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曾海燕
出版社：西南财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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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机理及路径研究试读：
前言
古语云：“郡县治，则天下安。”县域是我们安邦定国之基石。
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它以县城为中心、乡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涵盖“三农”、兼容城乡，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这标志着县域经济被正式纳入我国经济建设的范畴。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县域人口占据了全国人口的80%以上，其中包括9亿农民，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区域。在中部崛起、“一带一路”和“一带一部”等国家战略背景下，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湖南县域经济的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面临着资源、环境等问题。湖南经济经过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近两年增长速度下降至个位数，经济增速换挡基本完成的态势已经确立，中高速增长区间逐渐清晰，这标志着湖南经济发展已全面进入“新常态”。在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增长速度要从过去数年来的高速度增长转变为更加稳健的中高速度增长；经济增长动力要实现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方向转变；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要经常性地进行转型升级。
本书力争通过研究理念、方案和研究思维的创新，根据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基本理论问题的自然逻辑而展开，以探寻湖南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机理和实现路径为目标，进而将创新理论与县域经济转型发展创新实践相结合，并服务于指导湖南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实践。
本书主要内容如下：第一章，主要分析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第二章，重点阐述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及特征，论述了县域经济系统的结构、类型和功能，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区域经济理论进行了评述，为深入研究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第三章，探讨了县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概念、特点以及影响县域产业结构的因素，并对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模式的构成要素、种类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湖南县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演化做了阐述。第四章，论述了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基本概念及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理论，并分析了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机理、动力机制和模式选择。第五章，从湖南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入手，对湖南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湖南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分析。第六章，利用单指标评价法，采用DEA-Malmquist模型对2005—2015年湖南省98个县（市、区）的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湖南省各县域经济转型发展水平不一，存在较大的差距的结论。第七章，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成功典范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经验；也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分析，为湖南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启示。第八章，针对湖南不同县域的经济转型发展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路径选择。第九章是结论与展望部分，对本书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的许多著作和研究成果，限于篇幅，未能一一注明，在此向这些研究成果的作者和译者表示真挚的谢意。
由于笔者知识和能力有限，书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敬请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曾海燕2016年12月于邵阳学院1绪论1.1研究背景与意义1.1.1 研究背景1.1.1.1 政治背景
自2002年以来，中央多次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壮大县域经济。”这标志着县域经济被正式纳入我国经济建设的范畴。2003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一次会议强调，要推动县域经济发展。2004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又强调，要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等农村非农产业，壮大县域经济。2005年3月，全国十届人大三次会议再次强调，发展乡镇企业，壮大县域经济。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县域人口占据了全国80%以上的人口，其中包括9亿农民，因此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区域。同样，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理念——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其中，县域经济的发展走生态文明之路，是建设美丽中国、实现永续发展的重要基础。
近年来，湖南省委、省政府多次提出要大力发展县域经济。2008年2月，湖南省十届人大一次会议指出：应该重点培育一批县域工业园区，壮大县域特色产业，加快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开放型经济和劳务经济，建设和提升一批经济强县。2013年，湖南省发布了“一号文件”——《关于发展特色县域经济强县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指出，发展县域经济有利于把产业、企业和项目结合起来，实现县域经济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坚实发展；有利于发展壮大一批具有鲜明特色的支柱产业，打造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都具有较强竞争力的县域经济强县；有利于夯实县域经济基础，培植县域主体财源，深化财政“省直管县”和扩权强县改革；有利于有机整合产业发展资金，集中财力办大事，改变撒“胡椒面”的现象；有利于带动农民致富，实现富民强省的目标。2016年1月，湖南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指出：不断拓展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新空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加强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推进县域经济发展。1.1.1.2 经济背景1.1.1.2.1 世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
