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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郭冠英

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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榆林百年医粹

榆林百年医粹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榆林百年医粹作者:郭冠英排版:skip出版社: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1-01ISBN:9787513217019本书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言《榆林百年医粹》就要由中国中医药出版社出版了,我深感喜悦和欣慰——这是我市继承发扬中医药文化、振兴中医药学术的重要举措,也是我们榆林医药文化领域的一件大事。

榆林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在这方积淀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广袤厚土上,承载着历代榆林人民创造的丰富多彩的文化,中医药就是其中非常重要、非常精粹的一部分。

榆林中医药历史悠久。无论千年流转还是百年沧桑,中医药始终与榆林人民的生活、生命息息相关。特别是明代以后,榆林中医出现了繁荣景象,中医药经营与服务蔚然成风、渐入高潮。直至现在,中医中药仍然在养生保健、疾病预防和治疗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深受广大榆林人民群众推崇、厚爱和信赖。

医生是医药学术发展、传承的载体。榆林历代都有医德高尚、医术精湛、深受群众拥戴的名医。近一个半世纪内,榆林涌现出名中医二百多人,其中学术成就卓著、德高望重的有六十多位。建国后,九位榆林籍著名专家进入我国各高等中医院校或研究机构从事教学、医疗及科研工作,为解除人民疾苦、培养中医药人才、传承中医文化做出了不朽贡献,也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学术经验。

保护和发掘榆林中医药学术,是一项急迫而重要的任务,也是各级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毛泽东同志早在1958年就曾说过:“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1984年,当时榆林行署主要领导刘壮民、赵兴国同志和卫生局长李守飞同志商议决定:全面搜集整理榆林地区中医药学术经验,编撰综合性大型医药文献——《榆林中医》。在时间方面上不封顶,范围要涵盖全区所辖12县。具体工作由李守飞同志负责组织领导、安排部署。

这是我市史无前例的一项医药文化工程。时任卫生部副部长兼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的胡熙明同志,对这项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和热情鼓励;著名中医学家董建华、黄星垣、郭谦亨、王乐匋及医史、考古学家李经纬、赵石麟、戴应新等诸多专家教授也予以热心关注和支持。由于时间跨度长,覆盖范围广,搜集和整理难度大,审核、考证、评按、撰写任务繁重,编辑工作进行得很艰难、很辛苦,也迁延了很长时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榆林中医》出版了两册之后,编撰工作因种种困难而搁置。

在中国中医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从2009年起又组织二十多名专业人员,用了四年多时间,重新构架、全面编撰榆林中医药学术文献。这次整理,辑取了原有的主要资料,补录了我市近代医家的医论以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中医药学术成果,增加了大量重要内容,并收录了有关榆林中医药历史的文章和图片。这部文献主要精选了清代后期迄今一百五十余年我市12县区二百多位名医的学术经验,故名之为《榆林百年医粹》。

担纲《榆林百年医粹》主编的是我市资深医药学专家、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郭冠英先生。他既接受过严格的西医高等教育,又出身于六代中医世家,兼精中西医学,具有长期临床医疗和医药科研经验。郭冠英先生不仅重视我国传统医学,而且对继承和弘扬中医药学术有着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他学识广博,治学严谨,锲而不舍,对工作人员既悉心指导又严格要求。这也是编辑工作终于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殚精竭虑,带领工作团队,为《榆林百年医粹》这项文化工程倾注了十几年心血,作出了重大贡献。《榆林百年医粹》是对榆林中医药学术经验的一次历史性总结,也是对祖国医药文化的一份贡献!《榆林百年医粹》的出版,既可告慰那些曾为榆林人民和中医事业辛勤奉献的医学先贤,也可激励现在从业的中医药工作者为榆林中医药学进步、为祖国中医药学发展和创新而努力。有理由相信,《榆林百年医粹》的出版,必将会成为榆林中医药事业健康发展的一个新的起点。榆林市人民政府副市长 马秀岚2013年9月19日一方厚重的土地 一脉璀璨的文化

展在面前的是一部反映一个半世纪以来榆林中医药成就的著作:《榆林百年医粹》。

说到这部书,就得先谈谈榆林。

似乎现在榆林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了。其实榆林一直很有名,只是我们国家太大,你或许未曾留意,或许仍然知之不详。

黄河像一条巨龙,在行经黄土高原时,向北绕了一个大弯,把一块富饶的土地拥揽于内,长城似一道脊梁,自东向西雄踞其上。这四万三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就是榆林——陕西北部的一个行政区。榆阳、神木、府谷、定边、靖边、横山、绥德、米脂、佳县、吴堡、清涧、子洲都是榆林所辖的县区。两千多年来,榆林历经沿革,建置变迁,其所辖地域均比现在广阔。

榆林像一本耐读的“书”,它历史悠久,积淀深厚。

五万多年前的河套人就生活在这一带,首次发现河套人化石的萨拉乌苏河(即靖边县红柳河上游),距榆林市府驻地仅一百一十多公里。榆林所在的黄土高原,也是中华始祖黄帝部族的发祥地,数以千计的史前文化遗址,记录着四五千年前先民的频繁活动。历代王朝在此开疆拓土、建城设寨,秦扶苏、蒙恬,汉李广,唐尉迟恭、郭子仪,宋范仲淹、沈括,明徐达、余子俊等,许多高官重臣都曾在此驻节守土、建设经营。靖边大夏国都统万城,是世界上仅存的匈奴都城遗址。折家将、杨家将、韩世忠、李自成、王嘉胤、张献忠等诸多光辉历史人物都出自这里。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转战陕北,走过大半榆林的山水,在这里,他们运筹帷幄,指点江山,吟诗作赋,激扬文字。亘古及今,这里文川武乡,人才荟萃,上演了多少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这里文物胜迹,星罗棋布,记载了三教六艺多少斑驳华章。

榆林是国务院批准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榆林的山川铭记着岁月的沧桑,榆林的河流酿造着文化的琼浆。

榆林是一个兴旺的“家”,它汇聚四海,容纳八方。

这里的人口来源多族多元,有史前农耕的先民,有历代定居的部族,有解甲屯田的戍边军队,有安置归附的群众,有多次迁徙的东南移民,有留任或贬谪的官宦氏族,有来此市贸的外地商贾……这种多元的人口构成,形成了榆林多地域多民族的血缘。在交通、通讯都不发达的时期,这种人口流动和组合,成为多种文明、先进技术、文化艺术、民风民俗传播交流的主要载体和途径,这对榆林文化的进步影响深远。南北文化的交汇,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儒释道文化的相互渗透,军旅文化的影响等,都为榆林大文化的形成注入了活力。

榆林就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人们相依共存,文化兼容并蓄。

榆林是一座宝藏的“库”,它矿产富饶,寸土寸金。

这里有罕见的煤海,为世界七大煤田之一,全市一半以上面积的地下都是优质煤田;有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天然气田和丰富的油田;有蕴藏深厚的巨型盐矿。榆林煤气油盐资源储量惊人。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石油地质学家翁文波院士说:如此巨大储量的煤气油集于一地,世界少见。前些年有学者认为,保守测算榆林每平方公里土地拥有10亿元的地下财富,可开发价值总计可达41万亿元。榆林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

