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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师永刚

出版社：作家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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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代.卷一试读：

序章：围观者记录的中国时间

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的中国观念，

傲慢或者偏见，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

关于选择美国的几本主流媒体作为对中国现代历史记录的补充的想定。

西方如何认识中国？他们如何发现中国，发现同样的一件事的背后与我们认知不同的部分。他们的立场，以及价值观，甚至他们为什么会记录，对于中国人来说也许并不重要的某一部分事实，或者他们发现的与我们同样经历的历史有着截然不同的认知，或者判断。巨大的差异，甚至立场鲜明的对立，或者干脆就是隔山打虎的胡思乱想的结论，但一切就这样被他们记录了。

这种无奈也许从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在19世纪的时候，马可·波罗或者西方的探险者就开始了他们自己的亲历记事。故事像是发生在天国，遥远、神秘、华丽、伟大、传奇、辉煌，这些献辞天生符合历史中对于1900年或者更早的中国的历史描述。而其后的历史则在1900年之后的西方目击者中，开始变异了。他们对于中国的好奇，像对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中的神秘事件的仔细探听或者历险。帝国的崩溃、新世界的出现、落后愚昧的农民和军阀、帝王式的新统治者，溥仪、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日本人、美国人，“二战”、抗战、帝制、新共和以及政权，革命者的红色苏维埃、新中国，逃到台湾的中华民国，英国、葡萄牙遗落的两个殖民地……“文化大革命”、伟人的离去，开放、奥运……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百年经历如此多的巨变，如此多的灾难，如此多的奇迹。这一切全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三代人的眼前发生了。这个百年如此丰富，又如此经历不凡。而这样的历史，在每个记录者的笔下都发生了变异。那些历史的撰稿人所写的“正在发生的中国时间”，则不断地提醒着我们，他们对于这段历史的真实图景或者假象，甚至误解。

东西方的经纬使东方人与西方人的认知如此截然不同，却又高度一致。共同的利益以及对于世界的想象力，包括我们需要发现的事件的西方位置，对于行进的、改革的、开放的，以及更加希望得到认同的中国人来讲，如此急切，也更加重要。

而对于身处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来说，这一切意味着他们需要更多的坐标，或者路牌。

而在更多的路牌中间，在中国的这一百年间经历天翻地覆变化的时候，美国——这座世界文明突然出现的高峰，则在平静地延续着他们的历史。而他们所拥有的价值观或者文明，使这些围观者们，则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记录着远在东方的中国。

这些记录者中，就有《时代》周刊的背影，就有《纽约时报》的眼神，就有《纽约客》的文化注视，就有《新闻周刊》的报告中的只言片语，就有已退出历史舞台的《生活》杂志的中国影像……

美国人的主流媒体群所记述与想象的一百年间的中国，代表着某种文明对于另外一种文明的打量，甚至好奇。一部美国主流媒体群版本的中国百年现代历史，就这样无意中形成了。

这些媒体在中国的声名之大远超过中国人对它的了解。如《时代》周刊，这本号称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美国新闻杂志，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美国人所描述的“历史的基本草稿”。它巨大的被“神话”了的影响力与它所谓的“《时代》好像是由一个人之手写出来给另一个人看的立场与记述”的风格，使这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的杂志，不仅成为美国人创立的价值观下描述世界历史的方式，甚至许多世界知名的新闻周刊，例如美国的《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德国的《镜报》甚至中国的一些著名杂志在封面设计、内部新闻的分类上都借鉴了《时代》的方式。

但这本杂志对于中国人来说仍然很陌生与神秘。许多中国人只知道它的名字却很少见到过这本杂志的全面目。这个悖论具体体现在一些知识分子或者学者或者一些可以真正接触到这本杂志的人所制造出来的假象。至少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今天，我们可以无数次地听到《时代》所评选出的某人成为它的封面人物，从《参考消息》或者官方的新闻机构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让许多人对这本神秘的、陌生的英文杂志心生好奇。它是西方的官方新闻代言。这种可怕的价值观就这样在一部分中国读者的心目中诞生了，哪怕这是一本自由主义至上，甚至它的创办人卢斯或者历任的主编们所曾经持有的反华立场。虽然这一切在卢斯去世前数年，反华态度才开始有所转变。中美建交后，对华报道才变得比较充分、客观。

关于《时代》对于中国的报道的开始，许多人都把这归结于曾在中国游历过的卢斯的中国情结上，但我更愿意认为，这一切只在于《时代》作为一份世界级杂志的雄心与对中国的尊敬而进行的遥远的描写，而卢斯的中国情结恰好成为一个理由而已。精明的卢斯很早就发现了中国的重要，他在最早创刊的前三期就开始零散地介绍中国。虽然只有几百字或更少的介绍，但系着辫子的中国，走向共和的中华民国，仍然被他们快速地介绍给美国。中国就这样偶然地出现在了这份杂志上。一位资深的媒体研究者称，“在早期，《时代》对中国的报道涉及政治层面的比较多，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中国开始在世界的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时代》也相应加大对中国报道的力度，同时也拓宽了报道的范围，把中国的文化、体育、教育、经济等多个层面的东西介绍给世界。”《时代》杂志告诉世界的中国是这样的：他们刊登了至少500万字关于中国的报道。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蒋介石、宋美龄等50多位中国人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更老牌的《纽约时报》对于中国报道的介入，则可以延伸至晚清。这家自19世纪中期创刊，历经150余年仍踞美国乃至西方主流媒体的领袖地位的老牌报纸。至少在1854年，就有文电从晚清的北京传送至遥远的纽约，而晚清的中国，正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从神秘封闭的东方老大沦为“东亚病夫”，帝制遭遇千年未遇之质疑，士大夫政治没落，积弱之国，以及西洋初遇中华时的碰撞，都在遭遇前所未有之变。《纽约时报》以当时中国人还未具备的近代眼光和技术，即时、全面、连续地观察和记录了这段历史，这种跨越百年的文献式的报道方式，令人惊叹。而由《纽约时报》的晚清变局之报道集《晚清的帝国》，在中国出版后，更是以其独具一格的报道模式与视角，而被评价为“这是力图以时报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伟大尝试”。而这家报纸至少自晚清至今，刊发了关于中国方面的报道达数千篇，近百万字。这种独特的美国主流报刊群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进行了实证的探索。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关注与《时代》上的中国，相映成章，一个即时性的甚至带有美国式的中国观就此形成。而他们这种连续性的报道，则间接地撰写了一本独特的美国史观的中国的现代史。

