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桑兵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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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与对抗：近代中日关系史论试读：

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绝非中国与日本历史的交际边缘。如果没有对于两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演化及其相互关系乃至近代以来东亚格局整体性的深入认识，单就中日双边关系立论，研究不易到位。毋庸讳言，一般而论，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前者很难进入日本的日本研究界的学术视野，而后者却常常为中国的中国研究者所称道推崇甚至奉为皋臬。受此制约，相对于日本的日中关系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在视野开展、取材广泛、论证翔实等方面，也明显处于下风。而深入认识历史，是把握当代国际关系的基础，缺乏历史认识的国际关系论，充其量不过是浮议泛论，只能成为娱乐大众的谈资。

然而，承认上述事实，并不意味着日本的中国研究已经竭尽所能。不仅如此，从西学、东学、中学的相互影响和近代东亚一体化的角度看，甚至日本的日本研究也有可以大幅度拓展的空间。与此相关，中日关系或日中关系研究，亟须贯通各个时段层面，使得研究水准更上层楼。而贯通之道，不是闭门造车地编制看似包罗万象实则破绽百出的宏观通论，或以负贩域外陈货为新知的穿凿附会的系统架构，而是将所有史料史事融通无碍，使之适得其所，以致不断近真并得其头绪。第一节 问题与取向

如果以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为标志性作品，近代中日关系的研究已经历时八十年，其间波澜起伏，进展不小，成果颇丰，但也存在许多不能让人满意的局限和问题。以报人应急的业余之作历经八十年仍然堪称代表作而论，虽然书中包含不少独家材料，又经过一定幅度的修订，仍然反映出这一领域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要充分释放这些空间，必须在研究视野、观念、取径和做法上大幅度改进，才能有效地摆脱目前的被动落后局面。实现这一目标，当然牵扯广泛，择要而言，有如下各项：

一、应当从整个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长河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如果以抗日战争作为近代中日关系的结局反观此前两国关系的发展变化，很容易将结果看成是唯一可能的必然甚至宿命，其间的种种变数在命定的意识之下显然会降低各种可能性的作用及意义。要沿着历史发展的顺序看下来，探究相关史事发生演化的渊源流变，不要仅仅用后来的观念看上去，先入为主，以致看朱成碧。这样的转变并非否定历史或是用假设来代替事实，相反，历史上的各种可能性提示今人反省在事情展开的各个关节点应当如何思维行事，才能够有效地避免悲剧的重演。

中国与日本为一衣带水的近邻，由于地理位置接近，长期存在密切关系，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如果上不出嘉道幕末，很难理解得当。一般而言，尽管存在分合兴衰，中国在东亚，无论社会文化还是政治经济，长期处于主导地位。近代以后，即使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逐渐强盛起来，又有欧美列强的侵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仍然掌控着东亚的格局，后起的明治日本要想改变现状，必须冒险一搏。甲午之战日本侥幸取胜，固有势所必然的机缘，同时也可以说是涉险过关，渡过一劫，由此成为中日两国之间态势乾坤颠倒的转捩点。在此之前，日本对于清国始终心存畏惧。显象之一，战前北洋舰队两次访日，都对日本朝野产生了极大震动，并且刺激起强烈反弹。

甲午战后，清朝举国上下非但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日情绪，反而出现越来越强劲地要求学习日本变法维新的呼声。此后直到“二十一条”，中国朝野各方，对于鼓吹同文同种的日本都保持着紧密的联系，并且抱有无限的希望。作为过来人的梁启超后来痛心疾首地谈及其间自己对日观感态度的变化：

余在护国之役略前，脑海中绝无反日之种子，不但不反日而已，但觉日人之可爱可钦。护国一役以后，始惊讶发现日人之可畏可怖而可恨。“憎日”“恶日”与“戒备日”之念，由微末种子培长滋大而布满全脑。戊戌亡命日本时，亲见一新邦之兴起，如呼吸凌晨之晓风，脑清身爽。亲见彼邦朝野卿士大夫以至百工，人人乐观活跃，勤奋励进之朝气，居然使千古无闻之小国，献身于新世纪文明之舞台。回视祖国满清政府之老大腐朽，疲癃残疾，脏肮躐踏，相形之下，愈觉日人之可爱可敬。……当时日人甚爱我助我，尝谓彼亦诚心希望中国之复兴，与日本并立为强国，为黄帝后裔两柱石，余亦深信彼等之语不虚也。故愈觉日人之可亲。但有贺长雄既怂恿袁氏盗国称帝，始觉日人之可恶，然而尚未十分深恶也。二十一条之提出，始深恶日人之幸灾乐祸，损人利己，卖友打劫。然而知日本之“凶”，而尚未知日本之“毒”也。感觉日人之可恨可恶，而未知日人之可怖也。……由港至越，日本动员其官、军、商、居留民、间谍、浪人全力以助余，虽孝子慈孙之事其父祖，不能过也。夫日人果何爱于余，何求于余，而奉我如此乎？在越南道中思之，不觉毛骨俱悚，不寒而战。遂转觉每个日人，皆阴森可怖！吾乃知拟日人以猛虎贪狼，犹未尽也，乃神秘之魔鬼也。我此后遂生一恍惚暗影，他日欲亡我国，灭我种者，恐不为白色鬼，或竟为矮人也。[1]

在学习东学、效仿明治和结交日本等方面，梁启超都堪称近代中国人的代表，此言大体可以视为那一时期中日关系变化起伏的缩影，也是梁启超心中日本认识的警世箴言。有论者将清季新政时期称为中日关系的黄金十年，引发不少争议，不过放在这样的背景下观察理解，或许可以透过表象，拿捏得当。

二、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各自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所谓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于内政的认识肤浅，很难深入理解双边关系。不仅如此，内政并非应时的政策而已，尤其重要的是制度文物，后者可谓决定各国国性以及政府人民思维行为的根本所在，对此了解不深，则考察双方处理双边关系时各自千差万别的思维行事，认识往往流于表面文章，甚至难免出现误判。

中国历史上与不少周边乃至并不相邻的其他政权存在不同于后来条约关系的特殊关系，历代王朝自认为天朝上国，将这些政权的辖治视为藩属。这种特殊关系，就是所谓宗藩关系。宗藩关系的重要形式，从藩属的角度看，包括朝和贡两部分。外国学者习惯性地沿袭这样的视角，将宗藩关系称为朝贡体制，也还将就。禹内学人不加辨析，在描述历史上的中外关系时，也使用朝贡体制的说法，仿佛置身外藩，就显得有几分怪异。据说理据之一是这样的观念已经得到国际公认。可是即使得到公认，也只能作为一定的准绳，归根结底，还要以事实为依据，绝非国际公认就无须验证。此事还显示出，近代中国研究一味寻求所谓国际视角，千方百计地与世界对话，本质上还是以西为尊的变相。其实国际公认并不等于公理，甚至不能成为尺度准绳。