二战之后，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在第三次科技和产业革命的强力推动下，20世纪初开始的大规模和高消耗的经济发展方式已宣告结束，开始逐渐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发达工业国家已基本实现了经济转型，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进行产业高级化与合理化的经济结构调整。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已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
发达工业国家已基本实现了经济转型，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工业生产模式的变化。发达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方式，其原料、资本密集型特征已经在减少，正在向技能、知识和信息密集型转变。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发达工业国家钢铁和石油的消费量显著减少，低技能劳动力成本在生产成本中的比重也逐年降低到10%以下。在工业生产技术上出现了由高投入、高产出向采用高新技术的高产出、高效益节约型的转变。
第二，产业结构的变化。发达工业国家正在向以高新技术为内含的新型产业结构演变。新型产业结构具有两个主要特征，即原有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新产业的兴起。
第三，国家经济政策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石油危机”使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逐渐认识到，靠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刺激需求，从而推动大规模高消耗的传统产业的发展和维持经济总量的增长，是难以持久的。因此，越来越多的发达工业国家的政府放弃了片面追求高速增长的经济目标，转而谋求低通货膨胀条件下的适度增长。
近十年来，各国开始注重研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对人类传统的单纯追求产量、产值增长及由此带来生态环境、人口、粮食、能源和资源等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形成新的经济发展观。1992年全球首脑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从三个方面阐述了“可持续发展观”：一是改变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生态环境保护的传统发展模式；二是由资源型经济过渡到技术型经济，综合考虑社会、经济、资源与环境效益；三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与合理布局，开发利用高新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提高资源和能源的利用率，减少废物排放等措施，协调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使社会经济的发展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至于破坏环境而对后代构成危害。在这种条件下，发达工业国家重新调整了经济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以适应经济转型的变化。1.1.1.2.2经济新常态
在201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指出，我国经济告别了以往的“高歌猛进”，放弃了对速度的迷恋与追逐，走向一个速度趋缓、结构趋优、质量更好的新常态。经济发展新常态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经济增速逐渐回落到中高速增长区间。2005—2012年湖南经济增速都维持在11%～15%之间，保持着高速增长；2013年湖南经济增速为10.1%，而2014年和2015年湖南经济增速均低于10%，分别为9.5%和8.6%，结束了多年的两位数增长，经济增速换挡基本完成的态势确立，中高速增长区间逐渐清晰，这标志着湖南经济发展已全面进入新常态。1.1.1.2.3中部崛起
我国中部地区包括湖南、湖北、安徽、江西、河南、山西六个省份，中部六省人口达3.61亿人，占全国人口的28.1%，面积约102万平方千米，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0.7%。为促进中部地区经济快速发展，中央提出了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中部地区崛起，是中央继东部沿海开发、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决策。2006年，全国人大正式将促进中部崛起纳入“十一五”规划纲要，决定从政策、资金、重大建设布局等方面对中部地区发展提供支持，明确提出要增强中部地区粮食生产能力、加快中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支持中部地区煤炭基地建设、建设精品原材料基地、构建中部地区综合交通体系等具体内容。2016年12月，国务院审议通过“十三五”促进中部地区崛起规划，支持中部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形成对全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同时，要提升新型城镇化水平，加快城市群建设，提高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县域经济承接城市功能和辐射带动乡村发展能力。作为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国家促进中部崛起为湖南县域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1.1.1.2.4“一带一路”战略
2014年，中央提出了“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提出为我国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契机。“一带一路”覆盖了世界上63%以上的人口，沿线有26个国家和地区，覆盖我国14个以上的省份和地区。县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使县域经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对于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一带一路”战略针对不同县域的特点，对县域经济提出了以下三大新要求：
第一，“一带一路”战略为县域发展外向型农业、推动边境口岸贸易发展和加快国内外文化交流提出了新要求。“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为我国农业出口拓展了通道。充分利用农业资源丰富、天然条件好等特点，积极发展外向型农业，拓展国外农产品市场是“一带一路”战略为县域经济发展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口岸连接着亚欧大市场和国内沿海地区，带动了范围内县域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受“一带一路”战略影响最直接，应充分利用“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加强边境贸易口岸的发展，推动县域发展。“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放宽了国家之间交流合作的通道，在文化背景、文化形成条件、文化特色和文化习惯等方面有很强的互通互融性的区域。利用好文化互通互融性，可以提升文化的先锋作用，将民族文化推向世界。
第二，“一带一路”战略在推动创新、产业承接、民营经济走出去等方面为县域经济产业升级提出了新要求。部分县域分布大量的钢铁、铝业等生产加工企业和装备制造企业，“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产品市场前景更加广阔。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对于相关产品的要求区别较大，要适应相应的改变就需要创新和更加严格的质量把关，这部分县域工业将面临强力推动创新的新要求。随着我国西部地区劳动力成本与国外某些国家比较优势逐步缩小，单一的劳动力优势已经不能吸引跨国企业的转移。“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一方面为西部地区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承接东部产业转移进行更好的准备；另一方面为跨国企业转移到国外提供了更方便的条件。内陆县域应该进行人才技能培训，做好园区基础设施建设等产业承接的准备。我国的民营经济发展已经逐步从“量的扩张”进入“质的提升”阶段，“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对民营企业提出了新要求，特别是已经发展到一定规模、具备一定实力的沿海民营企业，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战略契机，形成可以与其他企业合作竞争的优势，推动企业做大做强和走出国门等，这些值得我们去思考、探索。
