其中一位的父亲为了让儿子能进宫而使家庭状况有所改变,竟亲手为儿子血淋淋地“净身”,然后将儿子卖给了专为宫里提供太监的内务府官员。这事实本身已令人发指,发生的时代呢?已是民国以后!读完了这些文史资料,掩卷深思,路喜纯的心理状态渐趋平衡——他何必对眼前的某些阴暗的东西那么痛不欲生呢?时代的步伐既然迈进得这么快,它所来不及清扫的旧时代积垢必然显得更加触目惊心,问题确实在于你要有历史的眼光,冷静、沈著地去对待这些东西。因此,自己所在的小饭馆里有那么一个小头头,仍旧有著一双为旧时代所污染的势利眼,这又有什么稀奇呢?

这位势利眼不让路喜纯上红案,当红案的何师傅却偏偏把路喜纯收为了私人徒弟,把他带到家里去,不但教他做一般的席面菜,还教给了他几样“绝活”。何师傅原是同和居的掌勺师傅,为让儿子顶替,他提前二年退休了,退休后为了补差,这才到了离他家不远的这个小饭馆。其实还有好几家仅次于同和居的大饭馆争著请他去当教席,甚至答应给他很高的“补助”,他却一一谢绝了。他说:“也该让进小饭馆的人吃到点好菜。”就是四毛八分钱的烧豆腐,他也精心地制作,使那小饭馆几个月后便颇有点口碑,不过,那口碑的前半句是夸赞,后半句却是“质量不稳定”五个字。不稳定的因素之一便是那好噘嘴的小夥子。路喜纯多么想替他来为饭馆挣个“质量稳定”的声誉啊,但至今还不能如愿……

路喜纯常往何师傅家跑,翻著菜谱请教细节时,何师傅一般只是咬著烟嘴,皱眉摇头,难得迸出一两句指点的话来;可一旦路喜纯带去了原料,在他家小厨房里摆弄起来时,何师傅就把烟嘴搁到一边,眉飞色舞地一连串地支上嘴了……当一盘芙蓉鸡片,或者一盘糟溜鱼片,色香味俱佳地呈现在白磁片中时,何师傅总让路喜纯给他同院的邻居端去,他说:“咱们的玩意灵不灵,让人家尝了发话!”邻居们惊喜之余总要报之以答礼,或是一盘水果,或是一碟蜜饯。何师傅不让路喜纯谢绝,他主动接过来,拿出“二锅头”,坐下约路喜纯就著水果、蜜饯喝上一盅,边喝,边指出他今天制作过程中还有那些失误。路喜纯发现,菜谱上所写的那些,常有含混乃至谬误之处,何师傅的言传身教,比任何精印的菜谱都要有价值……“甭跟那起人置气,”(赌气的意思。)何师傅常在喝一口酒后,用手背抹抹嘴唇,安慰路喜纯说,“有你掌勺的时候……”

何师傅真是喜欢他这个徒弟。不过,路喜纯有时候也确实让人感到奇怪——头些天他们饭馆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二十个大磁壶,除了留下几个在厨房里装酱油、醋以外,剩下的作为福利每人分上一个,别人都把壶收下了,唯独路喜纯不要。何师傅跟他说:“别嫌式样老,用它晾凉白开,比那玻璃凉水瓶还实用,你就拿回去吧!”他还是不要;问他为个什么,他又不说;别人硬把那壶塞到他怀里,他不接,壶摔到地上碎成几半;大夥都说可惜,他却一声不吭地转身走开了。

除了这种偶然出现的令人费解的表现,路喜纯总体来说是一个心地纯正、力求上进的好青年。他渴望著何师傅所说的那样一个时候早日到来,他将不仅要掌勺,还要掌握整个饭馆,他要兴利除弊,让饭馆彻底改变面貌,使每一个进去的顾客都能一辈子忘不了它。

为此,他不放过每一次练功的机会。今天,他就是顶替何师傅,到钟鼓楼那边,去帮薛家操持婚宴的。听说这家人备的料相当齐全,打下手的人也不会短缺,他将施展出自己的浑身解数,让那家人及其亲友吃得眉开眼笑!

3.一位正在苦恼的京剧女演员。人家却请她去迎亲。

愁人月色凄又冷,

风吹铁马乱人心。

疑心的人儿你休怨嗔,

比翼双飞入梦频。

愿效鸿飞心意定,

你只要带定了那绿绮琴……

澹台智珠哼唱著《卓文君》中的二黄原板转散板,朝院门走来。喊完嗓又练了一套剑,现在她觉得声带松弛润适,浑身关节也都舒张和谐;但随著聚精会神喊嗓练功的阶段结束,她那心底里的一股忧郁,却又随著渐次混杂的朝市之声,丝丝缕缕地旋了上来。

……这《卓文君》,排得出来吗?吴祖光先生编的《凤求凰》,已经由别的团排出来公演了,基本上是张派的唱法。按说这参考荀先生演出本改编的《卓文君》,将融合程派和欧阳予倩演出风格的特点,与他们的演出绝不会重复,可负责剧目的副团长的态度还是那么暧昧,同剧组的人也是七上八下,乐队的人也不那么积极。他们都怎么说来著?啊,对了,有说“这玩意排出来能叫座吗?”有说“编新不如述旧,只要有人买票,咱们就老演那几出,不是也一样过日子吗?”……是呀,如今武戏、热闹戏最上座,《卓文君》这类文戏一般都相形见绌,何况按澹台智珠的意思,还要把韩世昌、白云生的昆腔艺术适当地揉合进去,创造出一种她所谓的“诗意气氛”,这样排出来究竟票房那儿会是个什么行情,也真难说!不过,她可不甘心总是《豆汁记》,总是《玉堂春》,总是《武家坡》;就是前一阵新排出来反应相当不错的《木兰从军》,她也觉得可以先搁一搁;她渴望著在舞台上不断有新的创造,渴望著不但对老观众有新启发,而且还能吸引来一批年轻的新观众……难呀,难!其实她想做的不过是一个忠于艺术、忠于观众的演员尽自己义务的事,可在一些人的眼里,倒好象她是想把天上的月亮当月饼吃!这“一些人”不仅团里有,家里也有,爱人李铠竟也来阻拦。当然,他是出于另一番心思,可他那心思,让澹台智珠怎么克化得开啊!他现在起床了吗?因为昨晚的争吵,他还在折磨自己吗?……

快走拢院门,澹台智珠眼前猛地一亮,她瞥见了张贴在院门两旁的喜字,这才想起今天是薛师傅家二小子娶媳妇的好日子。她回想起昨晚所看见的喜字,和现在看见的不同;今天的黄底红框,框中还剪出精巧的喜鹊闹梅的图案;可见人家对今天这桩喜事的重视到了一种什么程度——连这样一个细节,也不断地在加以调整。倘若他们团里那些搞舞台美术的同志,也能有这种刻意求精的精神,那该多好哇!

澹台智珠进了院,到了家门。她家住在进大门往左首走的外院,屋门斜对著进里院的垂花门。她轻轻拉开屋门,走了进去,先把木剑挂到门边,然后对著墙上的大镜子,卸下裹住整个头部的鹅黄色拉毛加长围巾,把围巾顺手搭在椅背上,伸出双手整理著她那浓密油黑的头发。

她家住著三间南房。这当中的一间,是吃饭、会客兼她练功用的。东边一间她跟爱人李铠住,西边一间是公公婆婆带著儿子小竹和女儿小梅住。

她听见西边有咳嗽声,忙停止摆弄头发,掀开花布门廉,走了进去。婆婆早些日子带著还没上学的小梅到大姑家去了,还没回来。西屋里现在只有公公和小竹。公公原是玉器行业上的钻眼工,如今七十挂零了,自然早已退休。他同一般的老人不一样,睡得迟,起得也不早。他有一定的文化,嗜好是戴著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章回小说,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写的,只要是章回体的,他都爱读。最近他在读金寄水写的一本《司棋》,那薄薄的一本书,他已读了十来天,却还唯读了不到一半。虽说读得慢,他记得却很真。

澹台智珠进去时,公公已经穿妥衣服,小竹却还在床上拥被傻睡。

澹台智珠大声问公公:“您著凉了吗?”

公公又咳嗽了两声,摆摆手说:“不碍事。家里存的有枇杷露,一会儿我倒出点喝,压一压准好。”

澹台智珠过去拍了拍小竹肩膀,催他起床,又扭过头对公公说:“我这就给你们热粥去。”她心里想,再煎点鸡蛋裹馒头片,这顿早点总该能对付过去了。

公公显然是想说点什么,可又下不了决心。澹台智珠看出他的心思,便不好抬脚离去。

公公虚咳了两声,从枕边拿起那本《司棋》来,对澹台智珠说:“你要排新戏,何不就拿这司棋的故事,排上一出呢?”

澹台智珠大声回答:“爸,您当有个题目,就能开排吗?头一条,得有人写本子,本子弄妥了,还得创腔……哪一样是容易的?”她本来还打算列举更多的困难,可叹了一口气后,也就作罢。她意识到——公公想对她说的,绝对不是这关于新戏码的事。

公公到底还是忍不住了,他尽可能以最和蔼的语气问:“昨儿个晚上……李铠他……又跟你闹别扭啦?”

澹台智珠觉得血涌到了脸上。虽说公公耳朵背,到底这三间屋通著,她昨晚上跟李铠闹气的事,怎么也难隐瞒过去。她偏过头望望坐在床上揉眼睛的小竹,强作笑颜,对公公轻描淡写地说:“唉,我们年轻夫妻,吵几句也是平常的事。夫妻没有隔夜仇,您别操心!”

公公却郑重其事地宣布:“我得叫过李铠来训训!你们也都不算年轻了,总这么窝里头闹,算是怎么回事?我们老人听著难受事小,对孩子能有什么好影响?就是邻居们听见,也怪没脸的……唉,放著好日子不好好过,李铠你犯的什么浑啊!”

虽说公公把责备最后都坐实到李铠身上,澹台智珠听了心里却有如针刺。是啊,为什么她和李铠掰到了这步田地?“爸,您别为我们操心。”澹台智珠垂下眼廉,忍住就要涌出的泪花,转身往外走,一边说,“我这就热粥去。”

往常做饭基本上全由婆婆操持,婆婆不在,公公要接过这摊事去,被李铠阻止住了。李铠坚持要澹台智珠做,这也是他们夫妻间矛盾的一个方面。

澹台智珠本想往堂屋门外的厨房,可她走到堂屋门前,却忍不住转回身,移步到了她和李铠住的东屋门前,她在门前楞了几秒钟,才推门走了进去。

李铠睡在床上,头发乱蓬蓬的。他那颗头仿佛特别重,把枕头压得沈下一个大坑,枕头的四个角翘得老高,仿佛在为重压而叹息。他一只粗壮的胳膊撂在被子外面,黑黝黝的皮肤紧绷绷的,皮下的肌肉结实而富有弹性,在上臂中部,有两个很大的牛痘疤,仿佛是嵌在皮上的两片水萝卜。在他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郁的烟草味道。

澹台智珠走过去,用自己那尚未叠起的被子,盖住了李铠的手臂。

望著沈睡的李铠,以及床头柜上那烟缸中满得冒尖的烟头,澹台智珠心里迷乱不堪。她忘记了去热粥,一屁股坐在了床边的软椅上。

他们为什么又闹了这么一场呢?为什么这一点仿佛是不可避免的呢?

……昨晚演出结束,她只不过比往常稍晚了十分钟走出剧场后门,结果,便不见来接回家的李铠的身影。

那剧场是在一个胡同里面。昨天的戏散得本来就比较晚,加以又是冬天,观众们很快便烟消云散了,同剧组的同志们也转眼便各奔归程,可是当她走拢“老地方”,却头一回不见了李铠的身影,她呼叫、跺脚,急得乾哭,竟仍然没有李铠出现,只好自己一个人朝胡同外小跑,一边跑一边使劲撸开大衣袖子看表——末班公共汽车已经过去,怎么办?难道一步步走回家去?

