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谟清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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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淀的不只是记忆试读：
作者简介
李谟清，江西省宜春市人，中共党员。1964-1969年就读于华中工学院（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先后任宜春师专物理系书记、主任，宜春师专教务处处长，宜春财经学校校长，宜春市教育局局长兼党组书记，宜春市委委员，江西省第九届、第十一届党代会代表。退休后任江西省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江西省政府督学、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测评中心国家视导员。在职时还兼任过中国教育学会专业分会副理事长、江西省物理学会常务理事、江西省自然辩证法理事会副理事长、江西省高校电工理论学会副理事长、江西省中专教育理事会副理事长。
序言
这是一个普通人的自传式回忆录。
我伴随这本自传回忆录写作的全过程。作者一提笔便一发不可收，一天几千、上万的文字从笔端流出，没有任何修饰、雕琢甚至构思，好像它们早就存在于作者的心胸深处。
普通人写自传，不为传世、扬名。也许是那些一辈子也挥之不去的记忆，那些由无数经历积淀、过滤、凝结而成的情感，那些不经意间已渗透到血液骨髓里的信念，怂恿、驱动着正步入古稀之年的他，要将其毫无保留地倾吐出来。不为别的，他说，只为给自己的一生，给家人，也给社会一个“交代”。
因为我负责将他写好的纸质文稿输入电脑存储，便自然成了这本自传书的第一个读者。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开篇便立即深深吸引了我。随着敲击键盘的手指的舞动，我走进了一个似乎有点熟悉但更为陌生、新奇的时空……
作者朴实无华的叙事记人，多数情况下是由一个个生动的、颇具画面感的小故事串起来的。这些故事虽然有的让人震惊，有的让人诧异，有的让人潸然泪下或唏嘘不已，但竟无一例外地让你对它们高度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因为只有真实的亲历、真实的记忆、真实的情感，才能在如此朴素、自然、单纯的文字面前显示出这般感人的力量。
传记作者经历过的种种境遇，有着特定的历史大背景。其中有我们的民族、国家和时代变迁的踪迹，也有整整一代人甚至两代人命运的投射。从这个角度看，作者的自传多少能给人一些更为宏观的认识、感知与启迪、思考，此意义自不待言。我也不讳言这本自传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主人公生存、发展、成长经历本身蕴含的诸多的特殊性、传奇性甚至戏剧性的因子。那是生活本身赋予的。无数的磨难、坎坷、隐忍和奋斗，累积成了一笔人生的宝贵财富，也造就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作者本人。窃以为，正是这一特点使本书又具有了普通人的自传难得有的“可读性”。
作者从提笔到封笔，相当于在记忆中又做了一次人生的长途跋涉。作者十分注意并小心翼翼地要保存记忆中跋涉的原生状态和粗糙形态。但历史本身也不会否认，一切真切的回忆会给它增添声色和情致。加上作者驾驭语言、叙事行文的“散文式”风格，又让该自传读起来丝毫不觉冗赘，且有文学赏读之畅快。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世界，每个人都是一本读不尽的书。作为作者的妻子，我与他共同生活了近40年，但我认为我一直没有太读懂他，更确切地说，尚未真正窥见他的心路历程。一直以来，我们各有自己的专业，各忙各的工作，退休后两人又都分别担任了些社会工作，平时闲聊时只是偶尔听他说起过他经历的一些人和事。是这本自传回忆录，让我真正开始进入他的内心世界。我不奢望我就此能读懂他，但我感到了安慰、感到了幸福。
世事纷繁莫测，人生五味杂陈。置身其中，本书作者始终不趋时俗、宠辱不惊、淡泊自守而保有节操，又能崇尚功业、痴心不改、甘为孺子且小有建树。这样的人生，应属难能可贵；于国于民于己，亦堪称善事、幸事！
当我们说起活泼可爱的小外孙最喜欢的是外公时，“外公”总是喜不自胜。他说，假如然然（小外孙的乳名）将来读这本自传，一定会视为“天书”。我笑答：不懂或不理解所述时代、人事不打紧，只要能领悟其中点滴的人生真谛，能触摸到作者内在的某些精神的“正能量”就OK啦！
这大概也是作者决定将此书面世的另一个美好愿望吧。
蒙作者不弃，将以上读后粗浅感言草就，忝列为序，甚为惶恐。王萍涛2014年10月于宜春学院北校区自家书房（王萍涛，大学教授。退休前为宜春学院党委委员、副校长）第一章树根
树干被砍了，树根还在，还能生出新枝。总有一天还能为人挡雨、遮风。——题记
1982年是我真正得以心舒眉展的一年。
时年6月，江西省高校恢复职称评定。第一批讲师，由省评委评审批准并由省人事厅、教育厅行文至各高校。宜春师专批了45名，大部分是中老年教师。时任党委宣传部部长告知，我是唯一无人告状的且最年轻的讲师。
同年11月，从大学一年级（1964年）就开始追求成为中共党员的梦想成为了现实。其间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事，这种念想后来几乎没了踪影。1977年恢复高考后，高校知识分子政策逐步得以落实，此时我的旧梦成真也许是这种落实的结果之一吧。
最为重要的是，年底，已然78岁的老父亲终于掀掉了压在头上逾30年的“坏分子”这一铁帽子；宜春市（原县级市）下文，“李典汉同志为苏区革命老干部”。由此，从懂事起就压在我心上的那块石头终于落地了。我含着眼泪仰天长叹，欲对苍天长吼一声：我终于解脱了！
我一直就认定我父亲就是家乡油茶林中稀有的苦珠树。这种树根深、叶茂、杆硬、果实。从远处看，他像一把挡风遮雨的大伞，矗立在油茶丛林中。这种树材是难找的栋梁之才，果子像珠子，指头大，有苦味，可入药，更可加工为美味的豆腐。我与妻子结婚所用新床的两根床檐就是父母特意为我选定留下的苦株木。小时候我最喜欢到这种树下夏天乘凉、初冬捡果子。
