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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9-13 06:4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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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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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真相

历史真相试读:

内容提要

老话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皇帝拉下马已经是凌迟碎剐之罪了,何况杀皇帝!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权力的代表,杀一个已经是惊天动地了,杀两个更是有点不可思议,难道还有更厉害的!

第一章 历史真相

蒙娜·丽莎真实身份又有新说:意大利贵妇

据英国《每日邮报》1月9日报道,一位意大利艺术史学家日前宣称,通过解读达·芬奇名作《蒙娜·丽莎》背景桥上的数字和人物眼中的字母线索,她已经解开了作品主人公的真实身份之谜。

艺术史学家卡拉·格洛里说,受丹·布朗的名著《达·芬奇密码》启发,她认为画中女子就是比安卡·乔凡娜·斯福扎(Bianca Giovanna Sforza)。比安卡是500多年前的贵族米兰公爵卢多维科·摩洛的女儿,上个月在蒙娜·丽莎眼睛中发现的字母S和G,就是比安卡全名的缩写。

而《蒙娜·丽莎》画作中的背景大桥就坐落在意大利皮亚琴察省附近博比奥市的特雷比亚河上。博比奥市当时就在贵族摩洛治下。通过放大镜可以看到桥上有72这个数字,特雷比亚大桥是一座拱桥,1472年曾被大水冲毁,后来又重建,因此桥上“72”就是重建年份。博比奥市的当地人也证实称,这座大桥与达·芬奇画中的大桥,有许多相似之处。

格洛里说:“通过我的研究,我可以确定画中的背景就是特雷比亚河大桥,而主人公就是比安卡。500年前,博比奥是意大利重要的文化中心,以藏书多闻名于世。达·芬奇很可能因此去过博比奥,回到法国几年后,凭借记忆画下当时的情景。尽管经过数百年的变迁,当时的景物已经改变,但画作中宽阔的公路,在今天的博比奥依然存留着一些痕迹。”

然而,格洛里的理论并没有得到所有专家的认可。牛津大学退休教授、达·芬奇专家马丁·凯姆普说:“画中主人公显然是意大利贵妇丽莎·乔康多,这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争议的。至于画作的背景,我曾近距离观测博比奥大桥,并未发现有相似之处。”

历史上有一个人

——竟然杀了三个皇帝

老话说: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把皇帝拉下马已经是凌迟碎剐之罪了,何况杀皇帝!皇帝是国家的象征,权力的代表,杀一个已经是惊天动地了,杀两个更是有点不可思议,难道还有更厉害的!

历史上有一个叫宇文护的人,竟然杀了三个皇帝,真够牛的!

宇文护(513年~572年),鲜卑族,中国南北朝时期北周权臣,一名萨保。代郡武川(今内蒙古武川西)人。宇文泰之侄,宇文泰长兄宇文颢第三子。早年跟随宇文泰征战,在与东魏的交战中屡建战功,又与于谨南征梁朝江陵。他从小追随宇文泰,既为之管理家族,又随军转战,东征西讨,功绩不小,很得宇文泰的信任和器重,官拜骠骑大将军爵封中山公。公元556年底,宇文泰杀了元钦(西魏第二任皇帝)后又立元钦的弟弟元廓为帝,是为西魏恭帝。三年后,宇文泰因病死去,临死前,因为自己的儿子还小,于是他委托侄儿宇文护执掌政权。

公元557年,宇文护掌权后不到两个月,就逼傀儡皇帝元廓禅让与宇文泰的儿子宇文觉(不久就杀死了元廓),这样就最后灭亡了西魏而建立了北周。

北周建立后,宇文护就任大冢宰(宰相),继续执掌朝廷大权,“百官总己以听之”。在他眼里,年方16岁的皇帝宇文觉还是个孩子,完全可以也应该由自己作主。谁知,宇文觉年纪虽小,性格却很坚毅刚决,他很不满意宇文护的专横跋扈。同时,朝中另有一批大臣也看不惯宇文护的作为,认为“军国之政,当归天子,何得犹在权门!”他们一起鼓励宇文觉除掉宇文护。于是宇文觉招了一批武士,经常在皇宫后园演习如何擒拿宇文护;他又与大臣商量,决定于某一天开宫廷宴会时,抓住宇文护杀掉。谁知他们的阴谋还来不及实施,就有人向宇文护告密了。于是宇文护先下手杀掉了宇文觉。

除掉宇文觉以后,宇文护又立宇文毓当了皇帝,是为北周明帝。宇文毓,史书说他:“宽明仁厚,敦睦九族,有君子之量”。大概是认为他比较仁儒不大会对自己造成威胁的缘故,所以宇文护把他抬了出来当皇帝。

然而宇文毓却并不如宇文护所想象的那般懦弱无能,他在处理事务中逐渐显露出自己的聪明才智和才干。他周围逐渐集聚起一批老臣元勋。他致力于发展经济,在百姓中也威望日高。所有这些,都引起宇文护的疑惧和不安。为了试探一下,宇文护假惺惺地搞了一次“归政于帝”的举动,把除了军权以外的所有权力都交还给皇帝。谁知宇文毓毫不客气地照单全收,并把自己的名号正式改为皇帝(在此以前,北周的最高统治者不称皇帝而叫天王)。这样一来,宇文护害怕了。公元560年,他买通了主管皇宫中饮食事务的一个官员,在皇帝的食物里暗中下了毒药,毒死了宇文毓。

这样,宇文护在公元557年到560年的短短三年多时间里,先后杀死了西魏恭帝元廓,以及北周的闵帝宇文觉和明帝宇文毓三个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杀死过最多皇帝的人。

岳母刺字

歌颂岳飞的英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其中传颂岳母刺字的故事也极为流行。但是岳母刺字的故事,历史上却查无依据。宋人的笔记和野史均无记载,包括岳飞的曾孙岳珂所著的《金陀革编》也没有记录。岳母刺字始见于元人所编的《宋史本传》,书云:“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精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但书中未注明此四字出自岳母之手。

岳飞的母亲姚太夫人,古代四大贤母之一,教子精忠报国。她作为母教典范和妇女楷模,在国家危亡之际,励子从戎,精忠报国,被传为佳话,世尊贤母。

岳飞十五六岁时,北方的金人南侵,宋朝当权者腐败无能,节节败退,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岳飞投军抗辽。不久因父丧,退伍还乡守孝。

1126年金兵大举入侵中原,岳飞再次投军。临行前,姚太夫人把岳飞叫到跟前,说:“现在国难当头,你有什么打算?”“到前线杀敌,精忠报国!”

姚太夫人听了儿子的回答,十分满意,“精忠报国”正是母亲对儿子的希望。她决定把这四个字刺在儿子的背上,让他永远铭记在心。

岳飞解开上衣,露出瘦瘦的脊背,请母亲下针。

姚太夫人问:“孩子,针刺是很痛的,你怕吗?”

岳飞说:“母亲,小小钢针算不了什么,如果连针都怕,怎么去前线打仗!”

姚太夫人先在岳飞背上写了字,然后用绣花针刺了起来。刺完之后,岳母又涂上醋墨。从此,“精忠报国”四个字就永不褪色地留在了岳飞的后背上。母亲的鼓舞激励着岳飞。岳飞投军后,很快因作战勇敢升秉义郎。这时宋都开封被金军围困,岳飞随副元帅宗泽前去救援,多次打败金军,受到宗泽的赏识,称赞他“智勇才艺,古良将不能过”,后来成为著名的抗金英雄,为历代人民所敬仰至明代中叶,岳飞的故事开始广为流传。成化年间创作的《精忠记》,也仅提及岳飞背脊有“赤心救国”字样。在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熊大木的《武穆精忠传》记有岳飞见汤阴家乡有人因生活所迫,聚啸山林,为自勉和勉人,乃去钱请工匠在背上深刺“尽忠报国”四字。明末,由李梅草创,冯梦龙改定的《精忠旗传奇》,内称:“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系飞令张宪所刺”。如若这样,“尽忠报国”是岳飞成为大将后,命部将张宪刺的。“岳母刺字”,最早见于清乾隆年间,杭州钱彩评《精忠说岳》,该书第22回,回目“结义盟王佐假名,刺精忠岳母训子”。内容为,岳飞不受杨么的使者王佐之聘,其母恐日后还有不肖之徒前来勾引岳飞,倘若一时失察受惑,做出不忠之事,英名就会毁于一旦。于是祷告上苍神灵和祖宗,在岳飞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该书叙述岳母刺字时,先在岳飞脊背上,用毛笔书写,再用绣花针刺就,然后涂以醋墨,使永不褪色。描述得具体而详细。但有些学者认为,纹身刺字是一门特技,有严格的操作程序和技巧,绝非一般常人所能。岳母乃家庭妇女,不可能具有这种技艺,显然是作者按照元、明有些传记中有岳飞背上刺字的记叙,加以想象发挥,艺术加工构造的。因此,岳飞脊背上有否刺字?所刺何字?是谁之手刺的?尚是个难解之谜。

在儒教的思想影响下,“岳母刺字”被赋予众多的形而上学的文化内涵也是其久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后人评书将“尽忠报国”称为“精忠报国”。并编成一支曲在民间流传。

一名《交印刺字》。京剧原有几种不同演法,1955年中国戏曲研究院加以改编,由李金泉演出。

宋元帅宗泽病重,以印信交岳飞代管,吐血而死。杜充奉旨代印,抗金不利,岳飞心情郁闷,私自回家探母。岳母促其回营抗敌,并在岳飞背上刺“精忠报国”四字,使其永以报国为志,终身报效祖国。

雍正死因之真相

在雍正七年的时候,雍正皇帝得了一场大病,一病就是半年,差点归了天。病好之后的雍正得了心病,他惧怕生病,惧怕因此而死去,于是下令遍访天下名医,搜寻知名道士。渐渐地,雍正皇帝迷上了炼丹。迷到什么程度?上海电视台《文化中国》嘉宾纪连海说:“这炼丹炉一点上火,就此没有熄过。”

丹药里加春药,皇帝叫好

清朝的雍正皇帝,可算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了。

雍正皇帝早在当皇子时,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炼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给他父皇看,说明自己不谋求皇位,只一心炼丹。他还因此写过一首题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

可是胤禛成了雍正皇帝后,炼丹爱好更加浓烈。与其他皇帝一样,雍正也想着长生不老,始服用丹药。

雍正最初服用的是由道士炼制的一种叫“既济丹”的丹药,服用之后他感觉非常轻松。实际上道士在这个丹药里除了有通常的铅砂、硫磺、水银等天然矿物材料外,还加了春药。这是炼丹人故意加的,目的是要让皇帝服了长生不老药之后,不光有延年益寿的意思,更要有提高精气神的感觉。雍正皇帝感觉到了。所以他觉得这个药不错,还赏赐了一点儿给他的三位宠臣——田文镜、鄂尔泰和李卫。

送田文镜丹药时,还是在田文镜七十大寿时当寿礼送过去的。并特别关照说:“田老爱卿,虽然你年近七十,朕还是希望你能够老年得子。丹药这个东西特别好,朕都吃过了你怕什么。”

健康不由自主,老道被斩雍正七年,雍正皇帝闹了一场大病。为了治病,他命令内外百官大规模访求名医和精于修炼的术士。雍正还亲手写给各省总督、巡抚谕令,每份内容完全一样。

浙江总督李卫,接到谕旨后立即向雍正皇帝秘密奏报,说民间传闻河南道士贾士芳有神仙之称,特推荐此人进京为皇上治病。

贾士芳原来是北京白云观的一个道士,因不守规矩而被开除。在北京待不下去了,他就流落到了河南,变成了河南道士。正好遇上皇帝要寻找术士,被李卫发现后就推荐给了皇上。

贾士芳进宫之后干得非常漂亮,不超过一个月的工夫就让皇上感觉到舒服、满意,效果特别好。雍正皇帝还给人家写信说:贾士芳这个人特别棒,能让我每天都精神愉快。

可是过了一个月贾士芳就死了。在清宫档案中,有一件经雍正皇帝亲笔修改过的上谕。在这道谕旨中,雍正很直白地说,贾士芳的“按摩之术”、“秘咒之法”,起初确实是“见效奏功”。可是,“一月以来,朕躬虽已大愈,然起居寝食之间,伊(指贾士芳)欲令安则安,伊欲令不安则果觉不适”。“其调治朕躬也,安与不安,伊竟欲手操其柄,若不能出其范围者。”

读了这段谕旨,我们自然了解到贾士芳获罪的真相,原来这个道士利用“按摩”“秘咒”等方术,逐渐控制了雍正皇帝的健康,让他舒适便舒适,让他难受便果然难受。贵为天子,怎能受他人摆布?雍正皇帝一旦察觉到自己的安康被贾道士操纵,顿感问题严重,遂刻不容缓地处理此事,立即下令将贾道士处斩,罪名是:贾士芳在朕的面前使用妖术。

暗杀林肯凶手可能并未被正法

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1865年遭暗杀身亡,现在制造枪击事件的凶手约翰·威尔克斯·布斯的后人正在推动进行一项DNA检测,以查明布斯当年是否真的在与联邦军的枪战中幸存并成功地在得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生活了四十年。

1865年4月14日,美国第16任总统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向正在观看《我们的美国表兄》演出时,遭到支持南部邦联的演员布斯的枪击,林肯后脑中枪后不治身亡。这一事件发生在南部邦联将军罗伯特·李投降之后,美国内战即将结束之际。布斯在开枪后骑马逃跑,但12天后被发现躲藏在弗吉尼亚州北部的一个牲口棚内,联邦军士兵开枪将其击毙。不过,与一个世纪后的肯尼迪遭暗杀事件一样,林肯枪击事件也存在“阴谋论”。“阴谋论”称,在牲口棚里被打死的男子并不是布斯,布斯用假名又活了近四十年。

布斯的后人现在想用现代DNA技术来检验这一说法。他们想挖出布斯的兄弟埃德温·布斯的尸体,来验证在牲口棚被打死的那名男子是否与布斯家族存在血缘关系。埃德温的DNA将被用于和取自在牲口棚被打死的那名男子的三块椎骨的DNA进行对比。三块椎骨目前保存在华盛顿的国家卫生和医警博物馆,博物馆将决定是否有进行检验的必要和理由。

有关布斯逃过法网的“阴谋论”是在1907年开始出现的,当时出版的一本书声称在牲口棚被打死的男子实际上是前邦联士兵、战俘詹姆斯·威廉·波伊德,据称他同布斯很相像。“阴谋论”表示,布斯逃往得州,随后前往俄克拉何马州,他使用的假名包括约翰·赫伦和戴维·乔治。戴维·乔治1903年自杀,他在死亡前声称自己是约翰·威尔克斯·布斯。

官场奴才是怎样变成老爷的

清乾隆年间,有一位奴才,向其老爷曹振镛请教升官之道,曹答:“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为官数十年,没干过什么大事,但却屡屡升迁。不仅历任三朝,而且深得每个皇帝的宠信。清人朱可敬的《瞑庵杂识》一书,记载了他的升官秘诀。那就是:“学油滑,求圆通,巴结上司,重视小楷,不关心大事。”当时,还有人赋词一首:“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个叫卜世仁的典吏。他在指导其侄孙如何变成老爷时说:“做官的第一秘诀是巴结。人家巴结不到的,你巴结得到;人家做不出的,你做得出。如果上司叫你老婆去当差,你不要怕难为情,送了进去,马上就可以高升。”别人想不到的,你要想得到;别人做不出的,你要做得出。上司需要的时候,连自己的老婆都可以献出。卜世仁的巴结之术,可谓到了“最高境界”。细想也是,如果别人请上司吃什么,你也请上司吃什么;别人请上司玩什么,你也请上司玩什么;别人给上司送什么,你也给上司送什么,那怎能显出你比别人更忠实、更关心上司之处?