东亚从以中国为主导的宗藩体制转向近代以国际法为依据的条约体制，今人不仅视为近代化的表现，而且用诸如此类后出外来的观念重新审视从前的观念行事。其实所谓国际法，本来不过是欧洲用于处理内部关系的准则，随着殖民扩张的脚步，被赋予万国公法的外衣，贴上公理的标签，成为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尽管后来经过不断地修订，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逐渐有所调整改进，现在被普遍化或一般其他国家不得不接受，但其基本还是体现了人类社会至今仍然处于欧洲中心笼罩之下的现实，且不能证明生成于欧洲社会历史文化的准则观念就是适合世界各国的最佳准则，更不宜用来解读衡量此前东亚通行的观念行事，以后来的价值观念强古人以就我。如果对于中国固有的天下观缺乏认识，或是用后来的观念加以解读，就很难领悟其中的道理以及建立在不同文物制度和观念形态之上的思维行为。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面对不同的国家，善于利用国际规则和东亚的原有行事方式。与欧美列强打交道，尽可能遵行国际法的准则，颇能赢得列强的好感，而在与东亚各国交涉时，则往往恃力逞强，并且有意利用不同规则的差异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行事方式，为日本侵略邻国营造出必要的环境因素。相比之下，自有一套通行已久的行事规则的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完全接受适应所谓国际法，明显处于不利地位。而当中国人努力学习用国际法对待日本之时，却每每遭遇了强权，而不见了公理。据说李鸿章幕下就有好几位精通国际法的官员，与日本谈判之际，令后者大为头痛，无法应对，只好索性抛开国际法的外衣，转而赤裸裸地倚仗武力强势。今日日本在东亚和国际上的形象反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历史的重演再现。日本式逻辑的荒谬，直到战后审判战犯之际，才让欧美各国有所领略。

1929年12月15日，胡适与英国人类学家塞利格曼教授（C.G. Seligman）午餐时谈及中日两国人的区别，胡适认为日本民族有三长：爱美，好洁，轻死。而塞利格曼夫人则提示还有一个区别，“我们同日本人谈，日本人总要夸张日本的好处，惟恐人说日本的坏处。中国学者便不然”。在胡适看来，“其实日本有好处，何必不夸。我们若有好处可夸，又何必自贬？日本人以称道自己好处为爱国，我们以指摘自己不好之处为爱国，正各行其是也”。[2]

胡适的答案，其实并不只是反映了当时中日两国的差异。迄今为止，尽管中日两国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样反差明显的情形仍然不难见到。进一步深究，明治维新后，由于所谓单一民族、明治政府的高效以及皇民化等复杂因素，随着日本在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各方面的成功，日本国民对于国家以及政府越来越认同，以至于盲从，而对于政府的制约力则不断降低。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对待本国国民与对待亚洲其他国家的人民，态度差若天渊。由于不断成功导致日本人自信心过度膨胀，他们不仅丧失了自我批判力，甚至竭力抑制别国人在自己国家对日本的批评抨击。所以战前日本国会曾经决议不准中国人自称中华，将中国人的所有对日批评都视为反日宣传而加以禁止，要求中国政府压制反日舆论，惩办发表不利于日本言论的报刊和报人。

同样的思维逻辑，使得战后日本国民对于侵略战争普遍缺乏必要的反省。即使承认战争曾经带给其他国家灾难，也不过是由一些坏的日本人造成，与己无关，更加不是大和民族的原罪。反之，中国的辛亥革命推翻帝制，虽然进入政体看似先进的共和时代，可是国民对于政府的认同度始终不高，导致内部纷争不断，使得日本有机可乘，甚至借口中国人不能自治，改变以援助实现间接控制的方式，企图强行取代，直接进行殖民统治。

三、要根据各种相关资料，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研究中外关系，切忌仅用单方面的文献和视角，而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首先，要从中日双方的视角和记载进行考察，不要只从单一国度的立场文献着眼。但凡涉及双边关系，各自的记述及其含义，轻重取舍，必然千差万别，片面立论，势必不能四面看山似的察知实情，领悟本意，容易造成许多隔膜错解。进而还要顾及其他各方，尤其要从多边的国际关系着眼，注意各种相关性及其变数。在世界一体化的趋势下，近代各国的双边关系大都受制于多边关系，晚清政府内部的联俄与联日派分，便是各国势力交错之下以夷制夷的变种。而近代中日矛盾的日趋激化，固然主要由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但欧美列强自巴黎和会以来的外交及东亚政策有意挑动东亚内部的争端以便坐收渔利，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军事领域，抗日战争期间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的研究，同样涉及双边乃至多边关系，因而也要将中日双方的各种资料比勘互证，不能单用一方面的资料立论。即使中方资料，也要权衡国共以及其他方面的记录，甚至国共双方内部也各有不同的信息来源和渠道。关于同一事件、问题、人物等等的研究，如果不能尽可能多地将各方面的所有资料综合考察，安置得当，证据的罗生门就很容易转化为研究的各执一偏，各说各话，事实真相反而愈发扑朔迷离。虽然近代史料繁多，可以轻易举证立论，并且自圆其说，可是由于无法将所有材料贯通无碍，解读史料，重现史事，既不能逐步近真，也不能得其头绪，即使反复称说，仍然不能切实推进相关研究。更为重要的是，一面之词或随心所欲的立论，非但不能取信于人，反而因为破绽百出导致整体可信度的严重流失，结果有理却形同强辩。

史料是后人接近历史本相的依据，但是运用史料必须经过内证外证等一系列验证过程，不经任何验证即将史料所载直接等同于史事，恰好应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老生常谈。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关系至为复杂，为了应对多变的局势，双方在不同场合不同程度地处理过相关资料，或是用有利于己方的准则取舍材料。战后日本政府为了掩盖侵略战争的罪行，曾经有目的有计划地掩藏甚至销毁一些战争罪证，1990年代披露的关于战时强制运送中国劳工到日本并进行残酷迫害，尤其是血腥镇压忍无可忍的中国劳工暴动的资料，即其显例。这样的情况表明，日本政府的确有设法湮没证据以自我脱罪的动机和行为，而且所采取的行动很可能并不限于镇压强制劳工暴动一点。如今日本政府以没有资料为借口，矢口否认许多战争罪责，却丝毫不提战后有意销毁证据的前科，国际社会应该比照作过伪证者缺乏诚信的惯例，严格审查检验其所作所为。

