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王冠华,译者 刘甜甜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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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

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试读: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中国曾经遗忘过世界,但世界却并未因此而遗忘中国。令人嗟呀的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在中国越来越闭锁的同时,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却得到了越来越富于成果的发展。而到了中国门户重开的今天,这种发展就把国内学界逼到了如此的窘境:我们不仅必须放眼海外去认识世界,还必须放眼海外来重新认识中国;不仅必须向国内读者移译海外的西学,还必须向他们系统地介绍海外的中学。

这套书不可避免地会加深我们150年以来一直怀有的危机感和失落感,因为单是它的学术水准也足以提醒我们,中国文明在现时代所面对的绝不再是某个粗蛮不文的、很快就将被自己同化的、马背上的战胜者,而是一个高度发展了的、必将对自己的根本价值取向大大触动的文明。可正因为这样,借别人的眼光去获得自知之明,又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历史使命,因为只要不跳出自家的文化圈子去透过强烈的反差反观自身,中华文明就找不到进入其现代形态的入口。

当然,既是本着这样的目的,我们就不能只从各家学说中筛选那些我们可以或者乐于接受的东西,否则我们的“筛子”本身就可能使读者失去选择、挑剔和批判的广阔天地。我们的译介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尝试,而我们所努力去做的,毕竟也只是和读者一起去反复思索这些奉献给大家的东西。刘 东1988年秋于北京西八间房

译者的话

《寻求正义》的作者王冠华博士1955年生于江苏南京,1982年获山东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85年获南京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87年赴美,1994年获密执安州立大学东亚史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康涅狄格州立大学副教授,上海大学、山东大学兼职教授。除本书以外,作者还在《历史研究》、《二十一世纪》、Chinese Historian、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等中外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

王冠华博士先后师承多名中美著名近现代史学家。山东大学路遥教授、南京大学王明中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的孔华润教授(Warren I.Cohen)和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的韦思谛教授(Steven Averill)的学术思想和治学风格,对王冠华博士有着重要的影响。《寻求正义》把1905—1906年中国民众抵制美货运动这一“事件”置于19、20世纪之交华人移民出国潮和欧美帝国主义扩张——不妨称之为第一轮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展现出中外文化思想、法规政策、劳工商品间交汇和碰撞的宏大画面。本书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如果晚清中国民众像中外大量著作所描述的,为乡土意识和地域经济所割离束缚,那么,为什么会发生一场组织有序、遍及全国并得到海外华人物质协助和声援的和平抗议运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其实很难回答。作者没有满足于“民族觉醒”这一夸大意识形态作用的解释,而是沿着新近出现的社会运动理论——特别是理性选择和组织资源派——的思路,分析运动发起、组织、参加者的身份认同、利益归属和各群体间联络及协作的能力和资源。以这样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寻求正义》一书没有局限于描述美国种族主义排华政策所激起的华人各阶层的普遍“民怨”,而是更深入地到社会结构性变革过程——市场联系的扩展、信息传播的近代化以及各种市民团体的出现——之中去探讨运动的时代特征。因此,广东这一北美移民最多、百姓积怨最深的地方并没有得到作者过多的关注,而晚清思想文化、社会组织、贸易往来最活跃的上海——虽然来自沪上的海外华人寥寥——则成为作者所瞩目的运动中心。

独特的视角和分析方法使得《寻求正义》一书实际上隐含了两个叙述。一个叙述把旅美华侨和广东等地侨乡民众——主要是通过共同的经济利益——连结在一起,他们发起、参加抵制美货运动的动机和目标主要是美国排华法律。另一个叙述以上海为中心,分析各地域的中国人——无论其是否身受美国排华法之害——是如何通过民族身份认同和正义感的激发而连结起来。前一个叙述着眼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海外移民的悲惨遭遇,后一叙述则描述晚清国际都市化的发轫。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寻求正义》对于晚清报业、电报等传媒以及抵制美货宣传文本、语汇中所表现的中外新旧思想交融、撞击的分析,是全书比较精彩的部分。

两个叙述同时也隐含着抵制美货运动难以持久和最终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迫使美国废除排华法——的原因。作者毫不隐讳这场爱国运动内部的深刻矛盾:利益和正义之间的冲突。换言之,如果抵制美货者寻求的是正义,则宁可失败也不让步;如果他们寻求的是实际利益,则必须妥协、让步,乃至接受较温和的排华法案。作者发表在1999年1月《历史研究》上的文章,更简洁明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寻求正义》并没有发掘引用“独家”资料,尤其是未能参考台湾档案馆馆藏的大量晚清华工资料。但是值得称道的是,作者使用了大量新闻报道、文章以及诗歌、小说、戏曲等文学作品资料。正是因为作者分析角度和引用资料的广泛,《寻求正义》一书引起了许多不同学科学者的注意和评论。研究亚裔美国人的学者拉尔森(Jane Leung Larson),研究美国史、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斯卡利(Eileen Scully),研究人类学、移民史的学者麦克考恩(Adam McKeown)以及一些研究海外华人文学的学者,分别在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Pacific History Review,Journal of Asian Studies,Twentieth Century China,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Law Social Inquiry等学术杂志对该书做出评论或者摘引。此外,《寻求正义》一书还被许多学术指南列为研究清史、亚裔美国人史、中美关系史、反美思潮和运动(Anti-Americanism)、抗议运动(political activism)以及20世纪中国革命史的参考书。

