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金岩
出版社：东南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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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规划时空笔记试读：
前言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聚居的主体形态，代表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醒觉和对世界秩序的描述及重建。与城市、乡村物质景观的构筑相对应，人类也同时创造着社会道德和伦理价值的非物质秩序。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传统和人类对新秩序的憧憬“相摩相荡”，一并催生了多元的地域文化和灿烂的人类聚居文明。
鸦片战争以来，古老的中国开始了从封建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转型的漫长征程。静静生长的中国城市和乡村，在血和火的苦难历程中被唤醒。新的城市和乡村聚居形态不断涌现，并衍生了新的聚居和建筑文化。绵延时空的城市化过程，与聚居环境的激烈变迁一起，前所未有地影响并刷新着人们的生活。规划，城乡规划，或者早前所称的“城市规划”，成为变迁时代里，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乡街头巷尾的热词。普通的城乡居民发现，城乡规划帮助自己在城市或乡村里获得了更加舒适和体面的生活，并协助自己成就了梦想。但是，也有人发现，不恰当的“规划”，使自己为生活投入了更多的成本，付出了更大的代价。
围绕“城乡规划”有两个核心命题值得关注。第一，城市或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物质的时空特征究竟为何？“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周易·系辞·上》）亦即如何对聚居环境的时空特性和文化传统进行合理的解释。第二，如何对城市或乡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物质的空间秩序进行重建？亦即如何对聚居环境进行规划并指导建设，以实现新的需求和梦想。从业的规划师或建筑师，均知晓现代城乡规划经历的从纯粹艺术到工程技术，从工程技术到公共政策，从公共政策到治理过程的转变。很多人认为这是规划的本质性“回归”。其实，《吕氏春秋》中云：“故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也就是说，规划师的工作应该是基于自然与人文之“法”，对物质与非物质环境进行高超动态应对。这种“应对”应依据时空价值特征辩证选择，以达趋利避害、成就梦想的目的。其间的各类艺术、工程、政策和治理措施，可以理解为“术”。“法”“术”结合，方为规划之本真。
沿循这种思路，紧扣城乡规划“是什么？”“怎么办？”的核心命题，笔者以若干年来的部分研究成果为基础，分门别类整合成专题性框架，并加以评注，形成本书。在当代，中国城乡规划理论秩序的重建需要三个重要支撑，分别是世界成功经验、当下本土实践和古代文化传统，这是历史与辩证逻辑的统一使然。在本书的内容中，这三大来源皆有所涉。本书的内容框架为：第一篇“城市的文化观相”，总述城市形态的文化特征，并对当代中国城市空间的理性范式进行了探讨。第二篇“中国古代人居世界”，论述了中国古代的“泛生命”人居范式。第三篇“现代性与城市”，论述了现代性价值范式之下的城市和区域发展问题。第四篇“规划与美好世界”，从论述规划的本质和规划师的职业特征入手，论述了规划需要兴时而动、反思时空价值，以引导城市和乡村空间发展之优化。
该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并得到了“山东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项目（BS2012SF019）”的资助。第一至第四篇的“导论”部分以及各章节的修订、调整及专栏由王金岩完成。诸篇导论部分立足于跳出城乡看城乡、跳出规划看规划，以多维的视野探赜城市和乡村发展的时空画卷，索隐城市和乡村中蕴含的文化渊源。导论之外，主要研究者的担当章节为：王金岩、梁江、孙晖（第1、2、3、4章）；王金岩、梁江（第9章）；王金岩、吴殿廷、袁俊（第10章）；王金岩、吴殿廷（第11、14章）；王金岩、韩露瑶（第12章）；王金岩、何淑华（第15章）；王金岩（第5、6、7、8、13章）。
其中，第1—4章内容是孙晖、梁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市场经济下中心区城市形态演化模式及动因机制分析（批准号：50108002）”的相关基础研究。关于该部分内容的理论渊源和更加系统的论证，可参见梁江、孙晖所著的《模式与动因——中国城市中心区的形态演变》一书。第10章案例应用的相关理论模型可参见吴殿廷所著的《区域分析与规划高级教程》一书。第15章内容案例源自何淑华主持的课题“德州市临邑县村镇体系规划（2009—2030）”。林忠军对第8章内容进行了指导，并提出了修改建议。第6章部分内容也收入了王金岩所著的《空间规划体系论——模式解析与框架重构》一书中。
全书由王金岩统稿。研究生王梓诺、韩露瑶进行了基础资料的整理，并绘制了相关图片。
本书要特别感谢大连理工大学的梁江教授、孙晖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的吴殿廷教授，以及山东大学的林忠军教授多年来对笔者的支持，他们的影响使得本书致力于进行较为宽阔的开放式探讨。本书要特别感谢东南大学出版社的徐步政老师、孙惠玉编辑！他们一如既往的理解和帮助，极大鼓舞了本书的整理和写作。本书还要感谢《城市规划》、《规划师》、《城市发展研究》、《城市问题》、《现代城市研究》、《华中建筑》、《商业研究》等杂志对本书各篇章在“论文”阶段的信任和支持。
城乡规划本身是一个跨越时空的复杂综合性命题，广泛涉及了政治、经济、文化、生态、技术、哲学等方方面面。限于我们在能力、水平、资料和时间方面的限制，我们恳请不同领域专家学者对本书所涉内容多多宽容和谅解，更希望广大读者多提批评意见！同时，我们也力求将专业观点进行通俗和趣味表达，以满足普通读者的阅读需求。王金岩2014年于山东大学第一篇城市的文化观相导论A：心灵
