猛兽总是独行:鲁迅与他的朋友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玉祥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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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兽总是独行:鲁迅与他的朋友圈

猛兽总是独行:鲁迅与他的朋友圈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 猛兽总是独行:鲁迅与他的朋友圈作者:孙玉祥排版:情缘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8-09-01ISBN:9787559428479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 第一辑 ——亲人鲁迅设计的《心的探险》封面  鲁迅与鲁瑞: 孝顺中的反思一

要论鲁迅一生跟哪个女人的关系最为长久也最为纠结,大概非他母亲鲁瑞莫属。从时间上看,鲁迅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而母亲鲁瑞则生于1858年,卒于1943年。换言之,鲁迅出生时,母亲已是二十三岁,而鲁迅逝世时,母亲七十二岁。在鲁迅逝世后,母亲又在这人间生活了七年。鲁迅的一生,可谓都包含在母亲的岁月中。数量上的包含也许还算不上什么,更重要的是,母亲对鲁迅一生的影响可谓巨大,甚至超过了父亲。具体说来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这首先是因为鲁迅父亲早逝。鲁迅的祖父周福清是清朝的官员,周家在周福清时代日子过得很好。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是周福清的大儿子,读书至秀才,但考试总是不中。老爸看在眼里急在心上,就想用非常手段来助儿子一臂之力——这非常手段就是贿赂考官作弊。1893年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乡服丧,正好遇上儿子赶考。而这年浙江乡试主考官殷如璋恰好是自己同科进士,老同学好帮忙,周福清便在殷如璋抵达苏州时,派家人陶阿顺登上官船,递上一封密信和一万两银票。而此时殷如璋正在与副主考周某聊天。他明白来者用意,便收下信件示意陶及时退下。这陶阿顺是老粗,不知随机应变,见这大佬收了银票不给收条怕回去不能交差,就大声叫了起来:“怎么只收银钱不开收条?”这一叫,殷如璋怕自己牵连其中,不敢再装蒜,立马翻脸,连人带信一并拿下,押送苏州府查办。这下周家惨了,先是还在考场等结果的周伯宜现场被拘。其时周福清在上海,听说儿子被抓就迅速回到绍兴,主动向会稽县衙自首,这样周伯宜被放归。在清代,考场作弊是死罪。好在当时清朝已气息奄奄,法制自然也就看在钱的面上可松可紧,于是周家变卖资产,向官府层层送礼,几经波折,周福清由死刑变为“监候斩”,也就是说,周福清的命可以暂时保住,但每年行刑的时候他仍有被处斩的危险。于是家里人为保全他的性命,每年都要用大量的钱财去送礼,去贿赂官员。这无底洞六七年填下来,周家遂由小康转入了困顿。而鲁迅父亲周伯宜因遭此难,不仅被拘捕审讯,又被革去秀才,在精神上蒙受沉重打击,忧郁恼怒,肝失疏泄。日久郁怒成积。加上忧愁无处发泄,借酒浇愁,酒后常甩筷扔碗,大怒伤肝,酒精对肝脏损害更大。周伯宜爱用水果作下酒物,鲁迅常去街上买鸭梨、苹果、花红之类给父亲下酒;根据绍兴人的饮酒习惯,凡用水果作下酒物者多饮的是白酒(烧酒),白酒含酒精浓度大,因此对肝脏损害尤为严重,而他在生病期间照样喝酒,从不忌口。故造成病况每下。这个时候,鲁迅只有十三四岁,他每天都要奔走于药铺与当铺之间。花了无数的钱,父亲的病仍未医好,周伯宜于1896年10月鲁迅十五岁时就离开了人世。十五岁正是一个人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这时候少年失去父亲,就好比船失舵、车失辙,人生下一步该往何处去,顿成迷津。幸运的是,鲁迅有一位明智决断的母亲鲁瑞,也因此走上了自己那条“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民族魂”道路。

鲁瑞是绍兴乡下安桥头人。她没有正式上过学,幼时,塾师给她的兄弟上课,她只能站在门外偷听。不久,连这个权利也被剥夺了。她就自己找些书看,遇到不认识的字,问问别人,终于以自修获得看书的能力。从这件小事上,我们不难看出鲁瑞的决断与明智——不妨就这方面将她和她为鲁迅挑选的媳妇朱安做个比较:1901年4月3日,鲁老太太在没有征得大儿子鲁迅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一个叫朱安的女子家中“请庚”,为自己儿子定下一门亲事。鲁迅对那既不识字又缠脚的女方当然是一百个不满意,可不愿拂了母亲的好意,只好通过母亲,向朱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鲁迅的这一要求,明显是为了万不得已跟朱安在一起生活留下些许余地。可朱安最后以年纪已大为由,拒绝放脚,也拒绝读书识字,结果这唯一一点双方在一起生活的可能也因此失去,间接造成自己跟对方的婚姻悲剧。

也就是仗了这样的决断与明智,在家道中落、丈夫生病、孩子尚小的窘境之中,鲁瑞没有退缩,而是咬着牙坚强挺住。为了给丈夫治病,她拿出了自己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衣物,让长子鲁迅到当铺里换了钱再去给父亲抓药,母子因此受尽屈辱。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回忆这段生涯时这么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鲁迅是坚强的,可在坚强的鲁迅背后,不是还有一个更加坚强的母亲在支撑着这个家么?也因此,在经历了中年丧夫之后,鲁瑞仍能泰然处之,沉着应付,毅然挑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虽家庭破落,生活贫困,但她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仍一心要把三个儿子培养成才。所以,当鲁迅提出求学要求时,她顶住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变卖首饰,送鲁迅去南京的洋务学堂读书,以后又让鲁迅东渡日本去留学,接着鲁迅的二弟周作人、三弟周建人也一一走出了家门。