总之,和之前有关抵制运动研究的中国和美国学者相比,王冠华博士使用了更丰富更多样化的原始资料,对作为一场跨国性政治运动的抵制美货运动进行了令人信服的、多层面的论述。《寻求正义》成功地把抵制运动的两大分析要素——美国华人的反排华斗争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觉醒——结合起来,说明抵制运动是一个整体性叙事,把包括美国华人在内的所有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不同利益整合在了一起。有理由认为,《寻求正义》以其宽阔的学术视野和社会运动理论的运用,为中国近代民众运动研究开辟了新路向。刘甜甜于青岛大学2008年4月10日

导 言

19世纪50年代,当美国华人开始建立自己的社群以后不久,美国对中国移民的种族歧视也日益严重起来。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10年之内进入美国。此后几十年里,又出台了一些更为苛刻的措施。到20世纪初,严厉的排华法案已极大地威胁到中国人社群的存在。在清除“苦力劳工”的名义下,美国移民管理人员不加区别地骚扰、羞辱所有的华人,包括合法居住者以及商人、学生一类有特权的华人阶层,甚至包括那些显然不受这些法案限制的官员(Tsai 1976; McKee 1977,1986)。

对于美国华人社群的商人领袖来说,美国和中国签订的有关华工问题的条约于1904年到期,提供了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一问题的大好机会。为了阻止两国签订一个将在国际法上使排华合法化的新条约,这些商人领袖一方面设法游说清朝政府,一方面号召中国抵制美货。

1905年5月,被华人同胞在美国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所激怒,商人、学生、妇女、儿童、医生、船夫、甚至乞丐,在中国二十多个大小城市发动了抵制美货运动。积极参加这一新兴运动的人们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说,在商店橱窗和街道两侧悬挂各种各样的招贴。广州的抗议者把写有抵制美货口号的风筝送上高高的天空,上海的演员们在舞台上演出爱国的戏剧(阿英1962:669),反对排华的小册子、传单、小说、诗歌到处传播。群情异常激愤,甚至有一名年轻人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前服毒自杀,成为中国近现代城市政治抗议活动中的第一名烈士。

从1905年7月22日到9月3日,仅仅在上海《申报》这一家报纸上,每天至少刊登出一份支持抵制美货的申明,总共代表着大约13 000个个人和商号。生活在东南亚、澳大利亚以及美洲各国的海外华人也举行各种形式的抗议集会,支持这一正在发展着的运动。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还为这一运动提供了数万美元。时人指出,从未有过任何一场民众运动,像抵制运动这样发展得如此迅速,传播到如此广阔的地区(苏绍柄1906:15)。到第二年,在严重地干扰了商业贸易并且招致清政府镇压之后,抵制美货运动才逐渐平息下来。

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抵制美货运动是最早的也是规模最大的一[1]次城市民众运动。不过,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它的跨国性。尽管大众抗议的场面是在中国出现的,但这一运动却是由美国华人发动的,并在其后得到了世界许多地区的海外华人的支持(McKee 1986,Wong 1995)。此前有许多研究得出结论,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新思想尤其是民族主义的体现。本书则试图说明,这一运动表现了多层面的联系——有制度上的,也有感情上的;有地区性的,也有跨国性的,这些联系把不同地区的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中国人凝聚到一起,使他们能够进行一次坚决而又和平的抗议活动。

在更高层次的理论概括方面,本书还试图增进我们对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表面看来似乎是悖论的现象的理解:大多数中国人一直受家庭、宗族和本乡本土等地方性联系所束缚,但中国从未缺少过全国范[2]围的民众运动。正如本书所论述,抵制美货运动与其说是民族主义的产物,不如说是19世纪后半期广泛的结构变化的结果。比如扩展了的市场联系,电报和日报的产生,以及各种组织的出现和转化。尽管更为宽阔、更为频繁的各种接触未必一定就会推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趋向一致,但这些接触确实有助于联合行动能够更为有效地发动起来。就像鲁赫特(Dieter Rucht)所说:“对于大规模的、持续性的运动行动来说,它的动员需要诸如人员、金钱、知识、组织框架、技巧和技术工具等资源,才能处理和传布信息,影响民众。”(Rucht 1996:186)

对于研究近现代中国、中国国际关系和亚裔美国人的学者来说,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是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挑战。然而,由于学科界限和学科范式的束缚,抵制美货运动历史的研究至今未有令人满意的成果出现。主流的中国研究擅长使用的取向和方法,还不足以说明世界范围内的中国人中间那些不断变动着的关系。自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 1977)提出中国九大区域理论、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1966)倡导地方性研究、柯文(Paul Cohen 1984)呼吁“中国中心取向”以来,地方史或者区域史几乎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唯一路径。当然,地方研究通过探讨不同区域的差异性,极大地增进了我们对中国历史的理解,本书也把地区多样性引入到社会网络和抵制策略的分析之中。不过,地方研究取向在内部动力和外部动力之间划出了过于清晰的界限。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表明,我们不能以单纯的地方意义来理解任何一个城市和城镇的抵制行动,因为每个地方都会因了解到其他地方有成千上万人参加抵制而得到鼓励和力量(参看塔罗有关运动圈的观念,Tarrow 1994:chaps.1,9)。

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民众运动具有国际性,抵制美货运动也是如此。外交史家的许多研究都提到这一点(如Hunt 1973,Iriye 1967),但是这些研究的关注点是政府间的关系,而不是政府和它的人民之间的关系。结果,抵制美货者和清政府之间复杂的相互影响始终就未能得到清晰的说明。