南宋时,韩侂胄为宰相。有一天,因为一点小过失,韩侂胄把一个小妾赶出了家门。钱塘知县程松听说后,马上把这个小妾请到家里。让她住在正厅,知县夫妻亲自伺候她吃饭,态度非常谦恭。过了几天,韩侂胄的气消了,找这小妾,发现在程松家里,不禁大怒。程松立即去拜见韩侂胄,说他这样做,是怕这个小妾落到别人之手,有失大人脸面,所以自己才把她保护起来。等小妾回到韩府,讲起程松夫妇如何恭敬,韩侂胄大悦,当天就把程松提拔为太府寺丞。过了二十天,又升任监察御史。接着每一两个月升一次,不到半年,就当上了谏议大夫。

还有一次,韩侂胄请人到南园喝酒,一行人走过一个山庄。韩侂胄指着竹篱茅舍说:“乡村田野,炊烟村姑,可惜的是缺少鸡鸣狗吠。”不一会儿,就听得小树丛中有狗叫声。连忙派人去看,原来是一个叫赵师怿的官员为讨韩侂胄欢欣,专门钻到树丛里学狗叫。韩侂胄哈哈大笑,心情非常愉悦,不久就将这个“也曾学犬吠山庄”的赵师怿提拔重用。以上这两个故事,都记录在《庆元党禁》一书中。

为了早日变成老爷,奴才们使尽了种种招数。明朝有个叫王佑的侍郎官,脸很光滑,没有胡须。看到他人升官,他的心里就痒痒,但苦于没有什么门路。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拜大太监王振为干爹,并肉麻地表白:“您姓王,我也姓王,从今以后,您就是我的亲爹。”一天王振问他:“你怎么不长胡须?”王佑回答:“爹爹没有胡须,儿子怎么敢长胡须。”这种话旁人听了恶心,而被逢迎者,却大多心花怒放。

历史上奴才变老爷的最成功例子,可能就是高俅与和珅。高俅原名高毬,本是东京一个泼皮无赖、市井流氓,无所事事,只知玩球。但正碰到一个也爱踢球的领导,所以就当上了太尉。和珅科考未中,只得去当銮仪卫校卫。但因他善于察言观色,能讨皇上喜欢,所以仅四年时间,就升任军机大臣和总管内务府大臣。

变成老爷,是很多奴才一生最大的梦想。但也有一些人,宁可一辈子不当官,也不为官帽子折腰。你有你的活法,我有我的活法,你有你的快乐,我有我的快乐。当然,以上所说,都是历史故事。但愿现在的人们,不再为当老爷而去卑躬屈膝。

第二章 解开历史之谜

揭开努尔哈赤杀子之谜

在辽阳东郊阳鲁山上,有一处青砖素瓦的皇家陵园。清王朝入关前,因努尔哈赤建都东京(辽阳古名),曾一度将祖茔奉迁于此,故被敕封为东京陵。东京陵现存努尔哈赤胞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庶母弟穆尔哈齐及其子达尔差等人的四座陵寝,其中褚英的墓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太子坟”。然而,褚英之墓远无皇家陵寝的风光,不仅面积小到不及舒尔哈齐陵寝的一半,墓前也是落寞孤寂,连一座石碑都没有。辽阳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全晓红说,就连褚英墓茔前的两棵松树,都是市文管人员后栽上的,可见墓茔的凄楚和简陋。

这位生前勇武善战、为努尔哈赤统一女真立下赫赫功绩的太子,身后之所以如此凄凉,是因为300多年前,他在王朝内部一场政治角逐中落败获罪,被自己的父王努尔哈赤拘禁处死。因此,今天,当我们驻足在这处简陋的太子坟茔前,似乎仍能感觉到,它在以它的荒凉寂落,述说着后金开国史上一幕“父杀子”的政治悲剧。

刀光剑影中长大的铁血少年

爱新觉罗·褚英,又称爱新觉罗·褚燕,清太祖努尔哈赤的长子,1580年生于北砬背山城(今新宾县网户村后山)。褚英的母亲为佟佳氏哈哈纳扎青,是努尔哈赤的结发妻子,因此,褚英是努尔哈赤的嫡亲长子。

明万历十一年,努尔哈赤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开始了他长达半生的统一女真的征战,这年褚英刚满3岁。努尔哈赤起兵之初,首先面对的是一些族人的对抗和暗杀。有刺客来袭,努尔哈赤就把儿子褚英、代善和女儿东果藏进板柜底下。褚英在格杀争战、险象环生的境况中长大,刀光剑影、血雨腥风,造就了他性格上的勇敢和躁烈,严酷的生活磨练以及父亲的悉心训导,使他很快成长为一个英姿勃发、壮怀激烈的勇武少年。

万历二十六年正月,褚英受命与他的小叔巴雅喇、一等大臣费英东等,率一千精兵征讨东海女真安褚拉库路。这是褚英首次担任主帅,他率军披星戴月,昼夜兼程,一连攻取二十余座屯寨,尽数招来所属民众,大胜而归。对此,努尔哈赤十分高兴,亲赐褚英为洪巴图鲁(满语“英勇”的音译)的荣誉称号,并晋封他为贝勒。这年褚英刚满18岁。

智勇兼备三千胜万

万历三十五年正月,蜚悠城主策穆特黑到赫图阿拉归服努尔哈赤,请求建州派兵前去迎护家眷和部众。努尔哈赤便命他的弟弟舒尔哈齐、与长子褚英及次子代善等统兵三千前往蜚悠城。行军路上,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一天夜里,阴云密布,伸手不见五指,迎风招展的军中大旗上忽然射出一道白光,闪电般撕裂夜空,刺人眼目。兵士们放倒大旗细看,旗上并无一点光亮。但当他们重新将旗竖起,旗上便又射出耀眼的白光。舒齐哈奇大惊失色,说:“我自幼跟大汗四处征讨,经历的事说来不少,但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怪异的事。这是不祥之兆!我们应该撤军,避开这个凶兆。”舒尔哈齐的话遭到褚英和代善的坚决反对。在他们的坚持之下,大军终于到达蜚悠城。

在护佑着500户蜚悠部众返程途中,建州军在一个叫乌碣岩的地方,遭到乌拉兵的堵截。舒尔哈齐见敌军过万,惧于敌众我寡,畏缩山前,按兵不动。褚英和代善见状,便鼓动众将士说:“乌拉首领布占泰曾是我们建州的俘虏,因其归顺父王,父王才把他放回。我们过去能把他放回去,今天就能再把他抓回来。他的兵虽然比我们多,我们却有老天的眷顾,有父王的威名,只要奋勇厮杀,敌兵必破。”

部众士气受到了鼓舞,军心大振。他们在山上立栅扎营,派兵守护那500户部众。由扈尔汉、扬古利率200人同乌拉军前锋殊死拼杀,吸引敌军的注意力。而褚英则与代善各率兵500,分两路夹击乌拉军。褚英率先冲入敌阵,吼声震天,无人敢挡。乌拉兵兵败逃窜,“如天崩地裂”。这一仗,建州兵斩杀乌拉兵3000多人,获马5000匹,甲3000副,代善擒斩了乌拉大将博克多。

乌碣岩大战不仅大大地削弱了乌拉部的力量,而且打通了建州通向乌苏里江流域和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通道。努尔哈赤自然欣喜万分,以褚英“奋勇当先”,赐以“阿尔哈图图门”尊号。阿尔哈图图门是满语音译,即足智多谋之意。

之后,在宜罕山城等战役中,褚英也是军功卓著,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统一大业做出了重要贡献,堪称建立后金王国的卓越功臣。

谜一样从史册上消失

就在褚英崭露头角、地位不断上升的时候,从明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这位屡立军功的“皇长子”的名字,竟突然在大清的史册上消失。在《清太祖实录》中再也找不到有关他的记载,他有无任职,有何功过,何时去世,是病逝善终,还是战死疆场,或是因罪诛戮,皆无记述。

直到三十五年以后,《清世祖实录》卷三十七才第一次提到,“太祖长子,亦曾似此悖乱,置于国法”。再过六十年,康熙帝提到:“昔我太祖高皇帝时,因诸贝勒大臣讦告一案,置阿尔哈图图门贝勒褚燕于法。”以后,《清史列传》卷三《褚英传》才简略地写道:“乙卯(1615)闰八月,褚英以罪伏诛,爵除。”但“悖乱”为何?“讦告”何事?罪犯哪条?是囚禁而死,还是被下令处决,皆讳而不述。因此300多年来,太子褚英之死只是流于各种民间传说,而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一直未得破解。《无圈点老档》解密褚英之死

直到1962年,在台湾台中市雾峰北沟故宫博物院地库里,发现了《满文老档》的原档,即《无圈点老档》,找到了有关褚英生平的原始记载,才解开了褚英死因之谜。

万历三十九年,努尔哈赤53岁了。那个时代,女真人的平均寿命都不高,五十多岁已是高寿,努尔哈赤不得不对自己的身后事做出安排。经过再三斟酌,他于万历四十年六月,正式立禇英为太子,并授命其执掌国政。

褚英18岁开始领兵打仗,22岁执掌白旗,参与议政。34岁被指定为储君,秉执国政,是努尔哈赤亲手培养的继承人。然而,实际上不论资历还是威望,褚英都远没有父亲那样至高无上。再加上年轻气傲,见识短浅,心胸偏狭,多年戎马,也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政治上的训练,在权力角逐和抗衡中,不懂得韬晦绥靖,所以,做了很多蠢事。

此时,他本已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他却对父王“爱如心肝”的四大贝勒和父王“信用恩养、同甘共苦”的五大臣心存忌惮,总想着趁努尔哈赤在世时,逐渐削夺四大贝勒和五大臣的权力,巩固自己的储位,为自己顺利即位开平道路。他的这种做法使四大贝勒和五大臣人人自危,更促进了他们的联合,使自己陷于孤立。

更愚蠢的是,褚英对自己的处境不但没有省察自警,反而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竟号令诸贝勒与诸大臣对天发誓,效忠自己。四大贝勒和五大臣怎么能买他的账呢?于是,纷纷上书告状,状告其缺乏治国公心,离间五大臣的关系;逼迫弟弟们在夜里发誓,背着父亲忠于自己;并且威胁贝子们如不顺从自己,将在父亲死后断绝对他们的供养,即位之后,弟弟和大臣们谁反对他,他就杀掉谁。

努尔哈赤接到这些告状后,心情十分沉重。他拿着那些状告文书当面对褚英说:“儿子,这是你四个弟弟和五大臣告发你的文书,你先看看,如有不实之处,你可以据理辩白。”这其实是给褚英一个检讨自己、痛思悔过的机会,只要他能把事情解释清楚,承认自己狭隘偏私给兄弟和大臣造成的伤害,或许会得到父亲的宽宥和一如既往的扶植。可是,褚英仍然固守己见,表示无话可说。他的态度惹怒了父亲,他在立储之时,本就顾虑褚英“从幼偏狭,无宽宏恤众之心”,本希望他通过执掌政务得到锤炼,能够“弃其偏心,为心大公”,不想他一意孤行,不思悔改。于是,努尔哈赤下令削夺了他的权力,并将其所属部民和牧群等悉数收回,分给了其他儿子。至此,褚英从被立为储君到他最后失去执政权力,只经过了短短的三个月时间。

之后,努尔哈赤两次率兵征伐乌拉时,都让他留守建州,却把守城之责先后委代善、莽古尔泰和皇太极,明显表现出对他的不信任。对此,他不但没有反躬自省,心中反而更加愤懑和不满。于是当父亲出兵在外的时候,他竟焚表诅咒努尔哈赤及诸贝勒、众大臣兵败。并扬言说,如果他们兵败回来,我是不会让他们进城的。

努尔哈赤回兵后,褚英的诅咒被部下揭发。努尔哈赤盛怒之下将他囚禁。被押两年之后,于明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二十二日,距努尔哈赤建国称汗只有不到四个月的时间,褚英被努尔哈赤以不思悔改之名下令处死,年仅36岁。

残忍的是父亲还是政治?

几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询:是什么让努尔哈赤残忍地杀害自己的亲生儿?

有人试图从努尔哈赤性格上找原因,说他是一个生性残暴的人,“虽其妻子及素亲者,少有所忤,即加杀害。”也有人认为努尔哈赤杀褚英是要保住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还有人戏说,其父子反目是为了争夺一个女人。

其实,努尔哈赤同样也是一个情意深重的父亲,他一生最后悔的事就是囚杀了长子褚英。特别是年老之后,努尔哈赤每每回顾这件事情,都痛彻心扉,久不平静。据《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载,为了不愿再看到子孙们骨肉相残的事,天命六年(1621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召集诸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阿济格等对天地神祇,焚香设誓:“吾子孙中纵有不善者,天可灭之,勿令刑伤,以开杀戮之端……昆弟中若有作乱者,明知之而不加害,俱坏(怀)礼义之心,以化导其愚顽……自此之后,伏愿神祇,不咎既往,惟鉴将来。”

对于这桩史上鲜见的父杀子的悲剧,有史学家认为,努尔哈赤是一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政治家,当他的力量还很弱小时,他需要一支强有力的骨干队伍,同心同德,朝着既定的大目标共同奋斗。当时这个骨干队伍主要是两个集团:一个是宗室贵族集团,以四大贝勒为代表;另一个是军功贵族集团,如五大臣。当褚英被推到执掌国政的地位时,因为他没有恰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两个集团的主要成员都反对他。努尔哈赤不处理褚英,就会出现三个不合:宗室贵族不合、军功贵族不合、宗室贵族与军功贵族不合。除掉褚英之后,使宗室贵族合,又使军功贵族合,更使宗室贵族与军功贵族大合,从而为建立后金政权、创立大清事业奠定了基础。

由此看来,褚英被杀,残忍的也许不是父亲而是政治。

中国史上死得最惨的十大战神

1、李牧

或许是因为《史记》是汉朝人写的,所以对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多名将的记录就显得淡化了。事实上,在春秋战国时代,李牧是一个绝不能被忽视的人物。战国时代他是赵国对秦作战最具战功的将军,廉颇赵奢皆不及他。

李牧的赫赫功业是对匈奴的战绩上,此前的赵国一直受匈奴威胁。赵军屡败于匈奴,以至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知耻而后勇。赵军从装备和作战方式上高度学习匈奴,建立了让六国震惊的骑兵部队。但骑射终非汉人所长。任赵国骑兵如何在中原纵横驰骋,对匈奴战争依然是屡战屡败。毕竟,以骑兵对抗匈奴,对于当时骑兵战法还相对幼稚的汉人来说,无疑是以己之短击彼之长。这种情况直到李牧戍守长城后才得以改变。本来李牧被发配北疆,是赵王中了秦国反间计的结果。但感谢秦国的反间计,因为李牧的到来,从此中国有了农业民族战胜游牧民族的第一个成功战例。

李牧真正意义上的与匈奴一战只有一次,但仅仅是这一次,就打的匈奴几乎十年不敢南下。此战中李牧将孙子兵法的智慧发挥到及至,先是连败五阵,丢弃牛羊辎重无数,将匈奴主力从他们擅长的草原引诱到汉人所擅长的长城外围来进行决战,并以示弱于敌的手段麻痹对手。接着火速出击,深夜集合人马,夜袭匈奴大营,把那些在马上纵横的匈奴骑士在睡梦中杀死。同时重装战车包围匈奴营地出口,以密如蝗虫的箭矢射杀匈奴逃亡者。此战打的匈奴主力几乎全军覆没,几年难以恢复元气。更重要的是,此战是汉族军队步骑车兵协同作战的经典战例,为日后汉政权与匈奴作战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可惜李牧下场不大好。事先已经知道赵王要杀他,单骑出逃,结果逃到半路居然被赵王派来的追兵追上并杀掉,死不得其所。如果李牧逃掉,肯定不甘心隐姓埋名,不知道哪一个国家会受益呢。

2、项羽

项羽名籍,字羽,下相(今江苏宿迁西南)人。项羽是武将世家,祖上是楚国大将项燕,他身长八尺有余,力能举鼎,天赋过人。少时书剑都没学成,他叔父项梁责备他,他说:“书足以记姓名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体现项羽英勇的主要是巨鹿,彭城,垓下三战,前两战体现了项羽卓越的军事天才和英勇气概,而垓下一战则造就了千古悲情的西楚霸王。

巨鹿之战,项羽杀掉主将宋义,率五万义军渡河救赵,破釜沉舟,烧掉营垒,只携带三天的干粮,以表与秦军决战之心。一到巨鹿就包围王离,九战九胜,大败秦军三十余万,斩苏角,擒王离,逼涉间自尽。此一战一举扭转天下局势。当时各路诸侯大军已经到了巨鹿城下,但是畏惧秦军都不出战,只是作壁上观,看到楚军骁勇果敢,无不以一当十,呼声震天,使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只是最后才追杀了一些秦军的残兵败将。完胜后,项羽召见诸侯将领,诸将“入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诸侯皆属焉。”

那时的项羽真是意气风发啊。再说彭城之战。刘项兄弟反目,刘邦借项羽杀主之罪名率五十六万联军攻占楚都彭城,闻讯后项羽又一次展现了他他的军事天才,他亲率三万精兵回救彭城,晨时开始进攻,中午即大破联军,将刘邦所部挤压于谷水、泅水之地。联军自相践踏,被楚军斩杀10余万人,联军余部溃退,项羽又追至睢水,再歼联军10余万人,联军尸体塞满河道,睢水为之不流,楚军将联军重重包围,因风沙骤起刘邦乘才得以逃脱,其父及妻吕雉却被楚军俘获。

以后项羽缺乏战略和政治头脑就显现出来了,约刘邦单挑决天下,然后又放了太公吕后,与刘邦和议,划界鸿沟。项羽依约东归。刘邦却听从张良、陈平之劝,越过鸿沟,追项羽于阳夏,并邀韩信、彭越共40万大军与10万楚军决战于垓下,结果项羽中韩信的十面埋伏,被围垓下,夜闻四面楚歌,此时的项羽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面对美人虞姬,思念骏马骓,有了千古绝唱《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数阕,美人和之。项羽泣数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视。歌毕,虞姬为了能让项羽成功突围,拔剑自刎。项羽骑着他的乌骓马,乘夜率800骑突围南逃。

