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大路
出版社：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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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人蕉文丛·方寸天地试读：
总序
在酝酿组织出版这套丛书之时，我们取名为“旅人蕉文丛”，意在希望这套丛书像旅人蕉一样，为在求知跋涉中的读者，提供一片心灵遮风避雨的所在，奉献一掬清香的生命之泉，充分释放文学怡情悦性之效。于是，我邀集几位作家、老友，向他们索阅样稿，承蒙他们及时惠以支持，才得以完成这件有意思的事儿。
所谓丛书，应该是“文以类聚”，但千人一面，就失之平俗，所选的六本书，力求风格各有侧重，有说文谈史，有杂文随笔，有海外游踪，也有国内见闻，更有历史人物考证，长有韵味，短不谫陋，妙趣横生，“五味杂陈”，实如尝鼎一脔。
顾农说文谈史，言近旨远，所写之文多为“自己读书行路的收获和感慨”，他用闲谈式的随笔，将可谈与不可谈之物之事一一呈现，以飨读者。朱大路用“一寸见方”之文，说文表意，唱好了属于自己的“道场”，让遗落在“夹缝”里的题材，经过他的私人订制，成为富有个性色彩的符号。
三位女作家的散文，文笔清丽灵秀，情感细腻，别具一格。赵蘅用四弦之琴弹奏出人生岁月的丰富多彩，在记录书写生命故事之时，让我们感悟生命传承的意义，在追问“客从何处来”的过程中，翻看历史，体悟亲情。尤今用洞箫里流出的缤纷色彩将读者带进精神的伊甸园，将所见所闻所思形诸笔端，于轻松的述说中将生活给予我们的启示和教诲娓娓道来。朵拉笔调清新活泼，洒脱的行文中蕴藏着对人生、世态的情感和见解，其自出机杼，独树一帜，这大概就是“六经注我”的精神吧。
在初冬季节，读着出版社寄来的书样，感慨油然而生。读一本好书，犹如拜访一个高尚纯洁的灵魂，与之作心灵的对话，从作家的喜怒哀乐，以及他的取材、他的角度、他的发现，我看到他的快乐与痛苦，了解他的希望，我于是受到启迪，得到智慧，懂得感恩，变得聪明。
南方的冬季，不算太寒冷，找个僻静处，带上几本书，在暖暖的阳光下，静静地、寂寂地读起来，真有羲皇上人的感觉。借此机会，向丛书的作家、教授致以谢意，向出版社的编校人员致以敬意！
但愿这套丛书，受到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以它独到的语言、深刻的哲理、简朴的思想，哺育更多的心灵。刘克定2015年11月27日
自序
这是继《乡音的色彩》之后，我的又一本散文随笔集。所收文章，都是我在新闻工作之余，陆陆续续写成的。回首来时路，寻检片片足迹，自有一番滋味。
书名叫《方寸天地》。方寸，既是指一寸见方，言其小；亦是指人的内心，言其深。书中那篇《方寸天地——周志俊素描》的散文，正是讲某位“一溜演员”，一辈子，只演上场几分钟的配角，却一本正经，每次接下角色，都要设想与众不同的“角色自传”，设计独出机杼的“角色化妆”，在极有限的时空里，将角色演绎成不能替代的“这一个”。人家说他“螺蛳壳里做道场”，不值得，他却说自己很开心——希腊神话中，西西弗斯每天推石头上山式的开心。
这种开心，感染了我。
忽然觉得，手中的散文随笔，越来越像“螺蛳壳”了，几笔一涂，就该收尾了，容不得再铺张。即便如此，一个作者，也必须唱好“道场”，忠于审察地球、观照内心的职责，不能因篇幅短小，而窒碍意志之伸展、思想之腾飞。写作时，想一想那位年高德劭的“一溜演员”，想一想他那“不想震天动地，只爱方寸天地”的职业操守，手中的笔，还能漫不经心吗？
另一位感染我的，是郑逸梅先生。
老人家生前住上海长寿路，人也长寿。九十多岁时，皓首辛勤，笔耕不辍——这是我去他家时目睹的。他的成就，是在被别人忽视的“补白”领域，写了一辈子文苑逸事、艺坛趣闻，文字简古纯粹，内容瑰玮可观，替正史补罅漏，让读者广视听，被公认为“补白大王”。“大王”可不是随便封的，需要由聪明的策略来造就。这种策略，或可叫做“夹缝里的成功学”。
是啊，写作要成功，不可能在别人的“戏台”上搭“戏台”，只能是在别人的“夹缝”中搭“戏台”。写散文随笔，就是要寻找“夹缝”，让遗落在“夹缝”里的题材，成为你笔下富于个性色彩的符号——现如今，这叫“私人订制”！
继我的《乡音的色彩》之后，此书依然讲究一个“闲”字，所以开头便是四篇《闲居时的断想》。全书篇目，辑为“闲居所思”“闲笔所绘”“闲情所寄”三块，无非是让分类显露一点构思。不论是对家国民生、历史烽烟，还是对传闻逸事、雕虫刻篆，总要闲得下心来，才能铺采摛文，引申触类。闲居，只能是退休后的专利，但“闹中取静”的活法，在我，倒是一以贯之、心向往之的，所以书中有些篇章，虽是壮年、中年之作，却也多少能瞅见一点忙忙碌碌中的闲情逸致。约30年前，与上海“白云观”道士的交往，又让我对“人能常清静，天地悉皆归”的箴言，作了一回哲学上的仰视。
零思碎想，在此一吐。并借纸端，向刘克定先生聊表谢忱，是他的热心，促成了这套丛书的面世。朱大路2015年1月30日写于上海辑一闲居所思闲居时的断想（之一）一
让文笔蘸满逻辑，是思想家的本事。让文笔蘸满形象，是文学家的本事。让逻辑载着形象一路小跑，是房龙的本事。
在这位荷兰裔美国人的笔下，逻辑有如美国的铁路，绵密规整；形象有如荷兰郁金香的花骨朵儿，饱满突出。
其实，房龙真正的本事，是用逻辑和形象阐述了两个字：政治。二
他用逻辑，阐明了罗伯斯庇尔——“在他认为的一切美好事物中，自己是完美的化身，是有思想的狂热者，所以不可能承认其他不够完美的人有和他生活在同一星球的权利。随着时间的脚步，他对罪恶的仇恨与日俱增，甚至到了致使法国濒临人口灭绝的边缘的地步。”
他用形象，刻画了“雅各宾派”——“它与检察官并肩而坐，穿着无产阶级的裤子，梳着罗伯斯庇尔的发型。”
罗伯斯庇尔的发型，象征着罗伯斯庇尔的政治！三
政治当然包含敌对思维。尤其是战争——这最大的政治。
两军对阵，各自在战壕内，把枪瞄准对方。假如有这样一位仁兄，跳出战壕，奔向对方，喊着“啊，我亲爱的弟兄”，想友善地拥抱对方，那对方肯定会毫不客气，用一梭子子弹，打他七八个窟窿。
如此看来，这位仁兄有点傻。四
罗伯斯庇尔拒绝当这种傻子。他把政治演绎成了“恐怖政治”。
从1793年7月到1794年5月，他把恐怖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他宣称“没有恐怖，美德就是无力的”。成千上万人受诬告，被捕，上断头台。“革命法庭”剥夺了他们上诉的权利。