用“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形容榆林,应该比较恰当。

榆林如一幅生动的“画”,它美丽迷人,充满活力。

半个多世纪的治沙治山,一改榆林旧貌。防护林如绿色长城,屏立千里。崇陵大川,山清水秀,稻谷飘香。这里被称为沙漠绿洲、塞上江南。榆林的能源开发、生态保护、农业创新、城乡建设、文化改革、交通通讯,同时并举,竞相发展。榆林像一个忙忙碌碌的巨大工地,又像一幅不断完善、添色加彩的油画。榆林的经济增长速度连年稳居全省首位,这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古老的榆林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榆林人正在创造新的历史。

悠久的历史,淳厚的民风,宏富的资源,繁荣的经济,这些大体能形成对榆林这一方厚土的印象。就是这一方厚土,承载了榆林丰富的文化。然后,再谈谈榆林的中医药文化。

医学作为上层建筑,它不仅建立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根植于相应的人类文化。医学与政治、经济、哲学、民俗、战争、宗教乃至艺术、伦理、法律等等无不密切相关。

一、久远的历史渊源,绵延的医药脉络

由于资料所限,《榆林百年医粹》仅收入了近一百五十年来榆林著名医家的学术经验。从本书篇首“榆林中医药史略”中可以看出,榆林中医中药的历史要久远得多。

出土实物和文字记载表明:榆林的史前先民已经广泛使用砭石、骨针“刺病”,也懂得用加热的“熨石”疗疾;简朴的石杵臼、骨匙则是可以用作研磨、量取药物的工具。各地出土的许多不同时期、不同质地及形制的熏炉,是先民们普遍使用中药熏燃以消毒防病的器物。秦汉的青铜煎药壶、药杵臼、药筛、药釜、药勺、药铛等集中出现,证明当时榆林的医药设施已相当完备、规范。出土的墓志记录了唐代榆林已有名医任医学博士,他们世代行医,医疗活动一直延续到宋代。明代,榆林又设立官办“医学”,专门培养医药人才;并在榆林境内十六处营寨设有医生为军民看病,还设立多处“养济院”,负责伤残将士的康复医疗;纪氏中医世家,从明初行医,代代相承,医名显赫。自清以降,榆林的中医药事业更趋发达,人才辈出,学术进步,医药经营日益繁荣,其医疗影响也辐射到陕、晋、蒙、宁各地。以上简略叙述说明,榆林的中医中药,肇起久远,不断发展,延续至今。这是榆林中医得以昌盛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榆林中医的一个特点。

二、榆林中医的地理医学特色

岁月沧桑,榆林的地理地貌、生态环境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国历史地理学巨擘、百岁院士侯仁之先生曾考证,榆林至少在隋唐之前仍然山川秀美,水草丰茂。是人类活动破坏了自然植被,导致生态环境恶化。

由于环境恶化,战乱影响,宋元明清几代,榆林社会动荡,灾疫频仍,多种传染病交叠暴发,危害甚重。疫病及热性病的长期肆虐,促使榆林中医在温病防治实践与理论探索上有了长足进步。近百年来涌现了诸多治疗温病名家,并有经验记述或论著。榆林地质矿化程度极高,氟、硒、碘等化学元素分布失衡,高氟、低硒、低碘致使这一地区成为氟病、大骨节病、地方性甲状腺肿、克山病等地方病的发病区。当地的医家责无旁贷,在防治这些地方病中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并研究出不少名方、名药。此外,榆林中医针对当地的地理气候特点、民俗时令、生活饮食习惯,长期揣摩,在辨证立法,处方用药方面也颇具特点。

三、榆林中医与医学世家文化

家传式医学教育是中医传统教育的主要模式之一。这种教育模式常可造就一代又一代医人,形成“中医世家”。家传式教育在榆林沿袭久远,影响广泛,成为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名医何绍蕃一家四代,自唐代晚期何子喦任医学博士,至何德璘,再至何绍蕃、何绍文,到何令珣、何令,四代六位名医,跨越五代十国时期,直至北宋,历一百余年。名医纪溁一家四代,自明初纪二翁以医随军驻榆,至纪信、纪,到纪溁,四代传承也是一百余年,医声显赫,影响深远。及至近代,从清后期到现在,榆林传承四代到六代的中医世家就有近二十家。家传教育的严格限制,强烈的“秘传”、“珍藏”意识,有利于中医学术、文献的保全;学术传承的进步也易于从一技之长发展到一个专科,由一家之言升华为一门学派;从职业到学术再到事业,接续需求与生存竞争,促使各中医世家十分重视学术的提高和炮制修合上的精益求精。世家文化对榆林中医药学的继承、延续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也是榆林中医的一个亮点。

四、医学教育对榆林中医的影响

中医传统教育的五种模式即师承、家传、学府教育、自学、私淑在榆林都有充分体现。中医学府教育自南北朝开设,兴于唐宋。榆林各州唐代即设有医学博士,专司医学教育与医疗。明成化年间,朝廷批准榆林设立“医学”,“选精通医术之人教授军余子弟学习”。史志记载,该“医学”直至崇祯年间才因破毁而停办,持续一百七十余年。由于学府教育资源的不足,其他模式的医学教育依然占有重要地位,在培养医药人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中医教育受到高度重视,各高、中等中医院校成为培养中医药人才的主渠道。然而,榆林仍然一直开展地方中医教育,举办各种中医培训班、函授班、提高班、西学中班,以至成立了专门的中医学校,聘请本地或外埠知名专家讲学授课,为培养更多中医药人才、提高当地医生的中医学术水平,不遗余力。

多模式、多层次的中医教育,为榆林培养了众多人才,这对榆林中医事业的繁荣和进步,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五、榆林中医医药结合的发展特色

与中医相应,榆林中药事业历来十分发达,并与医疗活动紧密结合。首先,除有官医设置,朝廷也供给药材。《延绥镇志》载:明代榆林各城镇设有药局,驿站备有药材,以为医疗之需。其次,榆林各地城镇私立药店数量很多,清末民国时期有近200家,截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可以考查的仍有一百七十多家。其中许多传世经营,不乏建于明清的上百年老店。这些药店或由医家自办,医药兼营;或约请名医长年坐堂应诊。适应市场需求,也出现了一些专营生药、个药批售和饮片加工炮制的大型药栈。这些民营药栈从河北安国、安徽亳州等地大批购进生药,在栈内切片炮制,也在京、津、沪、广批购名优丸散膏丹等成药,再供给各家药店市售,便利药店经营。大中型药店多是前店后坊,附有加工修合成药的作坊和设施,常将店内保留经典配方或坐堂医生之经验秘方制作为成药销售,因为安全有效,往往畅销,流传很广,甚至成为该店的品牌产品。这种医药经营的紧密结合,为医生提供了实践中药炮制修合的良好机会,也便于他们及时监察药材品质和成药制作的质量,有医药相彰的效果。这是榆林百余年中医药运营的又一特点。

六、榆林中医的成就

榆林中医成就着一种精神和操守。这种精神和操守的核心内容可以对“德应向佛,术需近仙”的追求来概括。榆林中医名家大多尊崇中医的传统要求,首重立德。从一开始,教者坚持“名利之徒不予传医”,学者抱定“济世活人”的宗旨。学医者虽然多有相当的文学基础或国学根基,学习时仍然谦虚勤奋,认真钻研,勤求古训,博采众长,或宗经守常,或师古不泥,或大胆创新。行医时,视病家如亲人,不分贫富贵贱;临证慎思明辨,遵胆大心小、智圆行方之古训。他们仿“稷下学宫”而论医事,各抒己见,不忌门户,热议学术,气氛活跃。总之,他们志在活人,勤谨敬业,淡泊名利。于此种种,终生坚守并传诫子孙或门徒。这种情操和精神,在先贤和前辈医家中极为突出,令人感动!比照当下急功重利、物欲膨胀、心浮气躁的情形,显得尤其难能可贵!

