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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海外华西文献研究中心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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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书信

华西书信试读:

叙言

三年前在加国档案馆,特意向馆员索所需之书信,见信中所述史实颇多可考,深有感触,遂有研治华西书信之意;回国偶阅剑桥史,虽匆匆一过,已感此书与华西书信的因果,不禁大喜,遂生用剑桥史笺释华西书信之意。“历史之学,最重因果。”近代中国正值“中国被人最看不起之时”,抑或“有人主张全盘西化之日”,自有其特殊之蜕变。剑桥史的汉学专家博通中国文史,且考史严谨,然其外国之身份,难免为世人所轻,而忽略其与华西书信的特殊因果。从华西书信所记之小事,并取剑桥史之有关者附之,可略知近代中国的趋势和发展,即“一叶落知天下秋”。此书实乃效陈寅恪先生以诗证史之例,或仿沈从文先生从文物索古人之生活点滴也。丁酉年闰且月 微雨书细加拿大传教士:

加拿大卫理公会华西差会(后为加拿大联合教会华西差会)成立于1891年。差会最早成员包括赫斐秋夫妇(Mr.and Mrs.Virgil C.Hart)及他们的女儿(Miss Stella Hart,即Mrs.Hare),启尔德夫妇(Mr.and Mrs.Omar Leslie Kilborn),何忠义夫妇(Mr.and Mrs.George Evanson Hartwell),斯蒂文森夫妇(Mr.and Mrs.David [1]W.Stevenson),他们是最早到成都及周边地区的加拿大传教士。他们于1891年11月3日抵达中国上海,第二年即1892年2月中旬前往内地,于当年5月21日抵达四川成都。加拿大在川传教士作为新教传教团体,通过布道站的教堂、学校、医院或药房,甚至孤儿院和妇女庇护所,从事福音宣讲,同时广泛开展教育和医疗工作,在四川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加拿大传教士到四川的第一批成员(后排左起:何忠义、何忠义夫人、启尔德、启尔德夫人;前排左起:赫斐秋、赫斐秋夫人、斯蒂文森)拍摄时间:1891年照片档案号:1999.001P/2962加拿大传教士合影拍摄时间:1950年照片档案号:2000.017P/ 1008【注释】[1] 斯蒂文森夫人,即Miss Amelia Brown,她是加拿大妇女传教会派往中国的第一位传教士。据加拿大联合教会档案馆资料,她实际并未到四川。绪论 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微雨书细

近代中国,外国对中国的影响和冲击是广泛的:军事和政治、经济和社会、知识和文化甚至思想和精神等几乎每一个领域,以至我们描绘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时,不能忽视外国人的存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在中国境内有许多外国人——有数万人居住在大城市中,其中大部分是在外国人参与管理的条约港口,数百人一直受历届政府所雇用,数千名传教士住在内地的布道教堂。此外,还有外国驻扎在中国的军队,以及外国海军舰船游弋在中国内河。……技术成了新发展的关键,不论军事、工业、行政或教育都是如此;而技术几乎全来自西方,即使是通过日本传来的也是一样。……1912年谈判革命议和的两个中国青年领导人,唐绍仪和伍廷芳都是讲的英语;……由于国际交往的扩大,还可以看到多种多样的外国模式和促进力量。

当把外国人移植到中国人的生活图景中时,却是一幅“半殖民地”的生活图景。香港拍摄时间:不详照片档案号:2000.017P/1755《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在不平等条约下的中国,外国人居于特殊的地位,享有种种特权。……1842—1844年订立的条约中,通过列强强加给中国的正式协定,以及列强对特权的坚持,由此开始,全部“外国建立的机构”基本上都不受中国政治机构的管辖。……在“条约港口”,中国的国家主权被外国破坏了:外国侨民在其领事的治外法权管理下,得以在此居住,并拥有财产和从事工商活动(而且可以带护照在内地旅行,在法律上除传教士外,不得在内地居住)。……在16个条约口岸设有外国的租界,即专门为外国侨民居住设立的特定区域,其地方的行政权由外国人管理,其财政收入是外国当局所征收的地方税。……住在内地的传教人士,普遍享有治外法权制度的权利和特权。……传教士和其他外国侨民,在中国境内自由办理学校;对学校的选址、课程、教员资格等方面,同样也都享有治外法权的权利。……租界里的大部分外国侨民的生活方式,都被那些雇黄包车(一英里五分钱)、付现款乘舢板、主日教堂的捐献等漫画了。普遍用来付款的票据或钞票,象征列强的商务、外交、军事和宗教代表们,……十几个教会团体在上海设立机构进行活动,使上海成为中国最大的传教活动中心。新教教会,包括规模很大的圣三一会(有13世纪哥特式风格的华中英国圣公会主教座堂)、新天安堂(英国早期风格,位于苏州路)、位于外滩的浸礼教堂、位于黄埔路的德国福音教堂。

