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治国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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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胆尝试：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始营业试读：
前言
自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新中同已走过了60年的风雨历程。历史是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多视角、多侧面对其进行解读。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技、社会、民生等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60年是短暂的，但这60年带给中国的却是极不平凡的。60年的神州大地经历了沧桑巨变。从开国大典到60年同庆盛典，从经济战线上的三大战役到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三位，从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从宜将剩勇追穷寇到建立了强大的国防军，从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双百”方针到体制改革后的文化事业欣欣向荣，从扫除文盲到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新型国家，从翻身解放到实现小康社会，凡此种种，中罔人民在每个领域无不留下发展的足迹，写就不朽的诗篇。
60年的时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沧海一粟。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怎样发生的，过程怎样，结果如何，却非人人都清楚知道的。对此，亲身经历者或可鲜活如昨，但对后来者来说却可能只是一个概念，对某段历史的记忆影像或不存在或是模糊的。基于此，为了让年轻人，特别是青少年永远铭记共和国这段不朽的历史，我们推出了这套《共和国故事》。《共和国故事》虽为故事，但却与戏说无关，我们不过是想借助通俗、富于感染力的文字记录这段历史。这套500册的丛书汇集了在共和国历史上具有深刻影响的500个蘑大历史事件。在丛书的谋篇布局上，我们尽量选取各个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或深具普遍意义的若干事件加以叙述，使其能反映共和国发展的全景和脉络。为了使题目的设置不至于因大而空，我们着眼于每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缘起、过程、结局、时间、地点、人物等，抓住点滴和些许小事，力求通透。
历史是复杂的，事态的发展因素也是多方面的。由于叙述者的视角、文化构成不同，对事件的认知或有不足，但这不会影响我们对整个历史事件的判断和思考，至于它能否清晰地表达出我们编辑这套书的本意，那只能交给读者去评判了。
这套丛书可谓是一部书写红色记忆的读物，它对于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和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都是不可或缺的。同时，这套丛书又是一套普及性读物，既针对重点阅读人群，也适宜在全民中推广。相信它必将在我国开展的全民阅读活动中发挥大的作用，成为装备中小学图书馆、农家书屋、社区书屋、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职上图书室、连队图书室等的重点选择对象。
编者2010年1月
一、开业筹备
●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宫著铭向朱镕基写信说：“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
●国务院于1990年6月2日正式批复：“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一次筹备小组的碰头会上，说着说着，尉文渊突然流泪了。
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
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不会走回头路的决心，中国政府宣布将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其实，北京早在1989年1月15日就成立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不过，1989年6月后，在北京建立股票交易所的工作被搁置了。
那是1989年12月，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第一任理事长经叔平到上海与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主任、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朱镕基商定，要在上海建立证券交易所。
