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中西医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周亚东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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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读中西医文化

品读中西医文化试读:

总前言

《中医药院校特色通识教育读本》是由上海中医药大学联合安徽中医药大学作为发起单位,依托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教学管理研究会及教育科学研究会这一平台,吸纳相关中医药院校的专家共同完成。本系列读本首批出版9种,以后将逐步推出后续读本。

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的目的在于造就博学多识、通权达变、通情达理、眼光长远且兼备多种才能与优美情感的人才,属于高层次的文明教育和完备的人性教育。其核心在培养健全的“人”,其实质就是对自由与人文传统的继承。医乃仁术,更是人学。扎实的文化基础、良好的科学素养是培养卓越中医药人才的关键,也是目前院校教育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诸如“夫医者须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事”“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发皇古义,融会新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等古训所言之意正是如此。因此,有必要从中医药人才职业发展特点出发,以优秀民族文化的独特视角,挖掘中医药文化的内核,帮助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学会不断反思,唤醒其积极美好的“慧根”,真正静心思考生命的价值,从而最终达到个人发展、人格完善与职业终极目标的有机统一。

本系列读本围绕通识教育特点,以体现中医药院校学科特色为宗旨,立足中医药学科内涵规律及其独特的“审美”维度,在主题选取上既重视传统治学中有价值的瑰宝,又广泛涉及文学、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础等各个领域,努力做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人文社会学与医学科学等诸多因素的协调融合,从经史子集、古今中医名家的诗词书画著作赏析、人与社会的关系、现代科技发展动态等几个维度出发,满足读者获取知识、提高素养的要求。读本在语言风格上力求雅俗共赏、饱含情趣、详于叙事、略于说明,体现“学习尽在其中、情怀尽在其中,故事尽在其中”的写作特色。

令人感动的是,严世芸教授、王键教授等中医教育大家怀着对中医药事业的强烈使命感亲自参与策划,同时,各位作者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余,仍以一腔热情,组成跨校、跨学科的共同体,潜心投入读本编写之中。首批读本的编写历时两年余,其间召集各类研讨活动二十余次,其编写过程本身就创造了一次次沉淀学术、积极思辨、凝练共识的机会。在此,对各位前辈和同道致以崇高的敬意。

期待通过读本写作这一纽带,引发大家对中医药教育和医学事业的深度思考,尤其希望获得各位读者的学习心得和智慧贡献,以致教学相长,共同进步。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校长 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常务理事、教学管理研究会理事长 胡鸿毅2014年9月 

前 言

中国有一句俗话:“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由于地理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差异,自然也就出现了靠山吃山的农民与靠水吃水的商人,并由此衍生出文化风格迥异、价值追求不同的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晏子春秋•杂下之十》曰:“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植物尚且如此,人和文化更是如此。在不同的地域,具有不同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养育了不同肤色的民族,孕育了不同风格的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文化的差异性主要表现其地域性和民族性。

人们把地球分为东西两个半球,东西半球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差异很大,因而不仅孕育了不同肤色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且也孕育了不同类型的文明,产生出不同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不同的地域文化具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表达形式,不同的价值判断标准,不同的风格和特色。东西方具有各自不同的饮食文化、建筑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医学文化等。正如中国科学院前任院长卢嘉锡院士和路甬祥院士在《中国古代科学史纲》序言中指出:“世界上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孕育出了不同文明的源头,也形成了不同的对客观世界认识的思维方式。西方的科学注重归纳、演绎、抽象、分析,而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则注重有机整体、融会贯通、综合总体和相生相克,以及依靠悟性产生的智慧,深入认识客观世界的本质。这两种学术思想体系的区别,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有如西医和中医。”学者熊月之先生也如是说:“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如果在各种学科中,举出最能体现中西文化特征的一种,我以为医学最为合适。”1981年的诺贝尔奖获得者依来亚斯•哈内奇说:“中华文化可能是世界上唯一能够感召人们不要碌碌无为、不要虚度一生的文化。中华文化遗产之丰富恐怕首屈一指,它不仅是在人文科学领域,而且在医学文化方面也居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因为中华文化把世间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都放在生命里。那么,在有关生命的所有认识论和方法论中,中西方文化凝聚的差异最为显明就不足为奇了。”

中西医学是当今世界并存的两大医学体系,两者来自于不同的地理环境、语言文字、人类的历史活动和文化传统,两者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两者在理论体系、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价值取向、行为规范、诊疗模式乃至审美意蕴等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中医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土壤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医学体系,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联系。它以元气论为哲学基础,坚持有机论、整体观,注重自然、环境、人体、心理诸要素的综合作用,运用宏观系统辨证的方法,从整体的、连续的、运动的角度来研究生命和疾病,通过“望闻问切”四诊法来收集生命的信息,以扶正祛邪、调节平衡的观点来治病救人。中医学以“天人合一”为核心精神,尊重自然,顺应自然,遵循自然之道,充分利用自然之力和人体的自我调节、自愈能力以达到治疗疾病、延年益寿的目的,强调人类应当积极地去适应自然界的变化,与大自然保持一致,主动地养生防病。

西医学是以古希腊、罗马医学为基础,在西方现代的文化和科学背景下形成的医学体系。它以古希腊哲学的原子论为基础,坚持机械唯物构成论,运用分析还原方法,从局部的、间隔的、静止的角度分析人体的结构和功能,准确找准病因、病理和病灶。西医学和自然科学紧密结合,以近代以来的物理、化学、生物学、数学等学科知识为依托,运用实验、逻辑、数学等方法,以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病原生物学等为基础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西医学主张天人对立和物我分离,遵循“征服自然”的思维,存在着明显的欲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想要支配自然界的倾向,甚至提出了“改造生命、提高生命、发展生命”的口号。西医用对抗手段战胜疾病,用手术疗法割除病变部位,用各种化学药物抗菌、抗癌、抗病毒、抗增生、抗衰老、抗纤维化等,以期直接消除实体病因、病灶。

