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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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谷臻小简·AI导读版)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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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
邓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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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bookdna.cn目 录1. 第一部分 旧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第一部分 旧上海城市规模的变迁第一章 公共租界的城市规模问题（1845至1942）一、面积、人口和人口密度：变迁及国际比较
公共租界的面积从最初的不足一平方公里，经几次扩界增加到二十多平方公里。公共租界的人口增幅远远高于其面积的增幅，从最初的几百人增加到超过150万人。在讨论城市是否太拥挤时，最直接的指标是城市的人口密度，而不是城市面积或城市人口。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在1853年仅为251人每平方公里；1855年开始的35年里，该数字从1万人每平方公里飙升至1890年的7万人每平方公里，除了太平天国乱后的1865年到1870年间人口密度略有下降之外，其余时段，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都是快速上升的；1890年到1900年，公共租界人口密度断崖式下跌，从7万人每平方公里降低到1.6万人每平方公里，这主要是由于1893年和1899年的两次大规模扩界；1900年之后，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再次稳步地快速上升，仅用40年左右的时间就从1.6万人每平方公里稳步回升到1942年的7万人每平方公里。
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和现在的大都市相比，都是非常高的。1995年东京中心四个特别区的白天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4809人，同一年曼哈顿的白天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55208人。在21世纪最初几年对世界48个主要城市人口密度的研究，亚洲大城市的人口密度最高，孟买为每平方公里38900人，香港为每平方公里36700人，首尔为每平方公里32200人。可见，哪怕是今天最拥挤的城市和最繁华的城区，其人口密度都不及1890年和1940年前后的上海公共租界人口密度。二、租界当局如何看待界内人口规模及人口密度的激增
上海的公共租界最终以一片二十余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容纳了规模高达一百五十多万的人口，这一百多万人口也使得那片原本荒凉的土地一跃而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最繁华的中心城区。面对这种状况，租界内部并非没有分歧。最终租界走的是洋商及租地人会议选择的道路，即开放租界，接纳蜂拥而来的华人。正是这一选择，奠定了此后90年公共租界繁荣的基石。
公共租界当局应对人口大规模持续涌入的基本策略，是不失时机持续地扩张租界的面积。从设立之日起到收回之日止，上海的公共租界当局对于中外人口的涌入，持乐见其成的态度。三、公共租界的人口规模与城市治理
1. 交通与环境
上海的租界设立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已经完成，现代城市生活的基本规范已经建立，城市管理方面也有了比较成熟的理念和法规。英国人把那套现代城市生活理念和管理法规带到了公共租界，在交通、环境、市政等诸多方面令尚未经历工业化的老城厢立即相形见绌，进而使得华界的官绅以租界作为楷模谋求改进华界的状况。
2. 就业、贫困与贫民窟
由于公共租界的居住成本远比华界高，所以在租界工作而在华界居住的人群在规模上一定大于在华界工作而在公共租界居住的人群。可以说，公共租界里的工作机会是更为集中的。公共租界并不限制人口规模，也不设置准入门槛，但公共租界里的贫民窟现象并不突出。
3. 犯罪、治安与文明
上海公共租界不限制人口规模，且人口增加极快极巨，但同时治安状况并没有随人口规模的升高而明显恶化。从上海公共租界的案例看，不限制人口规模，并没有导致租界内治安状况恶化。相反，大量人口的适度集聚，有可能通过细化分工和创新生产方式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为应用和传播人类文明最新成果提供前提条件。
4. 地价与住房
上海公共租界在交通、治安、环境及就业方面，都没有明显的城市病的症状，但在地价和住房方面，公共租界确实表现出城市病症状，其土地价格和住房价格在公共租界存在的近一百年里持续上涨、高企不下。
5. 综合评估
总之，上海公共租界在其存续的近一个世纪里，并没有因为大批移民的涌入而毁于城市病。四、结论
观察上海公共租界，可以看到：人口集聚并不必然导致以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就业困难、治安恶化、贫民窟遍地为症状的城市病。当然，人口集聚也有可能导致城市病，但是否最终导致城市病，主要取决于一个城市是否能合理有效地把积聚而来的人口组织起来，发挥其创造力和才智。如果组织合理，则非但不会导致城市病，反而能够创造出在人口分散的局面下无法实现的成就。第二章 法租界的城市规模问题（1849至1941）一、人口、面积、密度：变迁和比较
