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牛义臣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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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国际组织志)试读：
前言
自1840年前后中国被迫开关、步入世界以来，对外国舆地政情的了解即应时而起。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受林则徐之托，1842年魏源编辑刊刻了近代中国首部介绍当时世界主要国家舆地政情的大型志书《海国图志》。林、魏之目的是为长期生活在闭关锁国之中、对外部世界知之甚少的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一部基本的参考资料，尤其是让当时中国的各级统治者知道“天朝上国”之外的天地，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部著作，在当时乃至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产生过巨大影响，对国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自那时起中国认识世界、融入世界的步伐就再也没有停止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更以主动的自信自强的积极姿态，加速融入世界的步伐。与之相适应，不同时期先后出版过相当数量的不同层次的有关国际问题、列国政情、异域风俗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之多，可谓汗牛充栋。它们对时人了解外部世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当今世界，资本与现代科技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与广度在国际流动和传播，“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各地，极大地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对中国的发展也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面临不同以往的“大变局”，中国已经并将继续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快的步伐全面步入世界，迎接时代的挑战。不同的是，我们所面临的已不是林则徐、魏源时代要不要“睁眼看世界”、要不要“开放”的问题，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新的世界发展大势下，如何更好地步入世界，如何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更好地维护民族国家的主权与独立，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与人类共同发展做出贡献。这就要求我们对外部世界有比以往更深切、全面的了解，我们只有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世界，才能在更高的层次上融入世界，也才能在融入世界的进程中不迷失方向，保持自我。
与此时代要求相比，已有的种种有关介绍、论述各国史地政情的著述，无论就规模还是内容来看，已远远不能适应我们了解外部世界的要求。人们期盼有更新、更系统、更权威的著作问世。
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的最高研究机构和国际问题综合研究中心，有11个专门研究国际问题和外国问题的研究所，学科门类齐全，研究力量雄厚，有能力也有责任担当这一重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就提出编撰“简明国际百科全书”的设想。1993年3月11日，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在科研局的一份报告上批示：“我想，国际片各所可考虑出一套列国志，体例类似几年前出的《简明中国百科全书》，以一国（美、日、英、法等）或几个国家（北欧各国、印支各国）为一册，请考虑可行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根据胡绳院长的批示，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94年2月28日发出《关于编纂〈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和〈列国志〉立项的通报》。《列国志》和《简明国际百科全书》一起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项目。按照当时的计划，首先编写《简明国际百科全书》，待这一项目完成后，再着手编写《列国志》。
1998年，率先完成《简明国际百科全书》有关卷编写任务的研究所开始了《列国志》的编写工作。随后，其他研究所也陆续启动这一项目。为了保证《列国志》这套大型丛书的高质量，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9年1月27日召开国际学科片各研究所及世界历史研究所负责人会议，讨论了这套大型丛书的编写大纲及基本要求。根据会议精神，科研局随后印发了《关于〈列国志〉编写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陆续为启动项目拨付研究经费。
为了加强对《列国志》项目编撰出版工作的组织协调，根据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李铁映同志的提议，2002年8月，成立了由分管国际学科片的陈佳贵副院长为主任的《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编委会成员包括国际片各研究所、科研局、研究生院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及有关同志。科研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组成《列国志》项目工作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了《列国志》工作室。同年，《列国志》项目被批准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新闻出版总署将《列国志》项目列入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计划。