其次,则表现在鲁瑞对鲁迅性格品质上的影响。跟父亲比,在品格上,似乎母亲对鲁迅的影响更大。这除了因为父亲患病,脾气又大不易接近外,还因为在性格上,鲁迅跟母亲更接近,更容易彼此影响。比如,鲁瑞待人和蔼、宽仁而富于同情心。她时常把自己不多的零用钱,送给急需的人。家里人有时对佣人说话不和气,她总是说:“不要大声小气说他们,即使他们做错了,可以同他讲么!”据1901年4月到1929年8月在鲁迅家做工二十九年的王鹤照回忆,鲁瑞不仅为他做鞋、袜、衣服,还热心教王鹤照识字,并说:“我就苦得不会写,你学起来,可以记记账。”王鹤照因此到街上花了三十个铜元,买了一本《实用杂字》,书上有文有图。鲁老太太除了教王学《实用杂字》外,还讲《水浒传》《封神演义》等。由于老太太耐心教导,慢慢地王鹤照也认识了好几百个字,豆芽小菜账也会记了。后来,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等他也能看懂了。而这种对穷人的态度,显然也影响到了鲁迅:不但在作品中鲁迅对弱势群体(如孔乙己、祥林嫂、阿Q)充满悲怜同情,在现实中,他也对诸如车夫、穷人、青年学生能帮就帮。这当然是由他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决定的,但这其中能说没有母亲的影响么?又比如,在疾恶如仇上,鲁迅显然也继承了母亲的品质。青年女作家萧红,有次跟鲁迅母亲聊天,老太太这么对她说:“大先生太劳苦了,又好生气,他骂人虽然骂得很厉害,但都是人家去惹他的。他在未写骂人的文章之前,自己已气得死去活来。所以,他实在是气极了才骂人的。”其实,她自己何尝不是这样?鲁瑞被接到北京后,每天开始学习看报纸。清早起来,抢先把儿子要看的报纸拿过来,戴起老花镜细看一遍。遇到不平之处,大有慷慨激昂、骂倒一切之状。反而惹得儿子好笑起来,说:“娘,何必这样的气呢?”周作人曾在文章中提及鲁瑞乐观、开朗。有时,媳妇们因生气不吃饭时,她便说:“你们每逢生气的时候,便不吃饭了,这怎么行呢?这时候正需要多吃饭才好呢,我从前和你们爷爷吵架,便要多吃两碗,这样才有气力说话呀。”用周作人的话来说:“这虽然一半是戏言,却也不难看出她强健性格的一斑。而这显然也跟鲁迅主张的‘壕堑战’一脉相承。”鲁迅曾对朋友感慨:“我的母亲如果年轻二三十岁,也许要成为女英雄呢!”

此外,鲁瑞思想开明,容易接受新事物。清末天足运动兴起,她就放了脚。本家中有人扬言:“某人放了大脚,要去嫁给外国鬼子了。”她听到这话,不屑置辩:“可不是么,那倒真是很难说的呀。”1902年,鲁迅在日本给母亲写信,要她放足、剪发,她回信说:“老大,我年纪已大,头发以后剪,足已放了。”后来鲁瑞又剪了头发。绍兴光复后,她还劝有的男人把辫子剪掉。在她七十多岁时,看到青年人织毛衣,她也要学,织得不好就拆掉重织,一次又一次,日日夜夜,坐下就拿着织针,终于,连复杂的花纹都给织出来了,衣服也编织成功了。这显然也跟鲁迅主张“拿来主义”大有渊源。

当然母亲对鲁迅最大、最直接的影响还在于硬给他找了一个其实是母亲自己喜欢的妻子——朱安。此事的前因后果在《鲁迅与朱安:决绝中的眷顾》一文中涉及,此处不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事对鲁迅一生的影响怎么估计都不过分:不但影响了鲁迅半辈子的生活,也影响到他对社会、人生和女性的评价。鲁迅曾对许寿裳说:“朱安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的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可以说,母亲给鲁迅的这个“礼物”,成为鲁迅一生这局“棋”的“棋眼”,所谓“牵一发而动其全身,着一子而改其全局”是也。二

因为深谙母亲抚育自己的不易,更因为自己在品格上与母亲的一脉相承,使得鲁迅在对自己母亲的态度上可以说是百依百顺——这除了表现在对那份自己万分不愿领受、母亲却硬塞给自己的“礼物”默默接受外,还表现在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孝顺上——晚年鲁迅曾感激地对许广平地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母亲,我只爱你一个人!”可见,鲁迅一生最爱的人是母亲,其次才是妻子。

雨果在《九三年》中有这样一句名言:“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对鲁迅而言,可以说是“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母亲”。所以,就有了下面这样一个故事:1903年秋,鲁迅加入光复会,积极参与反清革命活动。既然入了会,就得按会规办。当时的光复会,可是热衷于搞暗杀的组织。于是,光复会领导人就找到鲁迅,打算派他回国暗杀满清要员。鲁迅没有反对,只是提了一个疑问:“我可以去,也可能会死,死后丢下母亲,怎么办?”领导始料不及,生气地说:“不用去了,你算了吧!”这事足见领导对鲁迅的欣赏与信任,不然这样的重任也不会派到他身上。可他没想到的是:平时慷慨激昂的鲁迅,关键时刻竟以母亲为由推卸光荣使命。由于这件未遂事件,鲁迅在当时激进革命者中广受诟病,给他一生留下了洗刷不净的“污点”。二十多年后的1925年,他致友人赵其文信中还说:“我有时很想冒险,破坏,几乎忍不住,而我有一个母亲,还有些爱我,愿我平安,我因为感激他的爱,只能不照自己所愿意做的做,而在北京寻一点糊口的小生计,度灰色的生涯。因为感激别人,就不能不慰安别人,也往往牺牲了自己,——至少是一部分。”在鲁迅心目中,母亲的分量与地位至高无上,什么革命,什么推翻满清,都不应该以牺牲母亲的利益为代价!

为了母亲,鲁迅愿意做一切:比如娶一个自己不爱的“妻子”,又比如做自己死去弟弟的模特——鲁迅曾有一个四弟名叫椿寿,六岁时就患病夭折了,母亲当然不胜悲伤,时刻缅怀。为了缓减母亲的思念之苦,鲁迅想请画师为四弟画一张遗像,可惜没有参照的照片,画师感到为难。鲁迅说:“四弟的面容很像我,照我的脸画就行!”李霁野在《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中回忆说:“鲁迅的书房兼卧室的外间一角,挂着一幅儿童的画像,他原有一个弟弟,母亲极为钟爱,不幸六岁时害病死了,母亲伤心难过,久久不能忘怀。就为死去的弟弟画了这样一张像,母亲聊以自慰,一直很珍爱这张画。”有趣的是,画师按鲁迅的面貌画出来的小孩,结果不伦不类,一点也不像四弟。俞芳疑惑地问:“这幅画像有大人脸、孩子身的缺点,太师母会看不出来么?”鲁迅回答说:“我至今没告诉过母亲这像是怎么来的,既然画像是为了安慰她的,只要她满意,精神有所寄托就好了,何必一定要告诉她像是怎么来的呢!”——只要能安慰母亲,自己做死去弟弟的模特又有什么关系呢。

