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营经济大展(1-2)(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忠明

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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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营经济大展(1-2)

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营经济大展(1-2)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民营经济大展(1-2)作者:王忠明排版:吱吱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时间:2014-03-01ISBN:9787515808048本书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发展民营经济是一个国家的良知

预约中国民营经济的未来需要涂抹多少色彩,才不至于10年、20年乃至更多年后再回头窥望,我们看到的不是路径荒芜?

八面来风的窗口,带来错综复杂的思考。民营企业乃至整个民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是体制变革、法治、精神重塑、文化建设,还是整个世界、整个社会的改观?

群体再坚硬的外壳,隐藏的是一个个平凡的人,他们脆弱、敏感,并保持足够的坚韧。民营经济即使有庞大的数量和30多年的时间沉淀,问问身处其中的每一个,或许他们最需要的只是自由——创业与发展的自由,彻底而不滥用。

曾几何时,阳光透明的匮乏,以致于人们习惯阴霾;由衷表达的短缺,以致于人们习惯揣测……今天,当人们对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描绘的光明前景充满期待、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充满期待时,民营经济在参与创建“小康中国、美丽中国、廉政中国”以及“法治中国”、奋进“两个一百年”目标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将汲取更大动力、实现更多作为、展示更加绚丽的个性色彩,难道还有什么悬念吗?

中国历来不缺梦。梦文化之发达、典籍专论之多,均居世界之首。如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国梦”,将时代精神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则是当代华夏儿女的共同愿景。而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广大民营企业最应珍惜也最应拓展的莫过于创业与发展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接近真理;只有自由,才能开创繁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人们常谈及“德国的经济奇迹”。但是,联邦德国第一任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则不以为然。他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说,事情不在于奇迹,“而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在自由的原则下,有机会来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如果德国这个例子对别国有些价值的话,其价值只能是向全世界证实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所带来的幸福”。他还指出,“任何个人不应当有足以压倒别人自由那么大的权利,或者以假自由为借口来限制真自由”;“如果让人民重新意识到自由的意义和价值,便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动力”;“生产者的自由竞争,消费者的自由选购,以及个性的自由发展等原则,比任何形式的国家指导或国家管制,更能保证经济与社会的进步”。

民营经济要获得更大的自主发展空间,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是大前提。改革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选择,是当今中国(时代)区别于以往中国(时代)的最显著标志。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是抵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出路,当然也是民营经济赢得更大辉煌的根本出路。但是,近些年来,推进改革、深化改革更多是停留在口头上、会议中、文件里,出的条条、细则不算少,却仍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这是不是全党上下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重点整治“四风”中的典型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题呢?党的十八大将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聚焦为“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大方向,至关重要。确实,如何摆正政府和市场两者之间的平衡,决定着“中国特色”之“特”,决定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遵循普遍规律的基础上能否贡献新的创意,由此也决定着广大民营企业对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的期盼、对最大限度地激发活力和创造力的期盼!

改革,带来体制上的豁然开朗,带来经济上的充分民主。人们得以在骤然解放的时空中施展才干,动员起各种沉寂已久的资源,自主创业不再偷偷摸摸,不必担心割“资本主义尾巴”;光明正大地扩大规模,为企业发展融资,打造自己的响亮品牌。但是,有些自由需要更广阔的边界,有些自由则被盲目敛财驱使着越界。

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经济自由会若隐若现,更谈不上亘古不变。当触及某些利益或情绪时,它会悄然让步,退到“候补”席位,甚至更远。有些自由还处于“画饼充饥”的意识层面,如政策环境上早有允许民营企业进入部分垄断行业的理性与热情,但现实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乃至“铁门”依旧冥顽僵硬。有些自由还要小心翼翼地看大众脸色和眼色,而大众的情绪往往会或多或少地掺杂非理性和片面性,甚至连某些被殖民化半殖民化的后遗症也会作祟。这些都表明,中国的民营经济要获得更多的创业与发展自由,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仍将受到两方面的制约,一是封建道统之遗风,二是计划经济之遗习。

典型案例如有的地方任意打压民营企业,甚至罗织罪名抓人或剥夺财产……都从反面诠释了明文规定的法律如何被人为地更改。当封建道统的威权至上与计划经济的指令惯力相勾兑时,民营经济不仅不堪一击,还容易在舆论上被“万夫所指”,造成“同仇敌忾”的假象。对于“私”或“私有产权”正当性(合法性)的社会认同,未必已完全规避了被逆转、被倾覆的厄运或风险。如果不从根本上摆正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转变“‘剥夺’剥夺者”的革命思维,确立并维护依法治国理念,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履行政府职能、建设现代政府,那么,中国依然随时有可能将“自由”这一神圣的字眼妖魔化!

另一个典型案例,就是近10多年来喊得震天价响的所谓“国有经济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它作为个别机构及人物的一种邀宠取向,客观上“绑架”了决策高层,模糊和动摇了国企改革的正确方向,使之错失良机。对此,迎头痛击最早也最有气势的是2004年10月26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举办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在这次由时任全国政协常委陈清泰主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和常务副主席王忠禹出席的专题座谈会上,厉以宁、吴敬琏、萧灼基等数位著名经济学家,均旗帜鲜明地发表了重要意见,其中最尖锐的质问是:“如果只有国有经济才是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那么我国的其他经济成分难道是异己力量的经济基础?”但是,此类观点由于明显带有根深蒂固的“左”的色彩,又附加了诸如“共和国的长子”等标签,听起来既诱人又动人,所以仍颇有点市场,其结果便是近10年来国企(央企)“理直气壮”地搞无度扩张或产业链的过度延伸,联手各级政府构筑起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的各种“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乃至“铁门”,折射出改革攻坚乏力以及某种程度的滞后与倒退,包括对旧有体制的某种怀恋。如同已故著名经济学家董辅礽早在1994年所说,“大陆的经济改革、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些问题不会只存在于某一时刻,往往会反复发生,其解决往往也得有一段过程。”这多么具有预见性!

