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勇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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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圣祖仁皇帝康熙试读：
总序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崇拜的名人。这样可以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自我认同感，有益于人格的健康发展。名人活在我们的心里，尽管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说着不同的语言，却伴随着我们的精神世界，遥远而又亲近。
名人是充满力量的榜样，特别是当我们平庸或颓废时，他们的言行就像一触即发的火药，每一次炸响都会让我们卑微的灵魂在粉碎中重生。
名人带给我们更多的是狂喜。当我们迷惘或无助时，他们的高贵品格就如同飘动在高处的旗帜，每次招展都会令我们幡然醒悟，从而畅快淋漓地感受生命的真谛。只要我们把他们视为精神引领者和行为楷模，就会不由自主地追随他们，并深刻感受到精神的强烈震撼。
当我们用最诚挚的心灵和热情追随名人的足迹，就是选择了一个自我提升的最佳途径，并将提升的空间拓展开来。追随意味着发现，发现名人的博大精深，发现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发现最真实的自我；追随意味着提升，置身于名人精神的荫蔽之下，我们就像藤蔓一般沿着名人硕大粗壮的树干攀援上升，这将极大地缩短我们在黑暗中探索的时间，从而踏上光明的坦途。
不要说这是个崇尚独立思考的年代，如果我们缺乏敬畏精神，那么只能让个性与自由的理念艰难地生长；不要说这是个无法造就伟人的年代，生命价值并不在于平凡或伟大。如果在名人的引领下，读懂平凡世界中属于自己的那本书，就能够成为最好的自己。
名人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自有许多特别之处。我们追溯名人成长的历程，虽然每位人物的成长背景都各不相同，但或多或少都具有影响他们人生的重要事件，成为他们人生发展的重要契机，并获得人生的成功。
名人有成功的契机，但他们并非完全靠幸运和机会。机遇只给有准备的人，这是永远的真理。因此，我们不要抱怨没有幸运和机遇，不要怨天尤人，我们要做好思想准备，开始人生的真正行动。这样，才会获得人生的灵感和成功的契机。
我们说的名人当然是指对世界和人类做出突出贡献的伟大人物，他们包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发明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哲学家、企业家等。滚滚历史长河，阵阵涛声如号，是他们，屹立潮头，掀起时代前进的浪花，浓墨重彩地描绘着人类的文明和无限的未来，不断开创着辉煌的新境界和新梦想，带领我们走向美好的明天。
政治家是指那些在长期政治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具有一定政治远见和政治才干、掌握权力，并对社会发展起着重大影响作用的领导人物。军事家是指对军事活动实施正确指引或是擅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实施的人，一般包括战略军事家和战术军事家。
政治家、军事家大多充满了文韬武略，能够运筹帷幄，曾经叱咤风云，纵横天地，创造着世界，书写着历史，不断谱写着人类的辉煌篇章，为人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
科学发明家是指专门从事科学研究和发明，并做出了杰出贡献的人士。他们从事着探索未知、发现真相、追求真理、改造世界和造福人类的大学问。他们都有献身、求实、严谨和持之以恒的精神，都具有一颗好奇心。从好奇心出发，他们希望探知事物规律，具有希望看到事物本质一面的强烈意识与探索激情。还有就是他们都有恒心，他们在科学研究中不断努力，努力，再努力，锲而不舍，具有永不止步的追求精神。
文学家是指以创作文学作品为自己主要工作的知名人士和学者等。其中，诗人是指诗歌的创作者，小说家指小说创作者，散文家指散文创作者，而文学家则是指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学体裁领域均取得一定成就的创作者，他们是人类精神财富的创造者。
艺术家是指具有较高审美能力和娴熟创作技巧并从事艺术创作劳动而具有一定成就的艺术工作者。进行艺术作品创作活动的人士，通常指在绘画、表演、雕塑、音乐、书法及舞蹈等艺术领域具有比较高的成就，并具有了一定美学造诣的人。他们是生活中美的发现者和创造者，极大地丰富着我们的生活。
哲学家、思想家是指对客观现实的认识具有独创见解并能自成体系的人士。思想主要是用言语和符号来表达的，而致力于研究思想并且形成思想体系的人就是哲学家、思想家。他们用独到的思想解决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且在此过程中逐渐认识自我与宇宙，以此解决人们思想认识上矛盾迷惑的问题。他们是我们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塑造着我们的人格，探讨所有人类重要的问题和观念，并创造出一种思考和思想的能力，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照耀着人类前进的步伐，推动着人类思想和精神不断升华，使人类不断摆脱低级状态，不断走向更高境界。人是有思想和精神的高级动物，因此，哲学家和思想家是人类不可或缺的，是我们人类的伟大导师。
企业管理家是最直接创造财富的人。他们创造物质财富，推动社会不断进步，使得人们更加幸福。财富虽然只是一个象征，但它与人们的生活、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强盛等息息相关。企业家也创造巨大的精神财富，他们在追求财富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创新、冒险、合作、敬业、学习、执著、诚信和服务等精神，是我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榜样。
我们追踪这些名人成长发展过程中的主要事件，就会发现他们在做好准备进行人生不懈追求的进程中，能够从日常司空见惯的普通小事上，碰撞出思想的火花，化渺小为伟大，化平凡为神奇，从而获得灵感和启发，获得伟大的精神力量，并进行持久的人生追求，去争取获得巨大的成功。
影响名人成长的事件虽然不一样，但他们在一生之中所表现出来的辛勤奋斗和顽强拼搏的精神，则大同小异。正如爱迪生所说：“伟大人物最明显的标志，就是他们拥有坚强的意志，不管环境怎样变化，他们的初衷与希望永远不会有丝毫的改变，他们永远会克服一切障碍，达到他们期望的目的。”
