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飚
出版社：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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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盟国秘密：内幕真相试读：
前言
1939年9月前，中国的抗日战争、埃塞俄比亚的抗意战争等世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就拉开了序幕；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宣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式开始；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国投降，昭示世界反法西斯伟大战争取得全面胜利。
这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造成破坏最大的全球性战争，也是关系人类命运的大决战。这场由日、德、意法西斯国家的纳粹分子发动的战争席卷全球，波及世界。这次世界大战把全人类分成了决战双方，由美国、苏联、中国、英国、法国等国组成的反法西斯同盟国与以由德国、日本、意大利等国组成的法西斯轴心国进行对垒决战。全世界的人民被推进了战争的深渊，这简直就是人类文明史无前例的浩劫和灾难。
在这次大战中，交战双方投入的兵力和武器之多、战场波及范围之广、作战样式之新、造成的损失之大、产生的影响之深远都是前所未有的，都创造了历史之最。
战火蔓延到欧、亚、非和大洋洲四大洲及大西洋、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四大洋，扩展到40个国家的国土，有56个国家参战，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在抗击德意日法西斯的战争中，中国坚持了8年，英国6年，苏联4年2个月，美国3年9个月。双方动员军事力量约9000万，其中苏联2200万，美国1500万，英国1200万，轴心国德意日3000万。直接军费开支11170亿美元，参战国物资总损失价值达40000亿美元。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我们历史地辨证地看待这段人类惨痛历史，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灾难，使人类文明惨遭浩劫，但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也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给战后世界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促进了世界进入力量制衡的相对和平时期；促进了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促进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促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促进了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军事科技和理论的进步；促进了人类认识的真理革命；促进了世界人民对和平的认识。
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20世纪人类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它结束了一个战争和动荡的旧时期，迎来了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新阶段。我们回首历史，不应忘记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破坏和灾难，以及世界各个国家和人民为胜利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作为后人，我们应当认真吸取这次大战的历史经验教训，为防止新的世界大战发生，维护世界持久和平，不断推动人类社会进步而英勇奋斗。
这就是我们编撰《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丛书》的初衷。本书综合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最新解密资料，在有关专家和部门的指导下，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为线索，贯穿了大战的主要历史时期、主要战场战役和主要军政人物，全景式展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恢宏画卷。本套丛书主要包括五大部分：第一部分为“战史卷”，包括起源背景、序幕爆发、全面展开、相持转折、最后结局等内容；第二部分为“战场卷”，包括欧洲战场、大西洋战场、亚洲战场、太平洋战场、非洲战场等内容；第三部分为“战役卷”，包括空战、海战、陆战；第四部为“战将卷”，包括领袖、元帅、将领、英雄、元凶、悍将、枭雄、傀儡、间谍等内容；第五部为“战事卷”，包括盟国秘密和纳粹阴谋。
本套书系时空纵横，气势磅礴，非常具有历史性、资料性、权威性和真实性，史事详尽，图文并茂，非常具有阅读和收藏价值，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好总结和隆重纪念！
我们隆重推出这套书系，以满足各级政府、机关、部门、单位和广大人民群众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阅读需要！就是为了让人们反思历史，呼唤和平！
70亿财宝大转移
1.新首相的“烂摊子”
法国战备不足，部队严重缺员。1940年5月10日，绥靖主义者、英国首相张伯伦面对德国的西线攻势束手无策，不得已只好于下午6点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半小时后，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被召到王宫授权组阁。5月13日，英国下院在怀特举行特别会议，要求对新政府进行信任投票。会上，年满65岁的丘吉尔宣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并要求获得下院的赞同。他在下院向全体与会人员和英国保证：“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贡献大家。”
丘吉尔走马上任后，以其惯常的充沛精力投入到新的神圣的工作中去。对英法盟军在横渡英吉利海峡时遭到的溃败，他的内心感到了极大的压力，一度感到无计可施。仅仅3个星期，希特勒的兵团就已迫使比利时和荷兰投降了，英法盟军的大部分兵力被围困在法国英吉利海峡沿岸的小港——敦刻尔克。
6月的一天，丘吉尔独自待在伦敦一个地下指挥所里，嘴里仍然叼着一根又长又黑的雪茄烟，目光透过眼镜盯着前方。一份有关从敦刻尔克撤退的报告——“发电机计划”就摆放在他的眼前。丘吉尔感到吃惊，报告里说，一个由大约850艘民用舰船组成的“救援船队”将30多万的盟军士兵从敦刻尔克安全地撤到了英国，但是，随士兵们一起运回来的武器却少得可怜：285辆坦克，12门大炮和少量的机枪。而丢弃在敦刻尔克的却有12万辆坦克和各种军用车辆，2300门大炮和迫击炮，8000挺“布伦”式轻机枪，9000枝步枪和7000吨弹药。
丘吉尔感到了危机，他曾对助手们这样形容：“如果德国人来了，我们不得不用瓶子来砸他们的脑袋——那是我们能够投入到战斗中的全部武器了。”
大不列颠遭遇了历史上最为惨烈的一次军事灾难。事情向更加不利的方向发展着，几周后，法国宣布投降。此时的英国只有单独面对已经攻占了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法国、比利时和荷兰的希特勒那强大的、令人畏惧的战争机器的威胁了。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丘吉尔制定了一个秘密的计划——一旦德国人攻进来，英国将马上把王室成员和政府领导人转移到加拿大。反抗希特勒的斗争将在那儿继续进行下去，而要将王室和政府迁移到加拿大，没有国家的储备是不行的。
2.“鱼雷行动”计划
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丘吉尔酝酿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于是，他主持召开了内阁全体成员会议，向他们宣布了这个代号为“鱼雷行动”的计划——将价值大约70亿美元的黄金和有价证券秘密地转移到加拿大。
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赌注。1939年9月战争爆发的时候，英国公民就被要求登记他们所有的由政府发行的有价证券。丘吉尔利用他的战时特权，现场征用了部分列在表上的英国国库的有价证券。
在玩了一个天衣无缝的花招后，政府代理商们迅速地扑向英国各大银行，“巧夺”了公民的有价证券，这种行为是英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然后，这些大量的单据被塞进数以千计的大箱子里，快速地运到了不同地区的征集中心。
在短短的几天内，重兵把守的一列列火车运载着政府的黄金和公民的有价证券全速地向北驶去。这些把守的士兵被要求发誓严守秘密，否则他们将受到长期坐牢的惩罚。在苏格兰西南部克莱德河河口湾的一个小港——格里挪克，这些笨重的货物在夜里被搬到英国的巡洋舰——“埃默拉尔德”号上。
在人们的目光难以企及的甲板下层有2230个笨重的箱子，每个箱子里装有4个金块。巡洋舰别的地方还藏有将近500箱的有价证券，价值10亿美元。“埃默拉尔德”号最终能不能抵达加拿大，不敢肯定。因为德国的潜艇司令——海军上将邓尼茨命令他的潜艇暗中潜行于苏格兰和加拿大的海上航道之间，航线向西伸展约3000海里。就在这个月，57艘盟国的船只被德军潜艇击沉在北大西洋之中。
1940年6月24日，在黑暗的掩护下，“埃默拉尔德”号从克莱德河驶入了大西洋，到了指定的地点集合。为了确保这次航行的安全，英国方面还派出了几艘驱逐舰护航。“埃默拉尔德”号的船长是海军上校弗兰西斯·西·弗林，他仔细地阅读过最新的大气报告，得知风暴恶魔正在前方大西洋上尖声呼啸。但更令他担心的是随后收到的英国海军部的一个警告：有两艘德国潜艇正潜行于“埃默拉尔德”号将要前往的航道上。
是在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德国间谍向柏林报告了这艘船上装载了特殊的货物了吗？是德国的间谍机构破译了英国海军的密码并且准确地获知“埃默拉尔德”号将要航行的路线了吗？弗林把他的这种不祥的预感压在了心底。
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由于洋面上风急浪高，所以“埃默拉尔德”号的几艘护卫舰不得不减速航行。船员们呕吐得非常利害。到了第三天，天气转晴了，海上也平静下来了。一路上并没有遇上德国潜艇，这无疑使他们感到了极大的宽慰。“埃默拉尔德”号终于抵达了它的目的地——加拿大的哈立法克斯。“埃默拉尔德”号的武装警卫封锁了码头，以防其他闲杂人员进入。几乎同时，卸货程序开始。“埃默拉尔德”号上的每箱黄金和有价证券都受到了加拿大银行官员的检查，在每箱黄金和有价证券被装入到早已等在码头旁的铁路支线上的一个专列上时，又一次接受了检查。12个小时后，这辆装满黄金珠宝的专列又驶离哈立法克斯，驶往它的第一站——蒙特利尔。