天亮以后,汉军有所察觉,刘邦派灌婴率5000骑兵追击,项羽走到阴陵迷失道路,陷入大泽。到了东城,仅剩28骑。面对汉军,项羽自知难逃厄运,激发了项羽举世的英勇,他对28骑说:“吾起兵至今八岁矣,身七十余战,所当者破,所击者服,未尝败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于此,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他又对属下说:“吾为公取彼一将”,项羽大喝上前,所向披靡,果然斩一汉将,他们突围出去后,杨喜追项羽,项羽嗔目大喝,杨喜人马俱惊,后退数里。后来项羽再次为汉军包围,项羽率军再次杀入汉军,再斩一都尉,杀百余人,又突围逃到乌江。

这时乌江亭长备好渡船催他渡江了,亭长说:“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项羽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把将乌骓马送与亭长,令部下下马和汉军肉搏,项羽又杀敌数百,身重十数伤,看见汉将吕马童,对其说:“你是我的旧部,我听说刘邦悬赏千金,封万户买我的头,我就送你个人情吧。”于是自刎而死,年仅31岁。汉军抢夺项羽尸体自相残杀者数十人,最后王翳等五人分了项羽的尸体,都被封侯。

项羽英勇无敌,战术指挥上的造诣也是很强的,如果作为一个将军,如果生在汉武之时,想必起所建功业也可以与卫青,霍去病相媲美。但是历史没有如果,他刚愎自用,在战略上短视和,在政治上幼稚,却做在了统帅的位置,与老谋深算的刘邦争天下,注定会是个失败者。

4、张飞

张飞(公元168年—221年),字益德(《三国演义》中字翼德),涿郡人(今河北涿州)。张飞为人勇猛,曾率二十骑兵于长坂吓退曹军。而且书法不错,擅画美人,现今仍有其墨宝、画像留下。张飞对有学问的人很礼遇,如刘巴初降,张飞立即到其家拜访,但刘巴没有和他说过一句话,张飞虽然气愤,但没有抱怨说一句。张飞也惜英雄重英雄,如捉到严颜时,严颜宁死不屈,张飞敬重其为人,将严颜收为将领。可是张飞脾气暴躁,对士兵非常严厉。刘备时常劝张飞:“卿刑杀既过差,又日鞭挝健儿,而令在左右,此取祸之道也”但张飞不听。果然张飞就是死在其部下之手。试想一下如果张飞不是被张达、范强(演义中写作范疆)之辈暗杀,在当时“吕布死典韦亡,赵云马超是一帮”的时期,又有何人能在沙场上与之匹敌呢!张飞死后,其尸体躯干被埋葬在阆中,头颅埋葬在云阳,并分别建有张桓侯祠和张桓侯庙。

5、李元霸

隋唐中所说的李元霸其人长的是尖嘴缩腮,骨瘦如柴,面如病鬼,但力大无穷,两臂有四象不过之力,意思说他张开胳膊把路一拦,四头大象都过不来!使一对‘擂鼓翁金锤’各重320斤(也有说重400斤,估计和奥尼尔差不多),坐下一骑万里云,天下无敌,在大隋称第一条好汉,后封为西府赵王。但是也有书中说李元霸交战向来不骑马,简单说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坐骑。向来一副无忧的样子总把锤子放在肩头倾斜着脑袋,眼神透露出无法掩饰的纯真。

关于李元霸的英勇,演义中说其在一场战役中将18路反王的180万人杀的只剩下62万人,这样的战果估计在现代只有用原子弹才能够完成。

关于李元霸的死因通常有3种说法:

1.举锤骂天,被雷劈死。2.想用锤子打老天,结果锤子掉下来把自己砸死。3.战死沙场。被开隋九老之一的鱼俱罗用拖刀计杀死。据说李元霸学艺出师后,他师父对他说日后不要杀手里使用镏金镗的人,结果他杀了使用镏金镗的宇文成都,鱼俱罗是《兴唐传》里宇文成都的老师,为了给徒弟报仇杀了李元霸。

6、秦琼

秦琼,字叔宝,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人。秦琼之父曾任北齐时期的咸阳王录事参军。隋大业年间,秦琼效力于隋将来护儿帐下,因其志向高远和勇猛强悍,深得器重。秦母去世后,来护儿曾派员专程到秦琼家吊唁,全军上下大为惊异。

隋末乱世,义军群起,秦琼投归隋将齐郡郡丞苯张须陀,在下邳(今江睢宁北)与义军首领卢明月交战。当时,双方力量悬殊,张须陀部队仅一万来人,义军则有十多万人,相持十多天后,须陀已是人困粮绝。就是这急于撤退而又怕追赶的紧要关头,秦琼与罗士信挺身而出,愿带领一千人偷袭对方军营,以掩护大队人马安全后撤。秦琼与罗士信凭借自己的智勇,使突袭获得成功。张须陀则乘机回师追击,取得了脱逃后的胜利。仅此一仗,秦琼的勇猛多智便很快扬名于军中。

在之后的作战中,秦琼因为有功而被任命为建节尉。后在对义军李密进击时,张须陀成败而亡。秦琼率残兵败将归依了裴仁基,而后又随同裴仁基投降了义军首领瓦岗军李密。李密得到秦琼非常高兴,加以重用让他作骠骑将军。在跟随李密作战中,有一次李密被流失射中,坠于马下,昏迷不省人事,此时左右随从四散,追兵就要赶到,情况十分危急,多亏秦琼拼死护卫,并重整队伍,这才击退了追兵,从而使李密大难不死。后来李密失败,秦琼又为隋将王世充收得,被任命为龙骧大将军。后因不满王世充的狡诈,遂与程咬金等人脱离王世充投向李渊并在秦王李世民手下干事,因其勇猛过人,被委任为马军总管。

此后,秦琼跟随秦王李世民,先后镇压了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等多路义军,为唐王朝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李渊曾派使者赐予金瓶以示褒奖。之后,又因战功,多次受到奖赏,先后拜为秦王右统军,加授上柱国。后又进封为翼国公,深得秦王李世民的信任。秦琼不仅在唐王朝创建伊始立下了赫赫战功,而且在唐王朝内部斗争的“玄武门之变”中,坚决站在秦王李世民一边,一起诛杀了太子建成和齐王元吉,为李世民当太子夺皇位扫清了道路。

唐武德九年(626)六月,秦王李世民被立为太子,八月接王位,改号贞观,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唐太宗。秦琼也因有功,拜为左武卫大将军,赐给七百户的封邑。后来,秦琼多病缠身,自谓:自幼戎马转战,身经大战二百余次,光流的血也足足有几十斗之多,元气大伤,怎能不病?到贞观十二年(638)终于因病去世。而演义中说其为了挂帅征东,在70高龄与尉迟恭比赛举千斤石狮子,累的吐血到地,以至病死,岂不冤哉!

秦琼死后赠徐州都督,改封胡国公,并陪葬昭陵。“太宗特令所司就其茔内立石人石马,以旌战阵之功焉。”(《旧唐书》本传)他的画像也上了表彰大功臣的凌烟阁。秦琼的传奇人生后被演义进了戏剧以及说唱文学之中,并且被人们誉为“山东好汉”。济南一地也附会出了不少关于秦琼的遗迹,像秦琼卖马槐、秦琼府、秦琼墓等等。至今在济南王龙潭仍留有“唐左武卫大将军胡国公秦叔宝故宅”的石碑。

7、薛仁贵

薛仁贵,龙门(今山西河津)人,是个酷哥,自幼贫寒,习文练武,有臂力,善骑射长成务农武艺高强,善骑射。

唐贞观末年时要远征高丽,644年,薛仁贵参加了张士贵(又是让小说冤枉的好人)的部队,张士贵部行至安地时,郎将刘君印为当地武装所围,薛仁贵闻讯后,单枪匹马前往营救,击斩敌将,系其头于马鞍,降伏余众,救君印回营,第一次出手就勇冠三军。

645年4月,唐军前锋进抵高丽,不断击败高丽守军,6月,至安市,高丽莫离支遣将高延寿率军20万依山驻扎,抗拒唐军。唐太宗视察地形后,命诸将率军分头进击。这时,薛仁贵自恃骁勇强悍,想立奇功,穿上与众不同的白衣白甲,手持方天戟,腰挎两张弓(装酷)大呼陷阵,高丽将士纷纷倒伏,杀开一条血路。唐军随之继进,高丽军被打得大败。这一战看的李世民也非常高兴,回师时道:“不喜得辽东,喜得虎将”。

高宗在位时薛仁贵屡次击败高丽,契丹人。661年,以前的回纥首领婆闰死,继位的比粟转而与唐为敌,薛仁贵率兵赶赴天山,回纥九姓拥众十余万相拒,并令骁勇骑士数十人前来挑战,先选数十骁骑挑战,他张弓连发三箭,射杀三人将,其余人慑于神威全都请降。薛仁贵乘势挥军掩杀,九姓回纥大败,所降全部坑杀。接着,薛仁贵又越过碛北追击败众,擒其首领兄弟三人,军中遂有歌:“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

后薛仁贵因败给吐蕃人以及在任时因违法而被数次免职,最终又被朝廷起用,682年,突厥阿史那元珍反唐,他率兵出击,在云州遇敌。敌方问:“唐将为谁?”曰:“薛仁贵。”突厥人惊问:“我们听说薛将军流放象州已死,怎么可能复活了?”仁贵摘下头盔,突厥人大惊,下马罗拜后逃跑。仁贵追击,斩首万余级,俘2万余人。

薛仁贵作战勇猛,并且善用奇兵,屡败北方各族,还曾任安东都护数年管理朝鲜一带,理政才能也是不错的,不过杀戮过多,做官又玩忽职守,纵容手下,与演义中的人物相比武功并无多少夸大,人品则显不足。不过他在演义中的结局更是窝囊,居然被自己的儿子误射而死,不仅死不得其所,还让他儿子背上一世骂名。

8、赵匡胤

宋太祖赵匡胤通过“黄袍加身”从后周孤儿寡母手中夺得政权,建立北宋。然而北宋当时在中国也仅仅是一个比较强的割据势力而已,如果它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这五个朝代一样,短短几十年而亡,人们也不会过多的表示惊讶。但是雄才大略的赵匡胤天才的通过“杯酒释兵权”和平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威胁,铲除了五代以来“皇帝轮流坐,明天到我家”式的频繁政变的土壤,同时在国内进行了政治经济一系列的改革,加强了中央集权。经过短短数年的发展,北宋政通人和、经济繁荣,重新一统华夏的历史责任,也就当仁不让的被宋太祖承担了下来。从乾德三年开始,北宋在赵匡胤的指挥下,进行了捷报频传的大规模的兼并战争。

公元963年,慕容延昭剿灭南平

公元964年,王全斌、刘光义平定后蜀

公元970年,潘美攻占南汉

公元974年,曹彬征服南唐

公元975年,吴越国王望风而降

至此,南方基本收归北宋版图。

公元976年,宋太祖赵匡胤的“统一之手”开始不可阻挡的指向了北汉,然而,死亡又一次葬送了华夏民族统一的愿望。当年10月,赵匡胤在给后人留下了“烛影斧声”的千古谜团后,离奇的崩逝于汴梁万岁殿,享年五十岁。

宋太祖的离世,使北宋丧失了统一中国的大好良机。即位的太宗军事上显然远逊于太祖,虽然北宋随后灭亡了北汉,却两次大败于契丹,导致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燕云十六州始终未能收复。终北宋之世,这种巨大的战略被动一直压在皇帝和臣民的心头——一个连长城都被北方游牧民族占去的政权,究竟还能存在多久呢?

9、高宠、杨再兴、曹宁

高宠、杨再兴、曹宁:

这三个之所以能并列,是因为他们在演义中出现的篇幅都很少,但是都是万中无一的虎将,却又都不得善终。高宠连挑十一辆滑车,到第十二辆时因战马已筋疲力尽,将其掀翻在地,被铁滑车碾个稀扁。杨再兴误陷小商河,被当成了活靶子,连人带马射的如柴蓬一般。死的最冤枉的当属曹宁,这个比陆文龙还狠的人物,只因为杀了自己卖国求荣的父亲,被孝字当先的岳飞拒之门外,走投无路,只有自刎身亡。唉,要是放在今天,可能还是大义灭亲的好榜样呀!

10、袁承焕

大明炮神。有了他,清朝的野心总是成为妄想,努尔哈赤、皇太极……奉袁必输,哪怕是三千部队对强大的十万大军,袁承焕还是守住了江山,让敌人望尘莫及!袁承焕驻守边疆上十年,支撑了明朝国防的半边天,可结果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死在了多疑的崇祯手上。遥想当年袁承焕被押入京,一时间谣言四起,在几个慷慨激昂之士的煽动下,整个京城的百姓沸腾了,他们将对满清的仇恨全部发泄在袁承焕身上,袁承焕是否有罪在那时已经不重要。

人们似乎只是把他当做了一个发泄对象。骂得越响越证明自己爱国,咬得越深证明自己越仇敌。就连那些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们也坐不住了,纷纷表示要生啖其肉,一时间袁承焕的肉竟与黄金等价。洛阳纸贵、京城“肉”贵。当年菜市口,群情激奋,民众争相生吃其肉,袁承焕这位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志士英雄就这样死在自己一生所保护民众的手中,死在了谣言中。本来我觉得岳飞已经很冤了,可是岳飞被“莫须有”的杀害后,至少老百姓都是站在他这边的,何况岳飞20年就平反了,可是袁呢,47岁被杀,152年之后平反,还是敌国为其昭雪,真是太冤了。

袁清贫一生,没有儿子,当时的妻子和胞弟都流放2千公里,一家的命运都坎坷不已……另外,据说当时袁崇焕被爱国群众愤怒地吃掉了,但还剩一个人头没吃,便被拿到边境上的九个重镇如大同、宁夏等地去示众。后来他的部下佘先生冒着灭九族的危险偷走了人头,从此北京广渠门外多了一座孤零零的坟丘和一个守墓的家族,这一守,就是十七代人(直到现在还有个佘老太太)。

大明炮神。有了他,清朝的野心总是成为妄想,努尔哈赤、皇太极……奉袁必输,哪怕是三千部队对强大的十万大军,袁承焕还是守住了江山,让敌人望尘莫及!袁承焕驻守边疆上十年,支撑了明朝国防的半边天,可结果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死在了多疑的崇祯手上。遥想当年袁承焕被押入京,一时间谣言四起,在几个慷慨激昂之士的煽动下,整个京城的百姓沸腾了,他们将对满清的仇恨全部发泄在袁承焕身上,袁承焕是否有罪在那时已经不重要。

人们似乎只是把他当做了一个发泄对象。骂得越响越证明自己爱国,咬得越深证明自己越仇敌。就连那些养尊处优的达官贵人们也坐不住了,纷纷表示要生啖其肉,一时间袁承焕的肉竟与黄金等价。洛阳纸贵、京城“肉”贵。当年菜市口,群情激奋,民众争相生吃其肉,袁承焕这位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志士英雄就这样死在自己一生所保护民众的手中,死在了谣言中。本来我觉得岳飞已经很冤了,可是岳飞被“莫须有”的杀害后,至少老百姓都是站在他这边的,何况岳飞20年就平反了,可是袁呢,47岁被杀,152年之后平反,还是敌国为其昭雪,真是太冤了。

袁清贫一生,没有儿子,当时的妻子和胞弟都流放2千公里,一家的命运都坎坷不已……另外,据说当时袁崇焕被爱国群众愤怒地吃掉了,但还剩一个人头没吃,便被拿到边境上的九个重镇如大同、宁夏等地去示众。后来他的部下佘先生冒着灭九族的危险偷走了人头,从此北京广渠门外多了一座孤零零的坟丘和一个守墓的家族,这一守,就是十七代人(直到现在还有个佘老太太)。

特殊年代中驻苏大使馆“鸿门宴”事件

1974年1月15日,北京抓苏联间谍事件后,大使馆处于戒备状态,为了防止苏方报复,使馆严格控制人员外出。大使馆每个人都提心吊胆,只怕意外事情发生。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苏联间谍的第三天,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大使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我方,适逢北京抓间谍事发生,政治空气紧张,我们去不去?经研究决定:去。

上世纪60年代以降,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极其紧张。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现在他以平实的口吻娓娓道来,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1、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苏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和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

中国外交官在外交场合与苏联官员见面,彼此不称同志,而称先生,交谈时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触动敏感的问题,就像触动神经,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扼腕嗔目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了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星期六下午5时,但早在星期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我们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八十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六十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我们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一个来,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我使馆干活,我们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2、“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7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我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我们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大使还抵制了苏外交部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举行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国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返馆后,立即把刘大使退场的情况,报告外交部。

未料,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苏方11月16日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大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老战士,看了这份电报,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遂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事情才算了结。

3、冲击大使馆风波再起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站在八楼,通过窗口拍照,作为历史资料,留下当时的场景。

事情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后,我国因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在刘大使到任前,大使馆趁机打扫卫生,进行整修,安装了玻璃,清理了门前的石块。经交涉,苏方很快派人出动云梯把墙壁上的墨迹擦掉,大使馆恢复了原来的面貌。

刘大使到任后,拜访了苏方各部门领导,见面之后,对方向我国表示了一种愿望,希望改善两国关系,这当然也是我们的愿望。苏联外交部曾宴请刘大使,礼尚往来,我们也回请了外交部的官员,在这段时间,两国之间未发生意外事件,两国关系似乎看到了一线希望。

