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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适

出版社:北方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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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文选:文学与哲学

胡适文选:文学与哲学试读:

上篇:白话文学史

自  序

民国十年(1921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我去讲国语文学史。我在八星期之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石印的本子,其子目如下:

第一讲 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

第二讲 古文是何时死的?

第三讲 第一期(一)汉朝的平民文学

第四讲 第一期(二)三国六朝

第五讲 第一期(三)唐上

第六讲 第一期(三)唐中

第七讲 第一期(三)唐下

第八讲 第一期(四)五代十国的词

第九讲 第一期(五)北宋(1)文与诗

第十讲 第一期(五)北宋(2)宋词

第十一讲 第一期的白话散文

第十二讲 总论第二期的白话文学

第十三讲 第二期上之一(1)南宋的诗

第十四讲 第二期上之一(2)南宋的词

第十五讲 第二期上之一(3)南宋的白话文

后来国语讲习所毕业了,我的讲义也就停止了。次年(1922年)3月23日,我到天津南开学校去讲演,那晚上住在新旅社,我忽然想要修改我的《国语文学史》稿本。那晚上便把原来的讲义删去一部分,归并作三篇,总目如下:

第一讲 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

第二讲 唐代文学的白话化

第三讲 两宋的白话文学

我的日记上说:

……原书分两期的计划,至此一齐打破。原书分北宋归上期,南宋归下期,尤无理。禅宗白话文的发现,与宋“京本小说”的发现,是我这一次改革的大原因。

但这个改革还不能使我满意。次日(3月24日)我在旅馆里又拟了一个大计划,定出《国语文学史》的新纲目如下:

一、引论

二、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

三、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

四、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1)古文学的死期(2)汉代的民间文学(3)三国六朝的平民文学

五、唐代文学的白话化(1)初唐到盛唐(2)中唐的诗(3)中唐的古文与白话散文(4)晚唐的诗与白话散文(5)晚唐五代的词

六、两宋的白话文学(1)宋初的文学略论(2)北宋诗(3)南宋的白话诗(4)北宋的白话词(5)南宋的白话词(6)白话语录(7)白话小说

七、金元的白话文学(1)总论(2)曲一 小令(3)曲二 弦索套数(4)曲三 戏剧(5)小说

八、明代的白话文学(1)文学的复古(2)白话小说的成人时期

九、清代的白话文学(1)古文学的末路(2)小说上 清室盛时(3)小说下 清室末年

十、国语文学的运动

这个计划很可以代表我当时对于白话文学史的见解。其中最重要的一点自然是加上汉以前的一段,从《国风》说起。

但这个修改计划后来竟没有工夫实行。不久我就办《努力周报》了;一年之后,我又病了。重作《国语文学史》的志愿遂一搁六七年,中间一年(1922年)暑假中我在南开大学讲过一次,有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删改本,共分三篇,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讲。同年12月,教育部开第四届国语讲习所,我又讲一次,即用南开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种油印本。这个本子就是后来北京翻印的《国语文学史》的底本。

我的朋友黎劭西先生在北京师范等处讲国语文学史时,曾把我的改订本增补一点,印作临时的讲义。我的学生在别处作教员的,也有翻印这部讲义作教本的。有许多朋友常常劝我把这部书编完付印,我也有这个志愿,但我始终不能腾出工夫来做这件事。

去年(民国十六年,1927年)春间,我在外国,收到家信,说北京文化学社把我的《国语文学史》讲义排印出版了,有疑古玄同先生的题字,有黎劭西先生的长序。当时我很奇怪,便有信去问劭西。后来我回到上海,收着劭西的回信,始知文化学社是他的学生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开办的,他们翻印此书不过是用作同学们的参考讲义,并且说明以一千部为限。他们既不是为牟利起见,我也不便责备他们。不过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我为自赎这种罪过起见,遂决心修改这部书。

恰巧那时候我的一班朋友在上海创立新月书店。我虽然只有一百块钱的股本,却也不好意思不尽一点股东的义务。于是我答应他们把这部文学史修改出来,给他们出版。

这书的初稿作于民国十年十一月,十二月,和十一年的一月。中间隔了六年,我多吃了几十斤盐,头发也多白了几十茎,见解也应该有点进境了。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敦煌石室的唐五代写本的俗文学,经罗振玉先生,王国维先生,伯希和先生,羽田亨博士,董康先生的整理,已有许多篇可以供我们的采用了。我前年(1926年)在巴黎、伦敦也收了一点俗文学的史料。这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日本方面也添了不少的中国俗文学的史料。唐人小说《游仙窟》在日本流传甚久,向来不曾得中国学者的注意,近年如鲁迅先生,如英国韦来(Waley)先生,都看重这部书。罗振玉先生在日本影印的《唐三藏取经诗话》是现在大家都知道宝贵的了。近年盐谷温博士在内阁文库及宫内省图书寮里发现了《全相平话》,吴昌龄的《西游记》,明人的小说多种,都给我们添了不少史料。此外的发现还不少,这也是一批很重要的新材料。

国内学者的努力也有了很可宝贵的结果。《京本通俗小说》的出现是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董康先生翻刻的杂剧与小说,不但给我们添了重要史料,还让我们知道这些书在当日的版本真相,元人曲子总集《太平乐府》与《阳春白雪》的流通也是近年的事。《白雪遗音》虽不知落在谁家,但郑振铎先生的《白雪遗音选》也够使我们高兴了。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近十年内,自从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发起收集歌谣以来,出版的歌谣至少在一万首以上。在这一方面,常惠、白启明、钟敬文、顾颉刚、董作宾……诸先生的努力最不可磨灭。这些歌谣的出现使我们知道真正平民文学是个什么样子。以上种种,都是近年国内新添的绝大一批极重要的材料。