在蒙特利尔的博纳文切车站，加拿大外汇管制委员会的伯金斯和银行秘书戴维已经等候在那里。两人一边等待火车的到来，一边作最后的论证。他们曾经为这数百箱有价证券的藏身之处感到为难。后来戴维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将这些有价证券都藏到有26层楼的阳光人寿保险公司大厦的最底层的地下室里，并将这层标上“联合王国的安全储备库”字样，那将是非常安全的。
午夜时分，专列缓缓驶进博纳文切车站。火车一停，卫兵们就立即封锁了整个车站，然后那些运载有价证券的车厢被脱挂，而载有黄金的专列继续向下一站——加拿大的首府渥太华驶去。
蒙特利尔的警察封锁了车站到阳光大厦间的街道。那些运货的卡车开始陆续出发，天要亮时，最后一箱有价证券被放进“联合王国的安全储备库”中。与此同时，在渥太华，卡车也正在把从火车上卸下的装满黄金的箱子运往惠灵顿街加拿大银行的地下保管库中。
7月初，“鱼雷行动”计划仍然在继续。这时，整个计划已经进行到了3／4，丘吉尔的心情稍稍有些缓解。这样连续不断地运送黄金和有价证券后，大部分的财产已经运送到了加拿大，这时的德国人即使得到情报，也不会再对英国的国库造成大的麻烦了。
3.丘吉尔的好运气
令人奇怪的是，在整个运送途中，珠宝船竟然没有和德国的潜艇遭遇，而仅仅只是被恶劣的天气阻拦。一次，满载珠宝的“巴特利”号船在途中引擎突然出现故障，不能继续前行。为这次运输护航的海军上校阿切尔考虑到不能因“巴特利”给整个船队带来危险，因此命令“巴特利”号改航，驶向纽芬兰的圣约翰斯，同时也派出一艘巡洋舰护卫。后来，这艘船中的黄金也在晚些时候运抵渥太华。
当这项令人难以置信的“工程”完成后，海军部统计已经有价值25亿多美元的黄金用船运到了加拿大。同时令人感到困惑的是，在这3个月里，有134艘盟国或是中立国的船只在北大西洋被德国人实施的“狼群”行动所击沉，然而却没有一艘运输英国珠宝的船只被击沉——甚至从来就没有遭到过袭击。
不仅如此，更令人吃惊的是，丘吉尔的这个“鱼雷行动”计划，大西洋两岸足有1000人参与了这次运输行动，可是德国的情报部门一点也没有察觉，始终不知道这个秘密。
丘吉尔的“鱼雷行动”的胜利实施，给他战胜希特勒凭添了无穷的勇气，因为这几十亿的黄金储备，能使他的腰杆挺起来，即使希勒攻陷英国，他也能在外国继续领导英国人民打击侵略者。这也许是上帝对英国或者说对丘吉尔的垂顾，假若他这价值70多亿美金的黄金财富被希特勒的潜艇劫持或击沉，恐怕英国的历史就要改写了。
山本五十六之死
1.帝国“英雄”惨遭截击
1943年4月18日，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官山本五十六乘坐的飞机在太平洋上空突然遭遇美军飞机。战斗中，山本五十六的座机被美军飞机击落，山本五十六坠机死亡。这条消息在日本引起巨大轰动，因为山本五十六是袭击珍珠港的“英雄”。
美国当年在发布这则消息时，也同样用了“遭遇”和“偶然”这样的词语。但在战后，美国公布了击毙山本五十六的真相，原来是美军截获了日本的电报，并成功破译了电文内容，采取了伏击的方式，一举将策划偷袭珍珠港的元凶山本五十六击毙。
美国的这次伏击可谓精彩有加，且保密工作做得十分圆满。与其说山本五十六是死在美国人的手里，倒不如说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因为那份被美国人破译的电文，是葬送山本五十六的“催命符”。
那么，美国是如何策划这起神秘而又令人高兴的伏击事件的呢？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2.“复仇行动”
1943年4月14日，珍珠港。山本五十六在制定作战计划。
早上8时刚过，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部的情报参谋埃德温·莱顿海军中校拿着一份文件快步走进美国太平洋战区总司令兼太平洋舰队司令切斯特·尼米兹海军上将的办公室，莱顿手上的文件是太平洋舰队无线电情报分队凌晨刚刚截获并破译的日军机密电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定于4月18日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的日程安排如下：8时，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由6架战斗机护航，从拉包尔起飞；10时，到达巴拉尔，换乘猎潜艇前往肖特兰；11时30分时，到达肖特兰；12时30分时，乘坐猎潜艇离开肖特兰返回巴拉尔；13时30分，到达巴拉尔；14时，乘坐一式陆上攻击机离开巴拉尔；14时30分，抵达布因，在第一基地司令部午餐；16时，从布因起飞返回拉包尔；17时40分，回到拉包尔；如遇天气不佳，本视察日程向后顺延一天。”
这是老对手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的视察日程安排，是由日军东南舰队司令和第8舰队司令联名于4月13日20时发给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的基地、航空队和守备队主官的。
尼米兹看过屯报，抬头对莱顿微微一笑，“你的意见，干掉山本五十六？”
莱顿激动地说：“山本这个老混蛋是策划轰炸珍珠港的罪魁祸首，这次该是让他偿还血债的时候了。”按照安排山本五十六将进入瓜岛机场起飞的战斗机作战半径，正是干掉他的绝佳机会。
这份电报是太平洋舰队无线电情报分队凌晨刚刚截获并破译的。无线电情报分队是在原来由罗彻斯特海军中校指挥的夏威夷海军情报中心站的基础上组建的，该情报站就是破译了日军中途岛战役作战计划密码的功臣，那时已经拥有1000多名工作人员，由威廉·戈金斯海军上校负责，专门负责截收日本海军的无线电通讯，然后进行破译、翻译及情报分析，此时分队的密码专家已经逐步掌握了日军各作战单位的战时无线电呼号，摸索出了日军密码变化规律，并成功破译出了日军的部分密码，其中有日本海军运输调度所使用的密码，从中洞悉日军运输船队的航线及中途停泊港，这些准确的情报为美军潜艇部队作战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尼米兹作为运筹全局的战略家，并没有因为可以干掉山本五十六而得意忘形，他首先考虑的是山本五十六死后日本海军是否还有比他更出色的将领来代替他，如果这样，岂不是弄巧成拙？所以尼米兹马上就这一点询问莱顿。
作为太平洋舰队的情报参谋，莱顿对日本海军所有大将级别的将领情况都了然在胸，随即向尼米兹逐一列举，分析每个人的资历、经验、能力和胆识，最后莱顿说：“在日本海军，山本五十六是最出类拔萃的，而且由于他在偷袭珍珠港中的高超指挥，使他成为除了天皇之外最受军民崇拜的人物，如果干掉他，将给日军士气和民心以沉重打击！”
山本五十六曾数次赴美，或求学或考察或任职，对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潜力有着极为深刻的了解。所以最初他竭力反对与美国开战，成为日本海军中坚定的反战派人士，甚至因此几乎遭到激进少壮派的暗算，但是山本五十六并不是和平主义者，他所反对的不过是与强大的英美开战，因为他曾准确预测日本即使通过偷袭珍珠港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也只不过能保持一年到一年半的优势。所以在他担任第一航空战队司令时积极参与对中国的侵略，他指挥第一航空战队“赤城”号和“加贺”号航母的舰载机对中国城乡进行过野蛮的入侵轰炸，并积极扩充海军航空兵的实力，使之成为日本海军在战争中最具打击力的利器。当日本大本营与英美开战的战略方针确立后，他便一改初衷，竭尽全力策划并组织对美国的作战方针。
正是由于他在偷袭珍珠港作战中的出色指挥，他被日本海军誉为“军神”，深受崇拜，在日本政界和军界成为仅次于天皇和东条英机的第三号人物，也被美军视为珍珠港的罪魁祸首，一心要将其置于死地而后快。
这一次，山本五十六在“伊号作战”结束后，决定利用一天时间视察巴拉尔、肖特兰和布因等前线基地，以激励士气。山本五十六的这一决定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对，日本陆军第八方面军司令今村均陆军大将就以2月间自己前往布因视察途中，座机遭遇美军战斗机的经历，力劝山本五十六取消此行，驻肖特兰岛的第八航空战队司令城岛高次海军少将甚至专程来拉包尔劝阻山本五十六，但他不为所动，执意要去。因此他的副官渡边海军中佐草拟了视察日程安排后要求第8方面军派专人送交，但通讯军官表示该密码4月1日刚刚启用，又是极难破译的5位乱码，美国人根本不可能破译，绝对安全，因此最后还是用无线电发出了。而美军破译专家却只用数小时就将其破译，这一电报无形之中也就成为山本五十六的“催命符”。
美军破译工作如此出色，主要归功于新西兰海军“基威”号轻巡洋舰1943年l月29日在瓜岛附近海域撞沉的一艘日军潜艇，从这艘潜艇上，美军得到了日本海军最新版的密码本，这本密码本对于此次破译绝密电文帮助极大。这也是美国军事情报领域在无线电破译方面继中途岛战役破译日军作战计划之后的又一辉煌成就。
山本五十六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很重要的。同时，干掉山本五十六也将极大地鼓舞盟军的士气，打击日军的气焰，并能报珍珠港这“一箭之仇”。尽管尼米兹心里十分想干掉山本五十六，但干掉山本五十六不仅仅是军事行动，还牵涉到诸多的政治因素，因此一向谨慎的尼米兹仍不敢轻易拍板，于是向华盛顿请示。
尼米兹的请示电报很快就转到了罗斯福总统那里，此时，罗斯福正与海军部长诺克斯和海军作战部长金上将一起共进午餐，罗斯福听了汇报，并没有立即表态，因为在西方世界有一条不成文的惯例，战争中不得暗杀对方的国王和统帅，似乎颇有几分骑士风度。
但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无论德国还是英国，都组织过对敌方首脑和统帅的暗杀，倒是美国人还始终坚持这一惯例，所以罗斯福有些犹豫。倒是金上将的分析提醒了他，金上将认为，山本五十六要去的地方是前线，在作战区域内，一名海军大将和一名普通的士兵一样，都是合法的射击目标！何况山本五十六还是毫无信用发动偷袭珍珠港的元凶，早已失去了国际法的保护，即便他活到战争结束，也还要接受军事审判。
海军部长诺克斯也征求了随军主教关于截杀敌方统帅是否道德的问题，在得到肯定的回答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出版的宣传画“仇后，他也表示了同意。敌！”
罗斯福这才下了决心要干掉山本五十六。美国人为此次行动取了最恰当的名字——“复仇行动”。就是要报珍珠港的一箭之仇。
尼米兹接到罗斯福总统指示后，立即开始制定行动计划。
为了作战能有绝对把握，他们询问了战斗机专家，对各种飞机的性能进行了认真的对比，最后决定选用P—38“闪电”战斗机为参战机型。
P—38“闪电”战斗机是美军第一种双引擎战斗机，由洛克希德公司研制，最高时速732公里，最大航程3600公里，机上配有1门20毫米机炮和4挺12.7毫米机枪，机炮配弹120发，每挺机枪配弹500发，火力相当强劲，各项综合指标都胜过日军现役主力战斗机“零”式一筹。日军对性能优异的P—38“闪电”战斗机望而生畏，称之为“双发恶魔”。
机型选定后，尼米兹对莱顿说：“太好了。现在瓜岛的亨德森机场就驻有装备此种飞机的第339战斗机中队！正好派上用场。”
第339战斗机中队隶属于南太平洋舰队，归哈尔西指挥。尼米兹于4月15日向哈尔西下达了命令，如果能把山本五十六及其参谋人员打下来，就可以开始执行伏击计划。命令的最后向哈尔西特别指示，该行动要用澳大利亚海岸监视哨的名义向战斗机中队发出敌情通报，以免暴露美军破译密码的机密。