但不能否认,在这些享受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中,也不乏一些看似友善的外国人,他们生活在中国,也在观察着中国,能讲一些汉语,有中国朋友。出版于1921年的《华西第一年学生用中文教材》影印本,用于帮助新来的传教士学习中 文,特别是四川方言。图片来源:《成都我的家》(四川文艺出版社,2012年3月出版,后同)《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其中有的人对正在变动的中国,作为真实而有见地的观察家,致力于学习中国语言、艺术、文学等,结交中国朋友。……1910年以前,新教传教士的语言学校,只有中华内地布道会在扬州和安庆开办的两所,安庆一所的开办时间可以追溯到1887年。在每一个布道站,语言训练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民国初年,各教派联合开办了一些高质量的跨教派联合语言学校,采用现代化的“语言教学法”,并使用分级教学课本。中华内地布道会采用鲍康宁牧师编的基础教材,并聘用中国教师。1912年,金陵大学开办传教士训练部,每年约有来自20个不同传教团体的150名学员入校学习。1921年,燕京大学录取了147名学生。此外,尚有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传教士训练学校,上海的东吴大学英语方言学校,广州协和华语学校。与外交官很像,很少有传教士能用汉文达到能说能写的程度,但传教士中也有不少人大致能说当地的方言。

富有进取心的传教士,特别是新教传教士就是这样一群外国人,他们不同于狂热维护本国利益的外国海军军官和外交官,也不同于拼命追求物质利益的外国商人,他们自以为公正善良,主张从根本上改革中国文化,并建立新制度。尽管他们在中国人面前所表现出的文化优越感和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始终存在。《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商人们来中国谋求利益。外交官和军人来到中国则谋求特权和让步。外国人中间唯有基督教传教士到中国来不是为了获得利益,而是要给予利益;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至少在表面上是为中国人的利益效劳。……传教士深深地、不可避免地坚信这一主张:只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文化,才能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只有人数非常少的传教士,主要是新教徒,能够容忍甚至欣赏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认为自己的任务与其说是破坏中国文化,不如说是来“完善”它。……虽然有些传教士集中力量抨击中国的古老制度,而另一些传教士则比较强调建立新制度。《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传教士生活在密集建筑的布道团院落内,结果导致其在心理、生理上严重脱离周围的中国社会。……产生了一种对他们天职的绝对自以为是的心理。这种心理,常常压倒了因他们的政府使用炮舰去解决他们在华时期时有发生的反传教士运动而引起的任何道德上的不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在中国扩大和深化基督教事业仍一直居优先地位。上海圣约翰大学校长卜舫济认为,如果学生不想信教,他不必进这所学校。相对于天主教,新教传教士更得益于条约口岸的开放。特别是1860年内地开放以后,新教传教士开始深入内地并迅速发展。《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与天主教徒大不相同,新教徒在条约生效期间更喜欢开放口岸的安全和比较舒适的生活。其原因有几点。内地还没有新教徒团体和设备需要予以照顾。新教教士在数量上还很少,据报道1858年是81人;仍在进行的准备工作在通商口岸进行交涉要更加有效。最后,他们与天主教兄弟不同,新教徒常常有家室之累,在这个早期阶段,家室之累是他们卜居口岸以外地方无法克服的障碍。……1858年和1860年的中法条约使所有在华传教的基督教徒的地位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中法条约大体上确定了该世纪余下年代里天主教传教活动的合法的基础。由于最惠国条款,新教传教士也从这个新秩序中得到利益。新旧两派传教士像保护宝物一样保护他们在条约上得到的特权,并且常常逼迫本国政府坚持这些特权。然而当时似乎谁也不关心这些特权是怎样得来的。《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1858年的《天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允许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成都四圣祠北街拍摄时间:不详照片档案号:1998.083P/20《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到1919年,共有6639名新教传教士分驻在全国所有省份的693个地方,并分别在1037个布道站工作。……新教宣讲福音的活动,从所驻地中心向外辐射。1919年,宣称有6391个教堂和8886个福音中心,大部分的布道站离城市有数里之遥。1920年,独立的新教传教团体已从1900年的61个增至130个;另外还有基督教青年会、救世军和雅礼布道会等36个不以教派划分的基督教组织。而随着中国某些条件的变化,新教传教士也在调整策略,更多地从事教育和医疗工作,新教与中国的改革力量之间似乎又形成了临时联系,新教事业得以繁荣。《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在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后不久的几年,中国的基督教盛行新教。……在清代的最后10年,当本地的教育设施和师资供不应求时,教会学校对中国的现代教育发展做了很大贡献;在民国的前10年,情况也是如此,并且不仅表现在初等教育方面。中国的现代西方医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传教士的示范行动和教授的结果。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青年,多半是由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这造就了新型的城市爱国者和改革者,以及农业科学、新闻事业和社会学等新兴领域的开创者。……1900年以后,新教传教士逐渐从劝个人信仰关心的重点,转向扩大中国社会全部基督教化的目标上。这意味着新教要在教育和医药工作方面,投入更多的人员和经费,以便实现福音书的“社会含义”。……在义和团运动(1899—1900年)以后的20年中,许多新教传教士与其周围社会的关系,在原来寻求武装干涉以求保护其特殊地位方面,发生了一些变化。……突破了19世纪在布道会院中传布福音的界限,参加教育、医疗和慈善工作方面的活动,从而与20世纪初期的改革潮流汇合在一起。妇女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于1915年),反缠足运动,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对城市问题和劳工问题的关心,救济灾荒,公共卫生(消灭肺结核,灭蝇运动),建造公共运动场馆和娱乐设施,禁烟运动,农业的科学研究,这都是新教传教士倡导或积极参加的事情。……在1920年,新教的院校共招收2017名学生;在20世纪20年代一段时间迅速发展之后,1925年的学生总数已达3500名。……1919年,有240个新教驻地中心共开办了326所医院,共有16737张病床、464名外国医生和206名外国护士。

1890—1905年是新教传教士在中国内地迅速发展的时期,四川属于长江流域省份,在川的新教传教团体自然在这个时期快速成长,其中就包括加拿大卫理公会(监理会)。加拿大传教士于1892年进入四川,到1919年已发展成为中国18个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之一,在传教士人数上位列第9。加拿大卫理公会布道站的地理分布只集中在四川,这与其他新教传教团体分布在多个省份有明显区别,因而传教士的分布更为集中,平均每个布道站有18人以上,远远高于6~7人的全国平均数,比一些沿海省份的布道站人数还多,这大大改善了内地省份因为所驻传教士人数较少,教育和医疗事业发展相对滞后的局面。《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英方从清政府取得了不将长江流域让与他国的诺言,使这一地区成了英国的利益范围。《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这些所驻传教士较少的地方,多是内地省份。约57%的传教士驻于沿海省份,26%的传教士驻于长江流域省份。传教士驻地的8个中心,是上海、北京、广州、南京、福州、长沙、成都和济南。……1919年18个最大的新教传教团体,共有传教士4350人(占总数的66%)和611个布道站(占总数的59%)。一个“普通”的布道站,可能有6至7名传教士,但实际的分布情况却大不相同。……传教士集中在一个布道站,除了布道,还广泛从事教育和医疗事业。而人数分散的小布道站的主要工作,则只是传布福音。中华内地布道会66%从事福音宣讲工作,30%从事教育工作,4%从事医疗工作。而公理会只有28%从事传教工作,64%从事教育工作,8%从事医疗工作。……新教的学院经过改组,最终合并组成13所综合性大学,到20世纪30年代渐臻于完善。……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由加拿大人和英国人主持,在人事和组织上都具有两国的风格。

