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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顾随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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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学:中国文学讲记

传学:中国文学讲记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传学:中国文学讲记/顾随讲;叶嘉莹笔记.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6ISBN 978-7-301-29336-2Ⅰ. ①传… Ⅱ. ①顾… ②叶… Ⅲ. ①中国文学—基本知识 Ⅳ. ①I2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36922号书  名 传学——中国文学讲记(上、下册)CHUANXUE——ZHONGGUO WENXUE JIANGJI(SHANG、XIACE)著作责任者 顾随 讲 叶嘉莹 笔记 顾之京 高献红 整理组稿编辑 王炜烨责任编辑 王炜烨 杨书澜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336-2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网  址 http://www.pup.cn电子信箱 zpup@pup.cn电  话 邮购部 010-62752015 发行部 010-62750672 编辑部 010-62750673印 刷 者经 销 者 新华书店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66印张 880千字2019年6月第1版 2019年6月第1次印刷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顾随中国现当代最富影响的学者之一。北京大学毕业后即从事教育工作,曾任燕京大学、辅仁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他有广泛的兴趣爱好,既是作家、诗人、剧作家、理论批评家,也是鉴赏家、书法家、禅学家、讲授艺术家,被誉为“一位极出色的大师级的哲人巨匠”。叶嘉莹当代知名学者。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曾任中国台湾大学教授,美国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荣获“2015—2016年度影响世界华人大奖”终身成就奖。1943年,顾随先生(前坐者)与叶嘉莹(右二)等学生在一起。序一 顾随

一种学问,总要和人之生命、生活发生关系。凡讲学的若成为一种口号(或一集团),则即变为一种偶像,失去其原有之意义与生命。序二 葉嘉瑩

顾师羡季先生,本名顾宝随,河北清河人,生于1897年2月13日(丁酉年正月十二日)。父金墀公为前清秀才,课子甚严。先生幼承庭训,自童年即诵习唐人绝句以代儿歌,五岁入家塾,金墀公自为塾师,每日为先生及塾中诸儿讲授《四书》《五经》、唐宋八家文、唐宋诗及先秦诸子中之寓言故事。1907年先生十一岁始入清河县城之高等小学堂,三年后考入广平府(即永年县)之中学堂,1915年先生十八岁时至天津求学,考入北洋大学,两年后赴北京转入北京大学之英文系。他改用顾随为名,取字羡季,盖用《论语·微子》篇中“周有八士”中“季随”之义;又自号为苦水,则取其发音与英文拼音中“顾随”二字声音之相近也。1920年先生自北大之英文系毕业后,即投身于教育工作。其初在河北及山东各地之中学担任英语及国文等课教师,未几应聘赴天津,在河北女师学院任教。其后又转赴北京,曾先后在燕京大学及辅仁大学任教,并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中法大学及中国大学等校兼课。新中国成立后一度担任辅仁大学中文系主任。1953年转赴天津,在河北大学前身之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他于1960年9月6日在天津病逝,享年仅六十四岁。先生终生尽瘁于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在各校所曾开设之课程,计有《诗经》《楚辞》《文选》、唐宋诗、词选、曲选、《文赋》《论语》《中庸》及中国文学批评等多种科目。新中国成立后在天津任教时又曾开有毛主席诗词、中国古典戏曲、中国小说史及佛典翻译文学等课。先生所遗留之著作,就嘉莹今日所搜集保存者言之,计共有词集八种,共收词五百余首;剧集二种,共收杂剧五本;诗集一种,共收古、近体诗八十四首;词说三种《东坡词说》《稼轩词说》以及《毛主席诗词笺释》;佛典翻译文学讲义一册;讲演稿二篇;看书札记二篇;未收入剧集之杂剧一种,及其他零散之杂文、讲义、讲稿等多篇。此外,尚有短篇小说多篇,曾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浅草》及《沉钟》等刊物;又有《揣龠录》一种,曾连载于《世间解》杂志;及未经发表刊印之手稿多篇,分别保存于先生之友人及学生手中。