罗伯斯庇尔演绎政治的结果，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如此看来，罗伯斯庇尔也有点傻。五
都在跋涉历史，都在演绎政治。“政治上去了，生产也上去了！”“政治上去了，业务也上去了！”“政治上去了，科研也上去了！”
这是上海滑稽戏《出色的答案》中一个造反派头头在“文革”时的口头禅。讲着讲着，这个头头的词汇不够用了，干脆拖长了声音，含含糊糊地说：“政治上去了……嗯嗯……也上去了！”
1978年，我与报社的一位老编辑同去看这出戏。从剧场出来，他就在我面前，模仿那句含糊的话，还笑个不停。我也凑趣儿，于是两人异口同声，拖长了声音说道：“政治上去了……嗯嗯……也上去了！”六“政治上去了”的年代，政治是暴风，是惊雷，是酷热，是峭寒，让普通人心存畏惧。“政治上去了”，人性的尊严就跌下来了。七
政治的尊严，与人性的尊严，应该是统一的。前者保护了后者，后者支撑起前者；前者能诠释后者，后者能印证前者。八
从白领阶层的职场政治，到听证会上的民主政治——政治显示了其无所不在的广泛性。
从罗伯斯庇尔的发型，到曼德拉的眼神——政治显示了其由恐怖到宽容的进步趋向。
政治可不可以变得平和一些、亲切一些？政治能不能像阳光、空气、水分那样，被我们随时感知、与我们随时交融、供我们随时应用？九
一位教授，在杭州南湖边，罚自己爬行一公里。他不是在玩，也不是为了博人眼球、做广告，而是因为他输了——他预言“2013年里，除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地方外，其他所有省市会实现县乡级公务员财产公示”，结果预言落空，所以履行“爬行一公里”的“赌约”。
此事被视为“政治日常化的另类表现”——“若预言实现，国家治理更上层楼”；“若预言未实现，亦足以表达于国是的关切之意”。（见史哲文章）
于是结论出来了：“政治也可以很轻松。”十
一位企业家说：“我们只讲商业不讲政治。”
对此，某市一位公积金中心主任议论道：“不谈政治是你的自由”，“如果想谈却又不敢谈，就容易让人看轻了。你们起家时有几个没靠过当时还算不错的政治？今天政治到了改革的‘深水区’了，你就怕了？”
顺便又叮嘱一句：“政治，谈的人越多，或许改革得好些；不敢谈的人越多，或许改革得就恶些。”（见周洪来信摘登）
于是结论出来了：“谈政治没啥好怕的。”十一“政治也可以很轻松”和“谈政治没啥好怕的”——这两种声音，先后发自今年的同一份报纸。
我拿起报纸，还读到了其中另一句话：政治“应该是温情的，恰如我们的体温，这才是合适的”。
对政治的演绎，浑涵于字里行间。十二
老朱我的体温：37℃，正常。
我很想在这气候宜人的季节，泡一壶茶，边品茗，边与人交谈，话题便是：那脱离了神秘的、犹如我体温一般的、具备日常色调的政治。闲居时的断想（之二）一
历史不会“以纯粹的形式存在着”——爱·霍·卡尔说——历史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休止的问答交谈”。
历史总是被现实不断问责，现实总是对历史感到遗憾。
问责有什么用？遗憾有什么用？当现实不知不觉变成历史时，又是新一轮问责，新一轮遗憾。二
在童年托洛茨基眼里，父母“对待雇工并不比别的雇主更坏”。而在别人的童年，看到的情景“还有比这更悲惨的”。然而，起来铲除“社会不公平”，成为革命家的，恰恰是托洛茨基，而不是别人。“因为”后面不一定跟着“所以”，所以世界才因为有了这种“因果不相连”，而显得耐人寻味。三
合作关系，可以双赢；敌对关系，也可以双赢。
托洛茨基本来姓“勃朗施坦”，为逃离西伯利亚流放区，在革命同志给他的假护照里，他偷偷写上监狱中看守他的一个狱卒的姓名，并冒充这个狱卒，越狱成功。该狱卒的姓氏就是“托洛茨基”。
结果，“托洛茨基”这四个字，青史留名。
革命家托洛茨基的留名，是艰辛所得。狱卒托洛茨基的留名，是坐享其成——人世间的不劳而获，莫过于此。四
托洛茨基送给齐夫一幅画，上面题写着：“没有行动的信仰是死的信仰。”
有没有人送给托洛茨基一幅画，上面题写着“屡屡碰壁的信仰是需要反思的信仰”？五
普列汉诺夫与托洛茨基一样，都是富于想象力的作家，都是机敏的辩论家，言谈举止都有舞台效果，都充满自信。然而当托洛茨基初露头角，被人称为“天才”，而普列汉诺夫的光芒逐步减弱时，普氏就“绷着脸，转到一旁说：‘我永远不会饶恕他这一点。’”
普列汉诺夫的理论代表先进，普列汉诺夫的胸怀却代表落后——“梁山泊”王伦式的妒贤嫉能！
理论的先进，并不能保证个人品质的先进。而个人品质的缺陷，却会给先进理论的声誉带来损害。
世上不少悲剧的产生，与此有关。六
1923年，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百废待举，托洛茨基却“把大部分假期都投入在文学批评上”。他写文章，讨论今后的伦理与文明问题，研究如何杜绝“俄语中的骂人话”。
他说：“俄语中这两股骂人的语流——脑满肠肥的老爷、官吏和警察的骂人语流和人民大众的饥饿、绝望和备受凌辱的骂人语流——将整个俄国生活涂上了一层可鄙的色彩。”
他认为：俄罗斯母亲精神上的落后并不亚于她的经济落后。
衡量一场革命是否成功的标志之一，就是看它是否能唤醒对人的尊严的日益尊重，是否能在全社会培植起高雅、优美的人性。
只可惜，托洛茨基此举，当时在苏联，不被人理解；往后在别处，也不被人理解。七
15年后，俄语中的“骂人话”，融合成“可鄙的模式”，在社会上泛滥。“大清洗运动”中，连首席检察官都这样骂被告：“你这笨牛、蠢猪养的！”最高法庭庭长也这样宣告：“枪毙这批疯狗！”
43年后，汉语中的“骂人话”，融合成“可鄙的模式”，在社会上泛滥。“文化大革命”中，人们这样使用语言：“砸烂×××的狗头！”“油煎×××！”“火烧×××！”八
萧伯纳如此评价托洛茨基——“像莱辛所说的那样，当他砍下对手的头时，把它举起来，让人看到头颅里没有脑子，但他却不伤害他的牺牲者的人格。……他使他的牺牲者的政治声誉扫地，却让此人保全面子。”
然而，托洛茨基自己的结局却是——被人从背后用冰镐砍中头颅，夺走生命，又被伤害了人格，政治声誉扫地，面子也全没了。
可爱带来可悲，难道是书生的宿命？九
早在1904年，托洛茨基就准确地预言了从“集中制”到“个人独裁”的具体演变途径；早在十月革命刚取得胜利之时，他就准确地预言了资本主义的衰落并不意味着这座大厦就要轰然倒塌；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他就准确地预言了其纳粹本质和将给人类带来灾难。
伊萨克·多伊彻说：“托洛茨基具有第六感官。”