此时，朱镕基正在筹划开发浦东的事，预算总规模要达几千亿人民币。而且，上海市大部分财政收入要上交，没有这么多钱来搞。
1989年，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日子过得也不顺畅。在这些成员里，只有王波明和章知方是专职的。
有一阵，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闲得简直令王波明腿软。没事情了，其他人也不常来，就他和章知方整天呆在办公室里，两两相望，心头是说不尽的落寞。
困难之时，时任中国农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的王岐山鼓励大家，还是要坚持下去，先把组织问题解决好。
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当时其实是民办的性质，后来，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原主任李青原找人帮忙，好不容易才把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挂靠到体改委名下，把组织问题给解决了。
朱镕基的浦东开发计划，恰巧给了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一个机会。一直是为北京建立证券交易所作准备的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在遭遇重重困难之后，在北京还没找到机会，反而是亟待开发的上海，给了他们信心。
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的宫著铭向朱镕基写信说：
要想开发浦东，就要借全国的钱。银行已经没有办法了，要搞个股票交易所才行。
朱镕基问：什么叫股票交易所？
宫著铭就向朱镕基解释了大概意思。上海以前也是有过股票交易所的。
朱镕基听懂了，马上引起了重视，同意试办。
于是，在1989年底，上海市委、市政府召开“搞活上海金融”的座谈会上，朱镕基当场确定，由交通银行董事长李祥瑞、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上海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贺镐圣组成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3人小组，抽调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处长王定甫、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综合计划部主任章知方等6人组成办公室，负责调查研究起草可以进行实施的操作性的方案。
国务院于1990年6月2日正式批复：
考虑到上海市目前已有一定的证券交易量，以及开发浦东之后交易量增加的趋势，同意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
3人小组向朱镕基建议，筹备工作由上海市牵头，请北京北京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同志协助。
朱镕基把“协助”两字划掉，改成“合作”。
3人小组主要对上海证劵交易所的成立提出意见和方案，具体事务则由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负责。当时人民银行筹备小组人少，而大家都不懂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他们写报告提建议：
争取1991年一季度正式成立。
朱镕基在报告上批道：
这个时间太晚了，要在年内成立。
此时，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成立了筹备小组，由金管处处长牵头。这样，金管处的工作就由刚调来不久的尉文渊负责。
由尉文渊来筹办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一点偶然。
尉文渊出身军人家庭，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去新疆伊犁当兵，住地窝子，在冰天雪地中经受了艰苦的锻炼。
训练之余，他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和泥打坯烧石灰筑营房，极劳累的体力活，他戏称为“基建”工作。
这项工作培养了他此后在不同工作岗位上一直保持着的非常明显的性格特点，就是能吃苦。
18岁的尉文渊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兵5年后他复员回上海，在电影院当服务员，他工作积极，脏活累活抢着干，年年被评为先进，不久被选到上海某区委任宣传干部。
恢复高考后，尉文渊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婉拒母校挽留，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不久当了副处长。32岁时，又被提拔为审计署人教司处长。
虽然仕途顺利，但尉文渊对机关里坐办公室的生活一直心有不甘，老想做一点竞争性、挑战性更强的工作。
