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第陆部):日暮西山(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当年明月

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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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那些事儿(第陆部):日暮西山

明朝那些事儿(第陆部):日暮西山试读:

历史原来很精彩

旷野上,当年明月踽踽而行。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那些残台断瓦、古庙荒冢吗?就是那些发黄的书本吗?不是,绝对不是。“历史原来是很精彩的呀!”当年明月大喊一声。声音消失在风中,当年明月继续踽踽地走着,山野一片寂静。好一段时间,远远地,传来一阵阵回声:“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很精彩的呀……”声音渐渐消失,山野又归于寂静。前面那座古庙里有点儿动静,一个小和尚好像刚睡醒,慢腾腾地伸了个懒腰,抖落了身上厚厚的尘土。噢!那不是朱重八吗?他朝四下看了看,然后向当年明月走来了。那边还有人,朱棣骑着马,风尘仆仆,身上浸着汗水,也向这边赶来。后边是方孝孺,一脸正气,拉着朱允,有点儿嫌他走得太慢;沮丧的胡惟庸,骄横的蓝玉,都来了。远远地,过来一个瘦了吧唧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朱厚照,还是那样儿,站没站相,坐没坐相,走路也是一摇一晃的……这么多人都围上了当年明月,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乱哄哄地,有的拍着当年明月的肩膀,有的指手画脚,吵吵嚷嚷,只听清几个词儿:很精彩的,很精彩的,写写吧,写写吧……写吧,写吧,就像写你们公司的老板,那个胖子,写厂子里那个猴儿精小李、前村儿的嘎子、胡同儿里的小三儿,写吧,想到哪儿写哪儿,就这么写吧……当年明月也不知是惊喜,还是兴奋,都快晕了。镜头拉远。声音淡出。旷野上又是一片寂静。忽然,一阵风吹来,一摞纸被吹散了,漫天飞舞。一个过路人捡起一张,一看,原来是书稿,当年明月写的——《明朝那些事儿》。这也算我给它写的序,比上次那篇序轻松点儿。毛佩琦   2006年9月8日于北七家村

第一章 绝顶的官僚

在万历执政的前二十多年里,可谓是内忧不止,外患不断,他祖上留传下来的,也只能算是个烂摊子,而蒙古、宁夏、朝鲜、四川,不是叛乱就是入侵,中间连口气儿都不喘,军费激增,国库难支。

可是二十年了,国家也没出什么大乱子,所有的困难,他都安然度过。

因为前十年,他有张居正,后十年,他有申时行。

若评选明代三百年历史中最杰出的政治家,排行榜第一名的非张居正莫属。在他当政的十年里,政治得以整顿,经济得到恢复,明代头号政治家的称谓实至名归。

但如果评选最杰出的官僚,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以张居正的实力,只能排第三。

因为这两个行业是有区别的。

从根本上讲,明代政治家和官僚是同一品种,大家都是在朝廷里混的,先装孙子,再当爷爷,半斤对八两,但问题在于,明代政治家是理想主义者,混出来后就要干事,要实现当年的抱负。

而明代官僚是实用主义者,先保证自己的身份地位,能干就干,不能干就混。

所以说,明代政治家都是官僚,官僚却未必都是政治家。两个行业的技术含量和评定指标各不相同,政治家要能干,官僚要能混。

张居正政务干得好,且老奸巨猾,工于心计,一路做到首辅,混得也还不错。但他死节不保,死后被抄全家,差点儿被人刨出来示众,所以只能排第三。

明代三百年中,在这行里,真正达到登峰造极的水平,混到惊天地、泣鬼神的,当属张居正的老师——徐阶。

混迹朝廷四十多年,当过宰相培训班学员(庶吉士),骂过首辅(张璁),发配地方挂职(延平推官),好不容易回来,靠山(夏言)又没了,十几年被人又踩又坑,无怨无悔,看准时机,一锤定音,搞定(严嵩)。

上台之后,打击有威胁的人(高拱),提拔有希望的人(张居正),连皇帝也要看他的脸色,事情都安排好了,才安然回家欢度晚年,活到了八十一岁,张居正死了他都没死,如此人精,排第一是众望所归。

而排第二的,就是张居正的亲信兼助手:申时行。

相信很多人并不认同这个结论,因为在明代众多人物中,申时行并不是个引人瞩目的角色。但事实上,在官僚这行里,他是一位身负绝学,超级能混的绝顶高手。

无人知晓,只因隐藏于黑暗之中。

在成为绝顶官僚之前,申时行是一个来历不明的人。具体点儿讲,是身世不清,父母姓甚名谁、家族何地,史料上一点儿没有,据说连户口都缺,基本属于黑户。

申时行是一个十分谨小慎微的人,平时有记日记的习惯,即使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如今天我和谁说了话,讲了啥,他都要记下来。比如他留下的《召对录》,就是这一类型的著作。

此外,他也喜欢写文章,并有文集流传后世。

基于其钻牛角尖的精神,他的记载是研究明史的重要资料。然而奇怪的是,对于自己的身世,这位老兄却是只字不提。

这是一件比较奇怪的事,而我是一个好奇的人,于是,我查了这件事。

遗憾的是,虽然我读过很多史书,也翻了很多资料,依然没能找到史料确凿的说法。

确凿的定论没有,不确凿的传言倒有一个,而在我看来,这个传言可以解释以上的疑问。

据说(注意前提)嘉靖十四年(1535)时,有一位姓申的富商到苏州游玩,遇上了一位女子,两人一见钟情,便住在了一起。

过了一段时间,女方怀孕了,并把孩子生了下来,这个孩子,就是后来的申时行。

可是在当时,这个孩子不能随父亲姓申,因为申先生有老婆。

当然了,在那万恶的旧社会,这似乎也不是什么违法行为。以申先生的家产,娶几个老婆也养得起,然而还有一个更麻烦的问题——那位女子不是一般人,确切地说,是一个尼姑。

所以,在百般无奈之下,这个见不得光的私生子被送给了别人。

爹娘都没见过,就被别人领养,这么个身世,确实比较不幸。

但不幸中的万幸是,这个别人,倒也并非普通人,而是当时的苏州知府徐尚珍。他很喜欢这个孩子,并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徐时行。

虽然徐知府已离职,但在苏州干知府,只要不是海瑞,一般都不会穷。

所以,徐时行的童年非常幸福,从小就不缺钱花,丰衣足食,家教良好。而他本人悟性也很高,天资聪慧,二十多岁就考上了举人。人生对他而言,顺利得不见一丝波澜。

但惊涛骇浪终究还是来了。

嘉靖四十一年(1562),徐时行二十八岁,即将上京参加会试,开始他一生的传奇。

然而就在他动身前夜,徐尚珍找到了他,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

其实,你不是我的儿子。

没等徐时行的嘴合上,徐尚珍已把之前所有的一切都和盘托出,包括他的生父和生母。

这是一个十分古怪的举动。

按照现在的经验,但凡考试之前,即使平日怒目相向,这时家长也得说几句好话,天大的事情考完再说。徐知府偏偏选择这个时候开口,实在让人费解。

然而,我理解了。

就从现在开始吧,因为在你的前方,将有更多艰难的事情在等待着你,到那时,你唯一能依靠的人,只有你自己。

这是一个父亲,对即将走上人生道路的儿子的最后祝福。

徐时行沉默地上路了,我相信,他应该也是明白的,因为在那一年会试中,他是状元。

中了状元的徐时行回到了老家,真相已明,恩情犹在,所以他正式提出要求,希望能够归入徐家。

辛苦养育二十多年,而今状元及第,衣锦还乡,再认父母,收获的时候到了。

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他的父亲拒绝了这个请求,希望他回归本家,认祖归宗。

很明显,在这位父亲的心中,只有付出,没有收获。

无奈之下,徐时行只得怀着无比的歉疚与感动,回到了申家。

天上终于掉馅饼了,状元竟然都有白捡的。虽说此时他的生父已经去世,但申家的人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敲锣打鼓、张灯结彩地把他迎进了家门。

从此,他的名字叫做申时行。

曲折的身世,幸福的童年。从他的养父身上,申时行获取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并由此奠定了他性格的主要特点:

做人,要厚道。

当厚道的申时行进入朝廷后,才发现原来这里的大多数人都很不厚道。

在明代,只要进了翰林院,只要不犯什么严重的政治错误,几年之后,运气好的就能分配到中央各部熬资格。有才的入阁当大学士,没才的也能混个侍郎、郎中,就算点儿背,派到了地方,官也升得极快,十几年下来,做个地方大员也不难。

有鉴于此,每年的庶吉士都是各派政治势力极力拉拢的对象。申时行的同学里,但凡机灵点儿的,都已经找到了后台,为锦绣前程作好准备。

申时行是状元,找他的人自然络绎不绝,可这位老兄却是岿然不动,谁拉都不去,每天埋头读书,毫不顾及将来的仕途。同学们一致公认,申时行同志很老实,而从某个角度讲,所谓老实,就是傻。

历史的发展证明,老实人终究不吃亏。

要知道,那几年朝廷是不好混的,先是徐阶斗严嵩,过几年,高拱上来斗徐阶,然后张居正又出来斗高拱,总而言之是一塌糊涂。今天是七品言官,明天升五品郎中,后天没准儿就回家种田去了。

你方唱罢我登场,上台洗牌是家常便饭,世事无常,跟着谁都不靠谱,所以谁也不跟的申时行笑到了最后。当他的同学纷纷投身朝廷拼杀的时候,他却始终待在翰林院,先当修撰,再当左庶子,中间除了读书写文件外,还主持过几次讲学(经筵),教过一个学生,叫做朱翊钧,又称万历。

俗语有云,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死在沙滩上。一晃十年过去,经过无数清洗,到万历元年(1573),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这拨人,冲在前面的,基本上都废了。

就在此时,一个人站到了申时行的面前,对他说,跟着我走。

这一次,申时行不再沉默,他同意了。

因为这个人是张居正。

申时行很老实,但不傻,这十年里,他一直在观察,观察最强大的势力、最稳当的后台。现在,他终于等到了。

此后,他跟随张居正,一路高歌猛进,几年内就升到了副部级礼部右侍郎。万历五年(1577),他又当上了吏部侍郎。一年后,他迎来了自己人生的第二个转折点。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的爹死了。虽说他已经获准夺情,但也得回家埋老爹,为保证大权在握,他推举年仅四十三岁的申时行进入内阁,任东阁大学士。

历经十几年的苦熬,申时行终于进入了大明帝国的最高决策层。

但是当他进入内阁后,他才发现,自己在这里只起一个作用——凑数。

因为内阁的首辅是张居正,这位仁兄不但能力强,脾气也大,平时飞扬跋扈,是不折不扣的猛人。

一般说来,在猛人的身边,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当敌人,要么当仆人。

申时行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他很明白,像张居正这种狠角色,只喜欢一种人——听话的人。

申时行够意思,张居正也不含糊,三年之内,就把他提为吏部尚书兼建极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从一品)。

但在此时的内阁里,申时行还只是个小字辈,张居正且不说,他前头还有张四维、马自强、吕调阳,一个个排过去,才能轮到他。距离那个最高的位置,依然是遥不可及。

申时行倒也无所谓,他已经等了二十年,不在乎再等十年。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不用等十年,一年都不用。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死了。

树倒猢狲散,隐忍多年的张四维接班,开始反攻倒算,重新洗牌。局势对申时行很不利,因为地球人都知道他是张居正的亲信。

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第一次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混功”。

作为内阁大学士,大家弹劾张居正,他不说话;皇帝下诏剥夺张居正的职务,他不说话;抄张居正的家,他也不说话。

但不说话不等于不管。

申时行是讲义气的,抄家抄出人命后,他立即上疏,制止情况进一步恶化,还分了一套房子、十顷地,用来供养张居正的家属。

此后,他又不动声色地四处找人做工作,最终避免了张先生被人从坟里刨出来示众。

张四维明知申时行不地道,偏偏拿他没办法,因为此人办事一向是滴水不漏、左右逢源,任何把柄都抓不到。

但既然已接任首辅,收拾个把人应该也不太难,在张四维看来,他有很多时间。

然而事与愿违,张首辅还没来得及下手,就得到了一个消息——他的父亲死了。

死了爹,就得丁忧回家,张四维不愿意。当然,不走倒也可以,夺情就行,但五年前张居正夺情的场景还历历在目,考虑到自己的实力远不如张居正,且不想被人骂死,张四维毅然决定,回家蹲守。

三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此时,老资格的吕调阳和马自强都走了,申时行奉命代理首辅,等张四维回来。

一晃两年半过去了,眼看张先生就要功德圆满,胜利出关,却突然病倒了,病了还不算,两个月后,竟然病死了。

上级都死光了,进入官场二十三年后,厚道的老好人申时行,终于超越了他的所有同学,走上了首辅的高位。

一个新的时代,将在他的手中开始。

取胜之道

就工作能力而言,申时行是十分卓越的,虽说比张居正还差那么一截,但在他的时代,却是最为杰出的牛人。

因为要当牛人,其实不难,只要比你牛的人死光了,你就是最牛的牛人。

就好比你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和鲁迅见过面,给胡适鞠过躬,哪怕就是个半吊子,啥都不精,只要等有学问、知道你底细的那拨人都死绝了,也能弄顶国学大师的帽子戴戴。

更何况申时行所面对的局面,比张居正时要好得多,首先他是皇帝的老师,万历也十分欣赏这位新首辅;其次,他很会做人,平时人缘也好,许多大臣都拥戴他,加上此时他位极人臣,当上了大领导,一切似乎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不过,只是似乎而已。

所谓朝廷,就是江湖,即使身居高位,扫平天下,也绝不会缺少对手,因为在这个地方,什么都会缺,就是不缺敌人。

张四维死了,但一个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在申时行的面前。

而这个敌人,是万历一手造就的。

张居正死后,万历得到了彻底的解放,没人敢管他,也没人能管他,所有权力终于回到他的手中。他准备按自己的意愿去管理这个帝国。

但在此之前,他还必须做一件事。

按照传统,打倒一个人是不够的,必须把他彻底搞臭,消除其一切影响,才算是善莫大焉。

于是,一场批判张居正的活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

张居正在世的时候,吃亏最大的是言官,不是罢官,就是打屁股,日子很不好过。现在时移势易,第一个跳出来的自然也就是这些人。

万历十二年(1584)三月,御史丁此吕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之子张嗣修当年科举中第,是走后门的关系户云云。

这是一次极端无聊的弹劾,因为张嗣修中第,已经是猴年马月的事,而张居正死后,他已被发配到边远山区充军。都折腾到这份儿上了,还要追究考试问题,是典型的没事找事。

然而,事情并非看上去那么简单,事实上,这是一个设计周密的阴谋。

丁此吕虽说没事干,却并非没脑子,他十分敏锐地察觉到,只要对张居正的问题穷追猛打,就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这一举动还有另一个更阴险的企图:当年录取张嗣修的主考官,正是今天的首辅申时行。

也就是说,打击张嗣修,不但可以获取皇帝的宠信,还能顺道收拾申时行,把他拉下马,一箭双雕,十分狠毒。

血雨腥风平地而起。

申时行很快判断出了对方的意图,他立即上疏为自己辩解,说考卷都是密封的,只有编号,没有姓名,根本无法舞弊。

万历支持了他的老师,命令将丁此吕降职调任外地。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但这道谕令的下达,才是暴风雨的真正开端。

明代的言官中,固然有杨继盛那样的孤胆英雄,但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团伙作案。一个成功言官的背后,总有一拨言官。

丁此吕失败了,于是幕后黑手出场了,合计三人。

这三个人的名字,分别是李植、江东之、羊可立。在我看来,这三位仁兄是名副其实的“骂仗铁三角”。

之所以给予这个荣誉称号,是因为他们不但能骂,还很铁。

李、江、羊三人,都是万历五年(1577)的进士,原本倒也不熟,自从当了御史后,因为共同的兴趣和事业(骂人)走到了一起,在战斗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并成为了新一代的搅屎棍。

之所以说新一代,是因为在他们之前,也曾出过三个极能闹腾的人,即大名鼎鼎的刘台、赵用贤、吴中行。这三位仁兄,当年曾把张居正老师折腾得只剩半条命。十分凑巧的是,他们都是隆庆五年(1571)的进士,算是老一代的铁三角。

但这三个老同志都还算厚道人,大家都捧张居正,他们偏骂,这叫义愤。后来的三位,大家都不骂了,他们还骂,这叫投机。

丁此吕的奏疏刚被打回来,李植就冲了上去,枪口直指内阁的申时行,还把管事的吏部尚书杨巍搭了上去,说这位人事部长逢迎内阁,贬低言官。

话音没落,江东之和羊可立就上疏附和,一群言官也跟着凑热闹,舆论顿时沸沸扬扬。

对于这些举动,申时行起先并不在意,丁此吕已经滚蛋了,你们去闹吧,还能咋地?

然而,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几天以后,万历下达了第二道谕令,命令丁此吕留任,并免除应天主考高启愚(负责出考题)的职务。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政治信号。

其实申时行并不知道,对于张居正,万历的感觉不是恨,而是痛恨。这位曾经的张老师,不但是一个可恶的夺权者,还是笼罩在他心头上的恐怖阴影。

支持张居正的,他就反对;反对张居正的,他就支持,无论何人、何时、何种动机。

这才是万历的真正心声。上次赶走丁此吕,不过是给申老师一个面子,现在面子都给过了,该怎么来,咱还怎么来。

申时行明白,大祸就要临头了,今天解决出考题的,明天收拾监考的,杀鸡儆猴的把戏并不新鲜。

情况十分紧急,但在这关键时刻,申时行却表现出了让人不解的态度,他并不发文反驳,对于三位御史的攻击,保持了耐人寻味的沉默。

几天之后,他终于上疏,却并非辩论文书,而是辞职信。

就在同一天,内阁大学士许国、吏部尚书杨巍同时提出辞呈,希望回家种田。

这招以退为进十分厉害。刑部尚书潘季驯、户部尚书王璘、左都御史赵锦等十余位部级领导纷纷上疏,挽留申时行。万历同志也手忙脚乱,虽然他很想支持三位骂人干将,把张居正整顿到底,但为维护安定团结,拉人干活,只得再次发出谕令,挽留申时行等人,不接受辞职。

这道谕令有两个意思,首先是安慰申时行,说这事我也不谈了,你也别走了,老实干活吧。

此外,是告诉江、羊、李三人,这事你们干得不错,深得我心(否则早就打屁股了),但到此为止,以后再说。

事情就此告一段落。然而此后的续集告诉我们,这一切,只不过是热身运动。

问题的根源在于“铁三角”。科场舞弊事件完结后,这三位拍对了马屁的仁兄都升了官:江东之升任光禄寺少卿,李植任太仆寺少卿,羊可立为尚宝司少卿。

太仆寺少卿是管养马的,算是助理弼马温,正四品;光禄寺少卿管吃饭宴请,是个肥差,正五品;尚宝司少卿管公文件,是机要部门,从五品。

换句话说,这三个官各有各的好处,却并不大,可见万历同志心里有谱:给你们安排好工作,小事来帮忙,大事别掺和。这三位兄弟悟性不高,没明白其中的含义,给点儿颜色就准备开染坊,虽然职务不高,权力不大,却都很有追求,可谓是手揣两块钱,心怀五百万,欢欣鼓舞之余,准备接着干。

而这一次,他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打算捏软柿子,将矛头对准了另一个目标——潘季驯。

可怜潘季驯同志,其实他并不是申时行的人,说到底,不过是个搞水利的技术员。高拱在时,他干,张居正在时,他也干,是个标准的老好人,无非是看不过去,说了几句公道话,就成了打击对象。

话虽如此,但此人一向人缘不错,又属于特殊的科技人才,还干着司法部部长(刑部尚书),不是那么容易搞定的。

可是李植只用了一封奏疏,就彻底终结了他。

这封奏疏彻底证明了李先生的厚黑水平,非但绝口不提申时行,连潘技术员本人都不骂,只说了两件事——张居正当政时,潘季驯和他关系亲密,经常走动;张居正死后抄家,潘季驯曾几次上疏说情。

这就够了。

申时行的亲信,不要紧,个人问题,不要紧,张居正的同伙,就要命了。

没过多久,兢兢业业的潘师傅就被革去所有职务,从部长一踩到底,回家当了老百姓。

这件事干得实在太过龌龊,许多言官也看不下去了。御史董子行和李栋分别上疏,为潘季驯求情,却被万历驳回,还罚了一年工资。

有皇帝撑腰,“铁三角”越发肆无忌惮,把战火直接烧到了内阁的身上,而且下手也特别狠,明的暗的都来,先是写匿名信,说大学士许国安排人手,准备修理李植、江东之。之后又明目张胆地弹劾申时行的亲信,不断发起挑衅。

部长垮台,首辅被整,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是人人自危,鬼才知道下个倒霉的是谁,连江东之当年的好友,刑科给事中刘尚志也憋不住了,站出来大吼一声:“你们要把当年和张居正共事过的人全都赶走,才肯甘休吗(尽行罢斥而后已乎)?!”