史料表明,中国搞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早已有之,因为古代社会的契约和私有产权一直都很发达。比如两汉时期,以家为本位的私有制地主经济经过长时间的充分发育,造就出高度繁华的城市和商品市场;又如宋朝,仅从《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中,便能看到北宋京城开封的市场经济有多发达;再如1901年清廷推行新政后,鼓励开办民营企业,不久竟超越国内市场,出现了西方商人向中国工厂订货的“国际化”现象……但是,按照“家”、“国”同构这一基于儒家伦理的制度安排,便注定了中国传统社会搞市场经济具有难以想象的脆弱性、不彻底性和不稳定性,因为皇帝或皇权处于纲常等级的最高位,对“私”可实施绝对控制。也就是说,在“家法”之上悬有至高无上的“王法”,“国”可对“家”实行彻底管束。“私”或“私有产权”,始终不具备西方社会那种在法律保护下的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剥夺的自由性质,随时都可能遭遇皇帝或皇权的“合法”干预。因此,一部中国经济史,正是市场经济风雨飘摇的动荡史,时而正当(合法)时而不正当(不合法),其宏观体征即为“治乱相循”。

事实上,中华民族对“私”或“私有产权”的文化认知,可以说从未彻底过,因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始终难以连续,这也正是千百年来“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的根源所在。即使是启动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执政党已在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上承认了“私”或“私有产权”,人民大众也享有了前所未有的广泛民主与自由,但姓“公”姓“私”的纠结一而再、再而三地表明,“私”或“私有产权”在当代中国要获取牢固不破、毋庸置疑的合法地位,或许还将踽踽前行很长一段路程。

当然,滥用的自由也注定不受欢迎。这似乎更考验着人类的理性精神或自我约束能力。比如,美国固然能让人感受到最充分的言论自由,对时事评头论足,在广播电视等传媒上大骂总统,一逞口舌之快,似乎民间言论用不着彬彬有礼,允许花样百出。然而,“允许”范围内的恐怖主义言论也大摇大摆地在公众场合露面,并且很可能会煽动某些极端分子,有意无意地充当教唆或煽动角色。难道人类社会的理性精神,已进步到完全可以控制自由而不失当的境界了吗?

值得关注的是,当我们着力为中国民营经济的自主发展伸张、呼吁时,西方的一些学者则在重新反思自由的边界。比如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公共利益法教授乔纳森·特利刊文称:“尽管在西方,大多数人仍然享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但对于那些持有争议的社会、政治或宗教观点的人来说,这一昔日近乎无上的权力已经变得界定模糊,也不那么可靠了。奠定西方文明基石的最根本权力正日益被视为讨嫌的东西,甚至是一种威胁。不管言论被视为煽动性的、仇恨的、歧视性的、抑或仅仅是错误的,社会都在以宽容的名义否定言论自由权利,通过无条件的审查强迫人们互相尊重。”英国《新政治家》周刊资深编辑约翰·肯普夫纳也发表题为《言论自由的全球战争》的文章称,“我们都希望适当地保持平衡,但完美是不可能的。被迫选择的话,我宁愿要做得有些过火的公共空间,而不像世界上许多国家那样,在权力面前变得柔顺的那种。”“令人沮丧的是,英国如今似乎正在向这个方向倾斜。我们日益将言论自由视为危险事物。出现这种情况有许多原因:有些情况是由糟糕的法律造成的,有些则是出于经济原因。政治家、律师和公众难以应对快速的技术变革。”

谁忘却自由的实质是履责尽职,谁就不配享有自由!民营经济的创业与发展之路,呼唤着法律与道德重建。民营企业一方面在松绑之路上磕磕绊绊,另一方面也在滥用有限的自由,不断触犯法律与道德的底线。财富欲望的膨胀能够消融任何被法律与道德守候的底线,其最直观的社会表象就是“放心”(放心肉、放心菜、放心油、放心药……)的供给短缺乃至危机。而自由走向放纵,便一定是贪欲的放荡。君不见一些企业家总不甘寂寞,又想当政治家、思想家,又想当“意见领袖”、“创业导师”或“影子导师”……似乎什么都想当、什么都能当。有点个人偏好、爱好或兴趣,当然不是坏事,但千万别以无所不能自居,更不要以为什么钱都可赚、什么领域都能插一脚。近年来,不少老板包括民营企业家摆不正自由与自律的关系,出言或行事常处于“亚健康”或不健康状态,以致遭到公众嘲弄或诟病,就是因为忽略了倘若就像乔布斯、比尔·盖茨那样一心当个“职业”企业家是倾注一生的努力与专注都不够的,忽略了伟大、卓越和高贵都是约束出来的,忽略了自由的最佳保护神正是自律,忽略了谁让贪欲支配自由谁最终恐怕连当企业家的自由也会被断送!

同样,当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后,很多人已明显出现理解上的偏差。一些民营企业没有看到改革既是激励,也是约束。比如,提出“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生态文明制度……,”对民营企业来说,就意味着不能再延续原有的粗放经营模式、不惜牺牲资源和生态环境去谋取财富了;又如,提出“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也要求民营企业应当堵上“权钱交易”之路,改变乃至废弃“拉关系”、“送人情”等陈腐营商套路。全面深化改革,必将释放出创业与发展的更大自由,但如果不能同时看到约束的存在、约束的必要、约束的价值,那么,这必然会带来莫大的扭曲风险!

