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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及国际传播研究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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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与国家形象

中国道路与国家形象试读:

出版说明

经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组批准,2012年5月10日“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及国际传播研究”被立为201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

课题组成立以后,紧紧围绕调研核心,积极开展国际交流活动。2013年3月23—24日,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第五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展览中心举行。这是一个高层次、全方位、开放性的学术性论坛。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00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课题组积极利用这个学术外宣平台,组织承办了论坛的“中国道路:价值观与国家形象”分论坛,设置了“中国价值的基本内涵”、“中国价值国际传播的历史与现状”、“中国价值国际传播与国家形象塑造”、“未来十年的中国价值国际传播”等四个议题。分论坛吸引了来自中、美、俄、澳、韩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的中外学者40余人参加。中外学者以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及其国际传播相关内容为主线,各抒己见,各种观点碰撞、交锋、交融,成为本届论坛令人瞩目的一个亮点。参加分论坛的中外学者共提交会议论文数十篇,本书收录了其中的部分论文。议题一国价值的基本内涵1软实力视阈下中国政治价值的普遍性——兼论我国国家形象建构胡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打开了国门,与包括西方在内的世界的交往和交流日益频繁,不仅限于经济和科技领域,也深入到社会和思想层面。当代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是在中外交往、中西碰撞的过程中形成的,其中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内涵,也反映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任何国家的价值理念,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与历史上数千年的王朝时代相比,以及与改革开放前封闭的社会主义相比,是一个更加走向普遍性而非特殊性的过程。理解这一点,对于中国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塑造至关重要。本文以软实力为理论前提和视角,以建构中国美好的国家形象为宗旨和目的,重点探索中国发展道路当中政治价值的逻辑和取向。政治价值与国家形象:软实力的视阈

当代中国的价值理念和核心价值观,从国家形象塑造的角度看,最核心、最重要的在于政治价值观,这也构成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内容。

目前不少人在谈及软实力的时候,往往把软实力单纯理解为文化的力量,并且经常以“文化软实力”等同于“软实力”。实际上,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有三个来源:文化(对他国具有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在内、外事务中遵守并实践这些观念)和对外政策(正当合理且具有道德上的权威性)。奈自己也评论“软实力就是文化力”的观点只是“部分正确”。他说:“有些分析家简单地认为软力量就是流行文化的力量。他们错将软力量的行为与有时有助于产生该力量的文化资源画等号。他们混淆了文化资源与吸引的行为。”

可见,文化只是软实力的来源之一,而且并非所有的文化都具有软实力。一方面,文化的作用可能是积极的,也可以是消极的,只有被其他国家和民众广泛认同的文化才可能具有软实力;另一方面,这种软实力通常要具有政治性质,相对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而言,政治理念对于国家力量具有更直接的影响。一国的文化受到外国人的喜爱并不等于该国就对它产生了软实力,例如不少西方人喜欢中国的瓷器和餐饮,但这并不增加他们对中国的好感,也无助于提升中国的国家形象,因此这些中国文化尽管是积极的,也不具有软实力,因为这些文化并不涉及政治价值观的问题。约瑟夫·奈在讲软实力时,重视的是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忽视了上述两点内容,就可能使人认为只要文化,不管它是哪方面的,也不管是哪个层次的,只要大力发展文化,中国就会产生“文化软实力”。

实际上,没有政治观念上的改变很难说文化产生了软实力。亨廷顿说得很明白:“西方文明的本质是大宪章而不是‘大麦克’。非西方人可能接受后者,但这对于他们接受前者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在中东的某个地方,几名年轻人满可以穿着牛仔裤,喝着可乐,听着摇滚乐,但他们却可能在向麦加顶礼膜拜的间隙,造好一枚炸弹去炸毁一架美国飞机。”“9·11”事件就是极好的例证。因而“文化软实力”的概念本身就具有内在的困境:一是文化有精华与糟粕的双重性,即使是优秀的文化也未必会产生软实力;二是一种文化对该国内部产生软实力,但未必对他国或他者产生软实力,即使人们接受某国的某种文化也未必就能说这种文化产生了软实力。奈的软实力的核心理念是“人随我欲”——不管是他国的人还是本国的人都会自愿跟随一国的意愿发生思想与行为的改变。只有那些人们接受并转化为自己的观念的文化才意味着他产生了软实力。

因而,文化只是软实力的一个主要来源,并且文化的力量要上升到软实力的层面时就不能不具备政治性。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说:“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交流将毫无意义。”这句话点出了国际竞争和软实力的本质所在。奈曾这样评价柏林墙的倒塌:“柏林墙早在1989年倒塌之间就被电视和电影凿得千疮百孔。如果不是多年来西方文化形象在柏林墙倒塌前就对其进行了渗透和破坏,锤子和推土机也不会管用。”但这并不是影视等流行文化本身的威力,而是它们背后所蕴含的政治价值,尤其是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理念。