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及唐以后的文学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研究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变的线索。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大大的改动了。如六年前我说寒山的诗应该是晚唐的产品,但敦煌出现的新材料使我不得不怀疑了。怀疑便引我去寻新证据,寒山的时代竟因此得着重新考定了。又如我在《国语文学史》初稿里断定唐朝一代的诗史,由初唐到晚唐,乃是一段逐渐白话化的历史。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我在六年前不敢把寒山放在初唐,却不料隋唐之际已有了白话诗人王梵志了!我在六年前刚见着南宋的《京本通俗小说》,还很诧异,却不料唐朝已有不少的通俗小说了!六年前的自以为大胆惊人的假设,现在看来,竟是过于胆小,过于持重的见解了。

这么一来,我就索性把我的原稿全部推翻了。原稿十五讲之中,第一讲(本书的“引子”)是早已删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国语文学史》无此一章),现在却完全恢复了;第二讲稍有删改,也保留了;第三讲与第四讲(北京印本的第二第三章)保存了一部分。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从汉初到白居易,在北京印本只有六十一页,不满二万五千字;在新改本里却占了近五百页,约二十一万字,增加至九倍之多。我本想把上卷写到唐末五代才结束的,现在已写了五百页,没有法子,只好把唐代一代分作两编,上编偏重韵文,下编从古文运动说起,侧重散文方面的演变。依这样的规模做下去,这部书大概有七十万字至一百万字。何时完功,谁也不敢预料。前两个月,我有信给疑古玄同先生,说了一句戏言道:“且把上卷结束付印,留待十年后再续下去。”“十年”是我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旧例,却不料玄同先生来信提出“严重抗议”,他说的话我不好意思引在这里,但我可以附带声明一句: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

现在要说明这部书的体例。

第一,这书名为“白话文学史”,其实是中国文学史。我在本书的引子里曾说:

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

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

但我不能不用那传统的死文学来做比较,故这部书时时讨论到古文学的历史,叫人知道某种白话文学产生时有什么传统的文学作背景。

第二,我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得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我从前曾说过,“白话”有三个意思:一是戏台上说白的“白”,就是说得出,听得懂的话;二是清白的“白”,就是不加粉饰的话;三是明白的“白”,就是明白晓畅的话。依这三个标准,我认定《史记》、《汉书》里有许多白话,古乐府歌辞大部分是白话的,佛书译本的文字也是当时的白话或很近于白话,唐人的诗歌——尤其是乐府绝句——也有很多的白话作品。这样宽大的范围之下,还有不及格而被排斥的,那真是僵死的文学了。

第三,我这部文学史里,每讨论一人或一派的文学,一定要举出这人或这派的作品作为例子。故这部书不但是文学史,还可算是一部中国文学名著选本。文学史的著作者决不可假定读者的头案上总堆着无数名家的专集或总集。这个毛病是很普遍的。西洋的文学史家也往往不肯多举例;单说某人的某一篇诗是如何如何;所以这种文学史上只看见许多人名、诗题、书名,正同旧式朝代史上堆着无数人名年号一样。这种抽象的文学史是没有趣味的,也没有多大实用的。

第四,我很抱歉,此书不曾从《三百篇》做起。这是因为我去年从外国回来,手头没有书籍,不敢做这一段很难做的研究。但我希望将来能补作一篇古代文学史,即作为这书的“前编”。我的朋友陆侃如先生和冯沅君女士不久要出版一部《古代文学史》。他们的见地与功力都是很适宜于做这种工作的,我盼望他们的书能早日出来,好补我的书的缺陷。

此外,这部书里有许多见解是我个人的见地,虽然是辛苦得来的居多,却也难保没有错误。例如我说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又如说建安文学的主要事业在于制作乐府歌辞,又如说故事诗起来的时代,又如说佛教文学发生影响之晚与“唱导”、“梵呗”的方法的重要,又如说白话诗的四种来源,又如王梵志与寒山的考证,李、杜的优劣论,天宝大乱后的文学的特别色彩说,卢仝、张籍的特别注重……这些见解,我很盼望读者特别注意,并且很诚恳的盼望他们批评指教。

在客中写二十万字的书,随写随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往往一章书刚排好时,我又发现新证据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个后记,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后记一节。有时候,发现太迟了,书已印好,只有在正误表里加上改正。如第十一章里,我曾说“后唐无保大年号,五代时也没有一个年号有十一年之长的;保大乃辽时年号,当宋宣和三年至六年”。当时我检查陈垣先生的《中西回史日历》,只见一个保大年号。后来我在庐山,偶然翻到《庐山志》里的彭滨《舍利塔记》,忽见有南唐保大的年号,便记下来;回上海后,我又检查别的书,始知南唐李氏果有保大年号。这一段只好列在正误表里,等到再版时再挖改了。

我开始改作此书时,北京的藏书都不曾搬来,全靠朋友借书给我参考。张菊生先生(元济)借书最多;他家中没有的,便往东方图书馆转借来给我用。这是我最感激的。余上沅先生,程万孚先生,还有新月书店的几位朋友,都帮我校对这部书,都是应该道谢的。疑古玄同先生给此书题字,我也要谢谢他。1928. 6. 5引  子

