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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兆佳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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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

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试读:

《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序《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和《香港人的政治心态》三册书汇集了近40年来我对香港回归前和回归后所做研究的主要学术论文,其中大部分论文原以英语撰写并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期刊发表,现在经翻译首次以中文出版。这些学术论文反映了我学术生涯中不断变化的研究重点和目标,也反映了在过去半个世纪香港社会与政治的急剧变迁。这些学术论文既代表我个人的学术成果,也可以说是香港历史的印记。借着这三册书与读者——特别是内地读者——见面的机会,我也全面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

1975年,我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取得了哲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工作半年后便回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我的博士论文探讨了19世纪中国儒家精英在整合和领导传统中国社会上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并着重指出政治与社会的分崩离析与儒家精英的弱化和解体有关。虽然之后我仍然对传统中国的社会、政治与思想有浓厚兴趣,但这不再是我的研究重点。研究重点的转移并非完全由我个人的学术志趣驱动,在很大程度上反而与研究机遇、香港的变迁和“九七”问题的凸起有更大的关系。

尽管我年轻时念书的地方是一所由英国圣公会开办并以英语为主要授课语言的学校,但我在中学时期已经深深地被儒家思想特别是其经世济民的主张所吸引,因此对中国语文和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特别着迷。我认可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和担当,并认为读书人应该有匡扶社稷,“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胞物与”的襟怀。中学毕业进入大学后,我放弃了研修中文和中国历史的初衷,转而主修社会学和经济学。经过再三思考,我决定以政治社会学为日后学术工作的重点,其中政治和社会发展、政治文化、政治体制、政治领袖、比较政治和国际政治乃研究重点所在。

即便如此,回香港工作后,我还需要物色具体研究项目,因此,在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的头两年,我一直在摸索将来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在此期间,我参与了社会学系的一项集体研究计划,该计划旨在探讨内地人民公社的功能和意义。假如这项研究能够启发我对“中国研究”的兴趣,则日后我的研究重点便会是内地而非香港。在当时的环境下,对于一位年轻学者来说,“中国研究”比“香港研究”更具“实用”价值,因为在国外学术刊物发表“中国研究”的文章比较容易,而发表国际学术界认可的文章的多寡对学者的学术事业来说关系重大。然而,最后我决定舍“中国研究”而取“香港研究”,这当中有几方面的考虑。

第一,这不等于我特别爱香港。虽然我在香港出生、成长和受教育,但我的“国家情怀”比“香港情怀”要更浓厚一些。因此,爱香港并非驱使我其后几十年集中研究香港的动力。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香港的感情不断加深,进而促使我更加锐意研究香港,并愿意对其未来尽一份力。

第二,从功利角度考虑,虽然“中国研究”应该是首选,但是内地研究中人民公社研究的经验却让我对“中国研究”感到犹豫。一方面,我没有把握能够从内地取得大量信而有征的材料和数据,以作为严谨学术研究的基础。另一方面,我感到人生苦短,希望自己在有限生命中创造的研究成果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并具有实用和传世价值。因此,“中国研究”对我来说风险太大,非我所能承担。相反,就算“香港研究”不能带来丰硕的学术回报,甚至对个人的学术事业造成阻滞,但从学者求真的精神出发,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无论如何,社会学者需要有一个他看得见、摸得着的研究“地盘”或“对象”,这样才会产生踏实的感觉。毫无疑问,对我来说,香港正是那个“地盘”和“对象”。当然,有些学者喜欢做抽象和理论的探讨,因此不需要对某一特定社会进行研究,但我不属于这类学者,我始终希望能够立足或扎根于一个社会,并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来探讨理论性课题。

第三,“香港研究”越来越成为迫切的实际需要。回顾过去,1975~1981年这段时间对我来说是“黄金六年”,是我可以在比较不受外面世界干扰的环境中专注于学术工作的6年。1980~1981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做哈佛燕京访问学者期间出版了《香港社会与政治》1(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一书。自哈佛回港后,适逢香港前途问题出现,中英两国政府及香港各界人士都被卷入这个历史性事件之中,我个人也不例外。作为香港本地培养的首批社会学者之一,我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去研究与香港未来有关的种种问题,特别是香港日后的政治与政制发展,不但要分析,更要拿出应对办法。中英两国政府,尤其是中国政府,不时向我咨询,提出现实或政策性问题。政治环境的突变,使我在“象牙塔”内做学问的同时,还要回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1992年,英国政府派政治人物彭定康来香港当总督,旋即爆发中英之间在香港政制发展问题上的严重对抗,并最后促使中国政府以“另起炉灶”作为反制的策略。在香港回归祖国过渡期的最后几年,我先后以“港事顾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委员”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的身份参与了中央主导的香港回归祖国的工作,并就特首和立法会的产生办法提供意见。香港回归后,政治、经济与民生的挑战纷至沓来,令各方面疲于奔命。个人的学术研究在这种环境下不可避免地要更有针对性和实用价值。2002~2012年,我离开大学,进入特区政府出任中央政策组的首席顾问。在这10年中,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研究的内容更为复杂,而研究成果的实用性较诸其学术性更为重要。总的来说,自1982年以来,我的学术事业直接与香港的前途和发展问题紧密联系,纯学术研究变得不可能。研究的目标不但要对理论的探讨和建设有意义,还要对发现和解决香港的诸多问题有价值。很多时候,学术研究题目的选定取决于香港面对的现实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非源于学术理论发展的要求,与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变迁与争辩关系更小。所以,过去几十年,我个人所身处的社会环境和自定的工作目标,塑造了我的学术风格和研究方向。无论就背景、目标、经验,还是历练而言,在香港的社会学与政治学界中,我都是颇为与众不同的。

