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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廖岷王鑫泽

出版社:浙江出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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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创新:新结构与新动力

科技金融创新:新结构与新动力试读:

前言

早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政策文件中就出现了科技信贷、科技开发贷款、科技银行等业务和术语。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已经提出设立创业投资,开办科技贷款。同时,“科技金融”作为“科技和金融”的缩写开始出现,产生的时间与美国硅谷银行差不多,但是,就科技创新和金融创新的发达程度以及科技与金融的耦合程度而言,目前中美之间的差距仍然较大。我国提出“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国家战略,要为宏观经济发展创造新的动力,这对科技金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际上,风险投资等微观金融理论蓬勃发展,在国家创新体系、创新经济学和技术经济等学术领域内也有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研究,但是,宏观经济学中并没有科技金融的概念。我们认为,科技金融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不能仅局限于研究个体企业在生命周期中的微观融资活动,国家创新战略的提出要求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研究科技金融,在技术产业不断创新和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的发展过程中,应当重视从国家战略层面整体安排科技金融有关法律和制度。

本书回顾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分别从创新和金融的维度论述对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理论解释,指出科技与金融的协同互动是决定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从宏观经济理论演变历史来看,为了解释“卡尔多事实”关于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和长期增长现象,不至于因为规模收益递减规律而坠入“增长的陷阱”,增长理论重点从投资转向创新、研发和全要素生产率(TFP)的研究,长期增长的动力来自于创新引起的外部性。但在恢复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时,对熊彼特关于发展“双轮”的另一轮——金融的重视程度是不够的。金融在增长理论中的地位就如同时间在经典物理学中的地位,直觉上认为它很重要,但在理论中却长期“隐形”。1993年,金(King)和莱文(Levine)用多个指标衡量并扩展了金融的功能,利用80 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计量模型发现,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资本形成, 而且刺激了资本的使用效率,从而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实证证明了熊彼特认为金融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可能是对的(Schumpeter Might Be Right)。但是,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大量研究,对金融与科技创新相互作用的机理解释得还很不够。而熊彼特认为金融的本质就是为创新服务,信用创造推动了技术创新和经济发展。2007年,卡萝塔·佩蕾丝开创性地解释了金融资本与技术革命之间的互动关系,她在《技术革命与金融资本》一书中系统地发展了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技术扩散过程中的金融创新原理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她用“技术—经济范式”框架研究技术、金融与社会制度的多重交互作用,金融部门与产业部门在不同阶段呈现出共生、攫取等关系,并用事件序列证明这种交互关系共同作用于经济结构性调整和经济周期。我们认为,在经济发展视角下,创新与金融作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分别得到了承认,但是它们之间的交互关系仍然没有被充分地揭示和重视,这正是本书的重点之一。我们进一步指出,从长期来看,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从而将研究重点放在科技金融的创新上,相对于普适性的金融工具、组织和制度,我们更强调科技创新专属的金融服务和因科技创新而变的金融创新。

在研究方法上,我们认为创新意味着结构发生变化,要通过产业变迁来实现经济追赶甚至超越(比如我国的“十三五”规划和改革开放战略),就应当重点研究宏观经济结构的动态规律,而不是渐进的、边际上的效率改进。因此,我们应用结构主义两部门分析方法,把金融业与工业(Industry)的关系作为研究起点,主张科技金融是在这两个部门分工的基础上,由技术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交互关系而共同作用于经济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活动和制度。当前,美国、德国、日本等经济强国纷纷提出“再工业化”、“工业4.0”、“智能制造”等战略,中国政府制定了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行动纲领“中国制造2025”。这些国家战略无不显示了国际大国对先进制造业的重视。2016年2月19日,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先进制造国家项目办公室等联合向国会提交了首份国家制造创新网络年度报告和战略计划;中国人民银行等八部委在2016年2月联合印发了《关于金融支持工业稳增长调结构增效益的若干意见》。这两个例子证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在积极进行工业结构的调整。结合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对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现象的反思,我们有理由认为,建设金融业与工业部门的新型关系,是经济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这种新型关系体现在科技金融的各个方面。

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是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互动的条件和结果。我们应用制度分析方法,研究科技金融五个子系统(科技立法、政策性科技金融、资本市场与创投行业、商业银行、科技保险)中主要国家的法律制度变迁和创新历程,验证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在经济发展中的互动关系,相应提出一些政策建议。在每个子系统中,我们都追踪了关键法律制度首次出现的时代背景,展示制度演进的动力和结果,尤其重视对制度细节的分析,这些细节对我国优化相关法律制度很有借鉴意义。

在研究对象上,首先应当肯定科技金融并不等于小微企业融资。关于科技创新的主体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有各种争论,比如,熊彼特认为垄断利润是创新的激励,大企业有创新优势,德国、韩国也表现出大企业集群的创新优势,同时,也有很多证据表明世界各国的小企业是吸收技术创新的主力。比如,2016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发布研究报告,对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科技创新趋势作出分析,认为最大的变化就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创新型中小企业加速崛起,正在颠覆世界。为了研究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我们把关注点放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与金融创新的关系上。科技金融不是金融机构应用信息技术提高营运效率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关注的不是技术,而是经济现象。

