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塔寺史话(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玉凯

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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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塔寺史话试读：

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迁往三江口，并建城池，此即为宁波建城之始。厥后三十七年（858），于城东五里许，有寺继起，即今七塔寺。七塔寺在唐曰栖心寺、东津禅院，在宋曰崇寿寺、神霄玉清万寿宫、栖心崇寿寺，在明曰补陀寺，在清曰七塔报恩禅寺。自建院以来，我七塔寺传灯续焰，龙象辈出，一脉不绝，十方称颂。举其著者，远有唐懿宗李漼赐号建塔，宰相裴休题匾捐帛，近有中兴祖师慈运长老请藏传戒，光绪皇帝钦赐寺名，更有赵朴初居士与桂仑长老机锋交错，相知相得，实为佛教史之美谈。

语云“寿则多辱”，名之所至，毁亦随之。七塔寺沐千年风雨，灾难与辉煌并起，屈辱与荣耀共存。近世经太平天国、“文化大革命”两次动荡，所藏文献典籍毁失殆尽，后之读者欲求其细末者，已无所由矣。大道无言，借文籍以承载；世事隆替，须典纪以流传。先住持溥常法师虑及历代祖师言行，堪为缁素模范，惜乎向无记录，如浮云过眼，虽世殊事异，犹有不能道其仿佛者，故人多见忘。遂嘱宁波陈寮士居士编修《七塔寺志》，举凡寺之创立、颓坏、中兴，及历代大德高僧之言行，有可记录者，分科别类，细大不捐，皆铭简牍而昭垂久远也。

以佛法论，凡物之性，固不免成住坏空，然末法众生，执空为有、以幻为实，故宁愿空诸所有，慎勿实诸所无，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仁人君子所乐为襄赞倡导，故知世出世法，其揆一也。然《七塔寺志》既书以文言，又失于简略，且于现代，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七塔寺气象之新逮不及见，故于一般读者信众未见其宜。前人有未了之事，后人有继起之责，兹有嘉兴市委党校白玉凯博士妙笔生花，爬罗剔抉，于雪泥鸿爪间见吉光片羽，遂将七塔寺水源木本，放逸旧闻，娓娓道来，俾有志于了解本寺文化、历史之贤明读者得偿所愿。

是为序。可祥于七塔报恩丈室2017年3月18日第一章甬上名蓝

唐长庆元年（821），明州州治迁往三江口，并建立子城，若以此为宁波建城之始，宁波城即有1196年的历史。在此后三十七年，即唐大中十二年（858），七塔寺前身东津禅院在宁波城东五里许建立起来。因而可以说，七塔寺的历史几乎和宁波的建城史一样长。佛教寺院一般都建在远离市区的深山密林中，远离闹市区，为使钝根下器的僧众免受俗世的诱惑，静心修禅。惟七塔寺地处宁波市中心地带，四周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七塔僧众身处闹市，却能心不染尘，像一颗定风摩尼宝珠，安抚着混乱浮躁的世道人心。第一节宁波佛教概况

宁波位于浙江省东部，北接杭州湾，西连绍兴，南濒台州，东北则与舟山群岛一衣带水，隔海相望，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宁波，取意“海定则波宁”，简称“甬”，周朝时已有此称号。七千多年前，一代代先民就在甬地繁衍生息，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河姆渡文化。由于宁波地处沿海，因而与朝鲜、日本以及东南亚各国的交流历史也十分悠久，尤其是唐宋以后，宁波更是成为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和辐射区域，而这种对外交流与辐射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中外佛教交流。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砥砺融合，逐渐本土化，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波东南形胜，毓秀钟灵，吸引着一代代高僧大德在此振锡驻足，因而自古以来就被誉为“东南佛国”。佛教在宁波地区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一个兴起、繁荣、衰落、中兴、再衰落、复兴的过程。

佛教西来，经过百余年发展，至东汉年间，中书郎张齐芳弃官隐居于灵山，后舍宅为寺，名“灵山寺”，即报国寺前身。后又有僧人普定结社灵峰山，设像行教。三国赤乌二年（239），吴国太子太傅阚泽建立宁波历史上第一所佛教寺院—— 普济寺。此后，五磊寺、吉祥寺等寺庙相继在宁波建立，为佛教在宁波乃至浙东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宁波佛教的初步发展时期。此时，浙东佛教的中心地区尚在绍兴，但是随着普济寺、吉祥寺、阿育王寺、天童寺的建立，以及宁波余姚、奉化、宁海、象山等地相当数量佛教寺院的兴起，大量僧人涌入宁波，讲经说法，开宗立派，宁波佛教进入第一个兴盛时期。

西晋时，并州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县）人刘萨诃（僧名慧达）得佛舍利宝塔，于是结茅守护，是为阿育王寺前身。东晋时期，大乘般若空宗流行，由于各家解释不一，因而渐成“六家七宗”，其中宁波独占其四。南朝梁武帝时期，慧达结茅处始获赐名“阿育王寺”。梁武帝对阿育王寺极为重视，不但改建浮屠，铸造铜佛铁鼎，而且免收阿育王寺的田赋，阿育王寺遂逐渐成为浙东名刹。西晋时，僧人义兴在县东谷结茅为庐，潜心静修。相传太白金星曾化身童子，侍奉左右，故后人又尊义兴为“太白祖师”。义兴结茅为庐之地，即今天童寺前身。

隋唐五代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佛教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与中国本土文化的砥砺交融，终于在隋唐时期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形态。与此同时，江南地区政治经济相对稳定，加之统治江南的吴越钱氏政权对于佛教的崇奉，宁波佛教的发展也随之进入了兴盛时期。宁波佛教的兴盛表现为原有寺院规模的扩大、新寺院数量的增加以及禅宗和观音信仰的传入。

如前所述，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寺院形式主要是结茅自修，规模狭小，且多无寺院（庵）之名。这种情况在隋唐时期得到了极大改观。以天童寺为例，其前身为义兴结茅自修处，经多次迁址、扩建，至唐懿宗时期，终于发展成为著名的十方丛林。三国时期的普济寺至唐初已经毁坏，宣宗时复建，取名德润院，僖宗时敕赐“应天德润寺”。奉化雪窦山瀑布院于唐昭宗时得到明州刺史黄晟赐田一千三百亩，遂置宝丰庄，并建房屋数百间，成为著名禅院。此外，奉化崇福院、余姚龙泉寺等寺院也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与此同时，宁波地区新建寺院也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仅据《宝庆四明志》《宁海县志》《余姚县志》统计，有唐一代，宁波地区新建寺院有一百三十七所，其中不少后来发展成为著名寺院，如建于大中十二年（858）的东津禅院（即今七塔寺），发展至近代，成为与天童寺、阿育王寺和观宗讲寺齐名的浙东四大丛林之一，而七塔寺法派的影响也遍及全国和南洋、日本、韩国、印度等地。此外，国宁寺、灵山禅院、智度寺等在历史上也颇有盛名。

