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宝玉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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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之初北京市私营企业工会研究(1949～1956)试读：
绪论
工会组织自18世纪末19世纪初诞生以来，就沿着两条不同的路径向前发展。一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会组织，主要以英美国家的工会组织为代表，它与政府机构合作的同时更注重自身独立性的一面；另一条是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之下建立的工会组织，它强调工会代表工人阶级的利益并与资产阶级展开尖锐、激烈的斗争，直至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最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20世纪初，列宁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之后，国际社会对苏维埃政权采取的经济封锁、军事进攻以及国内面临经济凋敝、武装叛乱的严峻形势，依靠工会组织工人阶级恢复经济、发展生产、增强国家实力成为破解危局的唯一选择。正如列宁1919年在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上所说：“如果工会的同志不来帮助我们，不和我们一道[1]工作，我们是不能完成这个工作的。”因此，列宁在继承马克思主义工会理论的基础上，又根据本国国情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理论，形成了自己的工运思想与工会理论。列宁的工会理论前期从政治角度界定工会，提出“工会国家化”这一概念，即把工会变成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组织，使工会与国家机关融为一体；后期根据俄国社会[2]的实际情况，从发展经济的现实角度提出工会“双保护”的功能。列宁的工会理论重视工会与政府合作、维护工人阶级利益、为发展生产服务。斯大林统治时期苏联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经过1929～1937年苏联各级工会机关的三次重大改组，工会在苏联社会中完成了它最后的角色定型：“职能行政化，机构官僚化，体制高度[3]集中化。”这时的工会已经没有斗争性和独立性，成为党“驯服的工具”。
中国共产党的工运理论与工会思想初期几乎全部来自苏联。可是中国国情又与苏联有所不同，中共面对的革命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也是残酷的。经过国民大革命运动、土地革命战争，特别是抗日战争这三个时期的工运实践，中共积累并形成独具特色的工运理论与工会思想。可以说，1949年之前，中共领导下的工会具有双重角色和身份。在国民党统治区域，中共领导下的工会组织一面与国民党的工会争夺工人运动的领导权，一面领导工人与资本家进行激烈的斗争，为中共的革命胜利“冲锋陷阵”，发挥了与敌人战斗“桥头堡”的作用；而在自己统治的区域内，工会强调工人群众与政府合作搞生产支援战争、支援前线。它的角色是内外有别的。那么，中共夺取全国政权后，在没有外部“敌人”的环境下工会又将充当什么角色？它的职能又会发生什么变化，有什么新特点？由此而衍生的有关工会的一系列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
虽然工会的职能转变从中共有自己的统治区域——苏区时已开始，但是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充分地、完整地实践自己的工运理论和工会思想还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社会主义革命时期（1949～1956年）。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是中共工运理论和工会思想的真正形成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共以后的工会政策并为现在的工会做了组织与理论准备，因此研究这一时期中共的工会组织、工运思想、工会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小生产者的国度，各层次的企业数量众多、分散经营，它们散漫而没有系统的组织，只有封建性很强的行会起一定的规范作用。伴随着鸦片战争而兴起的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在国家内忧外患的夹缝中，经历了跌跌撞撞、曲曲折折的艰难发展之路，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一些大城市中如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已初具规模，其他一些内地城市的工商业发展相对还很滞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直接催生了两大对立阶级，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工会就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对抗的产物。人数众多、朝气蓬勃的工人阶级是中共竭力争取的阶级力量，而资产阶级与中共的关系就要复杂得多。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与民族资产阶级有过短暂的联合，可是由于他们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同，双方都把对方“另眼相看”。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既定部署对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直接收归国家所有，改造成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可是，对于那些为数众多的手工业、那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将如何“处置”？在这一“处置”过程中，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一个自治机构将扮演什么角色，具有哪些力量，发挥什么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如何对待“别人”更能反映自己的本质。同理，通过研究中共领导下的工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揭示的不仅仅是工会的作用、私营企业的变迁，还更能完整地、清晰地透视工会的本质特征。因此研究共和国之初私营企业中的工会是完全有必要的，也相当有价值。
北京，这个曾经的六朝古都，不仅是明、清皇族聚居之地，在辛亥革命之后，又长期盘踞过军阀、政客、买办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因此“为这些人服务的商业、饮食业、服务业和手工业畸形发展”。与上海、天津等工业较发达城市相比，直到1949年北京解放前夕，资本主义民族工业仍很少，近代工业很不发达，它依然是一个消费城市，所以工人队伍中“多数是手工业工人、搬运工人、店员工人和零散的[4]建筑工人”，“产业工人不足7万人”。