第三，“一带一路”战略对高铁和航空节点县域、港口县域、外向型县域和产业转型县域提出了发展的新要求。我国90%的城市高铁站点和100%的城市机场都分布在城市郊县。“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后，高铁和机场等城市交通节点的作用将进一步凸显。对于郊县来说，一方面要配合相关的铁路和机场管理公司做好对枢纽站点的服务工作；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好交通枢纽节点带来的发展机遇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对于港口县域，要注意“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港口的软硬件建设要求，服务好、利用好港口资源。“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增强了对于新兴国家市场的开拓，未来在产品结构、产品要求等方面都与原来的出口模式有了较大的差异。因此，对于对外依赖度较高的沿海县域，未来出口产品的结构、产品形态等方面都提出了改变和创新的要求。“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加快了东西部产业转移，而转移后县域面临产业“空心化”的威胁。因此，加快培育新的产业和加快产业高端环节竞争力的形成，是“一带一路”战略为县域经济发展提出的新要求。1.1.1.2.5“一带一部”战略
2013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继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之后，又确立了湖南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新定位。面对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和“一带一部”的新定位，湖南县域经济转型发展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新机遇、新方向和新出路。1.1.2 研究意义1.1.2.1 理论价值
县域经济是行政特征明显的区域经济。本书从经济新常态的视角探索县域经济发展的内在机理和实现路径，构建新常态下县域经济转型和升级发展的理论体系，并运用该理论对湖南县域经济转型和升级发展进行实证研究，力图对区域经济理论研究有所贡献。
第一，区域经济学着重于经济区域的研究，而对县域这类具有明显行政特征的经济地域研究则较少。本书以行政特征明显的县域为研究主体，对县域经济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以及产业、空间、经济关系结构等基础性问题进行系统阐述，试图通过对县域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为区域经济学基础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补充。
第二，在经济新常态下，如何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和升级发展，尤其是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路径选择问题，尚缺少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和概括。本书着重探讨经济新常态下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从实现途径、制度创新及保障体系创新等多视角，运用系统整合的新理论，论述新常态下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路径创新问题，力求为实现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提供一种可供借鉴的新思路和新途径。1.1.2.2 实践意义
新常态下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问题来自于县域经济自身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和国家层面社会经济大背景的要求，其理论应用价值十分明显。
第一，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理论研究对县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价值。县域承载着全国80%以上的人口，蕴藏着丰富的经济发展资源，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是时代的要求，实现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是历史的选择。县域经济是最基本的区域经济单位，只有转型升级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促进城乡和谐，实现民众期盼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确保国家长治久安。对新常态下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内在机理的理解和把握有利于增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实效性。可以运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综合评价的模型和方法，对具体县域经济的转型升级发展状况进行准确评价。
第二，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理论研究对新常态下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实践的路径选择具有普遍指导作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实现途径是多方位、多层次的，在不同的县域经济发展阶段，其发展路径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本书通过对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路径的全面、系统论述，为县域经济转型发展，从不同层面指出了可供选择的有效路径，对推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第三，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理论研究是指导湖南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湖南与沿海发达省份相比，一个最突出的差距是县域经济发展滞后。实现中部崛起，离不开湖南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按照经济新常态的要求，选择有效路径，加快湖南县域经济的发展，是促进湖南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运用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理论，研究解决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实现路径，其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都十分重大。1.2国内外研究现状1.2.1 国外研究现状1.2.1.1 国外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现状
目前，国外没有专门进行县域经济发展的研究，但是对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较早，也相对成熟。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德国经济学家杜能（Thunen,1826）创立的农业区位论。二战之后，在一些西方学者的不懈努力探索下，一些重要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模式相继被提出来，区域经济科学也就应运而生。之后，随着现代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国外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进入到完善和系统化阶段。1.2.1.1.1国外关于区位理论的研究