在经济发展的视角下,我们把科技创新的外部性以及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的互动关系作为一条主线,贯彻全书。从中可以看出,金融既支持科技创新,又因科技创新而变,金融创新与科技创新是双向互动关系,这超越了单向的“金融支持科技”的意义。但是,我们的研究受统计数据的约束,在测算和计量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足,而且金融创新的计量是个难题。佩蕾丝等人指出,传统的总量分析法所产生的数据不能支持结构分析。我们提出以工业与金融业的分工为基础开展经济发展的研究,这还只是一个设想和建议。本书仍采用事件研究与制度演进研究的方法,没有大量地应用宏观经济学的工具,研究的系统性还有待提高。可以说,在“规律—事件”两分法中,本书偏向“事件”这一端,事件的关联性还不能上升到规律的层面。所有这些问题有待在今后的研究中逐步解决,请各方面的专家不吝指点。

本书为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内部课题成果。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屠光绍,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谢平,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经济二局局长尹艳林,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等专家在评审中提出了专业的意见,这极大地丰富了本书的主题,深化了我们对科技金融的认识,提高了政策建议的针对性,在此表示感谢。上海银监局创新处和科技金融研究小组赵光南、王莹珉、王蕾、程力耘、梁杰等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整理和校对工作,在沪外资银行帮助提供了有关国际资料,中国金融出版社的同志为本书出版做了很多辛勤而细致的工作,对他们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第一章 总论

从经济发展的意义上讨论科技金融,实质是探索长期增长的动力机制。经济增长理论指出,收益递减规律决定要素驱动型的增长及其模式会不可避免地落入“增长的陷阱”。当前,我国推进“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国家战略,是要以新模式和新动力推动国民经济走出“增长的陷阱”,这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后如何继续保持一定增速有很好的借鉴意义。理论上,熊彼特(Schumpeter)主张的“经济发展由创新与金融两个轮子驱动”的观点得到有力支持,熊彼特主义得以“复活”。我们提出,在新熊彼特主义的经济发展视角下,以金融业与工业的分工为基础,研究科技与金融相互作用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变迁的机制,并促成有利于科技创新与金融创新相耦合的制度创新,是科技金融理论与实践的核心内容,从而,科技金融是工业化后国家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动力之一。第一节 基本概念和研究背景

经济增长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各国之间增长的差异以及决定增长的要素,是从古典经济学以来经济学家关心的重要问题,这可以追溯到经济学的源头。黑根(Hange)称,“亚当·斯密是一位关注经济增(1)长的理论家”。库兹涅兹(Kuznets)指出,亚当·斯密的奠基之作(2)《国富论》可以被称为“各国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通常被概括为总产出或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用GDP(或GNP)或人均GDP(或GNP)在时间序列的表现来衡量。但增长的原因有国别与时代的差异,这种差异成为增长研究的重点,也是科技金融研究必须考虑的背景。一、经济增长研究的主要问题

1961年,卡尔多(Nicolas Kaldor)分析了20世纪各国经济增长现象,从中总结出六个“典型化事实”(stylized facts),即“卡尔多事实”,这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卡尔多事实”包括:(1)劳动生产率以稳定的速率不断提高;(2)人均资本以稳定的速率不断增长;(3)实际利率或资本回报率保持稳定;(4)资本产出比保持稳定;(5)资本和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保持稳定;(6)各个国家的增长率存在显著差异,差距达到2%~5%。琼斯(Jones)和罗默(Romer)认为:前五个事实已被新古典增长理论比较好地解释了,以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解释第六个事实,即国别差异;卡尔多在第六个事实中意图将技术进步内生到增长模型中,以说明跨国增长率的差异是技术进步的差异,人均GDP增长速度的差异随着与前沿科(3)技水平的差距增加而增大。

作为经济增长理论的另一个基准,1971年,库兹涅兹总结了现代经济增长的六个特征,即“库兹涅兹事实”:一是(与现代之前相比)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和人口具有高增长率;二是生产率,即一切投入要素的单位产值都具有较快的增长率;三是经济结构变换,如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业,又从工业转移到服务业,从个人企业转移到非个人企业;四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变化,包括城市化与非宗教化等;五是发达国家借助强大的技术力量,特别是运输与通讯的革命,把世界组成一个史无前例的“统一的世界”;六是国家之间不平等程度在增加,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国家,其经济成就还远没达到技术潜力允许的最低水平。库兹涅兹给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的定义:“向它的人民供应品种日益增加的经济商品的能力在长期上升,这种能力的增长是基于技术改进,以及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调整”。这个经典的定义指明了经济增长的结果和动力,其中具有比“卡尔多事实”更丰富和更重要的变量,即除了技术外还包括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库兹涅兹事实”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与时代差异。希克斯(Hicks)分析,库兹涅兹所说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是“作为技术进步之基础的现代科学的出现”,用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来解释增长是现代经济的特征,即希克斯的“工业主义”。他认为,在科学设想处于“上帝恩赐的早期时代”,科学是一种奢侈品,是一种娱乐消遣或文化活动。大量的资源被投入科学技术的研究开发,科学演变为经济生产技术,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还是近代工业化之后的事。现代经济增长的定义甚至都不能应用于1800年以后工业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到20世纪30年代,技术进步的重要意义似乎还不明显,包括凯恩斯主义者在内,技术进步都没有被优先考虑,即使有所(4)提及,也被放在次要的位置,可见,增长具有经济的时代特征。林毅夫也指出,以持续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显著标志的人均收入和经(5)济持续增长,是一个现代以来才发生的过程。