另一本虽然已走入历史的美国《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了他们认识的中国。那些他们理解的中国人的肖像，拂去历史的尘埃，仍可以清晰地看出当时的中国表情，带着初次面向世界的生涩与腼腆。这些美国主流媒体所描述的中国，代表着美国人对于中国自晚清以来的观察，以及认识。

这份报纸对于中国的某种关切，更多的时候在于他们试图找到了解中国人的方法。而他们在自己的20世纪80年代的某一天的报纸中关于美国观察中国的方式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中国不是一块‘禁地’，在空中已有间谍卫星的年代，已经没有‘禁区’”。中国领土的总面积比美国50个州的总面积稍大，在美国侦察卫星的镜头下，中国的一切暴露无遗。然而在世界上众多的国家中，数中国最为神秘，其神秘令世界好奇。……

对这个问题，有两个答案，一个很容易理解，另一个则让人吃惊。第一个答案是美国对中国了解并不多，因为中国非常神秘，从而掩盖了一些事实，让人捉摸不透。另一个让人吃惊的答案是，美国对中国的了解除了有可能比不上苏联，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

一个在中国研究了20多年中国问题的专家说：“‘汉学’现在在美国非常流行，现在美国有10个比较大的和50个比较小的学术中心在研究中国，约有5000万美元的私人捐款最近用于这方面的研究。”

对中国的观察与研究已成为美国政策演变中不可缺少的基础。为了取得必要的资料，做出现实的分析，美国政府和学术界的专家们都在利用大量各种各样的公开和非公开资料。美国最大的领事馆位于中国香港，在那里有一个翻译组，收集和分析大量的中国期刊，有些期刊还是从偏远的地方偷运出来的。北京的电台广播以及其他一些内部电台的广播，都在美国设在中国周边的先进侦听设备的监听之下。无人驾驶飞机、高空飞行的U—2飞机和卫星照相记录下公路、铁路、钢铁厂、油井、核工厂、导弹射击场和军队的行动。他们很早就预报了中国3颗原子弹爆炸的时间。这种围观者的心态在《时代》杂志以及后来的《新闻周刊》的字里行间弥漫，到处都是他们无法想象的世界，有关中国的信息量如此之大，以致政府和学术界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面临同一个问题，即如何去梳理和鉴别这些资料。

这就是他们分析出来的中国的方式。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分析方法包括认真阅读中国的报刊，主要是两报一刊，他们会从上面领导人的排位来分析出领导人的地位以及政治动向。他们甚至会认真地分析一些中国人甚至也不在意的《人民日报》社论的字眼，或者公报中的部分说法，这些美国人就从与我们一起所看到的报刊与宣传中，推断一个他们所要认识的中国。比如他们会从报刊上毛泽东的出现次数来判定他是否得病了，而数个关于毛生病的不实的推测就在这些报刊上出现。以至于中国与西方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互动，一旦有这样的猜测出现，中国方面必然会安排这位领导人在公众中出现一次，比如让毛接见一位无足轻重的来访者，而邓小平的复出也是如此，他在被打倒的一年后，突然出现在了一次宴请中。这些就是美国人描述的中国政治，以及他们认为的中国故事。

而现在，美国人了解中国显然比以前容易多了，互联网打开了这扇窗户。现在的问题是，关于中国人的信息浩如烟海，突然扑面而来，这反而增加了他们寻找有效信息的困难。因为更重要的信息与情报被淹没了，他们必须要找到相匹配的方法。

但显然，我们仍然可以从这几家主流的美国媒体上看到仍然是误解或者可以卖出大价钱的关于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中国读者非常不能理解，甚至部分地导致了他们对这些媒体的不信任。奥运期间的CNN，就成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标靶。但形成这种误解的原因，则在于“那些编辑和选取这些新闻的人只不过是服从于他们这个行业里的市场原则，越负面，越有人看；爆炸性新闻是最有市场的；好消息等于没有消息。”“很多中国城市居民对日益提高的生活水平感到比较满意，不会成为帮助报纸热销的头条新闻。”这个由美国著名学者罗德所讲述的关于西方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想象与报道模式，代表着美国主流媒体的基本价值观。一切首先得是卖点，然后才是政治的平衡。

从一本或者更多的美国报刊里发现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我优越感，以及对于另外一个国家的嘲讽或者居高临下的偏见，在《纽约时报》《时代》《新闻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的字句里，俯拾皆是。他们描述中国的态度带着冷战时代的政治见解，甚至误解。

这些媒体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辞充满着意识形态气质。大部分的描述除了让现代中国人充满好奇与神秘甚至新鲜之外，更多的部分则是一些误读，他们大量的美国式隔山炮般的解读，使这些描述的准确性充满着想当然的结果。甚至把一些他们不熟悉的人的故事加到另外一个人的身上，那些初出茅庐的新记者们会用大量的形容词来表达他们对于某个人的情绪性的描写。而这种方法也体现在《时代》、《纽约时报》等报刊上，即使他们的记者还不能常住中国的时候，也大致如是，这使他们某一时期的报道看上去令人吃惊，如此明显的错误甚至猜测会出现在这些以独立报道闻名的报刊上。而这些错误多次被他们所报道的中国人诟病，甚至怀疑他们的真实意愿。这种报道的不专业违背着基本的《时代》价值观，或者《纽约时报》的独立性。事实上，对于《时代》杂志的卢斯来说，价值观在他喜欢中国的蒋先生或者台湾的时候，就开始有失公允了。这使我们对于任何可能坚决地持有公平的价值观的写作略带着有些绝望的心情。

当我看到一些将自己定位为中国的《时代》或者中国的《新闻周刊》《纽约客》的媒体的时候，这种盲目的比拟，让我在看完这将近百年间的记录时，略有些遗憾。甚至我认为，在做任何一本杂志的时候，或者一份报纸的时候，所持有的绝对公平都只是一种愿望，而以《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为首的美国报刊群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使用着美国式的误读方式来表现中国，这些才是值得中国人警惕的地方。

世界如何认识中国与中国如何了解世界是同一个命题。《参考消息》代表着中国人对于外部世界的渴望，而这份报纸在当时的中国只有某些级别以上的人才可以阅读到。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份报纸成为中国人了解西方世界最权威、最客观的平台，而这份报纸则是由中国的官方通讯社创办。与包括《纽约时报》《时代》《华盛顿邮报》在内的西方媒体上的大量版面上对于中国人的想象式或者偏见式的报道不同，这份报纸完全清晰而客观地直言照录。尽管他们提供的全是西方的主要媒体的声音。但这些来自英语世界的媒体的偏见与他们的真知一样突出。

