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精华（第二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姜忠喆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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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四史精华（第二卷）试读：

晋书

首先是十八家晋史。晋末距唐初已有二百余年，在这一段时间内，研究晋史的学者很多，据《隋书·经籍志》和《唐书·艺文志》所载，已成书的不下二十家。唐太宗在《修〈晋书〉诏》中称：“前后晋史十有八家”。但究竟是哪十八家，到现在已很难确定，一般通行的意见，是指：晋陆机的《晋纪》，王隐的《晋书》，谢沈的《晋书》，干宝的《晋纪》，邓粲的《晋纪》，孙盛的《晋阳秋》，虞预的《晋书》，曹嘉之的《晋纪》，何法盛的《晋中兴书》，朱凤的《晋书》；宋：徐广的《晋纪》，檀道鸾的《续晋阳秋》，裴松之的《晋纪》，谢灵运的《晋书》；齐：臧荣绪的《晋书》；梁：萧子云的《晋书》，萧子显的《晋史草》，沈约的《晋书》等十八家。此外还有晋：束蜇的《晋书》帝纪十志，荀绰的《晋后书》，习凿齿的《魏晋春秋》；宋：刘谦之的《晋纪》，王韶之的《晋纪》，郭季产的《晋纪》；梁：萧铣的《东晋新书》，郑忠的《晋书》等八家，也在参考之列。

上述这些史书，体例不尽相同，有的属纪传体，有的为编年体；所记年限也不尽一致，有的只写到西晋灭亡，有的仅东晋一朝史事，而最使唐初统治集团深感不满的，是没有一个尽善尽美的本子为他们所用，所以唐太宗要批评说“（臧）荣绪烦而寡要，行思（谢沈）劳而少功，叔宁（虞预）味同画饼，（萧）子云学堙涸流，处叔（王隐）不预于中兴，（何）法盛莫通乎创业”。至于干宝、陆机、曹嘉之、邓粲只不过略记帝王，檀道鸾、孙盛、徐广、裴松之等人虽然富有才华，然而“其文既野，其事罕有”。于是下诏重修。唐朝官修的《晋书》即以臧荣绪的《晋书》为底本，参考其余史料，重新编写而成的。

其次是晋朝的起居注。晋朝的史官是著作郎兼任的，初隶属于中书省，晋惠帝时，又设置著作郎一人，称为“大著作”，专掌史任，同时设辅助性的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掌起居集注，记录皇帝言行和当朝大事。因此晋朝的起居注很多，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就有二十三种，共五百五十七卷，这也是修《晋书》的重要参考资料。

再次是杂史文集，包括有晋朝旧事、五胡十六国史及杂说三种。关于晋朝旧事的有《晋朝杂事》、《晋宋旧事》、《晋要事》、《晋故事》、《晋建武故事》、《交州杂事》、《晋八王故事》、《桓玄伪事》、《晋东宫旧事》等书。五胡十六国的国书三十家，及崔鸿的《十六国春秋》等书。杂说如傅畅的《晋诸公赞》、郭颂的《魏晋世语》、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祖冲之的《述异记》，刘义庆的《幽明录》，干宝的《搜神记》，东阳无疑的《齐谐记》，许善心的《符瑞记》等书。

正是由于唐朝官修《晋书》取材宏富，加之编纂得当，所以明显优于以往各种晋史。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在他的史学名著《史通》中说，自从唐本《晋书》出现后，“言晋史者皆弃其旧本，竞从新撰者焉”。唐朝官修《晋书》能够取代旧有的十八家晋史，得到广泛流传，说明它的编写是成功的，也自有其存在的价值。《晋书》系叙述两晋（西晋、东晋）时期一百五十五年（265～419）的历史。总括起来，它有如下特点和价值。

首先，从编辑分工合作情况看，《晋书》是官修史书中组织分工比较合理、能够发挥各家专长的一部史学著作。在《晋书》的修撰过程中，主持监修的房玄龄等人对组织分工作了比较合理的安排，因其所长，分工撰录，便于发挥个人专长，然后集合各人的专长，合成一书。这在官修史书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后代官修史书在这方面是赶不上《晋书》的。

其次，从编辑体例来说，《晋书》在古代史籍中是体例比较合理并有所创新的一部史学著作。《晋书》的编辑体例，基本上沿袭《史记》、《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的体例并加以发展。有本纪、列传、志书和载记，发挥了纪传体史书固有的特色。本纪中的宣帝、景帝、文帝三纪，追述西晋建立前曹魏后期司马氏专权的历史，说明晋朝帝业的开创始末。这三人虽没有帝号，陈寿《三国志》也未立传。干宝《晋纪》创立三帝纪，唐修《晋书》承袭这种做法，并对以后的《金史》创立《世纪》产生了影响。《晋书》列传的编次，很是得体。例如陶潜死于刘宋，为了褒奖他心不忘晋，也为他立传；桓温本有争晋的阴谋，所以他的传不列入桓彝之下，而是与王敦、桓玄同入叛逆传中。七十卷列传，共列入七百七十二人，除按时代先后编次外，还有很多合传。其中有按高门士族合为一传的，有的多达十人以上，如桓彝子孙十六人、安平王司马孚子孙十三人、王湛子孙十二人、陶侃子孙十一人，分别合为一传。这种写法反映了当时士族的强盛和时人对门第观念的重视。有的则按传主的共同特点合传，如阮籍、嵇康、向秀、刘伶等人合传，是因为他们都具有“其进也，抚俗同尘；其退也，餐和履顺，以保天真”的特点。比如将徐广、陈寿等十二人合为一传，皇甫谧、束蜇等四人合为一传，则是因为他们都是历史学家、考古家。又比如卷五十九的八王合为一传，若以世次论，他们根本不可能合为一传，但因为他们是导致西晋灭亡的“八王之乱”的罪魁，所以也合为一传。《晋书》中载记的运用是最著特色的体裁。载记是用来记叙新市、平林、公孙述等的割据势力，有些类似于《史记》的世家。《晋书》写的是统一皇朝的历史，对于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历史记载，自然贯彻着一种统一的思想。十六国都在中土，又不受晋封，势难以按照《史记》的世家那样处理，因为世家所列诸侯皆由周王室分封而承认周王室为天下共主，这样就只有援引“载记”之例，分国记述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后蜀、后凉、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等十四个政权。三十载记，只称“僭伪”，不强调“华夷”，正是唐太宗摒弃华夷之辨的狭隘民族偏向，实行“爱之如一”的民族政策的思想的直接体现。