然而让人费解的是,在这片狂风骤雨之中,有一个人却始终保持着沉默。

面对漫天阴云,申时行十分镇定,既不吵,也不闹,怡然自得。

这事要换在张居正头上,那可就了不得了,以这位仁兄的脾气,免不了先回骂两句,然后亲自上阵,罢官、打屁股、搞批判,不搞臭搞倒誓不罢休。刘台、赵用贤等人,就是先进典型。

就能力与天赋而言,申时行不如张居正,但在这方面,他却远远地超越了张先生。

申首辅很清楚,张居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政务天才,而像刘台、江东之这类人,除了嘴皮子利索,口水旺盛外,干工作也就是个白痴水平。和他们去较真儿,那是要倒霉的,因为这帮人会把对手拉进他们的档次,并凭借自己在白痴水平长期的工作经验,战胜敌人。

所以在他看来,李植、江东之这类人,不过是跳梁小丑,并无致命威胁,无须等待多久,他们就将露出破绽。

所谓宽宏大量,胸怀宽广之外,只因对手档次太低。

然而“铁三角”似乎没有这个觉悟,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他们再一次发动了进攻。

事情是这样的,为了给万历修建陵墓,申时行前往大峪山监督施工,本打算打地基,结果挖出了石头。

在今天看来,这实在不算个事,把石头弄走就行了。可在当时,这就是个掉脑袋的事。

皇帝的陵寝,都是精心挑选的风水宝地,要保证皇帝大人死后,也得躺得舒坦,竟然挑了这么块石头地,存心不让皇上好好死,是何居心?

罪名有了,可申时行毕竟只是监工,要把他拉下马,必须要接着想办法。

经过一番打探,办法找到了,原来这块地是礼部尚书徐学谟挑的。这个人不但是申时行的亲家,还是同乡。很明显,他选择这块破地,给皇上找麻烦,是有企图的,是用心不良的,是受到指使的。

只要咬死两人的关系,就能把申时行彻底拖下水,而这帮野心极大的人,也早已物色好了首辅的继任者,只要申时行被弹劾下台,就立即推荐此人上台,并借此控制朝局。这就是他们的计划。

然而,这个看似万无一失的计划,却有两个致命的破绽。

几天之后,三人同时上疏,弹劾陵墓用地选得极差,申时行玩忽职守,任用私人,言辞十分激烈。

在规模空前的攻击面前,申时行却毫不慌张,只是随意上了封奏疏说明情况,因为他知道,这帮人很快就要倒霉了。

一天之后,万历下文回复:“阁臣(指申时行)是辅佐政务的,你们以为是风水先生吗(岂责以堪舆)?!”

怒火中烧的万历骂完之后,又下令三人罚俸半年,以观后效。

三个人被彻底打蒙了,他们抓破脑袋,也想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归根结底,还是信息工作没有到位,这几位仁兄晃来晃去,只知道找徐学谟,却不知道拍板定位置的是万历。

皇帝大人好不容易亲自出手挑块地,却被他们骂得一无是处。

不过还好,毕竟算是皇帝的人,只是罚了半年的工资,励精图治,改日再整。

可还没等这三位继续前进,背后却又挨了一枪。

在此之前,为了确定申时行的接班人选,三个人很是费了一番脑筋,反复讨论,最终拍板——王锡爵。

这位王先生,之前也曾出过场,张居正夺情的时候,上门逼宫,差点儿把张大人搞得横刀自尽,是张居正的死对头,加上他还是李植的老师,没有更适合的人选了。

看上去是那么回事,可惜有两点,他们不知道:其一,王锡爵是个很正派的人,他不喜欢张居正,却并非张居正的敌人。

其二,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进士,考试前就认识了老乡申时行。会试,他考第一,申时行考第二;殿试,他考第二,申时行第一。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

基于以上两点,得知自己被推荐接替申时行之后,王锡爵递交了辞职信。

这是一封著名的辞职信,全称为《因事抗言求去疏》,并提出了辞职的具体理由:

老师不能管教学生,就该走人(当去)!

这下子全完了,这帮人虽说德行不好,但毕竟咬人在行,万历原打算教训他们一下后,该怎么样还怎么样。

可这仨太不争气,得罪了内阁、得罪了同僚,连自己的老师都反了水。万历想,再这么闹腾,没准儿自己都得搭进去。于是他下令,江东之、李植、羊可立各降三级,发配外地。

家犬就这么变成了丧家犬。不动声色间,申时行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第二章 和稀泥的艺术

对申时行而言,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徐阶、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万历五年(1577)出山的这帮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

混是一种生活技巧,除个别二杆子外,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人类发展,该混就混,该干就干,只混不干的,叫做混混儿。

申时行不是混混儿,混只是他的手段,干才是他的目的。

一般说来,新官上任,总要烧三把火,搞点儿政绩,大干特干。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就会惊奇地发现,他的大干,就是不干,他的作为,就是不作为。

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

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为在很多人看来,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毫无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因为这样干,是正确的。

考成法,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完不成轻则罢官,重则坐牢,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

在很长时间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发挥了极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张先生并不知道,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规定,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分配到浙江,是三十万,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监督执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齐。

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立马召集各级知府,限期收齐。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限期收齐。

知县大人虽然官小,也不会自己动手,回衙门召集衙役,限期收齐。

最后干活的,就是衙役,他们就没办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

明朝成立以来,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就管理学而言,还算比较合理,搞了两百多年,也没出什么大问题。

考成法一出来,事情就麻烦了。

原先中央下达命令,地方执行,就算执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灾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齐,不要紧,政策灵活掌握,明年努力,接着好好干。

考成法执行后,就不行了,给多少任务,你就得完成多少,缺斤少两自己补上,补不上就下课受罚。

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齐,连累知县,知县收不齐,连累知府,知府又连累布政使,一层层追究责任。大家同坐一条船,出了事谁也跑不掉。

与其自下而上垮台,不如自上而下压台。随着一声令下,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不问理由、不问借口,必须完成任务。

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布政使压知府,知府压知县,知县压衙役,衙役……就只能压老百姓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上级压下级,下级压百姓,一般年景,也还能对付过去,要遇上个灾荒,那就惨了,衙役还是照样上门,说家里遭灾,他点头,说家里死人,他还点头,点完头该交还得交。揭不开锅也好,全家死绝也罢,收不上来官就没了,你说我收不收?

以上还算例行公事,到后来,事情越发恶劣。

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评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也敢往大了报,反正自己也不吃亏。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报了就得拿钱,于是挨家挨户地收,收不上来就逼,逼不出来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这些人离开家乡,四处游荡,没有户籍,没有住所,也不办暂住证,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到万历中期,流民的数量已经十分惊人,连当时的北京市郊,都盘踞着大量流民,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偷个盗抢个劫之类的,都是家常便饭,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十分难办。

而这些情况,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

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并开辟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

废除考成法,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虽然是改革,却不用怎么费力,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没人帮他出头,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

但下一次,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

万历十八年(1590),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遭遇埋伏,全军覆灭。下黑手的,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闹大了,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所以消息传来,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还手,当缩头乌龟,怎么也说不过去。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连他都觉得没面子,力主出兵。

老板发话,群众支持,战争已是势在必行,然而此时,申时行站了出来,对皇帝说:“不能打。”

在中国历史上,但凡国家有事,地方被占了,人被杀了,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愤,人人喊打,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正义化身,然而其中别有奥秘:

临战之时,国仇家恨,慷慨激昂,大家都激动。在这个时候,跟着激动一把,可谓是毫无成本,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还能落个名声,何乐而不为。

主和就不同了,甭管真假,大家都喊打,你偏不喊,脱离群众,群众就会把你踩死。

所以主战者未必勇,主和者未必怯。

主和的申时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事实证明,他的主张十分正确。

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并不是一般人,他的身份,是鞑靼的顺义王。

顺义王,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但此人既不顺,也不义,好好的互市不干,整天对外扩张,还打算联合蒙古、西藏各部落,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

对这号人,打是应该的。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打仗说穿了,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何必要打呢?

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

他敏锐地发现,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各有各的主张。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压根儿不想打仗,如果贸然开战,想打的打了,不想打的也打了,实在是得不偿失。分化瓦解才是上策。

所以申时行反对。

当然,以申时行的水平,公开反对这种事,他是不会干的。夜深人静,独自起草,秘密上交,事情干得滴水不漏。

万历接到奏疏,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同意暂不动兵,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

消息传开,一片哗然,但皇帝说不打,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我虽是朝廷首辅,但皇帝不同意,我也没办法。

仗是不用打了,但这事还没完。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在边界集结重兵,也不大举进攻,每天就在那里蹲着,别的部落都不管,专打扯立克,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抢了就跑。

这种打法毫无成本,且收益率极高,明军乐此不疲,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实在撑不下去了,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就这样,不用大动干戈,不费一兵一卒,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恢复了边境的和平。

虽然张居正死后,朝局十分复杂,帮派林立,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混功”,应对自如,游刃有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但自己能混,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比如万历。

自从登基以来,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一是处理政务,二是搞臭张居正。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

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当了二十六年的官,十年的“皇帝”(实际如此),名气比皇帝还大,虽然人死了,茶还烫得冒泡,所以不搞臭张居正,就搞不好政务。

但要干这件事,自己是无从动手的,必须找打手。万历很快发现,最好的打手,就是言官和大臣。

张居正时代,言官大臣都不吃香,被整得奄奄一息,现在万历决定,开闸,放狗。

事实上,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如江东之、李植、羊可立等人,虽说下场不怎么样,但至少在工作期间,都尽到了狗的本分。

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万历很高兴;看见申时行被牵连,万历也不悲伤。因为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免得他当首辅太久,再犯前任(张居正)的错误。

他解放言官大臣,指挥自若,是因为他认定,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

然而,他并不知道,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大妈是业余的,言官大臣是职业的。

大妈骂完街后,还得回家洗衣做饭;言官大臣骂完这个,就会骂下一个。所以,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或是活着的申时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

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

自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经常是“偶有微疾”,开始还真是“偶有”,后来就变成常有,“微疾”也逐渐变成“头晕眼黑,力乏不兴”,总而言之,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

必须说明的是,万历是不上朝,却并非不上班,事情还是要办,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不想去单位,改在家里办公,除了不打考勤,少见几个人外,也没什么不同。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要么是有意的污蔑。

在中国当皇帝,收益高,想要啥就有啥,但风险也大,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只要是人就想要。因此今天这里搞阴谋,明天那里闹叛乱,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几天不看公文,没准儿刀就架在脖子上了。但凡在位者,除了个把弱智外,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见谁怀疑谁。

万历自然也不例外,事实上,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

在他之前,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费尽心力,日子过得极其辛苦,却依然是脑袋不保,而他几十年不上朝,谁都不见,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你说这人厉不厉害?

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在他们的世界观里,皇帝不但要办事,还要上班,哪怕屁事儿没有,你也得坐在那儿,这才叫皇帝。

万历自然不干,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言官大臣也不干,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此后的几十年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

隐私问题

万历十四年(1586)十月,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当时的万历,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只是偶尔罢工而已,就这样,也没躲过去。

第一个上疏的,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级别又低,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

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疏提意见,他之所以不满,不是皇帝不上朝,而是不祭祀。

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便上疏希望皇帝改正。

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却被他搞得不正常。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还学过医,有学问在身上,不显摆实在对不起自己,于是乎发挥其特长,写就奇文一篇,送呈御览。

第二天,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刚进去,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卢洪春这厮!肆言惑众,沽名讪上,好生狂妄!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着实打六十棍!革了职为民当差,永不叙用!”

以上言辞,系万历同志之原话,并无加工。

很久很久以前,“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也频频出现,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有各种不同的解释,从这家伙、这小子到这浑蛋、这王八蛋,不一而足。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俩字不是好话,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皇帝大人脱口而出,那是真的急了眼了。

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你看你也急。

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陛下春秋鼎盛,精神强固,头晕眼黑之疾,皆非今日所宜有。”

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确实是不对的,确实应该注意,到此打住,也就罢了。

可是担忧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医家曰:气血虚弱,乃五劳七伤所致,肝虚则头晕目眩,肾虚则腰痛精泄。”

气血虚弱,肝虚肾虚,症状出来了,接着就是分析原因:“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

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

所谓衽席之娱,是指某方面的娱乐,相信大家都能理解。综合起来的意思是:

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在我看来,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不知收敛保养,如此下去,问题非常严重。

说这句话的,不是万历他妈,不是他老婆,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疏,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

再不收拾他,就真算白活了。

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

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言官们是不答应的;如果不处理,万历又不答应。

琢磨半天,想了办法。

他连夜动笔,草拟了两道文书,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严厉斥责卢洪春,并将其革职查办。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上奏皇帝,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就这么算了。

按照他的想法,两边都不得罪,两边都有交代。

事实证明,这只是幻想。

首先发作的是万历,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立即下令,即刻动手打屁股,不得延误。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午门很大,多个人不嫌挤。

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眼看自己要去垫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

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

言官们很惭愧,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都敢上疏,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还有没有职业道德?

于是大家群情激愤,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为卢洪春喊冤翻案。

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万历毫不退让。事实上,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一旦让步,从宽处理了卢洪春,那所谓“喜欢某种娱乐,不注意身体”的黑锅,就算是背定了。

但驳回去一批,又来一批,言官们踊跃发言,热烈讨论,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说白不说。

万历终于恼火了,他决定罚款,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从犯八个月。

对言官而言,这个办法很有效果。

在明代,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有不同的方法:要折腾地方官,一般都是降职,罚工资没用,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工资基本不动,罚光了都没事。

言官就不同了,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故十分害怕这一招。

于是风波终于平息,大家都消停了。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对此,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他既不想得罪领导,又不想得罪同事,为实现安定团结,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他逐渐意识到,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

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事实上,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否则实在很难解释,整天在宫里待着,到底有啥乐趣可言。

说起来,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啥也不让干,吃个饭喝点儿酒都得看着,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革命成功,自然就完全解放了。

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也解放了大家,火烧眉毛的事情(比如打仗,阴谋叛乱之类),看一看,批一批,其余的事,能不管就不管,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

申时行很着急,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于是他灵机一动,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在我看来,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文章大意是这样的:

皇帝陛下,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经常头晕眼花(时作晕眩),对此我十分担心。我知道,您这是劳累所致啊,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亲历亲为(一语双关,佩服),才会身体不好。为了国家,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养气宁神(原文用词),好好保重身体。

高山仰止,自惭形秽之感,油然而生。

对于这封奏疏,万历还是很给了点儿面子,他召见了申时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良药虽然苦口,却能治病,今后一定注意。申时行倍感欣慰,兴高采烈地走了。

但这只是错觉,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毒药。

事实证明,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因为一般人被人劝,多少还能改几天,他却是一点儿不改,每天继续加班加点,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据说还变本加厉,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陪着一起睡(同寝),也算是开辟了新品种。

找太监这一段,史料多有记载,准确性说不好,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

既然不给脸面,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

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明代,不,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其作者,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纵观明、清两代,陕西考试不大行,但人都比较实在,既不慷慨激昂,也不啰啰唆唆,说一句是一句,天王老子也敢顶。

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最得意的时候,上有皇帝撑腰,下有大臣抬轿,什么纪晓岚、刘墉,全都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靠边站,所谓“智斗”之类,大都是后人胡编的,可谓一呼百应。而唯一不应的,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每次和珅说话,文武百官都夸,王杰偏要顶两句,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又抓不到他的把柄,也只能是“厌之而不能去”(《清史稿》)。

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想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怕得罪人,而且他的这个习惯,还有家族传统:

雒于仁的父亲,叫做雒遵,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干过吏科都给事中。冯保得势的时候,骂过冯保,张居正得势的时候,骂过谭纶(张居正的亲信),为人一向高傲,平生只佩服一人,名叫海瑞。

有这么个父亲,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却世代不捞钱,穷日子过惯了,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不怕罚工资,不怕降职,看不惯皇帝了,就要骂。随即一挥而就,写下奇文一篇,后世俗称为“酒色财气疏”。

该文主旨明确,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陛下之恙,病在酒色财气者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什么病呢?你喜欢喝酒,喜欢玩女人,喜欢捞钱,还喜欢动怒耍威风,酒色财气样样俱全,自然就病了。

以上是全文的论点。接下来的篇幅,是论据,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比较长,就不列举了。

综观此文,下笔之狠,骂法之全,真可谓是鬼哭狼嚎,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应该可以瞑目了。

更缺德的是,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农历)底送上去的,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就开始骂,不停地骂,没日没夜地骂,骂得新年都没过好。

骂过瘾后,就该办人了。

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按照规矩,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当然也不是真拜,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但这一次,申时行刚准备走人,就被太监给叫住了。

此时,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不用言语就进了宫,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以下言语,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

万历:“先生看过奏本(指雒于仁的那份),说朕酒色财气,试为朕评一评。”

申时行:……(还没说话,即被打断)

万历:“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又说朕好色,偏宠贵妃郑氏(即著名的郑贵妃),朕只因郑氏勤劳……何曾有偏?”

喘口气,接着说:“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天下之财皆朕之财!又说朕尚气……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人孰无气!”

这口气出完了,最后得出结论:“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

申时行这才搭上话:“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说到此处,又被打断)

万历大喝一声:“他就是出位沽名!”

申时行傻眼了,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从未见过这幅场景,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越说越激动,唾沫星子横飞,这样下去,恐怕要出大事。

于是他闭上了嘴,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

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琢磨片刻,稀泥和好了。“他(指雒于仁)确实是为了出名(先打底),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却恰恰帮他成了名,反损皇上圣德啊!”“如果皇上宽容,不和他去一般见识,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继续戴高帽)

在这堆稀泥面前,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这也说得是,如果和他计较,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

上钩了,再加最后一句:“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何所不容!”(圆满收工)

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

话说到这儿,事情基本就算完了。申时行定定神,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一件极为重要的事。

他决定趁此机会,解决此事。

然而,他正准备开口,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

万历到底是年轻人,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依然不肯甘休,这会儿回过味来,又绕回去了。

这事还他娘没完了,申时行头疼不已,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关键的时刻,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陛下,此奏本(雒于仁)原本就是讹传,如果要重处雒于仁,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反而做了实话啊!”

利害关系说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内阁)惩处(学名:留中),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陛下您胸襟宽容,实在是超越千古啊!”(马屁与说理相结合)“所以以臣等愚见,陛下不用处置此事,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传之后世,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是大大的好事啊!”

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所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我看来,申时行做到了。

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他话刚讲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如何设法处他?只是气他不过!”