哈尔西接到命令后，立即向所罗门群岛航空部队司令马克·米切尔海军少将通报了山本五十六的日程安排，命令其出动P—38战斗机，想尽一切方法将山本五十六击毙。命令最后特别指出“罗斯福总统非常重视此次战斗，战斗结束速报华盛顿。此份电报不得转抄和保存，立即销毁！”
米切尔海军少将是美国海军航空兵的一员骁将，曾任“大黄蜂”号航母的舰长，运送过杜立特空袭东京的飞机，还参加过中途岛海战。接到命令后的米切尔立即召集包括第229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少校和小队长托马斯·兰菲尔中尉在内的有关人员讨论、研究和制定战斗计划。
米歇尔和兰菲尔一进房间就觉得气氛异乎寻常，几乎岛上所有的高级军官都在，一名海军少校递给米歇尔一份电报：“最高机密，第339战斗机中队的P—38战斗机务必全力以赴，及时赶到并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总统特别重视这次行动！”落款是“海军部长诺克斯”。
随即大家开始一起讨论，最初计划在山本五十六从巴拉尔乘坐猎潜艇到肖特兰途中实施攻击，但很快就人提出异议，当地日军有不少猎潜艇，无法确定山本五十六乘坐哪一艘，退一步说即使击沉了山本五十六乘坐的猎潜艇也难保证将其击毙。
讨论来，讨论去，最后大家觉得只有采取空中截击座机的办法是最优的方案。但这对截击空域、时间以及双方飞行速度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会失去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有人提出山本五十六在日本海军中向来以守时著称，这样就可以为截击行动增添几分成功的把握。最终，大伙觉得这个计划可行，于是计划按部就班开始执行。米切尔特意拍了拍米歇尔的肩膀，说：“这就要看你的了！”尽管截击距离长达600公里，没有出色的飞行技术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出于对自己中队的信任，米歇尔还是肯定地点了点头：“坚决完成任务！”
会议结束后，米歇尔就回到自己的帐篷同情报参谋乔·麦奎甘上尉一起挑灯工作，研究绘制截击航线。瓜岛第347战斗机大队大队长维克塞洛上校随后也来到帐篷，米歇尔指点着航线图向维克塞洛汇报：“明天天气预报是晴天无风，山本五十六从拉包尔到布于维尔岛的卡希利机场航程约563公里，‘一’式陆上攻击机巡航时速290公里，如果不是顶风，他会提前5叫分钟到达，我们在他降落前10分钟飞过海岸，如果一切顺利，我们飞入布干维尔岛时就能很快发现山本五十六，我估计山本五十六的飞行高度不会超过3000米，因为这样的高度飞行比较舒适。此时我断定山本五十六将从西面飞来，正降低高度准备降落……”麦奎甘打断他的话：“你凭什么肯定他从西面飞来？”米歇尔分析道：“经过近两小时的长途飞行，飞行员肯定希望尽快着陆，这样肯定是从最近的航线——西面飞来。再说要是他不是从西面过来，我就直接插到岛东，在东面搜索。要是也没有发现，就干脆直扑机场，在他着陆时将其击落！”“好！”维克塞洛同意了米歇尔的计划。
米歇尔随即向米切尔报告，米切尔仔细研究后表示同意，最后他仍不忘强调：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干掉山本五十六！随后米切尔就将作战计划电告哈尔西和尼米兹，尼米兹复电：完全同意！并以个人名义预祝好运和取得胜利！
午夜时分，米歇尔在机场简令室召集飞行员。由于日军在卡希利机场驻有百余架飞机，因此这次担负截击任务的飞机数量不能太多，否则就有被发现的可能。米歇尔只挑选了18人，参战飞行员在经过保密宣誓后进行了分工：
兰菲尔等6人为攻击组，从低空不惜一切代价击落山本五十六；米歇尔亲自指挥12人作为掩护组，在高空牵制日军的护航战斗机，掩护攻击组截击山本五十六，米歇尔最后说此次战斗没有后备队，如果兰菲尔遇到麻烦，无法投入攻击，掩护组的霍姆斯和海因两人立即接替攻击任务。
随后米歇尔向参战飞行员宣布作战计划：尽管瓜岛与布干维尔岛直线距离仅480公里，但为了避开日军雷达，不仅采取低空飞行，还需要绕道，首先以265度航向飞行55分钟，航程294公里，再转为290度航向飞行27分钟，航程141公里，最后再以305度航向飞行38分钟，航程192公里，这样一来总共飞行两小时，总航程627公里。
4月18日，星期日。清晨，正如天气预报那样，晴空如洗，微风轻拂。如果不是在战争中，人们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一定会感到心旷神怡的惬意来。然而，战争改变了一切。瓜岛亨德森机场一片紧张忙碌，18架P—38战斗机为了增加航程全部加装了大容量的机腹副油箱，米歇尔召集飞行员，下达出击命令，并强调飞行途中必须严格保持无线电沉默。米切尔专程前来送行，他望着待命出发的飞行员最后重申：“无论付出多大代价也必须完成任务！”
7时30分时，P—38战斗机引擎隆隆作响，飞行员依次登机。由于飞机满载燃料和弹药，几乎是超负荷了，飞行员不得不使用襟翼来增加升力。尽管如此，飞机还是几乎要滑行到跑道尽头才离地升空。米歇尔最先起飞，驾机在低空盘旋等待后续飞机起飞编队，与计划完全一致。
7时35分时，飞机起飞编队完毕，只是攻击组的麦克拉纳汉的飞机起飞时供油管阀门松脱，飞机无法控制而未能起飞；穆尔的飞机起飞后发现副油箱无法供油，这样就不可能飞到目的地，只得返航。这样一来，攻击组就只少了两架战斗机。米歇尔随即用手势通知霍姆斯和海因加入攻击组。机群保持着严格的无线电沉默，只使用罗盘和空速表导航，为了不被日军雷达发现，一直保持着10米左右的超低空飞行。
此时，远在800公里外的拉包尔，山本五十六早早起床准备行装，由于山本五十六平时穿的白色军装太过显眼，副官出于安全考虑提醒他换草绿色军装，山本三十六同时想到布干维尔岛上有不少陆军，为了表示对陆军官兵的敬意，他听从了副官的意见，换上了草绿色军装。
驱车到达拉库纳机场后，山本五十六一行匆匆登上第705航空队的两架三菱“一”式陆上攻击机。和山本五十六同乘编号323号飞机的是：联合舰队军医长高田六郎海军少将、秘书福崎升海军中佐和航空参谋端久利雄海军中佐，驾驶员是王牌飞行员小谷武男飞行兵曹、长和林信一二等飞行兵曹。
和联合舰队参谋长宇垣缠中将同乘编号326号飞机的是：联合舰队总会计北村海军少将、通信参谋今中熏海军中佐、航空参谋室井合治海军中佐、舰队气象长海野海军大尉，飞机由谷本一等飞行兵曹和林浩二等飞行兵曹驾驶。
担任护航的是第309航空队的6架“零”式战斗机。两架攻击机和6架战斗机编好队形，两架攻击机飞行高度2000米，比翼而飞，战斗机分为两组，一左一右在攻击机后面300米处，直向东南飞去。9时34分时，美军P—38战斗机群经过两个多小时飞行后，已经到达了布干维尔岛莫依拉角，米歇尔率各机一面以小角度爬升向岛西飞去，一面开始进行机炮和机枪试射，此时天高云淡，视野良好，根据计划，11分钟后就将遇到山本五十六了！米歇尔带着机群盘旋上升，拉开间距开始搜索。
9时44分时，距离计划时间只有l分钟了，空中毫无动静，米歇尔在心里开始焦急起来，山本五十六在哪里？他一心希望山本五十六能准时到达！就在这时候，一名飞行员突然打破尤线电沉默，兴奋地呼叫：“发现目标！发现目标！左前方10点钟方向！”米歇尔循声望去，两架攻击机和6架战斗机，虽然有两架攻击机，与情报有所不同，但毕竟来了，山本五十六以他一贯的守时作风，准点来赴这次死亡之约！几乎是大海捞针一样的长途伏击，竟然成功了！
米歇尔按捺住心头的狂喜，大声下令：“全体注意！按照计划投副油箱！掩护组爬高！”
12架掩护组的战斗机大开油门，急速跃升，爬升到6000米高度，而兰菲尔的攻击组则留在3500米高度，直盯着那两架攻击机！
此时山本五十六座机正准备降低高度着陆，突然，一架“零”式战斗机出列，向右急转——远处10多架P—38战斗机正向北飞来，随即6架“零”式战斗机急速爬升，与米歇尔的掩护组缠斗起来。而兰菲尔的攻击组则朝两架攻击机猛扑过去，两架攻击机见势不妙，急剧下滑，企图以超低空摆脱攻击，兰菲尔的攻击组哪肯放过，紧盯不放。这时高空的“零”式战斗机才意识到上了当，有3架“零”式战斗机不顾一切俯冲下来，但为时已晚，山本五十六座机已经被击中，燃起大火，转眼之间化为一团火球，坠入布干维尔岛茂密的丛林。
宇垣透过机舱的舷窗看到了可怕的一幕：黄中透白的火焰笼罩了山本五十六座机的机翼和机身，飞机拖着浓烟向下坠落。宇垣如同坠入无底深渊，什么话也讲不出，只是拉着航空参谋室井，手颤抖着指向那架飞机。此时美机的炮弹也从宇垣座机旁掠过，显然它也已经被美机盯上了。飞行员驾机拼命地曲折飞行，以躲避攻击。
当飞机急转之后，宇垣就只看见冲天的黑烟从丛林中升腾而起！面对突如其来的情景，宇垣呆若木鸡，这时又一架P－38冲了过来，第一次射击就准确地击中了飞机，“一”式攻击机在美机的猛烈射击下痛苦地颤抖着，机尾和机翼个被打断。机舱里，室井和几名机组人员浑身是血地倒在地上。飞行员竭尽全力驾驶飞机向海面飞去，企图在海上迫降，但终于控制不住，飞机一头栽进海中。除了重伤的宇垣、北村和飞行员3人获救，其余机上人员全部毙命。
短短3分钟，两架“一”式攻击机全被击落。这时，卡希利机场上尘土飞扬，显然是飞机正在起飞。米歇尔不敢恋战，命令返航。这时他看到海因驾驶的飞机已经负了伤，还被“零”式咬住不放，形势相当危急，米歇尔和僚机雅各布森立即上前支援，赶跑了“零”式，但负伤的P一38还是拖着浓烟栽入海中，海因成为此次战斗美军唯一的损失。日军两架“一”式陆上攻击机和3架“零”式被击落。
返航途中，兰菲尔因高兴而迫不及待地向瓜岛报告：“我打下了山本五十六！”他似乎忘记了应该的保密。然而，激动的人们已经顾不了那么许多了。当兰菲尔因飞机燃料即将消耗殆尽而采用滑翔方式最后一个着陆后，还没等他爬出座舱，机场的飞行员和地勤人员就一拥而上，兴高采烈地拍打着他的肩膀和后背。后来兰菲尔回忆说：“当时就像一个橄榄球中卫，在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中投进了一个决定胜负的好球！”
米切尔待机群回到基地后，立即向哈尔西报告：米歇尔率领的P－38机群于9时30分时到达卡希利上空，击落有“零”式严密掩护的两架攻击机及3架“零”式飞机，1架P－38没有返航。4月18日似乎是我们的节日！
接到报捷电后，哈尔西发来了热烈的祝贺电：“祝贺你和米歇尔以及他的猎手们作战成功！看来，装鸭子的口袋里还有一只孔雀！”此后伏击山本五十六之战便以“猎杀孔雀”而闻名。
4月18日这一天，注定要成为美国的节日，也是日本的倒霉日。因为一年前的1942年4月18日，杜立特率领的b－25轰炸机轰炸了东京，一年后的1943年4月18日，日本海军最出色的统帅山本五十六被击毙。
山本五十六座机被击落后，日本布干维尔岛驻军立即出动搜寻，两天后，陆军少尉滨砂盈荣指挥的搜索小队才发现了山本五十六的尸体，现场只见飞机机身被无数子弹洞穿，千疮百孔，四周散布着飞机部件和11具尸体，其中一具坐在飞机坐垫上，手握军刀，姿态还相当威严，胸口佩戴着勋章的级带，肩章上是3颗金质樱花的大将军衔，不用查看其口袋中的笔记本，单从左手缺了两个手指，就明白无误地证明这正是山本五十六。随后赶来的医护人员检查了山本五十六的尸体，确定有两颗子弹击中山本五十六，一颗从颧骨打进从太阳穴穿出，另一颗从后射入穿透左胸，山本五十六在飞机坠毁前就已身亡，之所以还保持着威严的姿态，那是飞机坠地后唯一的幸存者高田军医摆放的，高田最终也因伤势严重且无人救护而身亡。
日军将山本五十六之死列为“甲级事件”，并开始进行调查，日军也曾怀疑过密码被破译，就故意拍发草鹿任一中将前往前线视察的电文，作为试探。但美军识破了日军的伎俩，在电文提及的时间和航线上，没有出现一架美机。因此日军认为密码绝对可靠，山本五十六之死纯属偶然。
山本五十六的死，对于日本海军是一次极其沉重的打击。美军的此次胜利是无线电破译人员、司令部参谋人员和战斗机部队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军事史上一次完美的奔袭。