伴随新教事业的发展和繁荣,加拿大传教士与多数新教传教士一样,在影响中国人的同时,也在感受来自中国人的复杂反应,这种影响和反应在不断地变化。但可以肯定,变化的方向具有强烈的改革倾向,因为他们都处在充满改革思想和活动的近代中国,以至加拿大传教士书信的字里行间自然描绘出一种与近代中国的一系列改革思想和活动具有紧密联系的历史图景,即近代中国人的生活图景。第1部分 革命过程中的国家力量重聚美国人路德·那爱德拍摄的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成立的场景拍摄时间:1911年11月27日照片来源:海波 王玉龙1911年之后的中国,革命过程伴随社会动乱、爱国力量和军事力量的集聚和竞争。《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这是社会动乱和军事角逐、重建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这是从旧政权控制脱出的社会革命运动、新社会阶级的出现、政治关系的重新确定,以及新的国家结构与观念形态的创立时期。这是一个不平衡的、阵发性的和常常流血的过程。……在当时国家结构的三个领域——官府以外的士绅界、都会的低级官吏层和条约口岸——之内,紧张关系发展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第一个10年中,这种逐渐成熟的反对力量结合起来,……发动辛亥革命的反动派是从一些具有不同利益,对政府和社会具有不同观念的名流社会群体中发展起来的。……在1911年,革命是因中心地区的经济增长,因中国卷入世界贸易,从上层而不是下层社会的社会组织中出现的。……它并没有解决缺少强大军事力量的、扎根于地方的民众运动,怎样得以创建一个新的全国性政府的问题。……20世纪前半期经历了新与旧、创新与反动之间的常常令人困惑的摇摆。……面对一支具有新的地位和倾向性的军队,处于军事力量对现代政府不可或缺的环境中。……主要对日本的侵犯(1915年的《二十一条》、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1928年的济南惨案、1931年的东三省“九一八”事变)做出回答,爱国精神继续在城市民众中扩展,思想骚动由于民族主义的感情而加剧了。……使国家在现代世界上取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学术团体之兴起成为可能。……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是作为革命政党而建立的。这些共同的起点,再加上他们的民族主义和共同反对军阀统治的态度,使得他们早期有可能合作。……中国共产党将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践结合起来,在维护党的团结方面做得更有成效。当他们被迫在城市转入地下,被挤到国民党和军阀统治薄弱的边远农村地区时,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灵活地适应环境。但是,他们更加旗帜鲜明地献身于原先的革命事业。……基础牢固的农村名流、城市商人和专业人员以及知识分子,都给国民政府提供某种支持,但是许多人从来就没有完全效忠过。……共产党在农村推行其革命纲领,并在边远的农村根据地同当地的当权者在战时环境下展开了竞争。……近代中国的命运曾经与列强的外交政策纠缠在一起,特别是日本。……外国人的存在及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各种活动,毕竟提供了20世纪中国政治赖以展开的部分背景。……共和革命前夜中国的国际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个强国地位和西方列强在东亚的作用相对下降的影响。……日本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焦点。《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国民革命运动的核心,是反对外国人在华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这些特权,是过去80年间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结果。……这些条约破坏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列强政府用炮舰和海军陆战队,迫使中国给予其特殊权利。虽然英美正在一步步朝向归还中国“丧失权利”的方向进行谈判,但日本却正在使用武力来维护和巩固其在满洲的经济地位。……一些有识之士对1928年的政治意识充满希望。但是,即使在具备最有利条件下,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的进程,也必定是缓慢的,更何况这种最有利的条件并不存在!1910年8月,《平民时报》发表列强掠夺中国铁路权的漫画。图中的龙象征中国铁路, 举龙者分别为英、美、法、俄、日等国图片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3月出版,后同)书信摘录:启尔德(O.L.Kilborn)的书信(1911年):广大民众对革命的到来感到非常高兴,或者至少对他们自己看到的那显而易见的一面感到高兴。