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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宜庆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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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雅

百年风雅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百年风雅作者:刘宜庆排版:情缘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8-01-01ISBN:9787559402066本书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自序家国往事风吹散一“中国”一词最早见于西周初年的青铜器“何尊”上的铭文,在这尊国宝重器上,赫然出现“宅兹中国”四个字,将家国紧密联系起来。“国”的本意指城、邦。“中国”的原意是“中央之城”,即王国都邑及京畿地区。“家”字的本义应为男女交媾。《说文解字》这样解释“家”:“居也。从宀,豭省声。”家是人居住的地方,亦是生命开始的地方。在商周之际,“家”字可以指代宗庙,因而引申为朝廷、国家、都城等义。郑玄释《周礼》时说:“国家,国之所居也,谓城方也。”

家国,国家,紧密相连。仿佛是一条源源不断的长河,流经千年,又复千年。

三千年来,家国情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流淌在每一代中国人的心中。

在中国古代文史典籍中,字里行间随处可见“家国”二字。社会剧烈变迁,沧海桑田,不管乡野小农还是高官巨贾,人人皆知“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规则,在中国人心中总是充溢着“家国”的情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中的经典名言,可见儒家的家国情怀。不断完善自己,行为有规范;管理好一个家族、成为宗族的楷模;治理好一个小小的诸侯国;安抚天下黎民百姓,使他们能够丰衣足食、安居乐业。家族是周王室天下的缩影,把自己家族经营好了的人也一定可以把诸侯国治理好。一个能把自己诸侯国治理好的人,那么他也一定能让周王的天下充满和谐,天下太平。“赤心事上,忧国如家”。韩愈《上李尚书书》中的名句。君国一体这是封建时代人臣共有的思想;一方面是对国家的安危盛衰忧怀如焚;一方面是对君王忠贞不二。他们生活在“君即是国”的家天下时代,不能有现代人的国家观念。赤心表现出封建时代忠君忧国之士的爱国精神,也可用“忧国如家”表现古今忧国忧民之人的胸怀。到了范仲淹,“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他把爱国爱民提升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一生苦吟,“忧国忧家虑万端”,心忧天下,家国天下,是封建士大夫的胸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撰写的这副对联,道出了读书人的心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对明亡的反思。《汉语大词典》将之解释为“国家兴盛或衰亡,每个普通的人都有责任”。二

及至晚清,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船坚炮利打开了古老而封闭的帝国,西潮涌动神州大地。诚如严复所说:“观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中国人的国家观念发生变革。梁启超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把中国人国家观念的缺失归结为三个原因——“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也”。梁启超在对“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运用中,赋予了它全新的含义,由此展现出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萌生,促使从“过去之国”转变为“未来之国”,即从传统的天下国家转变为近代民族国家,这是近代中国演进的路径。梁启超眼中的“未来之国”,具备主权、领土、人民、政府(法律)四个特征。

晚清外忧内患的七十年,社会发生剧烈变化,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传统的士大夫阶层被西风熏染。甲午战败后,开明的士大夫阶层呼吁维新变法。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在湖南推行新政。他们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一时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被革职,湖南新政被废弃。陈氏父子的心血前功尽弃。1900年,陈宝箴在庚子之变的滔天巨浪中病逝。陈三立从时代潮流之中自我放逐,无心于仕途。“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葬父于南昌西山崝庐旁,陈三立成为“大清孤儿”。义宁陈氏三代人经此国难、家难,带有杜鹃泣血的悲剧色彩。故每念于此陈寅恪常常难以释怀,“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等诗句实在是因家族的经历,有感而发。

百忧千哀在家国。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三代人的家事,连着蜩螗沸羹的国事,隐藏着戊戌变法失败的痛史。

追寻义宁陈氏的百年往事,可以照见一个家族的来时路,一个国家的发展路。从陈宝箴到陈封怀,爱国,爱中国文化,是家族精神的内核,是一盏薪火相传的明灯,发散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芒。这灯盏,永不熄灭,亮在历史深处。三

西风东渐,在江浙沪一带,新闻出版,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和家学之中的士绅,敏锐地意识到科举考试制度即将终结,接受西潮,主动把下一代送到国外留学。诗人陈三立家有五子,只有陈方恪没有出洋留学,陈衡恪、陈隆恪、陈寅恪、陈登恪或去日本,或去欧美,走在了时代的前面。

新文化运动之后,北京大学、清华学校都有一批学子走出国门,到欧美留学。他们学成归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他们的思想不再停留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层面,参与社会公共事业,或者致力于教育,或致力于科学,传播民主与科学的种子。这种变化,在胡适父子身上体现得尤其明显。

从江南八个文化世家的家族往事中,我们可以看清楚传统的中国社会是如何向近代社会转型的。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从清末的政治改革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中国人的家国变迁,经过洋务运动,甲午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八年的抗日战争,三年的国共内战。国家动荡不安,家庭破碎离散。中国走上国家独立的道路,如此剧烈,如此漫长,如此艰难。这一百年中的动荡不安,归根结底是古老帝国向现代国家过渡中不可避免的阵痛,或者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浪缓潮平后回头望去,国与家的变迁脉络清晰显现,可是个体在当时的时代洪流之中的挣扎和浮沉,非亲历者终究无法感同身受。

传统的家族结构和生活方式,早已不存。回望晚清民国,何为文化世家?一个家族具有高洁的德行,爱国的精神,书香的浸润,教育的传承,文化的影响。这一切,都可以用“家风”两个字来涵盖诸多内涵。家风,还可以让人想到,风范,风流,风度,风韵。这万千精神气象,在这九大文化世家中演绎成历史因果的纠结,生死流转的悲欣。

回望文化世家的如烟往事,在历史风云中变幻无常。一家三代的历史命运,与国运息息相通。家国往事风吹散,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风向。这本书中,记录的是大风来临的时刻,文化世家三代人的悲欢和抉择。风生于地,起于青萍之末,即将“飘忽淜滂、激飏熛怒”。风起之时,万木有声,尘埃弥漫。有人逆风而行,留下孤独倔强的身影;有人长风破浪,直挂云帆。风起之时,“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须改变如苍狗”,云聚云散,变化莫测。我在这本书中,记录的是尘影与身影、云影和帆影。总之是家国梦影,皆在流水之中。四

国史以载前纪,家传以申世模。家乘可见国史,国史留影家乘。本书中的几个文化世家,并非钟鼎玉食的簪缨世家,亦非地位显赫的高官政要,而是有一股清寒之气。胡适、黄炎培都是在时代的潮流之中,乘势而为,成为天下谁人不识君的名流,从而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成为民国显赫的文化家族。

胡适、钱玄同、朱希祖,这几位学者,在新文化运动中,倡导白话文,鼓吹新文学,引入新式标点符号,进行语言文字改革,开风气之先,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他们脱胎于晚清书香门第,经过出国留学,一跃成为新潮人物。士大夫的家国情怀和现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融合在一起,他们肩负着国家富强、民族独立的使命感。