作为击毙山本五十六的功臣，兰菲尔中尉提前晋升为上尉，并获得最高荣誉国会勋章，但为了不暴露破译密码的机密，兰菲尔被立即送回国，直到战争结束才公开了他的战功。其他参战人员都被警告如果将战斗详情泄露出去，将受到军法审判。美军还煞费苦心地制造伏击山本五十六纯属巧合的假象，所罗门航行队接连几天出动飞机在布干维尔岛附近巡航，机群在航行时还特地穿越日军雷达监视区域。
山本五十六死了，这个双手沾满人类鲜血的刽子手得到了他应有的下场。人们对山本五十六这样的死似乎还有些不解恨。就像美国人所说：这算什么，真希望将这个家伙用铁链拴着牵到宾夕法尼亚大街上，任人们唾骂！
3.谁是击落山本的英雄
击毙山本五十六是爱好和平的人们心中的一件快乐之事。出于保密的原因，从击毙山本五十六一真到战后的1960年，美国才将这一直相公布于世。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是谁将山本五十六击落的细节上却出现了一些争论。
1960年，美军有关击落山本五十六的机密文件获准解密，认定由兰菲尔击落的理由是他在战斗结束后上报的战斗报告，而这份报告当时因出于保密原因一直没有公开，他的战友对此一无所知。一经公开后，有关谁击落山本五十六的问题随之展现。
据托马斯·兰菲尔本人回忆说：“当我们快速向日本飞机接近到约1600米时，‘零’式战斗机发现了我们，迅速抛下副油箱向我们飞来，两架攻击机一架向岛上飞去，另一架则垂直上升，我朝着第一架俯冲，就在这时，3架‘零’式冲了过来，我立即调整方向迎了上去，在即将相撞的瞬间，我猛按炮钮，一串炮弹打掉了为首‘零’式的一个机翼，这架‘零’式拖着浓烟烈火一头栽了下去，我拉起飞机寻找攻击机，这时又有两架‘零’式向我扑来，此时我看见一道绿色的影子掠过丛林，正是那架涂着草绿色伪装的攻击机，我不顾‘零’式在后，牢牢盯住攻击机，猛烈开火，将机炮和机枪里的所有弹药都倾泻出去，日机又发动机轰然起火，接着火势迅速蔓延到右机翼，眼看着机翼折断，一头栽向地面。此时僚机巴伯也将另一架攻击机击落在海中。听到米歇尔返航的命令，我随即摆脱了尾随在后的‘零’式，飞过海湾返航。”
但是更多的证据显示，兰菲尔的僚机雷克斯·巴伯才是真正击落山本五十六座机的英雄。
根据战友的回忆和巴伯接受众多记者的采访，当时兰菲尔受到“零”式的攻击，他没有按照预定计划不顾一切攻击日军攻击机，却转头迎战“零”式，虽说僚机应紧跟长机，但巴伯却没有跟着兰菲尔，而是紧盯着那架攻击机，转过弯后，巴伯便开火了，子弹和炮弹连连命中，这时巴伯的飞机几乎就要撞上攻击机，巴伯赶紧转弯，机翼擦着攻击机而过，攻击机燃起大火栽向地面。巴伯并不知道这就是山本五十六的座机。接着他看见霍姆斯正在攻击另一架攻击机，立即赶去支援，携手将其击落。此时巴伯的飞机也已带伤，但他打得兴起，请求米歇尔同意干掉尾随在后的两架“零”式，米歇尔非常干脆地回答说不行，立即返航，巴伯这才返航。
随着争论的深入，美国军方再也无法无视巴伯的战绩，只好将击落山本五十六的功劳一分为二，认定为兰菲尔和巴伯共同击落。
1975年，日本东京航空博物馆派出专家到布干维尔岛对山本五十六座机残骸进行了实地考察，发现山本五十六座机的两个机翼都完好无损，这与兰菲尔的报告完全不符，倒是与巴伯从后攻击的说法比较吻合。而且山本五十六的尸体检验也证明他是被从后方射来的枪弹击中，也与兰菲尔从右攻击的说法出入较大。
为山本五十六护航的“零”式战斗机飞行员中唯一在世的柳谷谦治也指出了兰菲尔报告的诸多疑点，美国专程邀请柳谷谦治赴美，陈述亲眼目睹的战斗经过。柳谷谦治批驳兰菲尔报告的最大根据是当时双方机群遭遇之后，在低空的两架P—38战斗机一架向左，迎战“零”式，这是兰菲尔的飞机；另一架则向右紧追山本五十六座机猛烈开火，这是巴伯的飞机。山本五十六的座机从遭到攻击到被击落，不过区区30秒，如果是兰菲尔击落了‘零’式之后再掉头攻击山本五十六座机的话，至少需要40秒，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攻击山本五十六座机。1991年，美国战绩评审委员会正式要求美国海军最后判定，到底是谁击落了山本五十六，但直到今天美国官方仍没有明确答复。而众多的民间人士和组织，对此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不懈的努力，特别是美国“王牌飞行员协会”查阅了大量相关资料，同时结合山本五十六的尸检、柳谷谦治的证词和山本五十六座机残骸的实际情况，于1997年3月认定，巴伯一人击落了山本五十六座机，这一论点也得到很多专家学者的认可。
争论归争论，但山本五十六的确是被第339战斗机中队击毙了。针对谁是击毙山本五十六的英雄这一点，现在已经成为老人的巴伯说的话最能让人感到欣慰：“第339战斗机中队中队长约翰·米歇尔，具体策划并亲自指挥此次战斗，他才是最大的功臣。而没有兰菲尔左转攻击前来救援的‘零’式，也不可能击落山本五十六。”
空前绝后的核计划
1.科学家上书
20世纪30年代，英国物理学家詹姆斯·查得威克，意大利物理学家费米，德国物理学家哈恩、施特芬斯等科学家在原子物理的研究中发现，1克重的铀产生裂变后其能量相当于燃烧3吨煤或200升汽油所放出的能量，所产生的爆炸力也将是巨大和惊人的。人类从此进入了“核”时代。
然而，就在科学家们对这一设在新墨西哥州的原子弹试验场科学的发现感到欣喜的时候，纳粹德国也把目光盯在了这个伟大的成果上了。他们要利用这个科学的发现，要把这一成果转移到战争中去，用科学的成果征服人类。1939年4月，纳粹德国将6名原子物理学家召到柏林，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开始制造能控制利用铀的装置，也就是原子弹。同年的9月26日，德国正式制定了代号为“U”的秘密研制核武器的计划。
纳粹德国研制核武器让一些开明的科学家感到担忧，流亡在美国的费米立刻联系了诸如西拉德、泰勒等人在美国积极奔走，呼吁美国尽快开展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当他们向美国军方提出这项计划时，美国军方并没有认识到原子弹能产生的巨大破坏力，所以对这些科学家的看法没有引起重视。
费米等科学家心急如焚，他们深知核能的巨大威力，如果纳粹德国抢先制造出原子弹，那么人类就将面临史无前例的巨大灾难。而要制造原子弹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后盾和完整的科学体系以及科学人才的，还要有安定的社会环境。
这些条件，就当时的世界来说，只有美国是最有条件的，也只有美国才有可能挑战纳粹德国，与纳粹德国相抗衡。
费米、泰勒等科学家决定直接上书美国总统罗斯福，只有说服他采纳这个计划才能尽早开始研究工作。他们还想到了德高望重的爱因斯坦，想请他作为代表向罗斯福进言，这样还可以增加说服的力度。
与此同时，罗斯福的好友和科学顾问阿列克谢·萨克斯也受科学家们的委托，向罗斯福总统进行游说工作，他讲到了拿破仑不听富尔顿的建议，拒绝制造蒸汽轮船，而丧失了进攻英国的时机的故事。他说：“总统先生，我个人认为，原子能就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总有一天会有人能够控制并释放它那巨大的能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不可能阻止他这样做，只能希望他不要把邻居炸飞。”
罗斯福听了萨克斯的话，幽默地说：“我明白了，你现在所寻求的是保证纳粹不要把我们炸飞。”
1939年12月6日，美国国会拨款20亿美元作为研究经费，正式启动名为“曼哈顿工程”的原子弹研究计划。
2.不同凡响的保密工作
德、美两国都启动了核计划，为了掌握对方的进程动态进而遏制对方，他们在自身的保密和置对方于死地方面进行了大量的间谍侦察和破坏活动。
美国研制原子弹工作规模庞大、人员众多，但他们居然能在长达4年的时间里未被德国间谍机关了解到研制核武器的“曼哈顿工程”行动计划。
在美国，要使这么大一项行动不泄密的确不易。要知道，“曼哈顿工程”有成千上万爱唠叨的热情的美国人参与其中，据统计，参加这项研制计划的美国人前后达60万之众，任何一个人如果口风不严都可能导致警觉性极高的外国间谍的注意。“曼哈顿工程”的运作是分散在田纳西州、新墨西哥以及华盛顿等地秘密进行的。在这些人员庞大的研制队伍中，美国人组织了一批尽职合格的保密人员队伍。这些经过训练的青年男女之间谈话用暗语，对核心研制人员的行动进行监控，负责检查每一份文件资料的收发，对散落在办公室里的每一张纸片进行详细检查处理，做到万无一失。而最难的是对参加研制人员的严格控制。这些保密人员恪尽职守，他们对所有接触核心机密的成员都进行了严密的监控，经常用严厉的保密制度来约束这些人员。
在60万参与人员中，他们与所有人员都有严格的保密协定，其中2000多个因口风不严、说话随便的职员受到了处理。在文职人员中，他们特别注意对每一位适应做这样高度机密工作的人的善后安排，做得周到。完满，使这些人在调离工作岗位后，也不会因为被解雇后产生不满情绪而导致对“曼哈顿工程”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整个保密工作最困难的是参加研究的科学家们的保密工作。许多人在国际上是原子物理学方面的著名人物，德国人只要知道这些人的行踪，自然会尾随其后并容易推测出美国人在何时、何地进行什么样的工作。
因此，“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机构对这些科学家进行了周密的安排。他们给这些科学家每人编上代号，并派专门警卫人员负责他们的行动安全。美国人的保密措施的确是十分出色的，他们不仅成功地使本国科学家的行踪一直不为外人所知，而且还十分成功地将许多国家的科学家带到了美国，在高度保密的状态下参与研制工作。
在英国情报机构的帮助下，他们还把世界著名的原子物理学家玻尔从丹麦营救出来，化名贝克在美国秘密地从事了长达2年之久的研究工作。
德国已经注意到，虽然美国从事核领域的研究总的来说是在德国的后面，但是德国并不敢小视。因此，德国人在战争初期曾经派出两名最优秀的科学家来美国进行“交流”，但美国方面成功地阻止他们的企图，并利用科学家之间的这一“交流”，使德国人产生错误的判断。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的研究还停留在初期的阶段。“曼哈顿工程”的反间谍保密工作不仅仅针对德国人，就连美国二战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人都难以窥其端倪。
英国物理学家阿兰对美国人的这项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曾三次前往参观。美国人立即引起警觉，迅速采取措施加以防范，并协助英国有关部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发现，这位科学家曾向苏联方面提供过铀标本和美国人研制的进展情况。英国方面立即将其逮捕，判以重刑。“曼哈顿工程”的保密工作的确是美国反间谍部门的一项成功大作，真可谓史无前例的奇迹。人们在钦佩之余，也对此产生不解和疑惑，以德国间谍机构的高超水平，何至于对如此易于探出的情报无所作为？其实，这也是美国反谍报部门出色的工作所致。“曼哈顿工程”实施期间，美国情报部门不断地制造假象以迷惑德国人，其中最多地是向德国情报部门提供假情报，使德国人误以为美国人的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
另一方面，也与德国情报部门的科学家分析失误有极大的关系。日耳曼人愚蠢的优越感使这批科学家自以为是地认为，世界上最优秀的德国科学家都未能在原子弹的研制方面有关键性突破，美国的科学家更是不在话下，他们只能跟在德国人的后面亦步亦趋。相反，美国和英国的情报工作却十分出色，他们不但准确地把握了德国人研制原子弹的进展情况，而且还成功地策划了一次重大的破坏活动，炸毁了德国的重水工厂，阻止了德国人研制工作的进展。
