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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2 1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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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秦直道

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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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给人的荣耀

一棵树给人的荣耀试读:

的荣耀作者:秦直道排版:一筒出版社: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时间:2017-09-01ISBN:9787551312530本书由北京千华驻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人

我们当初是这样被人们欢迎的

在医院妇产科洗婴室关闭的大门前,贴着门上的玻璃站着好几个人。站在前面的人的脸已经被玻璃压得平平的,后面还有几个人,他们近得几乎可以闻见彼此的呼吸,可是这个时候他们不在乎这些,他们就是想透过洗婴室门上的玻璃,看看两位护士是怎样忙着给一个刚出生的孩子进行清洗和护理的。

护士当然知道门外的人在看她们专业的动作。她们心里可能很得意,因为这事不是谁都能干得了的。当然,她们虽然高兴,也要极力掩饰自己的这种得意,这种得意要用一种冷漠的表情表现出来似乎才显得恰当,否则就会让别人觉得不是一个专业人士所应该表现出来的表情。她们认为只有这种表情才是一个有特殊的专业技能的人所应该表现出来的表情。

贴着门上的玻璃在观望的那些人,他们是在为以后同别人闲聊积累谈资。这时他们就当这里是以后有人称赞他们人生经验丰富时的历史现场。

什么地方都能碰见围观的人。这次他们围观的是一个刚刚降临的婴儿。

没有技能的人常常围观有技能的人,就像在大街上看见有人吹糖人、画像,虽然他不想买,可是他就想看人家的绝活。捏糖人的人也自豪,也许他希望围观他的人能买一个糖人;画像的人也自豪,也许他想围观的人也会让他给自己画个像。

在那一刻,围观的人的神情都很专注,甚至忘记了自己是来医院干什么来了。他可能是一个病人,而他的病还没有好;她可能是来伺候病人的,可能她都忘记了病房的病人正在焦急地找她,不知她去了什么地方。

他们现在不管这些,可能当护士将婴儿从洗婴室里推出来了,他们才会回过神来!

楼道里还有走来走去的人,他们可能已经看过了,也可能已经习惯了大人的肉体,他们不想去看一个婴儿的肌肤。而且婴儿的肌肤不像幼儿的肌肤那么白嫩。

人们与洗婴室里的这个孩子有关系或者根本没有什么关系,这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可是,人们以这样的方式欢迎一个与自己有关或者无关的生命的降临。

欢迎你,孩子!我们都记得你刚来到这个世界时的模样。我们可以做证。

一个中年人看着看着,脸上不知不觉地露出了浅浅的笑容。不知他笑什么?也许只有这个还不明白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的婴儿才有幸得到他的笑容。人在平时生活中的笑容实在是如此的稀缺,而这个婴儿竟然就那么轻而易举地引出了大人的笑容。大人与婴儿之间的关系竟然是如此的和谐。人在这个时候,才显得像个人。

我也欢迎你,孩子。

这样的礼遇,可能你的一生大概只能享受一次。

那时,哭声是我们唯一的语言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标志便是我们的第一声啼哭,那是一个新生命向这个未知的世界报到。就像刀郎的《爱是你我》这首歌中所唱的:这世界,我来了。我们降临这个世界的方式本身就显得有点奇特。我们的第一声呐喊,也成为我们人生的一种象征。因为我们以后的人生里有着太多的哭声,所以这一声啼哭,只是我们人生的揭幕。因为这一声啼哭,我们的父母或兴奋,或忧虑,但我们的降临已经成为一种客观的存在。

从那一声啼哭开始,属于我们自己的生命便开始了。

在我们还根本无法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时,哭声是我们唯一的语言,也是我们的武器。

经常在不经意间,童年的情形闪现于眼前。

清晨,当睁开眼睛看见四周无人时,我用哭声唤

了厨房中的母亲。那意思是说:“快来,我睡醒了。”那时哭声成为一道急切的命令,母亲即使再忙也要从厨房赶到我的床前,扶我起床,给我穿衣,并将我抱下床。我的一天开始了。

饭桌上,因为好动,我的手常常不由自主地横冲直撞,好端端的一盘菜被弄得满桌子汤汤水水,结果迎来父亲的一声吓唬,我便被吓哭了,一副十分委屈的样子。为此祖母责怪父亲说:“孩子还小,那么大声,会吓着孩子的。”

吃完饭了,我被母亲抱着去邻居家。邻居家的阿姨说:“长得这么乖,来,阿姨抱抱。”谁知还没等阿姨抱过去,我便哇地一声哭起来。好像别人身上长了钉子一样。没办法,阿姨只好还给母亲来抱。“去,让你妈抱,小毛头。”阿姨嗔怪地盯着我,对母亲说。我一副好像逃离魔掌的样子。我的哭声好像被母亲遥控着一样,母亲抱上,也便戛然而止了。

邻居乐乐拿了一个玩具熊,被我看见了,我伸手去要。他不给我。我就哭,用哭来吓唬他。母亲就劝乐乐:“乐乐乖啊!让弟弟玩一会儿你的熊宝宝,好吗?”乐乐也真听话,就把那个胖乎乎的玩具熊给了我。我拿着玩具熊,旁若无人地来回摇晃着,一副霸道而自得其乐的样子。

母亲不得不去一个很远的地方,让祖母照看我。我哭天喊地地不愿母亲离去。母亲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地离去了。后来,母亲说离去的那一幕永远刻在了她的心中。想象中祖母也无奈地叹息着。时间一天天地过去,渐渐地,我已忘记了母亲的存在。我的生活中只剩下了祖母。

有一天,母亲回来了,远远地叫着我的名字。我用陌生的眼神看了母亲一眼,又自顾玩去了。祖母在旁边劝说着:“看,妈妈回来了,快,快叫妈妈。”没用,我自顾自地去玩,好像母亲不存在似的。母亲和祖母对视了一下,尴尬地笑了。祖母嘴里嗔怪着长叹一声:“唉……这孩子!”

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抱着我去打针。打针前,母亲安慰我说:“不要哭,过一会儿就好了。”可是那个尖尖的东西刚一碰到我的小屁股,我便呼天抢地地哭起来,那哭声似乎让所有的声音都能停下来。和着我的哭声,注射器里的药水被护士注进我那胖乎乎的小屁股里。母亲在旁边不断地安慰着:“完了完了,不要哭了啊!完了!”直到护士拔出针头,母亲抱起我,来回地摇着,安慰着。那哭声的余波还在持续。那时,我还无法理解,母亲所有的希望都融进了护士的针头和我的哭声中。我现在想,当年给我打针的那位护士真有耐心,换我的话,早都改行了。自从有被护士打针这种经历开始,小时候在我眼里害怕的东西有两个:一个是黑夜里母亲故事中的大灰狼,另一个便是医院里护士的针头。

吃药和打针情同手足,须臾不可分离。如果要理解什么叫为难,问一问喂小孩吃过药的母亲就知道了。那真是一场吃药与反吃药的曲折抗争。那时是父亲抱着我,母亲将好不容易和好的药端在我的嘴前,冷不防便被我晃动的身子和手打掉了一半。然后,母亲趁机将剩下的药灌进我的嘴里。然而这并不等于成功了一半,药又被我毫不配合地吐了出来。这样不知道经过了多少回合,好不容易才把一顿药吃完。“好了,好了,不吃了。”我听见母亲和父亲都深深地呼出了一口气。我不知道父亲和母亲呼了多少次这样的气。