迄今为止，也只有人类才能在我们这个蓝色星球上创造文化，营建城市，繁衍文明。若从不同的地域来审视人类文化，五洲四海的城市文化皆是那么的绚丽繁多。这一切都是人类的杰作。在展开本篇正文之前，让我们谈谈“心灵”“文化”与“观相”问题。这三个问题有助于我们自内而外地审视城市、欣赏城市。1）关于心灵
据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立于公元698年）记载，前秦建元二年（公元366年），有一个法号叫乐僔的僧人游历于敦煌三危山下的大泉河谷。他在落日余晖中远眺，看见崖山呈现万丈金光，似万千佛像闪闪发光。他认为这是佛谕，于是满怀虔诚，在崖壁上架梯凿岩，开辟洞窟，这便是莫高窟的创始。佛像多为石胎泥塑，即先在砂砾岩壁上凿出大体轮廓，然后覆泥，再做细致塑造，最后上彩。莫高窟经过信仰者千余年的开凿塑造，成为了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石窟艺术圣地（樊锦诗，2009）。
笔者曾经去莫高窟游览。比肩接踵的人群，好像淹没了佛门的清净。但是走入石窟，佛像惊人的尺度所带来的视觉冲击依然会直达内心。在众佛塑中，最高的一尊佛像为35 m高的弥勒佛像。该佛像面形丰圆、活灵活现，微微俯视的双目似乎与参拜者交流对话（图A-1）。立足佛像脚下，顿感精神世界的震撼和凡间人体尺度的渺小。图A-1 莫高窟20世纪中叶景观与96窟大佛现状图
实际上，人类对于理想世界往往有一种神秘追溯和探索的冲动，并把这种探索物化为特定的形态，这可视作一种文化本能。这种本能造就了不同地域的万千造型艺术。笔者感叹于佛教造像艺术对人心灵的震撼。但是现代科学技术熏陶下的心灵，会非常明确地解释乐僔的“虔诚”：崖山的万千佛光并非佛祖造化，闪烁佛光不过是砂砾的复杂散射、反射、衍射现象。
在乐僔发心造窟的前一年（公元365年），陶渊明出生了。他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主之际，社会动荡。虽“心远地自偏”，但他怀有“大济苍生”之志，仍旧对社会有一个美好期待，于是以文言志。他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浪漫的建筑师、规划师。《桃花源记》一文表达了他的理想空间：“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
好一幅动态鲜活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图景。但是，陶渊明的“世外桃源”就远没有乐僔的莫高窟这么幸运了。虽然太守和南阳刘子骥均想亲眼一见这个世外桃源，但因种种缘由终不得见，美好的图景在时空之中灰飞烟灭。当代建筑师和规划师在理想和现实间的心灵彷徨，与《桃花源记》所述境域难道不是如出一辙？
比乐僔和陶渊明早约800年，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在距离敦煌6000 km之外的希腊提出了著名的“洞喻”。这个富有哲理的寓言，可以很好地对乐僔和陶渊明的经历进行诠释：洞穴中，一群囚犯的手脚都被捆绑，无法转身，只能背对着洞口。他们面前有一堵白墙，但身后燃烧篝火。在那面白墙上他们看到了自己以及身后到火堆之间事物的影子，由于他们看不到其他东西，这群囚犯会以为影子就是真实的世界。有一天，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挣脱枷锁，摸出洞口。他体验到了阳光下的鸟语花香和别样风景，遂返回洞穴以告他人真实的世界。但是其余的人实在是理解不了，并认为他们这个淘气的伙伴万分愚蠢。柏拉图的寓言说明“形式”中的理性世界是沐浴阳光的鸟语花香，而我们所能感受到和看到的不过是墙影，这也启示我们：佛像、桃源和墙影均不是世界的“本真”。诸种“幻境”，可称作“文化”世界。
早于柏拉图100多年，在敦煌以东2000 km的山东曲阜，曾有一场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与孔子的对话。他们讨论了“理想”问题，曾晳不像他的三位师兄弟，或谈从政，或谈出使会盟，或谈施展抱负，他强调生活的当下，认为理想的生活应该有这种境域：“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于是，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自魏晋以来，及至宋明理学时期，很多经学家认为孔子、曾晳为同道之见。曾晳描述了一个太平盛世的惬意，这种惬意与子路、冉有、公西华所云的从政治国、抵御外敌、发展生产再到推行教化并不矛盾，而是逐层递进、有机统一的“缘在”的过程。这与近世的现象学、过程哲学有着相似的境界。曾晳的意趣与以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哲学对“形式”理性恒久世界的追逐不同，是展现了一种与当下的融合。
曾经有朋友问我：生活需不需要规划？按曾晳的观点，生活就如缓缓的流水，去体验即可，不需超越性的理性“规划”。正所谓“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程颢《秋日偶成》），这是一种与“时”相合的生活规划态度。丰子恺先生的画作《春日游杏花吹满头》正是从绘画的角度描述了这种旨趣（图A-2）。图A-2 丰子恺《春日游杏花吹满头》绘画
孰对孰错？这就是心灵的特定生命力吗？美国人文地理学伯克利学派代表人物索尔（Carl Sauer）认为，人类按照其文化的标准对其天然环境中的自然和生物现象施加影响，并把它们改变成文化景观和价值认同。从这个角度，我们审视一种文化景观或者社会意识，就要回归到那种景观所存在的复杂自然背景和社会存在之中去，融入方见其特性。有两个欧洲人，斯宾格勒和汤因比，试图将文化景观差异进行理论化的建构。2）心灵模式
1912年，在德国慕尼黑贫民窟的幽暗小屋里，有一个衣衫褴褛的人，就着昏暗摇曳的灯光，在几乎与世隔绝的状态下开始了他宏大的写作规划。烛光中诞生了一部在西方世界及东方世界都振聋发聩的著作——《西方的没落》。它的作者就是奥斯瓦尔德·阿莫德·哥特弗里德·斯宾格勒（Oswald Arnold Gottfried Spengler）。斯宾格勒生于德国哈茨山巴的布兰肯堡，曾就读于哈雷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柏林大学。青年时代除了研究历史和艺术之外，他还对数学和博物学有浓厚的兴趣。文史、数理和艺术对斯宾格勒的多维影响，使得他对人类历史有着独到的见解。