在先前有关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中,学科区界的问题十分明显。历史学家一直在书写着两个相互分离的叙述,一个是中国的抵制美货运动,它表现出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另一个是移民海外的华人发动[3]的运动,其目标是争取在美国的生存。一些流行的教科书也应和着这两方面的观点。史景迁(Jonathan D.Spence)的畅销书《寻找现代中国》就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表现,“标志着中国历史的一种新型民众运动”(Spence 1991:238)。另一方面,研究亚裔美国人的杰出学者陈素贞则强调北美华人的中枢作用。她在《亚裔美国人:一个解说史》一书中,引用了麦基(Delber L.McKee)“(抵制行动的)爆发时机是在美国的几个活动发展的结果”的论断,并且进一步提出,北美形势对于这一运动的结果具有决定性作用:“抵制在广州地区坚持时间最长,那里的行动一直得到来自北美华人汇款的支持。但是,在旧金山的唐人街被1906年地震破坏以后,这一资金来源就戛然而止。”(Chan Sucheng 1991:97)

太平洋两岸中国人之间的相互影响怎样会使中国民族主义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他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如何塑造了“中国历史的这一新型民众运动”的发展进程、斗争策略及其目标?本书试图运用多学科视角,并且试图通过打破学科界限的研究方法,来回答这些问题。在许多优秀的区域研究的启发下,本书的一个基本思想是,那些支持和参加这一运动的人代表着广泛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然而,就像新近一些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尽管现代化进程改变着中国尤其是中国的沿海城市,但传统的、地方性的联系仍然支配着人们的集体行动(Perry 1993,Honig1986)。虽然不同地区的中国人有着同样的不满,但他们之间的合作必定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从社会科学家那儿借用一个名词,抵制行动无疑会涉及到一个很高的“社会交流成本”,即参加这一运动的各个群体之间进行联络和协调的成本(Tarrow 1994:189)。

“民族觉醒”说

大多数历史学家会同意路康乐(J.M.Rhoads)的看法,他把抵[4]制美货运动解读为“中国民族主义的最初表现”。台湾中央研究院张存武有关抵制美货运动的著作是迄今最为全面的研究,认为这一运动之所以得到普遍支持是由于“民族觉醒”。这一觉醒的意义“是中国人民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与独立,民族地位的平等与尊严,凡是妨害这些原则的,一律加以反对。美国排华违犯此旨,所以抵制美货。”(张存武1966:243)[5]“民族觉醒”说使人想起了“大众社会”研究,它强调大众运动动员中强烈而广泛的不满的作用。在张存武和其他许多研究者看来,中国人在中日战争(1894—1895)和义和团起义(1899—1901)中所遭受到的耻辱性失败,产生了巨大的心理冲击。蔡石山着力于这一历史情境,认为美国排华法案对中国人尊严的侵犯,远远超过了对中国人利益的损害。他进一步论证说,这也正是这一运动能够吸引商人、医生、学生、妇女以及船夫等形形色色社会群体参加的原因(Tsai 1976:88—89)。这样的观点为许多人所接受(Hunt 1983,McKee 1986)。

但是,与之前的大众社会研究不同,“民族觉醒”说在描述占支配地位的大众心理时,其重心是民族主义,而不是恐慌、歇斯底里或者狂热。

民族主义这一现代思想意识,被认为可以说明抵制美货者“反对外国列强斗争中表现出来的有纪律的、文明的方式”(Iriye 1967:223)。然而,以民族主义为重心,模糊了而不是阐明了运动的起源和社会动员。从整体上给这个运动贴上这样的标签,并不能解释个人或是社会群体的行动。既然有相当广泛的阶层参与了抵制行动,那么,认为他们只是受到了一种现代思想的鼓舞,似乎并不太合理。其他许[6]多思想,包括某些传统思想,也是推动一般民众参与的力量。传统的历史研究未能解答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一运动实质上是要表现什么呢?还是要改变什么?换句话说,有些人把这一运动看作是经历挫折后的发泄机会,但会不会有另外一些人因为事关经济生存而谋求改变美国移民法案呢?“民族觉醒”说没有看到,参加者的利益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驱动因素。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分析抵制美货运动时,把物质利益置于思想和感情因素之上。他们用史料论证了广泛的结构性变化,尤其是经济的发展,在晚清民众抗议活动兴起中的极端重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名受过西方训练的历史学家朱士嘉,认为抵制美货运动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资本家相冲突的结果(朱士嘉1958:7)。同样地,日本学者菊池贵晴把抵制美货运动与中国民族工业的兴起以及经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日渐流行联系起来(Takaharu Kikuchi 1974:18—26),并且认为中国的资本家领导了这场主要为城市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运动,而其他社会阶级则随之而起。抵制美货运动的确是中国商人领导和组织的,但这只是一时性的,而且也不是所有地区都是如此。“商战”思想是抵制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但用来解释这个运动的问题在于,它使用政治修辞,一些即使是商人自己也不常使用的政治修辞,来表达真实的经济利益。然而,在20世纪初并没有这样的资产阶级,所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也就难以明确指出能够从抵制美国货物中受益的个人和工业。据菲尔德(Margaret Field)所说:“商人在议论阶段最为积极,而事发后的参与明显不足。不过广州例外,那儿曾经感受到沉重的经济压力。”(Field 1957:80)而按照奥尔森(Mancur Olson)的论点,即使抵制行动服务于资产阶级的整体利益,这一阶级的个体成员也未必一定会为他们的集体福祉而斗争(Olson 1965:105—106)。