3.海森堡是否在为纳粹卖命
美国核武器的研制成功，除了美国政府的巨大努力外，还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科学家密不可分。“曼哈顿工程”中的一些卓有成效的科学家起初都曾经为纳粹德国服务，尤其是丹麦的著名核物理学家玻尔教授，他当时并没有外逃，而是潜心地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工作，后来在英国情报人员的努力下，幡然悔悟，并逃到了美国，在“曼哈顿工程”中，玻尔教授带过许多学生，有些还是世界级的领军人物，且科学成就也是被人们所敬仰和尊重的，德国的核物理学家海森堡就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颇具争议的人物，开始人们认可的一个说法是：希特勒之所以没有研制出原子弹，是海森堡阻碍了希特勒开发核武器的进程。然而最近，随着玻尔一封尘封多年的信，关于海森堡在纳粹德国核武器研究中起到的作用问题，又一次在世人中掀起了波澜。海森堡与玻尔在哥本哈根的会面，再一次产生了一个令人无法解释的谜。
海森堡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天才般的见地及在物理学史上的地位，世人虽有不同程度的评价，但无疑都是相当正面和肯定的。
然而，对于海森堡与纳粹德国的关系，他的为人处世，尤其是他的充满争议的哥本哈根之行，却存在着许多针锋相对的评价。肯定他的人，把他描绘成道德上完美的化身——他是一个身处逆境却迎难而上的人，为了保护德国的科学研究，不惜忍辱负重；他在战后为恢复德国科学所作的种种努力，使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而否定他的人，则把他看成是纳粹的帮凶，有着严重的人格缺陷，他战后的种种说辞完全是文过饰非。
多年来，人们对海森堡的看法随着新证据的出现，也在不断地左右摇摆，对立的阵营始终泾渭分明，他们之间无法找到一个令各方都能接受的阐释。1992年出版的《海森堡传》则试图在这两极之间寻找一种平衡。该书用充满同情的口吻详细叙述了海森堡的利学与生活，无论对与错、伟大与渺小都不放过，使得对海森堡的评价更趋客观。
1998年，米歇尔·弗赖恩出版了剧作《哥本哈根》，在剧中，海森堡就被描写成阻碍纳粹开发核武器的英雄。后来该剧被搬上舞台，并在英国连演18个月，之后还在百老汇上演，并获成功。2002年2月18日，弗赖恩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给海森堡一个自我辩护的机会”的文章，充分阐明了自己的“同情”观。《哥本哈根》出版后，海森堡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它不只是引起了史学家的关注，而是扩展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弗赖恩本人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会如此成功。
而就在这种同情观占据上风的时候，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刊出了最新消息称，玻尔研究所新公布了资料——包括玻尔写给海森堡但一直没有寄出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玻尔回忆了他和海森堡1941年的那次会面。信中披露，当时，海森堡曾警告他的导师说，希特勒已经成立了一个“铀俱乐部”专门研究原子弹。战争可能会由核武器的出现而结束，而他正是在从事核武器的研究。
这与以往的一些说法大相径庭。据以往的说法，海森堡虽然迫于形势不得不为纳粹工作，但却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尽管当时海森堡已经掌握了制造原子弹的关键技术，他却避开原子弹的研究，集中力量研究反应堆和回旋器，显然是有意拖延研制进程。
两种不同的观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那么，当年海森堡和玻尔在一起到底都谈了些什么呢？
1940年春，德军占领丹麦的第二天，海森堡曾写过一封信给他的汉堡同行——德国原子弹计划参与者、德国核试验计划关键人物之一的德国物理化学家保尔哈特克。
在信中，海森堡请他或海森堡的学生卡尔弗里特里希·冯·魏茨泽克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因为他要在那里同某研究机构的负责人玻尔商谈要事。这封信有可能会重新评价海森堡和玻尔的哥本哈根会见。1941年9月，海森堡前往哥本哈根，找到他的老师玻尔并与之进行了一次谈话，但是谈话不欢而散。
如今，玻尔研究所公布的文献似乎对海森堡当时的动机持有疑虑：海森堡是否想从玻尔那里打探为德国制造原子弹的技术？但是，从海森堡写给保尔哈特克的信中看，这次哥本哈根之行一年半以前就已开始策划了。海森堡的学生魏茨泽克在接受德国媒体采访时说，海森堡此行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玻尔的安全，他只想知道，他的老师是否需要在他帮助下离开哥本哈根，或者说，他至少能让德国驻丹麦机构为玻尔提供方便。
开始，魏茨泽克通过关系找到了德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冯克，请他给玻尔以保护。但魏茨泽克得到的回答是玻尔根本不愿意与冯克接触。
后来，魏茨泽克在哥本哈根向德国驻丹麦代表处建议举办一次天体物理会议，这样，他就能邀请海森堡到哥本哈根来。德国公使采纳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在哥本哈根举办了一次天体物理会议。
1941年春天，魏茨泽克才找到机会去哥本哈根作报告。他利用这次机会为海森堡和玻尔会见作了积极准备。
应当时所谓“德国科学研究所”的邀请，海森堡与魏茨泽克于1941年9月一道前往哥本哈根参加会议。但玻尔拒绝出席德国科学研究所的活动，并对海森堡产生怀疑。
玻尔的儿子阿格·玻尔后来回忆说，海森堡与他父亲和其他同事谈到当时的军事局势时说，德国会打赢这场战争。其实这一点不奇怪，因为当时德军已占领了差不多半个欧洲，并正向莫斯科推进。对海森堡来说，他没法在公开场合怀疑德军会打败仗。
最后，海森堡终于找到一个与玻尔单独在一起的机会。两人进行了私下谈话。现在看来，海森堡多半是接受了魏茨泽克的建议，劝诫波尔不要跟德国公使过不去。这次谈话导致了玻尔对海森堡的疑虑，他认为海森堡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要将自己引向德方。两人之间的误解可能就此深深埋下了。
可以肯定的是，海森堡当时确实谈到了原子弹的话题。这个话题之所以如此敏感，是因为海森堡参与了纳粹的原子弹制造计划。因此，海森堡在与玻尔交谈时十分谨慎，很多话不能直说，这也因此给玻尔留下这一印象，即海森堡全力以赴地为德国制造原子弹。
事实上，德国当时的情况是，1939年9月，在陆军装备局领导下成立了“铀协会”，研究如何将铀裂变并用于军事，但许多技术问题根本没弄清，如制造一颗原子弹需要几公斤或几吨裂变物。此外，德国手里当时除了有铀—235外一无所有。
1939年12月，海森堡建立了铀反应堆基础理论，后来试验成功。魏茨泽克的理论也证明，反应堆在运行时可以产生用于原子弹的裂变物质钚。但是，1939年海森堡得出的结论却恰恰相反，他认为，自然铀在获取核能时不会产生别的主要物质。也就是说，德国除了仅在进行核研究外，并没有一个关于制造原子弹的具体全计划。
那么，海森堡是否真想请教他视同慈父的导师，或者真想与玻尔密谋共同研制原子弹，迄今仍是一桩疑案。但是，玻尔当时肯定是中断了他们之间的谈话，而且气氛很僵.就像海森堡在结束谈话几分钟后对魏茨泽克说的那样：“全弄拧了！”
玻尔在谈话20年后写给海森堡的信中仍能让人们感觉到，玻尔没有将海森堡在公开场合与私下谈话区别开来，也许，他没有意识到海森堡对待他的真实想法。直到战后，魏茨泽克在美国见到玻尔，并问起那次的谈话情况时，玻尔仍说：“唉，随它去吧！我知道，在战争期间，人人都是为了自己的祖国。”
那次不欢而散的谈话除了说明两人交流上的失败外，还说明了海森堡在政治上的幼稚和感情上的一相情愿。可能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从一开始，丹麦科学家玻尔就从未把他当成朋友或保护者，而是仅仅把他视为占领军的代表。
围绕这个像谜一样的问题，海森堡的辩护者和谴责者有过激烈的交锋。
辩护者称，海森堡从未主动要求去国外访问。他出使丹麦、匈牙利和瑞士等国，完全是官方刻意安排的。在海森堡被称之为“白色犹太人”之后，纳粹官方安排他出访，是对海森堡的承认和平反。如果拒绝，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海森堡进退两难，没有自主权。
对于一些德国人，尤其是像海森堡这样的非纳粹（或反纳粹）人士，存在一个道德的两难选择——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希特勒主导战争；另一方面，他们又都是强烈的爱国者，并不希望德国战败。对于他们来说，最佳的解决办法是德国能避免战败，军队最终能摆脱希特勒的控制。虽然现在看来这个过是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但当时这种想法却是非常现实的。由于纳粹的片面宣传和有意隐瞒，德国民众只知道苏联的斯大林搞过大清洗，而对纳粹德国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却一无所知。一些高级将领想通过刺杀希特勒来避免失败。通过与反对派接近的“星期三聚会”，海森堡本人知道这些情况。毋庸置疑，他内心是讨厌纳粹政权的。在无法推翻它之前，最好是利用它。
反对者则称，海森堡当时相信德国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胜利，他根本没有掩饰自己的态度。海森堡的目的至少是劝说玻尔冷静地对待德国即将获得的胜利。
对于这一点，辩护者称，海森堡其实并不希望纳粹德国掌握原子弹。经过初步计算后，他就不想再进行下去了。海森堡已经得到了正确的结果，但他没有向纳粹当局讲明真相，而是夸大了制造原子弹的难度，因而也拖延了研究进程。
反对者也称，海森堡并不是不想制造原子弹，他竭尽全力为纳粹服务，只是由于他的错误而导致德国的计划没有成功。海森堡没有仔细计算“临界质量”。按他的计算，制造原子弹需要成吨的纯“U—235”，而他估计盟国一年只能生产30公斤“U—235”。
辩护者认为，这种说法已遭到海森堡本人的有力驳斥。在《部分与整体》中，海森堡对他当时的心态作了很好的描述。
反对者称，玻尔档案馆公布的材料表明，玻尔在信中明确指出，海森堡曾说过，他曾竭尽全力地花了两年时间研究原子武器。
辩护者的观点是，这只是玻尔自己的理解。玻尔当时并不清楚反应堆与原子弹之间的区别。海森堡所言，是说经过两年的研究后，他得出结论：原子弹在理论上是可行的，但很难制造，无论从技术上，还是经济上都是这样；而反应堆除了理论上，实际当中也是可行的，也比较容易制造，以后他将只研究反应堆。在海森堡还没有完全解释清楚之前，玻尔就中止了谈话。很显然，这是一种误解。
反对者坚持，如果是这样，为什么海森堡不阻止纳粹的计划？他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是想从玻尔口中了解盟国在原子弹方面的研究进展。
辩护者感到好笑，海森堡用不着阻止纳粹的计划，因为早在1942年，纳粹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他们从海森堡处得知，研制原子武器需要许多年，并且投入非常大。纳粹没有耐心等待，他们需要更直接有效的武器。海森堡去哥本哈根的真实目的并不邪恶。