关于中西医学谁优谁劣的问题,毛泽东曾做过这样的评价:“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医言气脉,西医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专求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可见,西医有西医的标准,中医也有中医的标准。我们不可以用西医的标准来评判中医的好坏和优劣,反之亦然。我们要牢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做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西方医学是由局部到整体,由分析到综合,在革命中建构,在革命中创新。而中医学是由表及里,由本及用,在传承中运用,在传承中发展。这是人类认识的不同领域、不同方法、不同道路,两者殊途同归。本书编委会2016年3月 |第一篇|寻找中西医文化源头文化源头——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

中西医起源于两种不同的文明源头——中医文化起源于内陆文明,西医文化起源于海洋文明。

从地理的角度看,全世界可以分为东西两大半球。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差异孕育出了东西两个不同的文明源头,东方古代文明源头以中国为代表,西方古代文明源头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而近现代西方文明以西欧和北美为代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是世界两大主流文明。从原始类型看,人类文明分为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和商业文明三种类型。史学家钱穆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说:“游牧、商业起于内在不足,内在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代文明主要属于农耕文明,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西方古代文明主要属于游牧和商业文明。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分别孕育了不同的医学,东方古代文明孕育了中医学,西方古代文明孕育了西医学。文化源头的差异是导致两种医学走向不同的发展道路的基础和关键,是导致两种医学在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中始终难以进行有效沟通与有机融合的根本。一、中医文化源头——内陆文明

中医学起源于中国古代文明,具有极其鲜明的中国文化特征。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文化氛围造成中医学和西医学具有明显的差异。

1.从地理位置看,中华古代文明属于内陆文明

中华民族的地理生存空间如何?早在两千年前,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这样描述华夏民族的这片栖息地:“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司马迁的《史记》则这样描述一统天下的大秦帝国的领地:“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两段关于中国疆域的精确而概括性的描述,向我们清晰地展现了中华大地的地理位置和地形地貌。

中国的地形是一个四面封闭、整体联系很紧密的大陆。大陆的北方是蒙古高原,那里是难以跨越的千里戈壁,戈壁滩以北,则是茂密的西伯利亚原始森林,再往北则是北极冰原。因此,北路的交通充满了重重的阻碍。

大陆的西北方,以祁连山下的河西走廊为起点,其西是极其广袤而荒凉的茫茫沙漠,在大漠南北,更有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等雪峰横亘。可见,中国通往西方的陆路交通是何等的艰险,不是张骞那样大智大勇的人是难以逾越的。尽管古人以极大的智慧和勇气开辟出了丝绸之路,并使之一度成为古代亚洲与欧洲之间、东亚与南亚次大陆之间交流的通道,但行路之难,难于上青天,因而所付出的代价是十分惨痛的。

至于西南方,则耸立着地球上最高大、最险峻的青藏高原。这片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平均海拔4000千米以上,全世界14座海拔8000千米以上的高峰,有8座矗立在这里。就陆路来说,中国的北、西北、西南三面都是难以通过的。

最后,再看中国的东面,面临的则是世界最大的海洋——太平洋,东面是大海,较少有半岛,也缺乏像英国那样的大岛屿(不列颠岛面积20万平方公里,台湾岛仅有3万平方公里)。对于古人来说,由于社会生产力低下,航海器具简陋,航海知识、技能有限,太平洋的浩瀚无际,波涛汹涌,凶险异常,同样是难以征服的障壁。

从上述的地理环境我们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一面为浩瀚的大海所包围,另一面则被高山峻岭、戈壁荒漠所阻隔,造成了中华文化与其他文明古国相对隔绝的状态,从而造就了中华文明具有内向、稳定型的特征。由于高山、高原和浩阔太平洋的限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与世界其他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间明显地相互隔绝、彼此独立着,使中国传统的文化和学术思想可以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中持续地发展,而不至于中断或异化。所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既有一脉相承、独立完整、日臻成熟、内容积累极为丰富的一面,又具有相对封闭、创新能力较弱的一面。

2.从地形面貌条件看,中华古代文明属于大河文明

中国地域十分广大,腹里纵深,回旋广阔,地形、地貌、气候条件多样,物产资源异常丰富,形成了一种恢弘的地理环境空间,这是世界其他文明发祥地所不能比拟的。

中华文明是在适合农业耕作的大河流域诞生的。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祥地,由黄土高原和冲积平原组成。在这片七八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土地肥沃,自然生态环境良好,非常适合远古人类的生存。华夏先民在这里狩猎、放牧,进而发展农耕业,奠定了文明的根基。与此同时,中华文明的策源地又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海河流域、淮河流域乃至辽河流域,以及西南的崇山峻岭间,也同样是中华文明的摇篮。这些区域的总面积大约有五百万平方公里。秦汉以后,先民们继续开疆辟土,进行民族交融,形成了土广民众的大帝国,经过唐、宋、元、明、清各代的漫长发展,终于形成了今日中国近一千万平方公里的广大领地。现在称作华北平原、长江中下游平原、黄土高原的地方构成古中国的中原地区,这个地区的地形条件非常好。华北与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属于平原地形,只有较稀少的山脉。在一万年至一千年前,黄土高原也是比较平坦、植被丰富、易于远古人类开发和生存的地区。

中国的大河文明是发源于大江大河流域,中国古代居民大都聚集在大江大河流域进行生产劳动,生息繁衍。大江大河水利资源丰富,灌溉便利,沃野千里,地势平坦,平原多,山地少,内陆成片,土地相对肥沃,独特的农耕环境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中华民族便把绝大部分的精力投入在土地之上,依靠广大的陆地和千万条河流的滋养哺育而生存和发展,并形成了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大河文明。大江大河、大块平原等优厚的地理条件哺育了中华民族,大河流域成为中华民族文明的发源地。