毋庸讳言,不少甚至大部分香港社会学者和政治学者在研究香港问题时,喜欢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并肯定其在香港的应用价值,西方的民主和民主化理论尤其受到重视和认同。原因有3个:一是相信甚至“迷信”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认为就算不能直接应用于香港,稍作调整便可适用。在这些学者的眼中,香港研究是人类(其实是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环节,哪怕只是小环节,香港研究的成果既印证了普遍理论,同时丰富了普遍理论。二是他们服膺于那些理论背后的西方价值,并确信那些价值代表普世价值,因此应该在香港树立和推广。三是假如学者认同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性”,而其研究成果又进一步证实了西方理论在香港适用,那么在西方刊物或出版社(大学的出版社尤其重要)发表著作便较为容易,而能否在西方“学术市场”发表著作,对个人的学术事业至关重要,因为香港的大学倾向于以在“国际”(主要指西方)领域发表著作为评审标准来衡量学者的学术成就。因为这些原因,众多的香港学者喜欢探讨香港与西方社会的共同点,两者之间的差异则较少受到重视。

另外一种情况是,部分学者喜欢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时髦”理论、观点和概念引入香港,并肯定那些东西对香港有参考或应用价值。对于不少香港学者的这些倾向和行为,我的看法是双方面的。一方面,我承认,西方社会既然是人类社会的一部分,那么来自西方的社会学理论也自然在其他的社会有一定的参考和应用价值。运用西方理论分析香港的社会现象,有利于发掘和透视一些我们因为长期在香港生活而看不到或者遗漏的东西,对我们已有的知识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角度,从而深化我们对香港社会的理解,西方理论也会强化本地学者从理论角度剖析香港社会现象的能力。然而,另一方面,将注意力放在某些现象上等于疏忽了另外一些现象,而那些现象对香港社会而言可能更为重要,或是更好地理解香港社会的“钥匙”。换句话说,西方理论让我们看到一些东西,但同时遮掩了另外一些东西。总的来说,我认为,西方学者在概念和理论建设方面有独到之处,尤其是在将社会现象拆解后进行分析,然后再将分析结果予以整合来建构理论这一方面。因此,鉴于西方社会学比其他地方的社会学更为“发达”,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参考西方的理论研究和研究成果,起码要用它增强我们思考的深度与广度,但不能照单全收,更不可以盲目奉之为金科玉律。在参考西方理论和运用西方学术概念的同时,我们必须有意识地脱离西方的思考框架,认真细致地去探寻香港的诸多社会现象,总的目标是全面和确切地认识香港,从中建构更好的概念和理论,并将之用于研究香港。

从一开始我便以香港的特殊性作为研究的理论支点,这在香港学者中是较为罕见的,目标是不仅要指出西方理论涵盖面的不足,也表明不能简单地从西方理论中寻找认知和解决香港问题的办法。香港研究必须立足于香港的历史和现实,必须从客观角度出发,不要混淆现实和理想,也不能把理论当成现实。基本上,我是从“不服气”的起点出发来思考香港社会的,首先假设西方学者“不可能”对香港有深度的认识,因此他们的理论总会在某些方面难以直接套用于香港。一些在西方社会比较瞩目的现象,在香港不一定重要,而香港一些显著的现象也可能在西方看不到。诚然,一些西方学者强调他们的理论绝非完全建基于西方现象,而是来源于西方和非西方社会的比较,但即便如此,倘若他们对香港缺乏认识,他们的概念和理论总会与香港有格格不入之处,而那些格格不入之处正好是香港学者研究的最佳切入点,也是香港研究可以对所谓“普遍理论”建设所能做出的“贡献”。

既然要突出香港的独特性,建构植根于“本土”的社会学理论,那么研究方法便不能不采用“历史暨比较”角度(historical-comparative approach)。所谓历史角度,是要基于香港过去的历史发展去认识香港的现状和探索香港的未来。香港过去的经历、事件、人物、制度、政策和一些“集体回忆”,都左右和规限着香港目前和将来的发展。历史角度不仅指香港自身的历史,也必须包括更广阔的视野,其中中国近代和当代史、中西方关系史和东亚地区的历史尤为重要。不了解历史,为香港的改革和发展提出的诉求和建议容易流于不切实际或难以兑现。每个社会都有其与众不同的历史发展经验,因此在相当程度上,每一个社会都是独一无二的。通过历史分析,香港的独特性便“跃然纸上”,马上成为学者关注和探讨的课题。所谓比较角度,是要将香港与古往今来的人类社会比较,找出其异同之处,从而透视香港独特的地方。当然,我们不可能将香港跟“所有”的人类社会比较,而事实上学者们对其他社会的研究也不多,因此实际上只能通过缜密思考,找寻若干有意义或有价值而又可供比较或对比的现象。在我看来,目的不是要通过比较香港与其他社会来建构一般性的社会学理论,而在于加深对香港的了解,尤其是能够更好地发掘香港社会的“核心”社会现象。这些“核心”社会现象不但有其重要性,我们更可以借助这些现象更好地了解与之密切关联的其他社会现象。