依我看，与其说他“具有第六感官”，倒不如说他具有某种“高度”——“他的生活使他升华到如此的高度”，“任何人间的力量也不能使他离开这个高度”。
占据着这样的“高度”，还有什么能逃脱他的视野？（注：文中有关史料，均引自《先知三部曲》）闲居时的断想（之三）一
人类建造的高楼，既可能毁于“9·11”那天的飞机，也可能毁于“9·11”之后的提款机。
戴维·卡勒汉在《作弊的文化》一书中披露说，世贸大楼相继倒塌时，信贷联盟的“提款机”联机失常，“无论存款总额高低，会员想提多少就可提多少。风声走漏出去之后，会员争先恐后去提款。多达4000名会员的提领总额超出存款”，“有一名会员在9月下旬至10月中旬使用提款卡超过150次”。信贷联盟寄信催讨，仍有1500万美元无法追回，只得报警处理，“逮捕了数十名嫌犯”。
人类出现危机，不能怪飞机，不能怪提款机，只能怪自己。二
文化在起点上就作弊，使作弊形成一种文化。“距离世贸大楼留下的柏油坑不远处”，戴维·卡勒汉说，“有一所高中”，“整个校风绕着作弊打转”，“超级聪明的学生有如太阳，作弊的行星则绕着这颗恒星团团转”。为了在赢家通吃的社会中考入名校，“学校不太培养求学好奇心，一味专注在成绩上”。
这样的学校太多，竟使戴维写了整整一章。
我们习惯于埋怨身边的猫腻，殊不知，远在天边的同样暧昧。
我曾写诗说：“啊，起点，你最公道，人们平等地站在你这里，各就各位，预备——跑！”
现在，只得改成：“啊，起点，你有蹊跷，人们平等地站在你这里，各怀心思，预备——偷跑！”三
从《南方周末》得知：美国有个“羞辱项目”网站，其性质“极左”。
为了铲除“资本巨怪”，该网站把他们认定的“资本走狗”的相片，挂出来“游街示众”，并自撰这些“走狗”的“罪行条文”，公布揭露“罪行”的大字报（他们自称为“报告”）。
这种“大字报”，比中国当年的大字报，传播得更快、更广。“极左”不是某几块国土的“土特产”，“极左”是人类天性中的寄生物，不管在地球哪个角落，只要一有适当的温度，它就会从人性的“盒子”里，堂而皇之地爬出来。四
从理论上推算，“极左”不喜欢孔夫子。
比如，孔夫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红色高棉”则是：“己所不欲，偏施于人”——
男女之间谈对象，由组织安排时间地点；择妻时如个人无合适者，由领导指定；结婚后，新婚夫妇度过“蜜周”后便各自回到自己的工(1)地或村子，彼此间不得通信，一年中只有两次相会，每次45天。
最近，乔森潘、农谢坐在受审席上。不知法官是否抬出孔夫子的话，给他们洗洗脑子？或者追问一句：“你们的老婆是组织分配的吗？”五
9岁女孩意外打死教练的“枪击案”，搅乱着美国人的心。
枪能打死人，控枪有利于社会治安——这是一条普世价值。但是，“美国可以改变许多事情，却改变不了枪支法”。
普世价值一旦遇到“利益牵扯”，只好乖乖让路，变得毫无价值可言——这会不会也成了一条“普世价值”？
别再“自我神圣”了好吗？在对“普世价值”喊“Yes”或者喊“No”的时候，最好看一下自己的“臀部”：有没有夹着“利益”的尾巴？六
从得克萨斯州出来的那位美国前总统，绘画艺术进步得真快，色彩、线条、勾勒技巧，越来越逼近专业水平。他的闲情逸致，让人想起三个字：淡定哥。
我却纳闷：面对今天伊拉克的一派乱象，他内心不起一丝波澜？那支描红涂绿的笔，怎能如此轻巧，一点也不抖颤？当年不顾全世界反对，闯进去打了再说，一句“误信了情报”，够用吗？
对“西方人有深深的忏悔意识”一说，本人表示深深的怀疑。七
据说，男人移民有八大好处：大男子威风摆不起来了；一身官气消磨得差不多了；再阔的身价也知道收敛了；吃吃喝喝再也没啥机会了；和大陆红颜知己都失联了；洋妞辣妹面前知道自卑了；各类爱好被消磨得差不多了；家里杂事知道自己动手了。
结论：“要改造男人，移民是个最好的方法，没有之一。”（引自加拿大《环球华报》文章）
谢天谢地！国民性的改造，总算找到唯一最佳的途径——移民！这倒也省力，只需打点行装，走出国门，男人的素质立马得到整体提高，于是女人的幸福指数随之上升，社会和谐从天而降。
建议：国与国之间互相移民，实行史无前例的“大对调”！八
法国前总统萨科齐说：“自由资本主义终结了，万能权威的市场也终结了。”
史蒂夫·福布斯等人反问：“资本主义真的是一无是处吗？”并以“重新审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是否道德”等一系列研究课题，证明了资本主义目前的生命力与市场的合理性。
前者的话，符合其个性——心血来潮，率性而说；后者的话，也符合其个性——冷静思索，执着探讨。
否定，是省力的，宣布一下“终结”，就拍拍屁股走人。肯定，则要花力气，拿出证据来，拿出理论来，拿出方案来。
别以思维的偏执取胜，别以调门儿的分贝争强。20世纪在这方面留下的鉴戒，多了去了。
(1) 引自王爰飞：《波尔布特》，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闲居时的断想（之四）一
雍正十二年三月的一天，俞鸿图的末日来临了。
这个河南学政，因牵连泄露考题、纳贿营私一案，被腰斩；斩为两截后，上身仍有知觉，手蘸着鲜血，在地上连写七个“惨”字，然后痛苦地死去。雍正得知惨状，遂下令废除“腰斩”酷刑。
据说，这是野史的记载。正史——《清史稿·世宗本纪》却是这样写的：“戊戌，河南学政俞鸿图以婪赃处斩。”既没说“腰斩”，也没说雍正废除“腰斩”。二
野史为何要如此“撒野”？
谁知道呢？
反正，这样一来，客观效果便是留住了“痛点”，突出了“痛点”，加深了“痛点”，把“痛点”最大化了，让人们提到俞鸿图，立马想到七个血淋淋的“惨”字所传达出的“痛”。三
这是“痛点思维”下的一种演绎。
然而，离历史远了点，离文学近了点。四
人类真聪明，“痛”也可以拿来做发财的催化剂。
从网上发现，“痛点思维”时髦起来了，在生意场上被尊崇为一门学问——
企业要推销产品吗？你必须戳中消费者的“痛点”：“给用户感觉，不来购买你的商品就会痛，会在错过之后感叹‘啊！多么痛的领悟’。”
甚至，“找痛点是一切创新的基础”，“要想找到用户的痛点，必须像脑残一样思考”——有位署名“金错刀”的作者，这样写道。“脑残”恰恰是“智略”啊，为了让企业获取利益最大化！五
但有时，找到了“痛点”，也未必能创新。
一位到某市打拼的晚期肺癌患者，为了让妻子落户该市，解决妻儿的生计问题，用狂吃药来延续生命，从患病至今，已坚持了30个月，远超同类病人的生存时间。但距离报户口的日子还有一年多。他不敢死，每日用24粒吗啡硬撑着！
可怜啊！这位患者已让自己的“痛点”最大化了，但除了免费给他发放止痛药，整个世界束手无策。
人类早已能登月了，对攻克癌症却无创新。医生们总该有点志气好不好？总得来点突破好不好？总要努力成为当代“华佗”好不好？而不是满足于每天上下班、发发“止痛药”！
