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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2 09:4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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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冈仓天心 (作者),王蓓 (译者)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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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之书

茶之书试读:

导读

我的老家乡下有一片茶园,各家的屋后地角,也有零星的几棵茶树。到了春天,妇女们就结伴上山采茶。那些茶树从来也不见有人去打理它们,只是任性生长;采茶也是一件想到了才会去做的事,并不一定非去不可。有人约了,才去采一些——妇女们在腰间系一条围裙,采了茶叶,再用围裙兜着回来——十分随意的样子;茶叶总计没有多少片,似乎她们在茶山上谈天说笑,才是一件正经事。

我曾在村庄里的小学校念书,虽说是小学校,统共也没有几个学生,但劳动课却是有的。春天里也会有一天,大家集体上山采茶。我们把采来的茶叶,统一交给老师,老师再统一过秤,交给茶园的主人——似乎是村集体。这样采茶,有些许微薄的工钱,统一算给学校,用来添置一点柴火,或者换来一些油印试卷的蜡纸。至于那些茶叶,村里的人会在炒制好以后,送一些到学校里来,给老师们喝。

后来我才知道,好的茶叶,那么贵。茶叶为什么会那么贵呢?无非是一些树的叶子,无非是把树的叶子烘干了,再用开水把叶子泡开,无非是一些苦的东西,一些涩的东西。小时候的我,百思不得其解。

村里人喝茶,喜欢泡浓酽的茶,用的是老茶根——既有粗茶梗,又有张开的老茶叶,根本不是现在人们所讲究的“一旗一枪”那样的嫩芽。一个茶缸里面,大半缸都是茶叶、茶梗。耕田佬下田劳作,也会带上一大缸浓茶。暑假里割稻子,父亲会带上一钢精锅的茶,放在稻田阴凉处。割稻子累极了时,我们就坐在水稻的中间,大口大口地喝那些浓茶。夏日的热风,吹到脸上,我们觉得那浓茶也是甘甜无比的。

今年有一天,我去见一位新朋友,发现他居然是做茶器的。我坐在他的工作室里喝茶,他用自己设计、烧制的茶壶来泡茶。看他泡茶,仿佛时光都慢下来了。他烧制的茶器,用的是汝窑工艺,自己调了一种釉,因其细腻,故名之以“青羊脂”。青羊脂的茶壶上面,还搭配了有意思的铁锈釉,细看,表面有细密且内敛的开片。

茶室也很特别,徒有四壁,壁上空无一物。

坐在那里喝茶,内心是澄澈的。慢慢地,他泡上一壶茶来。看他泡茶,我忽然觉得,茶与茶的喝法,是不一样的。

20多年前,美国人比尔·波特来到中国,前往终南山寻访隐士。在中国的历史上,隐士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小众群体。他这样写道:“我能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什么都不想要,而只想过一种简单的生活:在云中,在松下,在尘廛外,靠着月光、芋头过活。除了山之外,他们所需不多:一些泥土,几把茅草,一块瓜田,数株茶树,一篱菊花,风雨晦暝之时的片刻小憩。”

确实如此,月光、芋头、菊花、茶树,都是与隐士生活关系最密切的东西。即便是现在这个年代,依然有人归隐山林,找一个林深泉幽之处,在那里结庐而居,烹茶、参禅、农耕和读书,偶尔也上网和写作。

酒近侠,茶类隐。茶的历史,在中国源远流长。从西汉一直到隋唐,古人都是煮茶来饮,持续千年。到了初唐,人们开始讲究起喝茶的形式,有了煎茶,也有人尝试着在煎茶的同时,加入盐、姜等佐料。唐代的煎茶法,复杂,高雅,只适合少数的文人墨客在山林隐逸的时候,五六个人在一起来煎茶。到了宋代,饮茶又发生了变化,形成了点茶法。到了明代,饮茶法又简化,成为撮泡法。饮茶的形式越来越简化,到了清代,就是泡茶了。

南宋末年,禅宗的临济宗一派的点茶礼仪,被东渡僧从径山寺带到了日本。于是,日本有了茶道,它是南宋点茶法的一个分支。

所以日本的茶道,礼仪非常严格,也非常富有禅味,正是因为它的来源是中国的临济宗。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日本室町时代的村田珠光,成为茶道鼻祖;武野绍鸥,则为茶道中兴名人;稍后于二人的千利休,则把茶道引至巅峰,成为茶道文化之集大成者。他们以日常生活中的社交文化为基础,建立了绝对和平的、充满人间之爱的殿堂。