也就是因为这份孝顺,才有了鲁迅刚在北京站住脚,就张罗着把一家人都搬到北京团聚,实现其大家庭团圆的梦想。在理论上,鲁迅是十足的反传统主义者,他说自己在赴日本留学之前即已“绝望于孔夫子和他之徒”;等到新文化运动起来,更写下了《狂人日记》,“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然而,正像钱钟书调侃的那样“理论是为不实践的人而制定的”。在实际生活中,鲁迅仍然躬行传统的孝道,讲究“修身、齐家”,宁可自己吃许多辛苦,也要把母亲服侍好,一切顺着她的意思来,又要对两个弟弟以及他们的家小,全心全意地尽到一个大哥的责任。于是,在1919年,鲁迅购下八道湾住宅,年底就回绍兴,接母亲和眷属返京。一路上,鲁迅让老太太坐卧车,自己却坐二等车。到了南京,安顿母亲一行在旅馆住下,他就跑到街上买来南京有名的小吃——肴肉和羊膏,孝敬老人家。定居北京后,家里大小事务全由鲁迅一人操持,不需母亲为家务而操心。每当节假日,并不喜欢旅游的鲁迅,在百忙之中,还是陪母亲到香山、碧云寺、钓鱼台等地游览。鲁迅生怕母亲没钱用,每月另给二十六元零花钱,让母亲自由支配。1924年5月,因为跟周作人闹翻,鲁迅携妻子朱安与母亲搬离八道湾,迁居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鲁迅知道母亲喜欢花木,精心修整了一个小花圃:在院子南端,栽种了紫、白丁香各两株;母亲居室的窗前,栽了碧桃一株,榆叶梅两株,让母亲隔着窗户就能看到花卉——鲁迅考虑得多细心、周到啊!由于居室不够宽敞,鲁迅把最大的房子让给母亲住,旁边的中房给朱安,自己则蜗居在后屋狭长的小房里,还形象地称之为“老虎尾巴”。每天外出上班,鲁迅还像小时候一样跟母亲道别:“阿娘,我出去哉!”回家时,必向母亲说声:“阿娘,我回来哉!”晚餐后,不论多忙,他都要挤出时间陪母亲聊一会天,然后再回书房写作。曾借住在鲁迅家的许羡苏回忆说:“大先生大概每月从北大领薪水的时候,要路过一个法国面包房,他就买两块钱的洋点心,一块钱二十个,上面有用奶油堆成的各种形状的花,装在两个厚纸盒里拿回来。一进门,照例叫一声‘阿娘!我回来哉’,接着把点心请老太太自己选择放进她的点心盒里,然后他又把点心拿到朱氏房里请她也选留,最后把选剩的放在中屋大木柜内,也把一小部分放在朝珠盒内留作自己用,这是每月一次,平常则吃点小花生或者别的一般的点心如‘萨其马’之类。”鲁迅对母亲日常生活可谓关怀备至。

前面讲到过,鲁瑞靠自修获得看书能力。因而,为母亲找适合看的书,也成为鲁迅孝顺的一个内容。鲁迅母亲爱看的不是儿子参与创立的“新文学”作品,而是张恨水的言情小说,比如《再生缘》《广陵潮》《今古奇观》《古今奇闻》之类。虽然鲁迅对张恨水那些言情小说毫不赞赏,甚至语含讽刺,但因为母亲爱看,鲁迅还是无条件地顺从老人的阅读兴趣,积极为她提供丰富的书源。胡风在回忆录《鲁迅先生》中记载道:“一天,他偶进鲁迅房间目睹,他正包扎好了几本预备付邮的书。他告诉我,这是《啼笑因缘》,寄给母亲看的。又补了一句,‘她的程度刚好能读这种书,’接着笑了笑,‘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鲁迅所谓“我的版税就是这样用掉的”,是玩笑话,也多少是实情:比如,《金粉世家》《美人恩》两部共十五本书,鲁瑞不到三个月就全看完了,于是鲁迅又张罗着给她买书。1934年8月21日他写信给母亲:“张恨水们的小说,已托人去买去了,大约不出一礼拜之内,当可由书局直接寄上。”8月31日又在信中说:“小说已于前日买好,即托书店寄出,计程瞻庐作的二种,张恨水作的三种,想现在当已早到了。”这次寄出的五种小说书,总共定价二十元,鲁瑞觉得太贵而过意不去。鲁迅为了让母亲安心,又两次写信解释说,上海的一些书籍,若是托熟人直接去书店买,价格和别的门市上是不一样的,可以打六折甚至对折,所以那些书只花了十元钱,这样一来其实就不算贵了。鲁迅非常理解:老太太寂寞地过日子,没有人陪她出门看戏、看电影,只有看看言情小说消遣光阴。

鲁迅这种对母亲无微不至的孝顺,我们还可以从他给母亲的家书中看出来。鲁迅在离开母亲去广州、上海时,几乎每月一封家书,从不间断。从1930至1936年秋鲁迅逝世,六年间他共给母亲写了一百一十六封书信!在殷勤的家书里,鲁迅不仅向母亲报平安,还经常把近照,尤其是海婴的照片寄给母亲,以慰相思。母亲收到孙子的照片,看过之后放在枕边,想念时又拿出来看。鲁迅给母亲写信的格式与称谓,简直客气得近于迂腐。信的开头一般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信末一般写“恭请金安”“男树叩上,广平及海婴随叩”;信中的内容,也是刻意用母亲能理解的半白半文的特殊语言。你看,被誉为“新文化主将”的鲁迅,给自己母亲写信,竟然采用如此传统的格式、烦琐的称谓——足见他对母亲多么虔诚、多么孝敬!在信中,鲁迅对母亲自然是关怀备至。一次,母亲来信谈到修绍兴祖坟之事,建议所有开销,三兄弟共同分担。鲁迅立即回信说:“此项经费,已由男预先寄去五十元,大约已所差无几,请大人不必再向八道湾(指周作人)提起,免得因为一点小事,或至于淘气也。”鲁迅情愿独自承担全部费用,也不愿让母亲受一丁点气。鲁迅身体不好,经常得病,但怕母亲操心自己的健康,影响身体,就一直瞒着她。譬如,他从青年时起就患了肺结核,但一直没告诉母亲,直到临终前,鲁迅知道瞒不过去了,才写信道出实情:“男所生的病,报上虽说是神经衰弱,其实不是,而是肺病,且已生了二三十年。……男自己也不喜欢多讲,令人担心,所以很少人知道。”为防母亲担忧,还故意把病情说得无关紧要:“肺病是不会断根的病,痊愈也不能的,但四十以上的人,却无生命危险,况且一发即医,不要紧的,请放心为要。”为了孝顺,为了免除母亲担忧,鲁迅不惜编造善意的谎言——这也正是他在《我要骗人》一文中所谓:“倘使我那八十岁的母亲,问我天国是否真有,我大约是会毫不踌躇,答道真的有的罢。”他对母亲的孝心到了无私无求、无怨无悔的地步。然而,事实终究是瞒不过的,1936年9月22日,鲁迅发出了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信中写道:“男近日情形,比先前又好一点,脸上的样子,已经恢复了病前的状态了,但有时还要发低热,所以仍在注射。大约再过一星期,就停下来看一看。”在北平的家人正为鲁迅渐趋痊复而甚感欣慰,却未料10月19日凌晨他溘然长逝。致母亲(1936年1月21日)母亲(鲁瑞,1858-1943)对鲁迅一生有重大影响。当时坊间谣传鲁迅被捕,母亲因而从北平来信询问实情,此为鲁迅回信,以释母亲远念。三