在过去近40年的研究生涯中,我提出了一系列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与香港社会和政治发展有关的诸多现象,并取得了一些成果。在不同程度上,这些概念代表了我说的“核心”概念,因为它们担当着研究的“钥匙”的功能,通过它们,我们可以更全面和深入地分析香港的过去和现在,并对未来提供线索和可行之道。这些概念在学术界广受关注,当然也受到不少批评,部分批评在香港的高度政治化环境中更流于道德或恶意的中伤。诚然,我的“核心”概念不是批评者的“核心”概念,他们认为我的“核心”概念忽略了一些更重要的社会现象,因此对香港的分析有失偏颇,并错误理解部分现象,而基于我的研究成果的政策建议不但无用,而且对香港有害,比如不利于推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不利于让当政者正视香港的社会矛盾等,不一而足。我的看法是,各种各样的“核心”概念和与之相关的理论并存绝对是好事,良性的学术争论会越辩越明。然而,我相信我的学术成果是经得起时间考验和实践检验的。

在长达40年的学术生涯中,我建构了一批“核心”概念,并以此为工具研究香港社会的状况和变迁。这些概念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殖民地,高度稳定的殖民社会,功利家庭主义(utilitarianistic familism),社会容纳政治(social accommodation of politics),低度整合的社会与政体(compartmentalization of society and polity),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decolonization without independence),缺乏被领导者的政治领袖,缺乏领袖的制度(institutions without leaders),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social irrelevance of politics),功利主义法律观,行政主导,局部民主政体(partial democracy),发育不良的政党体系(stunted political party system),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 without the ruling party),低民主、高自由的社会,民主发展后于法治、自由、人权、稳定、繁荣的出现,关注的旁观者(attentive spectators),从非常态政治到常态政治,矛盾民主观(democratic ambivalence)等。这些“核心”概念通通源于长年累月对香港的实证研究,也源于认真利用历史暨比较方法挖掘香港的特点。

总体而言,这些“核心”概念加起来其实很好地描述和反映了香港作为一个社会乃至一种社会现象的主要特色。

第一,香港在“开埠”伊始已经是一个特殊的英国“殖民地”。英国人攫取香港这片荒岛为“殖民地”,目标是要建立一个有利于英国商人的对华“贸易”而且不受清政府控制的桥头堡。为了达到目的,一开始英国人便要在香港推行开明和怀柔的管治方法,以吸引各地尤其是中国内地的人才、资金和劳工来香港开拓和发展。为此,一套有利于各方面经商、就业和生活的法律和制度便不可或缺。与绝大部分殖民地不同,香港是先有殖民政府的出现,然后才有“殖民地”人民的到来。从内地来香港定居或发展的华人,无论基于什么理由,都是自愿接受殖民管治的,起码不反对殖民管治,因此他们绝无推翻殖民政府(在香港,即为港英政府)之心,反而将香港作为安身立命之所,这种情况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正因如此,香港从来没有发生过反殖民或独立运动,也无法借助反殖民或独立运动来培育有威望的政治领袖。

第二,中国政府不会容许香港脱离中国走向独立。为了让中国政府放心,英国人不会在香港推动有“还政于民”意味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会刻意培育有群众基础的本地政治领袖。为了巩固殖民管治,英国人通过“行政吸纳政治”的手段笼络华人精英,让他们成为殖民政府的“同路人”,同时减少社会上出现“独立”于殖民政府的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这些“同路人”虽然在华人社会享有一些声望,但绝对不是具备政治权威的政治人物。社会上反对殖民政府的政治人物绝无仅有,因此对殖民管治不构成威胁。

第三,香港的华人社会由无数的家庭单位组成,这些家庭单位的核心是那些有血缘和姻缘关系的人,但也可以从“功利”角度考虑,选择性地将一些与自己有利益联系的亲戚朋友“纳入”家庭单位,因而表现出“功利家庭主义”的形态。这些家庭单位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个人的需要,并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第四,家庭单位与众多的华人社团共同处理了不少华人社会的问题和矛盾,解决了不少可能引发政治事端或冲突的问题,因此发挥了“社会容纳政治”的功能,大大减少了最后需由殖民政府应对的政治摩擦与挑战,使得行政需要吸纳的政治不至于过多,从而保持了香港的政治稳定。与其他殖民地相比,香港的政局绝大部分时间都是高度稳定的。“二战”后,全世界反殖浪潮风起云涌,但香港的政局却风平浪静。我研究香港的起点恰恰就是探讨香港“超稳定”殖民社会的原因何在。当时几乎所有人对香港的第一印象就是政治稳定和港人对政治的不热衷甚至“冷漠”。我当然不会否定社会冲突的存在,但20世纪70年代香港的政治稳定对我和不少人来说,应该是较为瞩目和值得探讨的现象。我的基本看法是,“行政吸纳政治”和“社会容纳政治”相辅相成,大幅减少了香港政治矛盾的数量和严重性。与此同时,华人社会与殖民政府各司其职,来往不多,形成“低度整合的社会与政体”的局面。就当时来说,在殖民管治被广大香港人接受的前提下,所谓香港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僚政治”,即发生在政府内部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政治”。这些“政治”与社会没有密切关系,也没有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因此是“缺乏社会基础的政治”。人们关心的问题一般不会进入政治领域,也没有有实力的本地政治领袖将它们转化为政治议题,从而将之带进政治领域。