除了民主、自由、人权等核心的政治价值理念,与这些核心价值相适应的一套政治制度和政府体制也至关重要。政治价值与政治制度是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对于国家的软实力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些成功地取得并维持了世界强国地位的国家莫不是向世界提供了某种文化和制度,在这些文化和制度中又以政治制度和关于民主、自由、人权的政治价值最为重要。按照新制度主义的观点,国家制度对于经济发展也是一个关键的变量。道格拉斯·诺思认为“国家的存在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国家又是人为的经济衰退的根源”。这说明一国经济的状况,除了自身的资源禀赋之外,最关键的还是取决于政府的制度安排及其发展经济的能力,这种两种能力充分发挥的前提则是政治本身的效力如何。

沿着上述思路,可以把软实力从三个层次加以界定:边缘层软实力、中间层软实力与核心层软实力。边缘层软实力是一国的传统、自然、风俗、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等对于他国民众所产生的表象的、一时的吸引力;中间层软实力主要是一国的制度规范特别是政治体制对他国的感召力;核心层软实力主要是一国的主流价值理念特别是政治价值观在国际上所形成的道义力量,包括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公平等。上述三个层次的软实力是一个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零星散乱到系统整合、由稍纵即逝到稳定长久的对一个国家认知和认同的过程。只有具备了政治价值观方面的软实力,一个国家才能获得持久的、根本的良好形象,才能在国际上具有积极的影响力、辐射力和说服力。

总之,从如何来塑造中国的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忽视了文化软实力的政治内涵,忽视了中国价值理念的政治层面,忽视了我国的政治价值观建构和政治体制改革,很多问题都不能得以解决。而长期以来恰恰比较弱的就是在这些问题上,有关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政治价值观、政治制度缺乏足够的关注。政治价值:普遍性还是特殊性?

任何国家的价值理念,包括其中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必然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肯定带有中国自己的特点、特色与特征。比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的主流意识形态、中国的传统思想观念,等等,都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打上深深的烙印。而且,中国自身也特别强调30年改革开放所走出的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与模式,有人称之为“北京共识”以区别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华盛顿共识”,还有人直接就把中国的发展道路概括为“中国模式”,以凸显其独特性。在国内,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否可以作为软实力资源来推广,尽管还存在不同的意见,在官方话语上也还是一个未定的话题;但在实践上,中国已经悄然无声地在输出其发展模式和改革经验,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这其中,自然包含了隐藏在这一模式背后的价值理念和政治价值观,如对西方式民主价值及其制度设计的否定,包括多党制、议会制、三权分立,等等,实质是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对自由主义民主的价值否定。正如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所指出的,中国模式就是:社会主义+中国民族传统+国家调控的市场+现代化技术和管理。

虽然对于中国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理念独特性的概括目前还没有公认的答案,这一领域的研究尚待深入,但目前对于中国模式以及中国政治价值的独特性的探讨成为热点和主流声音,相反,探讨中国发展道路的普遍性的研究却凤毛麟角,甚至很多人不敢去研究中国政治价值的普遍性。对这一现象,倒是需要进行深入的反思。

有鉴于中国时下特殊主义的观点大行其道,对目前中国政治价值的分析,尤其需要辩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中国发展道路及其价值理念的特殊性当然是存在的,但是如果过于夸大,甚至否定其中所蕴含的普世价值,片面强调中国和别国不一样,单一突出自己独特的个性和特色,把政治价值普遍性的一面忽视了,这是非常不利于中国塑造国家形象的。这是因为从大众心理学的角度看,减少差异是获得大家喜爱的普遍法则,甚至是一个生存法则,所以才会有大量的“从众行为”。如果一个国家有意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另类,过于强调自己跟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不一样,是很难提升其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

约瑟夫·奈在分析文化之所以会产生软实力时,对文化有两点限定:一是在能对他国产生吸引力的地方起作用,二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普世性。美国之所以具有软实力,主要是因为其自由、民主、人权的价值理念获得了广泛的吸引力,具有越来越强的普世性。这方面正如亨廷顿所说的,第三波民主化的一个成就就是“使西方文明中的民主获得了普遍性,并促进了民主在其他文明中的传播”。可以说,美国政治价值的全球传播成为其软实力扩张的要义,这正是约瑟夫·奈软实力概念的核心,即民主、自由、人权的价值理念比其他文化资源更有吸引力与说服力。奈说:“我国经济实力和软实力有助于促进民主价值观,而与此同时,我们对人权和民主的信念又帮助增强了我们的软实力。”

因此,在价值理念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价值都有其共性和个性的一面。从塑造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角度来讲,应该更加弘扬的是人类共享的一些价值,而不是那些特殊主义的内容。而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偏差是比较严重的,主流话语特别排斥人类普遍的理念,过于强调自己特殊的道路,这非常不利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建构,也不利于对中国政治价值观的阐释。从国家形象的塑造来看,如果要让国际社会对中国产生好感,首先让各国民众感觉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是有共享价值的,特别是对于世界普遍接受的价值理念,中国也应当尊重和践行。如果我们总是把自己说成和别人都不一样、和别人没有共享的价值,怎么能赢得别人对你的好感和喜爱呢?