茶道,是日常生活的艺术,是一场心的交流与美的盛筵,甚至是对美的信仰。茶道与美学直接相关。那么,这种信仰的内容是什么呢?冈仓天心在这本《茶之书》里一言以蔽之:

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不完美”的崇拜,是在众人皆知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完美而进行的温柔试探。

茶要怎么喝?《红楼梦》第四十一回里,妙玉说道,“一杯为品,二杯即是解渴的蠢物,三杯便是饮牛饮骡了。”这是有“道”蕴含其中的,而我们今人随意饮茶,其实是已经离“道”甚远了——有“日常生活”,却没有“艺术”。

在冈仓天心的笔下,茶不仅是一种解渴的饮品,更是东方文明的凝结。冈仓天心是东京帝国大学的首届毕业生,创办了东京美术学校,还以京都、奈良等地为中心,对日本古代美术进行了精心的调研。1893年,他31岁时,游历了北京、洛阳、龙门、西安,寻访中国古代艺术的踪迹。1901年,他访问了印度。1904年,他受邀去美国波士顿美术馆工作,去时只带了一人一书:一个助理,一本陆羽的《茶经》。他在那里潜心研究东方美术,1906年,写出了这本《茶之书》。

冈仓天心发现,东西方平等的对话与共通的人情,可以在一个小小的茶碗中展开:“不过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东西方之间彼此差异的人心,却在这茶碗中得以并存。茶道成为唯一一个得到世界普遍尊重的亚洲仪式。”

就这样,冈仓天心试图用英文撰写一本介绍日本茶道的书,向西方世界展示日本的“生的艺术”。在他看来,武士道是日本人“死的艺术”,而茶道,则是日本人“生的艺术”。《茶之书》于1906年5月在纽约上市后,席卷全美,不仅被选入美国中学教科书,还越过海峡,被译成德语、法语、瑞典语等,遍及全欧洲,冈仓天心也因此名声大振。现在全世界的人之所以对日本的茶道充满尊敬,这本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包括我们现在对茶的理解,也跟这本书有很大的关系。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茶只是一种滋味上佳的饮品,无关理想。持续不断的国难早已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他们变得更现代了,也就是说,变得老成又现实了。他们失掉了年轻人特有的豪情壮志,而正是这种豪情能永葆诗人与先贤的青春与活力。他们兼容并蓄,礼貌地接纳宇宙规则。他们游戏于大自然间,但却不愿屈尊去征服或膜拜她。他们手上的那盏茶依旧醇香醉人,散发出花一般的香气,然而茶盏之中却再也寻觅不到唐宋茶道的浪漫之情。

这一段话,让人读了不得不陷入沉思,这写于一百年前的字句,对今人依然是一声警醒。茶事起于中国,日本的茶道却超越了中国,而茶叶生意做得好的则是英国人。中国枉自有一部陆羽的《茶经》,却既未能在茶道上,也未能在茶叶生意上占据巅峰位置。对此,周作人曾有一个解释,“中国人重实际的功利,宗教心很淡薄”,所以没法产生茶道这个东西,就好比早在明代就有《瓶史》而不曾产生花道一样。中国人将茶与柴米油盐酱醋并列,是居家必备之物,是世俗的;日本人则将饮茶上升为茶道,成为一门生之美学。

在这本书里,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

一次,利休看着儿子绍安清扫刷洗庭径。当绍安打扫完毕,利休却说:“不够干净。”并要求他重新做一次。又经过了一小时的辛苦清扫,绍安对利休说:“父亲大人,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了。石阶洗了三次,石灯和树木都洒过了水,苔藓和地衣都闪耀着新绿;地上干干净净,没留一枝一叶。”“蠢蛋!”利休斥责道:“庭径不是这么扫的!”说着,他迈入庭中,抓住一棵树摇动,刹那间,金红二色的叶子如秋日织锦的碎片,飘落满园。

喝茶,意在茶外,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位喝茶的人都是禅者。对于一位普通读者来说,《茶之书》这本薄薄的小书,就是一扇小门,穿过这扇小门所能见到的风景,就由各位自己去细细体味吧。周华诚2017年7月7日  第一章 一碗见人性