自由,永远是有限的。而一旦有限的自由被滥用,遭受到法律与道德的弹劾,就会付出中断财富创造进程甚至伤害正常自由的代价,进而影响整个民营经济乃至市场经济的社会形象。而这往往会为另一种滥用——权力的滥用提供口实。悲哀的现实在于,如果用权力控制的企业和资源越来越多,其发生的累积效应就会把真正的企业家精神排挤到无处容身。

人们日益坚信,发展民营经济恰是一国政府乃至执政党的良知所在。党的十八大已郑重承诺,要创建“服务型政党”;中国政府也早已提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顺势之举,其中更包含着一个伟大的命题,即“拜人民为师”。而“拜人民为师”,自然也应包括拜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家)为师。可以说,支持更多的人投身创业、大力扶植民营企业,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乃至执政党最有效、最成功的人力资本投资。民营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繁荣,一头连着社会安定,已成为谁也不能忽视的巨大存在。无论是顶天立地的大企业,还是铺天盖地的中小微企业,都需要各级政府及全社会出于良知而给予厚待和善待。厚待和善待民营经济,就是厚待和善待人民及其创业精神和创新自由,这也正是一个文明国家、和谐社会所应倡导的厚德与包容。

当城管部门在“严惩”那些只要有一线可能便不愿站在寒风中挥舞抹布招揽过往车辆“擦车”,或站在烈日下举着“带路”硬纸牌试图挣几个向导钱的人,亦或驱赶推着小三轮卖点自种水果或其他杂货的人时,我们是否想过尊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应当是一个文明国家、和谐社会最起码的良知?是否想过一个厚德、包容的政府和社会原本就应当为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提供就业岗位、创造就业环境,尤其要呵护其萌芽状态的创业精神,哪怕在方式上有多粗糙、简陋甚至“违规”?《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4日刊发一篇短文,呼唤“柔性执法”,很有点意思。文章提出:“摊贩要引车卖浆,而城市要秩序和卫生;摊贩随着市场走,而城管要跟着秩序走。生存权利与城市秩序的矛盾,似乎只能将城管和摊贩置于对立的境地。然而,刚性执法容易带来以暴制暴、导致矛盾升级,如果让城管执法带上人性温度,带着理解包容,未尝不能在坚硬无比的现实中凿出一片柔软的地带、和谐共存的空间。既然美丽可以穿越对立,那么城管执法为什么不能多一些柔和?”

令人欣慰的是,自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就密集出台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一系列举措(接连4次下发文件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达402项、实行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改革注册资本登记制度等),以及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管制、启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小微企业暂免部分税收……而今,当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做出重要决定和总体部署,明确了总目标、路线图和时间表之后,我们是否想过这对广大民营企业意味着什么?是否想过又一波改革创新浪潮的涌起,将在何等深刻的层面上改变政府和市场的面貌、完善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毫无疑问,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定位,从原有的“基础性作用”提高为“决定性作用”;将非公有制经济看成与公有制经济一样,“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都预示着广大民营企业必将获得前所未有的新动力,获得更为充分、更有保障的创业与发展自由,开辟更加广阔的“民有、民富、民享”前景。

罗斯福有句名言:“总统,是人民的工具。”他还说过:“我们希望的繁荣不仅是金钱,我们想要的繁荣包括更好的家园和更好的居住条件,这个繁荣盛世里不再有血汗工厂,我们的母亲和孩子也不要过度劳作。”这,耐人寻味!

当今之世界,正孕育着翻天覆地的新变革。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3D打印技术、大数据……新的技术革命将引领人类社会走向何方?或许,“待到山花烂漫时”,回首今天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很多纷争、纠结、言论或期许……实在是不值一提甚至颇为渺小、可笑的了!

假如以1978年为界,民营企业乃至整个民营经济大体可划为走低的前30年和走高的后30年。那么,这样一条变迁“U型线”,今后将走向何方?顾准说过,“我一想,在看得见的未来,这个看起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但是会有一种力量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今天,他的预言正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全面取代旧有体制。一切老路、邪路,都将在中国人民探索前行的康庄大路、新路面前退避三舍!

然而,关键在于对“中国特色”作何解读!大展望 一切取决于全面深化改革和社会整体转型历史的细节:民营经济从侧翼突破

1949年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的优越性总被这样描述:国有经济一枝独秀。然而,穷则思变的冲动与僵而不死的思想体系已势如水火,现代市场经济的各种元素被一一启动,曾被称为旁门左道的民营经济,开始从历史的侧翼突破。

1978年,侧翼之门被打开。近乎痴癫的政治狂热有了转折性的退潮。贫穷如同芒刺,穿透复活不久的肌肤,改革开放这台大戏,终于在中国拉开帷幕!

对脱贫致富的渴望,成为民营经济最初大潮涌起的推动力。但是,简单原始的占有欲具有浓重的自然经济色彩,也裹挟不少盲目和鲁莽,难成大气候。恰在此时,市场介入了。它以巧妙的拉力,使民营经济破土而出,呼吸着被逐渐松绑的自由空气,转向目的性极强的商品生产,焕发出勃勃生机。尽管当时无人知晓这会把中国带往何处,更无人能够想象随之而来的繁荣程度会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盛世——在这样的盛世之下,中国的民营经济将得到闻所未闻的跃进式发展,浩浩荡荡,无可阻挡。

截至2012年9月,我国登记注册的私营企业达到1059.8万家,注册资金29.8万亿元,同比增长12.6%和21.3%。同期,我国个体工商户总户数达到3984.7万户,同比增长7.8%。个体工商户注册资金总额达1.88万亿元,同比增长21.2%,从业人员8454.7万人,同比增长(1)10.4%民营企业还吸纳了80%的城镇就业人员和90%的新增就业人员,为1.8亿以上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主要的工资性收入,带动了3.6亿以上的家庭人口解决生计问题,并通过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分配机制增加了财产性收入,带动更多人口过上小康生活。在国家财政增收中,来自民营企业创造的税收也已达到69%左右。这表明,民营经济已经奔涌成势!