战后日本因为广岛、长崎曾经遭受原子弹爆炸而祈祷和平，每年一度的纪念活动场面令人万分感慨，尤其是让青少年烙印深刻。可是这样的和平愿景仅仅限于受到战争伤害的日本国民，却不及于战争期间日本的施暴对其他各国国民所造成的巨大灾难。如今在日本各处战争纪念地的参观留言簿上，日本和其他各国国民的感想仍然大相径庭。不仅如此，一些带有偏见甚至别有用心者还用某些不具可比性的标准来否定灾难发生的历史事实。由于日本实行严格的国民身份和居住管理制度，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每一位受害人，均有清晰记录，可以准确还原。这固然体现出日本政府管理社会的有效，但是，若将这样的标准拿来衡量战时其他国家的情形，就不仅是强人所难，而且有故意混淆视听之嫌。如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及其身份，一些日本学者拟定的标准，多少可见广岛、长崎的影子。然而，当时的南京，军队和流民为数众多，与本地居民混杂在一起，要想逐一确定身份，几无可能。即使南京城内的实际居民，也缺乏详尽准确的管理。而出现这样的状况，中国政府固然有管理不善之责，日本政府及来华日侨也难辞其咎。

中国原来的城乡社会，并没有清晰界限，流动性很大，又没有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战前日本来华人士利用这一空隙，四处活动，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国民政府统一后，加强集权统治，要求境内的各国侨民及其所办各项事业如报刊等进行登记注册，以便加强管理监控。对此，其他各国侨民基本照办，而日本却坚决抵制，使得此项制度难以推行，这也是造成中国城市战时人口失控的原因之一。凡此种种，使得南京等地要想像广岛、长崎那样准确还原被害者的人数身份，至少目前条件下难以做到。如果罔顾相关事实，则今日的日本岂非仍有利用当年侵略战争的创伤来为自己辩解之嫌？而中方学人不加思量，在人数上随之起舞，恰好落入预设的陷阱，实为不智。

另一方面，抗战全面爆发之际，面对日本的强大压力，国民政府自知难以单独抵御，千方百计将以欧美为首的国际势力拖入战争的旋涡，以求形成国际阵线，共同对敌。为了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国民政府有目的有计划地展开宣传攻势，除了战时一般状况下将敌方妖魔化的普遍做法外，一些机构还制造了一些极具视觉心灵冲击效果的宣传品，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研究者对此应当仔细辨析，若是随手拈来，非但起不到预期的作用，反而成为对方的口实，使得其他可靠证据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

仅就中日关系立论，甲午之战后来被认为是中国一步步跌入半殖民地深渊，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可是从后来朝韩的立场看，甲午之战却是老大中国与新起日本两国争夺东亚控制的区域霸权，无论各自的胜负如何，并没有改变其他东亚国家的地位，因而不过是新老帝国的争霸战。像这样完全用后来殖民体系的观念看待原来东亚的宗藩体制，未免误读错解了设制的本意及其运作的实情，令古人抱屈于九泉之下。诸如此类的格义附会虽然是近代以来学界的普遍情形，还是应当全面检讨。当然，从东亚各国的多边关系着眼，甲午之战前后中日关系或隐或显的变动，的确绝不仅仅意味着两国地位的升降浮沉而已。随着视角的调整与扩大，从不同古人的现场重新解读史事，才能避免格义附会和执于一偏。

四、不宜简单地将中日两国看作相互对立的统一单位，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晚清朝野上下对日态度各异，政府内部也分成不同派系。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政治分裂，南北各方均与日本保持不同程度的关系，政府外部还有逊清皇室和其他政治势力。政坛军界，更是山头众多。国民政府统一后，内部仍然派系林立。受此影响，各自的对日关系及其态度，复杂多变。有时彼此以对外关系为指责对方或其他方面的口实，而自己一方却暗中也在从事被公开指责的密谋。例如1930年代两广方面公开主张抗日反蒋，蒋介石则指其联倭反蒋。考察各方史事，两广的确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高举抗日旗号，很大程度是要令掌握国家政权的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被动。

同样，日本方面亦存在多种派系，政界党派分立，轮流执政，军界各军兵种之间彼此矛盾，对华态度政策也有分歧。朝野上下的态度行事更是多有差异。即使都是侵华日军，关东军、华北派遣军以及华中方面，均各有所图，纷纷企图插手其他的管辖范围。扶植“满洲国”的坂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深受内藤湖南思想言论的影响，对中日两国的现状均致不满，试图以“满洲国”为模范，建设新国家，因而新京等殖民地往往成为日本首先实验新设施开展新建设的地方。对于日本内部各派势力的差异，中国学人往往好以左中右派划分，存在以我画线的偏蔽，不能理解各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关于大陆浪人，被指为左翼的宫崎寅藏与被称为右派的犬养毅、头山满之间，实际上关系相当密切。而日本皇室成员中却有对于战争行为的不同声音。类似的情形，在战后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仍然依稀可见。

五、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从某一特定角度考察中日关系，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不仅拿捏得当，而且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受后来分科观念的影响制约，同一问题在不同的分科领域当中取径观念有时大相径庭，使得认识历史问题的本义反过来屈从于分科的观念，导致本末倒置的怪象。如明治初期借由西学而产生的新观念系统逐渐生成，对于东亚后来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具有长期的根本制约作用。甲午之战固然是近代中日两国竞争发展的重要分界，其实早在1880年代，日本发明了一套对应西学的概念，在语言支配思维定律的制导之下，已经预设了后来掌控东亚话语权的格局。这不仅导致清季新政和宪政时期中国全面学习日本或通过日本学习西方，甚至一度在清朝的决策层出现非东学莫属的情形，而且一直影响着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此后中国人实际是发汉音，说日语，用西思。用汉语念出来的明治新汉语，本来是对应西文，却又借助中国古典，结果在东、西、中三方的系统中引起许多的格义附会。