反对者认为，海森堡，还有他的那个“谋士”魏茨泽克，通过容克的《比一千个太阳还明亮》，为自己洗清罪名，把自己打扮成是因道德考虑而主动放弃原子弹研究的，这是一种十足的虚伪，他在战后反对核武器，是一种不自然的表现。
辩护者认为，新闻记者容克在他的书中作了许多不必要的夸张和推广，有许多失真之处。无论海森堡本人，还是魏茨泽克都给他写过信，指出书中的不实之处，但容克在该书1957年的丹麦版本中，只摘出了海森堡出于礼貌而对他的工作表示感谢的话。
玻尔对这本书非常反感。正是容克的这本书给海森堡帮了倒忙，对海森堡人品的议论也由此开始。世人普遍认为是海森堡委托容克来作宣传的，这与事实不符。尽管战后海森堡多次在不同场合宣称，二战期间德国科学家并非不能，而是基于良知而故意只作反应堆的研究，但海森堡并不知道容克的意图。他无意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纳粹的消极怠工者的形象。
可见，持不同见解的人的观点是何等的对立。从已有的材料来看，发生在玻尔和海森堡之间的误解构成了一出永恒的悲剧。也许海森堡当时还想以一种相互信任的方式与玻尔交谈，但是他忘了当时的情形——丹麦是一个被德国占领的国家。自战争爆发以来，他与玻尔已有两年多没有联系，玻尔把他看成是德国占领军的代表，怀疑他是代表德国政府来游说的。海森堡一点也没有察觉到这其中的心理差异，这从另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一些德国人身上习而不察的自大感和优越感。
玻尔为人相当厚道。战后他之所以没有发出那些已写好的信，是不想伤害海森堡的感情。那些未完成的草稿，表明了他内心的彷徨，他不知道是否应该向海森堡讲明自己的感受。在海森堡60岁生日时，玻尔给海森堡寄去了热情洋溢的祝寿信，高度赞扬了海森堡的成就。也许有人认为这纯粹是出于一种礼貌，但是，另一些事情却很难将这种关系界定为仅仅是出于礼貌。当海森堡被关在英国的“农舍”时，玻尔也与海森堡保持着通信联系。战后玻尔还访问过海森堡在哥廷根的家，后来他们两家还一同去希腊游玩。可见，仅仅出于礼貌是很难维持这种关系的。
或许玻尔始终以一种师友的身份在等待着海森堡的自我检讨。遗憾的是，这种情形一直没有出现。可以肯定，在海森堡的心中，不能恢复与玻尔之间原先的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是他永远的痛。
二战结束后，海森堡与玻尔在1947年又一次见面。他当时已获知玻尔对1941年的访问有着与自己完全不同的理解。但他并没有为自己辩护。按他的说法，如果这样做的话，一定会勾起双方痛苦的回忆，因而作罢。海森堡的余生一直为他与玻尔之间的误解而忧心忡忡。或许他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玻尔也一直在思考1941年会谈的问题。如果玻尔把这些信当时寄出去的话，他们之间的误解也许就会消解了。
不过，海森堡的言行确有前后不一，文过饰非之处，加上有些“谋士”的辩解，使本来就异常复杂和不确定的海森堡形象变得更加无从定位。他虽不热衷政治，但不幸被深深卷入其中，进退两难，尽管在恐怖的纳粹德国没有人能保住尊严，但他的所作所为仍有检讨之处。正是由于他在德国科学界享有崇高的地位，他才更应该谨慎对待自己的一言一行。
海森堡在纳粹德国统治期间的种种表现，是一出真正的历史悲剧。而这种悲剧的结局是他自己也不能预料到的。
其实，人性都有弱点，即使是科学家也不能幸免，我们应从大局看：海森堡起码没有让纳粹德国拥有原子弹。人们应该这样考虑：假若海森堡竭尽全力，德国是不会研制不出原子弹的。
4.忠诚勇敢的秘密特工
1938年初，苏联侦察局开始策划搜集美国核机密的计划。当时，苏联政府已经隐约地察觉到美国在搞原子弹，但美国人究竟使用什么东西来制造原子弹，在哪里研制和生产，进展如何，以及将来它的威力有多大，苏方对此不甚了解。于是，苏联向美国派出了一位化名“阿杜尔·阿达姆斯”的特工，专门搜集这方面的情报。“阿达姆斯”的工作进展得十分不顺利，在美国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后来，这位经验丰富的老特工涉嫌“与国内托洛茨基分子保持联系”，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高压下被从美国召回到国内。为继续搜集核情报，此后苏军情报部门开始物色替代“阿达姆斯”的人选，并为新的人取化名“德尔玛”。
1939年，物色候选人的工作已经进行到最后敲定阶段，“德尔玛”的热门候选人有好几个。最后，一个叫德米特里的年轻人被苏军侦察部门的考官看中。
德米特里是当年被刚刚应征入伍的，参军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莫斯科某技术学院毕业，并被保送读研究生。这一天，德米特里收到了一张入伍应征通知书。第二天，德米特里作为应征入伍青年来到区兵役局，准备检查身体参加苏联红军。
德米特里的个人条件十分被侦察机关看好。他1915年出生在美国的一个来自苏联的移民家庭，通晓英语，熟谙美国生活。德米特里的父亲早年居住在苏联，是个木匠。有一次，父亲遇上一位相貌出众的姑娘，并深深地爱上了她，决定娶她为妻。但是由于家境贫寒，自己又没有积蓄，无法举办婚礼，情急之下，父亲决定到美国打拼一番，等挣足了钱再回国娶自己的心上人。
德米特里的父亲来到美国后，很快就找到一份收入相对不错的工作，干上了自己的老本行——排锯工。他省吃俭用，将自己的积蓄全部电汇国内，交给自己深爱的姑娘。姑娘深受感动，很快就到美国与年轻的木工结了婚。
两人在美国生活了近20年，他们一共生了3个孩子，德米特里是老大。随着孩子的增多和长大，开销逐渐增多，尽管父亲很勤劳，能吃苦，但毕竟靠他一人挣的钱难以养活5口之家，因此日子过得紧巴巴的。1933年，德米特里全家回到苏联，居住在苏联远东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德米特里在集体农庄里当钳工，修理各种农用机械，为农庄修建房屋。1934年，德米特里决定到高等学校学习。他只身来到莫斯科，顺利考入了莫斯科某技术学院，直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被保送研究生。
苏军侦察机关觉得德米特里是个可塑之材，可以把他训练成一个出色的特工人员。在征求德米特里的意见时，德米特里表示十分愿意到这个全新的但又是未知的部门去工作。
1939年夏天，德米特里被派到美国，单线执行“德尔玛”计划，并化名“德尔玛”。他的任务是搜集美国科研实验室研制化学辐射物质的情况。当时，在研制化学武器方面美国人走在了德国人的前面，并取得了不小的成果。
1943年，二战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在美国潜伏了多年的德米特里，又被要求到美军部队服役。这让他感到十分为难，然而这次服役却改变了他的命运。
当德米特里到达应征处报道时才知道，他服役的地点不是野战部队，而是科研机构。他这才松了一口气，这对德米特里来说无疑是最好的机会。不仅如此，德米特里和苏军侦察机关还获得了意外收获——他还被选送去进修了。这次进修实际上是一个集训班，学员都是当时在美国生产放射性物质企业工作的年轻技术骨干。德米特里所在的集训班里有30多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在二战后成为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其他人则成为美国重要公司的资深分析专家。
1944年8月，德米特里顺利地从集训班毕业，之后被分配到美国田纳西州橡树岭的一家秘密单位工作，担任一家生产辐射材料工厂的技术员，他们所生产的这种放射性材料是用于研制原子弹的。
德米特里在初到橡树岭小城所看到的一切让他大为震惊，这里面汇聚的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有数万名，大批的警察。联邦安全局特工和军事情报部门的特工在这里从事着安全保卫工作。这个城市简直就是一个禁区，进出这个城市要经过多道严格的检查。城市当时并没有名称，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对外只宣称某某公司。实际上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从事的是研制用于制造原子弹的重要元素——铀。
在1943年，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就得知，美国在洛杉矶和芝加哥两个城市开办了核研究实验室，但对橡树岭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德米特里的情报非常重要，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据此掌握了这个被美国人隐蔽多年的原子能城的具体位置。
后来根据德米特里的进一步报告，苏联得知橡树岭生产铀，而生产企业分为3个实验室。德米特里所在的企业大约有1500人。
1945年初，德米特里转到另一个实验室工作，这个实验室主要是完成美国核计划的一项单独研究任务。与此同时，德米特里也获得提升，新的职务使他具有了接触更多资料、掌握更多情报的机会。
在新的实验室里工作的都是著名的科学家，根据看到的情况，德米特里判断美国研制原子弹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德米特里立即将自己工作的变动及判断向莫斯科总部作了报告。
德米特里的主要贡献就是摸清了美国的原子能设施、结构、核材料生产量、参加的专家人数情况，并与美国其他秘密原子能计划及相关单位保持了联系。难怪当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很诡秘地对斯大林说，美国已经拥有了令人震惊的武器，而斯大林只是面无表情地点点头。看来，当时苏联对美国的核研究已经有了很全面的了解。当然，这些都与美国的实验室对“德尔玛”很信任有关。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之后，德米特里所在的这家美国实验室举行了庆祝活动，实验室主任对大家说：“你们作出了历史性的巨大贡献。”之后，这家实验室准备选派专家到日本察看轰炸效果，德米特里也被选中，但后来考察计划因故取消，德米特里未能到日本亲眼看看美国原子弹的威力。
1945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米特里也很快从美军中退役，他想乘机离开这个城市。因为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些报纸披露说在美国潜伏着一些外国“核间谍”，实验室也开始对所有研究人员进行重新审查。
正如德米特里所担心的，美国反间谍机关很快查清德米特里曾在1933年与自己的父母回到苏联定居，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返回美国。德米特里回到美国后就一直在重要的秘密部门工作。于是当德米特里离开橡树岭之后，美国情报部门就开始调查他。1949～1951年，他们对所有在橡树岭实验室与德米特里熟悉的人都进行了审查。他们还找到德米特里的父亲原来居住过的城市里的邻居进行谈话。因为德米特里的父亲有3个儿子，美国情报部门想要搞清楚1933年究竟是哪一个德米特里返回苏联定居，而后又是哪一个德米特里到美国的橡树岭秘密实验室工作，两人究竟是不是同一个人。
然而，美国情报部门的工作进展得不十分顺利，他们没能找到德米特里的任何有用的证据，1949年5月，德米特里离开美国回到了苏联。