茶,始于药,后成为饮品。在8世纪的中国,茶作为一桩雅事进入诗的范畴。15世纪,日本将其提升为一种对美的信仰——茶道。茶道是一种追求,是在日常生活的污浊之中,因对美的倾慕而产生的。纯净和谐的状态,仁慈互爱的秘诀,以及社会秩序中的浪漫主义情怀,都是茶道的谆谆教诲。本质上,茶道是一种对“不完美”的崇拜,是在众人皆知不可能完美的生命中,为了成就某种完美而进行的温柔试探。

茶之哲学,并非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是表达唯美主义的一个术语。它所表达的是我们融合了道德伦理与宗教信仰的天人观。它要求卫生,坚持洁净;它展现出简约的舒适,无须讲究排场,亦不必铺张浪费;它是一套道德架构,界定了我们与宇宙之间的分际。茶代表着东方民主的真谛,它的信徒不论出身贵贱,都能从中获得不俗的贵族气质。

长期的与世隔绝,使日本崇尚自省,这对茶道的发展极为有利。日本人从家居摆设到生活习惯,从穿着打扮到烹调饮食,瓷器、漆器、绘画,乃至本土文学,无一不受到茶道的影响,任何研究日本文化的学者也都无法忽略它的存在。它既存于香闺雅阁,亦出入蜗居陋室。它让山野农夫通晓花草摆设之道,也让粗鄙工匠欣赏山石流水之意。在日常用语中,若有人对这亦庄亦谐的人生趣味无动于衷,我们会说他“心中无茶”。同样,若有人对这世间的疾苦视若无睹,只是沉溺于随心所欲的情绪之中,对这类放荡不羁的唯美主义者,我们则指责他“茶气太重”。

确实,圈外人士可能无法理解我们为何要如此小题大做。他们会说:这无非就是个“茶杯大的事儿”!然而,当我们细细思虑,就会发现人生喜乐只需这小小一杯,泪水很快便会充溢其中,而对永恒难以抑制的渴求,让我们能轻易地将其一饮而尽。念及此,对于在一杯茶上下如此大的功夫,我们着实不用自责。真要和人类做过的其他事情相比较,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在对酒神巴克斯的崇拜中,我们的献祭不加任何节制;甚至连战神马尔斯这个双手浸染鲜血的残酷形象,我们也对其进行了美化。那何妨奉茶之仙为王,并纵情于那自她的祭坛流泻而出的温暖情意之中呢?就着那象牙瓷茶盏中盛装的琥珀色茶汤,新进的门徒或可一品孔子的温雅静慧,老子的犀利快意,以及释迦牟尼的缥缈芬芳。

人们若不能感知己身不凡之中的渺小,多半也会忽略他人平凡之中的伟大。西方民众大多傲世轻物,茶道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东方国家的万千怪状之一,这些怪状构建出他们眼中奇特而幼稚的东方世界。当日本沉浸于温雅的和平艺术之时,西方人习惯于称其为蛮夷之地;而当日本在中国东北领土上肆意屠戮之时,他们反倒称其为“文明之邦”。近来西方盛行有关日本“武士道”的评论——这个让日本士兵对自我牺牲如痴如狂的“死的艺术”,却鲜有人关注这完全代表“生的艺术”的茶道。如果必须要借由惨无人道的战争光环,才能被视为文明,那我们乐于继续野蛮。若终有一天,我们的艺术和理想能得到应有的尊重,我们乐于继续等待。

西方究竟何时才能够理解,或是愿意理解东方?他们用以偏概全的事例,加上各种异想天开,在亚洲人身上编织出一张光怪陆离的网,其内容令人惊骇莫名。我们要么是以吸收莲花香气为生,要么就是以老鼠蟑螂为食。我们的形象不是无能癫狂,就是骄奢淫逸。印度的灵性之说被嘲笑为无知,中国的冷静节制被视为愚蠢,而日本的爱国精神则不过是顺从命运的摆布而已。甚至还有人说,我们的神经组织麻木迟钝,所以感觉不到痛苦与伤害!