在他看来，人类历史有着类似生命的结构：世界是一个生成的世界，一切事物都处在生长、构造和变化之中。这种有机的生成绝不是牛顿的机械力学，而是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时间，自己的情感和特性，并需经历生命与衰亡。这个观点明显受到了19世纪以降人类学发展的影响，隐秘地映射了当时人类学从“古典进化论”学派，向“文化传播”学派的转变。但是，“文化传播”学派对斯宾格勒的更大影响在于，其促使斯宾格勒摒弃了欧洲单一发展范式主导世界的“神话”，而确立了文化多元的理念。
我们似乎又洞见了柏拉图的魅影。经历了牛顿和笛卡尔的机械宇宙观，自康德后，德国哲学一直想解决柏拉图心目中的“现象”与“自体”的分离，亦即心灵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真实与现象的关系问题。而斯宾格勒与众多学者一样，意图将二者合而为一。这是一种广义的文化研究，强调以文化的视角来透视整个历史发展，斯宾格勒把人类的一切活动，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建筑、城市、艺术等，全部纳入一个文化体系中加以考察，并判断其生命阶段的特定“形态”。实际上，“形态”这个概念本来自于生物学，用以比较和分析生物现象和生物类别，以判定其形式、结构和生产特征。这种方法后来在地理、地质、建筑和城市学科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斯宾格勒对历史和文化的审视称作“系统”和“观相”的形态学。“观相”在中国作为民俗被称作“相面术”。相面术中有句话叫做“相由心生”。该词本出自佛教经典《无常经》，佛曰：“世事无相，相由心生。”“相”的意义一般是指面相，也指整个相貌，相由心生即有什么样的心境，就有什么样的面相。一个人的个性、心思与作为可以通过面部特征表现出来。在西方，“观相术”更不是新鲜玩意儿。作为一门跨越科学与艺术的特定学科，观相术旨在通过大自然事物的表象体察其内在的属性。亚里士多德在《观相术》（Physiognomoniká）一文中就介绍了以自然哲学的方式来体察事物本质的可能性。18世纪以后，观相术在医学、心理学和地理学中有了全面的应用，如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德国著名地理学家、博物学家，19世纪科学界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发展了将自然地理环境差异作为判定“一方水土”的观相术。虽然19世纪以后，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对艺术、人文和自然地理的观相逐渐被精密的设备、仪器所取代，并且观相术还在犯罪、人种等方面误入歧途，但是，其在西方作为一种直观的分析方法一直延续到今天。
斯宾格勒的“系统观相形态学”也是扎根于“观相术”全面复兴的时代，他将“艺术的形式跟战争与国家政策的形式联系起来。同一文化的政治方面和数学之间，宗教概念和技术概念之间，数学、音乐和雕塑之间，经济和认识之间，都出现了深刻的关系”。按照他的系统观相形态学，人类历史存在着八种文化，它们是古典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和墨西哥文化。
作为“新斯宾格勒学派”的一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的“文化形态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以视为斯宾格勒创立的文化形态理论的一种继承与发展。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单位既不是一个民族国家，也不是另一极端上的人类全体，而是我们称之为社会的某一群人类。”这不是传统史学的国别和断代概念，而是一个具有类似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是相对有机的文明、社会概念，或称文明的模式，在这一尺度上，人类文明的浪花是金光闪闪、形态各异的。
汤因比的“文明的数量”，由斯宾格勒的八种扩大到三十多种，这在其《历史研究》一书中进行了广泛列举。在这些文明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属关系，或者说文化间的相互影响。同时，他也像斯宾格勒一样，承认西方文明也只不过是这类文明中的一个而已，同样摒弃了“西欧中心论”。在汤因比看来，以上这些文明尽管出现时间有先有后，但都是可以进行比较的。对于文化发展特性超越时空的可比性，诸如新生的、发展的、没落的，斯宾格勒称作“同时代”。与斯宾格勒一样，汤因比也认为，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并不是所有文明都能顺利成长。有些文明是短暂而绚烂的，有些文明是平静而绵长的，有些文明在生长的早期阶段就草草收场。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文明必须有自我生长的自决能力，勇于吸收文明的转移成果，这是文明恒久和富有创新力的关键所在。
20世纪出现了诗意的栖居者——海德格尔，他的存在论使得冰冷的机械理性主义遭到了极大的质疑，经由柏格森、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及至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系统哲学，以及以普利高津为代表提出的耗散结构理论，激发了人类对生命和心灵的新认识。21世纪以来，东西文化的持续交流和激荡，“量子理论”与“道”的有机融合，使得人类在复杂系统学新框架的指引下对自然的理解逐渐从必然瞄准了全新的自由。
毫无疑问，文化世界的鲜活生命力是人类最大的遗产。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建筑、城市、艺术均浸于其中。在大地母亲面前，人类仿佛一群活泼的孩童，跳着、笑着、走着，正如汤因比（2001）所言：“人类是大地母亲最强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是另一个王国——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王国的居民。在生物圈中，人类是一种身心合一的生物，活动于有限的物质世界。在人类活动的这一方面，人类获得意识以来的目的就一直是使自己成为环境的主人……在精神世界的生活中，人类发现他的使命不是谋求在物质上掌握环境，而是在精神上掌握自身。”3）文化假晶