二十世纪的百年风云,政治变革之迅捷,历史变迁之剧烈,都在家国往事中。家国的悲剧,战争的创伤,革命的代价,都由渺小的个人来承担。即使出生于文化世家,其家族成员亦是一粒尘埃,是草芥一般芸芸众生的缩影。

黄炎培次子黄竞武策反起义,在上海事情败露被汤恩伯活埋,死于黎明前的黑暗。胡适之子胡思杜,于1949年选择留下来,一度与父亲划分界限,然而于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自杀身亡。鲜为人知的悲凉人生,令人扼腕叹息。同时代普通民众的生死,被历史的飓风吹得无影无踪。几位名人的后代,有的死得壮烈,有的含冤而死。有血有肉的身躯,沉默于铁血战争的硝烟;有情有义的生命,倾覆于政治运动的激流。

风平浪静之时,在理性的观照下,离乱,死亡,爱情,亲情,这千载而下的生命主题,几位名人之后的生死,让我们的内心激荡,久久难以平息。正如齐邦媛在《巨流河》中的惆怅:“我所惦念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生死,而是感觉他的生死与世界、人生、日夜运行的时间都息息相关。”五

1949年是中国历史的重大转折点,天玄地黄的时代,亦是文化世家的家族人物的命运分水岭,有人选择离开,有人选择留下。张君劢、张嘉璈、张幼仪与张家的兄弟姐妹分离,他们去了海外。胡适与儿子胡思杜分离。

1957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伤痛之年。这一年的春天太短暂,“早春天气”过后,风云突变,“反右”犹如狂风暴雨。“反右”在几个家族人物身上留下了历史的创伤。

1957年,费孝通和大哥费振东被打为“右派”,一家出了两个右派,一个是大哥费振东,一个是弟弟费孝通,北大教授、法学家费青又惊又怕。他百思不得其解,心情终日抑郁,疾病日益加重,不久病逝于太湖之滨,年仅五十一岁。在同一年,黄炎培的五个子女和一个女婿被打成右派,成了名副其实的“右派之家”。没有被划成“右派”的两个姐妹中,有一个姐姐的儿子,当时是大学学生,也被划为“右派”。黄家一门七个右派,“看似子之过,实则父有因”。朱希祖之子、文物保护专家、经济学家朱偰,因批评拆除南京城墙,被打为“右派”。朱偰在“文革”中,自然成为被抄家、被批斗的“牛鬼蛇神”……朱偰的遗言写道:“我没有罪,你们这样迫害我,将来历史会证明你们是错误的。”

在“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中,诸多冰清玉洁的知识分子,如同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精美瓷器,被狂风卷起抛在地上。生命碎成片,尊严和气节永留天地间。六

国家在曲折的道路上,艰难前行。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一颗猩红色的小太阳从西北大漠腾空而起,直冲云霄,冲击波如同飓风般席卷开来。随后,一声平地惊雷之后,无垠的大漠之上,火球与地面冲起的尘柱连成一体,托出了不断升腾、膨胀的蘑菇云团。巨大的蘑菇云团,在天地之间,无比壮观……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世界。被西方人称为“东方巨响”。

钱玄同之子钱三强、邓以蜇之子邓稼先,是新中国的两弹元勋,他们的家世和人生,是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苦难与阵痛,光荣与梦想。

赤胆忠心,爱国爱家,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虽九死犹未悔。这正是九大文化世家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和现代的知识分子,心忧天下,以造福黎民百姓为己任,以文化薪火相传为平生志愿。江湖蹭蹬朱颜改,忧国忧民志未消。正如一士之谔谔的黄万里,反对修建三门峡水库,他的独立人格,士人风骨,令人缅怀。钱三强,邓稼先,黄万里……他们是历史激流中的孤帆远影,他们是黄河之中的中流砥柱。

多少往事归笔下,百年风云萦心间。我在这本书中,铭刻的文化世家的变迁和家族成员的生死,并使之成为从历史的天空回荡到当下的声音。或者说,我勾勒了文化世家家族成员的身影,让读者感受到在历史剧烈变迁之中业已中断的家风。

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粱。“风云二字宜古宜今,磅礴极了,是遇合,是时势,是风流。”江汉两字,浩瀚无垠,云水苍茫处,停留着家族往事和人物命运,一本书,无疑是一座通往隐秘历史的桥梁。

这本打开的书,连接无限家事与国事,弥漫百年中国风云,是一曲慷慨悲歌,也是一首凄婉离歌。家国沧桑一本书,囊括多少风流人物,英雄豪杰。曲终人散,竞看东海变桑田,唯愿广陵散未绝。—— 一 ——文脉传家:陈寅恪家族往事■陈寅恪家族部分成员

陈宝箴(1831—1900),陈寅恪祖父。谱名陈观善,字相真,号右铭,晚年自号四觉老人,江西义宁(今江西九江修水县)客家人,晚清维新派政治家。历官至湖南巡抚。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系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风云人物。

陈三立(1853—1937),陈寅恪之父。字伯严,号散原,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生前曾刊行《散原精舍诗》及其《续集》《别集》,死后有《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出版。

俞明诗(1865—1923),陈寅恪之母。字麟洲,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俞明诗之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兄俞明震,官至台湾布政使。俞明诗十八岁嫁给陈三立为继室。善操琴,自号“神雪馆主”,操琴雅室为“神雪馆”,有《神雪馆诗》。

陈衡恪(1876—1923),陈寅恪长兄。字师曾,号朽道人、槐堂,著名美术家、艺术教育家。著作有《陈师曾先生遗墨》(10集)、《陈师曾先生遗诗》(上下卷)、《中国绘画史》《中国美术小史》《中国文人画之研究》《染仓室印集》等。

陈隆恪(1888—1956),陈寅恪次兄。字彦龢。诗人。有《同照阁诗抄》传世。1915年,娶散原先生同年进士喻兆蕃之女喻徽,育有一女,陈小从。

陈寅恪(1890—1969),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集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于一身的百年难见的人物,与叶企孙、潘光旦、梅贻琦一起被列为清华四大哲人。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夫人唐篔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生有三女,长女陈流求,次女陈小彭,三女陈美延。

陈方恪(1891—1966),陈寅恪之弟。字彦通,斋号屯云阁、浩翠楼、鸾陂草堂。诗词俱佳。有《陈方恪诗词集》传世。1924年娶孔紫萸,夫妇未生育子女。领养一女,养女于十八岁时难产而死。

陈登恪(1897—1974),陈寅恪之弟。字彦上。留学法国,结识徐悲鸿蒋碧微夫妇,加入天狗会。先后执教东南大学、武汉大学。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擅长诗词,于经学、小学等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得黄侃真传)。在庐山松门别墅与贺黔云相识并结婚。生育一子陈星照(封烈)。