西方人若是想找这一类的乐子,何不让我们给你们提供一些?亚洲人可是很注重礼尚往来的。来看看西方人在我们的故事与想象中的模样吧,这样就会有更多的笑料了。这其中包括因观察角度的不同而产生的魅惑,也带着因惊奇而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敬意,更隐藏着对陌生事物的防备。西方人承载着太过高尚的美德,无法引起我们的艳羡;而他们所犯的罪行又过于独特,让人无法指责。古代的智者曾用文字告诉过我们,在西方人的外衣下藏着毛茸茸的尾巴,并且常常以新生婴儿熬成的肉汤为食!不仅如此,还有比这更糟糕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西方人是这个世界上最言行不一的人,因为在传闻中,他们宣讲鼓吹教义,自己却从不践行。

如今,这样的误解在我们这里正在迅速消失。贸易往来使欧洲各国的语言在东方的港口流传开来。亚洲的青年学子涌入西方大学,去接受现代教育。虽然我们还未能深入西方的文化核心,但至少我们有一颗好学的心。然而,我的某些同胞,深受西方文化和礼仪的影响,他们误以为穿上硬领衬衫,戴上高礼帽,便完成了西化。这样的矫揉造作固然令人可悲可叹,但他们却表现出我们愿卑躬屈膝,以求向西方靠拢的意愿。不幸的是,西方人的态度却并不利于他们了解东方。基督教的传教士来到这里只为了传授教义,而非接受。西方人对东方的了解,仅仅是基于一些文学作品的粗劣译本,而这些作品只是东方文学的沧海一粟罢了。更甚者,这些了解有的还是来自于旅人那些捕风捉影的奇闻轶事。能够像小泉八云或是《印度生活之网》的作者那般,愿意用正义的笔锋点亮我们的情感之炬,并照亮东方暗夜之人,真是少之又少。

或许我的多言恰恰暴露出我对茶的浅薄认知。言所应言,适可而止,才是礼仪之道。然而,我并不希冀成为一名有礼的茶人。新旧世界之间的误解已经造成了太多的伤害,我若能挺身而出,为促进双方的理解而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又何须道歉。当初,若俄国肯纡尊降贵,多了解日本一些,那么揭开20世纪序幕的则不会是血淋淋的战争。对东方问题的轻蔑忽视,让人类付出了多么惨痛的生命代价!欧洲帝国主义大肆宣扬“黄祸”这一谬称,却没有意识到,亚洲也终会察觉“白害”的残忍之处。西方人可能会笑话我们“茶气太重”,但是,难道我们就不会觉得西方人“心中无茶”吗?

让我们收起这些互相攻讦抹黑的讽刺话吧。我们各自占据地球的一端,若不能深谋远虑,就只有黯然神伤了。虽然双方的发展路线不尽相同,但也没有任何理由说我们之间不能彼此增益互补。西方人以内心的安宁为借口,进行地盘的扩张;面对侵略,我们虽势单力薄,却创造出了和谐。西方人能相信吗?在某些方面,东方确实强过西方!

不过有趣的是,到目前为止,东西方之间彼此差异的人心,却在这茶碗中得以并存。茶道成为唯一一个得到世界普遍尊重的亚洲仪式。白人对我们的宗教信仰及伦理道德都嗤之以鼻,但他们却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琥珀色的饮品。下午茶现如今已成为西方社会中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从浅碟深盘的清脆碰撞声中,从好客女主人衣裙的摩擦声中,以及从常见的是否需要加牛奶或砂糖的询问声中,我们知道,西方人对茶的崇拜已经毋庸置疑地确立了。参加茶会的宾客愿意将前方的未知命运,交由杯底茶叶所呈现出的晦涩图案来决定,仅此就能表明,东方精神至高无上。

欧洲关于茶事年代最早的记录,相传出自一位阿拉伯旅行者的记述。他提到,自公元879年以后,中国广东省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就是盐茶之税。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也写道,1285年,曾有一位中国财政官员,因擅自提高茶叶的赋税而被罢官免职。从大发现时期开始,欧洲人对遥远的东方开始有了更多的认识。16世纪末,荷兰人带来了这样的消息:东方人用一种灌木的树叶制成了好喝的饮料。此外,还有一些旅行家,如乔瓦尼·巴蒂斯塔·赖麦锡、阿尔梅达、马斐诺、塔雷拉等也分别于1555年、1576年、1588年和1610年记录了茶之事。在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首次将茶叶带到了欧洲。1636年,茶叶来到法国;1638年,茶叶来到俄国的土地;英国则于1650年迎接了它的到来,并说它是“来自中国的绝佳饮品,受到了所有医生的认可,中国人称其为茶(Tcha),其他国家叫它Tay,或者Tee”。