隋唐时期的宁波，在行政编制上仍隶属会稽郡，交通十分闭塞，直到唐朝后期才独立建州，相比于同处浙东地区的绍兴、台州等地，仍然十分落后。与此相适应，隋唐时期创立的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等佛教宗派并没有在宁波发展起来。直到唐代，禅宗才传入宁波。德宗年间，马祖道一的弟子法常结茅大梅山，将马祖“即心即佛”的思想传入宁波；昭宗年间，马祖道一的三传弟子常通住持瀑布观音院，倡导禅宗南宗“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的宗风，标志着禅宗开始在宁波传播。

唐代时，日本僧人慧谔从五台山请观音像回日本，行至普陀时，波浪掀天，船不能进。慧谔乃置像结茅，后扩大为寺，即今不肯去观音院。此外，雪窦寺由瀑布院改名为瀑布观音院，大梅山禅定寺改名为观音禅院，以及许多以“观音院”冠名的寺院的出现，标志着观音信仰传入宁波。

宋元四百余年是佛教在宁波最为繁荣的时期，其繁荣表现为天台宗的中兴、禅宗的鼎盛、净土信仰的流行和“家家弥陀佛、户户观世音”的出现。

经过三武一宗灭佛，主要依靠教义和经典传播的佛教宗派，如天台宗，受到致命打击而一蹶不振。至北宋年间，高丽僧人宝云义通应四明郡守钱惟治礼请，留明州弘法。义通于明州弘法二十年，学宗天台，行归净土，被尊为天台宗十六世祖。后经过其弟子四明尊者、慈云遵式的努力，天台宗终于在四明地区得以中兴。

宋仁宗年间，明觉重显住持雪窦资圣寺，将“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禅宗转变为阐扬禅机、不离文字的文字禅，其《颂古百则》经圆悟克勤编辑整理为禅宗第一奇书《碧岩录》，成为天下绝唱。明觉重显也因此被誉为云门宗中兴之祖。高宗年间，临济高僧圆悟克勤的弟子大慧宗杲住持阿育王寺，倡导看话禅，以公案话头引导学者参悟禅理，成为临济宗杨岐派著名高僧。与此同时，曹洞宗第十世祖天童中兴祖师宏智正觉反对话头禅，主张静坐观心，提出与看话禅有别的默照禅，成为与文字禅、看话禅鼎足而三的禅学流派。

宋以后，禅宗、天台宗、律宗学者大多兼弘净土。净土信仰的流行与天台宗在四明地区的发展关系极为密切，宝云义通即禅净双修，以净土为归宿。净土信仰的发展带动了以净土念佛为主要内容的法社的出现。当时宁波的水陆道场法会，就是受净土结社的影响产生的，它融合了超度亡灵、孝养父母、现世利益和净土往生的观念，在民间流传至今。此外，观音信仰与弥勒信仰在宁波地区也流行开来。

宋元时期宁波佛教繁荣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随着明州港的兴起，宁波逐渐成为中外佛教交流的中心区域之一。宁波佛教的对外交流可追溯到唐代，当时有不少日本僧人来明州地区求法。五代后唐时，僧人子麟赴高丽、百济和日本弘法，寻访天台教籍，成为宁波历史上首位出国弘教的僧人。宋以后，天台宗、临济宗和曹洞宗由宁波传入日本和高丽。许多来宁波参访的日本僧人归国后，都创立了各自的宗派。与此同时，宁波地区的僧人也积极外出弘法，这一时期的主要目的地是日本，同样，他们在日本也创立了各自的佛教宗派和寺院。

宋代以后，佛教在宁波地区进入鼎盛时期，形成禅宗、天台宗和净土宗相互融合的“江东佛教”格局，成为浙东佛教的中心地区。

逮至明清时期，整个中国佛教的发展呈现出一种衰颓式微的趋势，在这种大的趋势之下，宁波佛教的发展也难能独善其身。明清时期的天台宗延续了元朝衰落的趋势，这或许是因为相比于天台宗，禅宗和净土宗对于典籍和义理的依赖较轻，而更注重参学者自身的体悟和实践，因而更容易在社会下层流行。这一时期的天台宗僧人长于辞赋，但在义理方面却无所建树。

这一时期佛教发展最为出彩的是临济宗。密云圆悟不但重修了天童寺，奠定了天童寺今天的规模，而且继承和发展了百丈怀海的农禅合一思想，致力于看话禅和棒喝宗风，被誉为临济中兴之祖。

同时，净土宗在明代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空间，禅宗、律宗、华严宗、天台宗等无不以净土为归旨，兼修念佛法门。净土宗发展之盛，到清代甚至有取禅宗而代之的趋势。这部分是由于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大力扶持，部分原因是净土法门简单易行，因而更容易成为世俗学佛的首选。(1)

近代以来，随着佛教世俗化程度的加深，僧人中也出现了末法时期的种种劣迹，正如太虚法师指出的，“元明以降，律仪坠地，教义淹晦，宗门亦漓为大话欺人之口头禅”。

为挽救佛教发展的颓势，一大批教界有识之士掀起了佛教改革浪潮。江浙地区就是这一佛教复兴运动的主要区域，宁波走出来的不少高僧大德为此积极奔走，广泛动员，不但开辟了中国近代佛教的新气象，而且奠定了宁波佛教在民国佛教中的地位。其中，在教界有极高威望的八指头陀寄禅长老在中国首开佛教办学之风，而寄禅长老的高足太虚大师则主张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佛僧、佛化、佛国“三佛主义”和学僧、职僧、法僧“三级僧制”，倡导“人间佛教”，成为新佛教运动的领袖人物。寄禅长老的另一高足圆瑛法师，则在七塔寺接慈运法师衣钵，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世法子，并于1929年发起成立中国佛教会，被选为首任会长。

(1) 佛教发展刻分为三个时期，即正法时期、像法时期和末法时期。各期期限，所说不一，但大多以为正法五百年，像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之说。正法时期，佛虽灭度，法仪未改，有教有行，有证果者；像法时期，有教有行，但证果的人已经很少；末法时期，佛法颓微，有教无行，更无证果者。

谛闲法师开创观宗讲寺，成立观宗学社，并亲任主讲，造就僧才极多，一度使衰微的天台宗得以中兴，观宗寺也因此成为台宗名刹。后经过宝静法师苦心经营，观宗寺终于在民国时期成为宁波四大佛教丛林的执牛耳者。七塔寺则在溥常法师的主持下，成立了报恩佛学院，并刊行《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此外，女子佛学院、佛教居士林、佛学研究所以及佛学刊物的大量出现，标志着宁波佛教迎来了中兴。

宁波佛教的这一小阳春，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密切相关，许多大的企业家愿意出资资助佛教事业的发展，因而寺院活动有着充足的经费。但到了1937年，随着全面抗战的爆发，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受到严重打击，企业家自顾不暇，而不事生产的寺庙所赖以维持运转的布施资金也就断绝了，寺庙各项活动无法展开，甚至连正常的佛事活动都难以为继，各大佛教丛林无力运转而相继止单，只有观宗寺苦撑危局。直至抗战胜利后，这一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改观，经济萧条、时局动荡下的宁波佛教仍然是举步维艰，此时发起的讲舍、刊物，也均以失败而告终。一度中兴的宁波佛教重又陷入了危难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宁波佛教宝镜重光，法炬复燃，各大寺院纷纷成立寺务管理委员会。1951年，成立了以月西法师为主任的宁波市佛教协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佛教协会。在宁波佛教协会的领导下，宁波佛教事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吸引了喜饶嘉措、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大师、郭沫若等一大批教内外知名人士来宁波讲学、参观。