父亲李典汉生于1904年10月10日，兄弟4人，他排行第三。他弟弟为李典致，生于1913年，比他小9岁。他的两个哥哥都在世不长。我的祖父李廷任生于1876年，50多岁就去世了，因此父亲30出头就挑起维持一家生计的重担。特别是1939年后，那时叔叔李典致被国民党强征当了壮丁，被拉入了国民党的队伍。确切消息说，同年在浙江与日本人的一次战斗中他牺牲了。此时父亲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上有年过60、体弱多病的老母，下有弟弟留下的不到7岁的侄儿谟炳和生下仅几个月的侄女清秀。其实李谟炳和李清秀是同父（李典致）不同母。叔叔李典致20岁就当父亲，但比叔叔大3岁的婶婶生下谟炳仅几个月就西去了。为了小孙子谟炳，祖母很快又为叔叔娶了年幼的晏家之女晏清华为谟炳的继母。谁想没两年，叔叔与后妻生下女儿后就被强征入伍了。
天有不测风云，船破偏遇连夜雨。叔叔典致走后，父亲典汉的结发妻子梁氏病故。父亲面对的是个老母、孤儿、寡嫂和弟死、妻丧的破散家庭。他别无良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拼命地劳作。
由于“女人丧夫不得改嫁”这一封建习俗的约束，又由于祖母撒泼式的坚持，也源于邻里亲友的劝说，叔叔李典致的后妻晏清华就填房给了李典汉。而后，晏清华、李典汉也就成了我和另一个姐姐（李金莲）的母亲和父亲。图1：两间住过三代人而不倒的土坯房，是父母留下的全部家当，也是我成长的根。
堂兄谟炳仍称我母为“少娘”，称我父为“伯伯”。这样，我家又是老少八口的大家庭了。
我的老家在宜春市袁州区飞剑潭乡山塘行政村楠木荆自然村。其实在历史上我家更长时间是先后属天台乡江东村、天台山乡下坪村管辖。与周边比较起来，楠木荆还算是人丁兴旺、李姓集中、较有影响的小山村。全村人口稳定，人数长期处于300至400之间。
我到现在还未搞明白，家里这么穷，父亲怎么就成了我心中的丰碑。
父亲是远近小有名气的能人，村里大事小事都离不开对他的依赖。
他没有进过学堂读过书，但写得一手好字（毛笔、碑刻），打得一手好算盘，屈指心算也出神入化。
他没有从过师，却能治不少疑难杂症，成了村里随叫随到、立竿见影的草药郎中。至今在我姐姐家还珍藏了他一些治疮、治的单传秘方。我记得，小时肚子痛，他立即用菜碗（大碗）倒一些水，快速地从炉子里挟起一块烧得通红的炭放入碗中并立即盖上。我喝了这些炭火烧开过的水，肚子居然真就不痛了。道理何在？其实父亲也不一定说得出其中的奥妙。
他没有学过徒，但会不少专门手艺，如打苎麻（即用专用刀和高脚櫈灵巧地将苎麻的粗皮去掉，然后成为可纺、可卖的纤维麻）、阉猪、杀猪、蒸酒、熬糖（麦芽糖、番薯糖），为大型酒宴烧饭炒菜，也是别人不及、拿不下的“里手”。
他赶了几次集，后来居然成了别人信得过的、上门求请的猪、牛、马买卖的中介人（当时叫牙人）和相牛、相马、相猪的师傅。
旱地、水田的农活更有他的绝活。上山割冬茅（给牛吃或肥田）是第一快刀手，同样的时间，别人割一担他绝对是两担；下田插秧，他插得最快最直；抗旱车水，谁都怕与他同车（因他人脚慢跟不上，就常会被水车踏脚打痛甚至打伤）。总之地里的农活无所不通、无所不精。
很多年轻晚辈还没有耳闻到我父亲还是一位“斗山歌”的雄鸡。我家乡地形像个脸盆，四周高，长满油茶树，中间低种水稻。每到秋季摘捡茶籽时，歌手就在山上边摘茶籽边唱山歌，而且无需约定，有人先唱起来就有人对歌（也叫斗歌），东西南北互相呼应、嘲笑、对骂，煞是热闹好听。“走，捡茶籽、听典汉公唱山歌去！”成了天性爱听歌的妇女们常说的一句话。其实歌手就那么五、六个，但每次对歌必有父亲，而且大多是父亲挑事起唱，直唱到他人甘拜下风。可惜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山歌对唱就失传了。
父亲在村里辈分最高，年龄也大，更重要的是，在村里人眼中，他什么都能、什么都会，且对谁都客气，因此大多数人都崇敬他、尊称他“典汉公”。村里无论哪里有争吵，都会请他摆平，无论哪家有红白喜事，只有他才能主持得妥妥帖帖。
父亲，作为一个地道的山区农民，能到这个分上，实属不多见。村民们对他至今无不感激与怀念。父亲于1991年无疾而终，享年87岁。父亲的一生，让我确信了一个道理：勤能补拙；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可能是天作之合，母亲晏清华本应媒妁之言许与李典致为妻，结果却填房给了大自己14岁的李典汉，以至白头偕老。母亲兄弟姐妹9人，家境极穷，母亲是幺妹子。老人们说，幺崽、幺妹最聪明。母亲还真应了这句话。在我姐弟和旁人看来，母亲比父亲还要聪明。母亲于2014年3月27日走完了她98年的人生旅程，但她的聪慧与勤勉无时不浮现在我们的记忆里。
母亲的女工活可说达到专业水准。剪花、绣花、做鞋、裁剪制作衣服和帽子等，在村里独一无二。每到秋冬（这是结婚嫁娶旺季）母亲就极忙，每个嫁女人家都登门相求（我母亲扎了小脚从不出家门），母亲都会无偿帮忙准备嫁女所必备的鞋子、衣帽，甚至张罗新娘子的梳妆打扮、礼担。
母亲集苎麻堪称一绝。所谓集苎麻就是将去了粗皮、经过多次漂晒的苎麻原材料，撕接成可纺织成布的纱。母亲集得细、集得快，能到集市上卖个好价钱。母亲还纺得一手好棉纱，姐姐出嫁时印花布被子、我上大学的新衣裳也都是母亲纺纱织布所做的。在我家里，父亲劳作为全家糊口，母亲集纱、养猪赚点活钱日常零用。我高中时开支大些，母亲经常是吃完晚饭就在昏暗的油灯下集纱，直至凌晨鸡叫三遍才罢手。
不可思议的是，母亲居然还是妇产接生高手。虽然每个乡卫生院都有经过专门学习培训的接生员，但几百号人口的楠木荆村，从解放直到20世纪70年代，谁都不请接生员，而是首选我的母亲。事情也就这样巧，几十年来母亲接生从未出过差错。
母亲抚养小宝宝也小有名气。她掌握宝宝的特性和成长规律，细心、耐心、极其讲究卫生。我哥嫂所生7个子女，甚至有的子女的子女，在婴幼哺育时一直也离不开她。对我和妻子的独生女儿丹丹更是视为心肝宝贝。满了70岁的她随我住宜春师专，受人求请，还先后带过6个师专老师的小宝宝。
按说，父亲母亲如此出类拔萃，又与人为善，家里的小日子应过得顺顺当当、有滋有味。其实不然。自1951年土地改革开始，由于“得罪”了小人，我家就一直生活在魔咒之中。虽然父母年复一年，起五更睡半夜地劳作，但全家还是生活在挣扎之中；尽管父母总是笑对邻里，慷慨相助，但“花红惹人羡，花落遭人贱”，总也换不来别人的周全和帮助。但他们还是一如既往，默默地承受。我知道，那不过是他们做人的本色体现，也是他们聊以自慰并期盼着能稍稍改善生存的环境。