以上经济增长的事实提出了增长理论研究的主要问题:增长动力和国别差异。从增长动力的角度看,主要有两种效应,科尔内(Kornai)归结为:一种是由生产要素投入增加而产生的效应,另一种是由要素生产率提高而产生的效应。他提出增长方式的区别:粗放(外延)式增长和集约(内涵)式增长。所谓的转换模式和“经济换挡”,都是针对增长的动力机制而言,而不同的机制标志着不同的经济时代。然而,在解释国别差异时,又出现了经济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概念分歧。二、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概念演变

希克斯断定,“库兹涅兹事实”揭示的经济增长六个特征并不专指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工业化就像资本主义和半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一样,是遍及全世界的现象,而不只是“第一”、“第二”或“第三”世界的个别现象。与上述普适性原则不同,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有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经济规律,因此需要一套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

在早期经济学文献中,很难把发展经济学同经济学其他分支分开。森(Sen)指出,配第(Petty)是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6)《国富论》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熊彼特提出了一套相对独特的经济发展理论,他认为经济增长是一种数量上的变化,而经济发展是动态过程,可以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从来没有过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生产(7)体系,创新是经济发展的核心。早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并没有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发展经济学,即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

罗森斯坦(Rosenstein)首先将“发展”的议题引入经济学,此后逐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强调市场失灵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核心,它有“欠发达”的内涵。它是摆脱贫困,推动发展实现经济起飞的经济学。发展经济学认为,新古典的经济分析方法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不合适的,经济发展就是工业化。从此,在探究持续经济增长源泉这个共同目标下,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产生了“贫与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两套理论。“增长”与“发展”就有了不同的含义。增长理论强调经济的长期稳态增长,发展经济学强调从落后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过渡是动态非均衡机制,要通过结构升级促进经济增长。按照这种划分法,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就要研究与应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谋求从低收入农业经济到高收入工业化经济的产业结构升级。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资本积累作为增长的关键要素,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发展经济学逐渐兴盛,理论上有唯资本、唯工业化、唯计划化的倾向。经历全盛时期后,发展经济学在80年(8)代衰落了,它指导的经济发展战略被事实证明是失败的。因此,经济发展理论学者进行反思,促使传统理论走向“新发展经济学”。 从8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增长理论也系统地放弃了传统研究范式,从新古典走向“新增长理论”。发展经济学与经济增长理论从背离走向相互融合,各自吸收对方优点修正自身的理论,试图在统一的分析框架内同时解释从发展中国家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其中,新熊彼特增长理论是新增长理论中很有发展前途的分支,它认为经济增长是一个“创造性毁灭”的过程,放弃了传统增长理论的稳态均衡,以发展的动态非均衡方法,研究技术进步、市场结构、经济周期、制度(9)等一系列经济结构问题。新发展经济学也大量采用新增长理论的内生技术变化和内生制度分析方法,重视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强调多(10)因素的互动,并重新评价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新增长理论与新发展理论都遵循宏观经济理论微观化的趋势,更加注重微观经济分析,寻找理论的微观基础。例如,班纳吉(Banerjee)、迪弗洛(Duflo)认为增长模型一般都假定存在一个总生产函数,这取决于资源配置是否最优。微观研究表明,资源最优配置的条件往往不能得到满足,一国之内的同一生产要素具有不同收益率。为了更合理地解释各国之间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差异,他们构造了一个基于非加总(non-aggregate)生产函数的增长模型。虽然流派、观点众多,新阶段的经济发展理论和增长理论都具有动态非均衡、结构性、异质性、多形态(multi-modal)等特点,而且经济发展在本质上被认为是一个(11)技术、产业不断创新,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出于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的融合,我们在结构转型和创新的意义上不再严格地区分这两个名词。三、我国科技金融研究的背景和条件

以上简述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演变,并非要全面对比两个理论体系的异同和优劣,而是为我们从经济发展的视角分析科技金融所要解释的主要问题构造基础,并建立起分析的背景和条件。这些条件包括:

一是符合国家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时代特征,寻找经济起飞后大国战略的经济新动力。增长与发展具有强烈的时代特征,比如,我国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到2015年GDP总量达到67.67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位;人均GDP为 5.2万元/人,居世界第76位;农业比重为9%,工业比重为40.5%,城市化率为56.1%。这意味着我国已从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我国当前阶段发展的研究起点是中等收入国家在实现经济起飞后下一个现代化进程的出发点。另外,我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大国战略也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相对于“起飞前期”突出资源与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起飞后期”更需要建立起竞争优势,着力发展与发达国家同等水平的新兴产业,形成相对于世界级对手具有竞争能力的产业结构。(12)在国际环境方面,世界经济正处于经济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互动的新产业发展阶段,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迎来新的科技和产业革命,如美国“再工业化”、德国“工业4.0”、日本的智能工业、“中国制造2020”等战略,都是根据新产业发展和竞争新格局制定的对策。我们强调,国家发展同时受到国内和国际经济条件的约束。