如同世上所有美好的事物一般,茶的传播也曾遭遇干扰。像亨利·萨维尔之流的异端分子,就在1678年宣称喝茶是一种污秽的风俗习惯。乔纳斯·汉韦在其1756年那篇《论茶》中也写道:习惯了喝茶之后,男人似乎丢掉了轩昂仪表,而女人则失去了秀美容貌。茶叶高昂的价格(一磅要十五或十六先令)让平民百姓自始就无福消受,因而茶“代表的是上流社会的娱乐消遣,并成为王公贵胄的社交赠礼”。尽管面临重重障碍,喝茶一事仍以惊人的速度传播开来。18世纪上半叶,伦敦的咖啡屋实际上已然变成了茶舍,更有像艾迪生和斯蒂尔这样的大能者将其作为度假之所,在“茶碟”上悠闲度日。这种饮品很快变成了生活必需品,也就意味着,政府能够对其课以赋税了。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茶在现代历史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原本逆来顺受的美国殖民地民众,在茶叶被课以重税之后,毅然揭竿而起。而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正是源于波士顿倾茶事件。

茶的滋味细腻悠长、沁人心脾,让人无法抗拒,心神往之。西方的幽默家早已将茶的醇香混入自己思想的芬芳之中。茶不似葡萄酒那般傲慢自大,不像咖啡那样顾影自怜,也无可可那种假意的天真。早在1711年,《旁观者》就刊登过如下文字:“因此,我要向所有作息规律的家庭,特别推荐我的心得:每天早上请留出一小时,一起享用热茶与黄油面包的早餐;我还要诚挚地建议你们订购本刊,每日准时送至府上的报纸,将是您佐茶的良伴。”塞缪尔·约翰逊把自己描绘成“固执又偏执的茶士,二十年间佐餐之物,唯有这令人心醉神迷的茶汤;以之消磨夜晚时光,以之慰藉午夜孤寂,以之喜迎清晨朝阳”。

一位虔诚的茶之信徒查尔斯·兰姆曾这样写道:“我所知晓的最为愉悦之事,乃是不欲为人知之善,却不经意为人所知”,此话已道出茶道的真谛。盖因茶道正是此种艺术,它的美隐秘不宣,却可为人探知,且其中还隐含着你所不敢揭示的一切。茶道是一种浩然之法,让你能平静而真诚地自嘲,这也正是幽默的本质——富含哲理的笑意。在这个意义上,每个货真价实的幽默家都可以被称为茶家——比如萨克雷,当然莎士比亚也在其列。那些颓废派诗人(这个世界何时不颓废?)对物质主义提出抗议,在某种意义上也开辟了通往茶道之路。也许,如今的我们,若能正视自身的缺陷,东西方便能在相互安慰中并存。

道士说,太始之初,灵与物展开了一场殊死之战。最终,天宫的日神黄帝战胜了代表黑暗和大地的恶魔祝融。身形巨大的祝融,在临死之时痛苦挣扎,一头撞上天顶,将玉制的蓝色穹顶撞成碎片。众星流离失所,月亮在荒凉的夜空罅隙中漫无目的地流浪。黄帝在绝望之中,苦苦寻找补天之人。皇天终不负有心人。一位女神自东海而出,她头生角,尾似龙,身披火焰铠甲,周身光彩夺目——这就是女娲。她从神炉中炼出五色霓虹,补好了中国的天宇。但亦有人说,天际无穷,女娲终是漏掉了两个小小的缝隙,并由此幻化出爱的两极——两个灵魂穿越虚空,不曾停歇,直到彼此交融,至此宇宙圆满。每个人都应该抱着希望与和平,重新打造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