我为什么要讲白话文学史呢?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现在有些人不明白这个历史的背景,以为文学的运动是这几年来某人某人提倡的功效,这是大错的。我们要知道,一千八百年前的时候,就有人用白话做书了;一千年前,就有许多诗人用白话做诗做词了;八九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讲学了;七八百年前,就有人用白话作小说了;六百年前,就有白话的戏曲了;《水浒》、《三国》、《西游》、《金瓶梅》,是三四百年前的作品;《儒林外史》、《红楼梦》,是一百四五十年前的作品。我们要知道,这几百年来,中国社会里销行最广,势力最大的书籍,并不是《四书》、《五经》,也不是程、朱语录,也不是韩、柳文章,乃是那些“言之不文,行之最远”的白话小说!这就是国语文学的历史的背景。这个背景早已造成了,《水浒》、《红楼梦》……已经在社会上养成了白话文学的信用了,时机已成熟了,故国语文学的运动者能于短时期中坐收很大的功效。我们今日收的功效,其实大部分全靠那无数白话文人、白话诗人替我们种下了种子,造成了空气。我们现在研究这一二千年的白话文学史,正是要我们明白这个历史进化的趋势。我们懂得了这段历史,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参加的运动已经有了无数的前辈,无数的先锋了;便可以知道我们现在的责任是要继续做无数开路先锋没有做完的事业,要替他们修残补阙,要替他们发挥光大。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老实说罢,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前天有个学生来问我道:“西洋每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总代表那一个时代的精神。何以我们中国的文学不能代表时代呢?何以姚鼐的文章和韩愈的文章没有什么时代的差别呢?”我回答道:“你自己错读了文学史,所以你觉得中国文学不代表时代了。其实你看的‘文学史’,只是‘古文传统史’。在那‘古文传统史’上,做文的只会模仿韩、柳、欧、苏,做诗的只会模仿李、杜、苏、黄:一代模仿一代,人人只想做‘肖子肖孙’,自然不能代表时代的变迁了。你要想寻那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千万不要去寻那‘肖子’的文学家,你应该去寻那‘不肖子’的文学!你要晓得,当吴汝纶、马其昶、林纾正在努力做方苞、姚鼐的‘肖子’的时候,有个李伯元也正在做《官场现形记》,有个刘鹗也正在做《老残游记》,有个吴趼人也正在做《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你要寻清末的时代文学的代表,还是寻吴汝纶呢?还是寻吴趼人呢?你要晓得,当方苞、姚鼐正在努力做韩愈、欧阳修的‘肖子’的时候,有个吴敬梓也正在做《儒林外史》,有个曹雪芹也正在做《红楼梦》。那个雍正、乾隆时代的代表文学,究竟是《望溪文集》与《惜抱轩文集》呢,还是《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呢?再回头一两百年,当明朝李梦阳、何景明极力模仿秦、汉,唐顺之、归有光极力恢复唐、宋的时候,《水浒传》也出来了,《金瓶梅》也出来了。你想,还是拿那假古董的古文来代表时代呢?还是拿《水浒传》与《金瓶梅》来代表时代呢?这样倒数上去,明朝的传奇,元朝的杂剧与小曲,宋朝的词,都是如此。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该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我们现在讲白话文学史,正是要讲明这一大串不肯替古人做“肖子”的文学家的文学,正是要讲明中国文学史上这一大段最热闹,最富于创造性,最可以代表时代的文学史。“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文学的历史。因此,我说:国语文学的进化,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是最重要的中心部分。换句话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

有人说:“照你那样说,白话文学既是历史进化的自然趋势,那么,白话文学迟早总会成立的——也可以说白话文学当《水浒》、《红楼梦》风行的时候,早已成立了——又何必要我们来做国语文学的运动呢?何不听其自然呢?岂不更省事吗?”

这又错了。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叫做演进,后者可叫做革命。演进是无意识的,很迟缓的,很不经济的,难保不退化的。有时候,自然的演进到了一个时期,有少数人出来,认清了这个自然的趋势,再加上一种有意的鼓吹,加上人工的促进,使这个自然进化的趋势赶快实现;时间可以缩短十年百年,成效可以增加十倍百倍。因为时间忽然缩短了,因为成效忽然增加了,故表面上看去很像一个革命。其实革命不过是人力在那自然演进的缓步徐行的历程上,有意的加上了一鞭。白话文学的历史也是如此。那自然演进的趋势是很明了的;有眼珠的都应该看的出。但是这一千多年以来,“元曲”出来了,又渐渐的退回去,变成贵族的昆曲;《水浒传》与《西游记》出来了,人们仍旧作他们的骈文古文;《儒林外史》与《红楼梦》出来了,人们仍旧作他们的骈文古文;甚至于《官场现形记》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出来了,人们还仍旧作他们的骈文古文!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史,只有自然的演进,没有有意的革命;没有人明明白白的喊道:“你瞧!这是活文学,那是死文学;这是真文学,那是假文学!”因为没有这种有意的鼓吹。故有眼珠的和没眼珠的一样,都看不出那自然进化的方向。这几年来的“文学革命”,所以当得起“革命”二字,正因为这是一种有意的主张,是一种人力的促进。《新青年》的贡献只在他在那缓步徐行的文学演进的历程上,猛力加上了一鞭。这一鞭就把人们的眼珠子打出火来了。从前他们可以不睬《水浒传》,可以不睬《红楼梦》;现在他们可不能不睬《新青年》了。这一睬可不得了了。因为那一千多年的哑子,从此以后,便都大吹大擂的作有意的鼓吹了。因为是有意的人力促进,故白话文学的运动能在这十年之中收获一千多年收不到的成绩。假使十年前我们不加上这一鞭,迟早总有人出来加上这一鞭的;也许十年之后,也许五十年之后,这个革命总免不掉的。但是这十年或五十年的宝贵光阴岂不要白白的糟塌了吗?

故一千多年的白话文学种下了近年文学革命的种子;近年的文学革命不过是给一段长历史作一个小结束;从此以后,中国文学永永脱离了盲目的自然演化的老路,走上了有意的创作的新路了。第一篇唐以前第一章 古文是何时死的?

我们研究古代文学,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战国时,各地方言很不统一。孟轲说:

有楚大夫于此,欲其子之齐语也,则使齐人傅诸?使楚人傅诸?

曰,使齐人傅之。

曰,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挞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书中又提及“南蛮舌之人”,也是指楚人。

又《韩非子》“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璞”,可见当时的各地方言很不同。方言不同而当时文字上的交通甚繁甚密,可见文字与语言已不能不分开了。

战国时文体与语体已分开,故秦始皇统一中国时,有“同文书”的必要。《史记》记始皇事,屡提及“同书文字”(《琅琊石刻》),“同文书”(《李斯传》),“车同轨,书同文字”(《始皇本纪》)。后人往往以为秦同文书不过是字体上的改变。但我们看当时的时势,看李斯的政治思想,可以知道当日“书同文”必不止于字体上的改变,必是想用一种文字作为统一的文字;因为要做到这一步,故字体的变简也是一种必要。《史记》描写人物时,往往保留一两句方言,例如汉高祖与陈涉的乡人所说。《史记》引用古文,也往往改作当时的文字。当时疆域日广,方言自然也更多。我们翻开扬雄的《方言》,便可想见当日方言的差异。例如《方言》的第三节云:

娥,,好也。秦曰娥,宋魏之间谓之;秦晋之间凡好而轻者,谓之娥。自关而东,河济之间谓之媌,或谓之姣。赵魏燕代之间曰姝,或曰娃。自关而西,秦晋之故都曰娇。好,其通语也。“通语”二字屡见于《方言》全书中。通语即是当时比较最普通的话。最可注意的是第十二节:

敦,丰,厖,夰,怃,般,嘏,奕,戎,京,奘,将,大也。凡物之大貌曰丰。厖,深之大也。东齐海岱之间曰夰,或曰怃。宋鲁陈卫之间谓之嘏,或曰戎。秦晋之间,凡人之大谓之奘,或谓之壮。燕之北鄙,齐楚之郊,或曰京,或曰将,皆古今语也,初别国不相往来之言也。今或同;而旧书雅记故俗,语不失其方,而后人不知,故为之作释也。

此可见一统之后,有许多方言上的怪僻之点渐渐被淘汰了,故曰“今或同”。但这种语言上的统一,究竟只限于一小部分,故扬雄当汉成帝时常常拿着一管笔,四尺布去寻“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访问他们各地的异语,做成十五卷《方言》。

当时的方言既如此不统一,“国语统一”自然是做不到的。故当时的政府只能用“文言”来做全国交通的媒介。汉武帝时,公孙弘做丞相,奏曰:

……臣谨案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弗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史记》、《汉书》、《儒林传》参用)

这可见当时不但小百姓看不懂那“文章尔雅”的诏书律令,就是那班小官也不懂得。这可见古文在那个时候已成了一种死文字了。因此,政府不得不想出一种政策,叫各郡县挑选可以造就的少年人,送到京师,读书一年,毕业之后,补“文学掌故”缺。(也见《儒林传》)又把这些“文学掌故”放到外任去做郡国的“卒史”与“属”。当时太学,武帝时只有博士弟子五十人,昭帝加至百人,宣帝加至二百人,元帝加至千人,成帝加至三千人。凡能通一经的,都可免去徭役,又可做官。做官资格是“先用诵多者”。这样的提倡,自然把古文的智识传播到各地了。从此以后,政府都只消照样提倡,各地方的人若想做官,自然是不能不读古书,自然不能不做那“文章尔雅”的古文。

这个方法——后来时时加上修改,总名叫做科举——真是保存古文的绝妙方法。皇帝只消下一个命令,定一种科举的标准,四方的人自然会开学堂,自然会把子弟送去读古书,做科举的文章。政府可以不费一个钱的学校经费,就可以使全国少年人的心思精力都归到这一条路上去。汉武帝到现在,足足的二千年,古体文的势力也就保存了足足的二千年。元朝把科举停了近八十年,白话的文学就蓬蓬勃勃的兴起来了;科举回来了,古文的势力也回来了,直到现在,科举废了十几年了,国语文学的运动方才起来。科举若不废止,国语的运动决不能这样容易胜利。这是我从二千年的历史里得来的一个保存古文的秘诀。

科举的政策把古文保存了二千年。这固然是国语文学的大不幸。但我们平心而论,这件事也未尝没有绝大好处。中国的民族自从秦、汉以来,土地渐渐扩大,吸收了无数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在北方征服了匈奴、鲜卑、拓跋、羌人、契丹、女真、蒙古、满洲,在南方征服了无数小民族,从江、浙直到湖、广,从湖、广直到云、贵。这个开化的事业,不但遍于中国本部,还推广到高丽、日本、安南等国。这个极伟大开化事业,足足费了两千年。在这两千年之中,中国民族拿来开化这些民族的材料,只是中国的古文明。而传播这个古文明的工具,在当日不能不靠古文。故我们可以说,古文不但做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自己子孙的工具,还做了二千年中国民族教育无数亚洲民族的工具。

这件事业的伟大,在世界史上没有别的比例。只有希腊、罗马的古文化,靠着拉丁文做教育的工具,费了一千年的工夫,开化北欧的无数野蛮民族:只有这一件事可以说是有同等的伟大。这两件事——中国古文明开化亚东,与欧洲古文明开化欧洲——是世界史上两件无比的大事。但是有一个大不同之点。欧洲各民族从中古时代爬出来的时候,虽然还用拉丁文做公用的文字,但是不久意大利就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法国、英国、西班牙、德国也有国语的文学了,不久北欧、东欧各国也都有国语的文学了。拉丁文从此“作古”了。何以中国古文的势力能支持二千年之久?何以中国的国语文学到今日方才成为有意的运动呢?

我想,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第一,欧洲各种新民族从那开化时代爬出来的时候,那神圣罗马帝国早已支不住了,早已无能力统一全欧了,故欧洲分为许多独立小国,故各国的国语文学能自由发展。但中国自从汉以后,分裂的时候很短,统一的时间极长,故没有一种方言能有采用作国语的机会。第二,欧洲人不会发明科举的政策。况且没有统一的帝国,统一的科举政策也不能实行。拉丁文没有科举的维持,故死的早。中国的古文有科举的维持,故能保存二千年的权威。

中国自元朝统一南北之后,六百多年,不再分裂;况且科举的制度自明太祖以来,五百多年,不曾停止。在这个绝对的权威之下,应该不会有国语文学发生了。作白话文学的人,不但不能拿白话文来应考求功名,有时还不敢叫人知道他曾作过白话的作品。故《水浒》、《金瓶梅》等书的作者至今无人知道。白话文学既不能求实利,又不能得虚名,而那无数的白话文学作家只因为实在忍不住那文学的冲动,只因为实在瞧不起那不中用的古文,宁可牺牲功名富贵,宁可牺牲一时的荣誉,勤勤恳恳的替中国创作了许多的国语文学作品。政府的权力,科第的引诱,文人的毁誉,都压不住这一点国语文学的冲动。这不是国语文学史上最纯洁,最光荣的一段历史吗?