医学界的“痛点”越低，医学才能越进步。六
难道老天爷不认可“痛点思维”？不然怎么会在4月13日这一天，让两位坚持“喊痛”的重量级作家相继离世？
呵呵，君特·格拉斯！爱德华多·加莱亚诺！七
君特·格拉斯说：“作家就其本义而言，是不能把历史描绘成太平盛世的，他们总是迅速揭开被捂住的伤口。”揭开伤口，当然痛。格拉斯在不断“喊痛”，把“痛点”最大化。
格拉斯在“关闭的大门”背后窥视，发现“食品柜”里有“吃剩的骨头”，发现有人贪吃“神圣的乳牛”。他乐于与失败者站在一起，评点历史进程。
他用作品，让大家记住德国纳粹带来的历史伤口，从而引导德国走上正路。其“痛点思维”，意旨明确。八
爱德华多·加莱亚诺说：“拉丁美洲是一个血管被切开的地区。”切开血管，当然痛。加莱亚诺在不断“喊痛”，把“痛点”最大化。
加莱亚诺的灵感，来自每一天在路上听到的许多声音。他所描述的，是拉丁美洲屈辱的过去。他的笔，一直在鞭笞“向穷人开战”的“罪恶世界”。
他用作品，让大家记住拉丁美洲被殖民化的历史伤口，从而呼唤这片土地走向独立、富裕。其“痛点思维”，取向清晰。九
留不住他俩的肉身，但愿留住他俩的“痛点思维”。十
面对同一种痛楚，人的“痛点”有高，有低。
有人直陈痛感，有人含蓄暗示，有人用“笑点”化解“痛点”。
在满世界絮絮的声音中，有位资深翻译家说：“我们这一代人的‘痛点’比较低，对别人见怪不怪的事情总觉得触动、愤慨、忧心忡忡。不好的事情，既然我看到了，就没法视而不见、不说出来。”
满头白发，没让她的“痛点”萎缩。
这让一头乌发、浑身找不到“痛点”的人，心生羞愧。十一
一位老杂文家说：杂文，是“喊痛”的文字。
1987年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我接过老一辈编辑手中的专栏，开始编杂文，一直编了二十年。我发觉，从天南地北涌来的杂文，都没有吟风弄月、歌莺舞燕，而是寻找各种“伤口”，诊治各种“伤痛”，让失忆者恢复记忆，让麻木者有点警醒。
哦，什么叫“喊痛”，如何来“喊痛”，我渐渐地，总算弄懂了！在美国读《论语》
于丹讲解《论语》，反响不一，但能让大家提起兴致，去钻研“孔学”，总是好的。譬如这回，我去美国，随身的书，只带了一本《论语》，就是想在西方最现代化的环境里，回望一下中国最古老的思想。
越回望，就越觉得，孔夫子深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
放下《论语》，忽然想起，若干年前，那个“用中国文化拯救全人类”的命题。对这个命题，季羡林先生投赞成票，李慎之先生投反对票。1997年秋，我在北京，采访李慎之先生，他说：“季羡林讲人要与自然做朋友，中国人最能做此事，中国文化才能拯救全人类。他这种观点，信徒很多。其实，‘天人合一’是指人的道德觉悟直通于天，良心通天。至于环球保护，纯粹是近代科技问题，要靠外国的先进技术。”当晚，我给季羡林先生打电话，问他能否针对这些不同意见写文章辩论。季先生很大度，说不想写文章，让别人去说吧。
季先生，李先生，都是学者。学者之论，既高且深，常人难以置喙。我只能就近取材，谈一点在美国读《论语》的感受。
比如《论语》中，孔子提出的一个口号——“君子周急不继富”。意思是：君子应当救济那些急需资助的穷人，而不应去接济那些富人。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孔子回答：“何事于仁！必也圣乎！”把救济贫苦百姓的人直接呼为“圣人”，是孔子对“仁”的诠解。
我在美国，到过六个州，适逢这里经济不稳，油价飙涨，房市崩跌，各种费用节节上涨。加州部分城市甚至流行住在车里，以省房租。
但报纸上说：“日子不好过，爱心不打折。”单是去年全美慈善捐款，总金额便超过3000亿美元。比尔·盖茨退休，宣布将580亿美元财产全数捐给慈善事业，不给子女留分文。有消息说：“不少中国富豪羡慕有余，自愧不敢与盖茨的豪气相比。”
我想，盖茨未必听说孔子有过“君子周急不继富”的训示，也一定不会因为他老人家颁布了评“圣人”的“职称标准”，才去“博施于民”，争当一回“圣人”。至于奥巴马的竞选口号“富人增税，穷人减税”，更像是“君子周急不继富”的现代版，但也没有听说奥巴马与他的竞选团队是从《论语》里汲取灵感的。
再比如，孔子说过：“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于比。”对这句话，历来有多种解释，我取一种，即君子对于天下之事，没有规定一定要这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能那样做，而是怎样做符合道理，就怎样去做。
我在美国西部气候宜人的硅谷，住了半个月。谷歌的王勇博士，用纯正的普通话告诉我，他们每周可利用一个工作日做自己的事，自己决定今后的研发方向。也就是说，上面没有规定所属员工，一定要这样做，一定不能那样做；而是鼓励大家，怎样符合道理，就怎样去创新。
谷歌今日之辉煌，可歆可羡。但谷歌的决策者、工作人员，包括王博士，事先未必读过《论语》中“义之于比”这段话。他们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
展开来讲，美国社会，只要遵守法律，按规定纳税，则经商、从教、发财、做学问，尽可按“怎样好，就怎样做”的原理，去自由地进行，没有“一定要这样，一定不能那样”的框框，颇有点孔子“义之于比”的神韵。但他们似乎并未受过孔子的调教，当然也无须“孔学”去拯救。
至于《论语》中，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来，先问“人伤着没有”，而不问马如何，这种人本思想，在美国人中，也常有体现。他们该不会是听了“马棚失火”的故事后，才去提升人本意识的吧？
我们这辈人，再注意养生之道，也活不到21世纪末，无法知道21世纪内，中国文化是否能拯救全人类。作为中国人，为自己国家的文化感到自豪，完全应该。但摆平一下心态，也很要紧。不要轻易搬出“拯救”两个字，好像这世上，总是谁在教化谁，谁在滋润谁。各国、各民族的人，大家都食五谷杂粮，都有过感冒咳嗽，都会“吃一堑长一智”，都能独立地形成普世价值观。这些价值观，相同，相似，并存，互补，交相辉映，不存在谁拯救谁的问题。说“拯救”，有点一厢情愿。灯下的思维一
我坐在灯下，读报。
报上说，《百家讲坛》最近遇到困境：四大名著，唐诗宋词，正史野史，该讲的几乎都讲到了，还能讲什么呢？……一个话题，翻来覆去地讲，反反复复地重播，观众难免会烦。而这跟主讲人的外在形象、语言感染力无关。这些被《百家讲坛》栏目捧红的“学术超男超女”们即使想救主，可也是无能为力，因为内容没有出新。二