尉文渊的老师、原上海财大副院长、时任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的龚浩成对他十分赏识，把他调到人行上海分行金融行政管理处当了正处级的副处长。
那是在1989年的11月，尉文渊还未满35岁。此时的势头和各方面的信息都很明显：以他的能力和条件，在银行系统的升迁之路将是极其顺畅的。
在1989年的条件下，筹办证券交易所谈何容易，老处长出去筹办了一阵，进展不大。
这也难怪，这时他们谁也不知道这个交易所该怎么筹办，所以这绝不是个轻松的工作。
1990年6月，在海外访问的朱镕基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
朱镕基的宣言，让国内负责筹备工作的人员措手不及，他们顿时紧张起来。
这时候，尉文渊感觉到老行长龚浩成有意主管金管处，于是尉文渊便自告奋勇地提出，愿意去筹办这个交易所。
就这样，国家大局与他个人处境微妙地纠缠在了一起。龚浩成同意了，但他明确表示：你去锻炼锻炼。第一是把交易所建起来，第二是找好接替的人，然后就回银行，另有重用。
1990年7月3日，尉文渊正式接到通知，去担任筹备小组组长。
紧张地开展筹备工作
解放前的上海曾经是远东的金融中心。为了学习和了解什么是证券交易所，筹备组找来几位曾参与旧上海证券市场的老人座谈。
但由于在战乱中，中国的民族工业没有很好地发展，旧上海的证券市场也没有很好地运作，且这些老人只是一般的参与者或工作人员，虽然热情很高，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调研了一圈，尉文渊仍然一头雾水。他们最大的难题就是“不懂”，没有历史经验可以借鉴，尉文渊和筹备组的同事们可以说是“股盲”。他们唯一可以间接借鉴的办法就是出国考察，但此时要出国是很敏感的，所以几乎没有机会。于是，尉文渊就决定从最容易的选址开始。
先要找个交易场所。这是件很具体的事情，尉文渊一下子感觉到把事情做实了，不再那么茫无头绪了。
证券交易所的房子，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尉文渊在一本书的封面上看到过一张香港联交所交易大厅的照片，于是就一心想找这样一个大厅。
他每天坐着公交车到处找大厅的时候，心里仍然不清楚这个大厅该派什么用处，席位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他找过汉口路旧上海交易所的旧址，黄浦江和苏州河沿岸的旧仓库，看了北京东路的火车站售票大厅和金陵东路的船票售票大厅，都失望而归。
绝望之中，有人说北外滩浦江饭店有个大厅。已经不抱希望的尉文渊冒着中午的太阳步行来到浦江饭店。
这个饭店是一幢已有150年历史的欧式建筑，以前叫礼查饭店，虽然已很破旧，但那气势还在。
尉文渊眼前一亮：就是这里了！
交易大厅的装修布置、交易规则的制定、会员和席位的明确、交易员的培训、交易清算的程序、上市公司的准备等，都在同步进行。
具体到交易大厅的色调、交易柜台的位置、显示屏的安装等，尉文渊都是事必躬亲，千头万绪，忙乱不堪。
12月3日，朱镕基来这里视察，交易大厅门外基建工地一片狼藉。下了车，朱镕基脸色铁青。当他走进布置就绪的大厅，脸色才舒缓下来，他看到大厅里已经布置就绪。
朱镕基问尉文渊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尉文渊说装饰包厢的圆拱形玻璃配不到。朱镕基立刻说：你找耀华皮尔金顿，就说是我朱镕基说的，叫他们马上定做。
朱镕基又问尉文渊：“你敢不敢大胆管理？”
尉文渊回答说：“敢！”
就这样，尉文渊成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任总经理。
有了场地，该怎么交易呢？
尉文渊从很少的一些资料中了解到，国际上发达国家的交易所主要是口头竞价交易。中国人熟悉的《子夜》里描述的就是口头竞价，打手势配合高声喊价。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方式的选择，很多人包括一些领导都赞成口头竞价模式。因为当时就那么几只股票，交易会很冷清，口头竞价能够满足需要，还能造点气氛。但尉文渊听说像新加坡、台湾等新兴市场正在推行计算机交易。
而尉文渊觉得，现在高科技发展那么快，难道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新建的交易所，还要重复那种古老的方法吗？于是，他向领导提出，让我们试一试电子计算机交易。
尉文渊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决定搞计算机交易系统。
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口头竞价交易方式的准备，还请在美国华尔街工作过的“海归”来帮助设计口头竞价的方式。搞了一段时间，比划来比划去，但是找不到感觉。
因此，尽管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中规定的是口头竞价和计算机交易两种方式，其实“宝”全部押在电子交易上。
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极其大胆的、跨越式的发展，因为他们连最简单、基础的交易方法都没有掌握，一下子就进入电子交易领域，谁也不敢保证此事能够成功。
但是，生性好强的尉文渊，不甘心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他一投身于这项全新事业，便在暗地里使上了劲儿：要办就办一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证券交易所。
尉文渊邀请当时的上海财经大学的助教谢玮，在深圳黎明工业公司的支持与配合下开始了计算机交易系统的开发和建设。