还有一层,中国的统一帝国与科举制度维持了二千年的古文势力,使国语的文学迟至今日方能正式成立,这件事于国语本身的进化也有一种间接的好影响。因为国语经过二千年的自由进化,不曾受文人学者的干涉,不曾受太早熟的写定与规定,故国语的文法越变越简易,越变越方便,就成了一种全世界最简易最有理的文法(参看《胡适文存》卷三,《国语文法概论》)。古人说,“大器晚成”,我不能不拿这四个字来恭贺我们的国语了!第二章 白话文学的背景

因为公孙弘的一篇奏章(引见上章)证明了古文在汉武帝时已死了,所以我们记载白话文学的历史也就可以从这个时代讲起。其实古代的文学如《诗经》里的许多民歌也都是当时的白话文学。不过《诗经》到了汉朝已成了古文学了,故我们只好把他撇开。俗语说的好:“一部廿四史,从何处说起!”我们不能不有一个起点,而汉朝恰当古文学的死耗初次发觉的时期,恰好做我们的起点。

汉高祖本是一个无赖子弟,乘着乱世的机会,建立帝国,做了皇帝。他的亲戚子弟,故人功臣,都是从民间来的。开国功臣之中,除了张良等极少数旧家子弟之外,有的是屠狗的,有的是衙门里当差的,有的是在人胯下爬过来的。这个朝廷是一群无赖的朝廷,刘邦便是无赖的头儿,《史记》说:

沛公不喜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

这里活画出一副无赖相。《史记》又说,天下平定之后,

群臣饮,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这又是一群无赖的写生。

在这一个朝廷之下,民间文学应该可以发达。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上还过沛,留置酒沛宫,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击筑,自歌曰: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乡。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儿皆和习之。上乃起舞,慷慨伤怀,泣数行下。(《高祖本纪》)

这虽是皇帝做下的歌,却是道地的平民文学。

后来高祖的妻妾吃醋,吕后把戚姬囚在永巷里,剪去她的头发,穿着赭衣,做舂米的苦工。戚姬想念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一面舂,一面唱歌道:

子为王,母为虏,

终日舂薄暮,

常与死为伍。

相离三千里,

当谁使告汝!(《汉书》卷九十七上)

这也是当日的白话文学。

后来吕后擅权,诸吕用事,朱虚侯刘章替他们刘家抱不平。有一天,他伺候吕后饮宴,太后派他监酒;酒酣之后,他起来歌舞。唱一只《耕田歌》:

深耕,穊种,

立苗欲疏。

非其种者,

锄而去之。

这也是一首白话的无韵诗。

这些例子都可以表示当时应该有白话文学的产生。但当时白话文学有两种阻力:一是帝国初统一,方言太多,故政府不能不提倡古文作为教育的工具,作为官书的语言。一是一班文人因白话没有标准,不能不模仿古文辞;故当时文人的诗赋都是模仿古文学的。风气既成,一时不容易改革。到了武帝的时候,许多文学的清客,或在朝廷,或在诸王封邑,大家竞争作仿古的辞赋,古文学更时髦了。后来王莽的时代,处处托古改制,所以事事更要模仿古人,诏书法令与辞赋诗歌便都成了假古董,但求像《尚书》、《周颂》,而不问人能懂不能懂了。

我们且引一两首汉朝的《郊祀歌》,使读者知道当时那些仿古的庙堂文学是个什么样子:

后皇嘉坛,立玄黄服。物发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假狄合处。经营万亿,咸遂厥宇。(汉《郊祀歌》)

天地并况,惟予有慕。爰熙紫坛,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缊豫为纷。黼绣周张,承神至尊。(同上)

但庙堂的文学终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终打不死平民的文学。司马迁的外孙杨恽曾说过当日的民间文学的环境:

……田家作苦;岁时伏腊;烹羊炰羔;斗酒自劳,家本秦也,能为秦声。

妇,赵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数人。酒后耳热,仰天捬缶而呼为乌乌。其歌曰: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是日也,拂衣而喜,奋袖低印,顿足起舞。

这里面写的环境,是和那庙堂文学不相宜的。这种环境里产生的文学自然是民间的白话文学。那无数的小百姓的喜怒悲欢,决不是那《子虚》、《上林》的文体达得出的。他们到了“酒后耳热,仰天捬缶,拂衣而喜,顿足起舞”的时候,自然会有白话文学出来。还有痴男怨女的欢肠热泪,征夫弃妇的生离死别,刀兵苛政的痛苦煎熬,都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爷娘。庙堂的文学可以取功名富贵,但达不出小百姓的悲欢哀怨:不但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泪,竟不能引起普通人的开口一笑。因此,庙堂的文学尽管时髦,尽管胜利,终究没有“生气”,终究没有“人的意味”。二千年的文学史上,所以能有一点生气,所以能有一点人味,全靠有那无数小百姓和那无数小百姓的代表的平民文学在那里打一点底子。

从此以后,中国的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向来的文学史只认得那前一条路,不承认那后一条路。我们现在讲的是活文学史,是白话文学史,正是那后一条路。第三章 汉朝的民歌

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与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国风》来自民间,《楚辞》里的《九歌》来自民间。汉魏六朝的乐府歌辞也来自民间。以后的词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元曲也是起于歌妓舞女的。弹词起于街上的唱鼓词的,小说起于街上说书讲史的——中国三千年的文学史上,那一样新文学不是从民间来的?

汉朝的文人正在仿古做辞赋的时候,四方的平民很不管那些皇帝的清客们做的什么假古董,他们只要唱他们自己懂得的歌曲。例如汉文帝待他的小兄弟淮南王长太忍了一点,民间就造出一只歌道:

一尺布,尚可缝。

一斗米,尚可舂。

兄弟二人不相容。

又如武帝时,卫子夫做了皇后,她的兄弟卫青的威权可以压倒一国,民间也造作歌谣道:

生男无喜,

生女无怒,

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

这种民歌便是文学的渊泉。武帝时有个歌舞的子弟李延年得竟于武帝,有一天,他在皇帝面前起舞,唱了这一只很美的歌:

北方有佳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倾人城,

再顾倾人国。

宁不知倾城与倾国?