榆林中医成就了不少重要论著。重视总结经验,善于分析思考,又勤于整理著述,这对于医家是至关重要的。文章是交流和传播的载体,是医学成就的重要表达形式。榆林中医的著述极为丰富。这些论著,不仅记录了中医临床家们的治疗经验,也记载了他们长期以来对某一病证、某一流派、某一学术理论上思辨、认识的结果和主张。一些大方家的论著、部分优秀论文已在国内外正式刊行。遗憾的是许多前辈先贤的著述文献已经散佚,殊为可惜!《榆林百年医粹》的编撰庶几可以弥补一点缺憾,同时它也是榆林中医成就的一种体现。

榆林中医成就了许多名医大家。榆林中医代有人才,著名医家远的如何子喦(唐)、何德璘(五代)、何继昭(宋)、何绍文(宋)、纪二翁(明)、纪(明)、徐可进(明)、纪溁(明)、王建德(明)、王秉(清)、朱胤(清)、郝双应(清)、朱保(清)、郭绣川(清)、袁文澜(清),近现代医家有郭瑞西(榆阳)、袁硕甫(榆阳)、艾崇德(米脂)、姬连卿(榆阳)、霍光熙(绥德)、李鼎铭(米脂)、高瑞堂(榆阳)、霍静堂(清涧)、高维岱(子洲)、刘荣胜(神木)、曹天明(佳县)、吕鼎彝(米脂)、李明亭(子洲)、党淑和(定边)、樊秉善(吴堡)、高镇南(榆阳)、杭逢源(神木)、王直卿(府谷)、张正泰(神木)、张鹏举(榆阳)、张世雄(榆阳)、李世平(榆阳)、谢立业(府谷)等。

值得特别提出的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榆林涌现出了一大批在外埠从事中医教育、医疗、科研工作,做出重要贡献、取得突出成绩的名家。如李振三(原华北中医实验所所长,原中国中医研究院副院长)、李常春(陕甘宁边区保健药社总社主任,国医研究会会长,原西安医科大学教授)、郭谦亨(温病学家,陕西中医学院教授)、马援(中医内科专家,第四军医大学教授)、赵建雄(中西医结合专家,兰州医学院教授)、李生华(中医内科专家,伊盟中医院院长)、路游僧(中医温病专家,包头市第四医院常年技术顾问)、姜良铎(中医内科专家,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乔宝璋(中医内科专家,陕西中医药研究院教授)、赵建斌(中西医结合专家,第四军医大学教授)等,他们都生长于这块蕴积着中医文化的土地。一个地级市,能为国家推出这么多著名国医专家,非同寻常!这也是榆林为国家中医事业做出的一大贡献!

再早,已不可考。这些有史可查、有志可述的历代名医,这些在全国各高等学府潜心育人、辛勤为医的专家,在一千多年的岁月中,为榆林人民的健康繁衍,为榆林中医的发展,为祖国医学的发扬光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学可楷则,德可垂范!

我写以上文字,谨想让读者在阅读此书之前,先概略了解一下榆林,以及千百年来在这方土地上孕育、发展的中医药文化。

作为一方学术成就,榆林中医代表了河套地区核心中医药文化,是这一地域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医学宝库的一份珍藏品。但作为学术,它既可供学习、参考,也可供研究、探讨。

这点文字写得很粗略、肤浅。真正的领略和批评,许是在阅读此书之后。郭冠英2013年7月医史卷

中国医药卫生文化,横贯九州方夷,绵延数千年,彪炳寰宇,震烁古今,对人类文明的发展曾有过巨大的影响。——李经纬

历史是经验的累积,智慧的宝藏,文化的结晶。中国医学史,便是集合我国过去历代贤哲的经验与智慧,所累积而成的文化遗产。——(中国台湾)史仲序

综观整个医学史,都在证实一个基本原则,那就是:光靠医学本身并不能解决个人或社会的疾病,但人类却也从未停止寻找可以为病人提供治疗、慰藉、缓解、恢复的医疗手段。——[美]洛伊斯·N·玛格纳

中华文化在世界上自成一个体系而中华医药学为此体系中之一环,数千年来一脉相传。——林品石 郑曼青榆林中医药史略

中外医学历史研究表明,人类从起源开始,到以后的体质进化、族群发展,都必然经历与自然或人为困难的斗争,其中就包括同疾病、损伤的斗争。生活、生产劳动、战争、灾害都会引发创痛、损伤或疾病,自救、帮救的本能和需求,促使了医药活动的萌发。中国医药学的起源和发展是人类活动的必然,是人类文化发育的结果。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

榆林地区的人类活动至少要从河套人说起。河套人是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生活于黄河中游(陕北、内蒙西部、宁夏)一带的晚期智人,距今3.5万~5万年。新近考古研究认为,河套人的生存年代远至7万~14万年前(可能是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1922年法国古人类学家桑志华在与榆林靖边县接壤的今内蒙古乌审旗萨拉乌苏大沟湾发现了著名的“鄂尔多斯牙齿”,“河套人”由此得名。之后,考古学家们又先后在乌审旗萨拉乌苏大沟湾,榆林横山县石马畖、油坊头,靖边县小桥畔,宁夏灵武县水洞沟等十个较为集中的地点,发现了一些河套人股骨、头顶骨等化石和大量的旧石器六百余件。这些发现可以证实河套人的演变发展及河套文化的分布。同时也表明:早在十多万年前,陕北榆林一带已经有了人类活动并创造着自己的文化——“河套文化”。人工取火,工具打制,住宅营造,弓箭生产,狩猎捕食,原始的农业劳动,维护生存的械斗、战争等等,所有这些活动促进了生产力和河套文化的发展,也不断改善着先民的生活条件、体质和健康状态,同时,必然伴发各种创痛、损伤和疾病。按压止痛,制止出血,救护损伤,刺痈排脓等等,就是本能的最原始的医疗行为。