3.从气候土壤条件看,中华古代文明属于农耕文明

从地球经纬度看,中国黄河流域文明集中地分布在北回归线到北纬35°左右的南北十几个纬度范围内,由西向东一线摆开,形成一条狭长的地带。在此狭长地带的南面,是大片荒芜的沙漠和一望无际的海洋;在其北面,则是碧绿苍穹的欧亚大草原,在辽阔的大草原上生活着众多的游牧民族,他们追逐水草,依靠放牧而生。中国国土的大部分位于北半球的温带—暖温带地区,在这一地区形成了独特的温带和亚热带季风气候,冬冷夏热,冬干夏雨。这种雨热同季的气候特点对农业生产十分有利,冬季作物已收割或停止生长,一般并不需要太多水分,夏季作物生长旺盛,正是需要大量水分的季节。这里气候温和湿润,降水丰富,光热充足,适宜人类生存,利于农作物培植和生长,能够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再加上大河上游高山积雪的融化,充沛的河水提供了丰富的水源,灌溉出肥沃的土壤,非常适合农业生产。在这样优厚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下,中华民族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农耕文明。所以,中国自古就非常重视农业的发展,将农业提到了相当高的位置,古代中国一直走的是农业立国之路,农业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二、西医文化源头——海洋文明

西医学以古希腊、古罗马医学为基础,起源于西方文明,其源头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具有极其鲜明的西方文化特征。

从西方文明发祥的大陆看,欧洲大陆本身就是亚欧大陆伸入大西洋中的一个大半岛。欧洲大陆海岸线长37900千米,海岸线切割最为厉害,多是半岛、岛屿、港湾和深入大陆的内海,是世界上海岸线最曲折的一个洲,从地理位置和气候条件看,海洋特征十分明显。

从西方文明发祥的地域看,欧洲人主要聚居在地中海地区,地中海是处于欧、亚、非三大陆地之间的陆间海,被称为“上帝遗忘在人间的脚盆”。地中海是一个内海,风平浪静如一个大湖,是环地中海亚非欧国家公共的交通水面,海岸曲折,岛屿密布,多良港,航海条件极好。地中海地区陆海交错、港湾纵横,海面大多时候波平浪静,为人航行海上从事商贸活动创造了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托尔在《古代船舶》一书中这样描述地中海:“地中海是这样一个海,在这里用帆可能一连几天不能行驶,而用橹桨却很容易渡过平静的水域。”地中海人一旦懂得了用橹桨,就可以走进海洋,而在世界其他地方,人们必须耐心等待“帆”的出现。

从西方文明发祥的国家看,古希腊地处地中海东部,濒临爱琴海,犹如一个长楔子,深入到地中海中,周边有数百个岛屿密布,处于海洋的包围之中,海上交通极为方便。古代希腊包括希腊半岛本土、爱琴海地区和小亚细亚西海岸三个部分。

希腊半岛的陆地多是山脉或岛屿,森林茂密,丘陵遍布,地势崎岖不平,仅有小块的平原,又被难越的关山所阻隔,大河较少,土地贫瘠,多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农业发展条件较差。内陆因山脉阻隔,交通不便。

爱琴海是地中海的一部分,位于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半岛之间,海岸线非常曲折,港湾众多,岛屿星罗棋布。其间陆海交织,海水较浅且相对平静,海内任何部位距离陆地不过50海里,一旦风起云涌,船只可以随时返回港湾。

小亚细亚沿海地带土地肥沃,海岸曲折,多良港,岛屿众多,自然条件极为优越。

总之,古希腊的自然地理条件是多山环海,地势崎岖不平,地形险恶,全境80%以上布满巴尔干半岛特有的崇山峻岭和深峡险谷,仅在沿海有些平原,又为密集的高山峻岭所切割而十分零碎。全境也无一泻千里的大河提供灌溉、航运之利,仅有小块的平原又被山岭所阻隔。典型的地中海气候使希腊夏季虽有充沛热量,却极为干旱。冬天则细雨绵绵,缺乏热量。这样的气候不适合种植粮食作物,粮食产量不高,不能自给自足,而适合种植葡萄和橄榄。当地的人们要生存,势必向海上发展,只能通过从事商业活动和对外殖民活动发展海外贸易来解决人地矛盾和生存问题。三、两种文明源头的文化差异性

文明有多种划分法。按照生成地域划分,文明可以分为大陆文明(大河文明)与海洋文明,大陆文明(大河文明)是指以大陆(大河)为生成背景的文明,海洋文明是指以海洋为生成背景的文明;按照色彩差异划分,文明可以分为黄色文明、蓝色文明、黑色文明和绿色文明,“蓝色文明”指以海洋为基础的文明,“黄色文明”是以农业为基础的文明,“黑色文明”是以工业为基础的文明,“绿色文明”是目前流行的以环保为主题的文明;按生产力(技术)水平划分,文明可以分为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由于发祥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造成了不同文明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很大的差异。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的差异性,是人类分工的自然基础,它造成世界各民族物质生产方式的差异。而生产方式的差异又导致了文化类型的不同,直接影响各地域民族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

中国地处内陆,地理环境相对封闭,以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为主,在本质上属于内陆文明,生活方式相对稳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男耕女织,世代相传。表现出保守性、内向性、知足常乐的性格特征,缺乏创新精神。注重整体价值,看重亲情、血缘关系。富于人情味,崇尚以和为贵。思维方式较内敛,不好张扬。长于形象思维,善于综合。在天人关系上,强调天人合一、敬畏自然、顺应自然。

西方文明发祥于浩淼无垠的地中海,地中海地区的民族较早摆脱农业,以海上航运、海外贸易为主要的经济生活,在本质上则是一种海洋文明。人类从陆地进入海洋,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挑战,征服海洋会培养和激发人的创新和进取精神。海洋文明是外向拓展型文化,向外拓展和商业贸易,表现为征服、殖民、开拓、进取、冒险,不会满足于现状,有着拓展的眼光,去接触、尝试和征服新发现的事物。崇尚丛林法则,崇尚个人力量,信奉竞争生存的斗争哲学,带有强烈扩张主义、重商主义和物质享受主义色彩。把个体主业看作是其核心价值,主要表现为追求个人自由、个人自立、自由思考和选择。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热情洋溢地盛赞大海:“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会被激起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平凡的土地、平凡的平原流域把人类束缚在土地上,把他卷入无限的依赖里边,而大海却挟着人类超越了那些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他便是从一片牢固的陆地上,移到一片不稳的海面上,随身带着他那人造的地盘,船——这个海上的天鹅,它以敏捷巧妙的动作,破浪而前,凌波以行。”黑格尔不仅唱出了一曲西方人的海洋颂,也道出了海洋民族的禀性和特征。