再次，从史料的角度看，《晋书》取材广泛，内容丰富，叙事详尽，是一部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史学著作。这是《晋书》的一大优点。唐代创官家修史，在图书资料的汇集和人力的组织上都要优于私家。前文在叙及《晋书》的史料来源时曾提十八家晋史及其他史著，这在《晋书》中也有反映。比如在《晋书》本纪中，追溯了曹魏末年司马氏专政和代魏的历史，可以弥补《三国志》的不足。在《晋书》列传中，保存的珍贵史料更多，足以反映两晋时期社会矛盾的全貌以及经济文化发展的情况。同时，列传中多载有原始的历史文献，如《禹贡地域图序》（卷三十五）、裴的《崇有论》（卷三十五）、刘的《崇让论》（卷四十一）等，对于说明晋代的社会风俗，都是极重要的文献。再比如五胡十六国这段历史，在《晋书》以前虽有《三十国春秋》、《十六国春秋》等著作，但原著久已失传，今天所能看到的，只是后人的辑本，因而研究这一段历史就不能不留意《晋书》三十载记。此外，唐以前虽有为数众多的晋史著作，但《晋书》取代这些著作后，大多都已失传，流传到今的全本几乎没有了，所以在保存史料方面，《晋书》无疑是有很大成就的。《晋书》尽管有较完备的体例和充实的史料，但也有其不足之处。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晋书》中所表现的孝道伦理和天命论思想。这还得从魏晋以来的政治、文化思想的变化说起。魏晋以来，由于政权更替频繁，儒教的伦理纲常，尤其是忠君思想，已被大大削弱了。孝道被统治者们死死抱住不放，当成维系其统治的重要手段，所以，从南北朝的各史开始，有关“孝义”、“孝行”或“孝友”的类传频频出现。到了唐朝，儒家学说逐渐居于正统思想地位。在总结前王得失与进行伦理说教两者之间，《晋书》的修撰者们更多地从后者着眼。因此，宣扬伦理纲常，用以“敦励风俗”，突出孝道，就成为修撰《晋书》的基本思想。这可以说《晋书》的指导思想有别于唐初所修其他各史的一大变化。在《晋书》中，不仅专门为“孝友”产传，就连其他列传也刻意突出孝道。书中所采的“孝悌名流”，有些被后世奉为“孝”的典范，列入“二十四孝图”，足见其影响之深远。另一方面，为了维系和神化皇权，《晋书》还注入了强列的天命论思想。监修房玄龄按照唐太宗的旨意，明确肯定“王者，必有天命”的命题。因此书中多采摘一些荒诞的神怪故事，“以广异闻”。如《成恭杜皇后传》写皇后少有姿色，长大了还没有牙齿，“帝采纳之日，一夜齿尽生。”《干宝传》说他父亲的一个婢女，幽闭墓中十多年，后来竟然又复苏、嫁人，并且还生儿育女。这种宣扬鬼神怪异，因果报应的文字，对于讲究客观真实的历史著作来说，是极其有害的。《晋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它的前后矛盾、疏漏脱落之处。由于是众手修书，参加的人的水平参差不齐，撰成后又未经精心通纂，因而书中存在一些前后矛盾，互不照应之处。至于书中关于人名、地名、官职、时间、地点的错误及前后不一之处，更是不胜枚举。

尽管有上述不当之处，但《晋书》毕竟是在广泛汲取前人成果和占有材料的基础上撰成的，应该说是成绩多于缺点，在我国古代史籍中是一部具有较高水平的史书。加上修撰者多为文学之士，魏晋以来以至唐初，盛行四六骈体文，修撰诸公辞藻华丽，“竞为绮艳”，这对于专门的史学著作讲究笃实的学风来说，固然是不相宜的，但对于一般读者，通过文白对照的形式，展现其中的部分篇什，不是既可以温习一点两晋史实，又可以欣赏到初唐学子的“绮艳”文风么？！三

我们在这里提供一些有关两晋时期的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的背景知识可能对了解晋史会有一定帮助。

政治方面：两晋时期政治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门阀政治（又称贵族政治）。所谓“门阀政治”就是由世家大族把持朝政，出身低微的人是无缘进入官府的。本来，在西汉时期，由于跟随刘邦起事的多为出身低微之徒，后来当上了高官，形成了所谓的“布衣卿相之局”。东汉时期地方世家大族势力虽有所发展，但由于两汉时期采取由社会基层组织推举的“察举”和“征辟”的途径选拔官吏，一些出身寒门的人如果德才兼备还是可以入仕为官的。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荡，摧毁了社会基层组织，原来的“察举”和“征辟”不能有效的进行，曹魏建立后，就实行“九品官人法”，依据人物的品行定为九等，作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史世高差”。迭至西晋，当权者司马氏本东汉中叶以来的世家大族，西晋政权所依靠的也是一些世家大族。此时虽继续采用“九品官人法”，但掌握评选标准却是世家大族，以致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东晋偏安江东后，门阀政治更是发展到极致，且出现二大变化。其一是地方握有兵权的大族显要往往左右朝政，晋初的“王与马，共天下”就是很好的说明，其后的桓氏家族也是如此。其二是南北士族的结合。东晋所在的江东本是三国时吴国的地盘，与曹魏打击豪强，任人唯才不同，孙吴政权所依据的却是世家大族的势力，等到晋司马氏带领北方士族进入江东时，那里的士族力量已相当强盛，《晋书·王导传》上说：“顾荣、贺循、纪瞻、周，皆南土之秀”。正是在南北世家大族的共同扶持下，东晋偏安政权才得以延续。门阀政治终东晋一世，直到刘裕取代东晋建立宋朝，门阀政治才算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两晋的门阀政治导致了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首先，是统治阶级的奢侈和对门第观念的重视。门阀政治和门阀制度的形成，使得士族和寒门成为绝对不可逾越的两大阶层，士族子弟无论才智、品质如何，都可以做到高官，特殊的政治制度保证他们有特殊的社会地位从而也保证他们有优裕的生活，在这种优裕的生活中，统治阶层腐化了。如晋武帝的宫妾、妃子近万人，皇帝不知在哪家过夜为好，他经常乘着羊车，傍晚时分任羊行走，等到哪家门前停止不前进了，就在哪儿过夜。于是宫女在门前洒上盐水，逗引羊车在自家门前停留。皇帝如此，世家大族更是竞相淫奢。用人乳喂猪者有之，用麦芽糖洗锅者有之，用蜡烛烧火做饭者有之，真是“奢侈之费，甚于天灾”。

门阀制度保证了统治阶级的优越地位和奢侈生活，他们当然竭尽全力去保护它。于是两晋时期对门第观念尤为强调，不仅一切唯出身论，就连通婚、社会交往也要强调彼此的门第和族望。这也就进一步促进了家族观念和牒谱学的勃兴。在《晋书》中往往同一族的人物合为一传，这也是门阀制度的反映。

其次是门阀政治导致了社会矛盾，这种矛盾在东晋尤为明显。东晋立国之初，有北来士族与当地土著士族的矛盾，而在北来士族之间为了争夺中央统治权，也有种种矛盾斗争，这种矛盾斗争突出地表现在“荆、扬之争”上。东晋时期，以扬州为内户，荆州为外阃，扬州虽然是京畿一政治中枢所在；而长江中游的荆州又因为是防御北方的军事重镇，它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又常有控制下游的可能，镇守荆州的将领往往拥兵自重，威胁下游的扬州，企图争取最高统治权。而下游扬州的皇室在自身利益受到世家大族威胁时，也往往借助荆州的军事力量进行“清君侧”。这样，为争夺统治权的世族之间的矛盾又和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因而就有了“王敦之乱”、“苏峻、祖约之乱”和桓温父子的专权，直到东晋灭亡。