1958年，宁波僧尼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大量僧尼被迫还俗，未还俗的僧尼被集中到七塔寺，进行生产自救。宁波佛教道场完全废止。“文化大革命”期间，宁波佛教再遭浩劫，宗教政策受到破坏，佛教信仰被禁止，僧尼被迫还俗，寺院被拆除或移作他用，大量的佛像、典籍、法物被毁坏。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宗教政策得到落实，宁波各大寺院重新成立寺务管理委员会。政府相关部门也逐一核实归还寺院房产、查抄物资等，并拨出大量专款，修复和开放了一大批佛教寺院。1983年，天童寺、阿育王寺和七塔寺被列为全国汉族地区佛教重点寺院，对国内外佛教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的对外交流活动也在这一时期重新展开。1979年7月，日本日中友好佛教协会事务局松本大圆、永平寺副寺中村胜光一行七人参访天童寺，标志着宁波佛教又揭开了对外交流的历史篇章。第二节七塔寺历史

七塔寺之得名，缘因山门前有七座石质佛塔。一千多年间，七塔寺经风沐雨，却每每浴火重生，至今仍然熠熠生辉。它的每一件静默的文物，每一棵摇摆的草木，甚至每一丝氤氲流动的空气，都在讲述着一千一百多年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唐代

作为一种外来的文化，佛教西来伊始，在与中国本土文化相互融合借鉴的同时，也始终存在着极大的抵触和隔膜，这种抵触和隔膜的极致状态，引发了佛教自身的三次灾难，即历史上著名的“三武灭佛”。“三武”，即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和唐武宗。

单以唐武宗论，如果说日益严重的经济纠纷、政治斗争和文化冲突是唐武宗灭佛的必然因素，那么武宗个人的宗教喜好则是引发这场浩劫的偶然条件。早在登基之前，武宗一方面对道教怀有浓厚的兴趣，痴迷于道教的各种传说与仪轨，另一方面，他对佛教以及与佛教相关的一切事物似乎都怀有刻骨的厌恶和仇恨。日本僧人圆仁在他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上偏信道教，憎嫉佛法。不喜见僧，不欲闻三宝。”在登基即位后一个月，他下诏将老子诞辰定为降圣节，并规定全国放假三天以为纪念。武宗还在禁中三殿修金箓道场，由赵归真带领八十一名道士为自己祈福。没有一个和尚被请进宫里，也没有一座佛教寺庙得到新皇帝的垂青。

从北魏开始，每逢皇帝寿辰，都会邀请儒释道三家代表齐聚宫中进行辩论，这种习俗被称为“诞辰谈论”。这一形式在唐早期被终止，后又在高宗时期恢复。在武宗生日这一天，两名僧人与两名道士照例被召进宫，辩论结束后，武宗将代表最高荣誉的紫袍赐予道士，僧人却没有得到。自代宗以来，辩论结束后赐予参与者紫袍已经成为惯例，武宗这一举动无疑是在表达对佛教的轻慢。甚至摩尼师因为复杂的政治关系而被全部处死之前，也要像和尚一样被剃光头发，并且穿上袈裟，这是武宗对佛教的严重羞辱。

不特此也。沉溺于道教迷信的武宗还颁布诏书，禁止天下人使用独轮车，理由是独轮车会碾坏“道中心”，即道教的中心。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每况愈下，武宗越发相信自己的疾病与名字中的“瀍”有关。因为“瀍”是水字旁，而唐以土德王，根据五行理论，土恰恰会克水。为了避开这一大忌，他将自己的名字由“李瀍”改为“李炎”，取火生土之意。

遗憾的是，作为佛教的宿敌，武宗背上发疽，呼吸困难，最终连话都没办法说，还没来得及过自己三十二岁的生日，就撒手人寰了。之后，宣宗即位，不但以“霍乱先朝，毁除佛教”的罪名处死了赵归真等十二人，而且迅速着手恢复佛教。佛教的发展迎来了一个小阳春，之前许多佛教行为得以恢复，舍宅为寺就是其中之一。

公元858年，即唐武宗去世后十二年，江西分宁县宰任景求舍宅为寺，名为东津禅院，并敦请天童寺退居方丈心镜藏奂禅师为住持。任景求与心镜禅师同为苏州桑梓，前者在正史上名不见经传，而后者在佛教史上却是大大有名。心镜禅师的师父是五泄灵默，五泄灵默则在马祖道一门下出家，在石头希迁处悟道。马祖道一的师父是南岳怀让，石头希迁的师父是青原行思，而南岳怀让和青原行思同为禅宗六祖慧能的高足。作为六祖慧能的四传法子，心镜禅师师出名门，其来有自。其住持天童寺期间，即开浙东禅林先河，住持东津禅院后，更是大开法筵，接引十方英灵衲子奋志冲关，直参本来面目。时人曾这样描述他弘法传道的盛况：

凡一动止，禅者毕集，环堂涌榻，堵立云会。大师学识泉涌，指鉴歧分，诘难排疑之众，攻坚索引之士，皆立搴苦雾，坐泮坚冰，一言入神，永破沉惑。

心镜禅师住持东津禅院后两年，即公元860年，适逢浙东农民起义，祸及东津禅院。四众弟子纷纷逃散，唯心镜禅师岿然不动，于禅堂安坐如常。义军见状，不敢造次，逡巡作礼而退，东津禅院遂得以保全。第二年，明州郡绅将心镜禅师安坐退敌之事上奏朝廷，祈请改东津禅院为栖心寺，获唐懿宗诏准，宰相裴休为之捐帛，并题写匾额。高僧开山，皇帝赐名，更兼宰相题匾捐帛，七塔寺甫开山门，就博得了满堂彩。咸通七年（866），心镜禅师于栖心寺圆寂，三年后荼毗，得五色舍利数千颗。又三年，心镜禅师的弟子戒休携七颗舍利诣阙请谥。唐懿宗敕命将舍利供奉在皇宫中内道场，并赐谥号“心镜”，赐塔名“寿相”。

有必要指出的是，这次戒休奉心镜禅师舍利进京觐见唐懿宗，仅仅是另一次更大规模的迎请佛骨舍利的前兆和预演。相比于有着“小太宗”美誉的唐宣宗，唐懿宗是历史上著名的无能昏君。懿宗骄奢淫逸，宠信宦官，执政期间，内忧外患，把宣宗重新点燃起来的一点希望也浇灭了。但是，这位在政治上一无是处的皇帝却是一位虔诚的佛教护法。他建寺造像，施财无算。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 敦煌雕版印刷的《金刚经》长卷，国内现存的最早的印刷品—— 《陀罗尼经咒》，法门寺地宫发现的捧真身菩萨和银金花双轮十二环锡仗，都是唐懿宗执政期间的杰作。唐懿宗崇佛的高潮是继宪宗之后又一次大规模迎奉佛骨舍利。