首先,它得益于僵化意识的解冻。中国从政治狂热中觉醒,认真并深刻思索怎样拔去贫穷这颗芒刺。中国决意进行改革,最大程度降低国家的组织成本,改变非黑即白的愚蠢判断,同时为中国的经济和政治束缚松绑。

制度看不见、摸不着,但也有成本。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降低了制度成本,大大突破了产品和要素的交易壁垒,激发了人们的工作和劳动积极性。劳动力从原来的计划分配格局中解放出来,在“看不见的手”指挥下自由流动。民营企业家承担的政治风险减小,拥有了一定的创业和致富自由。同时,其价值以财富的形式开始得到社会的关注。

其次,与制度成本降低形成明显对比的是要素价值的提高。应有尽有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的技术软肋。同时,其他要素的价格也偏低,形成了独特的比较优势,以至于大批民营企业即使走出国门,也能从容不迫地凭借凶猛的价格战,与早已在商业版图上站稳脚跟的国外企业贴身肉搏、一往无前。中国积累的巨额贸易顺差就是证明,2012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民营企业已有5家也是证明。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大部分民营企业并非惊世骇俗,而是为钱财所困。它们有着成就一番事业的雄心,为此绞尽脑汁去利用各种资源。市场经济的开放,为其合理、合法和渐趋自由地配置资源提供了前提条件。当然,创富的主观性与能动性同样不可或缺。

市场经济的闸门被小心翼翼地打开,自由的水流渗透进来。虽然一开始不尽肆意,但在此后的不断博弈与妥协中积蓄力量,最终轰然而出。

一切已变得不可逆转。2008年1月12日,10位经济学家在北大百年讲堂发表感言,“思考中国改革30年”成为最热门的话题。现场,茅于轼先生感慨道:“中国今天的财富增加跟30年前相比,就好像是做了一场梦。如果一个人一觉睡了30年,今天醒过来一看,不会认为还是在中国,好像到了外国。”

往昔今日,换了人间。当然的“搅局者”“死了的光明更生了!”

因为我们有了千年罕见之变局,力图以最短的时间浓缩西方200多年的发展,中国历史尤其是当代史的分水岭和节点才变得频繁起来。仅仅改革开放30余年,我们就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一方面,中国的民营经济焕然一新。风云际会的味道,渗透着个人英雄主义的气息,充斥着亢奋的无度与少有的气势磅礴。创富主义盛行,无限的落寞者和英雄齐聚一起,经受市场的锤炼。民营企业竞相发展,积累了丰富的技术、资源和管理人才,并培育了广阔的海内外市场,这为经济发展的未来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另一方面,挑战依然存在。无论是从外部环境看,还是从自身能力看,都将为中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继续支付巨额成本。

宏观上,中国的经济运行存在着种种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看起来很美的经济增长数字,也蕴藏着风险、透支着增速,就像一辆走在快车道上的列车,尽管跑起来风驰电掣,一旦出现路障,来不及刹车,后果必然不容乐观。

微观上,民营企业自身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借助廉价劳动力、制度成本骤然降低等后发优势,中国的民营经济获得了较高的竞争力。但是,不要忘记这是个追兵四起的世界,不止中国在改革开放,也不止中国有廉价的劳动力,印度、越南等国的劳动力价格更低。相反,就中国而言,原材料、劳动力等价格正在急剧攀升,民营经济原有的价格优势正在萎缩。同时,技术软肋仍然存在,跟在西方高新技术后面亦步亦趋的局面并未彻底改观。许多民营企业缺乏品牌竞争力,产品附加值低。作为民营企业最有价值的核心要素——企业家群体也参差不齐,野蛮生长与文明生长并存,总体素质尚需提高。

实践表明,中国的经济运行周期往往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天量货币流出,促使投资上扬,经济迅速反弹,但同时也会出现通货膨胀与资产泡沫。为避免经济过热带来的后遗症,不得不紧缩流动性,但如果抑制力度过大,又会导致经济下滑。这就是所谓“一收就死,一死就放,一放就乱,一乱就收”的困局与顽症。而早已被经济学界赋予重任的消费拉动,总有“瘸腿”之嫌。潜力巨大的国内消费市场总是雷声大雨点小,尽管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用尽美妙的语言憧憬中国市场的未来蓝图,但很多时候更像是画饼充饥,似乎无论哪种疗法,都很难刺激中国的消费神经。

这就是失衡!而最大的失衡,还是体制失衡。民营经济遭遇的体制困惑,并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不可否认,由顶层主导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赖以发展的制度和组织成本大大降低,人力、物力等资源被全方位调动,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不过,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某些改革是主动为之,某些改革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哪个领域问题多,过不去了,就在哪个领域操刀下手;哪个领域的骨头太难啃,有诸多既得利益者挡路,改革也可能暂时搁置。如同吃苹果,吃掉最容易吃到的那部分,剩下的部分越来越不容易吃到,便会出现改革热情递减甚至出现“改革疲劳症”。在产业空间以及融资政策等方面,民营经济的待遇仍然不尽理想。

目前,中国正面临着“快”增长阶段的终结。30多年高速增长的惊人变化,为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舞台上赢得了一定的话语权。然而,受制于“自然增长率”的规律性作用、受制于粗放增长模式的不可持续性、受制于世界经济环境趋紧的“新常态”,中国经济的增速必然逐渐为次高速、准高速、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阶段所接续。“十二五”规划确定经济增长率为7%,表明经济下行已作为一种“趋势性放缓”,迫切要求各级政府尽早摆脱GDP增长以“快”为上的惯性思维,确立“去高增长”意识,破除“快速依赖症”和“速度情结”,特别是要慎用政府投资杠杆。在这方面,新一届中央政府已表现出足够明智的坚定性,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依然坚持简政放权、致力于激活民间资本。仅中央和省级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到一年,就取消了347项。这就是市场经济精神,也是市场经济的光明正道!循此前行,我们看到的其实是“黑色GDP”的终结、“血色GDP”的终结、“有毒GDP”的终结、“水分GDP”的终结,GDP将回归正常,取而代之的不外乎为“尊重经济规律、有质量、有效益、可持续的速度”,或者“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得到提高又不会带来后遗症的速度”。这样一种转型,一方面将为民间资本释放巨大的能量;另一方面也会强化民营企业发展的“健康”意识,管束好自己的投资行为。

我们必须警醒,靠“烧钱”支撑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政府放宽了金融闸门,大量货币一涌而出,低迷的经济被强行拉起。这对避免经济滑坡乃至雪崩有一定的作用。不过,被信贷和投资托起的经济增长,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回暖。它在不经意间给全社会上了一堂经济学原理课,更多的人从中得以明白:一个国家的持久平稳发展,不仅要在投资、消费和出口之间找到均衡点,而且即使是投资拉动,也必须在政府投资与民间投资(社会投资)中找到均衡点。如果说“稳增长”将是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取向,那么,“稳增长”必须“稳投资”,则历史地决定了民间投资的重大使命。