阅读《纽约时报》《时代》《生活》的过程是一种被他人的视角给提醒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旁观者的姿态的重要性，会意外地发现中国的另外的历史。他们描述的这种心态与姿势，无法复制，甚至有着令我们惊异的好奇。我们看到的与正在经历的事物原来在另外一个人的视野里是这样的，这使我不断产生阅读好奇与有趣的体验。我们看到的美国是什么，中国对于一个西方人，对于一个美国人竟然如此神秘、猜测，甚至敌意，以及根本言不及义的空想，天哪！历史在各地的描述如此不同，并且产生着可怕的分离感，另外一个人的感受竟然会与亲历者如此不同。历史的细节与描述方式的不同，正在产生着另外的结果。

回头看《纽约时报》的150年、《时代》周刊70年间的历史，发现时间宽阔，事物如此不太清晰，不太敢相信描述者的立场与价值观，但我们应当相信的是：一些人对于另外一些人的看法，一些事物在成长时的面貌。那些意识形态统治的60年代以及70年代；经济意识重归的80年代与90年代；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人又开始了赞美或者惊讶。当然更多的理性仍然在这些主流的美国报刊中偶然出现。民族意识、大国心态，以及资本主义的优越感，甚至偏见，尽可能公立的价值观，或者美国意识，或者更现实的心态，这些都出现在这些如此重要的报刊中。

这使我们发现，其实任何一家媒体都带着那个时代的体温或者呼吸，或者大蒜的味道，西红柿的鲜浆。而我们必须站在当年的立场与历史现场，去重视这些文字，也许他们除了《参考消息》外，还会传达另外一部分局外人的目光。

这可能就是这些美国人撰写的中国“旁观史”所带给中国的价值。在今天，我们想要通过这些文字，描述出中国在世界的视野里的样子，以及美国人或者西方的视野里的中国变革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些文章提供了我们可以借鉴的历史，可以确认的自信，以及参考，这种变革通过美国人的视野呈现着新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代表了这些媒体对于中国的致敬与赞赏。

这就是那些所谓的美国主流媒体所撰写的关于中国的百年变革史的意义。本书犹如一本中国版的《光荣与梦想》，正在述说着我们尚未发现的中国的秘密。

01 1930-1934年 登上宝座的蒋宋王朝

中国的大多数报刊最近都在猛批蒋委员长，斥之为懦夫和叛徒。其一，他不向英勇的上海19路军增派援军；其二，在外交政策上他不对日宣战，而是寄希望于国际联盟。稍后，媒体对委员长的态度略为好转，因为他有可能回心转意——尽管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指望他抗日。

……

蒋介石的关税政策调整，不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致使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机。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

……

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牯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林森是现在的总统）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力。这个决定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顶）。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

紫禁城宝藏南迁

从庞大的红色砖石建筑群——紫禁城巍峨的门楼到北平火车站，所有交通均被中断。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的士兵沿路把守。在各个战略性中转站，备好水、水龙头、软管的队伍（自愿消防队）整装待发。他们所要应付的可能是暴乱、大游行甚至国葬。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的确是一次国葬。一队队穿着破棉袄的苦力拉着嘎吱作响的两轮车和独轮车通宵达旦地奔跑在马路上，车上是高高堆起的大小箱子。第一天晚上，有3000只箱子被运走，第二天882个。中国清朝帝王们250年间聚敛的价值2000万美元的财宝，就这样被南迁到了南京和上海。

远在北方的爱新觉罗·溥仪，正思忖着何时能够重返故园。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一班人马也正在期待着春天的到来——届时道路解冻，他们就可以直驶北平，把爱新觉罗·溥仪扶上紫禁城的龙椅。

在那屋顶镶嵌着琉璃瓦的深宫大院里，爱新觉罗·溥仪降临人世。他是老谋深算的皇太后至爱的外孙，正是这位皇太后让他成为“大清”王室的继承人。1911年“大清”帝国灭亡之前，除趁义和团叛乱时抢劫紫禁城的英法士兵外，全世界涉足这片皇家禁区的白人不到20个。直至1911年，这里仍然汇聚着无数的奇珍异宝：黄金、绿玉、宝石、瓷器、古画和雕刻。这里是自印度莫卧儿帝国崩溃以来，世人所知的最大宝藏。

1911年后，爱新觉罗·溥仪获准偏安紫禁城一隅。1924年，冯玉祥将军把他赶出紫禁城，同时也把他赶进了日本人的怀抱。自“大清帝国”灭亡以来，溥仪所继承的财宝渐渐流失，这儿一个瓷瓶，那儿一个玉碗。但即便如此，幸存下来的宝贝仍足以让游客们看得眼花缭乱。

国民政府决定，如果溥仪春季重返老家，那么他的“老家”一定要空无一物。此外，财宝南迁还有另外一个理由：仓促重建的中国首都——南京一直对北平的豪华气派耿耿于怀。南京坐拥紫禁城的财宝之后，这座新城将增添合乎一个伟大首都的高贵。

痛失东三省，“少帅”掌权

中国也出现“新政”。华北的北平政府大换血，连政坛新贵、“少帅”张学良也出局了。主政者蒋介石委员长从华中赶来，手操生杀大权，威临北方。铁路线上一列列中国士兵尾随而至，他们领着军饷，装备着步枪、弹药甚至机关枪、轰炸机等先进装备。

委员长精明至极，并不想与日本开战，于是把无望而徒劳的任务交给了“少帅”张学良——结果他痛失热河。“总指挥列车”停靠距离北平90英里的保定站——“新政”就是在这趟列车上隆重实施的。垂头丧气的张少帅要求辞去华北统帅的职位，但两天后委员长予以“拒绝”，令其颜面不失。同时，张少帅通电，其所欲所求只是为国献身，希望亲率所属中国军队抗击日寇。通电公布之后，张少帅搭乘三引擎豪华座机，从北平飞赴安全的上海公共租界，他打算马上乘船前往欧洲。至于热河和北平地区困境中的15万中国士兵的命运如何，他则无暇顾及。少帅以极具中国风格的方式通电逊位：“痛失东三省（严格来讲是满洲里）后，学良竭诚补过，但今又失热河，使余深信不宜延续指挥重任。余上负政府督察之殷，下无以对国民付托之重。

过去数月，学良历尽坎坷，加之时局突变，余若恋栈一日，当更为愧疚。倘余殒命，亦无益于政府，无益于时局。故请政府准免本兼各职，以示责罚，并另用贤能。”

