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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史兴庆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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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电影研究——以孙明经为个案

民国教育电影研究——以孙明经为个案试读:

绪论

国内目前对非剧情电影的研究还比较弱,对于民国非剧情电影的代表——教育电影的研究更少。笔者历时数年,搜寻史料百余种,对此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勾勒出了“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基本框架,“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一度和我们熟知的“左翼电影运动”并驾齐驱,但后来被历史湮没。

民国教育电影是民国电影的一道绚丽风景,也是中国电影被湮灭的宝藏。如果把当时的戏剧电影比作小说,纪录电影比作散文,那么教育电影就是论文和说明文,它紧扣时代脉搏,贴近民生,见证着社会的变迁和历史的发展,折射出理性与逻辑的光辉,洋溢着人文和劳动之美。

一、教育电影的起源和存在形态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南京为中心的教育电影和以上海为中心的商业电影,是当时中国电影的双子星座。到了40年代后期,教育电影这一电影类型消失了。那么,什么是教育电影?为什么在商业电影之外,会出现不以赢利为目的的教育电影?教育电影又呈现怎样的样貌?本书首次对此进行了系统研究。

对于教育电影的起源,目前有的说法值得商榷,比如,把教育电影的源头归于20世纪初上海商务印书馆拍摄的具有教育意义的影片,认为这是国内教育电影的源头。

其实,国内真正有“教育电影”一说,是在1931年12月。当时国际教育电影专家、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馆长萨尔地,随同国际联合会中国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中国电影,带来了大量国际教育电影的影像和文字资料,并同国民政府教育部的官员进行了交流,媒体也进行了广泛的报道。从此,“教育电影”传入我国,政府机构和民间力量开始参照这些教育电影,拍摄中国自己的教育电影。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教育电影多是以科教片、社教片为其主要的存在形态。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

首先,教育电影是一个独立的类型,并不依附于别的电影类型存在。教育电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影响是很大的,像蔡元培、胡适这样的大师,像罗家伦、陈裕光这样的大教育家,像陈立夫、褚民谊这样的高官,像郑正秋、孙瑜这样的电影大家,都加入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为之鼓与呼;而且,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官营电影机构的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影摄影场,也在新闻片和戏剧电影之外,摄制了大量的教育电影。此外,1942年,陈果夫以教育部的名义主持成立了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他还编著了教育电影剧本故事集《饮水卫生及其他》;而陈立夫则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主管领导。在当时,教育电影作为一个独立的电影类型,在官方和民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无须依附其他电影类型存在。

其次,教育电影与科教片并无密切关联。教育电影是民国电影的一个类型,而科教片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电影类型,虽然两者名字中都带有“教育”二字,也都承担着教育的功能,而且民国的教育电影在金陵大学也曾被称为“科学教育电影”;但两者并无传承关系,新中国的科教电影并非脱胎于民国的教育电影,新中国从事科教电影工作的人也和孙明经等老一代教育电影人并无太多交集。

至于社教片和教育电影,就更没有什么关系了,而且电影里是否存在社教电影还需探讨,因为我们平时所说的社教片,更多的是指电视片中一个曾经存在的类型。

在民国教育电影时代,还没有出现我们现在所说的科教片和社教片,因此说民国教育电影以科教片、社教片为其主要存在形态,尽管通俗易懂,便于读者的理解,却也容易产生误解。

二、孙明经和教育电影的渊源

一种电影——“教育电影”,一个人——“孙明经”,这是本书研究的内容。那么,孙明经和教育电影是怎样走到一起的?教育电影的集大成者为什么是孙明经,而不是别人?

对此,有的研究者提出了一个说法,大意是:孙明经的父母是摄影师,是中国电影的先驱之一,孙明经的父亲和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关系密切,陈裕光又同蔡元培有交情,这样孙明经便在这种得天独厚的环境中成长起来,被培养成了中国第一个电影专职教师,并被蔡元培等人赏识与重用,进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拍摄教育电影,终成一代大师……

笔者认为孙明经同教育电影结缘,更多的还是时代和历史的一种选择,得益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发展。

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注定是孙明经人生中的大事,但此时的孙明经似乎对此并无意识;21岁的他是忧伤的,因为这一年他的父亲因病去世了。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一开始选择了国产电影的中心——上海,作为推行教育电影、实施电影教育的实验区,并成立了上海分会来开展工作,但上海的实验很快以失败告终,经费短缺是重要原因。在此情况下,中国电影协会不得不改变思路,转向南京,立足南京推行教育电影。在南京,行政平台是其巨大的优势,发展空间也比上海要宽松,但经费问题同样存在,同时人才和技术问题是协会必须解决的;而与南京当地部门合作,成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出路所在:经济上同南京的八大影院合作,收取教育电影费,人才和技术上则同当地的高校合作。

当时南京的高校中,最著名、最有实力的是公立中央大学和私立金陵大学。中国教育协会同中央大学的关系更为紧密,但中央大学并无推行教育电影的人才和技术资源,两者合作必须从零做起。当时教育电影协会非常迫切地要开展教育电影运动,同中央大学合作从零做起有点来不及,而金陵大学则具有推行、摄制教育电影的基础和优势,同时,金陵大学也需要在全国性的平台上发展自己的教育电影事业,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1934年的春天,孙明经毕业了,同届的同学有的留在了理学院任教,有的离开了母校,而孙明经介于二者之间,进入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担任理化教员。

1935年的秋天,金陵大学理学院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开始合作,需要一个专职摄影师来摄制教育电影。由于理学院的主要工作并非摄制电影,魏学仁院长,潘澄侯、范德胜等教授们也拿不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做这事儿,而在年轻教师中,能在教学科研之外,有能力、有时间、并且不计较干活多而拿钱不多、去专职摄制教育电影的,恐怕也只有附中的教员——年轻帅气、充满激情、出身电影之家、既懂电影艺术、又懂电影技术的孙明经了。

1935年的秋天,孙明经成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唯一的摄影师。对孙明经而言,这个机遇改变了他的一生,但他获得这个机遇,并非得益于某些人的赏识和重用,因为对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金陵大学理学院而言,这个选择是自然而然的,在当时像孙明经这样的电影人才,他们恐怕找不到第二个了——即便是陈果夫主政的江苏省教育厅,当时要摄制教育电影都无人可用,可见这种摄影人才的匮乏。

从此,孙明经走上了教育电影之路,1936年他摄制的《防毒》取得了巨大成功,不仅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也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从此,中国电影协会双轨并行,中国教育电影运动走向高峰;而孙明经也凭借自己的努力,终成一代电影大师。

三、关于孙明经和教育电影的几个说法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教育电影和孙明经的说法,散见于一些著作当中,值得质疑和商榷:

说法一:1940年,孙明经带着学生段天育完成川南雷波县、马边县、屏山县、峨边县考察拍摄。

笔者考证《雷马屏峨》一片非孙明经和段天育所摄。至于说段天育是孙明经的学生,则是错误的。段天育,在《金陵大学校刊》和《电影与播音》中也写作“段天煜”,是理学院物理系学生,堪称孙明经的同门,曾任学生自治会干事。孙明经于1934年春季毕业,段天育则是秋季毕业,两人同一年毕业(当时金陵大学学生分春季和秋季毕业)。毕业后孙明经去了金陵大学附属中学,段天育则去了孙明经第一次毕业时去的安徽萃文中学,但和孙明经一样,段天育不久也回到了金陵大学理学院,进入教育电影部任职。所以,应该说段天育是孙明经的师弟、同事和下属,而非孙明经的学生。关于《雷马屏峨》,笔者在书中还会有详细的考证。

说法二:1930年,南京金陵大学建立科学电影教育委员会……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据1930年10月24日的《金陵大学校刊》第一版《理学院近讯》报道,“为求该院对外推广科学知识,增加内部设备及联络教职员学生与外界感情起见,特设立推广、发展、交际委员会分别主持其事……”。从《金陵大学校刊》的报道看,1930年并没成立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到了1934年10月22日,《金陵大学校刊》第一版《理学院推广委员会改组为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一文,才报道了推广委员会改组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的事宜。

说法三:九一八事件爆发……陈裕光邀请蔡元培到南京金陵大学为电影教育委员会作“电影与教育”的学术演讲,蔡元培携弟子郭有守抵达……孙明经担任书记员,记录并整理了蔡元培的演讲,整理稿得到蔡元培和郭有守的赏识。

笔者前面提到,1931年时金陵大学并无电影教育委员会。此外,蔡元培到金陵大学演讲一事,笔者翻阅当年的《金陵大学校刊》,并无相关报道。倒是在1931年5月,张学良到金陵大学演讲,《金陵大学校刊》在5月15日、5月22日连续两期做了报道,都是在第一版,而且5月22日那期还是头版头条。按说蔡元培到金陵大学演讲,报道的规格是绝不会低于张学良的,何况还是受陈裕光校长之邀,带着教育部专员、科长郭有守一同抵达的,不知为何《金陵大学校刊》中找不到相关报道?所以,这种说法可信性不大。

说法四:蔡元培、郭有守为在经济上支持孙明经拍电影,专门立法一项,在南京建立“教育电影捐”,从此捐所得中拨款补助孙明经拍电影用。

金陵大学理学院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作后,给予孙明经拍摄影片的经费是4000元,这笔钱确系来自“教育电影捐”的拨款,但设立“教育电影捐”,却并非是为了支持孙明经拍电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上海试点失败后,转向南京,立足南京发展教育电影事业,为解决经费短缺问题,1934年9月,总务组副主任鲁觉吾提议,在南京八大影院放映商业电影时加映教育电影,收取“教育电影捐”。而理学院同教育电影协会的合作是在一年以后的1935年的10月,孙明经也是从这个月起薪。因此设立“教育电影捐”,跟这次合作、跟孙明经并无多大关系。此外,“教育电影捐”的设立也谈不上是一项立法,对于南京的八大电影院而言,所谓“教育电影捐”,基本上是行政压力之下的一种认捐行为。关于“教育电影捐”的设立,笔者在正文中还有论述,此不赘述。

四、教育电影运动和电化教育运动的不同

当前,学界还有一种说法,是关于中国教育电影运动和中国电化教育运动的,这种说法认为:郭有守、张冲、陈礼江合并电影教育与播音教育发起电化教育运动,教育电影运动在我国升格为电化教育运动。

——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正确。因为这两个运动之间并非一种层递关系,即所谓的“升格”——前者不存在了,升格成后者了。这两个运动其实是并行不悖的。

1936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开始推行电化教育,推进电化教育运动,但教育电影运动并未因此消失,而是继续发展着,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金陵大学、“中电”、“中制”等机构继续支撑着教育电影运动的发展,不仅如此,由于孙明经等人开始自制教育电影,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真正实现了推行与摄制的双轨并行,迎来了自己的运动高峰。

此外,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最高行政领导机构是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这是一个由国民政府宣传部、教育部、内政部三部合组的机构,由三部的部长以及罗家伦共同领导,相比于电化教育运动的领导机构——教育部,从行政级别来看,说电化教育运动规格高于教育电影运动显然不合适。

这两个运动都有教育部的人挑大梁,但基本上不是同一套人马,教育电影运动是郭有守、彭百川等人,电化教育则是陈礼江等人。1936年教育部和金陵大学理学院合办电化教育培训班,陈礼江还担任了班主任。

孙明经在两个运动中虽然都担任了重要的角色,但时间不同。孙明经是从1938年理学院电化教育专修科成立,尤其是1942年美国考察归来担任电化教育专修科主任之后,其工作重心始从摄制推行教育电影,转到了电化教育上,而1942年以后,教育电影运动已经式微,电化教育运动正迎来高峰。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大小小的运动很多,有的运动看起来很相似、容易混淆,教育电影运动和电化教育运动就是这样,这两个运动有共同之处,都是用电影实施教育,都有教育的共性,也都有救国救民的终极目标,但从专业属性上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场是电影运动,一场则是教育运动。

教育电影运动是以电影为核心,围绕着电影展开的:在当时,电影作为新兴事物,发展蒸蒸日上,对国民充满吸引力,但相当一部分国产商业片和进口片诲淫诲盗、唯利是图,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于是有识之士努力规范电影,试图用教育电影来抵制无良电影,对国民实施正面教育。

至于电化教育运动,但据笔者理解,它是教育领域的一场运动,它的源头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种教育救国思潮,它试图采用新工具、新方式来解决一直存在的老问题——愚、贫、弱、私等。电化教育运动同当时教育部推行的其他运动,如“识字运动”、“国语运动”一样,都是围绕着教育展开的,只不过采用了电化工具,而在这些电化工具中,电影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除了电影,还有播音(广播)、幻灯片(静片)等,到了40年代,孙明经、杜维涛他们更多地采用了比较经济的静片来推行电化教育,而不是成本相对昂贵的电影。

对于教育电影和孙明经的研究和阐述,笔者本着以史料为准的原则进行,通过搜寻史料、考据分析,力争还原史实,没有史料支撑的,本人不敢人云亦云、妄下断语。此外,书中引文保留民国纪年。

第一章 教育电影的兴起

教育电影是中华民国时期电影的一个重要类型,有别于当时的商业电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并形成了一场持续十多年的教育电影运动,这场电影运动同左翼电影运动并称为三四十年代的两场重要电影运动。“教育电影”并非我们熟悉的定名于1953年的“科学教育电影”。“教育电影”这一电影类别,今天已经不存在了,它只存在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短短的十几年间。

一、什么是教育电影

1931年12月,国际教育电影专家、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馆长萨尔地,随国际联合会教育考察团来华考察中国电影,旨在推行教育电影,“这是我国和国联关于教育电影事业的开始”。萨尔地在给国联的工作报告中写道:“教育电影问题,中国人士,似未前闻,故公众意见,对之咸感兴趣”,“当地中外报纸,对于教育电影问题,极有兴趣,皆刊载余之演讲,广加批评,无微不至,引起全国人士,对于是项有关政治及智慧之新兴重要问题的群起注意。”

论及教育电影时,萨尔地说:“以余之意见,凡电影片之能增加人民的政治、社会、艺术及技术等知识者,皆得称为教育影片”。萨尔地还规划了教育电影的范围,认定教育电影包括:有扮演各国大事(包括扮演地方事件之足可借鉴者)的新闻片;有扮演各国天然风景的风景片;有扮演工艺学校之教科的职业训练片;有扮演各国国内及国外实业如筑铁路、造船、汽车、筑路、筑桥的实业片;有扮演如何预防并诊治传染病如肺病、天花、疟疾、梅毒等的卫生及疾病预防片;有扮演范围最广,自昆虫生活以至于结晶矿物,自植物胚芽以至于光之应用法等的科学片;有扮演耕种机器之不断进步情形的农学影片;有扮演军令行动之绝对一致性的军事影片;以及扮演其他施行外科手术、动植物、艺术历史、及放大影片等等之类。

萨尔地对教育电影的阐述,代表了当时国际上对教育电影的一种权威认识。当时意大利的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起,是教育电影推行最成功的两个国家。

萨尔地对教育电影的阐述,是我国对“教育电影”最早的记录。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开始推进中国教育电影运动。1934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著的《中国电影年鉴》提到“本会认为电影虽为娱乐消遣之工具,但除娱乐消遣之外,尚含有教育之意义,因此一切电影片,皆可视为教育电影”,给出了教育电影一个非常宽泛的界定,同时点出了教育电影的意义。