二是遵循经济结构升级的规律,探索工业化后国家产业升级与换代的动力机制。发展就是结构变化。早期的发展经济学被称为结构主义,结构因素在其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钱纳里(Chenery)认为,至少要把经济分解为两个部门才能进行发展研究。结构主义者强调经济结构作为“深层因素”对经济的影响,结构转换甚至是经济发展的代名词:“结构转换涉及由于国民生产总值连续增长所必然引致的经(13)济和机制结构的一系列变化”。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相互关系的论证是结构主义者运用结构分析工具获得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用以(14)证实动态非均衡的存在和结构变动的重要性。这种结构主义思想也击中了新古典主义用总量函数不能说明增长原因的“软肋”,虽然早期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因各种原因衰落了,但结构分析工具仍然有价值。事实上,发达国家仍然在进行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因此,我们的发展研究必不可缺少经济结构变迁规律。

三是借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经验,设定我国国家战略的主要方向。早期的发展经济学重视资本积累,新古典增长理论强调要素投入,都是把物质资源数量的增长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新增长理论内化了知识与创新,知识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的科技创新成为关键动力。在现实中,新技术革命推动新经济和知识经济极大地加快了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速度与效率,成为发达国家持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的关键力量。我国正处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资源消耗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过程中,创新驱动的实质是将科学技术成果转化为生产力,这种转化的过程是技术商品化、产业化的过程。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国家战略要重点促成一系列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四是重视经济增长的国别差异,直面国家特殊的制度问题。在理论演变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强调发展有国别的差异,不同国家面临着各自的约束条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性质,要从特定的经济制度和结构分析经济增长(或不增长)的原因,因此将制度作为重点之一,使用一些制度分析工具,分析制度构成、制度与经济因素相互之间的作用机制等,提出制度改革的建议。这一点与我国历来强调尊重国情和实际情况来设计发展政策的精神是完全契合的。

总结上述条件,本书以国际经济环境和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为背景,结合特有的国别经济体制,用结构分析和制度分析方法,从技术进步和结构变化的长期历史中研究科技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规律。

(1) 杨小凯.发展经济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 库兹涅兹.现代经济增长:事实和思考[M].∥王宏昌.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讲演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 查尔斯·琼斯,保罗·罗默,新卡尔多事实:创意、制度、人口和人力资本[J].比较,2009(6).

(4) 希克斯.经济学展望[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5)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0(4).

(6) SEN,A.K.,Th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8.

(7) 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8) 方福前.论发展经济学失败的原因[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4).

(9) 刘志铭,郭惠武.创造性破坏、经济增长与经济结构:新古典熊彼特主义增长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7(2).

(10) 郭熙保,习明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最新进展[J].山东大学学报,2010.

(11)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重构发展经济学的框架[J].经济学(季刊),2010(4).

(12) 洪银兴.中国的发展经济学需要与时俱进[J].经济学动态,2012(11).

(13) HOLLIS B.CHENERY,Structural Chang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14) 马颖.论发展经济学的结构主义思路[J].世界经济,2002(4).第二节 经济增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

在前文述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念时,我们已经指出技术创新或技术变迁在其中处于核心地位,为了更加清楚地说明这一点,需要简要回顾“技术创新”进入经济增长理论并成为首要研究因素的演变过程。库姆斯(Coombs)等指出:“创新的真正重要性在于它具有产生更多财富和更好生活条件的潜力。在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克思那里,经济增长问题占有中心地位,尽管技术进步的观念没有完全形成,但在他们的思想中起了重要作用”。(1)然而,在19世纪下半叶,新古典经济学派并没有把经济增长视为重要问题,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哈罗德(Harrod)和多马(Domar)建立了第一个现代增长理论的数理模型——“哈罗德—多马经济模型”(Harrod-Domar model),自此,增长理论研究渐成洪流。几经演变,技术因素在经济增长模型中从外生到内生,研发和创新逐步被认为是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一、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心从投资转向技术

作为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础,哈罗德—多马模型继承了凯恩斯的储蓄投资理论,是主要依赖于资本的价值理论:假设一个经济社会的资本存量K和总产出Y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即K=vY。其中,v为资本—产出比;令I=净投资(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资本存量的变化),S=储蓄,经济增长率G=ΔY/Y,储蓄率s=S/Y。由于储蓄等于投资即S=I,所以,s=S/Y=I/Y;而v=ΔK/ΔY=I/ΔY,所以G=ΔY/Y=(S/Y)/(ΔK/ΔY)=(S/Y)/(I/ΔY)=s/v。