我坐在灯下，读书。
书上说，率领太平军造反的洪秀全，“留给后代一个‘不应当这样干’的难得的标本。可惜，这个标本却长期被误读。很有几分像《红楼梦》里的风月宝鉴之被正照”。“几十年来，顶着连他自己做梦也没想到的光轮，被美化、被歌颂，以至于没有深入揭示他留下来的教训，这真是历史和历史论著的双重迷雾。”（引自潘旭澜《太平杂说》一书）三
我坐在灯下，茫然。
一边在说：该讲的历史几乎都讲到了，翻来覆去，内容没有出新；一边在说：历史和历史论著存在双重迷雾，某些标本长期被误读，需要辨别、澄清。
既然有存在争议的历史，需要触及，需要展开，怎么能说历史已被讲完了呢？
同一片蓝天下，人们的心并不相通。四
太平军造反，是不是历史？是正史，还是野史？如果不该讲，那么请问：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
马克思说过的，该不该讲？《太平杂说》一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的两段话：
太平军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 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五
现在的《百家讲坛》，十分热闹。
拣年代久远的讲，拣买了“综合保险”的讲，拣热热闹闹、无伤大雅的讲。
就像有些文化散文，漂亮，精致，潇洒，但外面围着三道安全系数。相比之下，我更愿意读读粗实的杂文。因为杂文敢于拨乱反正，杂文具有“风险美”。“风险美”应该是“杂文美学”的一个范畴。“风险美”也应该是《百家讲坛》上，对“学术超男超女”的一条评选标准。《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想救主，真的“无能为力”了吗？六
2001年夏，在北京西部的“盘龙山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初评会议上，我听到一位权威的老作家说：“假如没有别的因素的话，潘旭澜的《太平杂说》是应该评上奖的。”
因为世上没有“假如”，所以该书没有获奖。
与“学术超男超女”的热闹、风光相比，潘先生的“风险美”是寂寞的。七
但潘先生甘于寂寞。他知道寂寞是因为有价值。据说他讲课时，两手常常对称地朝讲台上一撑，形成一个稳稳的等腰三角形。他有一种定力。
可惜，我与潘先生缘悭一面。我17岁时经过复旦大学教师集体宿舍门口，看到门上写着他的名字，没见着他；55岁时收到他签名的《太平杂说》，也没见着他；当我59岁时，终于见着他了——是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向他三鞠躬，他却没有反应了。烧
一堆枯叶，一把明火，浓烟勃然而起，枯叶倏而成灰。每回秋暮，倚窗凭栏，就可以俯视到楼下大院焚毁枯枝败叶的情景。
烧得多快，烧得多彻底。
关于“烧”，《史记》是这样写的：
秦始皇时，“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
而项羽呢？“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致使宫殿之类“皆以烧残破”。
两位是冤家对头，见解却很一致：一烧百了，“金木水火土”中，火是最迅速、最彻底的剿灭手段。
这种见解，过了2100多年，仍有市场。在“火烧”“横扫”之类的动词突然吃香起来的那年，我们《文汇报》所在的上海圆明园路（北京圆明园也和“烧”结过缘）上，堆放着成千本所谓的“旧书”，炎炎火势，席卷而去。烧者和观者，雀跃以待，天真得类乎看万花筒的儿童。
天真，是一幕让人看不懂的剧。但看得多了，也能明白点什么。1967年初夏，我在北京，采访诗人闻捷。一个多小时的命题谈话结束后，他站起来，送我出门。“你人怎么长得这样高？”他问我。
我想，时间紧迫，“人高”就不谈了，还是谈谈他的作品水平之高吧，我应该趁此机会，表示一下对他诗歌成就的敬意，他是我在学生时代就十分崇敬的作家。“您的《天山牧歌》《复仇的火焰》，写得好，我读过。”我说。“我那些诗”，他摇摇头，“都要烧掉的！”
我顿时生起一种悲凉感。过了好久才想到，闻捷或许是受了郭沫若影响，说要烧掉自己的著作；抑或是一种防御手段，在不熟悉的初访者面前，借以保护自己。后来他又活了4年，好像并没有烧诗的举动。
我没有读过戴厚英的小说《诗人之死》，但闻捷之死，给她留下的抹不去的痛，是可以想见的。闻捷用“烧”字，筑一道安全屏障，可最终，还是没能安全，种种凶险，逼得他毁灭了自己，走进无边的黑暗。
我的工作，与“烧”字还有过另一种联系。1990年，溥仪夫人李淑贤，托人送来她的文章，是写溥仪在“文革”初期，因害怕而烧掉自己的日记，李淑贤在旁看着可惜，不让溥仪发觉，悄悄把一部分日记从火中抢救出来，从而保存了末代皇帝新生以后心路历程的实录。
我读着，觉得溥仪固可同情，而李淑贤更属不易。面对一片烧得通红的火光，不怕烧身之虞，敢于拯救“遗产”，真是有眼力、有魄力。
我隐约感觉到，此文在外地发表遇到阻力，才被千里迢迢送来上海。我决定帮忙，于是替文章改了个题目——“末代皇帝的最后遗产”，刊登于《文汇报》。后来，李淑贤托便人到上海，送了我一本她签名的《溥仪的后半生》。再后来，我到长春参加会议，与一批杂文家参观溥仪当年的“伪皇宫”，偶然听人说起，李淑贤对文章能见报，很高兴，说是“出了一口气”；同时，她对标题的修改，也颇满意。
我庆幸自己没有埋没好文章。它以熠熠之光，照出一行铭文：火能烧掉许多东西，却烧不掉人的良知。在霍桑的“字汇”里
一样劳动，两样待遇，难免让人不平不满。
侦探小说，便有这种遭遇。名曰小说，却被看成“旁门左道”，被撇在文学史的外面。20年前，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作家评传丛书”中，理直气壮地替侦探小说正了名。于是乎，程小青笔下的侦探霍桑，又神清气朗，站在大家面前。
范伯群说：“霍桑这一形象及其品质，有许多值得称举的地方。”还列举了霍桑的话：“希望是同呼吸一起存在的”“绝望的字样在我的字汇中是没有的”，以为佐证。
那么，霍桑的“字汇”里，究竟有些什么字样？我们且以《案中案》这一小说为例，来解剖麻雀。小说开头，是女医生朱仰竹被黄丝带吊死在一扇后窗的铁横条上。警察厅探长汪银林断定，是美术学校学画的女子沈咏秋，以为朱医生要夺走自己迷恋着的帅气画师薄一芝，而受妒焰刺激，设计行凶；同谋者，便是薄一芝。