好话说一堆,还这么个态度,那就不客气了:“此本不可发出,也无他法处之,还望皇上宽恕,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即大理寺高级官员),使之去任可也。”

这意思就是,老子不和稀泥了,明白告诉你,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也没办法处理,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把这人免职了事,你别再闹了,闹也没用。

很明显,万历虽然在气头上,却还是很识趣的。他清楚,目前形势下,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半天一言不发。申时行明白,这是默认。

万历十八年(1590)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青史留名,却既没掉脑袋,也没有挨板子,拍拍屁股就走人了。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言官就是浑蛋,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

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他保护了卢洪春、保护了雒于仁,安抚了言官大臣,也没有得罪皇帝,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

自万历十一年(1583)执政以来,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他都应付自如。七年间,上哄皇帝,下抚大臣,即使有个把不识趣、不配合的,也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混得可谓如鱼得水。

然而正是这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

因为接下来,他说了这样一句话:“臣等更有一事奏请。”

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只能说是微不足道。

他所讲的事情,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而这件事情,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争国本”。

第三章 游戏的开始

在张居正管事的前十年,万历既不能执政,也不能管事,甚至喝酒胡闹都不行,但他还有一项基本的权利——娶老婆。

万历六年(1578),经李太后挑选,张居正认可,十四岁的万历娶了老婆,并册立为皇后。

不过对万历而言,这不是个太愉快的事情,因为这个老婆是指认的,什么偶然邂逅、自由恋爱都谈不上,某月某天,突然拉来一女的,无需吃饭看电影,就开始办手续,经过无数道繁琐程序仪式,然后正式宣告,从今以后,她就是你的老婆了。

包办婚姻,纯粹的包办婚姻。

虽然是凑合婚姻,但万历的运气还不错,因为他的这个老婆相当凑合。

万历皇后王氏,浙江人,属传统贤妻型,而且为人乖巧,定位明确,善于关键时刻抓关键人,进宫后皇帝都没怎么搭理,先一心一意服侍皇帝他妈,早请示、晚汇报,把老太太伺候好了,婆媳问题也就解决了。

此外,她还是皇帝的办公室主任,由于后来万历不上朝,喜欢在家里办公,公文经常堆得到处都是,她都会不动声色地加以整理,一旦万历找不着了,她能够立即说出公文放在何处,何时、由何人送入。在生活上,她对皇帝大人也是关怀备至,是优秀的秘书、老婆两用型人才。

这是一个似乎无可挑剔的老婆,除了一个方面——她生不出儿子。

古人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虽说家里有一堆儿子,最后被丢到街上的也不在少数,但既然是古人云,大家就只好人云亦云,生不出儿子,皇后也是白搭。于是万历九年(1581)的时候,在李太后的授意下,万历下达旨意:命令各地选取女子,以备挑选。

其实算起来,万历六年(1578)两人结婚的时候,万历只有十四岁,到万历九年(1581)的时候,也才十七岁,连枪毙都没有资格,就逼着要儿子,似乎有点儿不地道。但这是一般人的观念,皇帝不是一般人,观念自然也要超前,生儿子似乎也得比一般人急。

但旨意传下去,被张居正挡了回来,并且表示,此令绝不可行。

不要误会,张先生的意思并非考虑民间疾苦,不可行,是行不通。

到底是首辅大人老谋深算,据说他刚看到这道旨意,便下断言:如按此令下达,决然无人可挑。

俗话说,一入侯门深似海,何况是宫门,辛辛苦苦养大的女儿送进去,就好比黄金周的旅游景点,丢进人堆就找不着了,谁也不乐意。那些出身名门、长相漂亮的自然不来,万一拉上来的都是些歪瓜裂枣,恶心了皇帝大人,这个黑锅谁来背?

可是皇帝不能不生儿子,不能不找老婆,既要保证数量,也要确保质量,毕竟你要皇帝大人将就将就,似乎也是勉为其难。

事情很难办,但在张居正大人的手中,就没有办不了的事,他脑筋一转,加了几个字:原文是“挑选入宫”,大笔一挥,变成了“挑选入宫,册封嫔妃”。

事情就这么解决了,因为说到底,入不入宫,也是个成本问题。万一进了宫啥也混不上,几十年没人管,实在不太值。在入宫前标明待遇,肯定级别,给人家个底线,自然就都来了。

这就是水平。

但连张居正都没想到,他苦心琢磨的这招,竟然还是没用上。

因为万历自己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就在挑选嫔妃的圣旨下达后,一天,万历闲来无事,去给李太后请安。完事后,准备洗把脸,就叫人打盆水来。

水端来了,万历一边洗着手,一边四处打量,打量来,打量去,就打量上了这个端脸盆的宫女。

换在平常,这类人万历是一眼都不看的,现在不但看了,而且还越看越顺眼,顺眼了,就开始搭讪。

就搭讪的方式而言,皇帝和街头小痞子是没什么区别的,无非是你贵姓,哪里人,等等。但差异在于,小痞子搭完话,该干吗还干吗,皇帝就不同了。

几句话搭下来,万历感觉不错,于是乎头一热,就幸了。

皇帝非凡人,所以幸了之后的反应也不同于凡人,不用说什么一时冲动之类的话,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不过,万历还算厚道,临走时,赏赐她一副首饰。这倒也未必是他有多大觉悟,而是宫里的规定:但凡临幸,必赐礼物。

因为遵守这个规定,他后悔了很多年。

就万历而言,这是一件小事,皇帝嘛,幸了就幸了,感情是谈不上的,事实上,此人姓甚名谁,他都未必记得。

这个宫女姓王,他很快就将牢牢记住。因为在不久之后,王宫女意外地发现,自己怀孕了。

这个消息很快就传到了万历那里,他非但不高兴,反而对此守口如瓶,绝口不提。

因为王宫女地位低,且并非什么沉鱼落雁之类的人物,一时兴起而已,万历不打算认这账,能拖多久是多久。

但这位仁兄明显打错了算盘,上朝可以拖,政务可以拖,怀孕拖到最后,是要出人命的。

随着王宫女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知道这件事的人也一天天多起来,最后,太后知道了。

于是,她叫来了万历,向他询问此事。

万历的答复是沉默,他沉默的样子,很有几分流氓的风采。

然而,李太后对付此类人物,一向颇有心得,当年如高拱、张居正之类的老手都应付过去了,刚入行的新流氓万历自然不在话下。既然不说话,就接着问。

装哑巴是行不通了,万历随口打哈哈,就说没印象了,打算死不认账。

万历之所以有恃无恐,是因为这种事一般都是你知我知,现场没有证人,即使有证人,也不敢出来(偷窥皇帝,是要命的)。

他这种穿上裤子就不认人的态度彻底激怒了李太后,于是,她找来了证人。

这个证人的名字,叫“内起居注”。

在古代文书中,起居注是皇帝日常言行的记录,比如今天干了多少活,去了多少地方,是第一手的史料来源。

但起居注记载的,只是皇帝的外在工作情况,是大家都能看见的,而大家看不见的那部分,就是内起居注。

内起居注记载的,是皇帝在后宫中的生活情况,比如去到哪里,和谁见面,干了些什么。当然,鉴于场所及皇帝工作内容的特殊性,其实际记录者不是史官,而是太监。所谓外表很天真,内心很暴力,只要翻一翻内外两本起居注,基本都能搞清楚。

由于具有生理优势,太监可以出入后宫,干这类事情也方便得多,皇帝到哪里,就跟到哪里(当然,不宜太近),皇帝进去开始工作,太监在外面等着,等皇帝出来,就开始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皇帝来到某后妃处,某时进,某时出,特此记录,存入档案。

皇帝工作,太监记录,这是后宫的优良传统。事实证明,这一规定是极其有效,且合理的。

因为后宫人太多,皇帝也不记数,如王宫女这样的邂逅,可谓比比皆是。实际上,皇帝乱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乱搞之后的结果。

如果宫女或后妃恰好怀孕,生下了孩子,这就是龙种,要是儿子,没准就是下一任皇帝,万一到时没有原始记录,对不上号,那就麻烦了。

所以记录工作十分重要。

但这项工作,还有一个漏洞,因为事情发生的时候,只有皇帝、太监、后妃(宫女)三人在场,事后一旦有了孩子,后妃自然一口咬定,是皇帝干的,而皇帝一般都不记得是不是自己干的。

最终的确定证据,就是太监的记录。但问题在于,太监也是人,也可能被人收买,如果后妃玩花样,或是皇帝不认账,太监没有公信力。

所以宫中规定,皇帝工作完毕,要送给当事人一件物品,而这件物品,就是证据。

李太后拿出了内起居注,翻到了那一页,交给了万历。

一切就此真相大白,万历只能低头认账。

万历十年(1582),上车补票的程序完成,王宫女的地位终于得到了确认,她挺着大肚子,接受了恭妃的封号。

两个月后,她不负众望,生下了一个儿子,是为万历长子,取名朱常洛。

消息传来,举国欢腾,老太太高兴,大臣们也高兴,唯一不高兴的,就是万历。

因为他对这位恭妃,并没有太多的感情,对这个意外出生的儿子,自然也谈不上喜欢。更何况,此时他已经有了德妃。

德妃,就是后世俗称的郑贵妃,北京大兴人,万历初年(约1573)进宫,颇得皇帝喜爱。

在后来的许多记载中,这位郑贵妃被描述成一个相貌妖艳、阴狠毒辣的女人,但在我看来,相貌妖艳还有可能,阴狠毒辣实在谈不上。在此后几十年的后宫斗争中,此人手段之拙劣,脑筋之愚蠢,反应之迟钝,实在令人发指。

综合史料分析,其智商水平,也就能到菜市场骂个街而已。

可是万历偏偏就喜欢这个女人,经常前去留宿,而郑妃的肚子也相当争气,万历十一年(1583)生了个女儿,虽然不能接班,但万历很高兴,竟然破格提拔,把她升为了贵妃。

这是一个不祥的先兆,因为在后宫中,贵妃的地位要高于其他妃嫔,包括生了儿子的恭妃。

而这位郑贵妃的个人素养也实在很成问题,当上了后妃领导后,除了皇后,谁都瞧不上,特别是恭妃,经常被她称做老太婆。横行宫中,专横跋扈,十分好斗。

难能可贵的是,贵妃同志不但特别能战斗,还特别能生。万历十四年(1586),她终于生下了儿子,取名朱常洵。

这位朱常洵,就是后来的福王。按郑贵妃的想法,有万历当靠山,这孩子生出来,就是当皇帝的,但她做梦也想不到,几十年后,自己这个宝贝儿子会死在屠刀之下,挥刀的人,名叫李自成。

但在当时,这个孩子的出生,确实让万历欣喜异常。他本来就不喜欢长子朱常洛,打算换人,现在替补来了,怎能不高兴?

然而,他很快就将发现,皇帝说话,不一定算数。

吸取了以往一百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绝口不提换人的事,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生米煮成熟饭。

可还没等米下锅,人家就打上门来了,而且还不是言官。

万历十四年三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定国家之大计,固千秋之基业。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自从郑贵妃生下朱常洵,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

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干了,迎面而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

于是他立即上疏,希望万历早立长子,言下之意是,我知道你想干吗,但这事不能干,你趁早断了这念头,早点儿洗了睡吧。

其实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实在是出于好心,告诉你这事干不成,早点儿收手,免得到时受苦。

可是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疏,只回复了一句话:“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

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只得叹息一声,扬长而去。

但这一次,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事实上,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疏的隐含意义。只是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但一般说来,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打猎,一种是自尽。

话虽如此,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个花招。

万历十四年三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升任皇贵妃。

消息传来,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朝廷上下议论纷纷,群情激愤。

因为在后宫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算第二把手,且历朝历代,能获此殊荣者少之又少(生下独子或在后宫服务多)。

按照这个标准,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且皇帝之前已有长子,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都轮不到她。

万历突然来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可以借此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好办。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咱们慢慢来。

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只是掩耳盗铃。

要知道,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考得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儿小把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

更为难得的是,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姜应麟。

相对而言,这位仁兄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皇帝陛下,听说您要封郑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恭妃先生皇长子,郑妃生皇三子(中间还有一个,夭折了),先来后到,恭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恭妃为贵妃,再封郑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此外,我还认为,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

万历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人家不买账,还一言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太伤自尊。

为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姜应麟免职外放。

好戏就此开场,一天后,吏部员外郎沈璟上疏,支持姜应麟,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后,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疏,支持姜应麟、沈璟,万历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后,刑部主事孙如法上疏,支持姜应麟、沈璟、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

在这场斗争中,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地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人越闹越多,事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疏凑热闹,搞得一塌糊涂,乌烟瘴气。

然而,事情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郑贵妃还是变成了郑皇贵妃。

争得天翻地覆,该办的事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郑贵妃正式册封。

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给万历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判断。

然而此后,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不闹事,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以此为契机,在雒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

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

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初一。

解决雒于仁事件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臣等更有一事奏请。”“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

在万历看来,这件事比雒于仁的酒色财气疏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这个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即皇后的儿子),长幼有序,其实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啊。”

这段话说得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

第一层先说自己没有嫡子,是说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又讲长幼有序,是说我不会插队,但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

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

这招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就有点儿滑稽了,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

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说了这样一句话:“皇长子已经九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这似乎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绝非如此,因为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

万历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如果天资聪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马上反驳,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

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烦了:“我都知道了,先生你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

然而,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

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

十几年后,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无数次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此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

申时行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里,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

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

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

然后他又指着皇三子,说道:“皇三子已经五岁了。”

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

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

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

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

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

事到如今,只好豁出去了:“皇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

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我五岁就已能读书!”

申时行知道,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

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了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

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日,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

万历微笑地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

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几句什么郑贵妃支持,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

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

这正是他的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再来。

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争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谈话结束后,申时行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

可是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坐不住了,随即上疏,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意思是说,当初咱俩谈好的事,你得守信用,给个准信。

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都没有,申时行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

既然如此,那就另出新招。几天后,内阁大学士王锡爵上疏:“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

不说立太子,只说要读书,而且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而见,王锡爵也是个老狐狸。

万历那边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儿消息也没有,王锡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

到了四月,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疏,要求册立太子。

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演: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但他实在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都是有办法的。

几天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疏,分别是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有说事务繁忙、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不干了。

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万历就得累死。

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并且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

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给了点儿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屏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

万历窃喜。

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木已成舟,不同意也得同意。这次内阁算是上当了。

然而上当的人,是他。

因为他从未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屏呢?

王家屏,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1568)进士。简单地说,这是个不上道的人。

王家屏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一直以来,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上疏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儿面子,他说,不行。

张居正当政的时候,他搞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就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都去祈福,表示忠心,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

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1584),他进入内阁,成为大学士,此时的内阁,已经有了申时行、王锡爵、许国三个人,他排第四。按规矩,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老实点儿,可他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就同意。

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写辞职信时,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久旱乞罢)。

把他留下来,就是折腾万历的。

几天后,礼部尚书于慎行上疏,催促皇帝册立太子,语言比较激烈。万历也比较生气,罚了他三个月工资。

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

换在以往,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

相比而言,王家屏要轻松得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

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疏,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顶了回去。但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

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内阁四个人,走了三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儿就走人了,到时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不给个说法,是熬不过去了。

几天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屏,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扰)我了。”

王家屏顿时喜出望外,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疏,就到十五岁再说!”

朱常洛是万历十年(1582)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十八年(1590),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就六年后再办!

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还是有了个说法,经过长达五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他们自己这样认为。

事情解决了,王家屏兴奋了,兴奋之余,就干了一件事。

他把皇帝的这道谕令告诉了礼部,而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正是礼部尚书于慎行。

于慎行欣喜若狂,当即上疏告诉皇帝:“此事我刚刚知道,已经通报给朝廷众官员,要求他们耐心等候。”

万历气得差点儿吐了白沫。

因为万历给王家屏的,并不是正规的圣旨,而是托太监传达的口谕,看上去似乎没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有深刻政治用意的举动。

其实在古代,君无戏言这句话基本是胡扯,皇帝也是人,时不时编个瞎话,吹吹牛,也很正常,真正说了就要办的,只有圣旨。白纸黑字写在上面,糊弄不过去。所以万历才派太监给王家屏传话,而他的用意很简单:这件事情我心里有谱,但现在还不能办,先跟你通个气,以后遇事别跟我对着干,咱们慢慢来。

皇帝大人原本以为,王大学士好歹在朝廷混了几十年,这点觉悟应该还有,可没想到,这位一根筋的仁兄竟然把事情捅了出去,密谈变成了公告,被逼上梁山了。

他当即派出太监,前去内阁质问王家屏,却得到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答案。

王家屏是这样辩解的:“册立太子是大事,之前许多大臣都曾因上疏被罚,我一个人定不了,又被许多大臣误会,只好把陛下的旨意传达出去,以消除大家的疑虑(以释众惑)。”

这番话的真正意思大致是这样的:我并非不知道你的用意,但现在我的压力也很大,许多人都在骂我,我也没办法,只好把陛下拉出来背黑锅了。

虽然不上道,也是个老狐狸。

既然如此,就只好将错就错了,几天后,万历正式下发圣旨:“关于册立皇长子为太子的事情,我已经定了,说话算数(诚待天下),等长子到了十岁,我自然会下旨,到时册立、出阁读书之类的事情一并解决,就不麻烦你们再催了。”

长子十岁,是万历十九年(1591),也就是下一年。皇帝的意思很明确,我已经同意册立长子,你们也不用绕弯子,搞什么出阁读书之类的把戏,让老子清净一年,明年就立了!

