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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玛·克莱因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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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孩们

女孩们试读:

第一部

开始时是这样的。福特车在狭窄的小道上缓缓驶近那栋房子,忍冬花的馥郁甜香染浓了八月的空气。后座的女孩们手拉着手,车窗摇下,夜色泻了进来。收音机一直响着,直到司机突然紧张起来,啪地关掉了它。

他们爬上还挂着圣诞彩灯的大门。首先看到的是看守人的小屋,屋里一片迟钝的寂静:看守人在沙发上打着盹儿,光着的脚像两条长面包一样紧挨着。他的女友正在浴室里擦洇开的新月形眼妆。

接着他们进入主屋。客房里正在看书的女人吓了一跳,床头柜上玻璃杯里的水颤抖着,她的棉质内裤潮湿起来。五岁的儿子躺在她身边,咕哝着谁也听不懂的话抗议入睡。

他们把每个人都赶到客厅里,人们在这个惊恐的时刻领会到了日常生活的甜蜜——在清晨喝下一杯鲜橙汁,骑车时斜出一道弧线——这些都不会再有了。他们变了神色,像按下快门的瞬间,眼底深处的东西乍现。

我如此频繁地想象过那个夜晚。幽暗的山路,阴沉无光的海面,一个女人在夜间的草坪上倒下。多年过去,尽管这些细节已渐渐消褪,长出一层又一层外壳,但在半夜三更听到锁芯扭动的声音时,第一个跳入我脑海的仍是这个场景。

门口有陌生人。

我听着房子另一头远远传来的嘈杂声,想辨明它的来源。邻居小孩撞到人行道上的垃圾桶,或者一只鹿蹿进了灌木丛。只可能是这些了,我告诉自己。我试着想象日光重现的样子,这块小天地看上去还会是那么安全、宁静,危险无法触及。

但声音仍在继续,赫然闯进了真实的生活。现在隔壁房间里出现了笑声。各种声音齐鸣,冰箱压缩制冷的声音嗡嗡着。我思索着有哪些可能,但脑子里总是冒出最坏的念头。一切的一切过后,结局将是这样:困在别人的房子里,周身是别人的生活物件和生活习惯。我的双腿赤裸,上面乱爬着曲张的静脉。当他们找上我时,看到的会是多么虚弱的我啊——一个中年女人摸扒着墙角。

我躺在床上,呼吸浅缓地盯着门,等着入侵者。恐惧在想象中披上了人形外衣,幽灵般地占据了整个房间——不会有壮烈之举的,我明白。只有漫长的恐惧,和肉体必须经受的痛楚,我不会试着逃跑。

我听到外面有女孩子的声音才起身下床。她的声音尖细,听起来没有恶意。尽管这一点不应该是宽慰人的——苏珊和其余的几个都是女孩子,而这一点没有帮到任何人。

这所房子是我借住的,窗外黯淡的柏树沿着海岸紧密抱排在一起,带着咸味的风抽搐般地刮着。我吃起东西来仍带着儿时的凶蛮——过量的意大利面,上面覆盖着奶酪。苏打水里的气泡在喉咙里弹跳着。我每周为丹的植物浇一次水,把它们一盆一盆搬到浴缸里,对准水龙头,直到土壤吸满了水,汩汩地冒着泡。我不止一次在浴缸里和枯叶子一起淋浴。

电影里外祖母的影像曾是她留给我的遗产——她在荧幕上鹰一般的笑容,还有一头光洁的鬈发——但这些遗产我在十年前就耗光了。我的工作是住家护理,处于他人生存空间的中间地带。我穿着没有性别特征的衣服,自身培植出一种文雅有礼的隐形感,脸上的表情既令人愉悦又意义含糊,一如草坪上的装饰人偶。令人愉悦这部分很重要,只有在实现事物的正确秩序时,隐形感魔法般的诀窍才会奏效,就好像隐形也是我本身想要的。我负责照顾的人形形色色:有个需要特殊护理的小孩,害怕电源插座和红绿灯;还有个年长的女人,在她看脱口秀的时候,我给她数出一碟药丸,淡粉色的胶囊像精致的糖果。

我上一份工作结束后,青黄不接。丹把他的度假屋交给我打理,这是作为老朋友的一种关怀姿态,好像我去住倒是帮了他的忙。散入的天光使房间里弥漫着水族馆那般朦胧的暗,木制品因为潮湿而膨胀、隆起,好似整个房子在呼吸。

沙滩上人迹罕至,天气太冷,连牡蛎也见不着。贯穿小镇的只有一条路,道路两旁横七竖八地排列着拖车房——插着的纸风车在风中啪嗒作响,晒褪色的游泳圈和救生用品堆满了门廊——这些是低微的人们的装饰品。有时候我抽一点儿毛糙刺鼻的大麻,大麻是从老房东那儿得来的,然后步行去镇里的商店。我是按照洗盘子的定义来完成任务的,盘子要么是干净的,要么是脏的,我接受这些二元对立,它们撑起了一天的时光。

我很少看见外面有人。镇上仅有的年轻人似乎都以可怖又乡村的方式自杀了——我听说他们的皮卡车在凌晨两点撞毁;有的在拖车车库待一晚上,最后死于一氧化碳中毒;还有一个死了的橄榄球四分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由于乡村生活而产生的问题,有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无聊、太多的休闲拖车;或者这只是加利福尼亚特有的现象,光线中的一个颗粒催生出冒险之举和愚蠢的电影式噱头。

我从来没到过大海里。咖啡馆里的一名女招待告诉我,这是一片孕育了许多伟大白人的土地。

他们在厨房明晃晃灯光的沐浴下抬起头,就像浣熊翻垃圾桶时被人撞见一样。女孩尖叫起来,男孩直起瘦长的身板。他们只有两个人。我的心怦怦狂跳起来,但他们太年轻了,我猜可能是本地人闯入了度假屋。我应该不会死。“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男孩放下手里的啤酒瓶,女孩紧紧贴在他身边。男孩看起来二十岁左右,穿着有大口袋的短裤和白色高筒袜,稀麻布似的胡须下面有颗玫瑰色的青春痘。但女孩还只是个小家伙,十五六岁,苍白的双腿略微泛着蓝色。

我尽力搜寻一切能保持的威信,使劲拉着T恤下摆,好遮住我的大腿。当我说要报警的时候,男孩轻蔑地哼了一声。“你报啊,”他搂紧身边的女孩,“快报。你知道吗?”他掏出手机,“去他妈的,我自己来报。”

心中因为恐惧而一直横着的玻璃窗,突然消融了。“朱利安?”