现代社会中,对财富与权力的争夺,如同希腊神话中的独眼巨人那般凶残,人性的天空已然崩塌。世界在自负和庸俗的阴影中摸索前行。学识得于败坏的良知,为善则因有利可图。东方与西方,如同惊涛骇浪之中上下翻腾的两条巨龙,都想拼命夺回生命的珍宝,然而一切却是徒劳。此时,我们多么需要女娲再世,来修补这世间的破败;我们等待着伟大的天神降临。但就在此刻,还是让我们轻啜一口茶吧。午后的阳光照亮竹林,欢快的泉水汩汩流淌,飒飒的松涛之声仿佛自我们的茶壶响起。就让我们沉浸在这转瞬即逝的美景之中,流连于万物的凡俗之美吧。  第二章 茶的流派与沿革

茶是一门艺术,需大师妙手泡制,方能绽放其最高贵的特质。茶有优劣之分,正如绘画有高下之别,且总是下者居多一样。要得一壶绝味好茶,并没有可依样画葫芦的秘方,就好比要再培养出一个提香或一个雪村那样,并无定法可循。每一种茶叶的备制与冲泡皆独一无二,各自都与水量、水温有着不同的契合程度,各自都拥有独特的叙事风格。而真正的美,就蕴藏其中。

这艺术与人生的法则,既简单又基础,但社会民众却总也无法认清,并且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宋代诗人李竹懒曾悲伤地叹道,世间有三件憾事:慧徒毁于庸师之教,雅作流于粗鄙之眼,佳茗废于愚拙之手。

与艺术一样,茶也有时代及流派之分。它的发展可粗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煎茶、点茶和撮泡法。我们现代所归属的乃是最后者。这几种不同的品茗方式,正体现了它们各自盛行之时的时代精神。盖因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表达,我们不经意间的举动,总是泄露出内心最深处的想法。孔夫子曾云:“人焉廋哉”。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并无不凡之事需要掩藏,所以才在细枝末节之处显露了太多真实的自我。日常琐碎之事,也可与哲学或诗歌的最高境界等量齐观,同样堪为民族理想的注疏。正如对葡萄酒的不同偏好,体现出了欧洲不同时代和不同国家的独特风格,茶道理想也反映出东方文化的不同情调。用来煎茶的茶饼,用作点茶的茶末,以及撮泡饮用的茶叶,分别展现出中国唐代、宋代及明代所特有的情感脉动。在此,且让我们借用已经被过分滥用的艺术分类术语,将它们划分为茶的古典派、浪漫派及自然派。

原生长于中国南部的茶树,在很早之前就为中国的植物学界与医药学界所熟知。在各类经典中,茶也被称为荼、蔎、荈、槚、茗,因其可解乏,可明目,可愉悦身心,亦可增强意志,故世人对其评价甚高。茶不仅可以内服,还可制成膏状外敷,用来缓解风湿疼痛。道士们宣称茶是炼制不老仙丹的重要配料,而僧侣们则经年累月地饮茶,以保证其有长时间打坐的精力。

到公元四五世纪之时,茶已经成为长江流域居民最喜爱的饮品。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现代的“茶”字被创造出来,显然此字是对古书中“荼”字的讹用。南朝诗人曾留下一些断编残简,表达了对这“流玉之沫”的狂热崇拜。当时的皇帝也常将名贵茶叶赏赐给位高权重的大臣,作为对其功勋的褒奖。然而,在那个时代,饮茶的方法还相当粗陋。叶子蒸过后,用石臼捣碾,制成茶饼,和米、姜、盐、陈皮、香料、牛奶等配料一同煎煮,有时甚至还会放入大葱。如今中国的藏族人及不少蒙古部族还保留着这种饮制方法,他们用这些配料制出味道奇特的茶汤。从东方商队的客栈里学会饮茶的俄国人,其在茶中加入柠檬片的举动,正是这种古老饮法的证明。

将茶从粗陋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并将其带入最终的理想之境,还需要唐代的一位天才人物。公元8世纪中期,一位名为陆羽之人的出现使我们有了第一位茶道信徒。他生于儒、释、道三教寻求共存共生的时代。在那个时代,泛神论的象征意义促使人们找寻存于万物之中的共性。诗人陆羽,在茶道中瞥见了统驭万物的和谐与秩序。在其著名作品《茶经》(茶之圣经)当中,他系统地制定了茶道准则。自那时起,陆羽便被尊奉为中国茶商的守护神。《茶经》共计三卷十章。在第一章中,陆羽介绍了茶树的特点,第二章描述的是采茶工具,第三章则是讲选茶。根据他的观点,品质最好的茶叶必须“如胡人靴者,蹙缩然;犎牛臆者,廉檐然;浮云出山者,轮菌然;轻飚拂水者,涵澹然;有如陶家之子,罗膏土以澄泚之;又如新治地者,遇暴雨流潦之所经。”