以上即为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基本公式,当经济处于均衡时,国民收入增长率等于该社会的储蓄率除以资本产出比。一般认为,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没有给定生产函数,方程没有稳定态。索洛(Solow)证明,只有当储蓄率等于投资产出率与劳动(2)增长率的乘积时,才会出现增长的稳定状态。由于条件过于严格,这一稳定增长路径被称为“刃锋”,很难实现,从而不能解释“卡尔多事实”。二是生产过程中只使用两种生产要素,即劳动L和资本K,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相互不能替代,每单位产量所需要的生产要素数量保持不变。三是全社会只有一个部门,生产一种产品,这种产品既可以作为消费品,也可以作为资本品。四是生产的规模收益不变。五是储蓄率和劳动力增长率外生且不变。六是不存在技术进步和资本折旧,技术进步可以影响资本产出比v,但v是个常量或外生给定。此外,哈罗德—多马模型没有涉及制度的影响,没有经济激励和个人决策过程。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基本上围绕哈罗德—多马模型存在的问题展开研究,核心是经济处于长期增长稳定状态的特征,以及没有处于稳定状态的经济按特定规则运行能否进入稳定状态。索洛与斯旺(Swan)等人分别独立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索洛的模型引入了规模不变的生产函数(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这个函数中资本与劳动可以替代,从而放松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的稳定条件,并且将技术进步引入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能力用生产函数来反映,技术α1-αλ进步条件下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Y(t)=L(t)K (t)e式中,Y(t)为产量;L(t)为劳动投入量;K(t)为资本投入量;α为小于1的正数;λ为技术进步率。

对上式进一步取对数并对时间求导后得到技术进步条件下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基本公式G=αG+(1-α)G+λ式中,G为收入增长率YLKY(经济增长率),G为劳动增长率,G为资本增长率,λ为技术进步LK率。

该模型表明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经济增长不仅取决于资本增长率和劳动增长率,以及资本和劳动对收入增长的相对作用的权数,还取决于技术进步。索洛的初始模型实际是解释要素积累推动的增长,并且长期内人均收入增长率等于技术进步率,而技术进步率假定固定不变,即外生的,所以长期增长率不会受到经济状态或经(3)济激励的影响。以索洛模型为基础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因而被称为外生增长理论。但是,索洛后来更强调技术进步的作用。他在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发言认为,技术进步、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比增加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发展中国家不能把本国经济的发展仅仅依赖于资本和劳动力的增长上,要更多地研究如何在现有工业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技术和教育水平。自索洛模型之后,物质资本对增长的作用逐步被弱化。森(Sen,1970)指出,索洛模型没有考虑投资函数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家对将来预期的重要性。森的观点从反面表明,此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是倾向于降低物质资本和投资的作用。而对企业家的重视,正是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要点之一。

技术创新成为增长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得到了实证数据的支持。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努力度量投入要素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索洛指出增长理论中测度的重要性和难点,并且对增长核算作出了重要贡献。衡量投入与产出关系的生产率增长由四部分构成:劳动、资本、土地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独立于投入的技术变化)。产出的增长通常被分解为投入要素增加的影响和剩余影响(索洛剩余),并用全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有投入要素的综合效果。索洛模型本意是解释资本积累对单一国家增长的影响,但它的框架却经常被用于比较不同国家的增长轨迹,即解释卡尔多事实中的国别差异。大量跨国的历史数据表明,资本积累不能充分地解释一国之内长期增长现象以及增长的国别差异。比如,金(King)和瑞伯罗(Rebelo)分析了100年间美国经济的演变,发现用资本积累推动的经济增长变迁的动态路径,甚至都不能(4)解释人均收入一半的增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通过大样本分析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也没有发现增长趋同的证据,这与索洛模型不一致。按照索洛模型的推论,如果人均收入主要由资本积累和共同的技术进步推动,那么资本稀缺的穷国生产率更高,资本从富国向穷国流动,最终各国增长率应趋同。即使考虑到人力资本的因素,只要人力资本的积累也服从边际生产率递减规律,上述预言就不会改变。这使得更多的增长理论转向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等于产出增长率减去投入要素增长率的加权平均值,它代表了总效率的增加,在经验研究中表现出很强的解释能力。二、从外生增长模型到内生增长模型

因为技术变化是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之一(但不是全部),由于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增长理论转向研究技术变化。经济史学家也认为,技术变化处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中心地位,技术影响经济活动的长期过程。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将技术设为外生条件,这一点必须放弃,于是产生了以罗默等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内生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在内生技术变化的同时,还需要用递增的规模收益来解释各国出现的持续增长现象,否则,经济就会落入“增长的陷阱”。