在《列国志》编辑委员会的领导下，《列国志》各承担单位尤其是各位学者加快了编撰进度。作为一项大型研究项目和大型丛书，编委会对《列国志》提出的基本要求是：资料翔实、准确、最新，文笔流畅，学术性和可读性兼备。《列国志》之所以强调学术性，是因为这套丛书不是一般的“手册”“概览”，而是在尽可能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体现专家学者们的研究所得和个人见解。正因为如此，《列国志》在强调基本要求的同时，本着文责自负的原则，没有对各卷的具体内容及学术观点强行统一。应当指出，参加这一浩繁工程的，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业科研人员以外，还有院外的一些在该领域颇有研究的专家学者。
现在凝聚着数百位专家学者心血，共计141卷，涵盖了当今世界151个国家和地区以及数十个主要国际组织的《列国志》丛书，将陆续出版与广大读者见面。我们希望这样一套大型丛书，能为各级干部了解、认识当代世界各国及主要国际组织的情况，了解世界发展趋势，把握时代发展脉络，提供有益的帮助；希望它能成为我国外交外事工作者、国际经贸企业及日渐增多的广大出国公民和旅游者走向世界的忠实“向导”，引领其步入更广阔的世界；希望它在帮助中国人民认识世界的同时，也能够架起世界各国人民认识中国的一座“桥梁”，一座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向中国的“桥梁”。《列国志》编辑委员会2003年6月导言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由独联体框架内的《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发展而来的。1992年5月15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首脑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之后，1993年9月24日阿塞拜疆签署该条约，1993年12月9日格鲁吉亚签署该条约，1993年12月31日白俄罗斯签署该条约。该条约于1994年4月20日正式生效，为期5年。1999年4月条约到期，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续约备忘录》，但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并未续约。2002年5月，缔约国领导人通过决定，将《集体安全条约》改组为区域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2002年10月，6国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及相关法律文件。经过20多年的发展，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已经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区域性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经历过早期的低迷，也遭遇过中途的减员。但新形势给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威胁的上升促进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进一步发展。实力得到恢复的俄罗斯成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主导和强劲动力。自2002年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正式成立以来，无论在法律基础、组织机制层面，还是在组织框架内成员国间的军事政治合作层面，都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作为国际社会的一个行为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存在和发展，除了受其内部因素的影响，也受外部因素的影响，如随时代而变化的安全问题，以及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发展。在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美国和中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两者的角色和作用存在明显不同。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存在密切的天然联系，两者之间有广阔的合作空间，却也面临相互竞争的因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达到了现在的发展水平。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基于其内外因素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可以预见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仍有发展的空间和前景，同时也有一些尚待观察的可能性。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什么，将会怎样，都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第一章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纵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简称“集安组织”）近30年的发展历程，其在不同阶段所覆盖的地理范围并不一致。1992年5月15日，第一批签订《集体安全条约》的有6个国家，分别是亚美尼亚、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白俄罗斯于1993年12月31日成为条约缔约国，阿塞拜疆于1993年9月24日、格鲁吉亚于1993年12月9日成为缔约国。直至1994年4月20日《集体安全条约》才正式生效，有效期为5年。1999年4月条约到期，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三国退出了《集体安全条约》，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坦6国再次续约。2002年5月，缔约国领导人通过决定，在《集体安全条约》机制的基础上组建区域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并于2002年10月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及相关法律文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章程和确定法律地位的协定于2003年9月18日生