张少帅那令人生畏、赫赫有名的父亲——大帅张作霖是将长期留在中国人记忆中的历史人物之一。他白手起家，最初是人人鄙夷的苦力，后来则干起盗匪掳杀的勾当，最终成为满洲里的土皇帝。1926年攻陷北平后，张作霖实际上自立为帝王式的独裁者，在平等的条件下与外国政府交往。张大帅喜欢喝老虎的热血，当春药之用。无疑，他是末世君主之一，治下是颓废无度的朝廷，只要他一说出“砍掉那小子（或女人）的头”（他也经常这么说），谁都会变得服服帖帖。“少帅”张学良是张大帅的长子，他也沾染过诸如吸食鸦片之类的恶习。在日本（资助张作霖的国家），他实际上被视作王储，常常像威尔士亲王爱德华一样参观日本陆海军秋季演习。1928年，因专列遭炸弹袭击，张大帅遇难，“少帅”张学良深信，这种行径只有日本人干得出来。

父亲遇害后，张少帅痛定思痛，不愿维系张家王朝与日本心照不宣的联盟，故改弦易帜，投靠由“主席”，即现在的“委员长”蒋介石领导的南京国民政府。18个月前，日本终于毫不留情地把少帅赶出了满洲里。北平洛克菲勒医院根治了他的毒瘾，但为时已晚。日本得寸进尺，步步围逼，直至攻陷热河。“少帅”不得不离开中国——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日后不能重整旗鼓。年初传言，加拿大皇家银行和蒙特利尔银行收到了张少帅的存款，月息高达50万美元。

委员长的南京政权

蒋委员长仍然幽居在专列上，没有进入北平，而是派心腹、最信任的助手何应钦出任北平市长，统辖华北。何应钦是一个先后参加过多次运动的老字辈，现任中国军政部长。何应钦立即调派中国军队赶往长城脚下。从濒临海岸的山海关到远在北平之西的内蒙古边境线，250英里的漫长地段，已陷于日军控制之下。

蒋委员长坐在指挥车里，随时都可以后撤。他浏览着来自东京的电文，日本外务省新闻发言人有如下一段话：“我军从山海关推进，60日内足以扫平整个华北，然后就会撤退，把华北交给最可靠的华人。”在日本看来，愿意向爱新觉罗·溥仪宣誓效忠的军阀就是“最可靠的华人”。溥仪做过皇帝，现在又成了日本控制下的满洲国执政者。日本人把他称作“溥氏一世”，也许他将很快荣膺“溥皇一世”。

蒋委员长是个叱咤风云而又反复无常的人物，一定程度上是他使中国走向了统一。自1926年起，他就成了中国的第一号人物。

蒋介石出身于盐税官世家，1911年毕业于东京军事学院，回国时适逢辛亥革命爆发，蒋介石加入革命斗争。他于上海的革命军服役，隶属其良师益友陈其美麾下。到1923年，他已深受伟大的孙逸仙博士赏识。孙博士把他送到了莫斯科，他在那里获得苏维埃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大量军火。蒋介石在1925年成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在1926年7月发动北伐，这次军事行动成功地击败了当时控制中国北方的军阀，率领国民党统一全国，成了“主席”。

1927年，“主席”抛弃苏联盟友，转而致力于在中国消灭共产主义。除了曾在日本短期休养外，他一直生活在南京，只是在日本进攻上海危及南京时，他才逃离政府所在地。如今，南京政府已获得各大国的承认，各沿海省份包括大约半数的内陆省份都承认它的权威。

组成南京政府的各个部门不叫“苏维埃”，而叫“院”。如同在俄罗斯，所谓的“主席”（现为林森先生）和“行政院长”（现为汪精卫先生）都不太重要，国家实权集中于蒋委员长及其内兄、财政部长宋子文（“T．V．宋”更有知名度）手中。就地方局势而言，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天性使得全国各地军阀（如山东省著名军阀韩复榘）的独裁统治显得有章有序。

尽管能干的韩复榘随心所欲地处置山东省的财政收入，不让它们落入宋财长的口袋，可他还是把山东与各国以及国际联盟的外交关系交给了南京的外交部长罗文干——罗文干代表全中国撰写和接收外交文函。《纽约时报》记者肯思从南京发回报道宣称，中国的大多数报刊最近都在猛批蒋委员长，斥之为懦夫和叛徒。其一，他不向英勇的上海19路军增派援军；其二，在外交政策上他不对日宣战，而是寄望于国际联盟。稍后，媒体对委员长的态度略为好转，因为他有可能回心转意——尽管没有多少中国人会指望他抗日。备受国耻之辱的成千上万名学生高呼抗战，与同仇敌忾的儒雅先生们围坐在一起，群情激奋地讨论着整个危局。

疲于奔命的蒋介石

中国各地动荡不安，战火连绵。不过，这是一个地域广袤的国家，烧杀掳掠的中心地带相隔数百甚至数千英里。牢牢驾驭着中国这匹剽悍烈马的，就是蒋介石，他使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而又饱受战乱之苦的国家走向了统一。

蒋介石通过一场大内战，从广州打到北平，征服了中国。对他来说，6场大叛乱还不至于令人惊慌失措。如果中国果真需要平乱，那么委员长将不得不分头应付60个方向，而不只是6个，因为就全中国来看，至少还有许多地头蛇似的“将领”在兴风作浪。在上海、广州、北平、汉口以及首都南京等大城市里，生活虽然艰难但还算安逸。皮肤黝黑的蒋委员长聪明过人，对于并不挑战中央权威的地方骚乱置之不理（他曾说，大多数骚乱还不如芝加哥的帮派火并有规模）。然而，蒋委员长遇到了一个令其心绪难宁的历史性时刻。

中国共产党的势力蒸蒸日上，他们领导下的苏维埃政府控制着南方的江西省及其附近地区大约2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这对蒋介石政权构成了真正的重大威胁。为发动一次“围剿”，他按照周密的计划买来步枪、机枪、野战炮、战斗机和各种弹药。为活捉共产党将领毛泽东、朱德或要他们的尸首，蒋介石分别悬赏10万和8万银圆。30万大军开赴战场，准备在蒋委员长的亲自率领下围剿苏区，但他又突然在南昌召集所有将领和顾问开会。南昌位于江西省，是其战场指挥部，周围正是星罗棋布的苏区。蒋委员长宣布，他有可能紧急赶往另一个更危险的地区投入战斗，转而把整个剿共重任交付给助手刘峙将军。

尽管军事委员会成员们均清楚委员长已决定赶往何处，但他们还是一本正经地分析了各个叛乱中心：

一、蒙古：这里是汤玉麟和刘桂棠两位将军的血战疆场，有报道说察哈尔省东部已沦为废墟。但是，这难道不是他们之间的“个人恩怨”吗？南京军事委员会就这么认为。他们觉得，在德王手下的将领们为蒙古人提升蒙古的地位时，蒋委员长已圆满解决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南京政府曾向蒙古派出使节——使节准许蒙古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也争取到由南京代蒙古执行外交政策的权力。由此，蒙古之乱可视作“个人恩怨”。