新石器时代陕北人类活动极为繁盛。榆林境内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址多达六千余处,可谓星罗棋布。重要的仰韶文化遗址分布在神木、定边、横山、吴堡等县,出土有泥质素面红陶、磨光彩陶、红陶黑彩、夹细沙红陶、灰陶等多种性质的尖底瓶、罐、钵、瓮等各型器具。这些陶器包括有关中半坡类型、山西西王村类型、河南庙底沟类型、内蒙海生卜浪类型及甘肃马家窑类型等多种文化特征。陕北一带作为黄帝氏族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已经过渡到以原始农业为主,兼及养畜、渔猎、采集的社会经济形态。榆林仰韶文化多种类型特点,反映了陕北与邻近地区文化的相互影响,既可能是邻近地区仰韶文化向陕北的汇聚和渗透,也可能是陕北仰韶文化向周围地带的扩散和传播。

榆林境内龙山文化遗址遍及全市地域,分布十分稠密。现已发现建造于距今5000~4500年前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城遗址六十多处,主要分布在吴堡、神木、佳县、绥德及大理河一带,其规模、形制、结构均已十分可观。城池建设具有防御水患、野兽,抵御侵袭,保障安全等作用,也是人类从氏族部落向国家形态过渡的一个重要标志。榆林是黄河中上游筑城最早的地区,也是我国筑城最早的地区之一。神木石峁石城遗址,墙体残长2840米,面积425万平方米,是我国最大的史前古城址。石峁石城及其丰富的文化遗存不仅是榆林史前文化的一个典型例证,也是我国意义重大的考古成就。龙山文化时期榆林已演进到较为先进的社会形态,原始农业成就显著,人口数量剧增,城垣众多,规模宏大,聚居点与现有村落几乎相当,出现了石器加工、制陶、琢玉、纺织、缝纫等原始手工业。榆林是当时北方文化圈中的一个核心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生活条件和质量的改进,有利于增强体质,维护健康和安全。原始手工业也为制作医药工具提供了技能,是促进医药发展的重要因素。

距今四千多年前(约公元前21世纪),中国进入奴隶社会。榆林夏为雍州白翟之域,商属鬼方地区,西周为猃狁、戎狄所据,春秋时属晋及魏、秦。这一历史时期民族之间生存竞争激烈,西北少数民族屡有进据,榆林的文化特色和社会经济形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更多地融入了游牧文明色彩。清涧县发现商代石城7处,其中李家崖鬼方石城就是一座功能较为完善的氏族城垣。“鬼方”是殷周时期北方的农牧混合族群,大体生活在晋、陕北部黄河两岸高原地带。李家崖鬼方商城发现有房屋、祭祀坑、灰坑、墓葬及各种形制的陶器,铜、玉、石、骨制作的各类工具,马、牛、羊、猪、犬、鹿的骨骼,于祭祀坑中还发现了卜骨和石雕人像。

榆林各地出土、发现的新石器时代至春秋时期众多遗址和大量实物,从多方面印证了这一时期榆林先民的医药卫生情况。

一、关于生理解剖

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先后出土了两件剪影式玉雕人头侧面像,还发现多件神态各异的石雕人头面像;清涧商城出土的石雕头胸像更为具体地摹刻了人体骷髅和胸廓骨骼;商城附近还发掘出几处移葬墓,移葬的骨骸除了一具有一根股骨摆放倒置,其余各具遗骸安放位置与解剖关系十分接近。这些都是榆林原始先民对人类自身形体、结构的认知和生动再现。人像多用于祭祀、祈禳、辟邪,祈求平安、健康。清涧商城遗址还出土了两件卜骨。在原始社会,族群的繁衍壮大是氏族生存发展的重要因素。而恶劣的生活环境,不可抗拒的灾害,各种伤病、瘟疫、械斗、战争,都会危害生命,造成大量减员。只有通过生殖繁育,才能拥有众多强健的人口。因此,“生殖”便成为一种严肃、神秘、神圣的使命!榆林发现的石祖、陶祖就是先民“生殖崇拜”的象征。

这些发现反映了生活在四五千年前的榆林先民对自身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的初步认识。原始时代,医巫相混,《内经》记载:“古之治病,祝由可也。”清涧商城的“卜骨”表明,以占卜、祈祷、祝告等为主要行为的“巫”在当时榆林地区已经存在。

二、关于卫生防病

在卫生防病方面,也有许多可靠证据:

城址砌筑都选在地势较高、依山近水的地方,既有利防卫避灾,也方便生产生活;房屋营造多为半地穴和地面建筑。以榆阳古塔乡李家庙发现的龙山文化时期民居遗址为例:该居室系半地穴建筑,四壁和地面都经拍实,又涂以细泥层,虽历四千多年,仍然坚硬、光洁,近门处地面有发红的火烤痕迹,室外有专门贮放废弃物的灰坑。这些表明龙山文化时期先民已注重起居卫生,在房室选址、朝向、安全、防潮、取暖、垃圾处置等多方面都有认识和相应措施。

原始农业、渔猎采集、养畜游牧、原始手工业等多元的生产方式和经济形态直接决定了先民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结构,各种谷物、肉类、蔬果,提供了营养比较合理、有利于健康的饮食。

榆林出土的商周时期陶唾盂(渣斗),小巧精致,是贮痰之器。清涧、神木、吴堡多处发现新石器时代小瓮棺,是小儿尸骸盛葬器;清涧商城发掘的两处瓮棺葬内尚残存有小儿头骨,年龄在3~5岁。小儿常染疫死亡,瓮葬可减少或避免传染扩散。这些都是较为具体的卫生防疫措施。

三、关于医药应用

在医药应用方面,大量出土实物也提供了有力证据。

榆林各县区发现了许多砭石,材质不一,大小形状也有些差别,有的打制略显粗糙,有的则磨制精细,但都有锐利的尖端或锋刃。砭石是原始人类最初使用的医疗工具。《说文解字注》:“砭,以石刺病也。”郭璞注《山海经·东山经》之砥石(砭石)曰:“可以为砥针,治痈肿者。”砭石主要用来切破痈肿,排放脓血;也可用以刺激身体某些部位以缓解、消除病痛。它可被看做针灸和外科器具的起源,后世医疗使用的手术刀、针灸针就是由“砭石”逐步演化而来。

榆林也出土了不少骨针、骨锥、骨砭针。骨质制品制作加工较石器容易,无论是针、锥或铲,打磨都颇细锐、精巧。绥德出土的一组新石器时代骨针,一端尖锐,另一端无穿孔,专门用于医疗的可能性较大;另一组春秋时期的骨针,磨制精细,尖端锐利,一端有穿孔,应是以缝纫为主的生活用具,但也可用以医治伤痛。许多用具,有多种用途,即使现代,仍然可用缝纫针刺穴放血。

在靖边和神木发现的两块熨石,呈椭圆形或圆饼形,用矿石制作,打磨光洁,加热后可保温半小时以上,用以熨烫痛患部位,是很好的热疗用具。这被认为是灸治的发端,是原始理疗的一种。《素问·异法方宜论》在论述灸法的来源时说:“北方者,天地所闭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风寒冰冽,其民乐野处而乳食。脏寒生满病,其治宜艾焫。故艾焫者,亦从北方来。”以榆林等北方地区为例考证,“故艾焫者,亦从北方来”的说法似不无道理。榆林还发现一些陶制“搓擦器”,有圆饼形和鱼形,刻有花纹或鳞纹以增加摩擦力,大小适手,似为搓擦皮肤、止痒或去垢用器。