在区位理论方面的研究，杜能（Thunen,1826）在其《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孤立国模式和假设”，主要研究了其中的农业资源配置问题，提出了著名的农业区位论。1909年，德国经济学家韦伯（Weber）在他的《工业区位论》一书中，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区位内土地、资本、人口、资源等向大城市聚集的背后的空间机制，指出由于运费、劳动力费用等在工业化时相对较低，资源在特定优势的区位聚集比分散会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从而提出了著名的工业区位论。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韦伯的后继者们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心地理论”，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特洛（Chrastaller）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研究得出高效的资源配置空间结构，必定是以城市为中心，并且有多级相应的次级市场区域形成的网络体系的结论。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Isard）指出，产业资源配置的基本原则固然是实现利润最大化，但它同自然环境、产品成本和工资水平、区域间价格水平等多种因素有密切关系，因而选择合理的区位就必然受多种因素影响，必须对上述多种影响因素进行较为全面的综合分析。他还进一步指出，工业、农业和城市区位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每一种区位的选定或变动都会引起连锁反应，从而影响经济的空间结构。这些观点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区位理论的形成。以后，随着研究工具的发展与进步，现代区位理论又向动态化、实证化方向发展。1.2.1.1.2国外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研究
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从理论界的争论和各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主要有增长极理论、梯度发展理论、新经济地理理论等。法国经济学家佩鲁（Perroux）于1945年首次提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以抽象的经济空间为基础，认为经济空间是非均衡的，处于极化过程中。他认为，每一个经济空间都存在着若干中心或极，会产生类似“磁极”的向心力和离心力，从而产生相互交错的一定范围的场，也即所谓的经济增长极。美国区域经济学者弗农将“工业生产生命循环阶段论”引用到区域经济学中，创造了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理论。该理论的主要观点为：一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盛衰主要取决于它的产业结构优劣；二是区域内创新活动大都发源于高梯度地区，然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按顺序逐步向低梯度地区转移；三是梯度转移主要通过多层次城市系统扩展开来。新经济地理理论的代表人物克鲁格曼（Krugman）采用规范模型方法证明，工业活动倾向于空间集聚的一般趋势，即现实中产业区的形成具有“路径依赖性”，一旦产业空间聚集建立起来，就倾向于自我延续下去。1.2.1.2 国外关于经济转型发展的研究现状
国外关于经济转型发展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方面。一是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以单一城市（镇）或某一特定区域为研究对象，以其人口特征、城镇变迁和规划问题以及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和心理问题为研究重点。例如，美国学者提出的矿业城市生命周期呈现“铃”形分布的观点以及R.A．卢卡斯（R A Lucas,1971）提出的单产业城镇或地区的四个发展阶段理论等。二是有国外学者认为资源型地区进行经济转型的原因是为了应对内外部经济社会环境的巨大变化而不得已做出的调整。其中经济全球化、经济周期及经济危机是其转型发展的重要原因。兰达尔和艾恩塞德（Randall & Ironside,1993）认为20世纪80年代全球化发展、经济周期和变动的公司策略加速了资源型地区的产业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多样化进程，同时也加快了这些地区的转型速度。克莱姆森（Clemenson,1992）认为20世纪80年代经济低迷的压力导致许多地区开始向产业多元化的方向转型，原来单一产业的地区也被迫转入其他资源型产业，谋求经济的多元化发展。罗斯和厄舍（Ross & Usher,1999）认为一些受到过度专业化导致的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的地区发生了正式经济活动和非正式经济活动之间根本性的重组。三是关于资源型城市如何发展的问题，国外资源型城市转型已经给出了答案，而且其研究重点已转向可持续发展、生态发展方面。戴维斯（Davis,2001）认为，全球经济发展造成了自然资源一定程度上的浪费，只有通过改变“游戏规则”并使生态环境成本内生化，才能使工业生产系统向环境友好的方向转型。科登（Corden,2001）设计创造了一个更为详尽、科学、准确的模型，研究了自然资本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生活质量的关系。贝利（Bailey,2001）研究了面向21世纪的网络经济条件下地方经济的发展与资源约束的关系。1.2.1.3 国外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其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中提到如果一个词被反复使用的话便会成为一种趋势。在当下，这个词可能就是“新常态”。有资料显示，“新常态”最初源于西方的一个新的经济术语，是由英文的“New Normal”翻译而来的。其实新常态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早在2004年，美国人罗杰·麦克纳米（Roger McNamee）在其出版的《新常态——大风险时代的无限可能》一书中便有所提及，其大致意思可以概括为：在这个无法预知风险的现代化社会，在经济经历过大危机之后，就算经济能恢复，也不会使曾经的辉煌再现，而这种具有弱愈合能力的经济就是新常态的主要表现。五年之后，两位时任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首席投资官——穆罕默德·埃尔埃利安（Mohamed A El-Erian）和比尔·格罗斯（Bill Gross）在一场关于“探讨危机后美国各个经济领域复苏和发展新模式”的论坛上正式用“新常态”一词概括了在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可能将遭受一个缓慢而痛苦的恢复过程，特别地，发达国家的这种表现将更为明显。他们将“新常态”形容为在当前的政治经济发展环境下所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而不是应该发生的事情，同时将其特征总结成五点，分别是主权债务问题、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失业率持续高企、增长乏力和财富增长动力将从工业化国家加速向新兴经济体转移。随后，在2010年召开的第40届达沃斯论坛上，埃利安再次提到“新常态”，指出世界可能再也无法回到经济危机前稳定的“正常”状态，而迎来一个全新的“正常”状态。埃利安的此次发言使“新常态”这一重要的经济概念逐渐成为各大主流媒体的热议话题，甚至其内涵一度超越了原本范畴，被应用于商业、宏观经济等多个领域。总体看来，新常态在西方社会被赋予的含义是：在经历了2008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西方社会的经济体由于超高的杠杆比率、不负责任的承担高风险、过度负债和信贷扩张之后，很可能无法重新回到类似此前普通的经济周期底部快速复苏（V形复苏），而是保持长期疲软和高失业率，要完全消解这些障碍使得经济复苏，可能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1.2.1.4 国外研究现状的评价
虽然国外没有专门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但是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将现代经济学方法、理论应用于区域经济的分析，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这一点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目前已达到完善和系统化阶段，而且随着现代研究方法和工具的进步，国外关于区域经济的研究向模型化、实证化、动态化方向发展。在经济转型发展研究方面，国外经济学家对自然资源与经济增长、经济转型和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1.2.2 国内研究现状1.2.2.1 国内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县域经济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特别是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发展壮大县域经济后，学术界和行政领导等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与研究，涌现出大量的富有意义的研究成果。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2.2.1.1关于县域经济的重要作用的研究