二、新疆：一个既有不毛之地又有富饶绿洲的省份，远在南京3200公里之外的大西北。狂怒的穆斯林人与被派来统治他们的装备较好的中国军队继续在那里展开激烈的游击战，新疆纸币已贬至面值的3%。但新疆脱离中国、加入苏联的危局似乎已经化解，这在部分程度上要归功于外交部长罗文干的英勇表现，他刚刚完成了出巡这片荒凉之地的“宣慰之使”。

罗先生报告说：“形势令人惊愕。试想近三年的时间里，我们与新疆之间的通商要道因形势动荡而中断，结果新疆的一切出口产品都流向了仅存的通道——苏联。”

新疆省主席蹲进了南京的一所监狱，罗先生斥之为“无故镇压”新疆穆斯林并在政治上向莫斯科摇尾乞怜。罗先生前往新疆时，蒋委员长还调派了随行士兵，新疆省主席正是被这些士兵逮住的。又传言新疆出现血案和叛乱，但鉴于该省极其偏远，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认为完全有理由先放一放。

三、四川：四川离南京大约1600公里，那里出现讨伐省主席刘湘的战乱。去年，刘湘打败自己的叔公、当时的省主席刘文辉，取而代之。中国人有时会略带夸张地说：“四川20年来战乱不断。”“刘侄”在战乱中似乎已稳居上风，蒋介石领导下的军事委员会英明地决定：只要他能坐稳“刘叔”以前的位子，就由他去吧。

四、广州：广州是中国第四大城市和“革命圣地”，蒋委员长正是从这里跟着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逸仙博士——“中国的乔治·华盛顿”起步的。也正是从这里，蒋委员长挥师北伐，征服全中国——部分程度上得到了俄罗斯及受训于莫斯科的宣传员们的帮助，但也正是这些宣传员使其军旅走向纷争。高歌猛进之际，蒋委员长没太注意，苏维埃政权的种子已在他身后的中国土地上发芽、壮大。

过去几年来，南京政府曾向敌对的广州政府提供资助，而广州政府一边拿钱一边和蒋委员长的反对派们一唱一和——时而秘密，时而公开。广州的公然对抗演变为厉声怒呵，陈济棠将军领导下的广州政府通电南京，要求蒋委员长下野，而此前广州政府刚刚接受了南京意图收买它的一大笔资金。

五、福建：福建事变使蒋委员长遭受致命打击，他不得不从江西的反共运动中抽出身来，召集军事委员会。

11月，毗邻广州的福建省宣布“脱离”南京。大胆的福建叛乱势力竟然宣称他们而不是南京，是代表全中国的合法政府。他们公然挑衅蒋委员长，宣布其军队将由蔡廷锴将军领导——他是英勇保卫上海的19路军著名指挥官。原19路军余部通过招募新兵恢复了元气，他们将在蔡将军的率领下继续战斗。更重要的是，福建新政府拥有华南政坛奇子陈友仁做其“智囊”。正是他对南京政府构成了潜在威胁，也正是他迫使蒋委员长匆忙召集军事委员会，并动员精锐之师，亲征讨闽。

坚强、热情、沉默寡言的陈友仁，他出生于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南部的圣费尔南多镇，从小接受英国教育。最初跻身伦敦律师界，许多中国仇敌说他“不能说汉语也不会写汉字”。

中国大多数政治人物的英语流利，陈友仁无须借用生硬的汉语口诛笔伐。已故的伟大先行者孙博士领导下的原广州政府曾聘用他为法律顾问，之后他的口诛笔伐为他在中国赢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1932年，陈先生与征服者蒋委员长翻脸，之后他的满腔怒火一发而不可拾，斥责蒋委员长“封建思想”、“政治上不诚实”、“对日本屈膝投降”，是一个“将会搞垮国民党的没有灵魂的独裁者”。

蒋介石正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征服中国的，南京也仍然称作“国民政府”。陈友仁足智多谋的才能再次显现出来，广州政府不但要求委员长下野，还要求南京政府改组，让国民党发挥更大的治国作用。中国没有选举，国民党领导人都是白手起家的政治家——比如陈先生，威望就是权力。南京和北平的政治人物代表国民党内的保守势力，福建和广州的政治人物则代表激进主义——即使不是也接近。福建事变和广州通电的真正意义在于，华南政治势力发起了新的攻势，以期摧毁他们所说的南京“宋家王朝”——这是南京政府的真正靠山。

蒋宋家天下

长女宋霭龄是本家族的预言家，她支持“老查理”急不可耐地把次女庆龄嫁给首任大总统孙逸仙。数年后，孙逸仙逝世，继承其衣的蒋介石征服了全中国。这时，宋霭龄表示：“我宋家可大受其益。”尽管蒋介石是个已有妻室的佛教徒，而宋家皈依基督，但在蒋介石撇开原配、转而与小妹宋美龄结婚时，宋霭龄还是同意了。宋霭龄本人则嫁给了孔子的第75世孙孔祥熙博士，她的弟弟宋子文成为财政部长——其鼎鼎大名更以“T．V．宋”为各国政府所熟知。这样，仅仅一个家族的触须就分别伸向了中国伟大的首任大总统、今世的征服者、位高权重的财政部长以及中国先哲的75代孙。

宋家的温馨和睦不可能万世永固。陈友仁以其惯常的敏锐，选中了一个最佳时刻来攻击宋家王朝，即中国政府。

一个月前蒋委员长和内兄宋子文发生不快，结果宋先生辞去财长一职，委员长的姐夫孔祥熙继任。但在中国金融界，宋子文是无可替代的人物。孔博士和蔼可亲，德高望重，但没有妻子宋霭龄精明。宋先生是唯一一位使中国实现预算平衡的财政部长，也是唯一一位曾经威慑骄奢淫逸的中国军阀们的财政部长。不幸的是，宋财长鼓动中国从日本手里夺回满洲国，借此使自己成为备受欢迎的人物。蒋介石清楚，他的军队如今还打不过日本，他也讨厌金融家干预政治。阴谋诡计和流言蜚语使宋蒋两人更为疏远。蒋委员长意识到自己不得不迎接福建和陈友仁的挑战时，宋先生实际上是在袖手旁观。

突然之间，7艘轮船满载精兵良将，出海平叛。上海宣布戒严，军列隆隆驶向福建陆战前线。委员长还从南京派出了几个航空队，战斗机雷鸣般划过天空，带给福建的不只是炸弹，还有传单：