我之从先生受业,盖开始于1942年之秋季,当时甫升入辅仁大学中文系二年级,先生来担任唐宋诗一课之教学。先生对于诗歌具有极敏锐之感受与极深刻之理解,更加之先生又兼有中国古典与西方文学两方面之学识及修养,所以先生之讲课往往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可以予听者极深之感受与启迪。我自己虽自幼即在家中诵读古典诗歌,然而却从来未曾聆听过像先生这样生动而深入的讲解,因此自上过先生之课以后,恍如一只被困在暗室之内的飞蝇蓦见门窗之开启,始脱然得睹明朗之天光,辨万物之形态。于是自此以后,凡先生所开授之课程,我都无不选修,甚至在毕业后我已经在中学任教之时,仍经常赶往辅仁大学及中国大学旁听先生之课程。如此直至1948年春我离平南下结婚时为止,在此一段期间内,我从先生所获得的启发、勉励和教导是述说不尽的。

先生的才学和兴趣方面甚广,诗、词、曲、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甚至佛教禅学,都曾留下了值得人们重视的著作,足供后人之研读景仰。但对于一个曾经听过先生讲课有五年以上之久的学生而言,我以为先生平生最大之成就,实在还并不在其各方面之著述,而更在其对古典诗歌之教学讲授。因为先生在其他方面之成就,往往尚有踪迹及规范的限制,而唯有先生之讲课则是纯以感发为主,全任神行,一空依傍。先生是我平生所接触过的讲授诗歌最能得其神髓,而且也最富于启发性的一位非常难得的好教师。先生之讲课既是重在感发而不重在拘狭死板的解释说明,所以有时在一小时的教学中,往往竟然连一句诗也不讲,自表面看来也许有人会以为先生所讲者都是闲话,然而事实上先生所讲的却原来正是最具启迪性的诗歌中之精论妙义。昔禅宗说法有所谓“不立文字,见性成佛”之言,诗人论诗亦有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之语。先生之说诗,其风格亦颇有类乎是。所以凡是在书本中可以查考到的属于所谓记问之学的知识,先生一向都极少讲到,先生所讲授的乃是他自己以其博学、锐感、深思,以及其丰富的阅读和创作之经验所体会和掌握到的诗歌中真正的精华妙义之所在,并且更能将之用多种之譬解,做最为细致和最为深入的传达。除此以外,先生讲诗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常把学文与学道以及作诗与作人相并立论。先生一向都主张修辞当以立诚为本,以为不诚则无物。所以凡是从先生受业的学生往往不仅在学文、作诗方面可以得到很大的启发,而且在立身、为人方面也可以得到很大的激励。

凡是上过先生课的同学一定都会记得,每次先生步上讲台,常是先拈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头,然后就此而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举例来说,有一次先生来上课,步上讲台后便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自觉,觉人;自利,利他;自度,度人。”初看起来,这三句话好像与学诗并无重要之关系,而只是讲为人与学道之方,但先生却由此而引发出了不少论诗的妙义。先生所首先阐明的,就是诗歌之主要作用,是在于使人感动,所以写诗之人便首先须要有推己及人与推己及物之心。先生以为必先具有民胞物与之同心,然后方能具有多情锐感之诗心。于是先生便又提出说,伟大的诗人必须有将小我化而为大我之精神,而自我扩大之途径或方法则有二端:一则是对广大的人世的关怀,另一则是对大自然的融入。于是先生遂又举引出杜甫《登楼》一诗之“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为前者之代表,陶渊明《饮酒》诗中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为后者之代表;而先生由此遂又论及杜甫与陆游及辛弃疾之比较,以及陶渊明与谢灵运及王维之比较;而由于论及诸诗人之风格意境的差别,遂又论及诗歌中之用字遣词,和造句与传达之效果的种种关系,甚且将中国文字之特色与西洋文字之特色做相互之比较,更由此而论及于诗歌中之所谓“锤炼”和“酝酿”的种种功夫,如此可以层层深入地带领同学们对于诗歌中最细微的差别做最深入的探讨,而且绝不凭借或袭取任何人云亦云之既有的成说,先生总是以他自己多年来亲自研读和创作之心得与体验,为同学们委婉深曲地做多方之譬说。昔元遗山论诗绝句曾有句云:“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先生在讲课时,其联想及引喻之丰富生动,就也正有类乎是。所以先生之讲课,真可说是飞扬变化、一片神行。先生自己曾经把自己之讲诗比作谈禅,写过两句诗说:“禅机说到无言处,空里游丝百尺长。”这种讲授方法,如果就一般浅识者而言,也许会以为没有世俗常法可以依循,未免难于把握,然而却正是这种深造自得、左右逢源之富于启发性的讲诗的方法,才使得跟随先生学诗的人学到了最可珍贵的评赏诗歌的妙理。而且当学生们学而有得以后,再一回顾先生所讲的话,便会发现先生对于诗歌之评析实在是根源深厚、脉络分明。就仍以前面所举过的三句话头而言,先生从此而发挥引申出来的内容,实在相当广泛,其中既有涉及诗歌本质的本体论,也有涉及诗歌创作之方法论,更有涉及诗歌之品评的鉴赏论。因此谈到先生之教学,如果只如浅见者之以为其无途径可以依循,固然是一种错误,而如果只欣赏其当时讲课之生动活泼之情趣,或者也还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憾。先生所讲的有关诗歌之精微妙理是要既有能入的深心体会,又有能出的通观妙解,才能真正有所证悟的。我自己既自惭愚拙,又加以本文体例及字数之限制,因此现在所写下来的实在仅是极粗浅、极概略的一点介绍而已。关于先生讲课之详细内容,我多年来保存有笔记多册,现已请先生之幼女顾之京君代为誊录整理,可供读者研读参考之用。