我差点儿笑出来——上次看到他的时候他还只有十三岁,瘦骨伶仃的,一副还没发育完全的样子。他是丹和艾莉森的独生子,从小受到父母过度的关切,被带着参加遍了美国西部的各种大提琴比赛。每周四他要跟着家教学中国普通话,平时吃的是黑麦面包和维生素软糖,父母用庇护的篱笆将他与一切挫折隔开了。但这些用心后来都不[1][2][3]了了之,最终他上了个长滩还是尔湾的加州州立大学。我记得他在那儿遇到了些麻烦,好像是受到了开除的处分,也可能比那个版本温和点儿,被下放到专科院校读一年。他以前是个害羞、很情绪化的孩子,畏惧汽车收音机和不熟悉的食物。现在他已长出了坚硬的线条,衬衫下面匍匐着文身。他已经不记得我了,他有什么理由记得呢?我不在他投去情欲目光的那类女人里。“我在这儿待几个星期,”我说,意识到自己正裸着双腿,并为刚刚那样夸张地说要报警感到尴尬,“我是你父亲的朋友。”

我能看出他正努力地把我归放位置、赋予意义。“伊薇。”我说。

还是一无所获。“我以前住在伯克利的公寓里……离你的大提琴老师家很近的……”

丹和朱利安有时会在大提琴课结束后去我那里。朱利安抱着牛奶瓶大口咕嘟着,踢踏着机器人的动作在桌腿上磨来擦去。“哦,妈的,”朱利安说,“是的。”我分辨不出他是真的记起我了,还是只是我提供的足够多的回忆细节让他感到安心。

那个女孩转向朱利安,脸上的表情空白得像个勺子。“没事的,宝贝儿。”他说,吻了一下她的额头——出人意料地温柔。

朱利安对我微笑了一下,我意识到他喝醉了,或者只是大麻抽上劲儿了。尽管他脸上黏糊糊的,皮肤泛着不健康的潮湿,但他所受的上层阶级教养还是像母语那样生效了。“这是萨莎。”他说,用肘轻推了一下旁边的女孩。“嘿。”她不自在地瞥了我一眼。我已经忘了少女们身上的那种愚稚:她们脸上闪现着对爱的渴望,赤裸得让我感到尴尬。“萨莎,”他说,“这是——”

朱利安的眼神努力往我身上集中。“伊薇。”我提醒他。“对,”他说,“伊薇。伙计。”

他喝了口啤酒,琥珀色的瓶子反射出耀眼的光。他的眼神越过我,环顾着家具和书架上的东西,好像这是我的房子,他才是外来者。“天哪,你肯定以为我们是在闯门什么的。”“我以为你们是本地人。”“这里以前确实被人闯入过,”朱利安说,“那时候我还很小,我们正好不在房子里。他们只偷走了几套湿衣服和冰箱里的一堆鲍鱼。”他又喝了口酒。

萨莎的眼神没有离开过朱利安。她穿着牛仔短裤,对于寒冷的海边来说完全不适合,上身套着过于宽大的卫衣,肯定是朱利安的,袖口被咬过,看上去湿答答的。她化的妆很糟糕,但我觉得这更多的是一种象征。看得出我的注视让她有些紧张,我明白这种担心。像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不确定该怎样举手投足、走路是不是太快了、别人看不看得出我的不安和僵硬,就好像每个人都拿着把尺子一直在衡量我的表现,然后说我哪里哪里不行。我发觉萨莎太年轻了,还没到可以跟朱利安来这儿住的年龄。她似乎知道我在想什么,挑衅地盯着我。“抱歉,你父亲没有告诉你我会住在这儿。”我说,“如果你们想要大床的话,我可以睡别的房间。或者你们想要独处的话,我就自己想办法找——”“别,”朱利安说,“萨莎和我睡哪儿都行,对不,宝贝儿?我们[4]要去北方,只是路过这儿。”他说,“运点儿草,车我开,从洛杉矶[5]开到洪堡,每个月至少一次。”

我发现朱利安以为我会觉得这样很了不起。

萨莎看起来有点儿担心,我会让他们惹上麻烦吗?“你是怎么认识我爸爸来着的?”朱利安说。他喝干了啤酒,又开了一瓶。他们带了些六瓶装。其他的储备食物映入眼帘:零食包里的混合果仁颗粒,一袋没打开的酸软糖,一个放了很久、皱巴巴的快餐袋。“我们在洛杉矶遇到的,”我说,“合租过一段时间。”[6]

七十年代末,我和丹在威尼斯海滩共住一所公寓。威尼斯有许多第三世界风格的小巷子,棕榈树在温暖的夜风中拍打着窗户。那时候我正在考护士资格证,靠祖母拍电影留下的钱生活。丹想当演员,但演戏对于他来说是一辈子都不可能发生的事。后来他娶了个有点儿[7]家产的女人,开了家冷冻素食公司。现在他在太平洋高地有栋抗震的房子。“等等,威尼斯的朋友?”朱利安的反应似乎一下子活跃起来,“你叫什么来着?”“伊薇·博伊德。”我说。

他的脸色突然一变,惊到了我。那是一种多少认出来的表情,更带着真正的兴趣。“等等,”他说,把胳膊从女孩身上移开,随着他的离身,女孩好像被抽光了元气,“你就是那位女士?”

可能丹已经告诉了他我的过去有多糟。想到这儿,我感到很难堪,条件反射般地摸了摸脸。这个丢人的老习惯是我从青春期就有的,为的是遮住脸上的某颗痘痘:不经意地把手放在下巴上,摆弄着嘴巴,好像这样不会把注意力吸引过来反而弄得更显眼似的。

朱利安现在很兴奋。“她以前在一个邪教组织待过。”他告诉女孩。“对吗?”他说,转向我。

恐惧在我胃里掀起一阵旋涡。朱利安一直看着我,热切地期待着。他的呼吸时断时续的,一股啤酒味儿。

那个夏天我十四岁,苏珊十九岁。那群人有时会焚一些香,让人变得昏沉沉、软塌塌的。苏珊大声念着一本过期的《花花公子》,我们把那些艳丽下流的宝丽来相片偷偷藏起来,像棒球卡片一样做交换。

我知道这多么容易发生,过去近在眼前,无可奈何,就像因视觉假象而犯的认知错误。某一天的氛围与一些特定的东西连接在一起:我母亲的雪纺围巾,切开的南瓜的湿气,阴影的某些图形。即便是一辆白色汽车前盖上的一抹阳光,也能在我心中荡起瞬息的涟漪,分开[8]回到过去的一线缝隙。我看见旧的雅德利口红——现在已成了蜡屑——在网上卖到将近一百美元。这样年长的女人就能够再次闻到它,那化学的、花香的、闷闷的气息。人们就是这样迫切地需要它,需要知道自己的人生真实地发生过,那个曾经的自己仍然在体内存在着。

许许多多的事连翩回现。酱油的浓重口感,某个人头发里的烟味儿,漫山的草绿在六月换上金黄。眼角余光看见橡树和石块的某种罗列形状,会让我胸口某个东西裂开,手掌因肾上腺素而忽然变得湿滑滑的。

我期待着朱利安的嫌恶,甚至是害怕。这才是合乎逻辑的反应。但他看我的眼神让我感到困惑,那是一种类似敬畏的眼神。

他的父亲一定告诉过他那个夏天发生的事:摇摇欲坠的房子,蹒跚学步的孩子在烈日下被晒伤。我第一次想把我的故事告诉丹是在某个夜里,当时威尼斯正在限电,我们点上蜡烛,烛光中世界末日般的亲密氛围被召唤出来。丹听了后爆笑起来,把我声音里的肃静错当成肆意放纵后的疲倦。即便后来我让他相信了那些都是真事,他讲起农场来依然带着戏仿的傻气,就像一部特效极差的恐怖电影,录音架伸进了镜头里,把一场屠杀的画面染成了喜剧。夸大自己与那件事的距离给了我安慰,把我的参与整理进奇闻逸事那井然有序的包裹里。