致19路军：

同志们！速解散伪福建政府，否则南京政府将予以彻底消灭。总司令蒋介石

西藏故事：政治与宗教的暗中较量

1934年1月的一个夜晚，北平的夜空中，一弯纤弱的月亮慢慢地从天空升起落下，遮挡住土星和启明星，使它们反射出的暗红光芒不为人们所见。一些穿着黄袍的佛教徒正在北平年久失修的喇嘛庙内举行着典礼仪式。信徒们手转法轮，口诵佛家六字真言：啊、嘛、呢、叭、咪、吽。

三天之前，在北平西南大约1600公里，达赖喇嘛在布达拉宫以60岁的俗间年龄撒手人寰，去了极乐世界。布达拉宫是他在西藏拉萨的一座要塞式宫殿。死者是第13世转世佛祖，西藏及许多地方的佛教圣地的绝对统治者，也就是人们熟知的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自从7世纪佛教徒从印度跨过喜马拉雅地区奔腾汹涌的河流和暴风雪肆虐的高原进入西藏后，藏族人就开始接受他们的信仰——喇嘛教。一个严格的等级制度被建立起来，具有等级制度和祷告仪式。

15世纪，经过教徒向黄教方向的转变以及宗教改革，喇嘛教根据需要形成了一套理论和仪规，确立两个在世人形活佛。一个是达赖喇嘛，当今西藏的统治者、布达拉宫的主人、全体西藏人的在世活祖、“宽大慈悲的活佛”；另一个是精神统治者班禅喇嘛，主持扎什伦布寺，称为“无量明佛”。

班禅喇嘛和达赖喇嘛的继任人是根据西藏等级制度来决定的。其中任何一个喇嘛死后，他的灵魂会立即寻找到一个安身之处，这就是一个藏族婴孩的躯体，不分其家庭地位高低，身份高贵还是贫贱。一些预兆将向神职人员和喇嘛们提示，哪一个孩子将是下一个在世活佛。在成为新的在世活佛之前，他要进行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在经文寺院受训，他的家庭地位也将会立即得到提升，享受国家的特殊照顾。

关于达赖喇嘛，挑选的方法是将候选婴儿放在玩具等小饰物前，其中放有前世活佛的遗物，先摸到遗物的孩子就成为达赖喇嘛。然而，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办法一直没有使用过。这次被选中的这个孩子叫那旺洛桑·丹增嘉措。

1893年就职后，这个达赖喇嘛就有别于其他人。他所有的前任都死得很神秘，并且很早。在西藏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话，也不足为奇，况且这里的医生一直按部就班地“用毒”。达赖喇嘛能有60岁的寿命，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几个世纪以来，拉萨一直被称作“禁城”，只有为数不多的执着的探险者和特使有机会拜访过此地。但是已故的达赖喇嘛，是一个具有现代品位的精神统治者。他头脑精明反映在他总喜欢用纤细的手指抚摸他的宠物——一只小老虎的毛皮。早在年轻的时候，达赖喇嘛倾心于俄罗斯，俄罗斯长久以来一直梦想从北方向印度接近。1904年，当英国人弗朗西斯·爱德华·扬赫兹本德上校率领武装特遣队进入西藏时，达赖喇嘛率其“朝廷”逃到了蒙古，最后辗转到达了北平。

他在北平受到了冷遇，成了有名无实的西藏君主，这使他产生了不可消弭的反对中央政府的想法。他再次返回西藏，西藏此时已经对印度开放贸易。一时间，他的生活还算平静：睡着锦缎被褥，用金钵吃饭。1909年，中央政府派代表进入西藏，迫使达赖喇嘛再度逃亡。这次他逃向印度，在那里受到了礼遇。他卧薪尝胆，决意把汉人赶出西藏，让英国人在西藏建立影响。

因为西藏人相信“珠穆朗玛之众神”具有猜疑和复仇的精神，所以达赖喇嘛总是拒绝探险家们攀登世界最高峰的企图。1924年，一支远征队有13名攀登者死亡，达赖喇嘛认为“众神将有8年时间不得安宁”。去年春天，在克莱德斯代尔·布莱克·麦克因泰尔的飞机飞过珠穆朗玛峰后，西藏便经历了一个特别糟糕的夏天。近两个星期以来，就在他圆寂之前，达赖喇嘛还通知英国，必须放弃有关飞越或攀登珠峰的计划。

作为300万藏族人的绝对统治者，那旺洛桑·丹增嘉措的一举一动都在俄、英的监视之下。

达赖喇嘛认为班禅喇嘛不能与他拥有同样的权力。1924年，一些西藏宗教界的掌权者同意达赖喇嘛同时占据两项职位，废黜了班禅喇嘛。此举令南京政府、蒙古和满洲感到震惊。那个个子不高、圆头圆脑、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被许多佛教徒奉若神灵。事实上，1931年的时候他在藏区外的影响极大，当达赖喇嘛乘坐他的第一辆汽车在拉萨兜风时，班禅喇嘛则正在满洲乘坐着他那鲜黄色的火车包厢四处巡游，为中国团结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之下而游说。国民政府每年付给他48万美元，并封他为“保卫国家传播文化的伟大而开明的活佛”。

现在，这位身材肥胖的班禅喇嘛正在蒙古活动。当达赖圆寂的消息传来，他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他的助手们希望他在北平宣布复位。同时，西藏的军队再次骚扰内地。班禅喇嘛的复位声明成为中央政府平息藏军，在西藏建立控制力量的一个极好机会。但是俄国和英国也同时在关注着西藏的局势。

内忧外患，国民政府酝酿财政对策

1934年7月3日，在蒋介石总司令的授意之下，中国的关税政策发生了引人瞩目的变化。这些变化是日本没有占领北平获得的报酬。新的关税政策将极大地提高美国、英国和苏联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的关税税率，同时降低日本向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的关税税率。为了让这一切尽量发生得很平静，中国的审查员被命令去阻挠白人记者用电报发送这条新闻。《纽约时报》的分析文章认为，蒋介石关税政策的调整，不仅仅使日本比其他对华出口国赢得了巨大的优势，还因为关税急剧降低，致使中国的棉纺厂、造纸厂、酒厂、煤矿和鱼市老板宣布他们无法在货币贬值的情况下同日本产品竞争，面临着破产的危险。各界人士的请愿书如潮水一般涌向蒋总司令，无论白天还是晚上，他都能收到怒气冲冲的电报。