佳人难再得!

李延年兄妹都是歌舞伎的一流;(《汉书》卷九十三云,李延年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他们的歌曲正是民间的文学。

汉代民间的歌曲很有许多被保存的。故《晋书·乐志》说:

凡乐章古辞,今之存者,并汉世街陌谣讴。《江南可采莲》,《乌生十五子》,《白头吟》之属也。

今举《江南可采莲》为例: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这种民歌只取音节和美好听,不必有什么深远的意义。这首采莲歌,很像《周南》里的《芣莒》,正是这一类的民歌。

有一些古歌辞是有很可动人的内容的。例如《战城南》一篇: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

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

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

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这种反抗战争的抗议,是很有价值的民歌。同样的还有《十五从军征》一篇: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遥望是君家,松柏冢累累。”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汉代的平民文学之中,艳歌也不少。例如《有所思》一篇: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琩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犬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妃呼豨大概是有音无义的感叹词),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又如《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兄弟两三人,流荡在他县。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赖得贤主人,览取为吾绽。夫婿(主人是女主人;夫婿是她的丈夫)从门来,斜柯西北眄。(丁福保说:“斜柯”是古语,当为欹侧之意。梁简文帝《遥望》诗“散诞垂红帔,斜柯插玉簪”。)“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这两首诗都保存着民歌的形式,如前一首的“妃呼豨”,如后一首的开头十个字,都可证他们是真正民间文学。

艳诗之中,《陌上桑》要算是无上上品。这首诗可分做三段:第一段写罗敷出去采桑,接着写她的美丽: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这种天真烂漫的写法,真是民歌的独到之处。后来许多文人模仿此诗,只能模仿前十二句,终不能模仿后八句。第二段写一位过路的官人要调戏罗敷,她作谢绝的回答: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蜘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罗敷前致辞:“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

末段完全描写她的丈夫:

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晰,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坐中数千人,都说俺的夫婿特别漂亮”——这也是天真烂漫的民歌写法,决不是主持名教的道学先生们想得出的结尾法。

古歌辞中还有许多写社会风俗与家庭痛苦的。如《陇西行》写西北的妇女当家:

天上何所有?历历种白榆。桂树夹道生,青龙对道隅。凤皇鸣啾啾,一母将九雏。顾视世间人,为乐甚独殊。

好妇出迎客,颜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问客平安不。请客北堂上,座客毡氍毹。清白各异尊,酒上正华疏(此句不易懂得)。酌酒持与客,客言主人持,却略再拜跪,然后持一杯。谈笑未及竟,左顾敕中厨。促令办粗饭,慎莫使稽留。废礼送客出,盈盈府中趋。送客亦不远,足不过门枢。取妇得如此,齐姜亦不如。健妇持门户,胜一大丈夫。

首八句也是民歌的形式。古人说《诗三百篇》有“兴”的一体,就是这一种无意义的起头话。《东门行》写一个不得意的白发小官僚和他的贤德的妻子:

出东门,不愿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出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糜。”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仓浪是青色。黄口儿是小孩子。)今非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在这种写社会情形的平民文学之中,最动人的自然要算《孤儿行》了。《孤儿行》的全文如下: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

春气动,草萌芽。三月桑蚕,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

乱曰:里中一何 !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这种悲哀的作品,真实的情感充分流露在朴素的文字之中,故是上品的文学。

从文学的技术上说,我最爱《上山采蘼芜》一篇: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阁去。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这里只有八十个字,却已能写出一家夫妇三个人的性格与历史:写的是那弃妇从山上下来遇着故夫时几分钟的谈话,然而那三个人的历史与那一个家庭的情形,尤其是那无心肝的丈夫沾沾计较锱铢的心理,都充分写出来了。

以上略举向来相传的汉代民歌,可以证明当日在士大夫的贵族文学之外还有不少的民间文学。我们现在距离汉朝太远了,保存的材料又太少,没有法子可以考见当时民间文学产生的详细状况。但从这些民歌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活的问题,真的哀怨,真的情感,自然的产出这些活的文学。小孩睡在睡篮里哭,母亲要编只儿歌哄他睡着;大孩子在地上吵,母亲要说个故事哄他不吵;小儿女要唱山歌,农夫要唱曲子;痴男怨女要歌唱他们的恋爱,孤儿弃妇要叙述他们的痛苦;征夫离妇要声诉他们的离情别恨;舞女要舞曲,歌伎要新歌——这些人大都是不识字的平民,他们不能等候二十年先去学了古文再来唱歌说故事。所以他们只真率的说了他们的歌;真率的唱了他们的故事。这是一切平民文学的起点。散文的故事不容易流传,故很少被保存的。韵文的歌曲却越传越远;你改一句,他改一句,你添一个花头,他翻一个花样,越传越有趣了,越传越好听了。遂有人传写下来,遂有人收到“乐府”里去。“乐府”即是后世所谓“教坊”。《汉书》卷二十二说:(武帝)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又卷九十三云: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延年坐法腐刑(受阉割之刑),给事狗监中,女弟得幸于上,号李夫人……延年善歌,为新变声。是时上方兴天地诸祠,欲造乐,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为之新声曲。

又卷九十七上说李夫人死后,武帝思念她,令方士少翁把她的鬼招来;那晚上,仿佛有鬼来,却不能近看她。武帝更想念她,为作诗曰:

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其来迟?令乐府诸音家弦歌之。

总看这几段记载,乐府即是唐以后所谓教坊,那是毫无疑义的。李延年的全家都是倡;延年自己是阉割了的倡工,在狗监里当差。司马相如也不是什么上等人,他不但曾“著犊鼻裈,与佣保杂作”,在他的太太开的酒店里洗碗盏;他的进身也是靠他的同乡狗监杨得意推荐的(《汉书》卷五十七上)。这一班狗监的朋友组织的“乐府”便成了一个俗乐的机关,民歌的保存所。《汉书》卷二十二又说:

是时(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郑卫之声兴则淫僻之化兴,而欲黎庶敦朴,家给,犹浊其源而求其清流,岂不难哉?……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