其间的酸甜苦辣一言难尽。直至开业前几天，整套电脑交易系统才刚刚安装就绪，以至连试运行的时间都没有了。“谢玮这小子真行，‘吭哧吭哧’几个月，居然搞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世界一流电脑系统！”尉文渊喜不自胜地说。
到11月份，交易所的筹备大体定型，尉文渊才终于有机会第一次到香港证券市场考察。
尉文渊出去的头两天，他对香港联交所的交易体系看不太懂，心想，糟了，自己搞的那套东西不太一样，心情有点慌张。
几天后，他突然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的设想已经走在了香港联交所交易系统的前面！
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
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开业前的茫然与困惑
1990年12月18日晚上，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的前夕。
交易所筹备组负责人、第一任上海证劵交易所总经理尉文渊坐在刚刚装修完的交易大厅，心里一片茫然。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向更纵深推进的标志，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将是一件历史性的大事件，全世界都在关注。
但是此刻，尉文渊却忐忑不安。
更糟糕的是，此时已经不能再做什么了，只有等待。
紧赶慢赶，交易系统总算准备就绪了。但既没有经过测试，更没有做过试运行，谁也不知道在实际交易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情况。
其实在确定选择了电脑交易的大原则和技术方案后，尉文渊天天询问系统建设的进展情况，但直到快开业了，大家心里仍然没有底。
还有个大问题是清算，清算系统根本来不及搞，成立了个清算部，到时候能正常运营吗？
只有天晓得。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恐怕没有人能说清楚证券交易所是怎么回事。
尉文渊和他的筹备班子也从来没见过一家真正的证券交易所。
在信息极其匮乏的情况下，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硬是摸索着把一个证券交易所建成了。
可是，随着开业的临近，刚开始时的那种懵懂无知的自信渐渐被销蚀。
此时，尉文渊有一个困惑挥之不去：我搞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
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生米已经煮成熟饭，即使有问题，事实上也已经没有修正和调整的可能了，因为明天就要开业了。
就在几天前，一次筹备小组的碰头会上，说着说着，尉文渊突然流泪了。
除了极度的疲惫外，更要命的是那种茫茫然没有方向的感觉。事情搞砸了谁也负不起责任，可是你又无能为力！
尉文渊后来回忆说：
当时自己突然感到就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似的那样无助，不知会被甩向何方。
身不由己，这种茫然的焦虑突然间把我淹没了。
但是这种感觉很快就过去了，尉文渊是个不会向命运屈服的人。
开业前一天不仅忙乱，麻烦事还多。
在布置开业典礼的会场时，疲惫的尉文渊在搬桌子时压到了脚，当时就肿了起来。
晚上，伤口发炎，他发起高烧来，浑身冷热交作。
但是想到明天就要开业，全世界的目光都将向这里聚焦，而所有的努力、辛苦也都将在明天见分晓，尉文渊觉得自己在这样的关头是不可能离开工作现场的。
他在浦江饭店的客房里迷糊了两、三个小时，终于熬到了天亮，他的脑子里满是证券交易所开业的事！
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
1990年12月19日一早，尉文渊起床后发现，脚肿得根本穿不上鞋，只好向人借了一只大号鞋。
尉文渊穿着一只大一只小的皮鞋，由人背着来到现场，一瘸一拐地在现场做最后的布置，然后倚着墙迎接贵宾。
上海浦江饭店举行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致开业词，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如女士、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等都出席了。
按照原定程序，上午11时正式开始交易，由交通银行董事长、也是交易所的理事长李祥瑞授权尉文渊鸣锣开市。
11时整，兴奋的来宾们还在议论着参观着，未能全部进入仪式现场，而显示屏已经开始显示交易的数据了。
情急之下，尉文渊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第一声开市锣声。
尉文渊后来回忆说：
那个锣的声音比较闷一些，声音偏低沉，不是我们想象中很荡气回肠的样子。它带点沉闷的感觉，所以开市的时候我就拼命地敲，我要把它敲响。
放下锣锤，他艰难地走进电脑房，看到谢玮他们兴奋地抱在一起跳啊跳，交易成功了！
开市锣声刚刚响过，电脑系统便“十分争气地”把交易行情迅即显示在交易大厅那巨大的电子屏幕上。
午宴上，尉文渊没吃几口饭。送走来宾后，他就一头倒在了床上。此时他高烧已达40度左右，当晚被送进了医院。
尉文渊在医院呆了一个月，才被允许出院。
有人问他开市第一天的感觉。他说：“没有感觉。第一天是怎么交易、怎么收市的我都不知道。”