1949年6月，苏军总参谋部第二总局局长扎哈罗夫大将签发了一份涉及德米特里命运和他在军事侦察机关工作的命令，命令指出：“列兵德米特里，1915年出生，按列兵军衔从武装力量中复员。”
不久，德米特里回到自己的莫斯科母校读研究生，两年后，他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但是，德米特里在毕业分配问题上却意外地遇到了麻烦，没有一所大学的科研机构、也没有一家工厂愿意接收他，因为“他的专业太偏了”。后来他才知道，没人接收他的真正原因是，有些当权者对他的简历不理解，认为他可能是有什么过错的人。的确，从1939年到1949年的10年间，德米特里在苏联红军服役，最后却是以列兵的军衔退出现役。德米特里知道自己不能对那些谨小慎微的官员说出他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不能说出自己受过高等教育，不能说出自己为什么服役那么长时间竟然在最后退役时没有戴上哪怕是少尉的军衔，而且只得到一枚奖章。
1953年3月，这位好几年没有被分配工作的技术副博士忍无可忍，他决定给苏军侦察机关的局长写信说明情况。苏军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收到信后立即指示解决德米特里的分配问题，并在1953年3月16日给高等教育部部长斯托列托夫写信，说明情况。
信是这样写的：“兹证明德米特里在1939年至1949年10年间在苏军服役，由于涉及国家秘密和军事秘密，不便说出其服役性质。如果此事影响到高教部对他的分配，请直接找我们的代表，他将面对面向您解释一切。”
事实表明，德米特里的特工经历的确是举世无双的，他能够在美国特工部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渗透到美国原子能机密设施内，而这个设施在美国也只有少数高层官员和为数不多的科学家及技术专家才知道。而且，这家军工厂在当时属于世界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生产用于制造原子弹所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铀和钚的工厂。由此可见，有关这家工厂的一切信息和资料都属于美国的最高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德米特里所收集的任何情报都将是有着重大价值的。
由于总参侦察总局局长沙林中将的插手，德来特里终于在一所学院谋到了一个职位并一直工作到退休。
5.关注爱因斯坦
从20世纪30年代起，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被美国联邦调查局怀疑为间谍，怀疑的主要内容是：曾在德国柏林给苏联当过间谍；支持民权运动、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研究一种具有神奇力量的“死光”；和一个共产主义组织试图掌管好莱坞。因此，调查局一度对爱因斯坦进行跟踪、监视、监听等，但是，直到爱因斯坦去世也没有拿到有利的证据。
最近，一本名为《爱因斯坦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新书与读者见面。它深入地剖析了当年联邦调查局对爱因斯坦所作的一切调查，并提供了足够的证据来揭开人们对这一案件的好奇心理。《爱因斯坦的档案：埃德加·胡佛对付世界最著名科学家的秘密战争》的作者弗雷德·杰罗姆是一名报道民权运动的记者，曾经当过教师和媒体顾问，并建立了一个促进记者和科学家相互了解的媒体资源中心。杰罗姆说，他在美国公民诉讼组织的帮助研制原子弹的建议是由爱因斯坦向美国政府下，从政府和FBI那里得到了关提出的。于爱因斯坦有关调查文件的资料。经过仔细的研究，杰罗姆说，与他的想像相反，爱因斯坦身为理想主义者，而实际上却又是一位见多识广、机敏而冷静的战士，他知道自己应该支持什么样的组织。
在杰罗姆的书中提到，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的确是一位干练的情报官，自1924年FBI成立，到1958年这长长的34年里，美国更换了14名司法部长、7任总统，但胡佛的职位始终没有变过。对爱因斯坦的调查就是他下的命令。
在他的授意下，FBI检查爱国斯坦的垃圾，监视他的邮件和电话。杰罗姆说，这些似乎是FBI的家常便饭。“情报人员打开别人的邮件并监听电话，就像他们早上起床、刷牙一样。”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一直到他1955年去世才终止。然而，FBI却什么证据也没有拿到。尽管调查没有什么成果，胡佛却在此期间根据个人的想当然，曾与美国移民和归化局一起，动过把爱因斯坦驱逐出境的念头。无奈碍于爱因斯坦的威望，这一念头没有实现。
说到爱因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其实与当时的历史年代有着一定的关系。在世界范围内，并存着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他们都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都在努力地缔造人类的和平。作为科学家，没有什么理由会像政治家那样去极度偏向哪一个政治制度。爱因斯坦也同样如此。
杰罗姆的书中提到了有关爱国斯坦与共产主义有关的内容。书中提到：FBI关于爱因斯坦的调查文件长达1427页。文件中说，此人（指爱因斯坦）与共产党有关联。自1937年至1954年，此人一直是34个共产主义性质组织的成员、发起人或与之有联系往来。他还是3家共产主义组织的名誉主席。但FBI拒绝就此内容进行明确评论。FBI发言人表示，他们听凭公众评估这份材料。
在杰罗姆的书中称，爱因斯坦是一位非常厌恶战争的人。爱因斯坦一生都没有掩饰过对战争的厌恶。
爱因斯坦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镇，父母都是犹太人。青少年时他曾在慕尼黑受教育，1895年10月，转到瑞士求学，据说部分原因便是不喜欢德国的黩武主义。
1914年4月，成名后的爱因斯坦接受德国科学界的邀请，回到柏林，当年8月即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一战爆发的第二个月，爱因斯坦参与发起反战团体“新祖国同盟”，这个组织后来被宣布为非法，其成员大批被捕并遭到迫害，该组织被迫转入地下活动。
在此情况下，爱因斯坦仍坚决参加这个组织的秘密活动。1914年10月，德国科学界和文化界在军国主义分子的操纵和煽动下，发表了所谓“文明世界宣言”，为德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在“宣言”上签名的有93人，许多享有世界声望的德国名人，包括伦琴、普朗克、斯脱等都在上面签了名，但爱因斯坦却坚决予以拒绝。在拒绝的同时，他在反战的《告欧洲人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告欧洲人书》仅有的4位国际知名签名者之一。爱因斯坦的这一行为当即惊动了世界。
此后，尽管工作繁忙，爱因斯坦仍不时出席一些致力于和平和裁军的活动。1931年，在牛津大学短期任教时，他参加的争取和平的活动甚至多于科学会议。1945年8月，美国原子弹在日本广岛、长崎爆炸，造成人类战争史上空前的灾难。消息传来，爱因斯坦极度震惊。他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但他的著名2质能方程式E＝mc就是制造原子弹的理论根据。爱因斯坦当即写信给《大西洋月刊》说：“我在担心新的战争到来。”1955年，爱因斯坦与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联名发表了反对核战争和呼吁世界和平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二战结束后，爱因斯坦继续积极参加多种社会活动。1946年，他支持黑人歌手、演员和运动员团结起来反对私刑。1952年，他公开呼吁给因间谍罪被判死刑的朱利叶斯·罗森堡夫妇免除死刑等。
杰罗姆的书中说，也许正是因为如此，胡佛就认为爱因斯坦是一个左翼人士，是有着共产主义意识的人物，也就是一个“危险的人物”。
胡佛曾专门写了封信总结爱因斯坦的反战和左翼活动，还拟就了一个未署名、未标明日期的“传记梗概”。这个梗概中说，在20世纪30年代初，即爱因斯坦于1933年到美前的两三年里，爱因斯坦在柏林的住宅是“一个共产主义活动的中心”，他在英国卡珀斯乡下的别墅是“莫斯科特使的匿身之处”。这份梗概因此推测：“基于这种背景，此人在短短时间内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忠诚的美国人，看来是不可能的。”一些历史学家怀疑，胡佛受到了德国右翼情报来源的影响。
一些历史学家都认为，FBI盯上爱因斯坦一点也不奇怪。《没有象牙塔：麦卡锡主义和大学》的作者、耶希瓦大学历史学家埃伦·施雷克说：“爱因斯坦危险，因为他赞同共产主义者的理想。”“他们认为爱因斯坦是左翼人士，因而是危险人物。”《秘密的权力：埃德加·胡佛的一生》的作者、市立纽约大学的历史学家理查德·吉德·鲍尔也认为，这并不奇怪，因为爱因斯坦太出名了，美国政府势必担心他这样的知名人物批评美国的政策，那会“误导”老百姓，所以FBI只有选择监视他，特别是在二战后。
二战后，FBI对爱因斯坦的监视工作逐渐升级，他们监视的范围已经不限于爱因斯坦本人。爱因斯坦的秘书海伦·杜卡。爱因斯坦的姐姐，还有他的继女马戈都受到了监视。
FBI对爱因斯坦的秘书杜卡可谓“情有独钟”。1943年，FBI就曾闯入杜卡的侄子、一个反法西斯组织的领导者家中“收集证据”。1944年，FBI又表示，杜卡很可能已经通过爱因斯坦取得有关原子弹的情报，声称她卷入了“高度可疑的”活动。到了二战后的1946年，根据FBI文件备忘录，负责监视爱因斯坦的情报人员一度要求允许监听杜卡的电话，但FBI上层拒绝了这一请求，因为担心“画虎不成反类犬”，如果被抓住的话，容易惹火上身。然而，情报人员仍然跟踪打到爱因斯坦家的电话和送到他家的邮件，前与收集有关爱因斯坦所接触人物的资料。然而，他们并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情报”。
1950年2月2日，美国逮捕了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德国籍科学家克劳斯·富克斯。据称此人向克里姆林宫透露了关于1945年第一次原子弹试验的情况，并提供了一张原子弹的草图；富克斯的被捕，引发了美国对苏联间谍的大搜捕，FBI对爱因斯坦监视也相应进一步加强。据杰罗姆说，巧合的是，当年2月12日，爱因斯坦出席了埃莉诺·罗斯福的电视节目，讨论军备竞赛的危险。13日早晨，该节目第一次播出后，胡佛立即要求对爱因斯坦进行全面调查，并命令取得所有相关的“反面信息”。
杰罗姆的新书透露，FBI也注意到爱因斯坦曾与马加丽塔·科年科娃有过密切接触，后来有人说马加丽塔·科年科娃是苏联间谍，但证据并不足。而据1998年在索斯比拍卖行拍卖的爱因斯坦的有关手写信件中发现，科年科娃其实是爱因斯坦的情人，但FBI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直到爱因斯坦去世，胡佛也没有找到能证实爱因斯坦是间谍的材料，只好封存档案，不了了之。
6.美国为何要投原子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放了原子弹，造成无数的生灵涂炭，一时间举世大哗，有人不由得要问：美国不投原子弹行吗？