庆幸的是,大部分写这件事的书里都没提到我。那些平装书的书名渗着血,内页是泛着光的犯罪现场照片;还有首席检察官写的那本大部头的书,没那么受欢迎,但更精准,细节具体到了令人反胃的地步,比如他们在小男孩的肚子里发现了还没消化完的意大利面。确实有几行字提到过我,是一个前诗人写的,那本书已经绝版,而且他把我的名字弄错了,也没有扯出一点儿外祖母和我的关系。那个诗人还声称中央情报局在制作色情电影,由吸了毒的玛丽莲·梦露主演,这些电影被卖给政客和外国元首。“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对萨莎说,但她的表情一片空白。“然而,”朱利安说,脸上放光,“我一直认为这很美妙,虽然恶心,但仍然很美妙。”他说,“这是一次搞砸了的表达,但仍然是一次表达,你知道的,一次艺术的冲动。你得毁灭才能创造,反正是那套印度教的屁话。”

看得出他把我不知所措的震惊理解成了赞同。“天哪,我简直不能想象,”朱利安说,“能真正参与那种事情。”

他在等我的回应。我突然遭到厨房灯光的伏击,头晕眼花。他们没有注意到房间太亮了吗?我怀疑那个女孩是不是真的好看,她的牙齿有些泛黄。

朱利安用肘轻轻推了推她:“萨莎连我们在讲什么都不知道。”

几乎每个人都至少知道一个可怖的细节。大学生们有时会在万圣节扮成拉塞尔的样子,双手沾满从食堂里讨来的番茄酱。一支黑金属乐队把那颗心放在专辑封面上,就是苏珊在米奇的墙上留下的那颗歪歪扭扭的心,用的是那个女人的血。但是萨莎看起来这么年轻,她为什么会听说过这件事呢?她又为什么会在意?她已迷失在那种深深的确定感里——自身经验之外的任何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就好像事情只会朝一个方向发展,时光引着你穿过走廊,进入室内,那个必然的自我在里面等着你,宛如胚胎,已做好让你发现的准备。多么悲伤啊!有些时候,你意识到自己是永远到不了那儿了,意识到自己已是浮光掠影般地度过了所有的日子,任年华流逝,而人如刍狗。

朱利安拍了拍萨莎的头发:“那真算得上他妈的一件大事了,嬉[9]皮士在马林边上把那几个人给杀了。”

他脸上的狂热似曾相识。那些常驻网络论坛的人也有相同的狂热,这种狂热看起来永远不会减弱或冷却。他们争相显示自己才是知情人,都持着一副心照不宣的口吻,披着研究学问的外衣,底下真正的是食尸鬼的狂热。关于这件事,全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他们在其中翻来覆去找什么呢?好像连那天的天气都与这件事有关系似的。米奇厨房里收音机调到的频道,死者身上有几处刀伤,伤口有多深,当那辆汽车行驶过那条小道时,阴影会怎样在车身上摇曳——好像只要考虑的时间足够长,所有这些信息碎片都会显得很重要。“我只是和他们瞎晃了几个月,”我说,“没什么大不了的。”

朱利安似乎有些失望。他看着我时,我开始想象自己在他眼中的形象:头发乱蓬蓬的,眼睛里流露着担心,眼旁是小逗号一样的皱纹。“不过,确实,”我说,“我经常待在那儿。”

这个回答又把我牢牢拽回到他注意力的中心。

我静静等着这一刻过去。

我没有告诉他我希望自己从来没遇见过苏珊。我希望自己一直都[10]安全地待在卧室里,在佩塔卢马附近那片干旱的丘陵上,卧室里有一排排书架,金箔书脊紧密地挨着,都是我童年最珍爱的书。我的确希望是这样。但在某些夜晚,我无法入眠,站在水池边一点儿一点儿地削苹果,卷曲的果皮在刀刃的寒光下渐渐延长,周围一片幽暗,有时这种感觉竟不像后悔,而是错过。

朱利安嘘了一声,把萨莎赶到另一个卧室里,像个温顺的牧羊青年。在道晚安前他问我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我吃了一惊,他让我想到那些学校里的男孩子,他们嗑了药,却变得更有礼貌,更举止有度。[11]他们在high 的时候会尽职尽责地去洗家里晚饭的盘子,肥皂泡在致幻的作用下像魔法一样迷住了他们。“睡个好觉。”朱利安说,关门之前,朝我微微鞠了一个艺伎式的躬。

我床上的床单还是一团糟,恐惧留下的强烈冲击依然在房间里徘徊不去。我被吓成那样,真是太可笑了。然而,即便是无恶意的人的突然出现也会让我感到不安。我不想让内心已经腐烂的部分被展示出来,哪怕是偶然。从这方面看,独居是可怕的。没有人监督你是不是暴露了自我,是不是泄露了原始欲望,就好像用你赤裸的癖好在周身结一层茧,从不按人该有的真实生活那样去清理。

我依然很警觉,费了很大力气去试着放松,调整呼吸。房子是安全的,我告诉自己,我没事。这次误打误撞的经历突然显得很滑稽。透过薄薄的墙壁,我能听见朱利安和萨莎在另一个房间安顿下来了。地板嘎吱作响,壁橱的门也被打开。他们可能正在往光秃秃的床垫上铺床单,抖掉上面积了多年的灰尘。我想象萨莎看着架子上的全家福:朱利安蹒跚学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台巨大的红色电话;朱利安十一二岁时坐在赏鲸小船上,脸上有海水拍打留下的盐的痕迹,看起来是那样妙不可言。她可能正在把照片中小孩子的天真无邪和稚嫩可爱,投射到眼前这个快成年的男人身上,而他此刻已脱下短裤,轻轻拍打着床沿,让她过去一起睡。他胳膊上的业余文身已经模糊,只剩些残余的痕迹随着肌肉滚动。

我听到床垫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我一点儿也不惊讶他们会做爱。然而接着萨莎的声音传过来,呻吟声像黄色电影里那样,尖细而凝固。难道他们不知道我就在隔壁吗?我翻身背对着墙,闭上了眼睛。

朱利安在咆哮。“你是不是个婊子?”他说。床头板撞击着墙壁。“是不是?”

过了一会儿,我想,朱利安肯定知道我什么都听得到。

1969

1

那是六十年代最后的一段日子,也许是稍前一点儿的夏天,正是[12]那种感觉——一个无体无形、无穷无尽的夏天。海特区到处是身[13]穿白袍的进程教教徒,向人们分发着燕麦色的小册子。那一年路旁的茉莉花绽放得格外饱满、馥郁。每个人都很健康,皮肤晒得黝黑,饰物戴了一身。如果你不是这些人中的一员,那也别有特色,你可以是某种月亮生物:灯罩上盖着薄纱,吃印度米豆粥食疗排毒,盘子上全是姜黄粉留下的渍。

但是这些都发生在别的地方,不在佩塔卢马。佩塔卢马有着低矮的牧场斜顶房,大篷车永远停在Hi-Ho饭店门口,人行横道被烈日炙烤着。那年我十四岁,人们喜欢对我说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康妮却发誓说我可以冒充十六岁,不过我们经常对彼此撒谎。整个初中我们一直是朋友,康妮总是在教室外面等我,耐心得像头牛,我们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样的友情戏上。她有点儿胖,却总想打扮成比实际要瘦的样子,穿着短一截的棉布衬衫,上面有墨西哥刺绣,裙子又总是太紧,在大腿上部勒出一条愤怒的曲线。我一直都挺喜欢她,是那种自然而然的喜欢,自然得就像我拥有双手一样。