尽管后来看似留美学生的影响日益扩大，留欧学生在学术思想的深度方面更胜一筹，可是日本对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辐射作用长期持续。相当于日本大正时代（1912—1926）的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包括北京大学教授在内的中国知识人，参考、借鉴甚至模仿东学著述，仍是相当普遍的情形。五四时期的东西文化论战，与“西”相对的是“东”而不是“中”，便是东西两洋分立的表征。只是其时日本对华野心日渐暴露，加上“二十一条”的刺激，国人一般不愿称引所参考的日文著述，这也是坊间出现甚多国人著述抄袭日本学人著作传闻的重要起因。

受此制约，国人一方面得以重建重估本国固有的文化价值，另一方面则深陷日本式的对应西学解读中学的缠绕和困扰。迁延演变至今，这些概念名词已经成为人们不言而喻的认识前提或工具，在用作古今沟通以及今人彼此交流的凭借的同时，产生了不少看似异口同声实则各说各话的现象。正本清源诚非易事，拨乱反正似无可能，而因陋就简，则犹如戴上有色眼镜，了解过去，认识现在，展望未来，均不免变形变色，无法为世界展现中国思想文化的本意本相。在分科治学的架构下，这样的问题很难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把握，必须综合考察，才能认识清楚。

中国的日本研究水平有限，自有其历史原因。中国长期处于东亚的中心主导地位，与一直用心学习仿效中土的日本，彼此认识对方或他方的心思态度自然有所差异。虽然中国始终与外部保持联系，并且一直尽量吸收外来文化，却是以我为主的同化。这种情形使得近代以来中日在面对西方以及彼此交涉时态势不同，中方常常处于相对被动的不利地位。明治维新后日本屡战屡胜，国力日益强盛，对于中国的觊觎越来越明目张胆，可是由于中国的朝野各方分别得到过日本各种势力的帮助，不少人对于日本抱有幻想，希望借助东瀛达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直到“二十一条”事件发生，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的支持，不过是别有用心地挑动中国人内讧，以便坐收渔利。

这样的醒悟难免掺杂后见之明，却引起国人研究日本的广泛热情，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研究日本的团体组织如雨后春笋，报刊开辟专门栏目，或是创刊专门的日本研究杂志，大学增设了日本语的学习和日本研究的科系。其所做研究的水准高低姑且不论，在激发国人对日关注以及鼓动反日情绪方面，的确发挥了巨大作用，以致后来日本国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对反日的宣传进行压制。这些对日机关团体及其研究宣传活动，也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进入今日学人的视野。

六、应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在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看来，列强当中，唯有日俄对于中国抱有领土要求，野心最大，因而为害最甚，最应当警惕。留日学生甚至早就有日本为中国宿敌之说。即使被视为亲日派的知日派，内心也深知中日之间必有一战，只是对于战争的结果表示悲观，所以才千方百计地避战，或是尽可能延缓正面冲突对抗，以便争取强国强军的时间。可是，综观近代历史，实际上为中国提供各方面的必要援助，又以日俄两国为多。梁启超自从戊戌政变亡走日本，便与日本朝野上下建立了广泛联系，希望通过学习日本来学习西方，全面以日本为楷模，并且相信日本人士援助中国的真心。直到护国战争期间，才觉悟到日本各方支持中国的不同势力，都是为了实现控制中国的野心。其形形色色的援助与收留，背后均有深远的利益要求。

日军侵华，对于中国造成的财产经济损失究竟有多大，战时战后都极为引人关注。抗战期间已经有人论及此事，并且在极端艰难的战时条件下，努力收集各方面的资料。国民政府自光复之日起，就展开了财产损失的普查，可是调查统计的范围主要限于直接损失，如房屋设备物品的毁损、各种矿产等天然资源的掠夺以及文物的破坏劫掠等。照此标准，无论数目多大，今天看来都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在中方不断有人重提赔偿的旧话时，日方也有人试图以赔偿方式还清历史孽债，希望从此摆脱历史罪责的负担和困扰。

其实，抗战期间日本占领当局实行的资源掠夺，对于中国绝不仅仅意味着暂时性的巨大破坏，而是对各地的经济发展具有长期的根本性制约。例如广东，战前陈济棠主政时期，曾经聘用欧美专家制定长期和阶段性经济发展规划，并据以实施经济建设。由于条件限制，起步阶段必须依靠各种资源的开发输出，以换取建设资金。日本占领当局的破坏性掠夺，使得该省永远失去这样的条件和机会，直到数十年后的改革开放，才找到新的发展契机。如果只是统计直接损失，无异于轻描淡写沦陷区遭受殖民统治的社会惨痛现实。必须对战前、战时与战后的社会发展进行整体考察，才能深入认识战争对于中国造成的巨创是如何长期影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的。第二节 史料的整理与解读

鉴于以上所论，为了大幅度提升近代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当务之急，应当努力提高研究者的素质，大力加强资料建设。对于中日关系史料的整理出版，应当尽可能在时段和层面上做到全面系统。最为理想同时也最具可操作性的方式，是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大框架，进而设置有机联系的合理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整理出版工作的展开，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就观念和当前的需求而论，应特别注意以下方面：

其一，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这里并非指日本出版的中文书籍，而是幕末明治以来日本人士用汉文写作的著述。现在日本研究日本史的学人利用汉文多少存在一些困难障碍，研究中国史的日本学人则一般并不重视日本的汉文书。作为中国史研究，日本人撰写的汉文文献固然价值相对较低，可是对于日本研究尤其是中日关系研究，却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明治乃至大正时代，不少日本人用汉文记日记或写游记，尤其是来华游历之际。今日的日本学者，包括研究中国史的学者在内，利用这些资料存在不小的困难，即使翻译成日文，对于相关人事乃至文本字义，也每每发生误会。

不仅如此，一些著名的幕末明治思想家如中江兆民等人都有汉文著述，有的还有汉文文集，如岛田重礼的《篁村遗稿》，中村正直的《敬宇文集》等。岛田重礼作为汉学家，用汉文写作当在情理之中，其观念上或有落伍之嫌，不受重视可以理解。而中村正直是明治六大思想家之一，其日文著述以及所翻译的西书，受到日本明治思想史研究的充分重视，可是其线装本的汉文文集却很少有人利用。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思想界兼采中、东、西学，且通过汉语古典理解西洋，忽略日本人写的汉文书，不免片面，不仅会漏掉许多关乎大节的重要信息，而且难以深究相关的论说。例如关于日本的“支那哲学”如何发生，中日两国的研究者长期努力，依然不能找到确证，而存在于前述汉文文集中的关键证据，却一直被忽略。