尉文渊的确是拼了命。短短半年时间，他和他的同事们应付着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工作，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不过，尉文渊不仅敲响了开市锣，更敲响了中国资本市场宏伟乐章的开篇。
上海证券交易所采用了先进的电脑交易系统，使交易的指令传输、撮合成交、证券过户、清算交割、信息检索与储存都高效地运作。
上海证券交易所是白手起家，而纽约等老牌交易所要玩电脑，先要废了传统的大呼小叫手舞足蹈的习惯，比上海证券交易所累得多。
开业当日，上海证券交易所里有30种证券上市，其中国债5种、企业债券8种、金融债券9种、股票8种。
此时上市交易的8只股票，分别是飞乐音响、延中实业即后来的方正科技、爱使股份、真空电子、申华实业、飞乐股份、豫园商城、浙江凤凰，这被称为“老八股”。
第一笔交易对象是真空电子，由海通证券公司抛出，未达3秒便被万国证券公司抢去，被宣布无效。再次竞价，申银证券公司吃进，成交价365.70元。
如此，上海3大券商都在当天露了脸。
二、早期发展
●邓小平指出：“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现场秩序混乱还差点闹出人命，于是市场管理层就想出先发股票认购证，再凭认购证摇号认购新股。
●场外的股民像看戏一样盯着里面，有的甚至用上了望远镜。一个村民买了个对讲机，里外联系，那架势把上海人都看呆了！
中国股票市场起步
1991年，中国开设股票市场尚处在搞试点的阶段，社会上的很多人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股票市场，他们认为股票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此时的传媒就报道了上海某厂的一位团支书因炒股而被厂方降职的报道，所以大家在炒股时都有点做贼的感觉。
此时从报刊、电台电视上几乎很难找到股市方面的信息，南京股民陈军在南京获取股市行情的唯一途径，就是收听和记录每晚18时中波790千赫，上海经济广播电台播报“老八股”的行情，但是，只播报当天的收盘价和成交量。
1991年，在上海各个报刊零售点，每逢周二的那份《新闻报》特别畅销，原因就是在周二出版的这份报纸上，会用固定整版篇幅，即《新闻报道：证券市场专辑》报道上海和全国证券市场的动态信息，这份有百年历史的老报纸，可能是此时内地最早在报端刊登证券信息的正式刊物。
陈军在南京无法单独零买到周二的这份报纸，只得去南京金陵图书馆翻阅和复印该报，后来他在南京通过邮局订阅了全年的《新闻报》。《上海证券交易所专刊》，也是在1991年6月10日和7月1日先后试刊和正式发行的，但是由于此时该报不是通过邮局公开发行的，陈军就汇款去交易所订阅，由上交所每周用信封将报纸寄到南京。
至此，陈军虽身处南京，照样既能通过上海电台天天了解到“老八股”的收盘行情，又能看到上海当地报道股市信息的仅有的两份重要报纸。在收集股市信息和研究股市动向方面，并不逊色于当时上海当地的投资者。
1991年的沪深股市还是比较封闭的市场，上海的万国、申银、海通等老牌券商还没有在外地城市开设证券营业部，所以要买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就必须去上海，要买卖深圳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就必须去深圳。
不过尽管深沪两地相距较远，尽管此时沪深两地行情尚未联网同步显示，但是深沪两地股民间还是有所互动的。有报道说，在深圳股市炒作发展尝到甜头的南方投资者携款北上，进军上海收集和炒作真空电子等股票，从而引发了1990年夏天沪市的第一波牛市上涨行情，使得“老八股”股价纷纷远离了面值。
另外，在1991年上海清一色的本地股民之中，也有极少数浙江股民，这是因为在“老八股”之中，就有一家唯一来自外省，即浙江省金华市的上市公司凤凰化工。所以当年有些上海股民听说有来自外地的股民后，首先就会问是不是从浙江过来的。
1991年7月以前，交易所还没有推出股票帐户，本年买卖股票时甚至可以不用在证券营业部开设资金帐户，只要带着现金去委托就行了。
委托价格分市价和限价两种，委托有效期分当日有效和5日有效，此时投资者在填写买入委托单时，经常会选择市价委托和5日有效的委托内容，因为这样的委托方式既方便又省事，还可以提高成交的概率。
这种委托交易方式极大方便了外地股民，通常周末到上海，周一递交买入委托单后就乘车回去。一周后，在下个周一再去上海看有无成交，然后再决定是否继续委托买入。
经过多次委托，陈军终于在9月30日购得一直看好的申华电工，并一直持有到92年7月。
当时委托买卖股票的佣金标准为千分之五，上半年主要的交易类别是普通日交易，即买卖成交后的第四个营业日才能办理清算交割，股票交割单是由营业部工作人员手工计算制单并签字盖单。
1991年7月1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推出了股票帐户，逐步取代原先的股票名卡，陈军于7月中下旬去黄浦路15号开设了股票帐户，帐号为A100018###，并将他的股票名卡上的股票余额转存至股票帐户，他成为当年上海股票帐户的首批开户股民。
1991年的上海股市仅有8只股票，唯一的大盘股真空电子，即后来的广电电子的流通盘不到5000（换算成1元面值）；爱使电子，即后来的爱使股份，流通盘不足80万；豫园商场，即后来的豫园商城，流通盘不足130万。小飞乐，飞乐音响的流通盘也不超过320万。
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先后采用了0.5%和1%的涨跌停板制度。虽然此时的入市股民很少，上半年的股价也是时涨时跌，不过到了七、八月以后供求失衡的矛盾还是暴露出来了，出现多数股票天天涨停板，但少有成交量的空涨局面。