两晋时期，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空前活跃，民族矛盾空前激化，民族融合空前剧烈的时期。自秦汉以来，在我国北方就生活着为数众多的游牧民族，他们逐水草而居，行无定所，社会组织还处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或由奴隶向封建社会的过渡阶段。三国鼎立，魏、蜀二国利用少数民族相互牵制、对抗，加上北方草原的旱灾的影响，北方的匈奴（胡）、羯、鲜卑、氏、羌等民族开始大规模地进入中原，西晋初年，进入内地的少数民族已达八百多万人。少数民族的迁徙又导致内地汉人的大规模的迁移，加上晋朝统治阶级的盘剥。因而形成了所谓“流民起义”，这在《晋书》中有很充分的记载。随着少数民族大规模的移入，力量也日益强大起来，经过“八王之乱”打击后的西晋王朝，经不起匈奴贵族刘曜、石勒等强大的军事势力的冲击，终于灭亡了。东晋时期，黄河流域已基本上控制在少数民族手中，并建立了为数众多的国家，这就是历史上的“十六国”。少数民族的移入，一方面摧毁了北方的经济，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同汉文化的接触过程中，逐渐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并逐渐融合在汉文化中。

另一方面，东晋王朝也不断地与北方少数政权发生冲突。在东晋历史上，曾出现多次北伐，著名的如“祖逖北伐”、“庾亮、庾翼北伐”、“桓温北伐”等。这些北伐的军事行动要么是准备不充分，要么是受到东晋统治集团的阻挠，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族矛盾的激化。在南北军事对峙和军事冲突中，著名的如“淝水之战”，锻炼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将领，出现了一些典型战例，在军事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两晋时期民族关系另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南方各民族的内迁，象西南的巴、蛮，东南方的山越，这些民族自东汉末年开始活跃，在两晋时期和汉人一起，共同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开发。

两晋时期经济的发展有两个值得注意的倾向，一是生产关系的变化；一是南方经济的开发。

秦汉时期，主要是一家一户的自耕农经济，经过东汉末年和三国时期的社会大动荡，自耕农经济遭到很大破坏，萌发于西汉末年的庄园经济得到充分发展，并成为两晋时期农业经济的主要形式。在庄园之中，世家大族占有大量土地，建立庄园或别业，庄园之内不仅有种植业，还有种种手工业、制作业和加工业，以及川泽园林。一个庄园构成一个独立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体系，庄园里从事农业生产的为部曲佃客和奴隶，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强化，部曲佃客相当于豪强世族的农奴。在西晋颁布的占田制中，规定按官品的高低占有田地、荫其亲属和占有佃客，从而为世家大族占有田地提供保证。不仅如此，地方豪强还兼并民田甚至官田，世家大族广占田地，建立别业（庄园），役使部曲佃客和奴隶，从而构成了门阀制度的经济基础。

两晋以前，我国的经济重心一直在北方黄河流域，孙吴时期南方经济虽得以开发，但比起曹魏来仍有所不及。东晋偏安江东，大量的北方流民也随之进入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大量的人力，从而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大发展。

两晋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突出特征，就是清谈和玄学。清谈是崇尚虚无、空谈名理的一种风气。玄学是指对《老子》、《庄子》、《周易》这“三玄”的研究与解说。玄学是清谈的主要依据和内容，清谈是对玄学的阐述和表现方式。

然而两晋的清谈玄学既不同东汉，也不同于曹魏。曹魏时期清谈虽有转向玄虚的倾向，但象何晏、王弼、夏侯玄等人虽是清谈、玄学家，却仍以此为其政治服务。可是，当魏晋政权交替之时，曹氏和司马氏两个集团勾心斗角，愈演愈烈，许多热心政治的名士，相继被杀。于是，一些苟全禄位的大官僚大地主，以玄谈为事，完全流入玄虚之境。这样，清谈玄学成为高门大族有闲者的点缀，或虚饰夸诞，故作姿态；或故弄玄虚，钓名取禄。清谈玄学的这种变化，既有庄园经济作为世家大族的物质基础，又与门阀政治相表里，成为两晋时期社会上层的时髦风尚。不仅士大夫等士族官僚从事清谈，和尚也参加玄谈，如支道林、慧远等都是很有名的清谈家。

清谈玄学如果只是一般有闲阶级的点缀，倒也罢了，要紧的是两晋的一些主要当权者，不理政事，却以清谈为务。如东晋早期丞相王导，可说是一位清谈领袖。《世说新语》说他清谈时，只谈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和欧阳坚石的《言尽意论》三篇的义理，而词锋无所不至。东晋另一名相谢安，少年时清谈还不佳，为此他特别请教过阮裕，但后来与支道林、许询、王濛等谈《庄子》时，却是词气潇洒，才峰秀逸，一座倾倒。又如琅琊大族王衍，也是不理政事，“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直到被石勒杀死前，才醒悟过来，懊悔地说，假如以前不崇尚清谈玄学，全力匡救天下，何至于今日。空谈无补于实际。后人指责两晋时清谈误国。西晋既亡，东晋复不振，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政略卫瓘借酒吐真言

惠帝之为太子也，朝臣咸谓纯质，不能亲政事。每欲陈启废之，[1]而未敢发。后会宴陵云台，托醉，因跪帝床前曰：“臣欲有所启。”帝曰：“公所言何耶？”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抚床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因谬曰：“公真大醉耶？”于此不复有言。贾后由是怨。（《晋书·卫传》）【注释】

[1]托：假装【译文】

晋惠帝司马衷作太子时，朝中大臣都认为他老实巴交，恐怕将来不能亲政。卫每次都想在武帝面前开口请求废掉太子，却始终不敢开口。后来有一次武帝宴请朝臣于陵云台，卫假装喝醉了酒，便跪在武帝龙床前说：“臣有事想启奏皇上。”武帝便问他道：“您有什么事要上奏？”卫欲言又止，如此再三之后用手抚摸着龙床说：“此座可惜！”武帝心里明白了卫的意思，却故意说：“您真是喝得大醉了啊？”卫自此以后再也不提废太子之事。贾后因此对卫耿耿于怀。御人崇尚虚浮　终致一死[1]（司马）越之讨苟也，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及越薨，众共推为元帅。衍以贼寇锋起，惧不敢当。……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勒呼王公，与之相见，问衍以晋故。衍为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已。勒甚悦之，与语移日。衍自说少不豫事，欲求自免，因劝勒称尊号。勒怒曰：“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邪！破坏天下，正是君罪。”使左右扶出。谓其党与孔苌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尝见如此人，当可活不？”苌曰：“彼晋之三公，必不为我尽力，又何足贵乎！”勒曰：“要不可加以锋刃也。”使人夜排墙填杀之。衍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力以匡天下，可不至今日。”（《晋书·王衍传》）【注释】