啊,有谁知道,几十分钟以前还在台上嬉笑欢舞的喜剧角色,现在竟是这般的凄苦孤单!

冷风钻进澹台智珠的围巾、领口、袖口,她浑身哆嗦,刹那间,她觉得平日她所看重的一切——事业、名气、荣誉、永恒的艺术价值……等等,等等,都没有丝毫的意义,她是这么的不幸,生活对于她来说,究竟还有什么乐趣、什么吸引力?

……猛然间,从岔胡同里窜出一个人影,是想拦路抢劫,还是想硬施无礼?澹台智珠几乎就要呼救了,可她在惶急恐怖中定眼一看,那却分明是李铠。“你……你为什么不等我?”澹台智珠真想凑上去打他两记耳光。

李铠却更其仇视地瞪著她,质问:“你为什么卸完装还不出来?”

澹台智珠解释说:“我只不过跟他们说了说关于排《卓文君》的事儿……”

李铠粗暴地打断她,恶狠狠地、一泻无余地说:“我就知道你是盯上那个小白脸了!什么东西!他那眼神我瞅著就不对头,到底你们两个还是勾上了……你怎么不跟到他家去?”

澹台智珠觉得这比挨了耳光还疼,她流著眼泪,嗓子眼里噎著一团火辣辣的恶气,愤激地辩驳说:“你别撒疯!你那全是没凭没据的瞎猜!你知道他比咱们大出一辈去,他都快当爷爷了……要不是他能演司马相如,我连理都不愿意理他……他有狐臭,你知道吗?……你怎么糊涂成了这样?!”

……她决定不理他,自己走回家去。他还是推过来自行车,终于让她坐到了后座上。当他驮著她骑回家时,她不得不一如既往地搂住他宽厚的后背。可是这后背头一回让她觉得陌生、冰冷。她该怎么办、怎么办呢?

回到屋子里,他们两人都觉得头上的屋顶是沈重的,屋里的一切东西——特别是床头上那张他俩头挨头的十二寸彩色结婚照,全都显得格外令人不能忍受。“……不能再这么下去了,咱们得坐下来、坐下来、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好好谈谈了。”澹台智珠大衣也没脱,坐到沙发上,对李铠说。

李铠直到她说够三个“坐下来”,才坐到了床边。他一坐下便立即开始抽烟,一根接著一根……

当澹台智珠当年从戏校毕业的时候,她怎想得到今天会过这样一种生活呢?

她分到了一个不错的剧团。她用全副身心向老演员学戏。她在台上拼命地演,以至于一位评论家不得不在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她的素质很好,感受力也强,但还缺乏修养。她不懂得,艺术贵在含蓄,她却总是演得太满,须知过火与发瘟同样令人不快……”正当她努力地提高自己的修养,向蕴藉含蓄的境界努力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她作为“封资修的黑苗子”被冲击,因为讲错了一句话,又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她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希望,于是,有一天她趁著看守打盹,把看守拿来搁在躺椅下的小半瓶“敌敌畏”喝了下去……她没能死成,她经历了昏迷、呆滞、麻木、消沈、痛苦、绝望……又渐渐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开通、企望……一九七七年春天,她开始重新练功,人们惊异地看到,她那一度嘶哑得惊人的嗓音,竟恢复得比当年更显阔亮,她那似乎已然僵硬的腰身腿脚,竟复原得又可以象当年一样地满台扑跌;到了这一二年,连她自己也没想到,她的号召力竟大大超过了当年,即使在最不适时的日期最不方便的场子演出,也总能卖出七成以上的戏票,这在京剧观众锐减的形势下,应当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不时出现在报刊上,电台请她录音并讲话,电视台请她录影,唱片社为她灌制了唱片,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拉她合影……还是那位评论家,发表新的评论说:“按说她的素质不算太好,感受力也未必最强,但她靠著厚积的修养,在一笑一颦之间,在一歌一吟之际,却丝丝入扣、动人心弦地展现出了角色的内心,使我们获得了一种形神兼备而无斧凿痕迹的美感……”

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的滋味便太寡淡了。她在一九七三年,也就是她自杀未死的五年之后,结婚成了家。当她从戏校毕业时,她曾暗暗地对自己说:你已经嫁给了舞台,你不能重婚!那绝非一句戏言,那意味著她把艺术看得比什么都重。但当她一九七二年以半残废的身心被“落实政策”到一家纽扣厂当包装工时,她在心里又暗暗对自己说:舞台把你甩了,你是永远回不去了,找个丈夫,结婚吧!人家给她介绍了李铠,一位憨厚强壮的车工。头一回见面,她就把自己的一切都跟他讲了,李铠的双眼明显地变得湿润起来。正是望著那双湿润的眼睛,她萌发了对李铠的爱情,她需要有人把她当妻子爱,她也需要爱一个具体的叫作丈夫的人。

……一九七六年年底,又一次“落实政策”,她回到了剧团。一九七九年春节她重登舞台,当她第一回迎著观众踏上红氍毹时,真是百感交集!记得那时候李铠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包括公公婆婆,也都扬眉吐气,引以为荣。她总是演大轴戏,戏散得晚,李铠就总到剧场后门等著她,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开始,李铠不进后台,还仅仅是因为不好意思,后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澹台智珠恨自己竟没有及早察觉,李铠的不进后台,渐渐转化为一种既自卑又自傲的复杂心理……

也许,是从那回电台编辑来家里访问,开始转化的吧?

那位女编辑大声地问:“您爱人是哪个行当上的?唱个生的吗?唱须生的?”

澹台智珠告诉她:“他不是演员……”

那位女编辑仍旧大声地问:“他是场面上的?司鼓?拉琴?”

澹台智珠便又告诉她:“他不是我这行的。”

该女编辑竟还要大声地问:“他在哪个文化部门工作?”

澹台智珠坦然地说:“他不在文艺部门工作。他在工厂。”

死心眼的女编辑不知好奇心盛还是有一种猜测的癖好,竟又大声地连问:“啊,在工厂工作?哪个工厂?工程师?技术员?……”

结果是李铠从里屋走出来,板著脸对那位女编辑说:“我是车工。二级工。干力气活的。”

……如果仅仅是一种自卑感,那倒也好办。问题是李铠渐渐受不了澹台智珠在台上同风流小生眉目传情、插科打诨,乃至于当场拜堂……特别是最近澹台智珠又接连换了两个配戏的小生,并且酝酿著要排《卓文君》,李铠非常清楚,卓文君所钟情于司马相如的,究竟是些什么……

昨晚他俩回到屋里的一场争吵,已经绝非头一回了,却是迄今为止最激烈的一回。其实这种争吵照例由三部曲构成。首先是双方气顶气地说一些仇恨的话,而且都归结到“乾脆离婚”这样一个命题上;然后,便都极其不冷静地互相追究对方的错误,明明对方已经解释清楚了,也偏要硬找出“破绽”来加以推翻;当双方都被这种既无味又无望的争吵压得喘不过气来时,总有一个人,而且往往总是开头最蛮横最强硬的李铠,突然崩溃下来,要求和解……昨晚也是这样。当澹台智珠头脑已经发木,只是固执地质问李铠:“你为什么这么恨我?为什么?”李铠却突然一下子扑到她面前,把她拉起来紧紧搂住,狂乱地用火烫的嘴唇亲著她的脸、眼睛、额头、鼻子和嘴,喘得象头熊似地呓语般地说:“我爱你爱你爱你爱你爱你……如果你不爱我了,我就杀了你,然后自杀!……”澹台智珠挣扎著,拼命想推开他,不顾一切地回答说:“我不爱你,不爱不爱不爱……你杀了我吧!”而李铠却突然又一下子“扑通”地跪在她身前,紧紧地抱住她的双腿,把脸埋到她大衣的下摆上,闷声闷气地哭泣著说:“智珠……你原谅我,原谅我原谅我……你要我怎么著都行,可就是别离开我,别……”

这下澹台智珠完全清醒了。她赶忙把李铠扶起来,紧紧地搂住他那粗壮的身躯,安慰他说:“你该有多傻!多傻!我爱你,这不是明摆著的事儿吗?我怎么会离开你?你为什么想到这种事?那是不可能的,绝不可能!……”

于是他们上床睡觉。李皑象一个带著镣铐的罪人,他每一个动作都充溢著忏悔和痛苦……澹台智珠尽力让自己理智,她吞服了安眠药片,并且想到:明早要照常喊嗓子练功,也要满足李铠的自尊心:由她来为全家做饭,以证明她在这个家庭中毕竟只是一个普通的媳妇……

当澹台智珠清早从外面回来,见过公公,坐到仍在沈睡的李铠面前时,她痛苦地意识到:尽管他们又一次和好了,但那感情的创痕却永难完全平复……而造成李铠那种心态的外在因素,却依然存在,并且不可逃避……

澹台智珠忽然听到有一种呼唤她的声音,她站起来,定了定神,这才听出是里院的薛大娘在门外叫她。

她赶忙走了出去,在几秒钟里,把自己的神情体态调整成欢快活泼的模样。“哟,薛大娘,快进屋坐!我这正想著给您道喜去哩!”她一出门便主动对薛大娘这么说。“不啦,”薛大娘拉过她一只手,端详著她,无限爱慕、无限信赖地说,“智珠呀,我有个事要劳你的大驾啦!”“什么事呀?薛大娘,您尽管说吧,凡是我能做得到的……”澹台智珠爽快地应答著。

薛大娘先唠叨了一番:“你看我们家今天的事儿!一大早就不顺心。我们那昭英都这时候了还没影儿!好容易托人请了个同和居的大师傅,谁知又说有病来不了,临时支派了个楞小夥子来应付我们……纪跃他这才刚起,那西服裤子才上身,就给溅上了洗脸水,眨眼就要成家的人了,还那么毛手毛脚没个稳重劲儿……我急得这心都快蹿到嗓子眼儿了,可我们那老头子还不紧不慢地迈著方步,磨磨唧唧地说什么『甭急,车到山前必有路』,你瞧瞧!……”

澹台智珠不得要领,只好微笑著问:“我能帮点什么忙呀?”

薛大娘一手握著澹台智珠的右手,一手拍著她那只手的手背,诚心诚意地说:“智珠呀,你是个『全可人』(“全可人”即全福人。),上有老,下有小,你们夫妻和美,儿女双全,你又大难不死,越唱越红……今天我们昭英迎亲去,想请你也陪著辛苦一趟……”

没等薛大娘说完,澹台智珠便乾脆利落地答应说:“那有什么说的!什么时候去,您让昭英来招呼我,我是一定拾掇得乾乾净净,打扮得喜气洋洋,给您把新媳妇妥妥当当地接进新房!”

薛大娘满意地转身去了。澹台智珠这才猛然想起,昨天散戏以后,她约了乐队的几个同事来家吃午饭,昨晚上那么一闹,竟使她把这档子事忘记了。她可该怎么办啊?怎么跟睡醒觉的李铠宣布这件事,恳求他不要当著那些人暴露出他们的矛盾?家里肉也没有,菜也不够,可怎么著手准备?原本这工夫若赶紧去地安门菜市场采购还来得及,可又刚答应了薛大娘要去迎亲,说不定没多会儿人家就来叫自己出发,这可怎么是好?即便打发小竹去采购吧,那公公和李铠难道能备出一餐像样的客饭来?……唉,生活啊,你为什么充满了这么多的烦忧?自己的生活,又为什么常常被别人的生活插进来搞乱?

澹台智珠呆立在大镜子前,一筹莫展。

4.一位局长住在北房。他家没有自用厕所。

门洞里很黑。好几家都把用不著的家具堆放在门洞两边,连顶棚上也挂得有谁家坐破了可还舍不得扔的旧藤椅,这就让小院的这个“咽喉地带”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味道。

张秀藻端著盛炸油饼和豆沙包的小竹笸箩,在门洞里迎面遇上了荀磊。荀磊不知为什么一手拿著斜放著小刷子的浆糊碗,另一手提著两张大纸,他是要张贴什么呢?