第五,港人政治文化的内涵与“功利家庭主义”基本上是一体的两面。对此,我和关信基教授合著的《香港华人的心态》(The 2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一书有详细阐述。简而言之,港人的政治文化是一种公民文化与顺民文化的混合体。港人一方面吸收了一些来自西方的民主和自由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呈现出对权威的尊重以及对稳定与秩序的追求。他们愿意接受殖民管治,并基于殖民政府的良好施政表现而赋予它颇高的政治认受性。港人的法律观或法律文化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他们不太了解西方法律背后的原则和思想,仍然保留了一些传统中国的法律观点。不过,港人相信香港的法律对自己有用,因此坚持遵守法律的重要性。无论是港人的政治文化还是法律文化,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的色彩都很突出,而中国传统的价值观与西方的价值观则不太和谐地并存。实际上,港人对西方文化的接受流于表面,大体上认为西方文化对自己和香港有用,但仍然受到来自中国传统的“威权性”政治文化(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的熏陶,而后者是和西方文化相悖的。

第六,随着社会的变迁、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社会矛盾增加,民众的期望与诉求攀升,华人社会自我解决问题和满足需要的能力下降,殖民政府面对的来自社会的要求和压力就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应对。殖民政府介入社会和民生事务的程度有所提高,港人对政府的依赖不断提升,因此社会上逐渐涌现一些政治人物和组织。他们不仅向殖民政府提出各种具体诉求,也在确认殖民管治的前提下要求更多参与政治的机会。殖民政府一方面尽其所能地回应民众的民生需要,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和控制。在“九七”问题出现的前夕,香港的政治人才十分匮乏。大部分港人认同香港的政治、行政、经济和社会制度,但对政治领袖缺乏信任与尊重,出现了“缺乏领袖的制度”和“缺乏被领导者的政治领袖”现象。人们觉得只要制度运作良好,政治领袖可有可无。再者,在殖民政府管治下,人们也不相信本地政治领袖会拥有实质的政治权力或能力。这种轻领袖、重制度的心态本来应该是进步的象征,但在政治领袖匮乏的情况下却成为绊脚石,阻碍了领袖的形成与成长。香港脱离殖民管治并在“一国两制”框架下实行“高度自治”,然而缺乏拥有群众基础的政治领袖便为回归后香港的有效管治和政治稳定埋下了隐患。“九七”问题的“突然”出现,对香港的政治格局与生态造成了巨大冲击。在无法延续殖民管治的情况下,英国人谋求“光荣撤退”和在回归前的过渡期内保护英国的权威与利益,一方面大力推动香港的民主改革和“还政于民”,另一方面则锐意扶植反共和民主派势力。中国政府则一方面致力于挫败英国人的政治意图,另一方面努力培养“爱国爱港”力量。中英双方的政治角力塑造了香港的民主化路向,但同时分化和弱化了刚冒起却又“先天不足”的本地政治领袖和势力。在中英斗争的大气候下,香港所走的“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道路呈现几个重要特征:第一,既然香港不是独立国家,港人便不能完全决定由谁来控制特区政权。在主流民意仍然反共和拒共的氛围下,中国政府觉得必须确保特区的行政长官是中央可以信任和依托的人。因此香港的民主化是“局部民主化”,具体反映在港人有较大权利选举负责监督政府的立法会议员,但在选举行政长官上则权利有限。第二,“局部民主化”让一位拥有强大宪制权力的行政长官与享有实质“反对”权力的立法会并存,各自有各自的权力来源和支持者,彼此之间摩擦难免。第三,从宪法的角度看,香港是一个“行政主导”甚至可以说是“行政长官主导”的政体。行政长官垄断了政策制定权、财政主导权和人事任免权。但在群众支持不高、政府权威不足和行政长官没有政党联系的格局中,行政长官纵有宪制权力,却在政治威望低落的情况下无法充分和有效地运用手上的权力。回归后香港特区的管治不畅和政局混乱与此不无关系。第四,为了避免突然进入全面民主化而带来政治动荡,民主改革遵循循序渐进的步伐。行政长官的普选只会在条件成熟时才进行,同时要防止选举与中央对抗的人成为特首。在立法会的选举办法中,“功能团体”议席的引进和逐步减少,以及选民基础的不断扩大发挥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巧妙作用,从而使得以普选办法产生所有立法会议员的时刻不会过早。第五,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衍生了香港几乎独一无二的“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现象。在执政党缺位的情况下,特区政府在立法会内缺乏稳定和可靠的支持;无论是建制派政党还是泛民主派政党,都以监督和制衡政府为己任;建制派和泛民主派政党都处于松散和积弱状态,社会支持基础不强。泛民主派政党属于“永久的反对派”,从长远来看有走下坡、内部分裂和日趋激烈的趋势。“没有执政党的政党政治”似乎不能成为长期存在的现象,因为它对特区的长治久安不利。

香港的“局部民主化”诚然不能满足大部分港人对民主的追求,对于政治体制,社会上也存在着一定的不满情绪。但过去几十年来香港没有出现拥有强大群众基础、得到中产阶层鼎力拥护、有能力持久“作战”、波澜壮阔的民主运动。这可以从香港独特的民主发展轨迹和与此相关的港人“矛盾民主观”中找到解释。香港这种“先有殖民政府、后有殖民地人民”的历史背景,使得它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已经陆续享有法治、善治、自由、人权等不少其他国家和地区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包括流血牺牲、在争取到民主之后才能获得的东西。既然港人已经得到那些他们认为比民主更加珍贵的东西,那么他们便不愿意付出沉重代价来争取民主。“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只容许香港在脱离殖民管治后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港人明白与中央对抗有害无益,因此也不太希望因为民主改革问题而与中央交恶。不少港人甚至担忧不适当的民主化反而会带来不符合自己和香港利益的恶果,因此宁愿慎重地、一步一脚印地推进民主进程,持这类观点的人在中产阶层不少。由于顾虑多且犹豫不决,港人的“矛盾民主观”与循序渐进发展民主若合符节。假如港人愿意不顾一切地追求民主,循序渐进发展民主就不会被港人接受,而港人与中央的冲突便会极度激烈,不仅政治稳定和有效管治不可能,甚至中央的“一国两制”方针也难以落实。