陈新午(1894—1981),陈寅恪的妹妹。家中称九姑,1929年嫁给国民党国防部长俞大维。1930年春夏之交,陈三立卜居庐山,陈新午随俞大维赴德国。1981年客死台湾。陈新午和俞大维生了两个男孩:俞方济和俞小济。

陈封怀(1900—1993),陈衡恪次子。1926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4—1936年为创建庐山植物园而留学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华南植物研究所所长,为我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

义宁即今江西九江修水县,与庐山山川相缭,道里相接。义宁陈氏一门有“五杰”——陈宝箴、陈三立、陈衡恪(师曾)、陈寅恪、陈封怀,而义宁陈氏作为一个家族的徽号,曾经声名远播。义宁陈氏的家世家风、家学渊源、家族流变,以及英才满门的家族荣耀,在中国近代史上,值得大书特书。

陈寅恪的挚友、著名学者吴宓曾评价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

在吴宓看来,义宁陈氏为“中国近世之模范人家”。陈宝箴“为维新事业之前导及中心人物,而又湛深中国礼教、德行具有根本;故谋国施政,忠而不私,知通知变而不夸诬矜躁,为晚清大吏中之鳞凤”。陈三立“少为‘清末四公子’之一,佐父首行维新政革于湘中,坐是黜废禁锢,而名益显,望益高。所与交游倡和者,广而众。又皆一世之名士学人高才硕彦。”义宁陈氏秉承清纯之门风,而无锦衣纨绔之习,堪称“文化之贵族”。

义宁陈氏一门五杰,跨越中国近现代史,见证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以及百余年的沧桑巨变。一家几代人的命运,可见家国情怀。陈寅恪有诗句云“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追寻义宁陈氏的百年往事,可以照见一个家族的来时路,一个国家的发展路。从陈宝箴到陈封怀,爱国,爱中国文化,是家族精神的内核,是一盏薪火相传的明灯,发散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光芒。这灯盏,永不熄灭,亮在历史深处。乡绅陈伟琳 保护义宁 创办团练家族崛起

雍正末年,客家人陈鲲池(名公元,字腾远,号鲲池),从福建上杭迁至江西义宁。陈鲲池为义宁陈氏的始祖,陈宝箴的曾祖父。陈公元号鲲池,恢宏大气,颇具万千气象。鲲池语出《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为鲲。”这似乎预示着刚刚迁移到江西义宁的陈氏家族,会孕育出鲲鹏那样的风云人物。

陈鲲池迁移到义宁后,在泰乡七都竹塅里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中经克字辈、规字辈、观字辈,家族繁衍。陈氏家族崛起靠的是耕读传家。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经过几代人苦心经营之后,就可以通过科举考试改变家族的命运。

陈规鋐,名伟琳,字琢如,号子润,他承前启后,是陈寅恪家族晚清崛起的关键人物。与自己的父辈及祖父辈不同,伟琳从小得以接受良好的教育,禀赋卓异的他在学问素养上显然要较先辈好出许多。“生平为学不求仕与名,独慷慨怀经世志。”

值得一提的是,陈伟琳是一位志怀高远的读书人,还是一名医术颇精湛的中医。陈寅恪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第一节《吾家先世中医之学》写道:“先曾祖以医术知名于乡村间,先祖先君遂亦通医学,为人疗病。”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陈伟琳以岐黄之术惠泽乡民。“病者踵门求治,望色切脉,施诊无倦。”中医之学是义宁陈氏的家学,陈宝箴、陈三立都会望闻问切,为患者诊疗开药方。陈宝箴为翁同龢诊病,翁把看病经过、开的药方写到《翁文恭公日记》中。

陈寅恪年少时多病,经常服用祖父和父亲开的处方药。受祖父和父亲的影响,陈寅恪“少时亦尝浏览吾国医学古籍,知中医之理论方药,颇有由外域传入者”。君子之泽,五世而斩。陈寅恪不敢以中医为人治病,随着时代的变化,“长女流求,虽业医,但所学者为西医”。陈寅恪在日本、欧美留学多年,对中医的态度发生变化,曾经说过:“宁愿让西医治死,也不愿让中医看病。”

陈伟琳的生活范围和眼界比祖父辈更加开阔,他走出竹塅里,到远方游历。揽金陵之胜,东历淮徐,涉略齐豫,北至京师。“考览山川,核其户口,扼塞险易,以推知古今沿革之宜,与其战守得失之数”,这一切都为陈宝箴的到来,提供了家庭环境的熏陶和支撑。

太平军进犯江西,地方乡绅组织起来保卫家乡。大约与曾国藩办团练相前后,陈伟琳也创办了义宁州团练;陈宝箴随同帮办。正如举身军事成就了垂名青史的曾湘乡一样,协办团练把年轻的举子带上了一条上下求索的漫漫长途。正如有的学者所说:“陈宝箴的仕途生涯,始于军旅,而他初涉军旅,是从办团练开始的。在与太平军的作战中,他英勇善战,屡建奇功;而且多谋善断,深得父亲的赞赏和喜爱。在此期间,陈宝箴在父亲的指导下,熟读诸家兵书,精研攻守战术,积累了不少沙场征战的经验。”

1854年春,一支太平军进攻义宁泰乡。陈伟琳率泰乡团练拼死抵抗,因劳累过度,病倒不起,于八月去世,给陈宝箴留下的遗训是:成德起自困穷,败身多因得志。

终其一生,陈伟琳是义宁的乡贤,到了他的儿子陈宝箴,从义宁出发,成为封疆大吏。父因子贵,陈伟琳被追赠为光禄大夫。湘军创建者之一、中国首位驻外使节郭嵩焘为陈伟琳撰写墓碑铭。大吏陈宝箴新政湖南维新前导风气大变

陈宝箴七岁时,一语惊人,被视为英才。当时他读外地的私塾,第一次离开家在外睡觉,夜不能寐。第二天,陈宝箴对塾师说:“昨天晚上,有三个人没有睡着。”塾师问:“谁没有睡着?”陈宝箴从容对答:“我爹,我娘,还有我。”塾师对这个机智而感人的回答,非常震惊。不由得对这个弟子青睐有加,觉得他将来必成大器。

1851年,二十岁的陈宝箴中举人。陈宝箴中举时竖立的旗杆石至今保存完好,在陈家大屋见证了百余年的家族变迁和风雨沧桑。中举竖立旗杆石,可以想见当年陈宝箴中举给这个耕读之家带来的荣耀。

可是,陈伟琳却做了令人费解的决定,陈宝箴并没有在科举的道路上快马加鞭。陈伟琳按了一个暂停键,益督以学,日取经史疑义相诘难,又不断让陈宝箴比较“朱、陆治学所以异同”。就在陈宝箴中举那一年,洪秀全在广西举事。陈伟琳、陈宝箴父子的命运,被狂飙突进的太平天国起义卷入其中。陈伟琳陈宝箴父子组织乡勇,汇入义宁团练。陈宝箴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