第四章列举并描述了茶器中的24件器皿,从“三足风炉”开始,到盛放所有茶具的竹制“都篮”结束。从其字里行间之中,我们能够看到陆羽对道教符号的偏爱。此外,有趣的是,在此书中还可以看出茶对中国瓷器的影响。众所周知,瓷器起源于对玉石温润光泽的模仿重现,到了唐代,发展出南方的青瓷,以及北方的白瓷。陆羽认为,青色是茶器的理想色彩,因其可为茶汤添上一抹碧色,而白瓷却会使茶汤的色泽略显桃红色,令人倒胃口。陆羽这样说,盖因当时所用为茶饼之故。之后,宋代茶师使用茶末泡茶,就偏爱青黑色或深褐色茶碗。而流行撮泡法的明代,则喜用薄胎白瓷。

第五章中,陆羽描述了茶的泡制方法。他主张摒弃除盐以外的所有配料。此外,过去人们讨论最多的用水选择及水温问题,也是本章的重点。据陆羽所言,以水质优劣来论,山泉水最优,河水及井水次之。烹水有三个阶段:水面起小泡,“沸如鱼目”者为一沸;水面小泡如“涌泉连珠”,为二沸;壶中沸水如“腾波鼓浪”者,为三沸。将茶饼置于火上炙烤,至其柔软如“婴儿之臂”,再以纸囊盛装,然后碾碎。一沸之时加入盐,二沸放入茶末。到三沸之时,壶中加入一瓢冷水止沸,以育“水之华”。然后将茶汤倾入茶碗中,饮之。天霖甘露当如是!轻细的茶末浮于茶汤之上,如鳞云飘于晴朗天空,又如睡莲浮于微漾碧波。正是这碗茶汤让唐代诗人卢仝留下了这样的诗句:

一碗喉吻润,两碗破孤闷。

三碗搜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

四碗发轻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

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清风生。

蓬莱山,在何处?

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茶经》余下章节论及普通饮茶方法的粗陋之处,罗列了历史上喜爱饮茶的名人,介绍了中国著名的产茶之地,说明了制茶饮茶之法中可能的变化,并绘制了涉及茶之道的各种相关器具。只可惜的是,最后一章节已遗失,无处寻觅。《茶经》的问世,在当时,想必是引起了极大的轰动。陆羽成了唐代宗(763—779年在位)的座上宾,其显赫的名声吸引了大批追随者。据说,一些擅于品茶之人能分辨出所喝之茶,是由陆羽亲手所泡制,还是出自其徒弟之手。也有某官员因不识茶圣亲治之茶,而“名垂千古”的故事。

到了宋代,点茶盛行,茶的第二个流派就此创立。茶叶被放入小石磨中研成细末,在备好的茶末中加入沸水,再用细竹丝精制而成的竹筅搅拌击拂。新的饮法为陆羽时代所流传下来的器具带来了改变,与此同时,对茶叶的选择也发生了变化。盐彻底退出了茶道的历史舞台。宋人对茶的热情从无止境。茶之饕客之间彼此竞争,不断发掘新的饮法,还定期举办斗茶比赛一较高下。那位治国无能,但艺术才情颇高的宋徽宗(1101—1124年在位),曾不惜重金,只为购得稀有的茶叶。他还写过一篇专著,论及二十种茶,这其中,“白茶”被其赞为茶中精品,无与伦比。

宋代的茶之理想与唐代不同,正如二者所代表的不同生命理念。唐代志在象征,而宋代则力求真实。对于宋代理学而言,天理并非借由大千世界体现,大千世界实则为天理本身。永恒即为刹那时,涅槃总在咫尺间。“不朽存于恒变”的道家理念充斥于他们的思想之中。妙趣横生的乃是过程,而非行为。最为重要的是实现圆满的过程,而非圆满本身。这样一来,人与自然之间再无隔阂。生活的艺术产生了新的意义。从这时起,茶不再是诗意的消遣,而成为自我实现的方法。王禹偁曾赞颂茶为:“沃心同直谏,苦口类嘉言。”苏东坡也曾说过,茶自有冰清玉洁之姿,犹如品德端正之人,可抗衡腐败堕落。至于佛教徒中,南方的禅宗吸纳了众多道家仪轨,建立起一套繁复考究的茶道仪式。僧侣们齐聚于达摩祖师像前,依循隆重的仪式,用同一茶碗轮流饮茶,气氛庄严而肃穆。禅宗的这项仪式,最终在15世纪发展成为日本的茶道。