可是，自中共把北京定为首都之后，它又显得与众不同，包括工会在内的各人民团体、各类机构和组织以及它们的各种活动都深深地影响着全国其他地方，因为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感觉。毫无疑问，北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对全国各地有示范和榜样的作用。选择北京的私营企业工会作为研究对象便可知全国其他地方私营企业工会的概况，是“一叶知秋”。“凡是值得思考的事情，没有不被人思考过的，我们必须做的只[5]是试图重新思考而已。”对工会、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它也是历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研究人数众多，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对工会的研究逐步走向深入，范围逐渐扩展。综观研究状况，具有三个特点，其一，研究中共中央有关工会政策的多，研究地方特别是基层工会职能的少；其二，研究中共领袖人物的工运思想较多，研究具体的工会本身历史变迁的较少；其三，研究工会中重大事情、重要转折的多，也即宏观研究较充分，研究一般的、普通的、微观的事情较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存，工会工作纷繁复杂，一般的、宏观的理论研究很难反映真实状况，恰当选择研究对象进行深入探讨是深化理论认识的有效途径，也是推进理论发展的最佳选择。当前，工会研究虽然涉及面很广泛，几乎包括工会问题的各个层次，正在逐步形成一门新学科，即工会学。可是尽管理想宏伟，但理论支撑明显还很薄弱，短期内很难实现。由此，选择别人还很少涉及的新中国成立之初北京市私营企业工会的基本职能作为研究对象，既可以推动工会理论研究走向深入，也可以推进工会理论向前发展，为最终形成完整的工会学“添砖加瓦”。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共正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缓慢转型，探讨私营企业中工会的组建，工会与党、资本家的关系等问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上升为理论概括，既可以拓展中共党史研究的范围，又可以为其提供基础的理论铺垫。
通过研究北京市私营企业工会，有重点、有选择地把工会在当时的核心作用与功能揭示出来，它充当过什么角色，发挥了什么作用，工会如何协调与它相关方面的关系，工会在面对大量的劳资纠纷中如何应对等一系列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非常重视加强工会组织的领导与各项职能机构健全的工作，所领导工会进行的一系列活动，无论结果如何，都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全面地介入工会组织的各项活动，研究当年工会最直接的现实意义，一是为现在的企业工会建设提供历史的理论根据，二是以史为鉴来重树工会这一工人组织的职能，充分发挥工会在维护工人合法权益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解决中国社会现实中，特别是私营企业中的各种矛盾，以此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
本书的研究时段界定为1949～1956年。1949年1月31日北京解放，随即中共工人运动委员会开始着手筹建工会组织，所有与工会工作相关的一切活动正式大张旗鼓地开始，由此可见，以1949年为开始恰当地反映了共和国之初中共领导下工会的全部活动。以1956年为结束点，是因为经过了“三反”运动、“五反”运动，特别是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后，到1956年初北京市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已经完成，私有制及其代表的私营工商业作为一个历史的产物正式成了“历史”，工会与私营企业的关系也到此为止。
在研究的空间上，本书以1949～1956年当时北京市所属的各个区县为对象。1949年10月之后的北京区划经过几次调整，有所变化，不过本文所研究的私营企业与北京市行政区划的变革关系不大，因为本书选择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当时北京工商业集中地的一区和三区，另外六区、八区、九区、十三区也会涉及，不过这几个区在中共入城之初就已属于北京市管辖。
私营企业指当时北京市除被中共认定为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直接没收之外的一切由个人或合伙人经营的企业，不包括共和国初期的公私合营企业。在这里主要包括四类：一类是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类是像瑞蚨祥、同仁堂这样的私人商店、药店；一类是小手工业，小作坊企业；还有一类是存在雇佣关系的搬运业。
[1] 《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3月18日），载《列宁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85，第128页。
[2] 即组建起来的工人阶级组织要保护自己免遭国家的侵犯，同时组织起来的工人组织要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
[3] 郑桥：《列宁斯大林工会理论比较研究——兼析执政党工会理论方针的经验教训》，《俄罗斯研究》2002年第1期。
[4] 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著《北京志·人民团体卷·工人组织志》，北京出版社，2005，第1页。
[5] 黄利新：《共和国初期北京市城区基层政权建设研究》（1949～1954），博士学位论文，首都师范大学，2008，第4页。
第一章 中共建政前北京市工会组织概况
中共执政以前，北京历经晚清政府、北洋军阀、国民党、日伪的统治，盘踞着大量的贵族、官僚、政客、军阀、商贾诸人，为这些人服务的商业、手工业非常繁盛，而现代工业则很少且大都地处郊区。因此，虽然它是“五四”运动“民主”“科学”之潮的发源地，还有北方“工界明星”之称的长辛店工人俱乐部，但总体而言，北京的工人运动、工会组织较南方迟缓、传统。到1949年1月底，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的市委工委才做好了筹建北京市职工总会的准备工作。
第一节 工会起源、概念述略
一 工会的起源
工会（Trade Union）最早起源于英国，这是因为近代以来英国的工业水平一度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可是对于工会是如何起源的，却有不同观点。王觉非认为，“英国工会起源的准确时间尚难界定，大致为17世纪末期”。由于英国传统行会的力量比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弱小，随着工业的发展，中世纪的行会逐渐开始衰落，原来作为帮工的技术人员与雇主之间“某种程度的利益一致开始消失，冲突由此产生”，于是这些技术人员开始组织起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地位，集体协商本行业应该得到的合理工资。这种技术工人的最初组织称为礼拜堂，是一种类似俱乐部的社交组织，“后来才发展成为与雇主对抗的[1]工会组织”。高希圣与郭真20世纪30年代所著的《经济科学大词典》中认为：“十六世纪初期，英国的熟练工人已有团体的发现，而1799年更有团体禁止令（Anti-Combination Law）的颁布。所以说工会起源于十六世纪初，大体上说是不错的。”他们认为，工会的产生是工场工人要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于是就强迫工场主资本家要增进工人的利益，“并阻止不熟练工人的雇佣及维持熟练工人的特权”，可是由于“机械的发展把工人技能上的熟练不熟练之差别完全撤去，产业的集中使工人痛感到有阶级的组织之必要”，于是“熟练工人之团体的工会、从事于同一职业之工人团体的工会、单要维持改善目前雇佣条件之团体的工会，而进化为‘阶级的团体’的工会、以改变现存社[2]会组织为目的团体的工会了。”从以上叙述中可以得知，工会应该是产生于16世纪，它的初期主要是技术工人组成以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并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也不是存在于大工业之中。