收益递增的源泉来自于外部性。一是知识的外部性。罗默早期的著作强调产出依赖于要素投入和知识积累,企业有动力去增加对私有知识的投资,同时也为公共知识的增长做了贡献,知识的“外溢效应”提高了每个企业的生产率,因而整体经济随着知识的边际生产率上升而增长。二是人力资本的外部性。阿罗(Arrow)开创性地提出了“干中学”模型,卢卡斯(Lucas)创造了一个专业化人力资本模型。这些模型假设部门的产出水平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成正比,当商品可替代时,有最快学习速度的部门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控制整个经济。即使没有技术变化,如果“干中学”是增长的动力,经济从长期来看也是增长的。但是,实证经验判断,人力资本对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外部性并不能确定,而知识积累的外部性有更多证据。阿罗综合分析了发明活动的资源配置,肯定了知识积累外部性的关键在于信息,它能被重复使用而且不能排除个人和商业企业使用公共信息,新知识的利益不限于最初创造者。罗默提出,知识的外部性是现代经济的一个主要特征,并且是经济增长的一个源泉。因为研发(R&D)创造新知识,如果知识的外部性确实存在,那么研发就存在外部性。格里利谢斯(Griliches)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研发投资具有高回报,在美国,研发投资的回报率是物质资本投资回报率的两倍多,在某些国家甚至会更高。尽管回报率的差距中有一部分反映了更高的投资风险所要求的补偿,但不可能将所有差距都归因于风险补偿。而且,当考虑到同一部门企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时,所估计的回报率会翻倍;如果考虑到利益从投资于研发的部门向技术相关部门扩散,回报率还(5)会提高。因此,新增长理论又分为以资本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和以研发为基础的增长理论,前者强调资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后者强调创新和知识的积累。

创新就意味着产品不是同质的,存在不同类型的产品,而产品创新的激励来自于垄断利润,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张伯伦(Chamberlin)和熊彼特。张伯伦指出产品差别对均衡和价格的影响,专利与商标都有垄断的性质,垄断竞争与纯粹竞争相比,价格不可避(6)免地会比较高,因而市场会激励创新。更广为人知的是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熊彼特定义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把一种从来没有的关于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进生产体系中去;作为资本主义“灵魂”的企业家的职能是实现创新,引进新组合;经济发展就是指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不断地实现这种新组合,或者说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是这种不断创新的结果;创新的目的是获得潜在的利润,即最大限度地获取超额利润。而且,熊彼特非常重视金融,他认为只有为创新服务的金融才能称为真正的金融,经济发展是由创新与金融共同推动的,如同“车之双轮”。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罗默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下将创新、研发与内生经济增长联系起来,产生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其中,内生的产品创新包括水平创新(horizontal innovation)和垂直创新(vertical innovation)。在水平创新的框架下,新旧产品可以并存,新产品创造的利润激励创新,并通过前向研发溢出效应减少了整个社会的研发成本。垂直创新框架以A-H模型(Aghion and Howitt)为代表,描述了每种新产品替代质量较低的同类产品的过程,这个质量阶梯所导致的增长是一种“创造性的毁灭”。从而,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可以表述为:垄断利润研发(R&D)生产→技术创新→知识增长(外部性)→规模收益递增→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是,这里面并没有金融的因素。可以说,新古典熊彼特理论“复活”了创新机制,但没有重视“车之双轮”的另一个轮子——金融,这也就为后人研究金融与创新机制的关系留下了空间。三、产业结构与制度对技术创新的作用

新古典熊彼特增长理论着重研究以技术变迁为动力的产业动态,企业与技术的异质性意味着经济体中存在结构特征,增长理论要引入创新和新产品,就要放弃产品和资本的同质性假设,除技术创新过程外,还需要解释结构的变迁。布雷斯纳汉(Bresnahan)和特杰腾伯格(Trajtenberg)使用了“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GPTs)这个术语描述重大发明引起经济结构持续调整的(7)非平稳增长轨迹,用以证明美国股票市场存在一个与通用目的技术推动的增长相一致的长周期。然而,新古典和新增长理论一直强调,要用统一的框架来理解增长的真正原因,虽然将技术和创新等要素纳入生产函数之中,并且寻找到增长的微观基础(个体效用最大化和创新的激励),但以总量分析为主的方法不能够有效地说明结构变化。在一国国内的增长研究中,很少有描述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可能是因为假设产品种类就是部门种类,产品的竞争与创新关系就是部门之间的关系,从而以产品创新取代了产业结构变化,但不可否认,宏观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表现为产业结构的变迁。这一点在国际贸易理论中体现出来,用国际一体化和贸易理论说明“卡尔多事实”中关于经济增长率的国别差异时,分工和经济结构差异就成为核心要素。

从李嘉图的相对优势理论开始,贸易理论的基本假设都建立在两个或多个具有不同经济结构的国家的基础之上。与新熊彼特增长理论不同,贸易理论认为,贸易量依赖禀赋、技术、偏好和市场结构,以及这些特征在各国间的具体区别,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资本积累共同对增长起作用。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问题,在贸易理论中表现为不同国家通过国际关联和相互依赖的贸易关系发生行业转移。比如,文图拉(Ventura)解释了专业化生产和资源在不同行业之间的转移可以使小国逃脱“报酬递减的诅咒”,这些国家遵循一条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随着时间推移,向资本密集度更高或人力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转移。这个解释特别适合于亚洲新兴工业化(8)国家和地区。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都被融入到世界贸易体系和新技术变革体系之中,技术改进在世界范围内发生,并且知识和研发在全球传递,这使得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必然受到它的贸易对象的影响,产业内以及产业间技能提升会造成全球经济体的经济结构调整。