咸通十四年（873）三月，懿宗下诏迎奉法门寺佛骨舍利。入京后的佛骨舍利受到从普通信众到朝廷大员的热烈甚至疯狂的追捧。此次迎奉佛骨的规模和场面，远远超出皇室祭天大典。迎奉佛骨的活动一直持续到下一任皇帝—— 唐僖宗即位后才告结束。唐懿宗一心向佛，本意在为百姓祈福，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圣寿万春。然而建寺造塔并无功德，这是达摩西来后应对梁武帝造塔布施以求功德的教训，对此唐懿宗似乎并不熟悉，至少不认可。讽刺的是，迎奉佛骨舍利并没有满足唐懿宗的愿望，“佛骨才入于应门，龙輴已泣于苍野”，几个月后，唐懿宗世寿不享，龙驭归天。

还需要指出的是，现在的七塔寺位于宁波市区中心，是一座典型的都市寺院。都市寺院是相对于山林寺庙而言的，中国第一座佛教寺院—— 白马寺即是一座山林寺院。一方面，相比于山林寺庙，社会动荡不安时，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都市寺院首当其冲；另一方面，都市寺院由于优越的地理位置，不但更容易从政治、经济、文化、人才、信息等资源方面获得弘法利生的方便，而且在国民教育、文化建设、社会慈善等方面的作用与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七塔寺现在的地理位置是历史形成的，并不是从唐时建寺伊始就如此这般的，甚至在民国二十四年（1925）绘制的《七塔报恩禅寺平面全图》上还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七塔寺南北两侧还都是河道，东西两侧则是几乎大户人家，远不是现在这样的繁华街区。宋代

北宋初年，栖心寺已经成为四明地区很有影响的一座寺院。大中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敕改栖心寺为崇寿寺。此时，崇寿寺与同处宁波城内的天台宗山家派寺院—— 延庆寺齐头并进，为天台宗山家派培养了广智法孙明智中立、神照法孙智联觉云、以持律闻名的戒度法师等一大批卓越的僧才。明智中立为宁波鄞县陈氏子，据说其母梦日入怀而有身孕，生而不凡，每晚不沐浴三次，则啼哭不止。至和二年（1055），明智中立于宁波城东栖心寺出家，时年九岁，接受系统的佛学教育，包括学习经典、习礼仪、服杂役、侍师长等，并有专人负责指导。当时出家，须先由寺院向州府申报，州府组织考试，通过者再参加由朝廷组织的以《法华经》为主的试经，合格者方可剃度为沙弥，从而大大保证了僧伽的素质。嘉祐八年（1063），栖心寺送明智中立赴汴梁，参加开封府组织的试经考试，并顺利通过，取得度牒，遂于栖心寺剃度，成为沙弥。第二年，正式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僧。从九岁出家，到十九岁受戒，崇寿寺这十年时间对于明智中立的一生成就至关重要，因为他正是在崇寿寺打下了坚实的佛学基础，如四明知礼的大弟子广智所言，“年少新学，能辨析如此”，进而成长为天台宗山家派领袖，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一席。

与明智中立相似，觉云智联小时候也是出家崇寿寺，拜寂公慧云为师，学习佛教义理，其一生佛教事业也是从崇寿寺开始的。当时的宁波地区受法智大师和四明知礼的影响，天台宗一度非常流行，其影响遍及温、台、杭、越等地，乃至东南沿海和海外各国。崇寿寺在广弘禅宗的同时，应该也兼学天台教观。这一时期或许正是七塔寺作为禅宗寺院却与天台宗有不解之缘的开始。

政和八年（1118），宋徽宗因林灵素而崇奉道教，将崇寿寺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被命名为“神霄玉清万寿宫”的佛教寺院非此一家，早在政和七年（1117），天宁万寿观即已被改为神霄玉清万寿宫。宣和元年（1119）正月颁布诏旨，“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这很明显是把佛教道教化的命令。是年八月，京师神霄宫告成，徽宗又亲撰《神霄玉清(1)万寿宫记》，令京师神霄宫刻碑永记，并刻碑拓样颁赐天下。从“神霄玉清万寿宫”这个名字可知，这时的七塔寺至少在形式和名义上成为一座道家道观。所幸的是，仅仅两年后，这件由皇帝个人喜好而起的事件便平息下来。诏书颁布后不久，京城大水。林灵素奉命止水却无济于事，宋徽宗不得已而转乞僧伽。有僧振锡登城，大水顿时退去。事后，宋徽宗下令复佛旧制。宣和二年（1120），改神霄玉清万寿宫为栖心崇寿寺。

有趣的是，此时的栖心寺在宋朝虽改名崇寿寺和栖心崇寿寺，但是一般佛教文献，甚至赵宋本朝文献对这两次更名似乎也不认可，例如1269年成书的《佛祖统记》，仍称其“栖心寺”而不名“崇寿寺”。此时距离宋真宗赐名崇寿寺已经过去了整整二百六十年，距其得名“栖心崇寿寺”近一百五十年，距其得名“栖心寺”则是四百多年。这似乎表明，虽然经过了几百年的时间，心镜禅师栖心退敌的事迹仍然能够引起人们深深的怀念。

(1) 其文如下：“朕之所以隆振道教，帝君之所以眷命孚佑者，自帝皇以远，数千年绝道之后，乃复见于今日，可谓盛矣！岂天之将兴斯文以遗朕？而吾民之幸，适见迁于今日耶？布告天下，其谕朕意毋忽，仍令京师神霄玉清万寿宫刻诏于碑，以碑本赐天下，如大中祥符故事，摹勒立石，以垂无穷。宣和元年八月十二日奉圣旨立石。”

有据可查的七塔寺对外交流历史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据《佛祖统记》记载：乾道三年（1167）三月，

日本遣使者致书四明郡庭，问佛法大意，乞集明僧对使发函读之。郡将大集缁衣，皆畏缩莫敢应命。栖心维那忻然而出：“日本之书与中国同文，何足为疑？”即揖太守，褫封疾读，以爪掐其纸七处。读毕，语使人曰：“日本虽欲学文，不无疏谬。”遂一一为析之。使惭惧而退。守踊跃大喜曰：“天下维那也！”

从这则简单而生动的记录可以看出，当时栖心寺维那具有深厚的佛学修养，七塔寺僧众的文化修养由此可见一斑。遗憾的是，这位天下维那所指出的日本使者信中的七处错误，书中并没有具体记载。元代

终元之世，七塔寺仍以弘扬《法华经》教义为主，是宁波重要的天台宗道场。其中比较知名的天台学家有剡源法嗣允则法师，善继法嗣是乘法师，弘道法嗣净珠法师等。

允则法师，俗姓求氏，出生时异香满室，十四岁时于报恩寺出家，并在剡源妙悟门下得度，十五岁受戒，修持《法华经》《楞严经》《楞伽经》等经典。当时妙悟主持浙东名刹，与之从学者有数百人之多，允则法师随侧执侍，深得妙悟心法，尤其于一心三观之旨了然于心。允则法师二十九岁时住持崇寿寺，由于慧根猛利，宿缘深厚，贡高我慢之士纷纷折服。后继主广福寺、延庆寺、孤山寺、国清寺。允(1)则法师学养深厚，被张伯淳誉为“权实之教魁，圆顿之宗硕”，因而一生两被征召入朝。