鲁迅对母亲的孝顺无微不至,让人感动,然而我们更应该看到:对因为这种孝顺给自己也给别人带来的不幸(比如接受朱安)鲁迅也是有深刻反思的——毕竟,鲁迅拥有的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沉痛最深刻的灵魂。

据荆有麟回忆,鲁迅的《呐喊》出版后,章衣萍的夫人吴曙天女士曾将《呐喊》送给鲁老太太看,而且告诉她《故乡》一篇最好。可是鲁老太太读完这篇小说后却说:“没啥好看,我们乡间,也有这样事情,这怎么也可以算小说呢?”所以荆有麟说,在思想上,母子是相离太远了。但先生对于家事,多半还是依了老太太的主张。鲁迅曾对荆说过:“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你若再想改革,那她们简直不得了。真没办法。”可见,在思想上,鲁迅对母亲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并不因为她是自己母亲,孝顺就不讲是非原则。

而更毋庸讳言的是,鲁迅对母亲硬塞给自己的那桩婚姻,是一直痛苦在心反思再三的。我们不妨就发表于1919年11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来看个究竟。这篇文章,虽然题目是讲怎样做父亲的,但其内容更像是在教训老妈怎样做老妈的——所以这样曲径通幽,当然还是因为大先生孝顺,不愿直接跟硬把“礼物”送给自己的老妈冲突,毕竟,“在一个绝对正确的革命上面,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母亲。”但文章中的论点却处处跟母亲有关。我们不妨来看个究竟。比如“论到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绝对悟不过来。……本位应在幼者,却反在长者;置重应在将来,却反在过去。前者做了更前者的牺牲,自己无力生存,却苛责后者又来专做他的牺牲,毁灭了一切发展本身的能力。”这几乎就是对母亲只顾自己喜好,不管儿子感受,硬将儿子不喜欢的女人娶为其妻子一事的强烈抗议!又比如这段:“‘父子间没有什么恩’这一个断语,实是招致‘圣人之徒’面红耳赤的一大原因。他们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力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以为父子关系,只需‘父兮生我’一件事,幼者的全部,便应为长者所有。尤其堕落的是因此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殊不知自然界的安排,却件件与这要求反对,我们从古以来,逆天行事,于是人的能力,十分萎缩,社会的进步,也就跟着停顿。我们虽不能说停顿便要灭亡,但较之进步,总是停顿与灭亡的路相近。”这讲的是“父子之间”,可我们读出的不更是“母子之间”么?毕竟,“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太像鲁瑞在鲁迅婚姻一事上的独断专行了。而鲁迅不就为这样的独断专行而过了二十年古寺僧人般的生活,感受着“没有爱的悲哀”“无所可爱的悲哀”么?

在文章中,鲁迅还专门写了这样一段:

易卜生做的《群鬼》(有潘家洵君译本,载在《新朝》一卷五号)虽然重在男女问题,但我们也可以看出遗传的可怕。欧士华本是要生活,能创作的人,因为父亲的不检,先天得了病毒,中途不能做人了。他又很爱母亲,不忍劳他服侍,便藏着吗啡,想待发作时候,由使女瑞琴帮他吃下,毒杀了自己;可是瑞琴走了。他于是只好托他母亲了。

欧:“母亲,现在应该你帮我的忙了。”

阿夫人:“我吗?”

欧:“谁能及得上你。”

阿夫人:“我!你的母亲!”

欧:“正为那个。”

阿夫人:“我,生你的人!”

欧:“我不曾教你生我。并且给我的是一种什么日子?我不要他!你拿回去罢!”

这一段,不仅直接引用母亲所作所为给儿子带来的伤害,而且鲁迅还加上了这样的评论:“这一段描写,实在是我们做父亲的人应该震惊戒惧佩服的;决不能昧了良心,说儿子理应受罪。”说的虽然是“父亲”,但其抱怨母亲照自己意愿,“昧了良心”,硬把自己不喜欢的女人娶为妻子,让自己“受罪”的潜台词,还是不难读出来的。

在文章结尾,鲁迅语重心长地写道:“总而言之,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一面清结旧账,一面开辟新路。就是开首所说的‘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扛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但世间又有一类长者,不但不肯解放子女,并且不准子女解放他们自己的子女;就是并要孙子曾孙都做无谓的牺牲。这也是一个问题;而我是愿意平和的人,所以对于这问题,现在不能解答。”从中,我们自不难读出鲁迅对母亲的希望,以及对这种希望的渺茫感——也的确该感到渺茫:母亲不连他的小说都不感兴趣么?更何况这些言论呢?“她们的成见,比什么都深,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顶多只能改变十之一二,但没有多少时候,仍旧复原了!”

由于自己特殊的经历,对“母爱”一事,鲁迅可以说反思了大半生。1918年挚友许寿裳丧妻,幼子失去母爱,鲁迅于同年8月20日致函开导他。其中说道:“人有恒言:‘妇人弱也,而为母则强。’仆为一转曰:‘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此意久不语人,知君能解此意,故敢言之矣。”从这里不难看出,他对母爱是有所保留,并非无条件赞同的——事实上,他自己不就是因为母爱而痛苦了一辈子,连带朱安也因此而痛苦了一辈子么?因此说出“孺子弱也,而失母则强”的绝情话,也算是有感而发了。当然,这样的话只能私下对自己好友讲,不敢宣之于众,这不仅有关于自己的“孝道”,更有关于大众的接受水平。鲁迅自己就说过:“伟大,也需要有人懂。”1932年12月,黎烈文出任《申报》副刊《自由谈》主编时,长子出生两周后夫人因产褥热病逝。于是黎烈文于1933年1月25日在《申报·自由谈》发表《写给一个在另一世界的人》一文,悼念亡妻。黎烈文的爱妻叫严冰之,两人在法国留学五载,于1931年结婚,不幸为沪西某医院美国庸医所误。黎烈文在文章中认为婴儿失母是一个“终身莫补的缺陷”,并表示:“等到孩子能够说话时,我便会教他每天早上起来对着你(指妻子严冰之)的照片叫一声:‘Bonjour, Petitemaman!’(早安,亲爱的妈妈!)每天晚上临睡时叫一声:‘Bonne-nuit, Petitemaman!’(晚安,亲爱的妈妈!)我要教他思念你,教他爱你。”黎烈文特意给孩子取名为“念之”,就是要他终生怀念母亲。鲁迅读了这篇文章后,不以为然,便在《伪自由书·前记》中表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