瞬间,张秀藻只觉得自己喉头发涩,心脏的跳动明显地失去了均匀。已经有好几个月了,她严厉地命令自己,倘若“狭路相逢”,见到荀磊,只能是微微扬起下巴,淡然地点一下头,然后不动声色地擦身而过。但因为她家住在里院最后面的北房中,而荀磊却住在过了这门洞的右首偏院中,再加上她平日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上学,只有星期天才回来(有时连星期天也不回来),所以,她实践这种自我命令的机会,这几个月里也仅仅三次而已——现在自然可以增添一次;但正当她扬起了下巴,就要以全副的矜持向荀磊微微点头时,荀磊却笑吟吟地、热情地对她说:“你能帮帮我吗?”

显然,荀磊是要她帮著去张贴那样东西。荀磊的这一句问话,使张秀藻积蓄已久的自尊和高傲顿然动摇。在相视沈默的两秒钟里,她清楚地看出了荀磊眼睛里充满著纯洁、真挚而又善良、聪慧的光芒——这眼光对她来说真是勾魂摄魄,令她心醉神迷;在她所处的生活环境里,象荀磊这种年龄的小夥子们,确实还没有哪一个具有这样两扇使她觉得格外可钦可爱的“心灵窗户”。难道她可以面对著这样的两扇窗户,冷淡地说出拒绝的话么?

张秀藻的嘴唇抖动著,几乎就要吐出“好吧”两个字了,荀磊却快活地笑著道歉说:“啊,对不起!瞧我……你还拿著早点呢!快给家里送去吧,我一个人也能贴……”

张秀藻简直伤心极了。她手里为什么要捧著那么个小笸箩呢?荀磊刚才为什么没看见它,而现在才在一瞥之中注意到呢!难道她不能把小笸箩暂时放到大门边的石座上吗?那石座子上原来有一对小狮子,在一九六六年的夏天,被胡同里的“红卫兵”极其艰苦地用凿子凿掉了……是的,她或许就应当那么做,去帮助荀磊一起贴他手里拿的东西……可是荀磊现在却歉然地对她笑著,放弃了他原来的请求,并且斜过了身子,绅士风度十足地给她让路……

张秀藻克制住自己,微微扬起下巴,以再明显不过的冷淡姿态,朝荀磊轻轻一点头,斜签著身子穿过了门洞……

如果她的心里绷著一百条弦,那么现在每一条弦都在颤动著,而且并非和谐的颤动……她想立刻寻找一个角落,坐下来,用双手捧住腮,一个人静静地安抚自己的心弦,使它们重归于和谐……

但她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刚进垂花门,那薛师傅家为办婚事所搭的苫布棚,便触目惊心地扑进她的眼睛。固然这苫布棚昨天她一回家便见到了,刚才出院去买早点时也经过了它的旁边,但那些时候它还没有生命。此刻就不一样了,薛师傅正弯著腰在苫布棚外生一个煤球炉——显然,今天他们需要不止一个火——苫布棚里正传出紧张的剁肉的声音,并且飘出了一种混杂的令她气闷的气味……

也不知怎么,薛大娘就站到她面前,满脸客气地问:“秀藻呀,你爸今天一大早又要出门哇?”

张秀藻没有心思对薛大娘笑,但她父母从小就给予了她那样的教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使主动来搭话的人扫兴,她便强颜欢笑地对薛大娘说:“是呀,吃完这早点,估计送他去飞机场的汽车也就该到了。薛大娘,您家大喜呀!有什么要我帮忙的事,您尽管说!”

薛大娘把一大把高级杂拌糖撒到了张秀藻手里的小笸箩中,诚心诚意地说:“你爸你妈都有公事,我们纪跃就不去打搅他们啦。这点糖,意思意思吧……”

张秀藻赶紧说,“谢谢啦!哟,这糖挺高级呀,您给得太多啦!”

薛大娘抿嘴一笑,大声地说:“唉,过几年你还我们的时候,不得更高级呀!咱们先说在头里——到时候你就给这么点儿,我们还不干呢!”

张秀藻实在笑不出来了。薛大娘当然是百分之一百的善意,但她受不了,受不了!荀磊的面容身姿在她眼前浮动著。她办事的时候?她跟谁去办事呢?“瞧您说的!”张秀藻勉强地应付著。

薛大娘没有看出她的心思,笑著转身朝别处去了。张秀藻赶紧朝家里走去。她需要回到自己的床边,坐下来,一个人呆著……

但是她回到家里,仍然不能实现她的愿望。

张秀藻家住著这个四合院尽里边的三间大北房。房外有相当宽阔的廊子,一部分也就改造成了她家的厨房。她父亲张奇林今年五十五岁,解放前上大学时参加了地下党,一九四八年从北平到了解放区;一九四九年随著解放军进了城,后来被安排到国务院一个部里工作,先当副科长、科长,“文化大革命”前升到副处长;“文化大革命”中部长被打成“叛徒”,他算部长的“黑爪牙”,也受到冲击,下放到干校养了六年猪;粉碎“四人帮”后回到原机关,被任命为处长,前不久又被提升为一个局的正局长。七七年他们全家从干校回北京时,因为原来的宿舍早已被别人占了,住了很长时间的招待所,直到七九年机关行政处才把他家安排到了这个院里。据行政处处长老傅说,他费了老大的劲,绕了好几个弯儿,才用属于他们机关的四间较小的平房,从房管部门手里倒换出了这么三间大北房。他们刚住进去时,也真满意。张秀藻的一个哥哥一个姐姐都在外地工作,在北京的就只是张奇林夫妇和张秀藻三个人,三间合起来有五十多平方米的细灰顶、花砖地大北房,他们住著当然宽松舒适。回想起在干校时,先是三人分别编在不同连队住集体宿舍,十八个人一间屋子,开始几个月睡的还是地铺;后来虽然准许全家合住了,也只是一间很小的简易平房,跟今天的情况比较起来,那真是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了。

但住了一阵以后,便感觉到这住房有个极大的缺陷——没有自家专用的厕听。要上厕所,还得出院子去上斜对过的公厕。行政处及时地给他们家安装了电话,引进了自来水管,也一直打算给他们修个专用厕所,但勘查了一番以后,发现从他们屋里到廊子中的任何位置,都很难顺利地安装出一条通向胡同外暗沟的排粪管道,这事便搁置起来了。于是乎从去年起,张秀藻的妈妈向老傅提出了换住新居民区单元房的要求。老傅手里也确实掌握著一些统建分下来的这种住房,加以今年张奇林升为正局长,老傅来看望时,更明确表示:下一批统建统分房下来,一定马上给他们换上两套两间的单元——当然,格局层次都必定是最好的。

对这件事,张奇林的态度是无可无不可。张秀藻的妈妈于咏芝却越来越急迫。她是个医生,院里人都管她叫于大夫。她近来常向张奇林提起搬家的事。头天晚上,张秀藻从西郊回来,吃完晚饭,一家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当荧光屏上出现了新住宅区的景象时,于大夫忍不住又提起这事说:“老傅也不知道说话算不算数。”

张奇林笑笑说:“他对我说话一向算数,不过,依我想,我们换个三间的单元也就可以了。”

于大夫不以为然:“局级干部配备四间,这是规定嘛。”

张奇林仍然笑笑说:“土规定。”

于大夫争辩了:“这规定不算过分嘛。你们局除了你,有几个局级干部没住上四间?”

张奇林并非争论,而是发表感想说:“平房好啊。我们这平房比楼房住著舒服。”

于大夫点出主题:“可厕所呢?天天上公共厕所,多不卫生!”

张奇林仍旧微笑著:“院里的老住户,一向就这么上厕所,我看他们都比咱们结实啊!”

于大夫有点急了:“那么说,你不搬了是不是?我可住不下去了,没有厕所不说,洗澡也不方便啊!”

张奇林全身松弛地倚在沙发上,眼睛望著电视萤幕,还是不紧不慢地说:“干校的公共厕所多简陋,我们不是照样过了六年了吗?至于洗澡……”

于大夫不等他说完,便欠起身子来,急躁地说:“话怎么能这么说呢?那是迫不得已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洗澡,可以到洗澡堂去洗。可你知道吗?现在洗澡堂晚上都权充旅店,净是些跑单帮的买卖人在那儿过夜,他们有的有虱子,虱子掉在卧榻上,谁顾得上杀灭?他们刚走,澡堂就开始接待洗澡的人了!我们女部情况还好一点,据说男部简直不象样子!”

张奇林一边听著一边微微点头,表示并不反对她的议论。但忽然笑容变得更明显了,他想起了头年夏天的一个小镜头:晚上他去厕所小便,还没走进去就听见哗哗的水响,进去一看,原来薛家老大光著身子,从厕所的水龙头那儿接出根皮管子来,在给自己冲澡……看到这情景他感触很多,觉得自己真该更努力地工作,来更快地改善北京广大市民的生活条件——虽然他的工作只能间接地起到这一作用;此刻他眼前晃动著薛家老大那结实的身躯,以及那湿淋淋的快活的面容,忍不住笑了,便对爱人说:“上公共厕所、公共澡堂,弊病再多,总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接触群众、接触社会。关起单元门来自己什么都解决了,好处再多,也总还有一个弊病,容易脱离群众、脱离社会。”

于大夫摇头说:“你以为你住进单元房,电话铃响的次数就会减少吗?敲门的就会减少吗?而且到那儿找你也许更方便。你瞧著吧,甭说茶叶,光开水我们也供应不上的!”

张奇林点头,同意她的估计,但解释说:“我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主要不是指接触本单位的群众,处理本单位的事情,而是说接触象咱们院里的这些邻居,接触咱们钟鼓楼这一带的社会。这虽然同我们的工作没有直接关系,可接触一下和完全不接触,到底不一样啊。它至少可以丰富我们的见闻,丰富我们的思想,促使我们不是从一点上,也不是从一条线、一个平面上观察、考虑问题,而是立体地去观察、考虑问题……”

于大夫把脊背靠回到了沙发背上,这次是她微微点头了。张秀藻在一旁听到这儿,才插话说:“爸,那要是明天傅叔叔来电话,让咱们搬到单元楼去,咱们该怎么办呢?”

张奇林笑笑说:“那就搬过去吧。”

张秀藻忍不住问:“咦,那您刚才说的接触群众、接触社会的问题,可怎么解决呀?”

张奇林坦然地说:“关键毕竟还不是住在哪儿。关键是自己本身要有这个要求。搬走了,一是可以回这儿来串门,二是可以在那里结识新的邻居、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嘛!”

全家的认识渐趋统一,大家心情都舒畅起来,只是于大夫还忍不住对张奇林说:“你说是这么说,到时候你忙个手脚朝天,哪还有回这儿来串门的工夫?只怕你在那儿也结识不了几个新邻居!”