谁知这美好的时光就像闪电一般短促,1974年1月两国之间因间谍事件,关系又骤然紧张起来。我国外交部急电通知大使馆,苏联驻华大使馆有5名外交官从事间谍活动,被我公安部门拘捕,要求大使馆做好应急准备,防止苏方进行报复。

果然不出所料,当月19日,我使馆随员关恒广乘火车回国,途经伊尔库茨克时,突然上来几名苏联特务,直奔关恒广所乘车厢,以从事间谍活动为罪名,将关恒广绑架。

我国外交部向苏联驻华大使宣布,苏联5名外交官为不受欢迎的人,将他们驱逐出境。接着苏联把关恒广从伊市送到莫斯科,宣布他是不受欢迎的人,限期离开莫斯科。

关恒广离开莫斯科时,大使馆主要官员都到机场送行,刘大使把一朵大红花戴在关恒广胸前。苏联和各国记者打开水银灯拍照,并把话筒对着刘大使,刘大使慷慨陈词,强烈抗议苏联特务对关恒广的迫害,赞扬他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

5、突发事件让宴会一波三折

1月17日上午即北京抓苏联间谍的第三天,根据双方原商定的时间,由苏联外交部远东司司长贾丕才邀请12名中国外交官去外交部别墅梅谢林诺共进午餐。苏联外交部每年在梅谢林诺宴请以刘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外交官员,然后由刘大使回请以贾丕才为首的远东司外交官员,这已经形成一种不成文的制度。这次苏方宴请我方,适逢北京抓间谍事发生,政治空气紧张,我们去不去?经研究决定:去。

上世纪60年代以降,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到60年代末、70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极其紧张。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现在他以平实的口吻娓娓道来,倒也别有一番趣味。

1、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苏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和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

中国外交官在外交场合与苏联官员见面,彼此不称同志,而称先生,交谈时警惕性都很高,一旦触动敏感的问题,就像触动神经,唇枪舌剑,不欢而散。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扼腕嗔目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了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星期六下午5时,但早在星期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我们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八十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六十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我们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一个来,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我使馆干活,我们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他们这话道出了事情的真相。自此之后,连续几年大使馆再没有举行这样的活动。

2、“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7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我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我们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大使还抵制了苏外交部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举行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国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返馆后,立即把刘大使退场的情况,报告外交部。

未料,此事发生后,有一位西方记者发了一条新闻,说:中国大使刘新权在苏方11月16日举行的活动退场时,向大会主席团鞠躬。这件事一时闹得沸沸扬扬。外交部电询大使馆:据外电报道,刘大使在退场时向苏修大会主席团鞠躬,是否属实?刘大使是久经沙场的老红军老战士,看了这份电报,非常激动地说:“我刘新权在战场上丢脑袋都不怕,怎么会向苏修鞠躬。”遂即和使馆几位领导商量,电告外交部:所谓刘大使向苏修主席团鞠躬,“纯系造谣”,事情才算了结。

3、冲击大使馆风波再起

1969年3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中苏关系剑拔弩张,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联方面组织了上万人的游行队伍,轮番到我大使馆门前示威,他们手举标语,高呼口号,砖头、墨水瓶、臭鸡蛋,像雨点一样向使馆临街的窗口和墙壁投去,大使馆主楼和两侧的宿舍楼一至三层的玻璃窗几乎全被砸碎,有的地方四层楼的玻璃窗也被石块击破。墨水瓶从窗口飞进房间和办公室,地板上洒满墨水,大使馆的墙壁五颜六色,涂满辱骂中国的口号、漫画和斑痕累累的墨水,使馆门口的院落内扔满了石块、酒瓶和标语牌。

我们头一天就得到苏方组织游行的消息。大使馆紧锁大门,任凭游行队伍狂呼乱叫,我们一声不吭。只是有几个人站在八楼,通过窗口拍照,作为历史资料,留下当时的场景。

事情发生后,我们对现场一直保持原样,石块不清理,被砸碎的玻璃不修理,墙壁上的墨迹不擦,意在给苏方难堪。

1970年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苏一直是代办关系。1969年9月11日,周恩来总理和柯西金总理在北京机场达成协议,互相派出大使。继苏方向北京派出大使后,我国因大使刘新权于1970年11月21日到达莫斯科,从而结束了一段时间内中苏关系事实上降为代办的局面。

军机大臣百年前艰难一死 慈禧“因泣下沾襟”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为首的清政府经宣化、大同、太原于同年10月16日逃至西安。军机大臣赵舒翘也跟随逃到桑梓之地。当时陕西连年大灾,饥民甚多,地方官曾设“舍饭房”赈饥灾民。然而有些主管官员贪污赈粮,却给稀饭中暗掺石灰。赵闻知此事后,扮作贫民模样去排队领饭,受到掌勺小吏的严斥,他为了亲尝滋味、恭恭敬敬地恳求一碗。当尝出饭中确有石灰味时,才亮出自己的身份,并立即对主管官员严肃查处,并把这位掌勺小吏教育一番,放他回家为民。

而在北京,侵略者同清政府的代表李鸿章谈判期间,把刚毅和赵舒翘指为支持义和团的“祸首”,并坚持处以极刑。因刚毅已在西来途中死于山西侯马镇,赵舒翘自然首当其冲。

消息传来,陕人不服。1901年2月17日(光绪二十六年腊月二十九日)西安绅民三百余人向军机处为赵舒翘请命,愿以全城人保其免死。2月20日(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二),西安府城有更多的人为赵请命。在慈禧光绪住在(北院门陕抚衙门)附近的“鼓楼地方业已聚集数万人,有声言欲劫法场者,有声言如杀大臣(指赵),吾等即请太后回京,又有看热闹者。军机处见人情汹汹如此,入奏太后不如赐令自尽,以免意外。”

清廷怯于侵略者淫威,并没有因西安绅民的请愿而免赵一死。1901年2月24日(辛丑年正月初六),清廷正式向赵舒翘下赐死之诏,并命新任陕抚岑春煊前往臬司监视。

随慈禧逃到故乡西安,一个实在不想死的人却终究难逃一死

一个强壮的生命在不愿意死亡的时候,抵抗力会有多么的顽强。即使按照联军的定罪条件,赵舒翘也不应该被判死刑,因为他在1900年的夏天并没有纵容义和团杀洋人的具体行为。因此,在西安的赵舒翘一直认为自己不会死。当他接到被定为“斩监候”的圣旨随后被押往西安衙门的时候,他也没有特别的悲伤,他认为这是朝廷向洋人做出的样子,等洋人们不再穷追不舍了,他就会被释放的。在关押期间他神态自若,在家眷们的侍候下,和在家里没什么区别。

但是,他等来的却是要定他“斩立决”的传闻。他坚决不相信。他知道慈禧太后必会为他说话。但是最后,朝廷决定“开恩”,由“斩立决”改为“赐赵舒翘自尽”。圣旨由岑春煊向赵舒翘宣读。军机大臣们想在最后时刻挽救赵舒翘的性命,急忙再次求见慈禧,于是负责监督死亡的岑春煊和赵舒翘一起就坐在关押他的屋子里等。

岑春暄对赵舒翘说:“赵军机,上谕在此,赐您自尽,要求下午五时回去复命,求您及早自决!”

赵舒翘本在地上跪着听谕,听到此言,一下子就瘫到了地上,问:“太后再没有别的旨意吗?”“没有。”“一定有的。平日里我对朝廷忠心耿耿,老佛爷对我也恩重如山……”

赵舒翘坚信肯定会有另外一个赦免他不死的圣旨来到,他是慈禧太后最宠信的大臣之一,军机处的大臣们也都是他交情不浅的朋友。派出去打探消息的手下人一拨接一拨,但是很快就都回来了,带回来的都是不可能赦免的消息。没有人敢把必死无疑的消息告诉赵舒翘,都说还是没有什么消息。赵舒翘一会儿情绪焦急地问又有什么消息没有,一会儿乐观地诉说自己不该死的原因,一会儿又命令人再去打探,一直折腾了六个小时之久。其实谁都看见了,所有打探消息的人全都在门口蹲着不敢进来。

直到时间已到中午,因为圣旨上有他死亡的时限,这些人商量好一起进来报告,赵舒翘愣了半天,就是不敢相信。他不断地问:“有圣旨到么?”最后他的夫人轻声说:“不会有圣旨了,咱们一起死吧。”然后拿出一包金子。绝望的赵舒翘犹豫很久,才含泪在岑春煊的监视下把金子咽了下去。在等待死亡时刻到来的过程中,这位大清帝国的忠臣竟然处在精神亢奋的状态中,他对人大谈自己死后应该如何料理后事,放声痛哭地诉说自己对九十多岁的老母亲的留恋,说:“高堂老母,不能亲养其老,送其终,是今生最大的憾事!”前来看望他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开始的时候岑春煊怕出意外禁止亲友探望,但是他最终阻挡不住,只有盼着赵舒翘快死。而赵则对众人说:“我到今日之境地,完全是受了刚毅的拖累!”岑春暄听他说话声音雄壮清晰,丝毫不像快要死的人的样子,于是就命手下人给他鸦片。

但是,三个小时过去了,赵舒翘没有任何即将死亡的迹象,连肚子疼的现象都没有发生。岑春煊看时辰不早了,耽误了圣旨规定的死亡时间就是抗旨之罪,他也要受连累,于是递给赵舒翘一缸鸦片烟,让他喝下去。但是,喝了鸦片的赵舒翘只觉得浑身燥热,口渴难耐,不停地喝凉水。尽管他脸都肿了,痛苦地张牙舞爪,但到了下午依旧没死,而朝廷命岑春煊“下午五时复旨”。

到了下午四点,赵军机仍然没有死。岑春暄正在着急之时,李莲英来了。慈禧太后在行宫等消息呢,等不及了,就让李莲英来看看。李莲英对岑春暄很是看不上眼,见到他,没好气地问:“怎么这么慢呀,老佛爷都等不及了。”岑春暄只得把赵军机不愿死的事告诉了李莲英。李莲英又没好气地说:“他不想死怎么办?你还想放过他?放过了他,老佛爷能放过你吗?洋鬼子能放过你吗?”说完,气呼呼地走了。

岑春煊于是又命令家人找来砒霜,心急火燎地灌进了赵舒翘的嘴里。

这回赵舒翘倒下了,他满地翻滚,呼喊不止,说他感到很难过。又过了一会,距离朝廷要求复旨的时间已剩不多,赵舒翘还是没有咽气。岑春暄非常着急,只得问他手下的人:“五点钟我就要去复命,可这人不肯死,你们看怎么办?”他手下一个尖嘴猴腮的小子说:“小人倒有个办法。把纸在烧酒中浸一浸,拿出来堵住他的喉管,闷死他得了。”岑春暄只能让人照此去办,大家一起动手,一共封了五次,每次都认为必定是死了,但赵舒翘就是还有气息。折磨一直持续到次日凌晨,赵舒翘死了。

赵舒翘被处决之后,官民众说纷纭,但皆认为属于冤死

鲍润漪著的《赵尚书被冤述略》里说,瓦德西入驻仪銮殿后在光绪帝的御案时发现了赵舒翘的一通不主张利用义和团的密奏。瓦德西连夜派人将此奏折送李鸿章,要李去电西安行在救赵。李鸿章又转送他人,相互推诿,“旋以刑期已近,恐电不及遂搁置灾,赵故罹于难”。另有轶闻一则谓,原拟“祸首”名单里并无赵舒翘。

而李鸿章的亲信幕僚某甲用一种危言耸听的理由唆使李把赵列入“祸首”名单,“李为之动”。因为赵舒翘在苏抚任内参罢了他父的官,某借此挟嫌报复。这两则资料均系孤证,不足为据。但至少可以说明赵舒翘之被“赐死”,当时不少人认为是冤案,还可看出赵舒翘之死是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产物,更可说明帝国主义的要挟,连慈禧希望挽回亦无能为力。

清政府中对义和团的剿抚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一是直接镇压,一是曲线镇压,都是反动的。赵舒翘对义和团是有基本看法的,由于看风使舵、言不由衷而表现为游移于剿抚两派之间的假象,但不论怎样他还是站在义和团对立面的,基本立场是反动的。赵舒翘本非主抚派而终被侵略者当作主抚派惩办,这就是他蒙冤的实质。他的“冤”也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的。

由于帝国主义的要挟和“主剿派”尤其是东南督抚的议论,慈禧对赵舒翘虽颇有袒护之意,但对其处理却不得不层层加码。原定“革职留任”,后改为“交部议处”,1901年2月3日再改为“暂监候”,最后定为“斩立决”;迫于西安绅民聚众请愿,为了避免意外终于易为“赐令自尽”。赵舒翘“终受大辟,实出外人要迫,并非太后之本心”。慈禧对于赵舒翘已处于爱莫能助的境地。另一面在《辛丑条约》中却明确提出:对主张镇压义和团而被慈禧处死的徐用仪、许景澄等五大臣“开复原官,以示昭雪”。“刑赏听命于人,何以立国哉!”“从未有若此案之迫于外敌,致令诸大臣翩翩毕命者。”所以被赐死,不仅说明在帝国主义尤其是英国支持下东南督抚势力渐次坐大,清廷权势下移,而更说明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在帝国主义面前失去了最后的一点自主能力,彻底变为侵略者的傀儡。清朝已成为“洋人的朝廷”。

赵舒翘死后,江苏士民知其冤苦,亦感赵生前抚苏之政绩,汇银六千两助葬。根据赵之遗言——勿受人一钱,赵妻终未收受,后赵妻亦自尽以殉。“时论冤之”,“识者冤之”。关于赵舒翘之死,时人议论颇多,大皆谓赵死得极惨且冤。史馆编修叶昌炽在其日记中写道:“平心论之,展翁(赵字展如)之咎止于尸素而已,未可与刚(毅)启(秀)同科”。慈禧西逃时,曾在其身边办理支应的怀来知县吴永在其《庚子西狩丛谈》中记述更详。其中写道:赵舒翘之被赐死,“纯利润不能不谓之冤,青史是非,悠悠众口,吾尤愿为死者一洗之也”。当时在刑部任职的吉同钧确认:“当时好恶相蒙,百年后信史一出,必有能雪其冤者”。即使在清朝“上谕”中,论及赵舒翘之咎时只含糊其词地说:涿州查团“次日即回,未免草率,惟回奏尚无饰词”。

赵舒翘被赐令自尽后,慈禧也似有内疚。她多次同左右亲信谈及此事:“其实赵舒翘并未附和拳匪,但不应以‘拳民不要紧’五字复我”。“‘惟赵舒翘我看他尚不是他们(指载漪、载勋、刚毅等)一派,死得甚为可怜’,言至此泪下如雨”。迫令被戮诸臣中,“‘惟赵舒翘略晓事,但涿州复命时不应以拳匪无能为乱欺我’,因泣下沾襟”。

民国时期第一暗杀大王曾行刺蒋介石

王亚樵,字九光,谱名王玉清,又名王鼎,别名王擎宇,1887年出生于安徽合肥。自幼读书,聪颖过人,曾参加前清末科考试,名列前十名。家世贫寒,祖父王榜,父王荫堂,均耕种地主田地。

虽其父王荫堂行医,亦以务农为本,历年所收,均不敷所出,因欠租无法交付,被地主孙有富告到官府,受处罚后佃季家围田,收谷太少,又被地主季广德摘佃逐出。只得移居到磨店镇上,开设一个小染坊糊口,屡被土豪劣绅李竹斋家丁恃势不付钱取染,吵打数次,反请酒赔礼。王亚樵目睹豪强、清廷官吏压榨人民,痛恨入骨。当时正值英、法、日、俄、德列强汹汹入侵,瓜分中国。目睹清廷媚外无能,民族濒临灭亡,每与合肥、巢县、寿县青年志士谈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慷慨悲歌。王亚樵秉性倔强,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不屈不挠,邻里友人多赞亚樵有古烈士风。后与友人组织“正气学社”,探讨文山公生平事迹。结识吴旸谷、柏烈武等。

响应辛亥革命,在合肥宣布独立

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于1911年辛亥推翻了清王朝,是年王亚樵25岁,与乡人李元甫、王传柱、张朝阳、李小一等,响应中山先生革命主张,与柏烈武接洽,由王亚樵、李元甫、王传柱担任合肥革命军正副司令,在合肥李文忠公祠组织军政府,宣布独立,撤销清廷一切官吏。事有凑巧,是时亦有孙品骖由同盟会上海总部领到委任来肥,与巡防营季光恩、团练使袁斗枢,亦在合肥大书院成立军政府,宣布独立,自任司令。两派人枪实力,均不相上下,王亚樵等主张开李府仓房,封李府典当,以作军饷,及赈济贫民。孙品骖等主张暂维持旧有土豪劣绅和士大夫阶级。因而两派意见不合,时相龃龉。后孙品骖将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枪杀。王亚樵因下乡集合队伍,未遭难,因而亡命南京。