此后,出现了几部专著论述教育电影。

1936年,宗秉新、蒋社村在《教育电影实施指导》一书中指出:“凡是含有促进人类对于自身、对于世界、对于自身和世界的改变,以合于人生需要或公共福利为目的的材料,而用电气电光的机械,将这些材料的形体、关系、动作或声音、颜色表现在银幕上,藉视听的官觉,以灌输民众而达到上述目的的,就叫教育电影。”这个定义更多地从哲学和技术层面对教育电影作了阐述,并特别强调了教育电影的教育属性。宗秉新、蒋社村还否定了当时一种关于教育电影的说法,这种说法认为“凡电影都有教育的作用,所以实际上都是教育的电影,不过,它的作用为正为负却有分别罢了”,按照这种说法,教育电影不仅应包括一切积极向上的电影,也包括一切有负面作用的,甚至诲淫诲盗的电影。这一说法遭到两人的反对,认为“普通所谓教育,自然是指经过选择的,是指积极正面的意义”,那么教育电影也就不应包含有负面作用的电影,从而避免了教育电影概念的泛化。

同年,宗亮东在《教育电影概论》中指出:教育电影就其意义而言,“一般地可以有广义狭义的区别,就广义的而言,凡是与社会教育有关系的一切影片,无论为国民生活的介绍、社会道德的鼓吹、宗教艺术的宣扬、通俗科学的传播、保健卫生的指示、时事问题的解说、休闲娱乐的欣赏以及各机关的业务宣传,都应该属于教育电影的范围之内。狭义的则限于学校教材影片,如关于知识的获得,情意的陶冶,技术的传习,如看到这些教育的目的而摄制的教育影片都得称为教育电影”。宗亮东认为狭义的教育电影限于学校教材影片,虽然突出了学校教育,但忽视了社会教育,对狭义教育电影的范围界定显得过小。

1937年,谷剑尘在《教育电影》中指出,“所谓教育电影是以教育的立场为教育而特制的影片”。谷剑尘从教育电影的目的、立场、手法等角度概述其内涵,同时涵盖了关于教育电影广义狭义的范围,并且用语简洁,符合定义的规范,是对于教育电影比较成熟的认知和阐释。

总而言之,从前人对教育电影的阐述来看:教育电影不包括所有电影,那些诲淫诲盗的电影不是教育电影。“教育电影其本质上讲,是用电影来做实施教育的工具。”

教育电影的目的很明确、人们对教育电影的认识也很统一,那就是用于教育,而不是赢利,这和当时的商业电影存在本质区别。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南京为发展中心的教育电影和以上海为发展中心的商业电影,堪称是中国电影的正负两极,前者致力于电影教育,后者致力于电影工业,两者相互排斥却又相互统一于一体。

二、教育电影的分类

根据内容来划分教育电影,这是最基本的一种分类法,如萨尔地把教育电影分为新闻片、风景片、科学片、实业片、卫生片等。孙明经也把自己拍的教育电影分为地理风景、工业常识、国防常识、农事、公民以及其他等类型。

宗亮东则是根据教育电影实施范围来划分,认为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实施范围,所放映的教育电影也就不同。他把教育电影分为在普通娱乐场所放映的普通娱乐电影;在社会活动场所,包括特殊团体的活动场所放映的社会教育电影;以及在学校用于教学的教学电影。宗秉新、蒋社村将教育电影划分为社会教育电影和学校教育电影两大类,谷剑尘则把教育电影划分为社会教育电影、学校教育电影和儿童电影。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的几类教育电影:

1.普通娱乐电影

对于普通娱乐电影,宗亮东认为“目前作为娱乐看的电影,其所含教育意义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反对洪深的“电影应该是百分之百的娱乐,百分之百的教育”的说法,认为在电影院里放映的普通娱乐电影,只要含有教育意义,就属于教育电影。

把含有教育意义的普通娱乐电影划归到教育电影的范畴,这也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最初的一种认识,“本会认为电影虽为娱乐消遣之工具,但除娱乐消遣之外,尚含有教育之意义,因此一切电影片,皆可视为教育电影”,所以当时的一些左翼电影,完全符合教育电影标准和价值取向,在1933和1934年,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举办的两届国产电影评奖中,左翼电影《狂流》和《姊妹花》分获总分第二名和第一名。左翼电影的获奖除去意识形态的因素,符合教育电影的游戏规则也是重要的原因。

后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这种认识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教育电影和普通娱乐电影有了一个明确的划分,最终把普通娱乐电影排除在教育电影之外,相应地也就放弃了继续举办国产影片的评奖活动。“关于国产教育电影展览会,以国内此时纯粹的教育影片产量甚少,若以普通影片之含有教育意义者应征,则与国产电影评选会相类似,本会从二十三年五月举行优良国产影片第二次竞赛会后,即未再举行,本年已由中央宣传部主持,函请本会派员参加,故本会无另行组织之必要。”此时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负责人郭有守已经把“纯粹的教育影片”和“普通影片之含有教育意义者”,区分开来了。

正因为普通娱乐电影后来被排除在教育电影之外,而纯粹的教育电影国内又很少,这才为孙明经拍摄教育电影提供了机遇。

2.社会教育电影

关于社会教育电影,宗亮东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不过他指出“社会教育活动场所的电影是有一定的目标在那儿,不论是实施者或者是受教者,都可以说重在给予些或者领教些什么为出发点,因此电影的娱乐成分较少。”

谷剑尘则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和本质:“为了实施社会教育所编排、所制作、所推行的电影”,“偏重于社会式的电影,主张十分之七是教育,十分之三是娱乐的影片为社会教育电影”。

从偏重于社会教育,较少娱乐来看,社会教育电影同具有一定教育意义的普通娱乐电影显然不同,社会教育电影也就是郭有守所说的“纯粹的教育影片”的一种。

谷剑尘在《教育电影》里还给出了教育电影较为发达的日本、美国关于社会教育电影的制作方针:

日本:关于一般国民生活(包括皇室、国体、健全思想等);关于社会道德,包含公众卫生、功德心、儿童爱护、交通道德等;关于宗教教育,包括一般宗教思想的普及;关于艺术教育,包括对艺术的理解和鉴赏等;关于通俗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家庭科学、机械学等;关于通俗经济,包括一般产业及其经济;关于政治教育,以一般政治理解为主;关于保健卫生,包括人体卫生保健;关于时事问题的解说,包括重要时事问题;关于各官厅业务的介绍宣传,以表现各官厅的事业。

美国:属于陆军部的,如大战中美国陆军活动以及医务局影片;属于海军部的,如水兵的募集及航空局影片;属于国务院的,如教育机关影片、开拓局的土地开垦灌溉;水利矿山局的石油、井岩影片;属于劳动部的,如关系儿童保健的影片;属于农务部的影片等。

由日美的制作方针来看,当时世界上关于社会教育电影,可包含的范围是十分宽泛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也制定了教育电影的五大方针: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文化;发扬革命精神;建立国民道德。五大方针后列有十五条细则,涵盖范围也是很广的;孙明经的大部分教育电影属于社会教育电影。

3.学校教育电影

学校教育电影是一种纯粹的教育电影。宗秉新、蒋社村认为学校教育电影的内容包括“知识的获得、情意的陶冶、技术的传习”。谷剑尘认为学校教育电影包含了学校电影和教室电影,教室电影也叫教材电影,而学校电影范围则宽泛得多,除了教室电影外,还包括了在礼堂放映的、集合若干级学生加以训练的电影,“这种电影也可归于社会教育电影,但是,它是学校教育色彩较浓厚的电影”。

学校教育电影最主要功能是用电影来辅助教学,当时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通过科学实验来研究电影辅助教学的功效,“此种研究至1931年底,已有三十六种重要的贡献”,实验证明,用电影辅助教学可以显著提高学习效率。宗秉新、蒋社村列举了几个著名的实验:一个是诺尔顿(knowlton)和迪尔顿(tilton)在耶鲁大学的实验,他们花了七八个月的时间,在历史教学中,比较用电影和不用电影的效果,一共放映了10部历史影片,结果如下:用电影的学生比不用电影的学生所获得的知识多百分之十九;用电影的中等生和不用电影的高才生学习程度一样;用电影的学生查阅书籍要比不用电影的学生多百分之四十;用电影的学生参加课堂讨论的次数要多百分之十。另一个实验是福克斯电影公司做的,1931年7月,福克斯公司教育电影部遵循胡佛总统的意旨,把各州的儿童代表集合到华盛顿,用有声教育电影做了一个实验,儿童看了电影以后,用五种测验表考试他们学习功课的成绩,每种测验有250题,以250分为满分,最后测验的成绩,看电影的比不看电影的,平均高88分。

电影对于教学的显著作用,也成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同金陵大学合作摄制推广教育电影的一大推手。孙明经在摄制教育电影的同时,更是致力于学校教育电影推动电影教学,为中国的电影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4.儿童电影

谷剑尘认为教育电影除了社会教育电影、教室电影之外,还包括儿童电影。其实从施教范围和施教对象看,儿童电影可以归于社会教育电影和学校教育电影。把儿童电影单列出来,反映出当时教育界以及社会上的一些有识之士,对“儿童与电影”问题的重视——“电影为制造恶少年的工具,也是制造好青年的工具,所以世界各国关心社会教育者及研究保护儿童者,不能不有深切的认识。关于儿童的电影问题,一方面是举行电影院的隔离工作,另一方面是特为儿童布置观览场合特制影片并另定放映办法”。

孙明经在摄制教育电影过程中,也给予儿童相当的重视,不但在社会教育电影中频繁出现儿童形象,还专门摄制了一部分儿童教育电影。

三、教育电影兴起的国际背景

关于教育电影的发展,会在后面的章节阐述,这里首先探寻一下教育电影兴起的原因,这也是孙明经教育电影生成的语境。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上海是商业电影的中心,所有的制片公司都是民营的,民营电影公司制片的基本出发点是赢利,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什么还会出现不为赢利、只为教育的教育电影呢?这是因为教育电影的兴起不是偶然的,有着广阔的国际背景,这一国际背景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兴起的教育电影运动,在“西学东渐”的文化背景下,西方教育电影的发展推动了中国教育电影的兴起。

利用新兴的电影工具从事教育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如美、苏、意、法、英以及日本等国的共识,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先来看一下日本:

日本的电影教育在1927和1928年上,日本的教育电影运动,有非常的进展……现在,这种运动的重心,分为两个方面:就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政府当局和全国民众,都尽其能力,以谋成功。所谓社会教育的一方面,就是利用影片,来帮助国家的文化和文明的进步,有许多青年团体以及公众组织,在集会上都放映着影片,那种影片,颂扬着本国的美德,或者传播着那些政治、公共卫生、宗教、国防,以及海外殖民事业的情形,以及宣扬一切好的思想。这些集会,都是在一些公共礼堂以及学校里举行着的。换句话说,电影将成为个人品性以及公众教育的一种有力工具……在日本电影成为一种通常的工具,在初等教育学校里放映着,使那些学生们养成一种良好的性情……1930年的上半年,一共有4189部片子在这些学校里放映着……由于这一种计划,一般的学生便少了许多再去看公共影片了。他们将减少许多可以从电影院里放映着的影片上熏染到的危险。同时那些在学校里放映着的片子,也将给予他们许多学问上的益处。……日本全国电影教育协会除了主持那些在学校里及工厂里放映电影的事业之外,为了一种家庭教育的目的,还组织了一个大阪妇女电影社。加入的社员必须在十八岁以上。他们的目的,在乎想利用电影的映演,使一般妇女养成一种良好的性情,增加学识,以及如何抚养自己的小孩。每月规定放映一次。当时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不高,但日本的教育电影运动并没有忽视她们,可见这一运动的普及程度。20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电影在中国占了绝对的市场份额,这些电影几乎全是商业电影,然而在美国国内,除了商业电影,还有教育电影,并且教育电影在社会上、在学校里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到了二战期间,美国的教育电影更是为国家作出了重要贡献,连好莱坞都曾一度集体转向,致力于电影教育,动员民众,培训士兵——这在孙明经的《电影与播音》里有很多论述。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教育电影的状况,了解其商业电影的背后,教育电影是怎样的发达。

美国的教育电影……美国的关于教育电影的摄制……照现在所知道的情形,大约有五百多个公司,差不多常常摄制各种教育影片……此外,还有由每年摄制娱乐影片的公司,摄制大量很有教育价值的影片。譬如数年前鸟发公司所摄制的许多两卷长的自然片,以及其他供给各大杂志中杂志材料的风景片和动植物的风景片等。至于纯粹为教育目的摄制的教育影片,大约可以分作三类,第一类影片的编制,完全依照着教育家为教育目的而写的剧本……,第二类教育影片,是从储藏着的静片所编制的,这种大都属于风景和地理的性质……,第三类教育影片就是工业影片……在美国,教育影片销售的条件有二——或是将拷贝定价出售,或者暂时租用。至于工业影片的租用,除了少数运费以外,差不多是不另取费的;因为影片的广告价值,很可以抵消摄制时的费用了。现在听说,除了电影院和家庭以外,其他正当的影片出路,大约有八十万处。换句话说,就是在美国非公演影片的出路,竟四十倍于一般人所承认的电影院。并且在戏院以外,有四万七千架以上的标准影片机,和二倍于此数的十六毫米的影片机(影院是三十五毫米的影片机,十六毫米的影片机用于放映教育电影等小型电影),同时被人应用着,这两个数目相加竟多于全国的戏院七倍以上,并且这个数目还在逐渐地增加……电影部的教育工业处对于美国学校的利用教育电影,感到很大的兴趣;所以我们预备发一种调查表给两万个学校,希望能知道各学校应用电影教育的程度,以及将来发展的可能性。现在所知道的,大约在三千万男女儿童所进的教育机关之中,有许多已经利用电影来做教育的工具。譬如在德拉特拉(Deteoit)的市校中,已经备有三百多架标准影片机……在1928这年当中,纽约各学校有二百三十八万零三百八十一个学生,曾受着这种电影教育的益处,计算起来,每个学生,每年只费三角四分。照这样便宜的情形看来,课室中普遍的利用教育电影的时期,是不远的了。

与日本相比,美国教育电影的发达,对国人的触动和影响更大,一方面是美国商业电影在中国泛滥,攫取大量金钱,消极地影响着国内民众,甚至对青少年诲淫诲盗;另一方面是美国本土的教育电影,积极地教化着美国本土的民众,尤其是美国的少年儿童。即便是现在,当我们看到美国电影的这两面之后,尚且不能无动于衷,遑论当时教育界、电影界的有识之士。这恐怕也是蔡元培、郭有守、彭百川等人倡导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时,无论政界、学界,教育界、电影界仁人志士纷纷响应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比于美国电影在我国极为膨胀的数量,苏联电影的输入显得非常有限,但苏联电影给国人更多的是正面的启示。苏联电影成为美国商业电影的对立面,受到电影界进步人士的推崇,“最好的是把苏联的电影作品和各种著述,多多研究,他一定是我们要走上前进之路的好向导”。尽管当时中国的环境并不适合照搬苏联电影。

苏联电影的发展,伴随苏联革命也经历了一场革命。“在帝制时代,俄国的电影是相当落后的,不,和其他艺术部门比较起来,俄帝电影更多逊色。即在沙皇时代,俄国的戏剧、音乐和舞蹈,还受到西欧各国的注意与叹赏;而俄国电影却远远落后,始终没有脱离美国电影乃至西欧各国电影的附庸地位”;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联电影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俄国电影和其他各国不同的有两个重要点:第一那是在国家统治之下,第二,电影的目的非商业而是教育的”。苏维埃联盟成立后,将电影业收归国有,用电影作为工具致力于国家建设,“苏联政府,为着要推行社会教育,把电影计划纳入五年计划之中,同时将凡在资产阶级下的电影院和所有一切的电影,全由政府没收,全由政府掌管,公开宣传主义化的新教育”,“苏联电影在它存在的二十年间,已获得了极大的胜利。苏联的电影事业已经发展成为意识和艺术领域中的伟大力量,已成为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

中国教育电影兴起前后的苏联电影,已经不分商业电影和非商业电影,几乎全是具有教育意义的教育电影,剧情片的教育性远大于娱乐性,电影基本上等同于教育电影;至于苏联的“教育电影”则主要指学校的教育影片。