领头大牛股豫园商场，由于其资产评估报告中，没有把地处城隍庙黄金地段的土地地价计算在内，导致其价值被严重低估，于是其股价从年初开始就几乎天天涨停板。
为此，上交所在9月30日开始推行千分之三的流量约束控制，也就是规定只有当日某流通股的换手率达到千分之三以上的时候，才允许该股当日股价有1%的涨跌。
但是多数股票持有者似乎宁愿看着自己的股票维持前一日收盘价不变，也不愿轻易将手中股票拿出来交易。恰恰是多数投资者都有这种惜售心理，造成了当时典型的有行无市状况，豫园商场就是一路上涨到92年5月的10000元/股才回头的。
此时报刊媒体的舆论导向鼓励大家将手中股票拿出来交易，并且强调股市有风险、要大家见好就收……
但是实际情况却是，此时抛出豫园商场、申华电工的投资者，大多要等到1992年5月21日股价涨跌停板完全放开后，再开出已经翻倍的价格才能够购回自己原先抛出的股票。
这种有行情无市场、无交易量空涨的局面，一度为难了此时的上海证券交易所管理层。
不过随后就有了92年初发行股票认购证及其相应的股市大扩容，再随后到92年5月21日所有股票都取消了涨跌停板的限制、实行T+0交易制度。
从此以后，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有行无市的无量空涨局面，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
交易所迎来股市春风
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期间发表了针对股市发展的重要讲话。
邓小平指出：
证券、股市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
邓小平这一精辟深刻的谈话和“不争论”的观点，成为股票市场诞生初期的思想理论基础。
此时的媒体还为邓小平此行发表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专题报道，伴随着这股春风，内地股市也步入积极发展的轨道。
由于整个1991年都是“老八股”在唱独角戏，且有价无市，于是就有了市场扩容。
1991年底，在上海江湾体育场发行兴业房产股票，现场秩序混乱还差点闹出人命，于是市场管理层就想出先发股票认购证，再凭认购证摇号认购新股。
1992年，新股认购证采用一次购买，全年使用的发行办法，每张30元，规定如不中签不予退款，认购款将捐赠给上海市社会福利机构。
媒体一再强调新股发行将使供求紧张状况得到改善，购买了股票认购证并不一定能中签，即使中了签，也不一定能获利。这样的规定和宣传，大大降低了当时人们的购买欲望，致使新中国首次发行新股认购证还得依靠银行推销，结果反而提高了认购中签率，因而致使股票认购证黑市价格暴涨。
1992年，在上海市的公交车上等公共场所，市民议论最多的，就是股票认购证的话题。
据后来有心人士的统计计算：1992年只要花3000元购入100份认股证，再花几万元作为认购股票款，滚动操作最终就可赚得50万元左右。
50万元在1992年绝对不是小数目了，更何况当时还有些上海人买了200份、300份甚至更多，1992年的股票认购证造就了上海股市的第一代大户，此时在上海市民中流行着“嫁人就要嫁股民”的说法。
陈军由于先前大部分资金已购入申华电工，同时又要考虑一旦中签后还得需要现金去申购，所以1992年他只投入600元购买了20张新股认购证。
1992年2月，延中实业和大飞乐首先不再受1%涨跌幅限制，完全放开股价。
4月，上交所调整限价政策，全部取消上市股票千分之三流量控制。
5月5日，所有股票都实行5%涨跌幅限制，股价已放开的除外。
5月21日开始，所有股票都取消了涨跌幅限制并实行T+0交易。交易规则的频繁变动，最终使上交所股票从过去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从此上海股市告别了有行无市的状况。
随着股价完全放开及其随之而来的股价暴涨，委托业务量大增，此时上海股市已经由1991年的“买入难”变成了“卖出难”，持股者眼巴巴看着豫园商场、申华电工两股最高价分别涨至1万元，却由于委托跑道太拥挤而无法抛出兑现。
为解决中小股民卖出难这一难题，6月份，上海各家证券营业部在上海市文化广场，专门设立了供中小股民委托卖出的所谓股市“大集市”。
1992年6月18日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就在这天，原万国证券南京营业部开业了。从此陈军不用再去上海委托买卖股票了。
巧合的是，大概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在南京也无法收听到中波790千赫上海经济广播电台每晚18时播报的沪市收盘行情了。
尽管此时万国证券规定开户起点资金必须达到5万元以上，但仍然吸引不少市民筹集资金前来开户入市，他们正是南京市的首批开户入市股民。
此时，在万国证券上海黄浦营业部门前，是上海市著名的露天股市沙龙。伴随着南京首家证券营业部的开业，地处闹市区的中山东路200号门前，也就顺理成章成为南京唯一的露天股市沙龙，每逢收市后或双休日，这里总是非常热闹，当时全市股民购买证券类报刊杂志，也是必来此地的。
陈军于7月7日在该营业部以530元抛出了已经持有9个多月的另外120股申华电工。至此，他1991年在申华电工上投入的1.1万元，经过参与公司配股后再抛售，已经变成近10万元，收益率达800%，这个收益率已经远远超过同期市价曾涨至1万元/股时的豫园商场的涨幅。