…………

我们有着多少上面的记忆。

那时,哭声是我们唯一的语言。

随着岁月的流逝,那个充满哭声的日子渐行渐远。那个充满哭声的日子也变成了一种遥远的记忆。

在以后的生活里,除了寂静,还是寂静。偶尔听到邻居家小孩的哭声,但觉得那仿佛与自己无关似的。也真的无关。

我们都是在哭声里长大的孩子。

哭,成为上帝赐予我们刚刚来到这个世界的一种幸福的权利。通过这种权利,我们命令,我们撒娇,我们抗争,我们成长。不管有理没理,我们都用这种武器扩展着自己的地盘。

长大后,我们偶尔还会哭。这时我们哭出的泪水中包含着痛苦、忧伤、挣扎、绝望、激动、思念等太多的东西。人生所有的沉重都融入了我们的泪水。

哭,成为一种涤荡,涤荡去所有的沉重,让人昂起头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我们,不哭,迎接明天。我们已开始面对生活,开始理解生活。人们说我们成熟了。渐渐地,我们才明白成熟的一种含义就是默默承担与忍受。从此我们开始了真正属于我们理解了的人生。偶尔想起那个哭声里的童年,真的变得像童话一样遥远。回

走进西边的厦屋的时候,第一眼我就看见了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她静静地坐在贴着白瓷砖的炕沿上看电视。她看上去像一个高中生的样子。就在看到她的那个瞬间,我感到了那是一种在县城中学上学的农村孩子身上所弥散的美,一种纯朴的美。我心里想,你只要看到了她,你就明白了什么叫作纯朴的美,它的含义在任何词典上都查不到。我知道,那种美是天然形成的。

那种美,我能感觉到。

我不知道这个女孩子叫什么名字,我以前根本没有见过她。

这一天,是刚过完春节后不久的正月初六,大地上的一切还沉浸在过年的气氛中。天虽然有点阴沉,但一缕一缕的春风似乎拂动得这阴沉的大地也变得活动起来了,让人觉得不再像刚刚过去的腊月那样的凝重。

久违了!这样的感觉!

我好像已经有好多年没有感受过频婆街上的春天了。这样的天气,似乎不是要发生什么大事的天气,而是一种让人感到似乎一定要记住一点什么的天气。

我常想,春节的意义,已经不再是让人吃好玩美,而是能够把春天的感觉带进每个人的心里。就这一层意义来说,它就已经变得让人期盼不已了。

我走进去的,是我的姑姑家的厦屋。我去看我的姑姑一家。

这一天,姑姑的大女儿云雁和她的女婿--我还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初二来看望姑姑姑夫后,还没有回家。其实不是他们两人不回家,而是姑姑姑夫特意把他们留下来再待上一段时间。云雁虽然已经结婚了,但待在自己的爸妈家也没有觉得有什么难堪的,相反倒是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个新家倒有点不习惯。这不像过去的或者其他的人家,家里有结了婚的哥哥或者弟弟,待得时间长了,就是哥哥弟弟不说什么,当嫂子的或者当弟媳妇的背后也会说句什么。现在,像云雁这样年龄的女孩子,最多前面或者后面有一个兄、姐或者弟、妹,兄弟姐妹之间有什么不能容纳的呢?云雁一直觉得这一点难以理解。

云雁去年刚结了婚,她的女婿听说在秦城市汉武区的一个镇政府给领导开车。亲戚们都说:云雁,你这回嫁给了一个有前途的小伙子。云雁则对亲戚们说:就是一个开车的,能有什么前途?现在谁不会开车呀!亲戚们则说:那可不一定!不信你等着看。云雁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听到亲戚们如此说,心里当然乐滋滋的。

云雁现在的身子有点重,听说在这个正月就要生了。所以,她其实在自己的爸妈家也住不了多长时间就要回去了。对于很快就要到来的孩子,女婿一家说,将来无论生下男娃女娃都一样,我们都一样喜欢。云雁知道这是老公一家人给自己宽心。云雁则对人说:“我还是希望要个男孩。”但随后又说了一句:“哎!不过,这事谁能做得了主呢!”

云雁的下面有一个妹妹,叫云莺。妹妹的下面有一个弟弟,叫云龙。

云雁的妹妹云莺,看上去总是一副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样子,从不像同龄的女孩子那样,呈现出那种心事重重的样子,她总是那样快乐。她的脸上总是流溢着灿烂的笑容,无论谁一见到她,都会觉得很喜欢。这也许就是天性吧!去年,她刚从秦城市财会学校毕业,现在正在一家化工厂当会计。这个时候,她和姐夫并排坐在靠墙的沙发上,嘴里一边咯吧咯吧嗑着瓜子,一边眉开眼笑地听着姐夫说话。姐夫讲的是他当年当兵时的故事。云雁的女婿原来还当过兵。姐夫讲得很神奇,云莺听得很神往。云莺想知道得越多,姐夫谈得就越起劲。女孩子对军人似乎有一种天生的神往与崇拜。姑姑在厨房里喊:“云莺,你过来帮我择一下菜。”云莺说:“等一会儿,马上就来了。”可是,三会儿都过去了,云莺还是没有来。姑姑气得说:“这死女子!”

厦屋里,靠着南墙打开着的电视里,播放的《还珠格格》的电视剧好像只给炕沿上那个十六七岁的女孩看一样。她静静地坐在炕沿上看着,偶尔往嘴里塞一颗糖进去。

院子里,云雁的弟弟云龙正在给一只黑色的小长毛狗剥着一个橘子,小长毛狗蹲在云龙前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手里的橘子。云龙说:“小黑,别着急,马上就剥好了。”小黑看上去很可爱,云龙的样子看上去更可爱。云龙现在已经长成一个又高又胖的小伙子了。那一年我在频婆街上的药材公司门前见到他的时候,他还是一个穿着开裆裤、流着鼻涕的小孩子。面对他现在的样子,不认识的人远远地望着他,一定会想象着他要是发起火来,那可是躲都躲不及的,你看他那副身板就够吓人的。可是,跟他说起话来,你听他说话的声音和语调,却和他的身材又极不协调。他的声音就像柔软的棉花一样,他的语调又是那样慢条斯理,这时你才知道,他其实还是一个孩子,一个刚上高一的学生。孩子就是孩子,不管他表面上看上去多么像个大人,或者他自己装得多么像个大人,而后者只是让真正的大人觉得可笑罢了。而云龙却一点儿也不让人觉得可笑。你只是会对另一个人说:哎,他其实还是个孩子。但他似乎又不是一个一般的孩子。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他居然对古今中外的历史那样感兴趣,听着他说起历史上的那些人物和事件,竟然是那样的烂熟于心,侃侃而谈。那你就不难想象到,平时他一个人的时候是怎样津津有味地浸沉于历史书当中的。云龙确实长大了!