1857年,陈宝箴为父亲守丧满三年,奔赴京城参加会试。这一次,命运之神没有眷顾陈宝箴,他落第了。痛苦失意之后,他决定客居京城,参加下一次的会试。这期间,陈宝箴结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举子,与易佩绅、罗享奎交往甚密,被称为“三君子”。这些朋友后来成为陈宝箴从军从政的人脉资源。

1860年10月18日,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宝箴在酒楼饮酒。目睹熊熊火光,陈宝箴感到奇耻大辱,七尺男儿无法报国,满腔悲愤不能自已,拍桌恸哭,举座动容。

国难当头,内忧外患,参加科举考试,还有什么意义?陈宝箴与易佩绅、罗享奎击掌相约,南下加盟湘军。1861年,陈宝箴南归探望母亲,之后投入易佩绅和罗享奎的“果健营”,在来凤、龙山之间防守太平军。其时石达开大举来犯,两军相持数月不下,粮食消耗几至殆尽。陈宝箴冒着风雪和生命危险,从一条凶险叵测的小道潜行,前往永顺募粮求援。知府张修府看到陈宝箴在风雪之中,只穿了一件单衣,于是,命人取来狐裘为之御寒。陈宝箴以将士饥寒交迫好多天、不忍心自己一个人穿的暖为由婉言谢绝。永顺知府张修府大为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陈宝箴马不停蹄将粮草押运。援粮到后,“果健营”士气大振,石达开强攻、围困不能破“果健营”,引兵退去。而陈宝箴单枪匹马小道潜行搬运粮草之举,被视为壮举。口口相传,声名日隆。

1863年,陈宝箴来到两江总督曾国藩安庆驻地。此前,曾国藩已对义宁团练大为激赏,对陈宝箴也有耳闻,数次邀他加入幕府,并赠其一副对联:“万户春风为子寿;半杯浊酒待君温。”陈宝箴的文才、韬略和办事能力深为曾国藩所赏识,进入曾幕府后如鱼得水,被誉为“海内奇士”。曾国藩对陈宝箴倚重,又集句赠送:议事有陈同甫气;所居在黄山谷乡。

几年后,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陈宝箴随后也入京觐见,“以知府发湖南候补”。不久,他将家眷从江西义宁竹塅接到了湖南长沙。1873年,陈宝箴为二十一岁的长子陈三立在长沙闲园举办了婚礼,儿媳是好友罗享奎的长女。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告别了几代人生息繁衍的义宁竹塅,家族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正是这一个转折点,义宁陈氏几代人,登上晚清民国的历史舞台,在政治和文化领域,开始发挥影响力。

陈宝箴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他在任职河南期间,发生王树汶案。拥有盗贼和胥役双重身份的胡体安,以家童王树汶冒名顶替自己入狱。因官场弊端和潜规则,原本并不复杂的顶包入狱案,几经反复,最后牵扯到大批官员,引起河南官场的地震。转任浙江按察使的陈宝箴,在王树汶案尘埃落定后,被“清流党”张佩纶奏折弹劾,受到牵连——降三级调用。后来朝廷查实陈宝箴的抗辩句句属实,“张佩纶所奏自系得自风闻”,但对陈宝箴的处分并没有撤销。郭嵩焘作诗劝慰陈宝箴,“黄粱梦醒酒初熟,毁誉纷纷何足论?”陈宝箴坦坦荡荡,问心无愧,“不计较毁誉得失,乃能求公是公非”。

在晚清官员之中,陈宝箴以“不求富贵利达之心”,努力转移风气。他的仕途命运没有改变,却保住了自己的名节。在王树汶案中,展现出的胆识、气度,为晚清官场所罕见。

官场载沉载浮是常有之事,经过这次的风波,陈宝箴东山再起。在张之洞、王文韶等人的举荐下,被委以重任。1890年,六十岁的陈宝箴再度起航。这一年他被任命为湖北按察使,到湖北视事后,改署布政使。陈宝箴在湖北任职五年期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办洋务,大刀阔斧,方兴未艾。陈宝箴躬逢其盛,经历了多项洋务的兴起和发展,为日后在湖南新政做好了铺垫。

1894年中日甲午海战爆发。光绪皇帝召见陈宝箴,询以战守方略,所奏甚合帝意,乃命宝箴督东征湘军转运。翌年,陈宝箴得知《马关条约》签订,悲愤交集,痛不欲生,泫然泪下:“无以为国矣。”此后,屡次上书,痛陈利害得失,希望变法强国富民。

甲午战败后,陈宝箴担任湖南巡抚,成为封疆大吏,他在湖南推动维新运动,“湘省风气之开,较他省犹神且速,为中国一大转机”。在湖南实施新政,营一隅为天下倡,虽然因为戊戌变法失败而告终,但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功绩永留青史,影响深远。

从1861年陈宝箴在风雪之夜单枪匹马突围,搬运粮草开始,到1900年遭遇庚子之变意外病逝。突围,成为了陈宝箴的人生难题。他一生都在突围之中。平定湖南苗民叛乱,破地方动荡不安之围。在河南、湖北做官吏,突破腐化吏治之围。在郑州襄助治理黄河决口,以水利破水灾之围。在湖南实施新政,破因循守旧之围。鸦片战争之后的那批清朝大臣,生活在内忧外患的时代,深具家国情怀。洋务派,维新派,发起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是突围,结果都是失败。腐败透顶的清政府,招致的外侮一次比一次惨烈,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直至八国联军攻破北京的庚子之变。一次又一次的丧权辱国,让陈宝箴深感独木难支,在庚子之变中病逝。

大清苟延残喘,日薄西山,残阳夕照里,那些试图力挽狂澜的人臣,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陈宝箴因戊戌变法失败,被革职。最终也没有突破晚清政治的迷局。诗人陈三立定居金陵同光诗人誉满海内

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写道:“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唯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人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纵观义宁陈氏的家族发展道路,符合黄仁宇的论述。从陈鲲池到陈宝箴,经过了几代人的惨淡经营。从远方迁来的客家棚民到中举人中进士,这漫漫长途是几代人的梦想接力完成的。陈宝箴中举人,陈三立中进士,这是义宁陈氏家族在科举中所达到的最高点。

1882年(光绪八年)陈三立入乡试,因恶时文,自以散文体作答。非常幸运的是,陈三立遇到了晚清“清流党”主考陈宝琛,赏识其才,破例录为举人。陈三立名正言顺拜入陈宝琛的门下。陈宝琛陈三立师徒之间,情谊悠长,诗歌维系着亦师亦友的风谊,从晚清到民国,书写了一段佳话。陈三立在庐山松门别墅过八十寿辰,陈宝琛作诗祝贺。1934年,陈三立从庐山到北平,见到陈宝琛仍行弟子跪拜之礼。师徒都是白发盈颠,当陈宝琛挽起跪地叩拜的陈三立时,那场景十分感人。