靖边、榆阳等地出土的石杵臼、骨铲匙,佳县出土的石制半凹形研磨器,都是先民粉碎研磨物料的专用工具,除捣舂食物、调料外,粉碎研磨药物也应是重要用途。史前最早的药物剂型是散剂,叫做“咀”,就是用口将药物咬成碎粒或碎末,内服或以末调制外敷,既可提高药力,使用也较方便。杵臼、研磨器用来捣碎或研细药物,比用口咬更科学,进步了许多。《史记·汤本纪》说:“伊尹善烹调,制汤液。”伊尹是商朝宰相,传说他将食物中常用的姜、桂等,煎成汤液治病,汉代人认为是伊尹发明了汤药。饮食与医药密切相关,许多药物是从食物中选择而来的,根据某些饮食能缓解病痛的经验,改进配制并运用以为“汤药”之法疗疾,是可能和自然的事情。但汤剂绝非一人所发明,时间也应比商朝早得多。大抵在原始先民掌握用火,能“炮生为熟”,同时陶器也已生产应用之时,就可能出现。榆林各地出土了大量新石器时代可用于煎煮和把饮的陶器,如陶盉、单耳陶斝、陶豆、陶双耳杯等,以水或酒煎煮咀”为末的药物饮服,就是最早的治病汤药。及至商周,青铜器出现,用于煎饮的器具就更为精致,榆林出土的双耳三足甗、羊首勺、铲足鬲、四足盉及爵等,便是十分精美的煎煮、饮用青铜器。当然,这些器具不单是用于煎服汤药,它同时还是生活中的饮食器具。

从河套人时期一直到春秋,榆林地域经历了原始社会至奴隶社会十多万年的历史时期。先民们创造了著名的“河套文化”,这里是华夏民族和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发祥地。

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正是我国传说的医药卫生起源时期。传说中的有巢氏构木为巢以避六邪,燧人氏钻木取火以化腥臊,伏羲氏制九针以拯夭枉,神农氏尝百草始有医药等等,就是这一时期的写照。历史事物的发生,事实必早于记载;医药活动的发端,也不会只源于一人、一时、一地。医学起源的传说,可能就是先民们对医药保健发明借托或隐喻式的总结和流传。

榆林的历史证据表明,伴随人类的活动和需要,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榆林医药也经历了从萌生到发展、从原始到进步、从简单到多样的演进过程。这就是榆林中医药的源头。封建社会前期

这一阶段包括自战国到南北朝的历史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初始阶段和分裂融合阶段。战国时榆林为秦国上郡及魏、赵、林胡属地;秦统一六国后分设三十六郡,榆林为上郡之一;汉朝仍置上郡,部分地域属西河郡及北地郡;三国时期,为匈奴、羌胡占据,未设置郡县;西晋复置上郡,间有胡族入据,至东晋,铁弗匈奴王赫连勃勃在统万城(今靖边白城子)建立大夏国,陕北大部为其领地;北魏灭大夏后,这里先后属北魏、西魏、北周。

秦汉两朝,中原帝国几度徙民实边,迁徙人口数以十万、百万计,筑长城,修直道,建城池,封疆守土。榆林曾经是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经济、文化、医药也得到长足发展,出现了高度的繁荣。榆林境内已经考证的汉代城址就有31个,具备了三级城市规模体系;大部分县区都分布有庞大的汉墓群,汉墓内出土了大量画像石,真实地记录了当时生活情景。大夏建国时控制人口达一百三十多万,仅统万城区人口就有三十万之多。关于此城环境,《统万城铭》说它“背名山而面洪流,左河津而右重塞,高隅隐日,崇墉际云,石郭天池,周绵千里”,可见及至东晋后期,这里人文生态依然昌盛。

汉代先民以为人死而有知,与生人无异。《荀子·礼论》记载:“丧礼者,以生者饰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事死如生,事亡如存。”正是出于这种意识和葬俗,陕北汉画像石以石刻图画的艺术形式生动真实地描述了汉代榆林及北方地区的社会、历史、文化、宗教、经济、生态、农牧、建筑、民族等多方面内容。据不完全统计,榆阳、神木、米脂、绥德、吴堡、清涧、子洲、靖边等8个县区已出土汉画像石905块,是全国发现汉画像石的五个重要地区之一。榆林汉画像石数量庞大,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地域特色鲜明,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印证了陕北的汉代文明,彰显了榆林汉代的繁华,是记录榆林历史的珍贵资料。

这一历史时期的医药卫生情况,可从以下几方面叙述:

一、卫生保健方面

1.生活条件和方式更趋于文明 城址多集中于无定河、秃尾河、窟野河两岸及秦汉长城沿线,便于守卫、农耕,有利生活、安全。从汉墓画像和出土器物看,房屋建筑已十分考究,多重斗拱的门阙,围墙圈分的前庭后院,甚至可见宫殿式的厅堂、两三层的望楼,庭院还植有花草树木,环境宜人,安全舒适。出土的陶器和青铜器中有照明用的灯,取暖用的燎炉,起夜用的虎子(尿壶)。汉代虞诩的《复议三郡疏》记载:“《禹贡》: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且沃野千里,谷稼殷积。又有龟兹盐池,以为民利。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明确地描述了这里良好的生态自然条件和农牧业兴旺状况。榆林南郊汉墓中发现有谷物种子及桃杏遗核,画像中有牛耕、收割的图像,饱满低垂的谷穗。多处发现陶仓、陶磨,六畜画像和陶塑,猪圈、鸡舍、牛羊畜栏,炊事用的灶、炉、釜、鼎,调制调味料的染炉。汉画像中刻画有杀猪、宰羊、汲水、烤肉、烹煮等场面的庖厨图,及各种各样的餐饮器具,从多方面反映了当时的饮食生活。