到九月份,我就会被送进一所寄宿学校,我母亲也在那里上过学。[14]那是一所精心维护的校园,建在蒙特雷一家老修道院附近。草地平展而倾斜,晨雾丝丝缕缕,附近的海水间或随风拍打过来。那是一所女校,我必须穿制服——水手衫配海军领带,低帮鞋,不能化妆。那个地方是租来的,就围了个石墙,里面住满了各个家庭送去的[15]女儿,她们都平淡乏味,有着圆圆的脸。“营火女孩”们和“未来[16]的老师”们被遣送出去学速记法,一分钟记160个单词。她们还互[17]相许下梦幻的、过度热情的承诺,约定在皇家夏威夷酒店的婚礼上当对方的伴娘。

即将到来的离别,使我和康妮的友谊新近产生了危险的距离感。我几乎是违心地开始注意到某些现象。康妮会这样讲:“放下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是去上另一个人。”好像我们是伦敦的女售货员,而不是住在索诺玛郡农业区尚未涉世的青少年。我们用舌尖轻舔电池,感受那种来自金属的刺激,听说这种快感能达到性高潮的十八分之一。一想到别人是怎么看我们二人组的,我的心就感到一阵刺痛:被标记为那类属于彼此的女生,中学里那些没有性特征的装置。

每天放学后,我们严丝合缝地踏进下午时光那熟悉的轨迹里。在[18]一些任务上勤奋地虚度着:按照维达·沙宣的建议,用生鸡蛋奶昔增强发质,或者用消了毒的缝衣针挑出黑头。女孩自我形象的永恒工程似乎需要这些奇怪而又精确的用心。

回望当初,我惊叹于那被浪费掉的大把时间。我们学到的是世界上有盛宴也有饥荒,杂志上的倒计时却催促我们要提前三十天为开学第一天做准备。

第28天:敷一张鳄梨蜂蜜面膜。

第14天:检查你的妆容在不同光线下的效果(自然光线、办公室光线、黄昏光线)。

那时的我太想要得到他人的关注了。打扮是为了激发别人的爱意,我把衣服领口拉低一点儿;只要进入公众场合,我就会一脸哀愁,凝视的眼眸里露出深沉、希冀的情思,以备任何人投来一瞥。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参演过一次慈善狗狗秀,负责牵一只漂亮的柯利牧羊犬走台,它的脖子上围着一条印花丝巾。在那场被正式许可的演出里我是多么激动啊:我走向陌生的人们,让他们欣赏那只狗,脸上笑得像女售货员那样放纵、一丝不变。当表演结束后,我又感到多么空虚,没有人再需要看我一眼了。

我等着有人来告诉自己好在哪里。后来我想,这大概也是农场里女人远远多过男人的原因。那一整段时光,我都花在了准备自己上。那些文章告诉我,生活不过是一间等候室,直到某个人注意到了你。那一整段时光,男孩们花在了成为自己上。

在公园的那天是我第一次遇见苏珊她们。我是骑自行车去的,前往升起阵阵青烟的烧烤架。一路上没有人和我说话,除了那个烤架后面的男人,他把汉堡按在铁条上,发出单调的吱吱声。橡树的影子在我光着的手臂上游移,自行车斜躺在草地上。一个戴着牛仔帽的大男孩撞到了我,我故意放慢动作,这样他就会往前再撞我一次。这是康妮会玩的调情把戏,像军事演习一样练过。“你是怎么回事?”他咕哝了一句。我张口道歉,但他已经走开了,好像已经知道不需要去听我说什么一样。

夏天在我面前张口打着哈欠——散漫的日子,行进的时光,母亲像个陌生人似的在房子里四处游荡。我和父亲只在电话里说过几回话,对他来说,这似乎也是一种煎熬。他会问我一些感觉怪怪的很正式的问题,就像一个远房的表叔,关于我,他只知道一些从别人那儿听来的信息:伊薇今年十四岁,伊薇个子不高。如果我们之间的沉默带着些难过或愧疚的话,那还能让人好受点儿,可事实比这糟糕——我能听出他很开心自己已经离开了。

我独自坐在长椅上,膝盖上铺着餐巾,开始吃我的汉堡。

这是我很久以来第一次吃肉。我的母亲,珍,从离婚后的第四个月开始戒了荤食,她还戒了其他很多东西。过去她会确保我每个月有新内衣买,会把我的短袜卷成可爱的鸡蛋形状,会给我的娃娃缝衣服,跟我身上穿的搭配起来,连那珍珠般的扣子也一模一样。这样的母亲现在不见了。她已经准备好要照料自己的生活,热切得就像个女学生在解答一道数学难题。她一有空就会做伸展运动,踮起脚瘦小腿;焚香的气味从铝箔纸包里飘出来,熏得我眼泪直流;开始喝一种由芳香树皮制成的新茶,在房子里一边转悠一边抿着,茫然地摸一下喉咙,像正从一场久病中痊愈似的。

病情虽然模糊,疗法却很具体。她新交的朋友推荐她做按摩。她[19]们还建议她去感觉剥夺箱里泡一下盐水,除此之外,还有皮肤电[20]测试仪、格式塔心理学,包括让她只吃满月时种下的高矿物质食物。我不相信母亲真的会采纳她们的建议,但是每个人的话她都听。她是如此迫切地需要一个目标、一个计划,相信只要自己足够努力地尝试,答案就有可能随时随地来到她面前。[21]

她不断地寻找,直到只剩下寻找本身。阿拉米达的占星师曾让我母亲哭泣,说着她上升星座投下的不祥阴影。那些疗法里有一种是这样的,一群人挤在一个房间里,里面到处都包上了护垫,她把身体投向地面,不停地旋转,直到撞上什么东西。回到家里,她皮肤底下都是淡淡的灰雾色,瘀伤深成了暗红色。我看着她摸那些瘀伤,带着类似欢喜的感情。当她抬头发现我正注视着她时,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新漂染了头发,散发出一股化学品和人造玫瑰的刺鼻气味。“你喜欢吗?”她说,用指头摩着修剪整齐的发梢。

我点了点头,尽管这种颜色让她的皮肤看起来像得了黄疸。

她一直在变化,一天接着一天,小细节接着小细节。她从互助会里的女人那儿买手工制作的耳环,回家时耳朵上摇晃着原始的小木片,手腕上戴着珐琅镯子,餐后薄荷糖的颜色跳跃不止。她开始画眼线,把眼线笔放在火苗上旋转,直到笔尖变软,然后给每只眼睛画上线,看上去睡眼蒙眬,像古埃及人。

夜里她外出时在我房门前停了下来,穿着一件番茄红的露肩衬衫,不停地把袖子往下拉,肩膀上洒了一些闪闪发光的粉末。“你想让我给你化眼妆吗,宝贝儿?”

但是我又没有地方可以去,就算我的眼睛看起来更大更蓝,又有谁会在意呢?“我可能会晚点儿回来,你好好睡觉。”她俯身亲吻了我的额头,“我们很好,不是吗?我们俩?”