教育影片自从十月革命后,苏联便认识到了电影是民众教育的唯一工具。现代的国家最能利用电影以作教育上的工具者,不得不推苏联和意大利……在“消灭文盲”这个口号之外,许多苏联的影片公司颇热心于努力识字运动。米基拉泡姆公司对于这件事颇为尽力,它简直可以说是识字运动的急先锋。它曾出过一个有声影片,名叫ABC,实际上是六七课连续的功课,目的在唤起一般文盲的读书兴趣……据说此片开映以后,在场的工人中竟有百分之八十能够记得片子上的字母与若干单字,从此可见米基拉泡姆公司的人们,已能把俄文字母深印在民众的脑海里了。苏联的教育电影一部分是由最高经济评议会,中央消费合作社,劳动协会评议部,中央政治并自治共和国政府的诸部门所制作的……在过去所制作的教育电影,是取材于苏维埃联邦的工业化,石油工业,电影业,播送机,航空,海陆军,电气化,建设等。还有其他的教育电影,是取材于“饮酒癖”“对疲劳的斗争”“矿偶发事故”“家畜的管理”“自然的爱”(家畜,昆虫,水草的繁殖),苏维埃联邦远地的探险等,把诸如“帝国的崩坏”“十月革命十周年纪念”般的儿童木偶戏电影化。教育影片出产的数量,既年年增多,放映的地域也逐渐加广,能使用放映机的人,更需有大批才足敷分配,“学校里的教师,是放映电影的司机者”。这是一句最近苏俄教育界的口号。1932年的年底,在苏联,能够开电影放映机的教师,已有七万五千人,哪里来这许多人呢?我们回想起来,1930年的中间,他们使一万两千个教师,受到电影机械学识的训练,第二年受这种训练的人增加到三万五千人,但这许多的教师,还不够支配;所以1932年的秋天,在所有的师范学校中,又加了电影科学一科,预备再训练三万人,把电影科学使教师当做一种相辅的工作。但乡村里的教师——大半女性——她们的私人工作及社会活动已非常的繁忙了,哪里还有余闲来受电影科学的训练呢?不,当局允许她们每人雇村姑三四人为助理,她将使她们代做通常的工作而同时训练她们怎样发动放映机。

显然,苏联的教育电影发展,采用的是我们当今所说的“举国体制”。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中,也不断地有人倡导电影的国营化和电影的教育化,后来中央电影摄影场、中国电影制片厂以及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等官营电影机构成立,出品了一大批新闻片、故事片和教育电影,但总的来说,成绩不如民营电影显著,中国电影在当时并没能走上苏联电影的道路;虽然如此,苏联电影持续地给中国电影以正面的影响,《中国电影年鉴》把苏联的电影事业,放在英、美、法、德、日之前,给予了最详尽的介绍。抗战期间,也有人认为“中国电影艺术的理论,完全得自苏联”,“以前中国的导演和编剧,只是一味地模仿好莱坞,好莱坞拍冒险片,他们便拍武侠片,好莱坞拍侦探片,他们便拍神怪片,好莱坞制造甜美的浪漫史,他们便拍爱情片……自从跟苏联影片接触以后,同时也受了中国新兴的文化运动深入的影响,中国的有觉悟的电影艺术家才采取正视现实的态度。而创作方法上也多趋向于苏联电影所采用的那种新的写实主义。”

总之,从国际背景看,中国的教育电影是在苏、美、日、意等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影响下兴起的,是世界教育电影运动的一个分支。

四、教育电影兴起的国内背景

1.教育救国思想的推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教育救国思想在知识分子阶层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促成了教育电影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开始出现各种新的教育思潮,并逐步形成一场范围广泛的教育革新运动,这种教育革新运动对现代欧美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也波及中国,并同中国传统的教育思想相结合,产生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思潮。这股教育思潮包括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教育救国论、职业教育、乡村教育、平民教育等,核心是教育救国。(1)蔡元培的军国民教育“学界泰斗、人世楷模”(毛泽东语)的蔡元培先生倡导的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民主主义教育方针,建立了民主主义新教育体制,并在大学教育方面付诸实践。他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时,提出了著名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教育学术主张。除大学教育外,蔡元培也很重视劳动教育,并提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他积极倡导平民教育和女子教育,在北京大学办校役班和平民夜校,在上海创办爱国女校,主张人人都有受教育权“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蔡元培晚年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倡导“教育电影化”和“电影教育化”,主张利用教育电影这一工具,来救治当时中国的穷、弱、病、私、愚,这成为教育电影的理论源头和指导思想,他力推并协助郭有守等人成立发展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可以说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就没有孙明经在教育电影上的成就。(2)胡适的改良主义救国论

胡适受其老师杜威实用主义哲学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影响,提倡改良主义教育救国论,认为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社会革新的唯一可靠途径就是教育。通过教育传播社会观念,支配个人活动,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创造新型个体,由此来创造新型社会。改良主义的教育救国论,对当时中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也产生了较大影响。

胡适参加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陈碧君、叶楚伧一起成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第一届候补监察委员。(3)黄炎培的职业教育

黄炎培于1917年起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倡职业教育,认为职业教育是“救国要图”。他还认为中国最困难、最重要的问题是生计,而解决生计问题唯有教育。他主张以职业教育来解决生计问题,最后达到救国救民的目的。

此外,还有发端于蔡元培,大力推行于晏阳初、陶行知和梁漱溟的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以及陶行知否定了其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论,而提出“生活即教育”的教育论——陶行知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孙明经曾受晏阳初的影响,拍摄了《乡村建设》一片,来推行平民教育。

关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各种教育思想,本文不作赘述。教育电影是在教育救国思想影响下,教育同电影相结合的产物。旧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自然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在当时,中国民众中文盲所占比例超过了百分之九十,要想富国强民,却也离不开教育。当时电影在国内发展迅速,其社会作用和影响越来越突出,而且电影在理论上也特别适合对文盲众多的民众进行教育——在这种背景下,电影用于教育,成为施教的工具,教育电影兴起,受到重视,被大力提倡,中国教育电影运动应运而生,也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2.商业电影的负面影响(1)国产片的负面影响

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初期,是国产片复兴时期,国产电影在铺天盖地的外片挤压和重重包围中,杀出了一条生路,出现了古装片和武侠片,两种深受市民阶层欢迎的电影类型,但由于过于唯利是图、粗制滥造以及一窝蜂地随波逐流,使得这两种类型片很快便走向低俗和没落,并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引起进步舆论的强烈反对。

1926到1927年,影坛出现古装片热潮,“这股古装片热的始作俑者乃是天一影片公司”,天一公司在1925年拍摄了三部古装片,1926年拍摄了八部。古装片的原型多是流传很广的民间故事,像《白蛇传》《孟姜女》等,或者改编自《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名著,“由于改编者出于维护旧道德伦理的立场和出于渲染哀艳情节以及利用电影大摆噱头的需要,所选取的恰恰是故事中的糟粕,津津乐道于韵事、艳迹、玄机、贞烈等等,加之拍摄者的投机作风,为省钱和赶时间不惜粗制滥造,使这些影片在思想上、艺术上均无甚价值”,但由于这些民间故事流传很广,拍成电影又符合小市民口味,南洋的华侨尤其喜爱,天一公司大赚了一笔,并且打开了南洋华侨市场。“天一的成功,引起电影界群起效尤,特别是唯利是图的投机商人开办的电影公司,更是竞相拍摄古装片,影坛出现古装片热,各家影片公司,不分大小,几乎尽数卷入”。

有的公司拍片为了省钱,不但不请明星,干脆连演员也不用,而是用长相漂亮的影迷来拍,而影迷为了过把瘾,也不在乎给不给片酬;有的公司拍红楼梦,古戏今拍,让林黛玉穿起西式长裙,头扎白色蝴蝶结,脚蹬高跟皮鞋,极尽摩登之能事,比今天的“戏说”和“穿越”有过之而无不及,影片的艺术质量无从谈起,对观众的影响是负面的。除少数公司拍摄的古装片制作比较精良外,大部分粗制滥造、唯利是图,“古装片的兴起,犹如一股怪潮,席卷了影坛……20年代影坛仅有的几家出品格调比较高雅、艺术上有所追求而自成一派的公司,如长城、神州、民新也被这股怪潮冲得稀里哗啦,不得不舍弃自己的追求而随波逐流,也大拍起古装片来”。

1927年,古装片降温,武侠神怪片又火了起来,由张石川导演,郑正秋编剧,明星公司出品的《火烧红莲寺》粉墨登场,“上海滩为之轰动,在南京、天津、汉口等地也是观者如潮,明星大赚其钱”,《火烧红莲寺》也就一集一集地拍下去,一气拍了18集,郑正秋觉得这种影片和他一贯倡导的教化社会的电影方针有悖,从第二集开始,不再担任编剧,张石川便一手包办了导演和编剧。但《火烧红莲寺》的成功,从类型上为当时的电影界开辟了一条新路,在经济上也是一条生路,于是各公司纷纷效仿,一时间到处“火起”,“有寺必烧”,如《火烧青龙寺》《火烧白雀寺》《火烧白莲庵》《火烧剑锋寨》《火烧九龙山》《火烧七星楼》《火烧灵隐寺》《火烧平阳城》等等,很多影片都是十多集,少则三四集。起初根据小说改编的武侠片还能基本上忠实于原著,后来就怎么吸引观众怎么编造。明星公司所拍的《红莲寺》后数集,完全由张石川“凭着自己的胡思乱想,想下前集里的几个主角,随心所欲地搞下去,拍了上截,下半截是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天一公司拍的《乾隆游江南》,竟然让乾隆皇帝割去长辫,留起了小分头。而大中华百合公司的武侠片里,中国的侠客竟然是一副美国西部片里的英雄打扮:大呢帽、小管裤,宽腰带。至于一些无名小公司,到旅馆开一间朝南的房间,对光开拍,花个十天半月,就粗制滥造成一部武侠片。

从1928到1931年,有近40家电影公司参与武侠神怪片拍摄,出品多达227部,而当时上海的制片公司不到50家,四年的总出品不足400部,其中武侠神怪片占近十分之六,创作数量远超古装片,“这在电影业被当做投机者一显身手的好场所的20年代后期出现是不足为怪的,艺术家的良心终于被滚滚而来的银元吞没了,武侠神怪片的大流行,在电影化和电影技术上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但思想上、艺术上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各公司在拍摄武侠神怪片时的粗制滥造作风较之古装片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神怪武侠片的不良影响远大于古装片:“一般电影商人,为着维持自己的血本起见,不得不迁就社会的低级趣味,把宣传迷信的怪异片子如火烧红莲寺之类以及诲淫诲盗的东西,诱惑观众,欺骗观众,遂致社会的道德民众的心理,犹如江河流水愈趋愈下。”“其他像神怪、侦探、诲淫诲盗,以及过分刺激青年的幻想或情感的影片也应该拒绝其寓目,近年来,劫车绑票自杀、青年离家寻仙等一类事情层出不穷,无非是受着了这种影片的恶影响。”

瞿秋白也认为《火烧红莲寺》一类的影戏,充满着“乌烟瘴气的封建妖孽”、“小菜场上的道德”以及“资产阶级的有钱买货无钱挨饿的意识”。

张石川对自己拍摄《火烧红莲寺》的一段历史也曾进行过反省,“就我所导演的影片吧,空谷兰时代,我不曾忘记,红莲寺时代,我也不会忘记……它们曾经给我以劳忙与痛苦,但我不讳言,我是曾经无意识地努力过的,然而,现在呢?这过去的时代除了给我以懊恼的想忆之外,是不能再给我些微的满足了……”。“当前的任务是:反对武侠主义,反对神权迷信,而现刻封建电影中完全充满着神仙侠剑的迷梦,英雄复活的幻想,新兴的电影应当致全力反对的。”(2)外片的负面影响

与国内的古装片、武侠片泛滥及其恶劣影响相比,外片,尤其是美国的商业片,对中国造成的负面影响更为严重。

外国影片的数量极为庞大,几乎垄断了国内市场。从1931年6月到1933年6月31日,经国民政府电影检查委员会检查后准演的外国影片有5055部,其中80%以上为美国电影,准演的国产影片只是609部;准演国产片数量只占了准演外国影片的20%。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全年,国产片准演长片92部,禁演长片21部,准演短片14部,准演电影共106部,“二十二年份国产电影的产量同外国电影输入额相较为四与一之比”;“二十三年份之外国片,统计尚未十分完全,仅就核准之新片已有四零五部,以与国产一零二部较,则几四倍之矣,至同年份之核准外国短片有九四零部之多,而国产短片仅三十四部,是不啻二十八与一之比矣”;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没有一片被禁演。

从上述统计看出,从1931至1934年,四年间,准演国产片在800部左右,而准演的外国片则在6800部左右,国产片只为外国片的零头,相比于国外电影铺天盖地的倾销,民族电影工业之无力由此可见一斑。“在中国一切科学的设施,均属落后,民众的娱乐,除了舶来的影片以外,没有足供娱乐的工具,所以每年送给外国的金元,至少在两千万元左右”。“在美国,电影是一桩和重工业一般重要的企业。在中国,连一本海关报告册或者国际贸易情报书上,可以翻到本月份的司丹康美发霜或者司各脱鱼肝油进口的统计数量,也不记载关于影业上的详细贸易报告的。假使要用统计的方式来排列中国电影事业在一般的企业中,恐怕要是最末尾的工业了。”

舶来的影片,不仅攫取中国的金元,压制了民族电影工业的发展,也和本土的神怪武侠片一道,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的民众。“明星公司之火烧红莲寺摄成十八集之多,内容无非是飞檐走壁、腾云驾雾,以及互斗法宝,飞剑斩人之类的玩意,而此时期外国影片之输入者,更以侦探片香艳肉感片为大宗,在这乌烟瘴气的局面之下,其反映于社会者,是个什么样子,虽无确切统计,可资佐证,但青年男女之风流放诞,小孩子之上峨眉山求道……显然是受着电影的影响,其流毒之深,真有甚于洪水猛兽。”“中国最早受到电影之负教育的影响,而使止水似的社会秩序起了动荡的是美国的侦探长片:一、阎瑞生谋害王莲英一案,他自供是受侦探长片的暗示;二、一九二三年临城劫车案,其组织一如美国的侦探长片;三、租界闹市白昼劫案,盗党动作之敏捷一如侦探长片,离现在约莫七八年的时候,上海发生两件大案子,一、上海公共租界某捕头被架案(设计如侦探长片);二、某大银行被劫公债八百万元案(盗贼方法一如侦探长片),前面所提示的几件事情似乎离现在远了点,我们再提出两件发生于去年的事情……”“在他们的银幕上,几乎全是香艳肉感的影片,极尽其富丽堂皇的能事,把这些片子拿到中国的银幕上来表现,立刻可以使观众感觉中国的穷陋破败,灰心丧志,减灭向上的勇气,也极容易使一般人竞慕他们的骄奢淫逸,把生活日趋于荒迷颓唐,不克振拔……”。

对外国片和武侠神怪片,正直和进步舆论一片反对之声。为消除电影的负面作用,教育电影应运而生。

第二章 中国教育电影运动

教育电影兴起后,推动了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开展。而孙明经拍摄教育电影就同中国教育电影运动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中国教育电影运动,就没有拍摄教育电影的孙明经。相比教育电影,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研究成果更少,笔者根据史料,梳理出了其发展的脉络。

一、电影检查的起源

教育电影的兴起是始自意大利教育电影馆馆长萨尔地访华,而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源头追溯起来则要更早,与中国的电影检查密切相关,可以说电影检查是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产生的源头。“中国自电影输入以来,从未有人加以注意,就是政府方面,以前也抱定放任主义,不但积极的政策没有,连消极的限制也没有,影片可以不经检查,自由映演。”