另一个需要引入经济增长中的因素是制度。罗默承认,新增长理论缺少制度因素。以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派强调,制度影响经济绩效与经济发展。纳尔逊(Nelson)首先将制度分析纳入增长理论,他发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兴起,在公司治理和融资上都超出家族经营所能应付的水平,对职业经理人的需求的增长和家族经营者投资意愿的下降促进金融制度、金融市场和商业学校的发展,这些新的制度又反过来促进美国大规模生产的发展,这个例子说明了制度与技术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派力肯(Pelikan)认为,把制度引入经济学加强了解释力,经济学不仅可以研究资源配置优化,而且可以研究经济结构的创新和破坏。因此,宏观经济理论深入到经济的深层结构,经济的总体变动源于经济体系内复杂结构的变迁,必须要研究经济系统内异质性个体的行为和交互作(9)用,关注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四、创新经济学更深入地研究创新的机理

知识和技术创新促进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得到证实,但创新只是影响经济增长的一个整体变量, 那些决定技术创新的因素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原因。英国经济学家弗里曼(Freeman)建立了第一个系统的创新经济学理论体系,他的代表作《工业创新经济学》包括创新的微观经济学(企业理论)、创新的宏观经济学、创新与公共政策。此后,斯通曼(Stoneman)分析了技术创新扩散的路径依赖,比如,同一国家、同一地区、同一产业中不同企业对新技术采用的速度,同一创新成果在不同国家的扩散等。曼斯费尔德(Mansfield)创立了技术模仿创新论,用来解释一项新技术首次被某个企业采用后需要多久才能被该行业多数企业采用。这主要受三个因素的影响:模仿比例、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相对盈利率、采用新技术需要的投资额。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创新经济学研究向综合方向发展,尤其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化的趋势, 产生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其中分为宏观学派和微观学派。国家创新系统理论的宏观学派以弗里曼为代表,他在研究日本经济时发现了国家在推动技术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并于1987年首先提出“国家创新系统”的概念。1997年,他进一步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创新系统的特点与功能,认为国家创新体系是“公私部门的机构组成的网络,它们的活动相互作用,促成、引进、修改和扩散了各种新技术”。弗里曼特别强调体制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重要作用。纳尔逊在《国家创新系统》中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其相互作用决定着一国企业的新实绩的一整套制度”。他强调技术变革的必要性和制度结构的适应性,认为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过程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创新系统中的制度安排应当具有弹性。国家创新系统的微观学派以伦德瓦尔(Lundavall)为代表,他们从创新的微观构成出发,探讨用户和厂商的相互关系。一方面,创新体系是一个社会系统,其中心活动就是学习,而学习又是一种社会活动(“干中学”和“用中学”),包括参与技术创新过程的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创新体系是一个动态工程,以正反馈和再生产为特征。伦德瓦尔将狭义的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参与到研究和探索过程之中的机构与组织”,将广义的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经济结构的所有部分和方面,以及影响学习和研究探索的研究机构——作为亚系统出现的生产系统、营销系统以及金融系统等”。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在研究重点上,强调国家在历史、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企业内部组织、企业之间的关系、公共部门的作用、金融部门的制度结构、研究开发强度和研究开发组织等都对国家创新体系的运作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样也是非常重要的。美国经济学家波特(Porter)综合了国家创新系统的宏观绩效和微观机制,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它认为政府应该为国内企业创造一个适宜的、鼓励创新的环境。影响一国竞争力的主要因素有生产要素条件、影响资本市场和教育的政策、产业结构、企业战略与竞争结构等,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再加上政(10)府和机遇的辅助作用,形成一国的竞争优势。

创新经济学对创新机理的重视,改变了增长理论把创新结果当作研究起点的方法,而是将创新作为研究对象,打开了创新过程的“内核”,深入到影响创新的多种要素,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所谓的“创新生态环境”。在整个环境中,又存在多个亚系统,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构造了整个环境,因此在分析方法上具备很明确的重视结构、制度和演化动态过程的特征。其中,作为亚系统之一,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也成为研究对象。但是,由于创新环境和创新过程是个复杂系统,强调各种因素都起作用,理论就容易过于宽泛,重视所有条件和所有要素等于没有解释能力,而且很可能提不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从创新的微观行为到宏观现象,哪些因素起主要作用,还不能得到准确的计量,金融的因素与政府政策的因素交织在一起,很难分离,科技创新与金融的关系并没有在创新经济学中凸显出来,也不是主要研究对象,在研究上似乎也没有更大的突破。

综上所述,为了寻找长期增长的动力,经济增长理论需要解释收益递增的来源,否则经济体就会陷入“报酬递减的陷阱”,与“卡尔多事实”不符。新增长理论将增长的秘密归因于知识产生的外部性,确立了研发和创新在经济长期增长的核心地位。但是,唯技术论不能解释技术差别的原因,随着结构与制度因素进入经济增长模型,更多变量的引入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但是,变量太多就会失去研究重点,降低理论的解释力和决策功能。