电视机前的这场谈话,很能代表张秀藻他们家的家庭气氛。这种家庭气氛的控制器掌握在爸爸张奇林的手中。他总是那么冷静、理智,却又不让人感到过分僵硬和缺乏人情。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他至少在外部形态上没有露出一点惊慌失措。张秀藻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她才七岁,不懂得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她和妈妈,还有哥哥、姐姐,有一天都被“勒令”到一个广场上去参加批斗会,先是揪出部长和一些副部长、局长、副局长来,然后就揪“黑爪牙”,里面就有她爸爸。她被那场面吓坏了,因为每个“黑帮”都被剃了光头、挂上了大黑牌,并被“喷气式”地撅著,象她爸爸那样的“黑爪牙”,当晚还是许可回家的。妈妈见他回来,光流眼泪,不敢多说话。哥哥姐姐被迫表示“划清界限”,搬到学校住去了。这天晚上楼里发生了大骚动,有个被揪的“黑爪牙”想不开,自杀了。第二天爸爸去部里以前,全楼已经都知道了这自杀的事。妈妈望著爸爸,惊怕担忧得至于哆嗦起来。爸爸却冷静地对妈妈宣布说:“我不会。”只有那么三个字——张秀藻至今回忆起来,那神态语音还清清楚楚。接著,他问张秀藻:“你还有多少块糖?”张秀藻那时有个糖罐,她便打开盖子,数了数说:“二十六块。”爸爸弯下腰,摸著她的头说:“这糖,都留给爸爸吃吧。一天一块。”张秀藻把糖罐捧得高高地说:“干吗一块?爸爸你吃吧,一天多少块都行。吃完了,咱们再买呀!”妈妈听著只是擦眼泪,爸爸却冷静到极点地说:“咱们家以后没钱买糖了。这糖给我留著。我需要,你要藏好,我回来了你喂我。一天一块都太浪费了。你今天要做一件事,把糖纸全剥了,扔了,把每块糖全用小刀切成两半。这样,我就能一个半月里全有糖吃了。”说完,他坦然地走了。他每天晚上回来,俯首让张秀藻欠起脚,喂他那半块糖吃……他没有自杀,没有神经错乱,没有沮丧,没有妥协。等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当他们搬进这三间北房以后,当二十寸的日立牌彩色电视机运到的头一天,他们全家——不止三口,因为哥哥、嫂子正巧回来探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当电视中恰好出现了糖果的画面时,张秀藻不由得引动爸爸去回忆:“爸,您还记得那时候,您白天挨斗,晚上回来,我喂您吃糖的情形吗?”妈妈一听这话眼睛就红了,哥哥嫂嫂都望著爸爸,只等他开口;爸爸却不动声色地呷了一口茶,问张秀藻:“你把今天的晚报给弄到哪儿去了?”……

张秀藻的爸爸张奇林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说实在的,她不太理解他。他的内心里究竟都装著些什么?同样,张奇林也未必理解女儿,特别是今天的女儿。

5.一个女大学生的单相思。那小夥子确实可爱。

话说张秀藻这天早晨捧著小竹笸箩,把买来的早点送进了家门,她因为在门洞里遇上了荀磊,弄得方寸已乱,满心满意想把早点往桌上一搁,推说自己在早点铺里吃过了,便到左边自己的屋里一坐,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谁知她刚进屋,妈妈就告诉她:“刚来了电话——今天飞往法兰克福的班机推迟到下午四点钟起飞,你爸上午不走了。”而爸爸则已经脱去了原来穿妥的出国服装,换上了家常打扮,坐在饭桌旁说:“秀藻呀,你一会儿没事吧?吃完早点,你来帮我整理一下书橱吧——两年没整理过了,今天上午倒是个意外的机会。”

张秀藻真想托辞拒绝,比如说自己不舒服,或者说学校里留的作业还没弄完,但多年来父母对她的教养,使她难以撒出哪怕是这样一种谎来。而她又绝不能说出她是被荀磊弄得心猿意马的真情。她默默地坐到了饭桌旁,接过妈妈递过的热粥,点了点头。

整理书橱!为什么偏偏是整理书橱?

……就是在爸爸那高大充实的书橱前,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

那是今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她从西郊回来,刚进屋,就听见爸爸在唤她。她走进爸爸妈妈的那间屋,头一眼就看见了一个清俊的小夥子,站在了爸爸的书橱前,手里捧著一本英文书,正翻著。

爸爸从旁介绍说:“秀藻,这就是咱们院的传奇人物——荀磊啊!”

荀磊这时把眼睛从书上移开,抬起来径直望著张秀藻。张秀藻吃惊了——这双眼睛为什么这样熟悉,又这样新奇?

……是的,荀磊恐怕不仅在这个小院里算得上是个传奇人物,在钟鼓楼一带,乃至在整个北京市,也算得是传奇人物吧?

他比张秀藻大两岁,一九六○年生人。一九六○年是什么岁月?“大跃进”带来的恶果不仅仅使农村里饿死了人,也给城市里的居民带来了物质生活的大匮乏。那时候,荀磊的爸爸正是负担最重的时候:他奶奶还活著,要赡养;他妈妈所在的街道工厂紧缩了,又重新成了家庭妇女,而他的两个姐姐当时还小。荀磊的爸爸荀兴旺师傅一个人要养活五个人。那时候荀师傅只有三十多岁,正身强力壮,但他食量大,定量不够,因此上班干活时,当中总得停下几次,好把腰带多扣紧一个眼儿。当时全家都宠著荀磊,但毕竟营养不良,他都一岁半了,还不怎么会说话,而且头颅显得过大,囟门长久发软……

正象钟鼓楼下流行过的顺口溜所说的那样,荀磊那茬人是“生出来就挨饿,一上学就停课,出校门就插队,回了城没工作。”咱们党的几次失误和转折后的困难时期,恰好发生在他们个人命运的几个关键时刻,这一事实也毋庸讳言。与这样的命运抗争,克服客观因素带来的缺陷,发挥出主观因素的全部力量,自然并不是一桩容易的事。但荀师傅指导著他所有的孩子,特别是荀磊,这样去做了。不管社会上如何乱,他要求他的孩子学文化、“懂人事”、“不许出去瞎起哄”。在小学里,荀磊成了乱哄哄的教室中少数能认真听讲的学生。当他下课后居然拿著课本,站到老师面前,眨著一双明亮的眼睛,有礼貌地提出几个没弄懂的问题,要老师解答时,老师心里一阵酸楚,一阵欣慰,把他悄悄引到自己的宿舍,不但回答了他的问题,还诚心诚意地给他补充了一些知识——那都是当时被从教学内容中粗暴删刈掉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六年上初中时,学校里的文化课几起几落,不过总算设置了英语课,那英语教师据说有历史问题,饱受过一番冲击,让他重执教鞭不过是“控制使用”,所以他站到讲台上时真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市民的子弟们有几个学得下英语的?教了半学期,默写二十六个字母竟还有一多半不及格。那英语课他最后简直是闭著眼睛教了——下头象茶馆一样,几个连本国语也不要学的学生爽性在教室后头打起扑克牌来……而就在这样的混乱当中,他发现总有一个声音跟著他念,那便是坐在第一排的荀磊,他从最贫瘠的知识土壤中,贪婪地吮吸著所能获得的每一点每一滴营养……

据薛大娘他们回忆,在那几年里,院里头好象就没有荀磊这么个孩子似的。他一下学便坐在他家所在的那个小偏院里念书,偶尔提个水桶到公共自来水管那儿接水,脸儿白白净净的,见人羞怯地笑著打招呼,懂礼得让人反倒觉得他古怪。又据澹台智珠回忆,有一回她不知为什么事去找荀师傅的爱人荀大嫂——那时她沦落到纽扣厂,大约是家里炉火灭了去借块发火煤——进了他家小院,便看见荀磊坐在小板凳上聚精会神地读著什么,她俯身一细看,发现荀磊读的竟是一叠过了时的台历,她不免问他哪儿找来的这种东西?荀磊脸儿涨得通红,象希望能“坦白从宽”似地说:“珠阿姨,是胡同里拣废纸的胡爷爷给我的——人家扔了不要的。”她从荀磊手里抽出几张来一看,原来那是头年用过的台历,每篇底下都有一点文字,或者引点语录、谚语,或者有点历史、地理知识,或者有点人物介绍,现在回忆起来,那些文字编得都很不精当,很粗糙,而且整体受著当时极左路线的制约,可荀磊在实在找不到书读时,他就连那用过的台历也视为珍宝,用心地揣摩……澹台智珠因而深深地感动,她内心里萌动著的重新喊嗓、练功的念头,被这偶然的接触激发起来……倘若连石缝中的小草也在这样顽强地伸展自己的身躯,那么,已经开过花的小树,难道就甘心在寒霜侵袭中凋敝吗?

如今常有人问荀师傅:“您是怎么教育小磊子的?”他说不出来。真觉得没得说。也常有人问荀磊:“你爸爸是怎么把你教育成这样的?”他也说不出来。真觉得无从说起。一切似乎都是无形的。当然也有令他难忘的一些情景,可那值得一说吗?比如,大约是一九六九年吧,爸爸带他到厂里的淋浴室洗澡。当时,爸爸同车间的一位师傅,全身的汗毛都很重,他戏谑地用粗大的手指拧了一下荀磊的屁股,荀磊出于本能,声音尖锐地骂出了两句话:“你妈×!砸烂你狗头!”那师傅尴尬地笑著,荀师傅却过来关掉了荀磊头上的喷头,绷著脸,训斥荀磊说:“你说什么来著?你听著:任什么时候也不准骂人!更不许学那些瞎胡闹的脏话!”并命令他:“给你大爷说『对不起』!”荀磊低著头,嘴唇紧抿著,成了一道线,半天不言语。那师傅忙把他那喷头也停了,笑著说:“老荀,你也真是,这年头大姑娘都骂街,谁不说两句『砸烂』、『油炸』、『清蒸』?算了算了算了!”谁知荀师傅竟气得脸色铁青,厚厚的胸脯绷得象两块铸铁,瓮声瓮气地宣布:“我不管它什么年头,我的儿子就得正正经经象个人样!”荀磊抬眼望著爸爸,那是全裸的爸爸,身上有解放石家庄时,作为一个最普通的士兵挂上的彩——锁骨边上一处,腰上一处,他小小的心灵忽然象被电击了一般战栗起来,于是他大声地向那师傅说:“大爷,我不对,我错了!”那师傅听了他这话,看著他父子那情景,猛地转过身去,拧开了喷头,让喷泻的热水,掩盖住就要涌出的热泪……

一九七六年荀磊升入了高中,他要求父亲给他买个袖珍半导体收音机,荀师傅毫不犹豫地给了他钱,让他去买。想到这孩子多年来从未跟家长要过买冰棍的钱,荀师傅心里不知怎的有点难过。荀磊每天用那收音机听英语广播。同学们都觉得他很滑稽:“小磊子想吃天鹅肉呢!吃外语饭,进外事部门,头一条得有门子!就凭他那爹妈……哈!”这话后来竟至于当著荀磊的面说,荀磊只是安详地微笑著,他真的是向往什么外事部门吗?其实他连哪些部门算外事部门也不甚了了。他只不过是觉得在那种气氛下,唯有这英语广播讲座还听得下去,况且,他牢牢记住了爸爸有一天讲的话:“技不压身。”

一九七八年,高中毕业前夕,某外事部门在北京几个区的中学里招收培训人员,条件之一是必须具有优异的外语成绩。学校的那位英语教师竭力推荐荀磊应考。英语教师的“历史问题”那时已经澄清,他只不过是一九四八年去台湾中学教过半年书,绝不是什么坏人。他到哪儿都是教中学,教英语,说他以此谋生也好,说他以此服务于社会也好,总之对他完全可以放心。他让荀磊天天晚上都到他家,悉心地给荀磊辅导;当荀磊进了考场时,他在那大门外背著手焦躁地踱来踱去,以至于别人以为他得了精神病……

考完了,荀磊回忆出全部考题和自己的答法,老师拿笔的手颤抖著,给他预测得分——他能得八十四分。老师说,这即使不是最高分,也一定在录取线之上了。

但消息不断传来。许许多多的人——不仅考生本人,还有他们的家长及其亲友——利用各种从最原始到最现代化的手段,涌向这个部门的“后门”:请客送礼、以位易位(你给我安排一个,我给你安排一个)、热线要挟、秘书传话……乃至坐著小轿车来“御驾亲征”、拿著“上方宝剑”(某大人物开的条子)来当场“宣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部门中有人敢言,有人敢怒,但“后门”仍然堵不死,一个又一个考得相当差乃至根本没参加考试的人获得了“录取通知”。后来有人给报社写了信,信登在了“读者来信”栏,加上了很严厉的“编者按”。老师和荀磊捧读那张报纸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这场招考据说以“后门进入率百分之七十四”收场。总算不是百分之一百。完全没有后门,没有背景,父母只是最普通的劳动群众的考入者,据说只有荀磊一个人。他是第一名。他的英文考试得了八十六分,老师还给少算了三分。第二名是六十四分,他这个第一名同那第二名的差距居然多达二十三分!连参加招考工作的一位工作人员后来也说:“如果我们连荀磊也不要,那可真是没有天理良心了!”