人类文明的产生是多元的,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在整体上并没有文野之分,也无高下之别,两者彼此取长补短,彼此互动,在相互冲突中前进,在交融中发展,都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都是人类共有的不可缺少的珍贵遗产。文化背景——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

中西医兴起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医兴起于农业文明,西医兴起于工业文明。

中西医学在早期都共同经历了起源阶段、巫史医学、经验医学等阶段。总体上看,13世纪以前的中国医学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远远领先于西方医学。然而文艺复兴以后,欧洲自然科学发生了飞跃式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带动了医学的发展,西医开始大踏步地前进。此时,中医虽然也在缓慢地发展,但是与西医的差距不断被拉开。中西医学两种不同的发展轨迹与两种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医根植于农业文化,而西医兴起于工业文化,两种文化造成的思维习惯、认知等方面有诸多不同。一、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生活方式(一)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生活模式“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基本的生活模式,世世代代,年复一年地从事简单的再生产。人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互相交流甚少。

农业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自给自足,在一个固定的场所,按照一个相对确定的时间,种植适合本地区的农作物,这使得人们在一个极其狭小的范围内交往就能得到满足。人们每天都在同一个地方共同劳作,很少需要到外面的世界。一个村庄,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对外交流都很少,这也造就了唯我独尊的心态。生产的确定性带来的是社会关系的确定性。从横向的社会关系来看,一代人之间的关系是确定的,身份、辈分严格界定,要严格地恪守礼仪,不可逾越。从纵向的历史角度来看,下一代与上一代的生活模式基本上相差无几,遵循祖制,不可变更。生产和社会关系的确定性造成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这种超稳定性表现在医学上就是《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伤寒论》等被树立为经典,两千多年来未有改变,新的思想一旦萌芽就被群而攻之,惨遭扼杀。相对而言,西方由于商业流通的特性,形成了思想开放,不拘泥于一方,积极拓展,热烈好动的方式,在医学上也表现为开放式的体系,能够不断地融合新的思想、新的发明和创造。(二)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

在农耕社会里,洪水经常泛滥,如何治水是人们生存的一大考验。面对灾情,一家一户的力量是弱小的,无法战胜肆虐的洪水,人们必须共同合作,互相帮助。人们通常会寻求与自己同一血缘的宗族成员为合作对象,于是人们聚族而居,进行广泛的联合。在大禹治水的时代,这种以宗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机制就开始酝酿,夏商时代,各种宗族及等级制度得到完善和发展。

西周时期,宗法制最终形成,天子是全国最大的“大宗”,各级“小宗”必须结合在天子周围,对天子无限崇敬,这就是“敬宗”。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从家庭中依赖父母到宗族中依靠长辈,再到国家中依赖天子,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血缘促成共同利益的高度一致,从而产生强烈的排他性,小到对外姓氏族的排斥,大到对异邦势力的抗拒。这种宗法意识深刻地影响国人的性格和文化,在医学上的体现就是“上以疗君亲之疾”,要事君、要奉亲、要嗣子,并以此为出发点。在医业的继承与人才培养方面,则表现出承启家学、秘不外授、世代相传等特点,这限制了中医学的发扬光大,也导致许多优秀的中医文化遗产中途失传,后继无人。

在中国的农耕文明形态中,个体力量弱小,而王权强大,这也就为专制主义埋下了伏笔。在血缘宗族或宗派集团社会里,最高统治集团可以随意剥夺其他集团的利益,而不受到任何外部力量的制约。最高集团的意志高于法律,他们可以任意利用法律、破坏法律,法律仅是他们手上的一种工具。医家作为独立的个人,他们的命运操纵在最高统治者手中,有许多优秀的医家被最高统治者所杀害,如《吕氏春秋·至忠》记载文挚用激怒的办法治好了齐王的病,最后被齐王所杀;三国时期名医华佗被曹操所杀等。名医被害,这本身就是对医学的重大摧残。

工业与商业紧密联系,在商业活动中,人们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独立地开展经济活动,他们拥有一定的私有财产,没有基于经济关系而产生的人身依附关系,个人与个人之间是协商或契约关系。人有独立意识,会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斗争。法律是社会管理的基本手段,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个人或集团都不能凌驾其上,法治追求民主、平等和社会的公平正义。在雅典,全体自由的成年男子均可参加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公民大会,讨论和决定国家的重大事情,国家尊重公民独立的人格,并保证和发展公民的个性。民主政治的发展保障了医家的生命不被随意剥夺,同时促进了商业的繁荣,为医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三)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对商业的态度

农耕社会中,农业是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农业经济状况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状况、国家财政状况和国家盛衰存亡,历代统治者对此形成明确的认识。统治者把发展农业作为国家大事来抓,采取鼓励、督促农业发展的诸多措施,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统治者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之上和村落之中,防止农民弃农经商,减少社会流动性,使农村局势稳定。农村稳定就是社会基层稳定,社会基层稳定就是国家统治基础稳定。统治者认为,工商业者积累起巨额财富,富比王侯,对国家的等级秩序、统治秩序造成了强烈冲击。发展工商业还会加剧劳动力从土地上流失,引发农民弃农从商,破坏社会经济基础,造成种种社会问题。因此,重农抑商、以农立国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治国主张。

中国古代把民众分为四民,即士、农、工、商。士排在第一位,“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通过读书科举就可以飞黄腾达,光宗耀祖。农排第二,“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以食为天”。工排第三,商排第四。由于政府对商业的抑制,商人地位低下,中国的商品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到了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已经出现,而统治阶级依然坚持“重农抑商”的政策,推行一系列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这些做法,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导致了国家的落后。

西方向来就有重商的传统,古希腊雅典时期,统治阶级出台各种有利商业发展的政策。15世纪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西欧开始萌芽和成长,西欧一些国家建立起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运用国家力量支持商业资本的发展。