单纯的特殊主义的观点之所以不可取,除了上述原因外,也是因为它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背离。从现实层面来看,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究竟是与人类的普遍价值、主流的文明更疏远了还是更接近了?毋庸置疑是更接近了,这是不争的客观事实。中国之所以要改革开放,就是像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讲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改革开放本身就意味着中国更加融入世界,而不是孤立于世界。改革开放虽然也有一些曲折和反复,但总的来说是中国更加与世界文明接轨,更加注重学习西方的经验和长处,更加用开放的心态去接纳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几乎很少讲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的概念,而且如果使用这些概念通常会面临政治不正确的问题,严重的还要受到批判。那时中国更多强调的是专政,要不断地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很少提社会主义民主。改革开放之后,这些概念才逐步获得认同,从最先倡导民主和法制,到对自由、人权等基本价值的肯定,其进步是巨大的。从过去天天讲专政,到现在天天讲民主,虽然到目前我国宪法上还写着“人民民主专政”,但正如江泽民所阐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质是人民民主。可见,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已经在不断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和政治价值当中,而不是更加脱离。但是为什么在宣传上偏偏总是讲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呢?为什么总是讲我们实际已经接受了的许多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呢?至少就国家形象建构而言,这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

总体上、客观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更加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过程,是逐步摆脱狭隘、偏见和愚昧的思想解放的过程,是民主、自由、法治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的过程,这显示了中国政治价值的基本走向和正确取向,也是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基础和根本。无论是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还是从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需要考量,我们都应该大力地宣传、弘扬上述这一进程,理直气壮地说明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是具有更多的普世性,而不是让国际社会感觉到我们越来越跟人家不一样。片面突出中国的特殊性,既不符合国家形象塑造的规律,也不符合中国现代化的实际进程。

任何国家的政治价值,都是普遍性与特殊性统一。中国的政治价值和与之关联的政治制度,既无法跳出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也不能以不适合国情为借口把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拒之门外。研究中国特殊性的目的,不是为了排斥普遍的价值,而是旨在把普遍性与特殊性更好地统一起来。中国政治价值的取向与国家形象建构

那么,如何从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上对当前中国的政治价值进行认识呢?从建构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的角度看中国应当倡导什么核心政治价值观呢?

对于上述问题,可以从规范的和经验的不同方法去研究和回答。从经验上看,中国的政治价值受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比较强调平等主义、集体主义、等级秩序、人伦关系等,与现代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多元民主、法治精神的价值理念形成对比。这些政治价值有某些合理的成分,但也有不少封建文化的糟粕和不适应现代社会的陈腐观念,需要进行更新和改造。同时,当代中国的价值体系也处在一个变化、发展和转型的过程之中,经验上看一些传统的价值正在式微乃至解体,一些新的价值正在孕育和成长,但总的来说新的价值体系还没有生成。从一定意义上说,中国正处在一个价值危机的时代,以往的价值分崩离析,新的价值尚未确立,中国的价值正在走向多元,但缺乏主流的、核心的价值观。从经验上对中国的政治价值进行研究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任务,这里更多从规范的意义上对此进行一些考察和分析。

从规范的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政治价值必然具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规定性,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这是中国政治价值的特殊性所在。在政治文明的主体地位上,社会主义否定了政治生活中少数人对于多数人的统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推行广大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理想,使人类政治文明的主体性扩展到了大多数民众。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为了要保证广大人民当家做主、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正如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所提出的:“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做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从理论上讲,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要求以及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的优良传统,都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价值的核心。

中共十八大郑重宣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必须牢牢把握并使之成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信念的,就是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放在“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之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的理论概括,应当引起高度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政治价值包含着丰富的内容,但其核心和精髓应当是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在1980年就明确指出的:“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