1886年(光绪十二年),陈三立会试中进士。返长沙,与王闿运等人结碧湖诗社。1889年(光绪十五年),他参加殿试,中三甲四十五名进士。授吏部主事。

客家人,义宁,是流传在陈氏家族上的文化基因。罗香林在《回忆陈寅恪师》文中,披露了陈氏几代人携带的文化密码和基因:

陈师的籍贯,是江西义宁县,即前清义宁州的修水县,他的上代是从福建的上杭(汀州所属)迁过去的,本属于客家系统。义宁的客家人,多数在清初从福建的汀州和广东的嘉应州迁去的。

我在清华念书的时候,陈师曾对我说:这些从闽粤迁去义宁的客家人,多数以耕读为业,因为生性耐劳,勤于读书,所以考秀才的时候,本地人往往以学额被客家学子多分去了,便出而纷争,甚至阻挡客家学子入场应考,后来由封疆大吏请准朝廷,另设“怀远籍”学额,专给客家人应考,与原来的学额无关,这才把纷争平息。

陈师一家,自他高祖腾远公,以至他父亲陈伯严先生(三立),都是“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高科的。

陈师一家,正因为是客家系统,而客家又是保持中原文化特别浓厚的族群,所以初期很少和义宁的本地人通婚,除了和义宁的别姓客家人相通婚外,甚至常常和汀州和嘉应州的别姓人通婚。陈师的祖父曾任湖南巡抚的陈右铭先生(宝箴),和嘉应州本州(今梅县)的黄公度先生(遵宪),极其友好。这固然是由于同抱经世维新的新思想,然与这义宁陈姓和嘉应州本州的黄姓,上代本有亲戚的旧谊,也不无多少的关系。这也是陈师因我研究客家语言和历史,所以特别对我说的。

1930年夏天,罗香林于清华大学毕业前夕撰写了有关客家源流的论文,送给陈寅恪审阅,陈寅恪批示:“家谱内,多有材料,须再考查。”正是在罗香林撰写客家源流的论文时,陈寅恪对罗香林说了上述一番话。由此可见,陈寅恪对自己是客家人的身份,非常认可并看重。

正是由于是迁移而来的客家人,陈氏家族读书应考做官之路,曲折漫长。罗香林文中说,腾远公以“怀远籍”入学,不确,学者刘经富指出,陈家的第一个秀才是陈观礼(陈宝箴的堂兄)。

陈三立中进士之后,陈家大屋又多了一个进士的旗杆。据刘经富的考证,陈家大屋门前有陈宝箴中举的旗杆石,陈三立中进士的旗杆墩,大门上有进士第匾额,上堂前有光绪帝赐予的“福”“寿”字匾,还有名人写的匾额和联对。

陈三立授吏部主事,目睹吏部腐败种种情状,不愿同流合污,旋弃职。侍父在湖北布政使任所,曾应张之洞邀,为两湖书院都讲。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甲午战争后,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陈三立闻讯激愤异常,电张之洞:“犹欲明公联合督抚数人,力请先诛合肥,再图补救,以伸中国之愤,以尽一日之心。”张之洞深知这是诗人的激愤之语,并未理会。

戊戌变法失败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因为“招引奸邪”,被革职,湖南新政几乎全废。陈氏父子的心血前功尽弃,事功尽付东流水。1900年,陈宝箴在庚子之变的滔天巨浪中病逝。国难,家难,经过这次家国变故,陈三立从时代潮流之中自我放逐,无心于仕途。自谓“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葬父于南昌西山下青山之原,陈三立成为“大清孤儿”;筑房于南京西华门头条巷,陈三立栖身于散原精舍。

此后,除了为筹办、主持南浔铁路修建而奔走、操劳,陈三立几乎将全部的精力用于诗歌创作。他成为“同光体”诗人的代表。“同光体”,按这一诗派理论家陈衍所说,是指“同(同治)、光(光绪)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陈三立的诗,初学韩愈,后师黄庭坚,好用僻字拗句,自成“生涩奥衍”一派,是同光体中“江西派”的杰出代表,也是同光体成就最高的诗人。

经历了家国巨变,陈三立的诗歌中带着沉郁之气。他在诗歌创作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晚清民国影响深远。近人汪辟疆作《光宣诗坛点将录》,把他比作天魁星及时雨宋江,可见其在诗坛的地位。同光体诗派的理论家陈衍说:“五十年来,唯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江西学者、植物学家胡先骕这样评价陈三立的诗歌:“如长江下游,烟波浩渺,一望无际,非管窥蠡酌所能测其涯涘者矣。”

做人与作诗,陈三立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徐一士评价,“萧然物外,不染尘氛”;“以贵公子而为真名士,虽尝登甲榜、官京曹,而早非仕宦中人,诗文所诣均精,亦足俯视群流”。吴宓诵读了《散原精舍诗》之后,深觉其佳,对陈三立的人品和诗品推崇备至:“其德行高洁,证见超闳,性情简挚,如赤子。又多年不亲世务,不任官职(虽曾为南浔铁路帮办,而未有所成,亦实不长于此事)。隐居超处,颐养纯修。而其渊博之学问,深至之见解,亦不表见于他类文章著作(先生古文甚佳,然所作不多)。而均吐纳于其诗中。故其诗能精厚。杜工部如此,黄师如此,古今大诗人皆如此也。”

义宁陈氏几代人皆能诗,陈三立以诗人身份留名青史。陈三立的五个儿子,都写得一手好诗,是家风的熏染,也是家族文脉的流传。如果说陈衡恪是画家作诗,陈寅恪学者作诗,那么陈方恪则是文人作诗。文人陈方恪飘零南北名士气派抗战卧底

陈方恪(1891—1966)字彦通,斋号屯云阁、浩翠楼、鸾陂草堂。陈三立第四子,陈寅恪弟,在家族中排行第七,被称为“陈家老七”“彦老七”。

陈三立的五个儿子,只有陈方恪没有出国留学,他是传统文人,擅长诗词。散原老人带着一半骄傲、一半谦虚向朋友介绍:“作诗,七娃子尚可。”

从小习诗词文章,陈方恪传承散原老人文脉。一方面有家学的基础,受父亲陈三立的影响;一方面与父亲的好友梁鼎芬、沈曾植、樊增祥、朱古微、郑文焯、陈衍、郑孝胥交游,受诸位名家的点拨和熏染。陈方恪诗词俱佳,文人气质最浓厚,身为“公子的公子”,他的名士范儿最足。在“恪”字辈的兄弟之中,数他风流潇洒,最有名士气派。他的一生,好似不系之舟,诗酒相伴,率性而为,在时代的潮流之中,随意东西。