最早的电影检查始于1923年,当时的江苏省教育会以社会文化的立场,成立了一个审阅会开始审查电影,这个审阅会所定的标准非常简单:“一、确合教育原理,能与社会发生良好成绩者,该影片得以加入会,经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认可,以寓表彰之意;二、通常影片但为营业关系,可无流弊者,本会不加可否;三、如确系有损风化,曾经本会劝告,未能改良者,本会当请官厅干涉”。这三项标准不具体,尺度的弹性也非常大,缺乏可操作性,只能算作一个指导原则。

江苏省教育会在辛亥革命前是立宪运动的领导力量,在辛亥革命时期又是推动上海和江苏地区光复的重要社团之一,具有很强的革命传统和革命色彩。但1923年前后的国产电影力量很弱,基本上是外片的天下:“1923年,国产片年产量5部,1924年增加到16部,1925年达到51部”;而当时的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根本无暇、也无力对这样一个社团提供有力的支持,再加上在电影检查过程中,“组织很不健全,所选的委员也完全是教育界人物,对于艺术都属漠然,所以他们检查的结果,往往免不了矫枉过正”,所以江苏省教育会的电影检查很快以失败告终。

与江苏省教育会几乎同时,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教育部也颁布了电影检查标准,共分两款:一是禁止或剪除者包括四项内容:迹近煽动有妨治安者;迹近淫亵有伤风化者;凶悖暴乱足以影响人心风化者;外国影片中之近于侮辱中国及中国影片中之有碍邦交者。二是缓演或酌改者,包括情节离奇不合事理者;扮演恶劣易起反感者;意在劝诫而反近诱惑者;大体尚佳间有疵累者。……随着北伐的成功,北洋军阀政府的垮台,这一电影检查也就不了了之了。

这一时期,电影检查没有实质性的效果,“但是,电影的牵扯到教育方面,这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所以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开端,不妨指这个时期”。

二、上海电影检查委员会

1924年,国民党在广东改组后,开始重视宣传工作,而且看到了电影作为教育工具的效能,但是由于当时的政局不稳,“本党一方应付万难的环境,一方积极筹谋北伐的大计,是以对电影事业未暇通盘筹划”,“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各地对于电影检查,渐渐地踏上正轨”。

那么国民政府统一后,电影检查事业是如何踏上正轨的呢?“民国十七年(1928年)六月间,内政部部长薛笃弼,令编审委员会胡行之拟定检查影片戏剧规则……嗣经参事室审核,认为电影片与戏剧杂艺之性质不同,乃单定检查电影片规则,共十三条,于十七年九月三日,以部令公布,并定于十八年(1929年)一月一日施行。以该规则之规定,中央之检查机关为内政部……”

到了1929年1月,内政部暂缓实行该规则,并准予各省市暂定单行规则,同时考虑电影与戏剧都与社会教育有关,于是同教育部会商,另行拟定检查办法,由教育部拟定电影检查规则,内政部拟定戏剧检查规则。教育部于1929年2月拟定电影检查规则,经内政部修改,共为16条,于4月公布,于8月1日施行。至于检查机关,在各省由教育厅、民政厅、大学区之大学会同办理,在特别市或各县市,由公安局、社会局、教育局会同办理,而核发执照的权力则在内政、教育两部。

1929年9月12日,上海特别市党部根据内政部和教育部颁布的检查电影片规则,由教育局、社会局、公安局联合组成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包括上海市教育局教育电影专家徐公美在内,有13名委员,并且外聘了多位专家,这个委员会所制定的条律也由抽象到具体,电影检查取得了一些成绩。

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做了几件大事,其一便是取缔神怪武侠片。

取缔神怪武侠片我国电影事业,在创始时期,一切设备及艺术,虽因种种关系,不免因陋就简,但所有出品,其剧情涵义,均能以“寓教育于娱乐”为宗旨,故流出社会,尚博时誉。迨后,各制片公司以营业关系,渐以迎合观众心理为制片唯一方针,于是一切作品遂每况愈下,并转入神怪。凡属神怪影片,既失戏剧意义,更无艺术价值,国产影片前途,殆无进步可言。近年以来,神怪影片,益见充斥,如《西游记》,如《火烧红莲寺》,如《济公传》,如《火烧平阳城》,如《火烧七星楼》等等,光怪陆离,几若雨后春笋,集神怪影片之大成,其影响于社会:小则足以转移个人之思想,大则足以阻碍一国之文化,为害之烈,诚有不堪设想者在;故本会成立之初,即列“取缔神怪影片”为重要工作之一,如《火烧红莲寺》《新西游记续盘丝洞》《乾隆游江南》等影片之片断修剪,《僧道斗法》(一名《乌鸡国》)、《大破地狱续红侠僵尸(Dtacula)》等影片之全部禁演,均为本会取缔神怪影片显著之成绩。嗣后,鉴于全部禁演,于商人损失大而片断修剪,又万不能使全片原意彻底修正,補苴罅漏,既非善策,乃于二十年一月九日第三十五次常会议决定取缔神怪影片办法三项,以图正本清源,两得其变,办法录后:一、通令各制片公司:自即日起,不准开摄神怪影片;并登报公告,使以后新设公司无所藉口。二、各公司现在摄制之神怪影片,为顾念商艰,依准照旧摄拍;但摄制中各片,应由本会调查登记,限期完成,送会检查,逾期概不受理。三、有继续性之长片,应将材料改良,以不含神怪意味为度;如确不能修改者,准予续摄至多以一集为限,俾资结束。上项办法,在二十年三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对于第二项之调查登记事项,则派定杭定安、王国贤、王克永三委员负责办理。计来会登记,经查属实者,有天一影片公司之《乾隆游江南》等影片三十五部;未来会登记者,有明星公司之《火烧红莲寺》等影片五部。

上海市电影检查委员会在1929年11月到1930年6月共检查中外电影996部,1929年11月到1930年6月,检查中外影片553部,国产影片274部,美国影片262部,德国影片13部,日本影片3部,意大利影片1部。戏剧片550部,新闻片3部。无声片469部,有声片84部。检查全准者511部,修剪通过者31部,禁演4部,手续不全发还者7部。1930年7月到1931年6月检查中外影片443部,其中国产影片167部,美国影片242部,德国影片27部,英国影片5部,法国影片1部,俄国影片1部。戏剧片437部,新闻片6部。无声片277部,有声片166部。检查全准者367部,修剪通过者64部,禁演者5部,手续不全发还者7部。

1930年11月,国民政府立法院颁布了《电影检查法》,接着公布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章程,取消了地方检查权,由内政部和教育部合组电影检查委员会,直接进行电影检查。上海党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奉令停止工作。

三、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

1931年2月25日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3月1日开始办公。这个委员会由教育部指派4人、内政部指派3人共同组成,设常务委员1人,负责办理日常事务以及召集会议,下设干事、书记、技术员等,归常务委员指挥;常务委员任期半年,可连选连任。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为彭百川、刘铭埙、包明芳、熊开先、王德溥、王学素、冯成麟,常务委员为彭百川。郭有守为第二届常务委员;吴研因为第三届常务委员;这三人当时的职务都为教育部科长;安石如为第四届常务委员,是内政部秘书;厉家祥为第五届常务委员,是教育部专员;李景泌为第六届常务委员,是内政部技正。此外,还有代常务委员易克嶷,是教育部秘书,他在郭有守赴山东视察期间,奉教育部令代理常务委员一职。在几任常务委员中,彭百川、郭有守、吴研因日后都成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及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

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根据《电影检查法》,从1931年3月1日到1934年3月,共检查电影长片2511部,总长5519908公尺;其中国产片588部,有声影片54部,无声影片509部,声别不明25部;外国片1923部,有声影片1326部,无声影片365部,声别不明影片232部。国产教育影片长片4部,有声1部,无声3部;外国教育影片长片20部,有声14部,无声3部,声别不明3部。准演短片1835部,634592公尺,有声影片1682部,无声影片163部,其中,教育影片短片25部,有声24部,无声1部。

自1931年6月至1933年4月,电影检查委员会根据《电影片检查暂行标准》禁演影片127部,其中因第一款“有损中华民国及民族之尊严”遭到禁演的影片6部,因第二款“违反三民主义者”遭到禁演者6部,因第三款“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者”遭到禁演者84部,因违反第四条“提倡迷信邪说者”遭到禁演者31部;违反三、四款遭到禁演的影片占据总禁演影片的91%。

1934年3月18日,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奉令结束电影检查工作。

四、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

从上海市的电影检查,到内政部、教育部的电影检查,是一大进步,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国民政府不仅发展官营电影事业,也将电影检查权收归中央,成立了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

1.中央电影股

1932年5月,中央宣传部编审科下属的艺术股改组成电影股,隶属中央宣传委员会文艺科。随着电影股的快速发展,1933年10月电影股直辖于中央宣传委员会,股下设摄制组、设计组、编审组、中央电影摄影场和国际摄影新闻社。电影股负责人及重要技术人员包括:总干事黄英、干事余仲英、技术员黄天佐、廖世勤、徐心波,摄影技师黎锡勋、程泽霖、陈家谟、屠长云,放映员曹文辉。总干事负总责,总理电影股一切事务。电影股主要从事电影的摄制,摄制宣传国民党主义政策的电影、各项重要集会的电影、重要时事电影、重要社会建设事业电影、各项教育电影、各种适合宣传的戏剧电影。

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股与电影检查关系不大。负责电影检查的是中央宣传委员会下的另一个机构——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

2.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

1933年9月,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为全国电影事业的最高指导机关,“以期领导国内电影界,切实从事于国内电影事业之实际建设”,其成员为:

当然常务委员:邵元冲(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世杰(教育部部长)、黄绍雄(内政部部长)。常务委员:陈果夫、陈立夫、褚民谊、叶楚伧、张道潘。委员:甘乃光、林蔚文、黄仁霖、杜庭修、贺衷寒、沈熳若、钱昌照、戴策、郭有守、方治、孙德中、黄英。秘书:方治。

根据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组织大纲第五条:“本会设秘书一人,承常务委员之命办理一切事务”,所以方治是拥有实权的秘书。

3.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

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附设剧本审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委员会,并将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并入。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电影检查委员会,即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共有7人,主任委员罗刚,委员傅岩、汪奕林、鲁觉吾、蒋振、刘祖基、戴策。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后,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包括继续取缔神怪武侠片,“数年前,国产影片公司利用一般民众浅薄心理,摄制神怪武侠等片,其内容不外诲淫诲盗及提倡迷信邪说,而技术方面又异常低劣,自本会成立后,为正风俗,去迷信,及提高电影艺术起见,予以严格取缔,并督促各国产影片公司勤求进步,改制佳片,及至现在,上项烂制之风已不多见矣”,还有一项工作就是“注意侮辱国体之各外片”,“欧美各国影片,间有侮辱华人之表演,本会为维护中华民族尊严及国家地位起见,莫不严厉取缔,如‘上海快车’、‘颜将军之苦茶’,并未输入国境,但本会知其内容为侮辱我国之影片后,即向各制片公司严正交涉,以停止检查各该公司之在华影片,为接受销毁或改制原片劝告,与之条件,或由外交部向各国政府抗议”。

国民政府的电影检查从无到有,在四年间迈出了三大步,对于这种变化的原因,教育电影专家宗秉新、蒋社村给出了一种解释:“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以后,鉴于意大利苏俄等国的电影事业,是由国家经营或在政府指导之下发展,好的一方面是在他们的电影政策之下,尽量地被利用着,恶坏的影响则绝不会发生,因此觉得对于电影事业,事实上实有由政府统制的必要,但因吾国电影工业的不发达和技术人才的缺失,所以改由政府来经营一时不易实现,而取缔一切不良影片,实为最迫切需要之事”。

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刚则给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年年因见外片进口日增,国产影片出品虽有增加,然若与外片相比,仍属望尘莫及,此种外来压迫,固与国产片以一莫大打击,而与国家元气亦不无受其损耗,尽舶来影片大半为肉感及浪漫作品,其所给予我国观众之印象,只能引起趋向到享乐或消沉方面,其能适合我国环境或能启迪吾人智慧者,为数实少,而每年丧失巨大金额,犹属其次,因之吾人更感觉到有急谋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以资挽此狂澜之必要。”这两种解释可以说是电影检查事业突飞猛进的原因。

从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度讲,电影检查也是力图消除左翼人士对电影的影响和利用、巩固国民党宣传阵地的需要。

此外,内政部、教育部的电影检查委员会并入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也是政治权力斗争的结果。对此,从蒋介石致电汪精卫以及内政部、教育部的电文可以略见端倪:

蒋介石致汪精卫电(11月18日)南京汪院长均鉴:密。顷邵元冲电称:内教两部所组织之电影检查委员会,按电影检查法第三条之规定,系由教部派员四人、内部派员三人会同组织之,检查电影片时由中央宣传委员会派员参加指导。但近来内教两部派职员意见不一,各以情感用事。对于左翼色彩影片,往往徇情通过,指导员无法纠正,只有以不出席审查作消极之抵制。至外间流言百出,此时前方积极剿匪,后方乃独鼓吹造匪电影,矛盾现象实非党国之幸。为补救计,拟电请中央修正电影检查法,所有电影检查工作,应有中央宣传委员会主办,以一事权。并请电行政院饬内教两部商同中央委员会彻底改组电影检查委员会,以息流言,而利宣传等语,特为转达,妥请核办为荷。弟中正。

对于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的指责,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内政部部长黄绍雄于12月2日呈文行政院,代表内教两部电影检查委员会作了反驳。对“内教两部派职员意见不一,各以情感用事”一说,呈文反驳说“彼此间固无丝毫芥蒂可言,而对于影片检查,均有规程法令可循……绝不敢妄逞己见,情感用事”。对“左翼色彩影片,往往徇情通过”一说,反驳说“对于左倾色彩之影片,防范尤严;事前则三令五申,敦敦告诫,促其注意,事后则检查严格,丝毫不苟,重则禁演,轻则修剪,无不得指导员之同意……绝无徇情通过之处,事实俱在”。对“指导员无法纠正,只有以不出席审查作消极之抵制”一说,呈文反驳绝无此事,“本会检查影片及举行会议,均有指导员出席参加,举凡重要决议及影片之或禁或修剪,未有不经中央指导员同意者”。

相比于内政部、教育部的电影检查,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权力和检查力度更大,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领导层内部的矛盾和权力斗争,无疑对电影检查工作的开展产生了不利影响,加上电影检查人员自身存在的问题,致使电影检查难免流于形式。“闻检查普通外国影片三人(教内宣各一),中国片五人(教内各二宣一),有时说明书事前并未阅过,对表白更不必论矣。亦有到片快映完时,委员或指导员始能到场,所谓审查意见,当然只好由先到者多作主张,其余附加签署而已。兼之影片十之七以上系英语或其他外国语,委员指导员中如有对此未甚了了,自不能做切实之批评。凡此种种,皆为现实之弱点,而影响于工作进行至巨且大者,故必须迅为解决。”

对此,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邵元冲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一是委员和指导员不能兼职,要专任,以便集中精力进行电影检查和研究;二是委员和指导员要至少精通一门外语,要受过高等教育,有足够的知识,品格要高尚,并对三民主义有深切了解和信仰。

五、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1.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

在国民政府电影检查突飞猛进、瑕瑜互见的大背景下,作为电影行政检查的补充和对电影教育的推动力量,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于1932年7月8日在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为国内教育界艺术界名流所发起,其目的在于研究电影辅助教育,发扬文化,兼协助教育电影事业之发展”,成立大会上“推蔡元培为主席”,“首先蔡元培致开会词,略陈电影虽为一种娱乐,但对于教育实有莫大的影响,乡下人只知看戏,不能看书,平时所有掌故大都来自戏剧,不过唱戏须有固定之戏名与巨量之经济,所以乡下一年不过唱一两次戏,电影则不然,随时随地,均可开映,所以电影来辅助教育,较教育为易,儿童好模仿电影里的动作,影响最大,因此坏的影片,如淫婪荒谬之类,宜禁止映放,电影所以重审查就是这个意思,希望本会多编制有益社会的影片云云”。“诚以电影为20世纪文明的产物,乃近代文化上一强有力的工具。若用之得当,能发生绝大的教育效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产生,就是要利用这种新的工具,来推行教育。换言之,便是倡导一个电影教育运动。这也就是协会所负的重大使命。”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和国际教育电影协会以及国内的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有直接的关系。