许广平在1926年11月22日致鲁迅的信说道,“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份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为了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信中所谓“为一个人牺牲了你自己”就是指鲁迅为了对母亲的爱牺牲掉自己婚姻一事。对此,鲁迅在六天后的回信中这样的反思:“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因为那时预料是活不久的。后来预料并不确中,仍能活下去,遂致弊病百出,十分无聊。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在H.M.比我有决断得多……”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显然,此时的鲁迅已经挣脱了母爱的束缚,走上了自己该走的道路——只是,这其中真正牺牲的不是母爱,而是那个没有能力和机会走自己人生道路的朱安。  鲁迅与朱安: 决绝中的眷顾

在鲁迅一生中,有一个人是他无从回避而又绝不愿提起的——这就是他的原配妻子朱安。按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中的定义:“妻者齐也,与夫齐体,自天子至庶人,其义一也。”这原配妻子鲁迅当然无从回避,可是,鲁迅却对这个女人不愿提及,公开场合固然如此,便是私下与人通信或者记日记,不得不涉及到自己这个“齐体”的人时,也简单以“妇”代之,好像对方就是个一般的妇人,跟自己没多大关系。有人因此感慨:一代文豪留下一千多万字的文字,而“朱安”二字从未写过,即使以别的称谓代之的,也不过这几次,真令人心生悲怆,为鲁迅,更为朱安!那么,他跟这个“妇”究竟是种什么关系?他们之间又有多少“如鱼饮水,冷暖自知”的酸甜苦辣呢?一

1878年6月,浙江绍兴一户姓朱的商人家中,添了个女孩,取名为“安”。跟旧中国很多中上家庭的女子一样,她从小被教养成一个切合传统要求的典型:脾气和顺,会做针线,擅长烹饪,不识字,小脚。因为朱安的祖上曾做过知县一类的官,而鲁迅的祖父也做过京官,后来因科场贿赂而锒铛入狱,家道中落,两家算是门当户对。当时在周家做主的鲁迅母亲鲁瑞(当时鲁迅父亲已逝)觉得这个叫“安姑”的女孩子听话顺从,一手好菜尤其受老太太喜欢。对此,许钦文在《〈鲁迅日记〉中的我》一书中有这样的描述:“朱夫人是很细心的,他煎炒的蔬菜,切得很均匀,老太太要和她生活在一起才觉得舒适,看来不仅由于习惯的相同,她做的饭菜味美可口,总也是个原因。”再加上绍兴斯时传统以妻子比丈夫大两三岁为佳,老太太认定朱安是自己大儿子鲁迅(此时还叫“周树人”)的佳配。于是,通过亲戚的介绍,1901年4月3日,老太太在没有征得儿子同意的情况下,贸然去朱家“请庚”。定下了这门亲事。

对这门亲事,鲁迅是知道的,开始也曾拒绝,但后来却无可无不可地拖了下来——这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那个时代,没有婚姻自主一说,结婚嫁人全凭“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老娘定下的媳妇,自己没有选择余地;其次,因为父亲早死,鲁迅对把自己和两个弟弟拉扯成人的母亲有一种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而自己又是家中老大,不忍强拂母亲之意;此外,鲁迅对自己身体状况一直持悲观态度,又身处革命时代,自以为死无定期,也因此对自己的婚姻状况采取一种不那么认真严肃的态度——所谓“我躬不阅,遑恤我后”是也。当然,他也通过母亲,向朱家提出了一些要求:要朱安放脚,然后进学堂读书。斯时的鲁迅,大概也还希望通过一些后天的努力,缩短二人之间的距离,为以后万不得已在一起生活留有余地。然而,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合理的要求,对思想保守的朱家来说,不啻是异想天开:女子缠足,乃天经地义。女子缠足在当时的人们看来是财富、权势、荣耀的表征,为了表示是出自上层的富贵人家,为使女儿能嫁入豪门,家家户户争相为女儿缠脚;此外缠足也是官宦世家的淑女必备的美容术,是中下阶层少女走入高阶层家庭的晋身之阶。在那个时代娶妻托媒人探听女方的重点,除了对方的家庭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双脚的大小,只要拥有一双傲人的小脚,必然成为争相说媒的对象;在新婚过门的时候,众亲友聚集争睹的焦点,也是新娘的脚。在新娘下轿的刹那,要是伸出一对尖生细小的金莲,能立刻换来众人的赞叹;要是一双大黄鱼脚,恐怕难免遭人讪笑。至于让朱安读书,也是多此一举,“女子无才便是德”,还读什么书?所以,朱家对鲁迅的“不情之请”,置之不理。

转眼到了1906年,此时鲁迅已二十五岁,而朱安更是二十八岁的大龄女青年,更要命的是,当时还在绍兴城风传鲁迅已经在日本私下娶了日本女人,还生了小孩,都有人看到他带着日本女人和杂种小孩在日本街头散步了!这下,朱家不干了,便到周家讨说法。鲁瑞百口莫辩,只好定下逼婚奇计。于是,这年7月6日,还在日本忧国忧民忧自己,“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接到家中打来的电报一封:“母病速归!”这几个大字让大孝子鲁迅别无选择,马上启程回国。结果一回到绍兴就傻了眼:这儿哪有因老母病危而弥漫的悲伤之情、抽泣之声?有的倒是张灯结彩、欢天喜地!鲁迅知道自己是掉进陷阱里了——自己一直拖着,家里一直催着的婚事,迫在眼前!怎么办?一走了之么?自己倒是可以逃到日本去,可送上门来的新娘怎么办?那个年代,新娘送上门,新郎却溜之大吉,结果只能是大家以为那新娘准有什么“七出”之过,是会闹出人命来的。而无辜的新娘要出了人命,那主持这一切的老母亲大概也不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于是,一向做事果决的鲁迅犹豫了,接下来,就像他在后来的小说《孤独者》中描写的魏连殳一样,“什么都可以的”,不吵不闹,装了一条假辫子,穿上了新郎服,乖乖地走完了所有的婚礼流程。