虽然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价值与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价值有着重要的区别,但从上述内容上看,也存在一些共享的价值,如对于民主价值的肯定,尽管中国所理解的民主与西方并不相同。无论有多少不同,中国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认同民主的价值,认同主权在民,这就是普遍性的东西。民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结晶,我们要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要敢于吸收人类一切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中国的政治价值只有在对人类千百年来政治文明继承和扬弃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发展。诸如人民主权、代议制、普选制、竞争公职、权力制约、责任政府、司法独立、政治公开、合法反对、有限政府、法治、人权等理念,不仅是西方近代政治文明的产物,也是当今世界不同政治体制应当共享的价值资源。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人类文明的共享,制度间的相互借鉴已是各国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和趋势之一,现代民主和法治不断深入人心,这也应当成为中国政治价值的题中之意。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这一重要论断,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应当区分和界定“人类政治文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和“中国政治文明”这三个不同的层面,把握好其相互关系,这对于建构中国的政治价值具有关键的作用。所谓“人类政治文明”应当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无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还是“中国政治文明”都应当具有这种文明形态的共性。实际上,“政治文明”这一概念本身就具有全人类性;而提出这一概念的重要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是一个普遍性的命题,否则就没有必要提出这一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本身就具有超越时空的性质,包含古今中外政治领域一切优秀的制度与文化的积淀和与时俱进的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尤其要注意正确对待和处理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与中国国情的关系。而研究国情的目的,不是为了否定普遍的原理,而是把普遍原理与中国的具体情况更好地结合起来。因此,在有关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的问题上,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充分研究和借鉴政治文明的普遍性,正确分析和判断政治文明的特殊性,敢于并善于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并以此来塑造当代中国新的核心价值观。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十八大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充分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文明的成果,既突出了核心价值观中政治价值的成分,也体现了迄今人类社会共享的一些基本政治价值。十八大有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分三个层次:第一是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第二是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第三是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个概括有两个特点,一是突出了核心价值观之中的政治价值的成分,其中包含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都是政治价值观最为核心的内容;二是充分吸收了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体现了迄今人类社会共享的一些基本的价值,而不是突出中国自己的特色。虽然十八大对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括还是初步的和规范性的,但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从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说,也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综上所述,从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构的角度看,阐释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的时候,一定要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处理好,更加注重挖掘和弘扬中国价值观当中普遍性的内容。而且,不仅是在理念上认同并倡导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等核心价值,还要通过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安排把这些核心价值诉诸政治过程之中,落实到实际行动上。只有这样,中国才可能具有强大的软实力并拥有一个让世界人民心向往之的美好国家形象。(注释略)

作者简介:胡伟,博士,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上海市社全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东北亚名人会”中方成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荣获“五个一工程”奖和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主要研究领域为比较政治学、政策分析、中国政府与政治。1982年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学习,1989年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曾任复旦大学政治与行政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导。2000年9月转至上海交通大学任教。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法国政治学院、挪威卑尔根大学等国际名校做高级访问学者或访问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国际政治学会(IPSA)理事会成员、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行政管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副会长等。著有《政府过程》等,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等发表论文上百篇。2[1]中国价值、中国形象和中国软实力白永辉介绍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价值”一直备受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中国著名哲学家(诸如孔子、孟子、老子等人)虽观念不同,但均提倡引导家庭成员关系、社会成员关系、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关系的相关规则。(注:有关中国哲学家的实用型西方初级读本Benjamin I.Schwartz.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Belknap Press.1985.)西方知识分子、哲学家、学者已对中国价值观的起源、内容、影响进行了研究。几个世纪以来,论及中国价值观具有国际政治关联性确实是实至名归。中国的朝贡制度被赋予多重意义,强调中国作为世界文明中心中国帝王的超然地位以及庆典和礼制。(注:有关中国朝贡制度颇具价值的著作如下:Mark Mancall.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3 (349): 14-26; John K. Fairbank.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1969 (47) No. 3: 449-463; and John Cranmer-Byng.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1973 (67): 67-79.)古代中国王朝和亚洲内陆,中国的“边缘”地区(比如:香港和澳门地区),以及遥远的国度互通贸易时,要遵守朝贡制度的价值观规则。同时,中国与外国传教士来往频繁,外国传教士宣扬的价值观与中国价值观碰撞,严重挑战了中国价值观的尊崇地位。

然而,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亚洲人的价值观才崭露头角。这种现象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成,但主要是由“亚洲四小龙”(香港、新加坡、韩国和台湾)的经济腾飞所致。以当时的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为例,个别人开始鼓吹亚洲人的价值观地位至高无上。(注:Michael Barr. Lee Kuan Yew and the “Asian Values” Debates. Asian Studies Review. 2000 (24) No. 3: 309-334.)然而,该言论在 20世纪 90年代末的亚洲金融危机后不攻自破。(注:Mark R. Thompson. Whatever Happened to “Asian Values”?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 (12) No. 4: 154-165.尽管如此,美国的单边主义(体现在 2003年入侵伊拉克),2008年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美国的经济困境,“中国模式”取得的巨大成就,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成功举办,所有的一切都成功地使得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形象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

许多研究者并未注意到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形象的关系,或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中国软实力三者之间的关系?サ奈迥曜笥?时间里,人们对中国的民间外交和软实力给予高度关注,这很不寻常。(注:Examples include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2006 (48) No. 2: 17-36; Joel Wuthnow.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 Issues & Studies. 2008 (44) No. 2: 1-28; James F. Paradis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2009 (49) No. 4: 647-669; Wanfa Zhang. Has Beijing Started to Bare Its Teeth? Asian Perspective. 2012 (36) No. 4: 615-639; and Wei Liang.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Is Economic Power Sufficient? Asian Perspective. 2012 (36) No. 4: 667-692.)本文中,我会从概念角度出发,讨论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中国软实力的关系紫龋掖尤硎盗φ飧瞿:母拍钊胧帧=幼牛一嵘钊?研究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等主题。而后,我会仔细考虑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中国软实力三者间的关联?此,我会反过来从中国软实力角度对中国的形象和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影响进行观察研究詈螅一嶙龀鼋崧邸M保一够岣鲆恍┘虻サ恼?观察结果。理解软实力的概念