1928年11月5日,国际教育电影协会成立,总部设在罗马,这个组织“可说是在国际联盟直辖下的各种国际特别组织中近年来最重要的组织……该会的目的可以在它的条款第二项中表示出来,即是用理事会所公认为各种必要的方法,在有教育影片的各国中提倡关于教学、文艺、工商业、卫生社会教育等的生产事业、推广事业和交换事业”。

国际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很多国家成立了类似的组织,作为该会的分会。1932年夏天,在上海江海关就职的意大利人博斯(Bos)约了几个在上海的教会人士,组织了一个教育电影分会,并试图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教育电影协会。那时候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已经成立,“当时电检会的成员,都觉得教育电影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办理。全国性的团体,应设在南京。遂决定发起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于二十一年(1932年)七月初在南京正式成立。笔者自二十一年(1932年)初兼任电检会常务委员。适又奉命到欧洲考察教育,自八月启行。自携协会向国联国际文化合作委员会抗议函件,要求国联在中国关于教育电影工作,应有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代表,负责推进……后来总会将博斯的组织取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国际地位得到确认。”由此可见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当时的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的渊源。

2.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比较

两者的相同点:

第一,两个组织成立的渊源是一样的。

两者都有着一样的国际、国内环境因素,比如苏联、意大利等国对电影工具的掌控和有效应用;外片在国内泛滥引起经济和社会问题;国产片自身质和量上的弱小低劣;意识形态因素等等。

第二,两个组织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一届成员的构成如下:“(成立)大会结果,计通过会章等要案,并选出褚民谊、陈立夫、段锡朋、钱昌照、彭百川、郭有守、罗家伦、曾仲鸣、高萌祖、张道潘、徐悲鸿、杨君励、李昌熙、谢寿康、田汉、洪深、方治、陈泮藻、吴研因、欧阳予倩、杨铨等二十一人为执行委员,钟灵秀、宗白华、陈石珍、顾树森、罗明佑、郑正秋、孙瑜等七人为候补执行委员。蔡元培、李石会、吴稚晖、汪精卫、陈果夫、朱家骅、蒋梦麟等七人为监察委员;陈碧君、叶楚伧、胡适为候补监察委员。并与执行委员会中互选郭有守、徐悲鸿、彭百川、李昌熙、吴研因等五人为常务委员,常务委员下暂设总务、编辑、设计三组,各组设正副主任各一人,干事若干人,并推彭百川为总务组主任,杨君励为副主任;程树仁为编辑组主任,王平陵为副主任,褚民谊为设计组主任,戴策为副主任。”

1933年,第二届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同第一届相比略有变动:执行委员中增加了黄英,郑正秋由候补执行委员改任执行委员,原来的执行委员杨铨、田汉、李昌熙则改任候补执行委员,编辑组主任由陈立夫担任。

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及其电影检查委员会成员——

指导委员会:当然常务委员:邵元冲(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罗家伦(中央宣传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王世杰(教育部部长)、黄绍雄(内政部部长)。常务委员:陈果夫、陈立夫、褚民谊、叶楚伧、张道潘。委员:甘乃光、林蔚文、黄仁霖、杜庭修、贺衷寒、沈熳若、钱昌照、戴策、郭有守、方治、孙德中、黄英。秘书:方治。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共有七人,主任委员罗刚,委员傅岩、汪奕林、鲁觉吾、蒋振、刘祖基、戴策。

从两组织成员构成上看,其存在密切联系:陈果夫、陈立夫、褚民谊、叶楚伧、张道潘、钱昌照、戴策、郭有守、方治、孙德中、黄英、方治,既是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成员,同时也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重要成员。

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第一,性质不同。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是官方机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名为社会团体,实质是半官方机构,但也同纯粹的官方机构有区别。

一般情况下,协会属于社会团体,不同于官方行政机构,而教育电影协会的性质是比较特殊的,是半官方机构,那么何以判定它的这一性质呢?

首先,协会主要办事成员、包括常设机构的常务人员是政府官员:常务委员中郭有守是教育部专员、科长;彭百川、吴研因是教育部科长;李昌熙是内政部司长;只有徐悲鸿例外,是中央大学教授,然而中央大学又是南京国民政府下辖的第一学府。三个业务组中,褚民谊是行政院秘书长,陈立夫是中央党部委员,王平陵和戴策是中央宣传委员会成员;因此,相比一般的民间协会组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力量要大得多,官方色彩要强。其次,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同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是同宗同根的关系,联系密切,此不赘述。此外,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不仅众多要员来自政府机关,日常经费,尤其是成立之初,多数来自政府机构,而并非民间筹集。“举办一半官式公司,一方面受政府之补助及监督,实际上亦因而有较大之权力,而其他方面其自由殆如私人公司。余以为此项办法,最适宜于中国”——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正是这样一个半官式公司。

第二,职能不同。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重在管理——审查剧本、检查电影等;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重在倡导、推行教育电影,进行电影教育。

第三,工作重点不同。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工作重点在于管理、审查国内外电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工作一开始摊子铺得很大,包括给国产电影评奖等,后来重点放到了推行、摄制狭义的教育电影、进行电影教育上。

第四,权力重心不同。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权力的重心偏重于中央宣传委员会,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则与内政部、教育部关系更为密切。

中国教育协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电影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的成立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电影检查的单一局面,从此电影检查和电影教育双轨并行,互为补充,形成了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为首,包括江苏、浙江、江西、山东、广东、福建、山西、安徽,南京、上海、青岛、金陵大学、教育电影推广处、经济委员会农业处等在内的,由各种力量与组织构成的,民间和官方共同参与的教育电影运动格局和广泛的统一阵线,共同推动着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发展。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成立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把大量的专家、学者以及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纳入到教育电影运动中来,这些人的作为和作用,不是国民政府官员所能具备和替代的,而金陵大学魏学仁、潘澄侯、孙明经等人正是通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平台进入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的核心阵地,并成为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登上高峰的关键推动人物和重要力量。

六、郭有守与彭百川

在这里笔者简单梳理一下彭百川和郭有守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有一种说法认为:“1931年,在蔡元培、郭有守师生的推动促进下,国民政府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郭有守成为该委员会七位创始委员的精神领袖,是该委员会的创建者,从此领导电影检查委员会强制推行《电影检查法》”。“1931年,郭有守推动组建电影检查委员会,成为该委员会七位创始委员的精神领袖,从此对中国境内一切电影的审查,起到直接影响。”

对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之时,郭有守是七人的“精神领袖”一说,笔者不敢苟同:

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中国教育电影运动整个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郭有守的地位和贡献在彭百川之上,但就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这一时期而言,郭有守并没有那么突出。郭有守是接替辞职的王学素进入电影检查委员会出任委员的,在王德溥辞去常务委员后,又由郭有守接任常务委员;王德溥在教育部的职务是编审,而郭有守是科长,年龄上郭有守比王德溥年长两岁,王德溥辞职的原因不详,但即便是让贤给郭有守,从年龄和资历来看,这种“让贤”也十分平常,跟郭有守是否是“精神领袖”关系不大。相反,假如郭有守在当时已是精神领袖,那么接替教育部科员王学素进入电影检查委员会做委员,继彭百川、王德溥之后才出任常务委员,这些举措反而显得莫名其妙。

至于说郭有守推动组建了电影检查委员,笔者尚无第一手资料,不敢妄加评论。而“对中国境内一切电影的审查,起到直接影响”一说,笔者只能说当时郭有守的影响是有的,但不突出,因为在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郭有守只是12个委员中的一个,委员之上还有常务委员和当然常务委员,郭有守的影响是有限的。

在内政部、教育部电影检查委员会成立之前,教育部负责教育电影的官员也并非郭有守。1931年11月,国际联合会派遣教育考察团5人访华,“以谋改进中国教育”,其中一个成员是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馆长萨尔地。萨尔地“专来考察电影,尤其注意于教育电影”。萨尔地携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出品影片两万尺,以及国际教育电影馆出版的《国际教育电影杂志》等刊物,于12月1日到达上海,而在12月12日,教育部派王德溥到上海与其会谈。1932年1月3日,萨尔地到南京考察。萨尔地回忆说:“余在京会晤外交部张先生,教育部李蒸、王德溥及彭百川诸先生,关于各种教育电影问题,与渠辈曾作长久之讨论。”萨尔地于1932年3月4日回到意大利,在其对“国联”的报告书中回忆这次会谈,写道:“在南京则有教育部代表王德溥、李蒸先生等与余共同讨论教育电影问题,并告余关于中国电影检查机关之行政特点,欲准备一有组织之计划,以推广教育电影于中国,此一席谈话,实可做为研究之中心”,萨尔地提到的这一组织应该就是电影检查委员会,自始至终,萨尔地并未提及郭有守。

萨尔地还向国联秘书处提供了一份中国国内对教育电影有兴趣的重要人物名单,这份名单共包括41人,其中多为在华的外国人,中国人当中,萨尔地提到了褚民谊、宋子文、郑正秋、梅贻琦、张伯苓和彭百川,而没提郭有守。

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时期,彭百川对教育电影发展的影响力及地位当在郭有守之上。

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彭百川、郭有守同为执行委员和常务委员,同时彭百川还任总务组主任,比郭有守多一份职务。而教育电影协会第一次执行委员会议主席是郭有守,第二次、第三次主席是彭百川;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主席是彭百川,第二次还是彭百川。

1934年,彭百川调任江苏昆山县任县长,辞去教育部职务以及金陵大学的兼职教授。1936年,彭百川调任民国政府教育部蒙藏教育司司长。而郭有守在教育部任职一直到1939年,然后调任四川教育厅厅长。

由此可见,在1934年以后,随着彭百川的外调,郭有守成长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实际负责人。而在1939年以后,彭百川则更多地担任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工作——1942年,协会第八届会员中,郭有守、彭百川同为理事。常务理事有五人,其一是彭百川,无郭有守;彭百川同时担任协会总务组主任。1945年2月28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举行理监事会议,彭百川代朱家骅出席会议,同年8月18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重庆北碚举行第九届年会,彭百川出席年会,并报告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一年来的重要工作,在这届年会上,孙明经作为成都分会的常务理事,也代表分会向总会陈述了一年的工作;在这两次会议上,郭有守都没有出席。

对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来说,1934到1938年迁入四川之前是其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郭有守是协会的实际负责人,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孙明经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作的时期,是教育电影推行、摄制并行的黄金时期。而在这之前和之后,彭百川则做了更多的工作。

第三章 教育电影的发展

1932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成为当时电影界和教育界的大事件,推动了教育电影的大发展,但也遭遇了一些问题,在这一背景下,金陵大学的教育电影事业崛起,并同教育电影协会进行合作,成为教育电影发展的砥柱力量。孙明经作为金陵大学理学院教员,从此登上教育电影的历史舞台,终成教育电影的集大成者。

一、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发展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第一届会员共有324人,南京150人,其中金陵大学2人,其一是校长陈裕光,中央大学5人,其一是校长罗家伦;上海75人;北京39人;武昌10人;无锡8人;杭州5人;青岛5人;成都4人;天津3人;安庆3人,长沙、厦门、广州、梧州、南宁、苏州各2人;镇江、徐州、济南、南昌、阜阳、荆州、开封各1人,日本1人,美国2人。

1933年第二届会员达到了461人,其中南京186人。上海由于成立了分会,会员达到了140人。1934年第三届会员633人,分布国内外33个地区,其中南京214人,上海233人。1935年4月,第四届的时候,会员总数已达到了806人,分布在国内外35个区域,其中南京293人,上海281人。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这样的规模在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

我们同大家熟知的一些组织做一个简单比较。相比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早两年成立的左翼作家联盟,最初会员是50余人,鼎盛时期达到了300人左右,不及教育电影协会的一半;而1938年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刚成立时也不过500余人。相比之下,当时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规模可见一斑。这样一个组织,在30年代的中国,尤其是在抗战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显然不是可以被忽视和无视的力量。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1932年的主要工作是理顺组织关系,编制工作计划、筹集经费、派遣会员出国考察等。其中经费的筹备至关重要;当时的经费一部分是会员缴纳的会费,包括会员入会费1元,会员的常年会费每人每年2元;会费以外,教育、内政两部电影检查委员会每月补助教育电影协会一百元。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伊始就面临着经费短缺的问题,“本会经费甚感困难,会员缴纳会费,亦不甚踊跃”,在筹备期间只收到入会费1元、常年会费2元,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交了会员费;加上电影检查委员会临时补助的100元,共计收入103元,筹备过程支出了84.5元——好在稍有剩余,没有入不敷出。协会成立后,截至1933年4月,共收入会费56元,常年会费116元,电影检查委员会补助费600元,而日常支出314元,尚有盈余476元。就当时的情况,协会的收入用于维持日常的办公开支尚可,但要推广和摄制教育电影,这点经费远远不够。

尽管如此,教育电影协会还是努力地推进教育电影事业的发展,1933年,协会在推行教育电影之前,先制定了教育电影的五大方针:发扬民族精神、鼓励生产建设、灌输科学知识、发扬革命精神、建立国民道德。然后针对外片的问题,发表了忠告欧美片商的《本会致欧美公司的一封公开信》:考察各国运华影片,每多不悉中国国情,间有描写失实之处,致受我国电影检查机关检查时予以修剪,禁演或者演映时不得观众欢迎……爰将我国所欢迎之影片为何种,所拒绝之影片为何种,依据本会指定之教育电影取材的五大项标准,以诚挚的态度,友谊的立场,致函各国电影公司请其注意采纳。十余年来,敝国人们接受银幕上的意识,几乎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生活,关系之大,不甚言喻,欧美各电影公司……的出品,运输到敝国来……数量最多的却是诲淫诲盗武侠神怪之作品,在敝国的心理和社会秩序上已受极大的损害,近年来敝国无数量的青年男女,大家抛弃正业,把光阴浪费在异性的追求和奢侈的效仿上,天天卿卿我我……这些沉湎于色情狂的行为,竟无非受外国影片所赐……诸影片来华,破坏敝国的一切,必非本愿,为此敝国敢以两国人们最亲善的友谊资格,希望贵公司今后将所有的诲淫诲盗武侠神怪诸作品,不再输送来华,敝会系集合中国知识分子指导研究中国电影艺术的最高机关,有制裁国内一切不良影片的义务……敝会所订的五大方针,敝国有许多进步的影业公司,业已完全接受,积极地转变作风了,如果贵公司不顾中国知识分子的意见,不根据敝国的五大方针同样地转变,而仍旧把那些诲淫诲盗的作品输送到中国来,无疑地贵公司将来一定会受到意外的打击,可怕的失败,甚至白费血本和精神。

1933年9月9日,英译本《本会致欧美公司的一封公开信》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分函各外片公司,包括当时以美国好莱坞八大电影公司上海分公司在内的35家欧美电影公司,以及国际教育电影协会、意大利国立教育电影馆和中外各大报馆,以此来宣传教育电影的方针,表明推行教育电影的立场、态度和决心。

这封公开信是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宣言书。也是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正式推行教育电影的开始。在这封信公开发表不久,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指导委员会成立,影片检查的力度陡然加大。

二、上海分会试点失败

1933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一项重要的工作是成立了上海分会、济南分会和杭州分会。而以上海分会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组织这些分会的目的在于推行教育电影,实施电影教育:

当时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虽然设在南京,但由于上海是中国电影业的中心,要倡导和推行教育电影,协助电影检查委员会抵制、取缔国内外一切诲淫诲盗、怪力乱神的影片,自然要从上海做起,所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指定上海为教育电影实验区”,“关于一切实验工作,总会就委托分会进行”。

上海分会是由郑正秋、徐公美,杨敏时等提议设立的,于1933年7月9日成立,郑正秋任主席,陶百川、陈鹤琴、陈白、杨敏时、卢时白为执行委员,徐公美、姚苏凤、邵醉翁为候补执行委员,潘公展、郑正秋、吴开先为监察委员,郑洪年、裘□香(原文字不详)为候补监察委员,陈白、杨敏时、卢时白、郑正秋(于1934年病逝)为常务委员,卢时白为总务部主任、戴策为摄制部主任、张常人为编译部主任。

上海教育电影协会成立之时,担负着总会试点的责任,一度雄心勃勃,激情高涨,试图从上海商业电影的氛围和环境中为教育电影杀出一条生路来,“使它开出中国第一朵娇艳的鲜花”。上海分会成立后,制定了七项工作计划:在学校和工厂放映教育影片;在普通电影院放映教育影片;举行民众教育电影会;摄制教育短片及重要新闻片;组织电影巡回队;成立儿童教育电影馆;完成教材影片荟藏馆。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上海分会从一开始就遭遇了重重困难与打击,主要是经费不足。

上海分会成立之初,由于经费无着,申请上海市党部和上海市政府予以补助,一开始市党部以经费不宽裕为由没有批准,后来“经陈述本分会经费困难及事业急待推进情形,始获照准”,每月补助100元。而市政府的申请则没有批准,“惟市政府以预算早经确定,且市库支绌,未便照准,现本分会每月除市党部津贴一百元外,惟广告及学校运输费收入为赖”——作为实验区,上海分会比总会的经费更加困难,这是总会一开始没有想到的。

下面简单地看一下上海分会的工作情况:

1.计划失败

上海分会制定的七项计划,多半以失败告终。(1)关于“学校工厂放映”“本分会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在政府和教育界的扶持,以及总会的指导下,努力于教育电影的实施映演。”“上海分会原定工作计划为……,只以财力关系,本年度认定仅就学校工厂映放教育电影一项,致力办理。”

1933年10月2日,上海分会正式开始巡回放映影片。十月份首先在学校开始放映,十月份放映学校117所,其中大学2所,中学77所,小学37所,观影人数61911人。到了十一月份,放映的学校增加到了137所,工厂1所,共演153场,观影人数72354人。从1933年10月到1935年3月,学校的放映中观影人数总共为1110017人(次)。

学校的巡回放映取得了优良成绩,但在工厂中放映则不及格:“上海分会对于工厂演映教育电影一项,当以第一步工作,须于厂方接洽妥当,始可进行顺利,乃商请市党部社会局协助办理……无如功令煌煌,难得厂房顾盼,因此迄未实行演映,殊为憾事也”,以至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回顾上海分会的试验工作时,干脆忽略了工厂部分,只看学校成绩,“委托本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区域内各级学校巡回映演教育影片,颇收相当之效果”。(2)关于“普通电影院放映教育影片”

电影院放映教育影片在当时欧洲各国做得比较成功,最好的是意大利,在放映商业电影的同时加映教育电影,并交纳一定的教育电影租金,“初时电影院以为政府藉以收税而已,后来发现民众的热烈欢迎,他们的态度于是大变”。但上海分会在电影院放映教育影片却进行不下去,“所困难者,便是电影院也许亦和意大利当初一般而已。在这么的环境之下,我们只有请求政府拨助,以强制入手,使他们渐渐地觉悟教育电影之需要而改变态度”。困难相同,但国情不同,结果迥异,这条路没有走通。(3)关于“摄制教育影片”

关于摄制教育影片,上海分会的想法是“请电影公司代摄教育短片及重要新闻片”,这些教育片包括卫生、体育、名胜古迹等——想法很好,但没落到实处。

……

上海分会计划的七项工作,计划三年之内完成。然而,三年后情况如何呢?上海分会主要负责人、上海教育局局长兼社会局局长潘公展对此作了总结:“除掉学校巡回演映会外,他若该会预定了的像‘在普通电影院映演教育片’‘每周举行民众教育电影会’‘摄制教育短片及新闻片’‘组织电影巡回队’‘成立儿童电影馆’‘开办教材影片荟藏馆’等,竟可以说是一件也还没有做到……”

没有做到的原因,首推是经费问题。同成立之初的经费无着相比,工作实施过程中经费更为短缺:“本会经费困难,会员所交会费,亦属杯水车薪,开始工作时,即赖借垫款项以应急需,嗣后各月,虽稍有映费收益及党部补助,仍属入不敷出,核计第一学期收支不足,尽达四千五六百元矣。”相比总会应付日常开支还可以稍有剩余,上海分会一搞活动就严重入不敷出了。

2.无钱购片

上海分会成立之初,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鉴于“我国教育电影事业尚未发达,国产教育影片出品无多,不敷供给”,于是从国际教育电影协会购进了30部教育电影,预备在作为实验区的上海的学校巡回放映。1934年2月影片分两批运到上海,这两批影片折合国币5800元左右,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经费困难,影片到达上海时,无钱支付,于是向总会要钱,而总会只能解决一部分。

总会:“当时以毫无的款,退还则与信誉有关,购置则力有未逮,设法处理,破费周章”,于是,除向中央宣传委员会借款1500元外,呈准教育部、函商中央大学就第二批影片各购一半,各领1400元,剩余的1500元函商上海分会筹集。

上海分会:“尚不敷一千五百元,总会嘱由本分会筹付,并嘱将第二批影片先行提出,现第二批已经提出,第一批因本分会之一千五百元无法筹措,故迄未提出。原拟将影片分售各影片公司,取款提片,而各公司均表示先观影片,再定买否。然影片尚在海关内,不能先行观看,故提出后之销售问题,未能切实解决,上月开会原拟提出讨论,以人数不足流会,款项筹措仍无办法。”

总会:“上海分会函陈前允筹措购买国联影片经费之一千五百元,因经费支绌,请总会筹垫,已如数筹垫拨付”。

上海分会:“嗣经向总会设法,为维持国际信誉起见,业于今日得总会允可,筹得一千五百元,故第一批影片,于今日已往提取。”

如果说没有经费购买电影倒也罢了,上海分会经费短缺到一度连银行的贷款也还不上,上海分会会务报告中有两条提议:“上海银行借款于下月底期满,本分会无法筹还,……由原担保人致函银行,继续六个月……”;“潘委员借垫之两千元,拟指定将市党部按月津贴拨还之”。上海分会对于潘公展的私人借款采用的是分期还款的方式,而对于银行的贷款则干脆是续借——经费之困难由此可见一斑。

另外,我们从国联影片的购买一事中,也看到了上海民营电影公司对国联影片毫无兴趣,以及对上海分会的冷淡。在上海分会工作计划中有一项是“请电影公司代摄教育短片及重要新闻片”,按当时分会的计划,“每月至少完成社会教育影片一至二卷,计每卷十六公厘影片四百尺,约需大洋二百五十元,每月二卷约需五百元,每年二十四卷,约需六千元”,对上海分会而言,要筹措如此经费谈何容易,而没有经费,其代摄的结果可想而知,只能是画饼充饥。

3.筹款失败

潘公展总结上海分会“三年七项计划”失败的原因是:“当然这是经费所限,是不足为责的,然而过分重视它的当前环境,不能开拓一条生的生路也是限制其扩展的主因……”。

事实上,上海分会成立之后,为解决经费极度短缺的问题,也曾试图闯出一条路来,不过仍以失败告终。

1934年,上海分会通过总会转呈教育部,呈请在上海的大中小学校里,按照学生的人数,征收教育电影费,“凡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征收银一元,中等学校学生征收银五角,小学儿童征收银二角”。

上海分会曾经计划过,上海的大中学生大概有三万人,小学生有十二三万人,那么学生会员可以收入会费大约三万元,儿童会员可以收入六万余,总共就是十万元,这笔钱提出十分之一交给总会作为基金,其余存入银行,每月利息九百元,这样四分之三的经费可以解决。

关于征收教育电影费这一举措,上海分会希望总会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总会认为是不可行,那么希望总会能够代我们找一条经济的出路,否则,不但本分会的前途非常悲观,恐怕断难支持”。并提出向总会借款一千元。

1934年5月,教育部批准上海教育电影分会向上海各级学校征收教育电影费,标准有所变动“专科及大学学生每人一元,中等学校每人八角,在该生修业期间,以一次为限,由学校当局代收代缴,小学学生电影教育费自由捐募,定期集齐转交”。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则驳回了上海分会的借款请求:“本会经济困难,无法挪移,该分会筹集基金办法既经通过,应由该分会另行筹借。”

上海教育电影分会从1934年秋,学校开学开始征收教育电影费,“多数私立学校,以开学后学生已经交付学杂费等,再行单独收取电教费,殊感困难,因此上学期未交学校为数颇多,而本学期缴会者,亦属寥寥……至于大学方面,几经派员接洽,遁函请托,多数未允代征,因此电影教育费之征收,至本年二月止,仅得10820元有奇,与本会预期之数,相差甚远,是项基金,存放生息,所得几微,不敷会内支出远甚”。

征收教育电影费原本可以成为一条生路,可这条生路并没有走通。由于经费问题解决不了,潘公展所言七项计划除学校放映之外,“竟可以说是一件也还没有做到”,也就成为了必然。

对于上海分会的工作,一方面其在学校推行教育电影的成绩值得肯定;另一方面,作为总会推行教育电影的试验区,作为实力最强的分会,只做到这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上海的试点以失败告终。上海试验区的失败给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以重大打击,而上海分会自此也就只作为一个比较大的分会存在,试验不成功,没成为“特区”,自然也就没有了特权。

在上海试点碰壁的情况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要推行、摄制教育电影,又将何去何从呢?

三、转向南京

借鉴上海分会推行教育电影的经验和教训,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开始在大本营——南京推行教育电影。

1934年9月,教育电影协会总务组副主任鲁觉吾提议:“即以推行教育电影,应首先于京市做起”,“京市人口,据统计现逾八十万,实为推行教育电影之良好场所”,经会议讨论通过,并制定征收经费的办法:“由电影院在每一张入场券代征教育电影附加费一分或者半分”,推吴研因拟定具体办法。

1935年1月25日,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三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总务组下设立教育电影股,由鲁觉吾任主任,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和中央电影指导委员会戴策任副主任,南京的八个大电影院的总经理分任名誉顾问。教育电影附加费的办法上报相关部门,略作修整,最终制定征收标准如下:票价在一角或不满一角的,免征;票价在一角以上至二角者,征收五厘;票价在二角一分以上至五角的,征收一分;票价在五角以上者,征收二分。

教育电影费由南京市财政局在征收电影院娱乐捐时代为征收,于1935年2月23日执行。1934年2月和3月共征收教育电影费2567元;除去财政局的手续费等,共收入大洋2438余。“由戏院代收少许教育电影费,每月约可收入一千余元,经指定做事业费之用。协会的经济基础,由此奠定。”

放映的教育电影主要是1934年从国际教育电影协会购进的、原用于上海试验区的30部教育电影,以及从金陵大学借用的教育影片8部,和从内政部借用的卫生影片6部。

教育电影协会在电影院放映时遇到了一个大问题,那就是片源严重不足:“每一电影院按照普通习例每星期更换二次,每年即需教育影片一百零四种,京市现有八家电影院,假定分为三组,亦需三百十二种之多。”44部教育电影,显然入不敷出,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除了片源紧张外,国外购置的教育影片在国内放映时存在很多问题,“历映影片,泰半舶来,以示民间,每嫌扦格”,具体说来,主要的问题有:

1.不合民族性,不合社会需要,不合经济原则。不合民族性:教育电影的摄制是以各国的民族性、民族经验和文化背景为基础,在这些方面,中国和欧美各国列强不同:“我们是和平的,他们是斗争的;我们是互助的,他们是独立的,我们是适中的,他们是不满足的……我们是精神的,他们是物质的……”。

不合社会需要:“把这种精巧的工业制造教育影片在工业落后的中国映演,适足以暴露了自己的弱点,而起了一种轻视民族的心理,夸耀异族的伟大而消灭了自己埋头苦干的勇气……”

不合经济需要:购置外国影片已经耗资巨大,“在经济恐慌中的中国,这些金钱的流出,是不克胜任的……”

——谷剑尘的说法自然不乏偏颇之处,但也说明了当时国外教育影片在内容和风格上不适合中国民众需要,不能起到有效的教育作用,以及耗资大等问题。

2.语言不通。国外购进的教育影片在巡回放映时存在语言障碍,影片不加字幕,观众看不懂,加了中文字幕,观众如果不识字还是看不懂;在大学里放映问题不大,但在一些工厂和农村放映,就需要有人做专门的介绍和解释,费时费力,传播效果不显著。

3.枯燥乏味。由于片源紧张,很多教材影片(又叫教室电影)被当作学校影片甚至社会影片来面向公众放映,这些教材电影多是科学性强、趣味性弱的,在课堂教学时也许是好教材,但在社会上面向公众放映时,就显得枯燥乏味。

为解决这些问题,上海教育电影分会、江苏省立镇江民众教育馆等教育电影的施教单位普遍采用了加映其他影片的方式,以求吸引观众,“更因为这种教材影片枯燥乏味,聪敏的中国人又选用了美国人为家庭娱乐而缩制的滑稽影片,间隔放映,以作调和观众精神和趣味之用”,“犹恐一般人以为枯燥,是以每一节目必附映滑稽影片”。

有人搜集了观众走出这些教育电影场时发表的言论,(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街头随机访问)进行了统计归纳,发现观影后支持教育电影的主要有四种言论:(1)十元铜板看一次也值得。(2)这种影片与南京大戏院的各有各的好处。(3)开放唱片,同时加映说明,这方法倒不错。(4)外国片有点不合口味,为什么不开中国片。

观影后不支持教育电影的也有四种言论:(1)教育影片原来如此。(2)滑稽片还不错,教育片太没意思。(3)我们就是为了滑稽片而来的。(4)滑稽片最好一星期换一次,看的人还多。

从这些言论来看,放映外国教育电影加映滑稽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育电影的传播效果,让观众本末倒置了。

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也曾总结了当时放映教育影片的问题:

1.有趣味的影片过少,有教育价值的多半枯燥无味,滑稽短片又缺少教育价值;

2.外片不合国情之处甚多,国产影片成分庞杂;

3.字幕太多的,不适合民众教育之用。

从内容不适合到放映时滑稽片的喧宾夺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利用外片推行教育电影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只要用外片,这些问题在当时就难以解决,比如在工厂和农村放映,就必然面对大部分观众是文盲看不懂字幕这一现实,施教效果也必然大打折扣。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办法只有一个:不用或少用外片,改用本国摄制的教育电影。

四、自制教育电影

“电影无疑地已成为民众的教科书,一国的教科书必须适合国情,不能采用外国版本来代替”,“目前的中国是在民族自救的过程中,不可不有中国本位的教育影片”,“发扬民族精神方面,如显露东方文化优点,宣扬中国历史光荣,表演民族革命等,都非有中国本位的教育电影不能发表其功能。”

然而要摄制教育影片,对于1934到1935年的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来说,谈何容易。

首先是经费不足。“本会成立之始,即以摄制教育影片,列为首要工作,频年来莫不以此为鹄目,只因经费毫无着落,致一切计划,徒托空言,无从实现”,至于征收的教育电影费“为数亦微”。

1934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第三届年会上通过了“向中英庚款委员会协商拨专款摄制教育影片”案,“且查本会决议请款之目的,核与英庚款息金用途支配标准之原则及二十三年六月行政院会议决议通过之各庚款机关对于教育文化事业合作案均皆符合。经拟具请款书及制片计划函请管理中英庚款董事会于庚款息金项下一次或三次补助金额152200元,专做摄制教育影片之用”。然而,不久得到中英庚款委员会总干事杭立武的答复:“以历年息金悉数分配于农村教育及其他文化事业,本年原定补助数额已有不符,在最近一年内,恐无款可供支配”——给了希望,但没有给钱。

在这种情况下,“本会摄片计划大受影响”,“但制片工作不能因此停顿,然在此经费万分困难之下,独立殊难有所建树,只有向有关系机关共谋合作,徐图发展”。没有经费,又要摄制教育电影,那么就只有谋求同其他机构合作了。合作的单位除了中央摄影场,还有金陵大学。

同中央摄影场合作的影片有:

1.农村影片,该片在摄制中,制成后送往国际竞赛。(指《农人之春》)

2.首都纪念革命之雄迹,该片不日可以印成。

3.中山陵墓及阵亡将士纪念塔等,该片亦可即日印成。

同金陵大学合作的影片是:

1.蚕

2.农村建设影片

以上两片均在摄制中。

那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为什么会同中央摄影场和金陵大学谋求合作呢?