[1]“越之”句：晋怀帝因为司马越专权，又多违诏命，十分恼火，便于公元311年（永嘉五年）三月，下诏列数司马越的罪状，并以征东大将军、青州刺史苟栯为讨伐司马越的大将军。司马越与苟栯“竟为暴刻”，相互火并。【译文】

司马越出兵讨伐苟，以太尉王衍为太傅军司。司马越死后，众人推举王衍为元帅。王衍因贼寇蜂起，内心恐惧，不敢就任。……不久，全军被石勒消灭，石勒称王衍为王公，并亲自接见了他，向他打听许多晋廷的旧事。王衍便为石勒陈述晋朝失败的缘由，并且说以前晋廷的大政方针不是出于他。石勒与他谈得十分投机，一直谈到太阳偏西。王衍还自我开脱，说自己自少时起就不参预政事，请求免罪，并劝石勒称帝。石勒大怒道：“你的名声传扬四海，身居重位，年轻时就担任朝官，直至白发，怎么还说自己不参与政事呢！破坏天下，正是你的罪过！”说完便让左右的人把他扶出去。接着又问孔苌道：“我行走江湖见到的人很多，却从未见到过像这样的人，还能让他留在世上吗？”孔苌回答说：“王衍在晋廷位居三公，肯定不会替我们效力的，将这样的人杀了又有什么值得可惜的呢？”石勒说：“请不要用刀子等兵器将他杀死。”于是，就在晚上让人推倒王衍等人所居住的房子，将他们活活压死。王衍临死前，环顾左右，叹息道：“唉！我等虽不能和古人相比，倘若先前不是崇尚虚浮，热衷清谈，而共同努力来匡救天下，也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啊。”法制陆云巧断命案[1][2]

陆云巧断命案（陆云）出补浚仪令。县居都会之要，名为难理。云到官肃然，下不能欺，市无二价。人有见杀者，主名不立，云录其妻，而无所问。十许日遣出，密令人随后，谓曰：“其去不出十里，当有男子候之与语，便缚来。”既而果然。问之具服。云：“与此妻通，共杀其夫，闻妻得出，欲与语，惮近县，故远相要候。”于是一县称其神明。（《晋书·陆云传》）【注释】

[1]陆云：西晋文学家，字士龙，曾任清河内史等职。[2]浚仪：县名，在今河南省开封市。【译文】

陆云离京出任浚仪县令。浚仪县地处通往京城的要道上，都说不易治理。陆云上任后，全县安定，下边的人骗不了他，市场上物价统一。一次，有人被谋杀，凶手没有抓到，陆云就拘捕了被害人的妻子，但没有审讯她。过了十天，陆云释放了她，并暗中派人跟踪。陆云对去跟踪的人说：“这女人离去，不超过十里地，就会有一个男人等候她，并与她说话，你就把这个男人抓来。”事情后来果然如此。一审问，那男人便认罪，说：“我与此女通奸，一同杀害了她的丈夫。听说她被释放出来，我想与她说话，又不敢在离县城近的地方见她，便在远处迎候她。”于是，全县的人都称赞陆云断案如神。刘暾不畏权臣[1]

武库火，尚书郭彰率百人自卫而不救火，暾正色诘之。彰怒曰：[2]“我能截君角也。”暾勃然谓彰曰：“君何敢恃宠作威自福，天子法寇而欲截角乎！”求纸笔奏之，彰伏不敢言，众人解释，乃止。彰久贵豪侈，每出辄从百余人。自此之后，务从简素。（《晋书·刘暾传》）【注释】

[1]暾：即刘暾，字长升，太康初年为博士，后任酸枣县令、侍御史等职。晋怀帝时，为羯人石勒之游骑所获，被杀害。[2]角：古代法官所戴法冠，作角形，状似獬豸（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独角兽）首。【译文】

武器库失火后，尚书郭彰率领一百人作自我保护，而不去救火，侍御史刘暾严厉地斥问了他。郭彰恼怒地说：“我可以削掉你帽子上的角！”刘暾听后大怒，对郭彰说：“你怎敢仗着自己得宠作威作福，而把天子法官帽子上的角削掉！”刘暾要来纸和笔，准备将此事记下上奏朝廷，郭彰见后连忙趴在地上，不敢作声，经众人劝解说情，刘暾才作罢。郭彰长期过着显贵、豪奢的生活，每次外出，总有一百多人跟随其后。自此，郭彰在生活上就注重简朴从事了。军事姚泓兵败[1][2]

刘裕进据郑城。泓使姚裕、尚书庞统屯兵宫中，……姚丕守渭[3][4]桥，胡翼度屯石积，姚屯霸东，泓军于逍遥园。镇恶夹渭进兵，破姚丕于渭桥。泓自逍遥园赴之，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姚谌及前军姚烈、左卫姚宝安、散骑王帛、建武姚进、扬威姚蚝、尚书右丞孙玄皆死于阵，泓单马还宫。镇恶入平朔门，泓与姚裕等数百骑出奔于石桥。闻泓之败也，召将士告之，众皆以刀击地，攘袂大泣。胡翼度先与刘裕阴通，是日弃众奔裕。夜率诸军，将会泓于石桥，王师已固诸门，军不得入，众皆惊散。

泓计无所出，谋欲降于裕。其子佛念，年十一，谓泓曰：“晋人将逞其欲，终必不全，愿自裁决。”泓怃然不答。佛念遂登宫墙自投而死。泓将妻子诣垒门而降。率宗室子弟百余人亦降于裕，裕尽杀之，余宗迁于江南。送泓于建康市斩之，时年三十，在位二年。……

姚苌以孝武太元九年僭立，至泓三世，以安帝义熙十三年而灭，凡三十二年。（《晋书·姚泓载记》）【注释】

[1]刘裕：字德舆，小字寄奴，自幼贫穷，后为北府兵将领，曾从刘牢之镇压孙恩起义，后出兵灭南燕、后秦，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代晋称帝，国号宋。公元422年卒。[2]泓：即姚泓，字元子，十六国时后秦姚兴长子，是后秦的末代皇帝，他在位前后，国势迅速衰微，公元417年9月，刘裕率晋军攻入长安，姚泓出降，后被刘裕斩首于于建康。[3]逍遥园：地名，在当时长安城东部。[4]镇恶：即王镇恶，刘裕部将，时任龙骧将军。【译文】