约瑟夫 ·奈关于软实力的概念已得到广泛认可,其概念强调政治效果是通过吸引力或正面的形象来实现,而非由军事力量、经济刺激、制裁或其他所谓“硬性”机制实现的。(注:Jean-Marc F. Blanchard and Fujia Lu. Thinking Hard about Soft Power: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the Literature on China and Soft Power. Asian Perspective. 2012 (36) No. 4: 567.)这种观点与中国思想家们长期以来认为的道德、仁和德治可以产生政治影响并无不同。(注:Shen Ding. Analyzing Rising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ft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2010 (19) No. 64: 255-272.)若果真如此,那下一个问题显然就是一个国家如何“吸引”人,如何树立“正面的形象”,或是如何“展现仁”。据约瑟夫 ·奈所言,一个国家通过自身的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增强其吸引力,并获得正面形象。(注:Blanchard and Lu. Thinking Hard about Soft Power: 569.〇4 Ibid.)

但是这个“答案”却引发了诸多问题,因一国文化、价值观体系以及外交政策本身不能自发地具有吸引力或正能量。比如,基督教文化对于伊斯兰教的教众毫无吸引力。一国文化、价值观体系以及外交政策的吸引力不仅依赖于受众或目标群体(即目标)的特点,还取决于第三方——媒体、非政府组织、目标群体的盟友和政府间国际组织——对发送国的判断。此外,发送国的吸引力也受其他发送国吸引力的影响。在概念方面,目标群体觉得一个国家颇具吸引力,并非因尤为喜爱该国,而因他们认为其他国家的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略逊一筹。地方、局部地区和全球的大环境会影响发送国吸引力和形象,这不足为奇。举例来说,对于一个先前采取军事外交政策,疏远目标群体的国家而言,安全威胁能增加其吸引力。(注:Ibid.)

尽管软实力的概念仍然很模糊,我还是从先前的讨论中得出了三点结论。第一点,发送国的吸引力和形象部分取决于目标群体。第二点,第三方影响发送国的吸引力和形象。第三点,环境会对发送国的吸引力和形象造成影响。发送国在思考如何提高软实力时,以上因素均与之密切相关。简言之,软实力并不是单纯由发送国造就的产物。顺便提一下,约瑟夫 ·奈关于软实力的定义有其局限性,他提出的国家获取软实力的方式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认为这是最佳途径,还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其中一种方法而已。(注:Blanchard and Lu. Thinking Hard about Soft Power: 568.)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形象

由于时间、空间限制,以及可能分散读者精力、偏离本文主题等原因,本部分对中国人的价值观的定义不再赘述。本部分主要强调中国人的价值观概念的复杂性,举例说明、讨论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形象之间的可能性联系。开始之前,应当指明,相对于上文提到的原因和简单分析而言,本部分并不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崛起和和谐世界”等蕴含在外交政策中的国际价值观多做讨论。该价值观还包括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多边主义、通过对话解决争端问题和以国情为基础的发展模式。(注:与这些原则和价值观相关的内容详见 Jean-Marc F. Blanchard and Sujian Guo. “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1-19. In: Sujian Guo and Jean-Marc F. Blanchard (eds.). “Harmonious World” and China’s New Foreign Policy.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Lexington. 2008.)

在思考中国人的价值观时,我们首先要意识到“中国人”是一个颇具争议的概念。对一些人来说,。而对另一些人来“中国人”指“中国大陆人”说,“中国人”还包括台湾人和香港人。还有一些人认为它应包括东南亚华侨。也有人认为“中国人”应包括以上提到的所有人。对西方人来说,这是个难题,可对中国人亦然。我曾听北方人说上海人不是中国人。也曾听上海人说香港人(我有很多亲戚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也曾听说香港人说中国内地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人。事实上,一些香港人和台湾人认为自己具有独特的文化特性,与大陆同胞截然不同。(注:对该争论问题颇有洞察力的早期分析见 Lynn White and Li Cheng. China Coast Identities: Re-gional, National, and Global: 154-193.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简言之,“中国人的价值观”中的“中国人”界限并不是很明了,即使对中国人而言,亦是如此!

即使对“中国人”所含内容意见一致,详细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也非易事。若看商务人员、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的作品,其中不乏中国人的价值观。这些价值观包括“集体主义”(即,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尊老爱幼、关系、面子、尊卑有序、道德主义(即,做判断的倾向)、反对不公、礼仪制度和传统主义。(注:R.I. Westwood, S.F. Tang, and P.S. Kirkbridge. Chinese Conflict Behavior: Cultural Antecedents and Behavioral Consequences. Organizational Development Journal. 1992 (10) No. 2: 13-19; Weining C. Chang, Wing Keung Wong. Chinese Values in Singapore: Tradition and Moder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3 (6) No. 1: 5-29; and Guy Olivier Faure and Tony Fang. Changing Chinese Values: Keeping Up with Paradoxes. Inter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8 (17) No. 2: 194-207.)然而,若有人研究的材料涉及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时,中国省级和国家级旅游部门的网站或说明手册、电视广告、印刷媒体、贸易和投资公平的宣传材料等上面的中国人的价值观则包括环境保护主义、世界主义、消费主义、现代主义和浮夸风(即,将事情夸大)。(注:Yan Bing Zhang and Jake Harwood.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Chi-nese Television Commercial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 (54) No. 1: 156-172; Faure and Fang. Changing Chinese Values. and Astrid Nordin. How Soft Is “Soft Power”? Unstable Dichoto-mies at Expo 2010. Asian Perspective. 2012 (36) No. 4: 591-613.而这些价值观中有些互相冲突的情况也值得注意。举例来说,尊重权威的价值观通常与道德主义和反对不公的价值观相左。无独有偶,礼仪制度和传统主义价值观也与世界主义和现代主义相冲突。