然而,接下来看到的更让他绝望。为了这场婚礼,朱安的娘家人也是费心费力,知道鲁迅不喜欢缠足的小脚女人,所以在上花轿之前给朱安换了一双大的绣花鞋,为了能穿得合脚,便往鞋子里面塞了很多棉花。然而,在花轿到的时候,由于花轿比较高,朱安一时踏空脚没踩到地面,绣花鞋却掉了出来,这下就露馅了:原来她拥有的是一双不折不扣的小脚——鲁迅嘱咐朱家人,让这女子放足的要求并没有被当回事!而当新娘从花轿里走出来时,那矮小的身材,松垮的新娘服,更让鲁迅对她的体态失望。进入新房揭开新娘红色的头盖,看到她那脸型修长、面色黄白、上额突出、下颏尖的形象后,新郎的绝望已接近顶点。不用说什么读书之类,这个新娘更不会照办了。鲁迅三弟周建人后来回忆说:“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妁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

希望完全落空的鲁迅表现得十分决绝。据从十三岁起就在周家当佣工的王鹤照回忆:当时他是第一次看到这位周家大少爷。鲁迅新婚第二天早上,他就发现,印花被的靛青染青了他的脸,让人想到他那晚很可能把头埋在被子里哭了。两三天后,鲁迅住到了母亲的房间里,然后便匆匆携二弟周作人返回日本。结婚后他很少向外人诉说自己的这段“人生大事”,只是对自己好友许寿裳说过这么一句沉痛的话:“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同为鲁迅好友的孙伏园在回忆鲁迅这段经历时,有这样一段话:“家中屡次要他回国去结婚,他不愿放弃学业不肯回去。后来家中打电报来了,说母病危,先生回国了,到家一瞧,房已修理好,家具全新,一切结婚的布置都已停当,只等他回来做新郎了。鲁迅先生一生对事业奋斗勇猛,待人则非常厚道。他始终不忍对自己最亲切的人予以残酷的待遇,所以他屈服了。”这里的“勇猛”与“厚道”,恰好可以作为鲁迅性格中“决绝中的眷顾”的注脚。二

生活还在继续,人物性格也在生活中继续展现。

1909年8月,鲁迅从日本回国,在杭州一所师范学校任教。翌年七月回到绍兴,任绍兴浙江省立第五中学教务长,后任学监,后又任绍兴师范学校校长。这段时间,鲁迅虽然人在绍兴,但却很少回家,他住在学校。星期日白天,他有时回去,但主要是为了看望母亲,偶尔星期六晚上回家,也是通宵批改学生的作业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鲁迅有意不与朱安接触。从日本回国后的两年,鲁迅的心情十分沉郁,他囚发蓝衫、不修边幅的形象,使他显得苍老,而他实际上只不过刚刚三十岁。这一时期他拼命抽烟喝酒,近于自暴自弃。他在给自己的终生挚友许寿裳的信中说:“仆(我)荒落殆尽。”又说:“又翻类书,汇集古逸书数种,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说得很坦率,也很沉痛。确实毫无感情,只有供养的义务。可见,这一时期的鲁迅对朱安,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不接触的。

1912年初,时任国民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邀鲁迅到南京教育部工作,后来随着临时政府前往北平,鲁迅也孤身一人前往赴任,开始了长达十四年在北平的生活。朱安只能留在绍兴老家,照顾周家老太太,这段时间长达七年。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是这么描写这段经历的:“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更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灭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S会馆里有三间屋,相传是往昔曾在院子里的槐树上缢死过一个女人的,现在槐树已经高不可攀了,而这屋还没有人住;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抄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唯一的愿望。”这里,有对人生的决绝,当然更有对自己婚姻的决绝。

转机出现在1919年。这年11月,鲁迅在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置了一套院子,共花了三千五百元钱,来源主要是他向朋友借的钱加上自己的积蓄和卖了老家房子凑起来的。经过一番装修,鲁迅回绍兴将一大家人都搬到了北京的新家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新家是一个三进院,分为内中外三院,内院住了两个兄弟周作人和周建人,中院留给了母亲和妻子朱安,而鲁迅自己则住在了外院。从住房的分配来看,他住的是最差的房子,而把最好的房子留给了母亲和朱安——这其间,我们或许也能多少看出他对朱安的些许暖意,当然,些许而已。事实上,他对朱安的态度依旧冷漠,两人平日里除了必要的交流以外听不到任何亲密交谈,更谈不上夫妻之间的情趣依偎。鲁迅还时常冲朱安发脾气,嫌她做的饭菜不合口,缝的衣服不合身,反正就是怎么闹腾怎么来。

1923年,巨大的变故降临在这个看似平静的大家庭中。这一年的7月19日,周作人致信鲁迅,表示从此断绝兄弟情谊。具体原因是什么,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可以说是鲁迅一生经历中最沉痛的一次打击。他必须要搬出八道湾,但问题是朱安怎么办?于是,他给了朱安这样的选择:“你是留在八道湾,还是回绍兴朱家?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给你寄钱的。”这两种选择都是朱安无法接受的。留在八道湾,兄弟失和,丈夫搬出去,自己留下来算怎么回事?回绍兴朱家,结婚十六年,无缘无故被送回去,那不是同被休了一样,怎么面对娘家的亲人?朱安虽然软弱,但是并不糊涂,她明白自己的位置,也清楚丈夫的真实想法,她只能带着恳求的语气说:“八道湾我不能住,因为你搬出去,娘娘(太师母)迟早也要跟你去的,我独个人跟叔婶侄儿侄女过,算什么呢?……绍兴朱宅我也不想去。你搬到砖塔胡同,横竖总要人替你烧饭、缝补、洗衣、扫地的,这些事我可以做,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不知别人怎么样,反正我看到这名义夫妻二人的这段对话,甚觉悲凉。就鲁迅而言,他对朱安是决绝的——只给了她这样的选择:要么留在八道湾,要么回绍兴老家。根本就没有给她与自己一起生活的选择。然而,这其中也有眷顾,因为他同时还表示,“如果要回,我一定按月给你寄钱的”。而朱安的回答更是悲苦,对这个名义上的丈夫给出的两种选择她都不接受,她希望的恰恰是这个名义上的丈夫不愿给她的:“我想和你一起搬出去。”对此,鲁迅无法拒绝——这当然也是鲁迅的厚道之处。于是,在这年8月2日的日记上,鲁迅写道:“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俞芳在文章中还有这样一段评述:“当时大师母的唯一希望是拽着大先生,和她一起做封建婚姻的牺牲者……实际上既害自己又害了大先生。”然而,我们设身处地地为朱安想一想:她当时除了这样的选择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选择?而她所以能做这样的选择,也是因为她知道,在这个世界上,也唯有这个其实并不爱她的“大先生”还可以供她“拽拽”,这是她的不幸,也是她的幸运。