还没有到吃饭时间,姑姑已经开始在厨房里准备晌午的饭菜了,案板的前方的墙上贴着一张在频婆街腊月最后的几个集上请的灶爷,红脸绿衣的灶爷是一副娃娃脸,看上去相当可爱,一点儿也不严肃。灶爷的两边有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灶爷前面的案板上摆着一个香炉,燃尽的香灰掉了一香炉。案板上,大大小小的白瓷碗碟里,盛放着切好的辣椒丝、葱丝、芫荽、豆腐。这时候,姑姑正在脸盆里用一把刀子刮鱼鳞,洗过鱼的脸盆里,水变得红红的。靠门的大锅边,热气腾腾,云雁正在帮着姑姑往锅边的水壶里灌水。

北边的上房里,炉子里的火苗正在扑腾扑腾地跳跃着,一股暖气,扑满了房子的每一个角落。暗红色的方桌两边的太师椅上,姑夫和一个说话夹杂着南方口音的人正在交谈着什么。方桌的上方是一副年代久远的画像,远远望去,有点像历史书上那些清代的皇帝的画像。听说这是姑夫的爷爷的爷爷。那时,他是一位饮誉乡村的先生,人称陆夫子。那个南方人虽然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但谈锋甚健。姑夫认真地听着,有节制地笑着。

云雁的爷爷,今年已经八十岁了,身子骨硬朗,脸色红润,整天笑呵呵的。现在不在家里,吃了早饭以后就出去了。他是去找村上的几个老伙伴,过年这几天他们的活动是早上吃了饭后,就在村委会的老年活动室打牌和下棋。村委会的大门前有一棵需要五六个人才能合抱的老槐树,已经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村上已经在它的周围修起了钢筋围栏,围栏被漆成了白色。云雁的爷爷对周围的老伙伴们说,这棵槐树的年龄有多大,我们老陆家的历史就有多长。说这个话的时候,他很自豪,听的人也很羡慕。

…………

吃饭前的这段时间,在厦屋里外,姑姑家的每个人都以不同的方式在度过着眼前的时光。

吃饭时,人都到了桌子边。上房里,大人们安排了一桌,有那位听说从湖南来的客人、云雁的爷爷、姑夫,还有就是云雁的女婿了。东边的厦屋里,云雁、云莺、云龙和那个坐在炕沿上的女孩,他们几个人一桌。他们几个围坐在厦屋里靠墙的沙发前的桌子旁。他们吃着,喝着,笑着,闹着。

大人们在饭桌上谈论着大人的话题。斟酒,敬酒,回敬。风俗,生意,升迁。云雁他们那一桌,就没有这么多的礼节和话题了,只见筷子起起落落,酒杯绕来转去,一副热热火火的样子。同云莺云龙相比,云雁毕竟是结了婚的人了,就假装生气地对他们两个说:“云龙,云莺,你们两个餐桌上绅士淑女一点好不好!”云龙、云莺说:“我的好姐姐,您看我们这样多有气氛啊!”云雁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在云龙、云莺看来,只有这样,才显得热闹,才能够留下关于过年、关于兄弟姐妹之间的记忆。

跟他们几个坐在一起吃饭的,只有那个饭前坐在炕沿上看电视的女孩显得有点拘束,不紧不慢地吃着菜,好像很少说话。

…………

午饭结束后,姑夫和那个湖南人坐在上房里的太师椅上一边喝着茶,一边说着话。

和姑姑说了一会儿话以后,留下东西,我说我要回家了。姑姑说:“急啥?”我说:“回去还有点事。”于是,就拿上包,出门推起停放在门口的自行车。姑姑跟着送我出来。

到今天为止,要走的亲戚就算都走完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回到家里后,母亲问:“今天你姑姑家都来了哪些亲戚?”

我说:“有云雁和她女婿,还有一个湖南人。再有一个比云莺小一点的女孩,十六七岁的样子,个子不高,我不知道她是谁,我看着也不像是我姑姑姑夫他们的亲戚家的孩子。妈,你知道她是谁吗?”“你说的就是你姑姑姑夫送给别人的那个女儿。现在你姑姑姑夫已经认下了这个孩子。这个孩子现在在三水县城上高中,你姑夫每周把她接到家里来。” 听了我的描述后,母亲说。“那孩子的养父母为什么愿意让她认我姑姑姑夫?”我问。“其实,当年你姑夫姑姑把这个女儿给的也不完全是外人,说起来孩子的养父母也和你姑夫他们家有点亲戚关系。再说,现在你姑姑家的生活条件也好,孩子的养父母让孩子认自己的亲生父母也没有什么不好。”母亲说。“既然这样,那一年我姑夫姑姑他们为什么要把这个孩子送出去呢?”我问。“你姑夫姑姑的前三个孩子都是女儿,他们一直想要一个男孩。你知道,在农村没有个男孩子,父母老了日子真的不好过啊!那时的人还不像现在这样想得开,谁能想得到自己老了以后国家会给你养老金呢?那时,有的人家全是女儿想要儿子要不上,而有的人家又全是儿子想要一个女儿。人们觉得有儿有女,一个家里才显得齐整。这样,有的人家就托人到处打听谁家刚出生的女儿有想往外抱的。在周围人们的托说下,你姑姑姑夫就将刚生下没几天的那个三女儿抱给了清风街上的一户人家。后来,他们又生下了云龙。”母亲说。

我突然想起来了,二十多年前,在农村这种现象确实很普遍。“其实,当年你奶奶你爷爷他们看你姨妭(姨奶)没有孩子,就把你姑姑送给了他们。”母亲又说。母亲说的这些,我都知道。“那么这样的话,那个女孩就有了两个母亲:一个养母,一个生母。可是,毕竟这么多年了,回到姑姑姑夫的家里以后,她能适应吗?我看她今天一天在姑姑家都挺拘束的。”我说。“虽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但毕竟是自己的亲生父母,慢慢就适应了。”母亲说。

我不再说什么了,只是静静地听母亲说。

我想,也许,那个女孩和姑姑姑夫一家人没有我想得那样生疏,虽然一整天我没有见到他们和她说几句话。然而,毕竟他们都是她的亲生父母、同胞姐弟。那么,他们之间一定会慢慢地亲近起来的,这只是需要时间。

我又想起来了,不是在吃饭的时候,云雁不停地劝那个女孩吃菜,并不停地往那个女孩的碗里夹菜嘛。

阔儿

如果你是频婆街上的人,你一定知道阔儿。频婆街上有许多人物,一直被人们在茶余饭后谈论着,而且总是高频率地出现在人们的谈话中。不像有的人和事只是在极短的一段时间内被人们狂轰滥炸般地谈论着,过了那一段时间便销声匿迹了。显然前者的影响力要远远高于后者的知名度。而阔儿绝对算一个一直高频率地出现在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论中的人物。

阔儿是频婆街丰登村的人,他的祖籍在哪儿,我不太清楚。也许他的祖上就是丰登村的人。

阔儿其实并不阔。叫这样的名字,在有尊严的人或者特别敏感的人看来,对于阔儿本人绝对是一种侮辱。但是阔儿似乎已经习惯了这样的称呼。之所以说对阔儿是一种侮辱,因为阔儿实在并不阔,恰恰相反,可能在频婆街再没有比阔儿更可怜的人了。因为他的生活就是连拮据也算不上--频婆街人说一个人过得拮据,其光景就相当可怜了--阔儿比过得拮据还可怜。

阔儿的可怜,和他的身体有绝大的关系。阔儿是一个侏儒,同时他又是罗圈腿。你不难想象他的身高。人很瘦,一双白多黑少的小眼睛。在频婆街这块土地上像阔儿这样的人零星地撒着几个。有人说,侏儒症与水土有关系,不过我觉得可能跟遗传关系更大。