于是，我们来瞧瞧霍桑是如何施展其看家本领的：“由表及里”——这是霍桑“字汇”里常有的字样。当汪银林鲁莽地拘捕薄一芝后，霍桑却从表象——薄一芝竭力替沈咏秋辩护，以及死者衣袋里薄一芝给她的信的措辞，迅速抓住本质——薄一芝是有人格的男子，不是“佻猥的无赖”，更不是凶手。因此坚持要汪把薄一芝放了。“想过一想”——也是霍桑行之有效的字样。他从朱仰竹的皮包在地板上留下的两粒泥点，思索出：薄一芝的同学、行为不端的急色儿孙仲和，有重大作案嫌疑。“采证审慎”——霍桑相信刑事心理学权威葛洛斯的观点：采取眼见证人的证语有特别审慎的必要。因为人们在匆忙或无意中所感受的印象，事后回忆，往往会把黑衣说成青衣，胖子变瘦人。因此，他把朱医生的仆妇蔡妈提供的模糊见证给否定了。“忌用刑讯”——突然，孙仲和也被人杀死了。当他的包车夫林根“咬着嘴唇”，拒不提供死亡真相时，汪银林想叫他“吃几鞭再说”，被霍桑制止。“独立判断”——当汪银林断定，孙仲和家的老仆陆全，是杀死孙的凶手时，霍桑并未听从，而是独立作出了符合事实的判断：真正的凶手是孙仲和自己，他是看了妻子谴责他外遇太多并与他拗断的信之后，服安神药水自杀的。陆全得知孙仲和想糟蹋有医德的朱医生不成，杀害了朱医生，因而义愤填膺地替朱医生复仇；但陆全行刺的是孙仲和自杀后的尸体，这从孙的背部伤口外面丝毫没有血迹，可资证明。
一桩扑朔迷离的案件，就这样被霍桑侦破了。
我读了《案中案》，联想起如今河南省赵作海一案。1998年2月，河南商丘某村民失踪，后来挖井时发现一具无头尸体。公安机关把同村村民赵作海作为嫌疑人拘捕。赵作海受不了刑讯逼供，多次作了有罪供述，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10年4月，失踪者突然归来，让村民们吓了一跳，真相浮出水面。赵作海被无罪释放。
我突发奇想：假如当初请霍桑来侦办此案，会怎样？
第一，他会细心地寻找蛛丝马迹，对井里发现的无头死尸，从不同角度去分析，确证是不是失踪者的真身；第二，他对被告人，不会罚跪、不给饭吃、铐在床腿上、长时间不让睡觉，不会用枪敲其头砸出血来，使之胡乱吐出供词；第三，他不会盲目服从刑警队头头脱离实际的指令，而是遵循孟老夫子“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的古训，用脑子“想过一想”，然后再行动；第四，当没有发现真凶，而所有的疑点都不足以构成对被告人定案的充分依据时，他不会为了交差，去牺牲被告人的自由，而会释放被告人，犹如在《案中案》里，他果断放掉薄一芝那样。
结束幻想，来看现实。近日，我读到某报前些时候专访河南省高院院长张立勇的“对话录”。其中讲到，赵作海被无罪释放后，当时履新不足4个月的张立勇登门道歉。张氏说：“我去问他（赵作海），你怎么在监狱里11年都不喊冤叫屈？他回答，我如果喊冤、不服判，那我一辈子就出不来了，我认罪悔过都是为了减刑啊！只有尽快出了监狱才能申冤。我当时听了很心酸，明明不是他杀的，他还要悔过、服判……案卷里除了他的名字是真的，证实他犯罪的所有证据全都是不可靠的。”
张氏又说，最近，河南的法院，又在“没有发现真凶”，“亡者没有归来”的情况下，以证据不足为由，对“承诺”判死刑、结果关了12年的“杀人”嫌疑对象李怀亮，宣告无罪。
这是司法的觉醒——用无辜者的鲜血、眼泪、惨叫、妻离子散，换来的。
只可惜，程小青1976年去世了。假设他能活到今天，我猜想，以他的毅力，很可能会将“霍桑探案”系列写下去。霍桑的“字汇”里，一定会注入时代元素，出现新的字样，比如张立勇所反复强调的“无罪推定”“疑罪从无”“打击犯罪、保障人权并重”“不枉不纵”“杜绝冤假错案”“纠错”“乐见批评”“买单”（不能拿公民的自由和生命，为证据不充分、事实不清楚来买单）、“心酸”（见到人权受侵犯而心酸）等。
文学推动生活，生活也推动文学。1965年的话题
史学家写史，与文学家写史，总归不同，一路走去，不但步步要考据，而且攻瑕索垢，剖璞呈玉，态度冷静端方，不耍浪漫脾气。这就使读者，觉得可靠、放心。
但有时，上挂下连，生发开去，疑问免不了还是有的。
这一回，因为我要写点东西，同明朝有关，便研读起吴晗的《朱元璋传》。吴晗治明史，据说开初还是胡适的主意，觉得明朝离得近，年轻人治研，相对容易些。吴晗听从建议，取得成功。《朱元璋传》，便是其四易其稿，汇聚了20年心血写成的。
书中第272页，写翰林院编修张某，因说话出纰漏，被贬作山西蒲州学正。后来写庆贺表，有“天下有道”“万寿无疆”字眼。朱元璋记得张某的名字，发怒说：“这老儿还骂我是强盗呢！”便新账旧账一块算，把人抓来当面审讯，说：“把你送法司，更有何话可说？”面对如此严峻场面，张某说：“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死也不迟。陛下不是说过，表文不许杜撰，都要出自经典，有根有据的话吗？天下有道是孔子说的，万寿无疆出自《诗经》，说臣诽谤，不过如此。”朱元璋被顶住了，无话可说，想了半天，才说：“这老儿还这般嘴强，放掉罢。”
张某有胆量，有策略，敢在朱元璋面前，援用朱元璋的话救自己。张某捡回了一条命。
史料是真实的，引用是完整的。我的疑问也来了，像冰冷的雨点，滴溜，掉在心头——吴晗写到了张某，可吴晗自己，为何不学学张某？1965年，姚文元发表文章，批他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给他扣上吓人的帽子，推到类似张某的地步。一般人不知晓张某，也就罢了，吴晗摘引过史料，应是记忆犹新的；为救自己，他至少该套用张某的话，这样讲：“只有一句话，说了再批判也不迟。最高领导前几年不是说过，要宣传海瑞的刚直不阿的精神吗？我是遵照这个精神，才编了历史剧《海瑞罢官》的。说我影射，不过如此。”
似乎没有材料证明，吴晗去向最高领导作过类似口头的辩白，包括书面的。假设，辩白过，又怎样？我们只知道，历史是走了后来那条路的。
姚文元批《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那时我已进《文汇报》，在农村搞“四清”。11月10日，正巧回来休假，走到二楼楼梯口的评报栏前，看见这篇文章下面，插着两面纸做的小红旗。那时，每日评报，评上好文章，可插一面旗；至于插两面旗，极少有，因为这等于告诉人们，这是一篇特佳文章。从评报栏，转个弯，走十来步路，便是总编辑陈虞孙的办公室。陈虞孙脸色严肃，不苟言笑，使我辈年轻人，心存敬畏。姚文元这篇文章，什么来头，别人不清楚，陈虞孙也不会随便说。当然，对批判吴晗，正直的陈虞孙内心是不愿意的，但那年代，除了签字照发，他又能说什么？北京拒批《海瑞罢官》，上海《文汇报》却开了第一枪。