[1]效。后来乌兹别克斯坦又于2006年重新加入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于2012年6月再次宣布退出。
总体来看，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不仅经历过《集体安全条约》签订生效之后的低迷，而且遭受过续约时严重减员的挫折，还有正式成立之后乌兹别克斯坦来而又去的波折。在这一过程中，各国根据形势的变化而选择自身立场、态度和去留，同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也在复杂的过程中摸索前行。第一节 《集体安全条约》机制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苏联危机四伏。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进行的改革活动并没有扭转苏联社会的消极趋势。1991年，苏联的经济形势和社会状况都急剧恶化，苏联各地分离倾向日益加剧。作为苏联的创始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三国领导人也在促进各自独立，并对保留苏联持消极态度。在潮流涌动之下，最终苏联的解体无法挽回。就在苏联一步步走向解体的过程中，一个新的联合体也在慢慢酝酿成形。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国首脑叶利钦、克拉夫丘克和舒什克维奇在白俄罗斯举行会晤，签订了《别洛韦日协议》，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不复存在，并组建独立国家联合体。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这11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首脑在阿拉木图进行会晤，讨论了一系列与组建独联体有关的问题。他们相继签订了《阿拉木图协议》《阿拉木图宣言》等一系列文件。独联体第一批机制性文件包括1991年12月8日的《明斯克协议》和12月21日的《阿拉木图协议》，后补充成为《独联体章程》。该章程于1993年在明斯克获得通过，1994年1月生效。在机制性文件的确认过程中，阿塞拜疆遇到了困难，其议会在1992年11月7日未能通过这些文件，而只作为独联体的观察员国。到1993年底，阿塞拜疆成为独联体成员国，1994年3月格鲁吉亚也正式加入独联体框架之内。当时，独联体包括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摩尔多瓦、格鲁吉亚[2]在内的12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一 《集体安全条约》的产生背景
苏联突然解体催生了15个国家，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的地区问题，其中就包括怎样维护该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如何避免中央权力瘫痪后区域无政府状态下出现内部动乱或遭受外来入侵等对国家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于是，独联体国家在获得主权和自由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国家生存发展环境的职责，解决安全问题成为独联体国家必须面对的首要任务。独联体成立之后允许各成员国组建自己的常规武装力量，各国也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国防机构，并对在本国境内的原苏联军队、武器装备及军事设施进行“共和国化”。但并不是所有新独立的国家都有机会接收苏联有价值的遗产，也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能力保护自己的领土和边界。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独联体不仅存在新独立国家内部和相互之间的安全问题，独联体外部也存在安全隐患。（一）区域内安全局势
苏联解体使其加盟共和国经受了剧烈的冲击和考验。中亚原本就是一个历史文化和民族关系比较复杂的地区，存在和隐含着各种不稳定因素。在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消失之际，各种力量跃跃欲试，试图在动荡之中成就一番“伟业”。中亚各共和国国内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和政治组织，其中不乏谋求民族分离的组织。这些组织往往以维护民族利益的面目出现，实际上都在觊觎政权，特别是1990年2月，苏共中央决定取消《苏联宪法》第6条即共产党垄断政权的条款后，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党和组织纷纷建立起来，如哈萨克斯坦的“阿拉什党”、乌兹别克斯坦的“乌兹别克人民阵线”、塔吉克斯坦的[3]“伊斯兰复兴党”等。这对中亚各加盟共和国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个严峻的挑战。其中，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局势失控，塔吉克斯坦局势尤其危险。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遇到了来自反对派（地方民族主义者和响应“伊斯兰民主”口号者）的强力竞争。对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政府来说，重要的是制止反对派的独立[4]意图并阻止他们成为地方政治进程的中心。