因恨淫声而遂废“乐府”,可见乐府是俗乐的中心。当时丞相孔光奏复,把“乐府”中八百二十九人之中,裁去了四百四十一人!《汉书》记此事,接着说:

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

这可见当时俗乐民歌的势力之大。“乐府”这种制度在文学史上很有关系。第一,民间歌曲因此得了写定的机会。第二,民间的文学因此有机会同文人接触,文人从此不能不受民歌的影响。第三,文人感觉民歌的可爱,有时因为音乐的关系不能不把民歌更改添减,使他协律;有时因为文学上的冲动,文人忍不住要模仿民歌,因此他们的作品便也往往带着“平民化”的趋势,因此便添了不少的白话或近于白话的诗歌。这三种关系,自汉至唐,继续存在。故民间的乐歌收在乐府的,叫做“乐府”;而文人模仿民歌作的乐歌,也叫做“乐府”,而后来文人模仿古乐府作的不能入乐的诗歌,也叫做“乐府”或“新乐府”。

从汉到唐的白话韵文可以叫做“乐府”时期。乐府是平民文学的征集所、保存馆。这些平民的歌曲层出不穷的供给了无数新花样,新形式,新体裁;引起了当代的文人的新兴趣,使他们不能不爱玩,不能不佩服,不能不模仿。汉以后的韵文的文学所以能保存得一点生气,一点新生命,全靠有民间的歌曲时时供给活的体裁和新的风趣。第四章 汉朝的散文

无论在那一国的文学史上,散文的发达总在韵文之后,散文的平民文学发达总在韵文的平民文学之后。这里面的理由很容易明白。韵文是抒情的,歌唱的,所以小百姓的歌哭哀怨都从这里面发泄出来,所以民间的韵文发达的最早。然而韵文却又是不大关实用的,所以容易被无聊的清客文丐拿去巴结帝王卿相,拿去歌功颂德,献媚奉承;所以韵文又最容易贵族化,最容易变成无内容的装饰品与奢侈品。因此,没有一个时代不发生平民的韵文文学,然而僵化而贵族化的辞赋诗歌也最容易产生。

散文却不然。散文最初的用处不是抒情的,乃是实用的。记事,达意,说理,都是实际的用途。这几种用途却都和一般老百姓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老百姓自然要说白话,却用不着自话的散文。他爱哼只把曲子,爱唱只把山歌,但告示有人读给他听,乡约有人讲给他听,家信可以托人写,状子可以托人做。所以散文简直和他没多大关系。因此,民间的散文起来最迟;在中国因为文字不易书写,又不易记忆,故民间散文文学的起来比别国更迟。然而散文究竟因为是实用的,所以不能不受实际需要上的天然限制。无论是记事,是说理,总不能不教人懂得。故孔子说:“辞,达而已矣。”故无论什么时代,应用的散文虽然不起于民间,总不会离民间的语言太远。故历代的诏令,告示,家信,诉讼的状子与口供,多有用白话做的。只有复古的风气太深的时代,或作伪的习惯太盛的时代,浮华的习气埋没了实用的需要,才有诘屈聱牙的诰敕诏令,骈四俪六的书启通电呵!

汉朝的散文承接战国的遗风,本是一种平实朴素的文体。这种文体在达意说理的方面大体近于《论语》,《孟子》,及先秦的书;在记事的方面大体近于《左传》、《国语》、《战国策》等书。前一类如贾谊的文章与《淮南子》,后一类如《史记》与《汉书》。这种文体虽然不是当时民间的语体,却是文从字顺的,很近于语体的自然文法,很少不自然的字句。所以这种散文很可以白话化,很可以充分采用当日民间的活语言进去。《史记》和《汉书》的记事文章便是这样的。《史记·项羽本纪》记项羽要活烹刘邦的父亲,刘邦回答道:

吾与若俱受命怀王,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汉书》改作:

吾翁即汝翁。必欲烹乃翁,幸分我一杯羹。

这话颇像今日淮扬一带人说话,大概司马迁记的是当时的白话。又如《史记·陈涉世家》记陈涉的种田朋友听说陈涉做了“王”,赶去看他,陈涉请他进宫去,他看见殿屋帷帐,喊道:

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者字古音如睹)《汉书》改作:

夥!涉之为王沉沉者!

这话也像现在江南人说话(“夥颐”是惊羡的口气。“者”略如苏州话的“笃”字尾。),一定是道地的白话。又如《史记·周昌传》里写一个口吃的周昌谏高祖道:

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这也是有意描摹实地说话的样子。又如《汉书·东方朔传》所记也多是白话的,如东方朔对武帝说:

朱儒长三尺余,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臣朔长九尺余,亦俸一囊粟,钱二百四十。朱儒饱欲死,臣朔饥欲死。臣言可用,幸异其礼。不可用,罢之,无令索长安米。《史记》的《魏其武安传》里也很多白话的记载。如说灌夫行酒,

次至临汝侯灌贤,贤方与程不识耳语,又不避席。夫无所发怒,乃骂贤曰:“平生毁程不识不直一钱,今日长者为寿,乃效女曹儿呫嗫耳语!”蚡(丞相田蚡)谓夫曰:“程、李(李广)俱东西宫卫尉。今众辱程将军,仲孺(灌夫)独不为李将军地乎?”

夫曰:“今日斩头穴胸,何知程、李!”

这种记载所以流传二千年,至今还有人爱读,正因为当日史家肯老实描写人物的精神口气,写的有声有色,带有小说风味。《史记》的《魏其武其侯传》,《汉书》的《外戚传》都是这样的。后世文人不明此理,只觉得这几篇文章好,而不知道他们的好处并不在古色古香,乃在他们的白话化呵。《汉书》的《外戚传》(卷九十七下)里有司隶解光奏弹赵飞燕姊妹的长文,其中引有审问宫婢宦官的口供,可算是当日的白话。我们引其中关于中宫史曹宫的一案的供词如下:

元延元年中(前12年),宫语房(宫婢道房)曰:“陛下幸宫。”

后数月,晓(曹宫之母曹晓)入殿中,见宫腹大,问宫,宫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宫乳(产也)掖庭牛官令舍。有婢六人。中黄门田客持诏记,盛绿绨方底,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掖庭狱籍武)曰:“取牛官令舍妇人新产儿,婢六人,尽置暴室狱。毋问儿男女(及)谁儿也。”

武迎置狱。宫曰:“善藏我儿胞(胞衣);丞知是何等儿也?”