然而，不同的心灵是可以有互动的，甚至是弱肉强食，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模式形态。在矿物学上，有一个词汇——假晶，指岩层中所掩埋的矿石结晶体，由于水流的冲刷其内部出现空洞，后来由于熔岩注入结晶体的空洞，然后再依次凝聚、结晶，从而形成一种新结晶体，被称为“假晶”。“假晶”的过程也是一个“文化整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化的传播与扩散不断的推进，不同的文化吸收、融化、调和而形成全新的形态。斯宾格勒认为，这个概念可以贴切地反映一个族群在适应外来文明压力下产生的文明变形状态。在他看来，阿拉伯文化、俄罗斯文化都是“文化假晶”现象之一。
以俄罗斯为例，从1703年圣彼得堡建造时起，俄罗斯文化中的“假晶现象”就开始出现，外来文明迫使原始的俄罗斯心灵进入陌生的躯壳之中：先是巴洛克的躯壳，随后是启蒙运动的躯壳，再后则是19世纪的西方躯壳。例如，圣彼得堡城市空间中分布着从18世纪到20世纪世界各种建筑风格，城市本身俨然一座露天博物馆。著名的建筑有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大教堂，以及要塞附近的彼得大帝小舍、海军部岛上的彼得大帝花园、华西里耶夫岛上的缅希科夫公爵府、涅瓦河畔的伏罗佐夫大臣府和斯特罗加诺夫大臣府等。这些18世纪建筑是典型的俄罗斯早期巴洛克风格。斯莫尔尼宫、冬宫、大理石宫为18世纪后期建筑。后来的喀山大教堂、高达101m的伊萨基耶大教堂则为19世纪建筑。另外，圣彼得堡郊外还有诸多风格各异的皇家离宫、别墅。
持续的文化假晶使得圣彼得堡既有巴洛克风格建筑，也有洛可可风格建筑，城市空间组织既讲究对称布局，又不拘泥于严格对称，既追求巴洛克轴线，又注重宜人尺度。假晶现象熔铸了圣彼得堡的城市空间形态。位于涅瓦河南岸的彼得大帝青铜骑士像（1782年法国著名的雕塑家法尔科内作品）腾空而跃，其脚踩象征守旧的大蛇，扫除了城市空间假晶进程中的各种障碍，把落后贫穷的俄罗斯，带向了新的时空境界。
如果我们放大地理与历史的视野，追本溯源，不难发现：从北回归线到北纬35度之间的地域范围之间，分布着两河流域文明、古代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印度河流域文明、中国文明，以及中美洲文明（图A-3）。文明与原始有两点区别：一是定居的农耕生活和发达的灌溉系统，或者发达的商业交易，以及围绕农耕或商业而形成的社会组织；二是精神的共同体，以及原始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而文字也是判定史前状态与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些农业或商业文明分布的地域范围以北生活着许多追逐水草而生的游牧民族。因此，长期以来，农耕文明地区就成为北方游牧民族入侵的对象。于是在亚欧大陆上，就形成了生活方式上南农北牧，经济状况上南富北贫，军事实力上南弱北强的对峙局面，这种对峙持续了近五千年。对峙激发了文明的演化和生生不息的嬗变，基于时间的嬗变和基于空间的扩散，使得文化与文明的融合一刻也没停息，文化假晶现象造就了人类的璀璨和辉煌。图A-3 世界早期文明地理分布示意图
从公元前20世纪一直到公元后15、16世纪，游牧民族与农耕世界的时空融合和文化假晶最终造就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教文明、佛教文明和儒家文明。这些文明范式不依人种划分，而是体现了富有生命的人类精神伟力。如果说横亘欧亚大陆的古代丝绸之路像一条“文化假晶”的河流，串联了不同的文化地域，那么在这条文化河流之中，乐僔及他的莫高窟则像一朵金光闪闪的浪花。
公元15、16世纪是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从那时起，时间和空间层面围绕着游牧和农耕世界的冲突和融合，在大视野上暂时停歇。但是，一个新兴的脉动牵动了西方的神经，这就是现代性和工业文明的到来，它蔓延至全球，并摧毁了一切农耕范式下的万里长城。一个持续的文化假晶、文化传播和文化整合，一直持续到后现代的今天，并将地球压缩成为一个统一的“文化区”——地球村。在地球村统一的节奏之下，在相对微观的城市和聚落中，也“假晶”出了各异的物质和精神文化形象。4）城市观相
上述对文化和文明现象的回顾是为我们引入对城市的探讨服务的。关于城市，先贤们的至理名言振聋发聩。莎士比亚说：“人民就是城市。”这句名言被广泛地引用。伊利尔·沙里宁（Eliel Saarinen）也有一句名言：“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这一句，大家更是耳熟能详。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也自问自答，“怎样才能称之为一座城市？在完整的意义上，城市是一种地理学中的神经丛，一个经济组织体，一个制度化的过程，一种集合所有社会行为的大剧院，一个创造性集合的美学符号。”
芒福德把城市描述为人类生存的场所，生活的剧场，心灵的家园，文化的缩影，物质与非物质交叠的生命体，一种动态变迁的人类聚居形态。在他的眼中，城市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人类文化的沉积。文化和城市的相互作用在他的两部力作《城市文化》和《城市发展史》中都集中得到了体现。可以说，芒福德抽象了城市文化观相的核心价值，并把这种范式生命的价值付诸于城市历史与逻辑范式的建构之中。他把西方城市发展的历史、现在与未来概括为六个阶段：原始城市（Eopolis）、城邦（Polis）、中心城市（Metropo-lis）、巨型城市（Megalopolis）、专制城市（Tyannopolis）、死城（Nekropolis），并分别阐述了城市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意义、文化演变及特征：
第一阶段——原始城市（Eopolis）发端于农业村庄，并以之为原形；城市产生前有村庄，城市消亡后村庄的基因还在。
第二阶段——城邦（Polis）依托于村庄或血缘集团的聚集，分工导致了生产的发展，剩余产品带来了商业和手工业的繁荣，并催生了科学、艺术、卫生、数学和哲学。
第三阶段——中心城市（Metropolis）在差别不大的村庄或村镇群中，个别有特殊优势的地方成功地吸引了大量居民，发展成为中心城市，文化的精神力量更加具有引领作用，劳心者和劳力者的对立也更加尖锐。
第四阶段——巨型城市（Megalopolis）是资本主义发展范式催生的新型文化形态，阳极阴生与衰退开始显现，权力和关系使得生活和道德通通捆绑了利益，“获利”的力量如此之大，掠夺和控制使得农业空间渐行渐远，城市的吞噬使得区域演变成了统一空间的巨型城市区域。