我人生的第一个恐怖记忆产生于1951年冬季。一天下午全村人都在众厅里开大会，我一个6岁儿童喜凑热闹与几个小伙伴也跑去了。谁知一进门我就呆了：父亲被一根综绳子捆住一个手拇指和一个脚拇指，悬挂在厅门内高高的横梁上（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称半边猪”），父亲痛得嗷嗷直叫。此时打手们也全然不顾这个也曾多少帮助过自己的典汉公。父亲叫一声，他们就突然往上拉一下，或突然往下放一点，这样产生的冲击力使父亲更为痛苦。在全场一片惶恐茫然之中，在我和姐姐、母亲呼天叫地的哭声中，土地改革工作组的贾组长大声宣布：李典汉破坏土改，从现在开始，他被定为二流子，必须接受大家监督教育，不准乱说乱动。
这个对我家来说是黑白颠倒的变化实在来得太快。就在昨天，父亲还是村农委会委员，还在协助土改工作组工作。在农会，父亲分管识字扫盲、卫生、修路、丈量土地等方面的事情，怎么时隔半天就由令子女骄傲自豪的农会干部变成了被捆受吊要接受长期监督教育的二流子呢？
个中缘由还是我长大懂事了才略知一二的。土改时村农会还有个女委员，她是父亲的同堂弟嫂。她与工作组组长同姓，人活跃而且颇有几分姿色，一来二往，组长就与她结为兄妹。其实其中男盗女娼的隐情我父亲心知肚明。父亲眼里容不得沙子，作为家门，这种事情是不允许、也应干预的。对于父亲的告诫，他们记恨在心，处心积虑要拔掉父亲这颗眼中钉。我家成分被定为“下中农”，按规定要分给我家好几亩水田。当时的原则是好田少分点，差田就多分点。结果是：分我家的田是“好田”，周边和我家连片的其他田都是“差田”。既是同一片田，好坏程度应是一样的。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就是变着法子少分田给我家。我父亲当然明白，就向土改工作组提意见：这样做对我不公平！这一下机会来了，没过两天，工作组就研究决定，李典汉破坏土改，取消农会委员，定为接受监督教育的“二流子”。从此以后我家就噩梦不断，就像被判了无期徒刑，不知何日是个头。
1953年成立农业生产互助组，父亲不能参加，我家不能受助。
1955年在自然村成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父亲不能合作入社，必须孤立，只准单干。
1957年以行政村为界成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父亲仍然没有资格成为社员。我那时正在读小学，看到其他家庭的大人、妇女都有组织地生产劳动，热热闹闹、痛痛快快，非常眼馋、羡慕。我就像生怕别人发现自己是小偷一样知道自己家是单干户。
1958年，政社合一、以乡为区划成立人民公社，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改为公社下属生产大队。上面政策规定，一切土地要归公。此时我家才从局外进入了局内，由打入另册的单干户变成了公社社员。但此后父亲因“二流子”的身份，其人身自由却受到更大范围的限制和更为恶劣的人身摧残，动不动就派去离家无偿地修路、修水利、下地挖煤、进山烧木炭。管理者像对待犯人一样苛责辱骂、拳打脚踢。所有这些都是他人悄悄透露给家人，父亲从不吭半声。他想，这一切都是自己造成的，除了忍，还能怎么办？
1964年由于全国以狠抓阶级斗争为纲，父亲的身份也升级了，由“二流子”升为“坏分子”，性质也由教育对象正式成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合称为四类分子。所谓“四类分子”的称呼就此开始了。
坏分子的帽子不仅压了父亲整整30年，而且这30年也成了我不断成长、不断前行中搬不掉、避不开的障碍石。
合作化时期，当年村里的土改工作组长担任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社长，成立公社后又改任大队（即现在的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一直担任到我父亲平反之后。他和他的帮手不择手段，怀着害人害到底以绝后患的阴暗心理，长期压制我父亲、盯着我。不仅要让李典汉永远不得翻身，还要让他的儿子（我）也永无出头之日。
我从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都是经过统考统招的，但我三次都没有得到入学通知书。入学通知书到哪去了，就是到那个社长、书记手中就变没了。这在全国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就是现在说这些事，我还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
高中毕业前国家招收飞行员，我也通过了本地区的体检，但对家庭必须进行政治审查，而且规定要查5代。结果到我家大队调查，上一代就是坏分子，这哪行！
1964年高考前填报志愿，当时我非常渴望读军事院校，既可以实现当兵、当军官的美梦，又能读书不要钱，父母也可以完全不要在经济上负担我了。可是因为父亲是所谓坏分子，第一个门槛就过不去。使我很长一段时间郁闷的是，考进了全国重点大学华中工学院，但校内稍有涉及军事国防的专业（如船舶工程、无线电工程、自动化工程等）不能录取，只能读最普通最民用的机械工程专业。
1968年离大学毕业还有一年多，那个土改工作组组长、后来的公社大队书记，又串通几个人联名写信到华中工学院，并以大队党支部的名义强烈要求取消四类分子的黑崽子李谟清大学生资格，遣送回原籍当农民，接受他们的监督改造。
1971年11月，结束了在江西省军区农场的劳动锻炼，即将真正走上工作岗位。当时省分配办公室意将我分配到国防科工委，但对我家进行函件调查时，又被那个书记百般否定了。最后分配到一个已被遗弃的小煤矿为校址的公社所属中学。
1975年我已被调到县城新建的宜春县二中两年了。此时我被评为学校最优秀的青年教师，并且是唯一一位要奖励一级工资的教师。学校党支部加紧工作准备发展我为中共党员，但是又遭到家乡那个大队支部（实为贾书记个人）的坚决反对。为此，不仅入不了党，而且连已经干了半年的教导主任的职务也免掉了。
1977年上半年，几乎所有的右派分子都平反了，我抓着一丝光明，到宜春秀江餐厅找到来县城参加县、社、队三级干部会的大队贾书记，细身细气地询问：全国都这样了，我父亲的问题也可以解决了吧？他恶狠狠地说：没有收到文件，不能解决！
事已至此，我真不知路在何方？！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
1977年，整整停了10年的全国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恢复了。
1978年，我通过考试，选调进入宜春师专物理系任教。