这下大家都高兴了,内阁的几位仁兄境况也突然大为改观,有病的病好了,忙的也不忙了,除王锡爵(母亲有病,回家去了,真的)外,大家都回来了。

剩下来的,就是等了。一晃就到了万历十九年,春节过了,春天过了,都快要开西瓜了,万历那里一点儿消息都没有。

泱泱大国,以诚信为本。这就没意思了。

可是万历十九年毕竟还没过,之前已经约好,要是贸然上疏催他,万一被认定毁约,推迟册立,违反合同的责任谁都负担不起,而且皇上到底是皇上,你上疏说他耍赖,似乎也不太妥当。

一些脑子活的言官大臣就开始琢磨,既要敲打皇帝,又不能留把柄,想来想去,终于找到了一个完美的替代目标——申时行。

没办法,申大人,谁让你是首辅呢?也只好让你去扛了。

很快,一封名为《论辅臣科臣疏》的奏疏送到了内阁,其主要内容,是弹劾申时行专权跋扈,压制言官,使得正确意见得不到执行。

可怜,申首辅一辈子和稀泥,挖东砖补西墙,累得半死,临了还要被人玩一把。此文言辞尖锐,指东打西,指桑骂槐,可谓是政治文本的典范。

文章作者,是南京礼部主事汤显祖,除此文外,他还写过另一部更有名的著作——《牡丹亭》。

稀泥谢幕

汤显祖,字义仍,江西临川人。上疏这一年,他四十二岁,官居六品。

虽说四十多岁才混到六品,实在不算起眼,但此人绝非等闲之辈,早在三十年前,汤先生已天下闻名。

十三岁的时候,汤显祖就加入了泰州学派(也没个年龄限制),成为了王学的门人,跟着那帮“异端”四处闹腾,开始出名。

二十一岁,他考中举人,七年后,到京城参加会试,运气不好,遇见了张居正。

之所以说运气不好,并非张居正讨厌他,恰恰相反,张首辅很赏识他,还让自己的儿子去和他交朋友。

这是件求之不得的好事,可问题在于,汤先生中异端毒太深,瞧不起张居正,摆了谱,表示拒不交友。

既然敢跟张首辅摆谱,张首辅自然要摆他一道,考试落榜也是免不了的。三年后,他再次上京赶考,张首辅锲而不舍,还是要儿子和他交朋友,算是不计前嫌,但汤先生依然不给面子,再次摆谱。首辅大人自然再摆他一道,又一次落榜。

但汤先生不但有骨气,还有毅力,三年后再次赶考,这一次张首辅没有再阻拦他(死了),终于成功上榜。

由于之前两次跟张居正硬扛,汤先生此时的名声已经是如日中天。当朝的大人物张四维、申时行等人都想拉拢他,可汤先生死活不答理人家。

不答理就有不答理的去处,名声大噪的汤显祖被派到了南京,几番折腾,才到礼部混了个主事。

南京本来就没事干,南京的礼部更是闲得出奇,这反倒便宜了汤先生,闲暇之余开始写戏,并且颇有建树,日子过得还算不错,直到万历十九年(1591)的这封上疏。

很明显,汤先生的政治高度比不上艺术高度,奏疏刚送上去,申时行还没说什么,万历就动手了。

对于这种杀鸡儆猴的把戏,皇帝大人一向比较警觉(他也常用这招),立马作出了反应,把汤显祖发配到边远地区(广东徐闻)去当典史。

这是一次极其致命的打击,从此汤先生再也没能翻过身来。

万历这辈子罢过很多人的官,但这一次,是最为成功的,因为他只罢掉了一个六品主事,却换回一个明代最伟大的戏曲家,赚大发了。

二十八岁落榜后,汤显祖开始写戏,三十岁的时候,写出了《紫箫记》;三十八岁,写出了《紫钗记》。四十二岁被赶到广东,七年后京察,又被狠狠地折腾了一回,索性回了老家。

来回倒腾几十年,一无所获,在极度苦闷之中,四十九岁的汤显祖回顾了自己戏剧化的一生,用悲凉而美艳的辞藻写下了他所有的梦想和追求,是为《还魂记》,后人又称《牡丹亭》。《牡丹亭》,全剧共十五出,描述了一个死而复生的爱情故事(情节比较复杂,有兴趣自己去翻翻)。此剧音律流畅,词曲优美,轰动一时,时人传诵:牡丹一出,西厢(《西厢记》)失色。此后传唱天下百余年,堪与之媲美者,唯有孔尚任之《桃花扇》。

为官不济,为文不朽,是以无憾。

史赞:二百年来,一人而已。

总的说来,汤显祖的运气是不错的,因为更麻烦的事,他还没赶上。

汤先生上疏两月之后,福建佥事李琯就开炮了,目标还是申时行,不过这次更狠,用词狠毒不说,还上升到政治高度,一条条列下来,弹劾申时行十大罪状,转瞬之间,申先生就成了天字第一号大恶人。

万历也不客气,再度发威,撤了李琯的职。

命令一下,申时行却并不高兴,反而唉声叹气,忧心忡忡。

因为到目前为止,虽然你一刀我一棍地打个不停,但都是摸黑放枪,谁也不挑明,万历的合同也还有效,拖到年尾,皇帝赖账就是理亏,到时再争,也是十拿九稳。

可万一下面这帮愤中愤老忍不住,玩命精神爆发,和皇帝公开死磕,事情就难办了。

俗语云:怕什么,就来什么。

工部主事张有德终于忍不住了,他愤然上疏,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等的就是你。

万历随即作出反应,先罚了张有德的工资,鉴于张有德撕毁合同,册立太子的事情推后一年办理。

这算是正中下怀,本来就不大想立,眼看合同到期,正为难呢,来这么个冤大头,不用白不用。册立的事情也就能堂而皇之地往后拖了。

事实上,这是他的幻想。

因为在大臣们看来,这合同本来就不合理,忍气吞声大半年,那是给皇帝面子,早就一肚子苦水怨气没处泄,你敢蹦出来,那好,咱们就来真格的!

当然,万历也算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他早有准备,无非是来一群大臣瞎咋呼,先不理,闹得厉害再出来说几句话,把事情熬过去,完事。

形势的发展和他的预料大致相同,张有德走人后,他的领导,工部尚书曾同亨就上疏了,要求皇帝早日册立太子。

万历对此嗤之以鼻。他很清楚,这不过是个打头的,大部队在后,下面的程序他都能背出来,吵吵嚷嚷,草草收场,实在毫无新鲜可言。

然而,当下一封奏疏送上来的时候,他才知道,自己错了。

这封奏疏的署名人并不多,只有三个,分别是申时行、许国、王家屏。

但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因为之前无论群臣多么反对,内阁都是支持他的,即使以辞职回家相威胁,也从未公开与他为敌,是他的最后一道屏障,现在竟然公开站出来和他对着干,此例一开,后果不堪设想。

特别是申时行,虽说身在内阁,时不时也说两句,但那都是做给人看的,平日里忙着和稀泥,帮着调节矛盾,是名副其实的卧底兼间谍。

可这次,申时行连个消息都没透,就打了个措手不及,实在太不够意思。于是万历私下派出了太监,斥责申时行。

一问,把申时行也问糊涂了,因为这事他压根儿就不知道!

事情是这样的,这封奏疏是许国写的,写好后让王家屏署名,王兄自然不客气,提笔就签了名;而申时行的底细他俩都清楚,这个老滑头死也不会签,于是许大人胆一壮,代申首辅签了名,把他拖下了水。

事已至此,申大人只能一脸无辜地表白:“名字是别人代签的,我事先真不知道。”

事情解释了,太监也回去了,可申先生却开始琢磨了:万一太监传达不对怎么办?万一皇帝不信怎么办?万一皇帝再激动一次,把事情搞砸怎么办?

想来想去,他终于决定,写一封密信。

这封密信的内容大致是说,我确实不知道上奏的事情,这事情皇上你不要急,自己拿主意就行。

客观地讲,申时行之所以说这句话,倒不一定是耍两面派,因为他很清楚皇帝的性格:

像万历这号人,属于死要面子活受罪,打死也不认错的,看上去非常随和,实际上极其固执,和他硬干,是没有什么好处的。

所以申时行的打算,是先稳住皇帝,再慢慢来。

事实确如所料,万历收到奏疏后,十分高兴,当即回复:“你的心意我已知道,册立的事情我已有旨意,你安心在家调养就是了。”

申时行总算松了口气,事情终于糊弄过去了。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他长达十年的和稀泥生涯,将就此结束——因为那封密信。

申时行的这封密信,属于机密公文,按常理,除了皇帝,别人是看不见的。

可是在几天后的一次例行公文处理中,万历将批好的文件转交内阁,结果不留神,把这封密信也放了进去。

这就好比拍好了照片存进电脑,又把电脑拿出去给人修,是个要命的事。

文件转到内阁,这里是申时行的地盘,按说事情还能挽回,可问题在于申大人为避风头,当时还在请病假,负责工作的许国也没留意,顺手就转给了礼部。

最后,它落在了礼部给事中罗大纮的手里。

罗大纮,江西吉水人。关于这个人,只用一句就能概括:一个称职的言官。

看到申时行的密信后,罗大纮非常愤怒,因为除了耍两面派外,申时行在文中还写了这样一句话:“惟亲断亲裁,勿因小臣妨大典”。

这句话说白了,就是你自己说了算,不要理会那些小臣。

我们是小臣,你是大臣?!

此时申时行已经发现了密信外泄,他十分紧张,立刻找到了罗大纮的领导,礼部科给事中胡汝宁,让他去找罗大纮谈判。

可惜罗大纮先生不吃这一套,写了封奏疏,把这事给捅了出去,痛骂申时行两面派。

好戏就此开场,言官们义愤填膺。吏部给事中钟羽正、侯先春随即上疏,痛斥申时行;中书黄正宾等人也跟着凑热闹,骂申时行老滑头。

眼看申首辅吃亏,万历当即出手,把罗大纮赶回家当了老百姓,还罚了上疏言官的工资。

但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已经无法收拾了。

经历过无数大风大浪的申时行,终究在阴沟里翻了船。自万历十年(1582)以来,他忍辱负重,上下协调,独撑大局,打落门牙往肚里吞,至今已整整十年。

现在,他再也支撑不下去了。

万历十九年(1591)九月,申时行正式提出辞职,最终得到批准,回乡隐退。

大乱就此开始。

第四章 混战

申时行在的时候,大家都说朝廷很乱,但等申时行走了,大家才知道,什么叫乱。

首辅走了,王锡爵不在,按顺序,应该是许国当首辅,可这位兄弟相当机灵,一看形势不对,写了封辞职信就跑了。

只剩王家屏了。

万历不喜欢王家屏,王家屏也知道皇帝不喜欢他,所以几乎在申时行走人的同时,也提出辞职。

然而,万历没有批,还把王家屏提为首辅,原因很简单,这么个烂摊子,现在内阁就这么个人,好歹就是他了。

内阁总算有个人了,但一个还不够,得再找几个,搭个班子,才好唱戏。说起来还是申时行够意思,早就料到有这一天,所以在临走时,他向万历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时任吏部左侍郎赵志皋,另一个是原任礼部右侍郎张位。

这个人事安排十分有趣,因为这两个人兴趣不同,性格不同,出身不同。总而言之,就没一点儿共同语言。但事后证明,就是这么个安排,居然撑了七八年。申先生的领导水平可见一斑。

班子定下来了,万历的安宁日子也到了头,因为归根结底,大臣们闹腾,还是因为册立太子的事情,申先生不过是帮皇帝挡了子弹,现在申先生走了,皇帝陛下只能赤膊上阵。

万历二十年(1592)正月,真正的总攻开始了。

礼部给事中李献可首先发难,上疏要求皇帝早日批准长子出阁读书,而且这位兄台十分机灵,半字不提“册立”二字,全篇却都在催这事,半点儿把柄都不留,搞得皇帝陛下十分狼狈,一气之下,借口都不找了:“册立已有旨意,这厮偏又来烦扰……好生可恶,降级调外任用!”

其实说起来,李献可不是什么大人物,这个处罚也不算太重,可万历万没想到,就这么个小人物,这么点儿小事儿,他竟然没能办得了。

因为他的圣旨刚下发,就被王家屏给退了回来。

作为朝廷首辅,如果认为皇帝的旨意有问题,可以退回去,拒不执行。这种权力,叫做封还。

封还就封还吧,不办就不办吧,更可气的是,王首辅还振振有词:

这事我没错,是皇帝陛下错了。因为李献可没说册立的事,他只是说应该出阁读书,你应该采纳他的意见,即使不能采纳,也不应该罚他。所以这事我不会办。

真是要造反了,刚刚提了首辅,这白眼狼就下狠手,万历恨不得拿头撞墙,气急败坏之下,他放了王家屏的假,让他回家休养去了。

万历的“幸福”生活从此拉开序幕。

几天后,礼部给事中钟羽正上疏,支持李献可,经典语言如下:“李献可的奏疏,我是赞成的,请你把我一同降职吧(请与同谪)。”

万历满足了他的要求。

又几天后,礼部给事中舒弘绪上疏,发言如下:“言官是可以处罚的,出阁读书是不能不办的。”

发配南京。

再几天后,户部给事中孟养浩上疏,支持李献可、钟羽正等人。相对而言,他的奏疏更有水平,虽然官很小(七品),志气却大,总结了皇帝大人的种种错误,总计五条,还说了一句相当经典的话:“皇帝陛下,您坐视皇长子失学,有辱宗社祖先!”

万历气疯了,当即下令,把善于总结的孟养浩同志革职处理,并拉到午门,打了一百杖。

暴风雨就是这样诞生的。

别人也就罢了,可惜孟先生偏偏是言官,干的是本职工作,平白被打实在有点儿冤。

于是大家都愤怒了。

请注意,这个大家是有数的,具体人员及最终处理结果如下所列:

内阁大学士赵志皋上疏,被训斥。

吏科右给事中陈尚象上疏,被革职为民。

御史邹德泳,户科都给事中丁懋逊、兵科都给事中张栋、刑科都给事中吴之佳、工科都给事中杨其休,礼科左给事中叶初春,联名上疏抗议。万历大怒,将此六人降职发配。

万历终于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如果加上最初上疏的李献可,那么在短短的几天之内,他就免掉了十二位当朝官员。这一伟大纪录,就连后来的急性子崇祯皇帝也没能打破。

事办到这份儿上,皇帝疯了,大臣也疯了,官服乌纱就跟白送的一样,铺天盖地到处乱扔,大不了就当老子这几十年书白读了,拼个你死我活只为一句话:可以丢官,不能丢人!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礼部员外郎董嗣成、御史贾名儒、御史陈禹谟再次上疏,支持李献可。万历即刻反击,董嗣成免职,贾名儒发配,陈禹谟罚工资。

事情闹到这里,到底卷进来多少人,我也有点儿乱,但若以为就此打住,那实在是低估了明代官员的战斗力。

几天后,礼部尚书李长春也上疏了。对这位高级官员,万历也没客气,狠狠地骂了他一顿。谁知没多久,吏部尚书蔡国珍、侍郎杨时乔又上疏抗议,然而这一次,万历没有作出任何反应——实在骂不动了。

皇帝被搞得奄奄一息,王家屏也坐不住了,他终于出面调停,向皇帝认了错,并希望能够赦免群臣。

想法本是好的,方法却是错的,好不容易消停下去的万历,一看见这个老冤家,顿时恢复了战斗力,下书大骂:“自你上任,大臣狂妄犯上,你是内阁大学士,不但不居中缓和矛盾,反而封还我的批示,故意激怒我!见我发怒,你又说你有病在身,回家休养!国家事务如此众多,你在家躺着(高卧),心安吗?!既然你说有病,就别来了,回家养病去吧!”

王家屏终于理解了申时行的痛苦,万历二十年(1592)三月,他连上八封奏疏,终于回了家。

这是一场实力不对等的较量,大臣的一句话,可能毫无作用,万历的一道圣旨,却足以改变任何人的命运。

然而,万历失败了,面对那群前仆后继的人,他虽然竭尽全力,却依然失败了,因为权力并不能决定一切——当它面对气节与尊严的时候。

王家屏走了,言官们暂时休息了,接班的赵志皋比较软,不说话,万历正打算消停几天,张位又冒出来了。

这位次辅大人再接再厉,接着闹,今天闹出阁讲学,明天闹册立太子,每天变着法地折腾皇帝。万历同志终于顶不住了,如此下去,不被逼死,也被憋死了。

必须想出对策。

考虑再三,他决定去找一个人,在他看来,只有这个人才能挽救一切。

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奉命来到京城,担任首辅。

拉锯战

王锡爵,字元驭,苏州太仓人。

嘉靖四十一年(1562),他二十八岁,赴京赶考,遇见申时行,然后考了第一。

几天后参加殿试,又遇见了申时行,这次他考了第二。

据说他之所以在殿试中输给申时行,不外乎两点,一是长得不够帅,二是说话不够滑。

帅不帅不好说,滑不滑是有定论的。

自打进入朝廷,王锡爵就是块硬骨头。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夺情,大家上疏闹,他跑到人家家里闹,逼得张居正大人差点儿拔刀自尽;吴中行被打得奄奄一息,大家在场下吵,他跑到场上哭。

万历六年(1578),张居正不守孝回京办公,大家都庆贺,他偏请假,说我家还有父母,实在没有时间工作,要回家尽孝,张居正恨得直磨牙。

万历九年(1581),张居正病重,大家都去祈福,他不屑一顾。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反攻倒算开始,抄家闹事翻案,人人都去踩一脚,这个时候,他说:“张居正当政时,做的事情有错吗?!他虽为人不正,却对国家有功,你们怎能这样做呢?!”

万历十三年(1585),他的学生李植想搞倒申时行,扶他上台,他痛斥对方,请求辞职。

三年后,他的儿子乡试考第一,有人怀疑作弊,他告诉儿子,不要参加会试,回家待业。十三年后他下了台,儿子才去考试,会试第二,殿试第二。

他是一个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人。

所以在万历看来,能收拾局面的,也只有王锡爵了。

王大人果然不负众望,到京城一转悠,就把情况摸清楚了,随即开始工作,给皇帝上了一封密信。大意是说,目前情况十分紧急,请您务必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册立太子,绝不能再拖延了,否则我就是再有能耐,也压制不了!

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万历再没敢随便找人修电脑,专程派了个太监,送来了自己的回信。

可王锡爵刚打开信,就傻眼了。

信上的内容是这样的:“看了你的奏疏,为你的忠诚感动。我去年确实说过,今年要举行册立大典,但是(注意此处),我昨天晚上读了祖训(相当于皇帝的家规),突然发现,里面有一句训示:立嫡不立长。我琢磨了一下,皇后现在年纪还不大,万一将来生了儿子,怎么办呢?是封太子,还是封王?”“如果封王,那就违背了祖训;如果封太子,那就有两个太子了。我想来想去,想了个办法,要不把我的三个儿子一起封王,等过了几年,皇后没生儿子,到时候再册立长子也不迟。这事我琢磨好了,既不违背祖制,也能把事办了,很好,你就这么办吧。”

阶级斗争又有新动向了,很明显,万历同志是很动了一番脑筋,觉得自己不够分量,把老祖宗都搬出来了,还玩了个复杂的逻辑游戏,有相当的技术含量。现解析如下:

按老规矩,要立嫡子(皇后的儿子),可是皇后又没生儿子,但皇后今天没有儿子,不代表将来没有,如果我立了长子,嫡子生出来,不就违反政策了吗?但是皇后什么时候生儿子,我也不知道,与其就这么拖着,还不如把现在的三个儿子一起封了了事,到时再不生儿子,就立太子。先封再立,总算对上对下都有了交代。

王锡爵初一琢磨,就觉得这事有点儿玄,但听起来似乎又只能这么办,思前想后,他也和了稀泥,拿出了两套方案。

方案一:让皇长子拜皇后为母亲,这样既是嫡子又是长子,问题就解决了。

方案二:按照皇帝的意思,三个儿子一起封王,到时再说。

附注:第二套方案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

上当了,彻底上当了。

清醒了一辈子的王大人,似乎终于糊涂了,他好像并不知道,自己已经跳入了一个陷阱。

事实上,万历的真正目标,不是皇长子,而是皇三子。

他喜欢郑贵妃,喜欢朱常洵,压根儿就没想过要立太子,搞三王并封,把皇长子、三子封了王,地位就平等了,然后就是拖,拖到大家都不闹了,事情也就办成了。

至于所谓万不得已,采用第二方案,那也是句废话。万历同志这辈子,那是经常的万不得已。

总之,王锡爵算是上了贼船了。

万历立即选择了第二种方案,并命令王锡爵准备执行。

经过长时间的密谋和策划,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二十六日,万历突然下发圣旨:“我有三个儿子,长幼有序,但问题是,祖训说要立嫡子,所以等着皇后生子,一直没立太子。为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特将皇长子、皇三子、皇五子全部封王,将来有嫡子,就立嫡子,没嫡子,再立长子。事就这么定了,你们赶紧去准备吧。”

圣旨发到礼部,当时就炸了锅。这么大的事情,事先竟没听到风声,实在太不正常,于是几位领导一合计,拿着谕旨跑到内阁去问。

这下连内阁的赵志皋和张位也惊呆了,什么圣旨,什么三王并封,搞什么名堂?!

很明显,这事就是王锡爵办的,消息传出,举朝轰动,大家都认定,朝廷又出了个叛徒,而且还是主动投靠的。

因为所有人都知道,万历已经很久不去找(幸)皇后了,生儿子压根儿就是没影的事,所谓三王并封,就是扯淡,大家都能看出来,王锡爵你混了几十年,怎么看不出来?分明就是同谋,助纣为虐!

回头再说皇帝,你都说好了,今年就办,到时候竟然又不认账,搞个什么三王并封,我们大家眼巴巴地盼着,又玩花样,你当你耍猴子呢?!

两天之后,算账的人就来了。

光禄寺丞朱维京第一个上疏,连客套话都不说,开篇就骂:“您先前说过,万历十九年(1591)就册立太子,朝廷大臣都盼着,忽然又说要并封,等皇后生子。这种说法,祖上从来就没有过!您不会是想愚弄天下人吧!”