历史很奇妙,总是在欲扬先抑中行进,尤其是当新事物以试探性的角色挤进旧传统的生存空间时,总要有阵痛,甚至中途搁浅。这是时代进步不得不付出的代价。好在民营企业生就一副竞争品格,是旧体制当然的“搅局者”。马云说:“如果银行不改变,我们就改变银行。”他多次称自己“很好奇”、是个“搅局者”。而且,他也有这样的底气。2013年天猫“双十一”购物节期间,支付宝交易额超过350亿元,相当于中国日均社会零售总额的一半,展现了网购的创造力以及未来打压物价和房价的可能性,是“数字化中国”的潜力井喷;阿里巴巴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就业达1200万人,其中淘宝网吸纳900万卖家开店,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0多万个,这岂是一般国有企业能够企及的?岂是传统落后的旧体制能够想象的?放开去看,这不只是呐喊出促进金融改革的豪言壮语,更是表达了民营企业的时代使命或特征,即旧体制的“搅局者”角色。将旧体制格局(包括各种束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落后僵化制度安排)搅动掉,这是当今中国顶层意志与民心民意的最大结合点,必然为历史进一步肯定民营经济提供浓墨重彩。

2012年,全国工商联将“两个健康”(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确立为工作主题,含义深远。毫无疑问,民营经济要健康发展,一厢情愿是做不成的。它需要整个环境的健康,需要全面深化改革进而推动全社会的整体转型。也就是说,在治国理政、政府职能转变、法制完善、制度体系健全、国民素质提高等方面实现同步优化、系统优化。比如,执政党在整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方面的彻底性,以及在创建“法治中国”和廉洁政府、服务型政府方面的彻底性,都将决定我国民营经济能否真正实现健康发展。而这,一定考验着我们的耐心!掀起又一波改革创新浪潮

中国晚清改良主义思想家薛福成在《论公司不举之病》中这样论证公司的重要性:“西洋诸国,开物成务,往往有萃千万人之力,而尚虞其薄且弱者,则合通国之力以为之。于是有鸠集公司之一法。官绅商民,各随贫富为买股多寡。利害相共,故人无异心,上下相维,故举无败事。由是纠众智以为智,众能以为能,众财以为财。其端始于工商,其究可赞造化。尽其能事,移山可也,填海可也,驱驾风电、制御水火,亦可也……西洋诸国,所以横绝四海,莫之能御者,其不以此也哉?”

在薛福成看来,西方之所以强大,正在于具备了聚集资本和各种力量的方式——公司,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未来谁主沉浮?没有绝对的公与私!

毋庸置疑,计划经济体制的“公”时代,导致了国企效率低下、暮气沉沉。比如对政府存在严重的依附关系,在投资、资产处理、收益分配、人事任免等方面受制于行政支配,无法激发经营活力,缺少长期积累和永续竞胜的动力……这显然与市场经济规律背道而驰。要改变这种僵化格局,邓小平出的高招就是解放思想,就是发展民营经济,就是要求对“傻子瓜子”不要动!而随着全面深化改革的推进,不同所有制经济融合发展、协调发展的前景正在浮出水面,公私边界不再泾渭分明。

这里的当务之急是必须坚决限制国有企业的无度扩张或产业链的过度延伸。因为不加以限制,就必然制约民营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淡化所有制标签的正确选择,一是加快股份制改造,二是进而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引进其他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的活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的企业、社会的企业、民族的企业”。

且听,一些新任省市党委书记如是说!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中最富活力、最具潜力、最具创造力的力量,是繁荣城市经济的有力支撑。一个地区有‘民’才稳、有‘民’才富、有‘民’才活。”

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民营企业是这片神奇土地上最具活力的生产力,广大浙商是浙江宝贵的资源和财富,都为国家、为社会作出了巨大贡献。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企业是社会的企业、国家的企业。”

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改革开放以来,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加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必须进一步深化对非公有制经济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完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政策,加强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

贵州省委书记赵克志:“环境是发展的生命线,民营经济是加速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持之以恒地加强发展环境建设,下决心打破各类显性、隐形的束缚和制约,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税费政策、融资服务、法律援助等方面给予民营企业更大的支持,让民营企业真正能够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激活民间投资,加速民营企业转型升级,推动我省民营经济占比不断提高,推动民营经济快速、健康、蓬勃发展。”

……

中国正走向全面深化改革的创新之路。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将极大地调动民营企业的和谐因素,成为促进社会安定有序的积极力量;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将极大地激发民营企业的创业热情与动力;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将极大地推进民营企业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包括带动大量民间资本下乡“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现代种养业,向农业输入现代生产要素和经营模式”;而进一步健全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也将彻底打破公与私截然对峙的僵局。早在十年前,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就已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和非公有资本等参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使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但是,实际推进不尽理想,有的企业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倒退,比如北京市一家原本已改制成为混合所有制的知名商城竟完全收归国有,而商贸流通领域已处于充分竞争状态,这能看作是一种合理调整或进步吗?未来,混合经济以各种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为特征,从而实现优势互补,必然成为中国市场经济的新型主体!关键是必须要求国企(央企)真正敞开大门,吸收民间资本加盟,带进灵活的销售、人才、分配等机制,同时发挥好自身在募集资本等方面的既定优势,组成“优势共同体”,而不是有意无意地强调或固化体制(所有制)优越感。天津大通集团董事长李占通说得好,“当什么时候我们说到一个企业,不再把关注点放在它是国企或民企的身份,而是看它本身的创造力和对社会的贡献,我们的目标就触手可及了。”

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一个已经从贫穷和落后起步的大国、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义无反顾地汇入全球涌动的改革开放大潮,特别是即将于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就理应更为自觉地思考如何致力于对当代人类社会多一些原创贡献。而任何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一定是以意蕴深刻为特征的。一味模仿、浮皮潦草或只做表面文章,就不可能在改革创新方面大有作为。