早在1944年，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首席科学顾问萨克斯，就坚决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虽然美国研究原子弹就是在萨克斯的力荐下才开始的，但萨克斯却反对在战争中使用。同时，曾经上书罗斯福要求美国研制原子弹的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和被誉为美国“原子弹之父”的奥本海默也都反对在实战中使用原子弹。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主张动用原子弹的一方和不主张动用的一方的争论更加激烈。马歇尔和史汀生坚决支持对日的登陆作战不如动用原子弹，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少美军的巨大伤亡。除一些科学家外，美军著名的将军艾森豪威尔也不支持动用原子弹，他认为日本的战败已经不可避免，使用原子弹毫无必要；还有些人认为仅凭美军对日本的战略轰炸就可以摧毁日本的战争经济基础。
但是，残酷的现实使得美国的决策者意识到，想让日本投降，或是登陆日本本土，那将造成美军的极大伤亡；如果动用原子弹来威吓，那样就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舆论压力。但战争就是战争，它不是以讲人道取得胜利的。况且，日本这个民族与其他的民族的确有许多不一样的地方。
欧洲战场的战火于1945年5月7日就结束了，而太平洋战场的对日作战仍在继续，而且异常激烈；据当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估计，也许还要再打18个月。为此，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与高级官员拟订了进攻日本本土的两个两栖攻击行动计划。第一个是“奥林匹克行动”，暂定于1945年11月1日施行。将动用美军陆军的11个师和海军陆战队的3个师，向日本本土最南端的九州岛发起进攻。参联会的计划要求美军占领九州南半部，建立起密集的机场网络，以加强对九州北部及日本主要岛屿本州的空中轰炸。如果从航空母舰和陆上机场发动的持续轰炸仍不能使日本投降，则将调集12个陆军师和3个陆战队师发起“花环”行动，于1946年3月1日进攻本州。这两个计划中，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都是：美军在进攻中还要损失多少人？
毫无疑问，这两个登陆行动和以后的陆上战斗必将是美军在整个二战中遭到的最血腥的战斗。无论进行哪种推测，最后都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没人怀疑日军包括平民在内，将为保卫他们的本土决一死战。因为太平洋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他们经常看到成千的殊死顽抗的日军死于自杀，而不愿面对投降后的人道待遇，因为被军国主义思想所异化了的武士道精神将投降视为是军人及其家人的耻辱。
在“血腥的塔拉瓦之战”中，5000名日本守军殊死抵抗，最后除17名伤兵被俘外，其余全部战死。在塞班岛，陷入美第二十七步兵师重围中的3000多名日军还发动了大规模的自杀性近攻，日军的人性近乎疯狂。不仅如此，负隅顽抗的日军还向驻地的日本平民灌输盟军是“野蛮人”的思想，强迫他们以自杀行为反抗盟军的军事占领。一些不愿自杀的日本妇女和儿童都被灭绝人性的日军杀害。在冲绳，不到3个师的日军在受到美军空中和海上炮火的沉重打击后，虽然已毫无胜利或获救的希望，仍然面对数量、质量均占绝对优势的美军坚持抵抗了100余天。岛民们也在各种准军事部队或前线作战部队中负隅顽抗。
冲绳一役，双方都死伤惨重，日本军民死亡近20万人，幸存者多数自杀，被俘的约8000名日军几乎全是伤员，另有4000人躲入岛上的山中企图打游击。美军也损兵7万余人，其中死亡约12520人，仅在5公里的阵地上双方就倒下了3万具尸体。从3月初到6月末，有2000余架日本飞机对冲绳周围的美舰进行了自杀性攻击。美军13艘驱逐舰被击沉，37艘受重伤。
盟军的统帅们心中明白，面对日军的殊死抵抗，在“伤亡比”上，盟军并没有占多少便宜。因此，在盟军基本已稳操胜券的情况下，在此后的对日作战行动中，如何尽量减少自己的伤亡，自然成为了盟军方面首先要考虑的问题。
据美军参联会估计，对九州和本州的两栖进攻和随后的陆上战斗中，美军的伤亡情况是：在九州，阵亡和失踪21000～27500人，伤85000～105000人；进攻本州以及预计在东京平原的战斗将阵亡22500人，伤65000人。这与麦克阿瑟的估计也很接近。马歇尔则预计，登陆作战中美军至少要伤亡25万人，多则达100万人，日军方面的伤亡人数也大致一样。美海军因考虑到自杀飞机的威胁，更倾向于悲观的估计。
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兹海军上将也认为，进攻被强大的海空力量切断后路的岛屿的战例，不能被用做估计进攻有充足后援的日本本土时的依据。冲绳离日本本土的自杀飞机基地还有563公里，而本州离日本本土太近，到时，美国军舰就将成为靶子了。而且那时日军自杀性武器的数量将会数以千计，令人防不胜防。
在这些自杀性武器中，数KORYUD型袖珍潜艇叫人害怕。这种5人潜艇以16节的速度能在水下行驶40分钟，以2.5节的速度则可支持50个小时，一般装两枚鱼雷，鱼雷不够时，则干脆装炸药包。这样的潜艇日本每月可生产180艘，日本海军当时拥有540艘。另外，日军还计划到预定的美军进攻日期时，拥有740艘更先进的KARYU潜艇。这种两人潜艇也装两枚鱼雷或炸药包。日本海军还培训了“人雷”，即由潜水员携带装有触发引信的炸药包游到登陆艇上炸毁它。当时日军已组成了650人的“人雷”营，并打算在盟军登陆前组织到4000人。至于海岸边的浅水水雷就更不用说了。盟军的运兵船和两栖舰将是凶杀武器的首要攻击目标，这会给船上的登陆部队造成很大大伤亡。有人估计，登陆船队的海陆军伤亡将比冲绳高10倍。
同时让盟军的统帅们不得不考虑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日本人是如何对待盟国战俘和被捕的盟国平民的。在菲律宾被害的约10万平民有不少是死在美军即将解放马尼拉之前日军的大屠杀中的，至于在中国等地，日军的暴行更早已骇人听闻。
当然，在美军的心中留下最深阴影的还是日军残酷虐待不幸落入其手中的战俘的行为。从1942年4月巴丹陷落后，美、菲战俘的“死亡行军”，到修筑265英里的桂河铁路的27万名亚洲人和6.1万名盟军战俘分别死了87500人和12568人的严酷现实即可窥见一斑。战后的统计也证明了这一点：被德、意军俘虏的235473名英、美战俘死亡4%（9348人），而被日本人俘虏的132134名美、澳、英战俘死亡27%（35750人）。
另外，美国通过破译日本密码，了解到日本正在本土积极备战的重要情报。情报显示，日军方已要求驻欧洲中立国的外交官了解德国在欧洲战场的最后防御阶段的情况，以便吸取教训。
其他证据也表明，日本正在制定战至最后一人的防御计划。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他们能成功地使美国人在九州作战中遭受难以接受的损失，使美国人民相信对日本的大规模登陆会带来美军的巨大牺牲，并使他们感受到日本军队和平民的决死战斗精神，美国政府就会在来自国内公众的压力下，取消或者延迟在东京地区的关键战役。这样他们就可能赢得时间来争取得到有利的投降条件或者是其他方式的谈判。
面对败局已定而又决心孤注一掷进行拼死抵抗的日本，任何在以后的作战中尽最大可能减少美军的伤亡就自然成了杜鲁门关注的焦点。
杜鲁门总统是美国三军的最高统帅，同时他又是一个政治家。在对待是否动用原子弹这个问题是，他还有另外的一种考虑。
美国为了研究原子弹可谓耗资巨大，如果不在实战中得以应用，那么，他就无法在国会和国民而前交待，那样人们就会怀疑花费巨资研制的原子弹的意义和价值。
在政治上，虽然当时美国和苏联是盟友，但是两国受到自身利益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根本区别，两国必定要成为敌人。因此，美国不会也不愿意让苏联在太平洋战场上以很小的代价取得很大的利益。杜鲁门一定要在苏联参与进来之前打垮日本的斗志。他要提高美国在战胜日本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上述种种问题的分析看，能够在战略上及心理上给日本人以沉重打击的手段，并尽快促使日本投降的最有效途径，就是使用那个令杜鲁门和军方极感兴趣的“可怕的新家伙”——原子弹。
更让杜鲁门心动的是，在世人面前展示一下这柄利剑的锋利，将会给美国在战后的世界地位铺下一块坚实的基石。这对任何一位美国总统都将是极大的诱惑，杜鲁门也难以拒绝这些。
但是，杜鲁门总统毕竟是政治家，在日本投降的问题上盟国给了日本最后一次机会——在《波茨坦公告》中，再次敦促日本投降。
7月28日，针对敦促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日本首相铃木表示：“本国政府……除了完全不予理睬并坚决把战争进行到胜利结束以外，别无他图。”随后，陆军大臣阿南上将又在《告全军将士》中叫喊：“事已至此，夫复何言；惟有毅然保卫神州，将圣战进行到底而已。纵使啖草茹泥，匍匐山野，只要坚决战斗，相信死地自有活路……”
日本的强硬态度，促使美国人坚定了使用原子弹的决心。在决定使用原子弹攻击城市的问题上，军方的一致意见是：虽然不能以平民区为目标，但应对尽可能多的平民和最高决策当局造成极其深刻的心理影响。为此，有必要选择一个有军事和政治双重价值的大城市，并且为防止日本用盟军战俘作盾牌，不能事先警告；杜鲁门同意了这个意见。
最终，两颗原子弹落到了日本人的头上。
两颗原子弹当时造成了30万人的死亡，终于使裕仁天皇开了金口：“现在已经到了承受不可承受的结局之时了。”随着电波的传送，蛮横飘扬在他国的日本军旗，颓然落地。
虽然杜鲁门在战后回答人们向他提出的是否在决定向日本投放原子弹时很伤脑筋的问题时，做了一个轻弹手指的动作，并轻描淡写地说：“不，就像这样。”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原子弹的杀伤效果在这位美国总统的脑子里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否则他不会拿这种武器与庞大的登陆计划及轰炸计划相衡量。
从杜鲁门的角度分析，他有百分之百的理由投放原子弹，但从人道的角度分析，死在原子弹爆炸中都是平民，这又让人难以接受，毕竟百姓无罪，但他们却作了那些玩政治人手中的替罪羊。
7.一个美国飞行员的证词
1995年5月11日，美国退役空军少将，唯一两次参与对日本实施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查尔斯·斯文尼在美国国会发表证词，用无可争辩的事实揭露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本质及其暴行：“我是美国退役空军少将查尔斯·斯文尼。我是唯一一位参加了两次对日本原子轰炸的飞行员。在对广岛的轰炸中，担任驾驶员蒂贝茨上校的右座领航员，在对长崎的轰炸中，任编队指挥员。”“作为唯一一个参与了两次对日原子轰炸的飞行员，我将陈述本人亲身经历的往事。我要强调指出，我所陈述的都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有些人就是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因为这些事实与他们头脑中的偏见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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