德国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布伦坦诺（Brentano）在19世纪70年代指出，工会是古老协会（公会）的继承者，是由于封建制度的自然经济被工业革命所打破，工会的出现是熟练技术工人们捍卫享受传统权[3]利的结果，简言之，他认为近世工会源于中世纪行会。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在论述欧洲行会的起源时认为：“手工业者结合起来以使其工业上的目的容易实现的努力，这才是工会的起源。……总之，强制加入同一个工业经营，以排除一切不良的竞争，这无论如何都是手工业者的首要问题。为达此一目的，这些手工业者经自由团体的形成而结合为组合性的职业团体，并且得到都市官方的承[4]认。”英国的韦伯夫妇（Sidney Webb，Beatrce Webb）所著《英国工会运动史》中认为，工会起源于阶级分离或者是不同生产方式的工人分离，而不是早期的行业协会演化来的。他们认为，工会是“为了维持和提高他们的工作生活条件、一个挣工资者持续的协会”，“大量的工人不再是独立的生产者，他们本来控制着生产过程和原料以及他们的劳动产品，现在他们则处于终生挣工资者的处境，既不占[5]有生产工具也不拥有生产完成状态的商品”。英国经济学家斯密则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指出：“劳动者的普通工资，到处都取决于劳资双方所订的契约。这两方的利害关系绝不一致。劳动者盼望多得，雇主盼望少给。劳动者都想为提高工资而结合，雇主却想为减低工资而[6]联合。”
在工会起源认识上的分歧与差异，实质上反映了不同国家由传统走向近代过程中历史背景和观察角度的不同。具体来说，英国的行会组织力量很弱，机器工业生产兴起之后，古老的行会制度很快衰落，因此在英国主要是不同职业群体之间的分化、联合产生工会。相反，欧洲大陆国家行会的类型较多，力量也比较强大，最初的工会组织只能以这些行会为基础逐渐演化形成。
共产主义理论创始人马克思对工会的产生也有独特的认识：“大工业把一大批不相识的人们聚集在一个地方。竞争使他们在一个共同[7]的思想（反抗、组织同盟）下联合起来。”“工会的产生，最初是由于工人的自发地企图消除或至少削弱这种竞争，以便在协定中争取到哪怕是能使他们摆脱纯粹奴隶状态的一些条件。因此，工会的直接任务仅仅是适应日常的需要，力图阻止资本的不断进攻，一句话，仅仅是解决工资和劳动时间的问题。”并指出：“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8]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很显然，马克思主要是从政治角度、阶级立场来认识与分析工会产生的缘由及工会的基本任务。
总之，不同阶层、职业在经济关系中的差异是促使工会诞生的主要原因，工会首先是一个共同经济利益的联合体，应该是一个经济组织，经济名词。
二 工会的概念
工会是一个历史现象，随着时间推移，工会的概念也相应发生变化，不同学者分别从它的起源、性质、任务、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来诠释。
王觉非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自发的群众组织，其主要宗旨是通过集体谈判与雇主商定本行业的劳动工资，维护其成员的利益，它同[9]时也是劳动者之间建立在平等关系之上的一种互助福利组织”。高希圣、郭真认为，工会“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工会是指工银劳动者（工资劳动者）为维持改善其劳动条件而组织的永久团体；狭义的工会则指从事于同一职业而其职业利益完全相同的工人所组成的团体”。所以工会是“工银劳动者为维持改善他们的劳动条件而组织的团体；是以变革现存经济秩序为终极目的的团体”，“是结合一般工[10]人大众和先觉工人的纽带”。詹姆斯·坎尼森（James Cunnison）指出，工会是“工人的垄断性组织，它使个体劳动者能够相互补充。由于劳动者不得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从而依附于雇主，因此，工会的[11]目标就是要增强工人在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
被大家广为认可的工会概念是韦伯夫妇《英国工会运动史》一书中的概括：“工会是由工人组成的旨在维护并改善其工作条件的连续[12]性组织。”它强调工会的组成、宗旨及连续性。
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概念也有大量的经典论述。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工会是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为自身解放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组织机构：“不管工会的最初目的如何，现在它们必须学会作为工人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把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作为自己的伟大任务。……工会应该向全世界证明，它们绝不是为了狭隘的利己主[13]义的利益，而是为了千百万被压迫者的解放进行斗争。”列宁对工会的概念也有诸多论述，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文中指出，“工会是工人由散漫无力走向阶级联合的开端，是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的一大进步”，认为“工会现在还是将来在一个长时期内也还会是一所必要的‘共产主义学校’和无产阶级者实现其专政的预备学校，是促使全国经济管理职能逐渐转到整个工人阶级（而非个别行业）手中，然后再转到全体劳动者手中所必要的工人[14]联合组织”。他在《论〈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同志的错误〉演说提纲》中认为，工会是“政权的蓄水池”，是“把先锋队和先进[15]阶级群众、把它和劳动群众连结起来的‘传动装置’”。马克思主义者对工会的定义准确地反映了工会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中的职能与作用，成为指导社会主义国家工运理论的不二法则。
田明、徐建川主编的《工会大辞典》中写道：“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它是社会经济矛盾的产物，是工人阶级在反抗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的斗争中为保护和争取自身利益，在自愿结合的基础上[16]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195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中定义：“工会是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二者对工会的概念都强调了工会组织“自愿”结合的原则，都强调了组成人员是工人的阶级性原则。