2.起居环境更讲究卫生 榆林出土了一些精美的青铜洗、鉴和大量青铜镜,是这一时期先民洗脸、照容的生活用具,许多铜镜至今光可鉴人。出土的刷柄有铜质、铜质鎏金、骨质、象牙质等不同类型,但相同的是端头都有供栽鬃毛的圆形刷槽,有些刷槽内还有残存的鬃毛,小巧精致,长度在7~14cm。据其形制大小和出土数量判断,极可能是汉代贵族用来刷牙的牙刷。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被奉为修身做人的准则,其中就有“鸡初鸣,咸盥漱”的记载。《史记·扁鹊仓公列传》中已指出,引起龋齿的原因是“食而不漱”。据此分析,汉代中上阶层通过刷牙保持口腔卫生是可信的。除陶制渣斗、统万城黑瓷唾盂,榆林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鎏金刻花盂,口径和高度均十多厘米,这些都是用来吐痰的唾盂。各种陶制器物证明,养畜已极为普遍,但鸡有舍、猪有圈、牛羊有栏,实施圈养。汉画像石的墓门两侧竖石上,屡屡可见执彗门吏、拾粪吏,表明设有专司打扫、保持清洁的人员。榆林各地出土了许多陶熏炉、铜熏炉,形式多样,制作精美。炉体中可供燃放香药,炉盖均有镂空,以利通风和散发熏烟。熏香习俗起自先秦,盛于汉代。从这一时期开始,利用熏炉熏香,祭祀祈愿,怡神清心,祛邪辟秽,消毒保洁,成为我国民间的卫生习惯。使用上除燃炉熏香,逐步发展有佩戴香囊、香材装居、香汤沐浴、香枕安眠、焚熏杀虫、以香灸焫等等,形成了历史悠久的香文化。香文化不仅是养性文化,更是养生文化。药香同源,常用的香料如沉香、檀香、丁香、麝香、苏合香、龙涎香、龙脑香、安息香、降真香以及郁金、藁本、藿香、佩兰、辛夷、桂皮、良姜、乳香、没药等等,无一不是药材。用灸焫、燔烧、浸浴、熏蒸等各种芳香药材的方法疗疾保健已极为普遍。香之为用,其利最溥,然而祛邪辟秽、消毒防疫、健身疗疾乃是先民及历代医家最切实的用途。榆林出土的博山炉、鸟钮熏炉、鸭形熏炉都十分珍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神木店塔村西汉墓出土的青铜雁鱼缸灯,该灯形如鸿雁衔鱼,下接灯罩灯盘,灯盘可转动调光;鱼雁中空相通,雁体盛水,能将燃烟导溶其内。此灯御风、调光、藏烟,通身彩绘,造型优美,功能先进,制作精巧,具有明显的环保理念,是极其珍贵的文物!上述种种足以说明当时生活卫生的进步程度。

3.健身活动形式多样 为了保证生产、生活的正常运行,为了适应征战的需要,也为了抵御北方严酷的地理气候对身体的侵袭,就必须维护自身的强健。从绥德、米脂、神木等地出土的汉画像石所描绘的生活图景,可以了解汉代榆林先民形式多样的健身活动。如狩猎,或为步猎,或为骑射。《汉书·地理志》载:“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汉代黄宪在《天禄阁外史》中论及“田猎”时谈到:“蒐于春,宣扬气也;苗于夏,杆嘉萌也;狝于秋,顺休令也;狩于冬,导阴滞也。四时之田猎,皆所以广仁也。”这说明狩猎在当时榆林受到的重视以及四季出猎对保持健康的有益作用。武舞(比武)或持矛击技,或持剑与执钩镶相击。杂技,有弄丸、倒立、柔术。舞蹈,有长袖舞、石鼓舞(盘舞)、中舞、剑舞、鞞鼓舞、健鼓舞等。有摔跤、蹴鞠等体育活动。还有六博、投壶等启迪智力、愉悦身心的文娱活动。创伤劳损、风寒湿痹是当时的常见病,《吕氏春秋》曰:“……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着,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可见舞蹈在当时主要是作为活动关节、舒展筋骨、祛寒除湿的健身活动,娱乐功能还在其次。

4.性文化的多种表现 汉画像石中有许多反映性文化的图像,从具有象征意义的鱼鸟图、玄武图,到各种动物交媾图,再到伏羲女娲图和很直接的野交图等。榆林还出土了一对具有匈奴风格的男女裸体铜人,约可显示少数民族的性文化。榆林发现的一件性玩具,与西安北郊郑王村西汉墓出土的性玩具属同一类型,但设计制作更为巧妙精致。全长13.5cm,直径4.5cm,四重环状,带弓形托,背面嵌有三枚可滚动的圆珠,运用时恰能刺激G点,激发和增加女性的快感,是汉代贵族女子自慰的玩具。G点系指女性阴道前壁的一个敏感区,是德国妇产科专家欧内斯特·格拉芬伯格博士(Dr.Emest Grafenberg)于1944年首先报道描述,也称作“格拉芬伯格点”。与之相比,我们先民对这一敏感点的认识要早两千多年。汉代的性观念已由物质层面向精神层面延伸。

性文化是生殖崇拜的延续和发展,通过具象和理论进一步强调生殖繁衍的重要。《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老子》曰:“谷神不死,是谓玄牝(指雌性生殖器官)。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孔子则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夫妇之道,不可以不久也,故受之以恒。”以上论述构成了中国古代基本性观念。这一历史时期,性文化在榆林地区有相当生动的体现。

二、医药发展方面

我们虽然难以找到关于这一时期榆林医药发展的直接文字记载,但出土的有关医药的大量实物、墓石画像和间接资料表明,当时榆林的医药活动得到高度发展,出现兴旺景象。

1.医疗活动 榆林发现这一时期的医疗器具极具专业性,是当时医疗活动的重要证据。青铜器生产应用,给制作医疗器械提供了方便。大小配套、尖端锐利的成组铜砭针,制造精巧的铜刮砭器,形制不一的拔火罐,说明针砭、刮疗、拔罐等治疗方法已普遍使用,技术有了进步,工具也有明显改进。发现的两组配套刀具(其中一组为匈奴刀具),造型小巧,锋刃锐利,具有不同使用功能,极可能是手术医疗的器具,可见外科治疗已有了长足进步。传说和神话中的草药治病故事广为流传:榆林出土的一方汉画像石,镌有一手持铲、一手执药草的神农氏画像,昭示他尝味百草,宣药疗疾的功绩;多处发现的画像石都有鹊首人身之医者(有学者认其为扁鹊化身)手执芝草为西王母治病的画像,也有羽人持药草、玉兔捣药的图景。虽是传说或神话,却也证明利用草药治病已为人们普遍知晓。榆林出土了许多精美酒器,可见饮酒已很盛行。酒或自为药,或作溶媒,在治疗中已经得到广泛应用。中医学的几部奠基著作如《黄帝内经》、《难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先后成书于这一时期,对当时及以后的医学理论、实践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2.配剂制药 从《五十二病方》、《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肘后备急方》等典籍可知,自战国到晋朝这一时期,中药剂型及制药已由最原始的咀发展到散、汤、丹、丸、膏等,一应俱全,以满足治病疗疾之需。其时崇奉黄老之学,乞求不死之药,权贵们“食丹”、“服散”成风,炼丹之术极受重视。炼丹术兴自秦汉,源于道,为求成仙而炼服不老“仙丹”,贻害甚大;至晋后,渐与医药结合,向医药化学方面发展,晋人葛洪、南北朝陶弘景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英国科技史学家李约瑟博士(Dr.Joseph Need-ham)说:“我深信整个医药化学源于中国。”榆林遗存的明清手抄医书中有不少炼丹古方,详述升炼之法。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资深老药工犹能熟练运用阳城罐炼制升丹药,有些外治丹药如治疗慢性骨髓炎的“三仙丹”一直沿用。精细制剂也要求精细制作,这就促进了配剂制药设施和技术的进步。首先是精准的称量,榆林出土了诸多药量,由小至大,各适其用;其中有一部分是匈奴人使用的药量,还有一些精巧的小骨匙、骨铲。我国近百年内曾先后在甘肃定西、安徽寿县和湖南长沙发现战国至新莽时期的铜(杆)衡、木(杆)衡及铜环权,相当于现代的天平和砝码。榆林也发现一套颇为少见的铜环权,共9枚,由小至大,从0.8g至50.5g质量递增。衡权是精确计量用具,除了贵金属,就是用来准确称量珍贵药材或有毒药品,如在炼丹、研散时,则必须使用。粉碎加工、煎熬汤药方面的用具出土更多,榆林发现两组青铜药具,一组有杵臼、煎药壶、药釜、药鍪,另一组有杵臼、药筛和药鍪。这些器具成组配套,医药用途明显,杵臼的形制大小与现代药店使用的非常相似。其他可供药用的煎煮器、饮用器还有许多,如战国时期的直柄陶釜、带盖龙首流陶壶、陶杯,汉代的三足陶、陶炉釜、陶煎罐、成套陶饮具,以及青铜器鼎、卮、、盉、壶、铛等等。加工煎煮药物器具在榆林的大量发现,反映了当时这一地区医疗、制剂水平及医药活动盛况。