一个国家的形象可以是“老大哥”、“领导人”、“救世主”、“朋友”或者“学生”。也可以用一系列对比形容词来表示国家的形象,比如强势的 /弱势的、崛起的/衰落的、传统的/现代的或者发达的/落后的。当然,一个国家可能有多种形象共存,有时候,这些形象可能相互矛盾。(注:有关此问题的讨论与中国参与哥本哈根气候大会有关,见 Catherine Jones. Understanding Mul-tiple and Competing Roles: China’s Roles in International Order. Pacific Focus (2013 forthcoming).明确说来, Jones关注的是角色而不是形象,但这两者又密切相关。)过去的五十多年里,中国的形象被描述为“发展中世界的领头羊”、“崛起中的大国”、“战略性伙伴”、“世界现状参与者”。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形象是拥有不同变量的函数,变量包括该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治民的方式,对评价其形象的目标群体的行为,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外交政策问题和成就,该国文化,当然还有该国的价值观。(注:在大会上演讲期间, Colin Mackerras教授也指出客观因素在塑造一国形象方面的重要性。)

价值观能影响一国形象,因为价值观的旁观者——即,目标国家——可能不认同这些价值观。比如,近年来,诸如厄瓜多尔、秘鲁和委内瑞拉等一些南美国家反对西方(很大程度上是美国)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因而给美国的形象造成了消极影响。此外,一国发展其形象时,价值观的部分特征通常与该国形象联系紧密。比如,外国人通常会将儒家思想中的孝道和尊重权威与中国的形象联系起来。价值观也为评判一国形象提供了标准。

然而,即使价值观与一国形象相关,但它并不总影响该国形象或其所有形象。举例来说,中国人的集体主义价值观并不影响中国是否为强势 /弱势国家形象,中国人的面子价值观也不影响中国作为发展中世界领头羊的形象。当然,价值观对影响一国形象来说是把双刃剑,认识此点至关重要。比如,“尊敬父母和长辈”增添了重视传统 /权威的人们对中国的喜爱。同时,这也可能让推崇年轻人和儿童权利的人们愈发觉得中国落后,不尊重孩子。因而,我们还要在分析中考虑到目标群体的重要性。

一国的形象也影响其价值观的吸引力。正面的国家形象可能吸引人们去了解本不感兴趣的价值观。以中国为例,中国作为经济成功者和崛起中的大国形象,使得其等级政治制度吸引了一大批行动派,这些行动派均是为加快各自经济发展步伐的非洲、中亚和拉美国家。相反,本来颇具吸引力的价值观也会因消极的形象而变得暗淡无光。举例来说,北京今冬的空气污染和上海黄浦江中打捞出的上万头死猪事件都抹黑了中国的形象,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方面尤甚,此外,因这些事件与中国的管理和监管能力密切相关,故而也降低了中国等级政治制度的吸引力。

本部分中心论点是中国人的价值观会影响中国形象,反之亦然,但两者联系并非自发,且并不突出。实际联系除了受以上所述情况的影响,还受目标群体的性格及其需求、环境和重大事件的影响。此外,本部分还指出很难明确说明“中国人的价值观”的概念。尽管此处不做赘述,但第三方解读不仅影响一国价值观和形象相互作用的方式,还影响感知价值观和构建形象的方式。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形象和中国软实力

人们有理由期待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形象可以影响其软实力,毕竟,根据定义,软实力与其文化、价值观和外交政策相关。但具体影响却不甚明了。我们不能提前预知具体哪些价值观会增强中国的软实力。相反,我们也不能提前预知具体哪些价值观会破坏中国的软实力。本部分旨在理清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与软实力三者间的概念联系。

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软实力三者可能分离的原因之一是“情人眼中出魅力”。一方面,年长的观众和亚洲观众可能觉得中国的集体主义、孝道和礼仪制度等价值观颇具魅力。另一方面,年轻的观众和西方观众的反应可能与之相反。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可能对中国的等级政治制度价值观毫无兴趣。另一方面,许多政治、社会动荡的发展中国家则觉得该价值观颇具吸引力。因此,一些人宣称中国因缺乏民主价值观而削弱了其软实力的言论需要更加细致入微的分析。(注:Sheng Ding. Is Human Rights the Achilles’ Heel of Chinese Soft Power? A New Perspective on Its Appeal. Asian Perspective. 2012 (36) No. 4: 641-665.)西方发达国家可能不愿承认中国经济、工业或贸易强国的形象(这样看起来,中国像是一个颇具竞争力的威胁),然而发展中国家或政局动荡的国家则将中国视为继西方国家和西方国际金融机构之后的援助和投资的后续资源,因而愿意接受中国的经济、贸易强国形象。