1895年，法租界的人口才接近1865年的水平。此后，法租界的人口规模走势和公共租界一致，稳步向上，节节高升。法租界的平均人口密度在1865年左右高达7.3万多人每平方公里，此后随着人口规模的下降，人口密度也相应下降。邹依仁指出：“拿两个租界来说，法租界的人口密度要比公共租界的人口密度为高。”总体说来，法租界人口规模和人口密度的变迁状况和公共租界非常相似。二、法租界关于人口流入问题的应对之道
人口继续从各地迁入，人口的总量持续上涨。法租界那片不足1平方公里的地方，越来越拥挤。再一次，法租界政策制定者们选择的道路是扩大面积以容纳源源而来的人口，并由此获得经济上的收益。1899年6月底，法国总领事白藻泰和法租界从始至终都是通过向外扩张地界的办法来获得更大空间以容纳源源不断迁入的人口。在应对人口迁入的态度和方法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是相同的。三、法租界的运行制度和特征异于公共租界
不同于公共租界所实行的商人团体基本自治的城市体系，法租界的管理完全依赖领事一个人。如果公共租界的地位更加接近自由港的地位，那么法租界则像是一块受巴黎政府管辖的殖民飞地。四、法租界的城市规模与城市治理
和公共租界一样，法租界深刻地改变了那片区域的地理景观，原本是农地和荒滩的那片地方变成了一个高度现代化的繁荣都市。法租界在交通运输、市政建设、公共卫生、警务治安等方面取得的进展都足以和公共租界比肩而令其他许多城市相形见绌。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法租界巡捕房在“经过了多次改革，在20世纪初实现了军事化和职业化同时迈进的目标”，通过从巴黎警察局引进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以及调入北非和印度支那殖民地警察人员，上海法租界的警察不仅融入了法国殖民帝国的警察系统，而且在警察职业化和现代化方面越来越成功，在20世纪30年代成为法国在远东的模范警察代表。第三章 条约时期上海华界的城市规模问题（1845至1937）一、上海华界的面积、人口和人口密度：变迁及比较
上海辖区事实上就是上海县的辖区，其位置和面积几乎没有变化。它包括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地区，沪南区、闸北区、蒲淞区、洋泾区这四个区，引翔乡、法华乡、曹行乡、漕河泾乡、塘湾乡等15个乡的地区，总面积为557.85平方公里。1865年的调查显示上海华界的人口总数约为54.3万。人口规模的增速方面，上海华界的人口在1852年到1937年这85年间翻了两番。这个增速和同一时期上海两个租界的人口规模增速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90多年的时间里界内人口规模扩大了上千倍。当然，租界设立之初，界内近乎不毛之地，而非成熟的城市，租界人口规模的基数非常小，所以直接比较上海华界和租界的人口增速，其意义是有限的。二、19世纪的上海华界
租界设立之初，上海华界对其多有嘲笑鄙视之情。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租界初成规模，并且让华界在市容市貌、生活品质等方面均相形见绌时，上海华界的朝野人士开始反思并采取行动。从1870年代开始，华界的官方和民间就积极效仿租界的管理制度和办法，新办一些城市设施方面的公共工程。这一阶段，上海华界的主要关注点是改善老城区的城市环境，学习租界的城市管理办法。所讨论的多是具体的市政改良方案，如疏浚水沟、架设路灯、粪桶加盖之类，尚未触及城市规模和新城建设等宏大议题。三、清末地方自治运动时期的上海华界
官方和民间在讨论上海华界该如何应对时，已经不再单纯呼吁学习租界的城市管理经验与制度，而是也议论起如何防范租界对华界的侵夺了。这对上海华界的走势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政府和民间人士都竭尽全力制止租界当局向上海华界的扩张。四、民国前期的上海华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确立起对上海的统治。这17年间，整个中国的政坛跌宕起伏，上海华界的实际控制权也屡屡易手。然而，从城市发展的角度去看，这17年无论是谁掌控上海华界，都没有出现限制城市规模、抑制外来人口迁入的思想或政策。而这17年间，孙中山、张謇、丁文江等人关于上海发展策略的设计虽然各不相同，但总体倾向都是朝着扩大上海城市规模这个方向的。五、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上海华界
上海特别市政府成立之后，先后接收了沪北工巡捐局、上海市公所、上海县清丈局、淞沪商埠卫生局、浦东塘工善后局等机关，把华界各个地区都置于市政府的直接治理之下。当时租界依然在积极越界扩张，而且在工商、政治等诸多问题上时常和国民政府发生冲突。六、结论
上海自设立租界以来，就形成了华界和租界并立的“一市三界四治”的局面，要讨论条约时期的上海城市规模问题，不分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而笼统地进行论述是不合理的。本章仔细梳理了上海华界从产生到落入日本占领者之手的这九十多年间城市发展思想及其实践，通过逐个时段的分析，结论相当清晰：绝大多数时候，华界中关于上海城市发展的策略讨论与实际执行的政策都朝着扩大上海华界的城市规模这个方向，在整个条约时期，上海的华界并没有推行过限制城市规模的政策。第四章 1937年至1949年的上海城市规模问题一、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1937至1945）
日军占领时期的上海都市计划中，《上海新都市建设计划》进入了实施阶段，主要是实施了江湾机场及部分住宅和道路的建设。1942年后制订的计划，基本没有进入实际操作层面。从计划本身来看，日伪时期的一系列计划具有极为明显的军事色彩和异国占领色彩。和此前国民政府的大上海计划及其后国民政府的大上海都市计划相比，日伪时期的上海计划非常明显地注重军事准备、服务于异国占领的目的。而国民政府的上海计划则主要从经济建设的角度，以和平环境作为前提假设来展开规划。但日军占领时期一系列的大上海计划没有明确提出系统限制上海城市规模的思想，却认为上海这个大都市“势必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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