刘裕进据郑城。姚泓派姚裕、尚书庞统屯兵长安宫中，……又遣姚丕守渭桥、胡翼度驻石积，姚进驻灞东，姚泓自亲率兵把守逍遥园。王镇恶从两测率兵强渡渭水，大破姚丕于渭桥。姚泓急忙从逍遥园发兵支援，因临近水边，地方狭小，加上姚丕兵败，人马互相践踏，不战而败。姚谌及前军将军姚烈、左卫将军姚宝安、散骑常侍王帛、建武将军姚进、扬威将军姚蚝、尚书右丞孙玄都战死阵前，只有姚泓单人独骑返回宫殿。王镇恶率晋兵从长安北门平朔门攻入长安城，姚泓与事先奉命率兵戍守宫阙的姚裕带兵数百出逃到长安宫城北面的石桥。姚听说姚泓兵败，就把将士召集到一起，告诉他们这一不幸的消息，将士们听说以后，全都悲痛得以刀戳地，捋起袖子放声大哭，姚泓部将胡翼度事先已就与刘裕相勾结，这一天便脱离自己的军队投降了刘裕。姚便在夜间统帅诸路人马，准备在石桥与姚泓会合，可晋军已将长安外城各城门死死封住，姚军队无法进入，后秦兵士全都成了惊弓之鸟，四散奔逃。姚泓此时已是黔驴技穷，打算向刘裕投降。他的儿子佛念，当时只有十一岁，便对姚泓说道：“晋军进城后必定会肆行其欲望，我们还是不能保全自己，不如自杀了好。”姚泓怃然不答。于是，佛念登上宫墙，然后跳了下去，自杀而死。姚泓带领妻子儿女到城门外投降刘裕。姚率领宗室其它子弟100多人也向刘裕投降，刘裕将他们全都杀掉，将其他的宗室迁往长江以南。将姚泓押送到建康斩首，当时年仅三十岁，在位只有两年。……

姚苌于孝武帝太元九年自立为帝，至姚泓已传三世，后秦最终于安帝义熙十三年被刘裕灭亡，总共32年。草木皆兵[1]

梁成与其扬州刺史王显、弋阳太守王咏等率众五万，屯于洛涧[2]，……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劲卒五千，夜袭梁成垒，克之，斩成及[3]王显、王咏等十将，士卒死者万五千。谢石等以既败梁成，水陆继[4]进。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5][6]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怃然有惧色。（《晋书·苻坚载记》）【注释】

[1]梁成：十六国时前秦将领。[2]洛涧：淮河支流，在今安徽省寿县东。[3]谢石：东晋将领，字石奴，东晋名臣谢安之弟。[4]坚与苻融：坚，指苻坚（公元338—385年），十六国时前秦皇帝。苻融（公元？—383年），十六国时前秦将领，字博休，时任征南大将军。[5]八公山：在今安徽省寿县西北。[6]勍（qíng）：强劲有力。【译文】

梁成与前秦扬州刺史王显、弋阳太守王咏等人率领五万人的军队，驻扎在洛涧。……东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领五千名强健的士兵，夜袭梁成的营垒，将其攻克，斩杀了梁成及王显、王咏等十名将领，前秦的士兵死了1.5万人。谢石等人趁打败梁成之机，从水陆两路分兵随后进击。苻坚和苻融登上城楼了望晋军，看见晋军兵阵整齐，将帅与士兵都很强悍，又从北面望见八公山上的草木都很像人的形状，苻坚于是回过头来对苻融说：“这些敌人都很强大啊！怎么能说晋军没有人马呢？”苻坚的神情茫然而恐惧。风声鹤唳[1][2][3]（晋秦）决战肥水南，坚中流矢，临阵斩融。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晋书·谢玄传》）【注释】

[1]肥水：亦作“淝水”，水名，源出安徽合肥西北。近人调查证实，东晋太元八年（公元383年）谢玄等败前秦苻坚于肥水，所指即今安徽寿县城附近东肥河段。[2]坚：即苻坚（公元338—385年），十六国时前秦皇帝。[3]融：即苻融，十六国时前秦将领，字博休，时任征南大将军。【译文】

东晋和前秦的军队在淝水的南面展开决战。苻坚身中流箭，苻融被杀。苻坚的军队溃败逃命，自相践踏与落水而死的人不计其数，淝水也因死者堵塞而断流。残余的人都丢弃兵甲，连夜逃跑，听到刮风的声音和鹤的鸣叫声，都以为是晋军追了来，他们在草丛中奔走，在野外歇息，加上又饿又冻，有十分之七八的人死了。理财刘实崇俭[1][2]

刘实字子真，平原高唐人也。……实少贫苦，卖牛衣以自给。然好学，手约绳，口诵书，博通古今。清身洁己，行无瑕玷。……及位望通显，每崇俭素，不尚华丽。尝诣石崇家，如厕，见有绛纹帐，裍褥甚丽，两婢持香囊。实便退，笑谓崇曰：“误入卿内。”崇曰：“是厕耳。”实曰：“贫士未尝得此。”乃更如他厕。（《晋书·刘实传》）【注释】

[1]高唐：今山东高唐县。[2]牛衣：给牛御寒的覆盖物。【译文】

刘实字子真，平原郡高唐县人。……幼年时十分贫苦，靠卖牛衣养家糊口。但他酷爱学习，手上牵着牛绳，口中背诵诗文，博古通今。洁身自好，品行端庄。……及至后来身居高位，威望尊崇，仍然还是崇尚节俭素朴，不追求奢侈华靡。曾有一次造访石崇家，中间上厕所，看见厕所里面挂着红色的花帐子，床垫、被褥都很华丽，两个婢女还手拿香囊。刘实便退了出来，笑着对石崇说：“不好意思，我错进了您的内室。”石崇道：“那就是厕所。”刘实一听马上说：“我是个清贫之士，从未见过这样的厕所。”说完之后，又改上其它厕所。慕容超亡国[1]

……超登天门，朝群臣于城上，杀马以飨将士，……超幸姬魏夫人从超登城，见王师之盛，握超手而相对泣。韩谏曰：“陛下……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对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谢之。其尚书令董锐劝其出降，超大怒，系之于狱。于是贺敕卢、公孙五楼为地道出战王师，不利。河间人玄文说裕曰：“……若塞五龙口，城必自陷。……今旧基犹在，可塞之。”裕从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叹曰：“废兴，命也。吾宁奋剑决死，不能衔璧求生。”[2]于是张纲为裕造冲车，……城上火石弓矢无所施用；又为飞楼、悬[3][4]梯、木幔之属，遥临城上。超大怒，悬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5]者相继。裕四面进攻，杀伤甚众，悦寿遂开门以纳王师。超与左右数十骑出亡，为裕军所执。裕数之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无所言，惟以母托刘敬宣而己。送建康市斩之，时年二十六，在位六年。（《晋书·慕容超载记》）【注释】

[1]“超登”句：超，即慕容超，是南燕献武皇帝慕容德的侄子，即慕容德之兄北海王慕容纳的儿子。因慕容德无子，他被立为太子并得以继承南燕帝位。天门，指帝王宫殿的门。[2]张纲：是投降刘裕的南燕巧匠。[3]木幔：一种装有木板作掩护的攻城车。[4]支解：一种古代刑罚。“支解”就是割解人的四肢。[5]悦寿：是当时南燕朝中的尚书。【译文】