重商的传统推动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展,不仅使得社会财富空前增加,而且带动了科学技术飞跃式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又推动了工业快速发展。瓦特发明蒸汽机,蒸汽机带动着纺织机、鼓风机、抽水机、磨粉机,创造出前人难以想象的技术奇迹。它使纺织业、冶金业、采矿业和机械制造业等繁荣起来,也使轮船、火车、汽车和飞机的发明成为现实。自然不再能羁绊人们的脚步,人们不需再顺应自然的形式要求而劳作,而可以运用复杂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的物质能力。如望远镜、显微镜、温度计等的发明,使人们对现象的认识进入到更加细节的程度,加深了对自然的认识。医学领域得到迅猛的发展,19世纪末,X射线的发现对临床诊断与治疗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电子显微镜的发明使人们对生命的认识深入到超微结构,为病毒形态学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现代医学的每一个进步都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反观农业社会,主要依靠人力、畜力,运用简单的劳动工具就可以进行生产,生产效率极其低下,通过生产提供给人们的物质产品是极其有限的。这就要求人们节制自己的欲望,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消费,自己的生活要与自己的物质生活资源相适应。农耕文明对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程度极低,对自然开发极少,不能运用复杂的物质工具来延伸人们的能力。中国的科学技术重于经验、继承和积累,对历代资料重于收集与整理。农耕文明缺乏物质实力,在医学上表现为上千年来仍然沿用传统望、闻、问、切等手段来确定病情,现代科学技术没有运用到医学中来。二、农业文化与工业文化的思维与认知(一)两种文化对世界的认知不同

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家,近代以前,由于国力强盛,中国文化中产生了强烈的“中央观念”,认为中国是“天下之中也”,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各个方面领先于周边“蛮夷”,形成夜郎自大、闭关锁国的心理定势。中国与周边国家不是对等的国与国外交关系,而是宗藩关系。中国以宗主国、天朝上国自居,中国周边的各小国如朝鲜、琉球、安南、暹罗、苏禄等定期向中国朝贡,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各藩国都有自己独立的行政系统和政治制度,中国并不干预其内政。早期来华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遵照明朝万历皇帝的吩咐,于1602年绘制了一张《坤舆万国全图》大地图,特意将中国绘在世界地图的中央。《坤舆万国全图》是国内现存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一幅据刻本摹绘的世界地图。

工业文明与商业文化紧密相连,商业文化很少有中央观念,只要有利润,有市场,就可以四处拓展,他们的主流文化处于一种动态和开放的状况。这种文化,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文艺复兴时期,很多学者相信地球是圆的,可是没有人去证实。1519~1522年,葡萄牙人麦哲伦的船队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环球航行,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向全人类证明了地球是圆形的说法,在地理学和航海史上产生了一场革命。麦哲伦的航行也证明了地球表面大部分地区不是陆地,而是海洋,世界各地的海洋不是相互隔离的,而是一个统一的完整水域。

由于盲目自大,视野狭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有很大的局限性。医学上,我们认为中医是世界上最完美、最优秀的医学,我们的祖先已经打下了基础,建好了大厦,不容一点质疑,不能半点改变,只需不断完善。固步自封,惰性十足的心态,使我们错过了及时吸收外来优秀医学文化,获得长足发展的契机。(二)两种文化对自然的态度不同

农业文明强调的是天人合一,农耕生活要求天时地利,顺应自然规律,在此前提下发挥人的有限作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类才得以生存并繁衍。人生活在自给自足的状态中,人的心灵与自然万物的生命精神互相交融、互相滋养。因此,人类必须保护大自然的原生状态。中华文明是自给自足的农业文明,没有向外的需求,具有和平主义精神,不仅崇尚人与自然的和谐,同时倡导人与人、国与国间的和谐。

中国文化的各家各派对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也大加提倡。儒家提倡仁民爱物,道家提倡自然无为,佛家提倡不杀生。道家将自然界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天地,采取了顺应自然的行为方式。道家思想在中医治疗理论、方法等许多方面都得以体现。如中药治病强调“天人合一”的整体观,要求顺应自然,诊断病情凭医生的感觉,治疗用的是草药,甚至可以与疾病和平共处等。

此外,农业文明中有“敬畏天地”的意识。对农业文明而言,无论怎样改进生产工具和生产环境,都收效甚微。因此,人们对发明或使用工具的重视程度不高,而把重点放在如何顺应和祈求自然方面。

在西方工业文明中,强调提高技能和改进工具,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征服自然。人类可以按自己的要求去改变自然系统,营造适合人类生存的环境。与农业文明崇尚和谐不同,西方工业文明崇尚冲突和竞争,对外具有强烈的扩张欲,因为商业资本需要市场,需要资源。医学上,西方没有与疾病和平共处的观念,只要求彻底杀死病菌,治好疾病。(三)两种文化对人们性格的塑造不同

农耕民族在无力与自然抗衡的状态下,降低了认识和征服自然的欲望,“无为”的思想得以广泛传播。老子说:“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塞住欲念的孔穴,闭起欲念的门径,终身都不会有烦扰之事。如果打开欲念的孔穴,就会增添纷杂的事件,终身都不可救治。因此他反对认识自然,探索客观世界。道家思想是《内经》的主要源头之一,道家的态度和方法对中医产生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使中医缺少了那种勇于创新、突破自我的决心和果断。

农耕的稳定性还使人们形成了安土重迁的观念,人们习惯于在一个地方生存,有着浓厚的乡土情结。任何一次出门远行都会被极其重视,更不用说迁都之类的重大事件了。另一个重要的心理文化特质是求安稳,反对冒险,对新鲜事物接受缓慢甚至排斥,中庸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中医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不是没有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只不过有的创新在刚开始萌芽时就惨遭扼杀。