考入的这批青年人在国内培训了一年,后来便送到英国学习。荀磊一直保持著第一名的位置,并且总是把第二名甩开相当一段距离。连最嫉妒他的同伴也说他有一种“语言天才”,并且有人归结为“遗传基因”。“天才”?“基因”?在泰晤士河畔,听著威斯特敏斯特寺的钟声,荀磊回想起九岁时淋浴室中的那一幕,泪水涌到了他的眼眶,又被他咽进了咽喉。他的灵魂颤动著,他感到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爱过自己的祖国——那是具体已极的、实实在在的祖国,有尘土飞扬的小胡同,古老的、顶脊上长著枯草的钟鼓楼,四合院黑乎乎的门洞,门洞顶上挂著一对旧藤椅,锁骨下和腰上有著枪伤的爸爸,爱做鸡蛋炸酱面给大家吃的妈妈,善良的安心于服务工作的姐姐们,以及那些可爱的邻居,从珠阿姨家传出来的胡琴声和咦呀的西皮流水腔,还有英语老师那似乎总是吃惊的表情……那就是他“天才”的来源,就是他的“基因”。他一定要好好地为祖国做一个正正经经的、有切实贡献的人……

在英国的学业结束了。同伴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坐飞机回国,因为回去后将有另一场战斗——争取分配到一个可心的下属部门,从事可意的具体工作。荀磊却取得大使馆同意,乘火车回国。他渡过了英吉利海峡,穿越了整个欧洲,并且横切过整个苏联,经过了西伯利亚,历时半月,终于回到了北京,回到了钟鼓楼附近的这条胡同,这个古老的四合院……他发现这里一切似乎都没有变化,门洞里依旧挂著那一对旧藤椅,院中樗树(臭椿)上的蝉鸣还是那么一种声调,公共自来水管水击桶底的声音也还是那么琤琮有韵……可是毕竟也有比较显著的变化,原来里院北房换了一家姓张的来住,据说是位局长,有好几大橱的书,其中还有不少英文书。于是他便在等待分配具体工作的那段时间里,跑去借书看……

张秀藻在自家的书橱前,头一回见到荀磊后,不知为什么,第二天总忍不住同爸爸妈妈议论他。妈妈说:“是个奇迹。他那么个家庭,又碰上这么个年月,居然能自学外语成才,说出去人家怕都不信……不过,他这事也许不适于宣传吧?牵扯我们的阴暗面太多了是不是?”爸爸却另有见解:“是牵扯不少阴暗面,而且是大阴暗面,『穷跃进』啦,『停课闹革命』啦,『知识越多越反动』啦,走『后门』啦,干部子弟特殊化啦……可小磊子成才的经历本身,也就说明我们这个社会还有足以战胜阴暗面的光明力量,这个力量有时也许是零散的、不起眼的、无形的……可它到底还是有胜利的时候……”张秀藻对爸爸妈妈这种一本正经的议论并不怎么感兴趣,她发表感想说:“多聪敏呀——不坐飞机,而是坐火车回来;火车车窗提供给他的,不知要比飞机舷窗能提供给他的,超过多少倍!何况他们去的时候,已经坐过了飞机……他说他记了一本《乘火车回国日记》,真想向他借来看看!”爸爸妈妈都说:“那你就去借吧!”

第二个星期日,她便去荀磊家借,荀磊爽快地借给了她。她当晚便读了。后来又带到学校,每晚偷偷重读一部分。她惊讶地发现,虽然他们以前并不认识,而且各自的生活经历也有那么多的差别,可他们对生活的看法,却有著那么多相通的地方……她把那本日记压在枕下,头一次体验到失眠的滋味,一颗少女的心,在胸腔里被爱慕和向往煎熬著……

又一个星期日,她去荀磊家还那本日记,发现荀磊的小屋里还有另一个人,那是一位同她年龄相仿的少女,高高的额头(北京叫“奔儿头”),深深的眼窝,油黑的大眼仁,鲜红的厚嘴唇,个子不高,体态轻盈,头上梳著时下已经不多见的短辫,穿著一件质地、样式一看就不同于国货的衬衫;头一眼望去,张秀藻心里本能的反应是:啊,华侨,要么外籍华人,他们搞外事活动的人,所以有这种人来往……可稍一冷静,她就看出那少女同荀磊的关系很不一般,同时心里也就清醒了:荀磊即使已经分了具体工作,也不会把工作物件引到家里来啊……“我来给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冯婉姝,这位是我的邻居张秀藻。”分明是荀磊的声音,响在了耳边。

张秀藻同冯婉姝的手握到了一起。当双方把手松开以后,张秀藻觉得脚下的地在往下陷,而头上的屋顶变成了一股烟。她知道一切都绝望了:她仅仅是邻居,而人家才是朋友!

张秀藻心海里波涛翻涌,张奇林竟然一点也没有发觉。他让她帮著整理书橱。在这样一个清晨,当她走进右边屋里时,怎能不勾起她头一回见到荀磊的回忆,那是怎样清晰的一幅似乎可摸可触的图画啊:荀磊就站在那个位置,手里正翻著一本英文书,而窗外的阳光,正斜射进来,铺到了他的肩头……“秀藻,你怎么了?不舒服吗?”妈妈看出来点苗头。但她仅仅是从生理的角度进行观察。“不,没有。没。”张秀藻挺起胸脯,勇敢地走到了书橱前,镇静地问爸爸:“咱们从哪边开始?”

第二章辰(上午7时一9时)

6.一位令人厌烦的热心人。

“哟,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呀!”

随著声音,一个人走进了薛家的苫棚。

路喜纯正在弄凉菜,薛大娘正在火上炒米。薛大娘一听这话音,心里头就“咯登”一下,老大的不自在。她头也不回,一边使劲用锅铲翻米,一边敷衍地招呼著:“他詹姨起来啦?”

被叫作“他詹姨”的,是一位四十八岁的妇女,名叫詹丽颖,住在这个四合院里院的两间东屋里,她家恰好同薛家屋对屋。她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同情的人——在她的生活道路上,遭遇过那么多不公正的打击,乃至于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惩罚——可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同情她的人总是不多。为什么呢?……

按说人家薛家办喜事,薛大娘又是个相当讲究吉利的老人,你到人家那边去,头一句话无论如何不该是“你们这味儿可不对”,可詹丽颖想不到这一点。她绝对是善意的,并且,愿意以一切方式来帮忙操弄,可她就那么个做派——这星期日的早晨她睡了个懒觉,刚刚起床,洗了脸,漱了口,拿把梳子正在梳头。也许因为心情特别好的缘故吧,她的嗅觉似乎比任何时候都灵敏——闻出对过的炒米似乎散发出了焦糊的气味,使立即跑过去,仍旧用梳子梳著头,甩著嗓门建议说:“快往里头洒点醋!快呀!”

正拌凉菜的路喜纯,瞟了这位詹姨一眼,心想真是越外行越敢支嘴,不过他搞不清薛家同这位元詹姨的关系,所以,一时便没有张嘴发话。

薛大娘被詹丽颖的几嗓子弄得慌了手脚。詹丽颖光咋唬还不算,还把头直伸到锅上来嗅,一边嗅还一边继续梳她的头发,薛大娘厌恶得恨不能用锅铲敲她两下——她那头屑不知掉进了锅里多少,有这么管闲事的吗?

詹丽颖却一点没有觉察出别人对她的厌恶——她一生就吃亏在总不能及时体察出这一点,而及时抑制自己的言行——她把梳子往头发上一插,自己抄起案上的醋瓶子,揪开瓶盖就要往锅里倒醋。“别倒别倒,”路喜纯不得不站过来干预了,他从詹丽颖手里夺过醋瓶子,解释说,“倒醋可解不了这味儿。等一会进锅蒸的时候,拌一点辣椒末、洒一点酒,味儿自然就正了。”

他本以为把醋瓶子这么一夺,对方非生气不可,谁知那詹姨跟他脸对脸以后,却忽然瞪圆眼睛,嘻开嘴巴,满面笑容地惊呼起来:“咦,你不是嵇志满教过的那个学生吗?”

路喜纯倒给她弄得一楞。冷静地一想,对了,在嵇老师宿舍里,见过这位妇女。原来她也住在这个院里。嵇老师那么个稳稳当当的人,怎么会有这么个咋咋唬唬的朋友呢?何况还是个女的!

薛大娘见詹姨同这位请来掌勺的小师傅拉上了近乎,心里更不受用。她有意用炒勺重重地敲打著锅边,提醒著詹丽颖不要碍别人的事。詹丽颖却浑然不觉,甩著嗓门同路喜纯问答了几句以后,才仿佛忽然想起什么来似的,管自跑回自家屋里去了。“你们怎么认识的?”詹丽颖那边合上了门,薛大娘便问路喜纯。“咳,就见过一回,您这街坊可真够各(“各”,不象一般人那么正常,称为“各”。)的!”路喜纯可不觉得认识这位元詹姨光彩。“她呀,怎么说呢?真不招人喜欢,”薛大娘忍不住压低声音对路喜纯说,“她当过右派!”

在薛大娘心目当中,尽管新政策几乎已经给当年所有的,『右派分子”都改正了,她还是觉得戴过“右派”帽子是桩丢人的事。路喜纯却一听“她当过右派”,反而对这位詹姨生出了几分敬重。近年来的小说、电影、电视剧等文艺作品当中所出现的“右派”形象,几乎都是些品质高尚、才学超群的人物,因此给了路喜纯这一茬人这样的感受——戴过“右派”帽子,实在是一桩光荣的事。这位詹姨,别看咋咋唬唬的,说不定倒是个女中豪杰呢!难怪嵇老师肯同她交朋友……

詹丽颖的确当过“右派”。她究竟是怎么个情况呢?是象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间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时刻企盼著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吗?是象“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同“走资派”勾结在一起,对抗过“革命造反派”对“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冲击吗?抑或是象一九七七年某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操纵著名为“革命造反派”实为“四人帮”的爪牙们,向被诬为“走资派”而实际上是革命的老干部夺权吗?要不,就象近年来那些文艺作品所写的那样,曾经为捍卫真理而遭受了沈重打击,但在人民群众的关怀和支持下经受住了二十多年的磨难,终于使那颗忠于革命、挚爱祖国的心得到了大家的承认和景仰吗?

她全然不是那么个情况。“反右”期间,她已从大学毕业,分到了设计院当技术员。她的专业水平在设计院中至少属于中上之列,工作态度总的来说也无可挑剔,然而她这人的性格实在不讨人喜欢。

她哑嗓子、大嗓门,说话惊惊咋咋。这倒罢了,头一条她最爱夸张,什么事情经她嘴里一说,不夸张十倍以上绝不罢休。比如她就曾经在设计院的工休时间甩著嗓门大声宣布:“嘿,知道吗?党委办公室新来了个副主任,是位部长夫人,个子那个矮啊——真叫『三寸丁谷树皮』,北京土话叫『地出溜』……”即使真是这样,她这种谈吐也是不礼貌的表现,更何况当人们都看到这位副主任以后,发现人家只不过是个子稍矮而已,体态还是自成比例的,并且也并非部长夫人,而是一位副局长的夫人。你想当同志们再听詹丽颖报道类似消息时,能不怀疑吗?当他们耳边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詹丽颖的这种聒噪时,能不厌烦吗?