第五阶段——专制城市（Tyannopolis）是政治集团争夺资源的极端形式，掠夺和赤裸裸的剥削更加明显。道德全面沦丧，统治者和暴政的表演越来越变本加厉。
第六阶段——死城（Nekropolis），战争、饥荒和疾病破坏了城市和乡村，城市只剩躯壳，继而居民离散，废墟被沙土覆盖。
芒福德的归纳明显受到了他所在时代的影响，他认为六种“观相”形态发展类似于生命的过程，各有其特定的城市文化：“城市的生命过程在本质上不同于一般高级生物体，城市可局部成长、部分死亡、自我更新……城市文化可以从遥远或长久的孕育中突然新生；它们可以借助于多种文化的三班倒来延续它们的物质组织；它们可以通过移植其他地区健康文化的组织而显现新的生命。”
这些观点芒福德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提出，我们从中可以非常清晰地品出城市文化观相的味道。这里又要回到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按照出生的时间，斯宾格勒和汤因比是19世纪的“80后”，而芒福德是“90后”。和两位兄长的“文化形态”相比，芒福德的六阶段论，体现了西方线性时空观的思想范式，折射了达尔文进化论的光影，更深受其“父辈”——英国生物学家、社会学家，现代城市研究和区域规划的理论先驱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与埃比尼泽·霍华德并称为近代城市规划理论先驱）理论的影响。格迪斯将城市规划视为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运用哲学、社会学和生物学的观点，揭示城市在空间和时间发展中所存在的生物学和社会学方面的复杂关系。至芒福德的“城市观相”，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地读出，城市已不再是冒烟的冰冷机器了，它有血有肉、复杂有机。
那么，人类有共同的城市文化吗？比什·桑亚尔（Bish Sanyal）的研究倾向于认为人类共有的城市文化DNA并不存在（张庭伟等，2013）。从21世纪的今天回望，很好地说明了斯宾格勒及至芒福德思想的闪光之处。城市的发展终究是螺旋演进的文化假晶过程，同时城市生命观相的范式是丰富多彩的，并且会活泼地交叠融合而展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可以建立相对统一的评论尺度，但是并不能抹杀城市文化观相的五彩斑斓。
以西方建筑为例，最具文化假晶现象的建筑形式就是巴西利卡（Basilica）。在古雅典巴西利卡是对最高贵族执政官办公建筑的称呼，而不是一个建筑结构的名称。作为建筑结构，希腊的巴西利卡也是罗马人引入的。罗马市里最老的巴西利卡是公元前185年老加图在罗马市场上建造的。加图的巴西利卡是一座立方体建筑，它有两个窄边，其中一个窄边朝罗马市场，是建筑物的正面，前面有一个平顶的门廊。另一个窄边是一个半圆，或者附带一个半圆形龛。及至基督教以前，这是一种西方人熟悉的形式。而早在基督教会出现之前，近东波斯的建筑形式是圆屋顶的清真寺。到了拜占庭时代，宗教会议为了调和东方和西方，在建筑形式中就将圆形屋顶引入了巴西利卡，并采用了“集中式”十字形平面新形态。兴建于532年的君士坦丁堡圣索非亚大教堂成为这种宗教文化假晶的最典型代表，如图A-4所示。文化的DNA实现了交融和重塑。
再看中国城市的一个例子。济南老城里有一条“众神眷顾”的地方，一条不长的街巷里曾并列着城隍庙、将军庙、慈云观和天主堂四座庙堂，这条街巷也因庙而得名——将军庙街。将军庙街的空间形态在文化假晶的强烈进程中，各路神仙争相光顾，形成了奇特的城市文化“观相”。将军庙供奉的是驱蝗神刘猛，在农业发达的山东，自然有不少民众崇信。将军庙东侧是清同治年间兴建的济南城隍庙。如今，原址已经被民居挤占，只残存大殿的屋顶、残缺的山墙和散落的旗杆石。将军庙街西侧是建于清顺治七年（1650年）的天主堂，由西班牙教士嘉伯勒在此处依西欧建筑样式修建，乃清代济南有名的西洋景观。但清雍正二年（1724年）济南爆发反洋运动，该堂被焚毁。至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法国主教江类思来山东重建该堂，摒弃高大建筑，仅建容身百人易守难攻、类似城堡的小堂。为了缓和矛盾，教堂还采用中国传统建筑形式建造，并结合了济南民居的特点。该教堂墙体采用石材，屋顶样式采用卷棚式，青瓦覆盖，内敛低调，仅在门窗等部位保留了巴洛克风格，并特地在正门对面修建了一处照壁，成为一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图A-5）。天主堂东是慈云观，仅存“山门”。“山门”上方在20世纪中叶被“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牢牢“镇住”; “山门”左右，简陋的耳屋现为居民堆放杂物之处。图A-4 圣索非亚大教堂剖面与平面图图A-5 济南将军庙街建筑景观
将军庙街是人类聚居在城市而形成文化现象的集中体现，这里的文化在冲突中实现了“言和”。城市在时间与空间的综合变幻中进行假晶，假晶使得文化默默地缠绕在历史的溪流之中，并浸透到新的城市形态里。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审视这些城市空间，抚触这些城市肌理，我们很少再会联想到城市中曾经的硝烟和冲突，平日的生活中也很少会联想到历史中的各种群情激愤。
在当代，全球化和现代性理念对城市空间的持续涤荡，刺激着乡下人进入城市，也刺激着城里人选择更体面的生活。现代性也催生了后现代性——我们能从城市地名景观的变迁中深刻体会到这场潜移默化的“文化假晶”革命——如在济南，柏石峪、九曲庄、兴隆村、十六里河、魏家庄等地名被领秀城、国际社区、中央公园、新都会、万达广场等时髦新名彻底覆盖，传统人文地理与宗族血统中的“中国”渐渐退场。黄金99御园、重汽1956、塞纳公馆、明辉豪庭、山水泉城、香榭丽公馆、蝶泉湾等梦幻地名炫耀了梦想，调和了历史，拼贴了异域，不断刷新着人们的城市期待，并刺激人们去做城市梦。传统的城市和乡村是在做抵抗。但是，我们总是会惊叹于现代社会和市场的组织力量，它能调动和整合一切历史的、地理的、人文的时空因素，总会在最后时刻用财富的激情和欢愉，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彻底说服。我们发现传统的城市和乡村的确“回不去了”，家乡在时代变迁中让人渐觉陌生。被现代性社会匆忙裹挟了各类“时空文化”的后现代社会，成为了城市聚集和文化假晶的最新结局。一切时空因素都会成为新社会文化形态的假晶动力。