爱默生说：“所有伟大人物都是从艰苦中脱颖而出的。”因此，伟大人物的成长也具有其平凡性。正如日本著名歌人吉田兼好所说：“天下所有伟大人物，起初都是很幼稚且有严重缺点的，但他们遵守规则，重视规律，不自以为是，因此才成为名家并进而获得人们的崇敬。”所以，名人成长也具有其非凡之处，这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地方。
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说：“用伟大人物的事迹激励青少年，远胜于一切教育。”为此，本套作品荟萃了古今中外各行各业最具有代表性的名人，阅读这些名人的成长故事，探知他们的人生追求，感悟他们的思想力量，会使我们从中受到启迪和教育，让我们更好地把握人生的关键，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精彩，生命更有意义。
简介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1722年）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他8岁登基，14岁亲政，他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局面，后世将其尊为“千古一帝”。
康熙8岁丧父，10岁又丧母。公元1661年，康熙的父亲福临突然病逝。于是年仅8岁的玄烨于正月初九日即位于太和殿，并大赦天下，改次年为康熙元年。玄烨年幼继承了帝位，国家大事却由索尼、苏克萨、遏必隆和鳌拜四位辅政大臣决断。拥有野心的鳌拜，为了在索尼退下之后控制朝政，一方面拉拢遏必隆，一方面打击苏克萨哈。鳌拜处理朝政时，十分专横，无视康熙。康熙帝为了收回权利，成功设计擒拿了鳌拜，将其囚死于狱中。
吴三桂、尚可喜和耿精忠三人位高权重，曾为清朝建立立下过汗马功劳，是三个割据一方的汉族藩王。康熙即位后，三藩存在威胁到中央统治。公元1673年，清政府下令撤掉三藩藩王称号，随即吴三桂等叛乱，在云南提出反清复明，大片国土相继沦陷。三藩联兵举起反清大旗，数月之间，清朝江南半壁江山失于三藩之手。康熙帝临危不惧，运筹帷幄，重用汉将，做出果断的军事决策进行镇压，同时采取政治攻势，历时八年，“三藩之乱”终被平定。
这场胜利，也彻底征服了一些明朝遗民的反清之心，使清朝统治趋于稳固。消除了割据和分裂的隐患，加强了国家统一，巩固了中央集权。虽然清军在平定三藩时曾造成许多无辜百姓死亡，但为中国一段时期的长期稳定做出了卓越贡献，也为清朝鼎盛时期的康乾盛世奠定了重要基础。
公元1683年，康熙以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出兵收复台湾，在澎湖打败郑氏海军，随后郑氏纳土归降。第二年，清政府在台湾设台湾县、凤山县和诸罗县，隶属福建，并在台湾设巡道、总兵等官职，并驻扎军队。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加强了中央对台湾的管辖，同时也加强了台湾同大陆的联系，巩固了海防，也促进了台湾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康熙之初，蒙古地区分为漠南蒙古、漠北蒙古和漠西蒙古三个部分。除了漠南蒙古早已归属清朝外，其他两部也都臣服了清朝。准噶尔是漠西蒙古的一支，本来在伊犁一带过着游牧生活。自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以后，他野心勃勃，先兼并了漠西蒙古其他部落，又向东进攻漠北蒙古。漠北蒙古抵抗失败后逃到漠南，请求清朝政府保护。
噶尔丹自以为有沙俄撑腰，十分骄横，以追击漠北蒙古为名，大举进犯漠南。对于噶尔丹的猖狂南犯，康熙一面下令就地征集兵马，严行防堵，一面调兵遣将，北上迎击，先后在乌兰布通和昭莫多大破准噶尔。公元1698年二月，康熙鉴于噶尔丹拒不投降，再次下诏亲征，噶尔丹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战死。至此，康熙讨伐噶尔丹之战宣告结束，漠北喀尔喀地区纳入清朝版图。
这场战争的胜利，彻底挫败了沙俄利用准噶尔贵族分裂我国西北领土的阴谋，打击了新疆、蒙古分裂力量，巩固了西北边疆的统治。这场战争的胜利不仅促进了民族之间的团结，使塞外地区的邻邦加深了对儒家文化的认识，也加强了蒙、藏民族间的团结，更加强了清政府对西藏和蒙古的管理。
康熙在位期间，着手整顿吏治，恢复了京察、大计等考核制度。为了防止被臣下蒙蔽欺骗，康熙还亲自出京巡视，了解民情吏治。其中最著名的是六次南巡，此举极大促进了康熙对民情的了解。他还亲自巡视黄河河道，督察河工，并下令整修永定河河道。
康熙还宣布停止圈地，放宽垦荒地的免税年限。康熙在继续采取轻徭薄赋和与民生息政策的同时，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和发展经济。此外，他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教育、农业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建树，也被后世人们所敬仰。他在位61年，使清帝国成为当时世界上幅员最为辽阔、人口最为众多、经济最为富庶的帝国，是一位英明的君主和伟大的政治家，对近代中国影响十分巨大。
少年荣登皇位
顺治十一年，也就是165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爱新觉罗·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他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个儿子。玄烨的生母是佟妃。佟妃的祖先佟养真本来是辽东的汉人，后来随兄弟佟养性投靠了努尔哈赤，被列入汉军，并受命管理汉军事务。后来佟养真战死，由他的儿子佟图赖承袭了职位，最后官至三等精奇尼哈番、太子太保。有了这样的身份，佟妃才得以被选入宫中，并于一年后生下了玄烨。
由此可知，玄烨并非一个纯粹的女真人后代，他的身上，至少流淌着3个优秀民族——满族、汉族、蒙古族的血液。尽管其母系已经加入了八旗，也算是满族人，但从血统上看，他的汉族血统也是永远抹杀不了的。
尽管母亲的地位没有使玄烨在众皇子中占据优势，但天资聪颖的他得到了最重要的一个人的宠爱，这个人就是孝庄太后。在玄烨出生之前，有一次，佟妃到慈宁宫向孝庄太后请安，孝庄太后知道她怀有身孕，就对近侍说：“我早先身怀福临时，左右之人即曾看见我衣服大襟有龙盘旋，赤光灿烂，后来果然诞生圣子，统一寰区。如今佟妃也有这种祥征，异日生子，必膺大福。”
这个说法很快在宫里传开了，据说玄烨出生时，整个皇宫上空都飘着异香，好久都不见散去，又有五色光气充溢在宫内，就像太阳光一样明亮。当时，宫人以及内侍看到之后，都大声称：“这真是奇瑞之兆。”
不过，佟妃没能得到顺治帝的宠爱，玄烨也并没有因此受到父亲的特别关照。和其他的皇子一样，他刚一出生，就被抱出宫交给乳母喂养。后来，因为玄烨没有出过痘，乳母受命带着他到紫禁城西的一座偏宅居住，这里后来被改称为福佑寺。