首先,上海的民营电影公司靠不住。这在上海分会推行教育电影时已经得到了教训;而在南京,除了八大电影院外,民营制片业不发达,无从合作。民营的靠不住,那就和官办的合作,当时国民党官办电影制片机构只有两家:中国电影制片厂和中央摄影场。前者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与其联系不密切;后者属于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中央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是同宗同根关系,因此,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摄制教育电影寻求与中央摄影场的合作实属必然。

其次,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经费短缺,同时“又兼担任会中工作的人员都是另有职务在身,不克多作实际工作”,要在南京摄制和推行教育电影,除去和制片单位合作外,同具有经济实力和人才优势的高校谋求合作是其重要的出路。而当时的南京,最著名的大学就是公立中央大学和私立金陵大学。

那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作的对象为什么是私立金陵大学,而不是公立中央大学呢?

这要从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说起:

罗家伦是蔡元培非常得意的学生之一,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1920年蔡元培亲自为罗家伦等人筹集经费,扶助其留学美国,而罗家伦对蔡元培也非常崇敬。1932年6月,罗家伦出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原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段锡朋到中央大学赴任伊始,就遭到了中大学生的强烈反对,段锡朋被学生扭打,乘坐的小汽车也被砸毁,只能仓皇离校。蒋介石闻讯后震怒,下令解散中大。7月6日,行政院聘蔡元培、顾孟余、张道潘、李四光、罗家伦等人组成中大整理委员会,负责处理此事,并指定蔡元培为委员长,事情平息后,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

鉴于和蔡元培、郭有守的密切关系,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立后,罗家伦不但积极加入,一直任协会的执行委员,而且给协会提供了一些帮助:

1933年5月,中央教育电影协会组织第一届国产影片评选,中央大学和中央党部、教育部、内政部、中央研究院、电影检查委员会一道,派人参与影片评选。

1934年5月,在第二届国产影片评选中,中央大学再次派人参加。在两次评选中中央大学不但是唯一的高校,而且是唯一的学校。

1934年2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向国际教育电影协会购进30部教育电影,当时无力支付,中央大学便慷慨支援了一千四百元,和教育部、中央宣传委员会一起解了教育电影协会的燃眉之急。

而在教育电影协会的第一届会员中,中央大学5人;第二届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一人,第三届中担任重要职务的2人(执行委员一人,候补理事一人)。

按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要摄制教育电影,同中央大学合作是顺理成章的,而且从1932年到抗战迁入四川前,中大同校外43家单位有过合作,其中包括江苏省立教育学院、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全国儿童年实施委员会。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中大之所以没能合作成,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不能不提以下几点:

首先,尽管罗家伦积极支持教育电影事业,但对于摄制教育电影是一窍不通,而且也没有兴趣。与金陵大学的陈裕光、魏学仁等理工科专家不同,文科出身的罗家伦理工科基础非常一般,当年考北大,罗家伦是以数学零分的成绩被破格录取的,而且罗家伦与其师弟郭有守也不同,郭有守曾在留学法国主修法律期间学过电影,有一定电影专业基础(这也是蔡元培力推其执掌教育电影协会的原因之一)。

此外,当时的中央大学,虽不乏电影理论工作者和批评者,如章复祥等人,但无论中大的理学院、工学院、教育学院、农学校,还是其他院系,都无摄制教育电影的经历和经验,也无专门的设备和相关人才。而当时要摄制教育电影,对设备和人才的要求都是很高的。另一方面,1934年上海试验教育电影失败,外国教育电影放映中问题多多,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亟待摄制教育电影,需要的是“快速起效”,而同中央大学合作就只能从零做起,这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允许的。这是一个根本的原因。

此外,在1934年,罗家伦还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在任校长两年之后,中央大学基本达到了安定和充实,罗家伦认为学校发展的时机到了,他派人在南京四郊遍寻适宜地点准备建立新校址,要把中大建设成为一所能容纳五千到一万人的有着高尚淳朴学风的首都大学。新校址最终选定了南京中华门外七公里处的石子岗。对于这片新校址,罗家伦充满着美好向往,他写诗道:我又想到雨花台南岗名石子桥唤铁心南望牛首北望紫金山头放眼呵大江雄浑秦淮澄清这二水三山的中间正是理想的学术都城

1935年11月,内政部发布公告,征石子岗8000亩土地为中央大学新校址。新校址选好后,罗家伦将大多精力投入了新校的建设,当然对教育电影无暇顾及(随着抗战爆发,中大不但没能建成新校,而且被迫西迁成都,罗家伦美梦破灭)。

1941年罗家伦辞去中央大学校长之职(蒋介石接任),郭有守也于1939年从教育部调任四川教育厅任厅长,蔡元培则于1940年去世,自此,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中央大学的缘分尽了,再无合作的机会。

五、金陵大学理学院的教育电影事业

如果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同中央大学的合作,更多的是源于两个单位在行政性质上的某些接近之处,以及蔡元培、郭有守和罗家伦私人关系密切,那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同金陵大学的合作,则主要是因为金陵大学有着摄制推行教育电影的基础、经验、人才和设备的优势。“至于纯粹从事以电影教育为目标的电影事业者,在国内首推美国驻华商务参赞、柯达公司,以及金陵大学三处。”

金陵大学摄制教育电影始于20年代初,当时的金陵大学农学院还是农学科,与上海纱厂联合会合作,延聘美国植棉专家郭仁风(G.B.Griffen)到金陵大学主持棉作物的改良工作,“郭仁风乃在1922年创办农业专修科,训练干部人才,另在各地设立实验农场,效果大增,但感觉还是不够……到1923年又自行摄制动片好几本,买了两架三十五毫米放映机,和好几部美国农部的片子,在各地放映”。电影摄制工作主要由周明懿、邵仲香、章元玮协助郭仁风完成,“周明懿先生辛勤备至,一面在各地放映讲解,同时还化装成农民,摄制棉花小麦等影片”。郭仁风、周明懿等人摄制的电影,属于教育电影中的教学电影,由这些电影来辅助对棉作物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取得显著效果。孙明经在1927年进入金陵大学,就看过这些影片,并深受影响,“那一阶段的工作给我的刺激相当深刻,对于我参加影音工作也有直接的影响”。农学院的教育电影事业没有进行下去,“到1927年郭先生返国,周先生生病,这事便无形中断了”。

1930年,金陵大学理学院开始放映、推行教育电影。“1930年以前,上海的柯达公司,进口了约百余种柯达教学影片,当时的教育界人士很少有人注意这种影片,金陵大学化学系主任唐美森(Dr, J.C.Thom-son)有一次在上海借了几本回来,在课堂上放映,效果很好,便向理学院院长魏学仁推荐,魏院长对这些影片发生极大的兴趣,认为是加强理科教学无上的利器,当时便决定购买柯达A型十六毫米放映机一架,和柯达教学影片书本,这是中国大学之有教学影片和放映设备的开始。”

一开始,影片只在理学院的课堂上放映,辅助教学;用电影教学成为理学院的一道靓丽风景,这道风景引起了各中学的注意,附近一些中学便组织学生来观看,后来参观的学生太多了,理学院招待不开,于是便聘用了一个专门的放映员到各中学去放映,而由理学院化学系的潘澄侯教授负责登记、记录,做日常的工作。柯达的教学片是英文的,到中学放映不适应,理学院便和柯达公司合作,翻译做中文字幕及说明书,这项工作由理学院的教授分工翻译,由裘家奎教授总其成,这项工作一直持续到抗战。“战前国内流通的教育影片,有半数是金大翻译的柯达教学片”。

1933年春,理学院的放映工作扩至京沪沿线中学。

扬中续邀映放科学电影本校理学院推广委员会,前受江苏省立扬州中学之邀请,于上月十五日曾一度赴扬,前往该校放映科学电影,成绩极佳,颇受该校之欢迎,最近访校复函致理院,拟请与本学期内再往该校放映二次,理院当局以该校如此热心,深属可佩,闻当即复函接受此请,日期已定为五月十二日及六月十日云。

1934年,理学院开始与南京市政府、青岛市政府合作,在两市市区各学校及乡村民众教育馆放映,每月有观众八万人,其中南京占五万多人,青岛一万六千多人;后来又与南通民众教育馆、镇江民众教育馆、江西民众教育馆,以及桥头镇三育社等20多家单位开展合作,理学院教育电影的推行工作蓬勃开展起来。

放映的观众以学校学生为主,但也有文盲。“至于观众教育程度,在学校则为学生,在民众教育机关多为民众学校的学生或毕业生,有数处填写观察中文盲的百分率极高。映放次数及观众,则各处不同,最少者,每月仅映放两次,观众也只有千余,最多者每月映放可五六十次,观众则近两万”。“金大数年来推行的成绩,在我国教育电影运动中,实在有很大的贡献。”

金大理学院在校外放映教育电影主要目的是让电影服务于民众、教育民众,而非赢利,“入场券价多半不收,纵取也不过铜元五枚或十枚,也有在特殊情形收费一角的,但不多见,经费之中,除设备费外,以影片为大宗,每处多半在二百元上下,来源亦多靠各方补助,入场券的收入不足以维持”。

金陵大学理学院推行教育电影的经费,多数来自合作单位,比如同南京市政府的合作,就由南京社会局每月津贴200元;同青岛市政府的合作,由青岛教育局每月津贴100元。

在放映过程中,理学院开始自制教育电影,自制的原因,还是因为外片的不合国情。理学院放映的影片,大型的是美国商务参赞所有的美国各大制造公司出品,小型的大都为柯达、韩门罗斯等公司出品,这些影片在加了中文字幕后还是有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舶来之片以示国人,虽云科学无国界,然究扦格,吾国所无之矿物而彼独富者,演之不厌其详,吾有而彼无者当然付之缺如……,且一班民众以为洋人与华人,根本不同,片子洋人以示之事实,对于吾人未必尽然,故最有益于民众之卫生、常识等片,往往因全为西国背景之故,而收效减低”;“乡下的孩子看了柯达的影片‘齿的保护’会说‘哦,你看这个洋女孩子,她为什么要把棒子插到嘴里’,假如是一个中国女孩子表演,他们的印象一定会不同,他不再认为这是洋人的怪癖”。

为自制教育电影,1934年10月,理学院改组成立了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

理学院推广委员会改组为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本校理学院推广委员会成立迄今,已有数年,平日对于科学推广颇多努力,尤以科学教育电影事业之提倡,为该会至要之职务,最近经该院本学期第一次院务委员会会议议决,为谋该会名实相符起见,特将该会改组为“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推请潘澄侯、刘殿卿、杨简初、唐美森、吴惠津、计舜庭、毛德恩、范德胜及李方训先生为该会委员会委员,并推潘为主席,闻该会对于代摄电影极为致力,代摄电影章程亦拟就,提出院务委员会议通过……

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成立后,开始摄制教育电影,“因此乃于二十三年冬,开始自摄适合国情之教育电影,首先摄成者‘国术表演’‘童子军’‘水泥’等数片,因限于经费,司其事者,仅于讲授之余暇,设计摄制,故一年间之出品,质量方面均不能如预期满意,只能称谓自摄影片之实验期耳”;“当时所有的设备真是极其可怜,既没有摄影场,更没有演员,亦没有资本,设备方面只有一个柯达K型摄影机,和二百尺片子,这初期摄影工作由潘澄侯教授主持,曾摄成国术、童子军、水泥三片……作者在这时期开始参与这工作,担任摄影师……”

到了1935年,教育电影委员会成员发生了较大变化,主席仍为潘澄侯,副主席范德胜,委员吴征锴、孙明经、裘家奎、刘景禧、刘殿卿、刘宝智、魏学仁。孙明经在委员会里任研究员。

六、院长魏学仁

在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合作之前,金陵大学教育电影事业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这是双方合作的原因之一;此外,金陵大学理学院院长魏学仁,以及科学教育电影委员会负责人潘澄侯、范德胜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良好关系,也是促成两家合作的重要原因。

魏学仁(1899-1987年),字乐山,1899年1月26日生于江苏省南京市,1918年考入金陵大学,1922年在金陵大学毕业后,留校任助教、讲师。1925年,获得美国洛氏基金会(Rockefellor Foundation)奖学金,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成为光学家迈克逊(Mickelson)和热学家康普顿(Compton)的得意门生。1928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教。1930年金大文理分科,成立理学院,魏学仁任院长。

魏学仁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履历如下:

1934年12月17日,在第三届第五次常务理事会上,郭有守、戴策介绍张冲、魏学仁、潘澄侯、杨建初、吴汝麟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员。

1935年1月25日,为在南京推行教育电影,教育电影协会第三届第六次常务理事会议决定在总务处下设立教育电影股,魏学仁任副主任,协助主任鲁觉吾推行教育电影、征收教育电影费。

1935年,国际教育电影协会发动各国会员在本国内组织电影教学社团——教学电影先锋,这一组织的目的是推动电影成为学校教学的工具,由各学校的教师自愿报名参加。为组织“教学电影先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通过教育部向各地学校征求会员,最后参加的有:大学10所,中学13所,小学22所,共有教师202人,分布于全国14个省市。其中金陵大学参加的人数最多,共23人,包括陈裕光、魏学仁、范德胜等人。2月19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请魏学仁负责主持中国“教学电影先锋”社团工作。

1935年,国际教育电影协会为便于各会员国的业余电影团体,包括教学电影先锋联系方便,函请各国推荐团体代表和个人代表。4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推荐金陵大学为中国业余电影团体的团体代表;推举褚民谊,以及金陵大学理学院的潘澄侯、范德胜为个人通讯代表。

1935年5月30日,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第一次理事会议上,教育电影股撤销,总会之下增设教课组和推行组,魏学仁任教课组主任,范德胜、余仲英任副主任。

1935年7月12日,在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第一次常务理事会议上提出“拟与金大合组教育影片联合流通处,以便利各地租借案”,决议推魏学仁、鲁觉吾与金陵大学商洽。

1935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联合金陵大学理学院、农学院、中央电影摄影场合作摄制《农人之春》。摄制之前,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函请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金陵大学理学院、农学院分别提供摄制方案,最终金陵大学的方案被采用,并作为主体部分。中央摄影场参与该片工作的有张冲、黄天佐、余仲英等30人,金陵大学有魏学仁、章之汝、邵仲香、周明懿、潘澄侯等人。其中周明懿、章之汝、邵仲香都曾在20年代跟随郭仁风摄制过棉作物的教学电影,这次作为农学专家,担任影片方案的设计并指导摄制。

1936年4月16日,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第四次常务理事会议上,通过了张道潘组设首都民众教育电影放映台的提议,决议推褚民谊、张道潘、鲁觉吾、魏学仁、张北海、戴策等九人负责设计。这个放映台设在公共体育场内,是个露天放映台,“以备夏季夜间一般无力进出电影院者之观览”。此台最后由南京市政府出资一万元,江苏教育厅三千元,教育部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各五千元建成,于夜间放映教育电影,免费参观,“此种设备,在国内尚属首创”。此外,在这次会议上决议通过“推请鲁觉吾、魏学仁代表教育电影协会参加中宣部召集的全国电影公司负责人谈话会案”。