以上关于心灵与形态的随笔式评论，以较大的历史和人文跨度展示了人类思想和存在的互动，算是为本篇的主体内容进行热身。中国城市之“相”有多少文化景观DNA？下文的“城市街廓模式观相”部分尝试从人类文化与地理景观的互动层面解释城市空间现象。当然，我们的答案或者任何人的答案可能永远无法完整，但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视角。“都市缝隙中的城中村”则是对“沉默的大多数”的一次关注。1街廓是城市的细胞
街廓是城市生命体的微观细胞。街廓与街道互为主体，街廓承载着产权地块的划分和建筑景观的分布。街廓的形态、结构和功能反映了特定文化背景下，人类主体人居环境建设的价值选择。与街廓相关的几个概念是：地块、街区、街道。1.1 街廓与细胞
我们行走于城市，不难发现，城市的恒久魅力不仅在于优美的建筑，还因为它们拥有能够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和形态。结构和形态能够与城市的自发调整相适应（自发调整包括功能的自发调整和空间结构的自发调整），也能够与规划的调控相适应（调控包括规划的编制和管理）。
城市形态是指城市诸要素的空间分布状况，这里的诸要素不仅包括物质要素，而且还包括社会要素、经济要素等。诸要素编织成的城市复杂空间网络关系，形成了特定的城市结构。城市形态研究包括宏观尺度、中观尺度和微观尺度的研究。城市形态可以在不同尺度层面加以解读，一般包括建筑与基地（buildings and plots）、街道及街廓（streets and blocks）、城市（town or city）、区域（region）四种（梁江等，2007b）。以中微观尺度为核心视野，城市形态分析的重要物质要素包括了建筑物及相应的外部空间、产权地块、街道、街廓、街区等（图1-1）。在这个尺度上，人类文明和城市文化体现得最为五彩斑斓和绚丽多姿。图1-1 城市中微观形态的基本物质要素a建筑及外部空间：如A所示的黑色建筑与白色空地的关系b地块：如2号地块c街廓：如1—6号地块组成一个街廓d街道：街廓之间的土地，并非可见的道路
世界城市中的街廓如黄河沙数，难以数清。不过，由于建设时期或发展阶段的类似，或转型生长肌理类似，街廓可以被认定为相对完整、特定类别的研究对象。用斯宾格勒的话语，可称作“同时代”。我们欣赏城市的形态，与我们欣赏和观测细胞形态（图1-2）时的归类和特征辨别非常类似。街廓就是城市的细胞，它体现了城市的性格和文化。街廓承载的建筑、景观、开放空间、设施以及街道的切割，完美呈现了“城市细胞”的“细胞核、细胞质、细胞膜”等。图1-2 细胞形态的差异是生物差异的微观核心
我们的耳边又想起了建筑和城市“观相师”沙里宁的那句话：“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能说出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图1-3所示，分别是a北京、b开罗、c罗马、d纽约在同一个比例下的空间形态肌理，体现了东方城市（a）、伊斯兰城市（b）、欧美城市（c和d）形态肌理与规划手法的差异性。这些差异正好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图1-3 同比例下中外城市形态肌理对比
那么，我国城市街廓的“细胞分异”为何？代表了何种时空特征？翻开城市地图，我们不难发现，我国城市街廓的基本类型，大致分成四类。
第一类是我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的城市街廓。这种街廓尺度较大，一般为300—500m。这种形态承载了璀璨的中华文化，根植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二元对立以及统治者的权力理性，空间形态上也体现了总体理性与微观自发的“二元性”，表现为街道宽阔、通直，街廓尺度较大，内部自发生长。但是，现代土地开发和机动车交通发展，对传统的街廓形态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第二类是鸦片战争后，我国城市中出现的具有西方风格的精细小网格街廓。这种形态的街廓存在于帝国主义列强侵占并建设的城市，或者出现在“国人师夷长技”，自开商埠的区域（如济南商埠区）。近现代，西方的城市规划手法，随着帝国主义入侵，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在鲜血与泪水中扎根于这片土壤。图1-3中的罗马、纽约是欧美风格的典型体现，其形态的典型特征是街廓尺度小，并且多依托建筑尺度，建筑也多直接临街，并且接受公共设施服务的水平较高。该风格在沈阳、大连、天津、济南、青岛、上海、武汉、厦门、广州、香港等城市中均可看到。
第三类是我国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单位用地割据而呈现的较大的城市街廓。这种形态在国有企业的困境、产业结构调整和新的城市工业发展战略背景下，已经经历或正在经历一场脱胎换骨式的变迁。其尺度一般为700—1200m，具有计划经济与功能主义的色彩，体现了当时生产、生活融为一体的特点。
第四类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背景下城市新区的开发建设。这种街廓形态虽然受到政府干预的影响，但其形态按照性质的不同，基本遵循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利用规律，即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有一定的递变。在我国，如雨后春笋般建设起来的各类新区，往往是集产业发展、教育科研、金融商贸、生活居住、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城市形态空间布局清晰地体现了按照用地性质不同，街廓尺度存在差异的状况。这与功能理性的规划干预有关。当然，由于文化假晶现象的存在，还有一些混合形态的街廓，这些特定的形态反映了特定时空下的城市生长动因。换句话说，特定街廓形态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都有特定的时空故事和历史背景。