听人说,阔儿是单身一人,住在一孔漆黑的破窑洞里。窑洞里盘着一个土炕,炕上铺着一张破席,席上铺着一张又薄又脏的褥子,夜晚在阔儿身上盖着一张又黑又烂的被子。不知道阔儿结过婚没有。总之有两种可能,第一,就根本没有结过婚;第二,结婚以后,老婆又跑了。无论是哪一种可能性,人们都不难理解。也不知道阔儿有没有弟兄。也许,阔儿就是一个孤儿。

无论在频婆街上,还是在丰登村人的眼里,阔儿绝对是一个可怜人。生活在丰登村,阔儿常常到村里领国家照顾的钱呀、粮食呀、衣服呀、被子呀什么的。

不过对于阔儿来说,虽然国家照顾的钱粮衣被基本上每年都有他的份儿,可这毕竟不像自己家里的东西,说拿就拿,说用就用,毕竟还有个发放时间。甚至每年到时间了,未必有份儿。频婆街上的人不是说了嘛,你的嘴要是对不端的话,吃鸟儿屙下的都没有。

可是阔儿总要活下来。阔儿也是人,只不过是一个身体残疾的人。

可怜人有可怜人的活法。像阔儿这样的人,在频婆街还有几个,但是他们都有自己的活法,比如他们在二、五、八逢集的日子,给人看自行车或者给人修鞋。这样一个集日下来也能挣几个钱。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频婆街的人靠着街,许许多多的人就吃街了。

阔儿好像也明白这道理,不知是别人提醒他的,还是阔儿想到的。但是他走的是另一条道。

他既没有给人看自行车,也没有给人修鞋。他干什么呢?说出来,你可能想都想不到,每到频婆街上二、五、八逢集的日子,阔儿胳肢窝夹一个又脏又旧的白布袋子,好像一个赶集的人一样,专门将瞅准的一个货摊上的东西往自己的布袋子里装。说白了,阔儿这就是明着拿,还不是偷。在频婆街,据说活跃着一群从另一个大镇上来的职业小偷,专门在过年的集上偷赶集的人的钱--过年的时候频婆街上人的口袋都比较鼓鼓囊囊的。于是后来许多女人都不敢在口袋里装钱,而是把钱塞在鞋垫下或是袜子里。

阔儿不像这一群外镇来的小偷,其实人们也从来没有把阔儿叫过小偷。阔儿就靠这生活。这就是他的职业。

阔儿背着布袋子,走到一个卖杂货的摊子前,看见摊子上的一双鞋,好像摊子后面没有人一样就往口袋里装。当然,他也瞅机会,就是看到摊主不注意的时候。虽然摊主不注意,但是周围的人都知道。频婆街上的一些大小闲人,没事的时候就喜欢撵着看阔儿怎样拿别人的东西,而且常常不怀好意地怂恿阔儿去拿别人的东西。阔儿的举动有时当然还是被摊主发现了,摊主就厉喝一声。阔儿害怕了,也就放下了,引得周围的人哈哈一笑。这些摊主都是从外乡外镇来的人,不是频婆街上的人,在他们眼里阔儿就是一个小偷。但是有时,阔儿拿了就拿了,无论摊主怎样厉喝,阔儿还是拿了东西掮着他那个又脏又旧的白布袋子,挪着两条罗圈腿走人了。周围的人就打圆场,对摊主说,就一双袜子,也不值几个钱,拿去就拿去了,跟阔儿这样的人上什么计较。摊主也只能自认倒霉,因为实在不好和这样一个两条腿围成一个圈挪着走路的人计较。要是换成一个西装革履、人模人样的小伙子,非揍死他不可。按做生意的人的本性来说就该这样。根据阿Q老前辈的精神胜利法的教诲,就当一双袜子自己穿了吧。哲人说:“跟疯子吵架,你自己就是疯子。” 不知道阔儿的脑子正常不正常。好像没人说起过这个话题。不管阔儿的脑子怎么样,人们都不会把阔儿的脑子和正常人来进行比较和讨论。阔儿的脑子就是独一无二的阔儿的脑子。这句话才是有意义的。

不过也就是通过东西被阔儿一分钱不掏地白白地装进自己的口袋,这些外地来的摊主,也就知道了频婆街还有这么样的一个人物。这绝对是他们晚上赶集回家后吃饭时说起的一个话题或者以后在亲戚朋友之间谝闲传时的绝好谈资。阔儿的知名度可是更大了。

阔儿什么都拿,凡是他能用得上的,吃得上的。阔儿装了别人的东西,还常常死不认账,有时还对摊主骂骂咧咧的。摊主只好气得直瞪眼。不过阔儿好像也知道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他倒不会目中无人地去拿一些乡里人的东西。一个集日下来,他的口袋里不说装满,也是五花八门了。不过,他用不着一整天都在每个摊点前挪来挪去,大概一两个小时后,他就满载胜利的果实凯旋了。

阔儿就这样过活着。

那几年频婆街上的人每一个集日都能看到阔儿的身影,而且清晨集市刚起来的时候他就上来了。阔儿每个集日都从丰登村上频婆街来--丰登村在频婆街的下面。但是上一趟街对于阔儿来说,并不容易。因为从丰登村到频婆街的那条路,虽然很宽,但路面却是坑坑洼洼,走起路来高一脚低一脚的,实在让人觉得不舒服。

二十年前,我见到阔儿的时候,阔儿的头发好像就已经白了。

我已经有好多年没有见到阔儿了。不知道阔儿现在怎么样?也许他年纪大了走不动了,已经不再夹个又旧又脏的白布袋子上街去拿别人的东西了吧?也许他已经死了吧?因为阔儿的生活实在让人很难和福如东海、寿比南山这样吉祥如意的词联系起来。这些我都不知道。但愿他还活着吧!

不知道为什么那一天我突然想起了阔儿,他在我的记忆中已经被一天天流逝的日子厚厚地掩埋了起来,我甚至忘记了他的存在。

也就是在那一天我才想到,阔儿不仅被国家养活着,也被频婆街上做生意的人养活着。频婆街上做生意的人早已习惯了阔儿的存在了。虽然他们第一次被阔儿拿了东西后,都会恶狠狠地向阔儿瞪瞪眼睛。可是,后来他们自己也说,在频婆街上,阔儿是恓惶人中的恓惶人。

黄莲

上回,我带你认识了阔儿。这回我想带你认识黄莲。

就像频婆街上没有人不知道阔儿一样,频婆街上也没有人不知道黄莲。

在频婆街上,他们都算“名人”。尽管他们出名的原因与我们通常的想象差距有点远。

阔儿是频婆街上一个在逢集的日子里硬从别人的货摊上“拿”东西的人--“拿”在频婆街人的嘴里含有“偷”的意思,但阔儿确实又不像暗偷,而就是大模大样地拿。

同阔儿比起来,黄莲在频婆街上就平凡得多了,平凡得没有人会将这个人当作茶余饭后的一个话题。因为黄莲就是频婆街上一个在逢集的日子里给四面八方赶集的人看自行车的人。

我之所以能将黄莲和阔儿联系起来,是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患有先天的侏儒症。因为水土的原因,一个地方患这种病的人常常攒聚在一起,就像田野里的某一处常常会长出同一种草一样。不过他们两人的区别还是很明显:阔儿人显得更清瘦一些,脸色更黑一些,背驼得很厉害,整个身体看上去就像个半圆。黄莲人显得更直更胖一些,脸色更红润一些。我常想:如果黄莲个头很高的话,一定是一个走起路来气宇轩昂的人。很可惜,上天没有给他这一切。