……慕容超登上宫殿门楼，在城楼之上朝见朝中大臣，并杀掉战马让将士饱饱地吃上一餐饭，……慕容超的宠姬魏夫人也跟随他一块登上城楼，看到晋廷王师人马之盛，便握住慕容超的手相对哭泣。大臣韩劝谏说：“陛下……目前正是发奋尽力的时候，却对着女人悲啼，多么让人瞧不起啊！”慕容超听后擦干眼泪，立即道歉。南燕的尚书令董锐劝慕容超出城投降，慕容超很生气，便将他投进监狱。正当此时，南燕将领贺敕卢、公孙五楼挖掘地道准备出城袭击晋军，没能成功。河间人玄文向刘裕建议道：“……如果堵塞住五龙口，广固城（时为南燕都城，在今山东青州西北）就会不攻自破。……现在五龙口的旧基仍在，可以将它堵塞起来。”刘裕采纳了这一建议。恰巧，广固城内的军民一大半患有脚病，……慕容超叹息道：“是废是兴，命中早已注定。我宁愿挺剑战死，也不会向人捧璧求生。”这时候，投降于刘裕的南燕巧匠张纲为刘裕建造攻城之车，……有了这种攻城之车，广固城上的火石、弓矢全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张纲还设计建造了飞楼、悬梯、木幔这样的攻城的战具，站在这些战具上面老远就能看到城上的一举一动。慕容超大为恼火，便把张纲的母亲吊将起来，然后割解她的四肢。这时从城内出来投降刘裕的人络绎不绝。刘裕从四面向广固城发动进攻，南燕兵士死伤很多，慕容超的尚书悦寿打开城门放进晋军，慕容超与手下几十人仓皇出逃，被刘裕的士兵捉住。刘裕列举了他顽固不降的罪状，慕容超却神色自若，默不作声，只是将自己的老母托付给刘敬宣照料而已。刘裕将慕容超押解到建康斩首，当时他只有26岁，在位6年。德操桓冲厚报羊主[1][2]

彝亡后，冲兄弟并少，家贫，母患，须羊以解，无由得之，[3]温乃以冲为质。羊主甚富，言不欲为质，幸为养买德郎，买德郎。[4]冲小字也。及冲为江州，出射，羊主于堂边看，冲识之，谓曰：“我买德也。”遂厚报之。（《晋书·桓彝传》）【注释】

[1]彝：即桓彝，东晋大臣。[2]冲：即桓冲，桓彝之子，桓温之弟，东晋将领。[3]温：即桓温，东晋大臣，字元子，明帝之婿，任过荆州刺史等职，曾专擅朝政。[4]江州：州名，治所在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南。桓冲任过江州刺史一职。【译文】

桓彝死后，桓冲的兄弟们年龄都很小，家境贫穷。他的母亲病了，治疗要用到羊子，可又没办法得到。桓温便以桓冲作抵押向人换取羊子。一个养有羊子的人家里十分富裕，他说不想要桓冲作抵押，并希望帮助抚养买德郎。买德郎，是桓冲的小字。桓冲做了江州剌史后，一次外出射猎，那个养羊人在堂屋旁边观看，桓冲认出了他，并对他说：“我就是买德郎呀！”因此对他厚相报答。外坦内淳[1]

籍嫂尝归宁，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邪？”[2]邻家少妇有美色，当垆沽酒。籍尝诣饮，醉，便卧其侧。籍既不自[3]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籍不识其父兄，径往哭之，尽哀而还。其外坦荡而内淳至，皆此类也。（《晋书·阮籍传》）【注释】

[1]籍：即阮籍，魏晋时著名诗人，字嗣宗。[2]当垆：古时卖酒者积土为垆，以安放酒坛，卖酒时坐于垆边，称当垆。[3]兵家：指专门服兵役的世家，其地位较低。【译文】

阮籍的嫂子要回娘家探望，阮籍前去与她告别。有人嘲笑他违背礼教，他说：“礼教岂是为我制定的！”他的邻居家有个少妇长得极漂亮，在酒店里做卖酒的生意。阮籍时常到这个少妇那里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少妇身旁睡起来。阮籍对自己的行为满不在乎，而那少妇的丈夫了解他的为人，对他也不疑忌。有一户专服兵役的人家有个才貌双全的女儿，没出嫁就死了。阮籍也不认识她的父亲和兄长，便直接去她家哭丧，尽情地表达自己的悲哀后才离去。阮籍外表放达而内心至为淳朴，都从这类事情中表现出来。传世故事贾后一石两鸟

晋太熙元年（290），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的儿子司马衷即位，是为晋惠帝。惠帝立妃贾南风为皇后。这位嫉妒成性、残忍凶暴的皇后自惠帝为太子时，就已把他摆弄得言听计从。

晋武帝活着时，很多大臣都说太子有些糊涂，很难亲理政事。太子少傅卫（guàn）好几次想建议武帝废掉太子，但心存顾忌，始终未说出口。后来武帝于陵云台宴请朝臣时，卫便装着喝醉的样子，跪在武帝床前说道：“臣想有所禀奏。”武帝问道：“你想说什么？”卫欲言又止，反复了三次后，就用手抚摸着床道：“这个座位很可惜。”武帝明白他话中有话，却故意打岔道：“你喝醉了。”连太子的师傅都不维护太子，武帝自然也对儿子的才干智力产生了怀疑。于是，他决定考查一下儿子。一次，他把太子东宫的官员都集合在一起，赐以酒宴。另外却把一封密封的案件交与儿子处理。太子看后，不知如何决断，贾后大为紧张，赶忙请外人替太子草就了处置的奏章，其中引用了不少古代文献。一旁的侍从张泓看到这种情况，提醒贾后道：“太子平素从不读书学习，奏章引用古代文献，陛下肯定生疑，从而以作伪之罪责怪太子。不如就事论事，怎么想就怎么说。”贾后大喜说：“请你代笔起草奏章，他日富贵与你共享。”张泓素有小才，很快草成，又叫太子抄写好，回奏给武帝。武帝一看，奏章写得头头是道，非常高兴，才没有废掉太子。贾后从此对卫怀恨在心。

惠帝即位后，太子太傅汝南王司马亮任太宰，太子少傅卫为太保，两人都受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共同把持了朝政。司马亮是惠帝祖父司马昭的四弟，辈分既高，权势又重，贾后对他非常顾忌。她觉得智力低下的惠帝已是自己的傀儡，但要真正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还必须除掉自己顾忌和仇恨的太宰、太保。不过，明目张胆地诛杀重臣会引起麻烦，于是，她开始物色司马亮和卫的对头，意欲假他人之手达到自己的目的。

惠帝的五弟楚王司马玮功勋卓著，性格凶狠，爱作威作福，朝臣对他都害怕几分。那时，他奉诏入京诛杀了权臣杨骏之后，正屯兵于司马门。司马亮为削夺他的兵权，奏请惠帝命令诸侯王都返回藩国，卫也积极赞同司马亮的建议，司马玮因此特别憎恨他们两人。贾后见司马玮可以利用，便在惠帝面前诬陷司马亮和卫图谋废立，指使他亲手写下罢免他们的诏书，连夜派人送给楚王司马玮，命他遵旨执行。司马玮一见密诏，正中心意，随即调动军队，逮捕了司马亮、卫等。而且，他还假公济私，乘机矫诏杀害了他们。