玄烨生下来就很惹人喜爱，据《清实录》记载：
天表奇伟，神采焕发，双瞳日悬，隆准岳立，耳大声洪，循齐天纵。稍长，举止端肃，志量恢宏。
这段话的意思是：玄烨长得仪表堂堂，精神焕发，两只眼睛就像太阳一像明亮，鼻子就像高山一样挺拔，声音洪亮。等长大几岁以后，举止端庄严肃，志向远大，气量宽宏。
本来老人就喜爱孩子，孝庄太后得到这么一个可爱的孙子，自然是当作心肝宝贝。从她对玄烨的一些特殊关照的态度来看，她确实认为这个孩子将来是个当皇帝的材料，因此才会给予他最大的关怀。
孝庄太后不但对这个孙子的饮食起居时时过问，更是按照帝王的标准严格要求教导：“不管是吃饭、坐立、行走、说话，你都要按规矩来。就算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也不能放纵自己，如果让我知道你有不合规矩的地方，我就要责罚你了。”而后，孝庄太后语重心长地告诉玄烨，“不要怪奶奶狠心，我这样做，是为了使你将来能成就大业。”
自5岁开始，玄烨正式上学读书。孝庄太后为了更好地培养他，特地派了自己最贴心的侍女苏麻喇姑协助照看。苏麻喇姑聪明乖巧，知书达理，并精通满语，有她手把手地教导，玄烨进步更快了。对祖母的教诲，玄烨后来回忆说：
朕自幼龄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凡饮食、动履、言语，皆有规度。虽平居独处，亦教以罔敢越轶，少不然即加督过，赖是以克有成……朕自八岁世祖皇帝殡天，十岁慈和皇太后崩逝，藐兹冲龄，音容记忆不真，未获尽孝，至今犹憾。藉圣祖母太皇太后鞠养教诲，以至成立。
清朝的皇子教育，在所有朝代中是最为严格的。五更时分，天还没有亮，皇子们就要到上书房学习。每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不但要读书，还要学习满族的“根本”——骑射。当时，清朝的皇帝各个都拥有一身的好武艺，完全是得益于这种自幼的严格训练。
在这种严格的教育下，玄烨的各方面都有很大进步。他天生聪慧，加上勤奋好学，虚心求教，很快就在众皇子中脱颖而出。《清实录》记载，他读书一目十行，而且过目不忘，从5岁以后，好学不倦，从早上到半夜都手不释卷。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他几乎都有涉猎，启蒙读物《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儒家经典中的《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是他学习的对象。他还给自己规定：每一段、每一篇，都要朗诵120遍，然后背诵120遍，直到滚瓜烂熟、融会贯通。
所以史书说他：“自五龄后，好学不倦。”也正因为如此，他渐渐地从书中明白了许多为人处世和治理国家的道理，“幼龄读书，即知酒色之可戒，小人之宜防，所以至老无恙”。又说，“朕自幼读书，于古今道理，粗能通晓。”
玄烨终生保持着读书不倦的习惯，从而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素质较高的帝王之一。孝庄太后还经常给玄烨讲述祖先创业的历史，激励年幼的玄烨很早就树立了作为一个明君治国安民的远大志向。《清史稿》记载：
圣祖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中和功德大成仁皇帝，讳玄烨，世祖章皇帝第三子也。母孝康章皇后。顺治十一年三月戊申，帝生于景仁宫。天表奇伟，隆准龙颜，举止端肃。六龄时，尝偕世祖皇二子福全、皇五子常宁问安宫中，世祖各问其志，皇二子以愿为贤王对，帝奏云：“待长而效法皇父。”世祖皇帝遂属意焉。
这段话讲了玄烨少年时的一个故事：玄烨6岁那年的一天，他和哥哥福全、弟弟常宁一起去给父皇顺治帝请安。顺治帝把他们搂在怀里，问他们长大以后愿意做什么样的人。
那时常宁刚3岁，还不懂事，默然不知所云。而福全回答说：“愿意做一个贤王。”
而玄烨则答：“长大了，我一切都跟着父皇学习，效法您的治国之道。”一个仅仅6岁的孩童，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令顺治帝十分惊异。
两年后，顺治帝因患天花病重，临终前遗命玄烨即位，这与顺治帝看中了玄烨的非凡志向有很大关系。当然，更主要的是玄烨深受孝庄太后的宠爱，加上他已经出过了天花，有免疫力。结合多种因素，玄烨就以清王朝的第四位也是最杰出的一位帝王身份登上了历史舞台。
顺治十八年，也就是1661年，正月初九，玄烨在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亲自主持下即位。八岁的玄烨穿上了孝服，到顺治帝灵前敬读告文，接受诏命，然后换上礼服，到皇太后宫中行礼，亲御太和殿，升上宝座，接受百官的朝贺，正式登基。之后，玄烨颁诏大赦，定顺治帝谥号曰章皇帝，庙号世祖，改第二年为康熙元年。“康熙”是安定太平的意思，这个年号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希望巩固统治的意愿，也反映了各族人民渴望和平富足的心声。事实证明，玄烨的统治无愧于这两个字，他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
父皇的去世，使康熙帝和他的祖母、生母痛苦万分，这无疑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灵打击和精神创伤。本来幼年丧父已经很不幸了，谁知父亲刚去世两年，玄烨又“痛丧母亲”。两年之间，父母双亡，这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实在可怜，从此玄烨彻底成了一个孤儿。缺少了父母之爱的玄烨比他人更早地成熟，他对抚养他的乳母也一直怀有很深的感情。康熙帝晚年回忆说：
世祖章皇帝因朕幼年时未经出痘，令保姆护视于紫禁城外，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此朕六十年来抱憾之处。
从这里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没有得到父母的爱还是很伤感的。抚养玄烨最久的乳母，就是著名文学家曹雪芹的先祖曹玺之妻孙氏。孙氏不但如生母一样照顾他，还充当了他的启蒙老师。玄烨对这位乳母也特别尊敬，即位后，特地封曹玺为江宁织造，封孙氏为一品诰命夫人。而曹家也是汉军，属于内务府包衣旗人，表面上是奴仆，实际上是心腹。
玄烨有汉族的血统，又从汉人乳母那里接受了最早的启蒙教育，这对他后来重视汉族优秀文化，实行开明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康熙皇帝8岁登基，16岁亲政，在位61年。
康熙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帝王之一，他不但是数百位帝王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也是其中最有成就者之一。他在位期间，真正巩固了清朝全国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粉碎了各种分裂活动，抵抗外敌入侵，发展社会经济，繁荣科技文化。