她拍了拍我,冲我笑着,笑得脸好像要裂开了,露出里面喷涌的热望。有一部分的我确实感觉还不错,但也许是我把熟悉感和幸福感弄混了。因为即使爱已经不在了,还有它存在——家庭的网,纯粹由习惯和所谓的家构成。待在家里的时间是那样多不可测,也许这就是你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无穷无尽的包围感,就像你在找一卷磁带的带头,却永远找不着。那里没有接缝,也没有中断,只有你生活中的一些坐标,深深地嵌入你自身,以至于你都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我忘了为什么会钟爱那个缺了口的印着柳树的餐盘;我太熟悉走廊的壁纸——每丛褪色的浅淡的棕榈树,每朵被我赋予性格的盛开的木槿花——这些都完全无法向另一个人言传。

我母亲不再按时进食,通常会在洗碗池的滤盆里留下一些葡萄,或者从养生烹饪课上带回几玻璃瓶加了莳萝的味噌汤。海藻沙拉滴着令人作呕的琥珀色的油。“每天早餐吃这个,保证你再也不会冒一颗青春痘。”她说。

我正用手指摸着额头上的痘,听到这儿,尴尬地放下了手。

母亲和萨尔经常在深夜规划活动,萨尔是她在小组里遇到的女人,年长一点儿。萨尔在我母亲面前好像一直都有空,经常在奇怪的时间点找上门,急不可耐地要做点儿戏。她总是穿着旗袍领束腰外衣,灰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耳朵露了出来,看起来像个老男孩。母亲和萨尔谈论针灸,比照着穴位图,谈能量在全身经络穴位的游走。“我只是想要一些空间,”母亲说,“属于我自己的空间。这个世界把它从你这儿拿走了,不是吗?”

萨尔宽大的臀部换了个边,点点头,顺从得像匹上了笼头的小马。

母亲和萨尔正在喝碗里的树皮茶,这又是她新学的附庸风雅的爱好。“这是欧式的。”她为自己辩护道,可我什么也没说。当我经过厨房时,两个女人停止了谈话,母亲把脸一扬。“宝贝儿,”她说,示意我过去,她眯着眼睛看我,“把你的刘海儿从左边分开,这样更好看。”

我那样分原是为了遮住挤过后结了痂的青春痘。我本来在痘痘上涂了维生素E油,却又忍不住瞎摆弄,用卫生纸包着挤掉,再把血吸走。

萨尔表示同意。“她的脸型是圆的,”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刘海儿也许根本就不适合她。”

我想象着把萨尔从椅子上推翻会是什么感觉,她的一身肉怎样迅速地坠地,树皮茶泼在漆布上。

她们很快就对我失去了兴趣。我母亲重新燃起了热情,继续讲她的老故事,像一个受了惊吓的车祸幸存者回忆现场。她垂下肩膀,好像要更深地沉入那场苦难。“还有最滑稽的部分,”我母亲继续说,“就是这个真正让我抓狂。”她对着自己的手笑了一下,“卡尔在挣钱,”她说,“货币那套东西,”她又笑了起来,“最后倒真的挣钱了。不过她的工资是用我的钱发的,”她说,“我妈妈拍电影挣的钱,花在了那个女孩身上。”

母亲说的是塔玛,父亲雇来忙他最近大部分生意的助手。他的生意跟货币兑换有关,买进外国货币,然后来回倒卖。父亲坚持认为,只要倒卖足够多次,到手的就是纯利润了,就像一场大型的变戏法。这也是他车里那些法语磁带的用途:他想要推进一项涉及法郎和里拉的业务。[22]

现在他和塔玛一起住在帕洛阿尔托。我只遇见过塔玛几次。父母离婚前,有一次她来学校接我放学,她坐在那辆普利茅斯复仇女神款轿车里,懒洋洋地冲我招手。二十多岁的她苗条而欢快,总是向我提到她周末的计划,还有她想要一所更大的公寓。我无法想象她的生活结构是怎样的。她有一头金发,金得几乎有些泛灰了,松松地扎着,不像我母亲那样梳成光滑的鬈发。那个年纪的我总是用野蛮的不含感情的目光评判女人,评估她们胸部的曲线如何,想象她们在各种粗野的姿势下看起来会怎样。塔玛非常漂亮。她用一把塑料梳子把头发梳拢,在脖子那儿散开,一边开车一边对着我笑。“要口香糖吗?”

我撕开两片口香糖的银色包装纸。大腿紧贴着椅皮,坐在塔玛身边,我感到一种近似于爱的东西。只有女孩们才能互相给予这种密切的注意,我们把这种注意等同于被爱。我们能察觉到彼此想让人察觉的东西,我对塔玛就是这样,我回应她身上的一切标记,她的发型、[23]衣着和她身上比翼双飞香水的味道,就像这些都是重要的资料,能够反映出她的内在。我把她的美当成我私人的事。

我们到了家门口,碎石在车轮底下噼啪爆响,她提出想用一下卫生间。“当然可以。”我说,微微有些激动,把她踏进这栋房子视为贵宾来访。我向她展示了漂亮的卫生间。紧挨着的是我父母的卧室。塔玛瞥了一眼那张床,皱了皱鼻子。“被子还真丑。”她轻声说道。

在那一刻之前,那只是一床我父母的被子,但我突然为母亲感到了一种二手的羞耻,为她挑的俗气被子,她能被这样的品位取悦,简直近于愚蠢。

我坐在餐桌旁,听见塔玛消了音的小便声、水龙头的流水声。她在里面待了很久,等到终于出现的时候,她看起来有些不一样。我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她涂了我母亲的口红。当她发现我注意到她时,就好像我打断了一场她正在看的电影,她的脸上充满了对另一种生活预景的痴喜。[24]

我最喜欢的幻想是在《娃娃谷》里读到的安眠疗法:医生在病房里诱导尼莉进入长期睡眠,这是她唯一的解药,可怜又要强的尼[25]莉在杜冷丁的作用下慢慢昏睡过去。这听起来很完美——我的身体有安静可靠的机器来维持生命,大脑休憩在一片水域里,像玻璃缸里的金鱼一样不受侵扰。几周后我将醒来,尽管生活会滑回那令人失望的地方,但仍会有一段僵硬的延后时间——那一片空白。

让我上寄宿学校的目的是矫正,我需要这种推力。我的父母,尽管全神贯注地沉浸在各自的世界里,但仍然对我感到失望,为我平庸的学习成绩而沮丧。我是个普通的女孩,这是所有失望中最大的失望——在我身上看不到一点儿伟大的光亮。我的长相没漂亮到可以代替成绩的程度,天平不肯热心地往长相或聪明上偏一丁点儿。有时我被一股虔诚的冲动压倒,想要做到更好、更努力,不过最后当然一切都没有改变。似乎冥冥之中有别的神秘力量在起作用。课桌旁边一扇窗户开着,于是我浪费整节数学课去注视树叶的震颤。钢笔漏墨水了,于是我做不了笔记。我擅长的事情没有任何实际用处:在信封上用泡泡字写姓名、地址,在封口那儿画上一些有笑脸的小东西;做一杯泥乎乎的咖啡,庄重地喝下去;在收音机上找某一首想听的歌,就像灵媒搜索死人的消息那样。