加入社会党,被军阀通缉

王亚樵因在南京见到江亢虎组织中国社会党,颇符志愿,即加入社会党,受命负责安徽支部。旋于1912年秋回到安徽,与全椒人刘大魁、巢县人丁鹤龄、怀宁人蒋非我、合肥人唐幼文、朱瘦梅、洪耀斗、许习庸、芜湖人杨柳堤等先后在合肥、全椒、巢县、安庆、芜湖各地,成立县支部,安徽总支部设在合肥撮镇夏家祠堂,因王亚樵一向长于演讲,富有组织能力,所以各县加入者颇众。他的生活很朴素,常穿一套破西装,拿一根自由棍,口留小胡,奔走不遗余力,卧稻草、吃残饭,是他常事,处世接物,非常诚恳,因此社会党在安徽极为发达。北洋军阀皖督倪嗣冲称社会党为“乱党”,下令通缉。丁鹤龄遇害,王亚樵于1913年秋率领一班同志,出亡上海。

到上海后,王亚樵白天做苦工,夜晚宿马路盖报纸,贫困不移其志,继续寻求革命,结识在国内倡导安那其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北大教授景梅九,钻研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参加无政府主义研究小组,研究怎样打倒社会上一切强权。后来王亚樵在反动政府统治时代致力于暗杀大军阀、大官僚,实是受了无政府主义影响的关系。

建议中山先生轰炸北京政府

1919年北洋军阀段祺瑞左右北京军政大权,反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力量,王亚樵见到段祺瑞违反民意,义愤填膺,以国民党员身份,上书孙中山先生,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实行锄除民贼,以救危亡”,“非组织暗杀团体不可”。当被孙中山先生批驳曰:解决革命,应以武装力量彻底推翻其组织,不在于杀死一个人。后中山先生由上海回到广东,重组军政府,王亚樵亦随中山先生到广东,供其驱策。民国21年冬,在为纪念中山先生而召开的展览中山先生遗墨大会上,展有王亚樵建议中山先生轰炸北京政府一书,言多激烈,是以后人皆称王亚樵是国民党中极左派人士。

跟随韩恢反对江苏军阀李纯

民国建元以来,虽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国中土地,军阀割据。李纯霸占江苏,无恶不作,同盟会员韩恢有见及此,号召一班有志之士,共同反对李纯,实现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是时中山先生去日本,王亚樵到上海,对韩恢主张,甚为钦佩,因而与徐州人胡抱一追随韩恢到苏北、洪湖一带组织军事实力。不料李纯探得韩、王已离沪,遂于上海新、申两报发布通缉令,说王亚樵、韩恢离沪,图谋不轨,严饬各地军警缉拿。结果,韩恢被李纯捉拿解南京殉难,王则暂息隐于其故乡合肥磨店集。以后王亚樵到上海创设复炎小学,即是纪念韩恢革命精神不死,其复炎二字,是韩恢生前别号。

把安徽军阀张文生轰下台

1920年9月,军阀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贪污腐化,不顾皖人疾苦,在安徽各地遍设厘金关卡,剥削人民,以供挥霍。王亚樵于1921年到安庆,见到张文生如此不法,即与许习庸、何哲仁、周无为、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阚培林等在安庆宣布,为促进中山先生民权革命,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号召市民、工人、学生一致参加反对军阀张文生专政,并主张安徽军政分治,不得由武人兼掌政治,电北京政府,要求皖人许世英主皖,北京政府深知张文生在皖不得民心,激怒皖人,准予所请,于1921年9月特命许世英为安徽省长。王亚樵得讯后,即邀请安庆各界人士,前往码头欢迎许。因此张文生恨王亚樵入骨,碍于法律不能明捕明杀,特令其亲信副官张醒黄暗中逮捕杀王。而张与王有旧,曾得过王之恩惠,不忍下此毒手,遂走告王,速离安庆,以免杀头之祸,王亚樵闻之,即与郑青士、蒋非我化装登轮,再次出奔上海,通电反张,周旋年余,张始离皖。

反对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贿选

1923年,曹锟、吴佩孚在北方军权在握,通过贿赂曹锟“当选”总统,孙中山先生命令在沪国民党元老柏烈武反对曹、吴,王亚樵接受柏烈武指示,与洪东夷、徐锡麟、李小南、关芸农、郑青士、蒋非我、刘醒吾、程德源、魏曙东、邓宏铭、丁子谷、席文翰、郑益庵、殷爱棠等组织上海市公民大会、安徽劳工总会、公平通讯社等反对曹、吴的宣传机关,集合上海市民、工人、学生游—行示—威,并令合肥人郑益庵伪装曹锟,使众人指骂和鞭挞。曹、吴在北方得悉,怒甚,电上海当局,指王亚樵、洪东夷、徐锡麟为匪,着就地拿办,王、洪、徐机警过人,终未遭其毒手。嗣后王亚樵见到口诛笔伐无济于事,乃联络浙督卢永祥,以军事实力,推翻曹、吴,这是王亚樵开始于军队活动事业。

刺杀淞沪警察厅厅徐国梁

1923年,南方国民党决定联络张作霖、段褀瑞共同出兵,讨伐曹、吴。特派王亚樵负责联络。王亚樵亲自到浙江见皖系卢永祥,接洽出兵,当由卢永祥慨允负责,但提出意见,如要我讨伐曹、吴,必先击溃苏督齐燮元。击溃苏督齐燮元,必须先杀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徐是齐亲信,现拥有上海7000名警察在手,又兼是准备攻浙前敌总司令,不灭徐,不但有后顾之忧,万一失败,恐无退路。王亚樵因见卢提议合理,遂允卢先杀徐,后攻齐。王亚樵由浙回沪,即召集郑益庵、朱善元、詹效伯、吴鼎九、何守鼎、史庆生等十数人,探得徐国梁经常在大世界对门温泉浴室洗澡,命各怀手枪到温泉浴室门口等候。于1923年11月12日下午,徐国梁果乘其自备汽车来温泉浴室洗澡,洗罢出门,正在登车之际,由郑益庵、朱善元各抽出手枪向徐国梁要害袭击,延至次日,徐不治身死。王亚樵因杀徐得手,复到浙报卢,卢对王非常器重,不但允王出兵,并委王为浙江纵队司令,划湖州为王练兵之地。王即在湖州八雀寺、三对门二山之间招兵买马。当有方振武、余亚农、戴笠、胡抱一、胡宗南、黄文迪等,均受编任队长之职。迨至民国13年秋,卢永祥始命令王亚樵、杨化昭、臧致平、陈乐山、卢筱嘉、张载阳、潘国纲等率军讨齐。后曹、吴在北方得悉,即命苏、皖、赣、闽四省攻浙,张载阳、潘国纲叛变,引孙传芳大军深入浙境,王因事危,保护卢永祥向沪杭线退却,孤军独守松江40天,因众寡悬殊不敌,始护卢退上海,后卢北上依附张作霖。除黄文迪率部投降改编外,方振武、余亚农部到北方投靠冯玉祥,后方发迹为皖主席,余为方之师长。戴笠、胡宗南,曾经胡抱一介绍加入王在湖州所成立将校队为队员,因而胡、戴均以王为师,对王执礼甚恭,后来戴笠得势,以蒋为师,与王形成对立,各走极端,王反蒋介石,戴保蒋介石,中间虽有几次经胡抱一从中斡旋未成。王后被戴笠暗杀。

在北伐战争中当安徽副宣慰使

1924年11月中山先生应邀北上,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国民党人分赴各地说服实力派人物,通电拥护中山先生。

王亚樵随柏烈武去河南,于郑州晤见河南督军胡景翼,相语大悦,胡景翼拥护中山先生主张,并委任王亚樵为河南混成旅旅长。未几胡病故,王亚樵不为胡部所容,遂离河南回上海。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常恒芳任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分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常恒芳偕李小南、郑青士等到太湖起兵,宣慰使署设太湖。王亚樵偕阚培林、刘醒吾等到洪泽湖起兵,副宣慰使署设高良涧(洪泽),有张在中、朱子云、许志远、魏益三等接受宣抚,起兵千余人,待命攻合肥、安庆以援北伐。安徽军阀陈调元派兵围困王亚樵于洪泽湖,相持数月,翌年春王亚樵率众分路突围,突围后仅余随从十余人赴南京。阚培林、张在中、殷爱棠、刘醒吾等突围至来安水口镇,被陈调元尾追擒获,四人惨遭活埋于水口镇。亚樵前期十多年活动,历经六次通缉,始终不渝其志。

四·一二后反蒋

王亚樵突围至南京,正值蒋介石背叛革命,所谓“定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无数革命志士遭无辜杀害,国共合作、三大政策一扫殆尽,北伐中道而废,至为伤感。

南京中山公园“奠都典礼”大会,王亚樵由孙科提名,以工人代表名义出席大会,王亚樵在大会发表演说,大意称广州出师,直系吴佩孚主力虽被摧垮,盘踞东南的孙传芳虽被赶走,但大小军阀尤其北方军阀并未扫平。北伐乃总理遗愿,总理呕心沥血,实现国共合作,容纳共产党人,团结所有国人共赴北伐,兴师北上,军阀闻之而遁,望风披靡,北伐军所向无敌。一旦疑窦丛生,清共而容军阀,数以万计无辜革命志士、工人、学生惨遭杀害,戈矛所向非敌而我,亲者痛,仇者快,以胜始而以败终。亚樵乃一平凡党人,奔走北伐历有年数,借奠都典礼机会,披肝沥胆,冒言直谏军政领导,以国家民族为重,无忘总理遗愿,保障人权,停止屠杀,团结国人,团结所有革命力量,将北伐进行到底。并高呼:“打倒军阀!”“保障人权,人权第一!”“反对屠杀!”王亚樵演说,闻者无不悚然。

蒋介石密令南京警察厅长温剑刚逮捕王亚樵。温剑刚指令侦缉队长湖北张三(名已忘记,张三是其绰号)于次日晨率侦缉队围亚樵寓所洪武街三号,入内逮捕亚樵,洪湖突围部众均带有武器,将侦缉队人员全部缴械,待亚樵脱逃,始发还武器放走侦缉队人员。

王亚樵离开洪武街潜往陈铭枢处避难。陈对亚樵说:“你怎么如此大胆?公开反对清共,反对总司令,他必疑你亲共,不会放过。”陈铭枢旋即密送亚樵前往上海,自此王亚樵与蒋介石形成水火之势。行刺陈调元未成,击毙张秋白1927年以后,国内政局起了巨大变化,无党派进步人士、国民党左派,由反军阀转向反蒋。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如胡汉民派、汪精卫改组派、太子派(孙科派)、西南派等,亦群起反蒋,但国民党内部派系反蒋,多为争权夺利,时反时合,利益均沾则合,权利冲突则反。亚樵是反蒋激进人物,自始至终不与合流,不论何派何系,只要反蒋他就合作。

安徽军阀陈调元投靠蒋介石,任安徽主席,继续作威作福。柏烈武、常恒芳三十三军驻安徽反受其排斥。水口镇阚培林、张在中、刘醒吾、殷爱棠等同志死难,亚樵至为悲痛,遂与三十三军军长柏烈武、党代表常恒芳商讨对付陈调元,王亚樵力主杀陈以慰死难同志。1928年秋某日,探悉全国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兼安徽建设厅长张秋白请陈调元在其住所南京梅溪山庄午餐,乃由宣济民、吴鸿泰、王干廷、牛安如、刘德才等前往动手,但陈调元不在,宣济民等杀陈不得,当场击毙助陈做坏事的张秋白。

陈调元闻张秋白被杀,惶恐万分,请求调离,辞去安徽省主席,由方振武继任。1929年前后各派反蒋兴起,王乐平(同盟会员)、柏烈武、刘芦隐(胡汉民派)、王亚樵、恩克巴图等联合反蒋。时有留日归国学生赵铁桥伪装反蒋,加入王乐平为首的反蒋组织,从中破坏。

和方振武、石友三联兵捣蒋

方振武非蒋嫡系,受排斥,王亚樵约方振武参加反蒋。方在安徽有余亚农、鲍刚两个主力师及新编部队数万人。石友三兵驻浦口附近,亦非蒋嫡系,王亚樵与石友三有旧交,再约石参加。余立奎旧部第四独立旅旅长彭建国兵驻常州,余立奎约彭建国起义,彭遵余意。

但军费无着,方振武将安徽凤凰井、金河、沿河、湾址四个厘金局交王亚樵充军费等用。但沿河、湾址两厘金局被杜墨林、朱雁秋两人侵吞,仅其余两局收入用于军费。王亚樵令其弟述樵拿三万元顶下上海亚洲饭店,将常州全部起义军人家属接至亚洲饭店居住,按月支给生活费用,免去家室之虑以坚其志。

三路相约,石友三率部攻浦口,方振武兵出安庆沿江而下与石友三会合。余立奎赴常州率彭建国部沿京沪线直捣南京。后人称之为民国18年三路军讨蒋。

赵铁桥叛变告密,蒋介石闻讯,首将方振武骗至南京扣押,再派兵至常州围攻余立奎、彭建国,事出意外,余立奎战败被俘与方振武同关押于陆军监狱。彭建国逃沪。石友三无方振武后援力战,不利逃脱。二路军讨蒋宣告失败。

三路军讨蒋,王亚樵居间秘密活动,未引起蒋介石注视,蒋注意力集中于王乐平。赵铁桥为进一步求得蒋介石宠信,媚蒋献策杀王乐平。1930年2月18日晚,赵铁桥于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乐平寓所杀害了王乐平。赵铁桥后被任命为上海招商局总办。王亚樵、常恒芳等悲痛王乐平死难,痛三路军讨蒋失败,恨赵铁桥入骨,决意杀赵铁桥为王乐平及讨蒋死难者复仇。

王亚樵指派王干廷、夏绍恩、牛安如、费祥元守候上海招商局门前,伺机杀赵。是年7月24日上午8时许,乘赵下汽车进招商局无备,四支手枪齐击,当场击毙赵铁桥,附近巡捕见击赵势猛而避之,四人安全脱走。挫败蒋介石在产米区实行“米照捐”。

1930年前后蒋介石集中兵力“剿共”的同时,急需扩军对付西南反蒋战线,但军费浩大财政枯竭,扩军备战受到限制,因此欲在全国试行“米照捐”,增加财政收入。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到上海,联络上海反蒋人士,扰乱蒋介石扩军备战计划。

1931年蒋介石令安徽省主席吴忠信在安徽芜湖、大通、大胜关等产米区试办“米照捐”。王亚樵令其弟述樵联络上海大专院校学生戚皖白、杜敬纶、雷可南、汤绍松、刘竹青等筹组“安徽旅沪学会”,首由该会发难。王亚樵暗中敦促安徽反蒋人士支持。“安徽旅沪学会”出面召开反“米照捐”大会,邀请柏烈武、许世英、常恒芳、李少川、李次山、高一涵等参加,发出通电,推五路代表,分赴南京、庐山、安庆、芜湖、蚌埠请愿。发动安庆等地米商罢市,米船停运。一时粮运不通,粮价高涨。蒋介石被迫通过行政院长汪精卫下令撤销“米照捐”。“米照捐”被迫停办,扰乱了蒋介石扩军备战计划。蒋介石获悉是王亚樵一手发动,“安徽旅沪学会”是王亚樵的反蒋组织,遂明令查封“安徽旅沪学会”,密令戴笠监视王亚樵行动。自此王亚樵与戴笠展开针锋相对斗争。

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视国土沦亡而不顾,爱国将领马占山孤军奋战,捍卫国土,蒋介石不发一兵一卒,全国人民纷纷捐献筹款,以人力物力支援马占山。

上海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王亚樵、吴迈、李次山等千余人集-会支援马占山抗战。王亚樵、李次山负责筹募经费,以财力、物力、人力支援东北抗日。并指派其部属盛瑜去东北组织抗日义勇军,配合马占山抗战。

一·二八日军十万之众突然袭击上海,宣称24小时占领京沪。十九路军全力反击,上海数百万军民投入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当天王亚樵于桃园里44号召集部众紧急宣布“全力以赴抗日”,成立20个大队,命刘刚、萧佩伟、李楷、陈事、傅耀东等分任队长,分头组织工人、学生、市民参加决死队,宣布成立淞沪抗日义勇军,王亚樵任司令,蔡蹈和任参谋长,许志远任军事联络专员,朱大刚为联络参谋,集合3000余人,开赴太仓战场,配合十九路军浴血奋战。

十九路军供给民军400余枪支包括机枪和轻炮,但相差甚远,于是王亚樵与蔡、蒋两军长商议动用上海兵工厂枪支,兵工厂电南京请示,电复:“全部武器运往南京。”亚樵不得已乘枪支调运至昆山附近途中,派人劫下,装备抗日民军。

淞沪战争爆发,蒋介石即筹划与日本签订停战协定,悉王亚樵任义勇军司令极为震怒,令蔡廷锴、蒋光鼐撤除王亚樵义勇军司令,解散义勇军。蔡、蒋两军长与亚樵面商,将义勇军改为救国决死军,由余立奎任司令,王亚樵退居幕后主持。