如果政策建议是基于对香港独特性研究的成果,那么与来自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建议相比自然有所不同,反映在如何处理香港的民主发展和达到有效管治的问题上尤其如此。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利益和未来必将建构在“两制”关系融洽和中央与特区合作的基础上。“互利共赢”和“荣辱与共”必然是彼此互动的指导原则。从香港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港人与内地同胞、中央与特区之间必然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这是长期的、不可逆转的趋势。诚然,这个趋势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片坦途,反而会跌宕起伏、阴晴不定和坎坷不平。基于对历史发展趋势的肯定,也基于我对香港独特性的理论思考,过去几十年来我曾经提出了一些政策和行动建议。粗略来说,“行政主导”政治体制的建设、功能团体议席和选举办法的引进、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的设置、临时立法会的成立、比例代表制的施行、“管治联盟”的建构等,都有我一些建议的影子。毋庸讳言,这些建议都曾经受到一些人的猛烈攻击。然而,回想过去,这些建议在香港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环境中恐怕是迫不得已、有一定正面价值的建议。当然,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家的发展、香港的变迁、香港人心的变动、中央与港人矛盾的逐步缓解、“两制”之间的差异缩小,以及两地同胞逐步在“两制”下合成“命运共同体”,香港的政治、管治与政党发展自然会沿着新的方向演进。经济、社会和民生立场上的分歧会逐渐取代中央与港人之间在政治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成为左右香港内部政治形态的主要因素。困扰香港多时并妨碍妥协的“非常态政治”会大幅度地被对协商解决问题有利的“常态政治”所取代。到了那个时候,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才会有更扎实的根基。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从“非常态政治”过渡到“常态政治”绝非一个顺畅的过程,反而是一个艰难、曲折和反复的过程,2014年爆发的“占领中环”行动和香港最近涌现的“本土主义”主张可为明证。

在政治斗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我对香港的未来保持较为乐观的期盼,这样的态度对一些人来说是严重脱离现实的。但基于我过去近40年香港研究的经验,我对我的论断和预测是有相当把握的。未来的变迁也许可以为我印证。《香港社会的政制改革》分为5个部分。第一部分分析了社会与政治的关系,并着重指出,香港在殖民地时期的政治稳定与香港华人的家庭和社会结构有莫大关系。华人家庭和各种民间组织拥有不少资源和能力去处理华人社会内部的问题和需要,从而减少了社会问题“外溢”为政治问题的概率,对维护殖民管治有利。不过,香港急剧的社会变迁逐步削弱了华人家庭和社会的作用,使得政治矛盾和冲突不断上升。第二部分描述了香港引进群众性选举后的早期情况,指出选举在动员群众方面作用有限,而媒体在选举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不大。第三部分论述了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殖民政府的管治困难、英国谋求“光荣撤退”的部署、中英政府围绕政制改革的斗争和“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第四部分回顾了中国政府在新中国成立后一贯的对港政策,并着重指出其理性务实的一面,而“一国两制”方针的提出就是中国对香港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政策在香港回归后的延续。既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是中国对港政策的首要目标,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简称《基本法》)所要建构的香港政治秩序便以此为指导原则,不过这个新政治秩序却蕴藏着一些管治困难。第五部分则讲述了政治精英和政党发展的情况,其中突出了“局部民主化”所造成的精英政治与群众政治分离的种种现象,进而指出香港脱离殖民管治过程的复杂性和独特性。在香港政治精英的矛盾与分化、各类反对势力涌现、行政主导政治体制因而缺乏足够实施条件的情况下,回归后香港特区的管治面临相当困难的局面。与此同时,香港的政治体制又对政党的发展不利。特区政府固然不能依靠“执政党”来进行有效管治,但在没有“执政党”的情况下,香港的政党呈现弱化和分化的趋势。《香港社会的民主与管治》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香港独特的民主发展道路,具体特征包括“局部民主化”、民主化问题成为“永恒”的政治议题、中央在民主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民主化的出现后于法治、人权和自由等。尽管香港没有重复西方的民主发展道路,但仍然具有积极和正面的内容,起码切合香港实际的情况和需要。第二部分探讨了香港回归后的管治形态,特别关注了新生的香港特区政权在管治上经验不足、政治能力不强、内外环境不利和反对势力阻挠的情况。自香港特区成立以来,非常态政治实际上是香港政治的“常态”,而政治斗争则围绕着政治原则、信念和道德等议题,其中退让和妥协的空间有限,因此冲突难以化解。虽然以实际利益冲突为本的常态政治长远来说应该成为“常态”,但演化过程却十分曲折。这一部分也论述了在“没有独立的非殖民化”下,香港的政治体制改革、殖民政府的管治困难、英国谋求“光荣撤退”的部署、中英政府围绕着政制改革的斗争。第三部分讲述了香港人独特的民主观,指出香港人有明显的民主诉求,但其民主观充斥着自相矛盾和实用主义的元素,因此难以构成庞大、持久的民主运动的基础。《香港人的政治心态》分为3个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香港人对政治领袖的态度,指出香港人心目中缺乏可以信任的政治领袖,而且人们对制度的信任远高于对领袖的信任,因此香港得以拥有良好的政治秩序。香港的政治领袖虽然占据领导的位置,但其社会或群众基础颇为薄弱。第二部分探讨了香港人的社会与经济态度,指出香港人在整体上虽然支持香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体制,却仍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希望政府能够发挥管理经济活动和提供社会福利的积极作用。“殖民地”结束前夕,各种社会矛盾纷纷涌现,导致香港社会的公平性受到不少香港人的质疑。此外,随着回归的到来,香港人的身份认同问题浮现,却没有出现“香港人”与“中国人”对立的局面。第三部分专注于政治信任和参与。最为明显的现象是,尽管香港人对殖民政府有一定的支持,但对各类政治权威和制度的信任有不断下滑的趋势。与此同时,虽然香港人有不错的“政治认知”,但多数民众在政治参与方面仍然不够积极,因而成为“关注的旁观者”。