陈方恪出身于书香门第,虽不是钟鼎之家,但是在诗韵墨香的熏染下成长,在丝竹之声中读书。这样的生活环境,赋予了陈方恪深厚的文化底蕴。

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俞明诗有古琴数张,系其陪嫁之物。陈方恪在课读之余,经常在母亲的指导下弹弦操琴。和妹妹一起,在母亲的指点下合奏一曲《平沙落雁》,成为陈方恪记忆里永不磨灭的画面。母亲病逝之后,看到古琴,睹物思人。“时家有唐、宋琴各一,潞王琴三,皆先慈奁中物也。”琴声悠悠,潇湘水云中伫立着母亲的身影。记忆深处的书声琴韵浮现,陈方恪有诗句,“最忆秋灯同课读,书声琴韵两相宜”。

从小衣食无忧,没有纨绔子弟的坏毛病,有的是公子哥的做派。和其他几位兄弟相比,陈方恪活得更加无拘无束,有点任性,有点出格,有点“傲视人间笑红尘”的意味。

小学读的是思益学堂,1910年毕业于复旦公学。陈三立与复旦公学关系密切。1906年陈三立垫借该校一千元,并疏通两江总督端方,为复旦赢得常年经费支持。从1907年开始,月发洋两千元。据学者孙瑾芝、杨家润论文《陈寅恪入复旦公学年月及是否毕业考》,陈寅恪在复旦公学就读时间为1905年秋至1909年暑期,整整四学年。陈寅恪复旦公学未毕业,毕业离校说不正确。1905年至1907年,陈方恪和哥哥陈寅恪同读于复旦公学。

1912年冬,应狄葆贤之邀,陈方恪到上海任《时报》编辑。后又经梁启超的介绍,任中华书局杂志部主任。在上海的这段时间,参加南社诗人们在上海的雅集,又曾随报界同仁拜过洪帮老头子,加入帮会,且在洪门中有较高辈分。在报人狄葆贤、包天笑的影响下,登上青楼,流连花丛。陈三立一生洁身自好,为此抱怨狄葆贤(号平子、平等阁主人),把儿子带坏了。陈方恪与名士交游过程中,沾染上阿芙蓉癖,一生为之所累。

对于花钱如流水的陈方恪来说,在中华书局的工作入不敷出。后又在梁启超的介绍下,在盐务署、财政部等处任秘书。陈方恪曾说过:“钱,这个东西是无须去要的;要的是座位。坐在某种位置上,钱自会送上门来。”想来这是在肥缺上任职的感悟。小官,肥缺,钱包鼓了,在北京与达官贵人的公子哥,出入八大胡同,欢场醉笑。

1920年秋经时任总统徐世昌等父执推荐,南下江西南昌淘金。在此后几年之中,得到赣省多任督军眷顾,先后担任江西图书馆馆长、景德镇税务局局长、田亩丈量局局长、釐金局局长以及地方关口税务局等肥差,职务调动频繁,日进斗金,宦囊充溢。

章品镇在《花木丛中人常在》一书中,有一篇写陈方恪,《徜徉在新社会中的旧贵族》。文中有这样一个细节:

那时(陈方恪任江西田亩丈量局局长),傅抱石先生还在南昌第一师范痛下囊萤映雪、刺股悬梁的苦功。有次傅老说笑:“当年方老回江西做官可了不得:四人大轿,前后盒子炮又是四个人。他老人家的官箴是六亲不认。送钱上门一千亩可以缩成八百;倘若一毛不拔则江西的田可以得寸进尺的。”

陈方恪做官,潇潇洒洒,与众不同。他追求排场,也并非是贪渎之辈。不差钱的陈方恪,数次回到上海滩。结识小他十岁的孔紫萸(1901—1951),两人一见倾心,私定良期。陈三立不同意这门婚事,陈方恪哪里听得进去。1924年,江西时局动荡,陈方恪携孔紫萸归,从此不离不弃。

翩翩贵公子,文采过人,生活风流,看起来居于锦绣丛中,其实多次遭遇人生的不幸,感怆独多。三十三岁,母亲、长兄先后病逝;四十七岁,父亲绝食而死。由于夫人孔紫萸不能生育,曾领养一女,却于十八岁时,也就是陈方恪五十八岁那年,难产而死。老夫妻本来相依为命,而六十一岁时,夫人孔紫萸也因病而死,只留下陈方恪一人,孤零零地度过风烛残年。当秋雨敲窗,孤身一人,在灯下忆及年少的风流与荒唐,陈方恪并不会感到后悔,他的一生多姿多彩,最富有传奇色彩。正因为个人经历跌宕起伏,轰轰烈烈,“使得陈方恪的诗笔格外丰润,尤以善写人情见长”。

金山银山也架不住挥霍。1924年,将家中收藏的一万余册古书运送到苏州,在闹市区护龙街开了个旧书店,自任总经理。文人,名士,哪里是当书贾的料。只卖书,不收购。陈方恪不了解古书行情,对伙计售卖古书听之任之。他得了钱,就用于友朋宴饮。他的古书以惊人的低价飞快的速度离他而去,于是,书店只好关门大吉。

经过一段荒唐的生活之后,陈方恪不再折腾,认定了诗词是自己的修身安命之所。尤其是经历了母亲病逝、大哥辞世之后的人生变故之后,他远离欢场和饭局,静下心来,苦心攻读,很少出门交游。“因念影事前尘,中年哀乐,修名未达,日月唐捐,自迩亲颁严课,端赖恒心”。1926年,他这样要求自己:“每日夜温经若干页,圈点子史若干页,背诵辞章若干篇。”“三日课一诗,五日课一词,十日课一文。书生事业亦徒只此千秋之想”,“藉此安顿身心,祛除妄念云尔”。

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飘萍南北,奔走东西,红尘之中,尝遍人间冷暖,参破生死。陈方恪对年少的荒唐,颇有悔意。“独优伶倡伎之中不少激楚流连之子,渐成倾盖之交,感缔蕴袍之约,纬繣至今,负人者多矣”。他的悔意也伴随着觉悟,让人想起宋代克勤禅师的开悟诗:“金鸭香炉锦绣帷,笙歌丛里醉扶归。少年一段风流事,只许佳人独自知。”

从此,陈方恪的诗词精进。《陈方恪诗词》序言中说:“陈方恪的诗歌,出唐入宋,既有唐人的丰美华赡,也有宋人的思理峭刻,似乎比晚清同光体中某些人之仅求宋人堂庑,格局更为开阔。”陈方恪的词也有一时盛名,钱仲联在《近百年词坛点将录》中,推其为“地狂星独火星孔亮”,“绝世风神,多回肠荡气之作”。前辈朱祖谋则盛称其慢词“情深意厚”。在陈寅恪的好友吴宓眼中,“方恪,能诗,而狂放佻达”,吴宓是内心风流,行事古板的学者,他对陈方恪年少的风流,评价为“狂放佻达”,也挺有意思。

陈方恪的词,仿佛是晚唐和五代的花间词的延续,隔着一千多年的时间,在民国重生。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原板荡,日寇侵袭,不允许他沉湎在香艳的小天地里。他的词中注入了时代的内容,如《虞美人》:

南朝几许伤心事,一枕苏春睡。猗兰青鸟返瑶天,不尽落花流水又年年。

兴亡覆手翻云雨,谁抵钟情苦。瓣香千载盥清词,又是金戈铁马渡江时。

这是1937年在上海与词社诸公祭奠李后主生日所作,在效仿后主词风的同时,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忧虑注入词中,小令顿时显示出开阔的境界。

陈方恪一生富有传奇色彩,还有一块污点。最令人费解的是,他在抗战爆发后,不知何故没有去重庆。南京伪维新政府成立后,在梁鸿志的拉拢下,一步一步加入了“维新政府”。有文章说,陈方恪与梁为诗文知己,梁亦经常接济陈家,故交谊颇深。

从1938年起,陈方恪先后在“维新政府”里出任教育部编审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专门委员、伪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伪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等职。毋庸讳言,陈方恪落水了。毕竟是陈三立的儿子,迷途知返,落水之后自救,成为秘密抗日战线上的卧底。

据潘益民、潘蕤编撰的《陈方恪年谱》可知:自1942年起,陈方恪就与国民党军统地下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一次联系,将陈方恪拖上岸。陈方恪年轻时在上海加入洪门,结识了洪帮兄弟徐亮。此时,徐亮已经是重庆军统局的特务。军统派出的特务潜伏组,将电台藏入陈方恪担任主任和董事会代表的金陵刻经处。陈方恪不仅掩护潜伏组,还负担潜伏组的日常开支。与此同时,还与中共情报人员徐光楚等人有过秘密接触。

1945年8月5日下午,一队日本宪兵冲进金陵刻经处,直奔后院,将两名军统特务抓获,电台也被搜出,另有三名工人亦被捕。陈方恪恰好遇到一位朋友,在门外交谈。目睹金陵刻经处日寇抓捕军统特务,在一片混乱之中,陈方恪机智逃走。8月6日,陈方恪被日本宪兵队抓获,虽经严刑拷打,仍然坚贞不屈,不肯吐露一个字的内情。8月13日,日军审讯未果,气急败坏,将陈方恪捆绑在马厂地上,鞭赶几匹高大的东洋马来回在其身上踩踏,他被折磨得奄奄一息。陈方恪命大,幸运的是恰好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在漫长的夜晚咬牙坚持,就迎来黎明。到了8月14日傍晚,日本即宣布无条件投降。日军自顾不暇,陈方恪才死里逃生,活着走出了宪兵队的牢房。陈方恪走出牢狱时,体重只有四五十斤,十天的时间,头发全白了。

抗战胜利后,陈方恪失去经济来源,生活落魄。社会上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对陈方恪担任过伪职瞧不起。直至1946年秋天,陈方恪的境况才有所好转。“因在沦陷区掩护军统电台,协助进行策反工作以及被日军逮捕、酷刑下未出卖抗日地下组织等立功表现,国防部保密局要员接见、表彰先生,并发给奖金和《军统地下工作者证明书》。”由落水汉奸一跃成为抗日功臣,陈方恪的形象在亲友之中、社会舆论上,有了实质性的提升。

1949年,南京解放,进入一个翻天覆地的新时代。此时的陈方恪已失业,困守在南京城南饮马巷的两间旧房里。陈方恪的人生,大起大落,跌宕起伏。是落水汉奸,又是抗日功臣;是落魄的文人,又是显赫的名士。进入新时代的陈方恪,亦是如此。在街巷邻居眼中是瘦弱的生活失意者,一跃成为新政府的座上宾。

1950年10月,陈毅在一次专门招待南京文化名流的宴会上,听说漏请了散原老人之子陈方恪,就立即派人登门请他赴宴。陈毅在酒宴上与陈方恪谈陈三立的诗文。宴会结束后,乘坐南京市市长柯庆施的专车回家。不久,在南京市政府的安排下,陈方恪一家迁往四卫头54号居住,生活才算是安定了下来。

生活刚刚安定了下来,夫人孔紫萸病逝。此后,陈方恪孤身一人,穿行于人海之中。载浮载沉,宠辱不惊,他已经看淡了世间的一切。但是,夫人去世,他不能像庄子那样鼓盆而歌,唯有诗词缓解心中的哀思。

生活波澜不惊。义宁陈氏的护身符,让他远离各种政治运动。进入新社会的旧贵族,仍然和往日一样与朋友雅集倡和。1959年,毛泽东在一次宴会上提到了陈宝箴任湖南抚台时,锐意新政,戊戌年间保荐了康有为等豪杰之士,且注重文化启蒙,业绩冠于各省。毛主席自己当年读的湖南第一师范,就是这位抚台大人创办的。后来又问起了陈氏后人的下落,陈毅一一介绍之后,提到陈家有一个老七陈方恪在南京。也许是这个原因,不久在省市有关部门的关照下,陈方恪家又迁到了牯岭路26号(当年陈三立在庐山牯岭有松门别墅)的小洋楼里,陈本人也被安排在《江海学刊》杂志社任编辑。

陈方恪的晚年因为高层的关照,生活安稳。1959年的秋天,法国梧桐树叶纷飞飘零,他和胡小石在夫子庙永和园品尝蟹黄包时,望着窗外的一地黄叶,叹息:“人生能吃几次蟹黄包啊?”

在章品镇的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细节:南京大学吴白缶教授到陈家做客,穿上大衣告辞时,不小心碰倒了万历年间的大花瓶。这个五彩戟耳大瓶是陈三立的旧藏,陈方恪知道不是万历年间的瓷器,而是清康熙年间仿制的,但他一直珍藏着。吴白缶当然清楚这大瓶在陈方恪心中的重量,感到惴惴不安,非常难过。陈方恪见状,笑着劝慰好友,“早晚都要碎的”。

1966年1月3日,陈方恪病逝世于南京,享年七十五岁。其实,陈方恪就是前朝遗留下来的一尊高贵的瓷器,虽然受到了新时代优渥的待遇,但他的气质和那个时代,总有几分不相宜。瓷器碎了,再也无法复制。陈方恪走了,这样的人再也不会出。他走的真是时候,在他身后,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文革”。陈方恪那一代人生存的土壤被狂风暴雨冲刷殆尽……安葬陈寅恪魂归庐山义宁精神世间流传

义宁陈氏与庐山有缘,仿佛是出自庐山的一条大江。江河入海后,他们的精魂,化为云雨,仍归庐山。

陈封怀1933年来到庐山,1934年参加完庐山植物园成立大会后赴英国学习园林技术,1936年学成归国,担任庐山植物园技师,后任主任。陈封怀成为植物分类学家和植物园专家,是我国植物园创始人之一。他为庐山植物园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1993年逝世后安葬在庐山植物园。

陈封怀比陈寅恪小十岁。陈寅恪第一次从欧洲回家,从这时起,就与陈封怀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陈封怀留英归国后,在侄子辈中,他是与陈寅恪关系最密切的一位。陈封怀安葬在庐山植物园,十年后,陈寅恪归葬此园。正应了陈寅恪的一句诗“后世相知或有缘”。