亚樵与立奎计议,前方指挥由余立奎负责,后方由亚樵负责,“决死军”选拔精干人员组成“敢死队”。“敢死队”侦实日军虹口兵力空虚,请示十九路军总部,由十九路军、决死军各抽调兵力会同敢死队袭击日本司令部,当时称之“踩日本司令部”。“出云号”兵舰是日军入侵上海的主力舰。王亚樵命敢死队龚湘龄选拔水手七名进行训练,乘渔船拖水雷出吴淞口,由守卫吴淞海防十九路军翁照垣旅暗暗护送至“出云号”兵舰附近,水手入海将水雷密送至“出云号”舰底,轰炸“出云号”兵舰,虽未炸毁但受到震伤,日军震惊。

王亚樵命戚皖白、丁湘龄、杜敬纶办《上海闷葫芦报》,宣传抗日救亡主张,坚持抗战到底,报道抗日战绩和动态,鼓动上海军民抗日。

王阿毛是上海北四川路云飞汽车行司机,跟随亚樵多年,受亚樵之命锄杀日寇汉奸。一天阿毛驾驶云飞行卡车,经北四川路,日军强令阿毛装载日军数十人及武器弹药开赴前线,阿毛驶至黄浦江边,加足马力,飞至江心,与日军同归于尽,阿毛殉国之年不到30岁。

日军白川梦想24小时亡我京沪已成泡影,电呈本国增兵,增援陆战队五六万,再图大举进犯。蒋介石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与日本谈判停战,日本亦见上海缺口不易突破,终于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蒋介石连续命令蔡廷锴、蒋光鼐停战,并调五万余兵力蹑十九路军之后,明令如不停战以“叛国”论处。于是全线停战,决死军改为十九路军补充团,余立奎任团长。

支持朝鲜革命党人捣毁日本祝捷大会

淞沪停战,日本外相重光葵到上海,决定于“天长节”(日本天皇生日)在虹口公园开“中日淞沪战争胜利庆祝大会”。侵犯中国,又在中国国土庆祝胜利,这是莫大的国家耻辱,民族耻辱!上海爱国军民无比愤慨,当时行政院副院长兼京沪卫戍总司令陈铭枢怀愤密至上海,约蔡廷锴、蒋光鼐等十九路军将领和王亚樵密议对策。决议捣毁“庆祝大会”,洗雪国耻。但距“天长节”仅10数天,时间紧迫,日本特务又活动频繁,且日寇规定只准朝鲜人、台湾人参加,大陆中国人不准入内,困难重重。

王亚樵即命其弟述樵密约朝鲜革命党人安昌浩在静安寺路沧州饭店密议(朝鲜亡于日本,安昌浩等流亡上海从事抗日,曾与亚樵同随中山先生),决定用定时炸弹放在台肚轰炸。安昌浩旋于霞飞路宝康里40号寓所与其党人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等设计轰炸“庆祝大会”,特购10磅篾壳热水瓶,装定时炸弹带进会场。4月29日,尹奉吉、金天山、安昌杰均穿日本服装,尹奉吉一手提热水瓶,一手携茶杯,金天山、安昌杰各怀手榴弹(以备定时炸弹误事即掷手榴弹炸死白川),三人顺利进入会场,尹奉吉将热水瓶、茶杯放在台肚,坐旁看望。金天山、安昌杰一旁注视。白川、重光葵20余名日酋登台,看时间只有两分钟,尹奉吉离开。

定时炸弹爆炸,威力颇大,连台带人轰至半空,计炸毙白川、炸伤重光葵,摔死日租界商会会长岗村洋勇,日酋共死伤13人。“庆祝大会”被捣毁,各报连篇累牍刊载,上海数百万军民奔走相告,雪了国耻。

南京国民政府内,或称快叫好,或惧引起中日争端,日本借机全面入侵,议论纷纭。蒋介石问戴笠谁人所为,戴笠答系王亚樵通过支持朝鲜人所为。戴问蒋如何处置?蒋介石令送四万元给王亚樵,胡抱一送至上海拉都路交亚樵,要亚樵书复答谢。亚樵说:“他(指蒋)拥百万之众而不抗日,我们老百姓抗日,无须答谢。”蒋介石送四万元的本意,一是缓亚樵之心待后图之,二示自己爱国。

韩国革命党人安昌浩等寄居上海从事抗日,生活困难,王亚樵与爱国人士沈钧儒、褚辅成、朱子桥、吴迈、李次山等及爱国将领陈铭枢、蔡廷锴、蒋光鼐等共商,由抗日劝募委员会及各方面筹四万元送交安昌浩,再嘱洪耀斗、余立奎顶下圣母院路公道印书社交韩国革命党人经营,进行抗日活动。

上海北站刺宋,庐山刺蒋

九·一八事变,蒋介石不抵抗,国民党内部亦多起而反对,蒋介石为缓和内外,伪称下野退居奉化,暗控军权、财权。汪精卫亦辞去行政院长。行政院长由孙科临时出任。是时西南各反蒋派欲乘蒋、汪下野,支持孙科改组国民政府,就此赶走蒋、汪。蒋介石密令财政部长宋子文卡住孙科财政、逼孙科下台。于是西南政务委员会萧佛成、太子派马超俊等均至上海,商讨锄杀宋子文打破蒋介石阴谋,各方反蒋人士公举王亚樵承担。

1931年夏,王亚樵于上海蒲柏路大华公寓和华克之、龚春浦、谢文达密议,决定待宋子文来上海在北火车站锄杀。华克之率张玉华、孙凤鸣、陈成、萧佩伟、陈凤书、朱德兴等守月台,龚春浦率刘刚、龙林、唐明、李楷、彭光耀等把守候车室,谢文达率许志远、黄立群、朱大刚、陶惠吾等守车站大门及天目路,并切断通讯路线。

侦察宋子文何日何时从南京到上海的急电,告知:康叔(宋子文代号)于7月22日下午由南京乘卧车来沪不误。23日上午,各部人员领到手枪24支,烟幕弹一个,分赴北站守候。宋子文下车,华克之急命开枪,但宋子文与其秘书唐腴胪均穿白哔叽西装,同戴白拿破仑帽,面貌高矮相似,误将其秘书唐腴胪击毙。华克之亦误认击中,即命张玉华掼了烟幕弹,全部人员乘烟幕安全离开车站。后人称之北站刺宋。

宋案后蒋介石回南京,各方反蒋更急,王亚樵杀蒋之心更切,嘱郑抱真去南京,促华克之全力以赴杀蒋,郑留守南京指挥。华克之率陈成等跟踪蒋介石于南京——庐山,庐山——南京。并将所购买的金华火腿割开,将手枪拆成零件藏于火腿内,再用盐泥封口。由王亚瑛、刘小莲两妇女分送庐山。后因蒋戒备森严,未能下手。

第三章 袁世凯的风流野史

袁世凯的风流野史:“一妻九妾”今何在

对中国近现代历史有过重大影响的袁世凯虽已死去八十余年,但他的后人却还活跃在国内外。笔者对袁世凯家族情况略知一二,今特对其妻妾儿孙情况加以简述,以飨读者。

袁世凯一八五九年(清光绪九年)生于河南省项城县,后因葬母问题(袁系庶出)与其异母长兄不和,遂定居于河南省彰德府(今安阳市)洹上村,死后也葬在这里。

袁世凯有一妻九妾

元配于氏,是河南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得旧礼节,袁世凯不喜欢她,生了长子袁克定后,就不再与她同居,只把她作为主妇看待。到袁世凯接任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后,场面大了,这位元配夫人就更加不能胜任“第一夫人”这一角色了。有一次新年袁世凯接见各国公使,第一夫人自然要陪同接见。忽有某国公使走到这位夫人面前,要和她行握手礼,她当时不明所以,大为惊慌,她“嗯”地一声,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弄得那位公使十分尴尬。从此,袁世凯嫌她上不得台盘,只把她作为一个牌位看待。

大姨太太沈氏是苏州名妓。据说在袁世凯落魄的时候,沈氏资助袁世凯去猎取功名,并备酒送行,袁矢志决不相负,二人颇有点玉堂春与王三公子的味道。袁发迹后,果然娶沈氏为姨太太。因为“第一夫人”于氏懦弱无能,上不得台盘,袁便把沈氏作为“太太”看待,在一些外交场合中,沈氏也常以太大身份出现。袁还让她管家,并让儿女们称沈氏为“亲妈”(沈未生子女),可见袁对她宠爱的程度了。

二姨太太李氏朝鲜人

清朝末年袁世凯任驻朝商务代表时,娶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为妾。金氏嫁袁时,带了两个陪嫁的姑娘,即李氏和吴氏。袁世凯娶妾是多多益善,就把这三个姑娘(即金氏、李氏、吴氏)一并收纳作为姨太太,并且按三人年龄大小,排定李氏为二姨太太,金氏为三姨太太,吴氏为四姨太太。李氏由陪嫁丫头升为姨太太后,给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即长女伯祯(成年后嫁与清两江总督张人骏的儿子)、五子克权(娶清两江总督端方的女儿为妻)、七子克齐(娶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女儿为妻)、十子克坚(娶民国陕西督军陆建章的女儿为妻)、十二子克度(娶富商罗云章之女为妻)。六女籙祯(嫁民国总理孙宝琦的儿子)。

三姨太太金氏

她本是朝鲜王族,原以为嫁给袁世凯作“正室”,没想到过门以后,她和自己陪嫁的两个丫头都做了袁的姨太太,所以整天郁郁寡欢。她为袁世凯生了五个儿女:次子克文、三子克良、三女叔祯、八女(早亡)、十女思祯。

朝鲜王族金氏陪嫁的两个丫头之一吴氏,本只是跟着姑娘当丫头,没想到被袁世凯提拔为姨太太,与姑娘并列,后来袁世凯称帝时还差一点没被封为妃嫔,她真是有点受宠若惊了。她为袁世凯生了四个儿女,即四子克端、次女仲祯(嫁给了两江总督端方的侄于)、四女(早亡)、七女复祯。吴氏死得较早,袁世凯当时还任直隶总督,吴氏害“月子病”而死。

五姨太太杨氏

袁世凯在他的一妻九妾中最宠爱的是大姨太太和五姨太太。大姨太大沈氏是袁世凯落魄时的知己,沈氏“慧眼识英雄”,所以袁世凯矢志不忘。五姨太太之所以被袁世凯格外垂青,与大姨太太沈氏不同,她既不以美色见长,也不是袁的风尘知己,袁世凯赏识她的是她管家的才能。她心灵口巧,遇事有决断,袁世凯不仅让她管理生活上的一切,还让她管理袁府整个家务,各房的佣人和丫头,袁世凯的众多儿女,以及六、八、九三个姨太太,都得服从她的约束。因此,全家上上下下都对她既敬且畏。她是袁府的王熙凤。她为袁世凯生了六个儿女:六子克桓、八子克轸、九子克久、十一子克安、五女季祯、十五女(早亡)、九子克久(娶民国黎元洪的女儿为妻),解放后在天津工作。

六姨太太叶氏

她本是南京钓鱼巷的妓女,嫁给袁世凯纯粹是“误会”。原来本世纪初袁做直隶总督时,派其次子袁克文到南京办事,袁克文在钓鱼巷认识了妓女叶氏,两人一见倾心,互订嫁娶盟约,叶氏并将其玉照赠袁。克文回去向父亲磕头复命时,一不小心叶小姐的照片从口袋中滑了出来,掉在地上,袁世凯指地连声问:“是什么?那是什么?”袁克文不敢向父亲谈自己的儿女私情,情急智生,他说:“在南京给父亲物色了一个好看的姑娘,所以带回来这张照片,看父亲是否喜欢?”袁接过照片一看,果然很美,连声说:“好!好!”,于是派人去南京马上将叶氏接了回来。洞房花烛之时,她才发现她风度翩翩的意中人竟变成了一个五短身材鬓发斑白的半老头子。而袁二公于后来也只能对叶小姐“望洋兴叹”了!六姨太太生了5个子女:十四子克捷、十七子克友、九女福祯、十一女奇祯、十二女瑞祯。

七姨太太张氏

她是河南人,没有生过子女,按照袁家的规矩,她不能被称为姨太太,也不能享受姨太大的待遇,只能被称为“姑娘”;可是因为袁世凯喜欢她,所以也享受姨太太的待遇,并被称为姨太太。清末她随袁世凯到河南小住,因她与花匠谈情被袁撞见,袁逼令其服毒自杀。但袁家也有人说,她是因病不治而死的。

八姨太太郭氏

她原是苏州妓女,是袁世凯做军机大臣时别人从苏州买来敬献的。她生有三个子女:十三子克相、十五子克和、十四女怙祯。怙祯嫁给了民国总统曹锟的儿子,后离婚去了美国。

九姨太太刘氏

她是袁世凯最后一个、也是最小的一个姨太太,娶她时袁世凯已五十多岁,而她却正当妙龄。她原是五姨太太杨氏的小丫头,成年后为袁“临幸”,因而被收为袁世凯的第九名姨太太。九姨太太生了一子一女,儿子克藩排行十六,早死;女儿仪祯排行十三,续五姨太的女儿季祯嫁苏州陆状元家。

以上所述是袁世凯一妻九妾的情况,一妻九妾共生了十七个儿子、十五个女儿;十七个儿子又为袁世凯生了二十二个孙子、二十五个孙女,儿孙总和达七十九人。逐一记述太繁琐,今特择其主要者、著名者略述之。

康熙南书房智擒鳌拜

康熙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1677年11月13日),康熙帝为了与翰林院词臣们研讨学问、吟诗作画,特意开辟了乾清宫西南角一间不大的房子,即名为南书房。

设立研讨学问之所 变身集权核心

翰林入值南书房,初为文学侍从,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常侍皇帝左右,备顾问、论经史、谈诗文。皇帝每外出巡幸亦随从,皇帝即兴做诗、发表议论等皆记注。进而常代皇帝撰拟诏令、谕旨,参预机务。

南书房“非崇班贵檩、上所亲信者不得入”,它完全是由皇帝严密控制的一个核心机要机构,随时承旨出诏行令,这使南书房“权势日崇”。

南书房地位的提高,是康熙帝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权力,同时将外朝内阁的某些职能移归内廷,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步骤。康熙帝为了把国家大权严密地控制在自己手中,以南书房为核心,逐步形成权力中心。雍正朝自军机处建立后,军机大事均归军机处办理,南书房官员不再参预机务,其地位有所下降。但由于入值者常能觐见皇帝,因此仍具有一定地位。

选拔方式:不问出身贵贱 只论学问高低

康熙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标准是:“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惟视学问之优,不尽为官职”。

如查慎行入选因其举人出身,又是著名诗人,名闻禁中。

高士奇出身寒微,曾卖字为生,但能诗,善书法,精鉴赏,因而能入值南书房。

方苞因戴名世《南山集》案下过刑部大狱,但因“圣祖(康熙帝)夙知苞文学”而入选。

康熙皇帝选拔南书房行走的方式,或亲自考察,或询于他人。

如选拔张英,“召入对,上心识之。自是再四咨询,对者无异词”,于是入选。

即使已成为南书房行走的,也还要受到康熙帝的随时抽查,可见选拔南书房行走之严格。

职能:南书房官员全是皇帝“秘书”

在清史读物和清宫影视作品中,常能见到“南书房行走”这个称呼。“行走”,是指本来有官职而被派到其他机构中办事的官员。“南书房行走”指的是在南书房执勤的翰林。凡入值南书房的翰林,正式官衔均为“南书房翰林”,也叫“南书房行走”。

南书房行走有两个特点:第一,绝大多数是汉人,这是清朝采取的缓和满汉民族矛盾,消除汉族人反清意识,从而使之为清朝服务政策的具体表现;第二,均为经史、文学、书法、绘画以及自然科学方面出类拔萃的才人学者,比如入值南书房的王士祯为诗坛一代宗匠,朱彝尊与王士祯并称朱王,方苞是桐城派创始人,沈荃经术深湛,戴梓是很高明的天文学家。

[网络戏说版]

康熙组织孩子智擒鳌拜

辅政四大臣中的鳌拜思想顽固守旧,且独断专横,相当嚣张。康熙显然不满,终于在康熙八年,召索额图进宫密谋除掉鳌拜。

两人密谋后,康熙以陪伴自己玩耍为名,下令在八旗子弟中挑选身体强壮的十来岁的孩子进宫,共选了10余个,这些孩子一个个“小而强大”,康熙见后龙心大悦,让这些孩童天天健身并表演角斗、摔跤。

即使鳌拜进宫奏事,康熙也不让他们回避,故意让孩子们在他眼前摔跤玩耍,有时康熙也混在其中,玩得很高兴。鳌拜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中暗暗高兴:“康熙毕竟是个孩子,贪玩,胸无大志,自己以后可以继续掌握朝中大权。”对康熙没有一点戒备之心。

十多个小孩经过康熙的魔鬼训练,成了康熙的心腹和“大内非著名高手”。康熙八年五月的一天,康熙称有事相商,在南书房单独召见鳌拜。鳌拜迈着八字步刚刚跨进门槛,突然从两侧跳出一群小孩,蜂拥而上,还没等他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按倒在地上,并且被捆了个结结实实,后来的事地球人就都知道了。