把戏被戳破了,万历很生气,立即下令将朱维京革职充军。

一天后,刑部给事中王如坚又来了:“万历十四年时,您说长子幼小,等个两三年;十八年时,您又说您没有嫡子,长幼有序,让我们不必担心。十九年时,您说二十年就册立;二十年时,您又说二十一年举行。现在您竟然说不办了,改为分封,之前的话您不是都忘了吧?以后您说的话,我们该信哪一句?”

这话杀伤力实在太大,万历绷不住了,当即把王如坚免职充军。

已经没用了,什么罚工资、降职、免职、充军,大家都见识过了,还能吓唬谁?

最尴尬的,是礼部的头头脑脑们。皇帝下了圣旨,内阁又没有封还,按说是不能不办的,可是照现在这么个局势,如果真要去办,没准儿自己就被大家给办了。想来想去,搞了个和稀泥方案:三王并封照办,但同时也举行册立太子的仪式。

方案报上去,万历不干:三王并封,就为不立太子,还想把我绕回去不成?

既然给面子皇帝都不要,也就没啥说的了,礼部主事顾允成、工部主事岳元声、光禄寺丞王学曾等人继续上疏,反对三王并封。这次万历估计也烦了,理都不理,随他们去。

于是抗议的接着抗议,不理的照样不理,谁也奈何不了谁。

局面一直僵持不下,大家这才突然发觉,还漏了一个关键人物——王锡爵。

这事既然是王锡爵和皇帝干的,皇帝又不出头,也只能拿王锡爵开刀了。

先是顾允成、张辅之等一群王锡爵的老乡上门,劝他认清形势,早日解决问题。然后是吏部主事顾宪成代表吏部全体官员写信给王锡爵,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现在情况很复杂,大家都反对你的三王并封,想糊弄过去是不行的。

王锡爵终于感受到了当年张居正的痛苦,不问青红皂白,就围上来群殴,没法讲道理,就差打上门来了。

当然,一点儿也没差,打上门的终究来了。

几天之后,礼部给事中史孟麟、工部主事岳元声一行五人,来到王锡爵办公的内阁,过来只干一件事:吵架。

刚开始的时候,气氛还算不错,史孟麟首先发言,就三王并封的合理性、程序性一一批驳,有理有节,有根有据。

事情到这儿,还算是有事说事,可接下来,就不行了。

因为王锡爵自己也知道,三王并封是个烂事,根本就没法辩,心里理亏,半天都不说话。对方一句句地问,他半句都没答,憋了半天,终于忍不住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岳元声即刻回答:“请你立刻收回那道圣旨,别无商量!”

接着一句:“皇上要问,就说是大臣们逼你这么干的!”

王锡爵气得不行,大声回复:“那我就把你们的名字都写上去,怎么样?!”

这是一句威胁性极强的话,然而,岳元声回答的声音却更大:“那你就把我的名字写在最前面!充军也好,廷杖也好,你看着办!”

遇到这种不要命的二愣子,王锡爵也没办法,只好说了软话:“请你们放心,虽然三王并封,但皇长子出阁的时候,礼仪是不一样的。”

首辅大人认输了,岳元声却不依不饶,跟上来就一句:“那是礼部的事,不是你的事!”

谈话不欢而散,王锡爵虽然狼狈不堪,却也顶住了死不答应。

因为虽然骂者众多,却还没有一个人能够找到他的死穴。

这事看起来很简单,万历耍了个计谋,把王锡爵绕了进去,王大人背黑锅,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事实上,那是不可能的。王锡爵先生虽然人比较实诚,也是在官场滚打几十年的老油条,万历那点儿花花肠子,他一清二楚,之所以同意三王并封,是将计就计。

他的真正动机是,先利用三王并封,把皇长子的地位固定下来,然后借机周旋,更进一步逼皇帝册立太子。

在他看来,岳元声之流都是白颈乌鸦,整天吵吵嚷嚷,除了瞎咋呼,啥事也干不成,所以他任人笑骂,准备忍辱负重,一朝翻身。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聪明人的。

庶吉士李腾芳就算一个。

李腾芳,湖广湘潭(今湖南湘潭)人。从严格意义上讲,他还不是官,但这位仁兄人还没进朝廷,就有了朝廷的悟性,只用一封信就揭破了王锡爵的秘密。

他的这封信,是当面交给王锡爵的。王大人本想打发这人走,可刚看几行字,就把他给拉住了。信上是这么写的:“公欲暂承上意,巧借王封,转作册立!”

太深刻了,太尖锐了,于是王锡爵对他说:“请你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李腾芳接下来的话,彻底打乱了王锡爵的部署:“王大人,你的打算是对的,但请你想一想,封王之后,恐怕册立还要延后,你还能在朝廷待多久?万一你退了,接替你的人比你差,办不成这件事,负责任的人就是你!”

王锡爵沉默了。他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计划蕴涵着极大的风险,但他仍然不打算改正这个错误。因为在这个计划里,还有最后一道保险。

李腾芳走了,王锡爵没有松口。此后的十几天里,跑来吵架的人就没断过,但王大人心里有谱,打死也不说,直到王就学上门的那一天。

王就学是王锡爵的门生,自己人当然不用客气,一进老师家门就哭,边哭还边说:“这件事情(三王并封)大家都说是老师干的,如此下去,恐怕老师有灭门之祸啊!”

王锡爵却笑了:“你放心吧,那都是外人乱说的,我的真实打算,都通过密奏交给了皇上,即使皇长子将来登基,看到这些文书,也能明白我的心意。”

这就是王先生的保险,然而,王就学没有笑,只说了一句话:“老师,别人是不会体谅您的!一旦出了事,会追悔莫及啊!”

王锡爵打了个寒战,他终于发现,自己的思维中,有一个不可饶恕的漏洞:

如果将来册立失败,皇三子登基,看到了自己拥立长子的密奏,必然会收拾掉自己。

而如果皇长子登基,即使他知道密奏,也未必肯替自己出头,因为长子登基,本来就是理所当然,犯不着感谢谁,到时,三王并封的黑锅只有自己背。

所以结论是:无论谁胜利,他都将失败!

明知是赔本的生意,还要做的人,叫做傻子。王锡爵不是傻子,自然不做。万历二十一年(1593)二月,他专程拜见了万历,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撤回三王并封。

这下万历不干了,好不容易把你拉上船,现在你要洗手不干,留下我一个人背黑锅,怎么够意思?“你要收回此议,即无异于认错,如果你认错,我怎么办?我是皇帝,怎能被臣下挟持?”

话说得倒轻巧,可惜王大人不上当:你是皇帝,即使不认错,大家也不能把你怎么样;我是大臣,再跟着浑水,没准儿祖坟都能让人刨了。

所以无论皇帝大人连哄带蒙,王锡爵偏一口咬定——不干了。

死磨硬泡没办法,大臣不支持,内阁不支持,唯一的亲信跑路,万历只能收摊了。

几天后,他下达谕令:“三王都不必封了,再等两三年,如果皇后再不生子,就册立长子。”

可是大臣们不依不饶,一点儿也不消停,接着起哄,因为大家都知道,皇帝陛下您多少年不去找皇后了,皇后怎么生儿子,不想立就不想立,你装什么蒜?

万历又火了,先是辟谣,说他今年已经见过皇后,夫妻关系不好,纯属谣传,同时又下令内阁,对敢于胡说八道的人,一律严惩不贷。

这下子王锡爵为难了,皇帝那里他不敢再去凑热闹了,大臣他又得罪不起,想来想去,一声叹息:我也辞职吧。

说是这么说,可是皇帝死都不放,因为经历了几次风波之后,他已然明白,在手下这群疯子面前,一丝不挂十分危险,身前必须有个挡子弹的,才好平安过日子。

于是王锡爵惨了,大臣轰他走,皇帝不让走,夹在中间受气,百般无奈之下,他决定拼一拼——找皇帝面谈。

可是皇帝大人虽然不上班,却似乎很忙,王锡爵请示了好几个月,始终不见回音。眼看要被唾沫淹死,王大人急眼了,死磨硬泡招数全用上,终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他见到了万历。

这是一次十分关键的会面,与会者只有两人,本来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但出于某种动机(估计是保留证据),事后王锡爵详细地记下了他们的每一句话。

等了大半年,王锡爵已经毫无耐心:“册立一事始终未定,大臣们议论纷纷,烦扰皇上(包括他自己),希望陛下早日决断,大臣自然无词。”

万历倒还想得开:“我的主意早就定了,反正早晚都一样,人家说什么不碍事。”

不碍事?敢情挨骂的不是你。

可这话又不能明说,于是王大人兜了圈子:“陛下的主意已定,我自然是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内情,偏要大吵大嚷,我为皇上受此非议深感不忿,不知道您有什么为难之处,要平白受这份闲气?”

球踢过来了,但万历不愧为老运动员,一脚传了回去:“这些我都知道,我只担心,如果皇后再生儿子,该怎么办?”

王锡爵气蒙了,就为皇后生儿子的破事,搞了三王并封,闹腾了足足半年,到现在还拿出来当借口,还真是不要脸,既然如此,就得罪了:“陛下,您这话几年前说出来,还过得去,现在皇子都十三岁了,还要等到什么时候!从古至今,即使百姓家的孩子,十三岁都去读书了,何况还是皇子?!”

这已经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了,但万历同志到底是久经考验,毫不动怒,只是淡淡地说:“我知道了。”

王锡爵仍不甘心,继续劝说万历,但无论他讲啥,皇帝陛下却好比橡皮糖,全无反应。等王大人说得口干舌燥、气喘吁吁,万历同志没打招呼就走人了,只留下王大人,痴痴地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谈话是完了,但这事没完,王锡爵回家之后,实在是气不过,一怒之下,又写了一封胆大包天的奏疏。

因为这封奏疏的中心意思只有一个——威胁:“皇上,此次召对(即谈话),虽是我君臣二人交谈,但此事不久后,天下必然知晓,若毫无结果,将被天下人群起攻之,我即使粉身碎骨,全家死绝,也无济于事!”

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我和你谈过话,别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如果没给我一个结果,此事必将公之于天下,我完蛋了,你也得下马!

这是硬的,还有软的:“臣进入朝廷三十余年了,一向颇有名声,现在为了此事,被天下人责难,实在是痛心疾首啊!”

王锡爵是真没办法了,可万历却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地对着干,当即写了封回信,训斥了王锡爵,并派人送到了内阁。

按照常理,王大人看完信后,也只能苦笑,因为他虽为人刚正,却是个厚道人,从来不跟皇帝闹,可这一次,是个例外。

因为当太监送信到内阁的时候,内阁的张位恰好也在。这人就没那么老实了,是个喜欢惹事的家伙,王锡爵拆信的时候,他也凑过来看。看完后,王锡爵倒没什么,他反而激动了。

这位仁兄二话不说,当即怂恿王锡爵,即刻上疏驳斥万历。有了张位的支持,王锡爵似喝了几瓶二锅头,胆也壮了,针锋相对,写了封奏疏,把皇帝大人批驳得无地自容。

王锡爵没有想到,他的这一举动,却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万历虽然顽固,却很机灵。他之所以敢和群臣对着干,无非是有内阁支持,现在王大人反水了,如果再闹下去,恐怕事情就没法收拾了,于是他终于下圣旨:万历二十二年(1594)春,皇长子出阁读书。

胜利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临了,王锡爵如释重负,虽然没有能够册立太子,但已出阁读书,无论如何,对内对外,都可以交代了。

申时行没有办成的事情,王锡爵办成了,按说这也算是个政绩工程,王大人的位置应该更稳才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因为明代的大臣很执著,直来直往,说是册立,就必须册立,别说换名义,少个字都不行!所以出阁读书,并不能让他们满意,朝廷里还是吵吵嚷嚷地闹个不停。

再加上另一件事,王锡爵就真是无路可走了。

因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恰好是京察年。

所谓京察,之前已介绍过,大致相当于干部考核,每六年京察一次,对象是全国五品以下官员(含五品),包括全国所有的地方知府及下属,以及京城的京官。

虽然一般说来,明代的考察大都是糊弄事,但京察不同,因为管理京察的,是六部尚书之首的吏部尚书,收拾不了内阁大学士,搞定几个五品官还是绰绰有余的。

所以每隔六年,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就要胆战心惊一回,毕竟是来真格的,一旦京察被免官,就算彻底完蛋。

这还不算,最倒霉的是,如果运气不好,主持考核的是个死脑筋的家伙,找人说情都没用,那真叫玩的就是心跳。

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就是一次结结实实的心跳时刻。因为主持者,是吏部尚书孙鑨和考功司郎中赵南星。

孙鑨倒没什么,可是赵南星先生,就真是个百年难得一遇的顽固型人物。

赵南星,字梦白,万历二年(1574)进士。早在张居正当政时期,他就显示了自己的刺头本色,一直对着干。张居正死后获得提升,也不好好干,几年后就辞职回家了,据他自己说是身体不好,不想干了。

此人不贪钱,不好色,且认死理,此前不久才再次出山,和吏部尚书一起主持京察。

这么个人来干这么个事,很明显,就是来折腾人的。

果不其然,京察刚一开始,他就免了两个人的官,一个是都给事中王三余,另一个是文选司员外郎吕胤昌。

朝廷顿时一片恐慌。

因为这两个人的官虽不大,身份却很特殊,王三余是赵南星的亲家,吕胤昌是孙鑨的外甥。

拿自己的亲戚开刀,意思很明白:今年这关,你们谁也别想轻易过去。

官不聊生的日子就此开始。六部及地方上的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哭天喊地,声震寰宇,连内阁大学士也未能幸免,赵志皋的弟弟被赶回了家,王锡爵的几个铁杆亲信也遭了殃。

赵志皋是个老实人,也不怎么闹,王锡爵就不同了,他上门逼张居正的时候,赵南星也就是个小跟班,要说闹事,你算老几?

很快,几个言官便上疏攻击吏部的人事安排,从中挑刺。赵南星自然不甘示弱,上疏反驳,争论了几天,皇帝最后判定:吏部尚书孙鑨罚一年工资,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官降三级。

这个结果实在不值得惊讶,因为那段时间,皇帝大人正在和王锡爵合伙搞三王并封。

但王锡爵错了,因为赵南星先生绝不是一个单纯的人。

事实上,他之所以被拉到前台,去搞这次京察,是因为在幕后,有个人在暗中操纵着一切。

这个人的名字,叫顾宪成。

关于这位仁兄的英雄事迹,后面还要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但可以确定的是,万历二十一年的这次京察,是在顾宪成的策划下,有预谋、有目的的政治攻击。关于这一点,连修明史的史官都看得清清楚楚(《明史·顾宪成传》)。

事实印证了这一点,前台刚刚下课,后台就出手了,一夜之间,左都御史李世达、礼部郎中于孔兼等人就冒了出来,纷纷上疏攻击,王大人又一次成为了靶子。

关键时刻,万历同志再次证明,他是讲义气的,而且也不傻。

奏疏送上去,他压根儿就没理,却发布了一道看似毫不相干的命令:

吏部尚书孙鑨免职,吏部考功司郎中赵南星削职为民。

这道圣旨的意思是:别跟我玩花样,你们那点儿把戏我都明白,再闹,就连你们一起收拾。

应该说效果十分明显,很快,大家都不闹了,看上去,王锡爵赢了,实际上他输了,且输得很惨。

因为孙鑨本就是个背黑锅的角色,官免了也就消停了。而赵南星就不同了,硬顶王锡爵后,他名望大增,被誉为不畏强暴、反抗强权的代表人物,虽然打包袱回了老家,却时常有人来拜访,每年都有上百道奏疏送到朝廷,推荐他出来做官。而这位兄弟也不负众望,二十年后再度出山,闹出了更大的动静。

王锡爵就此完蛋,他虽然赢得了胜利,却输掉了名声,在很多人看来,残暴的王锡爵严酷镇压了开明的赵南星,压制了正直与民意。

这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因为这一切,都似曾相识。

十六年前,年轻官员王锡爵大摇大摆地迈进了张居正首辅的住所,慷慨激昂,大发议论后,扬长而去,然后名声大噪。

十六年后,年轻官员赵南星向王锡爵首辅发起攻击,名满天下。

当年的王锡爵,就是现在的赵南星,现在的王锡爵,就是当年的张居正。有趣,很有趣。

所谓的被压制者,未必真被压制,所谓的压制者,未必真能压制。

遍览明代史料,曾见直言犯上者无数,细细分析之后,方才发觉:犯上是一定的,直言是不一定的,因为在那些直言背后,往往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提出辞呈。

万历挽留了他很多次,但王锡爵坚持要走。

自进入朝廷以来,王锡爵严于律己,公正廉洁,几十年来如履薄冰,兢兢业业,终成大器。

万历二十一年,他受召回到朝廷担任首辅,万历二十二年离去,总共干了一年。

但这一年,就毁掉了他之前几十年累积的所有名声。

虽然他忍辱负重,虽然他尽心竭力,努力维护国家运转,调节矛盾,甚至还完成了前任未能完成的事(出阁读书),却再也无法支撑下去。

因为批评总是容易的,做事总是不容易的。

王锡爵的离去,标志着局势的进一步失控,从此以后,天下将不可收拾。

但没有人会料到,王大人辞职,将成为另一事件的导火线,和这件事相比,所谓的朝局纷争、册立太子,都不过是小儿科而已。

第五章 东林崛起

首辅走了,日子却还得过。原本排第二的赵志皋应该接班,但这人实在太软,谁都敢欺负他,上到皇帝,下到大臣,都觉得他压不住阵,于是皇帝下令,由大臣推荐首辅。

于是幕后人物顾宪成出马了。

顾宪成,字叔时,江苏无锡人。万历四年(1576)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解元。三年后去考了进士,成绩平平,分配到户部当了个主事。当官后,最不喜欢的人是张居正,平日怎么别扭怎么来。

比如张大人病重,大家都去上疏祷告,他不去。别人看他不上路,帮他署了名,他知道后不肯甘休,非把自己的名字划掉,那是相当执著。不过这也没什么,当时和张大人对着干的人多了去了,不缺他一个。

等到张居正死了,他就去了吏部,但也没升官,还接着当六品主事(正处级),这中间还请了三年假。

总之,这是个并不起眼的人。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时,孙鑨是吏部尚书(正二品),赵南星是考功司郎中(相当于司长,正五品),而顾宪成只是个考功司员外郎(副手,从五品)。

万历八年(1580)进入朝廷,就当六品主事,混了十三年,才升了一级,实在有点儿说不过去。

但就是这么个说不过去的人,却是这场风暴的幕后操纵者(实左右之),不服都不行。

更为神奇的是,事情闹大了,孙鑨撤职了,赵南星回家了,连王首辅都辞职了,他却是岿然不动。非但不动,还升了一级,当上了吏部文选司郎中。

之前说过,文选司负责官员人事选拔,是吏部第一肥差。根据史料的记载,顾宪成大致属于性格顽固、遇事不转弯的人,如此个性,竟然能捞到这位置,实在有点儿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的事情还在后面,当初孙鑨刚被免职的时候,吏部没有部长,王锡爵打算趁机换人,推荐自己的亲信罗万化接班。顾宪成反对,推荐了右都御史陈有年。

最终任命结果:吏部尚书陈有年。

你要知道,王锡爵大人此时的职务,是内阁首辅、建极殿大学士,领吏部尚书衔兼太子太保,从一品。而顾宪成,是个刚提拔一年的五品郎中。

王锡爵的后面,有万历撑腰。顾宪成的后面,什么都看不见。

第一把手加第二把手,对付一个小小的司官,然而事实告诉我们,顾宪成赢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背后,是一片深不可测的黑夜。

我认为,在那片黑暗中,隐藏着一股强大的力量。

很快,事实就将再次验证这一点。

当万历下令大臣推举入阁人选的时候,顾宪成先生又一次冒了出来,上疏推举人选。虽说这事的确归他管,但奇怪的是,如此重大的政治决策,吏部的几位侍郎竟然毫无反应,尚书陈有年也对他言听计从,史料上翻来覆去,只有他的光辉事迹,似乎吏部就他干活。

而当万历同志看到顾宪成推举的那个名字时,差点儿没把桌子给掀了。

因为在顾宪成的名单上,第一个就是王家屏。

作为吏部官员,顾宪成明知这家伙曾把皇帝折腾得七荤八素,竟然还要推荐此人,明摆着就是跟皇帝过不去。

所以皇帝也忍无可忍了,终于打发顾宪成回了家。

明代的官员,虽然罢官容易,升官倒也不难,只要过个几年,时局一变,立马就能回到朝廷重新来过,而以顾宪成之前的工作业绩和运动能量,东山再起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可谁也没想到,顾先生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虽然把这人开了,万历很有点儿快感,但由此酿成的后果,却是他死都想不到的。

自明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无论有何背景,包括那位天下第一神算刘伯温,如果下野之后没能重新上台,慢慢地就边缘化了,然后走向同一结局——完蛋,从无例外。

例外,从顾宪成开始。

和赵南星一样,自从下野后,顾宪成名气暴涨,大家纷纷推举他再次出山,虽然没啥效果,也算捧了个场。不久之后,他的弟弟顾允成和同乡高攀龙也辞官回了家,三个人一合计,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讲学吧。

这一讲就是三年,讲着讲着,人越来越多,于是有一天,顾宪成对高攀龙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应该找个固定的讲习场所。”

其实地方是有的,在无锡县城的东头,有一个宋代学者杨时讲过学的场地,但年久失修,又太破,实在没法用,所以这事也就搁置了下来。

七年后,出钱的主终于找到了,常州知府欧阳东凤和顾宪成关系不错,听说此事,大笔一挥就给办了,拨出专款修缮此地。此后,这里就成了顾宪成等人的活动地点。

它的名字叫做东林书院,实事求是地讲,确实也就是个书院,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它却焕发了不可思议的魔力,成为了一种威力强大的信仰,那些相信或接受的信徒,历史上统称为东林党。

无数人的命运,大明天下的时局,都将由这个看似与朝廷毫无关系的地方,最终确定。

最后一根稻草

王锡爵回家去养老,顾宪成回家去讲学,王家屏自然也消停了,于是首辅的位置还是落到了赵志皋同志的身上。

这就真叫害死人了,因为赵志皋压根儿就不愿意干!