这3本书的出版与一些朋友的努力和帮助分不开。北京大学法学院强世功教授首先提出出版我的学术论文的建议,而且为翻译工作筹措经费。这3本书的翻译出版获得敏华研究基金和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的支持。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的尹宝珊女士既是我以前的学生,也是长期以来我在研究工作上的得力助手与伙伴。尹女士在统筹和协调学术论文的翻译、核对和出版等工作上花了很大气力。孙文彬博士是我在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任职期间的首席研究主任,她不仅承担了部分翻译工作,同时负责协调牛悦博士和雷竞旋教授的翻译工作,确保不同论文的用词和行文一致。几位译者高水平的翻译让我的英文论著得以准确和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我对上述学者的支持和协助表示由衷的感激!我也要感谢中信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季红女士和编辑们为这3本书的出版而付出的辛勤努力。

最后要说的是,有关香港研究的学术著作迄今其实不多,主要原因是香港研究并非学者们学术事业腾飞的捷径。中央和香港的官员在制定政策时往往缺乏充足的学术研究作为支持,这是甚为可惜和令人痛心的事。我特别希望这3本书的出版能够为内地读者提供参考,更真诚地盼望它能够为促进两地同胞的互信和彼此了解发挥一些作用。

章末注:

1.Lau Siu-kai,Society and Politics in Hong Kong(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在书名中“社会”置于“政治”之前是刻意的,目的在于凸显香港政治的社会基础。

2.Lau Siu-kai and Kuan Hsin-chi,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Hong Kong: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8).第一部分民主之路第1章香港的民主化道路

在过去20年里,第三波全球性民主改革震撼世界。自1974年以来,在南欧、拉丁美洲、东亚及东欧地区,有超过30个国家已由威权政体转为民主政体。目前,世界上可以被视为民主政体的国家数目庞大,为数之多史无前例。虽然近几年部分国家的民主发展有所逆转,但在人类历史上,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对世界冲击之大是毋庸置疑的。

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香港也经历了一个民主化过程。尽管这个过程在全球性民主化浪潮涌现期间发生,而香港作为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容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影响,但香港的民主化过程只是一种个别现象,由一些独特的原因引发,而这些原因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并不存在,这一点我将在下文详加阐释。因此,虽然香港的民主化过程与第三波全球性民主化浪潮同时出现,但它并不是这一世界性现象的组成部分,也不是该现象在香港所产生的国际示范效应。就本质而言,香港的民主化道路是独特、独立并自成一体的。民主化的成因

对于第三波民主化改革为何发生及发生的时间,亨廷顿(Huntington)曾提出一系列的成因,包括:第一,由于民主观念被普遍接受,很多威权型政权越来越受到严重的认受性问题的困扰,需要更依赖成功的施政表现以维系管治,但由于在经济方面(有时是军事方面)的失败,不能维持其认受性;第二,20世纪60年代出现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经济增长,使不少国家的生活水平改善、教育程度提高,中产阶层大为膨胀;第三,天主教会在教义上及行动上出现重大转变,从而令教会由现状的维护者摇身一变成为威权主义的反对者;第四,外在政治行动者的政策转变,特别是欧洲共同体、美国及苏联的政策转变;第五,“滚雪球”效应,即在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初期出现的民主事例对后来者产生激化或示范作用。

戴蒙徳(Diamond)基本认同亨廷顿的解释,同时还提出另外两个成因:一是在日薄西山的威权政体中,出现统治阶层内部分化;二是民间社会在发展、组织、觉醒及动员过程中出现变化。

对于大多数处于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国家和地区,上述种种成因应该可以解释民主改革何以在它们当中出现。然而,就解释香港的民主改革为何发生而言,这些因素却不能使人满意。第一,除少数西化的社会精英外,国际性的民主扩散现象对港人仅产生轻微的冲击。在香港出现的小型民主运动,似乎并不是对国际潮流的回应。第二,外来力量在催生香港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的角色相当有限。即使是鼓吹民主最力的美国,在香港民主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基本上也是无关宏旨;其他国家的介入程度更是微不足道。第三,尽管港英政府是一个殖民政权,但过往并未受到任何“认受性危机”所困。相反,殖民政权经常以过往在经济及行政上的良好记录为傲。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初即发生民主变迁的前夕,港英政府依然获得令人艳羡的群众支持。第四,香港的管治精英内部并没有出现分化,因此不可能成为香港民主化的合理解释。第五,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行民主改革之前,香港已经成为经济发达的社会。由于政府奉行经济放任主义与社会不干预政策,一直以来,香港的民间社会取得了高度发展。香港的中产阶级,由于是非民主政体的受益者,思想心态都较为温和与保守,对民主的诉求一直并不强烈,如果社会经济因素对香港的民主变革举足轻重,则民主化过程应该很早便已出现。所以,这些因素不可能导致香港的民主化;但是,作为有利于推行民主化的因素,它们当然有其重要性。第六,天主教会及其他宗教团体在香港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也不显著,事实上,香港的宗教组织从来都不是勇猛的政治行动者。