商业追求的是利润,要得到和扩大利益,全靠自己的智慧、力量和胆识,只有勇敢者才能在残酷的竞争中最后生存下来,而胆小、懦弱者没有生存的空间,商业活动造就了探索和冒险精神。医学上,西医呈现出开放状态,任何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只要有利于发展,就会被兼容并包,不惧怕创新会动摇原有大厦的基础。创新和冒险给西方医学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商业的高度发达使得财富剧增。解决了温饱问题后,人们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更多的事情。追溯到古希腊时代,那时经济相当发达,人们通过航海和战争获得了大量财富。战争也提供了大量的奴隶,公元4世纪后半期,雅典约有40万人,其中奴隶占了一半。经济生活高度繁荣,使人们有条件去创造更多的精神财富,产生了光辉灿烂的希腊文化,对后世有深远的影响。古希腊人在哲学思想、历史、建筑、科学、文学、戏剧、雕塑、医学等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这一文明遗产在古希腊灭亡后,被古罗马人破坏性地延续下去,从而成为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源泉。(四)两种文化的“义”“利”观不同

西方商业的繁荣使得功利主义思想盛行。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首次明确用功利主义解释财富:“凡是有利的东西就是财富。而有害的东西就不是财富”。亚里士多德在《政治论》中认为,人的主要目的是实现自己的各种才能,而这必须有闲暇时间和足够的财富才能保证。西方最早的法典《汉谟拉比大法典》中就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到了15世纪,西欧商品经济日益发展起来,重商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一切经济活动和国家政策都是为了攫取金银,增加财富。财富除了带给人们良好的生活,也是社会地位的象征。随着财富的增长,人们可以实现自己心目中的幸福,这种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和膜拜造成了利益至上义利观。商业赢利的原则使西方在“义”“利”之间,更重“利”,这看起来虽然丑恶,但是却是一种强有力的激励因素,推动着整个西方社会,包括医学在内的发展。

小农基础上的中国文化对义与利又是另一种观念。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曰:“何必曰利,惟有仁义而已矣。”他认为,为维护正义,士人君子应当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朱熹沿袭孔孟的思想,主张重义轻利,强调“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要求人们将“义”放在第一位,批评那种自私自利的思想。中国古代的社会以“仁、义、礼、智、信”为道德标准,而“义”是其中心。在中国社会,国家推崇的是大一统,人与自然关系中推尚的是“天人合一”,这要求群体关系的和谐性,而且群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义轻利特点虽对伦理道德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却对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形成了一种桎梏。如在医学上,我们强调医德的高尚,使得医疗实践仅仅满足于一种道德上的无形需求,而缺乏功利方面实实在在的激励。(五)两种文化体证与认知不同

中华农耕文明是在自然的状态中生存,我们更多的是受自然的制约,与西方文明相比,缺少了改造世界的使命。在农耕生活和血缘宗族的关系中,更多是强调自我内心的反省,如“去蔽”“克己”“省察”等。老子称“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庄子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孔孟主张“克己复礼”。人们依照习俗、经验、传统,凭感情、良知、感觉去行事做人,无须开动脑筋去认识自然,对自然做出准确的认识和判断,当然也更无须按照自己的意图去改造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形而上学”,“重天理人伦而轻物器之性”,把探讨的重点放在政治伦理道德上,应用科学技术的发明则被视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不屑一顾。中医学界则表现出重神轻形的价值取向。中医的藏象学说、气血津液、经络学说等一整套理论、概念并不要求从形态结构和物质实体类给予证明,导致中医的思维方法倾向于直觉、顿悟等,表现出浓厚的思辨色彩。由于不重视对微观机制和形态结构的研究分析,中医学在解剖形态方面发展缓慢。

在商业活动中,人们要开拓,要创新,要改造自然,首先必须认识自然。人们不能仅仅凭着以往的经验对物质的客体进行认知,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开动脑筋进行思考,发明仪器进行深入的探究,这培养了人们的认识习惯,提高了人们的认知能力。希腊人认为:古往今来的一切哲理探究均起源于对自然万物的惊异和好奇,都是满足人自身愿望的一类行为。这种观念也使得医学家们意识到唯有熟知人体内部构造,熟知人体生命规律才能从事医疗活动,使西方的解剖学飞速发展。三、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医学

再一次纵观中医学的发展,我们不难发现,中医学术体系在开始时活力四射,充满朝气,领跑世界,在中期时仍然繁荣昌盛,但后来的发展却呈凝滞僵化的态势。

从中西医学源头上来看,二者与巫术都有着不可分割的渊源,巫医同源,这是不争的事实。西汉刘向在《说苑》中对上古时期巫医治病的盛况进行了记载:“上古之为医者曰苗父,苗父之为医也,以菅为席,以刍为狗,北面而祝,发十言耳,诸扶而来者,舆而来者,皆平复如初。”意思是说,苗父是一个医生,他用菅草编成席子,供病人和自己坐卧用,又把稻草扎成狗的模样。对于前来求助的病人,他拿起一只草狗,面对北方,口中念念有词,但每一次治病都只念十个字。无论是扶着来的,还是抬着来的病人,立刻就能康复如初。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巫医治病的方式。

到了西周时期,先后设置有巫医、针巫等官职,巫与医开始分离。《周礼》把“医师”列入“天官冢宰”管辖,而“巫祝”列入“春官大宗伯”职官中,专职医生开始出现。

中西古代医学真正确立的时间应该是《内经》成书时和希波克拉底时代,《内经》和《希波克拉底文集》代表中西医学史上第一座高峰。《内经》与《希波克拉底文集》都借助了哲学的理论,以临床为基础,构建了各自的医学理论体系,两者在方法论和思维方式上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就是这差异,在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作用下,发展出截然不同的两种医学体系。公元2世纪,中国和西方同时诞生了张仲景和盖仑两位医学巨人,分别被尊称为“医圣”和“医王”。盖仑注重探索人体结构和功能,他曾经通过离体心脏实验,考察心搏肌的生理,也曾经用动物解剖证明输尿管的位置,他的方法引导西方医学迈入以实验分析为主要手段的历程;而张仲景关注具体疾病的防治,《伤寒杂病论》并不以解剖学为指导,而在《内经》基础上对人体进行宏观研究,其辨证论治基本原则被一代代传承下来。张仲景和盖仑在科学方法论、动机结构等方面已经毫无相似之处。