黄莲所生活的黄家村属于与三水县相邻的泾水县,与频婆街相邻的煤店乡。黄家村的人,除了像看病住院、打官司、给娃结婚买家具这样的大事去泾水县城以外,其余像柴米油盐酱醋茶这样的生活日用品一般都会在每逢农历二、五、八逢集的日子来频婆街上购买。

黄家村在频婆街人的心目中是一个有点远也有点落后的山村。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去过黄家村的人来说,好像那个地方随处都能见到狼一样。但是,如果你去过黄家村,你会发现那里的人也像频婆街上的人一样有苦有乐,有忙有闲,而且他们似乎比频婆街上的人显得更乐观。

黄莲就是一个从小生活在黄家村的人,人很老实。不像生活在频婆街下边的丰登村的阔儿,有点可怜,但也多多少少沾了点街溜子的习气。当然平心而论,其实阔儿也和黄莲一样可怜。

不知黄莲现在有个家了没有?听说黄莲一直是一个单身汉。也许他的老婆跟人跑了,或者他一辈子就没有见过老婆。所谓没见过老婆,就是没娶过媳妇。像黄莲这样的条件,娶不上媳妇,人们大概也不难理解。他的生活,已经不是平日里人们常说的一个人家里贫穷时的“拮据”所能够形容的。

只有当命运常常像一块无形的巨石压在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掀掉这块巨石对于一个人来说才显得具体而急迫。黄莲的人生就面临着这样的任务。

每逢农历二、五、八,是频婆街的集日,本县、外县操着各种口音的人都会来这里赶集或者做生意。赶集的人多半骑自行车。有亲戚家在频婆街上的,就把车子放在亲戚家里,顺便传递一下某个亲戚的那些或令人自在或让人颇烦的事情。可没有亲戚在频婆街上的,在哪里存放自行车就成了一个问题。把自行车存放在一个地方总比来回推着方便吧?可是这么大的频婆街,人生地不熟的,总不能把自行车随便放在大街边上吧?

只有推自行车的人才能够体会到来回推着自行车多么辛苦,也才能够想象得来要是有一个安全的地方存放着自行车,逛起街来该是多么的放心和自在。他们太需要这样一个存放自行车的地方和看自行车的人了。

谁能给他们看自行车呢?

也许在遥远的80年代,就有人发现了看自行车这个“商机”,可是他们抹不下来脸干这样的差事。他们觉得这是婆娘娃娃整天没事才会去干的事,男人谁靠这个来养家糊口呢?

有人想到了黄莲。像黄莲这样可怜的人,他大概不会挑剔这个差事。命运的安排常常让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人失去了挑剔的权利。他那么小的身材,行动起来也不方便,给人看自行车也不用到处跑来跑去,这件事对他来说正合适。只要给寄放自行车的人看好车子就行了。频婆街上的人常常说,有智吃智,无智吃力。对于黄莲这样一个人,给别人看自行车可能是连老天也因为怜念他而留给他的一种生活方式了。

总之,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黄莲开始给人看自行车了。

从此,风里来,雨里去。黄莲他不怕风,也不怕雨,因为风和雨不管他的生活。他就怕街上没人。二

说起来,黄莲虽然也是一个外乡人,但是频婆街上许许多多的男女老少都认识他。有人虽然常常欺生,但却不欺负那些一眼看上去就很可怜的人,就像黄莲。频婆街上无论多么恶煞的人,对于黄莲和阔儿这样的人,似乎根本没有一点欺负他们的想法。当然,他们两人的性格不同,人们对他们的态度也就不一样。对于黄莲,人们就是觉得他可怜,似乎没有同他开玩笑的心情;对于阔儿,人们的态度就不一样了。人们常常逗阔儿玩,拿他寻开心,或者干脆说是怂恿他去明目张胆地拿别人货摊上的东西,然后幸灾乐祸地从旁边看着摊主气得直瞪眼。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频婆街上的集没有断过,黄莲就没有离开过频婆街。当然他看车的地方也不断地从频婆街中学门口,到医院门口,到税务所门口,也不知道以后还会到什么地方。当然随着他挪的地方越多,他看车的历史也越悠久,认识他的人也越多。其实一个人被其他人认识,除了财富、权力、美色或者能力外,还有就是命运。黄莲被来频婆街上赶集的人认识,就是因为后者的原因。黄莲不是频婆街人,但他用自己的眼睛见证着频婆街的每一个集日。他为频婆街的和谐做出了常常被人们忽略的贡献。黄莲其实已经成为频婆街的“荣誉街民”。假如频婆街的官员们愿意授予他的话。

频婆街上的人认识了黄莲,黄莲也认识了频婆街上的人,包括阔儿。

不知道黄莲和阔儿是咋认识的。不过可以想象,肯定是阔儿先和黄莲搭话的。这符合阔儿的本性。总之,他们一个认识一个。

一天,当集上的人正稠的时候,阔儿背着个布袋子,挪着他那双弯成一个半圆的腿从黄莲寄放自行车的地方走过。黄莲一看见阔儿,就笑着叫道:“老哥,来,过来歇一歇,抽根烟”。也不知道他们两人谁比谁大,黄莲反正就这么称呼阔儿。“黄莲,这么热的天,还在看自行车呢?像你这样,一集能萨几个钱?”阔儿斜着眼睛对黄莲说。“唉,不看自行车咱再干啥去。不看自行车人家谁给你一分钱。能萨几个是几个,有总比没有强。像咱这种人,再能干啥?”频婆街上的人说的“萨”字也不知道是谁首先创造出来的。在最古老的字典里,我也没有找到能够表达频婆街人的意思并和他们的发音相同的字。这里就姑且用“萨”这个字代替吧!所谓“萨”,就是能够不太费力地捡到点便宜的意思或者是捡到别人扔了的而对自己有用的东西的意思。“你今天都萨了些什么值钱的东西吗?”黄莲问阔儿。“这可不能告诉你。反正都拿回家了。这不,又从家里上来了。”阔儿诡秘地望着黄莲笑笑。“要不,你也来,给我当学徒。怎么样?保证你每个集日口袋里都装得满满的。”阔儿又说。“我可学不来你。我怕被人扭送到派出所去,进去待上几十天。”黄莲说。“唉,一看你就挣不了什么大钱。”阔儿鄙夷地望着黄莲。“好了,不跟你多说了。小心把自行车给人家看丢了。我还忙着呢。”阔儿说。“别操你的闲心。倒是现在街上假东西多,小心拿到那些过期的东西,吃了对身体不好。”黄莲笑着对阔儿说。“不怕,我命硬。我问过算命先生。”阔儿说,“好了,我走了,再见。”“那能由你说了算吗?”望着阔儿很快又混入人流中的身影,黄莲低声说。三

黄莲在频婆街上看自行车已经有些历史了。这历史有多长,只有他清楚。来频婆街赶集的人的自行车,也从原来笨重的“飞鸽”“红旗”“凤凰”等发展到现在的那些人们已经叫不上来名字的既时尚又轻巧的各款车型。当然除了自行车,还有让人觉得富得流油的摩托车。