母亲说我长得像外祖母,但这话听起来很可疑,像是一厢情愿的谎言,为的是可以有点儿虚假的希望。我熟知外祖母的故事,重复过无数次,已经像祷告词那样可以脱口而出了。哈莉特,种椰枣的农民[26]的女儿,被从印地欧灼热、默默无闻的土地上采摘下来,送往洛杉矶。她的下巴线条柔和,眼睛水汪汪的,牙齿小而整齐,又略有些尖,像只陌生又美丽的猫。制片厂体系宠溺她,给她供食打成奶泡的牛奶加鸡蛋,或者烤肝加五个胡萝卜,在我童年时期,她每晚吃的就是这些东西。退休之后,她与家人蛰居在佩塔卢马的大农场里。外祖[27]母种一些从路德·伯班克那里插枝过的观赏玫瑰,还养马。

外祖母去世后,我们靠她留下来的钱生活,那片山区就像我们的王国,尽管我也可以骑自行车到镇上去。这种距离更多是心理上的——作为成年人,我惊讶于我们当时如此与世隔绝。母亲总是小心翼翼地围着父亲转,我也一样——他总是斜着眼瞧我们,劝我们多吃蛋白质,读狄更斯,或者呼吸再深一点儿。他自己吃生鸡蛋、放了盐的牛排,还在冰箱里放一盘鞑靼牛肉,每天舀着吃五到六次。“你外在的身体反映着内在的自我。”他在泳池旁的日本垫子上边做运动边说,我坐在他的背上,他做五十个俯卧撑。这种感觉像一种魔法,我跨坐着,被举到空中,鼻子里是燕麦草的气息,还有渐凉的大地气息。

有一次,一只郊狼从山上奔下来,与我们的狗厮斗,那可怕的急促的嘶嘶声吓坏了我。父亲就会射杀那只狼。一切似乎就是那样简单。我对着一本画册描上面的马,石墨的马鬃渐扫渐深;临摹一幅山猫叼走田鼠的画,那造化的利牙。后来我知道恐惧是如何一直都在那儿的。当母亲留我独自和保姆卡尔森在一起时,我就感到慌张,她身上有一股潮湿的味道,她总是坐错椅子。当他们告诉我我一直很快乐时,我却无法说明自己并不快乐。即使是那些幸福的时刻,也伴随着失望:父亲的笑声,他大步远远地走在前面,我必须使劲跑才能追上;母亲的手放在我烧得发烫的额头上,可紧接着就是病房里绝望的孤独,她消失在门外,用一种我认不出的声音与别人通电话。桌上有一盘丽兹饼干和一碗变凉的鸡汤面,灰黄色的鸡肉从薄布似的油脂层里凸出来。即使是个小孩,我也感受到了一种星空般的浩渺与空幽,近乎死亡。

我毫不好奇母亲是如何度过那些日子的。她一定是坐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桌子散发着一股用久了的海绵的霉味,等着我吵吵闹闹地放学回来,等着我父亲回家。

我的父亲,他给她的吻形式化得让我们都很尴尬;他把啤酒瓶留在台阶上,困住了误飞进去的黄蜂;他早上捶击赤裸的胸口来强健肺部。他紧紧依附于自己的肉身世界,厚螺纹短袜露在鞋子上面,被他放在抽屉里的雪松香囊染得斑斑点点。他在汽车引擎盖上照一下自己,并对此开个玩笑。我试过梳理我的生活,攒下一些故事讲给他听,好激起他一星半点的兴趣。直到成年,我才觉出其中的奇怪——我对他知道得那么多,他对我却似乎一无所知。我知道他热爱达芬奇是因为他发明了太阳能,而且出身贫寒;他能通过听发动机的声音判断出一辆汽车的构造;他还认为每个人都应该知道树木的名字。当他说商学院是一个骗局时,我表示赞同;当镇里有个青年在他的汽车上画了个和平标志,他称那个青年为卖国贼,而我为此点头时,他露出喜欢的神色。他曾经提到过我应该学习古典吉他,尽管我从来没见他听过任何音乐,除了那些花哨的牛仔乐队,歌手们穿着翠绿色的牛仔靴踩着拍子,唱着关于黄玫瑰的歌。他还认为身高是阻碍他走向成功的唯一因素。[28]“罗伯特·米彻姆个子也不高。”他有一次对我说,“他们让他站在装橙子的板条箱上。”

我一看到那些女孩从公园里穿过,注意力就被牢牢吸引住了。黑发女孩和她的随从们,她们的欢笑对于我的孤独是一种责备。我在等着什么事情发生,却又不知道那是什么。然后,它就发生了。虽然它转瞬即逝,但还是被我看到了:有那么一秒,黑发女孩扯下衣服的领口,露出了赤裸的乳房上红色的乳头。就发生在公园里蜂拥的人群中央。我还没来得及完全相信眼前的一幕,那个女孩又把衣服拉了回去。她们都在笑着,既风骚又肆无忌惮,她们中甚至都没有一个人抬眼看一下是不是有人在看。

那群女孩走进饭店旁边的巷子里,离烤架很远,看起来胸有成竹,动作娴熟。我目光紧跟着她们:那个大一点儿的女孩掀开大垃圾箱的盖子,红头发的女孩蹲下去,黑发女孩踩着她的膝盖当作台阶,攀上大垃圾箱的边缘。她在里面翻找什么东西。但我想象不出那究竟是什么。我站起身把餐巾纸扔进垃圾箱,立在旁边看着。黑发女孩正在把大垃圾箱里的东西递给其他人:一袋还没拆包装的面包,一棵像得了贫血病的卷心菜,她们嗅了嗅又给扔了回去。这一连串的动作看起来训练有素。她们真的会吃那些食物吗?当黑发女孩最后一次出现时,她爬上大垃圾箱的边缘,晃悠悠地落到地上,手里拿着一样东西,那东西形状很奇怪,颜色和我的肤色相近。我挪近了一点儿。

我意识到那是一只未加工的生鸡,裹在塑料袋里闪着光。我一定是看得太用力了,因为黑发女孩转过头,迎上了我的目光。她笑了一下,我的胃直往下坠,仿佛有某种东西在我们之间传递,空气在微妙地重组。她坦荡荡、毫无愧色地接住了我的凝视。但这时饭店的纱门砰的一声被撞开,把她的注意力惊了回去。门里出来一个叫骂着的壮硕男人,像赶一群狗一样赶她们。女孩们抓着那袋面包和那只鸡开始奔跑。那个男人停下来看了一分钟,大手在围裙上搓了一搓,胸膛起伏着。

女孩们跑过了一个街区,她们的头发在身后如旗帜般飘扬。一辆黑色的校车驶过去,慢慢减速,她们三个消失在车里面。

女孩们的画面,瘆人的胎儿质地的生鸡,黑发女孩樱桃般的乳头,所有这些印象都太过鲜明,可能这就是我一直无法忘怀的原因。但我思考不出所以然来,为什么这些女孩需要到垃圾箱中找食物?谁在开那辆黑色的车?什么样的人会把车漆成那个颜色?我能看出她们关系很亲密,那群女孩已进入一种家族式的契约关系中——她们确定自己是为了什么在一起的。眼前即将降临的漫漫长夜,还有母亲与萨尔的外出,似乎突然让人无法忍受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苏珊,即使我们离得很远,一头黑发也让她格外显眼,她对我的微笑直接又带着审视。我无法对自己解释,为什么望着她时心中会一阵绞扭。她看起来像那些陌生、野性的花朵,每五年妖艳地盛放一次,那淫丽、刺痒的挑逗几乎等同于美。她看着我时,会从我身上看到什么呢?