至于就先生的著述而言,则先生所留下来的作品,方面甚广,我个人因本文篇幅及自己研习范围之限制,不能在此做全面的介绍和讨论,现在只就先生在古典诗歌之创作方面的成就略做简单之介绍。先生自二十余岁时即以词见称于师友之间,最早的一本词集《无病词》刊印于1927年,收词八十首,当时先生不过三十岁;其后一年(1928)又刊印《味辛词》一册,收词七十八首;又二年之后(1930),又刊印《荒原词》一册,收词八十四首。在《荒原词》之卷首,先生之好友涿州卢宗藩先生所写的一篇序文,曾经叙述先生“八年以来殆无一日不读词,又未尝十日不作,其用力可谓勤矣”。然而自《荒原词》刊出以后,先生却忽然对于写词感到了厌倦,于是遂转而致力于诗之写作。四年之后(1934),遂有《苦水诗存》及《留春词》之合刊本问世,卷首有先生之《自序》一篇,叙述平生学习为诗及为词之经过,自云“余之学为诗几早于学为词二十年,顾不常常作”,又云自1930年冬“以病忽厌词”,于是自1931年春“遂重学为诗”;先生自言其为诗之用力亦甚勤,云“余作诗虽不如老社之‘语不惊人死不休’,亦未尝率意而出,随手而写,去留殿最之际,亦未尝不审慎”,然而先生却自以为其诗之成就不及其词,并引其穉弟六吉之言,以为其所为诗“未能跳出前人窠臼”。先生自谓“少之时,最喜剑南”,其后“学义山、樊川,学山谷、简斋,唯其学,故未必即能似,即其似故又终非是也”。而先生之于词则自谓“并无温、韦如何写,欧、晏、苏、辛又加何写之意”,以为“作诗时则去此种境界尚远”。故于《苦水诗存》刊出以后,先生之诗作又逐渐减少,乃转而致力于戏曲,两年后(1936)遂刊出《苦水作剧三种》,共收《垂老禅僧再出家》《祝英台身化蝶》《马郎妇坐化金沙滩》杂剧三种及附录《飞将军百战不封侯》杂剧一种。先生既素以词名,故其剧作在当日并未引起广大读者之注意。然而先生在杂剧方面之成就,则实不在其词作之下。原来先生在发表此一剧集之前,对杂剧之写作亦曾有致力练习之过程。盖早在1933年间,先生即曾写有《馋秀才》之二折杂剧一种,其后于1941年始将此剧发表于《辛巳文录初集》之中,并附有跋文一篇,对写作之经过曾经有所叙述,自云此剧系去1933年冬“开始练习剧作时所写”。其后自1942年开始,先生又致力于另一杂剧《游春记》之写作,此剧共分二本,每本四折外更于开端之处各加《楔子》,为先生所写之杂剧中最长之一种,迄1945年始正式完稿,刊为《苦水作剧第二集》。当先生之兴趣转入剧曲之写作时,曾一度欲停止词之写作,在其《留春词》之自序中,即曾写有“后此即有作亦断断乎不为小词矣”之语。然而先生对词之写作则实在不仅未尝中辍,而且在风格及内容方面更曾有多次之拓展及转变。先是在1935年冬,先生于病中曾写有和《浣花》词五十四首,其后于1936年又陆续写有和《花间》词五十三首,和《阳春》词四十六首,统名之曰《积木词》(此一卷词未曾见有刊本问世,今所收存为我于1946年时自先生手稿所转抄者);其后先生于1941年又曾刊有《霰集词》一册,收词六十六首,1944年又曾刊有《濡露词》及《倦驼庵词稿》合刊本一册,共收词三十二首;新中国成立后,先生亦写有词作多首,曾陆续发表于天津之《新港》杂志及《天津日报》等报刊,总其名为《闻角词》,然未尝刊印成册。计先生平生虽然对于古典诗歌中诗、词、曲三种形式皆尝有所创作,然而实在以写词之时间为最久,所留之作品亦最多,曲次之,诗又次之。所以本文对先生古典诗歌创作方面之介绍,便将以先生之词作及剧作二种为主,而以诗作附于词作之后略作简单之介绍。