1982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我陪老父亲到宜春中医院看病。这个医院的院长叫吴俊彩，是我中学同学吴益清的父亲，也是一个具有离休资格的老革命。我径直找到吴院长。进到诊室后，吴院长惊讶地注视着我身后的老人，随即大叫：“典老汉！是楠木荆的典老汉吧？你还在呀！我还以为你早就走了。”然后把门一关，不接诊其他病人了。此时这里就仅是两个生死之交、久别重逢老人的空间了。
半个小时后，吴院长不容置疑地对我命令：“李谟清，你必须立即向政府申述，要求为你父亲平反。我可以作证，我的哥哥还健在，可以作证，解放后宜春地区的第一任专员（后担任过南京航空学院党委书记）可以作证……”
原来，父亲1931年起就在家乡做了一些帮助革命者的工作。吴院长当年作为县共青团的工作人员闹革命还到我家楼上躲藏过；那位第一任专员也曾到楠木荆村外的很偏僻的没有人住的单家独屋藏了半个多月，我父亲就给他送了半个月的饭。后来父亲也参加了赤卫队，并担任过队长。那时吴院长的哥哥吴俊尧是游击队队长。因此吴俊尧和父亲不仅是老乡和朋友，还是同志和战友。
基于清晰可证的事实，宜春市于1982年底即正式下文为父亲平反，恢复其苏区革命老干部的身份。父亲作为家属，随我住在宜春师专；此前师专保卫科高度警惕，严密关注父亲的言行举止。具讽刺意味的是，1983年的春节前，他们还派人“教育帮助”我的父亲，而仅几天后，他们就提着一些年货、带着省军区的慰问信到我家，向老革命拜年、问安、祝贺。此时，我欣慰地看到了父亲脸上30年都没有出现过的泪花和笑容！第二章小草
也许人们最不在意的是长在小路两边的马鞭草。然而，不管春夏秋冬，任凭人畜践踏，它总能一遍又一遍地泛出坚硬的墨绿色。——题记
我的第一个记忆是甜美的。农历4月上旬，母亲到野外抱回打落了籽的干爽油菜枯槁，铺在柴棚里。然后把已经不吃桑叶、长得肥胖透明、开始白天晚上都睡觉的蚕虫，一条一条都轻轻放在油菜枯槁上。不到10天，蚕虫不见了，油菜枯槁上长满了漂亮的、形似红枣的“白果子”。母亲说，这是蚕虫吐出的丝结成的窝，叫蚕茧。蚕虫累了，它们都在窝里睡觉呢。母亲拿起一个蚕茧用油灯照给我看，半透明的蚕茧里蚕宝宝果真蜷缩着身子，安祥地睡着了。空闲时，母亲将蚕茧集拢来，抓几把放在锅里煮。到了她认为合适的时候，就捞起来。然后就坐下来，一个一个地把蚕丝连绵不断抽出来放在篾制的箩盘里。三、四岁的我很耐心、很期待地坐在母亲脚背上。母亲抽完一个蚕茧，就把里面的蚕蛹送到我口里，我就满足地咀嚼着。蚕蛹软软的、甜甜的，我吃了一个就安静地等着吃第二个。
让我萌发人生第一个感恩报答之情的，竟是牛而不是人。那时农村小孩的自然分工主要是两件事：放牛、打猪草。而且多是男孩放牛，女孩打猪草。我6岁就放牛，而且是一头大水牛。放牛必须每天两次，早上牵出去，守着它吃草约两小时，傍晚又牵出去约一个半小时，一年四季，风雨无阻。有一天早上我牵着牛到一小河里，让牛吃河堤上的草。说是小河，实则是河底不到一尺宽的水沟，不过流水倒是清朗活泼。初夏的小草沾满露珠，青翠甜嫩，牛不紧不慢剃头式地吃着草。我坐在牛背上，仔细寻找着牛身上的虱子，找着一个掐死一个；同时摇摆着小树枝，驱赶着不时从别处高密茅草丛中飞来的苍蝇，我称之为茅蝇。这苍蝇不同于家里饭桌上的苍蝇，它个大、干净，但咬人咬牛都很痛。不久又来了一个放牛的小伙伴，他也把牛引到小河里，跟在我的牛后面。他放的是小黄牛，小黄牛的背是不能坐的。他眼馋我有牛坐，不容我同意，他也要爬上我的大水牛背。大水牛驼上两个小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他不按规矩不讲方法，抓住牛背的毛往上爬。水牛被他抓痛了，突然蹦了一下，把我蹦到了水沟里。我睁开眼一看，可怕极了：我四脚朝天，肚子上方正是大水牛的脚。牛脚往下踩，我不死也要踩出肠子去掉半条命。令我感激一辈子的是，水牛大概感觉到下面有我，它居然既不走动，也不吃草，悬着的脚也不放下，一直仰着头，直到几分钟后我从水沟里他的脚下爬出来站在它眼前，它才走动吃草。我不知是惊吓还是感动，突然一边抚摸着它弯弯的牛角，一边爆发式的大哭起来。从此后，我再也不用绳子、竹条、树枝抽打这个牛了，而且不计远近总是牵它到草最多、草最好的地方，看到它肚子吃得圆圆的才回家。图2：已是知天命之年，我仍念念未忘是牛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我有时白天也会出去帮助姐姐打猪草。女孩好结伴而行，男孩则打闹在一起。由于我年龄、个子都小，不喜耍闹，打猪草很专心，常打得比其他男孩还多。回到家，大姐和大嫂也夸我很能干。但好景不长，有的男孩在回家的路上经常抢我的猪草，不给就打耳光、踢屁股，搞得我哭哭啼啼。他们还说：不准哭，再哭就打死你这个二流子的崽。此后我不敢与他们结伴，常常是一个人独往独来。
哥哥和嫂子是1951年结婚的。那时哥哥18岁，嫂子13岁。哥嫂年轻也勤快，但他们却因我父亲是“二流子”，也常常遭受村人的冷眼和窝囊气。土改工作组组长经常号召要孤立和监督“二流子”，同时百般挑唆和鼓动哥嫂独立门户。其实哥嫂并未都成人，还不能完全自立。但他们无法摆脱工作组的“教育”，不得不在1952年与我父母分了家。哥嫂的分开、村民的歧视，父亲不能讲话，母亲不敢讲话，我和细姐也常常畏缩在家不敢出门。一些土改“积极分子”常常闯进家门来，不说话、阴着脸，到处转一下，又离开。我姐弟俩不知他们又要对父亲做什么，大气都不敢出，见他们来了就往门角落里躲。
雪上加霜的是，母亲可能是因为常年流泪度日，30多岁眼睛就得了白内障，1953年底眼睛全瞎了。送一个大火笼（烤火用）给她，如不碰她的脚又不说话，她全然不知。母亲女工不能做了，饭也不能做了。此时我刚满7岁、细姐9岁（大姐15岁出嫁了），上面还有年近80、常年病卧在床的祖母，可真难煞了父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此后家里的饭就由我和细姐在母亲的口授下来做了。1954年父亲听一个来贩卖辣椒、乳猪、狗肉的萍乡人讲，母亲的眼睛可治。父亲像捞到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攀上这个萍乡人。按照萍乡人的建议，就在次年5月，卖掉家里的牛和猪，他扶着母亲步行走了两天来到萍乡福田求医。过了不到10天，父亲、母亲竟神奇般地回来了，母亲的眼睛完全恢复正常了（直至90多岁还能穿针引线）。母亲治病那段日子，我与细姐孤苦地度日如年，有时怕被人欺负，白天也关着大门（农村里白天是不关大门的，否则不吉利）。看到父亲、母亲回来，我们又哭又笑，一拥而上，紧紧抱着他们的双腿不放。