在各国反对派极力谋求夺权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和宗教情绪也被煽动起来，各种极端思潮不断滋生，特别是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泛滥，导致民族纠纷接连不断，中亚国家社会形势急剧恶化，其中吉尔吉斯斯坦的形势非常严峻。1990年6月，在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奥什州，乌兹别克人与吉尔吉斯人发生械斗，攻击政府和内务部机关，造成139人死亡、486人受伤。同年7月，在吉尔吉斯斯坦贾拉勒阿巴德市和奥什市又爆发吉尔吉斯人和乌兹别克人之间的冲突。1990年6月在哈萨克斯坦新乌津市，当地民族与迁居这里的南高加索人发生民[5]族冲突，也有人员伤亡。虽然中亚五国领导人为应对严峻形势，于1990年6月在阿拉木图发表联合公告，呼吁中亚各国人民保持冷静和团结，“不久前我们忽视社会发展规律，教条地看待生活现实，我们为这些错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有这一切都必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社会道德和精神健康方面表现出来。可惜，出现的困难被一些破坏力量利用于不良目的，它们煽动情绪，散布恐慌，包括散播民族间的仇视。近来这往往导致严重后果、发生冲突，经常酿成悲剧，只会带来[6]悲伤和痛苦”，但对控制形势并未起到多大的效果。其中情况最为严重的是塔吉克斯坦，在社会动荡和政权斗争等矛盾叠加的情况下，塔吉克斯坦爆发内战。
南高加索同样是一个历史关系复杂、民族问题交错的地区，一直都不稳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三个国家在走上独立自主的道路的同时，除了各国内部争权的政治斗争外，更面临领土和主权争端。1991年格鲁吉亚爆发反对执政者兹·加姆萨胡尔季阿的大规模内战，次年1月反对派成立的军事委员会宣布接管共和国全部权力，[7]3月，曾任苏联外长的前共和国领导人爱·谢瓦尔德纳泽回国执政。但国内混乱的局势仍无法得到扭转。与此同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分离行动成为格鲁吉亚抹不去的伤痛。而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的各种矛盾相对集中地聚焦在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上。
阿布哈兹于1921年根据联盟条约并入格鲁吉亚，1931年成为格鲁吉亚的自治共和国。阿布哈兹知识分子和党的领导人不止一次地向联盟中央请求把阿布哈兹划归俄罗斯。1990年阿布哈兹发布主权宣言，宣布退出格鲁吉亚。阿布哈兹的举动引起了格鲁吉亚的强烈回应。1992年7月，阿布哈兹决定脱离格鲁吉亚而独立，随即遭到格鲁吉亚的强硬反制。阿布哈兹分离主义武装对格鲁吉亚进驻阿布哈兹军队发动攻击，双方军事行动不断升级。
苏联将高加索山以北称为北高加索，划归俄罗斯，高加索山以南称为南高加索，格鲁吉亚就位于南高加索地区。而分布于高加索山南北两边的奥塞梯也被分为南北两部分，北奥塞梯划归俄罗斯，南奥塞梯划归格鲁吉亚，这为之后的分离主义埋下隐患。苏联时期，南奥塞梯就曾争取联邦主体地位与北奥塞梯合并加入俄罗斯。1990年9月，南奥塞梯宣布退出格鲁吉亚，成立“隶属于苏联的南奥塞梯苏维埃共和国”。同年12月，格鲁吉亚当局派军队进驻南奥塞梯。1991年11月，南奥塞梯当局再次做出决定要与俄罗斯合并，继续与格鲁吉亚展开对抗。苏联解体后，南奥塞梯一直谋求独立，以求脱离格鲁吉亚中央政府的管辖。1992年，南奥塞梯通过全民公决，要求成立独立共和国及与北奥塞梯合并，使局势的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双方武装不断交[8]火进而导致大规模冲突。
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两国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归属问题的争端可谓由来已久。这一地区有着复杂的历史和文化渊源。在19世纪初以前，在该地区居住的主要是阿塞拜疆人，后来信奉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进入该地区。1923年之前，该地区是亚美尼亚共和国的一部分，而苏联政府把它划归阿塞拜疆共和国。由于该地区居民以亚美尼亚人为主，他们对隶属于阿塞拜疆表示不满。1988年纳卡州苏维埃两次做出决议，要求把纳卡划归亚美尼亚管辖，此后纳卡地区从政治经济上实际脱离了阿塞拜疆的控制。亚美尼亚共和国也曾多次向苏联中央请愿，希望把这块居民以亚美尼亚人为主的“飞地”划归亚美尼亚管辖，但这一问题一直也没有得到苏联中央的明确答复。
1990年，围绕民族和领土问题，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不仅迫使大量亚美尼亚人从阿塞拜疆逃离、阿塞拜疆人从亚美尼亚迁走，还时常发生流血事件，双方边界地区也开始发生武装冲突。1991年7月，纳卡地区的阿塞拜疆武装人员开始大规模进攻亚美尼亚人居住区。同年11月，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通过法律，取消纳卡州的自治地位。12月10日，纳卡州苏维埃宣布根据在当地亚美尼亚族居民公决的结果，决定成立共和国，脱离阿塞拜疆而独立。[9]问题不断朝着不可调和的方向发展，苏联解体使局势面临新的问题，不再受中央政权制约的两个国家武装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二）周边安全环境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构成了独联体的西部周边环境。独联体成立初期，西部周边的环境比较平稳，没有外界压力。这与当时美国和西方对独联体政策直接相关。此时，美国和西方面对独联体的主要目标在于维护后苏联地区的稳定，从而巩固冷战胜利的成果。其面对的主要问题有：解决苏联遗留下的核武器问题，防止苏联解体造成核武器扩散，支持新生国家的独立和政治民主化。苏联解体之初，安全领域中西方关注的是苏联遗留下来的核武器问题。而在一些独联体国家看来，与自己命运直接相关的不仅是美、欧等西方国家和地区，更有与自己直接相邻的国家，其中可能有潜在的安全威胁。这些情况使一些独联体国家迫切需要通过相互联合来抵御可能出现的外在风险，因为多数独联体国家没有能力为自身安全提供保障。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苏联解体缓解了西方对苏联地区的对抗态度，甚至拉近了西方与新独立国家的关系，但西方并不能将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的保护范围，也不能为独联体国家提供可靠的安全保障。