闫恩虎指出，县域经济在中国经济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它是一种“国本经济”、一种“生态经济”、一种“民生经济”、一种“稳定经济”。与此同时，它也是中国巨大市场的坚强后盾、中国经济增长的新源泉、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合作发展的重要基础、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刘小龙认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一个关键性层次，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基础性地位。王朝才、孙钢等指出，县域经济是中国国民经济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城市经济和乡村经济之间起着承上启下的纽带与桥梁作用。张红宇认为，县域经济的重要性在于它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层次，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操作平台，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1.2.2.1.2关于县域经济的内涵的研究
闫恩虎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理解县域经济的内涵：一是典型地体现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三元结构，即城市、乡镇与农村；二是典型地体现中国传统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矛盾主要是城乡二元结构；三是县域经济的核心问题是“三农”问题。刘小龙认为，所谓县域经济，是指以县域为行政区划的一个小区域内的经济，是一个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层次性、集聚性以及扩散性等特征的经济生态系统。具体来说，就是指以某一行政县为区域经济范围，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主要标志，以县城或中心镇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不同层次经济元素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资金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张红宇认为，县域经济是以县域行政区划为地理空间，以发展本地经济为宗旨，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区域经济。其主要特点有区域性、综合性、开放性、中介性。1.2.2.1.3关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的研究
闫恩虎提出了“一、二、三、四、五、六”的县域经济发展战略。“一”是指“一县（市）一色、一镇（乡）一业、一村一品”的专业化特色经济；“二”是指从根本上必须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三”是指必须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问题；“四”是指要全面加快县域经济发展的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农业产业化进程；“五”是指民营经济、配套经济、园区经济、劳务经济、生态经济是直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的五大力量；“六”是指当前县域经济发展壮大必须正确处理人地、政府和企业、改革和发展、引进人才和留住人才、外资和内资、贷款难和难贷款六种关系。戴宏伟、陈永国在其《城乡统筹与县域经济发展》一书中指出，县域经济壮大发展重点应该包括农村工业化、农业产业化、农村城镇化、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特色产业培育与发展、体制改革与创新六大方面。1.2.2.1.4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
学者们根据不同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研究，总结出了具有地域特色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例如，叶普万（2003）通过分析陕西各地的具体情况，认为各县域资源禀赋优势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应该根据这些条件来选择合适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他总结出几种有代表性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资源型经济发展模式、城郊型经济发展模式、平原型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山区型经济发展模式。魏秀芬、于战平（2005）指出，县域经济除了受自然禀赋条件、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政策、人文环境等因素影响外，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制约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也不尽相同。因此，不同发展阶段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也就各不相同。姜保雨（2006）根据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特点，总结出几种适合中部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主要有工业强县模式、劳务经济模式、产业集群模式和农业产业化推动模式。龙祖坤（2007）重点分析了民族地区的县域经济发展现状，认为民族地区县域经济发展除了受自然资源禀赋条件、经济、社会等因素影响外，还有其历史根源的影响。因此，发展民族地区县域经济要根据地区比较优势，以市场为导向，突出地方特色，选择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经济发展模式。他总结了几种可供选择的县域经济发展模式，即旅游产业带动模式、矿产资源依托模式、劳动密集加工支柱模式、农业生产主导模式以及劳务经济先导模式等。金碚（2012）指出，县域在进一步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要避免走传统工业化的弯路，顺应当前我国工业向绿色化、精致化、高端化、信息化和服务化转型升级的趋势，高起点规划，走出一条符合我国县域实际的新型工业化道路。1.2.2.2 国内关于经济转型发展的研究现状
国内关于经济转型发展的研究也主要集中于资源型地区或产业发展转型方面。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有学者开始关注矿区、资源型城市综合化发展及规划与布局的问题。例如，魏心镇（1981）、梁仁彩（1985）就煤矿区域工业综合体的形成与发展、煤炭基地的类型与综合发展等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进一步为煤炭城市工业综合发展拓展了思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学者开始关注资源型城市或地区的产业结构及其整合发展的问题。樊杰（1993）采用聚类分析方法对资源型城市的工业结构进行分类，并比较了相应的经济效益，指出单一的产业结构是导致煤炭区域经济效益低下的主要原因。沈镭（1998）提出了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的一些思路，包括把握资源型地区资源产业的生命周期、抓好经济结构转换。杨荫凯（2002）提出，要通过技术进步尽量延长资源型产品的产业链和采掘年限，为其转型发展提供足够的时间。刘语轩（2009）从政府与市场的不同功能、转型时机、产业形态、转型实施方式四个角度分别阐述资源型城市的转型发展路径。叶蔓（2010）认为，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发展要依靠新型产业的植入，彻底改变资源型地区对资源的路径依赖。祁泉淞（2010）则明确提出要引入新兴产业和培育其他产业。1.2.2.3 国内关于县域生态建设的研究现状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问题和生态退化问题日益成为困扰我国农业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引起了有关部门和科学家的高度重视与关注，也取得了诸多的研究成果。