现在的频婆街,已经不再是频婆街人的频婆街。现在的频婆街,已经是来频婆街人的频婆街。来频婆街的人,带来的不仅有各种各样的面孔,也有各种各样的面具。在频婆街上,常常听到有人转了个身车子就被人推走的事。这样的事,已经让人听得都不爱听了。可是,丢车子的人仿佛个个都是祥林嫂,他们都爱给人说,不说心里憋得慌。

这样,找一个放心的地方寄放自行车、摩托车就更重要了。

当然,寄放自行车和摩托车的收费也变了,从过去的五分、一毛,涨到现在的五毛、一块。这些钱,其实人们都不在乎。

经常来频婆街赶集的人都知道有一个看自行车的黄莲。他们知道黄莲人厚道可靠,他们想把车子存放在他那儿。他们相信存放在他那儿车子丢不了。

确实丢不了。黄莲不敢把车子给人看丢了。丢了,一是影响他的信誉,二是丢了他也赔不起。

黄莲没有告诉过人们,一个集日下来,他能挣多钱,但别人能算来。至少这些钱可以够他一个人大大小小的零用开销。人们光说,钱花出去的时候像消雪。可是,钱攒起来的时候却像滚雪球。

证据是,有人开始有点眼红黄莲干的这个差事了。

终于,这些人也开始看起自行车来了。只是,他们看不上黄莲那样一副形象。他们要靠自己的西装革履或者妖艳妩媚的形象吸引存放自行车的人。可是,一个集日下来,没有几个人敢在他们那儿存放自行车。知道的人知道他们是看自行车的,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借看自行车偷车的。和其他地方一样,频婆街上这几年这样的事太多了。现在,人相信人太难了。

最后,他们都不看自行车了。其中的原因,他们有点想不通。可是存放自行车的人明白,虽然他们明白得都没有任何根据。

看来,看自行车这碗饭是该黄莲吃的。有的饭,天生是与一些人无关的。四

腊月二十二、二十五和二十八是频婆街上的最后三个大集。与其说这是三个大集,不如说这是三大块每个商贩都垂涎欲滴的肥肉。他们为一块好地方常常是连祖宗八辈都挖出来又打又骂。

这样的集日对于黄莲来说也是千万不可错过的日子。

这几个集日,黄莲骑着他的那辆有点破旧的三轮车早早就从黄家村上来了。这样的心情谁能不理解呢。黄莲见了频婆街两边的熟人就打招呼,街两边的熟人也笑着问:“这么早就从家里来了?”这样的情景,让人觉得频婆街是那样的和谐。尽管黄莲和他认识的人所说的都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废话。可是,生活有时需要废话,废话多多少少也表征着一种和谐。我们不是有时连这样的废话也不愿意跟别人多说吗?

在临街的一块空地前停下后,黄莲开始在四周拉绳子。这时“贵如油”作坊的老冯过来了。“年货办得怎么样了,冯老哥?”黄莲问。“不急,不急,咱就在街上住着,到腊月二十八办年货都来得及。”老冯笑着说,一副很悠闲的样子。“看,你们住在街上的人到底跟我们乡里人不一样。”黄莲有点羡慕的样子。“咦,怎么最近再没见到你们街上的阔儿,他现在干啥呢?”过了一会儿,黄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问老冯。“阔儿呀!你现在才想起。人都殁了快一年了。”老冯说。他的语气就像嘲笑一个人竟然不知道勺子在新疆就是傻子的意思一样。“是得病殁的吗?”黄莲问。“谁知道呢!唉,像阔儿那样整天饥一顿饱一顿的,身体能好吗!”老冯说。“黄莲,我看你现在精神越来越好了。你今年有四十了吧?”老冯问。“唉,阔儿一辈子也是一个命苦人。我……我呀,四十里面已经没有我了,今年我都五十了。”黄莲笑着说。年龄对于那些家境殷实、儿女孝顺的人来说是一种值得向人炫耀的资本。而对于像黄莲这样不幸的人来说却像一个巨大的深坑,里面不知道装进去了多少艰难。“我记得那一年我来频婆街上开始榨油的时候,你就给人看自行车了。你在频婆街上给人看车也都看了有二十年了吧?”老冯问。“早有了。”黄莲回答。这回轮着黄莲开始嘲笑老冯了。语气就像嘲笑一个人竟然不知道母鸽每次总是产下一雌一雄两个蛋一样。“现在还是你一个人?”老冯关切地问。“也算有个家了。去年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四川过来的女人,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带着一个孩子。”黄莲回答。“唉,这就对了,总算有个家了。现在你看完车子回去,总有人给你做一碗热汤饭,灶火再也不会看上去那么冰锅冷灶的。”老冯说。“好--好--好。”最后老冯连声说了三个好。“也对,依咱现在这个条件,还能再图什么呢?我这就满足了。”黄莲边在树上绑绳子边说。

其实,黄莲再能求什么呢?

毛婆

长期生活在频婆街上的人一定知道毛婆这个人。像阔儿一样,毛婆也是频婆街上的名人。如果我们世俗化一点定义名人,就是不管一个人从事的是高贵的工作还是卑贱的营生,只要许许多多的人知道他(她)的名字,那就算名人了。毛婆是频婆街上一个摆杂货摊的老太太。这应该很卑微了吧!但她的出名,正是因为她摆了一辈子--人们不常这样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的资历吗,那就说一辈子吧--的杂货摊。如果说每个人在自己一生的某一天发现了值得自己一生追求的事业的话,那么毛婆的那个杂货摊就是她一生所经营的事业。虽然在许许多多有着更高尚的追求的人们看来,这实在算不上什么事业。但是,毕竟人各有志,我们不能拿锯子来把生活锯平。不过,与其说毛婆一辈子守护着自己位于频婆街中心东南角位置的小杂货摊,还不如说她一辈子守护着频婆街。

毛婆的那个位置是频婆街上的黄金地段。每年腊月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最后三个集,许多摆摊设点的人为了占一席之地打得头破血流,骂得对方在地底下的祖宗也不得安宁。但却从来没有人敢占毛婆的那个位置。在频婆街上,有多少小商小贩能够体验到这种生意境界呢?没几个!这也许是毛婆一辈子最大的成就吧!有人这么说。

我不知道毛婆今年高寿,不过我想即使没有七十离七十也不远了吧!毛婆的个子不高,人很胖。如果她从远处走来,老远你就会听到她不停地喘气的声音。频婆街的人们似乎很少听到她几十年来生过什么病,也许正因为这一点原因,一年四季,除非天真的塌下来,不管刮风下雨,她都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准备好自己的小推车朝街中心推去。而那个时候许多频婆街人还在睡梦里,黑魆魆的街道里只有偶尔去学校的中小学生,以及从三水县上塬的指田街上开下来的长途汽车,从街中心缓慢而又焦急地按着喇叭叫人。

如果是下雨天--频婆街秋天时的雨水就像淌不完的眼泪,毛婆就将她的杂货摊挪到黑牛家的“能不发”商店那高高的长长的几级台阶上。对于毛婆这位频婆街杂货界的元老,黑牛一家这些面子还是给的。论辈分毛婆的年龄和黑牛的爹是一辈人,年龄比他爹的年龄可能还要大一些。但是对于从乡里来的人,黑牛家就不会这么慷慨了。原因是“挡”了他们的生意。要我说,频婆街上的人霸道就霸道在这些地方 。黑牛家说不行,那就真不行。