天亮时，贾后知司马玮必杀司马亮、卫，便又唆使惠帝采取张华之计，派人带兵以矫诏杀人的罪名逮捕了他，并且处以死刑。司马玮临刑时，从怀中拿出惠帝的亲笔诏书，悲愤地向监刑尚书刘颂说道：“我受诏行事，以为是在为社稷尽忠，可如今却说我犯下大罪。我是先帝的子息，竟然蒙受如此不白之冤，希望您以后能为我申述。”刘颂虽然同情他，但也不敢不依旨行刑。司马玮被杀时才二十一岁，他哪里知道“贾后先恶、亮，又忌玮，故以计相次诛之”。贾后一箭双雕，铲除了她独揽朝权的障碍。（《晋书·后妃传》等）晋明帝除霸

晋明帝司马绍是晋元帝的长子，从小就聪明，曾经巧妙回答“日与长安孰远”的问题而名传千古。永昌元年（322），元帝死，他继承了帝位。

明帝即位前后，形势极混乱，晋室衰微，朝政兵权都操持在王敦手中。就在元帝死前的几个月，王敦以清君侧为名，反于武昌，率大军洗劫了石头城。在逼迫元帝封他为丞相、江州牧、武昌郡公后，他才还兵武昌。明帝即位时，王敦又暗示朝廷征召自己，明帝只好亲笔写诏，任他为司空、扬州牧，率军移驻姑孰。王敦见明帝好欺侮，就愈加骄横无忌。四方进贡的物品大都被他据为己有，各级官吏几乎全都是他的手下。他还把自己的哥哥王含、堂弟王舒、王彬、王邃等都安插在执掌兵权的要职上，并且重用沈充、钱凤为自己的谋臣。这些人相互勾结，成为晋室的最大威胁。

明帝自当太子时就险些被王敦废掉，因此心中早有除掉这个权臣的念头，只是群臣都阿附王敦，王敦的兵力又强于自己，所以他不敢轻举妄动。太宁二年（324），王敦身患重病。明帝得知消息不禁暗喜，便不断派人以探病为由前去察看王敦的虚实。而且，他自己还换上便衣，偷着去侦察王敦的营垒。但在表面上，他还是不动声色，以提拔王敦兄王含父子的职务来迷惑王敦。王敦不知明帝的真意，就任温峤为丹阳尹，让他乘上任之机，打探一下朝廷的动静。怎曾想温峤正是明帝的亲信，一到建康，温峤便向明帝述说了王敦的阴谋。

原来王敦在病塌上为手下谋划了三条计策：其一为“归身朝廷，保全门户”，其二为“退还武昌，收兵自守”，其三为“悉众而下，万一侥幸”。而王敦的党羽钱凤等都倾向于铤而走险、聚众谋反的第三条计策。明帝觉得这正是讨伐王敦的把柄，便决定兴师问罪。考虑到不少人畏惧王敦，明帝就声称王敦已经死去，下诏历数王敦的罪恶，亲率六军进攻王敦。

明帝进兵时，把矛头专门指向王敦的谋主钱凤，借以分化王军。他在诏书中说道：“诛讨钱凤的罪行，唯其一人是问，我决不滥施刑罚。有能杀死钱凤送上其首级者，封为五千户侯，赏五千匹布。”对于王敦的得力干将冠军将军邓岳和前将军周抚等，明帝故作体谅地说他们本无异志，实为王敦所逼，“我正要委任他们以要职。其余文臣武将为王敦所用者，我一概不予追究责任”。为瓦解王军的斗志，明帝还在诏书中说道：“王敦的将士追随他多年，久怀怨恨之心。有的人父母亡故或妻儿死去，都不准返乡赴丧，对此我深感哀怜。独生子在军中者，准其还归家园，终生不再从军；其余的将士，一律放假三年。”

明帝的分化瓦解策略果然收到了效果，王敦的军队“情离众泪，锋摧势挫”，先后被王导、苏峻等击败，王敦病死，钱凤为周光所斩，沈充被吴儒所杀。”明帝大获全胜后，有的官员建议对王敦“剖棺戮尸，以彰元恶”，于是明帝命人掘开王敦坟墓，焚烧其衣冠，令尸体跪而受刑，其首级被高悬示众。晋明帝“运龙韬于掌握，起天旆（pèi）于江靡”，“以弱制强，潜谋独断”，“拨乱反正，张本弱枝，虽享国日浅，而规模弘远矣”。（《晋书·明帝纪》、《晋书·王敦等传》）石勒纳谏

晋咸和五年（330），后赵的天王石勒即位称帝，并把国都由襄国迁往临漳。接着，石勒又派荆州监军郭敬、南蛮校尉董幼攻占了襄阳，派河东王石生击败了反叛的休屠王羌。一时间，石勒名震天下。周围的邦国异族如高句丽、肃慎、鲜卑、高昌、于阗、鄯善、大宛等都纷纷向他进贡送礼，就连晋帝的荆州牧陶侃也派人呈献上江南的珍宝奇兽。石勒感到踌躇满志，不断宽刑赦罪，赏赐群臣。

石勒本为匈奴别部的后裔，屡遭汉人的白眼，加之又曾被人掠卖为奴，受尽坎坷。如今当上了皇帝，不免要体验一下天子的荣华，享受一下帝王的富贵。于是，他降下旨意，让臣下负责营建一座富丽堂皇的邺宫。廷尉续咸听到石勒要大兴土木，觉得有失天子节俭治国之道，便上书切谏。正在兴头上的石勒猛地被人浇了一盆冷水，勃然大怒骂道：“不杀掉这个老家伙，我的宫殿就修不起来！”就吩咐御史把续咸抓进了监狱，准备开刀问斩。

中书令徐光见状，连忙劝石勒道：“陛下天资聪颖，远远超过了唐尧虞舜。然而，如今连忠臣的良言都听不进去，难道陛下想作夏桀商纣那样的君主吗？臣子的进言，可以采纳实行的，就采纳实行；不能采纳实行的，也理当加以容忍。怎么能因为人家的几句直言，就随便杀死人家呢？”这番话使石勒恢复了理智，他察觉到自己的做法会造成堵塞言路、挫伤贤臣的后果；但是，宫殿不修，他又不甘心。权衡利弊之后，他暂时决定停建邺宫，立即释放续咸，并且给以表彰。想到自己这个皇帝当得真有点受气，连修个宫殿都要受人阻拦，他便对徐光叹道：“我身为君主，如此不能当家作主！先前续咸的上书，我怎会不知是金玉良言？我不过是同他开个玩笑罢了。但是，普通人家里有些积蓄，还想另置宅第，更何况我富有天下、身为万乘之尊了。我最终还是要营建邺宫的，不过现在可以下令停建，以成就我正直臣子的名气。”于是，石勒降旨停建邺宫，又赏赐给续咸一百匹绢、一百斛斗，造成众臣认为续咸因谏得赏而天子从谏如流的印象。之后，石勒又诏命公卿百官每年推荐贤良、方正、直言、秀异、至孝、廉清等各一人。所荐人士在回答策问时，成绩上等者授任议郎；中等者授任郎；下等者授任郎中。被举荐的人士也可递相引荐其他的人才。此举为广招贤人打开了通路。（《晋书·后赵·石勒载记》）刘舆因才受重用