“从外国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似乎是那些在过去几个月甚至在过去几年间以此为目标,并且为此谋划之人心中最最重要的思想,除此以外,还有通过代表大会和议会而运行的“自治政府”的美好前景。而人民大众则带着无比惊讶的心情在一旁观看这王朝更迭所蕴含的惊人变化。毫无疑问,如果这个变化是永久性的,那就意味着几十年来中国改革者所梦寐以求的思想与行动的自由得以实现,历史悠久的习俗之枷锁将被打破,万象都将得到更新。再无一成不变,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到处都在谈论新思想、新方法、新政策。历史背景:1911年11月27日,大汉四川军政府宣告成立,原四川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任都督,原清新军统制官朱庆澜任副都督,军政府设立于清朝贡院。成都街上满树白旗,中署“汉”字,四周围以十八圆圈。1911年12月8日,成都发生兵变,导致大汉四川军政府改组。军政部长尹昌衡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都督,罗纶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副都督。1911年12月22日,尹昌衡诛杀企图复辟的原清四川总督赵尔丰。尹昌衡(左)、罗纶(右)分别就任大汉四川军政府正、副都督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书信摘录:穆礼儒(W.J.Mortimore)的书信(1926年):成都这里的各条街道都显得很安静,而警方似乎已经处于警备状态:在我们的每个住所周围都经常有一名警官在巡逻;……当然,这座城市里所有的报纸版面都被万县炮击事件占满了,还有部分人提出要抵制英国,……我们都知道,中国各方在反对被他们认为的外国侵略时,是如何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我强烈建议至少将妇女和儿童疏散出省,以免一旦发生严重的紧急状况,无法将他们解救出来。历史背景:1926年8月29日,英商太古公司“万流”号轮船在四川云阳境内故意浪沉讨贼联军第一路总司令杨森部解饷舢板两艘和民船一只,淹死军民58人后扬长而去。杨森遂下令将英轮“万通”“万县”扣留。1926年9月5日,英国军舰炮击万县,酿成震惊中外的万县惨案。万县惨案发生之前,川江上的木船经常发生被英军舰浪沉的事件。据粗略统计,仅1926年6月至8月,英“滇光”轮、“万流”轮、“嘉禾”轮先后浪沉中国木船7只,淹死民众70余人。“八二九”事件中,肇事后逃逸的英轮“万流”号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书信摘录:丁克生(F.Dickinson)的书信(1927年):今天我们和“伟大的”刘将军出去吃了晚饭。他问起关于我们所有人的情况。我告诉他,他发到上海的电报会发挥惊人的作用,一定能帮助我们滞留在那里的人们顺利返回。他说:“虽然去年春天我不希望他们离开,但是当他们回成都来的时候,我们当然会在沿途给予他们关照。” ……如果你们都回到校园,其他所有的传教士都回到他们的驻地,我可以立刻毫不犹豫地断言:很快每个家庭都会相信,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那些不幸、不适及不自在的感觉,在很大程度上都可以被消除。……一个由布伦特领事牵头,包括一些商人组成的、位于上海的委员会去参观了长江流域的各个港口,进行了一番实地“刺探”,想证实是否可以开始经营了。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商人们都急不可待地想把生意重新做起来;最后布伦特表达了他的意见,即部分商人可以在重庆重新开展他们的业务。历史背景:1927年3月24日,国民革命军占领南京后,英、美、日、法、意等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而炮击南京,死伤中国军民2000余人,制造了“三二四”惨案。1927年3月31日,四川军阀刘湘镇压反英示威群众,制造了重庆“三三一”惨案。《晨报》关于“三三一”惨案的报道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书信摘录:孟感恩(E.W.Morgan)的书信(1930年):在汉口,我们用了八名英国士兵做护卫。因为河流中段的一部分区域,几乎从监利到沙市都被红军所控制,他们不会随意对路过的轮船开火。第二天驶离汉口后,我们观察了一整天,发现途经的几个城镇和村庄都有红旗在飘扬。中午时分我们碰上了一队沿河行进的红军,不过我们并未遇到麻烦。……在湖南和湖北的部分地区,红色政权是由一些非常有能力的学生在主持工作,他们的纪律非常严明,他们把工作当成自己的信仰,并认为这是唯一能拯救自己国家的方法。有一名德国人从宜昌开始与我们同路,他要去重庆为城市建造一座大型发电厂。他告诉我们,他的朋友们在南京政府中担任顾问……他从他们那里得出的印象是南京政府的前景不容乐观。历史背景:1930年春,中共四川省委先后派省委秘书长邹三元、牛大鸣等到梁山(今重庆梁平)、开江等地组织农民武装,做暴动准备。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等人会后又拟定出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计划。为贯彻上述“左”的主张,第三路游击队奉命成立并向武汉进发。