此时，他在申华电工上取得的成功，再加上年初用闲钱购买了认股证，使得他1991年的入市资金，到了1992年南京首家证券营业部开业之时，实际上已翻了10多倍。他也因此成为当年南京市首批开户股民眼中羡慕的对象。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生震惊中外的股市“8.10事件”。受此事件影响，沪市综合指数从8月7日的1000多点暴跌至当年11月中下旬的400点以下。短短3个多月时间，上海股指下跌幅度竟超过60%！
这轮快速暴跌行情，无论是对于1992年刚入市的新股民，还是对于1991年，甚至更早入市的老股民，都是一次沉重打击。
据报道，此时在上海就有部分股民去市政府请愿，提出社会主义国家开办的股市，不应该让股民遭受如此大面积的亏损。这在后来看来似乎有点好笑，然而此时还是股市发展初期，况且所有股市参与者又都是第一次遭受如此大暴跌的打击。
陈军此时在《南京日报》上曾见到如下一则报道：
本地一所名牌大学的某教授，为适应许多企业改制的需要开设股份制培训班，学员看在教授是证券方面的专家份上，筹集了百万资金委托该教授炒股，结果在这轮暴跌行情中教授亏损过半，教授自觉很没面子最终关闭了该培训班。
这轮突如其来的大暴跌，也使陈军遭受重创，由于急于想挽回在股市暴跌初期的操作损失，结果最终使他亏损面不断加大，他自从1991年初入市以来的赢利因此被抹去一半多，幸好后来他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当年年底的那轮牛市行情中又挽回了所有损失。
1991年，蒋益群在从事呢绒服装生产销售。服装行业不景气，他就开始寻找更赚钱的路子。
此时，他家订了一份《经济生活报》，看到报上登着兰溪凤凰股票涨价的消息，觉得很奇怪：
股票是什么东西，怎么这么赚钱？
因为经常去无锡采购原料，1991年，他趁着到上海转车的间隙，找到了设在外滩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此时交易所里挤满了人，他费了好大劲才挤进去，发现里面有个大屏幕，上头的数字红红绿绿的不断变动。买卖的人不能直接操作，必须由那些穿着红马甲的人代劳。
蒋益群看了半天没看懂。之后他又去了几次，发现股价基本上天天在涨。
他和邻居黄惠民说了这番见闻，两人一合计，就从南马坐车到兰溪化工厂一探究竟。
那时，他天真地以为：“股票就是与供销社的股金证一样，一年可以分几盒火柴。”
到了兰溪化工厂，他们被迎头泼了冷水。
厂门口贴着布告，大意是本厂职工从周一到周五一律不得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否则厂里不开介绍信，也不准过户。
两人悻悻地回到家，想要接触股票的欲望反而更强烈了。
后来，他们看到报纸上说上海要发行“兴业房产”股票，他们就想去买原始股。
半个多月后，他们又从报纸上看到“兴业房产”股票发行成功的消息，由于买的人太多，上海证券交易所发行场所的铁拉门都拉不上，只能动用警力维持秩序。股票如此受追捧，这更坚定了蒋益群涉股的信心。
这年年底，蒋益群等来了发行新股的消息，不过这时购买股票要凭认购证了。
他和黄惠民赶紧赶到上海，找到工商银行设在上海外滩的总部，以每本30元的价格买了80本认购证，其中自己50本、黄惠民30本。
回来后想想太少，1992年1月25日，农历腊月二十五，两人又跑到上海各买了20本。“这种认购证上海只发行了两次，许多上海人不敢买。”
蒋益群说，“谁也没想到后来它会身价百倍。”
春节过后，证券公司开始摇号抽签，认购证一下子涨到每本1000元。
排队买股票时，一个上海人想以8万元的价格让蒋益群把认购证转让给他，蒋益群不同意。
这一次，他买了许多原始股，其中一张认购证通过摇号，抽到了上海“众城实业”的原始股50股，发行价每股一元，一上市其“资产”就成了500元，并陡升到1万多元。他认购的股票当年6月卖出后就赚了几十万元，轰动了泉府村。
见到股票如此赚钱，村民们也纷纷跑到上海二级市场买二手股票，全然不顾股市的风险。
蒋益群后来回忆说：
其实那时股票买卖相当困难，得跑到上海证券交易所排队买委托交易书，每份委托书价格为两元，一天只卖200张。因此每个交易日都是天不亮就去排队，填好内容交进去，再在外面电话连线让“红马甲”代为交易。
此时买股票的人太多了，交易所前人山人海，上海工人文化宫成了临时的证券交易营业部，一张桌子一部电话机就可以操作。场外的股民像看戏一样盯着里面，有的甚至用上了望远镜。
一个村民买了个对讲机，里外联系，那架势把上海人都看呆了！
之后，蒋益群就彻底进入了股市。
1992年1月，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后，上证指数从200点起步，4月达到400点以上，5月上旬冲破500点，几乎所有股票涨幅都超过了200%。虽然有时也会有涨跌，但由于轻易不“割肉”，加上大盘的持续上扬，蒋益群的资金迅速积累。
但渐渐地，股票“只要买到就能赚钱”的神话破灭了，蒋益群对中国股市不成熟的体会增多：
股市就像潮水，风险很大，越贪越赚不到钱。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访华参观上海证券交易所、1992年深圳股市“8·10”事件、“东方明珠”股票上市……这些中国证券市场早期很著名的事件，蒋益群都经历到了。这位64岁的老人，后来回首18年的炒股路，他不胜感慨地说：
在中国股市，我喝到了第一桶水，挖到了第一桶金。
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
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是一个善于自我调节的人群组合，他们都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催生的。
作为当代上海最早的一批确立自我经济意识的人群，靠着这种调节力量，一次次地赢得机遇，又一次次地面临危机，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终没能走出失败的阴影。大户室，只能是他们的一个人生驿站。