三者分离现状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的价值观并不仅限于中国人范围内。比如,家庭的重要性或尊老的价值观在拉美裔美国人文化中也有迹可循。同样,“集体主义”价值观也存在于日本和俄罗斯价值观中,而面子价值观在日本、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也同样重要。(注:Fritz Gaenslen. Culture and Decision Making in China, Japan, Russ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orld Politics. 1986 (39) No. 1: 78-103.)此点指出,中国的价值观因未独树一帜而无法额外增强本国软实力,但却未因其缺乏独特性而削弱本国的软实力。这表示中国人和目标群体的价值观相重叠的情况可能导致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形象出现在目标群体眼中。

另一个影响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软实力三者关系的因素是重大事件。详细说来,若从一些成功举办的盛事(比如:成功举办 2008年奥运会)或重大的科技成就(载人航天)背景下来看,中国的价值观可能更具吸引力。若将价值观和重大腐败丑闻或政治动荡联系在一起,其吸引力会大大降低。当然,正如前面所述,第三方解读十分重要。无论出于何种原因,若国际性媒体、非政府组织、政府间国际组织对中国人的价值观或中国的形象做出负面评价,那么这些价值观或形象给中国的软实力带来的积极影响会微乎其微,甚至完全消失。

总结本节,值得一提的是即使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形象对中国的软实力产生影响,但并不代表它们会赋予中国影响政治后果的能力。第一,即使一个受众发现中国颇具吸引力,可能并非受积极的政治方式的影响。比如,许多欧洲人喜欢中国食物、杂技和中国功夫,但这都与他们如何看待中国相关的政策(包含贸易政策、环境政策、对朝政策)毫无关系。第二,如果有关党派受积极的政策方式影响,他们会采取行动来影响政治,这取决于诸如人数、(国家领土)临近程度和领导人之类的多种因素的影响。第三,他们拥有的政治权力必须要高于中国相关政策变化的反对者。因此,完全可以想见,重新塑造或推广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形象,进而影响中国软实力所做出的所有努力,即使动机是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但在政治方面也可能徒劳无功。(注:Blanchard and Lu. Thinking Hard about Soft Power: 577-578.)中国的软实力对中国的形象和中国人的价值观反作用

中国的软实力实现以后,随之而来可能会产生许多影响,有的十分有趣,有的则十分棘手。关注增强软实力时,中国的决策者们需要考虑其带来的后果,因其付出的代价会抵消软实力增强带来的利益。首先,中国政府有义务采取进一步意义深远的措施,维护其能赢得软实力的中国形象。举例来说,如果中国的软实力得益于其作为经济强国、关注环境保护、第三世界的领头羊和救世主的形象,那么中国必须采取意义深远的政治、经济及其他措施,确保中国维护其经济强国、保护环境、第三世界的挚友的形象。

其次,基于中国人的价值观来维护软实力的要求,中国政府需采取不同措施,不断认可、巩固或淡化某些价值观。例如,若中国的软实力和诸如孝道、传统主义或反对不公等价值观的流行有关,那么中国需要继续采取措施维护传统的父子关系、尊老价值观,保护传统,反对不公。事情越来越复杂化,政府支持某些价值观(比如:传统主义和礼仪制度)回归,可能会削弱政府对另一些价值观(诸如世界主义和现代主义价值观)的支持,或要求废弃 /削弱这些价值观。

于是,归根到底,我们得到一组悖论:软实力既拥有自由,又要受到限制。它拥有自由,因其可给予发送国超出军事、经济实力外的力量源泉。然而,它也受到限制,因要求发送国采取措施维护某些价值观,为增强软实力提供源泉。结论

本文中,我已经分析了与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中国软实力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注:本分会的其他论文可帮助我们开拓思路,思考每一个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至于其他问题,我已讨论了“中国人的价值”概念化的困难之处,回顾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国的形象联系的方式,仔细考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软实力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软实力主题本身十分复杂,我的分析引发了诸多额外的不确定性和质疑。显而易见,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软实力三者之间的相互联系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分析。

本文对中国政府的政策有颇多影响。首先,在软实力建设方面,中国政府需意识到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和中国的软实力三者之间的复杂联系。其次,在最大限度提升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国的形象,从而增强中国的软实力时,中国政府需谨记行使软实力的目标群体、大环境、与其他价值观和形象的竞争、第三方解读以及用来增强软实力的工具。(注:Naren Chitty. Hard Elements of Soft Power. China Daily. 2010-11-19. http://www.chinadaily.com. cn/opinion/2010-11/19/content_11574979.htm.)再次,中国政府需要意识到:维护软实力可能给中国人的某些价值观或中国的形象带来反作用。