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湖北宜昌拍摄时间:不详照片档案号:1999.001P/1323书信摘录:钟善学(G.S.Bell)的书信(1930年):在战争那几年间,很多工作在一定程度上都慢了下来。在最近几年的动荡中,整个国家陷入混乱状态,并在1927年达到高潮,当时我们刚刚顺利地重新开始,力量增加了,有了足够的房子和设备。没有人询问过国家的动荡给我们的工作带来的挫折之严重性,即便撤离的结果导致这些问题已经被推到了眼前,也没有人问过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但是毫无疑问,在基督教传教历史中,这样的倒退和挫折并不鲜见。……在我们自己的传教历史中,1895年、 1900年、1911年并未被认为是失败的年份,相反,这几年被认为是付出更密集、更广泛努力的开端。是以悲观和失败的态度来接受1927年的事件,还是以希望和乐观的精神来认识这一事件,并将此看成传教事业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呢?历史背景:1929年4月6日,蒋介石电告刘文辉并转告邓锡侯、田颂尧、刘湘:闻近复有同盟联合对付其他军之举,望兄等速遵中央前令,共同肃清杨逆(指杨森),不使吴逆(指吴佩孚)再起,以期川省统一……川军三大将领邓锡侯(左)、杨森(中)、刘文辉(右)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书信摘录:罗成锦(H.D.Robertson)的书信(1931年):周末获悉9月18日、19日事件,在当地立即产生极大影响。……华西协合大学学生群情激愤,学生会主席及成员发起召开全体学生团体特别大会。……学生们开始在左臂佩戴袖章出行,袖章上书写“反日救国”字样。……我校大多数男生于周六身着制服,由军官先行讲解一小时,随后进行一小时的军演。女生亦不甘示弱,在陕西街教堂发起为期四天的募捐活动,为红十字会募集了上千美元资金,以备战时需要。……整整一月以来激动情绪在学生当中蔓延。历史背景: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消息传到四川,激起四川各界强烈的反日义愤。9月23日,刘湘、刘文辉联名通电,呼吁各方泯释猜嫌,共御强寇,并表示愿督川军挥戈前驱,共赴国难。9月24日,重庆王家沱日租界30年租期届满,重庆市民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收回日租界。9月25日,“四川各界民众反日救国大会”在成都召开……1932年3月初川军赴沪抗日,10日“成都新闻采访协会”开会决定组织 随抗日川军的随军记者团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书信摘录:钟善学(G.S.Bell)的书信(1936年):昨天晚上当新闻报道了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的消息后,城里一片兴奋。我还没有见过任何事情像这件事一样表现出如此的不约而同,如此的全心全意。这表明人民是真正支持中国政府的,也表明人民真正的愿望是国家统一。……无论如何,人们都为事变的和平解决而欢欣鼓舞,因为只有这样,这片土地才能保持统一,即使是象征性的。历史背景:1936年12月12日,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17路军,在西安发动“兵谏”,逼蒋抗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12月18日,刘湘通电,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四项主张:号召拥护中央,团结一致,释放领袖,共抗外辱……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20世纪30年代的成都市区新南门拍摄时间:不详照片来源:《成都我的家》书信摘录:海布德(E.Hibbard)的书信(1937年):南京的沦陷似乎并没有对人们的精神状态造成太大的影响,他们一如既往、毫不动摇地保持着坚守到底的信念。……我们希望世界各国能中断对日贸易:这是向日本人表明态度最快捷的方式。但看起来每个国家都只顾自己的眼前利益,无视日本正竭尽全力侵吞整个中国的企图。南京金陵大学(1.中文讲堂;2.学生宿舍;3.史密斯纪念教室;4.小教堂;5.库珀纪念基督教青年会)拍摄时间:不详照片档案号:1999.001P/2546南京中山陵拍摄时间:不详照片档案号:2000.017P/1416书信摘录:维尔斯(H.J.Veals)的书信(1950年):解放军正式进城的那天就如同是个盛大的节日一般,如此阳光明媚、壮观的大晴天在我们四川的冬季里是相当罕见的!你可能还记得,我们这里冬天的天气大部分都阴暗而沉闷。……新的国旗几乎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出现在整个城市里,每家每户、每一个小商店的门前都给插上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么迅速的,但他们确实做到了。新国旗是红色的,在靠近旗子与旗杆连接的部分有五颗黄色的星星,其中一颗星星很大,其他四颗都很小,排列成一个半圆的形状围绕着大的星星,很简单但很醒目。在每家的门前还挂上了一个红纸灯笼,许多街道上都挂起了大量的小纸旗。1949年12月30日,四川省成都市,隆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清朝四川总督赵尔丰会见各国外交官资料来源:《20世纪四川全纪录》亲爱的肖尔先生:

我们处于革命之中!严厉的老总督赵尔丰曾经忠诚于朝廷,残酷地镇压了省内的保路起义,可昨天傍晚,他默默地交出了官印,下台了。明天,在历史悠久的皇城之上,四川将向公众宣布独立。中华民国的白色旗将展开,预计大批的市民将到场参加这一庆典。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生与此重大变革相关的暴力事件和流血事件。就起义而言,过去两个半月的混乱行为与眼前这个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完全不能相提并论。代总督如今已经任命了,明日就将为七千万四川公民同胞的福祉正式履职。下面是为明日就职盛典所准备的条例,该条例今天已经被印出,广为散发,无线电也播出了:1.今在皇城里成立四川军政府。2.本月七号(11月27日)中午十二点展升白色旗,并参加庆典。3.依照规定,所有市民将剪掉头发,左臂戴上一条两英寸宽的白布条(5.08厘米的白袖章——译注)(注:剪掉了辫子,与臣服于满族人的象征性标志决裂)。4.所有办事机构、衙门、居民大杂院、商铺以及宅院将悬挂大汉(中国人)的国旗。5.届时,所有学校、办事机构以及各个街道组织将委派一至二人参加新的军政府就职典礼。其他人将在自己的学校、办公处、机构以及行会的礼堂举行庆祝会议。6.所有参加新的军政府就职典礼的人须穿制服:穿军装、戴军帽。没有制服的人须戴尖帽,身着中式带扣对襟衣服,脚穿礼靴。十一月二十七日晨