很明显，马克思主义者给工会下的定义倾向于以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界定，它反映的是革命与战争年代中劳资矛盾、冲突的一面，但它不是工会的一种常态。工会应该是工人自愿组成的旨在维护并改善其工作条件、工作环境的群众性自治组织。
第二节 近代中国工人、工人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历程
一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发展的三段历程
世界历史上，早在十四五世纪期间，西欧地中海沿岸的一些城市就出现了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它是封建社会内部、在手工工场的基础上孕育并发展起来的，这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历史演变过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直接的后果是诞生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个对立的群体组织。
近代以来，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发展、壮大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到1894年，在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下，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同时中国近代工业和工人阶级队伍开始产生。“确切地说，中国工人阶级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中国早期官僚资本和中国民族资本这三种资本兴办的近代工人而产生和发展[17]的。”正如毛泽东所言：“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经济，使它发生了变化，造成了帝国主义的对立物——造成了中国民族工业，造成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特别造成了在帝国主义直接经营的企业中，在官僚资本主义企业中，在民族资本的企业中做工的中国无[18]产阶级。”这一阶段外国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战争手段迫使中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获得种种特权，在中国的沿海通商口岸采用新的技术设备，兴办了一些为其商业活动服务的航运业和各种加工业，主要有轮船运输业、船舶修造业、加工业、轻工业、租界内的公用事业和[19]邮电事业等，共“开办了191个近代企业”。正是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创办的各种近代工业中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一批无产阶级，“总数[20]大约为39000人以上”。有些工业在创办之初还没有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和民族资产阶级，因此，毛泽东说：“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21]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自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面对西方列强的欺凌逼迫，洋务派在“自强”“求富”的口号下掀起了“洋务运动”。这一运动中，产生了中国人开办的机器大工业和一部分产业工人，工人总数“约为35500[22]～39800人”。几乎与“洋务运动”同时，中国的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和商人受近代企业丰厚利润的诱使转而投资近代工业，这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本企业，这些企业的创办成为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又一个重要来源，工人总数应在33000人以上。
综上所述，从1840年至1894年，中国产业工人总数大约有[23]110000人。
第二个阶段是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1913年。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对中国的侵略由原来的商品输出转变为资本输出，他们直接在中国开矿山、办银行、修铁路、建工厂，帝国主义在华投资空前增加。国内受甲午战争惨败的刺激，民族资本家掀起“设厂自救”“实业救国”的热潮，创办了一系列工厂。由此，工人数量也大幅度地增加，以邮电工人为例，1896年3月清政府批准正式开办“大清邮政”，到“1913[24]年全国邮电职工合计大约有25000人左右”，增长十分迅速。“根据粗略统计，到1913年全国中外工矿企业的工人当在50万至60万之[25]间，也就是说20年中工人人数增加了4倍到5倍”，“如果加上铁路、航运、邮政、城市建筑和码头工人等，其总人数估计约为100万[26]人”。
第三阶段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五四”运动时期，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工业、交通有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以1919年前后全国产业工人人数为例，可见工人数量增长速度。见表1-1。表1-1 1919年前后全国产业工人数续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1840年以后在外国资本、本国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开办的近代企业中产生、发展起来的近代产业工人外，还有随着自然经济解体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具有新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属性的广大非产业工人，即近代的手工业工人、苦力运输工人、农业雇工和商业、金融业的普通职工等，他们构成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经济学家王亚南在论及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的人数时指出：“比较经过审慎选择的数字，是说中国全部靠出卖劳力生活的人，约计五千万以上。”其中“有八百[27]万左右是家庭工业者及独立手工业者”。按照刘明逵论证：“中国[28]的各种非产业工人总数可以估计为4000万人左右。”
二 中国早期工人组织的诞生
中国近代的工人阶级，“在其队伍产生、形成的初期，由于它们大多数是刚从封建制度下手工业工人、苦力、店员和各种破产的个体劳动者、农民、小业主等转化而来的，在社会化的机器大工业中受到的锻炼不多，阶级意识还很少甚至还没有，思想上和组织上必然与他们所脱胎而来的那个封建社会里的各种劳动者保持着固有的联系”。[29]因此，他们不可能在组织上脱离封建性的旧有组织而创造出新的无产阶级的组织。