从技术创新到经济增长的研究路线看,金融作为创新生态环境(或者制度结构)的一部分进入了分析框架,但受重视的程度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增长理论试图用一个生产函数来构造生产率长期变化的轨迹,以形成一些有明确指向的政策,而金融作为中介或者是中间环节的作用却在其中被抵消了。新古典经济学即便不是完全否定货币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至少也是持怀疑态度的,现代增长理论的起点哈罗德—多马模型就是以实物资本为研究对象。有观点认为,从长期来看,金融对经济增长并不重要,如琼·罗宾逊(Joan Robinson, 1952)认为,经济发展产生新的交易与新的摩擦,会刺激金融工具和(11)金融服务的需求,但金融对经济增长没有实质的贡献;蒂利(Tilly)认为,(工业化早期)金融因素既不能解释整个经济运行,也(12)不能解释单个经济部门的具体发展。卢卡斯(Lucas,1988)断言,金(13)融与经济的关系被过分强调(over-stressed)。新增长理论恢复了熊彼特的创新观,但有很明显的“技术决定论”倾向,科技与金融的“双轮驱动”显得轻重不一。然而,现实世界中却很清晰地存在大量的科技与金融系统之间交互影响的事实。抛开复杂的理论与计量模型,仅从研发所需要的人才资源来看,科技与金融系统之间就存在着对高素质大学毕业生的竞争关系。如果确认研发是经济长期增长的主动力,那么全球金融企业每年都会吸引最高端大学与商学院大量的优秀人才,等于从科技领域中转移了部分最珍贵的资源,这肯定是增长的影响因素。从人力资本配置和研发效率的视角来看,科技与金融系统的关系可能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主要关系之一。我们认为,缺少金融的经济发展理论是“跛脚理论”,需要在理论中重构科技与金融的关系。图1-1 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创新

(1) 库姆斯,等.经济学与技术进步[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

(2) 索洛.经济增长理论:一种解说[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3) 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4) KING. ROBERT, SERGIO T. REBELO, Transitional Dynamics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Neoclassical Mode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3.

(5) 以上关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演变,参见赫尔普曼.经济增长的秘密[M].第4章,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 爱德华·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3.

(7) BRESNAHAN,TIMOTHY and MANUEO TRAJTENBERG,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ies:Engines of Growth,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995.

(8) VENTURA, JAUME,Growth and Interdependenc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

(9) 以上关于演化宏观经济理论部分,参见刘志铭,等.异质性、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演化宏观经济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

(10) 以上关于创新经济学的发展和要点,参见赵玉林.创新经济学[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

(11) ROBINSON, JOAN, The Generalization of the General Theory. in The Rate of Interest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acmillan, 1952.

(12) 转引自戈德斯密斯.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13) LUCAS, ROBERT E., Jr.,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XXII,1988,3-42.第三节 经济增长与金融的关系

新古典经济学与凯恩斯经济学主要在“货币与金融是否中性”这个主题下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托宾(Tobin)发展了凯恩斯经济学。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实物资本理论有所不同,他提出的新古典货币增长模型认为,货币影响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从而影响其消费和储蓄行为,并影响经济增长。托宾等人肯定了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但此时的金融概念并没有“发展”的含义,金融发展的问题尚未完全进入经济学。金融发展理论起源于“帕特里克之谜”。一、金融发展理论的提出

帕特里克(Patrick,1966)认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因果关系,他定义了需求拉动型和供给推动型两种金融发展模式。这两种模式与经济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发展中国家),金融供给推动型模式更有可能出现,金融发展领先并且推动经济增长,主要作用是动员储蓄增加投资;在经济发展后期,金融部门已经有较大发展,需求拉动型模式更为普遍,实体经济部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促进金融中介和金融工具的发展,金融发展是实体经济发展的结果。(1)根据帕特里克的理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存在三种可能:第一,金融发展是因,经济增长是果;第二,经济增长是因,金融发展是果;第三,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互为因果。这就是“帕特里克之谜”。 帕特里克的理论仅属于假说,没有对金融发展作出清晰的定义,也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持,此后的金融发展理论大体是沿着解释“帕特里克之谜”的路径展开。

戈德史密斯(Goldsmith,1969)首次提出金融发展的定义,创造了金融发展的衡量指标。他的金融发展理论实际是结构分析方法,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而金融结构包括一国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相对规模。他通过金融相关比率(FIR)等金融结构指标,用跨国数据(35个国家)验证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之间大致存在平行关系,他发现在部分国家,经济飞速增长时期也是金融发展速度较快时期。但他并没有确认金融发展—经济增长的因果方向,而且,金融如果对经济增长有作用,其功能主要是动员储蓄和投资分配。他也指出,虽然不能确定金融结构与一国整体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以及用金融来解释增长的国别差异(以德国、英国为例),但(2)是在具体实例研究中还是可以证明。麦金农(McKinnon)和肖(Shaw)深化了戈德史密斯的“金融发展”概念,他们受发展经济学的影响,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金融问题,提出了金融深化理论,建立起一套衡量金融深化的指标体系。金融深化理论修正了哈罗德—多马模型,经济增长模型包含经济增长、储蓄和金融深化的交互作用,并且认为良好的金融制度能够激励储蓄资金并分配到产业部门的投资中,金融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但金融深化论仍只注重金融的储蓄投资功能,这只影响资本形成,没有涉及到金融发展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可以说与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是脱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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