明治时期即使不用汉文写作的日本人士，要想承接对应西学知识，也离不开程度较高的中文典籍和汉语词汇。在这方面，井上哲次郎编辑《哲学字彙》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哲学字彙》所收词汇，较弗列冥（William Fleming）的《哲学字彙》增加一倍有余，经过几度调整，逐渐形成并固定了一整套表达新知识的专门术语。尤其重要的是，诸多学科知识概念的发明者西周助虽然使用汉字，却并未刻意从中国典籍中寻求对应式的解读。而井上哲次郎等人从儒佛经典取名定义的解读取向，与西周助明显有别。《哲学字彙》并未详尽注出所依据的中国文献，除井上哲次郎的“绪言”指名的几种之外，注释中提及的相关经典包括《易经》、《书经》、《庄子》、《中庸》、《淮南子》、《墨子》、《礼记》、《老子》、《传习录》、《俱舍论》、《起信论》、《圆觉经》、《法华经》以及杜甫、柳宗元的诗文，涉及的词汇有形而上、转化、俱有、解脱、凝聚、轮回、伦理学、无限观等。其余广泛参考的儒佛诸书，因各词条未加注释，无从查考。此书对于哲学的普世化以及“东洋哲学”或“支那哲学”的合理化无疑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迄今为止，相关问题仍然在中外学术界争论不休，意见分歧极大。[3]

其二，应有效整合及利用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今日中国学人研究中日关系，往往喜欢到日本去寻找日文文献，误以为日本文献理所当然地主要保存在日本。实则涉及中日关系的许多重要文献不一定都在日本，不一定都要到日本才能找到。这种灯下黑的情况，使得研究者严重忽视在中国各地各机构保存的日文文献。实际上，中国各地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之类的机构，不仅收藏了数量巨大的日文文献，而且有的方面较日本的收藏更加丰富完整。

例如，日本关于中国情况的各种调查报告，以往学界主要利用满铁的惯行调查，而晚清民国时期日本对中国的调查，由各个机构系统分别进行，除了满铁之外，日本领事馆、东亚同文会、兴亚院、军部特别班以及各大会社（有时以个人研究室的名目出现）、占领军当局都会展开调查活动，各有侧重，各具特色。日本领事馆按照各馆的地区分布，将中国整体划分为若干区域，其调查活动长时期、有系统、全方位地持续进行，并定期刊印调查报告，其内容包含人口、交通、出产、贸易、资源等多项详细信息，虽然每期分量有限，累积起来，则数量庞大，内容丰富，覆盖完整。相比之下，东亚同文会虽然也由各分会划区分片负责，但是分会数量较少，各自负责的区域面积大，无法长时期、全面系统详细地进行调查统计。当然，东亚同文会也有其特长，如关于南中国的调查较早，有的方面相当深入。该会清季对广东缫丝业的调查统计，甚至超出中国官府的掌握。对于海南岛的调查也发端甚早。而军部特别班关于山西各县妇女缠足率的调查统计，其完整详尽程度堪称首屈一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调查报告战前战时大都属于“极密”文件，战后局势急剧混乱之际，部分散出，日本各大学和其他学术机构只有零星收藏，即便已经公开的外交史料馆、国会图书馆等处亦无完璧，反而中国的个别图书馆集中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底本，虽然同样不全，却已是这方面有数的收藏。可惜中国所藏此类文献受到种种限制，开放度很低，难以利用，使得学人在灯下黑的惯性之外，还不得不舍近求远。这些因为各式各样的因素而形成的限制，固然有其可以理解的理由，但也造成严重后果：其一，由于能够接触使用的各类文献不足，尤其是外文文献缺乏，又没有条件到世界各地寻访资料，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学人在国际学术界明显处于不利地位。即使近年来条件大为改善，普遍而言，外文文献不足，以至于利用能力不强，已成整体提升研究水准的瓶颈。其二，无法利用相关资料，积极主动地揭穿日本方面故意湮没战争罪行证据所做的手脚。例如国内一些档案馆藏有不少关于强制劳工的资料，若能及时披露，战后日本政府的掩饰便难以奏效。

此外，从1890年到1931年，日本人在中国至少创办过260种报刊通信，包括中、日、英、俄、韩、蒙等多个语种，有日报、双日刊、半周刊、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双月刊、季刊、年刊以及通信等多种类型，分布于奉天、上海、青岛、天津、北京、大连、哈尔滨、济南、汉口、安东、长春、铁岭、厦门、福州、广州、汕头、重庆、思明、烟台、江西、香港等地。在日本本土，也出版过专门针对中国读者的中文报刊，如《华文大阪每日》。在日本占领的台湾，则同时出版了日文版和汉文版的《台湾日日新闻》。日本在华传媒的势力还特别体现于通讯社的组织与营运。民初北京政府时期，袁世凯当政及军阀混战期间，日本在华传媒的影响急剧上升，实际上控制了中国官方的资讯。识者指出：“中国的内战，给日本的通讯社和报纸一种机会，把持国内新闻凡十余年之久。”[4]直到北伐成功，北京政府倒台，日本垄断中国新闻界的势力才随之崩溃。[5]

自晚清始，来华日本人及在华日本机构就在中国搜集书籍文献，除运回本国外，还在中国各地设立图书馆资料室，持续时间长且效果显著的如东方文化事业总会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图书馆、满铁图书馆、新京图书馆、天津日本图书馆等。作为支持海外扩张以及推进“皇民化”的重要一环，日本曾经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包括伪满洲国、朝鲜、台湾在内的殖民地图书馆赠送日文图书。战后这些图书大都归入当地图书馆。此外，从1920年代起，日本各学术机构就陆续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所等机构建立起常规化的资料交换机制，而中国方面则加强对日问题的研究，成立了为数众多的对日研究团体机构，陆续收藏了丰富的日文书刊。

日本侵华期间，除了搜集中国的图书资料外，在华的日本官方和学术机构出于种种动机目的，还在占领区各地专门设立了军事性或半军事性的图书资料整理机构，进行各种形式的编制工作。昭和十五年即1940年，设于上海的兴亚院华中联络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委员会，就组织兴亚院、满铁、中支振兴、华中矿业、华中铁道、华中水产等机构召集专家，利用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图书整理部的2600种中文杂志，选取其中350种杂志所载重要论文编制出版《支那文雜誌内容索引目錄》，该事务所所长清水董三所定“凡例”称：分类旨在实用，不拘科学分类。所谓实用，其实就是掌握中国各方面的详情，以便进行殖民统治和资源掠夺。并计划续编另外400种杂志的内容索引作为第二辑。这些以中文为内容的目录索引书，一般收藏机构依据书名、编者等信息，也分在日文图书之列。