来自中国海滨城市的报道说，日本的货船正在蜂拥而入，连船上的排水装置里都装满了货物，绝大多数日本在华的运输公司都额外租用了船只。中国的编辑面前堆着政府的命令，这些命令威胁说，政府将查禁任何“支持无知的商人的立场”的报纸。在一封电报通知中，蒋总司令愤怒地宣布说：“政府将不再容忍公众的无理态度。”

然而公众仍然抱着这种“无理态度”。蒋总司令于是在庐山牯岭镇的避暑官邸召开政府领导人秘密会议，讨论的问题很多，其中之一是起草新的宪法。这个宪法将使中国总统（林森是现在的总统）摆脱有名无实的地位，赋予他完全的权力。这个决定预示着蒋介石将自己当总统，搬进南京那座崭新的花费10万美元的白屋（白色的墙壁，蓝色的瓦制屋顶）。傀儡总统林森还没有胆量想要占据这座官邸。

在会议开始前，长着一双猫头鹰似的眼睛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对会议内容缄口不谈，其他人纷纷仿效，只有孔夫子的后裔、抽着雪茄的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除外。他在上海登机之前，突然觉得有必要对罗斯福总统的白银国有化政策进行评论。孔博士说：“我们也想实行白银国有化，但是，对中国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政府受到法外治权条约的制约。我们不想让价格飞涨，因为白银对我们的国家生活极其重要。”

孔博士指出，如果美国的白银国有化计划导致对这种金属的过度需求，中国将禁止白银出口。他使劲吸了一口烟，然后说：“中国应该准备立刻采取行动——实际上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如果有必要的话。”

总司令召集的会议上没有讨论的一个问题是，一位政府发言人非常平静地称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也是记忆中的中原地区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旱灾”。

来自中国心脏地带安徽省的官方报道说，现在有50万名农民几乎没有粮食和饮水，在苍黄的天空下同饥荒做斗争。几个星期以来，气温从来没有低于华氏100度，最高时达到120度。炎热烘烤着人们，使他们变得无精打采。

与此同时，中国南方的洪水也导致了饥荒。一场倾盆大雨使得河里形成了8米高的大浪，浊黄的浪花泡沫飞溅，咆哮着向下游奔涌。数以百计在河水里泡得肿胀的尸体又被冲进了大海。受灾地区的传教士总部发布的一条短讯说：“死亡人数难以估计。”

02 1935-1936年 日本人虎视中国

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圆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洲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在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华北。

与此同时，北方的日本人正忙着收紧风筝线。在北平附近的非军事区，日本浪人的挑衅最近激起了民变，中国农民占领了两座城市。早些时候，中国当地行政长官商震将军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授权后，坐下来与日本驻华北军代表多田将军达成了一项协定。

……

一些中国官员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也许最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而不是同日本国联合。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谨慎地说：“中国还没有被迫在日本和俄国之间做出抉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也许必须做出这一决定性的选择。”

……

蒋介石的“新生活”和屠杀

在工业化城市上海，一个中国苦力若想赚到相当于7美元的钱，他得辛辛苦苦，节衣缩食地干上7年。去年，一项声势浩大、形式新颖的慈善之举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上海市极具魄力的市长吴铁成开始组织穷苦的中国人集体结婚，每对新人只需交付7美元的费用。

到目前为止，一个典型的中式婚礼需要为请司仪、举办仪式支付高昂的费用，同时还得为新郎新娘所有的朋友准备充足的食物。这一切往往会使新人背上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务。因此，当吴市长雇到一个气派的管乐队演奏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时，想借办婚礼赚钱的人个个恨得牙根直痒。

市政厅搭起了一座引人瞩目的婚礼圣坛，当然上面的照片不是上帝而是孙逸仙博士，人们称他为“中国革命之父”。如同列宁在俄罗斯人心目中的地位一样，孙逸仙博士在中国人心中有着同样神圣的地位。57对新人站在1200名来自各个阶层的亲友中间，似乎有些缺乏自信。他们每两对依次走上圣坛。吴市长鼓励着每一对新人，让他们对孙博士照片三鞠躬，然后夫妻对拜两次，最后再向吴市长鞠一个躬。接着吴市长递给每个新郎一本用多种颜色墨水写就的结婚证明书，婚礼随之结束。

吴市长告诉那些蜂拥而至向他表示祝贺的朋友们说：“这只是上海在蒋介石总司令号召下所进行的革新的部分成果。从现在开始，每一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三，我都会组织这样的婚礼。筹备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已经有31对新人报名参加下个月的婚礼。这些都是蒋总司令伟大的革新中国的‘新生活’运动的组成部分。”

而在中国西南腹地贵州省，群山连绵起伏，这里有世界上大部分的汞矿，这里的人们说一种叫“苗语”的少数民族语言。4月，蒋介石委员长在苗寨继续对共产党穷追猛打，让他们无处藏身，接着成百上千地进行屠杀——尽管他是位温和儒雅的基督教卫理公会教徒。

委员长的美国轰炸机所过之处，片甲不留，令贵州的当地人又新奇、又惊恐。随着屠杀速度加快，每天的死亡人数都在上升，从500人，2000人到5000人，在最后4天的屠杀中，一共死了7000名中国人。委员长领导的南京政府毫不在乎地指出：“歼灭人数远远少于一个省死于饥荒的人数。这是对付共产党的唯一方法。”

在最近一次追击中屠杀7000名共产党后，蒋介石委员长在其贵阳指挥所正面迎战中国苏维埃武装的反击。在新闻发布中，委员长告诉大家，毛泽东现在没有固定的总部或住所，只能随着他的中国苏维埃政府在各省间流窜。此外，据说毛泽东病得很重，只能用担架抬着。

有了这些好消息，蒋委员长咂咂他的薄嘴唇，兴致勃勃地同“少帅”张学良一起饮茶。张学良这位头顶光环的中国青年，继承了其实力派军阀父亲的巨大家产，后者就是大名鼎鼎的饮虎血、玩时髦女人的张作霖。

少帅陪委员长喝完茶，致意道贺之后，坐上他崭新的波音飞机，命令美国飞行员送他回武昌行营。半小时以后，他们飞到中国共产党部队控制的区域，飞机飞得又高又快，地面的射手拿它没有办法。突然，波音飞机开始噼啪作响，张少帅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如果他的飞机被迫降落，落到共产党手里，等待他的命运只有死亡。他的美国飞行员一边祈祷，一边长距离滑翔，子弹在机身附近呼啸而过。终于飞机恢复了悦耳的轰鸣声，倾斜、转弯、提升、穿入云霄，最终将张少帅安全地送到了汉口。