建立在政坛上的婚姻
顺治帝临终时遗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4位大臣辅政，他们为了表示同心协力辅佐幼主，还在顺治帝的灵位前立下重誓，表示：竭尽忠诚，同生共死，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结党羽，不受贿赂，唯以忠心，仰报先皇大恩。可是，时间不长，他们4个人就出现了分歧。
4位辅臣中，索尼是正黄旗人，遏必隆和鳌拜是镶黄旗人，苏克萨哈为正白旗人。由于历史的原因，两黄旗与两白旗之间，一直存在着对立情绪。因此，隶属于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和鳌拜，与苏克萨哈貌合神离，关系并不融洽。
索尼历事太祖、太宗、世祖，是前三朝的元老，在4人当中资历最深，居于首位，但他年老体衰，精力不济，在朝廷中发挥的作用已大打折扣，受到很大的限制。
鳌拜年富力强，虽然排在末位，却是一个很有权力欲又十分能干的人。遏必隆与鳌拜同旗，他对鳌拜毕恭毕敬，事事都顺从鳌拜。这样一来，不愿完全附和鳌拜的苏克萨哈就处于被孤立的境地，尽管他已经与鳌拜结为儿女亲家，但二人之间的矛盾却日趋尖锐。
与4位辅臣联盟不断瓦解相伴随，辅政体制的弊端，也逐渐地暴露出来。由于玄烨年幼，孝庄太皇太后虽然是大政方针的最后决断者，但辅臣有权直接处理一切政务，有权在题奏本章上面标写处理意见，甚至代替皇帝写朱批。而对此清朝又没有一定的监督机制进行约束，所以辅臣们的所作所为，特别是鳌拜的专权行径，逐渐构成对皇权的潜在威胁，爱新觉罗家族的江山受到很大的影响。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成婚对少年天子康熙帝来说，其意义就非同寻常了：一方面表明他已经成年，另一方面表明他可以决策国家的大事了，辅政大臣应该开始把权力移交给皇帝了。而且这时的康熙帝已经今非昔比，有了管理国家的能力，再加上孝庄太皇太后的辅佐，就更是如虎添翼。出于这样的考虑，孝庄太皇太后急于让幼孙尽早举行大婚典礼，以便从根本上遏制鳌拜势力的进一步发展。
而皇后的人选，孝庄太皇太后已经心中有数。作为母仪天下的皇后，负责主持后宫，其位置至关重要，谁当上了皇后，就意味着谁取得了除皇帝以外的最高权力和地位。因此，有条件的权臣亲贵们，莫不望眼欲穿，莫不竭尽全力为自家女儿谋取这一荣誉而奔走。
当时康熙帝后位的竞争，主要是在索尼的孙女赫舍里氏与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之间进行。4位辅臣中的索尼，希望立自己的孙女为皇后，鳌拜、遏必隆以及苏克萨哈则为另一派，他们坚决主张立遏必隆之女钮祜禄氏为皇后。
对此，在宫廷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孝庄太皇太后权衡利弊，毅然决定立赫舍里氏为后，同时将钮祜禄氏也纳入宫中，这一方面可以防止代表镶黄旗的鳌拜集团势力的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也可以拉拢正黄旗老臣索尼及其家族，分化两黄旗，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
孝庄太皇太后的决定引起遏必隆与鳌拜的不满，他们在得知消息后，立即入宫，加以阻挠，并在私下里大发牢骚，表示不满，但已无济于事。
康熙四年，也就是1665年，农历九月初八，遵照祖母慈旨，康熙帝与赫舍里氏在紫禁城的坤宁宫内举行了大婚典礼。坤宁宫，是清代皇帝举行大婚典礼的地方，顺治帝福临的大婚典礼，就曾在这里举行。
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平民百姓结婚还要举行一个结婚仪式，作为封建皇帝，其大婚的仪式就更要举行，而且要办得隆重，显示出皇家的气派。所以，大婚前夕，礼部做了周密的安排。
对于举行合卺礼的地点，他们奏报孝庄太皇太后说，坤宁宫七间，“北座向南，本年均吉。即隔首间、次间，于五间之中间合卺吉”。孝庄太皇太后阅后下达懿旨：“中间合卺，因与神幔甚近，首间、次间虽然间隔，尚是中宫之正间内北炕，吉。两旁间既非正间，均不可用。”于是，康熙帝同皇后便在祖母精心选定的房间内举行了合卺礼。
康熙帝大婚，标志着他已经长大成人，再也不是一个没有发言权的幼童，而是一位即将亲政、总揽朝纲的年轻皇帝了。不久，他便开始直接处理政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他与满汉大臣之间的联系，密切了他们之间的君臣关系。
设下巧计除掉鳌拜
康熙帝登基时，不过是一个八岁的孩子，即使他后来亲政的时候也只有16岁。因此，康熙帝的成长和争取最高权力的过程是同时进行的。他的第一个强大对手，就是四大辅臣之一，有满洲第一勇士之称的鳌拜。
顺治帝临终前，亲自从直属皇帝的上三旗中选定了4名亲信大臣辅助嗣君，这4人分别是：正黄旗，内大臣索尼；正白旗，苏克萨哈；镶黄旗，遏必隆、鳌拜。这样做，主要是为了防止再出现类似多尔衮专权跋扈、侵凌皇权的现象。
满族宗室贵族还保留着很大的特权，特别是皇帝年幼的时候，国家政务都是由宗室诸王摄理。但是宗室诸王摄政权力过大，容易擅权越位，威胁统治秩序。顺治帝亲身领受过多尔衮的教训，因此临终时留下了自己最为亲信而又非宗室的大臣，既能辅佐幼主，又不会有篡夺之祸。
然而，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做法同样有危险，如果不是孝庄太皇太后的果决和康熙帝的聪敏，清王朝仍旧无法避免一场残酷的内讧。四大臣中，索尼、遏必隆、鳌拜，原来是清太宗皇太极旧部，跟随皇太极南征北战，战功赫赫，备受信任。皇太极死后，他们忠心为主，一致拥立皇子福临即位，粉碎了多尔衮和多铎兄弟夺权的图谋，给予了孝庄太后最大的支持。
顺治初年，他们因为不肯追随多尔衮而多次遭受打击，直到顺治八年顺治帝亲政才得以复职。他们是经过多年考验的股肱之臣，因此，他们得到顺治帝和孝庄太后的信任而迅速升迁。
索尼被晋升为一等伯，任内大臣，总管内务府；遏必隆袭封一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晋为二等公，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而另外一位，则是原属多尔衮心腹的苏克萨哈。但在多尔衮死后，他率先揭发多尔衮的问题，因此得到了顺治帝和孝庄太后的信任，被提升为镶白旗护军统领。正白旗直属皇帝以后，苏克萨哈晋二等公，任领侍卫内大臣。这样一来，苏克萨哈同样是皇帝的心腹。
不过，任命他为辅政大臣，还有权力制衡的考虑。苏克萨哈是正白旗的代表，如果辅政大臣中没有正白旗的人，对于稳定大局是不利的。但由于苏克萨哈的特殊身份，以及多尔衮时代留下的正白旗和两黄旗的积怨，也给后来埋下了祸根。
辅政初期，四大臣还本着协商一致的原则辅佐幼帝，几年都相安无事。越到后来矛盾逐渐显露出来，其祸首就是鳌拜。鳌拜是满洲镶黄旗人，姓瓜尔佳氏。他的叔叔费英东是最早追随努尔哈赤起兵的人之一，被列入开国五大臣。鳌拜自幼弓马娴熟，长大后，跟随皇太极四处征战，立下了赫赫战功。