基于以上种种考虑,我们只能利用一些香港特有因素解释其民主化的出现及出现的时间。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特殊性,香港的民主化道路也与众不同。不过,与此同时,此等因素也为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设置了障碍,并且为其前景投下了阴影。以下我会简略介绍这些因素及其对香港民主化的意义。民主化的动力:“九七”问题

毋庸置疑,推动香港民主化的最大动力是中国将于1997年在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以及由此而出现的政权转变。与其他地方的非殖民化不同,香港不可能走向政治独立。在1984年,当香港的政治前途由《中英联合声明》确定之后,香港的政治形势便发生了重大变化。对于行将撤离的英国政府而言,其权威与认受性都会随着1997年的到来而不断下降,英国人因此迫切需要在香港引进民主改革,以讨好港人,从而维系其殖民管治。此外,英国对中国在1997年之后的意图深怀疑虑,加上对在这块英国历来最成功的殖民地上一向顺从的港人怀有某种程度的政治“内疚感”,也可能促使英国不顾中国的反对,把手上的部分权力移交港人。

对中国而言,面对港人对收回主权的抗拒,解决香港问题的策略是在“一国两制”安排下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体制,并且承诺“港人治港”。“港人治港”的承诺,明显暗示在回归后香港会出现较以前更民主的政制,而且不少港人的确是这样理解的。为了纾解港人的恐惧与忧虑,中国也同意在香港推行一些民主改革。鉴于英国势将在香港进行民主改革,中国也只好准备在香港地区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后,与一个较民主也因此较难控制的香港共存。

虽然在“九七”问题出现前,港人的民主诉求相当微弱,但要求一个较开放的政府与增加市民政治参与的机会,却仍然依稀可闻,学历较高者所组成和领导的公民团体在这方面的诉求尤其明显。“九七”问题的出现,为这些团体提供了更有利的环境,它们当中不少已转化为政治团体,而且希望在民主化过程中取得权力。由于港人基本认同这样的观点:较民主的香港会给予港人更大的政治能量,去阻止中国政府干预香港内部事务,所以这些团体对港人的号召力便有所增强。民主化的阻力:权力移交

香港的民主化,主要是由独特的事件所触发,但这事件竟是由历史决定的,可谓讽刺之极。此外,香港的民主化纵使有着上述各种有利因素,但仍然受到相当严重的限制。

从英国的角度看,香港是要移交另外一个主权国而非走向独立,因此在处理香港问题时,需要面对一个崭新情况,过往的非殖民化经验,在本质上不合时宜。不过,对于这简单的道理,英国至今仍难以理解。在过去的非殖民化过程中,殖民政府会逐步把政治权力转移到由殖民地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手上,英国则同时采取各项措施为殖民地独立做了准备。但是,香港的非殖民化过程却涉及完全不同的考虑。首先,如果必须移交权力,只可能是移交给作为未来主权国的中国。任何未经中国认可而把权力移交给港人的安排,肯定会遭中国反对,也肯定是短暂的。如此一来,英国单方面在香港引入民主转变,便会遇到很大阻碍。

另外,根据《中英联合声明》,在回归前,英国全权负责管治香港,中国会加以支持和协助。中国反对英国与港人共同管治,尤其是那些对中国政府怀有敌意的人。香港与其他前英国殖民地不同,殖民政府在人民当中仍然享有不错的认受性,来自港人要求民主化的压力不大。所以,殖民政府并无迫切政治需要下放权力。相反,在主权移交前,英国在香港的最高目标是维持政府的权威与有效管治。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完成两项任务:一是防御中国对英国管治权力的侵夺,二是减少港人对殖民管治的挑战。这两项任务自然是互相关联的。如果英国不能够抵挡中国的干预而沦为“跛脚鸭”政府,则基于港人对中国的逆反心态,民众对殖民政权的挑战也会加强;反过来说,如果港人对殖民政府的挑战增加,则会引来中国加强干预而削弱殖民政府的自主性。除此之外,因为英国以往没有为香港结束殖民管治而做任何工作,故此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承继者作为转移权力的对象。

所以,英国感到有需要在过渡期内保留最多的权力在自己手上,使得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港人,都不能够利用移交出来的权力来对付自己。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英国担心香港在回归前利用其新获得的权力来反对中国,从而使得中英关系紧张。再者,英国也需要确保它在香港的利益,在回归前后得到良好的照顾。又因为作为异族统治者,英国很自然会怀疑港人对它是否忠诚,所以任何权力的转移都会是有限、审慎与半心半意的。

基于上述原因,英国所构思的民主化,无论在幅度还是深度方面,实际上都有限。新港督彭定康所建议的民主改革,虽然被广泛吹嘘,实质上仍只是一个在撤离中的殖民政府所提出的有限改革。