在生态重构中，关于生态环境恢复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刘照光、包维楷（2001）认为，我国生态恢复重建的思路必须是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结合的，以生态环境的生物多样性为基础，以生物之间形成的食物链为网络，构建不同层次、不同区域环境的生态链，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产业链，使生态链与产业链有机结合起来，形成持续健康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史培军、刘学敏（2003）通过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建设的双重问题的研究，提出要把生态建设与产业发展、经济建设融为一体，实现生态建设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立足点是在增加农民收入的同时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在恢复和保护生态环境的过程中增加农民收入。若单纯是为了恢复生态环境，人民没有从中得到实惠，那么生态建设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1.2.2.4 国内关于经济新常态的研究现状
中国经济“新常态”被国外媒体称为“Pinormal”，即“习近平常态”。其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新常态”有着诸多的差异，其出现与国家体制转轨和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从字面意思解析，中国经济“新常态”之所以“新”，在于它不同于以往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常”意味着今后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将成为常态，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经济增长动力逐渐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化；“态”昭示着中国经济已经基本告别过去30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和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它意味着一种趋势性的和不可逆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明确了经济新常态下呈现出的不同以往的特征，主要包括了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消费需求、资源环境约束、出口和国际收支、投资需求、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市场竞争特点9个方面，充分说明了我国经济正在向着结构更合理、分工更专业化、形态更高级的阶段演化。1.2.2.5 国内关于县域经济研究现状的评价
国内学者对发展我国县域经济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本书通过研读他们的成果，并将其进行归纳梳理，将他们分为县域经济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县域经济的内涵的研究、县域经济的发展思路的研究以及县域经济发展模式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成果对本书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但是我国学者对县域经济的定量研究与创新还明显不足，这是以后研究的方向和着力点。
我国学者从产业结构、产业整合、产业布局以及影响因素等方面来研究资源型地区转型发展问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书是在借鉴这些成果的基础上来研究湖南县域经济的转型发展机理和路径问题的。1.3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1.3.1 研究内容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根据县域经济基本理论问题的自然逻辑而展开的，以探寻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基本机理和实现路径为目标，力争通过研究理念、方案和研究思维的创新，实现理论成果的创新，进而将创新理论与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创新实践相结合，并服务、指导于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实践。本书除前言和结论部分外，主要内容大体可分成理论阐述和实证探索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主要由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和第四章组成，重点探讨、论述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的理论问题。
第一章，主要分析了研究背景、研究意义以及国内外研究现状等。
第二章，重点阐述了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与特征，论述了县域经济系统的结构、类型和功能，对县域经济发展的相关区域经济理论进行了评述，为深入研究县域经济转型发展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探讨了县域经济空间结构的概念、特点以及影响县域产业结构的因素，并对县域经济发展空间模式的构成要素、种类进行了分析，最后对湖南省县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演化做了阐述。
第四章，论述了新常态下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基本概念，对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理论进行了阐述，并分析了新常态下县域经济发展的机理、动力机制、创新机制和模式选择。
第二部分由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组成，对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在借鉴国内外县域经济转型发展经验的基础上为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路径。
第五章，从湖南县域经济的发展现状入手，对湖南县域经济发展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对湖南县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一一分析。
第六章，利用单指标评价法，采用DEA-Malmquist 模型对2005—2015年湖南省98个县（市、区）的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出了湖南省各县域转型升级发展水平不一，存在较大的差距的结论。
第七章，对我国沿海发达地区的一些县域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成功典范进行了分析，总结了经验；也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转型发展的成功经验进行了分析，为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路径提供了可选择的经验。
第八章，针对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的不同发展区域提出了具体可操作的路径选择。
本书最后是结论部分，对本书的主要论点进行了归纳总结，指出了后续研究的方向。1.3.2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1.3.2.1 系统研究法