总之，中国各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数量不等地收藏了各类日文书刊，虽然分开看每一单位均谈不上完整，但是全面整合，则相当丰富，而且有些方面甚至超过日本一些重要机构的收藏。有鉴于此，应当适时调查各地馆藏的所有相关资源，进行整合编目，以便系统整理出版，为相关研究提供便利。

其三，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由于分科治学的制约，一些对近代中国影响重大的日本人士，迄今为止仅在不同的分科涉及其人其事之际略有触及，缺乏全面综合的研究，以致很难真正理解其言行。不仅中国方面如此，日本学界也存在类似情形。如晚清民初长期在华担任顾问的有贺长雄，日本编辑其文集，仅包括关于日本法政方面的内容，而关于中国方面的大量论著则付诸阙如。而中国方面的研究，则仅仅提及几篇与清季民初宪政尤其是袁世凯称帝问题有关的文字，望文生义的指摘，与理解本意差距不小。

东京美术学校教授大村西崖，是该校创始人冈仓天心的弟子。冈仓天心与井上哲次郎是东京大学的同学兼舍友，与井上将哲学普世化并使东洋哲学、支那哲学合理化相类似，冈仓天心是明治日本创立所谓与西洋美术对应的“东洋美术”的最重要人物。此事后来看似轻而易举、自然而然，但在近代的东亚，在欧风美雨的强烈冲击之下，人们往往因为无法对应门类繁多的西学而根本怀疑固有文化的价值。这样的对应一方面可以面向西学重建对于固有文化的自信，一方面则有助于在东亚取得话语权。冈仓天心倡导“东洋美术”，目的之一，就是重构以日本为中心正统的东亚美术传统，压抑中国等其他东亚国家传统“美术”的地位。而后来中国的学人如陈师曾、蔡元培、顾颉刚等，正是在冈仓天心的传人大村西崖等人的影响下，重新确立了文人画以及古代雕塑的美术价值，才避免国画陷入国学、国医等等国字号事物所遭遇的同样尴尬，并且亡羊补牢地开始保护硕果仅存的历代文物。当然，如此一来，也难免用了西洋的美术眼光重估固有的作品，并陷入日本式话语的笼罩支配。

诸如此类跨越两国的历史人物，要恰如其分地理解其言行，必须将两面的资料事实联系贯通，才能认识其思想理念。应深入了解他们在明治日本的各种学历阅历等活动交往，认识其人，尤其要关注其长期在华以及与中国有关的言论行事。中日双方若各执一偏，要想认识到位，相当困难。中方至少应将他们有关中国问题的所有文字编辑成书，与日方编辑的资料相互参照印证，才能避免由于学科有别、国家各异以及视角不同而导致的各说各话，切实推进相关研究。如此，见仁见智才不至于成为盲人摸象的遁词。尤其像大村西崖，日本的中国史和日本史研究均视而不见，美术史研究也鲜有论及，更不要说其对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学术界，也只有在陈师曾、顾颉刚等人的年谱传记之中，才略有涉及。

近代日本来华人数众多，军人、商人、学人、浪人、记者等，或走马观花地游览，或无孔不入地调查，足迹遍布大江南北的城乡各地，乃至深入西南西北边陲，采访会见各界的名流闻人，或在大杂院里一住经年，撰写了大量游记、报告、散文、小说、访谈录以及学术专著。这些一定程度上具有情报价值的文献，虽然成为各种专题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但是就中日关系研究的整体而论，它们究竟处于何种位置，具有什么价值，由于未经系统汇集梳理，未免给人以支离破碎之感。实际上，这类文献对于近代中国许多问题的研究，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例如，清代以来商帮对于各地的经济贸易乃至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重要，可是商人的自用账本却很少留存示人，抗日战争以前来华的一些日本学人，由于各种机缘，有幸得窥庐山真面，并将亲眼目睹记录下来，成为后来者接近历史的重要凭借。

一些来华日本人士背后多少有些政府背景，或者说，作为身在异国的日本人，不可能脱离与本国政府的关系，用后来的观念眼光审视理解，如果不注意回到历史现场，很容易解读过当。或者据大连博物馆所藏某日本人士的日记，指来华多年、后任职于满铁图书馆的松崎鹤雄恶意攫夺嘉业堂珍本图书，并指松崎鹤雄本人受日本侵华机关指使甚至代表侵华机关。而据相关当事人刘承幹以及与松崎鹤雄交好的邓之诚的日记所记，再参照松崎鹤雄与陈垣等人的来往函札，则显示从清季就来华、师从湘中大儒王闿运学习中国学术文化的松崎鹤雄，对于中国甚有感情，与中国学人广泛结交，且能够尊重中国学人的人格。至于嘉业堂收藏的珍贵文献，松崎鹤雄其实是在特定的情势下利用各种关系试图保护，仅仅依据片面的记载斥为攫夺，未免言过其实。战后松崎鹤雄被迫返回日本，临行恋恋不舍，怆然就道，还违反约束，怀揣一部中国古籍，其事不可取，其情可悯。回国后松崎鹤雄其实相当寂寞，虽然身边有柔父会的小群体，但对于自己在华期间的交游作为，很难向同胞完全敞开心扉。对此，相关研究应该更进一步，追究各人与本事的关联，以及其何以如此记录，进而多层面地探究本相。

与之相似的还有曾任东京大学副教授、上智大学教授的鸟居龙藏，这位清季就到中国台湾和西南边疆进行民族调查的人类学家，抗日战争期间来到中国担任教职，燕京大学的中国学人其实是为了抵制日本占领当局派人来校主政，才特意请鸟居龙藏到燕大任教。局势更加恶化之后，燕大的师生陆续被捕入狱，鸟居龙藏虽然很难从根本上反对日本的侵华行径，却对占领当局的暴行不满，对中国同行的遭遇表示同情。战后鸟居龙藏仍然滞留中国，直到1951年才返回日本。虽然1970年代日本编辑出版了鸟居龙藏的全集，可是关于中日战争期间其在华的经历，几乎是一片空白。其故乡德岛修建了鸟居龙藏纪念馆，可惜同样缺少这方面的内容。