姐姐带弟弟，这在农村是自自然然的事。细姐比我大两岁，她到离家两里路的教学点读书，还要带着我。在路上，她一直牵着我，有4个地方要涉水过河，是那种可赤脚趟过去的小河，她就赤着脚、卷起裤腿背我过去。日复一日，天天如此。我是个坐得住、静得下来的小孩。姐姐上课，我就和她共坐一条短櫈，或者就站在姐姐课桌旁。有一次老师提问，全班无声，见此情景我就脱口而出，而且答对了。突然老师和全教室二十几双眼睛一起投向我。老师笑眯眯地走下讲台，问我多大了，愿不愿意发蒙（启蒙）读书。我说要回家问父亲。那时这个教学点是复式班教学，一、二、三年级共20多人，都坐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每个年级都教，什么课都教；老师、班主任、校长“一肩挑”。这个老师叫苏汝南。他当天晚上就到我家，把我的情况告知我的父母。父亲高兴地说，听老师的，并请老师帮我取了“李谟清”这个学名。
第二年，这个教学点迁到了我家乡楠木荆村。原因是楠木荆村比周边其他村大得多，学生主要是这个村的。从此我也不要姐姐带了，自己可以单独蹦蹦跳跳去家门口上学了。在学校里，可以认字、写字，还学唱歌、画画，老师和我们一起做游戏，比在家里好玩多了。
那时，村里人都认为读书就是两件事，一是认字写字，二是打算盘。这两件事恰恰是我父亲拿手的事。于是他俨然也像老师那样教我写字打算盘。白天他有农活，晚上他总是隔三差五地把在屋外场地上玩得起风的我拉回家练毛笔字。为了节省灯油（殷实人家都用茶籽油点亮灯盏），他把水浸后再晒干的竹篾片子插在墙缝里，一根接一根地烧着照明。我确实是个认真、专心的伢子，读到三年级时，我居然能代替父亲帮别人写字了。老师也常夸奖：“这个孩子，读书最好。”与我一起读书的孩子却因为我会读书、自己不会读书而受到父母的责骂和鞭打。渐渐地我发现，别人对我这个“二流子”的儿子的眼光也不一样了。同时我也发现，除了家里，还有地方（即学校）让我感到快乐和留恋。
1955年在本村读完三年级，我就应该转到离家三里远的下坪村小学读四年级。但是父亲、母亲很担心一些本村孩子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欺负我，于是决定让我住到离楠木荆五里多路的大姐家，转学到大姐家附近的南棚村小学读四年级。
住大姐家读书是我童年时期最快乐的时光。
首先是，大姐出嫁前一直是带着我的，在家里除了母亲我最依恋大姐。因此在大姐家里，我虽然10岁还不到，但生活上、情感上没有离开父母的孤独和失落。
更重要的是，离开了楠木荆的一些大人和孩子，由于父亲受管制而给我带来的压抑、冷眼、被欺负也因到了大姐家而离我远去了。我能够没有忧虑地、轻松地笑和大声地说话了。
其次是我很喜欢放牛，大姐家那里的山更大，放牛不必牵着、守着，而是早上送牛进山，下午放学就到山里找回来。牛很乖，吃饱了不走远，甚至躺着睡觉。到了傍晚，你即便不去牵它，它也会不急不慢地自己回家。
我要永远感激我姐夫（他名叫彭太菊）的爸爸妈妈。他们对我的到来由衷的高兴。当时我姐夫正在萍乡师范学校读书，长年不在家，家里还有两个比我小一、二岁的弟弟，这也是个大家庭。但姐夫的爸妈把我看得比谁都重。夏末秋初姐夫爸带我到稻田里捉回好多鱼，做成熏鱼干留着。他们很少吃，却要保证我每天上学带午饭有一块干鱼吃。鱼干稍熏一下，煎一下，好香好香，这是我的最爱。大姐很能干，户外的农活她赛过男劳动力，全乡插秧比赛她还得过第一名。大姐“李清秀”在全乡是个很响的名字，为此我也感到骄傲和自豪。大姐带我一起睡，但她常在乡里开会很晚才回家。这时我就反复唱在学校里学的歌给自己壮胆，唱着唱着就睡着了。
在大姐家住读小学四年级时，我还有一个很好的去处，那就是我姑妈家。姑妈家离我读书的小学更近，站在学校操场上可以看到姑妈家全貌。姑妈有4个儿子3个女儿，是大户人家；只有一户邻居。姑妈家周围环境很独特，很优美：背靠高山，屋前有一条清澈见底、长流不断、大约6米宽的河，河里丝草像少女的长发，不知疲倦地飘摆；丝草下面不断有一群群小鱼在无忧无虑地跳跃、潇潇洒洒地游动。比我大一岁的表哥和小一岁的表弟夏天下午一放学就光着屁股滚到河里去了。他们最喜欢打水仗和水中捉迷藏，一不留神不见了人、一会儿又从几米远的水里探出头来了，直让路过的小孩眼馋。
到姑妈家必须先过一座高高的、几十米远就可以看见的木桥。我一下桥就大喊“姑妈，我来了！”姑妈一听到我的声音，就三步并做两步走出来，取下我的书包，并告知我表哥表弟已经到河里玩去了，且立即回头高声叫唤：“松焜（我的二表哥），湖南伢子（我的乳名）来了，快去搞碗鱼来！”二表哥便立即取下晒在门口场地上的渔网，走到木桥下游，仅撒一网，就捞起10多条两指宽的鱼，一餐是肯定吃不了的。还有好玩的是，不仅屋前有大河，屋后山脚下还有一条大约半米宽的小河，家乡人都称之为圳。这小河的水是专门用来推动水轮车舂米、榨茶油的。所以姑妈一家人一天到晚就生活在吱吱呀呀、哗啦哗啦的车转、水流声中。我到了姑妈家就不想走。姑妈家让我最留恋的，是姑妈见到我时那开怀、爽朗的笑声，又总可以吃到刚捕捞的鲜鱼，表哥捞鱼就像到菜园里摘菜那样随时、方便。特别那条河太让我自由自在了，也许是本能所致，在水里我不知不觉就能狗爬式的游泳了。
读完四年级，我就回到了楠木荆我自己的家。因为我会游泳、会读书，那些发小们竟然天天跟着我转，好像我就是他们的“头”了。
还有不少至今仍想折回去的童年生活。上了小学，多少能做点农活了。秋收之后，有两件事自然落到了我们男孩头上。一是堆草垛，即把满地都是晒干了的扎成小人似的稻草收集起来，堆成一个个蒙古包样的大草垛。由于上面呈张开的雨伞型，下面的稻草一般不会被雨淋湿，在冬季和早春季节这就是牛的干粮了。最好玩的是翻草垛。草垛堆成后不到一个月，里面就必定会有老鼠做的窝。我们几个男孩常常相邀去把一些草垛掀掉，兴高采烈地围捕老鼠。当然围捕完后又将草垛恢复原样。因为这是些吃草的老鼠（我们称为田鼠），很干净，不脏，我们每次都可带回好多战利品，在家里由大人剥皮刮肚，用柴火熏制成腊味，美味极了。第二件事是上山砍柴。砍柴是不怕肚子饿的。到了秋冬季节山上有很多野果，降霜以后果子还特别甜；山下旱地里有好多红薯。上山时我们就先挖一些红薯放在已烧好的柴火堆里，待砍完柴下山时又回到此处，大家饱吃一顿热烘烘、香喷喷的烤红薯。更令我们向往的是，降霜之后是打猎的好季节，碰上打猎人，我们就跟上去看他们怎么围猎大的野兽，如野猪、野山羊、野狐狸等。有经验的猎户首先会选定打猎的山头，然后放出猎狗。猎狗则凭借灵敏的嗅觉发现野兽的踪迹（如野兽屎尿的气味）找到它们的藏身之处，然后一阵狂叫将野兽从它们的窝里赶出来，这时猎人们便趁机围剿。看到这种像打仗一样的场面真够过瘾。更让我们意外和满足的是，猎人有个铁定的规矩：上山打猎，战利品见人有份。也就是与他们一起跑，不管是大人、小孩，按人头算，每人一份猎物。只不过打猎头功者一定要分个整头，据他们说头是最有补的。可惜这些与大自然亲密接触、充满童趣的种种活动，当下的孩子们几乎是无缘享受了。第三章初梦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因为有梦，所以勇敢；因为有梦，才会坚持。梦虽会变化，也不一定成真，但它却是前行中不可或缺的灯塔和罗盘。——题记