刘舆字庆孙，俊明有才，在西晋时期以才闻名，与其兄刘琨（字越石）同为时人称赞。当时京都有谚云：“洛中奕奕，庆孙、越石。”

晋惠帝时，“八王之乱”，司马氏兄弟之间互相残杀，东海王司马越和范阳王司马虓起兵时，任刘舆为颍川太守。到河间献王司马用刘乔在许昌讨伐司马虓时，他们假借皇帝名义发布诏书说：“颍川太守刘舆迫胁范阳王司马虓，距逆诏命，多树私党，擅权劫持各郡县，合聚兵众。刘舆兄弟过去因为与赵王司马伦有姻亲关系，擅弄权势，凶狡无道，早就该伏诛，只因遇到赦令才得以保留性命。小人无忌，作恶日多，竟用苟攻袭兖州，断截王命。镇南大将军刘弘，平南将军、彭城王司马释，征东大将军刘准，当各统所领兵部，直接会师许昌，与刘乔并力共讨。另外派遣右将军张方为大都督，督建威将军吕朗、阳平太守刁默，率步骑十万，同会许昌，以讨除刘舆兄弟。敢有举兵违抗王命的，诛及五族。能杀死刘舆兄弟并呈送首级者，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

司马虓兵败，刘舆与他一起逃奔河北。司马虓镇守邺城，任刘舆为征虏将军，做魏郡太守。

司马虓死后，东海王司马越准备召用刘舆，有人说：“刘舆就像油污，当你接近之后很容易弄脏。”刘舆来了之后，司马越便心存疑忌地任用他。而刘舆一入越王府便暗地里察看了天下的兵簿和仓库、牛马、器械以及水陆地形，都默记在心。那时军国事务繁多，每次开会时遇到问题，除潘滔以外都对答不上来。刘舆见了东海王后，应答辨明，筹划清晰，东海王司马越侧身与他筹措共议。不久司马越便任命他为左长史。司马越后来又任刘舆为上佐，宾客满筵，文案堆积，远近信札报记每天都有数千，刘舆终日不倦，有时甚至连夜劳作。这样人人欢畅，没有不佩服的。刘舆命事议政侃侃而谈，酬对彬彬有礼，当时人都称服他的才能，把他比作陈遵。那时人称司马越府中有三才：潘滔大才，刘舆长才，裴邈清才。司马越诛杀缪播、王延等，都是刘舆出谋定计。

司马非常越重用刘舆。王延被诛后，延妾荆氏有一个乐妓，王延还未入殓刘舆就要聘娶她，还未迎娶，又被太傅从事中郎王俊争夺去了。御史中丞傅宣上书劾奏，司马越不追问刘舆，而免了王俊的官。刘舆接着建议司马越派遣他的兄长刘琨镇守并州，为司马越的北面屏障。洛阳还未攻破，刘舆就因手指生疮而死，时年四十七岁。死后司马越追赠他为骠骑将军，因有功而封定襄侯。（《晋书·刘舆传》）桓温与殷浩之争

桓温字元子，宜城太守桓彝的儿子。桓彝为人害死，泾县令江播曾参与其事。桓温时年十五，便枕戈泣血，发誓为父报仇。他十八岁时江播已死，桓温便在丧仪上杀死了江播的两个儿子，此事为人们拍手称快。

桓温后娶南康长公主，被晋王室拜为驸马都尉，世袭万宁男的爵位，后任琅邪太守，转为徐州刺史。桓温与庾翼关系友善，曾向庾申言自己平定中原的大志，庾翼便向晋明帝推荐桓温道：“桓温年少但有雄才大略，希望陛下不要把他当作常人对待，应当储备人才培养他，给他以重任，将来就靠他建立伟业。”庾翼死后，朝廷任命桓温假节总理荆、梁四州的军事，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并领护南弯校尉，权力渐重。

晋穆帝永和二年（346），桓温率众西伐入蜀，出人意料地取得大胜。后又出兵北伐，收复洛阳。朝廷看到桓温权势过重，兵众过多，开始有所担心。晋简文帝看到殷浩素有盛名，朝野推服，于是就把殷浩引为心腹栋梁，依靠殷浩的实力来钳制、抗衡桓温。这样，桓温便与殷浩二人相互疑忌、防范起来。

殷浩年少时与桓温齐名，两人常在心中暗地竞争。桓温有一次曾对殷浩问道：“君怎么比得上我？”殷浩说：“我与君周旋的时间太长了，宁愿让君居我之上。”桓温常以雄豪自许，多次轻视殷浩，殷浩并不害怕他。桓温得势后，曾对人说：“年少时我与殷浩同骑竹马，我骑了以后丢下的殷浩就拿去骑，他本来就在我之下。”又曾对郗超说：“殷浩的道德文章都不错，假如用他做宰相，完全可以总理政务，把握百官，现在朝廷没有使用他的长处。”

朝廷任用殷浩为建武将军、扬州刺史，参与朝政，另图北上军事。永和七年（351）后赵灭亡，朝廷准备北伐关中、河北，任殷浩为中军将军、假节，总督扬、豫、徐、兖、青五州军事。殷浩受命后，以光复中原为己任，上疏北征许、洛。同时他也任命一些文才武将，任淮南太守陈逵和兖州刺史蔡裔为前锋，安西将军谢尚和北中郎将荀羡为督统。但是，次年在许昌为前秦所败，第二年又在山桑（今安徽蒙城北）遭到姚襄的伏击，全军大败。

这时候，桓温也拥兵北征。当他知道朝廷依靠殷浩等人来钳制自己之后，非常气愤，但由于他与殷浩平时相互了解，因此也不怕殷浩。桓温与朝廷相持了许多年，虽然名义上是君臣，实际上也只是松散的羁縻关系而已，长江上游八州的资用征敛，都没有上交朝廷。后来，桓温以出兵北伐为借口，带领四五万强兵顺江而下，进驻武昌，直接威胁下游南京，朝中一片恐慌。简文帝当时做抚军，便写信给桓温申明社稷大计，质问桓温的意图究竟何在。桓温上书抱怨朝中对他妄生疑忌，外敌当前而内忧于后，担心朝廷皇上中了奸人的反间之计，力陈自己为国家社稷的忠心，一再声称自己进军武昌是为了北伐。朝廷又进封他为太尉，桓温坚决推辞不受。

此时，殷浩北伐屡战屡败，耗资巨大，引起朝野一片怨言，桓温就上书说殷浩“受专征之重，无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风尘，遂使寇仇稽诛，奸逆并起，华夏鼎沸，黎元殄悴”，历数殷浩兵败误国的罪行，请求朝廷“且宜遐弃，摈之荒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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