不妨看看他们搬家后,邻居俞家三姐妹中的俞芳眼中的朱安是个什么形象:“大师母个子不高,身材瘦小;脸型狭长,脸色微黄,前额、颧骨均略突出,看上去似带几分病容。眼睛大小适中,但不大有神,而且有些下陷,梳发髻。脚缠得很小,步履缓慢不稳。她当时虽只有四十多岁(比大先生大两岁),可是穿着打扮比较老式,除夏天穿白夏布大襟短衣,下系黑色绸裙外,其他季节的衣服都是色泽较暗的,朴素整洁。从外形看,是旧式妇女的典型模样。平日少言寡语,少有笑容。”至于她跟鲁迅的关系,友人荆有麟有这样的回忆,“那家庭,可就太怕人了。鲁迅常年四季,除例话外,不大与太太谈天。据他家老妈讲:大先生与太太每天只有三句话,早晨太太喊先生起来,先生答应一声‘哼’,太太喊先生吃饭,先生又是‘哼’,晚上先生睡觉迟,太太睡觉早,太太总要问:门关不关?这时节,先生才有一句简单话:‘关’,或者‘不关’,要不,是太太向先生要家用钱,先生才会讲较多的话,如‘要多少?’或者再顺便问一下,什么东西添买不添买?但这种较长的话,一月之中,不过一两次。”

还有许多细节可以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冷淡决绝。比如,俞家姐妹经常来看鲁迅,鲁迅也很喜欢她们,就教她们做些简单的运动(鲁迅当年上过海军学校)。姐妹俩很漂亮,又年轻,做起运动来让鲁迅十分赏心悦目。朱安看了也想学学,让鲁迅也高兴高兴。于是也在一旁做了起来。可是,自己裹着小脚,年纪又大,做起年轻人做来赏心悦目的动作就不免淮南之橘化为淮北之枳,鲁迅见了不仅没有高兴,倒心生厌恶。又比如,一次和母亲吃饭,鲁迅乘兴谈到某种食品很美味,朱安为了能多说上几句话,就附和道自己也吃过,确实很好吃。没想到鲁迅听了以后很不高兴,因为这个食物是日本的,中国没有。而鲁老太太同情这个自己一手娶进来的儿媳妇,难免对她讲你要是有个儿子,他(指鲁迅)就会对你好一些。对此,朱安只能苦笑:“老太太嫌我没有儿子,大先生终年不同我讲话,怎么会生儿子呢?”鲁迅母亲曾对人说过:“他俩(鲁迅和朱安)既不吵嘴也不打架,但是没有感情,不像夫妻。”老人曾问过鲁迅,为什么总是这样。鲁迅摇摇头说:“和她谈不来,没趣味,不如不谈。”

当然,毕竟住在一起,相互的关照与眷顾还是有的。这方面朱安更主动。她很关心鲁迅的身体,她知道鲁迅的烟瘾很重,经常深夜听到对门房间里传来咳嗽的声音,心里也万分不好受,等到天明鲁迅走后,朱安会偷偷地看一看鲁迅留下的痰迹里的血丝有没有增加。后来,鲁迅肺病发作,病情严重,只能食流质食物。接下来一个多月,朱安竭尽所能地照顾丈夫。她当然感到忧心,但这也是她非常珍惜的一段时日,因为经过了十七年的婚姻,她终于有机会和丈夫单独相处,成了他身边唯一照顾他的人。鲁迅卧病一个多月,不会看不出朱安对他的悉心照料。虽然两人仍然分房而居,但鲁迅日间用朱安的卧室作为书房,也算是打破了过去楚河汉界式的生活。鲁迅上街回来,总要买些点心来,总是先送到母亲房里,请母亲挑选,再送给朱安挑选,剩下的自己留吃。但朱安每次挑选,总是挑最次、最小的两三块。从中,我们也不难看出他们彼此的眷顾。而当朱安生病的时候,鲁迅也会雇人力车送她到医院,还扶着她上下车,带她去看病住院。1925年9月29日,鲁迅在给许钦文的信中就写到:“内子进病院约有五六天(现)已出来,本是去检查的,因为胃病;现在颇有胃癌嫌疑,而是慢性的,实在无法(因为此病现在无药可医),只能随时对付而已。”这里的“内子”即是指朱安,她因严重胃病在山本医院住了五六天。值得指出的是,这一年的八九月正是鲁迅和许广平定情热恋之际,而这显然是朱安致病的原因之一。许钦文是鲁迅的同乡和学生,与朱安的关系较好,所以鲁迅在信中提到妻子的病。其实朱安这次生病很可能是病由心生,她得的也不是胃癌。朱安于1947年因心脏病去世,享年六十九岁。鲁迅几次到医院和医生商讨病情,并在信中和朋友谈起,他的心里也是相当纠结的。三

许广平的出现,的确使得鲁迅与朱安之间死水一潭没有希望也没有绝望的关系平添波澜。

其实,朱安对此应该不是毫无准备。据说,在1923年8月2日,鲁迅携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的前一天,钱玄同、刘半农等几位好友到鲁迅家做客,正叙谈间,朱安突然闯进来,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当着众人的面痛哭流涕地说:“我是配不上大先生,大先生要娶妻纳妾,全凭他自己;但我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老太太活着一天,我服侍她一天,老太太百年以后,我吃斋念佛,决不离开周家……”面对此情此景,鲁迅愕然,目瞪口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诸位好友耐心劝朱安回自己房里,有人还责怪鲁迅。不过,这种心理上的准备跟已经出现的事实还不是一回事——就跟担心自己患上疾病跟确诊自己的疾病不同一样。

应该说,鲁迅接受许广平也不是没有顾虑,这其中有年龄代沟的顾虑,有社会舆论的顾虑,也有师生恋不伦的顾虑……当然,更大的顾虑还来自于鲁迅已经成婚,朱安是他哪怕是名义上却也名正言顺的妻子这一事实。然而,鲁迅到底是决绝的,所以他很快抛弃了这些顾虑和犹豫,跟许广平结合在了一起——在1927年1月11日给许广平的信中,鲁迅这么写到:“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在《两地书》的序言中,鲁迅又说:“回想六七年来,环绕我们的风波也可谓不少了,在不断的挣扎中,相助的也有,下石的也有,笑骂诬蔑的也有,但我们紧咬了牙关,却也已经挣扎着生活了六七年。其间,含沙射影者却逐渐自己没入更黑暗的处所去了,而好意的朋友也已有两个不在人间。我们以这一本书为自己纪念,并以感谢好意的朋友,并且赠我们的孩子,给将来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真相,其实大致是如此的。”