如我在前文所言,我聆听羡季先生讲授古典诗歌,前后曾有将近六年之久,我所得之于先生的教导、启发和勉励,都是述说不尽的。当1948年春,我将要离平南下结婚时,先生曾经写了一首七言律诗送给我,诗云:“食荼已久渐芳甘,世味如禅澈底参。廿载上堂如梦呓,几人传法现优昙。分明已见鹏起北,衰朽敢言吾道南。此际泠然御风去,日明云暗过江潭。”先生又曾给我写过一封信,说:“不佞之望于足下者,在于不佞法外,别有开发,能自建树,成为南岳下之马祖,而不愿足下成为孔门之曾参也。”先生对我的这些期望勉励之言,从一开始就使我在感激之余充满惶愧,深恐能力薄弱,难副先生之望。何况我在南下结婚以后不久,便因时局之变化,而辗转经由南京、上海而去了台湾。抵台后,所邮运之书籍既全部在途中失落无存,而次年当我生了第一个孩子以后不久,外子又因思想问题被捕入狱。我在精神与生活的双重艰苦重担之下,曾经抛弃笔墨、不事研读、写作者,盖有数年之久。于时每一念及先生当日期勉之言,辄悲感不能自已。其后生事渐定,始稍稍从事读、写之工作,而又继之以飘零流转,先由台湾转赴美国,继又转至加拿大,一身萍寄,半世艰辛,多年来在不安定之环境中,其所以支持我以极大之毅力继续研读、写作者,便因为先生当日对我之教诲期勉,常使我有惟恐辜恩的惶惧。因此虽自知愚拙,但在为学、做人、教书、写作各方面,常不敢不竭尽一己之心力以自黾勉。而多年来我的一个最大的愿望,便是想有一日得重谒先生于故都,能把自己在半生艰苦中所研读的一点成绩,呈缴于先生座前,倘得一蒙先生之印可,则庶几亦可以略报师恩于万一也。因此当1974年,我第一次回国探亲时,一到北京,我便向亲友探问先生的近况,始知先生早已于1960年在天津病逝,而其著作则已在身后之动乱中全部散失。当时中心之怅悼,殆非言语可喻。遂发愿欲搜集、整理先生之遗作。数年来多方访求,幸赖诸师友同门之协助,又有先生之幼女现在河北大学任教之顾之京君,担任全部整理、抄写之工作,行见先生之德业辉光一向不为人知者,即将彰显于世。作为先生的一个学生,谨将自己对先生一点浮浅的认识,简单叙写如上。昔孔门之弟子,对孔子之赞述,曾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之语。先生之学术文章,固非浅薄愚拙如我之所能尽。受业弟子叶嘉莹谨识[1]开场白 感发作用

  自觉   觉人

  自利   利人

  自度   度人

  自了汉  自救不了

平实 儒 知耻近乎勇(《中庸》二十章)

虚无 道 萎靡 否定

空  佛   大雄

意在救人尚不免于害人,况意在害人?《论语》有“闻一以知十”(《公冶长》)、“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之言,皆推而广之、扩而充之之意。孟子言“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孟子·梁惠王上》),孔子所谓“仁”,即孟子所谓“推”。人、我之间,常人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物、我之间,只知有物,忘记有我,皆不能“推”。

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只是在感动人,是“推”、是“化”——道理、意思不足以征服人。“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张九龄乐府古题《赋得自君之出矣》);“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静夜思》,此二句易懂不易讲),此皆是[2]“推”、是“化”。《花间集》中顾敻词曰:“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诉衷情》)做人、作诗实则“换他心为我心,换天下心为我心”始可。[3]