坚决消除各种体制机制障碍,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增添新动力,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一改革价值的正确选择,必将续写中国民营经济新传奇。也许,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允许更多国有资本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成为混合所有制经济”,另一方面“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将真正有助于走出一条公有制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新路来,有助于加快培育出一批甚至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来。这些年,像联想集团、海尔集团、长沙中联重科、珠海格力电器、安徽宣酒集团、江西三川集团、首创集团、华远地产、天房集团这类从国企改革中转换出来的股份制企业,以及像汉能集团、软控集团、新华都集团、科瑞集团、亿阳集团、联东集团等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产权制度的民营企业,已明显表现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嫁接”优势,很有典型意义。而强调“以现代产权制度为基础”,既接续“继往”,又强化“开来”,将极大地冲破一些貌似公允实则僵化的传统意识束缚,从而深刻地改变并优化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组织生态,激发起更多的竞争活力。

(1) 黄孟复.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2011~2012年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展望一 自主人格更为坚挺悲怆的“两院院士”:或进医院或进法院

胜者,往往是剩者;反之亦然。

改革开放一晃30余载,其间既慷慨激昂,又不乏悲壮,粉墨登场者前赴后继,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中踟蹰前行。如今,从厚重的历史和严酷的现实中走出来的人们,似乎已成为各自命运的主宰者,名字被列进各种荣誉或财富排行榜,以英雄凯旋般的姿态接受众人的顶礼膜拜。

然而,光鲜亮丽只是给世人看的,其无限风光背后沉淀着千般辛酸与忐忑。在磨难面前,民营企业无论强弱,都需要在中国崎岖的营商之路上艰难跋涉。所谓成王败寇,不外乎谁坚持到最后,成为“剩者”。

中国的民营企业,其承受压力的强度超出常人想象,因过劳或过失而早夭者众多,因此常自嘲为“两院院士”:要么牺牲健康进医院,要么牺牲自由进法院。2010年,美国咨询公司GrantThornton拿出的一份调查称,有76%的中国大陆商业领导人感觉有压力,而这一数值在瑞典只有23%。

如果说民营企业的压力大只是形而上的问题,无色也无味,那么一旦具体化,其最极端的形式莫过于前赴后继的自杀记录。公开资料显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民营企业家因自我难以摆脱的心理障碍而走上自绝之路。

仅2008年,我们就看到一连串触目惊心的“死亡名单”:

2008年1月15日晚,惠州陈江一台资企业女老板因生意上两次受骗,加上公司经营不善等原因,欠下70余家供应商共计300多万元的债务。接近年关,供应商纷纷上门讨债,她不堪压力服药自杀未遂。

2008年5月24日,51岁的景德镇市信义房地产开发集团董事长邵和谐在家中上吊自杀。这个曾开发了陶瓷大世界、陶艺山庄等著名楼盘的房产大佬,个人资产曾高达1.2亿元,却被高利贷逼上绝路。

2008年7月19日,永嘉瓯北的浙江云光泵阀制造有限公司老板朱吉光,为叶姓朋友担保1000多万元的高利贷,因不堪“债主”轮番逼债,在乐清一家宾馆服毒自杀。

2008年8月12日,位于兰溪的浙江一新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郑亚津在办公室自杀身亡。这家创建于1989年的企业,曾一度名列全国中成药50强企业,但最终因资金链断裂而轰然倒下。

……

或许,你会质疑这些最终伤逝的民营企业家竟然大都是弱者。他们由于在商业的优胜劣汰中处于劣势,于是生存底线陡然变弱,压力之大不言而喻。事实上,即使那些在这个伟大的转型时代“起身最早,活得最久,事业曾经或正做得生龙活虎”的企业家们,也没有如释重负,他们还在进行冒险游戏,背负重重压力,辗转于更长久活下去的路上。

随便截取一个时间断面,如2007年,那些在人前似乎享尽风光的民营企业家,亦承受着各种各样的煎熬。这一年,人们对国情大背景的描述堪称大红大紫,《新闻周刊》国际版总编辑法瑞克·扎卡利亚在《未来属于中国吗?》一文中用坚定的口气称,“中国的崛起不再是一个预言,它已经是一个事实。”然而,即使在这个被称作“大国崛起”的热烈年份,其中有关民营企业家的素描基本上都是蹙眉以及转身后的落寞,包括那些被社会舆论热捧的商界名家,也有着各自辗转反侧的失眠时分。

这一年,TCL的李东生正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在2005年定下的18个月实现并购盈利的豪情壮志已化为泡影。尽管他在过去的几年里使出浑身解数,但最终的结局不无惨烈。2006年,他被《福布斯》中文版评为“中国上市公司最差老板”。不肯轻易认错的他,在2007年黯然关闭欧洲工厂。他期待着鹰一般的重生,“鹰首先用它的喙击打岩石,直到其完全脱落,然后静静地等待新的喙长出来。鹰会用新长出的喙把爪子上老化的趾甲一根一根拔掉,鲜血一滴滴洒落。当新的趾甲长出来后,鹰便用新的趾甲把身上的羽毛一根一根拔掉。5个月以后,新的羽毛长出来了,鹰重新开始飞翔,重新再度过30年的岁月。”

2007年,联想的柳传志同样忧虑重重。联想并购IBM的业务比预期要顺利得多,新公司的业务也逐渐走上正轨,但他依然不安,认为中国企业缺乏独特的管理思想与商业文化。其实,更多的忧虑还在后面。联想的企业品质是令人敬仰的,它率先跻身“世界500强”榜单颇具史诗意义,但气势汹汹的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亏损告急,致使柳传志不得不重新复出力挽狂澜,其用语不无悲壮:“联想是我的命。”这似乎告诉人们,个人英雄主义的烙印无法抹去,创业先驱的地位与作用在中国企业远未成熟的特定阶段是不可替代的。即使是最优秀的中国企业,来自制度建设的支撑力量还远非强大到固若金汤。