作为一种分析框架,“民族觉醒”说和阶级利益说有着一个共同的缺陷,就是认为在宏大的历史力量——物质的或者精神的——和特定的历史事件之间,必然存在着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一些对这一问题有所认识的历史学家,把研究重心放到了最初引发大众抗议的移民争论上。麦基——撰写过有关排华法案和抵制运动最为详细的英文论述的外交史家——对“它(抵制行动)的出现笼统地说是由于排华政策,或者只是因为中国人民族感情的兴起”的看法,表示了怀疑。他认为:“1902年的排华法案常常被看作是对先前法案的微小修订,实际上却代表了排华运动的一个新阶段。……这一阶段超越了劳工的范围,沉重地打击了上层中国人,尤其是商人和学生。”因此,麦基得出结论说:“这一运动在美国发动,是由于排华政策的特殊阶段使美国整个华人社群感到了绝望。”(McKee 1977:216—217)

在着重注意这一运动的国外起源时,麦基突出了当时正在海外华人中积极活动的康有为和梁启超等政治流亡者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认为康有为等人是抵制活动最早的组织者和推动者(McKee 1977:110,1986)。法律史家萨尔耶(Lucy E.Salyer)新近的一项研究支持了麦基的观点:20世纪最初几年,美国华人开始失去他们最后的制度性保护——法院。

在麦基看来,美国华人采取行动反对美国种族主义,并非像张存武和其他人所认为的,是因为思想的觉醒,而是因为有关的物质利益;也不像朱士嘉所提出的,是因为整体的经济利益,而是因为对他们生存的特定关注。这样,麦基的解说就把抽象的感情——中国民族主义——和具体的利益联系起来。根据他的论述,流亡的中国改革者们要得到来自美国华人的财政支持和政治支持;反过来,改革者们可以在他们有着广泛联系的中国国内帮助移民们寻找支持。麦基的说法很有说服力,但它只能说明抵制运动的发起,并不能说明这一运动在中国国内的传播。一小群主要兴趣在于宪政改革的精英分子,是如何把城市大众动员到一个宏大运动中去的,并未得到清楚的解释。康有为和梁启超控制国内立宪派的能力,即使从最乐观的角度估计,[7]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何况在参加抵制活动的人中,立宪派只是一部分,还有文人群体、研究会、读报会、演讲会、妇女团体、商会和其他社会组织。海外华人和他们在中国的同胞之间,究竟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把这一复杂的运动概念化?

作为社会运动的抵制美货运动

抵制美货运动显示出社会运动的一些特点。社会运动是18世纪首先在欧洲和北美出现的一种现象(Tarrow 1994:pt.1),与抢粮骚动、宗教冲突、农民叛乱不同,社会运动涉及的地理范围广阔,采用标准而又灵活的集体行动方式,并且有着广泛的诉求。在这些特点中,“抵制、罢工、大众抗议和示威”的行动方式最为重要,因为集体行动的这些方式能够被不同地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们为了不同的目的轻而易举地加以复制。比较而言,“旧”的斗争方式往往与某个具体的不满有着太过特定的联系,其目标也过于狭窄地集中在某个直接的敌人身上,从而难以具有跨地区性的意义。不过,这些新的斗争形式能够被广泛运用,也得力于18世纪欧洲其他一些方面的发展,比如报纸、新型社会网络和民族国家的兴起(Tarrow 1994:chaps.3—4)。

晚清中国当然不是18世纪的欧洲,但可以这样说,抵制美货运动代表了不仅仅基于新思想也基于一系列结构变化的一类民众行动。充满斗争性的抵制行动方式,可能是把成千上万参加者团结起来的唯[8]一最重要的因素。的确,中国商人利用了1905年以前的抵制行动(Remer 1933:13—14),但那些抵制行动与一些具体的不满密切联系着,有直接的斗争目标,并且由受害者本人——商人所进行。中国茶商与外国买家之间1883年在汉口的斗争,就是这样一个事例(Row 1989:322—323)。在那次事件中,中国商人利用抵制行动为他们的茶叶争取公平合理的价格。

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在几个重要方面都和这样的一些事件有所不同。经济制裁针对的并不是那些被认为作恶的人——美[9]国工人党;排华法案的受害者——在美国的中国人——本身也不能采取行动,尽管他们向这一运动提供了财政支持和其他方面的支持;经营美国货的中国商人迟迟没有决定行动计划,因为他们必定要遭受

[10]损失;中国各地绝大多数抵制者们都不会从美国移民法案的改变中直接受益。然而,恰恰是行动方式和斗争要求等方面的这种非直接性,使得抵制行动有可能在1905年发展成为一场运动,而一些较早的抵制活动只能成为孤立的地方性事件。

一场得到海外支持的全国性抵制行动的发动需要几个前提,这些前提既独立于“民族觉醒”,又与之有着联系。首先,不公正——在这里,是海外华人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必须得到那些不是其受害者的人们的重视。这就需要中国公众对海外华人尤其是美国华人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在这方面引人注意的是当时正在发生和发展着的[11]印刷媒体业和通俗化大众宣传运动。后面几章将表明,移民之所以能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成为一个公共问题,日报和刊物的出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广泛使用电报业务——之前不久才在一些大城市开始营业——的事件。城市娱乐的兴起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因为有关运动的许多宣传是通过小说、民间歌谣和戏剧传播的(G.Wang 1995)。第二个前提是抵制的对象——这里是美国货——必须无处不有。当时,中国已经拥有一个发展相当完善的市场网络,来进行已经颇具规模的对美贸易(见第四章)。最后,一场有效的抵制所需要的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前提,是网络和组织的存在。就在1905年大众抗议活动爆发之前,中国出现了组织各种团体的浪潮,这些团体包括商会、读书社、妇女组织、演讲社、学生团体以及文人学会。那些民间组织最多的地区,抵制运动也最为活跃,这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