红场大教堂成绝唱“恐怖沙皇”刺瞎所有建筑师

走进莫斯科红场,还没来得及左顾右盼,视线便被一座彩色建筑吸引住了,这就是经常载入画册的“瓦西里大教堂”。

为纪念战争而建

瓦西里大教堂曾叫圣母大教堂,后因一位叫瓦西里的东正教修士曾在这座教堂苦修终生,于是改名为瓦西里·勃拉仁内大教堂。“勃拉仁内”在俄语中是仙逝升天的意思,所以有人就干脆称此教堂为“瓦西里升天大教堂”。其实这座以“瓦西里”命名的教堂纪念的对象并不是瓦西里修士,而是一次战争。据史料记载,1552年,在伊凡大帝的带领下,俄罗斯人打败了鞑靼人,吞并了喀山汗国。传说在战争中,俄罗斯军队由于得到了8位圣人的帮助,战争进行得十分顺利,为纪念这8位圣人,伊凡大帝下令修建了瓦西里大教堂。

结构奇特,色彩迷人

瓦西里大教堂由9座相连的八边形塔楼巧妙地组合为一体,中心塔从地基到顶尖高47.5米,其余8个较低的塔楼极巧妙地排列在中心塔楼的周围。不像西欧的教堂有正面、侧面和背面之分,瓦西里教堂的任何一面都是正面,西方教会的教堂的平面是纵长横短的十字,而作为东正教教堂,它的平面是呈正“十”字形的,这与它的正八边形结构很吻合,同时也显出它与西方教会教堂的差异。当然,东正教堂并不都是八边形结构,瓦西里大教堂之所以如此设计,据说是为了纪念喀山战役期间的8位圣人,那8个塔楼上的8个圆顶分别代表一位圣人,而中间那座最高的圆顶则象征着上帝的至高地位。最惹眼的是教堂圆顶的色彩,徐志摩曾说过,这教堂的花顶是“从未见过的一堆光怪的颜色和一堆离奇的式样”,看着就“像是做了最古怪的梦”。

成了建筑师的绝唱

从建筑规模上看,瓦西里大教堂在世界教堂建筑中是排不上号的,它算不上雄伟,其内室显得有些简陋和狭小,但它的独特与美丽却足以让人们忽视这些缺点。我想,建筑师在教堂的外形上如此地挥洒才情,也许是想向人们暗示,这座教堂不是供上帝居住的房子,而是让爱美的世俗中人来观赏的艺术品。

然而,让建筑师意想不到的是,这座教堂竟然成了他们的绝唱。伊凡大帝为了让世界上不再出现第二座这样的教堂,残酷地刺瞎了所有建筑师的双眼,伊凡大帝也因此背负了“恐怖沙皇”的罪名。

名将年羹尧为何被雍正赐死?

提起年羹尧,人们就会想起血淋淋的血滴子,因为在传说中,年羹尧总是用血滴子残酷地杀死其对头。然而在为雍正除掉许多对头之后,年羹尧也没有得到好下场,最终为雍正所杀,但雍正为什么要杀掉年羹尧呢?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年羹尧,字亮工,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进士。为人聪敏,豁达,娴辞令,善墨翰,办事能力亦极强。后受到雍亲王的重用,各皇储争夺皇位时,他利用自己的精明才干,时时向主子出谋献策,奔波游说,深受青睐,更使主子高兴的是,年氏将自己的亲妹妹献给了他,以示忠诚,那时,主仆二人曾发誓,死生不相背负,从此交情更加深厚。再加上年氏的才能,官阶越升越高,不到10年即升为四川巡抚,接着,又升为川陕总督,独掌军政大权,成为雍正心腹。

年氏受到雍正的宠幸是在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10月年氏来京陛见以前,具体地说,在7月中旬以前,即平定西海叛乱以后。年氏手握重权,荣立青海大功,君臣之间,无猜无疑,如雍正所谓“千古君臣知遇榜样”。但7月中旬后,雍正便使出浑身解数开始置年氏于死地,雍正为什么转变得这么快?年氏的死因究竟如何呢?

有人认为年羹尧的死与雍正帝夺嫡有关。学者孟森的《清代史》、王钟翰的《清世宗夺嫡考实》等持此说。据说康熙帝临终时指定十四子胤嗣位。四子胤串通年羹尧、鄂尔泰、隆科多,矫诏篡位。其时,十四子胤在四川为抚远大将军,原可挥兵争位,然受制于川督年羹尧,遂无能为力。胤即位后,改元雍正,为酬报年羹尧拥立之功,大加恩赏,然而这不过是灌“迷魂汤”,雍正帝内心实已对这些知情者存有杀心,最终还是找借口除掉了他。

有些人不同意此说。他们认为雍正初年年羹尧受宠,并非是雍正帝为他灌“迷魂汤”,而是皇帝对他效忠辅弼的奖励。雍正帝继位之时,年羹尧尚在四川平乱,并未参与其间,所以不可能知情,故上说不能成立。《清史稿》、《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作者,都认为年羹尧是恃功自傲而致被杀。《清史稿》载:“羹尧才气凌厉,恃上眷遇,师出屡有功,骄傲……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公卿跪接于广宁门外,年(羹尧)策马过,毫不动容;王公有下马问候者,年颔之而已。世宗前,亦箕坐无人臣礼。”《清代轶闻》作者说“年挟拥戴功,骄益盛”,且年羹尧残暴对待部下,任人惟亲,乱劾贤吏,引起公愤,也为雍正帝所不容,故被杀。

年羹尧成败之速,异乎寻常,对于其死因的种种说法,人们到现在还是难辨真假,难怪被史学家列为“雍正八案”的首案。

“四川营”与明末女将秦良玉

北京的街道和胡同有多少与商业、商品、饮食、服饰等五行八作有关,还从来没有人认真统计过。街道有灯市、花市、羊市、珠市、缸瓦市、菜市、骡马市、煤市、米市、西什库、海运仓、禄米仓等,胡同更多了,如果子市、果子巷、酒醋局、茶叶、干面、烧酒、官帽、卫衣、皮裤、胭脂、绒线、手帕、轿子、小市、钱市、铺陈、驴市、鹁鸽市、铸钟厂等;这些街道和胡同的名称,折射出元、明、清近千年商业的迁延沉浮。如果写旧京商业史,这些胡同是最生动的历史实物。

不过,有的胡同从字面上来看即可知其含义,有的胡同就不能望文生义了。如宣武区棉花胡同,是不是专卖棉花之处?我曾遍查史料,却发现这条胡同与明末一位民族女英雄有关,按今天的话说就是纺棉织布的工厂区。

秦良玉是明末驰名巴蜀的巾帼英雄,执戈马上,纵横驰骋,一时声闻遐迩。《明史》将她入传,其述颇有传奇色彩:“良玉为人饶胆智,善骑射,兼通词翰,仪度娴雅。而驭下严峻,每行军发令,戎伍肃然。所部号‘白杆兵’,为远远所惮。”

古有花木兰、穆桂英,虽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然而率出于民间俚诗及演义小说,其实是史付阙如查无其人的。真正有史可据的则属秦良玉,而且其人其行并不在花、穆二人之下。

秦良玉乃四川忠州人(忠州出过战国时巴国“断头将军”巴蔓子和三国时不肯投降的老将严颜,此地忠义衍成风气,故名“忠州”),自幼与兄弟比肩习武,兼读兵法。20岁之前即精于骑射。且胆智过人,又擅词翰,以娴雅仪度与善武知兵名于时,当时四川石柱宣抚使马千乘极敬慕她,在秦良玉20岁时,两人结为伉俪。明末外警频频,为卫护桑梓,夫妻训练家乡子弟为戎旅,以备保家卫国之用。所部称“白杆兵”,士卒皆以白木为矛杆,柄设钩,尾结环。川蜀多山,军伍攀岩越壁,以矛上钩、环相衔,故而行军疾速,往往出其不意,百战不殆,威名远播。

不幸马千乘后被宦官诬陷,死于狱中,后秦良玉“代领其职”。时值女真崛起,屡兴边衅。明万历四十七年女真兴兵侵掠辽东,明军惨败,“京师大震”。朝廷急调劲旅,秦良玉奉诏督师北上,与清兵大战。此役中秦良玉之兄秦邦屏战死沙场,其弟秦民屏、爱子马祥麟皆受重伤,所部子弟兵殉国者极多。京师解危后,秦良玉便率部返回家乡。

崇祯三年,清兵入关,北京再次告警。崇祯急诏天下兵马“勤王”。秦良玉“奉诏勤王,出家财济饷”,日夜兼程北上,马未解鞍,立即与清兵激战,先后会同友军收复滦州、遵化等地,再次解除了北京之危。由于秦良玉抗击外虏有功,崇祯皇帝“优诏褒美,召见平台”,赐她“三品服色”及彩缎、羊、酒等物,还亲自写诗四首赐赠,以示褒彰。这即所谓“平台赐诗”的“旷典”。诗云:“学就西川八陈图,鸳鸯袖里握兵符。古来巾帼甘心受,何必将军是丈夫?”其二:“蜀锦战袍自剪成,桃花马上请长缨。世间多少奇男子,谁肯沙场万里行?”其三:“胡虏饥餐誓不辞,饮得鲜血带胭脂。凯歌马上清吟曲,不是昭君出塞时。”其四:“凭将箕帚扫虏胡,一派欢声动地呼。试看他年麟阁上,丹青先画美人图。”诗未必皆佳句,亦不免夸张,因为那时秦良玉已是半老之妇了,但于秦良玉飒爽英姿之描绘却也不无生动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秦良玉不仅名震巴蜀,也遗誉京华。她在保卫北京之役后,曾驻军于北京城内。因描绘却也不无生动之而留下了一些遗迹。一些野史笔记如《藤阴杂记》、《宸垣识略》、《燕京访古录》等皆有记载,并说她勤王之后“驻兵于宣武门外四川营。其遗址,川人乃筑会馆以祀之”。四川营现为北京胡同名,今位于北京宣武门外骡马市大街路北。北京凡带“营”之地,均与军旅或军事后勤保障有关,如高丽营、骚子营、菜户营、铁匠营、小营等。四川营因有秦良玉屯兵之故,乃有此名。胡同内有四川会馆,祠堂内中央原有一木龛,悬秦良玉戎装画像,牌位书“明太保秦良玉之位”。龛前还有楹联曰:“出胜国垂三百年,在劫火销沉,犹剩数亩荒营,大庇北来桑梓客。起英魂于九幽地,看辽云惨淡。应添两行热泪,同声重哭海天涯。”门外有横匾书曰:“蜀女界伟人秦良玉驻兵遗址”十二字。民初此地曾设女子学校,现今四川会馆已为民宅,匾额、楹联均毁之不存,唯秦良玉戎装画像幸由北京文物部门保存。

除此之外,四川营胡同附近还有十几条“棉花胡同”,分头条、上二条、下二条等名称。这也与秦良玉有关。她在驻扎期间,曾令部下与女眷纺棉织布,故而附近的一些胡同就被后人呼之为“棉花胡同”。清代曾有人写《四川营吊秦良玉驻兵遗址》一诗咏道:“金印夙传三世将,绣旗争认四川营。至今秋雨秋风夜,隐约钲声杂纺声。”诗非名家手笔,却颇能反映出人们对于这位爱国女英雄的怀念。确实,北京的四川营、棉花胡同的地名一直沿用至今,足以说明人们对这位巾帼豪杰的敬慕了。后世仁人志士也有不少对秦良玉钦敬者,如辛亥先烈秋瑾女侠13岁时读描写秦良玉的小说《芝龛记》,非常感动和羡慕,曾写了一首《满江红》,句中有“良玉勋名襟上泪”之句(见中华书局版《秋瑾集》),可见秋瑾的忠义侠胆不无秦良玉的遗风。

当然,人们注意秦良玉驻军的四川营胡同,却疏忽了棉花胡同。如按史料记载,“驻兵”于“四川营”,从地图上看,四川营只是一条胡同,而棉花胡同却分头条、上二、下二、下三、上四、下四、五条、上六条、下六条、上七、下七条、八条、九条共十三条胡同,相对排列,完全是兵营营房格式。我觉得,四川营应该是指挥部,十三条胡同才是士兵及家眷驻屯之地。为什么要纺棉织布?因为秦良玉的部队不属于明代国家常备军,按现在阶级分析的方法,应属于地主武装,国家不负责兵饷。所以只能靠纺棉织布自筹军衣,也有可能就地出售充做饷银。这些史籍均无记载,我查过《北京经济史资料》(北京燕山出版社1985年版),也无棉花胡同相关史料的记载。北京最早以产绢闻名。《北平考》(北京古籍1982年版)记载唐代幽州就以范阳绫绢闻名。明代有尚衣监,负责官帽、鞋袜等,清代有针织局、织染局等,都在今北京景山后身一带,棉花胡同不是官办,大概引不起注意。但我猜测,秦良玉的子弟兵连家眷估计住满十三条胡同,约近上万人,“纺声”轰鸣,如果再形成市场,一定非常热闹。

有意思的是北京还有两条棉花胡同,一在东城,称东棉花胡同,为中央戏剧学院所在地;一在西城,称西棉花胡同,我印象中这里的66号曾是护国名将蔡锷的故居。这两条胡同是否与秦良玉纺棉织布有关,还是老北京过去纺棉织布集散地,只好付之阙如留待专家去研究了。附带提及,棉花胡同头条1号老北京人视为凶宅,传说秦良玉曾于此斩首过违反军记的士兵,但正史未曾记载。民国时人陈宗藩著《燕都丛考》曾载:此为其友林白水故居,林白水因办《社会时报》抨击军阀于此被捕,而枪杀于天桥,“凶宅”之说大约由此而来。

第四章 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

鲜为人知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实情内幕

发生在清代同治光绪年间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是晚清四大奇案之首。上个世纪90年代,陶慧敏主演的电视剧版《杨乃武与小白菜》更是让这个故事家喻户晓,如今,这个故事又推出了新的版本。上个月,新版《杨乃武与小白菜》在北京台二套开播。霍思燕扮演的新“小白菜”从逆来顺受的传统女性变成了一个勇于追求爱情、抗争命运的“新女性”。

影视艺术形式的“杨乃武与小白菜”已广为人知。然而,历史上这一冤案的事实真相却鲜为人知。本文意在披露“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的事实内幕。

杨乃武、小白菜与葛品连

杨乃武于道光十六年(1836年)生于浙江省余杭县城内(今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镇)一个小康之家,自幼勤奋好学,为人正直。杨乃武结过三次婚,首为吴氏,次为大杨詹氏,后死于难产。继娶小杨詹氏,即案发时之妻,后直至终老。

小白菜本名毕生姑,乳名阿生,小杨乃武15岁,其父毕承祥,后来一些文艺作品中称其为毕秀姑。小白菜八岁时随母再嫁到余杭县城,其母嫁给喻敬天为妻,小白菜称喻为继父。与杨乃武是邻居,与葛品连也是邻居。葛品连之父葛奉来,早年死亡。葛品连之母也是带子再嫁给沈体仁为妻,沈体仁则是葛品连的继父。小白菜11岁时,经其母喻王氏与葛品连之母沈喻氏订明,将小白菜嫁给葛品连为妻。葛品连成年后由继父将其荐至豆腐店当伙计。小白菜16岁时,葛品连便想将小白菜娶过门。小白菜与葛品连于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四成亲,小白菜即为葛毕氏。

此时,杨乃武正好在澄清巷口新造楼房三间。造房时由沈体仁监工,得知杨乃武还有新房多余出租,就告诉了葛品连之母沈喻氏,沈喻氏通过赵兰荣,向杨乃武租了楼房一间给小白菜夫妇居住,每月租金800文,杨乃武和小白菜就在同一楼房内居住。葛品连仍在豆腐店帮伙,由于早上起得很早,有时晚上就宿在店中。小白菜一人在家,闲来无事,经常去杨乃武家中走走,有时就在杨乃武家与杨乃武同桌吃饭。小白菜还学起诵经,因识字不多,就请杨乃武教。开始,大杨詹氏还在,小白菜与杨乃武来往频繁不至被人非议。同治十一年九月初八日,大杨詹氏因难产去世,整座楼房有时就只剩杨乃武和小白菜两人。小白菜仍和以前一样,不避嫌疑,与杨乃武来往甚密。后来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有奸情的流言街坊邻里都知道了。小白菜夫妇在杨乃武处住了一年以后,杨乃武提出要求把房租增至每月1000文。小白菜夫妇觉得难以承受,就另行租了太平巷王心培隔壁的房子居住。

大杨詹氏死后三个月,杨乃武和小杨詹氏即詹彩凤结了婚。次年八月,杨乃武参加癸酉科乡试,中了浙江省第一百零四名举人。

案情发端

同治十二年十月九日,在豆腐店帮伙的葛品连因身体不适回家,途中数次呕吐。大约早饭也未吃,便在糕点店买了粉团吃。到了家门口,还呕吐不止。到家后就躺到了床上,他自以为又得了流火疾,便要小白菜去买桂圆和东洋参煎服。葛品连服用后并未见好,病情反而更为沉重。午后,葛品连病情沉重。延至申时,葛品连便死了。