县域经济研究的对象本身就是一个“小而全”的复杂社会，也是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系统，它的经济结构是一个相对健全的系统结构。因此，对于县域经济的研究必须用系统的观点进行研究才能从整体上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本书就运用了系统论的研究观点，将湖南作为研究对象，从整体上将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和影响县域经济发展的因素进行了研究。1.3.2.2 实证分析与规范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所谓实证分析，是研究事物“是什么样”的问题。所谓规范研究，是研究事物“应该是什么样”的问题。在本书的研究内容中，采取的分析步骤是先实证、后规范的方法。首先，通过对查阅的湖南的资料进行分析，摸清楚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其次，分析新常态下影响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最后，结合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特点，提出促进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具体路径。1.3.2.3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分析各种影响因素与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的时候，需要对这种逻辑关系提供翔实的数据资料才能使其更加切实可信。因此，在研究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大量调查、收集各种原始资料，经过资料的整理分析，运用定性和定量的分析方法，从中找出县域经济发展活动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规律。1.3.2.4 比较分析法
比较分析法也是动态分析与静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本书通过对湖南不同时间段内的同一指标进行比较分析，找出县域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及存在的问题并进行研究。1.4本研究的创新点
本书的研究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是将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机理及路径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并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深入分析了新常态下湖南县域经济发展的差距。
二是采用DEA-Malmquist模型对湖南98个县（市、区）在2005—2015年的县域经济发展情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并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新常态下湖南各县域发展基本情况进行了归类。
三是把湖南各县域分成了四大板块，并针对不同板块的县域经济发展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路径选择。2县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基础2.1县域经济的概念、特征、类型及地位与作用2.1.1 县域经济的基本概念
县域经济一般是指以行政区划——县为单元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是指受地域分工、自然资源分布、经济增长极等因素的一致性或相近性影响的不同行政区域之间或同一行政区域内运行和发展一体化的经济。由于县域经济的特殊性和复杂性，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县域经济”概念的界定存在较大差异。李小三、徐鸣等认为，县域经济是指以中国的行政县为区域范围，以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镇、乡、村各层次经济要素间的联系和比例关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资金流、物质流、信息流而显示出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王怀岳指出，县域经济是一种行政区划型的区域经济，其形成是劳动地域分工的结果，具有开放性、区域特色性和空间非均衡性的特征。
也有人认为，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和区域性经济网络，具有区域性、综合性和层次性等特征。县域经济不仅包括县城经济，也包括乡镇经济和村域经济各个层次。县域经济是以县城为中心，以集镇为纽带，以广大乡村为基础的区域性经济。从管理上看，县域经济属于县行政区划认定的区域经济；从经济张力上看，县域经济可向县外扩展和渗透，其边界又不局限在县行政区域内；从内涵的联结上看，县域经济是城乡结合体和工农结合体；从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县域经济处于基础地位。
可见，县域经济有三个基本内涵：一是典型地体现中国转轨经济的三元结构，即城市、乡镇、农村；二是典型地体现地域特色和完备功能的重要基础行政区域经济；三是县域经济的问题是“三农”问题。可以说，县域经济这一概念是指以行政县（包括县级市）为区域范围，以县一级独立财政为标志，以县城为中心、集镇为纽带、农村为腹地，以不同层次经济要求间的联系为基本结构，通过双向反馈的人力流、物资流、资本流和信息流而发挥整体功能的经济系统。具体来说，县域经济是以具有独立规划和财政职能的县级行政区划为地域空间，以市场为导向，以县级政权为调控辅助，优化配置资源，具有地域特色和功能完备的区域经济系统。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是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是中国最基本的政治经济区域。从经济总量上看，全国国内生产总值有相当大的比重是由县和县以下的经济活动创造的；绝大多数的人口也居住在县和县以下地域。因此，发展县域经济不仅对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且关系到地方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2.1.2 县域经济的基本特征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处于基础地位和枢纽地位，是城乡空间的结合部和三大产业的衔接点。县域经济既有明显的区域差异特征，又有特定的共同关联性内涵。县域经济不仅具有区域经济范畴的一般特征，而且还具有其独有的特征。在长期的历史演变与发展中，中国县域经济形成了农村性、地域性、层次性、综合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2.1.2.1 农村性
在中国，习惯上总是把“县”与农村和农业联系在一起，离开了农村和农业也就不称其为“县”。因此，农村性是中国县域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关于中国县域经济的农村性特征，国内许多学者进行了阐述。
成思危（1999）从农村人口众多和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角度论述了中国县域经济的农村性特征。他认为，目前中国农民收入的总体水平较低，并且增幅开始趋缓，来源渐趋多样化，地区差距急剧扩大且分布不均，扣除必要的生产性现金支出及非生产性特殊支出并缴纳较重的税费之后，目前全国约有2/3的农民由于收入水平低而缺乏消费能力。在农村人口约占70%、地少人多、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具有“二元经济”特点的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是漫长的，县域经济的发展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区域经济的角度看，县域经济不尽符合按照经济系统性划分经济区域的原则，但是毕竟是用组织手段连接起来的具有一定内聚力的区域经济。在县域范围内率先推进农业产业化，进而逐步推广和扩大，是一条比较稳妥可行的道路。
陈锡文（1999）从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论述了县域经济的农村性特征。他认为，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如从经济活动的角度去分析，不难看出通常县域经济具有三个显而易见的特点：第一，农村在县域中占据着绝大部分的地域，因此农业和农村经济在县域经济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第二，农民在县域居民中占据着绝大多数，因此农民的文明和富裕程度对整个县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第三，个体私营经济在县域经济活动总量中的比重很高，因此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县域经济的发展状况。从县域经济的这些显著特征中，不难总结出两条规律，那就是发展县域经济，一要高度重视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二要高度重视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县域经济的特点决定了其基础是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县域经济的一大目标在于加快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但这并不是说发展县域经济就可以忽视城镇经济、忽视国有经济，恰恰相反，发展城镇经济、增强县域内国有经济的活力，也是发展中国县域经济的应有之意。