(1) 《续佛祖统纪》卷一，《卍续藏》第75卷，第742页中。

元世祖忽必烈问以佛法大义，并赐斋香殿，授以红色金襴大衣和“佛慧玄辨”的称号。

是乘法师是元末天台学大师善继法师的弟子。善继法师俗姓娄氏，字绝宗，生而灵异，稍长即求出世，后在山阴灵秘寺落发受戒。善继法师通达天台法华奥义，多次演说《法华经》《金光明经》等经典，并先后住持过良渚大雄寺、天竺荐福寺、天台能仁寺等三座名刹。善继法师气局衍裕，行履纯固，山家诸书无不精彻，大江东南推为教中之宗，所与郊游论道者皆为一时俊彦。善继法师尝以乃祖教诲自励，“止观一部即法华三昧之筌罤，十乘十观即法华三昧之正体。须解行并驰，正助兼运，则圆位可登，而不负吾祖命家之意。”是乘法师在七塔寺的事迹了不可考，然善继法师平生两次重要的讲经著述，都是应是乘法师虔心祈请所为：

未几兵难荐作。其高弟是乘法师请师还华经。欢然就之，且以无常迅速，严修净业，系念佛名，

昼夜不辍。

是乘尝请著书以淑后人，师曰：“吾宗本离言说，不得已而有言，为彰授受也。是故章安结集之后，不过代相缄授。其间或有斥邪卫正者，亦岂好辨哉！今日大经大法粲如日星，宜修习不暇，奚俟予言。”(1)闻者悦脱。

净珠法师，具体生卒事迹不详，其相关线索仅见诸《续佛祖统纪》卷一“弘道法师”条目，“嗣法者慈感道立，演福净盟，崇寿净珠，灵山如珪”。(2)就是说，净珠法师曾经住锡崇寿寺（七塔寺），并且嗣法弘道法师。弘道法师于洪武二十五年（1392）九月二十日圆寂，时年七十有七，据此可推知弘道法师为元末明初时人也。弘道法师虽生于元末，然其一生事业成就却在明初。据此可知，作为其嗣法弟子的净珠法师最早亦当为元末明初时人，甚或可能为明朝人也。

(1) 《续佛祖统纪》卷一，《卍续藏》第75卷，第746页中。

(2) 《续佛祖统纪》卷二，《卍续藏》第75卷，第750页上。明代

佛教从传入中国开始，就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联系，并且往往随时局而起伏，这一点在明朝体现得十分明显。元朝末年，日本进入南北朝分裂时期，其内战中的败将残兵、海盗、商人及破产农民流入海中，乘明朝国本初立，屡寇滨海州县。靠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字真言夺得大位的朱元璋在建立大明王朝之后，面对倭寇的袭扰，由于民生凋敝，无力长枪大马，海上逐寇，而只能退求其次，迁界禁海。明朝洪武二十年（1387），信国公汤和奉旨坚壁清野，将东南沿海居民迁徙到内地。又因普陀山“穷洋多险，易为贼巢”，故焚毁普陀山宝陀寺（即今普陀山普济寺前身）殿舍三百余间，迎千手千眼观音圣像于栖心寺内。现在看来，这种闭关锁国的无奈选择无疑是鸵鸟政策，并不值得称道，但是大明王朝的这一大政方针，却无意间为七塔寺注入了另外一支新鲜的血液。住持惟摩禅师舍地重建宝陀寺，寺东三分之一面积建栖心寺。第二年，朱元璋下诏改寺额为“补陀寺”，人称“小补陀”，七塔寺从此成为观音道场。永乐四年（1406），栖心寺并入补陀寺，两寺合一，仍冠名“补陀寺”。此后，补陀寺渐次修建了圆通宝殿、毗卢阁、十王殿、藏经宝阁、大悲殿、弥陀殿及廊庑等殿宇。

从这段简单的历史至少可以看出两点，一方面，在七塔寺寺址兴建宝陀寺，实际上是让七塔寺承担了某种政治性的任务，七塔寺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从此失去了三分之二的面积；另一方面，明朝初年的七塔寺似乎失去了往日的辉煌，至少在大明皇帝朱元璋的眼里，七塔寺的重要性远不及普陀山补陀寺，否则，从海外迁来的补陀寺就不会反客为主，不但占据了七塔寺三分之二的面积，而且在名义上也被赐补陀寺。顾名思义，补陀寺即是将七塔寺作为宝陀寺的补充和预备，这实际上是皇帝对宝陀寺的一种心理补偿。终明之世，直至清季，七塔寺的寺额都是这位大明皇帝御赐的补陀寺。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光绪皇帝钦获赐“七塔报恩禅寺”寺名，五百年后七塔寺终得本来面目。

明洪武二十年至二十五年间（1387—1392），祖芳道联住持宁波补陀寺。祖芳道联曾任天下第一禅林—— 金陵大天界寺书记，专掌文疏翰墨之职，为禅林六头之一。他最为人称道的功绩，是参与了《永乐大典》的编辑工作。由于祖芳道联“幼读儒书，穷命理之学”，又博通佛教经典，圆融世出世法，“进退咸有恒则”，所以纂集有方，且深孚众望，因而在永乐四年（1406）被明成祖钦命为“释教总裁”，专门负责《永乐大典》中佛教典籍部分的编纂事宜。在编纂过程中，祖芳道联收入、保存了不少珍本、善本和逸存古本佛教典籍。由于编纂《永乐大典》功勋卓越，加之祖芳道联在僧俗两界声望卓著，明成祖对其十分器重，特命他到各地名刹征集古代文物彝器，又赐其佛像等物，“深沐恩宠”。

嘉靖年间，七塔寺已扬名海外，且对外交流频繁。嘉靖十八年(1)（1539）六月二十五日，时为日本遣明副使的策彦周良写道：“补陀之为寺，盖观音大士坚坐三摩地也。生等在海东之日，亦谙其为名(2)蓝。”足见最晚在嘉靖年间，七塔寺的影响与名声即已远播日本等地。同一天，策彦周良与遣明正使、两居座、两土官等拜诣补陀寺，于观音像前消拜、献香资，并唱观音大士宝号。策彦周良是日本战国时代临济宗梦窗派高僧，日本天文八年（1539）奉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晴之命，受大内氏经济支持，作为湖心硕鼎率领的勘和贸易使团的副使入明。七月二十七日，策彦周良等拜诣补陀寺。第二年十月二日，日本遣明副使策彦周良等再次拜诣补陀寺。嘉靖二十年（1541）一月二十日，日本遣明副使策彦周良与遣明使正使和尚同诣补陀寺，入小堂宇。堂宇上书“继远堂”，左右柱题“竺国宗枝大，天台气象新”。嘉靖二十七年（1548）六月十八日，日本遣明正使策彦周良等拜诣补陀寺并用斋，携副使等轿马出迎三府（通判），送银五两、扇一柄与寺僧。

(1) 策彦周良，日本京都嵯峨天龙寺塔头妙智院第三世和尚。策彦周良不但佛学高深，持戒甚严，深得佛戒定慧之旨，而且能诗善书，堪称五山文学后期之代表。明国史馆总裁姚涞称“读其文，有班马之余风也；诵其诗，有二唐之遗响也”。他曾经两次入明，颇为明世宗赞赏，并获明世宗赐御诗三首。