14世纪末和15世纪初对中西医学来说,都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经过漫长的中世纪,西方开始文艺复兴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借助研究古希腊、古罗马的艺术文化宣传人文精神。这一时期,知识得到重视,科学精神得以建立。1543年,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论》,日心说从根本上动摇了神学的宇宙体系。这年,维萨里的《人体的构造》问世了,他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根据实验的结果系统地揭示了人体结构,奠定了解剖学的基础。1628年,英国人威廉·哈维在《心血运动论》中提出了血液循环的理论,指出全身的血液是由心脏的类似泵的作用推动,通过血管系统进行循环的。西方医学冲破宗教的黑暗势力开始迅猛发展,医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而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不断为医学输入新鲜的血液,两者相得益彰。

文艺复兴与我国明朝的中、晚期同时,与西方医学的生机勃勃、突飞猛进相比,中国的医学体系已经达到了完美的境地,日趋保守。此时,思辨的思维方式被人们熟练运用,阴阳五行学术体系已经成熟,任何新思想、新观念挑战这一庞大的体系,必然会遭到群起而攻之,或者被重新包装,纳入到现有的体系中来。文化是一个民族标识和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可是深厚的文化积淀有时反成为继续前行的阻碍,中西医学开始在各自的道路上分道扬镳,差距日增。

综上,医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缩影。中国古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领先于世界,特别在唐朝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高度发展,国力强盛,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处于世界历史的先导地位。进入近代以后,我们在各个领域远远落后于西方。对这一现象,许多学者都从各个方面进行探讨。学者钱穆曾认为,西方文化属于游牧商业文化,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人类智慧在不同的生活环境中得到历练,便有不同的产物。农耕民族依恋土地,重农轻商,居安思稳。工业文明与商业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商业文化则有更多的开拓性、创新性和进取性。回归到医学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催生了两者在思维、认知和方法论上的重大不同,导致两者在不同的轨迹上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从而产生出截然不同的医学体系。相比较而言,西方医学是一种集多民族精华于一体的开放型体系,方法不断创新,理论不断更替,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又为西方医学的迅猛发展插上一双翅膀。此时的中医虽在缓慢发展,但已日趋僵化,固步自封。|第二篇|体悟中西医文化精神元气论与原子论

人类总试图在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寻找一种统一的东西,在复杂的多样性中揭示出单一的原初性。古希腊哲学家将世界的本原分别归结为水、气、火等具体物质形态的东西,印度古代有地、火、水、风四大元素之说。同样,中国古代哲学家也做了种种尝试,最终选择了元气作为宇宙生成与生命起源的本原。元气是中国古代哲学、医学乃至整个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基本、最独特的范畴,是中医理论与中国古代哲学的本质结合点。因此,开展元气论的研究,对于中医药学的科学诠释及学术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先生曾认为:“西洋哲学中之原子论,谓一切气皆微小固体而成;中国哲学中元气论,则谓一切固体皆是气之凝结,亦可谓造成一种对照。”一、元气论与中医学(一)东方的“元气论”

1.生态学之气

在中华传统文化里,几乎处处都有气的内容,在一定意义上说,中华文化可称为气文化。

中华气文化始于生态学之气,生态学之气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风、云雾及寒暖气候等自然界之空气、气体的认识有关;二是火的应用,使人们认识到蒸气、烟气、火气;三是与人体呼吸之气及热气有关。气的概念源于“云气说”,云气是气的本始意义,如《说文解字》说:“气,云气也。”气为风雨雾等自然界的气体存在物,如:云气、水蒸气、烟气、呼吸之气、风等。古代先哲们运用“观物取象”的思维方法,“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将直接观察到的云气、风气、水气以及呼吸之气等加以概括、提炼,抽象出气的一般概念。

从地理环境角度来看,中国地处欧亚板块,温带区域最广,大部分面积属高山平原,只有东部、南部临海,中华文明发祥地黄河、淮河流域平原土质松软,雨量充足,为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良的条件,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就以农立国,农耕经济是中国文化起步与发展的沃土。农业生产、庄稼的生长成熟与自然界的风雨光照关系极为密切。古代先哲们在日常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与体验中,发现了天空中的白云,体验到了风的流动。云在风的吹动下,或升或降,或聚或散,变化无穷。天地间的这种升降聚散氤氲之气,即是云气。风的流动,云的聚散,能引起自然界中各种各样的变化。风吹云聚,可致雷鸣闪电和雨,雨水可孕育万物,而雷鸣闪电及狂风暴雨又可毁坏自然界的万物。春风吹拂,沛雨时降,自然界的万物开始呈现生机,农作物也开始萌芽。经过长期的观察思考,人们在“风”(雨)和自然万物的生长之间建立了关联,认为是“风”推动了万物的生长收藏,而风是气的别名,这是导出“气”的概念的一种原因。进而,人们观察到天空中飘动的云气、地面上升的水汽,这样就可能形成气弥漫整个世界并推动万物生长变化的思想。这是人们通过“远取诸物”对自然界现象进行观察思考获得的想法。同时,人们又通过“近取诸身”对自身生命生理现象进行观察,确信了气的重要性。日常生活中,人们最容易观察的就是呼吸之气,人只要活着,就需要呼吸,并且时刻不停。在寒冷的天气,呼出的气受到冷空气作用,变成白色水蒸气,更容易观察到。而且,人们还观察到,人的胸腹的扩张与收缩推动了气的出入,人一旦死去,胸腹运动停止了,呼吸就立刻停止了;当人生病时,有时人的呼吸暂时停止也会使人昏厥。这样,人们就产生了气是人生存的原动力的思想。这时,“气”还是生态学意义的气,称为生态之气,还没有上升到哲学之气,是中国先民们对于自然界云烟等的直接观察,或人自身的呼吸等的直接经验,是象形直觉思维的结果。

2.哲学之气

同任何事物一样,“气”作为一个哲学范畴,有其产生和发展、演变的漫长过程。经过春秋以前漫长时期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通过对自然界的云气、雾气、风气、寒暖之气和生活中的烟气、蒸汽及自身气息的观察思考,人们认为万物皆有气,气是决定万物存在发展与消亡的动力,逐渐形成了“气”这一描述世界存在与发展普遍原理的观念。在气之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先秦先哲们抽象出冲气、天地之气、阴阳之气、五行之气、自然之气、浩然之气、精气等不同概念,但最终被两汉时期的“元气说”所同化,发展为“元气一元论”。