新中国成立至今，我国的政治与经济体制经历了从集中到民主，从计划到市场的巨大转变。城市规划作为政府进行宏观调控、公共政策和政府治理的手段，时时刻刻体现着特定时空下的宏观背景，特别是体现着当时的经济制度与社会运行模式。那么，在21世纪，我们的城市究竟又会怎样？面对瞬息万变的时代，当我们满怀着让城市生活更美好的愿望，去憧憬我们未来的城市时，可能仍然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2013年底，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54%,2018年将达到60%。由于城镇化的推进，中国GDP每增长1%，会在城镇新创造130万至170万人的就业岗位。为了连续不断地迎接城市新市民的到来，我国城市的功能、结构以及空间形态在过去的若干年里发生了重大的调整。城市街廓作为城市空间结构的细胞、基本构成单元和人类生产生活的核心空间载体，在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的宏观背景推动下发生了一系列的变迁，其间也衍生了一系列的城市问题。比如交通拥挤、空气雾霾、职住错位、鬼城空城等。城市成了街廓表情的万花筒。城市街廓形态的这些问题常常使规划设计工作无所适从，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我国传统城市的街廓尺度较大，街廓内部空间相对自发，造成我国很多大中城市的整体主干路网密度较低，道路负荷严重不均匀。再加上支路较少，交通主要集中在几条主干路上，导致主干路出现“高血压”和“动脉硬化”症，拥挤、堵车严重。
第二，由于特定文化形态街廓在城市中的共同生存，各分区街廓尺度严重不均衡，在主干路衔接时，出现了许多“断头路”和“瓶颈路”，城市空间结构表现出混乱的特征。
第三，很多城市的部分街区在进行规划时进行了街廓的再分，但常常打破了原有的整体空间肌理和道路网络的有机衔接，无意的技术干预造就了形态规划的随意性和后续发展的不可控性。
那么，城市的结构与形态，特别是城市街廓尺度、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等具有定量意义的要素，到底有没有可操作性的技术数量取向和评论标准？
欲解决上述问题，我们不仅要探索城市形态“从何处来”的问题，更要探讨城市形态“向何处去”的问题。探究适应于当代社会生活的规划模式，就是要使之反作用于城市文明与城市形态发展的基本进程，促进城市的健康、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欲将理性价值落实于城市细胞——街廓，我们则必须明确我国城市街廓形态在不同时期的基本特征和类型，并弄清楚形成该形态的基本原因，进而分析街廓形态演化的基本过程与特点，目的就是得到一个关于街廓的基本价值判断标准和探讨平台，并进一步与城市的治理体系有机融合，以指导实践。1.2 街廓含义之辨
正如前述，街廓是城市的细胞，是构成城市微观空间的基本单元。欲探讨街廓尺度、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的定量问题，必须从界定其基本构成要素的概念入手。
第一，街廓概念群
街廓——本书所指的街廓为城市街廓，是指由城市街道（或者道路）红线围合而成的城市用地集合，内部包含建筑、绿化、设施等。如图1-4所示，斜线部分为街廓的基本空间范畴，围合街廓的为道路红线，街廓由1、2、3、4等四个地块组成。城市道路包括城市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以及一切城市级别的能够构成网络系统的市政道路，不包括街廓内部自发添加以及不成网络的非城市级别的生活服务型道路、步行路等。图1-4 街廓、地块、街道关系图
街廓尺度——街廓平面长（长边）和宽（短边）的数值大小，常常用街廓短边来表征街廓尺度的大小。当建筑后退街道红线时，包括建筑后退道路红线的距离。
街廓结构——表征街廓与街廓之间的空间组合关系，与街道的结构构成图底互换关系。
街道宽度——就是街道（或道路）红线的宽度。
还有两个描述街廓运动变化的概念：街廓合并和街廓再分。
街廓合并——基于土地利用、交通需求等因素，若干个街廓进行空间上的合并，组成一个新街廓的过程。
街廓再分——基于土地利用、交通需求等因素，某一街廓进行空间再分，而分解为若干新的街廓的过程，常常通过城市支路进行分割。
街廓尺度、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是街廓定量研究的基本构成要素：街廓尺度是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的基础，街廓尺度的大小直接影响街廓结构的状况，街廓尺度与街廓结构共同影响了街道宽度的状况。例如，我国传统城市街廓尺度、街廓结构、街道宽度的系统关系，可以描述为：较大的街廓尺度，树形的街廓结构，较宽的街道（王金岩等，2005）。较大的街廓与城市道路网络缺少微观的支路联系；较大的街道宽度与不理想的交通状况联系在一起，因为交通量常常集中在一条或者若干条城市主干道上。西方城市街廓尺度、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与我国传统城市不同，表现为街廓尺度较小，街廓结构为网络型，街道宽度较小。
除了上述街廓概念外，还包括与街廓相关的三个重要概念。这三个重要概念也是我们理解和探讨街廓尺度、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三个概念就是地块、街区和街道。
地块——产权线围合的用地开发单元。图1-4中所示的1、2、3、4即为地块，若干个连续的地块组成了街廓。地块的边界因产权不同而进行划分，在我国城市中，土地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而土地的使用权可以通过一定的手段进行转让。
街区——若干个街廓构成了街区。《深圳市城市设计标准与准则（2009）》中指出：“街区是指由城市主、次干道围合形成的，具有若干街道（城市支路）和街块构成的，具有主导功能的地区（图1-5）。”这里的“街块”等同于本书的“街廓”。由于我国传统城市街廓的空间尺度较大，往往缺少系统的、构成网络的城市支路对城市街区进行有机的分割。因此，人们常常将“街廓”理解成“街区”，这是一种误读。图1-5 “深标”（2009）局部地区构成图
街道——有别于道路，其不仅强调交通的功能，更强调社会生活的意义和对土地开发的影响，其概念范畴常常与支路、生活服务型次干路重合。其中，城市支路是围合街廓的主体。从城市形态的角度看，街道是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骨架，不仅承载着城市的空间要素，而且承载着城市的功能要素，比如城市交通、市民出行、城市基础设施等。“街道（street）、街廓（block）和地块（lot）这三个要素的形式、尺度和相互关系对城市的形态特征和发展模式起着重要的作用”（梁江等，2000），街廓的空间状况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开发建设和城市土地利用。