朱舜（2001）认为，中国城市和县城人口的基本生活资料主要来自于县域农业，这就决定了中国县域经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只能以农业为基础，其工作的重心也只能放在农业上。同时，能被农业利用的土地是县域土地的基本构成，对这些土地的开发构成了县域经济的基础产业。这是县域经济与城市经济相区别的显著特点。如果县域经济不具备这个特点，其所辖的土地被基本用于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那么这样的区域经济就不是县域经济，而是城市经济。从中国国民经济的实际情况出发，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行政区域经济是县域经济，以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为基础产业的区域经济是城市经济。
上述几种观点表明，县域经济的农村性特征是由农业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决定的。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步伐，对于繁荣农村经济，推动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2.1.2.2 地域性
县域经济的地域性是指县域经济在空间上具有一定的范围，在地理上具有一定的位置和相互间可分的行政界限。县域经济的社会再生产过程，包括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经济活动，主要是在这一特定地域空间进行，县域的经济管理权限也局限在这一范围内。任何经济活动都有其地域分布，不过与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相比县域经济的地域特征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县域经济的生产与自然再生产过程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地域空间内，不仅包括自然资源系统和产业部门分布，而且涉及生态环境和社会系统等。县域经济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就是根据县域范围内自然资源组合的特殊性、经济发展条件的近似性、劳动地域分工的相关性、经济联系的必然性等，融合社会经济要素的相对个性差异，构造和发展的相对集中的产业格局。与大经济区相比，县域经济的区域范围较小，经济活动更加具有地域特色。2.1.2.3 层次性
县域经济是指一个县范围的全体经济的总称，既有产业的总和，又有产业的结构及各种经济所有制的总和；既有老百姓经济、老百姓就业与收入，也有政府经济，即财政收入和财政收支平衡。从这个意义上看，县域经济具有明显的层次性。2.1.2.4 综合性
县域经济总体上属于一种部门齐全、行业众多、领域广泛、功能完备的经济单元，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经济运行体系，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国民经济的一个缩影，具有与国民经济相对应的各个产业、领域和部门，所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县域经济既拥有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采掘业以及服务业等各个生产性或非生产性行业，又设有计划、财政、税收、金融、物价、工商管理等各类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其经济活动既覆盖生产、流通、交换、消费等社会再生产各个环节，又涉及科技、教育、文化、卫生等相关领域。因此，县域经济具有很强的综合性。2.1.2.5 不平衡性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各地经济发展差异十分显著的发展中国家。同样，中国县域面广量大，各个县域所处的自然、地理、经济和社会环境不同，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不一，经济发展水平也必然千差万别，从而形成不平衡性特征。根据测算，目前，中国县域经济的发展正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
根据第六届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评价资料统计，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东部地区有86个，东北地区有5个，中部地区有5个，西部地区有4个。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为：人口81.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231.7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0.9亿元，分别是全国县域平均数的1.78倍、5.28倍、6.63倍。1/7的县创造了全国县域1/3的地区生产总值。全国县域经济百强县（市）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30 86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6 230元，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8 990元，分别是全国县域平均数的3.26倍、2.04倍、1.40倍。
中部地区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为：人口76.04万人，地区生产总值87.91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3.08亿元，分别是中部地区县域平均数的1.33倍、2.11倍、2.21倍。西部地区百强县（市）的平均规模为：人口55.22万人，地区生产总值65.01亿元，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2.98亿元，分别是西部地区县域平均数的1.72倍、3.16倍、3.56倍。
由此可见，发达县（市）与不发达县（市）的差距继续拉大，县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越来越突出。东西部之间发展不平衡。东部发展水平、发展活力强于西部，而西部发展潜力优于东部。2.1.2.6 依赖性
依赖性是县域经济的最本质特征的外在表现，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以本县域资源为依托，如劳动力资源、生物资源、土地资源、区位人文资源等，然后利用县域范围以外的与其互补的资源如资金、技术、信息等，来组织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达到县域经济发展的最佳状态。另一方面，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同时又反作用于城市经济的发展。县域经济是以城镇为核心的人地矛盾相关系统的整体性经济，城镇经济是县域经济发展的导向，县域经济是城镇经济的基础。因此，县域经济对条件资源和城镇经济的依赖性，决定了县域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人地矛盾相互作用的客观规律。2.1.2.7 “三元”性
县域经济“三元”性结构是指县域经济发展阶段上并存传统农业、乡镇工业和现代工业三种不同发展水平的产业类型，与此相对应的是三种经济空间结构，即乡村—集镇—城镇。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城乡经济社会体制依然分割的情况下，中国农村工业兴起，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使县域农民直接进入工业化流程，逐渐生成农村工业部门，成为促使二元经济结构发生历史性变革的新选择。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县域农村工作部门，既不同于现代工业部门，又有别于传统农业部门，成为介于两者之间的新兴部门，从而打破了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原有凝固状态，使县域经济呈现了传统农业、乡镇工业和现代工业三大系统并存的三元结构的新局面。2.1.3 县域经济的基本类型
按照不同的划分标准和划分原则，可以将县域经济划分为多种类型。根据县域内的地理条件不同可以将县域经济分为山区型、平原型和丘陵型；根据县域所在区位不同可以将县域分为市郊型、沿海型、沿河型、沿边（境）型；根据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可以将县域经济分成贫困型、欠发达型（中等型）和发达型。本书着重探讨按产业结构和发展动力划分的县域经济类型。2.1.3.1 按产业结构划分的县域经济类型
根据各县产业结构的状况，大致可以把县域经济划分为四类，即农业主导型经济、工业主导型经济、服务业主导型经济和综合发展型经济。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