赵先生真是老资格了,隆庆二年(1568)中进士,先当翰林,再当京官,还去过地方,风风雨雨几十年,苦也吃了,罪也受了,七十多岁才混到首辅,实在没啥意思。

更为重要的是,他个性软弱,既不如申时行滑头,也不如王锡爵强硬,而明代的言官们大都不是什么善茬,一贯欺软怕硬。一旦坐到这个位置上,别说解决册立太子之类的敏感问题,光是来找茬的,都够他喝一壶。

对此,赵先生十分清楚,所以他主动上疏,不愿意干,情愿回家养老。

可是万历是不会同意的,好不容易找来个堵枪眼的,你要走了,我怎么办?

无奈,赵志皋先生虽然老矣,不太能饭,但还是得死撑下去。

于是,自万历二十二年(1594)起,他开始了四年痛苦而漫长的首辅生涯。具体表现为,不想干,没法干,却又不能走。

说起来,他还是很敬业的,因为这几年正好是多事之秋,外面打日本,里面闹册立,搞得不可开交,赵大人外筹军备,内搞协调,日夜加班忙碌,干得还不错。

可下面这帮大臣一点儿面子都不给,看他好欺负,就使劲儿欺负,宫里失火了有人骂他,天灾有人骂他,儿子惹事了有人骂他,甚至没事,也有人骂他,说他就该走人(言志皋宜放)。

欺负人太甚,于是老实人终于发火了。

王锡爵在的时候,平素说一不二,动辄训斥下属,除了三王并封这种惹众怒的事情外,谁也不敢多嘴骂他。到赵志皋这儿,平易近人,待人和气,却老是挨骂,老先生一气之下,也骂人了:“都是内阁首辅,势大权重的,你们就争相依附求取进步;势小权轻的,你们就争相攻击,博取名声!”

骂归骂,可下面这帮人实在啥觉悟也没有,还是喜欢拿老先生开涮。赵老头也真是倒霉,在这紧要关头,偏偏又出了事。

事情出在兵部尚书石星的身上。你可能还记得,当时正值第一次抗倭援朝战争结束,双方谈判期间,石星最为信任的大忽悠沈惟敬正处于巅峰期,谈判前景似乎很乐观,石大人便通报领导,说和平很有希望。

他的领导,就是赵志皋。

赵大爷本来就不爱惹事,听了自然高兴,表示同意谈判。

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所谓和平,全是沈惟敬、小西行长等中日两方的职业骗子们通力协作,忽悠出来的。事情败露后,沈惟敬杀头,石星坐牢。

按说这事赵先生最多也就是个领导责任,可言官们实在是道德败坏,总找软柿子捏,每次弹劾石星,都要把赵大人捎带上。赵大人气得直喘气,要辞职,皇帝又不许,到万历二十六年(1598),再也撑不住了,索性回家养病休息,反正皇帝也不管。

万历二十九年(1601),赵大人死在了家里,不知是病死,还是老死,但我知道,他确实很累,因为直到他死的那天,辞职都没有批下来,用今天的话说,他应该算是死在了工作岗位上。

赵志皋日子过得艰难,张位相对好点儿,因为他的脾气比较厉害,言官们没怎么敢拿他开刀,加上他是次辅,凡事没必要太出头,有赵首辅挡在前面,日子过得也可以。

他唯一的问题,就是在抗倭援朝战争中,着力推荐了一个人,不但多次上疏保举,而且对其夸奖有加,说此人是不世出之奇才,必定能够声名远播,班师凯旋。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杨镐。

关于此人,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从某个角度讲,他确实不负众望,虽然输了,还是输得声名远播,播到全国人民都晓得。随即开始追究责任,大臣们开骂,骂得张位受不了,就上疏皇帝,说:“大家都在骂我(群言交攻),但我是忠于国家的,且毫无愧疚,希望皇上体察(惟上矜察)。”

皇帝说:“杨镐这个人,就是你暗中密奏,推荐给我的(密揭屡荐)!我信了你,才会委派他做统帅,现在败仗打了,国威受损,你还敢说自己毫无愧疚(犹云无愧)?!”

到这个份儿上,估计也没啥说的了,张位连辞职的资格都没有,就被皇帝免职,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帮他说话。

估计是受刺激太大,张大人回家不久后就死了。

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内阁的几位元老全部死光,一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就此踏上这个舞台。

七年前,王锡爵辞职,朝廷推举阁臣,顾宪成推举了王家屏,但有一点必须说明:当时,顾先生推荐的,并非王家屏一人,而是七个。

这七个人中,王家屏排第一,可是万历不买账,把顾宪成赶回了家。然而事实上,对顾先生的眼光,皇帝大人还是有所认可的,至少认可排第四的那个。

南京礼部尚书沈一贯。

沈一贯,字肩吾,隆庆二年(1568)进士。算起来,他应该是赵志皋的同班同学,不过他的成绩比赵大人要好得多,当了庶吉士,后来又去翰林院,给皇帝讲过课。和之前几位类似,他跟张居正大人的关系也相当不好,不过他得罪张先生的原因,是比较搞笑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有一天,沈教官给皇帝讲课,说着说着,突然发了个感慨,说自古以来,皇帝托孤,应该找个忠心耿耿的人,如果找不到这种人,还不如多教育自己的子女,亲历亲为。

要知道,张居正同志的耳目是很多的,很快这话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加上他的心胸又不算太宽广,所以张大人当政期间,沈一贯是相当地萧条,从未受到重用。

相对于直言上疏、痛斥张居正,而落得同样下场的王锡爵等同志,我只能说,其实他不是故意的。

张居正死后,沈一贯才出头,历任吏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后来又去了南京当礼部尚书。

此人平素为人低调,看上去没有什么特点,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

顾宪成是朝廷的幕后影响者,万历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两人势不两立。

所以一个既能被顾宪成推荐,又能被皇帝认可的人,是十分可怕的。

万历二十二年(1594),沈一贯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进入了帝国的决策层。

很快,他就展示了他的异常之处,具体表现为,大家都欺负赵志皋,他不欺负。

赵首辅实在是个彻头彻尾的软柿子,无论大小官员,从他身边过,都禁不住要捏一把,而对赵大人尊敬有加的,只有沈一贯(事皋甚恭)。

但沈一贯先生尊敬赵老头,绝非尊重老人,而是尊重领导,因为排第二的张位、排第三的陈于陛,他都很尊敬。

沈一贯就这样扎下了根,在此后的七年之中,赵志皋被骂得养了病,陈于陛被骂得辞了官,都没他什么事。他还曾经联同次辅张位保举杨镐,据说还收了钱,可是杨镐事发,张位被弹劾免职,他竟安然无恙。

到万历二十九年(1601),死的死了,退的退了,只剩沈一贯,于是这个天字第一号大滑头终于成为了帝国的首辅。

凭借多年的混事技术,沈先生游刃有余,左推右挡,皇帝信任,大臣也给面子,地位相当稳固。然而在历史上,沈一贯的名声一贯不佳,究其原因,就是他太过滑头。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讲,朝廷首辅就是背黑锅的,国家那么多事,总得找一个负责的,但沈先生全然没有这个概念,能躲就躲,能逃就逃,实在不太地道。

而当时朝廷的局势,却已走到了一个致命的关口。

万历二十九年,皇长子十九岁,虽然出阁读书,却依然不是太子,而且万历办事太不厚道,对教自己儿子的讲官十分刻薄。一般人家请个老师,都要小心伺候,从不拖欠教师工资,万历却连饭都不管,讲官去教他儿子,还得自己带饭,实在太不像话。

相对而言,皇三子就真舒服得多了,要什么有什么,备受万历宠爱,娇生惯养,啥苦都没吃过,且大有夺取太子之位的势头。

这些情况大家都看在眼里,外加郑贵妃又是个百年难得一见的蠢人,丝毫不知收敛,极为嚣张,可谓是人见人恨。久而久之,一个父亲偏爱儿子的问题,就变成了恶毒地主婆欺负老实佃户的故事。

问题越来越严重,舆论越来越激烈。万历是躲一天算一天的主,偏偏又来了这么个首辅,要知道,大臣们不闹事,不代表不敢闹事,一旦他们的怒火到达顶点,国家将陷入前所未有的骚乱。

然而动乱没有爆发,因为这个曾经搞倒申时行、王锡爵、王家屏等无数政治高手,看似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

而解决它的,就是为人极不地道、一贯滑头的沈一贯。

说起来,这是个非常玄乎的事。

万历二十九年八月,沈一贯向皇帝上疏,要求册立太子。其大致内容是,皇长子年纪大了,应该册立太子,正式成婚,到时有了孙子,您也能享子孙满堂的福啊。

无论怎么看,这都是一封内容平平的奏疏,立意不新颖,文采很一般,按照以往的惯例,最终的结局应该是被压在文件堆下几年,再拉出去当柴火烧。

可惊喜总是存在的,就在第二天,沈一贯收到了皇帝的回复:“即日册立皇长子为太子!”

沈一贯当时就蒙了。

这绝对不可能。

争了近二十年,无数猛人因此落马,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都被折腾得半死不活,却死不松口。

然而现在,一切都解决了。

事实摆在眼前,即日册立太子,非常清晰,非常明显。

沈一贯欣喜若狂,他随即派人出去,通报了这一消息,于是举朝轰动了,所有的人都欢呼雀跃,为这个等待了许久的胜利。“争国本”就此落下帷幕。这场万历年间最激烈复杂的政治事件,共逼退首辅四人、部级官员十余人,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闹腾得乌烟瘴气,还搞出了一个叫东林党的副产品。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它会有解决的一天。

然而这件事情,却在最意想不到的时候,由最意想不到的人解决了,遭遇父亲冷落的朱常洛终于修成正果,荣登太子宝座。

但此事之中,仍然存在着一个最大的疑问:为什么那封上疏,能够破解这个残局?

我不知道沈一贯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想了。

万历并不愚蠢,事实上,从之前的种种表现看,他是一个十分成熟的政治家,没有精神病史,心血来潮或是突发神经,基本都可以排除,而且他的意图十分明显——立皇三子。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放弃了这个经历十余年的痛骂、折腾,却坚持不懈的企图?

翻来覆去地审阅沈一贯的那封上疏,并综合此事发生前的种种迹象,我得出的结论是: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万历从来就不想立皇长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疑问在于,他知道希望很渺茫,也知道手底下这帮大臣都是死脑筋,为何还要顶着漫天的口水和谩骂,用拖延战术硬扛十几年?

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皇帝大人是不会吃这个苦的。

十几年来,他一直在等待两件事情的发生。然而,这两件事他都没等到。

我曾经分析过,要让皇三子超越皇长子继位,修改出生证明之类的把戏自然是没用的,必须有一个理由,一个能够说服所有人的理由,而这个答案只能是:立嫡不立长。

只有立嫡子,才能压过长子,并堵住所有人的嘴。

但皇三子就是皇三子,怎么可能变成嫡子呢?

事实上,是有可能的,只要满足一个条件——郑贵妃当皇后。

只要郑贵妃当上皇后,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嫡子,皇三子继位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是皇后只有一个,所以要让郑贵妃当上皇后,只能靠等,等到王皇后死掉,或是等时机成熟,把她废掉,郑贵妃就能顺利接位。

可惜这位王皇后身体很好,一直活到了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这一年万历驾崩),差点儿比万历自己活得还长,且她一向为人本分厚道,又深得太后的喜爱,要废掉她,实在没有借口。

第一件事是等皇后,第二件事是等大臣。

这事就更没谱了。万历原本以为免掉一批人,发配一批人,再找个和自己紧密配合的首辅,软硬结合就能把事情解决。没想到明代的大臣却是软硬都不吃,丢官发配的非但不害怕,反而很高兴。要知道,因为顶撞皇帝被赶回家,那是光荣,知名度噌噌地往上涨,值大发了。

所以他越严厉,越有人往上冲,只求皇帝大人再狠一点儿,最好暴跳如雷,这样名声会更大,效果会更好。

而首辅那边,虽然也有几个听话的,无奈都是些老油条,帮帮忙是可以的,跟您老人家下水是不可以的。好不容易拉了个王锡爵下来,搞了三王并封,半路人家想明白了,又跑掉了。

至于王家屏那类人,真是想起来都能痛苦好几天。十几年磨下来,人换了不少,朝廷越来越闹,皇后身体越来越好,万历同志焦头烂额,开始重新权衡利弊。

我相信,在他下定决心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此事发生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应该在万历十四年(1586)之后。

有一天,李太后和万历谈话,说起了皇长子,太后问:你为何不立他为太子?

万历漫不经心地答道:他是宫女的儿子。

太后大怒:你也是宫女的儿子!

这就是活该了,万历整天忙里忙外,却把母亲的出身给忘了,要知道这位李老太太,当年也就是个宫女,因为长得漂亮才被隆庆选中,万历才当上了皇帝。如果宫女的儿子不能继位,那么万历兄是否应该引咎辞职呢?

万历当即冷汗直冒,跪地给老太太赔不是,好说歹说才糊弄过去。

这件事情,必定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皇后没指望,老太太反对,大臣不买账,说众叛亲离,丝毫也不过分。万历开始意识到,如果不顾一切,强行立皇三子,他的地位都可能不保。

在自己的皇位和儿子的皇位面前,所有成熟的政治家都会作出同样的抉择。

决定政治动向的最终标准是利益,以及利益的平衡。

这是一条真理。

就这样,沈一贯捡了个大便宜,不仅成就了册立太子的伟业,成为朝廷大臣拥戴的对象,他的名声也如日中天。

可你要说他光捡便宜,不作贡献,那也是不对的,事实上,他确实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

就在圣旨下达的第二天,万历反悔了,或许是不甘心十几年被人白喷了口水,或许是郑贵妃吹了枕头风,又找了借口再次延期,看那意思是不打算办了。

但朝廷大臣们并没有看到这封推辞的诏书,因为沈一贯封还了。

这位一贯滑头的一贯兄,终于硬了一回,他把圣旨退了回去,还加上了这样一句话:“万死不敢奉诏!”

沈一贯的态度,深深地震慑了万历,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无路可退。

万历二十九年(1601)十月,皇帝陛下正式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争国本”事件正式结束。

被压了十几年的朱常洛终于翻身,然而他的母亲,那位恭妃,却似乎永无出头之日。

按说儿子当上了太子,母亲至少也能封个贵妃,可万历压根儿就没提这件事,一直压着,直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常洛的儿子出世,她才被封为皇贵妃。

但皇贵妃和皇贵妃不一样,郑贵妃有排场、有派头,而王贵妃不但待遇差,连儿子来看他,都要请示皇帝,经批准才能见面。

但几十年来,她没有多说过一句话,直到万历三十九年(1611)的那一天。

她已经病入膏肓,不久于人世,而朱常洛也获准去探望,当那扇大门洞开时,她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儿子。

二十九年前的那次偶遇,造就了她传奇的一生,从宫女到贵妃,再到未来的太后(死后追封)。

但是同时,这次偶遇也毁灭了她,因为万历同志很不地道,几十年如一日对她搞家庭冷暴力,既无恩宠,也无厚待,生不如死。

然而,她并不落寞,也无悔恨。

因为她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

青史留名的太后也好,籍籍无名的宫女也罢,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母亲,在临终前看到了自己的儿子,看到他经历千难万苦,终于平安成人,这就足够了。

所以,在这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拉着儿子的衣角,微笑着说:“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这里使用的是史料原文,因为感情,是无法翻译的。

还有,其实这句话,她是哭着说的,但我认为,当时的她,很高兴。

王宫女就此走完了她的一生,虽然她死后,万历还是一如既往地混账,竟然不予厚葬,经过当时的首辅叶向高反复请求,才得到了一个谥号。

虽然她这一生,并没有什么可供传诵的事迹,但她已然知足。

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是为了相聚,只有母爱,是为了分离。

接受了母亲最后祝福的朱常洛还将继续走下去,在他成为帝国的统治者前,必须接受更为可怕的考验。

妖书

朱常洛是个可怜人,具体表现为出身低,从小不受人待见,身为皇子,别说胎教,连幼儿园都没上过,直到十二岁才读书,算半个失学儿童。身为长子,却一直位置不稳,摇摇摆摆到了十九岁,才正式册立为太子。

读书的时候,老师不管饭,册立的时候,仪式都从简,混到这个份儿上,怎个“惨”字了得。

他还是个老实人,平时很少说话,也不闹事,待人也和气,很够意思,但凡对他好的,他都报恩。比如董其昌先生,虽被称为明代最伟大的天才画家,但人品极坏,平日欺男霸女,鱼肉百姓,闹得当地百姓都受不了,但就是这么个人,因为教过他几天,辞官后还特地召回,给予优厚待遇。

更为难得的是,对他不好的,他也不记仇。最典型的就是郑贵妃,这位妇女的档次属于街头大妈级,不但多事,而且闹事,屡次跟他为难,朱常洛却不以为意,还多次替其开脱。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

但历史无数次证明,在皇权斗争中,好人最后的结局,就是废人。

虽然之前经历风风雨雨,终于当上了太子,但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只要万历一天不死,他一天不登基,幕后的阴谋将永不停息,直至将他彻底毁灭。

现实生活不是电影,坏人总是赢,好人经常输,而像朱常洛这种老好人,应该算是稳输不赢。

可是这一次,是个例外。

事实证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朱常洛被册立为太子,不过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两年后,麻烦就来了。

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大到国家动荡,皇帝惊恐,太子不安,连老滑头沈一贯都被迫下台。

但有趣的是,惹出麻烦的,既不是朱常洛,也不是郑贵妃,更不是万历,事实上,幕后黑手到底是谁,直至今日,也无人知晓。

万历三十一年(1603)十一月,一篇文章在朝野之间开始流传,初始还是小范围内传抄,后来索性变成了大字报,民居市场贴得到处都是,识字不识字的都去看,短短十几天内,朝廷人人皆知,连买菜的老大娘都知道了,在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的当年,传播速度可谓惊人。

之所以如此轰动,是因为这篇文章的内容,实在是太过火爆。

此文名叫《续忧危竑议》,全篇仅几百字,但在历史上,它却有一个诡异的名字——“妖书”。

在这份妖书中,没有议论,没有叙述,只有两个人的对话,一个人问,一个人答。问话者的姓名不详,而回答的那个人,叫做郑福成。这个名字,也是文中唯一的主角。

文一开始,是两个人在谈事。一个说现在天下太平,郑福成当即反驳,说目前形势危急,因为皇帝虽然立了太子,但那是迫于沈一贯的要求,情非得已,很快就会改立福王。

这在当年,就算是反动传单了,而且郑福成这个名字,也很有技术含量,郑贵妃、福王、成功三合一,可谓言简意赅。

之所以被称为妖书,只说说皇帝太子,似乎还不合格,于是内阁的两位大人,也一起下了水。

当时的内阁共有三人,沈一贯是首辅,另外两人是沈鲤和朱赓。妖书的作者别出心裁,挑选了沈一贯和朱赓,并让他们友情客串,台词如下:

问:你怎么知道皇帝要改立福王呢?