再一条她不懂得理解别人、体贴别人。固然她从未有意去伤害过别人,但她说出的话,总在无意之间让别人难以忍受。她会没心没肺地对一位为自己发胖而感到羞赧的女同事大声地宣布:“哟,你又长膘啦?你爱人净弄什么好的给你吃,把你揣得这么肥啊?”这还不算什么,人家刚死去了丈夫,正在悲痛之中,她却把这档子事忘了,非拽人家去看电影,还是部外国喜剧片,人家说不想去,她便嘻嘻哈哈地揉著人家肩膀说:“装什么假正经哟!谁不想开开心,乐一乐?你不去,我可要『拉娘配』啦!”弄得人家只好跟她撂下脸来;她恍然以后,也并不道歉,只是歪歪嘴,便又缠另一位去了。在这类小事中,她究竟得罪了多少人,连她自己也算不清。

最要命的一条是她不懂好歹。任性起来,不仅跟争吵的物件闹个天翻地覆,去从中劝和的人,包括那明明是站在她一边维护她的人,她也一概不认,有时反而把那本是向著她的人,激怒得成为了她最主要的争吵者。比如有回在食堂打饭,她跟盛菜的一位女炊事员争吵了起来。她本是占理的——她指出菜里有条青虫,严辞批评了食堂,要求给她另盛别的莱,而那位女炊事员只把她碗中的青虫挑出去完事,强辞夺理地为食堂辩护——这时那位曾被她讥为“三寸丁谷树皮”的副主任,正好排队排在她后面,为了支持她对食堂的批评,便站拢售菜的窗口,对那位元炊事员说:“小詹的批评虽然态度急躁了一点,可你们食堂的工作确实——”话没说完,反倒被詹丽颖气呼呼地截断了:“我态度急躁?我倒犯错误了?我就该心平气和地把那条虫子吞进肚子去吗?他们熬出一锅虫子你们也不管是不是?倒怪我急躁了?那条虫子要盛在你碗里,你要不比我急躁才怪!……”那位副主任开始还耐心地对她说:“小詹同志,你冷静一点嘛。你对食堂的批评,我是支持的嘛……”可詹丽颖居然又截断她的话,又气势汹汹地发泄了一通火气,弄得那位副主任也脸红气粗起来:“詹丽颖同志,我们饭后再谈好不好?后面的同志还等著打菜呢!”詹丽颖竟把搪瓷碗里的菜往地上一泼,气冲冲地扭身跑出了食堂。旁观者们对她是怎么个印象,她连想也没想。“反右”运动起来了。她难免有些按当时的标准衡量算是错误的言论,这些言论属于可划“右派”可不划“右派”之列,在衡定她是否属于“右派分子”的天平上,如果根据她出身并不算坏和她工作中表现尚属努力,撤下一个砝码,她便偏到了“不划”一边,但最后却因为她上述的性格弱点在人们心目中形成的恶感,反给她加上了一个砝码,于是她便偏到了“应划”一边。当在设计室召开了她的批判会,并宣布她为“右派分子”时,她才头一回失去了大嗓门和任性的劲头,变得象个石头人一般。划“右”以后她当了一段时间的晒图员,后来便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临去农村的时候,那位办公室副主任找她个别谈话。她问:“我该怎么改造呢?我究竟主要该改造什么呢?”副主任见她眼里噙著泪水,动了恻隐之心,见屋里没有别人,便诚恳地对她说:“你怕主要是个修养问题。你太缺乏修养了。你吃的就是这个亏。”说完,便打开办公桌抽屉,拿出一本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递给了她。她惶恐地接了过来,心想,我是反动派了,人家还让我看共产党员该怎么修养,以前真不该对人家那样……心里一感动,她便放开嗓子痛哭起来,这一哭倒把那副主任吓坏了,忙过去把办公室门打开,好让从走廊上路过的人看见和听见自己是怎样在同詹丽颖谈话;当詹丽颖放纵完自己的感情,听到那副主任已经变换了诚恳的劝谕口气,而是冷冰冰地在训斥自己时,不由得纳闷,刚才不是还那样吗?怎么……

詹丽颖从此经受了二十多年的改造。她干过最粗笨的活,忍受过最粗鄙的侮辱,被人们当面无数次地训斥批判,也被人们背后无数次地戳脊梁骨;她写过铺开来大概能绕北京城一周的该写和不该写、真诚和半真诚乃至虚伪的检查;她对社会和人生都有了更接近于正确和更趋向于深刻的认识,然而她的性格却变化不大——这真是一件万分遗憾的事。后来接收她的各个单位,只要求她改造思想,而并不要求她改造性格。在她后来的生活道路上,竟再没有遇上过象那位矮个子的办公室副主任式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唯有那位副主任看透了她究竟吃的是什么亏。

更糟糕的是,倘若说过去的境遇多少总能使她对自己的性格弱点无形中有所抑制,那么,四年前她那“右派”问题的彻底平反,反倒使她固有的性格弱点更加放纵地显现出来。正象当年在设计院定她成为“右派”时,很少有人同情她一样,当她因落实政策而重新回到那所设计院时,也很少有人对她表现出抚慰和亲近。那唯一的一位比较能理解她和帮助她的副主任,不幸已在“文化大革命”中逝世。在她的生活历程中,再获得那样的一位上级或同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对于人来说,最难以改造的确实莫过于性格。对于描写一个人来说,最难以表现充分的也莫过于性格。谁的性格只有一种成分,呈现出的只是一种状态呢?詹丽颖性格中那些不良的因素,使她倒了大霉,然而她性格中的另一些因素——与没心没肺并存的豪爽,与出语粗俗并存的能够吃苦耐劳,与任性纵情并存的不记仇不报复,与咋咋唬唬并存的乐于助人……却也使得她获得了爱情。在她六二年摘了“右派”帽子之后,经人介绍,她同在四川工作的一位搞冶金的技术员结婚了,那位技术员也是个“摘帽右派”。他们每年只能相聚一个月左右,因此双方来不及细察对方性格上的弱点,而只从对方表现出来的性格优势上获得一种甜蜜的满足。现在他们都被评为工程师,并有了结束两地分居状态的最大可能。詹丽颖听说北京市中学缺少外语师资,外地可胜任中学外语教学任务的大学毕业生,最容易调入北京,因此积极地展开了活动,去找当年大学同学嵇志满,也正是为了验证这方面的消息。

找嵇志满,本是为了解决她自己的问题,可是谈话之间,知道嵇志满这么多年竟然还没结婚,她又突然勃发出一种热情,不管人家嵇志满是怎么个想法,积极地为嵇志满介绍起物件来。

詹丽颖就是这么个人,她常以人家最不欢迎的方式去热情地帮助别人。此刻又一次如此——她兴冲冲地跑回自己家,找出来一塑胶口袋的炒米粉,又兴冲冲地跑到薛家权作厨房的苫棚中,一把夺过薛大娘手里的杆面杖——其时薛大娘正在案板上把炒好的米粒碾碎,——又一把将自己带去的炒米粉口袋撕开,把那炒米粉倒在案板上,大声地笑著说:“甭费那份力气啦!瞧我这个,多黄多香!这是我们那口子秋天探亲时候,带回来的,够你们蒸一大锅米粉肉吧!”

她做派唐突,本来惹人讨厌,但当薛大娘用手捧起一些炒米粉,凑拢鼻际嗅了嗅以后,却又不禁感念她的善意,那真是地道的四川米粉啊!敢情人家四川人行事精细,连这蒸米粉肉的米粉也有现成的卖,早知如此,又何必现炒生米呢?

薛大娘脸上有了笑容,对詹丽颖说:“你们那口子大老远带来的,不容易,你自己留著用吧……”詹丽颖满脸真诚、浑身热情,连连说:“哪的话,哪的话,我让他再捎一百袋一千袋不也是容易的事?他敢不给我捎来吗?今天是纪跃的好日子,我贡献点这个算得了什么呀?还有什么用得上我的地方,您可别客气,您发话就是!”

薛大娘爱听这样的话,她脸上的笑纹更多了,把那炒米粉指给路喜纯看,问:“就使她这个吧?”路喜纯看了,点点头说:“使上吧。您炒的那些个也使上,不用杆碎了,合弄到一块使,多蒸会儿就是。”

正在这时,薛大娘听见一声唤:“妈!”她朝苫棚外一看,原来是儿媳妇孟昭英牵著孙女小莲蓬来了。

7.婆媳之间的矛盾,难道真是永恒的吗?帮厨的倒勾起了

一桩心事。

薛大娘一见孟昭英,气便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这时候才到?你要心里头搁不下我们,你有能耐别来!”

孟昭英估计到婆婆会埋怨自己,但一张嘴话便这么难听,却颇出乎她的意料。她尽可能忍住涌动在胸中的委屈,解释说:“一早起来小莲蓬就嚷嚷不舒服,给她试了试表,三十七度二,低烧。能让孩子烧著不管吗?我心里火急火燎的,早点没吃,就牵著她去厂桥门诊部,挂了个头一号,人家一开诊就给她瞧了,还算好,心肺正常,说是感冒初起……”

孟昭英说这些话的时候,薛大娘伸手摸了摸小莲蓬的额头,只觉得汗津津的,也未见得发热。小莲蓬叫著:“奶奶!我要吃鱼!”她看见了苫棚里钢种盆(北京人把铝称为“钢种”。“钢种盆”即铝盆。)中的黄花鱼,不禁有点馋,毕竟那季节鱼很不好买,她家已经好久没有吃到了。薛大娘听她嚷“吃鱼”,便知她算不上有什么病,因为真要感冒起来,头一条就厌烦荤腥。薛大娘心里头忖度著孙女儿身体状况的时候,发现孟昭英身后并没有跟进来大儿子薛纪徽,不禁大声地问:“徽子呢?他怎么没跟你们一块儿来?”

孟昭英便告诉她:“一早就加班去了,说跑完一趟就收车,收了车赶紧来咱们这儿。”

一早就加班去了!薛大娘听见这话,心里只是心疼儿子,不由得对孟昭英更加反感。她尽情地数落起来:“你也太贤慧了!大礼拜天的,你还让他加班去!你们就缺那么点子加班费吗?你不知道小跃子今儿个办事呀?你成心让咱们家团不成圆是不?我一大早就到门口等你,左等右等不见影儿,敢情你打了这么多埋伏!……”

孟昭英哪容得婆婆这么数落!毕竟她是新一代的儿媳妇,经济上独立,人格上自主,她凭什么要咽下这口气?于是她把脸一绷,扬起声音,振振有词地辩解说:“他自个儿要去,能怪著我吗?我跟他说了嘛,你要不一早赶到家去,妈准得埋怨。他说,埋怨就让她埋怨吧——这话要是我编出来的,我舌头今儿个就烂在嘴里。他说现在不比过去,干多干少都成,他们组得完成定额,组里的大老赵病了,他当组长不带头顶班,成吗?他顶上午一趟,小齐顶下午一趟,他说他昨儿个就安排了,不能再变。他非要去,我能拽住他不让他去吗?一大早起来小莲蓬就低烧,我跟他说了,他管吗?他光让我带著孩子去门诊部,自个儿甩手走人了,我头没梳,早点没吃,带孩子看完病就往这儿奔,我容易吗?……”

孟昭英是个伶俐人,她要讲起理来,一句跟一句,句句都站得住,薛大娘在媳妇的这种攻势面前,只觉得对方忤逆,话可是顶不上去了。在屋里呆著的薛师傅,听见了婆媳二人的声息,知道又是一见面就闹矛盾,赶忙走出屋来,心里琢磨著该怎么打个圆场,让双方都有台阶可下。谁知他没来得及开口,一旁的詹丽颖却插了进去,以抱打不平的口吻对薛大娘说:“大娘呀,您就消消气吧!这算不了什么!如今的年轻人,有几个能体谅老人心的!”