对此列宁曾有深刻认识：“人们怎样学会联合的呢？开始是通过行会，而后是按照职业”，“在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也曾按行会和职业联合起来。这在当初是进步的现象，否则无产阶级是不能联合[30]起来的。说无产阶级一下子就联合成一个阶级，那是胡说八道”。中国工人阶级产生、成长的社会环境决定了它最初的组织形式一定带着旧社会的习气。因此，中国工人阶级产生以后最初参加的只能是旧[31][32][33]式传统的行会、帮口、秘密结社等封建性很强的组织。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少政治派别开始谈论并关注中国的劳工与劳动问题，因为无论国际还是国内，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重要社会力量，任何派别、势力都不能忽视，他们既想争取利用又想对其改造，总之，时代的跃进已使工人阶级及其组织形式逐渐从原始状态中分离。
最早开始在政治纲领中谈论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和工人运动问题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指出：“欧美强矣，其民困矣，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34]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除了资产阶级各派触及中国劳动问题外，早期无政府主义者也通过创办《天义报》《衡报》等期刊，发表文章来宣传解决中国劳动问题的主张。
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组织工人团体的行动始于1898年，这一年兴中会会员尤列受孙中山指派在日本横滨帮助侨工组织了“中和堂”俱乐部，革命党对该堂负有指导之责。1901年尤列又被派往南洋活[35]动，创办“中和堂”。后来，孙中山还到美国加入洪门“致公堂”，把其章程改为“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36]懿旨”。上述这些团体中华工占多数，有的已具有原始工会的性质。
1906年，孙中山准备在华南武装起义，先后又派革命党人去香港和广州机器工人中开展秘密工作，创建工人团体。1909年，孙中山指派革命党人在香港、广州建立了“中国研机书塾”和“广东机器研究公会”。他们“名义上是为研究机器工业而结成的团体，实际上是由同盟会领导和组织之下，由进步的民族资本家和机器工人联合组[37]成的团体”。
正如列宁所指出的，“工会不仅是历史上必要、而且是在历史上[38]不可避免的工业无产阶级组织”。从武昌起义爆发到二次革命失败这短暂、动荡的时期，中国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他组织利用《临时约法》颁布的有利条件，“掀起了组建与工人有关的‘政党[39]热’和‘工会热’”的浪潮，工人政党、工人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外，这一时期还有一批工人自己组织起来的团体在几个工业发达的城市和铁路、航运等产业中开始出现，如广州的“打包工业联合会”，上海的“制造工人同盟会”“银楼业工会”等，它们虽然不同程度上保留着旧式组织的一些痕迹，受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某种影响，但它们毕竟是在长期阶级斗争中出现的，是为了“消灭工人之[40]间的竞争，以便同心协力地同资本家竞争”而组织起来的，所以它们具有了现代工会萌芽的性质。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政府杀害工人运动领导人、封闭和取缔了几乎所有的工会组织和工人团体，并在1912年和1914年，先后制定和颁布了《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法》，严禁人民尤其是工人有言论、出版、集会和结社等自由。工人和工会运动惨遭历史上的首次打击和挫折，从此工人运动进入一个短暂的低潮期。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工会组织和工人团体又开始恢复、发展。其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
其一，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和斗争日益激烈。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41]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据统计，1914年至1919年5月，全国共发生罢工108次。短短6年中的罢工次数竟比1840年至1911年70年的[42]罢工总数还多。”工人斗争要想获得胜利必须要有自己的组织，这是中外历史都已经证明了的，因此，保护工人利益的工会必定要产生。
其二，客观上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忙于相互战争，无暇也无力顾及工人运动。这期间，欧洲列强不是困于战争就是穷于应付国内愈演愈烈的工运高潮，无形中减弱了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正是在这一情况下，中国的工业企业、工人数量同时进入增长的“黄金时代”。从1914年到1919年，中国产业工人规模已达到280万人，数量众多、地域集中的产业工人也呼唤属于自己的组织。
其三，新文化运动、十月革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华工回国的思想影响和传播，促使整个中国社会、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把视角转向工人阶级。尤其是俄国十月革命让正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各界人士看到了新的希望，找到了新的道路，开始重视工人阶级的地位与作用。恰如毛泽东所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43]的路——这就是结论。”
从1840年鸦片战争至1919年“五四”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产生和工人运动兴起的第一个阶段，受辛亥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大大地加速了工人阶级的觉醒和工人组织的建立，也是工人阶级由“自在”阶段向“自为”阶段转变的一个重要时期。总之，中国工人、工会的发展已经超越了它本身运动规律的范畴，成为传统与革新、稳定与变革的工具，工人运动、工人组织冲到了历史发展的最前锋。
第三节 近代以来北京工人运动与工会组织情况
一 北京工商业发展概况
在北京，19世纪80年代初，清光绪九年（1883）最早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随着“洋务运动”的浪潮诞生了。这一年，华商段益三创办的门头沟通兴煤矿开始使用机械动力，同年，清政府在北京三家店兴建神机营机器局，制造枪炮弹药，这是北京近代工业的开
[44]端。光绪十七年（1891），武举人李福明在东便门外金家村兴办了京城第一家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北京机器磨坊。随后北京的近代工业不断地缓慢向前发展，出现了邮政、电信、电力、铁路、纺织、印刷、啤酒、火柴、被服等不同行业，与之相随，北京的产业工人数量也开始日渐增长。
北京近代工业真正获得较大发展是20世纪以后。以光绪二十七年（1901）法国人与比利时人联合经营修筑京汉铁路时在长辛店三[45]合庄兴建修理厂为开始，清政府兴办了一系列工矿企业。中华民国建立后，北京迎来了工商业发展的春天，企业的门类明显增多，现代基本的工业设施开始创办或筹建。可是，由于北京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文化中心，辛亥革命后仍然是典型的消费城市，商业、服务业、手工业、建筑业相对比较发达，在这些行业集中了一二十万工人，构成了北京工人队伍的主要成分。虽然产业工人是北京工人队伍中的中坚和骨干，但真正产业工人数量较少。见表1-2。表1-2 20世纪初北京产业工人数量统计