从中国的角度看,由于一些十分明显的原因,中国也只是考虑在香港推行有限度的民主改革。首先,因为大部分港人抗拒中国收回主权,所以中国担心民主化会在香港触发反对中国的行动,以及促使一些反对中国恢复在港行使主权的政治团体出现。其次,中国对于英国移交权力予港人(特别是反共分子)的企图深怀戒意,认为英国刻意为中国于“九七”后在香港有效行使主权设置障碍。最后,中国也担忧民主化会为香港蓬勃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带来负面影响,从而削弱本地及外地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由于种种顾虑,中国因素便无可避免地成为香港民主改革速度与幅度的最重要制约因素。

从香港的角度看,民众对民主只有温和诉求,中产阶级在争取民主过程中也是有限参与,加上劳工阶层在政治上力量薄弱,以及工商界和保守政治势力的阻挠,香港民主改革的局限较明显。港人对现行非民主政体的接受、对政体在英国撤离后得以延续的希望、对殖民政权的支持、对社会及经济现状的满意,以及对民主化会产生社会不稳定的疑虑,削弱了其对民主的诉求,也妨碍了强大民主运动的岀现。此外,港人对民主改革能否防止中国政府干预香港事务也缺乏信心。所以,相对于中英两国政府而言,在建构香港的民主前途过程中,港人只能够扮演一个次要的角色。民主化的政治环境:权力分配

基于上述因素,香港的民主化是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发生,而这个环境,对民主化的过程与结果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个政治环境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征: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香港与其他第三波民主政体不同,其民主化过程并非纯粹是一个政府与其管治人民之间的事情。香港民主化起步之际,已经有三个政府,即英国政府、中国政府及殖民政府牵涉在内。殖民政府在法理上处于从属地位,因此,在规划香港的民主前途时,那两个一直以来都甚少介入香港管治的“外在”政府(即英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便担当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港人及其领袖的政治力量薄弱,与三个政府无法相比。结果是:在一个包括几个政治行动者的民主化游戏中,中英政府处于支配地位,两者在政治上的重要考虑决定了香港民主化计划的主要内容。由于两国政府在整个过渡期内就民主化问题都有摩擦,香港的民主化过程便无可避免地受这两个主权国的政治争斗左右。

第二,香港的民主化过程基本上是自上而下的,港人在过程中只起着有限的作用。香港与大部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或地区的不同之处,在于内部缺乏严重的社会、经济及政治不满情绪。由于民主化的动力主要来自“九七”问题,而非来自下面的政治诉求,港人对于民主化所能产生的最终结果,所拥有的影响力便变得有限。

第三,正由于引发香港民主化的主要因素是政治前途问题,而政治、社会及经济上的不满情绪又不重要,因此民众参与民主化过程的程度不高,而与社会及经济改革有关的问题在过程中也不占有显著位置。因此,民主化遂成为纯粹的政治事情,本质上主要涉及英国、中国及香港地区政治力量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因此,香港的民主化较之于其他前殖民地所经历的民主化及非殖民化混合过程,以及大部分参与第三波民主化国家或地区的历程,其另一个不同之处是,社会及经济问题在香港的民主化过程中并不重要。

第四,由于香港民主化过程是一个民众参与度有限的纯粹政治事情,本质上也是本地政治精英争夺权力的现象。殖民管治将在1997年结束这一事实,将改变香港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分配。不过,这个改变并非意味着旧政治精英被新政治精英彻底取代,也非原来处于权力中心的人被权力中心以外的人所代替;相反,这个改变既混乱,也不完全。不容否认,那些原来与殖民管治有密切关系的精英,其政治地位正在下降,他们面对着不明朗的前景,而且正陷入政治迷惘。虽然如此,有几个原因使我们相信,旧政治精英虽然难以维持过去享有的主导地位,但不会在政坛上消失。其中一个原因是香港政府过去在行政管理上的良好表现,以及民众对旧政治精英在社会经济领域成就的羡慕令他们仍然得到了港人一定程度的支持。他们与中英政府有着不少共同利益,再加上两国政府又试图防范来自正在冒升的反建制力量的威胁,因此,依旧需要旧政治精英的服务与支持。此外,为了维持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中国政府也不得不拉拢那些占据重要社会经济位置的精英分子。“九七”问题的来临、港人对政治前景的担忧,以及殖民政权撤离期间所推行的政制改革,为大批政治团体的涌现创造了条件。大部分政治团体源于在20世纪70年代活跃的压力及社区团体。它们的会员人数不多,大多数具有中产阶级背景,并且代表各种各样的政治与社会观点。为了政治理想,同时也为了取得政治影响力,这些团体希望改变香港的政治体制,以便进入权力结构内。它们尤其希望通过民主改革,尽可能从中英两国政权手上夺取最大的权力。这些新兴政治力量虽然锐意动员群众支持,特别是借着反共的号召,以壮大其政治力量,但最终也不能获得满意的成果。由于香港缺乏迫切的解决社会及经济问题的能力,这些团体难以得到港人的强力支持,因此最终只落得力量薄弱与处境困难。所以,在回归之前,香港内部的权力争夺,基本上只是一种精英争斗现象,港人主要还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岀现。

概括而言,香港民主化的原动力,是因殖民管治将在1997年终结这一事实所产生。“九七”问题的来临,同时也根本地改变了香港的政治形势,主要是中英政府这两个强大的“外在”政治行动者突然进入政治圈子,而这个圈子又因本地政治势力的出现而扩大。随着政治行动者的急速增加(中、英、港三个政府及各种本地政治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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