这个时候,毛婆就和频婆街上那些没事的闲人一样在台阶上无聊地看着滴滴的雨点中来来往往的行人,并且心里在默默地等待能够光顾她的杂货摊的大大小小的顾客的出现。她这时显得有点无聊--和她晴好的天气里的忙碌比起来,原来她也有无聊的时候--也有点无奈。

其实,毛婆的杂货摊上摆的就是瓜子、花生、豌豆和麻子之类的炒货。其他的东西并不鲜见,这里要特别说一说麻子这种东西。麻子可以说是三水县一带的特产,证据是在其他地方几乎就见不到这种东西。它产于县境内指田、牛栏等山区。这东西,三水县境内的人不太喜欢用它来榨油,倒是大人小孩都喜欢嗑。来频婆街上赶集的人,回家去的时候常常会称上几两甚至一斤麻子带回家去给全家的男女老少嗑。这东西的好处是小不压秤,不像花生,一斤称不了几颗,也不像瓜子,一斤称不了几把,所以耐吃。再比如,当你走到人伙当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些人要么一只手从另一只手里捏上几粒麻子或是从口袋里抓上一把麻子往嘴里一撂,然后就像榨油机一样,很快从嘴里吐出来的麻子皮便像一颗颗黑痣一样镶嵌在嘴角上,从而成为人群当中的一景。虽然这种情景看着有点大煞风景,但只是对于有些人而言吧。吃麻子的人谁会把这当回事呢?也许因为是特产吧,频婆街上那些远嫁的女子熬娘家回去的时候甚至带上一两斤麻子,回到家里后没事的时候嗑。这是她们的夫家人特别要求回来时记得带上的。麻子再长也长不过瓜子的个头,所以这东西嗑起来更需要耐心,也更能对付人们闲得需要磨牙的时间。所以如果你去邻居家串门,主人可能会抓一把麻子给你吃,说是磨时间。其实,哪是磨时间呀,是时间在磨人。在三水县,无论是县城还是各个乡镇随处都可以看到专门堆着一个长筒口袋卖麻子的小摊贩,他们的称谓就叫作卖麻子的。既然有人上街专门买麻子嗑,那就专门有人卖麻子。现在的麻子可不是一分钱一勺了,那是三十年前的老皇历了。现在,一两麻子至少也需要一块钱。有人就是靠卖麻子发了。对于具有商业眼光的毛婆来说,麻子当然就是她的杂货摊上必不可少的零食。

扯远了!

不知多少年过去了,当年像毛婆这样摆杂货摊的人要么早已作古了,要么生意经过“原始积累”已经“产业升级”,从小杂货摊变成现在的大商店,当上了不大不小的老板了。要么早已不干了,成为孙子都十多岁的爷爷奶奶了。可是毛婆,她仍然在摆她的货摊。她的执着让人想不通。对于毛婆的杂货摊来说,也不能说没有升级换代,但确实和三十多年前并没有太大的差别。这让三十多年的时光觉得毛婆对不住自己,而时间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无法解开的秘密。

毛婆的生意虽然不大,但手底下绝对不缺零花钱。不缺零花钱,这不过是一个隐语或者委婉的说法,就是说毛婆手底下有钱哩!如果人们说一个人手底下有钱哩,那就不是一般的有钱,而是相当有钱,随便拿出个十万八万不成问题。你不知道说这话的人眼有多红!有人就说,毛婆现在在频婆街信用社的存款至少有二十万元以上,比一般人不知有钱到哪儿去了。频婆街上再勤快的庄稼人也没有她那么多存款。一个人有多少存款,对于许多人来讲似乎是一个永远都无法解开的秘密,但有人就知道这个秘密。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不为人知的秘密,只被某几个人知道,那秘密对于其他人来说才想知道。如果大家都不知道,那守住那个秘密又有什么意义呢?就像毛婆,虽然她的存款就是她老头子生前都不知道,但频婆街上却有人知道。于是这个秘密就成了频婆街上公开的秘密。其实,毛婆有这样的一笔巨款似乎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总有一些势利的人认为,像毛婆这样一个根本上不了台面的人,能有这么多存款,真让人有点眼红而又不可思议。之所以这么说,其中最直接的证据是毛婆似乎一辈子没有穿过几件正经的衣服,她的形象实在是难登大雅之堂。关于这一点有人形象的说法是,她穿的是连民国时的人都不穿的衣服--其实民国时人们穿的衣服也是很时髦的。这实在让人看不出来她是一个存款达二十万元的人。只是有钱人也分档次,有的人一看就是真有钱的人,而且不是频婆街能培养起来的有钱人。如果放在一堆城市人当中,绝对比城市人还像城市人。就像频婆街的首富王志文,要个头有个头,要气质有气质。可是,毛婆……可是,毛婆就是有钱,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哲学上讲,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毛婆有那么多的存款就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哲学确实来源于生活。

毛婆的老汉叫吴掌印。听到这名字,人们似乎也不难理解当年他的父母给他取这个名字时的心思。但是他一辈子不但没有掌过印,而且简直就是给人下了一辈子的苦力。说起来,他的名字和他一生的经历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极大的反讽关系。这样说吧,就是在频婆街上,别人不愿干的重活、累活、脏活,人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吴掌印。吴掌印也从来不拒绝,而且他最怕没有人来找他干活。因为这在他看来是对他的打工资质的一种否定和羞辱。吴掌印每天的活动规律是,不管早饭后还是午饭后总要去王志文的儿子开的海鲜店门前待一会儿,那是频婆街上第一家海鲜店。去那儿对于吴掌印来说就好像城里人饭后去广场上散步一样。那里是频婆村上的闲人聚集点。频婆村、频婆街,乃至三水县大大小小的新闻都是从那儿发布的。吴掌印的打工广告就是在那儿一天天发布出去而且产生效力的。说起来也奇怪,毛婆一辈子爱摆杂货摊,吴掌印却喜欢给人出力下苦。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人说,他们就像花生壳里的两粒花生,住在一个房子里,却一个不粘另一个。不过这么说也有点夸张。虽然吴掌印似乎和毛婆从来就没有在一起出现过,但去席家洼的老亲戚家行情的时候绝对是两个人在一起。

吴掌印终于到了干不动的那一天,他一跤跌下去就再也没有爬起来。这是在一个大雾弥漫的夏日的清晨,他给频婆村的林医师家的豆子地锄草。去的时候,人还很精神。快到吃早饭的时候,林医师的老婆跑到地里去喊他吃饭,也顺便看看他锄到哪儿了。可就是看不见人影。当她顺着一长畛子地快走到头的时候,发现好像有一个人。待走到跟前一看原来是吴掌印已经身体僵硬地躺在豆苗上。吓得她失魂落魄地拔腿就往外跑去叫人。这一件事成了那一天频婆村里最大的新闻。

吴掌印殁了。

关于毛婆和吴掌印,人们知道的是,他们一辈子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不知道他们是早年没要,还是要了没成,反正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孩子。频婆街上的人们说,炕上没有屙屎的,坟前就没有烧纸的。毛婆和吴掌印当然知道这个道理。听说经人介绍他们曾经给自己认养了一个“儿子”,一个憨厚的小伙子。可是没过两年,那个小伙子还是跑回自己的家里去了,至于原因人们不大清楚。不过,有人说其中的原因是,那个小伙子看着憨厚, 却好吃懒做,而且手脚不太好。他们不要了。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谁知道呢?!