独联体南部周边环境要复杂得多。面对的国家多，从西往东数，有土耳其、伊朗、阿富汗、中国，与新独立的独联体邻国相比，这些国家处于各种不同的状态，实力上也各有不同。在苏联解体留下“权力真空”的情况下，它们对相邻的独联体国家会采取什么策略，可能施加什么影响，就成为值得令人担忧的事情。
随着苏联的解体，土耳其也曾试图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增强自己的地缘政治影响力。土耳其这一想法若得以实现，其在北约以及其他国际组织（如伊斯兰议会组织）中的威望便会得到较大提升。事实上，土耳其具有一定的前提条件来实现自己的愿望。因为当时的土耳其对于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10]吉尔吉斯斯坦，是以伊斯兰居民为主的民族国家建设的典范。当时的土耳其领导人仍继续通过冷战格局来理解俄罗斯，倾向于谈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按土耳其的理解，俄罗斯试图在南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加强影响。因此土耳其的分析家们坚称，西方不愿为上述地区的原苏联独立出的国家提供实际支持，是在为北约和土耳其自身制造军事威胁。也正是这个原因，在对莫斯科的态度上，它比华盛顿和布鲁塞尔更为消极。但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北约的成员国身份不允许土耳其完全自由地决定其与阿塞拜疆和其他原苏联地区的突厥语国家进[11]行军事合作。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土耳其对独联体国家施加影响的能力。即便如此，土耳其在独联体伊斯兰国家中的作用也不容忽视。从这段时间起，土耳其在加强与中亚国家政治交往、加大经济援助和文化渗透的同时，也在向中亚地区大力渗透“泛突厥主义”思想。中亚国家内部的“泛突厥主义”思潮，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也活跃起来，各种“泛突厥主义”组织纷纷恢复活动，其中不乏持极端观点的组织团体，造成中亚国家的政局动荡。
伊朗曾深刻经历了伊斯兰革命，在1979年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曾积极向外输出“伊斯兰革命”。在冷战结束前后，伊朗虽然停止了输出“伊斯兰革命”和“泛伊斯兰主义”，但其借助历史文化因素在独联体伊斯兰地区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基于原苏联与阿富汗的关系，以及阿富汗国内政治的发展状况，新独立的中亚国家，尤其是与阿富汗相邻的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直接面临来自阿富汗的困扰。1989年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之后，阿富汗局势陷入混乱之中，这仿佛在与阿富汗毗邻而居的中亚国家身边放了个火药桶。再加上它们与阿富汗有着跨界而居的各民族居民，更为边境地区的国家间武装分子的相互渗透提供了条件。例如，塔吉克斯坦反对派武装力量就以阿富汗北部为基地，经常越过边界，伺机渗透入塔吉克斯坦境内展开活动。再加上宗教激进主义在阿富汗影响甚广，这对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中亚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危险因素。
历史遗留问题成为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俄罗斯继承的“沉重遗产”。在苏联解体之前的几年里，中苏关系有所缓和，走向正常化道路。但中苏之间关于边境问题余音未消，领土问题尚未完全解决。苏联解体后，苏中边界成为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分别与中国的边界。原先由强大的苏联来应付的问题，刚独立的虚弱国家无力独自承担。
独联体作为一个平台，需要一个有效的协调成员国内部安全关系的规则和机制。新独立国家失去了统一的安全保障，面临独自承担生存安危的责任。这对大部分原苏联加盟共和国来说，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客观的安全需求促使独联体国家进行联合，以解决区域稳定和安全等问题，由此，《集体安全条约》应运而生。二 《集体安全条约》的签约和续约
独联体刚刚成立，整个地区处于动荡之中。各新独立国家都在为本国的独立和生存忙碌，在共同瓜分苏联留下的遗产的同时，一些国家在为苏联时期就存在但一直未能解决的争端而斗争，一些国家急着从西方得到所需的各种援助。但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局势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各国从初获独立时的兴奋与憧憬中回到了现实。首先，一些国家意识到独立和自由并不能带来想要的一切，在追求美好愿望的道路上即使付出了血的代价，却未必能如愿以偿。格鲁吉亚试图用武力解决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分离的问题未能如愿，经过两年多的斗争和冲突，不得不在俄罗斯的调停之下于1994年5月签订了停火协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争端也是兵戎相见，双方在僵持不下的军事斗争过程中，在政治和外交上也进行着各自的努力。在内政、外交经受了各种煎熬之后，双方也于1994年5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签订了停火协议。其次，独联体国家也看到了一个不愿意看到的事实，西方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慷慨，它们不仅不是按照新兴国家渴望的方式给予支援，甚至连本已许诺的援助都无法兑现。抱着对残酷现实的无奈和遭遇挫折的委屈，这些独联体国家开始期盼用另一种方式来摆脱所处的困境，进而谋求国家的稳定和发展。
在独联体已经成立的基础上，1992年5月15日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亚美尼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国家首脑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之后，1993年9月24日阿塞拜疆签署条约，1993年12月9日格鲁吉亚签署条约，1993年12月31日白俄罗斯签[12]署条约。经各缔约国签署同意，《集体安全条约》（参见附录1）于1994年4月20日正式生效，根据条约第十一条规定，条约有效期为5年，可持续延期。