经历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北京的重工业发展很慢，只有几家小型铁厂先后建成。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京的轻工业发展较快，但是大战一停，帝国主义立即卷土重来，洋货充斥市场，民族工业发展艰难。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全国人民群情激愤，掀起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的运动，北京的民族工业有些抬头。同时东北沦陷后许多官僚、商人纷纷逃到北京，他们开办了一系列企业。以1932年为例，可以看出北京市的工商企业数量与种类明显攀升。[46]表1-3 1932年12月北平市各业工人数量统计续表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北京沦陷。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和扩充军需，除侵占了长辛店修理厂、清河制呢厂等官办企业外，还兴办了一些新的企业为战争服务，把石景山钢铁厂建成投入生产。在整个日军统治期间，一些较大的民族工业，像永增铁工厂等都被强行“收买”或“合办”，只有少数为军需加工或[47]为社会急需的面粉、啤酒、酱油业略有发展。
1945年日本投降，北京的许多工厂被日军破坏，如石景山钢铁厂二号高炉被日军铸死，一直未能修复；石景山发电厂也被日军破坏，事故频繁，因经常停电而被称为“黑暗公司”。到1948年，北京的工业已陷入绝境，全市工厂3286家，百人以上的只有石景山钢铁厂、门头沟煤矿、长辛店铁路工厂等几十家，职工83178人，其中官僚资本企业44个，职工人数20941人。私营和手工业企业13242个，职工62237人，停工、半停工工厂占半数以上。北京的商贸、服务、建筑、建材、人力运输等其他行业也都濒于瘫痪，职工总数约有200000[48]人，但是大多数处于失业和半失业的状态。
二 北京工人运动与工会组织雏形的出现
北京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政治文化中心，一直以来，社会风气比南方通商口岸保守。当南方各地工人运动、工会组织如火如荼开展的时候，北京还是一片沉寂，直至“五四”运动后，北京的工人运动和工会组织才开始兴盛起来。
清末民初时，北京开始有了工人自发的经济斗争。光绪十九年正月（1893年3月），在修葺3年前被火烧而损坏的天坛祈年殿工程中，北京250名木匠因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罢工，并拒绝官府指派的其他木匠接替。光绪二十年（1894），皇帝为庆祝生日进行皇宫修缮工程，建筑工人为了增加工资举行数次罢工。结果按照光绪皇帝颁布的谕旨，逮捕全部罢工工人，罢工首领受到惩处。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北京糕点业工人要求改善工作条件和待遇在沙窝门内马神庙设立碑碣，声言“不论忙闲，每日做工定准时刻，逾时多做，须加工价”。[49]经过调解，议定每月工价仍按公定行规开银二两八钱，每年另送铜元一百五十吊方了事。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邮政脱离海关，为了挤垮民信局在邮务上的竞争，将京城邮件投递次数由每日4次改为6次。信差每日投递4次时，本来“已极奔波”，骤然增加两次投递，信差更加难以忍受，于是提出“以赶办不及，恳请减免”，这个要求遭到局内供事的拒绝。6月20日数十信差齐集宣布罢工。6月[50]22日，在取消加班的条件下，北京信差才复工。这次罢工为时虽仅3天，但在北京官办企业中却是第一次，它的意义非同寻常。
近代北京的新兴工业较少且出现较迟，所以产业工人在工人中的数量并不多，工人组织最初大多数是以旧式行会、帮会的形式出现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靴鞋业、酱醋业等个别行业中，有工人组织的萌芽出现。北京靴鞋业由雇主控制的行会叫作赌神会，成立于清咸丰年间；酱醋行业中，油盐店后场的工人全部参加酱醋行会组织，会里供奉的是“酱祖”和“酱姑”。1882～1934年，北京靴鞋业缝、绱两行业工人组织行会性质的合美会，曾领导工人与鞋店的行会——[51]财神会，进行了3次要求增加工钱的斗争。在1920年《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所载《北京劳动状态》一文中，谈到北京几个行业的工人行会组织情况，几乎都是一种封建把头制的组织。可以说，几乎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如搬运行会、理发行会、油画行会、木匠行会、石匠行会、瓦匠行会等，都是封建性很强的行会组织。“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现代意义上的工人自发组织开始在北京[52]产业工人中出现。”1912年春，财政部印刷局一些工人参加了社会组织的“印刷同业进化会”，它的宗旨是“工人要团结，要组织，有话就说，研究技术，改善生活”。同年6月，成立了“财政部印刷局工务急进会”，会员达300余人，占全局员工总人数的3/4。该会虽成立一年便被财政部下令解散，但却两次同局方进行斗争并获胜利。[53]这种有纲领、有目标，把过去单纯的经济斗争上升到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高度，已经具备了现代工人组织的雏形，类似的组织与斗争在当时已较普遍，维护工人权益，争取改善工人政治、经济地位的工会组织，已是呼之欲出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日本与后来苏俄工会的思想与模式，受到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尤其是后来马克思的人物、书刊、政党等的影响、帮助，并见之于行动”，北京“才摆脱长期以[54]来封建行帮、会党的束缚，进入真正的工会运动”。
第四节 国民党工会组织及其在北京的活动
一 国民党组织的工会及在北京的发展历程
无论是辛亥革命之前还是之后，国民党都非常重视工人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国民党在中央和地方都有组织和宣传机构来加强同工人的联系，指导工人运动，工人也支持甚至直接参与了国民党领导的一些革命行动。
20世纪20年代左右，国内工人运动可谓此起彼伏、风起云涌，革命屡遭挫折的孙中山看到了新生的工人阶级锐不可当的气势，是变革社会的一支重要力量。1917年孙中山授命马超俊对国民党如何策动工人运动提出具体办法，马超俊所提促进工运的八项原则中，第一条就是“扶植工会之组织”。
1920年8月，孙中山率领粤军驱逐桂系军阀，广东各地工人曾积极参加反对桂军、支援粤军的斗争。粤汉、广九等地的铁路工人举行罢工，拒绝为桂军前线运输，还炸毁了东江等处铁桥，使桂军不攻自溃。1921年5月，桂军进攻广州，孙中山命令粤军进行“讨贼援粤”战争，“广州、香港等地工人对这次战争给予了各种支持和援助”。[55]此外，茶居工会、酒楼工会、理发工会、木箱工会、车衣工会等粤商团等数百团体，“皆队伐整齐，所作标帜，皆作唤醒同胞努力杀[56]敌之警语”。“1921年，广东已有工会组织130多个，香港有120[57]多个，大部分是在国民党的影响之下。”1922年2月，孙中山在广东护法运动中以大总统的名义公布了《暂行工会条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劳工法规，赋予了工人组织工会以合法地位。