何应钦出卖了华北

在上海，美国企业集团的坚实支柱，弗兰克·杰伊·雷文控制的“雷文股份”（经营银行、房地产和保险业务）开始贬值了，而在去年12月其价值估计还有7000万美元。雷文指责罗斯福总统人为提高银价的政策使他的美国东方银行破产了，这家银行的主顾大多是传教士、美国水兵和上海舞女。银子是中国的一切。“我破产了，但我们还在保护我们的债权人。”雷文先生说，“我在尽一切努力清偿公司债务。美国收购银子把中国的银圆买光了，使信用冻结，商业瘫痪。”几个月来，中国政府百般恳求罗斯福总统停止抬高银价，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以死刑阻吓任何向国外走私此重要金属的人——在国外卖出“罗斯福价格”。早些时候，美国总统为中国所做的事是任命美国牧师纳尔逊·特拉斯勒·约翰逊为新任中国大使。

正当中国被白种人制造的银圆危机而大伤元气的时候，在满洲和华北的日本陆军指挥官却向中国政府提出不可能的要求，这些要求只要应允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华北。

皮肤细嫩滋润的中国国防部长何应钦在1933年上任时曾承诺保卫华北：“我们要收复热河和满洲里！”现在递到他手上的条款是：

1.撤离和“处罚”河北省（包括北平和天津）主席于学忠将军，过错是对日本人态度太强硬；

2.从河北撤离中国政府的军队，该省由日本可以接受的新主席的军队控制；

3.从河北撤走中国政府之国民党的所有分支机构。

拿美国打比方，这样的要求相当于东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罗斯福总统解散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民主党，任命日本傀儡做加州州长，并把美国军队撤到落基山脉以东。

日本在天津及天津周边大肆炫耀一番它的军队、坦克和轰炸机（让轰炸机从天津的外国租界低空隆隆飞过），随后中国便出现妥协迹象。日本人要求撤换的于主席被立即解职，其部队开往南方。接着，5辆满载北平政府军队的火车也被中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调往南方。何部长出于慎重，严把口风，不让部队知道撤退原因，担心他们若知道了他对中国的背叛将有兵变。日本方面发回的电文援引何应钦私下对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大佐的谈话：“我现在完全明白日本人想要什么，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回报的，我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事件。”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自己得到了日本人的现金回报。在中国的内战中，他曾公开收买敌方将领，公布他们倒戈的价码。然而，虽然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明确地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但是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和老谋深算的中国独裁者、身材细瘦的蒋介石的确认。整个中国政府还保持着沉默。

日本驻华北参谋长酒井大佐有些不置可否地说，日本给中国政府执行这些要求的期限为6月20日，但可以给一定的宽限期限。“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酒井大佐最后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只希望为东亚带来幸福。我相信中国人感激我们的真诚。如果他们不知感激，我们只能将中国人当成种族的败类。”

根据日本人这种偏颇的定义，中国将军商震就不是种族的败类。早前他被派来天津代替被解职的于将军。商将军一上任，立即对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梅津中将友好地打开了一瓶又一瓶上等的香槟酒，宾主高呼“为睦邻友好”而痛饮。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当北平的官员们还在对日本人奴颜婢膝时，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只是稍加威胁诱骗，就控制了几乎大半的北部中国。北平突然间危机四伏，而纷乱中渐渐凸显出一位戏剧性的人物：人称“儒将”的吴佩孚。

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为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10岁的时候，吴佩孚就能声情并茂地背诵古文名篇，他的诗作展示了东方人不寻常的天赋。他精通军事谋略、清正廉洁、勇敢无畏、热爱自己的国家……吴佩孚的追随者自豪地称自己为“吴迷”。吴佩孚最喜欢烈酒、戏曲和纯金器皿。不善识人和自大是吴佩孚最致命的缺点，他自比拿破仑，甚至认为自己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吴佩孚一度控制了整个中国北方，但是他的部下——“基督将军”冯玉祥背叛并推翻了他。吴佩孚只好退隐，在荒山孤庙中重又开始研修书法和诗词。不过，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仍旧是一位大英雄。

一些传闻认为吴佩孚又来到北平，对这里的事情“指点江山”。但可以肯定的是，挡在前台的是吴佩孚格外信任的左膀右臂白坚武。让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出北平城的路上，中国政府被日本人赶得方寸大乱，匆忙中在北平西郊的车站里遗留下一辆装甲列车。事发前一天的夜里，在白坚武的带领下，大约60名中国人和朝鲜人，集合一些中国军队，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带上武器，乘着这辆装甲车，向北平的旧城区出发。装甲车从北平城南开进10公里，来到永定门的豁口。但是指挥官白坚武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他进攻的目标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北平保留的仅有的维持治安的卫戍部队。

白坚武的装甲车开到永定门便开始射击。显然，这是一起与城里呼应早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白坚武的计划落空了。北平驻军得到警报，迅速占领永定门，用沙袋堵住豁口，并开枪反击。装甲车徒然地在黑夜中轰鸣，被迫停下来。午夜之后，装甲车的每个窗口都被布置上枪手猛烈开火，开始反扑。这一次守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关枪，顽强回击。幸运的是，除了一个中国苦力不幸被迫击炮弹击中外没有人中弹，装甲车再次撤退。大约在拂晓时分和早晨7:40左右，装备了3英寸炮的装甲车又先后两次冲向北平城，北平始终岿然不动，装甲车也只好沿着铁路灰溜溜地撤退。

虽然这件事情做得愚蠢不堪而且太自不量力，却足以惊动全中国。到处流传着吴大帅被激怒，准备将日本人从华北赶出去的传言。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冲突事件感兴趣的日本指挥官拒绝对这一事件做出评论，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小骚乱”。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

当面色红润的行政院长汪精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时，便有记者指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装病。这使得汪先生非常气愤地声明：“我真的是病了！”

没几天，“诚实的”汪先生从病榻上站起来，收回了他的辞呈，而且从青岛经过800多公里的行程到达南京。在那里，汪精卫院长和蒋介石总司令达成共识，他们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

没人注意7艘日本炮艇沿着水流湍急、挟泥带沙的扬子江驶向有中国“芝加哥”之称的大城市汉口，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同时，在中国的南方，10艘日本驱逐舰驶进汕头。

日本炮舰之所以选择汉口，是因为在日本从中国攫取满洲4周年之际，汉口和武昌的军营挂起了“还我河山”的横幅。日本炮舰上高傲的指挥官认为这“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反日宣传”，日本帝国政府要求惩戒肇事的中国人。

日本人宣称更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士兵在射击场上拿日本国旗和穿着日本士兵服装的假人做靶子。

汕头事件起因于一位中国海关主管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私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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