从条约的内容可以看出，其目的和任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协调缔约国之间的关系。规范解决缔约国之间矛盾的方式，强调在相互关系中应该放弃采取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自身与其他国家间的矛盾分歧，在缔约国之间出现与条约某些原则解释和措施相关的任何问题，都应本着友好、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的精神共同解决。二是协调对外关系。条约不损害缔约国与其他国家签订的双边和多边条约及协议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不针对第三国，缔约国将不加入军事同盟或参与任何国家集团，以及反对其他缔约国的行动，缔约国间应就所有涉及缔约国利益的重大国际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并协调立场。三是应对侵略威胁。当一个或多个缔约国领土完整和主权安全遭到威胁或是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缔约国应立即进行共同磋商、协调立场并采取措施消除威胁，如果一个缔约国受到来自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的侵略，则将视为针对本条约所有缔约国的侵略，当出现对任一缔约国的侵略行为时，其他缔约国将向其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必要援助，并遵照《联合国宪章》第51款运用实[13]施集体防御法可支配手段提供支持。《集体安全条约》于1995年11月1日在联合国秘书处注册。1995年2月各缔约国制定了《〈集体安全条约〉缔约国宣言》、《〈集体安全条约〉缔约国集体安全构想》（以下简称《构想》）和《加强军事合作的重要方向的实施计划》。《〈集体安全条约〉缔约国集体安全构想》中提到了在后苏联空间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基本方向和三个阶段。在其实施的第二阶段，预设在《集体安全条约》框架内组建统一军团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外部侵略。同时，《构想》的提出者们还打算解决组建联合武装力量的问题。《构想》还规定，缔约国可以在其他缔约国境内部署军事基地。《〈集体安全条约〉缔约国宣言》中称，“在集体安全领域联合所有力量，缔约国将自己创建的集体安全体系视为全欧洲安全体系的组成部分，以及在亚洲可能的安全体系的部分”。1995年，在《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内提出了组建地区集体安全体系的任务。1999年制定的《构建集体安全体系第二阶段计划》提出在东欧、高加索和中亚方向组建地区武装力量。《集体安全条约》机制为维护独联体地区的稳定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1994年5月格鲁吉亚的阿布哈兹、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之间停火协议的签订，虽然主要是在俄罗斯的调停和斡旋之下达成的，但不能说没有《集体安全条约》机制的影响。只是在之后的发展中，《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并没能像所有缔约国期望的那样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相对于部分缔约国的诉求来说，《集体安全条约》缺乏满足其愿望的能力。这导致《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对个别缔约国失去了信服力和感召力。1999年条约期满之际，缔约国在续约问题上的态度出现分化。俄罗斯、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表示愿意续约。1999年4月2日，以上6个国家在莫斯科举行的集体安全理事会会议上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续约备忘[14]录》，备忘录规定条约有效期自动延长5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决定退出《集体安全条约》而未签订该备忘录。于是《集体安全条约》在本该迎来新一期的时候，却失去了1/3的成员。
这三个国家不愿续签《集体安全条约》，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它们在《集体安全条约》框架内未能达到所期望的效果，对《集体安全条约》机制表示失望。与此同时，它们在国际舞台的其他方向看到了新的希望和机会。对阿塞拜疆来说，“与亚美尼亚的战争迫使阿塞拜疆将军事安全问题放在了国家建设的第一位。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找到盟友，能在其与亚美尼亚[15]的冲突中支持阿塞拜疆”。而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及其缔约国无法满足阿塞拜疆的这一迫切需求。格鲁吉亚则是希望通过《集体安全条约》来拉近与俄罗斯的关系，以换取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上对格鲁吉亚的理解和支持。显然格鲁吉亚的愿望没有达成。乌兹别克斯坦则是担心会重新陷入对“帝国中央”严重的政治和经济依赖。当俄罗斯积极准备在独联体范围内推进超国家的一体化进程时，乌兹别克斯坦的这种担心变得更加强烈。1996年3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撤销解散苏联决定的决议”，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对此进行了严厉的谴责，担心俄罗斯有“恢复帝国的野心”，害怕丧失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在这三个国家对《集体安全条约》和俄罗斯的行动充满失望和戒心的同时，西方不失时机地出现在了它们面前。