认识到各种组织的重要作用,激发出了许多对于运动的组织性资源的研究。在这些研究中,与我们的研究特别有关的,是学术著述中新近出现的强调松散网络而不是正式组织的趋向。这方面的一些最新研究指出,一场社会运动,与其说是某个相关群体发动的一次有组织的斗争,不如说是一场“无秩序”的斗争。社会运动的参加者通常是一系列网络的成员,但其本身往往并不从属于某个明显区分领袖和追[12]随者的垂直性结构。广泛阶层的参加,意味着以社会阶层为基础的联盟不如那些性质各不相同而又相互依存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强大联系显得更为重要(Marwell and Oliver 1993,Tarrow 1998:52)。因此,把抵制美货运动作为一场社会运动来研究,就需要考察那些出于不同原因——爱国主义、私利、其他人的压力、无知、甚至寻求刺激等等——参加运动的不同社会群体和个人之间的动态关系(Hardin 1982:chap.7,Cohen 1997:34—36)。运动积极分子所面对的主要挑战,是要设法解决参加者之间的分歧,并且富有成效地利用新闻媒体、公共舆论和政治机会等外部资源(Tarrow 1994:chap.1)。

社会群体相互之间以及与敌方之间进行有效互动的能力,可能会造就“弱小组织,强大运动”的现象。社会学家布鲁默[Herbert Blumer 1985(1969):288]指出,人们对其他人的行动进行象征符号上的解释,这有助于理解中国全国各地城市民众之间的链式反应。例如,上海商人把清政府的无动于衷解释为对他们发动抵制的默许,而小城镇居民则把大城市的民众反抗活动看作是一个可以为所欲为的新时代到来的信号。

如同中国其他许多民众运动一样,抵制美货运动把一些性质不同的社会群体带到了一起。把重心放到任何一个群体上,无论这个群体多么重要,都会使人产生误解。本书强调地理分布广阔的各个不同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大多数有关20世纪中国集体行动和民众运动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个有限地理区域的流行趋势( Wasserstrom 1992,Perry 1994),造成鲜明的对照。形形色色的群体和个人在抵制运动中既相合作,也独立行动,没有人能够按照完全特定的利益来引导事态的发展路向。

应该指出,社会运动理论几乎排他性地基于西方的经验,这类研究并没有涵盖民族主义运动。“社会”一词表明,这类运动产生于民众之中,以国家或者国家政策为目标。而在包括1905—1906年抵制美货运动在内的民族主义运动中,情况则有所不同:其主要斗争矛头往往指向外国。例如,就抵制运动的情况来看,清政府显然支持民众的抗议活动。同时,绅商精英与清政府之间的关系要远比以往研究所[13]认为的更为密切,也更充满变化。此前的研究认为,在美国的中国人,即抵制运动最强大的支持者,一直在设法得到清政府的援助,尽管他们也批评清政府的无能。

因为过分强调运动资源,社会运动研究对运动中一些涉及个人思想感情的问题注意不够。它使人觉得,无论斗争中要解决什么问题,运动的积极分子都面临相同的任务:抓住并制造政治机会,动员人们参加运动,以及组织各种民众行动。但是事实是,某些问题比其他问题具有更强的感情号召力,因而更有可能被利用来发动一场运动。再者,驱除中国移民为什么会成为中国民族主义得以表现的绝好问题?这一问题特别让人感兴趣,是由于美国的中国移民大都来自华南地区的几个县,因此,美国移民政策——无论这一政策的内容是什么——直接影响到的只不过是中国人口中极小的一部分。那么,城市里的中国人为什么会把移民问题看得如此重要,甚至不惜为之发动一[14]次民众行动呢?与外国侵略和灾难性的国内政策不一样,一般情况下,对外来移民的歧视并不会引发一场范围广阔的民众抗议活动。

麦基认为,排华法案之所以成为关注的中心,是因为“美洲大陆(中国人)的微小社群在一段时间内具有某种特殊力量,能够影响有势力的中国人领袖,也能够影响政府内和政府外的一些群体”(McKee 1986,168—169)。麦基在论述这一观点时,低估了中国国内抵制者的自发性。虽然我会同意海外华人一度曾经发挥了特殊作用,但这一作用主要是精神作用或者心理作用,而不仅仅是政治作用。在美国的中国人受到高度的重视,是因为人们把他们的命运与数百万其他海外华人的命运联系了起来。中国移民在19世纪引发了许多重大的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讨论,比如中国国内人口过度增长问题和失业问题。一方面,移民海外能给中国带来好处的看法在官员和知识分子中间拥有许多支持者;另一方面,移民的痛苦经历也得到了中国普通民众的深切同情。相比之下,与外国人争取路矿权的斗争就不可能这样从人性方面打动公众的感情。

分析的地理范畴

抵制美货运动尽管是一场得到海外支持的全国性运动,但在中国,移民本身却只是一个地区性现象。众多研究表明,在进入20世纪以后,中国人仍然身受家庭、宗族和本乡本土等地方性联系的束缚(如Honig 1986,Goodman 1995)。这些联系和地区差异是怎样塑造了这一运动呢?研究这样一场运动,应该如何去定义空间范畴呢?施坚雅九大区域的模式启发了其他许多研究(如Esherick 1976,1987; Perry 1980; Schoppa 1982),他认为造就地方社会和地方经济的,是一个地区的内在逻辑而不是整个国家的内在逻辑(Skinner 1977)。