郑福成答:你看他用朱赓,就明白了。朝中有这么多人,为什么一定要用朱赓呢,因为他姓朱,名赓,赓者,更也,真正的意思,就是改日更立啊(佩服,佩服)。

这是整朱赓,还有沈一贯同志:

问:难道沈一贯不说话吗?

郑福成答:沈一贯这个人阴险狡诈,向来是有福独享,有难不当,是不会出头的。

闹到这个份儿上,作者还不甘心,要把妖书进行到底,最后还列出了朝廷中的几位高官,说他们都是改立的同党,是大乱之源。

更为搞笑的是,这篇妖书的结尾,竟然还有作者署名!

落款者分别是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四川道御史乔应甲。

这充分说明,妖书作者实在不是什么良民,临了还要耍人一把。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相当有版权意识,在这二位黑锅的名下还特别注明,项应祥撰(相当于原著),乔应甲书(相当于执笔)。

这玩意儿一出来,大家都蒙了。沈一贯当即上疏,表示自己非常愤怒,希望找出幕后主使人,与他当面对质,同时他还要求辞官,以示清白以及抗议。

而妖书上涉及的其他几位高级官员也纷纷上疏,表示与此事无关,并要求辞职。

最倒霉的人是朱赓,或许是有人恶搞他,竟然把一份妖书放在了他的家门口。这位朱先生是个厚道人,吓得不行,当即把这份妖书和自己的奏疏上呈皇帝,还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诉,说我今年都快七十了,有如此恩宠已是意外,也没啥别的追求,现在竟然被人诬陷,请陛下让我告老还乡。

朝廷一片混乱,太子也吓得不行,他刚消停两年,就出这么个事,闹不好又得下去,整日坐卧不安,担惊受怕。

要说还是万历同志久经风雨,虽然愤怒,倒不怎么慌,先找太子去聊天,说我知道这不关你的事,好好在家读书,别出门。

然后再发布谕令,安抚大臣,表示相信大家,不批准辞职,一个都别走。

稳定情绪后,就该破案了,像这种天字第一号政治案件,自然轮不上衙门捕快之类的角色,东厂锦衣卫倾巢而出,成立专案组,没日没夜地查,翻天覆地地查。

万历原本以为,来这么几手,就能控制局势,然而这场风暴,却似乎越来越猛烈。

首先是太子,这位兄弟原本胆小,这下更是不得了,窝在家里哪里都不去,唯恐出事。而郑贵妃那边也不好受,毕竟妖书针对的就是她,千夫所指,舆论压力太大,每日只能以泪洗面,不再出席任何公开活动。

内阁也不得消停。沈一贯和朱赓吓得不行,都不敢去上班,待在家里避风头,日常工作只有沈鲤干,经常累得半死。大臣们也怕,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平时争个官位,抢个待遇的没啥,这个热闹却凑不得。虽说皇帝大人发话,安抚大家不让辞职,可这没准儿是放长线钓大鱼,不准你走,到时候来个一锅端,那就麻烦大了。

总而言之,从上到下,一片人心惶惶。很多人都认定,在这件事情的背后,有很深的政治背景。

确实如此。

这是明代历史上一件著名的政治疑案,至今仍无答案,但从各种蛛丝马迹之中,真相却依稀可辨。

可以肯定的是,这件事情应该与郑贵妃无关,因为她虽然蠢,也想闹事,却没必要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把自己挤到风口浪尖受罪。而太子也不会干这事,以他的性格,别人不来惹他就谢天谢地、求神拜佛了。

作案人既不是郑贵妃,也不是太子,但可以肯定的是,作案者,必定是受益者。

在当时的朝廷中,受益者不外乎两种,一种是精神受益者,大致包括看不惯郑贵妃欺压良民,路见不平也不吼,专门暗地下黑手的人,写篇东西骂骂出口气。

这类人比较多,范围很大,也没法子查。

第二种是现实受益者。就当时的朝局而言,嫌疑人很少——只有两个。

这两个人,一个是沈一贯,另一个是沈鲤。

这二位仁兄虽然是本家,但要说他们不共戴天,也不算夸张。

万历二十九年(1601),沈一贯刚刚当首辅的时候,觉得内阁人太少,决定挑两个跑腿的,一个是朱赓,另一个是沈鲤。

朱赓是个老实人,高高兴兴地上班了;沈鲤却不买账,推辞了很多次,就是不来,沈一贯以为他高风亮节,也就没提这事。

可两年之后,这位仁兄竟然又入阁了,沈一贯同志这才明白,沈鲤不是不想入阁,而是不买他的账,因为这位本家资历老,名望高,还给皇帝讲过课,关系很好,压根儿就看不起自己。

看不起自然就不合作,外加沈鲤也不是啥善人,两人在内阁里一向是势不两立。

而现在妖书案发,内阁三个人,偏偏就拉上了沈一贯和朱赓,毫无疑问,沈鲤是有嫌疑的。

这是我的看法,也是沈一贯的看法。

这位老油条在家待了好几天,稳定情绪之后,突然发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

他随即恢复工作,以内阁首辅的身份亲自指挥东厂锦衣卫搜捕,而且还一反往日装孙子的常态,明目张胆地对沈鲤的亲信、礼部侍郎郭正域下手,把郭侍郎的老乡、朋友、下属、仆人全都拉去审问。

在这个不寻常的行动背后,是一个不寻常的算盘:

如果事情是沈鲤干的,那么应该反击,这叫报复;如果事情不是沈鲤干的,那么也应该反击,这叫栽赃。

在这一光辉思想的指导下,斗争愈演愈烈,沈鲤的亲信被清算,他本人也未能幸免。锦衣卫派了几百人到他家,也不进去,也不闹事,就是不走,搞得沈鲤门都出不去,十分狼狈。

但沈鲤先生如果没两把刷子,是不敢跟首辅叫板的。先是朱常洛出来帮忙叫屈,又传话给东厂的领导,让他们不要乱来;后来连万历都来了,直接下令不得骚扰沈鲤。

沈一贯碰了钉子,才明白这个冤家后台很硬,死拼是不行的,他随即转换策略,命令锦衣卫限期破案——抓住作案人,不怕黑不了你。

可是破案谈何容易,妖书满街都是,传抄者无数,鬼才知道到底哪一张纸才是源头。十一月十日案发,查到二十日,依然毫无进展。

东厂太监陈矩、锦衣卫都督王之桢急得直跳脚,如果还不破案,这官就算当到头了。

二十一日,案件告破。

应该说,这起妖书案是相当的妖,案发莫名其妙不说,破案也破得莫名其妙。二十一日这天,先是锦衣卫衙门收到一份匿名检举信,后又有群众举报,锦衣卫出动,这才逮住了那个所谓的真凶:生光。

生光先生是什么人呢?

答案是——什么人都不是。

这位仁兄既不是沈鲤的人,也不是沈一贯的人,他甚至根本就不是官员,而只是一个顺天府的秀才。

真凶到案,却没有人心大快,恰恰相反,刚刚抓到他的时候,朝廷一片哗然,大家都说锦衣卫和东厂太黑,抓不到人了,弄这么个人来背黑锅。

这种猜测很有道理,因为那封妖书,不是一个秀才能写得出来的。

那年头,群众参政议政积极性不高,把肚子混饱就行,谁当太子鬼才关心,更何况沈一贯和朱赓的关系,以及万历迫不得已才同意立长子这些情况,地方官都未必知道,一个小秀才怎么可能清楚?

但细细一查,才发现这位仁兄倒还真有点儿来头。

原来生光先生除了是秀才外,还兼职干过诈骗,具体方法是欺负人家不识字,帮人写文章,里面总要带点儿忌讳,不是用皇帝的避讳字,就是加点儿政治谣言,等人家用了,再上门勒索,说你要不给钱,我就跑去报官云云。

后来由于事情干得多了,秀才也被革了,发配到大同当老百姓,最近才又潜回北京。

可即便如此,也没啥大不了,归根结底,他也就是个普通混混儿,之所以被确定为重点嫌疑人,是因为他曾经敲诈过一个叫郑国泰的人。

郑国泰,是郑贵妃的弟弟。

一个穷秀才,又怎么诈骗皇亲国戚呢?

按照锦衣卫的笔录,事情大致是这样的:有个人要去郑国泰家送礼,要找人写文章,偏偏这人不知底细,找到了生光。秀才自然不客气,发挥特长,文章里夹了很多私货。一来二去,东西送进去了。

一般说来,以郑国泰的背景,普通的流氓是不敢惹的,可生光不是普通的流氓,胆贼大,竟然找上了门,要郑大人给钱。至于此事的结局,说法就不同了,有的说郑国泰把生光打了一顿,赶出了门;也有的说郑国泰胆小,给钱私了。

但无论如何,秀才终究和此事搭上了边,有了这么个说法,事情就好办了。侦查工作随即开始,首先是搜查,家里翻个底朝天,虽说没找到妖书,但发现了一批文稿,据笔迹核对(司法学名:文检),与妖书的初期版本相似(注意,是相似)。

之后是走访当地群众,以秀才平日的言行,好话自然没有,加上这位兄弟又有前科,还进过号子,于是锦衣卫最后定案:有罪。

案子虽然定了,但事情还没了结,因为明朝的司法制度十分严格,处决人犯必须经过司法审讯,即便判了死罪,还得由皇帝亲自进行死刑复核,这才能把人拉出去咔嚓一刀。

所以万历下令,鉴于案情重大,将此案送交三法司会审。

之前提过,三法司,即是明朝的三大司法机关:大理寺、都察院、刑部,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监察部、最高人民法院等若干部门。

三法司会审,是明代最高档次的审判,也是最为公平的审判,倒不是三法司这帮人有啥觉悟,只是因为参与部门多,把每个人都搞定,比较难而已。例如当年的严世蕃,人缘广,关系硬,都察院、大理寺都有人,偏偏刑部的几个领导是徐阶的人,最后还是没躲过去。

相比而言,像秀才这种要钱没钱、要权没权的人,死前能捞个三司会审,也就不错了,结案只是时间问题。

可是这起案件,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一到三法司,秀才就不认账了。虽说之前他曾招供,说自己是仇恨郑国泰,故意写妖书报复,但那是在锦衣卫审讯时的口供,锦衣卫是没有善男信女的,也不搞什么批评教育、政策攻心,除了打就是打,口供是怎么来的,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进了三法司,看见来了文明人,不打了,自然就翻了案。

更麻烦的是,沈一贯和朱赓也不认。

这二位明显是被妖书案整惨了,心有不甘,想借机会给沈鲤点儿苦头吃,上疏皇帝,说证词空泛,不可轻信,看那意思,非要搞出个一二三才甘心。

所以在审讯前,他们找到了萧大亨,准备做手脚。

萧大亨,时任刑部尚书,是沈一贯的亲信,接到指令后心领神会,在审讯时故意诱供,让秀才说出幕后主使。

可是秀才还真够意思,问来问去就一句话:“无人主使!”

萧大亨没办法,毕竟是三法司会审,搞得太明显也不好,就给具体负责审案的下属、刑部主事王述古写了张条子,还亲自塞进了他的袖口,字条大意是,把这件事情往郭正域、沈鲤身上推。

没想到王述古接到条子,看后却大声反问领导:“案情不出自犯人口里,却要出自袖中吗?!”

萧大亨狼狈不堪,再也不敢掺和这事。

沈鲤这边也没闲着,他知道沈一贯要闹事,早有防备:你有刑部帮忙,我有都察院撑腰。一声令下,都察院的御史们随即开动,四下活动,灭火降温,准备冷处理此事。

其中一位御史实在过于激动,竟然在审案时,众目睽睽之下,对秀才大声疾呼:“别牵连那么多人了,你就认了吧。”

审案审到这个份儿上,大家都是哭笑不得,要结案,结不了,不结案,又没个交代,皇帝、太子、贵妃、内阁,谁都不能得罪,万一哪天秀才吃错了药,再把审案的诸位领导扯进去,那真是哭都没眼泪。

三法司的人急得不行,可急也没用,于是有些不地道的人就开始拿案件开涮。

比如有位审案御史,有一天突然神秘地对同事说,他已经确定,此案一定是秀才干的。

大家十分兴奋,认定他有内部消息,纷纷追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御史答:“昨天晚上我做梦,观音菩萨告诉我,这事就是他干的。”

当即笑倒一片。

没办法,就只能慢慢磨,开审休审,休审开审,周而复始,终于有一天,事情解决了。

生光也受不了了,天天审问,天天用刑,天天折腾,还不如死了好,所以他招供了:“是我干的,你们拿我去结案吧。”

世界清净了。

万历三十二年(1604)四月,生光被押赴刑场,凌迟处死。

妖书案就此结束,虽说闹得天翻地覆,疑点重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生光很冤枉。

因为别的且不谈,单说妖书上列出的那些官员,就秀才这点儿见识,别说认识,名字都记不全。找这么个人当替死鬼,手真狠,心真黑。

妖书何人所写,目的何在,没人知道,似乎也没人想知道。

因为有些时候,真相其实一点儿也不重要。

妖书案是结了,可轰轰烈烈的斗争又开始了。沈一贯被这案子整得半死不活,气得不行,铆足了劲儿要收拾沈鲤,挖坑、上告、弹劾轮番上阵。可沈鲤同志很是强悍,怎么搞都没倒。反倒是沈一贯,由于闹得太过,加上树大招风,竟然成为了言官们的新目标。骂他的人越来越多,后来竟然成了时尚(弹劾日众)。

沈一贯眼看形势不妙,只好回家躲起来,想要避避风头。没想到这风越刮越大,三年之间,弹劾他的奏疏堆起来足有一人高,于是他再也顶不住了。

万历三十四年(1606),沈一贯请求辞职,得到批准。

有意思的是,这位仁兄走之前,竟然还提了一个要求:我走,沈鲤也要走。

恨人恨到这个份儿上,也不容易。

而更有意思的是,万历竟然答应了。

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因为沈鲤很有能力,又是他的亲信,而沈一贯虽说人滑了点儿,办事还算能干,平时朝廷的事全靠这两人办,万历竟然让他们全都走人,动机就一个字——烦。

自打登基以来,万历就没过几天清净日子,先被张居正压着,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张居正一死,言官解放,吵架的来了,天天闹腾。到生了儿子,又开始争国本,堂堂皇帝,竟然被迫就范。

现在太子也立了,某些人还不休息,跟着搞什么妖书案,打算浑水摸鱼,手下这两人还借机斗来斗去,时不时还以辞职相威胁,太过可恶。

既然如此,你们就都滚吧,有多远滚多远,让老子清净点儿!

沈一贯和沈鲤走了,内阁只剩下了朱赓。

这一年,朱赓七十二岁。

朱赓很可怜,他不但年纪大,而且老实,老实到他上任三天,就有言官上疏骂他。首辅大人心态很好,统统不理。

可让他无法忍受的是,他不理大臣,皇帝也不理他。

内阁人少,一个七十多的老头儿起早贪黑熬夜,实在扛不住,所以朱赓多次上疏,希望再找几个人入阁。

可是前后写了十几份报告,全都石沉大海,到后来,朱大人忍不住了,可怜七十多岁的老大爷,亲自跑到文华门求见皇帝,等了半天,却还是吃了闭门羹。

换在以前,皇帝虽然不上朝,但大臣还是要见的,特别是内阁那几个人,这样才能控制朝局。比如嘉靖,几十年不上朝,但没事就找严嵩、徐阶聊天,后来索性做了邻居,住到了一起(西苑)。

但万历不同,他似乎是不想干了。在他看来,内阁一个人不要紧,没有人也不要紧,虽然朱首辅七十多了,也还活着嘛,能用就用,累死了再说,没事就别见了,也不急这几天,会有人的,会见面的,再等等吧。

就这样,朱老头一边等一边干,一个人苦苦支撑,足足等了一年,既没见到助手,也没见过皇帝。

这一年里,朱老头算被折腾惨了,上疏国政,皇帝不理,上疏辞职,皇帝也不理。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朱赓忍无可忍,上疏说自己有病,竟然就这么走了。

皇帝还是不理。

终于走光了。

内阁没人待,首辅没人干,经过万历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达到了传说中的最高境界——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自明代开国以来,只有朱元璋在的时候,既无宰相,也无内阁,时隔多年,万历同志终于重现往日荣光。

而对于这一空前绝后的盛况,万历很是沉得住气,没人就没人,日子还不是照样过?

但很快,他就发现这日子没法过了。

因为内阁是联系大臣和皇帝的重要渠道,而且内阁有票拟权,所有的国家大事,都由其拟定处理意见,然后交由皇帝审阅批准。所以即使皇帝不干活,国家也过得去。

朱元璋不用宰相和内阁,原因在于他是劳模,什么都能干,而万历先生连文件都懒得看,你要他去干首辅的活,那就是白日做梦。

朝廷陷入了全面瘫痪,这么下去,眼看就要破产清盘,万历也急了,下令要大臣们推举内阁人选。

几番周折后,于慎行、叶向高、李廷机三人成功入阁,班子总算又搭起来了。

但这个内阁并没有首辅,因为万历特意空出了这个位置,准备留给一个熟人。

机密信件

这个人就是王锡爵,虽说已经告老还乡,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之前共背黑锅的革命友谊,给万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派出专人,去请王锡爵重新出山,并同时请教他一个问题。

王锡爵不出山。

由于此前被人坑过一次,加上都七十四岁了,王锡爵拒绝了万历的下水邀请。但毕竟是多年战友,还教过人家,所以,他解答了万历的那个疑问。

万历的问题是,言官太过凶悍,应该如何应付。

王锡爵的回答是,他们的奏疏你压根儿别理(一概留中),就当是鸟叫(禽鸟之音)!