2003年6月16日,也就是阴历五月十七日,即陈寅恪先生诞生一百一十三岁之日,人们将其葬于庐山植物园。周围更特意栽上陈寅恪留学过的几个国家的树:日本红枫,俄罗斯红松,徳国鸢尾,法国冬青,美国凌霄,瑞士瑞香。

先生之墓与他的侄儿陈封怀墓为邻。由画家黄永玉先生题写碑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毕生的信念,化为光彩熠熠的大字,穿过风霜雨雪抚摸的石头表层,抵达坚硬的所在,镌刻在巨大的冰川石上。一位史学家的血肉之躯在人间消失了,他的骨头留下了,埋葬在庐山植物园,骨头也是种子,会生长出气象万千的森林。他的信念、精神与坚固、高贵的冰川石融合,具有了庐山一样的重量,独立和自由因此而不朽。

义宁的文化源流,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修水,流经数百年,最终在庐山脚下汇聚,仿佛是前世的约定,又是今世的宿命。

庐山,还是陈三立松门别墅的所在地。1994年9月,陈小从参加在南昌召开的“首届陈宝箴、陈三立学术研讨会”,会后,前往庐山寻访祖父陈三立的故居——松门别墅。四十七年后再回旧居,她想起和祖父陈三立一起登楼依栏观赏落日的场景,此楼犹在,换了人间。父亲陈隆恪的“同照阁”面目全非,旧时踪迹,无从寻觅。当年在祖父怀中看火烧云的小女孩,已经成为满头飞霜的老人,回首前尘旧事,一切都如同在梦中,“曷胜沧海桑田之感”。她作诗表达心头呈现的无限往事:

草树呼醒旧梦赊,万松围处认吾家。

依栏人尽朱栏毁,怅立松门对落霞。

探寻义宁陈氏风云苍茫的百年往事,寻觅几代陈氏英杰的人生踪迹。同治九年,陈宝箴以知府官湖南,移家定居长沙,从此融入近代都市文明的潮流中。此后几十年间,陈家辗转迁徙于武昌、南昌、南京、杭州、上海、庐山、北平、广州。在各大城市,留下故居和踪迹。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百年光影,世事沧桑,勾勒出义宁陈氏的身影、生平和风骨,长路漫漫,义宁精神在天地之间流传……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最后一位古典诗人陈三立的心路历程

陈三立(1859—1937),字伯严,号散原,江西义宁(今修水)人。陈三立中进士,散馆授编修,授吏部主事。陈三立与谭嗣同、丁惠康、吴保初合称清末四公子,后来,他的儿子陈寅恪被誉为“公子的公子,教授的教授”。年少时改名三立,典出“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的古训,他是名副其实的实践者。人格独立,品行高洁,可谓立德;湖南新政,戊戌变法,可谓立功;诗坛祭酒,名满海内,可谓立言。

陈三立是横跨晚清民国的一条大江,源头是江西。南昌章江门外三十里有西山,一名南昌山。据《水经注》,即古散原山。陈三立筑庐为其父归隐之处,父母皆葬于此,故以散原为号。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因北平沦陷,陈三立绝食而死。在他逝世之后,有《散原精舍文集》十七卷出版。

爱国,是流淌在义宁陈氏中的血脉;热爱中国的历史,传承历史和文化,是在义宁陈氏几代英才中绵延不绝的文脉。陈三立被誉为中国最后一位古典诗人,更是爱国诗人。陈氏几代人以诗歌记录了家国变迁,时代的演进。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从政的顶峰就是湖南新政。他们在湖南办时务学堂、武备学堂、算学馆、《湘报》、南学会,罗致了包括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在内的维新志士,一时湖南风气为之一变,成为全国维新运动的中心之一。

探寻陈三立的心路历程,不妨从湖南新政说起。湖南新政:凭栏一片风云气

1895年,是大清命数的转折点。甲午战败,朝野上下,顿觉晚清帝国不仅落后西方列强,连蕞尔小国日本也无法抗衡,割地、赔款,完败于东瀛岛国。日本的崛起,靠的是明治维新。日薄西山的大清,忽然醒过神来,朝野之中的有志之士,一致认为,再不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就有亡国的危险。这一年,同样是江西义宁陈氏家族的转折点,陈宝箴被任命为封疆大吏——湖南巡抚。湖南长沙是陈氏的第二故乡,也是陈宝箴“立富强根基”之地。洋务派地方大员陈宝箴,把湖南作为维新变法的试验田,他从政的荣耀和失败,都在湖南。1899年,陈宝箴在南昌。陈宝箴膝下为重孙陈封可。右一陈隆恪,右二陈衡恪。左一陈方恪,左二陈寅恪,左三陈覃恪。

1895年至1898年担任湖南巡抚期间,陈宝箴在湖南实施新政,推动维新变法,其子陈三立概括为六项:董吏治,辟利源,敕军政,公官权,变士气,开民智。这一切,经由其子陈三立策划、襄助,推动湘省改革功勋卓著。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主持湖南新政,改革的实施,离不开人才。陈三立不仅以诗文驰誉神州,在政坛亦为一时之翘楚。他罗致和保荐过不少维新志士,在湖南有了用武之地。晚清改革派人士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江标、徐仁铸、皮锡瑞、唐才常等,风云际会,齐集湖南。如同众星拱月,陈三立成为名士中的名士,宾主时常聚集于他的书房中,“相与剖析世界局势,抨击腐朽吏治,贡献新猷,切磋诗文,乐则啸歌,愤则痛哭,声闻里巷。”陈三立名动沅湘,在他的吸引下,“楚士英英多入彀”,被时人称为“义宁陈氏开名士行”,仿佛是晚清的平原君。

1895年7月,因荣禄的举荐,陈宝箴被任命为湖南巡抚。他还未上任,就面临着一个重大的考验,“湖南旱饥,赤地千里”。陈宝箴上任,首先赈灾,缓解灾情,安定民心。在赈灾的过程中,陈宝箴发现国运不昌、世风日下,官员腐败,灾情得到控制之后,他着力整顿吏治,打击贪腐,察劾府县以下昏酷不称职之官吏二十余人。“董吏治”,为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实施新政,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吏治环境。

辟利源,大力扶植工矿业,发展通讯交通,创办实业企业。陈宝箴成立湖南矿务总局(矿务由陈三立主持),采掘湖南丰富的矿藏资源,积极发展湖南地方民族矿业;设立湖南电报局,架设长沙至湖北蒲圻四百五十多里长的电线;建宝善成机器制造局,开创和丰火柴公司,创办化学制造公司、发电公司、轮舟公司……

敕军政之举,最主要的是对旧式营伍的整改和武备学堂的创办。招募新军,更新设备,用西法训练军队。陈宝箴又将省城的求贤书院改为武备学堂,研习军事,培养新式军官。

公官权之举设立保卫局和课吏馆,成立南学会。南学会成立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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