1924年1月，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发表《宣言》：“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以全力助其开展，辅助其经济组织，使日趋于发达，以期增进国民革命运动之实力；一方面又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相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58]之进行。”《宣言》通过后，孙中山发表讲话指出“这是本党成立以来破天荒的举动”，“大家必须依宣言而行，担负此项实行责任”。[59]1924年10月，孙中山以大元帅的名义公布了新的《工会条例》，“从法规上保障了工人结社、集会、言论、罢工的自由，保障了工人[60]开展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的自由”。《宣言》《条例》的颁布极大地推动了工人运动的发展，从1924年开始，中国各地又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国民大革命运动开始一个月后，面对工农运动的高潮，国民党颁布了《组织解决雇主雇工争执仲裁会条件》，规定由政府委派仲裁代表一人及有关系之双方各派代表两人，组织仲裁会解决劳资纠纷。1926年12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做出限制工人运动的决议，其中“关于工会纠纷问题”规定：严禁工人持械游行，工人不得擅自拘人，不得擅自封锁工厂及商店等，来规范工人运动中的“过火”行为。
北方，特别是北京，因为它不是工业中心，长期以来为军阀占据，因此它成为反动、保守分子集中的巢穴。但是由国共两党掀起的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不可能对北京没有丝毫触动。以北京市当时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为例，便可证明革命洪流所带来的冲击。
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各行业的工人店员纷纷起来筹组工会，争取工人阶级的合法权益。据说当时有一个自称是关外来的青年人吕和璧来到号里，通过外伙计董立三的联系，使大家明白了革命的道理，后来瑞蚨祥就成立了店员工会。很多外伙计、本屋徒、学徒都参加了，个别小股掌柜也有参加的。这时大家情绪很高，有的店员就直接对掌柜们说：“你们坐够了，现在该让我们坐坐了。”为了改善劳动条件、争取业余时间的自由，当时店员工会提的口号是：“营业时间绝对遵守制度，不随便缺勤，但必须保证业余时间行动自由。”他们就在这一口号下进行了斗争，也获得一定成绩。后来，大革命形势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投降而突然转变，吕和璧和董立三同时失踪，店员工会也散了。封建统治重新笼罩了瑞蚨祥，资方进行打击报复，一百多[61]个参加工会活动的积极分子遭到了解雇。
其实，国民党右派戴季陶、张继等人，很早就想在中共势力较弱的北方，组织由本派势力控制的工会以便与共产党领导的北京总工会相对抗。从1925年初开始，他们就召集一些行帮头目和把头进行筹备，1926年1月，这些人宣布成立了“北京工会联合会”，可是这个[62]组织不久便垮台了。同年国民党北京市党部工人部正式组织了邮政、报夫、水夫、粪夫、人力车夫等5个工会，并介绍工人加入国民党。
1928年6月初，北伐军一路北上逼近北京。自知难敌对手的奉系军阀率部退出北京，国民党北平特别市党部立即成立并开始着手组建工会。6月30日，国民党北平市党部宣布成立“北平市总工会”。7月28日，北平市总工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代表大会，有29个工会的代表43人参加大会。在此前后，“参加北平市总工会的各业工会有60多个，[63]约有职工8万多人，联系单位的职工共约10万人”。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各派系之间争夺十分激烈，对北平市总工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8月13日，平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以有“共党嫌疑”为由，下令军警严厉制止组织工会，解散平津各工会，后来“在市党部的力争下[64]工会方得以保留”。
国民党为了与共产党争夺对工人运动的主导权，重新按照自己的意志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从1928年开始，先后制订和颁布一系列劳工的文件和法规来规范包括工会在内的一切人民团体的活动。[65]这些文件与法规收紧了对工人及工人团体的控制，保证了人民团体及其活动在国民党的领导之下并严厉排斥其他党团，特别是共产党组织的工会。例如在《北平市总工会维持队训练计划大纲》中写道：“凡工友在言论行动上有不规则和偏激表现时，我们要加以纠正指导，务使他们去恶就善”，“凡遇本会或非本会会员时须察其言论行动”，“凡遇反动分子时，须严审其所发攻击本党或本会的言论是否受人迷惑和指使，若是受人迷惑或指使，须用种种方法探讨出来而明其用意之所在”，“若是有共产党作他们的后台老板，那么我们就毫不客气[66]地对付他”。通过上述种种举措，使得北平的工会组织基本上控制[67]在国民党的手中，工会组织的数量也有增长，达到45处。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北平250余团体20余万人于9月28日在太和门前举行北平各界抗日救国市民大会，电请南京国民政府对日交涉采取强硬态度。这之后北平市总工会以北平工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的名义进行活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为了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开展地下活动，秘密组织了“抗日建国同盟会”，这个组织直接接受国民党党政机关的指示，它的活动方式是在厂、局分别建立小组，并在其中选拔优秀分子组成干部组，直属于同盟会。该会是按行业组织的，由于存在时间很短，只成立了很少的几个分会，后来又改名为“工人建国同盟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管北平并开始在各产业、各行业中建立为其所控制的工会组织，以此来防止、限制共产党在华北要地的活动。1945年冬，北平市国民党市党部命令市党部民运科召集各单位[68]工会代表开会，准备成立北平市总工会筹委会。1946年1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指示北平特别执行委员会：“该市工运亟须加强，希就[69]现地环境及今后需要妥拟办法，提交党政小组通过施行并具报。”根据国民党当局建议，经过几个月的酝酿准备，在“工人建国同盟会”和一些基层工会的基础上于1946年4月正式举行了“北平市总工会”成立大会。
二 国民党北京市工会的种类与作用
国民党统治下合法存在的工会大致有四类，第一类是由国民党委派其得力干部或培植工人中的中坚分子组成的工会。这类工会主要分布在重要的产业部门，他们理论上完全接受民族改良主义，在政治上坚决拥护国民党，反对共产党。第二类是工人为保障自身经济利益自发组织起来的工会。他们在政治上依附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是对劳工运动的认识和所奉行的劳工政策上又与国民党政府有分歧。第三类是工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反抗资本家的残酷剥削，在革命工会无法存在的情况下，不得不依法到国民党的主管部门去登记立案，接受国民党的审查、指导和监督的合法工会。在这些工会中保留了不少革命影响，甚至还有没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隐匿其间。第四类是只有空架子的招牌工会，是国民党控制劳工运动的工具。这种工会既无群众，又无经常的工会生活，多分布在国民党不很重视的生产部门和地区。[70]这四种类型的工会在北京都曾经有过，不过在北京最主要的工会类型是第一种、第二种和第四种，第三种也有，但不是主要的，更没有发挥过主导作用。