到目前为止,仍然很安静,可能今日的商业会安安静静地进行。昨天下午,所有的部队都表示效忠于新的军政府,但也有个别军团例外。

我匆忙间写下的一张便条已随今日的邮件送走了。现在我解释一下那张便条,便条上有如下内容:

1.亚洲浸礼会的奥本肖先生的一封邮件。此邮件四天前从成都发出,描述了他和他太太在此城经历的历时两个月的革命者围城事件。

2.四川省新政府代表拟定的九条协议书的译文。据说在11月25日,前赵姓总督已经接受了此协议书。

3.前赵姓总督拟定的十一条协议书的译文。据说新政府已经接受此协议书。

4.今天报纸上的配图新闻祝贺四川军政府成立,并发布文告。此报是此城的日报。

5.日期为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当地下属委员会的备忘录。

今天中午,很大一群人参加了就职典礼,地点在众所周知的“皇城”。今天在“皇城”,人民代表正式承认了大四川的首任主席或总督。

参加这一典礼的外国人受到接待,并得到亲切的招待,招待内容有茶、点心和水果。展旗仪式倒很简单,并且极其短暂。从与会代表中选出来的发言者做了简短的发言,向被选出的主席提问,他提议建立的这个政府有何特征。得到的回答是,这是中国联合省份的代议制政府。与会代表和访问者鼓掌,表示赞同,然后一切就结束了。主席和副主席一同接见了与会的外国访问者,主席讲了话,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新政府的目标以及他们想要用和平与开明的方式管理事务的意向。然后这两位高官与周围的人亲切地握手,他们两人都穿着整洁合身的军服,剑挂在身边,晃来晃去的。

在与几位密切接触了整个运动的人交谈之后,我们确信不存在此省与其他省份分离的想法,但的确存在“中华民国”的想法。据说中国内地的十八个省份中有十七个省都在起义之中,并已经为共和政体[1]发表声明。现已提议尽快任命本省的代表前去湖北武昌(武昌在汉口对面)参加一个伟大集会的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将为新的共和国组建首个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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