我在用饭店里的卫生间时,看到墙上用记号笔写得潦草的字——“加油干”,还有“苔丝·派尔吃鸡巴”,旁边的插图已经被抹掉,全是这类愚蠢、呓语般的标记,写这些的人退居在这方小天地里,用这种马马虎虎的东西切换了生活的轨道。他们想表示一点儿小小的抗议。最糟糕的是用铅笔写的一个“肏”字。

我洗洗手,用一条僵硬的毛巾擦干,同时在水池上方的镜子里研究自己。有那么一刻,我试着用黑发女孩的眼睛来看自己,甚至是用那个牛仔帽男孩的眼睛,我研究自己的相貌,以感受皮肤之下的震颤。这种努力在我脸上一眼可见,我感到羞耻。难怪那个男孩看起来那么反感,他一定看到了我的这种渴望,看到我的脸怎样因为欲求而不顾羞耻,就像一个孤儿手上的空盘子。而这就是我和那个黑发女孩之间的不同——她的脸已经回答了自身的所有疑问。

我不想知道自己身上的这些事情,于是开始往脸上拍水——冷水,就像康妮曾经告诉过我的那样。“冷水能让毛孔闭合。”可能这是真的:我感觉皮肤变紧了,水从脸上和脖子上滴下来。我和康妮那么不顾一切地以为,只要我们遵从了这些仪式——用冷水洗脸,睡前用猪鬃梳把头发梳到满是静电的蓬飞——某些事情就会自证其实,新的生活就会展现在我们眼前。2

叮当,康妮家车库里的老虎机开动了,彼得的脸庞浸在玫瑰色的光晕中,像动画片里那样。彼得十八岁,是康妮的哥哥,手臂的肤色像烤过的面包片一样。他的朋友亨利总是盘旋在他身边。康妮决定喜欢上亨利,所以我们会把周五晚上用来坐在举重椅上,亨利的橙色摩托车靠在旁边,像匹得了奖的小马驹。我们会看着男孩们,他们玩老虎机,喝着康妮父亲放在车库冰箱里的杂牌啤酒。过一会儿他们就会用BB枪射空酒瓶,射爆了就得意地欢呼一阵。

我知道那天晚上会见到彼得,所以穿上了绣花衬衫,头发喷了定[29]型胶,黏糊糊的。我将梅尔·诺曼的浅米色粉底液涂在下巴的痘痘上,结果它们都聚在了痘痘边缘,弄得痘痘油亮油亮的。只要头发能乖乖定住,我看起来就挺漂亮,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我把衬衫掖进裤腰里,好露出我小小乳房的上部,还有那用胸罩人为挤出来的乳沟。这种暴露的感觉给我一种不安的愉悦,让我站得更直,脑袋立在脖子上,就像放在杯子里的鸡蛋。我尽力变得更像公园里的那个黑发女孩,脸上有那种从容的神色。康妮看见我的时候眯起了眼睛,嘴巴上的肌肉抽动了一下,但她什么也没说。

两周前彼得第一次真正和我说话,当时我正在等康妮下楼。康妮的卧室比我的小很多,她家的房子也要简陋一些,但我们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待在那儿。房子的装修是海洋主题,她父亲尝试接近女性化的装饰风格,但被误导了。我为她的父亲感到难过:他在乳品加工厂上夜班,患有关节炎的手经常紧张地握住又松开。康妮的母亲住在新墨西哥的某个地方,在一处温泉附近,有无人提及的一对双胞胎儿子,过着无人提及的另一种生活。有一次圣诞节她给康妮寄来一个带镜小粉盒,里面的腮红摔碎了;还有一件费尔岛毛衣,毛衣太小,我和康妮的头都钻不出领口的洞。“颜色很漂亮。”我怀着希望说。

康妮只是耸了耸肩:“她是个婊子。”

彼得从前门撞进来,把一本书往厨房桌子上一扔,用他那温和的方式向我点了点头,开始做三明治。他拿出几片白面包、一瓶泛着亮光的芥末酱。“我的小公主去哪儿了?”他说。他的嘴唇皲裂,露出触目惊心[30]的肉粉色,上面薄薄覆盖了层东西,我猜是大麻膏。“她在穿夹克。”“噢。”他把两片面包拍在一起咬了一口,一边嚼一边望着我。“最近看起来不错嘛,博伊德。”他说,用力地咽了一口三明治。他的评价让我急剧地失去了平衡,我几乎以为这句话是我想象出来的。我是不是该回一句什么?我已经在反复回味他这句话了。

前门传来一阵声音,他转过头。是一个穿着牛仔夹克的女孩,身影被屏风模糊了。那是他的女朋友帕米拉,他们是恒定的一对,渗进了彼此;总是穿着相似的衣服,躺在沙发上静静地一来一往互传着报[31]纸,或是一起边看《秘密特工》边为对方拈衣服上的线头,就像拈自己身上的一样。我在中学校园里见过帕米拉,每次我骑车路过那栋褐色大楼时都能看到。校园里矩形的草地干枯过半,台阶又低又宽,[32]那些大女孩坐在台阶上面,穿着“穷小子”衫,小指勾着小指,手里拿着肯特烟。死亡的气息环绕着她们——那些在潮湿丛林里的[33]男朋友。她们像大人一样,甚至在弹烟灰的时候也像,手腕厌倦地一扭。“嘿,伊薇。”帕米拉说。

有些女孩很容易就表现得友善,她们能记住你的名字。帕米拉很漂亮,这是事实,她让我感到一种沉潜的吸引力,在美貌面前人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她的牛仔夹克袖子卷到肘部,眼睛因为画了眼线而看起来有些恍惚,光着的腿被晒成了小麦色。我自己的腿被蚊子咬得到处都是包,我担心那些地方会变成创口,小腿上长出了浅白的绒毛。“宝贝儿。”彼得鼓着嘴说,大步走过去给了她一个拥抱,把脸埋进她脖子里。帕米拉尖叫着把他推开。她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一口不太整齐的牙。“太恶心了。”康妮嘀咕着进了房间。但我很安静,试着想象那会是什么感觉——和某个人如此熟悉,以至于你们几乎成了同一个人。

过了一会儿,我和康妮在楼上抽起了她从彼得那儿偷来的大麻,我们把毛巾扭得厚厚的,塞在门底下。她必须不停地用手指把卷烟的纸捏住。我们待在温室般的房间里,安静而肃穆地抽着。能看到窗外彼得的车,停得歪歪扭扭的,像是在危急情势下不得不丢弃的样子。我总是能注意到彼得,就像我也会被他那个年龄别的大男孩吸引一样,仅仅是他们的存在就能让我心神不定。但我的感受突然被无限放大,压迫着我,像在梦中一样夸张变形,无可逃避。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关于他的再普通不过的细节:他换的每件T恤,他脖子后面消失在[34]衣领里的柔软的皮肤,从他卧室里传来的保罗·瑞弗和奇袭者乐队循环的铜号声。有时候他在房子里踉踉跄跄地转悠着,带着骄傲又公开的秘密,我就知道他又嗑了药。他会小心翼翼地把厨房里的玻璃杯一次又一次地灌满水。