薛大娘正感到气淤语塞,詹丽颖这话一出来,倒让她解气,她不由得长叹了一声,一时间换气不匀,她不禁又连续咳嗽起来。

孟昭英对詹丽颖一贯没有好感,见她这么多管闲事,便毫不客气地说:“詹姨,您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我们怎么不体谅老人了?您换到我的位置上试试,要依著您那脾气,您能象我这么心平气和地解释吗?您早就翻儿(“翻儿”,翻脸的意思。)了!”

薛师傅在一旁直著急,真怕那詹丽颖再撂下几句著三不著两的话来。谁知詹丽颖听了孟昭英的话,反倒呵呵地仰脖笑了起来,笑完大表赞同地说:“可不,要我是你,我准跟大娘顶撞得七窍冒烟!嘿,我这个脾气哟!”说完,竟径自把小莲蓬一牵,宣布说:“小莲蓬,跟你詹奶奶吃糖去!”拉著小莲蓬回她家去了。

薛师傅借这个空档,赶紧走过来,若无其事地说:“昭英来啦,屋里先喝茶去吧!”

孟昭英笑吟吟地叫了声“爸”,自动下台阶地说:“我来晚啦,茶不忙喝,先洗洗手,帮助弄菜吧!”

孟昭英洗完了手,走进苫棚,薛大娘也便恢复了常态,向她交待完应当给路喜纯搭哪些下手,自己便离去了。薛大娘还是那么个习惯,只要媳妇一到,她就不再弄菜烧饭。孟昭英早就对她这种心理和做派有所腹诽。不过既然回到家中,孟昭英也总是主动进厨房操办。为了求得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她一边在苫棚里忙著,一边扬声对屋里的婆婆说:“妈呀,您得便去詹姨那儿招呼一声——小莲蓬衣兜里装著药呢,让詹姨按药袋子写的哄小莲蓬吃药,可别吃错了!”当她看见婆婆的身影向对过詹姨家移动时,不由得在心里说:对呀,我年轻,多干点活应该。可不能因为我是媳妇,你是婆婆,就什么都得我干,你在那儿享受著;谁跟谁都是平等的,家里的事,得大夥分担著干!

孟昭英一边干著活,一边跟喜纯聊了起来,开头不过是些应酬话,聊上一阵以后,她觉得这小夥子的一些想法,倒跟她挺合拍。

她说:“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的时候,哪有这么个排场。瞧今儿个,请你们饭馆里的大师傅来帮忙不说,还非得倒腾出什么四四十六盘,不许重了样儿……等一会汽车还得到呢!原来说让我们那口子借辆小轿子(指小轿车。)开,后来又说大伯子开车不合适,让他给走个后门,请个开小轿子的朋友给捧捧场。我们那口子不干。你不知道,他思想进步著呢,他不是请不来,再严的制度,开公车的司机也能插空儿跑几趟私活,可他楞不干。为这事我婆婆急得抹了好几回眼泪——她疼她大儿子,觉得他不孝顺,也不象对我似地呲儿(“呲儿”,训斥的意思。)上一顿。她就光是抹眼泪,小叨唠,我们那口子让她给哭软了心,收起了那些个『勤俭办婚事』的套话,一拍大腿说:『您别这么哭天抹泪的了。依您的意思,咱们小跃子结婚也用小轿子接新娘——咱们租出租汽车去,我出钱!』这不,一会儿出租汽车就该到了,先奔咱们这儿,我们坐进去,到女家迎亲,再打那儿坐回来,这么三跑两跑的,得多少钱!……”

路喜纯说:“是啊!得不老少。听说为了不让坐小轿车办婚事的风盛起来,叫这号车收的费,比一般用车要高出好些!”

孟昭英说:“可不!反正我们两口子两个月的奖金,全得搭进去了!就这么著敲竹杠,想租你还不定租得上呢!头几个月就得去预约,我们那口子说是不走后门,其实也还是走了——不走后门去预约,起码得过春节时候见。多亏找人说了话,这才定在了今天!”

路喜纯说:“不过,我觉得结婚毕竟是一辈子里头的大事儿,弄得象个样儿,也应该。人家天天坐,咱一辈子兴许就这么一回,还是自个儿花钱,坐坐小轿车,在家里摆几桌像样的菜,喝点吃点,热闹热闹,也不为过。只要量力而行,不为这个捅下窟窿就成。”

孟昭英笑了:“其实我心里也是这么个意思。你当我就不羡慕他们吗?我要能跟我们那口子再结一次婚,这回我也得坐回小轿车,上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来张十六寸的彩色礼服照,那大纱巾一披,大纱裙子一穿,手上套著白手套,再攥把鲜亮的花儿,够多来劲儿!”

路喜纯赞同地说:“可不,我路过照相馆,就爱看橱窗里头摆的结婚照。就是丑人,把礼服那么一穿,姿势那么一摆,也有了个派头。新郎的手套不往手上戴,只把它叠著攥在手心,谁设计的这号做派?真够帅的!”

孟昭英便直截了当地问他:“你照过啦?”

路喜纯脸红了,忙张罗著说:“嫂子您歇著去吧,剩下的活儿我全包了,左不过肉片、菜码先过过油,只等头批客人到,咱们就下锅开炒。”

这时恰好薛大娘在屋里招呼孟昭英,显然是小轿车预定来到的时间逼近了,孟昭英便对路喜纯笑笑,出苫棚进屋去了。

路喜纯把米粉肉蒸到火上,暂且无事,他坐在了为他准备的椅子上,歇息一阵。他发现一旁的凳子上有为他沏好的茶和准备著的一包烟。他呷了一口已经变凉的茶,搁下茶缸,想了想,便从那包牡丹牌香烟里,抽出一支来,点燃,徐徐地吸了一口。他平时并不抽烟,然而,不知为什么,刚才同这位素昧平生的嫂子聊了那么一通之后,他觉得自己神情多少有点恍惚,似乎只有抽一支烟,才能恢复平静。

他照过那种像了吗?他将会去照那种像吗?为什么对一个几乎是陌生的人,他公布了自己爱在照相馆橱窗前停步的隐私?如果他有一天去照那种像,谁是他的伴侣呢?难道会是她吗——那个圆脸庞的、貌不出众的妇女?她就住在他们饭馆附近,几乎天天早上来买油饼,用一个缺了瓷的搪瓷钵子,每次都买四个,一次没有多过,一次也没少过。她来买油饼时似乎总没来得及梳头,头发蓬松甚至紊乱,脸上总笼罩著一种梦幻般的神情。

路喜纯并没有马上注意到她。到这里来买油饼的常客很多。只是有一天,轮到她那里凑巧只有三个了,而新的一锅因为某种技术上的原因,需要等待比平日更长的时间才能炸出来,她便立在售货的窗口外,捧著那只搪瓷钵子,发呆。忽然间来了一个头发和胡子似乎都好久没理的壮汉,走拢她身前便粗声粗气地埋怨,她似乎辩解了几句,对方骂了一声,拽住她胳膊把她往外拉,搪瓷钵子不慎掉在了地下,发出一声锐响,又听得“啪”的一声,似乎是那男的打了女的,女的虽然哭著,抱怨著,却还是随著那男的去了。路喜纯冲出操作间,想追出去跟那个壮汉评理,被一位顾客拦住了。那顾客告诉他:“人家是两口子。那男的是个浑球,女的是个受气包。他们家的事,谁也插不进去,由他们去吧!”

后来路喜纯听人说,他们俩原是在同一处农村插队的。有一回,插队的知青们到邻村看电影,那男的同几个男夥伴一起走。那女的不知为什么一个人也在往前走。他们都不怕路远,翻过一座虽不算高但也颇费脚力的小山,去看那部电影。那时候在那种地方,就是需要翻两座再高的山,他们也会去看那部电影。天渐渐黑了。几个男的嘴里不乾不净地聊著。忽然间他们打起赌来,赌谁敢“拍婆子”(指找女流氓鬼混。),他们实在不是天生的流氓,因为烦闷无聊,因为好胜心无处发泄,他们在那么个特定的环境中竟然赌上了这个!其中一个就说:我敢!你们看那边就有个“婆子”,我就去“拍”她!于是他们商定了赌注:一瓶当地产的白酒。那男的离开同伴,去追那女的去了。开始表示出骑士的风度,说要保护她,陪她去看那部电影;后来献殷勤,将自己家里寄来的,珍藏许久而仅剩不多的糖果,递到了她的手中;最后……当他们看完电影归来时,他在野地里便占有了她。不久她怀孕了,那位男子站出来承认了错误,并表示愿立即同她结婚。她便同他结婚了。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后来他们一起办回了城里,各自都分到了一个工作。那女的在新的生活中,复苏了她的自尊和理智,她提出了离婚的要求,甚至告到了法院,但法院说她丈夫即便当年确有诱奸的罪行,现在也早已过了追究刑事责任的年限;而男方单位的领导和街道办事处,为维护家庭这个社会基本细胞的稳定计,又都采取了劝和的态度。这位女性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迷惘。她的生活全貌究竟如何?不得其详,路喜纯只是看见她每天早晨捧著那只搪瓷钵子,若有所失地来买油饼。每当路喜纯帮助售货时,他总要用竹夹子翻来翻去,尽可能挑出四个炸得最鼓胀、最匀净、最金黄铮亮的油饼,搁到她那个搪瓷钵子里。他发现每当这时,她的一双眼睛便仿佛从梦中醒来,充满感激地盯著他。他真想对她说:“你会离开厄运,得到幸福的,准的!”然而他始终没有机会对她说这样的话。

他甚至不知道她的名字,只推算出来,她比自己要大三至四岁。

有一天,他会同她到王府井中国照相馆去,照那样一张像吗?她穿著白纱裙,把下摆上的套环套到手腕上提著,而他穿著西服,手里攥著一双手套,站在她的身旁……这想法荒唐吗?构成犯罪意识了吧?就连最知心的嵇老师和何师傅,他也从未向他们吐露过。他向谁也不会吐露。而且每当这种隐秘的念头浮在心头,他便自己将它压制下去——“这是十足的胡思乱想,”他对自己说,“象抽烟一样有害。”

然而,在别人结婚他来帮厨的这一天,他却抽著烟,心头又一次浮上来这个幻想。

他被烟呛住了,不禁咳嗽起来。----------------------

8.不但当了喇嘛可以结婚,结了婚的人也可以去当喇嘛。

出租汽车定在八点半到。眼下挂钟上已经是八点二十了。为了不误今天的每一个环节,薛大娘头晚有意把它拨快了十分钟,凡事赶早不赶晚。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著胡同里传来的每一种声音——尽管薛师傅早被打发到门口去看望,以防开车的司机找不到这个院门,她还是不放心,总觉得唯有她能最先听到汽车的喇叭声,并安排好迎亲的一切细节。

薛师傅老老实实地在大门口候著。按说他可以带马扎(X形折叠小凳。)去坐在那里,或者乾脆坐到大门旁的石狮子座上,反正小轿车进了胡同站起来也来得及。可他不,他微微叉开腿,双手背在身后,挺著脖颈朝胡同口伫望著。这时候从他们那个院门口路过的人,大多是本胡同的居民,有的跟他打个招呼,道声喜,他便笑容满面地点头应著;有的不怎么熟识,人家并不跟他打招呼,只是互相压低声音议论著:“瞧见了吗?老喇嘛给儿子娶媳妇呢!”“嘻,敢情老喇嘛是个『花和尚』!”他耳朵一点不聋,听得真真切切,可脸上仍然保持著宽厚的微笑,心里也并不愠怒。