葛品连死后的第二天晚上,尸体的口、鼻内竟流出血水。葛品连的义母冯许氏见后怀疑葛品连是中毒而死,便与沈喻氏等众亲友商议,请求官府前来验尸,以验明葛品连是否中毒致死。如系中毒而死,则请查根究底。此事告知了地保王林,当晚便请人写好了呈词。次日一大早,在地保王林的陪伴下,沈喻氏便向县衙提交了要求验尸的呈词。

知县初讯

余杭县知县刘锡彤,时已年近七十。刘锡彤接下呈词,正准备与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等前去勘验,恰好生员陈竹山来衙为刘知县诊病。陈竹山与刘锡彤关系密切,常来常往。于是一边诊病一边就谈起了即将去勘验的事。陈竹山得知是为葛品连验明死因,就把他在走街串巷时所听说的有关杨乃武和小白菜之间的传闻告知了刘锡彤,还说,街坊邻居都认为葛品连之死是杨乃武和小白菜因奸谋毒所致。

之后,刘锡彤带着仵作沈祥及门丁沈彩泉来到了葛品连停尸处。仵作沈祥验得葛品连尸身仰面作淡青色,口、鼻内有淡血水流出,身上起有大泡十余个。但用银针刺探喉部却呈青黑色,擦之不去,不似是砒毒之征,心下疑惑。于是只是向知县禀报说是中毒身死,却未报何毒致死。刘锡彤也未问。沈彩泉问沈祥,沈祥说可能是生烟土中毒致死。沈彩泉说不可能是生烟土,服生烟土皆为自服,是自杀,不是他杀,肯定是砒毒致死。沈祥不服,便与沈彩泉争执了起来。本来试毒的银针应该用皂角水多次擦洗,结果也都忘了。刘锡彤惑于陈竹山之言,竟相信了沈彩泉的话,认为葛品连是砒霜中毒而死。当即将小白菜叫来讯问,问她“毒从何来?”小白菜答“不知”。刘锡彤即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审问。

刘锡彤将小白菜带回县衙后,对其进行严刑拷打。据当年《申报》载,小白菜受的刑是“烧红铁丝刺乳,锡龙滚水浇背”。酷刑之下,小白菜作了与杨乃武系因奸情而谋害亲夫葛品连致死的供述。

小白菜作完口供后,已是次日凌晨三更,刘锡彤一得到小白菜的供词,立即派一王姓书办并带民壮阮德等前往抓捕杨乃武。阮德和书办将杨乃武强行带到县衙。杨乃武半夜三更平白无故被强行带至县衙,窝了一肚子的火。当知县讯问时,不但否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还以粗暴的态度顶撞刘锡彤,使刘锡彤大为恼火。杨乃武得知小白菜的供认说是初五交给其砒霜。于是,托人要求岳母本家亲友为其作证,证明其初五日在南乡除灵立继,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意在否定小白菜供认的初五日交砒霜的事实。杨乃武岳父的干兄弟监生吴玉琨、杨乃武岳父之侄詹善政、杨乃武的堂兄增生杨恭治及沈兆行、冯殿贵等人即按此要求向余杭知县递交了公禀。

由于杨乃武有举人身份,系天子门生,不能用刑。刘锡彤束手无策,无法获取定案的口供。次日,便呈报杭州知府,要求革去杨乃武的举人身份。杭州知府陈鲁又通过浙江巡抚杨昌浚向朝廷具题。同治皇帝在杨昌浚的具题上亲批:“杨乃武著革去举人,其因奸谋死本夫情由,著该抚审拟。”

杭州府再审

葛品连死后第十天,即同治十二年十月二十日,刘锡彤便将杨乃武和小白菜及全案卷宗解至杭州府。但杨恭治、吴玉琨、詹善政等人为杨乃武所作的初六日才回余杭城内的公禀却被刘锡彤压下了,没有随卷宗上呈杭州知府。

此时杨乃武革去举人的御批已下,知府陈鲁便动用大刑,杨乃武熬刑不过,只得承认与小白菜因奸谋毒之事。当陈鲁追问砒霜来源时,杨乃武便编造了从杭州办完中举手续回余杭的途中,在本已熟识的仓前镇爱仁堂药店“钱宝生”处以毒鼠为名购得的。陈鲁得到这一口供,以为案情已经大白,便叫刘锡彤将钱宝生的证词取来。“钱宝生”来到县衙后,说自己不叫钱宝生,叫钱鹿鸣,又名钱坦,也没有卖砒霜给杨乃武。刘锡彤反复做钱坦的工作,并表示不会追究其卖砒霜的罪责,也不会把他送到杭州府作证,并给钱坦写了书面保证。钱坦后来同意按刘锡彤的意思作证。

陈鲁得到“钱宝生”的证词,又有杨乃武和小白菜的供认,就认为铁证如山,可以定罪判刑。同治十二年十一月初六日,杭州知府陈鲁作出判决,以因奸谋杀亲夫罪处小白菜凌迟之刑,以授意谋害他人亲夫处杨乃武斩立决,上报浙江按察使。

浙江按察使蒯贺荪,开始觉得案有可疑。因为杨乃武乃是个举人,他自己也是个举人。他不太相信一个举人会为一个女子而抛弃自己的前程不说,还得赔上自己的性命。于是,他找来刘锡彤,询及本案的经过情况,是否有不正常的情况。这刘锡彤向按察使拍胸脯保证,说此案铁证如山,绝无冤屈。蒯贺荪见此,也就放心了。遂将案件按照杭州知府的意见上报浙江巡抚杨昌浚。

在此期间,杨乃武在狱中,书写了关于自己是被屈打成招的申诉材料,由其妻小杨詹氏即詹彩凤向杭州各衙门申诉,但没有引起浙江巡抚及臬司等地方官员的重视。

到北京告“御状”

同治十三年四月,杨乃武之姐叶杨氏随带杨乃武岳母家的长工王廷南、王阿木,从上海乘轮船到北京,经在京的同乡京官指点,向都察院递交由杨乃武所写的申诉材料。事先商定由王廷南进都察院递交,临进都察院前,王廷南说自己目力不济,要王阿木进去递交。这王阿木就说自己是王廷南。这样,王阿木就被当作王廷南递解回浙江杭州。

都察院接受了杨乃武的呈词后,就下文给浙江巡抚,要求复审此案。杨昌浚将此案交杭州知府陈鲁复审,结果当然只能维持原来的判决。

由于杨乃武之妻小杨詹氏多次在杭州各衙门鸣冤叫屈,杭州城内大街小巷传言纷纷。此事引起了当时红极一时的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胡雪岩的关注。杨乃武之妻得到了胡雪岩的资助,有了再次进京的经济能力。同治十三年九月,杨乃武之妻詹彩凤随带其娘家帮工姚士法,携带杨乃武的呈控材料去北京,向步军统领衙门递交了这一材料。步军统领衙门将杨乃武的申诉情况上奏皇上,皇上谕旨,将此案交浙江巡抚杨昌浚督同臬司亲提严讯。但杨昌浚并未亲提严讯,而是将此案交给刚到任的湖州知府锡光以及绍兴知府龚嘉俊、富阳知县许嘉德、黄岩知县陈宝善共同审理此案。湖州知府锡光参与几次审理后,即找了个借口不再参与审理,不知原因何在。后来主要由龚太守审理此案,但不久便遇到同治皇帝驾崩等国家大事,又碰上全国性的考试,所以此案一拖再拖结不了案。

刑部大审

由于案件久拖不决,社会影响又大,刑部给事中王书瑞上奏要求重审此案。两宫皇太后命浙江学政胡瑞澜复审。胡官居学政,虽通学术,却不谙刑名,难以胜任,兼之素与杨昌浚相熟,也未能推翻原判。

此后,该案又经历重重周折,送达刑部。刑部在审查案卷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疑点。

浙江籍的京官也非常关心家乡这一轰动全国大案的审理情况。他们经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判断,认为本案是一起冤案。于是他们联名向都察院提交呈状,根据刑部提出的前述案中疑点,又增加了他们听闻来自家乡的消息。都察院接到呈词后,即向两宫皇太后、皇上奏请。两宫皇太后竟批准了都察院的奏请。

刑部接下此案后,便调集本案的有关证人及杨乃武和小白菜进京。由于当时本案的主要证人钱坦已死,刑部也无法依靠证人的证词和人犯的口供定案。虽然在审理时发现杨乃武和小白菜都受过酷刑,与杨昌浚具题、胡瑞澜上奏中所说的并无刑讯一节显有不符,且杨乃武和小白菜也都推翻了原先因奸谋毒的供述,但刑部认为仅凭这些也难以定案。在审问进京人证的过程中,刑部官员发现余杭县令刘锡彤所勘验的葛品连中毒身死的尸体勘验结论值得怀疑。于是经请得旨意,将葛品连的尸棺运至北京,重新勘验葛品连的死因。

光绪二年十二月九日,刑部在北京海会寺开棺验尸。由于此案影响很大,所以前来观看开棺验尸的人非常多。经仵作荀义、连顺喝报,验得葛品连周身大小骨殖均呈黄白色,确属无毒因病而死。在场的刘锡彤以及原验仵作沈祥也都不得不认可了这一鉴定结论。刑部官员还讯问刘锡彤、沈祥原验情况,两人承认,原验时,试毒银针并未按要求用皂角水反复擦洗,不符合朝廷规定的检验要求;沈祥向刘锡彤只报服毒而死,却未报何毒致死,等等。

据此可见,杨乃武和小白菜确系冤枉。他们原来所作“因奸谋毒”的有罪供述显然均为虚假。于是,刑部上奏皇上,革去了刘锡彤知县之职。其他相关审理官员也各自因审理不利而遭受处罚。杨昌浚、胡瑞澜、陈鲁等皆被革职,刘锡彤则被从重处罚,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且不准收赎。沈祥被判杖八十并徒刑二年,沈彩泉被判杖一百并流二千里。杨乃武、小白菜冤屈被洗刷,但亦被处杖八十与杖一百。至此,案件审结,其时为光绪三年二月十六日,案件审理全过程历时约四年。

杨乃武回到余杭后,曾去上海《申报》做过事,不久仍回余杭,以种桑养蚕度日。于1914年病故,享年74岁。小白菜回到余杭后,终因亲友无靠,衣食无着,真的入庵做了尼姑,法名慧定。小白菜于1930年圆寂,享年75岁。

传记权威揭蒋介石死亡之谜:宋美龄致其死亡

台湾知名传记作家、蒋氏家族传记权威王丰,23日在台北推出新书《蒋介石死亡之谜》,揭开蒋介石死亡的另一种原因。

1975年4月5日,蒋介石去世。台湾公开的《蒋公治疗修养及逝世经过报告》称,蒋介石的死因是“慢性摄护腺(即前列腺)炎不时发作,虽屡经医治,但无法根除”。

但王丰在新书中介绍,由于在治疗中,宋美龄救夫心切,坚持肺部穿刺,最终误诊导致蒋介石死亡。

前列腺炎种下病因

王丰在搜集大量医疗资料和走访蒋介石当年许多侍从后了解到,从1962年开始,蒋介石开始出现排尿困难,后经医护人员检查后发现,蒋的前列腺有过度肥大的迹象,且肿大趋势严重。

后来为治疗这一病症,延请美国医生用内视镜手术刀为蒋治疗。王丰介绍,当时使用内视镜手术刀治疗前列腺肿大,不能麻醉,要用铁丝从尿道穿入,再刮除肿大部分。整个手术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蒋介石强忍疼痛,度过一关。

一场车祸大伤元气

对于蒋介石而言,真正让他元气大伤的是发生于1969年9月16日的一场车祸。

当日,蒋介石在参加完军事会议后,下午时分,习惯性地与宋美龄到台北近郊兜风。17时左右,在回到阳明山的路上,迎面而来的军车速度太快,导致蒋介石的座车司机慌神,误把油门当成刹车,车子撞上前面的引导车。蒋介石与宋美龄当场受重伤。蒋介石心脏受创,当时没有立刻发现。后来发现蒋介石在车祸中心脏主动脉瓣膜受到重创,情况进一步恶化,有明显扩大的现象。“对于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而言,这场车祸无疑是灭顶之灾。”王丰说,在随后的1970年春,蒋介石在与严家淦会谈时就曾经郁闷地说:“永福车祸,减我阳寿二十年。”(永福是阳明山车祸发生的地点)

家庭冷战身心疲惫

王丰在撰写这一本书的时候,采访多位曾经侍奉蒋介石的随从。其中,曾经跟随蒋介石的侍从翁元,也出现在此间新书发布会上。翁老伯自述,他追随蒋先生43年,担任贴身侍从,知道一些许多人不可能知道的事情。“1972年,农历壬子年,蒋家发生逼宫事件,更使风烛残年的蒋介石心情蒙上一层阴霾。”王丰介绍,当年,宋美龄为保举其外甥孔令侃多次与蒋介石发生口角,两人各执己见,互不相让,直至最后发生家庭“冷战”。“他们的冷战很微妙,就是你不理我、我不理你,不一起散步,不一起吃饭。”王丰在书中介绍,这场冷战一直持续了三、四个月。由于蒋介石的坚持,最终没有同意宋美龄推举的人选,但由于身心疲惫,蒋介石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

穿刺误诊一命归天“从1972年9月开始,蒋介石前列腺炎复发,直至1974年。此间虽人在病中,但病况大致仍可控。但12月1日成为蒋介石身体状况的分水岭。”王丰认为,《蒋公治疗修养及逝世经过报告》中,还有一些细节,值得探究。

王丰介绍,由于宋美龄见病情迟迟没有好转,出于救夫心切,便积极支持一名留美博士采用肺穿刺的方式为蒋介石治病。由于违反了医疗组先前制订的“不宜使用过激之治疗方法”,手术之后,蒋介石高烧不退,此后采取措施虽有所缓和,但终难挽回局面。

伊拉克首任总统靠政变上台 五年后被战友处决

1958年7月14日清晨,宁静的巴格达街头突然枪声大作,统治着伊拉克的哈希姆王朝一夜之间被推翻,随后一个消瘦的军人出现在国家电台,宣布伊拉克成为共和国,他也成为伊拉克历史上第一位总统——阿尔·卡里姆·卡塞姆。他用政变为伊拉克带来了共和国,而仅仅五年后,又是政变把他送上刑场,成为伊拉克第一位被处死的总统。“苏伊士运河的波涛动摇了巴格达王宫的地基”

1914年,卡塞姆出生在巴格达一个军人世家,从小就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后被保送到德国波茨坦陆军学院和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深造。卡塞姆很崇拜抵抗十字军侵略的萨拉丁和独行侠“阿拉伯的劳伦斯”,一直梦想把伊拉克变成阿拉伯复兴的基地。

然而哈希姆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却与卡塞姆心目中的理想相去甚远。1939年,年仅4岁的末代国王费萨尔二世即位,实权落入首相赛义德手里,他对内实行高压统治,对外则奉行全面倒向英国的外交政策,引起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的不满。王室成员每年还侵吞2.2亿美元的石油收入,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而下层百姓却苦不堪言。在许多伊拉克人眼里,整个哈希姆王朝是无可救药的“烂苹果”,迟早要被踩碎。

1948年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卡塞姆率领一个步兵营参战,取得丰硕的战果,但他的努力并不能挽回总体战局,由于互不团结,阿拉伯五国联军被以色列打得落花流水。这对以卡塞姆为代表的伊拉克中下级军官刺激极大,他们想推翻腐朽的哈希姆王朝、建立强大的阿拉伯国家的愿望更加迫切了。1952年,埃及军官纳赛尔推翻了本国的法鲁克王朝,并从英国手中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掀起了阿拉伯世界革命的热潮。卡塞姆后来宣称:“苏伊士运河的波涛在1952年就动摇了巴格达王宫的地基。”

政变士兵揪起熟睡的国王,伊拉克王室被斩草除根

1952-1956年间,卡塞姆和战友阿里夫仿效纳赛尔,在军队里成立秘密的自由军官组织。他们制订自己的政治纲领,并积极寻求军事政变的机会。1956年11月第二次中东战争期间,卡塞姆奉命率一支部队前往约旦作战,他计划在有国王和首相参加的送行仪式上发动起义,但由于赛义德首相临时取消欢送仪式,第一次起义只得胎死腹中。

1958年7月13日,卡塞姆终于等来了第二次机会。当天,首相和国王宣布将去土耳其度假,军官们于是把起义时间定在了第二天清晨。7月13日深夜,阿里夫率先发难,率部队突然开进巴格达。此时,在巴格达市内接应的卡塞姆部队早已悄悄控制了各处交通要道,以便迎接阿里夫的部队。起义部队会合后,直扑王宫、首相府、电台、国防部和邮电局等要害部门。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政变军人攻入了王宫,还在睡觉的费萨尔二世和王储阿卜杜拉·伊拉被从床上揪了起来。被吓傻的费萨尔二世想以退位换取自己的性命,但卡塞姆等人经过考虑,决定就地将费萨尔二世以及阿卜杜拉·伊拉处决,于是费萨尔王朝的最后一任君主就在自己的王宫内被击毙,死时年仅23岁。政变部队还决定对王室斩草除根,甚至连王室的宠物也没有放过。首相赛义德听到枪声后从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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