可见,魏学仁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后,后来居上,很快成为骨干力量。

半个世纪之后,孙明经在文章中写道,“魏学仁是献身于我国科学现代化建设的打前站的战士,魏学仁是我国科学教育的前峰。魏学仁是我国教育电影事业和电化教育事业的先驱。”

关于两个单位的合作原因,除去魏学仁等人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有这种密切关系外,还有一种说法:“1923年,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不久校长范源濂去职,全校教授公推陈裕光代校长,主持新建的北师大校务。陈裕光此前从未担当过学校行政,为了建校大政他不断请教办教育经验丰富的蔡元培,从此二人开始交往。1924年,陈裕光参加教育改进运动,蔡、陈二人提出:“为提高和改进我国大学教育水准,当把美国运用电影于教育的成功方法引入我国,并培养会运用电影于教育的教师……1927年,北伐成功,蔡元培创建大学院并受命担任大学院院长。陈裕光担任金陵大学校长”。

按照这种说法,蔡元培、陈裕光有着十几年的老交情,对电影又志同道合,现在同在南京,自当协力发展中国教育电影事业,这也就促成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金陵大学的合作。

七、合作

1.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同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合作始自1935年,首先是合作推行教育电影。

1935年2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请魏学仁负责主持电影教学团体——教学电影先锋,并与金陵大学合作推行教学影片:由理学院负责选出适合中学放映的教学影片,分为生物、物理、化学三组,翻译中文字幕、编制说明书;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事先征求京沪杭沿线以及芜湖、安庆等地的中学加入,为减轻学校负担,便于电影的推行,每次只收少量路费。“第一期加入者有十余校,已于四月十四日在本京开始,十八日由本院派人随带片机至沿京沪杭路及江阴等处放映,预计五月七日第一期影片即可映毕,而开始第二期之片矣”。

在推行教育电影的同时,两单位开始合作摄制教育电影,“二十四年冬,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谋发展教育电影事业,邀本院合制教育影片,本院则因此举为两年来之素愿,故亦乐于合作,遂于是年十月,组织合作委员会,聘请孙明经先生专司其事”。“鉴以摄制及推广教片同样重要,金大理学院摄制教片技术设备,尚称完善,决议本会与金大理学院合组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分别担任技术及事务部分”。

双方的实际合作开始于1935年10月,但由于当年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四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推后举行,直到1936年2月13日,在第四届第二次常务理事会议上,双方合作关系才得到追认,会议上提出“本会与金陵大学理学院合组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请予追任案”。1936年4月7日,在第四届第三次常务理事会上,又提出“推请郭有守、鲁觉吾、戴策为教片摄制推广委员会委员请予追认案”。两次提案都追认通过。

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共由五位委员组成:魏学仁、潘澄侯、郭有守、鲁觉吾、戴策,其中郭有守为主任委员,委员施行“无给制”,即没有薪水。为摄制教育电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特从南京教育电影费下划拨四千元作为经费,由郭有守负责保管和支拨。

金陵大学理学院负责技术部分:(1)厘定本委员会摄制教育影片计划;(2)编制上项教育影片大纲;(3)搜集摄制上项教育影片所需之材料;(4)摄制上项教育影片。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负责事务部分:(1)收发撰拟缮教文书事项;(2)经理租赁或售卖所制教育影片事项;(3)保管及收支经费事项;(4)其他。

2.聘用孙明经原因

1935年10月,作为唯一的教育电影专职摄影师的孙明经,年仅24岁,刚刚从大学毕业任教不足一年半,是什么原因使得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选择他做摄影师呢?笔者认为原因如下:(1)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没有摄影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会员众多,除了教育界人士、政府官员外,不乏电影人,包括像郑正秋、田汉、洪深、孙瑜、欧阳予倩这样的电影大家,但这些电影人多长于艺术,短于技术,对电影的技术基础——物理和化学并不在行;此外戏剧电影的摄制,无论是设备操作,还是摄制流程都与教育电影很不相同。而孙明经有着良好的专业技术背景,在金陵大学理学院读过化工系、物理系,又兼出身电影世家,父母都是摄影师,有相当的摄影技术与艺术基础。(2)孙明经有摄制教育电影的经验。在读大学期间孙明经就受到农学院摄制棉农影片的影响,对摄制电影的兴趣很大,而在1934年毕业后,在金陵大学附中任理科教员期间,孙明经就参与了潘澄侯领导的教育电影委员会,任摄影师,摄制教育电影。(3)理学院别无选择。对理学院而言,给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找一个能拿出大段时间来专职教育电影摄制的摄影师,实际上并不容易。在1934年、1935年,理学院能摄制教育电影的教职工并不多,这个以理工科教学和研究为主的学院,毕竟不同于专门的电影学院,魏学仁、潘澄侯、范德胜等人虽然能摄、能编,但这些教授、院长,政务和教务缠身,不可能拿出那么多时间和精力专司教育电影的摄制。而在年轻人当中,出身电影世家、有学科背景,有激情、有能力,能担当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专职摄影师重任的,恐怕也只有理科教员孙明经了。

八、孙明经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

教育影片摄制推广委员会拟请孙明经摄制的影片有11部,题目分别为:《大豆》《稻》《蚕丝》《陶瓷》《急救》《疟疾》《搪瓷》《西湖风景》《首都建设》《自来水》《义教》。

11部影片的摄制经费是4000元,可以说是相当拮据。战前,按照金陵大学理学院摄影的预算,胶片底片费为每一百尺18元,每制成一卷成片需要底片四卷,一卷即一本,长400尺,四卷也就是1600尺胶片,影片的片比为1:4,四卷胶片费用是288元。孙明经的电影每部时长大多在400尺,也就是一卷,那么每部胶片费为288元,11部影片胶片费是3168元,占总经费的79.2%。外加字幕费每卷25元,差旅费每千公里往返60元,杂费每卷25元,这样算下来,4000元的经费实在是捉襟见肘。

到了1936年2月,孙明经完成《蚕丝》两本,《陶瓷》一本,送至上海复印;《西湖风景》《酿造酱油》《开封风景》三片拍摄剪辑完成,正在编制说明书和字幕;《首都建设》已经开始摄制并即将完成。到了1936年4月上旬,孙明经完成《西湖风景》一卷,《酿造酱油》一卷,《毒气战争》三卷,《皮革》一卷,《首都建设》陵园及玄武湖区已经摄制完成。

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孙明经完成了10卷以上的影片(不包括卷数不详的《开封风景》和未完成的《首都建设》)。这个进度是个什么概念呢?按照金陵大学理学院摄制电影的估算,摄制一卷影片的时间是一个足月,也就是30个工作日,那么,摄制10卷影片的时间就是10个月,而事实上孙明经只用了6个月。10卷胶片的预算费用为2880元,事实上孙明经只用了1953.24元,也就是说孙明经摄制这些电影,光胶片就节省了1000多元,而摄制时间则提前了4个月。胶片费节省的原因恐怕与孙明经杰出的摄影技术有关,也就是说,他把片比从4:1提高到了3:1。孙明经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中的努力和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用“多快好省”来形容孙明经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制片工作,至于孙明经影片的成功,笔者在后面“国防教育电影”一节中,将以《防毒》等片为例加以说明,此不赘述。

不仅在摄制教育电影上孙明经表现出了杰出的才能,对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事务性工作孙明经也十分热心,凸显出其领导才能和热情。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六届年会上,会员共提交议题30项,孙明经参与其中四项:第九议题:呈请教育部从速摄制中小学教材电影案。提案人:魏学仁、陈剑侑、郭有守、孙明经第十议题:请中央电台于规定时间内加入本会教学电影教材说明一项案。提案人:蒋滋寿、段天育、魏学仁、孙明经、邱锦义、顾恩翰

教育电影的推广日益扩大,但由于当时放映的教育电影都是无声片,放映时有人在现场讲解,有的讲解人并非金大理学院或者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讲解时难免出错。孙明经等人提议请中央电台配合,在播放教育电影时,由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派员在电台播放影片说明,使得电台的播音与现场影片的播放相吻合,即便其他非放映区没有影片放映,听众也能听到教育电影的说明,从而扩大教育电影的影响。第十二议题:请本会将会内现存三十五毫米教育影片选优译制中文字幕缩制为十六毫米影片以利推广案。提案人:蒋滋寿、段天育、魏学仁、孙明经、邱锦义、顾恩翰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从国外购进交换所得三十五毫米教育电影不下一百余种,其中不乏优秀作品,这些教育电影都没有中文字幕,而且只能在电影院用三十五毫米放映机放映,而教育影片的标准为十六毫米,用十六毫米放映机放映,这些三十五毫米的影片不利于教育电影的推广,孙明经等人便提交了这一议题。第十七议题:确定本会摄制与购买教育影片方针案提案人:蒋滋寿、段天育、魏学仁、孙明经、邱锦义、顾恩翰

孙明经等人鉴于教育电影的推广需要越来越多的影片,明确今后摄制和购买影片的方针,有的放矢,有利于节省经费,摄制出更符合国情需要的影片,而提出此项议题。

这四项提议,既涉及教育电影的摄制与推广,又涵盖教育电影和电影教育发展的宏观和微观层面,可见孙明经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从事制片工作的摄影师,而是将目光瞄准了中国整个教育电影事业的发展和未来。

孙明经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合作,对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金陵大学理学院和孙明经本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对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来说,同金陵大学理学院的合作,以及孙明经的入会,结束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只能依靠外片放映来实施电影教育的历史,真正实现了放映与摄制的双轨并行。当时除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外,还有很多机构推行教育电影,比较著名的有上海教育电影推广处、上海大夏大学、江苏民众教育电影馆、江苏省政府、浙江教育厅、“中电”、“中制”等。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与金陵大学的合作,可谓强强联手,大大加强了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中国教育电影运动中的领导力量,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双规并行,也标志了中国教育电影运动走向了高峰。

对金陵大学理学院来说,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合作,使得学院成为中国教育电影运动的一块核心阵地。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举行第六届年会的时候,魏学仁成为筹备委员会宣传组主任,教育电影部的潘澄侯、范德胜成为副主任。金陵大学理学院以这次合作为契机,进一步推动了金陵大学教育电影事业的发展,并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郭有守在《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使命》中也给予金陵大学理学院充分肯定,“至于社会方面,金陵大学理学院推行教育电影工作,甚有成绩”。

对孙明经而言,从跟随魏学仁、潘澄侯作为助手在金陵大学理学院的舞台上摄制教育电影,到加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在全国的舞台上独立摄制教育电影,取得成功。孙明经迈出了一大步,而这一大步,也意味着在孙明经选择了教育电影之后,教育电影同样也选择了孙明经,这种双向选择是历史的选择,并成就了一段新的传奇。

九、抗战期间的合作

金陵大学理学院和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这种合作关系一直保持到了抗战期间。抗战爆发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总部迁往重庆,金陵大学也迁往成都和重庆两地。“鉴于迁川学校数目多,爰仍与金陵大学理学院继续合作,在重庆、成都、万县三处各中学免费推行电影教学”,除了照旧放映生物、物理、化学外,还增映抗战教育影片,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金陵大学合作委员会克服了经费紧张、片源不足、交通不便等诸多不利因素,于1938年春季,在三地的32所学校,分别放映《蚕丝》《防毒》等教育电影12部;1938年秋季,在三地45所学校放映教育影片6部;1939春季,在重庆、成都51所学校放映,万县停映;1939年秋季,在重庆、成都49所学校放映;1940年春季,在重庆、成都17所学校放映。1940年,因抗战形势险峻,各校遣散到郊区,交通更加不便,电力严重不足,致使放映工作空前困难,“在渝之校,悉无日间映片设备,晚间又常有空袭,以致停顿;自三十年以后,物价继续上涨,补充影片与放映器材不易,购买汽油亦感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电影的推广放映工作便不得不告一段落。“迁川”之后,除了推行放映教育电影外,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和金大理学院继续合作拍摄教育电影。1939年,郭有守由教育部二科科长调任四川教育厅厅长,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函请四川教育厅转呈四川省政府,准备将“该省所有资源工业,农村状况,山川名胜,边疆人民等择优制成教育影片,以广宣传”,四川省政府拨款一万元作为经费,中国教育电影协会将此经费交由金陵大学理学院合作委员会,由孙明经摄制《峨眉山》和《自贡井盐》,由段天育赴川西南摄制《川西南区》等片。

1942年4月,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八届第一次理监事会议举行,魏学仁当选理事。协会下设总务、编辑、设计、教课、推行、宣传六组,魏学仁任教课组主任,孙明经任副主任。6月14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第二次理监事会议通过摄制有系统之中学教材影片案,并决议:一、先制理科(自然与卫生)、地理、公民三类影片共五十本;二、在公民、地理片内尽量加入抗战事宜;三、邀请教育部中等教育司、中华教育电影制片厂、金陵大学理学院与本会合组设计委员会。

1944年6月9日,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在金陵大学新教室举行成立大会,郭有守、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校长吴贻芳出席大会,金陵大学出席者有范谦衷(即范德胜)、孙明经、段天育、陈裕光、章之汶、袁伯樵、李方训、曹守恭、吕锦瑷、区永祥、范厚勤、孙大营等人,金陵大学成为成都分会的骨干力量。在第一次理事会议上,推范谦衷、孙明经、段天育为常务理事,分会设总务、技术、设计三组,由段天育、孙明经、范谦衷分别主持。11月举行第一次理监事联席会,出席理事有范谦衷、段天育、袁伯樵、孙明经、李方训、郭有守;除去郭有守外,其余全为金陵大学成员,而除袁伯樵外,金陵大学其余四人全是理学院的。孙明经等人支撑起整个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成都分会实际上挑起了当时整个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工作重担。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成立一周年年会更成为金陵大学理学院的舞台。

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年会盛况“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成都分会年会于六月十六日至十七日在本校电影部召开……,该会筹备及主持工作均由本校理学院电影部同仁负责,会长陈离,总干事孙明经,会务组李方训,论文组范谦衷,展览组曹守恭,招待组段天育,总务组盛涂泳,此次年会讨论中心对决定我国战后电影教育事业计划之贡献颇大。”

作为中国教育电影协会摄制、推行教育电影的左膀右臂,金陵大学理学院不断发展壮大,并最终挑起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的重担,同时成为社会民间机构中摄制和推行教育电影最杰出的代表,而孙明经也从中国教育电影协会专职摄影师起步,一步步成长为中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摄制教育电影、推行电影教育的第一人。

第四章 孙明经教育电影概述

大多数民国教育电影已经失传,有幸保存下来的是孙明经的教育电影。因此,笔者以孙明经教育电影为个案,探求教育电影的面貌。在这之前,笔者先阐述其电影观和人文思想,对孙明经的教育电影进行概述和必要的考证。

一、孙明经的媒介电影观与劳工神圣思想

1.媒介电影观

1947年孙明经在中央广播电台做了“电影系统广播”,演讲于2月12日、19日、20日、3月5日分四次进行,演讲的题目分别为《电影是什么》《如何欣赏电影》《电影是如何摄制的》《如何应用电影》。在这次演讲中,孙明经集中阐述了自己的电影观,那就是电影是一个文化的媒介。笔者称之为“媒介电影观”。

孙明经首先排除了几种电影观:(1)电影是纯技术

具有深厚理工科背景的孙明经,并不狭隘地认为电影是一种纯粹的光学和电学技术,在他看来,从光学和电学的角度审视电影,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专利”,是脱离广大受众的。电影是一种技术,但不仅仅是技术,反对“技术至上”的电影观。(2)电影是发挥低级趣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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