薛师傅是当过喇嘛。他不明白有的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为什么把当喇嘛这件事看得那么神秘。他出生在哈德门(即崇文门)外虎背口胡同一个城市贫民家庭,起名薛永全,排行老五。父亲是拉排子车给人运货的,母亲是为绢花行剪花瓣的。对于他们那样一个家庭来说,凡能糊口的事由都是一种职业。他的大哥给人养马,那些马是专为了东便门外蟠桃宫赶会时租给人跑圈的;他的二哥自小便瞎了一只眼,是个“独眼龙”,后来成了乞丐,在乞丐帮的“杆头”(传说清朝康熙皇帝曾赏给北京职业乞丐头领一根雕龙紫檀木杖,正名称“大梁”,俗名叫“杆头”,以树立头领的威信,约束众多乞丐,稳定社会秩序。故后来乞丐头领称为“杆头”,当职业乞丐叫“在杆儿上”。)指派下每天敲著牛胯骨,沿街唱著数来宝:“那边要了这边要,掌柜的吃饭我来到……唉,掌柜的,您别生气,早给一个早早的去!”他的两个姐姐,一个嫁给了靠耍“顸胳膊根儿”在庙会上混的人物;另一个嫁给了专往乡下收猪鬃然后再进城倒卖给刷子行的小掮客。这些兄长所做的事,在薛永全所生活的那个社会层次中,人们并不以为有多大的贵贱差别,包括二哥的乞讨,既然纳入了“杆头”的管辖之下,当然也算一种正经职业。因此,当薛永全学徒的那家绢花行在竞争中倒闭后,大姐夫给他走门子,使隆福寺的住持喇嘛奥金巴收容了他时,不仅全家为之庆贺,周围的邻居们也只有艳羡与嫉妒:在隆福寺这样的大寺庙中当喇嘛,该是多么好的一种职业啊!真没想到,几十年后,依然是那类家庭的后裔,却全然不能理解那时他们祖辈父辈的价值观念了。薛纪跃就一直不许父亲把当过喇嘛的事讲出去,包括即将娶进门来的这位新娘子,薛纪跃也一再叮嘱父亲不要同她提起这一段——然而,她并不是偶尔一来的客人,她将长期同公婆一起生活,纵使薛永全两口子和薛纪跃绝口不提,大儿子薛纪徽是并不避讳父亲这段历史的,孟昭英更难免在妯娌闲话中提及,又何况还有知根知底的邻居,更何况邻居中又有詹丽颖那号没心没肺而又出言无忌的人物。看起来,薛永全当过喇嘛这段历史,早晚有可能引出点家庭的风波哩!

回忆起当喇嘛时的往事,薛师傅并不感到屈辱,只是觉得悲凉。说实在的,隆福寺里的喇嘛,当年并不受到社会的歧视,只是象他那样的小喇嘛,生活实在清苦。解放后,当他由一个喇嘛变为一个摊贩,最后又进而变为公私合营和国营商场的售货员后,有一回商场的领导找他谈话。那位领导全然不了解喇嘛是怎样生活的,提出的问题,似乎全是从一种简单化的猜想出发,使薛永全感到惊讶;而薛永全那老老实实的回答,反过来又引起了对方更强烈的惊奇。他们之间的谈话有一段是这样的:“老喇嘛奥金巴是不是常常欺压你们小喇嘛?他打你打得厉害吗?”“奥金巴从不打我们。他就是教我们念经,带著我们外出念经去。”“念经的时候他是不是坐一边歇著,主要让你们小喇嘛站著念去?”“他跟我们一块儿念。那时候阔人家办丧事,一般都要请两三棚经。再阔点的请四棚,和尚一棚、喇嘛一棚、道士一棚、尼姑一棚。最阔的请五棚,和尚加一棚。念经全是坐著念。上午八点多钟一到就念,念一个来钟头,上午三遍,下午一点以后,再来两遍。”“主家给的钱,你们小喇嘛能得著吗?都让那奥金巴独吞了吧?”“我们能得著。奥金巴领著念,他叫『正座』,他多拿半份钱。比如我们得三块,他得四块五。”“你不觉得那是剥削吗?他为什么拿那么多呢?”“倒没觉得他剥削了咱。咱的经是他教的呀。《归一经》、《白度母》、《绿度母》、《心经》他都给教会了。还有《供师经》,特长,他也给教会了。他还教会了我吹『刚咚』。那是从西藏传来的喇叭,两米多长,只能发两个音,一个高音,一个低音。没点力气还吹不响哩!”“听你这么一说,你们当年过得倒挺不错哩!”“倒是不挨打受骂。可后来那票子不值钱,棒子面都一天涨好几回价,甭说我们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奥金巴也不宽绰,所以他那大儿子跑出城去,参加了解放军……”“这是真的吗?奥金巴倒也这么跟我们说过,可他那大儿子怎么不回来找他?也没封信来?”“假不了。有人跟天津见过奥老大,穿著咱解放军的军装,听说还当了个排长哩!”“你掏心里话,究竟是解放前好呢还是现在好?”“还用说吗?当然解放了好哇!最起码的,提著粮食口袋往粮店去,这心里踏实了不是?”

薛永全的这种认识,听起来是肤浅的,然而却是稳定而坚实的。在以后充任国家售货员的工作中,他认认真真,兢兢业业,心满意足,无所奢求。为了让薛纪跃“顶替”,他在两年前办了退休手续,后来便到一所仓库充任看守挣“补差”。在那看守的岗位上,他依然保持著那样一种心境和工作态度,他觉得这样的日子应当知足。因此,即使在最易于沈入冥想的时间里,他意识的潜流中,也很少浮现出往昔喇嘛生涯中的那些斑驳陆离的画面,而更多的是为将来真正退休后的生活,作出多种色彩丰富的揣想,比如一大缸带斑马纹的热带“神仙鱼”在悠悠游动,一只开了嘴的画眉在装妥铜钩的圆笼中嘤嘤鸣啭,一对油褐饱满的核桃在手掌中咯咯打转……等等。

此刻薛师傅在门口等著那迎亲的小轿车来,心中毕竟不免小有感慨。坚持要小轿车的是老伴。他理解她的心情。直到这几年还总有人问他:“嘿,喇嘛跟和尚不一样,许娶媳妇,对不?”他只是和蔼地点头肯定著,心里却觉得问话的人少见多怪,岂止当了喇嘛许娶媳妇,娶了媳妇的人也可以当喇嘛啊。他自己不就是这样吗?还没到隆福寺,正在那绢花行里当徒弟时,才十七岁,他就娶媳妇了。媳妇是父亲给说定的——岳父原是跟父亲一样拉排子车的,后来换了个好点的事由,在中南海里头给当官的推火车——这事说起来怕如今的人们都不信了:民国初年中南海里还保留著晚清修建的一箍节铁路,上头有火车车厢,但并无火车头,怎么让它开动呢?就靠力扶来推。薛师傅的岳父当年就推过一段那火车,其待遇在一般城市贫民眼中简直是“得儿蜜”(极为甜美幸福的意思。)了。娶进这样一位“火车司机”的女儿,自然不能草率从事。在家里头搭“喜棚”宴请“五服”固然做不到,烦“跑海的”到“冷庄子”(旧社会帮著联络喜筵的人叫“跑海的”。“冷庄子”是只应红白喜事,不卖零市的饭庄。)去订席也力不从心,最后还是决定就在屋里摆三桌自馔菜肴意思意思。婚宴可以从简,迎娶仪式却万不能马虎。于是薛家尽其所有,从轿行租了一套轿子。如今电影上演旧时北京娶媳妇,往往只有一顶轿子出现,其实一顶哪儿够!新娘子得有一顶八抬或四抬的红轿自不待说,娶亲太太(男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和送亲太太(女方的姨、姑、嫂一类人物)还得有一顶四抬或二抬的绿轿,随轿而行的,还有各色执事:打伞的、打扇的各两人,打旗的四人,打锣的、打鼓的、吹唢呐的、吹号的若干人,哪一样不得花钱?一场婚事完毕,薛家捅了好大一个窟窿。薛永全母亲本来就有病,天天得煎一砂锅中药吃。为及早补上这个窟窿,她自从媳妇进门就断了药,结果薛永全进隆福寺不久,她便病逝了。当媳妇的呢,每当看见别人娶亲的花轿和执事队伍喧嚣而过,却总要比出几项自己当年过门时的不足,如那打出的风尾扇,别人用的是真孔雀毛的,所镶的小镜子闪闪发光,而自己当年所用的只是野雉毛的,所镶的小镜子则象长出“萝卜花”的眼晴珠,够多窝心!你也不能说她的叨唠都毫无道理,同样是活在世上的人,凭什么她所享受到的就该比别人少?本以为时过境迁,这种心理状态,薛大娘不该再有了;在“文革”期间,当老大薛纪徽和孟昭英结婚时,小两口可真是做到了“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什么小轿车,连想都没想过,散了一点喜糖完事。那时候薛大娘也确乎心平气和,一句抱怨的话没有。可如今轮到薛纪跃办事,她内心里的那种意识,却又浓浓地浮到了上面来。可见把一个人的意识压抑下去并不困难,而要把它改造过来,却是相当困难,而且很难考察清楚的一件事情。

薛大娘把小轿车的到来,当作这天婚事中的头一桩大事。她在屋里催促著孟昭英梳头整装,并亲自用一把崭新的棕丝炕笤帚,给孟昭英的棉袄掸土,其实孟昭英那织锦面的丝棉袄和外头的紫红提花纺绸罩衫都并无尘土可掸。薛大娘耸起耳朵捕捉著胡同里的汽车喇叭声,那声音始终没有出现,但她却忽然判断出:“来了!”真不知她是怎么听出小轿车开拢院门的声音的。她撇下炕笤帚,一边催著孟昭英出门,一边扭头嘱咐薛纪跃:“你再拾掇拾掇吧,一会儿人家可就真来啦!”薛纪跃也不知是出于无聊还是出于惶惑,坐在一把闪闪发光的镀铬折椅上,手里拿著一盘新买的录音带,低头研究那封套上的曲目。他已经穿妥了新得扎眼的藏青色西装,打好艳红底子带金龙图案的领带,脚上是一双铮光发亮的三接头黑皮鞋。对于母亲的叮嘱,他不屑于作出反应,他还有什么好拾掇的?他盼著该经受的一切早一点结束,就象录音带在答录机里快速卷动一样——何必慢悠悠地走上一遍?

薛大娘和孟昭英一并出了屋。她让孟昭英快几步先到院门外去,她自己则要去澹台智珠家请澹台智珠出马。

这时薛师傅在大门口迎住了那辆停靠过来的出租汽车。他弯下腰朝里一看,大吃一惊:怎么车里坐满了人呢?

9.京剧女演员只好从迎亲行列中退出。

从出租汽车里出来了三个神色仓皇的男人。他们一下车便直奔院内,对薛师傅和迎出门来的孟昭英连斜眼一瞥的兴趣也没有。薛师傅和孟昭英都不禁愕然。薛师傅正想凑拢车窗问问司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司机却开动车子,显然是要掉头离去。薛师傅一时间懵了,呆呆地站在了大门口,活象一尊石雕。孟昭英总算及时恍然,忙过去对公公说:“爸,这不是咱们要的那辆车。”

那三人原来是澹台智珠的同事。为首的一个长著一张马脸,但皮肤白皙,头发墨黑(有经验的人一眼就能看出,那是用染发水染过的),鬓角留得很长,戴著一副金丝边的眼镜,穿著一件织有古钱图案的赭色绸面对襟皮袄,领口没有系拢,露出里面的一条绸子围巾,那绸子围巾是蓝底子的,上面似乎印满白色的书法作品。他便是将同澹台智珠合演《卓文君》的小生演员濮阳荪。另外两个,矮胖的一位是拉二胡的,乾瘦的一位是弹阮的。他们急匆匆奔向澹台智珠的家门,恰巧澹台智珠穿好了衣服,正同薛大娘准备同到院门之外,双方劈面遇上。

澹台智珠一望见这三个人,便觉是不祥之兆。她请乐队的五位主力来吃饭,为何只来了两位?而且最主要的两位——拉京胡的老赵和打板鼓的老佟,竟然都没有来,弹琵琶的小秦也不见影儿。而她并没有邀请的濮阳荪,偏出乎意料地飘然而至,这不是乱了板眼吗?

濮阳荪一见澹台智珠,先耸眉惊叫起来:“哟,智珠,你这是意欲何往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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