即使那些不做社会史或者经济史的学者也承认地区差异,不过他们可能会使用完全不同的词语来定义地区的多样性。例如,柯文就发现了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中的动态意义。最近,随着研究中国的专家们对中国人的大迁移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开始采用“跨国主义”这一概念。跨国主义概念意味着“一个移民建立跨地域、跨文化、跨政治边界的社会场域的社会进程”(Hsu 1996:12),被用来分析移民与其本土人民以及居住国人民之间的多重关系。许元英有关移居美国的台山移民的研究是个很好的范例,而且和本书的研究相关。“一般的台山男人最想实现的一些基本追求都具有很强的地方性:建立和维持家庭、改善家庭的生活水平,提高村庄、地区和国家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Hsu 1996:3)。尽管他们移居到有着更好经济机会的遥远地方,一般是美国,但正像许元英的研究所表明的,他们仍然维系着各种地方性联系。

区域研究取向和跨国主义取向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对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最为有用的分析范畴——民族国家,提出了挑战。这两种取向的深刻见解渗透在本书的研究之中。本书对抵制美货运动的起源和发展的分析,超越了清帝国的边界,同时又不固定在某个单一地点。随着运动发展到不同的阶段,本书的论述也变换着地域焦点,以说明广东、上海、北美和其他地方社会群体之间各种各样的地区性、民族性和跨国性联系。

强调不同地区的独立性以及各个地方的特殊作用,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都有着同样的重要性。仍然可以说,抵制运动存在着“中心”和“边缘”。输出大多数移民的中国东南部的珠江地区,以及商人和其他组织最为集中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最重要的地区。整体上看,北方城市的抵制运动力量较弱,持续时间也较短。不过,这一点很容易理解,因为没有多少移民是从中国北方前往美国或者东南亚国家的。

在清末,中国民族主义的形成受到区域性视野的影响,海外华人也有着独特的民族认同感。然而,我还是会提出,使民族主义和民族利益得到最本质表现的地方是上海——中国当时贸易和信息的“首都”。上海能够具有这一地位,部分是因为许多中国人对北京的满清政权的憎恨正在不断增长。在抵制运动最初的几个月,当上海还是这一运动的中心时,对中国移民生活进行描述和说明的,主要是那些本身并没有移民经历的文人和小说家。

无论如何,在中国中部作家们的想象中,中国南部和海外等边缘地区的中国人曾经一度被看作是某种民族英雄,同时也是外国不公正行为的受害者。在通俗作品中,海外华人被描写成富有冒险精神、吃苦耐劳、老练成熟、并具有强烈爱国感情的人。然而,这样的描绘并不一定说明整个移民群体都是这类人物,通俗小说中的许多主人公是获取技术、知识和财富以后回到中国的人。上海当时已经出现了许多近代工业,从这种优势地位上着眼,海外的移民群体在至关重要的民族利益上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建设性的作用。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抵制运动迅速衰落并且将重心转向内部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的原因。不仅富有的上海商人反对对美国实行经济制裁,因为制裁也损害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且相当多的社会精英和开明人士也认为,为此而蒙受巨大牺牲并不值得。

本书的结构

第一章讨论19世纪后半期以后,中国移民如何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逐渐得到改革派官员和社会精英的重视,并且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很久以来,一直有人关心与移民有关的恶行和相关问题,但只是个人和地区性的行为。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国移民的福祉才成为清朝政府的一个重要外交问题。在没有移民的地区,普通民众对中国移民在国外遭受的苦难几乎一无所知,因而也就不会有什么相应行动。但是,到20世纪最初几年,海外华人的命运,与当时其他一些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一道,开始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

第二章通过分析信息、思想和观点在城市中国人中间的传播,探讨有关中国移民的公共舆论在世纪之交的形成。第三章转向大众行动方面,中心是抵制运动之前社会骚动的类型。对那些或者与抵制运动有直接关系,或者在争论的问题、支持者和斗争策略等方面可以用来与抵制运动进行比较的事件和运动,本章给予了特别的注意。拒俄运动(1902—1905)是反美风潮的前奏,它没有能够成为一场充分展开的运动,主要是因为未能找到真正有效的办法来挑战俄国在中国东北的军事存在。与此不同的是,到20世纪初年,中国的广大地区都有美国货物出售,这样,美国实行的针对中国移民的种族主义政策在中国民众中引起的愤怒情绪,就有了可以发泄的目标。抵制美国货物,被看作是适当而又有效的报复手段。

第四章分析中美之间的贸易以及领导抵制活动的商人组织。中美贸易在经济上对两国来说都没有太大意义,但是,“美国制造”的消费品的明显存在以及这时的经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爱国者中间制造出这一贸易相当重要的假象。商人不一定最爱国,在政治上也不一定最为积极,但他们却是组织得最好也最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势力的市民群体。不过,他们要进行抵制,他们的经济利益必然会遭受到沉重的损失。因此,从一开始,这场运动所选择的斗争策略就包含着一个与生俱来的吊诡:能够最为有效地进行抵制的商人,要为公共利益做出最为巨大的经济牺牲。

上海商会宣布抵制美货,主要是受到公众的压力和政府暗中的支持。第五章表明,运动一经发动,满怀激情的个人和群体、未曾预料的突发事件以及全国大小城市中各种集体行为之间的“象征性符号互动”,就使这一运动有了自己的生命、活力和动量。这一符号互动界定了运动和运动的支持者,并且使之合法化。从1905年5月到7月中旬,抵制者们召集了许多会议,谴责“排华”,讨论斗争策略。上海、天津、广州和其他一些城市的报纸发挥了公共论坛的作用,对抵制行动做出了解释。