对鲁迅的这一选择,有人质疑:鲁迅要追求自己的爱情没错,他跟自己心爱的人结合也没错,但他不该在还没跟朱安离婚时就跟许广平结合——这不脚踏两只船么?还有人因此斥责鲁迅为“渣男”!这种指责站在今天的角度不无道理。问题是,这放在鲁迅、朱安那个时代就成了空话。试想,鲁迅当年如果真的一纸休书跟朱安离婚,朱安这个没有文化、没有经济来源,没有谋生本领又是离过婚的弱女子将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这不是将她推向死亡么?有人也许会说,徐志摩当年不是为了跟新欢结合而与原配张张幼仪离婚么?我们且不说张幼仪父亲张润之行医为业,家境殷实,她的二哥张君劢早年留学日本是著名教授,四哥张公权,从事银行业二十二年,历任中国银行总经理、中央银行副总裁、中央信托局长等职。这些都不是朱安能比的。单单就受过的教育与自己的谋生手段而言,二人也不能相提并论。可以比较的倒是胡适的太太江冬秀,1923年,胡适到杭州烟霞洞养病,恰逢婚礼上的伴娘曹诚英。这曹诚英又年轻又漂亮教养又好,胡适对她一见钟情。于是二人躲在杭州过起了神仙眷侣般的小日子。不久,曹还怀孕了。于是胡适鼓足勇气,向自己不喜欢的老婆提出了离婚。江冬秀的选择也不是现在这些时髦青年所谓“只要曾经拥有,何必天长地久”而友好分手。而是顺手拿起桌上的一把裁纸刀,奋力向他掷去。还撂狠话一句:“要离婚可以,我先杀死两个儿子,然后自杀!”胡适闻言,抱头鼠窜,从此不敢再提离婚话头。其实,相同的一幕在当初鲁迅从八道湾中搬出,要朱安在留在八道湾跟回绍兴老家中做选择,朱安当着鲁迅朋友跪在地上表示自己“生是周家的人,死是周家的鬼”时,不也上演过么?只是,因为性格关系,朱安不可能演得像江冬秀那么生猛。

深谙世情的鲁迅对此当然也有深切的认识,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娜拉出走后》的讲演中,就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所以,当女子在社会上没有获得平均分配权时,昌言离婚,只能把“娜拉”们推向深渊。1919年初,鲁迅拆阅来稿,一位不相识的青年寄来的题为《爱情》的散文诗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忍不住写道:“爱情是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有一点他知道:“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定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还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鲁迅坚决地跟许广平结合,但他对朱安仍一如既往地负责,不仅按时寄上生活费,而且也默许了她在家中是自己名义上妻子的身份。也因此,有了这样的事:鲁迅逝世后,其好友许寿裳为撰写《鲁迅先生年谱》,写信给许广平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关于弟个人婚事,弟拟依照事实,真书‘以爱情相结合……’”云云。许广平则回信表示:“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旧的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也不用写什么“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了,直接写成“……与许广平同居”。最后许寿裳在“许广平”之前加了个“番禺”,在“许广平”之后加了个“女士”!也就是说,鲁迅跟许广平的关系,只是“同居”,而与朱安的关系,才是夫妻。这应该也是鲁迅对朱安的眷顾之处。也就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眷顾,朱安才会有这样的说法:“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没用。看来我这一辈子只好服侍娘娘一个人了,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四

朱安指望“万一娘娘归了西天,从大先生一向的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会管的”,然而,事实上最先走的却是鲁迅,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去世。

消息传回北京,听闻之后的朱安悲痛不已,几次想要南下给大先生料理后事,毕竟她是正室。然而事与愿违,当时周老太太已经年逾八十,身体也一直不好,需要朱安的陪伴和照顾。最后朱安选择在南屋给鲁迅设置了灵堂,为鲁迅先生守灵,南屋曾经是鲁迅的书房,有鲁迅在北京生活的点点滴滴。“她穿着白鞋白袜,并用白带扎着腿,头上挽着一个小髻,也用白绳束着,眼泪盈眶,哀痛之意流露无遗”。

鲁迅逝世后,朱安的生活成了问题,以前都是鲁迅照顾接济,如今斯人已逝,朱安的生活费用则由许广平接济,每月汇款至北京。朱安对此心存感激,她多次对人表示:“许先生待我极好,她懂得我的想法。她肯维持我,不断寄钱来,物价飞涨,自然是不够的,我只有更苦一点自己,她的确是个好人。”但随着中日战争的爆发,在上海的许广平遭监禁,生活费一度中断,在生活濒于绝境的情况下,朱安打算“卖书还债,维持生命”。消息传出,鲁迅的学生宋琳带着从上海赶来的唐弢与刘哲民,一同去拜访朱安,希望能妥善地保管这些遗物,但朱安一时情绪激动地说道:“你们总说鲁迅遗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鲁迅遗物,你们也得保存保存我呀!”朱安没有文化,然而这话说得何等之好,是啊,朱安才是鲁迅遗物,鲁迅最大的遗物,在她身上,负载了鲁迅一生无尽的哀怨、悲愤决绝与眷顾,为什么不好好“保存”?据说,此言一出,当时目睹每天只能吃点窝窝头、青菜寡汤,然后再吃点自己做的腌菜的朱安,宋琳他们不禁热泪潸然。可是,在大家的劝说下,尤其是获悉许广平在上海受到的严刑拷打之后,朱安的心就软了下来,此后也就不提卖藏书之事了,同时还把这些遗物的继承权全部交给了周海婴。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中回忆说:“有个报馆的人愿赠她一笔钱,条件是只要交给他父亲的遗作。她当场表示‘逊谢不收’。同时拒绝提供我父亲的任何文稿字迹。”同月里,又有个艺术团体的理事长要送她一笔钱,她也断然婉谢:“自己的生活‘虽感竭蹶,为顾念汝父名誉’‘故宁自苦,不愿苟取’。”没有朱安的悉心呵护,我们很难想象今天鲁迅在北京的故居和遗物能保存得这么完好!

1947年6月29日,朱安在北京的住处去世,前一天的时候,鲁迅的学生宋琳去看望朱安,那时的她已不能起床,但神态清醒,她泪流满面地向宋琳说道:“请转告许广平,希望死后葬在大先生之旁。另外,再供一点水饭,念一点经。”她还说,她想念大先生,也想念许广平和海婴。然而,就是她这个最后的卑微要求也不可能实现,朱安最后被安葬在西直门外保福寺的一片私地里,没有墓碑没有题字,仿佛这个世界,她不曾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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