解放初期，小学有初级小学（一至四年级）、高级小学（五至六年级）之分。那时没有普及小学教育，并非所有的适龄儿童都能读完小学六年。读完四年级也要经过考试选拔才能进入高级小学。1956年8月，我被告知下半年到白沙乡中心小学读高小。当时楠木荆全屋场与我同时初小毕业的有十多个，其中包括我的细姐，我是唯一能升高小的。父亲、母亲、姐姐都像家里出了一个秀才一样高兴。我偷偷地笑着，我也能为这个多忧多愁的家庭争来一点面子和喜气。
同年9月1日，父亲照常光着膀子、赤着脚，挑着大箩筐（可装100多斤谷子）送我去离家11里路的高小读书。因为要在校寄宿，父亲的箩筐里，一头盛着60斤大米，一头放着3个大南瓜和一些辣椒、大蒜头以及我睡觉的草席和被子。这个担子至少有120斤。父亲走一步，扁担两头上下翘一下，箩绳吱吱地响一下。父亲踏着节拍健步向前走，我赤着脚（那时大人、小孩为了节省，夏天不管什么情况都不穿鞋子）在父亲后面走几步、跑几步。父亲看似不累，但我在后面看到他黝黑发亮的、略有弯曲的背上时不时有豆子般大的汗珠子往下滚。我暗下决心，以后再也不要父亲送了。图3：我成长的每一步都在种植父母的希望。家传的宝贝有饭碗、父亲亲笔书写的笆斗和亲手为我进大学制作的小木箱，一直与我为伴，助我梦想成真。
我是第一次离家这么远。白沙乡政府所在地（现在被飞剑潭水库淹没了）真大，这里地势平坦，视野宽阔，河里的水比上游姑妈家门前河水安静多了，阳光之下，河面波光粼粼，又一个游泳抓鱼的好地方。
乡政府前有一条很长的、两三个人可以并排走、与河流几乎平行的石板路。路两边有饭店、布店、南货店，还有铁匠铺子，有医院，街上人来人往。白沙乡中心小学是一座一至六年级都有的完全小学。她的主建筑就是一座中间两个天井、上下三栋的大祠堂，旁边有一个篮球场，靠着祠堂还新建了一幢2层8个教室的新教学楼。对这一切，我都感到新奇、兴奋。只有一点使我不舒服：祠堂大门口不远处有一座令人恐怖的土碉堡，四面墙上都有抢眼，它比学校祠堂高多了，在上面可以俯视小集镇的全貌和更远的田野、山坳。听老师说，在井冈山革命时期这里是白区，碉堡也是国民党军队修建使用过的。
白沙小学有很多学生和老师。我进校时一至四年级各一个班，五、六年级各两个班，每个班有40多人，配有班主任。学校校长叫彭绍新，教导主任是陈琨。我的班主任叫邹咸尧，他教数学；语文老师叫段家球。邹老师、段老师都是萍乡师范毕业刚分来的新老师。他们很会教书，他们讲什么我都明白。在村小读书常有些不明白，着急问老师时，老师就说“别急，以后你会明白”。在村小，我从来没有得过80分以上的分数，最高也就是算术78分，但老师还表扬说李谟清的分数是全校最高的。到了高小，我才知道我自己还能得90多分甚至100分。高级小学就是高级。
进校两个多月的一天早晨，我懒懒地睁开双眼左右一看，非常惊讶，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小房间，四壁都贴了报纸，看不到土坯砖，窗户也糊了半透明的白纸。靠窗子有张桌子，桌子上有书、有碗、有杯子，床上还垫了干干净净全是方格的床单，软软的枕头上盖了一条戴红花的大洗脸巾。我挣扎着坐了起来，揉了几下眼睛正准备下床搞个明白时，“呀”的一声门响，班主任邹老师提着一个热水瓶进来了。他笑眯眯地说：“李谟清，你醒啦？”然后走到我身边用手背靠一靠我的额头。随即将我按倒躺下，像放下了一副重担似的轻松地对我又像是对他自己说：“好了！你再睡一下吧！”
原来前一天下午邹老师发现我没上课，一个人躺在学生寝室里的楼板上蒙头大睡，仔细一看，才知道我发着高烧。见此，他不容置疑地抱起一身尿臊气的我小跑到了乡卫生院。邹老师自己掏钱为我买了药，又很快把我抱进了他的房间，按医嘱喂了药，然后连衣服也没脱就将我放在他床上，用干净柔软的新棉被盖好。由于我高烧超过40度，所以从下午到第二天早晨一直处于迷糊状态，一切都任人摆弄。邹老师说他整个晚上都守着我，吓坏啦！半夜还给我喂了一次药，药很灵，吃两次就不烧了。前面说到我一身尿臊气，是我在他人面前最羞于启齿的事。我有一个尿床的毛病，床上总是不干不爽，这也是母亲最发愁的事，此毛病直到初中才消失。
邹老师为我看病、喂药、守护，也许影响了我一辈子。在他房间经历的一切让我刻骨铭心：在那里我第一次吃药，以前生病都是父母用土方子对付。第一次看到热水瓶、牙膏、牙刷这些东西，还有床上的棉垫被、床单和枕头；在家里一直是睡稻草和草席，一捆束紧的稻草就是枕头。第一次见识由那么漂亮的被裡、被面包裹着的盖被，当时叫包被；家里的是一床盖了不知多少年、又黑又硬还有好多洞的棉絮，装在补丁贴补丁的家织布套子里。这一切让我好奇，像是生活的启蒙。更让我铭记一辈子的是，邹老师丝毫不嫌我的脏和穷，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把我放在他干净、整洁的床上并通宵达旦地守护着我。我问自己，离开父亲母亲也能得到父爱母爱，甚至爱得更为深邃和周全，这是为什么？因为他是老师！从此，我仔细观察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甚至模仿老师讲话的语调和走路的姿势。我对自己说，我将来一定要做一个像邹老师一样的“李老师”！——这，就是我的人生第一梦。
在白沙读高小，还有一个经历总忘不了，至今想起仍是美滋滋的。那就是“赶闹”。每年秋收完后，白沙镇上都有一惯例，官方叫物资交流大会，老百姓就叫“赶闹”。一闹就是三到五天。那阵子白沙街上人头攒动、熙熙攘攘。方圆几十里的老俵都提着篮子、挑着担子或推上独轮土车，装着各种山货、农产品、手工产品、劳动工具、家居用品等等到集市上来交流、买卖。附近的各类国营或合作商店也抢抓机遇摆摊设点。各种饮食和农家小吃香气扑鼻，令人目不暇接。更令人兴奋的是，附近梁姓、刘姓、李姓的3个祠堂里、河边沙滩上、学校操场上，还有大户人家的厅堂里，都搭上了戏台。宜春采茶戏、浏阳花鼓戏，更多是附近一些乡村的“三角班”、“杂耍班”都争相粉墨登场。锣鼓声、唢呐声、琴声和唱曲声，从早到晚不绝于耳。我将大蒜子卖掉后，忍不住花了八分钱吃了一碗从没吃过也没见过的芹菜米豆腐，又花了一角五分钱在刘家祠堂看了一出名叫《十五贯》的采茶戏，真是解了馋又饱了眼福，美极了！现在想起来，通观当时白沙街及其河边的那场景、那气氛，我直感慨，这不就是一幅活生生的“清明上河图”么？