我觉得,这句话十分中肯。

此外,他还针对当时的朝廷,说了许多意见和看法,为万历提供了借鉴。

然后,他把这些内容写成了密疏,派人送给万历。

这是一封极为机密的信件,其内容如果被曝光,后果难以预料。

所以王锡爵很小心,不敢找邮局,派自己家人携带这封密信,并反复嘱托,让他务必亲手交到朝廷,绝不能流入任何人的手中,也算是吸取之前申时行密疏走光的经验。

但王锡爵做梦也没想到,这一次,他的下场会比申时行还惨。

话说回来,这位送信的同志还是很敬业的,拿到信后立即出发,日夜兼程赶路,一路平安,直到遇见了一个人。

当时他已经走到了淮安,准备停下来歇脚,却听说有个人也在这里,于是他便去拜访了此人。

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李三才。

李三才,字道甫,陕西临潼人,时任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凤阳巡抚。

这个名字,今天走到街上,问十个人估计十个都不知道,但在当年,却是天下皆知。

关于此人的来历,只讲一点就够了:

二十年后,魏忠贤上台时,编了一本《东林点将录》,把所有跟自己作对的人按照水浒一百单八将称号,以实力排序,而排在此书第一号的,就是托塔天王李三才。

总而言之,这是一个十分厉害的人物。

因为淮安正好归他管,这位送信人原本认识李三才,到了李大人的地头,就去找他叙旧。

两人久别重逢,聊着聊着,自然是要吃饭,吃着吃着,自然是要喝酒,喝着喝着,自然是要喝醉。

送信人心情很好,聊得开心,多喝了几杯,喝醉了。

李三才没有醉,事实上,他非常清醒,因为他一直盯着送信人随身携带的那口箱子。

在安置了送信人后,他打开了那个箱子,因为他知道,里面必定有封密信。

得知信中内容之后,李三才大吃一惊,但和之前那位泄露申时行密疏的罗大纮不同,他并不打算公开此信,因为他有更为复杂的政治动机。

手握着这封密信,李三才经过反复思考,终于决定:篡改此信件。

在他看来,篡改信件,更有利于达到自己的目的。

所谓篡改,其实就是重新写一封,再重新放进盒子里,让这人送过去,神不知鬼不觉。

可是再一细看,他就开始感叹:王锡爵真是个老狐狸。

古代没有加密电报,所以在传送机密信件时,往往信上设有暗号,两方约定,要么多写几个字,要么留下印记,以防被人调包。

李三才手中拿着的,就是一封绝对无法更改的信,倒不是其中有什么密码,而是他发现,此信的写作者,是王时敏。

王时敏,是王锡爵的孙子,李三才之所以认定此信系他所写,是因为这位王时敏还有一个身份——著名书法家。

这是真没法了,明天人家就走了,王时敏的书法天下皆知,就自己这笔字,学都没法学,短短一夜时间,又练不出来。

无奈之下,他只好退而求其次,抄录了信件全文,并把信件放了回去。

第二天,送信人走了,他还要急着把这封密信交给万历同志。

当万历收到此信时,绝不会想到,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人知道了信件的内容,而其中之一,就是远在无锡的普通老百姓顾宪成。

这件事可谓疑团密布,大体说来,有几个疑点:

送信人明知身负重任,为什么还敢主动去拜会李三才,而李三才又为何知道他随身带有密信,之后又要篡改密信呢?

这些问题,我可以回答。

送信人去找李三才,是因为李大人当年的老师,就是王锡爵。

非但如此,王锡爵还曾对人说,他最喜欢的学生,就是李三才。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所以这位送信人到了淮安,才会去找李大人吃饭。

作为凤阳巡抚,李三才算是封疆大吏,而且他本身就是都察院的高级官员,对朝廷的政治动向十分关心,皇帝为什么找王锡爵,找王锡爵干什么,他都一清二楚,唯一不清楚的,就是王锡爵的答复。

最关键的问题来了,既然是王锡爵的学生,还算他的亲信,李三才同志为什么要背后一刀,痛下杀手呢?

因为在李三才的心中,有一个人,比王锡爵更加重要,为了这个人,他可以出卖自己的老师。

万历二年(1574),李三才考中了进士,经过初期培训,他分到户部,当上了主事。几年之后,另一个人考中进士,也来到了户部当主事,这个人叫顾宪成。

这之后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史书上没有写,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顾宪成和李三才在户部做主事的时候,他们的上司竟然叫赵南星。

联想到这几位后来在朝廷里呼风唤雨的情景,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谈论的应该不仅仅是仁义道德、君子之交,暗室密谋之类的把戏也没少玩。

李三才虽然是东林党,但道德水平明显一般,他出卖王老师,只是因为一个目的——利益。

而只要分析一下,就能发现李三才涂改信件的真正动机。

当时的政治形势看似明朗,实则复杂,新成立的这个三人内阁,可谓凶险重重,杀机无限。

李廷机倒还好说,这个人性格软弱,属于和平派,谁也不得罪,谁也不答理,基本可以忽略。

于慎行就不同了,这人是朱赓推荐的,算是朱赓的人,而朱赓是沈一贯的人,沈一贯和王锡爵又是一路人,所以在东林党的眼里,朱赓不是自己人。

剩下的叶向高,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人,此后一系列重大事件中,他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此人虽不是东林党,却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个合格的地下党。

这么一摆,你就明白了,内阁三个人,一个好欺负,两个搞对立,遇到事情,必定会僵持不下。

僵持还算凑合,可要是王锡爵来了,和于慎行团结作战,东林党就没戏了。

虽然王锡爵的层次很高,公开表明自己不愿去,但东林党的同志明显不太相信,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打开那封信,看个究竟。

在那封信中,李三才虽然没有看到重新出山的许诺,却看到了毫无保留的支持,为免除后患,他决定篡改。

然而由于写字太差,没法改,但也不能就此拉倒。为了彻底消除王锡爵的威胁,他抄录并泄露了这封密信,而且特意泄露给言官。

因为在信中,王锡爵说言官发言是鸟叫,那么言官就是鸟人了。鸟人折腾事,是从来不遗余力的。

接下来的事情可谓顺理成章,舆论大哗,言官们奋笔疾书,把吃奶的力气拿出来痛骂王锡爵,言辞极其愤怒。怎么个愤怒法,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我曾翻阅过一位言官的奏疏,内容就不说了,单看名字,就很能提神醒脑——《巨奸涂面丧心比私害国疏》。

在如此重压之下,王锡爵没有办法,只好在家静养,从此不问朝政。后来万历几次派人找他复出,他见都不见,连回信都不写,估计是真的怕了。

事情的发展,就此进入了顾宪成的轨道。

王锡爵走了,朝廷再也没有能担当首辅的人选,于是李廷机当上了首辅。这位兄弟不负众望,上任后不久就没顶住骂,回家休养,谁叫也没用,基本算是罢工了。

而异类于慎行也不争气,刚上任一年就死了。就这样,叶向高成为了内阁的首辅,也是唯一的内阁大臣。

对手被铲除了,这是最好的结局。

必须说明的是,所谓李三才和顾宪成的勾结,并不是猜测,因为在史料翻阅中,我找到了顾宪成的一篇文章。

在文章中,有这样几句话:“木偶兰溪、四明,婴儿山阴、新建而已,乃在遏娄江之出耳。”“人亦知福清之得以晏然安于其位者,全赖娄江之不果出……密揭传自漕抚也,岂非社稷第一功哉?”

我看过之后,顿感毛骨悚然。

这是两句惊天动地的话,却不太容易看懂,要看懂这句话,必须解开几个密码。

第一句话中,木偶和婴儿不用翻译,关键在于新建、兰溪、四明、山阴以及娄江五个词语。

这五个词,是五个地名,而在这里,则是暗指五个人。

新建,是指张位(新建人);兰溪,是指赵志皋(兰溪人);四明,是指沈一贯(四明人);山阴,是指朱赓(山阴人)。

所以前半句的意思是,赵志皋和沈一贯不过是木偶,张位和朱赓不过是婴儿!

而后半句中的娄江,是指王锡爵(娄江人)。

连接起来,我们就得到了这句话的真实含义:

赵志皋、沈一贯、张位、朱赓都不要紧,最为紧要的,是阻止王锡爵东山再起!

顾宪成,时任南直隶无锡县普通平民,而赵、张、沈、朱四人中,除张位外,其余三人都当过首辅,首辅者,宰相也,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然而这个无锡的平民,却在自己的文章中,把这些不可一世的人物,称为木偶、婴儿。

而从文字语气中可以看出,他绝非单纯发泄,而是确有把握,似乎在他看来,除了王锡爵外,此类大人物都不值一提。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牛到这个份儿上,真可谓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句话的玄机在于两个关键词语:福清和漕抚。

福清所指的,就是叶向高,而漕抚,则是李三才。

叶向高是福建福清人,李三才曾任漕运总督。把这两个词弄清楚后,我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大家都知道叶向高能安心当首辅,是因为王锡爵不出山……密揭这事是李三才捅出来的,可谓是为社稷立下第一功!”

没有王法了。

一个平民,没有任何职务,远离京城上千里,但他说,内阁大臣都是木偶、婴儿。而现在的朝廷第一号人物能够坐稳位置,全都靠他的死党出力。

纵观二十四史,这种事情我没有听过,也没有看过。

但现在我知道了,在看似杂乱无章的万历年间,在无休止的争斗和吵闹里,一股暗流正在涌动、在沉默中集结,慢慢地伸出手,操纵所有的一切。

第六章 谋杀

疯子

王锡爵彻底消停了,万历三十六年(1608),叶向高正式登上宝座,成为朝廷首辅。此后七年之中,他是内阁第一人,也是唯一的人,史称“独相”。

时局似乎毫无变化,万历还是不上朝,内阁还是累得半死,大臣还是骂个不停,但事实真相并非如此。

在表象之下,政治势力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新的已经来了,旧的赖着不走,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一直在苦苦地寻觅,寻觅一个致对方于死地的机会。

终于,他们找到了那个最好、最合适的机会——太子。

太子最近过得还不错,自打妖书案后,他很是清净了几年,确切地说,是九年。

万历四十一年(1613),一个人写的一封报告,再次把太子拖下了水。

这个人叫王曰乾,时任锦衣卫百户,通俗点儿说,是个特务。

这位特务向皇帝上疏,说他发现了一件非常离奇的事情:有三个人集会,剪了三个纸人,上面分别写着皇帝、皇太后、皇太子的名字,然后在上面钉了七七四十九个铁钉(真是不容易),钉了几天后,放火烧掉。

这是个复杂的过程,但用意很简单——诅咒,毕竟把钉子打在纸人上,你要说是祈福,似乎也不太靠谱。

这也就罢了,更麻烦的是,这位特务还同时报告,说这事是一个太监指使的,偏偏这个太监,又是郑贵妃的太监。

于是事情闹大了,奏疏送到皇帝那里,万历把桌子都给掀了,深更半夜睡不着觉,四下乱转,急得不行。太子知道后,也是心急火燎,唯恐事情闹大。郑贵妃更是哭天喊地,说这事不是自己干的。

大家都急得团团转,内阁的叶向高却悄无声息。万历气完了,也想起这个人了,当即大骂:“出了这么大的事,这人怎么不说话?!(此变大事,宰相何无言)”

此时,身边的太监递给他一件东西,很快万历就说了第二句话:“这下没事了。”

这件东西,就是叶向高的奏疏,事情刚出,就送上来了。

奏疏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

陛下,此事的原告(指王曰乾)和被告(指诅咒者)我都知道,全都是无赖混混儿,之前也曾闹过事,还被司法部门(刑部)处理过。这件事情和以往的妖书案很相似,但妖书案是匿名,无人可查,现在原告、被告都在,一审就知道,皇上你不要声张就行了。

这段话再次证明了一点:叶向高是个绝顶聪明的人。

叶向高的表面意思,是说这件事情,是非曲直且不论,但不宜闹大,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把这件事情压下去,一审就行。

这是一个不符合常理的抉择,因为叶向高是东林党的人,而东林党是支持太子的,现在太子被人诅咒,应该一查到底,怎能就此打住呢?

事实上,叶向高是对的。

第二天,叶向高将王曰乾送交三法司审讯。

这是个让很多人疑惑的决定,这人一审,事情不就闹大了吗?

如果这样想,那是相当单纯,因为就在叶向高吩咐审讯的后一天,王曰乾同志就因不明原因,不明不白地死在了监牢里,死因待查。

什么叫黑?这就叫黑。

而只要分析当时的局势,揭开几个疑点,你就会发现叶向高的真实动机。

首先,最大的疑问是:这件事情是不是郑贵妃干的,答案:无所谓。

自古以来,诅咒这类事数不胜数,说穿了就是想除掉一个人,又没胆跳出来,在家做几个假人,骂骂出出气,是纯粹的阿Q精神。一般也就是老大妈干干(这事到今天还有人干,有多种形式,如“打小人”),而以郑贵妃的智商,正好符合这个档次,说她真干,我倒也信。

但问题在于,她干没干并不重要,反正铁钉扎在假人上,也扎不死人,真正重要的是,这件事不能查,也不能有真相。

追查此事,似乎是一个太子向郑贵妃复仇的机会,但事实上,却是不折不扣的陷阱。

原因很简单,此时朱常洛已经是太子,只要没有什么大事,到时自然接班,而郑贵妃一哭二闹三上吊之类的招数,闹了十几年,早没用了。

但如若将此事搞大,再惊动皇帝,无论结果如何,对太子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因为此时太子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等待。

事实证明,叶向高的判断十分正确,种种迹象表明,告状的王曰乾和诅咒的那帮人关系紧密,此事很可能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某些人(不一定是郑贵妃)为了某些目的,想把水搅浑,再浑水摸鱼。

久经考验的叶向高同志识破了圈套,危机成功度过。

但太子殿下一生中最残酷的考验即将到来,在两年之后。

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日黄昏。

太子朱常洛正在慈庆宫中休息。万历二十九年(1601)他被封为太子,住到了这里,但他爹人品差,基础设施一应俱缺,要啥都不给,连身边的太监都是人家淘汰的。皇帝不待见,大臣自然也不买账,平时谁都不上门,十分冷清。

但这一天,一个特别的人已经走到他的门前,并将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问候他。

他手持一根木棍,进入了慈庆宫。

此时,他与太子的距离,只有两道门。

第一道门无人看守,他迈了过去。

在第二道门,他遇到了阻碍。

一般说来,重要国家机关的门口,都有荷枪实弹的士兵站岗,就算差一点儿的,也有几个保安,实在是打死都没人问的,多少还有个老大爷。

明代也是如此,锦衣卫、东厂之类的自不必说,兵部吏部门前都有士兵看守,然而太子殿下的门口,没有士兵,也没有保安,甚至连老大爷都没有。

只有两个老太监。

于是,他挥舞木棍,打了过去。

众所周知,太监的体能比平常人要差点儿(练过宝典除外),更何况是老太监。

很快,一个老太监被打伤。他越过了第二道门,向着目标前进。

目标,就在前方的不远处。

然而,太监虽不能打,却很能喊,在尖利的呼叫声下,其他太监们终于出现了。

接下来的事情还算顺理成章,这位仁兄拿的毕竟不是冲锋枪,而他本人不会变形、不会变身,也没能给我们更多惊喜,在一群太监的围攻下,终于束手就擒。

当时太子正在慈庆宫里,接到报告后并不惊慌,毕竟人抓住了,也没进来,他下令将此人送交宫廷守卫处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件小事。

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将远远超出他的想象。

人抓住了,自然要审,按照属地原则,哪里发案由哪里的衙门审,可是这个案子不同,皇宫里的案子,难道你让皇帝审不成?

推来推去,终于确定,此案由巡城御史刘廷元负责审讯。

审了半天,刘御史却得出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结论——这人是个疯子。

因为无论他好说歹说,利诱威胁,这人的回答却是驴唇不对马嘴,压根儿就不对路,还时不时蹦出几句谁也听不懂的话,算是个彻头彻尾的疯子。

于是几轮下来,刘御史也不审了,如果再审下去,他也得变成疯子。

但要说一点成就没有,那也不对。这位疯子交代,他叫张差,是蓟州人。至于其他情况,就一无所知了。

这个结果虽然不好,却很合适,因为既然是个疯子,自然就能干疯子的事,他闯进皇宫打人的事情就有解释了。没有背景、没有指使,疯子嘛,也不认路,糊里糊涂到皇宫,糊里糊涂打了人,很好,很好。

不错,不错,这事要放在其他朝代,皇帝一压,大臣一捧,也就结了。

可惜,可惜,这是在明朝。

这事刚出,消息就传开了,街头巷尾人人议论,朝廷大臣们更不用说,每天说来说去就是这事,而大家的看法也很一致:这事,就是郑贵妃干的。

所谓舆论,就是群众的议论,随着议论的人越来越多,这事也压不下去了,于是万历亲自出马,吩咐三法司会审此案。

说是三法司,其实只有刑部,审讯的人档次也不算高,尚书、侍郎都没来,只是两个郎中(正厅级)。

但这二位的水平,明显比刘御史要高,几番问下来,竟然把事情问清楚了。

侦办案件,必须找到案件的关键,而这个案子的关键,不是谁干了,而是为什么干,也就是所谓的动机。

经过一番询问,张差说出了自己的动机:在此前不久,他家的柴草堆被人给烧了,他气不过,到地方衙门申冤。地方不管,他就到京城来上访,结果无意中闯入了宫里,心里害怕,就随手打人,如此而已。

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张差的说法,那就是扯淡。

柴草被人烧了,就要到京城上访,这个说法充分说明了这样一点:张差即使不是个疯子,也是个傻子。

因为这实在不算个好理由,要换个人,怎么也得编一个房子烧光,恶霸鱼肉百姓的故事,大家才同情你。

况且到京城告状的人多了去了,有几个能进宫?宫里那么大,怎么偏偏就到了太子的寝宫,您还一个劲儿地往里闯?

对于这一点,审案的两位郎中心里自然有数,但领导的意图他们更有数,这件事,只能往小了办。

这两位郎中的名字,分别是胡士相、岳骏声,之所以提出他们的名字,是因为这两个人,绝非等闲之辈。

于是在一番讨论之后,张差案件正式终结,犯人动机先不提,犯人结局是肯定的——死刑(也算一了百了)。

但要杀人,也得有个罪名。这自然难不倒二位仁兄,不愧是刑部的人,很有专业修养,从大明律里,找到这么一条:宫殿射箭、放弹、投砖石伤人者,按律斩。

为什么伤人不用管,伤什么人也不用管,案件到此为止,就这么结案,大家都清净了。

如此结案,也算难得糊涂,事情的真相,将就此被彻底埋葬。

然而,这个世界上,终究还是有不糊涂,也不愿意装糊涂的人。

审讯

五月十一日,刑部大牢。

七天了,张差已经完全习惯了狱中的生活。目前境况,虽然和他预想的不同,但大体正常,装疯很有效,真相依然隐藏在他的心里。

开饭时间到了,张差走到牢门前,等待着今天的饭菜。

但他并不知道,有一双眼睛,正在黑暗中注视着他。

根据规定,虽然犯人已经招供,但刑部每天要派专人提审,以防翻供。

五月十一日,轮到王之寀。

王之寀,字心一,时任刑部主事。

主事,是刑部的低级官员,而这位王先生虽然官小,心眼却不小。他是一个坚定的阴谋论者,认定这个疯子的背后,必定隐藏着某些秘密。

凑巧的是,他到牢房里的时候,正好遇上开饭,于是他没有出声,找到一个隐蔽的角落,静静地注视着那个疯子。

因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人是很难伪装的。

之后一切都很正常,张差平静地领过饭,平静地准备吃饭。

然而,王之寀已然确定,这是一个有问题的人。

因为他的身份是疯子,而一个疯子,是不会如此正常的。

所以他立即站了出来,打断了正在吃饭的张差,并告诉看守,即刻开始审讯。

张差非常意外,但随即镇定下来,在他看来,这位不速之客和之前的那些大官,没有区别。

审讯开始,和以前一样,张差装疯卖傻,但他很快就惊奇地发现,眼前这人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看着他。

他表演完毕后,现场又陷入了沉寂,然后,他听到了这样一句话:“老实说,就给你饭吃,不说就饿死你。(实招与饭,不招当饿死)”

在我国百花齐放的刑讯逼供艺术中,这是一句相当搞笑的话。但凡审讯,一般先是民族大义、坦白从宽,之后才是什么老虎凳、辣椒水。即使要利诱,也是升官发财、金钱美女之类。

而王主事的诱饵,只是一碗饭。

无论如何,是太小气了。

事实证明,张差确实是个相当不错的人,具体表现为头脑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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