不幸的是,13世纪,蒙古部族的势力突然扩张,以铁血之姿征服了中国,在异族的残暴统治下,宋代的文化成果损毁殆尽。到了汉族正统统治的明代,虽然于15世纪中期出现了复兴中华之志向,但却为内政所苦,于17世纪再度落入外族满人的统治之下。礼仪风俗一变再变,再无前朝之迹可寻。茶之事已然被世人所遗忘。我们发现,对于某宋代典籍中所提到的茶筅,一位明代评论家倍感困惑,不知其形。时至今日,我们都是将茶叶放入茶碗或茶杯中,然后用沸水冲泡饮用。西方世界对早先的饮茶之法一无所知,究其原因,是由于欧洲世界直到明朝建立前不久,才认识了茶。

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茶只是一种滋味上佳的饮品,无关理想。持续不断的国难早已夺走了他们探索生命意义的热情。他们变得更现代了,也就是说,变得老成又现实了。他们失掉了年轻人特有的豪情壮志,而正是这种豪情能永葆诗人与先贤的青春与活力。他们兼容并蓄,礼貌地接纳宇宙规则。他们游戏于大自然间,却不愿屈尊去征服或膜拜它。他们手上的那盏茶依旧醇香醉人,散发出花一般的香气,然而茶盏之中却再也寻觅不到唐宋茶道的浪漫之情了。

曾亦步亦趋紧随中国文明脚步的日本,也经历过茶道发展的三个阶段。根据史书所载,早在公元729年,就有圣武天皇在奈良皇宫赐茶于百名僧众的记录。那时的茶叶极有可能是遣唐使从中国带入日本,且其饮用之法也依循当时的流行方式。公元801年,最澄禅师从中国带回一些茶树种子,并将其种于比睿山。此后数百年间,日本出现了不少茶园茶庄,饮茶成了风靡贵族和僧侣阶级的一项乐事。1191年,赴中国学习南禅佛法的荣西禅师,将宋茶带回了日本。他所带回的新茶种,在三个地方种植成功,其中一处位于京都附近的宇治,该地所出产的茶叶,至今仍以其绝佳的品质闻名于世。南宗禅学在日本迅速传播,与此同时,宋朝的饮茶礼仪和饮茶理念也随之流传开来。到了15世纪,在幕府将军足利义政的扶持下,茶道仪式完全建立起来,并成为一项独立的、非宗教性质的活动。自此,茶道在日本正式确立。中国稍晚些时候出现的泡茶之法,相比较而言,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较新的饮茶方式,这种泡茶之法直到17世纪中叶才为日本人所知。尽管在日常饮用上,茶叶取代了茶末,但是,茶末作为茶中之茶,仍固守其在日本茶道中的地位。

在日本茶道中,我们得以见识到茶道理想的极致。1281年,日本成功抵御了蒙古的入侵,这使受到游牧民族侵略,在中国本土遭到扼杀的宋代文明,能够在日本的土地上继续发展下去。对日本人而言,茶不仅仅是一种理想的饮品,它已然成为探索生命艺术的信仰。茶,寄托了人们对纯净与高雅的顶礼膜拜,并成了一项神圣的仪式,在这项仪式中,宾主携手共同创造出俗世间至高的祝福。在生命的荒漠中,茶室是一隅绿洲,疲倦的旅人聚集于此,共饮艺术的甘泉。茶会就是一场即兴演出,茶、花、画一起织就当下的剧情。色彩不能有违茶室的色调,声响不可破坏行事的节奏,姿势不能扰乱整体的和谐,言语不可破坏环境的统一;一举一动务求简单自然——这正是茶道仪式的目标。出人意料的是,这项目标总能如愿达成。茶道背后隐藏着玄妙的哲理。茶道即道家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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