第二，街廓基本含义辨析
街廓属于城市微观物质形态研究的核心部分，过去建筑学家、城市规划学家、地理学家对于与街廓相关问题的探讨能够见诸于国内外的专业文献，但是关于街廓及其构成要素的系统研究还较少。
在我们展开分析街廓尺度、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类型、演化与定量标准之前，必须对国内外有关“街廓”概念的界定问题做一下说明。在本书中，我们对“街廓”的定义强调了由城市街道（或者道路）红线围合而成的城市用地集合，内部包含建筑、绿化、设施等。台湾地区在相关研究中的定义与本书含义相同，例如，第40期《建筑学报》（台湾版）中，翁金山将“街廓”理解为“block”，并在研究中严格区分了“街廓”与“街区”；台湾科学委员会“住宅环境问卷调查”中将街廓定义为：由四周道路（非防火通道）围成的一块区域，通常包含许多栋建筑。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海峡两岸城市规划界应该先将“街廓”的含义统一起来。在国外，麻省理工学院2002年秋季课程“都市规划技巧：观察、诠释和呈现城市”中将“block”解读为“街廓”，并认为理解城市的实质系统是：尺度、肌理、街廓、街道、区域、公共空间、基础建设与大自然……
容易与街廓混淆的概念，除了街区（若干街廓组成街区），还有一个是“街坊”。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街坊”一是指“街巷，也指城市中以道路或自然界线（如河流）划分的居住生活区”；二是指“街坊邻居”，是一种城市社会学概念和邻里称呼。显然，“街坊”侧重的是由道路或自然界线围合的居住生活用地，强调居住与社区含义。若多一些宽容，不考虑用地性质和道路的等级，“街坊”可以等同于“街廓”。图1-6 “街廓”是街道空间吗？
我国大陆地区在有关“街廓”的研究中，不少学者将街廓理解为两个街廓之间的道路空间及其相关的附属空间，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其相关的空间特征和基本规律。例如，有学者将“街廓”定义为：街廓即街道的边缘，又是街坊的边缘，又是城市空间的内壁，并做了“街廓”空间分析，如图1-6所示。又如，也有学者将“街廓”解读为“street”空间。本书以为这些用法是由于理论界长期对“街廓”涵义没有共识性界定造成的。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国城市长期缺乏成网络、成系统的城市支路对城市街廓进行网络化切割。当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土地运作需要我们对街区的下一级空间单元进行界定、研究和规划的时候，出现了理论表达混乱。于是乎，“街区”“街坊”“街廓”“街块”等一系列表达“block”的说法纷至沓来。正像我们在将“urbanism”这个概念解读为“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时一样混乱。
第三，街廓与街廓模式系统
同时，城市是一个开放、复杂的系统。那么什么是系统？街廓尺度、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是否能够组成一个系统？这种界定对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研究意义何在？自然界的各种物质形态都处在内部联系与外部联系之中，物质普遍联系的基本形式就是系统。事实上，系统的观念源远流长，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人类在农业、冶金、建筑、天文、地学、生物等领域就体现了系统的思维和方法论，雅典卫城的规划设计就体现了系统整体协调优化的思想（吴殿廷，2003）；古代中国在天文、历法、农畜牧业中渗透着系统的思想，《周易》是将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哲学等纳入到系统中的朴素尝试。
关于系统的定义，陈昌曙（2001）认为系统是“由相互作用和相互依赖的若干组成部分结合的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整体”。系统具有的基本特性是：系统各要素之间具有广泛的联系，构成一个网络；系统具有多层次性、多功能性、多结构性；系统能够在发展演化的过程中不断学习，并对其结构功能进行完善和重组；系统是开放的，并与环境相融合；系统是动态的，它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并且对未来有一定的预测能力（成思危，1998）。系统可以分为三类，它们是：孤立系统，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陈昌曙，2001）。复杂巨系统中的子系统是以层次结构的形式组成系统，从系统整体出发，一个系统中高层次可以具有低层次所没有的性质；系统是多层次结构，包含多种类型，包括时间上的、空间上的、功能上的多层次结构（王富臣，2005）。
街廓是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基本要素之一，街廓要与其他城市物质形态要素发生作用，且其范畴内部就包含若干要素，因此其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具有多层次性、多功能性、多结构性，具有开放、动态特征，在历史演化中发生了一系列变化，这些变化需要城市规划工作者去探究思考。
从空间范畴和结构关系上讲，构成街廓系统的基本元素是：街廓尺度、街廓结构与街道宽度；从定量的角度，上述三要素囊括了街廓的所有外部与内部特征，并且三者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它们共同决定了城市的结构与功能。街廓尺度决定了街廓结构，街廓尺度和结构又影响着街道宽度。我们在这里不仅关注街廓尺度、街廓结构和街道宽度独立作用于城市空间的效用问题，更关注三者作为一个系统对城市发展产生的复合作用与综合作用。我国街廓模式的类型及其在历史的演化中与城市的基质环境发生的作用，街廓系统自身发生的变化，都成为我们洞悉街廓与街廓模式的重要内容。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