其四，沦陷区的资料，语种包括中日文和其他西文，类型则有档案、报刊、日记、函电、文集等。在整个中日关系研究中，沦陷区的研究尤其显得薄弱，相对而言关注稍多的沦陷区文学研究，由于资料不够充分，有关论著，也难免错误百出。1981年出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依据编辑者所定“编例”，“仅收录比较有参考价值的品种”。“至于纯属反动宣传、诲淫诲盗以及反动宗教会道门等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期刊，不予收录。伪满、伪华北、汪伪等汉奸军政机关出版的期刊，除自然科学方面的期刊酌收外，其他的不予收录。”也就是说，编者当时看来，沦陷区军政机关的刊物毫无学术价值。可是以今日的眼光看，这些刊物的学术参考价值当然不言而喻。所以，从1985年底起，由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共同主持，全国56个省、市、大专院校图书馆参加，编辑了一本补充目录，共补收期刊16400余种。与1981年版的《1833—1949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增订本）》相比，数量已经增加了百分之八十有余。其“编辑说明”还特意强调，补录的部分包括原来认为毫无学术史料参考价值的“抗日战争时期敌伪刊物”。

抗日战争期间的沦陷区，除了日伪机关所办报刊通信外，一些具有日伪背景的团体组织或人员也创办了不少报刊，仅以涉及文史掌故类的为例，就有《中和》、《大风》、《古今》、《天地》、《风雨谈》、《子曰》、《朔风》、《逸文》、《学文》、《艺文杂志》、《文史》、《雅言》等。这类刊物的出版，背后难免有适应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日本侵略政策调整的需要。为了建立稳固的殖民统治，日本占领当局除了继续使用武力高压手段外，吸引中国人士，培植文化汉奸，制造中日共荣的假象，成为当务之急。长期处于日伪统治之下的北京，作为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中心，曾经聚集了大批对社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人士。战时不少人因为种种缘故，滞留沦陷区。日伪在北京的文化统治、文化组织与文化政策，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华北文教界的地下组织与活动，以及沦陷区各界人士对于各种政治势力的态度关联，尤其是他们的生活、工作、情绪、心境等等，以往的研究很少触碰。文学史的研究涉及稍多，其余只有在牵扯个别人物的汉奸问题时，才会有所提及。

如此一来，不要说深入研究，就连一般性地了解相关史事，也很不容易。近年来关于华北沦陷区的问题逐渐引起海外学术界的关注，研究者日渐增多，如果不能予以重视，很难掌握发言权，更不要说具备平等对话的能力。例如伪北大问题，牵涉的学人以及牵扯的史事甚多，抗战光复时曾经因为处理办法或有过当而引发激烈冲突，成为不少在世之人的心中之痛。除了研究周作人、容庚等人时有所论及，整体的情形缺乏深入探究。此事涉及战后关于文化汉奸的处理审判，而中国历史上的汉奸问题，更是需要认真解读的一大难题。近年来虽然有所研究，但错判事实甚多，断章取义之处也不少，且未能贯通所有问题和时段。对此人类历史上并非常见的文化现象，从其他文化系统的观念加以解读，毕竟隔靴搔痒，而在本文化研究失位的情况下，他者的解读势必占据主导，以致混淆视听。

扩而大之，抗日战争期间沦陷于日寇统治的地区不仅是华北。除了西部，中国广大区域在或长或短的时期内被日本占领，并建立过伪政权。由于战争迅速结束，各沦陷地区遗留下来大量日军和伪组织的档案，后来分别归入各地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甚至公安局等系统。在沦陷区的研究相当薄弱的情况下，这些档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得到充分开放，因而接触使用者为数不多，有的甚至未经系统整理，具有很大的利用空间。其中固然不乏日本国内保存有诸多副本的印制文件，也有许多连日本也没有任何记录的原稿底本。

其五，应当以影印的形式，大规模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方便并且促使研究者直接使用日文文献，以便切实推进相关研究，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日本研究远不及日本的中国研究的状况，大幅度提升中日关系研究的水准。中日两国学术界研究中日关系史的显著差距之一，就是利用和理解对方文献的程度一般而言很难同日而语。其中当然有过去经济状况反差明显等客观条件限制的因素作用，但是中国学人的日语能力不足则是无可避讳的主观原因。能力有限，接触不够，自然解读不深。以近代中日关系文献的丰富程度而论，如果都要翻译，既不现实，亦无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必须想方设法改变研究全靠翻译的非正常现象，大力促使所有相关学人使用原文文献。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充分利用中日双方的各种资料，使得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全面提升。为此，保存于中国的图书、报刊、档案、函电、日记、图册、照像及其他未刊稿本，都应当全面系统地影印出版，方便研究者接触使用。随着利用条件的改善，自然会促进语言学习的需求增长，并推动研究者素质的提升。

此外，一些关于日中关系的大型文献汇编，因为读者有限，成本又高，在日本出版颇具难度，也可以争取在中国出版或再版。如近代日本人的来华游记，总共大约有500种，东京大学的小岛晋治教授编辑出版了明治时期10册，大正、昭和时期各20册，收录了其中的相当部分，还有不少因故未能刊出。而近代中国人的日本游记，东京都立图书馆的实藤文库收藏加上其他中日各馆所藏，大约有350种，迄今为止出版的还不到一半。诸如此类的文献为数甚多，均为研究中日关系的重要凭借。只有打破资料壁垒，使其便于利用，促使研究者掌握相关技能，近代中日关系研究才能得到坚实的基础支撑。

在这方面，应当分别收藏家与研究者对于文献取舍眼界标准的差异，适时变通有关部门关于古籍整理出版的观念办法。依照黄侃、钱锺书等人对于版本的意见，以及傅斯年史料越生越好的说法，应当采用影印的形式，尽可能保持原状，减少所谓增加学术含量的加工过程中很容易造成的诸多错误。要抓住未来十年左右的良机，通过大规模电子化或影印出版，多快好省地一举突破抢救性保护与研究急需的两难困境，最大限度地夯实研究基础，争取掌握中日关系研究的主动性和主导权。

其六，在以多种形式大规模编辑刊布相关资料的基础上，聚合中日两国高水平学人，编辑大型《近代中日关系史事编年》，尽可能将涉及中日关系全过程各层面各领域的资料汇于一炉，相互比勘印证，力求近真并得其头绪，有效地改变近代中日关系研究在取材、时段、问题、方面等往往执于一偏的状况。通过系统梳理相关的材料史事，确立检验中日关系研究的标尺，改变将随心所欲当作见仁见智的状况。第三节 并非多余的话