崇德二年，也就是1637年，鳌拜参加皮岛战役。皮岛守备森严，清军久攻不下，鳌拜请求自己担任先锋，发誓说：“不得此岛，誓不回来见皇上。”于是，他驾船横渡海峡，直冲敌阵，大叫着奋力冲杀，一鼓作气，登上城墙，打败敌兵，攻克了皮岛。皇太极对他更加欣赏，封他三等男爵，赐号“巴图鲁”，就是“勇士”的意思。
在清军争夺东北和入关的多次大战中，鳌拜都立有大功。崇德六年的松锦会战中，他用大清最不擅长的步兵战败了明军的步军营，取得首功。明总督洪承畴率13万大军来援，鳌拜率先冲锋陷阵，连打了5次胜仗。明军溃败，鳌拜奉命追杀，又获全胜。
崇德八年，也就是1643年，鳌拜随阿巴泰征明，入长城，围北京，攻略至山东兖州、临清而返。
顺治元年，也就是1644年，清兵入关，考核群臣功绩，鳌拜“以忠勤勠力，晋一等子”，随亲王阿济格征湖北，打败李自成起义军，又随豪格攻入四川，大败张献忠部，“斩献忠于阵”。他生性勇猛，作战奋不顾身，被称为“第一巴图鲁”。
皇太极在位时，对鳌拜非常喜欢，引为心腹，而鳌拜对他也忠心耿耿。皇太极死后，在由谁继位的问题上，索尼和鳌拜等正黄旗、镶黄旗将领坚决维护皇太极一系的地位，顶住了多尔衮兄弟的威压，最终推举皇太极第九子福临继位，是为顺治帝。这样一来，他就又拥戴有功，深受顺治帝和孝庄太后的信任。因此，顺治帝病逝，他才会被任命为四辅臣之一。
但是，由于鳌拜好勇斗狠，为人专横，便被排到了四人中最末一位。四大辅臣中，索尼的资格最老，威信最高，因此位于四辅臣之首，但年纪老迈。苏克萨哈才干超群，位列第二。遏必隆是开国五大臣额亦都之后，屡立战功，与鳌拜交好，同为镶黄旗。
鳌拜名列第四，但为人最为强悍，他见苏克萨哈爵秩虽然低，班次竟居第二，仅次于索尼，一旦索尼死了，苏克萨哈有可能依次递补，代替索尼总揽启奏和批红大权。鳌拜对此耿耿于怀，两人遇事争吵不休，积怨成仇。鳌拜便利用黄白旗之间的矛盾，在三旗内部挑起争端，借以打击苏克萨哈。
鳌拜首先翻起了旧账，他重新挑起多年前圈占北京附近田地时，多尔衮利用权势造成的黄白旗之间的矛盾，要求重新圈换土地。这一提议得到了在多尔衮时代受到压迫的两黄旗大臣的支持，就连索尼和遏必隆也随声附和。鳌拜见有机可乘，便唆使两黄旗的旗人向户部呈文，要求把遵化、迁安等地的正白旗屯庄改拨镶黄旗。
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认为，圈地时间已经过了20多年，康熙三年朝廷已经下令禁止圈地，因此便奏请朝廷，驳回了鳌拜等人的换地之议。
苏纳海本身就是正白旗人，他的奏疏引起了鳌拜的愤怒。他发动党羽，采取各种办法诬陷苏纳海和直隶总督朱昌祚、直隶巡抚王登联等反对换地的官员，将三人逮捕治罪。年仅13岁的康熙没有应允，鳌拜竟然假传圣旨，捏造苏纳海三人“迁延藐旨”“妄行具奏”等罪名，把三人处以绞刑。
这个举动震惊了朝野，弄得百官人心惶惶，人们都看到了鳌拜的专权跋扈，因此纷纷要求皇帝亲政。在百官的推动下，索尼等在康熙六年，也就是1667年，农历三月，奏请皇上亲政。六月，索尼去世。七月初七，康熙帝亲政。
到了这时，鳌拜本应该见好就收，但他自恃功高，加上索尼已死，无人能控制他，他根本就不把14岁的皇帝放在眼里，反而有恃无恐，妄图攫取启奏权和批理奏疏权，成为真正的宰相。
苏克萨哈则是个明白人，他见皇帝已经亲政，便不愿与鳌拜同流合污，坚决抵制鳌拜的卑劣行径。鳌拜对他更加痛恨，必欲置之于死地。他见鳌拜的权势很大，自己无法与之抗争，便打算退出权力中心。在康熙亲政的第六天，他就以身有重病为由，上书要求去守先皇帝的陵寝。他希望以自己隐退的举动迫使鳌拜、遏必隆也一并辞职交权。
而鳌拜早就想对苏克萨哈下手，在康熙帝虽然亲政但还没有掌握大权的时候，他决定借此除掉苏克萨哈。他抓住苏克萨哈在要求去盛京守先帝陵寝上疏中“如线余息得以生全”这句话，大做文章，以皇帝的口吻指责说：“……苏克萨哈奏请守陵，说‘如线余息得以生全’，不知道受了什么人的逼迫，在此何以不得生，守陵何以得生，这让我很不解。着议政王贝勒大臣会议具奏。”
七月十七日，鳌拜操纵议政王大臣会议，给苏克萨哈编造了“不欲归政”等24款大罪，议定之后向皇帝奏报，称苏克萨哈存有异心，大逆不道，应将他与他的长子、内大臣查克旦都五马分尸，其余子孙，无论已到年龄未到年龄，都一律斩首。
康熙帝坚决不同意鳌拜的意见，但是鳌拜连日强奏，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最后康熙帝只把对苏克萨哈从分解肢体的酷刑改为绞刑，其他都按其原议行刑。康熙帝刚亲政就被鳌拜来了一个下马威，他对这个权臣的跋扈也看得更清楚了。但羽翼未丰，暂时还无法用强，他不得不隐忍待机。
鳌拜则认为康熙帝软弱可欺，于是更加得意忘形，越来越肆无忌惮，他结党营私、擅权乱政，把自己的儿子和亲信安插在内大臣、大学士、六部尚书等重要位置上。
辅国公班布尔善死心塌地地依附鳌拜，结党营私，利用权力擅改票签，决定拟罪、免罪，处心积虑地配合鳌拜杀害苏克萨哈。由于帮助鳌拜排除异己有功，他被鳌拜提升为领侍卫内大臣、秘书院大学士。
正白旗副都统玛迩赛更是个谄媚小人，深得鳌拜信任，被提拔为工部尚书。户部尚书苏纳海被冤杀后，鳌拜企图把自己的党羽打入户部，控制中央财政，便不顾其他人反对，援引顺治年间曾设两位满洲尚书的旧例，迫使康熙帝同意将玛迩赛补为户部尚书，又任命其兼任正白旗蒙古都统。
玛迩赛经常和另一位户部尚书王弘祚发生冲突，班布尔善就借户部的一次过失，将王弘祚革职。康熙帝八年，也就是1669年，正月，玛迩赛病死，鳌拜又逼迫康熙帝予以封谥，康熙帝没有同意，鳌拜竟将他擅自谥为“忠敏”。
鳌拜的亲友更是各个手握重权。他的弟弟穆里玛担任满洲都统，康熙二年，也就是1663年，被授为靖西将军，因为镇压起义军李来亨部有功，升为阿思哈尼哈番。他的另一个弟弟巴哈，顺治时任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其子讷尔都娶顺治帝之女为妻，被封和硕额附。鳌拜的儿子那摩佛担任领侍卫内大臣，后袭封二等公，加太子少师衔。可以说鳌拜满门显贵。
经过长期的勾结，鳌拜排除异己，发展自己的势力，已经结成了以自己为核心，以穆里玛、塞木特纳莫、班布尔善、玛迩赛、阿思哈、噶褚哈为骨干的朋党集团。他们互相勾结，操纵朝政。他们凡事在家与亲信议定后，才奏报施行，甚至经康熙批准的奏稿，也要带回家去另议，商量对策，再作处理，根本是目无朝廷。
一面培植死党，一面不择手段地排斥异己。很多官员因为违背其意愿，被鳌拜处死。朝廷之中人人自危，无人敢说“不”字，鳌拜已经到了权倾朝野的地步。对于不附从的官员，鳌拜无不加害。
费扬古是重要的开国功臣，一直与鳌拜不合，他的儿子倭赫及侍卫西住、折克图、觉罗塞尔弼4人一同在御前值勤，对鳌拜并不敬畏。鳌拜为此怀恨在心，伺机加害。
康熙三年，也就是1664年，农历四月，倭赫等在景山、瀛台值勤，私骑御马，又用御弓射鹿。鳌拜得知后，立刻以此为借口将4人处死。并且还诬蔑费扬古对皇上心怀怨望，就将他连同其子尼堪、萨哈连一同处以绞刑，幼子色黑流放宁古塔，还没收了其全部家产，给了穆里玛。
鳌拜专横跋扈，朝野有目共睹，康熙帝更是十分反感。但他还是个少年，无威无势，心里恼怒，也无可奈何，只有隐忍下来。鳌拜总认为康熙帝不过是个乳臭未干的孩子，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他贪恋权柄，迟迟不愿归政，仍旧恣意妄为，大臣们也是敢怒不敢言。