第六章考察大众动员和抵制的宣传,强调了反排华主题在各个社会群体中的散布。商业报纸的兴起,演讲俱乐部的建立,大众娱乐尤其是社会批判小说的商业化和政治化,以及新的语言形式在20世纪初的出现,都为一场成功的运动创造了条件。此外,清末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群体:城市小知识分子群体。这些人同时扮演着信息提供者、演艺人员和社会批判者的角色,在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西方思想和传统中国文化价值之间建立起了联结的桥梁。

第七章描述了7月下半月的情况。在这一时期,抵制行动开始实施,运动达到高潮并且发生了重大转变。公共场所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抗议者们;人们潮水般走到茶馆和戏院;大众政治越来越具有戏剧演出的色彩;一些真实却平凡的人被制造成英雄,以推动运动前进。然而,随着更多的人被动员起来,抵制运动逐渐失去了明确一致的目标。有人开始利用运动来煽动中国的政治变革,而一些城市精英和比较了解情况的公众也开始担心,为了争取在海外的正义,在国内需要付出太多的社会代价和经济代价。第八章来到夏末,清朝政府这时开始进行干预,以镇压抵制运动。在这一关键时刻,这场反对外国的运动发生了重大变化,其方向转向国内,运动积极分子们开始谋求中国内部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变革。

无论如何,民众抗议活动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美国的工商业遭受到实质性损失,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也下令要求更有礼貌地对待在美国的中国人。更为重要的是,抵制运动构建起塔罗(Tarrow 1994:chap.9)所说的“抗议圈”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其后的运动和革命准备了“参与精神、大众文化和思想观念的持续性扩展”。【注释】[1] 中国历史上有过为数众多的大规模农民叛乱,而抵制美货运动是第一次全国范围的城市民众运动。蔡石山(Tsai 1976:95)认为它是“义和团事件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间最大规模的一次反外运动”。关于明清时期的城市骚乱,见Yuan(1979:279—320)。[2] 关于传统地方情结在中国工人和商人中的作用,见Honig(1986)和Goodman(1995)。[3] 有关第一个叙述,见张存武(1966)和朱士嘉(1958);有关第二个叙述,见McKee(1977,1986)。[4] 例如,鲁赫特(Rhoads 1962:155)称颂这一运动为“中国民族主义作为大众性政治运动的最 初表现”。香港和台湾的学者认为“(在20 世纪初)民族主义在中国毫无疑义地表现为民族 重建思想强烈而又明确的表达”,认为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是“新民族主义的表现”(Liao 1986:57—59,张存武 1966)。亨特(Michael H.Hunt)做出了“1905年事件发出了新民族主 义中国产生的第一个信号”的类似论断(Hunt 1973:93)。[5] 有关大众社会研究的透彻讨论,见Hans Toch(1965:4)。[6] 可参见我对抵制美货思想的分析(G.Wang 1995)。[7] 《时报》主人狄楚青是个非常有主见的人,他与梁启超的关系这一时期开始恶化。[8] 公共聚会和示威可以被看作是同样可以推动运动扩展的辅助性方式。[9] 美国的工会组织。[10] 如果商人态度更为坚决的话,这一运动可能会产生更大的作用。[11] 见第三章。[12] 正是由于这一点,奥利弗(Pamela E.Oliver 1989)认为,社会运动研究应该“把群众带回来”。[13] 商人和清政府的关系始终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问题。最近,一些研究中国的学者,特别是魏 斐德(Wakeman,Jr.1993)和黄宗智(Huang 1993),批评了“公共领域”概念在分析近现代中 国时的运用,或者说是错用。这些批评的要害是,中国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与欧洲国家 有着很大的不同。[14] 在近现代中国众多民众运动中,1905—1906年抵制美货运动是唯一一次由移民问题引起的 民众运动。同样令人感兴趣的是,尽管其他亚洲移民,特别是日本移民,在美国也受到了歧 视,但在其他任何国家中,都没有发生过任何大众抗议活动。

第一章 中国移民与美国排华

尽管有着复杂的社会起源,抵制美货运动仍然是一个针对单一问题的运动。在美国的中国移民人数并不多,到20世纪最初几年大约有10万人左右,不到整个中国人口的0.02%。这些移民大都来自中国南部广东省和福建省的一些县(Tsai 1971:200,Hunt 1983:61)。然而,如果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中国移民联系起来,中国人在美国受到的歧视就变得重要起来。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在1894—1895年中日战争和1899—1901年义和团起义中屈辱地被日本和其他国家战败的历史,其意义就更为重要。

抵制运动爆发前官方和公众对中国人移居海外的认识,经历了几个阶段。19世纪中期以前,和吸食鸦片、走私食盐以及秘密教派活动一样,移居海外在中国没有合法地位,在出国移民较多的地区之外也没有引起任何关注。但是清政府在19世纪50年代屈从了西方人提出的“自由自愿移民”的要求,由此,它便开始承担起管理中国人移民海外事务的责任。到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保护海外华人成为清政府的一项政策。当改良派、革命派和出版业在20世纪初年开始影响到更为广泛的公众时,海外华人的生存状况便成为一个公共问题,具有了深远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意义。

直到抵制运动于20世纪初年爆发之际,关于海外华人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看法。一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强调道德观念,对海外华人持批评态度。这一看法认为,移民出国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金钱,他们在海外遭受的痛苦,部分是咎由自取。按照这种看法,移民海外的行为应该予以制止,移民应该返回祖国。另一种意见比较现实,也比较具有同情心。持这种看法的人认识到一部分中国人移居海外在经济上是不可避免的,并建议中国政府为它在海外的国民提供保护。到19世纪末,随着中国人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加深,后一种看法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