在人类历史上，由于地理接近、利害矛盾、文化冲突等因素的作用，一些国家彼此成为宿敌，长期进行你死我活的殊死争斗。英法、德法之间，都曾长时期经历以战争为极端形式的激烈冲突，试图用武力的方式彻底征服对方。经过反复较量，各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却仍然势均力敌，终于认识到无法凭借武力改变彼此关系，必须另谋生存之道，才能获得相对的稳定，最终通过相互妥协磨合，实现了和平共处。

在近代东亚，中日两国同样成为宿敌。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经过长期对抗，力量对比发生了重要变化，局势早已今非昔比。但是迄今为止，两国仍然未能找到适当的共处双赢之道。在国家利益至上的主导下，持续尖锐对立或许难免一战。而就双方的根本利益而言，冲突势必对两国的社会以及彼此的关系造成严重伤害，使得第三方坐收渔利。两国的有识之士，应当设法寻求从根本上协调利益、化解冲突的办法，化干戈为玉帛，使得世仇变成睦邻。

诚然，军事准备可以说是通过防止战争甚至战争的形式来实现和平。近代中国由于积弱不振，面对强权逞强之时，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遭受长期困扰。退一万步说，即使处于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知己知彼也是百战不殆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且，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便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此看待战与非战的关系，才能最终找到和睦相处的长治久安之道。

如今的时势，不同国家之间矛盾冲突的解决之道，决非仅有武力一途。在各种形式的国际舞台上，较量角逐时时刻刻都在展开着。缺乏高明的研究，势必严重制约学术、法理和舆论，使得自身在世界上处于不利地位。1931年陈寅恪于国立清华大学成立20周年之际，撰文论述“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就图书文物的收藏利用局限学术研究的状况痛加针砭，对于今日的中日关系研究以及应对中日关系的问题颇有借鉴意义，他说：

关于本国艺术史材料，其佳者多遭毁损，或流散于东西诸国，或秘藏于权豪之家，国人闻见尚且不能，更何从得而研究？其仅存于公家博物馆者，则高其入览劵之价，实等于半公开，又因经费不充，展列匪易，以致艺术珍品不分时代，不别宗派，纷然杂陈，恍惚置身于厂甸之商肆，安能供研究者之参考？但此缺点，经费稍裕，犹易改良。独至通国无一精善之印刷工厂，则虽保有国宝，而乏传真之工具，何以普及国人，资其研究？故本国艺术史学若俟其发达，犹邈不可期。最后则图书馆事业，虽历年会议，建议之案至多，而所收之书仍少，今日国中几无论为何种专门研究，皆苦图书馆所藏之材料不足；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况中西目录版本之学问，既不易讲求，购置搜罗之经费精神复多所限制。近年以来，奇书珍本虽多发见，其入于外国人手者固非国人之得所窥，其幸而见收于本国私家者，类皆视为奇货，秘不示人，或且待善价而沽之异国，彼辈既不能利用，或无暇利用，不唯孤负此种新材料，直为中国学术独立之罪人而已。

在陈寅恪看来，包括上述各节在内的学术独立，“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6]。七十余年过去，中国学术的状况大为改观，但是所论述的诸多情形，依然程度不同地存在。如果因为资料的种种限制而导致相关领域学术水准的难以提升，进而造成在国际社会的尴尬地位，不要说是否应当追究妨碍中国学术独立的罪责，至少必须检讨反省由于历史原因加诸文献文物利用方面的各种限制和必要的利弊得失，不能以不急之务视之，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否则，看似小事一桩，却势必对国家民族造成无可挽回的深远伤害。

概言之，中国的中日关系研究，要想改变目前所处的不利地位，应当从取法和材料两方面大幅度提升现有水准。要从中日关系的长期历史考察近代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变动，不要只就近代甚至抗日战争时期的中日关系立论。应在深入认识中日两国历史的基础上研究中日关系。要将各种相关记载比勘互证，从不同视角看问题，不宜仅就一面的记录和说辞立论。应注意中日双方均非铁板一块，各自存在众多利益诉求各异的派系方面，不宜简单地分别视为统一单位。应就中日关系的整体着眼，不要受分科治学的局限仅仅从特定角度进行考察，并注意日本因素对于中国影响的复杂性。

资料方面，要在全面调查掌握国内外所有资源的基础上，设计出覆盖完全的整体框架和有机联系的分支结构，以求“竭泽而渔”地囊括所有时段、层面和类型，然后根据先易后难、先内后外的原则，循序渐进地推动《近代中日关系文献集成》的编辑出版，最终达到既包罗万象，又具有条理系统的境界。而当务之急，应着重编辑出版日本人写作的汉文文献、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日本人关于中国的著述以及沦陷区各语种各类资料，有效地整合保存在中国的日文文献以及日本人在华主办的各语种文献，并大规模影印出版没有版权障碍的日文文献。

[1]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42—143页。

[2]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5，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4页。

[3]《哲学字彙》、《改訂増補哲学字彙》和《英独仏和哲学字彙》，均为名著普及会1981年复刻版，由飞田良文解说。

[4]赵恒敏：《外人在华的新闻事业》，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编印发行，1932年版，第16页。

[5]胡道静：《外国在华报纸》，《新闻史上的新时代》，世界书局1946年版，引自杨光辉、熊尚厚、吕良海、李仲民编：《中国近代报刊史料丛书·中国近代报刊发展概况》，北京，新华出版社1986年版，第601页。

[6]陈寅恪著、陈美延编：《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62—363页。第二章甲午战后的中日关系与留日学生发端第一节 旧说之疑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五，即公历1896年6月15日，刚好是中国的端午节，清朝驻日本东京的公使馆里，异乎寻常地出现了13位长袍马褂、脑后垂辫的中国青年。这件事后来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转折点。[1]著名的日中文化交流史前辈学者实藤惠秀先生在其开拓性著作中，首先把它定为近代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发端。此后，几乎所有研究留日学生史的学者都接受这一看法或与之不谋而合。尽管有的著作将此事与清政府确定留日国策区别开来，并且分析了一些背景情况，但仍然承认其发端地位。[2]

然而，究竟以何时或什么标准定为近代留日学生发端更为妥帖，并非没有疑义。这一问题至少牵涉四个方面的关系：其一，它标志着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主要流向的逆转。在茫茫大海的古老航道上，过去是运载日本学问僧的帆船驶来大唐，现在却是中国学生搭乘邮轮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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