后三日,客(田客)持诏记与武,问:“儿死未?手书对牍背。”武即书对:“儿见在,未死。”

有顷,客出曰:“上与昭仪(赵飞燕之妹)大怒,奈何不杀?”

武叩头啼曰:“不杀儿,自知当死,杀之亦死。”即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继嗣。子无贵贱。惟留意。”

奏入,客复持诏记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儿与舜(黄门王舜)会东交掖门。”武因问客:“陛下得武书,意何如?”曰:“瞠也。”

武以儿付舜。舜受诏,内(纳)儿殿中,为择乳母,告善养儿,且有赏,毋令漏泄。舜择弃(宫婢张弃)为乳母。时儿生八九日。

后三日,客复持诏记,封如前,予武。中有封小绿箧,记曰:“告武以箧中物予狱中妇人。武自临饮之。”(“临饮”是监视她吃药。)

武发箧,中有裹药二枚赫蹄(薄小纸叫做赫蹄。)书曰:“告伟能努力饮此药,不可复入。汝自知之。”

伟能即宫。宫读书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下!我儿,男也,额上有壮发,类孝元皇帝。今儿安在,危杀之矣!奈何令长信(太后居长信宫)得闻之?”

宫饮药死。后官婢六人……自缪死。武皆奏状。

弃所养儿,十一日,宫长李南以诏书取儿去,不知所置。

这是证人的口供,大概是当日的白话,或近于当日的白话。

汉宣帝时,有个专做古董文学的西蜀文人玉褒,是皇帝的一个清客。他年轻在蜀时,却也曾做过白话的文学。他有一篇《僮约》,是一张买奴券,是一篇很滑稽的白话文学。这一篇文字很可以使我们知道当日长江上流的白话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抄在下面。(此篇有各种本子,最好是《续古文苑》本,故我依此本。)

蜀郡王子渊以事到湔,止寡妇杨惠舍。惠有夫时奴,名便了。子渊倩奴行酤酒,便了拽大杖上夫冢巅曰:“大夫买便了时,但要守家,不要为他人男子酤酒。”子渊大怒曰:“奴宁欲卖耶?”惠曰:“奴大忤人,人无欲者。”子渊即决买券云云。奴复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为也。”子渊曰:“诺。”

这是《僮约》的序,可以表示当时的白话散文。下文是《僮约》,即是王褒同便了订的买奴的条件:

神爵三年(前59年)正月十五日,资中男子王子渊从成都安志里女子杨惠买亡夫时户下髯奴便了,决贾万五千。奴当从百役使,不得有二言:晨起早扫,食了洗涤;居当穿臼缚帚,裁盂凿斗;……织履作粗,黏雀张乌,结网捕鱼,缴雁弹凫,登山射鹿,入水捕龟。……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汲水作,涤杯整案,园中拔蒜,断苏切脯。……已而盖藏,关门塞窦;喂猪纵犬,勿与邻里争斗。奴但当饭豆饮水,不得嗜酒。欲饮美酒,唯得染唇渍口,不得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入,交关伴偶。舍后有树,当裁作船,上至江州下到湔;……往来都洛,当为妇女求脂泽,贩于小市,归都担枲;转出旁蹉,牵犬贩鹅,武都买茶,杨氏担荷(杨氏,池名,出荷)。……持斧入山,断裁辕;若有余残,当作俎几木屐彘盘。……日暮欲归,当送干薪两三束。……奴老力索,种莞织席;事讫休息,当舂一石。夜半无事,浣衣当白。……奴不得有奸私,事事当关白。奴不听教,当笞一百。

读券文适讫,词穷诈索,仡仡叩头,两手自搏,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审如王大夫言,不如早归黄土陌,丘蚓钻额。早知当尔,为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恶。”

这虽是有韵之文,却很可使我们知道当日民间说的话是什么样子。我们因此可以知道《孤儿行》等民歌确可以代表当日的白话韵文,又可以知道《史记》、《汉书》的记载里有许多话和民间的白话很相接近。

王褒在蜀时,还肯做这种“目泪下落,鼻涕长一尺”的白话文学。后来他被益州刺史举荐到长安,宣帝叫他做个“待诏”的清客。《汉书·王褒传》记此事,最可以使我们明白那班文学待诏们过的生活: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

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孔子的话)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警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娱悦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卷六十四下》)

原来辞赋只不过是比倡优博弈高一等的玩意儿!皇帝养这班清客,叫他们专做这种文学的玩意儿,“以此娱悦耳目”。文学成了少数清客阶级的专门玩意儿,目的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渐渐僵化了,变死了。这种僵化,先起于歌颂辞赋,后来才侵入应用的散文里。风气既成了之后,那班清客学士们一摇笔便是陈言烂调子,赶也赶不开;譬如八股先生做了一世的八股时文,你请他写张卖驴券,或写封家信,他也只能抓耳摇头,哼他的仁在堂调子!(路德有仁在堂八股文,为近世最风行的时文大家。)

试举汉代的应用散文作例。汉初的诏令都是很朴实的,例如那最有名的汉文帝遗诏(前157年):

朕闻之:盖天下万物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且朕既不德,无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临(临是到场举哀),以罹寒暑之数;哀人父子,伤长老之志;损其饮食,绝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谓天下何?……

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临三日,皆释服;无禁取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绖带无过三寸,无布车及兵器。无发民哭临宫殿中,……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

他不在令中者,皆以此令此类从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汉书》卷四)

这是很近于白话的。直到昭宣之间,诏令还是这样的。如昭帝始元二年(前85年)诏:

往年灾害多,今年蚕麦伤。所赈贷种食,勿收责,毋令民出今年田租。(《汉书》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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