移民潮

中国有着悠久的移民历史,但在19世纪以前,中国人的移民并不具有太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中国人在19世纪大量移民海外,基本原因是国内人口的急剧增长和持续的动乱。对此,历史学家们已经做过许多论证(如Yen 1985,朱国宏1994)。这一时期中国人移民海外,也受到了世界范围的殖民化和资本主义化的强烈刺激(Helly 1993)。

尽管移民的历史悠久,但在明朝(1368—1644)和清朝(1644—1911)时期,总体上说,移居海外一直遭到禁止。在征服中国之后的几十年里,清政府害怕国内外反叛力量联合起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它先是于17世纪末禁止对外贸易,又于18世纪初禁止移民海外(庄国士 1989:75,79)。然而,这并不能阻止一些敢于冒险的人乘船出走,因为人口的压力在不断增加。于是,清政府决定惩处那些最终又回到国内的人。一项法令规定:“……凡将马牛、军需、铁货、铜钱、缎疋、绸绢、丝绢、丝绵,私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若将人口、军器出境及下海者,绞监候”(《大清律例》1993:327)。尽管这一禁令周期性地进行调整,以适应贸易需要,但禁止永久性地在外国居住的规定一直没有取消。很难确切地弄清楚究竟有多少回国的人被抓住并且受到惩处,但是已知的统计数字表明,这些法令从来没有真正有效地实行过。从明朝末年一直到1840年,大约有100万中国人移居海外,多数是前往东南亚国家(朱国宏1994:123—125)。

和皇帝以及司法官员们相比较,地方士绅和地方官员要更加清楚地了解开放边界在经济上的重要性。早在18世纪,就有人为移民海外辩护。福建的一名下层官员说:“闽、广人稠地稀,田园不足与耕,望海谋生,十居五六。……沿海居民萧条岑寂,穷苦无聊之状,皆因洋禁。……天下利国利民之事,虽小必为。妨民病国之事,虽微必去。今禁南洋,有害而无利,但使沿海居民富者贫,贫者困,驱工商为游手,驱游手为盗贼耳。”(《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五辑:1/2)

从19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清政府就经受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要求给予它的人民移民海外的自由。清政府和欧洲国家签订的一[1]些条约规定,政府对移民海外不加干涉。根据同样的精神,清政府在1868年与美国签订了所谓的《蒲安臣条约》,条约第五款规定:“大清国与大美国切念民人前往各国,或愿常住入籍,或随时往来,总听其自便,不得禁阻,为是现在两国人民互相来往,或游历,或贸易,或久居,得以自由,方有利益。”(Foner and Rosenberg 1993:22)

允许人民移民是一回事,承认他们是中国国民并且保护他们在外国的权利完全又是另外一回事。海外华人被看作是背叛祖宗和祖国的不孝子孙,甚至被视为汉奸,清政府对他们基本是不管不顾。另一方面,许多移民在决定出国的时候,似乎也不认为缺乏政府的保护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到1848年,当第一名中国人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下来的时候,已经有成千上万的中国移民去到了非洲、澳大利亚、南美洲、亚洲尤其是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在此后二三十年里,中国移民的数量翻了三番,总数达到了128万,其中12%在美国。(陈泽宪1963:169)

海外移民的人数尽管很多,但向美国和其他地方移民基本上还只是一个地区性现象。杨国标和他的同事(杨国标等1989:19)曾经对广东省台山县19世纪末20世纪初移民美国的中国人家庭中的60%进行过研究。台山县位于珠江三角洲的西南部,山地占全部土地的2/3。早在明朝嘉靖年间(1522—1565),人口和土地之间的比率就已经严重失衡,一年生产的粮食只能供全县全部人口食用4个月。因此,台山人历史上就“经常从事海外贸易”(杨国标等 1989:18)。到19世纪50年代,从江西南迁的客家人和之前就在台山定居的人之间发生了流血大械斗,迫使许多人到海外避难。恰好就在这个时候,加利福尼亚淘金热的消息传到了这一地区。结果,台山和周围几个县数以万计的人从香港乘船前往美国。1876年,仅仅从台山来到加利福尼亚的新移民就有大约8万人(同上书:19)。

尽管居住在中国的人对其移民同胞知之甚少,但是官方史书和其他一些著作仍然记载下一些悲惨的故事。其中最为著名的,是1603年在菲律宾发生的残杀25 000名中国人的惨案和1740年10月在印度尼西亚发生的红溪惨案(《晚清海外笔记选》1983:25,朱国宏 1994:130— 131)。1874年,广东人谢宗亮撰写了《猪仔变猪》,描述了一名广东人被贩卖到秘鲁为奴的故事(谭彼岸1956:25)。随着19世纪无人管理的大规模移民出现越来越多的弊端,随着19世纪7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并且关注这些弊端,人道主义关怀便成为保护海外移民最早的推动力。“苦力贸易”在19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兴起以后,居住在那些对移民问题漠不关心的省份里的中国人,开始听到有关闽人粤人的凄惨故事。被称作“猪仔”的契约劳工经常被外国人及其中国帮凶引诱、拐卖到古巴、秘鲁以及东南亚一带(Cuba Report 1876,Stewart 1951,Daniels 1990:240)。漫长而又艰苦的旅途以及巨大的文化差异,让那些远渡重洋去到南美洲的华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有许多人[2]死于旅途之中,也有许多人未能活到契约到期。

保护政策的演变

尽管中国国民在19世纪向海外大移民,但直到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措施保护它的臣民。美国海军上校杜邦(Samuel F.Dupont)1858年与清朝官员谭廷骧就在美国建立领事馆以管理中国国民事务时的一段谈话,就反映出清政府这种无情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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