长期以来，人们谈起国民党的工会都冠以“黄色工会”“招牌工会”来看待，说明它受政府主宰，是官办工会或者只是徒具形式，装点门面而已。不可否认，类似的情况也不能说没有，但绝对不是国民党工会的全部，甚至不是主要的部分，至少在北京，国民党组织的工会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其一，缓和劳资矛盾，维护工人阶级的合法利益。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面临的国际国内局势十分棘手，忙于应付国际事务和国内的政局纷争，各方面的事情纷繁复杂一时难以及时处理，特别是由于8年的抗战，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处于极度贫寒之中，工人失业现象非常严重，工潮迭起。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是各个阶层普遍的愿望和要求，为了平息一触即发的愤怒情绪，北平市总工会出面做了许多缓和劳资矛盾的工作，以保障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1947年10月，双合盛啤酒厂的工人，以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为由，要求资方增加工资，反遭资方反击，裁减工人2/3，劳资双方形成僵局。北平市总工会根据工人的揭发并调查，发现资方为抑制工人、工会达到压迫工人的目的，乃不设法开工，不购原料，却以借债维持现状，以向外显示营业萧条，而实际以往年所得红利，置购房产，不惜以搞垮工厂来达到裁减工人的目的，便向市党部、社会局呼吁，对资方施加压力，勒令资方维持生产，使工人免[71]遭失业。
其二，领导工人参加爱国抗暴运动。1946年2月21日，美、英、苏同时公布雅尔塔秘密协定，此协定包括压迫中国承认外蒙古独立，中苏共管中东南满铁路，租借大连、旅顺市港，承认帝俄时代在东北的特权，这些条款使中国政府非常震惊且难以接受。当重庆青年学生与工人上街游行谴责帝国主义国家的无耻行径时，2月26日，北京市总工会立即响应这一运动，率领数万名工人集中于天安门广场，许多工人代表慷慨激昂登台演讲，反对帝国主义国家背着中国政府出卖中国的领土与主权完整并提出四项主张，情形十分紧张，会后工人冲击[72]了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国难当头时，工会领导工人宣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决心与力量。
其三，参与镇压中共地下党，充当国民党反共的先锋。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北京工人队伍的状况极为重视，极欲从组织上、思想上加强对工人运动的控制，极力排斥共产党并与之争夺对工人群众的领导权。1945年12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制定了《辅导工业人才使成为革命干部办法》，要求遍查工业人才并进行登记，争取其入党入团，充当各级革命干部。1946年7月，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复员期间领导工人运动办法》密件，要求“采用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领导方式，打击异党暴乱阴谋”。所谓“公开”的方式，就是由“社会行政机关依法领导各业工人，成立各种工人团体，并依照劳工政策积极公开领导”，把工人运动完全置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所谓“秘密”的方式，就是由“党部指挥党团员在各工人团体中组织党团，以建立国[73]民党在工人团体中之核心领导力量，秘密的扩大领导作用”。密件提出控制工人运动的方针和措施，指令各省、市由党政机关会同有关军警机关设立“工运指导机构”，以便“统一领导”，它的实质就是在国统区加强对工人的统治，把工会纳入反共的轨道。
国民党政府通过采取这些手段，“北平市各基层工会组织的骨干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国民党党员，这样，工会的领导权必然操纵在国民党手里，基层工会的领导成员，如理事长、常务理事等，又多是中[74]统特务人员，所以中统势力在工会中起着很大作用”。[75][76]
1946年的“中山公园音乐堂事件”、“六二”罢工，就是典型例子。1948年4月，在国民党中统的指挥下，北京市各行业工会中成立了“清共委员会”。各单位工会在“清共委员会”的指挥下，普遍成立了“清共先锋队”。1948年底，北京已经解放在即，国民党市政府的社会局还在工会组织中成立了工运委员会，并由工运委员会指导各单位成立了通讯小组，布置情报网络，北京市的工会领导权依然掌握在国民党手中。
总之，国民党为了发展民众运动，夺取革命成功并巩固其统治，十分注意组织工会的工作。于1926年和1945年两次在北京组建市级工会并延伸到各行各业，一直到基层，不断努力发展会员，扩充自身势力，形成了在国民党市党部直接控制下一股非常有效的社会力量。
第五节 1949年之前中共领导下的北京工会及其活动
一 长辛店工人俱乐部：北方的“工界明星”
马克思主义真正开始在中国传播是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广泛传播则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十月革命后即号召知识分子到工厂去，到农村去“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77]发动工农运动。但是，“五四”运动之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还仅仅局限在知识界，特别是少数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结合的条件还不成熟。“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所展示出来那种昂扬斗志，他们蕴含的变革社会的巨大潜能让各界人士都“刮目相看”，可以说中国工人阶级经过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洗礼，正在逐步走向觉醒。
可是，正如列宁所言：“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全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78]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因此，工人阶级要想完全挣脱封建绳索的束缚和资产阶级的压迫，实现自身的解放就必须要有先进思想武器的指导。质言之，工人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才能展示力量，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工人阶级才能发挥作用，工人犹如干柴，马克思主义犹如烈火，二者结合才能熊熊燃烧。那些从工人阶级身上看到希望、找到归宿的知识分子下决心到工人中去，了解工人的疾苦，向工人阶级大力灌输、宣传马克思主义。因此“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迅速结合。
长辛店距北京城区20公里，离卢沟桥不远，地处桑干河的南边。戊戌变法时著名的维新志士谭嗣同诗中赞称：“山形依督亢，天影接桑干”，是历史形胜之地。1901年，法国和比利时修筑京汉铁路时，修建了长辛店机厂，开始该厂只有一间厂房，以后陆续经过扩充车间，从此长辛店成为北京铁路工人最为集中的地区。“20世纪20年代初，这里却成了北方地区工人运动的中心，是各地工人最关注、最[79]向往的地方。”
1919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在北京大学组织了“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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