(2) 牧田谛亮：《策彦入明记の研究》（上），京都：法藏馆，1959年3月，第64页。

y由于历经劫难，七塔寺的许多历史资料被毁坏湮灭，因而这段资料对于了解七塔寺在明朝时的历史，尤其是其对外交流情况，就显得弥足珍贵。策彦周良日记中所记录的七塔寺堂宇左右柱上的一副对联，“竺国宗枝大，天台气象新”，更是包含当时有关七塔寺宗风的重要信息。“竺国”即天竺印度，“宗枝”既可指从印度传来的佛教，又可指从印度传来的禅宗。考虑到对联所要求的对仗与工整，与天台宗对应的，理应是另一具体佛教宗派而不是抽象的佛教本身，“竺国宗枝大”指的应是禅宗在七塔寺盛行。而“天台气象新”则很明确地表明，当时天台宗在七塔寺蔚为大观。这副对联至少表明，皇家势力虽然将七塔寺改为了观音道场，但是实际上七塔寺却仍然是天台宗、禅宗双子争辉。

嘉靖十八年（1539）六月二十三日，策彦周良游补陀寺时发现堂内有四块石碑，左边两块书“青天白日，爱民如子”，右边两块书“高山大川，处事如家”。很明显，在补陀寺发现的这四句话没有任何是佛教色彩，反倒像是官员用以警策自励的官箴，和人们对于某一官员的身后评价。明朝焦竑编辑的《国朝献征录》卷四十所保存的吕柟所做的《兵部右侍郎凃水寇公天叙墓志铭》一文印证了这一猜测。这八个字即出于这篇墓志铭。

寇天叙为政宁波，刚正不阿，执法严明。时有冯氏兄弟横行乡里，人称“二虎”。寇天叙查民隐衷，果断除去冯氏兄弟。其在宁波任上，又曾经阻止围填东钱湖，从而保住了东钱湖。宁波过去有俗语说，“田要东乡，儿要亲生”，东乡田年年高产，靠的就是东钱湖水，且宁波市区大部分食用水也赖此湖供给。有影响的人物死后，往往愿借佛门三尺净土以安其身，如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喋血菜市口，死后便停灵宣武门外法源寺；道光皇帝的曾孙，著名书画家溥心畬先生在北京后海广化寺为母亲停灵举丧；国父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于南京中山陵尚未完工之际，在京西香山碧云寺停灵长达四年之久，现碧云寺仍有孙中山先生衣冠冢。寇天叙在宁波颇有政声，且身后“家贫，丧事不具”，他死后七塔寺为之停灵纪念，以为甘棠遗爱，就不足为奇了。清代

清朝时，七塔寺殿宇继续修建完善。清初顺治年间，建成方丈殿，康熙年间，建大悲殿，及天王殿前七塔（东四西三），重修佛门、山门、钟楼。成书于康熙年间的《五灯全书》卷七十七有“宁波七塔补陀拳石沃禅师”之语，“七塔”与“补陀”连用，表明最迟在康熙年间，寺院门前即已有七座佛塔，为该寺的主要标志。

咸丰八年（1858），七塔寺隆重举行建寺一千周年大型庆祝活动，然而盛极必衰。三年后，七塔寺即遭洪杨之役，沦为一片废墟。此后又十年，即同治十年（1871），江东周文学母子发心修复七塔寺。周婆每夜五更沿路敲木鱼募集资金，其子周文学则持伞随护，风雨无阻。然而杯水车薪，周氏母子所募资金最终只修成了大佛殿及山门。尽管如此，周氏母子亦不失为七塔寺之大护法、大恩人。然因其籍隶丐户，身份卑微低下，当时无人为之向官府呈请旌表其事。所幸后人有诗赞曰：

木鱼声彻五更天，踏遍江东破晓烟。 六十年前七塔寺，周婆护法最心坚。

母贤子孝更难为，风雨鸡声持伞随。 十八伽蓝添一个，还祈秉笔记芳规。

周文学母子事遂不至湮没无闻。

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周文学母子未完成的善业，另一个人来担当了起来。光绪十六年（1890），江东耆老公请慈运长老主持七塔寺。当时慈运长老已年过六十，本已退出教界，但面对破败不堪的七塔寺，为重兴道场，又毅然应接。在复兴七塔寺的过程中，慈运法师展现出卓越的组织能力，短短四年时间里，改造了天王殿、大雄宝殿和祖堂，并新建了三圣殿、法堂和藏经楼、禅堂、云水堂、五观堂、钟楼、华严阁、会客厅、东西厢房等，最终形成完整的禅宗伽蓝七堂建置。

之后，慈运法师又祭出两次大手笔。一次是光绪二十年（1894），举行西方三圣像及千手观音圣像开光盛典，远近轰动，并在大雄宝殿墙壁镶嵌砖刻五百罗汉。一次是光绪二十一年（1895），慈运长老进京颁请《大清龙藏》一套（雍正十三年［1735年］刻印），并获赐“七塔报恩禅寺”寺额。这是七塔寺历史上有记载的继唐懿宗李漼、明太祖朱元璋之后第三次皇帝赐名，“七塔寺”从此更(1)加声名远播，以至于有“七塔寺，七座塔，塔塔朝天天朝塔”之说。

此时的七塔寺在慈运法师的主持下，基础设施建设已告成功，更兼有皇帝赐额，迎来了继开山祖师心镜禅师之后最为人称道的辉煌时期，慈运法师也因此被誉为七塔寺的复兴之祖。紧接着，光绪二十二年（1896），慈运法师七十寿辰之际，为报答慈运法师对七塔寺的贡献，七塔寺特开三坛大戒以为纪念。光绪三十二年（1906），慈运法师八十寿辰之际，七塔寺再开三坛大戒，四方衲子闻风云集，盛况空前，当真如烈火烹油，锦上添花。

慈老主持七塔寺期间，常住僧众不下三百人，以至于有“七塔寺里和尚多”的俗语。光绪三十一年（1905），圆瑛法师接慈老法印，成为临济宗第四十世传人。慈运法师一生度人无数，有亲传弟子四十八人，圆瑛法师即其一也。当时，宁波地区大小寺庙主僧，或出宣统二年（1910）8月29日，慈运长老圆寂于七塔寺。慈老离世之后，七塔寺被定为“法派选贤丛林”，也正是在丛林选贤制度的规范下，千年七塔寺道风纯正，秩序井然，选贤与能，长盛不衰。所谓“法派丛林”，是指以本派法子为主的丛林，其选举住持之法称为“神人双选”：

慈老在日，凡寺务之设施与筹划，均躬任之，住持一职，则由法子代理。迨宣统二年庚戌慈老圆寂，七塔定为法派选贤丛林。其遴选住持之仪式，大致如此：首先发布通告，召集散居各地之慈老法派子孙，约期七塔会议，无分地位高低，诸山长老或清众，均得与会。人给选票一纸，可任意写宏字(1) 下联为：“百梁桥，百根梁，梁梁映水水映梁。”自慈老门下，或受其点拨，他们将临济禅风带到全国各地，甚至南洋、日本、印度、韩国，形成了“七塔寺法派”，为近代临济宗的中兴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七塔寺也因此被尊为临济宗中兴祖庭之一。