在普陀区有一个被人称为“舰队司令”的蔡先生，他在上海股市大户中是一位有“千万吨位”实力的股民。
另外，还有一些股市风云人物杨百万、王君、余健强等人。
在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中，1992年，王君曾经以“500点满仓、1400点全部出空”的一次成功操作而誉满大户室。到1992年4月，这位30岁刚出头的大户已经有500万元身价了。
从来没有上过一天班的王君，似乎有一种天生的金融素质。在步入大户前，他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6年的外汇黑市交易。
1995年6月28日，在他被逐出大户室两年后，记者见到他时，他又重操旧业，在一家饭店里喝午茶，正与人谈着一笔不小的外汇炒卖。
嘿！历史老人真会开玩笑。“在被消灭的股市大户中，我是个特例。因为我并不像他们是因为巨额透支打穿被消灭的。从这一点说，我并不能算是被股市消灭的。”
其实，早在炒‘老八股’的时代。看着天天赚大钱，我心里就在想，世上没有这么好的事，我得见好就收，实行战略转移。
1992年夏天，那个该死的‘美国土地证’在上海抛售了。那时，我只记牢一句话：什么事情都得赶头班车。于是，在缺少思考的情况下，我在南京西路上海杂技场门口以一万元高价定购了近200张‘美国土地证’。总以为可以翻几只‘跟头’，岂知，几天以后，价格竟掉了一个零。这一次，损失够惨重的。
真是祸不单行。1993年，外汇期货热在上海兴起，我想做外汇，我很有经验，于是。就把全部资金投入到香港在上海开的‘伟宏公司’，在那里做了一段日子外汇期货。差不多把钱输完了时我才发现。这是一家未经上海政府许可的地下期货公司。这时，香港老板又卷着我们的血汗钱逃走了。为此，我还曾经特地去香港讨债。但是，至今不见一个子儿归还。当然，话说回来。像我这样的人，如果当时一直在大户室，到今天也一样被‘消灭’了。“唉！‘大户室’就是‘忠义堂’。如今，这‘忠义堂’里还有几个人？最近，我就在算，1992年我们这帮子申银大户，出国的出国，经商的经商，消灭的消灭，真正留在股市的恐怕就是‘山东’一个人了。”“山东”是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中那个以“炒花生”起家的李先生。
1990年，上海股市还在进行“静悄悄地革命”的那阵子，得地利之便，家住西康路申银公司对面的“山东”受股市的启蒙，推倒了“山东花生摊”而投身于股市。
到1992年，他已成了上海股市名声不小的大户。在一个记者的采访本上，有如下一段关于他的文字：
1991年华东水灾那阵子，电视台举办《情系华东，血浓于水》赈灾义演，“山东”闯入直播现场，拿出5000元，希望能上荧屏亮个相，给当年弃他而去的初恋情人和棒打鸳鸯的老人看看，俺“山东”不赖。很可惜，因为募捐的人太多，“山东”终于没能如愿。
第二天早晨，“山东”雇人买了一束进口郁金香送到那个姑娘家。
今天，“山东”几乎成了申银大户室第一代股民中唯一还在大户室留有席位的股民。
不过，严格地说，他已经不是当年名片上所印的“上海平民证券职业投资者”了。
因为，他同时还在集贸市场设有一只专批“生猛海鲜”的摊位。到底炒股是第二职业，还是“炒海鲜”是第二职业？
对此，“山东”的回答是：这要看股市行情，股市有“蓬头”时，当然以大户室为主。不过，如今“蓬头”越来越少，时间越来越短，获利越来越难。平时，还是以经营海鲜为主，民以食为天嘛！这么多饭店家家都要海鲜，这市场能放弃吗？
在20世纪90年代初，当这个宽松的时代再也不苛求每个人固定在一个岗位上，而允许选择人生道路的时候，上海股市的第一代大户在极短的时间里从“无产阶级队伍”出发，不约而同地来到了大户室这个人生驿站，抓住了机遇。
但是，在从这个驿站向下一个驿站进发的征途上，大多数第一代大户又迷失了。
过去并不遥远，仿佛就在昨天。对于已被称为“飞鸟投林”的上海股市第一代大户来说，瞬间的金色光环是永远难以抹去的。
1992年4月20日，他们中的9位在上海梅龙镇酒家一次“工作午餐”上聚会。
在“买到股票就等于赚到钞票”的这个年头，他们的“工作午餐”全是在南京路、淮海路上的大饭店用的。
中午时分，股市收盘了。“舰队司令”蔡先生带着这批大户走进了饭店。他们的手中几乎都提着沉沉的包袋，随即倒出一捆捆50、100元票面的人民币和一叠叠1000元面值的定活两便存单。
那年头，证券公司的货币电子化还差得远，几乎每个交易日他们都要从证券公司提出赢利的钱。这天，餐桌上大约堆了20万元，他们很随便地你一捆我一捆地自我分配着。
后来有人说：“我真为你们的安全担心。拎着这么多钱不怕出事情吗？”“白天在马路上走，一两条马路，有什么可怕？距离远一点，我们就坐出租车。晚上出门，只带上万把元开销钱，有什么可担心的？这就是自我保护意识吧！”说这番话的，是“舰队司令”蔡先生。
在这批第一代大户中，从“杨百万证券办公室”“辞职”的被称为杨百万大弟子的余健强最活跃了。
这时，口袋里塞满了一叠叠钞票的他开腔了：“说来也真稀奇，这年头。我在股市发了财，母亲的精神病痊愈了，长病假的妻子身体也好了，嘿！运气这东西真鬼！”
半年前，1991年10月，在股市从2000元起家成为几十万元的“准百万”后，他来到上海第九制药厂，向厂长黄仁忠呈上了一纸辞呈，辞职的理由是：
要投身于中国金融改革。做一颗证券股票事业的铺路石。
显然，这句话是从师傅杨百万那里批发来的。
在结束厂长与工人关系前，黄仁忠厂长和余健强曾有如下对话：“你以后不会后悔吗？”“后悔了也只得自己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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