这样一来，鳌拜就成了康熙帝执掌朝政的第一块也是最大的一块绊脚石。因为鳌拜不是一个人，而是形成了一个势力庞大的集团，不将其除掉，最高权力就会旁落，甚至有江山易主的危险。除掉他，对于一个刚刚懂事的孩子，可以说一点儿胜券都没有。这个时候轻举妄动，只能带来祸患。
康熙帝稳重的性格帮助了他。他没有急于争权，而是尽量控制自己，不与鳌拜发生正面冲突，有时为了迷惑敌人，他故意顺从鳌拜，给他造成柔弱无能的印象。这样一来，鳌拜更不把他放在心上，始终认为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孩子而已。
实际上，康熙帝早已在暗中开始准备了。他知道，要当成真正的皇帝，必须除掉鳌拜，除掉鳌拜，必须一次成功，要稳、准、狠，绝不能有任何闪失。所以，他不动声色，让鳌拜放松警惕。
康熙帝考虑到鳌拜是顺治帝的重要大臣，多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网罗亲信，宫廷内外多置耳目，公开缉拿他的话，可能会激起事端。因而首先应当寻找有利的时机，选择适当的方式，这样才能增加胜券。
为了迷惑鳌拜，康熙帝下令封赏辅臣，把遏必隆、鳌拜等所有二等公，授为一等公，鳌拜的二等公爵位，由他的儿子那摩佛承袭。康熙七年，也就是1668年，康熙帝又加封鳌拜为太师，其子那摩佛加封太子少师。
有一次，鳌拜大闹金銮殿后，谎说自己有病，一直不上朝。康熙帝明知鳌拜有病是假的，但为了稳住鳌拜，还是决定亲自登门去看望他。
一天，康熙帝带着几名侍卫来到鳌拜家里。在封建社会，皇上到大臣住处对该大臣来说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鳌拜见康熙帝不但不怪罪自己，还亲自前来看望，心中也有点儿不安。但他又想到，康熙帝这人年纪虽不大，心机却不少，他的到来，不可不防。
鳌拜一边想着点子，一边在床上欠了欠身说：“我重病在身，不能迎接皇上，望皇上恕罪。”
康熙帝道：“你辅政多年，也很费心思，积劳成疾，希望你多多保重。”
君臣二人有不同的心思，没有多少话好说。康熙帝说了一些安慰的话，准备起身回宫，忽然看见鳌拜一只手伸到枕头下，脸色有了变化。康熙帝有了警觉，刚要说话，就见一名御前侍卫急忙走到鳌拜床前，猛一下揭开铺席，一把明晃晃的腰刀呈现在康熙帝面前。
康熙帝见到这种情况，吃了一惊。鳌拜脸色蜡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康熙帝镇静了一下，笑着说：“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刀不离身，身不离刀，是咱们满洲人的习惯嘛。”康熙帝的几句话使气氛缓和了下来。
过了不久，康熙帝亲自颁布圣旨，封鳌拜为“一等公”。这使鳌拜更加骄傲。他想，孩子毕竟是孩子，总还是怕我。鳌拜哪里知道，康熙帝正在制订秘密除掉他的计划呢。
回到宫中，康熙帝就以下棋为名，经常召索额图进宫。索额图是四辅臣之一索尼的儿子，从小与康熙帝在一起游玩，身体强壮，很有谋略。后来鳌拜专横，侮辱了索尼很多次，因此索额图早就怀恨在心，经常流露出对鳌拜的不满。康熙帝要除鳌拜，首先想到了他。
这天，索额图又来到皇宫，康熙帝笑吟吟地迎接他。不一会儿，侍从太监搬来凳子和小案子，案面上摆着一副象棋。他们分上下坐定，跳马飞象，拼杀起来。
棋艺高超的康熙帝，今天不知怎么了，特别性急，车马炮长驱直入，逼近对方将城。而索额图却十分谨慎，步步为营。康熙帝几次要提车“将军”，都被索额图的过河卒子解了围，使康熙帝不得不转攻为守，康熙帝称赞他说：“好棋！好棋！”
索额图谦逊地说：“奴才棋艺低劣，只好以卒顶车。”
康熙帝微笑道：“过河卒子能吃车马炮，不可小看。”“奴才正是这个意思。”
康熙帝眼睛一亮，点头道：“与我的心意一样。”于是，君臣二人暂时停止了比赛，商量起了对付鳌拜的办法。
第二天，康熙帝从各王府挑选了几十名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亲王子弟，在一起练习摔跤格斗。鳌拜看见，以为是年轻的皇上贪玩，非常高兴。过了些时候，这班小孩的拳术已练得非常熟练，和康熙帝的关系也越来越融洽。
一天，康熙帝把他们召集在一起，问：“鳌拜是武将出身，武艺高强。我和你们都是10多岁的少年，你们是怕我呢，还是怕鳌拜？”
少年们齐声答道：“鳌拜有什么可怕，我们只怕皇上。皇上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康熙帝见除掉鳌拜的时机成熟，很高兴，心里说：鳌拜马上就要成为阶下囚了。
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农历五月十六日，鳌拜进宫奏事，皇上正在观看少年侍卫练武，只见千来个人正在捉对儿演习，皇帝还在场外指指点点。康熙帝看见鳌拜来了，故意站起身走进场去，笑着夸奖这个勇敢，奚落那个功夫不到家。等到鳌拜走近他，他摆摆手说：“今天玩得痛快！有事先不要说，等我……”
鳌拜连忙说：“皇上，外廷有要事奏告。皇上下次再玩吧。”
康熙帝这才恋恋不舍地和鳌拜进殿去了。后来鳌拜看见皇帝玩的次数多了，以为皇帝年少好玩，也就不放在心上，反而暗暗高兴，觉得自己更有机会独断专行了。
采取行动之前，康熙帝不露声色地以各种名义将鳌拜亲信派往外地，削弱他的力量，避免发生不测。一切准备就绪，胜券在握，康熙帝决定行动。这天，康熙帝借着一件紧急公事，召鳌拜单独进宫。鳌拜一点儿也不防备，骑着马就大摇大摆地进宫来了。
康熙帝早已站在殿前，一见鳌拜走来，便威武地喝道：“把鳌拜拿下！”
只听得一阵脚步声响，两边拥出一大群少年侍卫，一齐扑向鳌拜，有的抱腰，有的扯腿，有的拧胳膊，霎时间扭打成一团。
鳌拜原是个武将，力大无比，又有武艺，但是毕竟年纪大了，手脚已不灵便，同时寡不敌众，不一会儿就被众少年掀翻在地，捆缚起来，关进大牢。
康熙帝立即下令，命众亲王和大臣调查和议定鳌拜的罪行。众亲王和大臣见14岁的皇上这么坚决果断，而且不动声色就拔掉了这个天大的祸根，自然不敢怠慢，只用10天工夫便把鳌拜专横乱政的30条大罪调查清楚，奏请皇上将他处死。
康熙帝考虑鳌拜过去有功，免了他的死罪，把他革职，长期拘禁。
逮捕鳌拜后，康熙帝没有忘乎所以。他马上进行了清剿鳌拜党羽的行动，将其一网打尽。但在处理鳌拜一伙时，他没有感情用事，而是为朝廷的大局着想，有力有度，既清除了鳌拜的势力，又没有影响大局的稳定。
辅政大臣遏必隆不但没有起到辅政的作用，反而处处顺服鳌拜，这次也被拿问。经过审讯，也以“不行纠核” “藐视皇上”获罪，共21条罪行。议政王大臣会议提出应拟革职立绞，妻子为奴。康熙帝予以宽大处理，只革去了他太师及公爵的封号。
鳌拜党羽众多，如果斩尽杀绝，势必给清王朝的统治带来极大的动荡。康熙帝将首恶与胁从者分别对待，对于班布尔善、阿思哈、噶褚哈、泰璧图等核心成员，非杀不可的，都下令处死；对于那些谄附而无大恶的多数党羽，如苏尔马、巴哈等人，都予以从轻处置，从宽免死。这样一来，既惩戒了奸党，也分化、瓦解了鳌拜集团的势力，完满地保证了大局的稳定。
年仅16岁的康熙帝凭着他过人的聪敏、沉着、果敢和智慧，在最高权力顶峰的博弈中，施展了非凡的政治谋略，不但干净漂亮地清除了鳌拜这个不可一世的权臣，彻底清除了反对势力，而且稳定了大局，真是难能可贵。
削夺八旗诸王权力