有一次趁着康妮洗澡,我进了彼得的卧室。空气中散发着一股潮湿的疝气味,后来我把那认作他自慰留下的。他所有的物品充满了神秘的意义:低矮的日式床垫,枕头旁放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满了灰一样的大麻,还有一本成为见习技工的手册。地板上的玻璃杯沾满了油腻腻的指纹,里面有半杯放了很久的水。衣柜顶端排了一列从河里捡的光滑的石头。有几次我看见他戴着廉价的铜手镯。我把这一切都吸收进来,就好像能解读每个物件私有的意义,再把这些意义像拼图那样拼出他生活的内在构造。

在那个年纪,有太多的欲望不过是任性之举。我们竭尽全力,要把男孩们粗糙、令人失望的棱角磨掉,变成我们心中理想情人的形状。我们用生搬硬套、滚瓜烂熟的语言诉说着对他们的渴求,就像照戏本读台词。后来我看清了这一点:我们的爱是多么不通情理又贪得无厌,在这个世界里东敲西打,想要找到一个主人,赋予我们的愿望实形。

我年轻的时候,曾在浴室抽屉里看到过一些杂志——那些是我父亲的杂志,纸张因潮湿而发胀,内页满是女人,她们的网眼丝袜拉至胯部,薄纱似的光使她们的皮肤泛着苍白的色泽。其中我最喜欢的一个女孩脖子上绑着格子缎带蝴蝶结。这不寻常又很撩人:光着身子,脖子上却绑着一条缎带,这使她的裸露变得正式了。

我隔段时间就翻出这本杂志,像罪人定期做忏悔一样,每次都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处。然后我带着喘不过气来的病态快感锁上浴室的门,这种快感很快演变为用地毯或床垫的边缘摩擦胯部,或者用沙发背。这种快感到底是如何产生的?那个女孩的画面在我脑中盘桓不去,先是化成一片薄纸似的快感,慢慢增厚,直到一发不可收拾,变成了一遍又一遍地想要那种感觉。我脑子里想的是个女孩,而不是男孩,这似乎有些奇怪。但我还会被其他一些奇怪的东西引发快感:比如我童话书里的彩色插图,上面画的是一个女孩被困在蜘蛛网里,那个邪恶的怪物用凸起的多面的眼睛望着她;比如我回忆起父亲隔着女邻居湿漉漉的泳衣用手罩住她的屁股。

我以前也做过一些跟性有关的事情,不是真正的性,但很接近。学校举办舞会时走廊里焦渴的摸索;在父母的沙发里热得快要窒息,膝盖窝黏糊糊的;亚历克斯·波斯纳的手钻进我的内裤,不带感情地探索着,听到脚步声后猛地抽回了手。所有这些——亲吻,我内裤里弯曲的手,我握住的生猛跳动的阴茎——没有一种近似于我一个人时的感觉:压迫感延伸,就像一级一级爬楼梯。我几乎是把想象彼得当作对我的纷乱欲望的矫正,可他本身携带的冲动有时也会让我害怕。

我躺在康妮床上盖着的薄花毯上。她的皮肤晒伤得很厉害,我看着她擦着肩膀上松脱的灰色皮肤并揉成灰色的小球。我想到彼得才减轻了一点儿轻微的厌恶,她和彼得住在同一所房子里,呼吸着同样的空气,用着同样的餐具。他们在根本上是一体的,就像同一个实验室里养的两个不同的物种。

我听见楼下传来帕米拉轻快的笑声。“等我有了男朋友,一定让他带我出去吃晚餐。”康妮用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她都不在乎彼得带她来只是为了上床。”

彼得从来不穿内裤,康妮抱怨过,我开始想象这件事,感觉有点儿恶心却没那么不快。他总是处于high的状态,眼角耷拉着睡意蒙眬的皱纹。相比起来,康妮就没那么重要了:我一直不相信友谊真的是以友谊为目的,而不是一个模糊的舞台背景,台上我们演着男孩们到底爱不爱你的戏。

康妮站在镜子前,想要跟着歌曲一起摆动——放的是那些45转[35]唱片里甜蜜而忧伤的歌曲之一,我们着迷地循环了又循环。它们煽起了我一本正经的忧伤,还有我想象中的与这个悲惨世界的同盟之情。我多喜欢那样拧自己,给感觉火上浇油,直到自己无法承受。我想要全部的生命都感受到那种狂热,负压在悲兆之下,只有这样才会连颜色、天气、味道都更加鲜明、饱和。这就是那些歌曲所许诺的,是它们从我身上牵引出来的。

有一首歌似乎激起了我内心私密的回响,像标记好了的。歌词很简单,是关于一个女人,关于她背部的曲线,那是她最后一次为那个男人转过身去,还有她留在床上的烟灰。这首歌放完一遍,康妮立刻跳起来快速地翻转唱片。“再放一遍吧。”我说。我试着想象自己像歌手一样看那个女人:她的银手镯晃荡着,染上一抹绿色,头发披散下来。但我只觉得自己很蠢,睁开眼,看到康妮站在镜子前,用一根安全别针把睫毛分开,内裤夹进了屁股里。这与观察自己的情况不同。只有特定的女孩才会唤起那种注意,比如我在公园里看见的那个女孩,或者是帕米拉和坐在学校台阶上的其他女孩,等着男朋友们未熄火的汽车慢吞吞的低轰声,这是她们跳起来的信号。接着她们拂掉座位上的灰尘,驶进明媚充足的阳光里,回头向被留在身后的那些人挥手。

就在那天之后不久,我在康妮睡觉的时候进了彼得的卧室。他在厨房里对我的评价像一张盖了时间戳的邀请函,我必须在过期之前兑现。我和康妮睡觉前喝了啤酒,懒洋洋地靠在柳编家具腿上,用手指[36]从桶里挖卡特基奶酪吃。我比她喝的多得多。我想让别的势能掌控,迫使我行动起来。我不想像康妮一样,从来不会改变,只等着事情发生,她只会吃完一整筒芝麻脆饼,然后在房间里做十个开合跳。我一直醒着,直到康妮逐渐进入焦躁不安的熟睡,直到听见彼得上楼梯的脚步声。

他终于撞进了他房间的门。我等啊等,等到时间似乎已经足够长了才跟过去。我穿着短短的睡衣,沿着走廊像一个幽灵那样悄无声息地潜行,睡衣光滑的涤纶料子令人郁闷地卡在公主装和华丽内衣中间。房子里的沉默似乎是一个活物,近在眼前,压迫着我,却又给一切染上了一种异域的自由气息,像是更浓密的空气充塞了房间。

彼得的身体静静地裹在毯子下面,露出一双骨节突出的男人的脚。他的呼吸声如荆棘般带着刺,是嗑了什么药的后遗症。他的房间像一个摇篮轻轻地托着他。我想,可能这样就足够了——像父母一样看着他睡觉,放肆地享用着快乐幻梦的特权。他的呼吸如念珠,一进一出都是安慰。但我不想这样就够了。

我又靠近了一点儿,适应黑暗之后发现他的脸变得清晰,五官也完整了。我毫无羞耻地放任自己盯着他。彼得睁开了眼睛,不知为何却没有被出现在床边的我吓到。他看了我一眼,眼神柔和得像玻璃杯里的牛奶。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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