古代哲学中的“气论”是研究气的内涵、运动规律,并用以阐释宇宙的本原及其发展变化的一种哲学思想。认为气是宇宙的构成本原,宇宙万物和人都由气化生,并将最原始的物质定义为“元气”,气是生命的本质。所以,“气”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就是“气文化”。(1)气是指天地阴阳之气 气的原始意义是烟气、蒸气、云气、雾气、风气、寒暖之气、呼吸之气等气体状态的物质。哲学上具有普遍意义的气便是从这些具体的可以直接感觉到的物质升华发展而来。气作为生命哲学的概念,最早见于《国语·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阴伏而不能出,阳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伯阳父以天地之气——阴阳二气解释地震起因。这里的气指天地之气、阴阳之气,已从表示具体的可以直接感觉到的存在物演变为抽象的哲学概念,气成了天地运动的决定力量。尔后的《周易》则将阴阳二气用于阐释世间万物,形成完整的阴阳系统。《周易》主要是在《易传·咸》中以阴阳二气交感论阴阳二气与人体的关系,如其中“咸,感也。柔上而刚下,二气感应以相与”,论述阴阳二气交感是万物化生的根本条件,强调“一阴一阳谓之道”,世界一切皆可由阴阳二气所支配。自然界属“天”,社会属“人”,用“气”来解释天、人和天人关系,这是气论哲学的本质所在,气论哲学即发轫于此。其中的“气”指天地之气、阴阳之气,气已从具体的存在物演变为一个抽象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概念。(2)气是指冲气 冲气即阴阳冲和之气,如《老子·四十二章》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冲气是宇宙万物的生长发育之源,阴阳对立,统一于气,万物当然也包括人在内。(3)气是指浩然之气 各家“气”说,皆是针对天地万物所说,乃实实在在的物质之气,唯有孟子赋予气以道德的意义,形成道德性的浩然之气说。孟子提出“气,体之充也”,认为浩然之气可以抵御外邪的作用,并且强调浩然之气具有可养性,要求人们把“好色”“好物”等形而下的欲望收回去,清除思想意识中追逐声色货利、耳目之欲的那些浅表层次的东西,养成“尽心、知性、知天”的浩然之气。(4)气是指精气 先秦时期,老子对于生命起源已经有所认识,提出了“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指出道乃天地万物产生之根本。在老子那里,“道”的本身就是“气”,而气是生生不息的,“道”虽然是更原始的、最基本的东西,是万物之本源,但“道”和“气”也是有关联的。《管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气说,并改造了老子的道,提出了“精气说”,《管子》曰:“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

天地万物由于有了精气才交错而生。在地上,气生五谷;在天上,气生星辰;游动于天地之间的气生成了鬼神。精气藏于人心,则成为圣人。可见,《管子》认为气是万物之源,也是生命的本源。故现有人认为,《管子》始创精气说,他对老子的“道”为万物之源进行了改造,认为精气才是万物之源。作为万物之源的精气是气之精者,它是一种极细微的物质,没有固定的形式,广泛地存在于天地之间,“道在天地之间也,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管子·心术上》),并且流动变化而产生出各种具体的东西。《管子》的精气说论述了人亦由气所化生,即其《水地篇》中所载“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行”,具体地论述了人产生之道,点明此“精气”非一般之气,乃“气之精者”,正式确立精气一说。同时,《内业篇》还有“精存自生,其外安荣,内脏以为泉源,浩然和平以为气渊,渊之不涸,四肢乃固,泉之不竭,九窍遂通”之语,认为精气不仅与人的生命起源有关,更可以维持人体相对的稳定平衡,是人体正常生理活动的源泉。《内经》取其生命本源乃精气的理论,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人体生命的过程,有诸如《素问·宝命全形论》“人以天地之气生”、《素问·金匮真言论》“夫精者,生之本也”等多处与精气生命起源密切相关的语句,说明精气是构成生命的原动力,是繁衍生殖的物质基础,确立了精气为生命之本的理论。此外,《内经》将《管子》所论及精气在体内的作用进一步发挥,如在《素问·上古天真论》中有“丈夫八岁,肾气实,发长齿更……七八,肝气衰,筋不能动,天癸竭,精少,肾脏衰,形体皆极。八八,则齿发去。天地之精气皆竭矣”,说明精气对人的重要性,认为精气在人一世中的生老病死生命规律中皆起主导作用。《内经》除了有两百多处论及“精”或“精气”,更由此衍生出一系列诸如神气、血气、脉气、津气等狭义而具体的气,构成了日后中医的精气学说系统。(5)气是指五行之气 《白虎通》认为,五行之气由宇宙中的“混沌”一气所分,如该书《天地》说:“混沌相连,视之不见,听之不闻,然后剖判,清浊既分,精曜出布,庶物施生,精者为三光,号者为五行。”五行最初为“五方”“五材”之义,至《尚书》曰“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对五行特性有了一定的概括,其后虽有邹衍的“五德始终说”论及五行间关系,但真正将五行说说透,形成系统的“五行之气”一说,却是汉初大儒董仲舒。古代朴素唯物主义者认为,宇宙间一切有形之物都来源于无形之“气”。《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言:“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可见董仲舒将原本实实在在的“五材”上升为五行之气,与阴阳之气并列,都是天地之气所分化,且在邹衍“五行相胜说”基础上首创五行相生说,如《五行之义》言:“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自此确定了“比相生,间相胜”的五行之序,形成真正意义上的五行之气说。

3.元气论

在气之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先秦先哲们抽象出冲气、天地之气、阴阳之气、五行之气、自然之气、浩然之气、精气等不同概念,但最终被两汉时期的“元气说”所同化,发展为“元气论”。西汉后期,在对天人宇宙原始性的探求中,设定了“元”的概念,把“元”作为气之始,把元气设定为具象世界阴阳二气所具有活力的根源。

元气论认为,元气是哲学逻辑结构的最高范畴,是构成宇宙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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