这一时期，随着独联体地区形势的变化，西方有了新的任务和行动方向。苏联遗留下的核武器得到了裁撤，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实现了无核化。对西方安全构成重大威胁的核武器问题基本按预期得到了解决，但俄罗斯没有朝着西方预期的方向发展。俄罗斯不仅放弃了“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而且开始寻求在独联体地区建立自己特殊的影响。这也促使西方开始重新考虑对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的政策。在独联体地区，俄罗斯在努力恢复和加强自身的地位和影响，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则展开了同俄罗斯的竞争。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已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深了同独联体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以扩展其在独联体区域的利益和影响，并遏制俄罗斯对独联体国家的控制。虽然俄方不情愿，但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不断推进双边和多边关系的情况下，依然在独联体地区形成了自己的影响。“古阿姆”集团的形成和发展，是美国这一阶段在独联体地区取得的重要外交成果。在美国的大力影响下，1997年10月，格鲁吉亚、乌克兰、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四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即《斯塔拉斯堡宣言》，各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了讨论，范围包括地区经济、政治和安全等领域，相互承诺将就宣言中提到的问题进行进一步对话和交流。“古阿姆”集团活动就此开始。“古阿姆”机制一方面为成员国之间展开各领域合作与交流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为促进成员国与西方和世界进行沟通与合作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削弱和平衡俄罗斯对其成员国的影响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这样一个亲西疏俄的团体，吸引了乌兹别克斯坦的注意。1999年4月24日，在华盛顿的北约周年峰会上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古阿姆”集团。
可以说，《集体安全条约》续签过程中的减员现象，是独联体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俄罗斯强国意识的觉醒和维护传统势力范围思想的表露，格鲁吉亚和阿塞拜疆对条约机制的失望，乌兹别克斯坦对该条约框架未来发展的担心，也包括美国等西方国家对独联体国家实施的分化和拉拢。《集体安全条约》机制此阶段的发展，体现出独联体各国在两极格局瓦解之后，都在努力地寻找符合自己的位置和方向。俄罗斯作为大国，在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逐渐找回了自己。而其他的独联体国家，却未必都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顺利找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三 《集体安全条约》的机制建设
1992年7月6日，《集体安全条约》缔约国签订了《批准集体安全理事会规章的协定》。1993年12月24日，集体安全理事会根据《集体安全条约》和《集体安全理事会规章》，决定任命沙巴尼科夫·根纳吉·伊万诺维奇为集体安全理事会秘书长，任期为6个月。之后数年，《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发展几乎陷于停滞。经过1999年续约的波折，《集体安全条约》虽减员1/3，却迎来了机制发展的新阶段。2000年《集体安全条约》机制框架内通过了《关于加强〈集体安全条约〉效率及其适应当前地缘政治局势的备忘录》，它反映出《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在应对区域和国际安全新挑战及威胁方面存在迫切的现实需要，为《集体安全条约》机制在集体基础上保障其缔约国安全而升级为国际组织奠定了法理基础。2000年，在《集体安全条约》机制框架内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基本原则协定》，这是缔约国之间在加强军事技术合作道路上的重要一步。2000～2001年，缔约国还签订了《关于组建集体安全体系力量和资源的协定》《关于组建和运行〈集体安全条约〉缔约国集体安全体系力量和资源的备忘录》等具有重要意义的文件。根据2001年集体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建立了中亚集体安全区集体快速部署部队，这成为《集体安全条约》机制框架内军事建设方面开创性的举措。同时，机制内建立和完善《集体安全条约》协商机构的行动也在展开，成立的相关机构有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理事会、安全理事会秘书委员会，建立集体安全部队工作秘书处，设立包括集体安全理事会、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理事会以及有缔约国副外[16]长和副防长及专家参与的咨询程序。第二节 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正式成立和现状
经过数年的磨合与积累，在《集体安全条约》框架内的一系列法律条文和组织机构，成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正式成立的必要基础和前提。到2002年，《集体安全条约》机制迎来了重要的发展节点。在缔约国的推动下，该机制迈上了成为区域性国际组织的道路。2002年5月缔约国领导人通过决定，将《集体安全条约》改组为区域性国际组织——集体安全条约组织。2002年10月6日，各缔约国签订了《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及相关法律文件。2003年9月18日，各缔约国完成了对《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章程》和《关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法律地位协定》的批准程序。就此文件生效，该组织在此基础上开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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