1958年确实很特别。党中央提出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各行各业大干快上大跃进，创高产、放卫星，15年赶超英国；全国农村公社化，一切生产资料归公社所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称为建设社会主义的“三面红旗”。在三面红旗的指引下，全国各地到处都像大锅里烧开的水，一片沸腾、热浪滚滚。毛主席指示、党中央号召威力无比，落实不过夜，广大人民群众无论男女老少都会毫无杂念地一往无前、不怕牺牲。真是一天等于20年，变化天天在眼前。现今宜春市最大的水库飞剑潭水库就是在那个时候动工修建的。
这一年我通过全县统一招生考试，也由小学跃上了中学的平台。八月中旬，白沙小学告知我被录取到县立辽市初级中学，并要求入学前先去初中搞十天建校劳动才能报到注册。我二话没说就邀上同伴，扛着锄头，挑着放有大米、蔬菜的土筐按时来到校建工地。从家里到学校要走近30里路，我又是第一次走这么远。一路上我亲眼目睹了一系列的“奇迹”：已经动工数月的飞剑潭水库建设工地上，万人会战，红旗飘扬、人山人海；殊桥炼铁厂、丰林炼铁厂的高炉都拔地而起、准备炼铁试产了；几乎每个公社都设县办初级中学，辽市公社还自办了初级农业中学；村村办食堂，吃饭不要钱；装人装货的汽车穿梭似的飞驰向前……这一切都发生在短短一年中，变化如此之大、如此之快，让我有恍如隔世之感；仿佛昨天还悠悠地行走在静静的田园上，一夜之间就被投进了人嘶马叫、炮声隆隆的淮海战场！
我隐隐约约地预感到：将要开始的初中生活，也一定会是轰轰烈烈、不同寻常的。
从入学报名到初中毕业，我们究竟搞了多少校内劳动和社会劳动，就连我们的老师也说不清楚。有一点是明白的，劳动具有季节性、时限性、政治性，因此劳动是硬任务。上课目标是硬的（要完成计划），但过程是软的。那时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因此那三年中，我们是：上课时见缝插针安排劳动，劳动时见缝插针读点书。
辽市初级中学，从附属于中心小学、合并于农业中学到独立成校，三易其址、三建其校。学校由下无寸土、上无片瓦到教学楼、宿舍楼、厨房、膳堂、厕所、操场基本完备，成为完全独立、能正常教学的县立初级中学。3年时间，近1100天，没有一天我们不在见证，学校的大事小事，没有一件我们不曾亲历。
学校选新址（也就是现在的地址）后，为建第一栋10个教室的教学楼，县里拨款仅仅4000元；为建第二栋12个教室和2个办公室的教学楼，县里拨款也只有2万元。其他所需一切就是师生汗水与鲜血的付出了。
烧火把夜战（那时农村无电），夜以继日，大干一星期，我们硬是用锄头加扁担，在高度倾斜的山坡上挖出了教学楼的平整地盘。
所需木材，全部由我们从10里以外的丰林山里砍下来、拖回来，也从30里以外的飞剑潭水库中的白沙中心小学冒着冰雪拆教学楼抢运下来（因白沙小学即将被湮没）。
建楼所需砖瓦由我们自己烧制。不足的部分，以代替早操的方式，每人每天20块砖的任务从3里之外的砖瓦厂挑回来；建房辅助小工全部由我们学生轮流上阵。
学校响应大炼钢铁号召，在教学楼旁自建高炉，学生全部停课，先后进丰林矿山挖铁矿，进莫溪深山烧木炭。曾停课月余，全校师生共赴飞剑潭参加重修水库第二坝的大会战。
农忙季节一到，我们就停课到生产大队帮助秋收秋种（那时农村劳动力都去修水利、炼钢铁去了）。
农村无蔬菜市场，学校自办农场，每班包种一大块菜地，自力更生，自食其果。
……
三年下来，我们的劳动时间、劳动内容实在是难以计数。当年的这些劳动，其强度、其难度实际上都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年龄、体力所能承受的程度。但不管有多苦、多累，当时我们都习以为常，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是第一届学生，就像穷苦人家的长子、长女，注定要在与父母共同承担家庭生计的艰难中长大一样，我们应该与母校辽市中学共患难、同成长。有了这段艰辛备至、非比寻常的经历后，我认定：世上没有什么苦是不能吃的，没有什么样的困难是不能战胜的！
作为这一段经历的一个小小的“物证”，是至今摆在我家书房书架上的一本已经通身发黄、历经反复修补、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它是我的劳动奖品。那是1959年农历11月中旬，秋高气爽，全校师生停课7天打歼灭战——完成第二栋教学楼大地盘的挖掘平整。以班为单位的劳动竞赛如火如荼，越接近尾声竞赛越激烈。最后工程提前一天半完成，学校专门召开总结表彰会。作为小个子的我，第一次因体力劳动而获表彰奖励，奖品就是这本《新华字典》，标价1元，还是价格最高的奖品呢！半个多世纪了，这本字典一直跟随我至今，现在被我视为“家珍”而珍藏，因为它实在承载了太多的故事。
忆及这段经历，使我欲罢不能、不吐不快的还有我的老师。他们在课堂上为我们传道授业解惑，在所有劳动中则与我们患难与共、生死相交，充当着我们的保护神。
教导主任易宜忠老师（教了我们3年数学）的任务是负责所有砖瓦的烧制和搬运。我们自建的砖窑就在操场上，外形像一个圆柱形的大桶，直径近3米，高度超过一层楼。装窑后点火烧制，要经常用楼梯爬到炉顶上去观察烧制程度。这种危险的事易老师坚决不让学生干，总是自己一个人承担，但危险还是发生了。一次易老师正沿着梯子爬上炉顶观察时，最上面箍窑的铁丝突然崩断，被箍住的外壁保护土坯掉落，窑内烧得通红的砖块雪崩似的滚下来，滚到了易老师的背上、胳膊上、手臂上和扶梯子的双手上，直冒青烟。易老师随即滚下来不省人事……在场的同学“呼”地一下围上去，号啕大哭。庆幸的是经公社、县医院的及时抢救，易老师生命得救。他如今还健在。
我的班主任陈琨老师（教了3年语文）负责全校建设所需木材的砍伐、搬运。他在劳动中果断、坚毅，胸有成竹、指挥若定而且冲锋在前，谁也想不到他曾经是肺痨病患者。难度最大的是拖运杠梁。杠梁有七、八米长、大人一抱（直径一尺以上）粗，重超千斤。杠梁的作用就相当于现在教室里中间上方横跨两边墙的钢筋水泥梁。两栋教学楼有22个教室共11根杠梁。每一根都是陈老师组织十几、二十个大个子学生用粗绳索、硬木棍从远离学校10里之外的深山里拖回来的。道路曲折狭窄、上坡下坡、沟河相阻，一路是多么的艰难和危险，真不敢想象！每每只见两三天拖回一根，此时的陈老师及随往的学生，一个个都像是刚从水里爬出来，浑身上下都是湿淋淋的！