软实力并不是新概念,但有关它的理论性和实证性研究新近方才涌现。中国对软实力的关注、对中国和软实力的有根据的理论性和比较性研究甚至还是一个新现象。这是大势所趋。孔子学院的兴起、欢迎留学生来华、支持举办盛大赛事、为公共外交研究机构拨款、大力发展全球性媒体等等,这些事实均证明中国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运用各方资源支持软实力建设。(注:See, e.g. More Expat Students to Study in China. China Daily. 2010-8-31. http://www.chinadaily. com.cn/china/2010-08/31/content_11228666.htm; Matthew Garrahan and Kathrin Hille. China to Expand English Language Service. Financial Times. 2011-11-7; and Chen Jia. Making a World of Difference. China Daily. 2011-12-14. 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11-12/14/content_14261831.htm.)世界人民理应与中国人一道,深入理解中国及软实力的相关知识。

作者简介:白永辉( BLANCHARD, Jean-Marc F.),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前会长,旧金山州立大学美中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美国《中国政治学刊》编委会委员,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员,美国《中国政治学刊》前副主编,美国中国政治研究学会前研究主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政治学博士,上海交通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对外交流合作院长助理和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主任。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公司对中国投资、中国投资公司、中国能源安全、中国软实力、国家安全政治经济学、经济鼓励措施、经济制裁和国际化等。注释[1]本文源自第五届中国学论坛“中国道路:价值观与国家形象”分会上的演讲(2012年3月24日,中国上海),此为修订版。感谢与会者的真诚评价,让我受益良多。Chinese Values, China’s Image and Soft [1]PowerJean-Marc F. BlanchardIntroduction“Chinese values” have been an issue for scholars within and outside China for centuries. Chinese philosophers such as Confucius, Lao Tzu, and Mencius debated and advocated the rules that should guide relations among family members, members of the community, and rulers and the ruled.(注:A useful Western primer on Chinese philosophers is Benjamin I. Schwartz. 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Belknap Press. 1985.) Western intellectuals, philosophers, scholars have researched the origins, content,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values. It is fair to say that Chinese values have ha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relevance for centuries, too. The Chinese tributary system was heavily value laden, emphasizing China as the center of world civilization, the primacy of the Chinese emperor, and ceremony and ritual.(注:Useful works on China’s tributary system include Mark Mancall. The Persistence of Tradi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63 (349): 14-26; John K. Fairbank. China’s Foreign Polic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Foreign Affairs. 1969 (47) No. 3: 449-463; and John Cranmer-Byng. The Chinese View of Their Place in the World: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China Quarterly. 1973 (67): 67-79.) Dynastic China’s trade with diverse actors in Inner Asia, China’s “periphery” (e.g. Hong Kong and Macao), and distant realms was often conducted according to the value precepts of the tributary system. As well, China’s interactions with foreign missionaries repeatedly brought the issue of Chinese values to the fore as foreign missionaries trumpeted their own values, in the process challenging extant Chinese ones.

Still, it really was only in the 1990s that the issue of Asian values generally and Chinese values specifically came to the fore. This was a function of a myriad of factors, but largely resulted from the economic successes of the four “East Asian Tigers” (Hong Kong, Singapore, South Korea, and Taiwan). Individuals such as then Singaporean Prime Minister Lee Kwan-Yew and Malaysian Prime Minister Dr. Mahathir Mohamad began to trumpet the superiority of Asian values.(注:Michael Barr. Lee Kuan Yew and the “Asian Values” Debates. Asian Studies Review. 2000 (24) No. 3: 309-334.)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t the end of the 1990s, though, undermined such claims.(注:Mark R. Thompson. Whatever Happened to “Asian Values”? Journal of Democracy. 2001 (12) No. 4: 154-165.) Nevertheless, American unilateralism as manifest in the 2003 invasion of Iraq, the Great Financial Crisis of 2008, US economic woes, the impressive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a model,” and the extremely successful 2008 Beijing Olympics and 2010 Shanghai World Expo all turned the spotlight back on Chinese values and China’s image.

Most researchers do not look at the link between Chinese values and China’s image, between Chinese values and China’s image, or between Chinese values and China’s image, and China’s soft power. This is odd given the rising attention given to Chines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or so.(注:Examples include Bates Gill and Yanzhong Huang. Sources and Limits of Chinese “Soft Power”. Survival. 2006 (48) No. 2: 17-36; Joel Wuthnow.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 Issues & Studies. 2008 (44) No. 2: 1-28; James F. Paradise.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Harmony: The Role of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Bolstering Beijing’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2009 (49) No. 4: 647-669; Wanfa Zhang. Has Beijing Started to Bare Its Teeth? Asian Perspective. 2012 (36) No. 4: 615-639; and Wei Liang. China’s Soft Power in Africa: Is Economic Power Sufficient? Asian Perspective. 2012 (36) No. 4: 667-692.) In this paper, I discuss, conceptually, the link between Chinese values,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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