辈三名，戒字辈两名，为候选人。违例或多写人数，为废票。集众监票，唱票如仪，以得票最多者，取宏字辈三名，戒字辈两名，为正式候选人。择日（一般为农历正月十五）云集两序大众，于韦陀前举行上供仪式。中途暂停，将事先备就五枚桂圆，每枚墨书一候选人，投入尺余长之竹筒中。择一非法派之清众，用特制长筷，夹出其中一枚桂圆，记下名字，重又投回筒中，次又夹出一枚，记名后，投回筒中。如是反复进行，以名字先满三次出现者，当选住持。三年一届，不得连任。或任七塔住持而称“神人双选”者，以此。

这种“神人双选”之法与藏传佛教中的金瓶掣签选定活佛的转世灵童的制度颇为相似，对中国佛教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一些丛林寺院所仿效，后来许多寺院废除住持传嗣法，废除子孙庙，改为丛林选贤制，皆滥觞于此。民 国

民国期间，七塔寺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和完善。计民国三十八年间，不但修整了天王殿，重修了大殿，修建了玉佛阁和延寿堂，而且还修建了慈运祖师塔院。为纪念慈运法师，特在法堂东首辟建纪念堂，取名“慈荫堂”，并供奉善照居士雇工匠所刻的沉香木慈祖像。个中因缘，《七塔寺志》卷二记载道：

江苏省上海县费门周氏，法名善照，年五十九岁。初，皈依慈老人为本师。及民国十年来寺，对余曰：“我师虽已去世，我亦依师住处而去世。”购沉香木，倩匠雕像，虔诚焚香供奉。不数月，果得病西归。通信男儿兴宝，料理后事。斯时也，余任监院职而目睹之。《华严》云：信为道元功德母，长养一切诸善根。善照诚女中丈夫也。三宝感化之力大矣哉！特叙事实，述偈以赞之：吾师德感动，女

性信专一。佛说皈依僧，同登菩提路。

民国二十五年（1936），又于三圣殿后法堂内设中兴祖堂，将慈祖雕像移至寺院中轴线位置，与位于方丈殿正中的心镜祖师舍利塔相齐。

此外，还在宁波城外建成了庾山岭塔院、七塔塔院和普同塔，用作年长僧人的养老之所。对此，圆瑛法师在《七塔寺普同塔记》一文中曾说：

夫出家之法，割爱辞亲，离尘舍俗，参方访道，拨草瞻风。仆仆尘寰，为己躬之大事；迢迢云水，顾只影以前纵。从上诸祖，建设丛林，虽为十方衲子参学起见，亦为老病死计。庶使养生就医，各得其所，安身立命，自有其处。而我七塔报恩禅寺……虽有如意寮，以为诊病之区，而养老堂普同塔尚付阙如。圆瑛民国十八年接任报恩法席，遂与监院德轩议及此事。适有东乡同岙庾山庵庄严大师，

与余为道义之交。闻悉此事，欲以该庵献与常住，起造普同塔。山水清明，峰峦秀丽，集议两序，均表同情。由是，监院德轩努力进行。阅二寒暑，而塔告成。……迄今数载，塔院亦成。今者，拟办养老堂于院内，尘氛寂静，竹木幽深，晚年乐道，实得其所。诚一举二两得也。

1923年农历九月，日本关东发生大地震，引发大火灾，死亡、失踪人数达十四万，其中包括很多华侨，灾情极其严重。灾后，中国政府积极组织救援活动，仅仅浙江温州一地捐往日本的救灾物资就达四十五万余元，北京政府也拨出二十万银元专款赈灾。中国佛教界特铸造大钟一口以作超荐，安置于日本赈灾纪念堂楼内。

七塔寺溥常法师率七塔寺、天童寺、阿育王寺、观宗寺僧团，赴日本东京参加大地震中受难华侨超度法会，并亲任团长。第二年，国际佛教界人士在日本组织荐亡法会与赈灾纪念会，溥常法师应中国代表团团长孔云生先生之请，率法侣二十八人再渡日本弘法，受到日本佛教界的热烈欢迎。

日本僧团在金龙山浅草寺举行欢迎大会，日本著名佛教学者村上专精、矢吹庆辉等数十人作陪，云南省财政司长王九龄、云南省督军唐继尧也出席了欢迎仪式。在观音殿前，溥常法师因见自己去年访日时挂在殿前的一对纸灯依然高悬，十分感慨，当场说偈赞叹曰：

金龙浅草，劫火洞天。 寺像灵爽，如在梵天。

日方代表渡边海旭也赋诗唱和道：

江浙妙禅摄化昌，应请浮海事津梁。 清风金锡慈悲韵，灵露紫袈戒定香。 咒水雨华茗溪畔，鸣钟天乐黑江傍。 俨然二十八龙象，列宿聚奎照道场。

此情此景，让日本佛教人士十分感动，“对于中国佛教徒的援助活动，除低头致意外，更无合适之言辞以表达内心的感谢之情”。

欢迎会后，溥常法师率团参加了在日本横滨玉泉寺举行的赈灾超度法会。横滨中华会馆同人特造铜磐一口，敬献七塔寺，以表感激之情。

七塔寺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互动非止此一端。十年后的1934(1)年，日本著名禅学思想家铃木大拙、藤井静宣、中村戒仙、斋藤贞一等参访七塔寺。1934年五六月间，为了解中国佛教的发展状况，铃木大拙专程来中国考察佛教状况。从铃木的行程来看，此次访问，铃木在宁波和舟山一共逗留了七天，除北京外，宁波是其访问时间最长的一站，访问之处除佑圣观外，均为佛教寺庙，

(1) 铃木大拙，日本著名的禅学思想家，在日本被誉为“世界的禅者”。他曾在日本近代临济宗高僧今北洪川的指导下参禅，有过禅门开悟的亲身体验，而且对中国和日本的传统思想文化具有精熟的了解。

可见铃木对宁波佛教之重视。在七塔寺，铃木一行在大殿前合影留念，并拍摄了七塔寺的钟楼照片。如今八十多年过去，这些照片还完整地保存着，从这些照片里，我们可以想见当时七塔寺的面目。

这次访问给铃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两个月，铃木便写出了《支那佛教印象记》这篇文章，并很快被转译为中文，发表于1935年的《海潮音》杂志。1935年，铃木大拙根据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对中国佛教的弥勒信仰、观音信仰和弥陀信仰以及念佛与禅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考察，并写了《中国佛教印象记》，可视为《支那佛教印象记》的姊妹篇。