康熙帝亲政之初，借鉴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在统治初期，加强了自己掌握权力的力度，严格控制官僚系统。当时，康熙帝面临的主要是满洲贵族势力的阻碍。毕竟清朝是由满族建立的，在最初的几十年间，带有浓厚的贵族色彩，君主权力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康熙帝通晓中国历史，他知道，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强盛的时期，往往就是君主能操控全局的时期。这些英明的君主，善于集权，也善于用权，集中力量办大事，国家因此而富强。反言之，当权臣当道，官僚体制腐败的时候，君主的实际权力被分散，被他人滥用，结果自然是政治腐败，经济衰退，王朝趋于没落。
在康熙帝初政时，中央对康熙帝决策制约最大的，就是八旗诸王以及议政王大臣会议。议政王大臣会议是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所创的亲信重臣与宗室贵族共议政体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努尔哈赤起兵初期，指定5位大臣，理政听讼，处理有关政务，被称为“议政五大臣”，此外还有10位大臣佐理国事。
随着诸子逐渐长大，也陆续成为专主一旗或专主若干牛录的贝勒、台吉，这些王子贝勒开始和五大臣共议国政。后金政权建立，形成了四大贝勒议政的制度，五大臣也渐被八大臣所代替。
天命七年，也就是1622年，努尔哈赤明确下令8位皇子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第二年，又设8位大臣为副，筹划军事方案，审议军事得失，就形成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制度。
这八大贝勒和8位大臣，在很多事情上有决定权，不仅可以监督皇帝，甚至可以决定废立。但对于其中的个人，又有制衡作用，有效地防止了个人擅权和分裂行为发生。
皇太极即位，开始有计划地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他采用明朝制度，陆续设立六部、理藩院、都察院及内三院等机构，取代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的一些职权。
多尔衮摄政时，大权独揽，排斥、削夺诸王权势，议政王大臣会议也被架空。顺治帝亲政后，为了共同对付多尔衮，又恢复了诸王的权势，增加了议政王贝勒大臣的人数，如顺治八年至十二年任命的议政大臣就多达30多人。其权力也得到很大扩张，甚至敢直接否定皇帝旨意。史书称之为“国议”，记载说：
清朝大事，诸王大臣佥议既定，虽至尊无如之何……六部事，俱议政王口定。
这个时候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达到了顶峰。康熙初年，四大臣辅政，权势超过了议政诸王。辅臣甚至能决定诸王升迁和继承，所以诸王贝勒都唯命是从，有人甚至依附了鳌拜。鳌拜专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过控制议政王大臣会议实现的。康熙六年，也就是1667年，鳌拜就是通过议政王大臣会议处死辅政大臣苏克萨哈的，尽管康熙帝强烈反对也无可奈何。
康熙帝深知这里面的厉害，于是在铲除鳌拜集团之后，就开始整顿议政王大臣会议。他通过设立南书房、内阁等机构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职权，另外就是削减人数，削弱其实力。
康熙八年，也就是1669年，农历八月，康熙帝就下令：
诸王贝勒之长史、闲散议政大臣，俱著停其议政权。以后凡会议时，诸王贝勒大臣，务须慎密，勿致泄漏。
此后又逐步地裁减议政王贝勒。
康熙十一年，也就是1672年，参加议政的宗室诸王有和硕康亲王杰书、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和硕安亲王岳乐、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峨、掌宗人府多罗顺承郡王勒尔锦、宗人府左宗正多罗贝勒察尼、多罗贝勒董额、多罗贝勒尚善等人。
十二月，康熙帝先后批准了和硕裕亲王福全、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多罗惠郡王博翁果诺、多罗温郡王孟峨辞去议政职务，解除了他们的议政之权。其他的议政王贝勒也纷纷疏辞，但康熙帝为了保持稳定，没有批准。
第二年发生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的“三藩之乱”, 8名诸王、贝勒被派出领军，议政的人数减少，于是康熙帝再次命和硕裕亲王福全、和硕庄亲王博果铎参与议政。
平定叛乱实际上是一次对领军将领的真实考验。很多王、贝勒养尊处优，缺乏指挥才干，陆续受到惩处。康熙帝认为，其中只有少数人尽心王事，建功立业，大多数表现都不好，于是，命议政王大臣等举太祖、太宗军法，陆续“严行议罪”。
自康熙十六年也就是1677年农历二月，至康熙二十一年也就是1682年农历十二月，8名出征的王、贝勒中，有5名被削爵、罢议政、解宗人府职。这对满洲贵族是一次较大打击。
康熙二十年，也就是1681年，农历八月，康熙帝又下令罢免了和硕庄亲王博果铎的议政权力。康熙二十四年，也就是1685年，农历五月，因安亲王岳乐隐瞒一蒙古喇嘛，经宗人府等衙门议奏，革去其议政及掌宗人府事。康熙二十九年，也就是1690年，农历十一月，因在乌兰布通之战的失误，罢大将军、裕亲王福全和恭亲王常宁的议政职权。
这样一来，原有议政宗室王、贝勒中只剩下了康亲王杰书一人。而杰书于康熙三十六年，也就是1679年死后，至康熙朝终，实际上已经没有了议政王。所以以后只有议政大臣会议，而不再提议政王。
从议政王大臣会议到议政大臣会议的转变，也是康熙帝削夺特权、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转变。不只是人数和身份的变化，其议政方式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议政大臣人数，由康熙帝根据需要，加以增减，大体限制在六部及理藩院满尚书、都察院满左都御史、领侍卫内大臣及八旗满洲都统的范围之内。议政程序，一般由皇帝决定该议之事，满大学士于议政大臣会议传达谕旨，令其议奏。议复返回后，大学士于皇帝御乾清门听政时，面奏请旨，由皇帝最后裁决。这样，康熙帝严格控制了会议的内容，使之成为自己掌握下的一个普通议政机构。
与此同时，康熙帝在其他方面也开始削弱诸王的特权。由于诸王都是八旗的旗主，有一定的实力。康熙帝既要维护八旗的战斗力，又要强化自己的直接控制，主要目标就放在了皇帝不能直接掌控的下五旗上。主要措施有：
一、严禁诸王府利用特权垄断贸易。
八旗内部有浓厚的主奴关系，很多旗下奴仆经常打着主人的旗号，或受主人指使，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对这种情况，康熙帝采取严厉控制，他下令：凡有此类事件发生，“在原犯事处立斩示众，该管官革职”，宗室公以上、王以下家人，则分别罚银700两至10000两不等，交宗人府从重议处，其家务官都要革职；如果地方文武官不行查拿，也一律革职。