三、军事医学方面

榆林地处边陲,北邻匈奴等少数民族,是长期以来兵家必争之地。由于常屯重兵,屡有征战,伤病救治就是必需之事。因此,军中医疗也是榆林医药的一个重要方面。托名吕尚、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六韬》在叙述军队结构和人员配置时强调,应设“方士二人,主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可见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方士担任医疗。至秦,公子扶苏和大将军蒙恬率重兵于榆林(上郡)抵御匈奴,军医救护自不可少。扶苏和蒙恬的坟墓就在绥德县境内。到了汉代,尤重屯垦戍边,军民医疗得到更多重视。《汉书·晁错传》载其上疏曰:“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募民相徒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为置医巫,以救疾病。”晁错的建议得到采纳,汉朝在榆林一带实施徙民扩军、屯垦戍边,同时备战备医,决策布局明智而妥当。这时的军医是由医巫充任,《汉官》还记载,屯边军队中的军医,相沿不替。西陲居延(今甘肃张掖)、敦煌等地出土的汉代医药木简、实物证明,当时在戍边军队中已有“折伤簿”、“病书”、“显明药函”,对伤病人员、病伤情况、治疗用药、疗效预后等做详细记载;还发现有专门盛放行军必备药品的“药盛橐”。榆林也同居延、敦煌一样,是汉代北陲军事要地,军队医事应无二致。医疗管理达到如此细致严密的程度,汉代军事医学的发展程度可想而知。

这一阶段,是我国学术思想十分活跃的时期。从百家争鸣、学派纷呈逐步走向理论成熟,主流思想明确,奠定了中国早期哲学体系的基础。道家、儒家的哲学思想深刻地影响也有力地促进了医学理论的形成并渗透于其中。《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等经典确立了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纲领。医药学术的巨大进步逐渐剔斥“巫”的影响,走上科学发展之路,为民众和士兵的卫生保健、伤病治疗提供广泛服务,医药卫生事业出现了繁荣景象,成为中国历史上医药隆盛时代。榆林的医药卫生状况也进入了相当昌盛的时期,可以说是这段医药历史的侧影和写照。封建社会中期

从隋唐到宋元的近八个世纪,是中国封建社会进入繁荣鼎盛,又走向融合、发展的阶段。盛唐的医药文化成就,北宋的科学技术进步,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五代藩镇纷争、西夏辽金战乱也先后断续三四百年。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医药学术的发展。榆林自隋朝到元代,历朝均有州郡设置(曾先后设置夏、长、绥、银、胜、鄜、府、宥、盐等州郡),区划更迭不一。唐属关内道;北宋属永兴军路,部分被西夏占据;南宋为金占领,属鄜延路;自元统一后归属延安路。以榆林地域而言,这一时期频繁的战乱、动荡,党项羌、契丹、女真等族的侵扰占据所造成的影响更为显著。

一、医药活动与医学教育

据《旧唐书》与《唐六典》记载,隋代设有“太医署”,这是医学史上最早由国家开办的医学院。它既负责医学教育,又担负一定的医疗职能。唐取代隋后,设置了比隋代规模更大的“太医署”。太医署包括医学与药学两大部。医学部又分设医、针、按摩、咒禁四科,各科都设有博士和助教,专司教授医学与医疗。在各州府也设有医博士、助教、医生,负责教授医学学生及医疗。这就要求医博士等必须精理论、谙医术,胜任教、医双重任务。

唐代榆林地域曾置银、绥、夏、鄜四州,各州亦设有专司医学教育和医疗的官员。据靖边县出土的《何德璘墓志铭》和《何继昭墓志铭》记载,何氏一门四代六人从医,“家多精庆,代足名人”。第一代何子喦,唐懿宗时摄夏州医博士;第二代何德璘,“继之家伐,习以方书,药有十全,功传百中”,“或民有迫切,公不隐藏”;第三代何维文(字继昭)“留心方术,颇积医论,以妙散神丸,供应上命,屡彰神效”,何绍文“艺可承家,术多济世”;第四代何令珣、何令俱为名医。继昭医名更著,说他“神通丸散,妙绝针汤,术追魂魄,脉认阴阳;功高董郭,智迈卢桑”。将何继昭与董奉、郭玉、卢医、桑道茂几位著名医家、术士相比论,故有溢美之嫌,但也足见他医术、医誉之高。何子喦曾任唐代夏州(今榆林靖边、横山地域)医博士,这是榆林设置官方医疗机构和医学教育的最早证据。何氏一族的医疗活动从唐朝末季历跨五代十国,一直延续到北宋。何令珣、何令的后代是否还有人从医,铭文没有记载,已无从稽考。北宋改太医署为“太医局”,王安石变法后更加重视医学教育。公元1061年,各州郡仿照太医局开办地方医学,置医学博士教习医书。至公元1104年后,已达普及办学,选用精通医术与文章者,或于民间考录精通医学者担任教职,各州县“分斋教养”,一切制度与“三舍法”同,已有了班级教学的特色。

唐代殁于榆林各地的达官显贵之墓志铭中,常有叙述病情及千方百计救治不果的记载:如武令珪病患“悬疣附赘,决溃痈”;白敬立“伏枕绵年,汤灸不瘳”;毛汶“针医寡验,忽措沉疴”,“奇方莫验,良药何痊”;贾武“秦和极妙,莫救其疴,扁鹊施工,无瘳厥瘵”;李公政“秦医扁术,无不寻求,良方殊方,莫能见效”。可以看出,当他们患病及重危之时,并不寄望于神巫,而是积极治疗,遍请名医,针、灸、汤、丸,悉数使用,良方、奇方、殊方也广为搜求。这说明,当时榆林的医药条件已很良好,治疗手段丰富,针灸方药齐备,所辖各州概无例外。

自汉代以次,儒学倡行,深刻影响了医学的发展,同时,医药学术的成就和贡献,也受到名宦大儒们的尊崇。儒宦通医、士人知医极为常见。所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良相医国,良医医人”的观念,在士大夫的思想中根植极深。像李、王安石、范仲淹、沈括这等名臣大儒,就都精通医药。西夏政权占据陕北时,范仲淹、沈括曾先后驻节榆延,经略陕北,抗击西夏。