如此想来，将1965年的吴晗，与明朝的张某，放在一起评估，说吴晗缺少张某自救的勇气，实在是苛求吴晗了。吴晗比起张某，背负着更重的担子。他面对的是一个时代，江青等人在打着红旗反红旗；他面临的是“全民大裹挟”，就连评报的人，也只有众口一词、插两面红旗的自由，没有了解发表背景的自由，谁若写文章商榷，对不起，一概被网住，扫荡！吴晗何尝不知，应当追问一下政治诚信问题？（“政治诚信”作为名词，在1965年前后，似乎未见流行。但意思差不多的词语，是有的，比如“说话算数”——展开来讲，便是：说话要算数；出尔反尔，不算数，说它干吗？）但时代容不得他这样去问，他凭自己的人生经验，无法解答从天而降的难题。他1964年写《朱元璋传》自序，说“我所拥有的知识还是很有限的”，到1965年，这种“有限”就被证实了。
1965年，风调雨顺，吃穿不愁，但1965年的话题，却显得沉重。那一年出生的婴儿，到如今2005年，已届不惑之年。怎样做到不惑？就是要增长知识。我们总该有些长进，才对得起40年来，一日三餐的白米饭。譬如，既懂得，保持知识分子独立、坚定的灵魂，像萨义德所说，“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对权势说真话”；又懂得，知识分子的地位是脆弱的，不能脱离时代真实，给他们压过重的担子，像俄罗斯哲学界有些人，反思苏联历史，把兴废隆替、精粗美丑，什么样的责任，都推给知识分子承担，仿佛苏联历史，是由知识分子掌控的历史，这就让人掉进雾中，不明所以了。人话一
人说的话，不一定就是人话。人话，是站在人的角度，替人着想，符合人性的话。二
今年元旦，我待在家，闲着没事，拿起《赫鲁晓夫回忆录》，最新出版的，随便翻翻。
此公被挤轧出克里姆林宫后，又活了七年。赋闲之躯，被无边的寂寞，惆怅，包围了。据说寂寞能让人冷静，冷静能催人思索，那么思索呢，自然而然，能益智了。
他回首往事，说了一些话。三
先是对《日瓦戈医生》。
这部小说，表现了旧知识分子的命运。作者帕斯捷尔纳克希望能在苏联国内出版。管宣传的苏斯洛夫不同意，结果小说在国外问世，还评上了诺贝尔奖。群众受到煽动，在作者家门前示威，丢石头，打碎玻璃窗，喊口号，要将作者赶出苏联。作者迫于压力，拒绝领奖；不到两年，忧愤而死。
赫鲁晓夫回忆说：“我认为，在事情发展的那个阶段，除了苏斯洛夫而外，没有一位要人读过那部小说。我连苏斯洛夫是否读过都表示怀疑……我没有读过就相信了，就采取了对于创作者最有害的行政措施。”“正是这一禁令带来了诸多祸害，给苏联造成了直接损失。”又说：“不能以警察的方式去给创作者下判决书。”“我在此类问题上不该支持苏斯洛夫的。对作者承认与否，就让读者去决定吧。”
有人问到他与苏斯洛夫一起共事，干吗要忍耐，他说：“此话不假，是我错了。”四
接着是对索尔仁尼琴。
赫鲁晓夫当初支持了索尔仁尼琴的处女作，描写劳改营生活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发表。他下台后，该小说被批，作者也被作协开除。
赫鲁晓夫回忆说：“索尔仁尼琴并无任何罪过。他发表自己的意见，写自己的经历，写个人对于他在劳改营里打发日子的那种条件的评价。……如果他写得不好，人们就不会读他的作品。如果他是诽谤，那就应当追究责任，然而是以法律为准绳。看来是无须追究，是害怕真理。这里同事情的艺术方面毫无关系。他享有我国宪法载明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主要的评判人是读者，也就是人民。”五
然后是对抽象主义，对艺术上的时髦。
赫鲁晓夫回忆说：“抽象主义并不是艺术中的新流派，它早已存在，早已有一部分知识分子反对这个流派。”“我过去和现在都从内心里反对文学、绘画和雕刻中的此类流派。然而这还说明不了任何问题。不能用行政警察手段来反对创作知识界中出现的问题，无论在绘画、雕刻还是在音乐方面都不行！”
他说：“女孩子一度都穿短裙子。后来又出现了长长的连衣裙。音乐艺术和其他方面的时髦也在起变化。对这种变化应当更加宽容。”“一定要更加大胆地为创作知识界提供发表意见、行动、创造的机会。创造！”六
赫鲁晓夫口授这些话后，没几天，心肌梗死，撒手西去。这姗姗来迟的话，于作家何补？于艺术家何补？说了也是白搭。
但晚说总比不说强；说“我错了”，总比文过饰非，硬撑着不认账，找理由辩解，来得好些。
赫鲁晓夫是有争议的人物，做过许多错事，出过许多洋相，说过许多官话、套话、屁话。但凭良心讲，上述这些话，是用人的语言说的话，是维护人的利益的话，是人话。赫鲁晓夫的细腻
赫鲁晓夫此公，被世人评价为“头顶最秃，胆子最大”。他行事喜欢大刀阔斧，线条常常有些粗疏。但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36章，我却读到了两个字：细腻。
先说年轻的苏联钢琴家阿什克纳济。他演奏出色，得过大奖。老婆是个英国人，不肯去苏联，而他们夫妻关系很好，还有孩子。于是，阿什克纳济来到伦敦的苏联大使馆，问怎么办。赫鲁晓夫听了下属汇报后，明确提出：“我们给他发放一个国外护照吧，期限他想要多久就多久。他有了这个护照，只要愿意，随时都可以来苏联。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如果我们强行要他回国，他大概就不回来了。他并不反苏，可是我们却硬要人为地把他变成一个反苏的人，因为如果他不听从我们的意愿，那就会将自己与苏联政府对立起来。马上就会有评论家和解释者煽动他的反苏情绪，我们干吗要逼出这样的人呢？如果他住在伦敦，常常回来开音乐会，那又能出什么事呢？他是一位音乐家，自由职业者，他仍将在自己祖国的音乐会上演出，始终是苏联的公民。”
一举两得：既保护了阿什克纳济的清白名声，又维护了其家庭——赫鲁晓夫退休三年后，仍在为自己当年的决定感到自豪。每逢阿什克纳济到莫斯科演出，他就打开收音机，凝神聆听。他此时的欣慰心情，可以想见。
还有一例，是著名钢琴家里希特。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报告说：“有关部门反对里希特出国，因为其母亲住在西德，出去后可能不回来。”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失去这位大钢琴家，将是国家的损失，但还是决定：“让他去吧。”有人又要求里希特不要去西德。赫鲁晓夫说：“要是在他被迫做出保证不去西德与母亲会面之后，才让他跨出我们的国门，那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恰恰相反，应当劝劝他：‘您这么多年没见过母亲了，去和她见见面吧。’不要让他感到我们反对这种事情。”