2007年,华为的任正非迎接其20年创业史纪念,这个创业前落魄得一塌糊涂的复员军人,已经带领华为披荆斩棘,以商业“狼性”示人。他的孤傲及过人,从深圳总部展厅中不挂一张高层领导接见的照片、不摆一块奖牌和荣誉证章的细节中可见一斑。他是超凡脱俗的!不过,他也是忧心忡忡的。华为有超过2.5万名员工致力于研发,却仍然没有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原创性产品。华为进入了“高原缺氧区”,呼吸沉重,但迎面而来的异国面孔则虎视眈眈,随时准备把战火烧到家门口。

李东生、柳传志、任正非,乃至更多优秀的人,他们在大众的印象中都是踌躇满志和意气风发的,然而一个转身,也会伴随一声叹息。

民营企业家为什么压力大?或许,我们可以从民营企业生存的宏观环境以及民营企业家自身的商业基因演变中找到缘由。

首先,“摸着石头过河”的制度开放不可能一下子“开放”出自主人格。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时不过是宏观政策导向的试验场,走走、停停、看看,甚至还会骤然变更。脱胎于草根的民营企业大多站在风险第一线,反复突破旧政策,又反复“违规”,于是上演了无数悲剧。产权保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证明一手创造的企业是属于自己的,民营企业家消耗了大量的精力和智慧,不过最后的结局也未必皆大欢喜。再远大的梦想,在遭遇制度障碍时,也有可能沦为失败与挫折。

其次,民间资本对权力和政治的依附取向。中国人对政治的把握敏感且脆弱,形形色色的各种特权并没有消失殆尽,以或明或暗的形式在中国的商业版图上蓄意游走。为了获得更多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少民营企业不得不依附政治,与权力若隐若现地捆绑在一起。

再次,因草根出身而获得的资源支持寥寥。背靠国家政策和资源大树的国有资本,以及带着“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意识优势光环的跨国资本前后夹击,逼宫民间资本。那些试图突围的民营企业往往冒险于灰色地带,恍若在薄冰上跳舞,命运多舛,难免有不幸者跌入深渊。

当然,中国民营企业自身特殊的商业气质,也种下了压力过大的种子。虽不无勇于突破制度藩篱的气质表现,比如韧性、勇敢、热烈、激情以及理想,但这还远远不够。在技术、管理以及企业家精神方面仍有诸多不足,成为制约其顺利做强做大的短板,一不留神就有可能折戟沉沙。

不难发现,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环境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每天都要面对异常凶猛的陌生面孔,而已有的经验做法正在过时,需要重新寻找到达彼岸的路径。每一步走来,都是艰辛。

不过,更应该看到,导致民营企业家压力大的种种途径,正蜿蜒通向“光明顶”。倘若政策倾斜的天平不能慢慢扶正、良性商业环境不能名正言顺,中国民营企业即使有三头六臂,恐怕也只能胎死腹中,又哪来未来的气象万千?

诗人顾城在《我耕耘》中,曾给人们留下了一条充满光明的预言:

风太大了,

风,

在我身后,

一片灰砂,

染黄了雪白的云层。

我播下了心,

它会萌芽吗?

会,完全可能!

大凡新生事物,都有极强的生命力,因为一切貌似强大的、滞后的旧事物,正在并终将被颠覆。“傻子瓜子”:经典的案例创新

1979年,安徽芜湖那个只会写5个字(“年广久”与“同乙”)、自称是“傻子”的小商贩,给中国的经济学界出了一道天大的难题。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7岁在街头巷尾捡烟头、9岁做学徒经商、十几岁就接手父亲的水果摊、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有期徒刑1年的“傻子”,竟然在中国改革开放史上荡开阵阵涟漪!

1964年,年广久为维持生计,炒起了瓜子。他偷学来的手艺派上了用场,炒出来的瓜子一咬三瓣,满口清香,于是慢慢“炒”出了名。而且,他卖瓜子是连卖带送,“别人买一袋瓜子后,总会问这够秤吗,我就抓起一大把递到他手上!”薄利多销策略招徕了大量顾客,他成了顾客眼中的“傻子”。年广久的父亲曾被街坊称为傻子,他从小也有“小傻子”的绰号,所以将自己的瓜子美其名曰“傻子瓜子”。“傻子瓜子”招牌一挂,高峰时店门口两排队伍长100多米。年广久为此定下了店规:独生子女买两斤瓜子不排队,新婚男女买十斤瓜子不排队,军人不排队……独辟蹊径的店规,更让人们觉得这个“傻子瓜子”不一般,前来买瓜子的人络绎不绝,一天可卖出两三千斤。生意如此红火,年广久纵使生出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于是请来无业青年做帮工,之后越来越多,竟达12个,“傻子”出的难题也就在于此。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划分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限,即在当时(19世纪中叶),小业主雇佣工人8人以下,一般是与工人一起干活的,而一旦超过8人,便是占有工人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年广久的帮工竟达12个,那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有剥削之嫌了。于是,诸如“‘傻子瓜子’是剥削分子”的流言就在安徽上下传开,有的甚至“主张动他”。而年广久却“你吵你的,我炒我的”,闷声发大财,把“傻子瓜子”做得风生水起。到1982年雇工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利润已过百万元大关。

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把年广久划到资本家的行列。1979年,经济改革刚刚凿出第一道光,很多人都在观望。“傻子”勇敢地迈出第一步,如果“枪打出头鸟”,还有多少人愿意试水?况且,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被数字“8”卡了壳?难道所有的工厂人数都必须按此控制?实践不能被限制在理论的教条中,改革更需要变通。1982年,邓小平给这场尘埃未定的争论划上了句号,“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这句话,胜过多少以案例教学为典型特征的MBA、EMBA教科书呢?对于混沌初开的中国大地,是再及时不过的具有导向意义的经典案例。年广久得到了最坚定的支持,他也因邓小平的提及而在中国改革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尽管直到1987年私营企业的工人人数才取消了限制,但邓小平的一席话为民营企业破土而出播撒了灿烂阳光。