沈括著有《苏沈良方》、《灵苑方》、《别次伤寒》等医书,是他医学思想和临证经验的总结。他思维敏锐,治学谨严,学养深厚,于解剖、病理、五运六气、中药采集加工、临床颁方用药皆有精到论述。他认为:“医不能恃书以为用,医之为术,苟非得之于心,而恃书以为用者,未见能臻其妙。”他指出:“人之众疾,亦随气运盛衰。”即人的疾病会受到自然界变化的影响。他批评一些医家“胶于定法”,不知变通。虽相隔数里,但气候不同,相应的情况亦全然不同。随其变化,会出现相应的流行疫病,应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来治病,岂可以千篇一律!自言:“目睹其验,始著于篇,闻不预也。”林灵素在《苏沈良方》序中赞他:“凡所到之处,莫不询究。或医师,或里巷,或小人,以至士大夫之家、山林隐者,无不求访。及一药一术,皆至诚恳切而得之。”他在经略陕北期间,幕官张平患咳喘气逆,病情危笃,他用火灸法治疗,一灸而愈。在其《梦溪笔谈》中记载:“陕西绥银之间有青蒿,在蒿丛之间时有一两株迥然青色,土人谓之香蒿,茎叶与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绿,而此蒿色青翠。”“枸杞,陕西极边生者,高丈余,大可作柱,叶长数寸,无刺,根皮如厚朴,甘美异于他处者。”“甘草,枝叶悉如槐,高五六尺,但叶端微尖而糙涩,似有白毛。”所记录的皆为榆林地产有名中药材。沈括身为封疆大吏,于军政要务之余,尚为僚属诊治疾病,并属意调查榆林地方药材资源,且观察至细,记述至详,足证他对医药的重视和熟知。榆林气候地理环境独特,出产不少名贵药材,《宋史》载:鄜州、府州每年要向朝廷上贡大量柴胡、甘草、冬花等药材。

二、瘟疫防控与卫生文明

历史文献记载,唐宋两朝国内灾疫频仍,陕北一代更是瘟疫、战乱不断。唐太宗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关内、河东大疫”。唐德宗贞元三年(公元787年),“盐、夏涉春疫大兴”。据《甘宁青史略正编》记载,“吐蕃之戍盐、夏者,馈运不继,人多病疫思归,尚结赞遣三千骑逆之,悉焚其庐舍,毁其城,驱其民而去。灵盐节度使杜希全遣兵分守之。”这次瘟疫疫情惨烈,波及榆林境内定边、靖边、横山大部分地区,造成“吐蕃既去,盐夏空无人”的凄惨局面!唐宣宗大中三年(公元849年)十月辛巳,“上都、灵武、盐、夏等州地震,死数千人”。兵祸、大灾之后酿大疫,已成必然规律。瘟疫流行促进了对传染病预防和治疗的进步。派兵封锁疫区,隔离传染,保护群众,这是军队介入防疫的较早记录。用焚烧来消灭传染源,制造隔离带,控制传染也是有效的防疫措施。这在当时已属难能可贵。

战乱、灾荒、瘟疫也使陕北地区的生态、经济、文化遭受了严重破坏。尽管这一时期的文化遗存较少,然而每有发现,便臻精美。如唐代的银药匙、瑞兽海波纹方形陶熏炉、白釉小壶、小盅、花口陶唾盂、精巧的配酒套器、孩儿卧枕、成组乐舞俑,宋铜砭针、鼎式香炉,西夏黑釉瓷研钵,辽石雕研钵、铜药勺、虎纹瓷枕、金鱼形刮痧器、春宫镜、陶棺,元车马人物俑等等。仅从榆林出土的这些精致文物,依稀可见当时此地各民族的生活、卫生文化梗概。

三、西夏医学与民族医药

唐宋时期,以拓拔氏为首的党项羌族形成的势力集团占据着榆林地域夏、银、绥、宥等州,初因臣服于唐,被赐“李”姓。之后势力逐渐壮大,至北宋则向东攻伐葭、鄜等地,意欲扩据。宋太宗雍熙三年(公元986年)李继迁叛降契丹立西夏国,直到宋哲宗元符年间(公元1099年)才渐次退出陕北,据守宁夏、甘肃、青海、新疆一带。由唐至宋,西夏羌族在榆林一带盘踞二百多年,这里曾是西夏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西夏也曾形成具有一定民族特色的“西夏医学”,从《文海》、《俄藏黑水城文献》、《英藏黑水城出土医方》等典籍,可以概略了解西夏医学的内容。最先,党项人笃信巫术“治病”,并无医药学术。立国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广泛采用、吸纳中医药学知识和技术,结合本民族经验以及外来宗教影响,逐步形成了“西夏医学”。

1.在基础理论方面 西夏医学有头、发、颈、肩、手、脚、皮、骨、筋、腱、咽、喉、口、齿、耳、目、心、胸、肺、膈、腰、腹、肝、胃、肠、脊髓、膀胱、睾丸、女阴等人体形态解剖名称;有鼾、梦、津、泪、血、产、生、死、病、命、遗尿、小产、晚产等生理病理术语;关于病因,西夏受藏传佛教及印度医学影响,认为人体由地、水、火、风四大要素合成,“四大不合”疾病乃生,也认识到“脉阻”、“血脉不周”则会生病。

2.在临床医药方面 对疮、癞、疥、恶疮、伤寒、热病、痢疾、狂犬病等已有较清楚的认识,黑水城文献中就有西夏文《治疗恶疮要论》、《治热病要论》,说明一些严重皮肤病和热性病(瘟疫)在当时甚为流行,西夏医方治疗的疾病还有头目昏眩、头痛、牙痛、肢体麻木、皮肤瘙痒、疝气、痔疮、痉挛、癫痫、痛经、难产等。治疗方药大多取自中医药学,又加入西夏人自己的医疗经验,黑水城发现的《明堂灸经》、《治热病要论》、《孙真人千金方》就是这类医书。西夏设有专职“采药”人员,库藏药材达二百余种,其中如甘草、枸杞、麻黄、藿香、柴胡等所谓“西夏本土药材”,便都出自榆林地域。除了用汤、丸、膏内服治病外,西夏人也运用针灸“破痈放血”或治疗风湿,通过手术切除腐肉,西夏谚云:“臭肉不挖,癞疮不愈。”黑水城文献记载的手术器械有刀、针、钳、镊、钩镊等。

3.在卫生保健方面 西夏人注意“扫除”、“清扫”,说“帐内清洁族女胜”;意识到过饮、过食不利健康,“饮酒时胀腹”,“不让饮酒害于饮”,“饮食甘甜耳垂黄”;还注意减肥,“无忧思胖有年,无苦乐肚已大”,肥胖者需“使瘦”——“腹高使减肥胖之谓”;保持心情愉快,“宽宽心心天佑助”,“以有伴命如双,如欢喜寿则长”;提倡运动和养生,学习道家摄生术,李元昊之子“喜方术,从道士路修篁学辟谷”;运动,“活也,血生脉沸动摇”,则体健壮而有活力。《文海》记载,西夏外治癞疮膏药,系以松柏等草浆,或以涂灰入药;黑水城医书中有“以牡牛乳洗下一切病患”之说。榆林在新中国建立前后,城乡群众仍有沿用柏叶、羊须毛烧灰,以炼麻油调敷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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