人性的关怀，起了温暖的效应。里希特到西德见了母亲后，如期回国。
第三例，是芭蕾舞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她舞姿优美，在苏联首屈一指。但出国演出，总没有份，理由是她不可靠，有“一去不复返”之嫌疑。有一次，芭蕾舞团又要出国演出，普利谢茨卡娅给赫鲁晓夫写了长信，说她是爱国者，对她不被信任感到委屈，希望相信她的人品。赫鲁晓夫将此信复印，让党中央主席团全体成员传阅，并建议让她出国演出。有人还是不放心。赫鲁晓夫表示：“她说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相信她的话。缺少信任就无法生活。即使她写的不是实话，只不过是为了脱身，好吧，那也没什么，我们能担当。”
结果呢，普利谢茨卡娅出国演出后，载誉归来，为苏联芭蕾舞艺术争了光。
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当初扣住普利谢茨卡娅，就可能毁掉她，或者把她变成反苏分子。为此，他强调说：“最脆弱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心理，所以应当加以呵护，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漫不经心的一步就可能使一个人失去自制力，结果成为一生中决定命运的一步。我为做出了正确的决定而骄傲。”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又是一例。赫鲁晓夫对她在特殊家庭里的坎坷命运以及不幸婚姻，深表同情；而对于她离开祖国，向外国寻求帮助，给西方的造谣生事者提供口实，则认为是“一种无可辩解的愚蠢行为”，予以谴责。但他认为，如果当初换一种方式对待她，可能事情就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他假设说：“在她到大使馆去说她需要在印度逗留两三个月的时候，应该这样回答她：‘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干吗才三个月呢？您办个为期两三年的签证好啦。您也可以领取长期有效的签证，一直住在这里。到您想回的时候，再回苏联好了。’应当给她以选择的自由，从而让她精神上坚强起来，表明她是受到信任的。”
当然，斯韦特兰娜最终选择在美国度过余生——那已是赫鲁晓夫去世十多年后的事了。
政治上信任，选择上自由。但即使这样，也会出现辜负信任的情形。苏联当时有两亿多人口，赫鲁晓夫认为：“其中当然既有纯洁的人，也有不纯洁的人……不纯洁的人一旦浮出水面，他们必将被浪涛冲离我们的海岸。让他们随波逐流去好了。”“我认为应当向苏联公民提供按照自己意愿选择居住地的机会，这样的时机已经到了。”
赫鲁晓夫的细腻，在于懂一点人的心理，有一点人情味。在20世纪60年代严峻保守的氛围下，有如此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眼光、关注人性的眼光，实属不易。实际上，政治与人性，不是对立的；“人性”这东西，拿捏得好，会让政治充满人情味，从而赢得民心、融入世界。雍正、卡耐基与王石
最近读三本书，一本是雍正皇帝的，一本是卡耐基先生的，一本是王石董事长的。
雍正一书，全是“御批”，传密旨，示权谋，令内外臣僚，一体恪遵。有一则，是对河南巡抚田文镜说的：“你若信得过自己，放心就是。金刚不能撼动朕丝毫，妖怪不能惑朕一点。你自己若不是了，就是佛爷也救不下你来。”
雍正的本意，是显示自己“为人居心真正明镜铁汉”，要田文镜在整肃纪纲时，毫不手软，不怕得罪人。前提是：要信得过自己。
卡耐基一书，谈“人性的弱点”。他提醒人们：“要想发觉真正的自我——也就是我们与他人不同、真正具有价值的地方——则必须先去除许多人性的束缚，诸如：恐惧、畏缩、自我疑虑、迷惑及僵化人性中心思想的种种积习。”卡耐基的本意，是要大家相信，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要“了解并喜欢你自己”。
王石一书，是“管理日志”，逐条总结了自己的创业历程。他说：“坚持做你认为对的事，不要被周围的形势所左右。”“我王石本人就是棵摇钱树！”王石的本意，是让人们相信：“最大的对手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自己。”
我受三位的沾溉，生出几点感触：
其一，雍正是大清皇帝，属于封建主义，那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卡耐基是美国企业家、人际关系学家，属于20世纪前半叶的资本主义，那时，资本主义早已来到人间，但据说，它的每只毛孔依旧滴着血，被称作“万恶的资本主义”；王石是复员军人、万科集团创始人，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这里，前进、发展，都要讲究科学。社会形态越往后，生产力水平越高级。如此一看，先进生产力的代表，非王董事长莫属。
其二，尽管社会形态不同，生产力水平有异，但三位表达的理念——人活着，要有自信，要看得起自己，不要自我贬值——却是惊人地相同！这说明，此一理念，古今中外适用。古今中外适用的价值观，不就是“普世价值”么？
再拿三位举例：雍正皇帝喜欢穿龙袍，卡耐基先生喜欢穿西装，王石董事长喜欢穿“登山服”——三种服装，式样不一，但作为衣服，都应该具有“御寒功能”与“品牌效应”，这，也算是一种“普世价值”吧。
其三，普世价值人人都可享用。比如，老夫我乃区区一书生，既没有沐浴过雍正皇帝的“圣恩”，也不具备卡耐基先生解难励志的智慧，更缺乏王石董事长创榛辟莽的能力，但听了三位的教诲后，便认识到“信得过自己”“了解和喜欢自己”“不要自己打败自己”的价值所在。所以，退休后本来无所事事，看看门前河水，听听窗外鸟啼，现在自信心突然坚挺，说话、走路都有点雄赳赳，急切地想制订规划，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
至于具体内容，今后会透露，你先猜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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