被称作“傻子”的年广久就这样以独有的“傻福”,懵懂而勇敢地跨过了一道让无数经济学家焦头烂额的门槛——姓“资”还是姓“社”。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这样的制度跨越还很多。曾经僵化得让民营企业无所适从的体制,正日益变得温润起来。而如今,当相关政策条文已接连出台却见效甚微、颇需“动真格”的关键时期,广大民营企业翘首以盼的或许正是“傻子瓜子”这类经典的具有洞天开地之力的案例创新!起步于“小人物”的底层摸索

任何对未来的预测,无不基于对历史和现实的推论。当我们尝试推测未来民营企业到底具备多大的自由空间时,同样是以历史和现实作为原点的。

中国的创富路径是先搞底层摸索,然后政府承认并逐步推进。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一段沸腾岁月的激扬故事,从一个个“小人物”的探路开始,由此汇成一股潮流、一种趋势,甚至形成一种格局,左右着未来经济发展的走向。

然而,在这个由“小人物”腾挪转移形成的试验场中,第一个“擅自作主”违背当时政策或者积极响应定位模糊的政策时,就得承担变革风险。尽管从寻常百姓到庙堂之高,都受累于贫穷,都急于改变一穷二白的窘境,但意识形态却异常顽固,不时窜出来“理直气壮”地指责最初的弱势叛逆者——民营企业家。

比如,在东南沿海的著名集镇浙江路桥,几个干部检查农业生产,路过个体户蔡继泽家,看见他正在家里加工小五金,就向上级举报。蔡家由此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冒尖户”,结果生产小五金的所有原料、工具和设备被搬走,卧房里的衣橱、写字台、衣箱等被砸开,现金被没收。

又如,当年还是教师的严介和,利用闲暇时间,边骑自行车到周边窑厂联系销售业务,边组织同村青年收购芦苇编织草帘子,一个月能赚几十元。由此,他成为淮安有名的“万元户”,但同时也变成当地管理部门眼中典型的“资本主义”,并最终取缔了他的家庭作坊。

不过,社会的车轮总会滚滚向前。僵局不断被打破,以往不能正大光明地发财致富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这些力图摆脱贫穷、实现创富梦想的边缘角色,正逐渐向中国的经济与政治舞台中心移动。

经济上,截至2012年,我国民营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已占全社会投资比重的60%以上,民营工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从业人员年均人数比重达61.3%,出口贸易占到全国的60%,GDP的贡献率也占60%以上,而且仍有增长势头。

政治上,民营企业家开始崭露头角,具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国家政治身份”者越来越多。1983年3月15日,哈尔滨个体户白士明在递交入党申请书三年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同月,他作为两名个体劳动者之一,被指定为私营企业的第一批代表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随后,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在中央和地方的重要会议中出镜。全国有7名民营企业家代表当选为党的十六大代表,十七大时增至17名,十八大达到27名。

中国的民营经济发展有两股力量至关重要。一是民间的意愿。不管是组织、家庭还是个人,都有改善生活、摆脱贫穷的美好愿景。在美好愿景的驱动下,迟早会有人出头试图突破束缚手脚的计划经济体制。二是“上头”的明智。民间力量虽势如春潮,但仅靠活跃其间的主角砺砺斫斫、百折不挠,虽具备敢于与整个中国经济一同站在起跑线上的底气,恐怕仍难带来脱胎换骨的变化。因此还需要各级政府特别是高层决策者对民间的种种“出轨”行为予以合法承认、保护甚至升华,最终将民间的创举凝结为政策甚至不容侵犯的国家制度。

1962年,邓小平在题为《怎样恢复农业生产》的重要讲话中说过,“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10多年后,这一席话成为中国各级政府改革开放的为政态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两个农业文件,一是农村工商业解禁,二是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获得认可。”197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了第一个有关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同意“各地可根据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者个体劳动。”

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执照上清楚地写着:“姓名:章华妹;地址:解放北路83号;生产经营范围:小百货。”这份执照宣告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有了解冻的迹象,市场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民营企业将释放出完全异样的力量。

1982、1988、1993、1999年,中国进行了四次修宪,民营经济由非法最终受到根本大法的保护,其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得到了充分肯定。

曾几何时,民营企业为求自保纷纷戴上“红帽子”,但仍带来意想不到的种种烦恼甚至牢狱之灾和杀身之祸。1988年,国家允许私人企业进行工商登记,为戴上“红帽子”的私人企业带来曙光。而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后,摘掉“红帽子”已无任何政治风险。

当加诸其身的枷锁开始显现松动迹象时,有些人没有片刻犹豫,一把抓住机会,虽然有时机会来得并非恰如其时。王石从1984年组建万科后,就与母公司深圳特区发展总公司矛盾不断。1986年,深圳市政府推行股份制试点,王石认为“万科正处在十字路口,股份制改造是一个让万科能独立自主经营的机会。”几经波折,到1988年,股改方案终于获得通过,并于1991年在深圳上市。不过,万科与老东家的战争还在继续,直到2000年8月10日,深特发才同意将所持万科股份转让给中国华润总公司。对此,王石感慨万千,“在第十六个年头,万科总算彻底脱离深特发。本来一肚子的牢骚,在脱离的当天却瞬时消失全无。回想风风雨雨,面对深特发大厦,默念着:再见了,老东家。”

法治的推进为民营经济自由发展拓宽了道路。2000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正式实施,再次确定公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私营企业财产也同样受到法律保护。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高票通过《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无疑将载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史册。作为所有者,他们最担忧的是相关部门阴晴不定,随时更改法律、法规,出台各种“暂行条例”之类。《物权法》和《企业所得税法》从法律上确定了保护私有财产的制度框架,就像汇源的朱新礼原本就该是想卖就卖,不必遮遮掩掩,更不必寝食不安,担心有朝一日政策突变而被统统没收。

面对汹涌的就业和创富压力,政府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顺势而为。民营企业自主人格的确定一开始进行得不情不愿、一波三折,但最终呈风起之势,“叛逆者”的“叛逆”影子不断消逝。

更何况,我们已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读到了这样的表述:“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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