可是吴掌印走的那一天,他们的那个曾经的“儿子”听说后也来送了他一程。来的时候在杨守财的纸活店里买了一个花圈,花了三十块钱。他对其他的亲戚说,我叔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他已经不将吴掌印叫大了,叫叔。亲戚们听后说,娃算说了一句揭底子的实话。而且,亲戚们说,这娃怎么看都不像一个手脚不好的娃。手脚不好是什么意思呀,不是残疾的意思,小伙子不少鼻子不少眼。手脚不好,就是有偷偷摸摸的毛病。这,你不知道,走在哪儿都不招人待见的。不过,我真不希望那个小伙子是因为这个原因而离开毛婆一家的。再说,这话毕竟来无踪去无影的。

吴掌印已经殁了好多年了。

毛婆还在。

毛婆还在摆她的杂货摊。

吴掌印走了以后,就剩下了毛婆和一座三间的土坯房。毛婆本来在街上待惯了,现在剩下她一个人就更不爱在家里待了。夜晚,当人们从她家路过的时候,透过大门就可以看见土坯房里昏黄的电灯。毛婆可能刚从街上回来,不知道她在屋子里来来回回忙什么?也许是数钱吧!反正她不是在做饭,因为她从来就不做饭,她每天的两顿饭都是在街上的食堂里解决的。那三间土坯房,好像毛婆长期租住的一家旅馆一样。那三间土坯房和她的感情还没有频婆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同她的感情深。

吴掌印已经殁了好多年了。

毛婆还在。

除了摆她的杂货摊,毛婆还在说媒。

毛婆在频婆街上见识过各种各样的人,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毛婆开始给人说媒。这也是几十年的杂货摊生涯之外她所从事的第二份职业。说来也奇怪,经毛婆撮合的姻缘,还真个个家庭幸福美满。在离婚率这么高的今天,还没有听说有两口子闹离婚的。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于是,人们送了毛婆一个称号--媒神。“媒神”的称号就像被联合国授予“世界民间工艺大师”的库淑兰的称号“剪花娘子”一样,虽然一个是官方的,一个是民间的。应该像中国的其他地方一样,在频婆街上,在婚姻大事中,媒婆的地位是很高的。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在结婚的那一天,在许多人家的婚宴上,毛婆就和娘家人、外家人坐在一起。那个位置在过事搭的棚席的正中央,知客给席面上端菜的时候,首先上菜的就是那一席。这待遇就相当的高,不是谁都能享受的。而且,还有礼档,一盘旋子馍,一条桃红背面,一瓶西凤酒。这些礼档都是第一棚的席上,大家停下来吃喝,在傧相的主持下,主家当着大家的面端到席面前的东西。

毛婆的故事还有很多很多,她常常能够成为频婆街人们口中的一个话题。这很不容易。毛婆是名人,但并不难见到。如果明天你去频婆街,你就会遇见毛婆;如果明年你去频婆街,你还会遇见毛婆。

日子

女人被男人喝醉酒后打了。她一气之下,领着女儿离家出走,来到了妹妹家。

几年前,女人的丈夫因肝病去世了。她的前夫去世时他们的孩子还没有生下来。后来,她带着一个两岁的女孩儿又找了另一个男人,就是现在打她的这个男人。

女人的老家在一个很遥远很干旱也很贫穷的地方。现在她和自己的妹妹家都在同一个镇上。从小,她们姊妹俩就在这个镇上的姑姑家长大。父母让她们在姑姑家长大,是想让她们姐妹俩长大后能过上好一点的生活,而不是再像他们那样一辈子因为那种望不到头的穷日子而整天唉声叹气。她们俩在这个镇上长大,也就慢慢地爱上了这个镇。然后,就经人介绍顺理成章地嫁给了这个镇上的两个男人。那个她们曾经出生的家乡在她们的心目中只是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而已。虽然她们偶尔也会给在家乡的父母兄弟打个电话问候一下。

女人来到妹妹家已经几天了。

此前,那个男人因为喝醉酒已打过她几次。她都忍了。而这次她已经忍无可忍了。

男人自知理亏,等酒醒了之后,发现女人好几天都没有回来,就去所能想到的亲戚家找女人。他首先想到的是女人的妹妹家,这当然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其实女人再能去别的哪个亲戚家呢?

男人去女人的妹妹家时随身拿了一把刀子。他不是去行凶,他也没有理由去行凶,而是他想通过割伤自己以此向女人以及女人的妹妹表示自己的决心,从此不再打女人。既然都拿刀这样残害自己了,你们还不相信我吗?

在一间屋子里,当男人见到女人时,男人扑通一声跪在了女人面前,当着女人妹妹的面,男人脱下了自己外面的裤子,又当着女人和女人妹妹的面,向自己的大腿上划去。女人的妹妹见状赶紧去夺他手里的刀,可是鲜血已经流出来了。男人一面痛哭流涕地表达着自己的内疚和决心,一面任鲜血汩汩地从腿上流到地下。

男人只能想到通过这样的让别人会觉得不好意思的方式来感化女人了。

女人也只有流不完的眼泪,她仿佛天生就是一个爱哭的人。女人的妹妹一面生气地望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一个这样的姐夫,一面很气愤地责备着他对姐姐是那样的无情。

屋子里灯火昏黄,聚集起来的暖流好像也凝固起来了一样。屋子外面天寒地冻,凛冽的寒风好像要将人的耳朵撕掉一样。这个地方的土地是这样的辽阔,那些星星点点地镶嵌在这块土地上的家庭里不知发生着什么样的故事。可是现在,在这个屋子里发生着的就是这样的故事。目睹着这个故事的,除了屋子里的几个人,就只有时间了。

另一间屋子里,那个头上扎着蝴蝶结的小女孩和一个比她小两岁的穿得鼓鼓囊囊的小男孩一起玩。小男孩是女人的妹妹的孩子。两个小孩一起冲冲撞撞地跑进跑出。他们自有他们的快乐。大人不是小孩,当然不知小孩的快乐。小孩不是大人,当然也不明白大人的烦恼。屋子外面,放眼望去白茫茫一片,目力所及的世界已经被轻轻洒洒的白雪所覆盖。整个世界好像睡着了一样,人就像雪地上偶尔看到的一只哀号的小鸟一样。而静止的世界里是更容易发生许多真实的故事的。这个冰冷的冬天,对于小孩子来说,似乎只是一种若干年后回忆中的童话,寒冷似乎与冬天没有关系一样。两个小孩快乐地玩耍。然而,当小女孩一个人的时候,她的脸色看上去仿佛很凝重。

有时她会一个人捂着脸趴在床上。她想什么呢?正是这样的脸色与举动使她与小男孩有了区别。每个小孩的童年都应该是幸福的。不幸的是未必每位父母都能给他们这样的幸福。只有和小男孩在一起的时候,小女孩才显得那么欢乐。

男人做给女人的表演不知在什么时候结束了。女人的眼泪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最后,女人决定回家去。一方面她就是那样一个心软的人,另一方面她已经出来几天了,她觉得自己应该回去了。男人也跟在她后面一瘸一拐地回去了。他们并没有走在一起,而是一前一后。只有小女孩没有回去。妹妹想让小女孩在自己家里再多待几天,而且两个小孩也玩得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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