至今仍历历在目的，还有我与陈老师共同经历的惊心动魄的生死历险：那是1960年上半年（初二第二学期）农历4月，正是地里油菜花黄、河里鱼儿上水（此时鱼儿喜往上游）的多雨季节。连续几天的暴雨，使刚刚修好、蓄水不到半年的飞剑潭水库水位猛涨。一天上午八点多，第一垻内的水超过垻顶瀑布似的汹涌而下，处于下游的辽市公社等地大面积被淹，站在教室前只看到一片汪洋。此时我班副班长易长生等3个同学还在位于河边的房子里为学校摏米。陈老师见水已淹到窗户，心急如焚，立即叫几个同学以最快的速度扎好竹排，叫上大个子杨松发、刘振东和我（陈老师知道我会动脑筋会游泳）登上竹排前去抢救3个摏米的同学。学校在山边，水不断往山边涌来，我们拼搏着向前划行，几次都被冲回来。这时刘校长、易老师在远处大声将陈老师喝住：“不准动、回来！”我们回头一看，长达几百米、高达20多米的水墙汹涌而至，一下子我们眼前的水位上涨了10多米。我们远望摏米的方位，又是号啕大哭……但是水来得凶也去得快，到下午，辽市公社的房子又露出来了，让我们破涕为笑的是，3个摏米的同学居然回来了！原来他们在水势较缓时就爬到了屋旁的大树最高处，从而躲过一劫。可我们的陈老师因一直自责未能成功抢救学生，一天没有吃饭、睡觉，只是一根接一根地猛抽用报纸卷成喇叭形的旱烟，此时浮现在他那极其苍白、憔悴的脸上的欣慰笑容让我们久久难忘。后来我们才搞明白洪水前后两次到来为什么截然不同：开始是第一垻内的蓄水从坝面溢出，洪水较缓；一个多小时后是第一垻决口，且缺口越来越大以致崩溃，故洪水犹如猛兽，排山倒海，几亿立方的水往下游倾泻，第二垻不仅拦不住还被冲得荡然无存。后来再选址重修第二坝。这在宜春历史上是绝无仅有。有记载，那时宜春城秀江街的青石板路都淹掉了，河边的吊脚楼也摇摆于洪水之中。
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3年自然灾害突然接踵而至，我们的日子一下子就像从1958年吃饭不要钱的“天堂”掉到了“地狱”。饥饿像梦魇般缠绕着正处生长发育旺盛期的我们。成天饿得发慌、六神不安。有一天下午课结束以后，我忍不住约易文忠、张顺华、林庚牙3个同学到学校后面山上寻找一种名叫“土蜂林”的根块，挖出来，然后在山脚下挖个小坑，用柴火烤。烤熟后，拿起来敲掉一些灰就往口里送。正当我们吃得兴致勃勃时，突然感到身后站着一个大人。抬头一看是班主任陈老师。我们不知自己是对还是错，只能尴尬地傻笑着。陈老师看着眼前一张张被柴灰弄得一塌糊涂的乌黑的脸和手，心里什么都明白了。他一句话没说，就悄悄地离开了。其实这就是我们的晚餐。陈老师走后，我们继续吃着又香又粉的草根。后来我们居然就壮着胆子继续这样的营生，习以为常了。
我们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是在有一餐没一餐中度过。在同学中我处于中等状况。父母煮野草、吃糠粑，争取每月给我积攒一些大米。每个学生的粮食都由自己保管。食堂用大蒸笼蒸饭，老师学生都是用一个竹篼子自己装米、洗米、放入蒸笼。除了老师，基本上不供应学生吃的菜。学生有的自己带一点菜，更多是买一点盐拌饭吃，条件稍好的，就买点酱油拌着吃。我严格计划着每天四两米，往竹篼里多放点水饭会多一点；早上一次性蒸熟，早上吃一半，强忍着留一半中午或晚上吃。若中午或晚上没有吃的了，就只有上山挖草根了。还有的同学会等待晚自习天黑之后，到附近菜园子里偷点蔬菜生吃。我这个老实孩子有时饿得扛不住了也小试过。我记得包心菜、大白菜、芥菜、豆角、辣椒、各种瓜菜都好吃，在回来的路上都赶紧吃完。我班同学张顺华是从家里带不出一粒米的走读生，每天早出晚归与父母同吃野菜、树皮、糠粑，他时而会从家里带几个野草粑给我，我几乎每次都含着眼泪毫不犹豫地接着。
这段时期就是我国有名的“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延续到1962年；1962年我在宜春中学时还在宿舍后面山上偷过南瓜吃。事后据国务院说，这种状况于1963年基本好转，1964年全面好转。
1961年中考前夕，有一天我父亲非常高兴地来到辽市中学。他找到刘振辉校长，双手抓住校长的手声音颤抖地说：“感谢学校对我儿子的教育！感谢学校给我儿子每月18元工资当老师！……”这，从何说起？
原来确有其事。学校已有三个年级300多学生、20多个老师，已有很多行政事务教学管理事务，急需配一个专职干事，再不能分给老师去兼，那样非常误事，有的还胜任不了。有人推荐，留一个即将毕业的学生做专职干事，李谟清便是不二人选。他会写字、会画画、会刻钢板，人老实、勤快、肯动脑子，许多事一点就通、一看就会。最后学校决定征求一下我父亲母亲的意见。
此事遭到了我班主任陈老师的坚决反对，其实我自己对陈老师也表达过还想继续读书的愿望。最后在陈老师的耐心说服下，父亲同意我放弃留校参加工作的机会。
进入初二时，我在学校就崭露头角。我感谢学校给了我初看似乎是劳动、干活，实则是学习、锻炼、提高的许多好机会：
学校工作计划、工作总结叫我抄写、刻印。
学校一份名叫《飞剑潭》的油印小报叫我负责组稿、编辑，刻印、发放也由我一个人完成。
更想不到的是，每个年级包括我自己的年级，各个学科期中期末考试卷子也放心交给我刻写油印。因此，我的各门课程也就免试了。
初三时，买不到复习资料，教物理、化学的赵效昂老师想方设法弄到了一套，他也叫我刻印装订这样两本分别20多万字的复习资料。我日以继夜、顺利完成，全年级100多人，物理、化学各人手一册。无形中我也将物理、化学有效地复习了一遍。
更令我满足的是学校的图书室叫我一个人管理。我有空就看小说，许多现代大部头小说如：《烈火金刚》《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逐鹿中原》《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创业史》《艳阳天》《红旗谱》《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铁流》《红日》《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都是那时如饥似渴地读完的。
辽市公社更溪大队请求学校派一个老师帮助他们丈量、计算土地并梳理一下会计账目，为期一周。学校派了我去，虽然晚上也加班，但我实实在在地吃了7天的饱饭。
1959年暑假，农业部在辽市公社举行了一次空前的“全国油茶生产工作现场会”，会期3天。公社要求中学派两个普通话说得好的学生到油茶山上去当讲解员。结果我和我的同桌女同学吴益清被选上了。这下我真开了眼界，真真切切看到了好多漂亮的“小乌龟车”；我吃到了地区和县里大师傅做的、从来没有看过、吃过的各种大菜及油条蘸豆浆等美食。
如此种种难得的际遇，真给了我许许多多的收获和快乐。成年后，有不少人评论我“综合素质高”，不管怎样，可以肯定地说：没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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