二、严禁诸王及旗下大臣勒索官员及干预地方事务。
满族内主奴关系往往是终身的，即使朝廷任命旗下的人为高官，其对原来的旗主，仍然是奴仆。为了防止诸王、旗主用这种关系控制地方，扩张权势，康熙帝下令要“严拿具奏，将主使之人究出，从重治罪”。
康熙十九年，也就是1680年，农历十月，他下令吏、兵、刑三部会同都察院会议制定《旗下人出境干求处分则例》，规定：“旗人私往外省地方，借端挟诈，嘱托行私，犯扰小民等弊者，系平民，枷号三月，鞭一百；系官，革职，鞭一百，不准折赎。失察之佐领罚俸三月，骁骑校罚俸六月。其差遣家仆之人系闲人鞭一百，系官革职。差去之仆，枷号一月，鞭一百。”
三、议处犯罪诸王，削爵。
在平定“三藩之乱”期间，很多亲王、贝勒表现不佳，有的观望逗留，不思进取，有的干预公事，挟制地方官，只顾收取贿赂，还有人沿途大肆骚扰搜刮百姓。
康熙帝对此大为不满，借机削权。8位领军亲王、贝勒中，宁南靖寇大将军顺承郡王勒尔锦、扬威大将军简亲王喇布、定西大将军贝勒董鄂、安远靖寇大将军贝勒察尼及贝勒尚善5人被削爵，大将军康亲王杰书被罚俸一年，只有安亲王岳乐、信郡王鄂札因为指挥有方立下战功而受到奖赏。
四、重新制定宗室王公袭爵法。
清初为了优宠功臣，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15，一概予以封爵。后来康熙帝发现，随着国家渐趋安定，那些袭爵的人根本没有临阵经验，更谈不上立功，轻轻松松就当上了王或者贝勒，养成了骄纵习气。
康熙帝认为这种做法不但起不到激励的作用，反而对于培养新的人才不利。他曾对岳乐说：“我看这些人当中绝少成才者……他们之所以能做上高官，不过是继承祖父、父亲的爵位，有一个立过战功的吗？在我们前辈中见过这样的吗？”
在康熙二十七年，也就是1688年，农历二月，康熙帝命议政王、贝勒大臣等确议改革办法，最后制定了新的袭爵制度：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之子，年至20，看他们文才、骑射出色的，列名引见，请旨授封。惟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有去世的，只批准一子袭爵，不用等到20岁。
通过这个制度，康熙帝取消了宗室王公原有袭爵特权，将决定其袭封的权力收归自己手中。
五、扶植兄弟、皇子，分其权势。
相比于其他诸王、大臣，兄弟和皇子同皇帝的关系自然要亲近得多，也可信任得多。为了进一步平抑诸王特权，康熙帝改变“军功勋旧诸王”统兵征伐的惯例，委任皇亲出征，如康熙二十九年、三十年征噶尔丹，都是以皇兄、皇弟、皇子为帅，借此排斥了开国诸王子孙独揽用兵之权的传统。
到了晚年，康熙帝更是直接任命皇子管理旗务。康熙五十七年，也就是1718年，农历十月，康熙帝指责各旗都统、副都统，有的出身微贱，当官后只顾享受，旷废公务，因而指定皇七子淳郡王胤祐办理正蓝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子敦郡王胤办理正黄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皇十二子贝子胤祹办理正白旗满洲、蒙古、汉军三旗旗务。
康熙帝此举大大削弱了旗主王、贝勒的权力，加强了皇室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枝叶过于茂盛，必然威胁到主干，清初的几次大动荡，都与此有关。对此，康熙帝看得很清楚，他说：“天下大权，当统于一……今天下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所以无论巨细，朕必躬自断制，早夜焦劳，而心血因之日耗也。”
康熙帝所要建立的，就是一个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无论是什么力量，只能受权于君主，而不能威胁皇权。这是保证天下安定，避免内部争权夺利的一个大前提。
通过一系列措施，康熙帝削夺了八旗诸王的权力，实现了天下大权统于一身的君主专制，使得清朝的统治自他之后，皇权得到了真正的巩固。
坚韧勤奋地自学
康熙十年，也就是1671年，内阁满汉大学士，六部满汉尚书，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詹事府等部院官员齐集太和殿，康熙帝首次经筵大典在这里举行。
殿中已设下御前书案和讲官的讲台，当精心遴选的10余名满汉经筵讲官向皇帝行完一跪三叩头礼后，由讲官王熙和熊赐履分别进讲《大学》中的一章和《尚书》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两句后，然后赐宴群臣，仪式便算结束。自四月十日日讲开始，从此康熙帝的学习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担任康熙帝经筵及日讲讲官的官员是从内阁大学士、学士、六部尚书、侍郎及翰林院官员中挑选的。这些官员都通晓儒家经典和历代史事，都把造就一代贤君明主当作崇高的目标和荣耀，不仅尽心尽力，讲解明白晓畅，条理清晰，而且十分注重引导康熙帝以古来的著名贤君为榜样，作育君德；并注意结合为政的实际，以古喻今，提高他处理政务的能力和水平。这种学习对康熙帝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激发了他充实自己的强烈渴望，他不仅要求讲官打破隔日一讲的旧制，且经常要求在经筵不开的假期也能进讲。
康熙十二年二月，也就是1673年3月，他对讲官们说：“朕听政之暇，即于宫中披阅典籍，殊觉义理无穷，乐此不疲。向来隔日进讲，朕心犹然未惬。”下令改变传统的办法，从此讲官每天都要上课，使“日讲”真正名副其实。
从那以后，一些惯例一再被打破，不分寒暑，不论忙闲，也不管是否举行经筵开学，凡有时间都要上课。甚至他到外地巡视也要带着讲官，随时进讲。康熙帝倾心向学，刻苦努力的精神不仅令讲官们非常感动，甚至惊叹，认为是古今帝王中无可匹敌。在康熙帝以后执政的数十年中，除了因重大斋戒典礼节庆、巡幸出征等事偶有暂停外，他都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孜孜不倦、持之以恒地进行着自己的学习。
他像一个历尽艰辛，终于寻找到了热望已久的宝藏的开发者，怀着激动的心情不遗余力地在千古智慧的宝库中搜求。这个长年驰骋在马背上，在白山黑水、冰天雪地上一代代锤炼出的民族的后代，已将祖先吃苦耐劳、坚韧勤奋的精神凝入他安邦定国的实践中来。
从那以后，或在乾清宫，或在弘德殿，或在懋勤殿，康熙帝与日讲官员度过了一个个晨昏寒暑。常常是每天天还没有完全亮，康熙帝便召集群臣奏报政务，处理当天的国事。因此或在听政之前，或在听政之后开始当天的日讲。
朝臣与讲官披星戴月，风雨无阻，春夏天看东方日出，秋冬日随夜幕隐退，星稀殿角，露湿庭阶。康熙帝精神振奋，不惮劳苦听政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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