此时的七塔寺，不但在基础设施和对外交流上成绩卓著，而且在寺院文化建设上也是可圈可点。民国十七年（1928），溥常法师创办七塔报恩佛学院，但是因时局不安，直到六年后的1934年，报恩佛学院才正式开学授课，又四年，受日本侵华战争影响，报恩佛学院被迫停办。尽管如此，报恩佛学院的创办仍然显示出七塔寺僧人对于当时佛教发展弊端的深刻洞见。清乾隆年间，僧试制度取消，佛教门槛大为降低，大量无能无学之辈充斥佛门，僧人文化素质日益低下，闻思修更是流于空谈，至清末民初，局势更是江河日下。据说在近代四大丛林之一的金山寺，数百常住僧人中竟无一会写字者。这都是僧试制度取消后，寺院不择良莠，片面追求常住数量导致的恶果。七塔寺多年来致力于办学、化育人才，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佛门历来重视师资传承，对于恩师慈运长老所开创的七塔寺法派，溥常法师十分重视。为完善整理此法派，溥常法师出任住持后，“不惜精神，发心登记”，发起编辑《七塔报恩堂宗谱》，“俾同系公仰祖庭，常住尽明支派”。禅宗对于宗谱的看重，是受儒家“慎终追远”观念的影响，所以稍后出版的《七塔寺志》卷五《志僧谱》的“法嗣线图”即将七塔法脉远追至印度七佛，并详细记录了从光绪十六年（1890）到民国二十一年（1932）间的历任住持，其法脉传承可谓了了分明，而七塔寺山门前七座佛塔也正是这种慎终追远的实物表征。

民国二十五年（1936），佛学院创办已近十年，溥常法师与常住“欲将办学情形、学生成绩，汇出院刊一册，俾令见闻随喜”，遂于当年十月印刷出版《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院刊由太虚大师题写书名，圆瑛法师为之题词。

溥常法师不但创办报恩佛学院，编辑出版《七塔报恩佛学院院刊》《七塔报恩堂宗谱》，还组织同门师兄弟订立《报恩堂法规》，对于挖掘七塔寺历史文化、奠定七塔寺基业功勋卓著。溥常法师深知文字般若之重要，时常感叹：

寺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二典以前，茫昧无稽。司马迁不作《史记》，则伏羲以至汉武，事将不存，而后人亦无从效法。自大法东来，古刹名蓝，辙历千年而不废，视有国者，孰与长短？而卓绝环异之行，往往杰出其间。不有纪述，将如浮云之过眼，虽千奇万变，有不能道其仿佛者矣。吾滋惧焉。

因而，溥常法师发起编纂《七塔寺志》，并于1937年铅印出版。太虚大师应邀作序，其封面与扉页分别由王一亭和沙孟海题名。《七塔寺志》“凡八卷，以图记、金石、沿革、建置、僧谱、法要、产业、文艺分类，洪纤毕举，朗若列眉。以史乘之体例，阐佛法之高深。俾后之读者，不啻闻广长舌之说法矣”。

如果说修宗谱是继往，那么开三坛大戒则是开来。民国二十三年（1934），溥常法师七十华诞之际，七塔寺常住特举行大型传戒法会为其祝寿，一千六七百人与会，六百多人受戒。溥常法师任得戒和尚，智圆老和尚任羯磨阿阇梨，圆瑛法师任教授阿阇黎。法席之盛，号称空前，“非特七塔宗风为之一振，即甬江之佛化，增添无限光彩”。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8年，宁波市僧尼参加劳动，其中一部分集中于七塔寺。七塔寺主要殿堂被土产公司占用为仓库，西厢房被国营万兴纱厂占用为作业车间，东厢房留给佛教协会办厂。月西法师成立四明纸盒厂和五星被服厂，一方面发展生产，保障僧人生活，一方面潜心修道，护持寺院。

1959年，七塔寺道场废止。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沉寂，直到1980年，成立了以月西法师为组长的七塔寺恢复小组。在月西法师的带领下，七塔寺收回并整修了大雄宝殿（后改为圆通宝殿），搬回了《龙藏》，运回了古钟，重建了山门前七座佛塔，重新嵌入已经剥落的五百罗汉像，重制佛像和樟木观音坐像，天王殿供新塑四大天王和弥勒、韦陀，收回地藏殿、祖堂、玉佛阁、天王殿、三圣殿、西厢房等殿宇地产，七塔寺成为宁波市内唯一一所大型寺院。

1987年，时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的赵朴初参访七塔寺，并在月西法师陪同下参拜桂仑禅师。桂仑禅师自1942年来七塔寺，随缘留住五十多年，精进不懈，彻悟禅宗心法及观音法门真谛，被禅门大德来果禅师印证为“深入堂奥”。1993年，月西法师圆寂于七塔寺，可祥法师秉承师训，着手管理寺院。1994年8月23日，可祥法师在上海圆明讲堂接慈运长老法孙、圆瑛法师法子明旸法师心法，使七塔寺法脉得以延续，祖庭得以重光，七塔寺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第三节七塔寺建置

中国初无寺庙，外来僧人到京师后，通常被官府安置在鸿胪寺下榻，后世便称僧人所居之处为“寺”。随着佛教的日益发展，寺的形式也日益增多，规模较小的被称为“院”，而隐世修行者所居的茅屋则被称为“庵”。中国寺院建筑大致分为平川式与依山式，主体建筑则是殿堂，殿是烧香供佛的地方，堂则是僧人的生活起居之所。佛教初入中国时，寺院的格局仍然沿袭印度和西域样式，即以佛塔为中心的方形庭院布局。这一形式一直延续到汉朝末年，只是塔的阁楼式结构与周围的回廊殿阁已经改为中国建筑的传统样式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建筑在延续秦汉建筑风格的基础上，继续吸收印度和西域的艺术风格，木构架建筑风格愈发明显与成熟。此时，以殿堂为主的佛寺数量急剧增加，尤其是那些舍宅为寺的寺院，为最大程度利用原有房舍，常常采取“以前厅为佛殿，以后堂为讲堂”的布局形式。同时，汉式佛教建筑布局基本定型，它基本上采用中国传统的院落布局形式，院落重重，层层深入，常有数十层之多，回廊周遭及廊内则饰以彩绘壁画。

隋唐时，较大的佛寺通常采用轴线对称的布局方式，按照轴线依次排列山门、莲池、平台、佛阁、配殿、大殿，大殿则取代佛塔成为整个建筑群的核心，佛塔则一般建在侧面或另辟塔院，从此居于次要地位。晚唐时，钟楼一般位于轴线东侧，并成为定制。五代时出现了“田”字形罗汉堂。

宋朝时，汉佛教寺院的平面布局逐渐规模化，形成“伽蓝七堂”制，即整个寺院坐北朝南，沿着山门南北中轴线，修建若干殿堂，其顺序大致如下：山门—— 山门殿—— 弥勒殿（天王殿）—— 大雄宝殿—— 本寺住持供奉佛菩萨殿—— 法堂—— 藏经楼。此外，轴线东西两侧通常还对称地建造配殿和附属设施，如钟楼（东）、鼓楼（西），伽蓝殿（东）、祖师殿（西），禅堂、斋堂、客堂，等等。宋以后，多数寺院不再修建佛塔。

明清时，寺院布局一般是主房、配房组成的多进对称院落形式。轴线的最前方是山门，即僧俗两界的界限。山门东西两侧分设钟鼓二楼。中央正对山门的是天王殿，常做成三间穿堂式殿堂。天王殿后是第二进院落。正中轴线上的是大雄宝殿，也就是正殿。正殿一般是整个佛教建筑群的核心，不论是体积、质量还是规格，都在其他建筑之上。正殿左右是配殿，或建楼阁。正殿后一进院落，常建二层藏经楼。宁波的大型佛教寺院如七塔寺、天童寺、阿育王寺都是这种布局形式。

小型的寺庙通常只有一进院落，山门后即是大殿，两厢为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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