佛家说,学佛当好制心;六祖说,即心即佛。此正是说“诗[4]心”。王国维《人间词话》曰:“诗人必有轻视外物之意,故能以奴仆命风月。又必有重视外物之意,故能与花鸟共忧乐。”“木叶落,长年悲”(《淮南子》);“启四体而深悼,惧兹形之将然”(陆机《叹逝赋》);“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杜甫《江汉》),与花鸟共忧乐,即有同心,即仁。感觉锐敏,想象发达,然后能有同心,然后能有诗心。人、我之间,常人只知有我,不知有人;物、我之间,只知有物,忘记有我,皆不能“推”。诗根本不是教训人的,只是在感动人。做人、作诗实则“换他心为我心,换天下心为我心”始可。与花鸟共忧乐,即有同心,即仁。感觉敏锐,想象发达,然后能有同心,然后能有诗心。图为明朝唐寅描绘文人雅士集会的《兰亭雅集图卷》。

[1]此部分文字原是在讲唐宋诗词之前所讲,叶嘉莹在此段笔记前加括号总结为“感发作用”四字。

[2]《花间集》:五代十国时期后蜀赵崇祚所编词集,收录唐五代温庭筠、韦庄、牛峤等18位词家的500首词作,内容多为旅愁闺怨、合欢离恨,风格婉约缠绵、妩丽香艳。

[3]《坛经·机缘品》载法海初参六祖惠能事:“问曰:即心即佛,愿垂指谕。师曰:前念不生即心,后念不灭即佛。成一切相即心,离一切相即佛。”《祖堂集》卷二亦载六祖惠能以“即心即佛”开示弟子:“汝等诸人自心是佛,更莫狐疑,外无一物而能建立,皆是本心生万种法。故经云:心生即种种法生,心灭即种种法灭。”

[4]王国维(1877—1927):字伯隅,一字静安,号观堂、永观,浙江海宁人。近代学者,《人间词话》为其论词名作。第一讲 《诗经》讲萃第一节 《诗经》概述[1]

关于《诗经》,班固《汉书·食货志》有言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

献之大师。“行人”,官名,采诗之官;“大师”,亦官名,乐官之长。班固谓诗为“大师”所采。王者大师行人民间

班固《汉书·艺文志》又有言曰:《书》曰:“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

之声发。诵其言谓之诗,咏其声谓之歌。故古有采诗之官,

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

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

竹帛故也。汉兴,鲁申公为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

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

之。三家皆列于学官。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而河

间献王好之,未得立。自“孔子纯取周诗”至“不独在竹帛述也”,说明《诗经》的成因。图为清朝顾见龙《孔子出游图》。

班氏一段文字:

自“《书》曰”至“咏其声谓之歌”,释《诗》。

自“故古有采诗之官”至“自考正也”,叙《诗》之由来。

自“孔子纯取周诗”至“不独在竹帛故也”,述《诗》之成因。班氏曰“纯取周诗”,而又曰“上采殷,下取鲁”,此言必有意义。或虽曰殷商,而周时尚皆流行。读《史记》可马虎,读《汉书》则不可。

自“汉兴”至“三家皆列于学官”,记最早说《诗》之三家。说《诗》三家:“申公”,《史记》作“申培公”;“辕固”,《史记》作“辕固生”;韩生名婴,汉燕王太傅。(训诂释字,传释义。)三家之衰[2]亡:齐亡于汉,鲁亡于魏,韩亡于隋唐。关于毛传,陈奂《诗毛氏[3]传疏》曰:“平帝末,得立学官,遂遭新祸。”范晔《后汉书·卫宏传》曰:“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自兹而后,说诗者多尊毛,齐、鲁二家遂灭亡于汉。[4]“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唐颜师古注:“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之。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也。”“取春秋,采杂说”,《春秋》言及《诗》者甚少,疑当为《春秋左氏传》。(《左传》有“鉏麑触槐”,见晋君令鉏麑杀赵盾事。)唯《左氏传》谈《诗》往往断章取义,多不可凭信,左氏谈《诗》于原文多不可通。

此一段中,须注意班固所谓“不得已”。“不得已”,不为威胁利诱;“不得已”,是内心的需要,如饥思食,如渴思饮。必须内心有此需求,才能写出真的诗来,不论其形式是诗与否。文学作品中多有“诗”的成分,如《左传》《庄子》。声韵格律是狭义的诗,广义的诗,凡真实之作品皆是诗。了解古人诗,最重要是了解古人内心的需要。有时客观条件虽需要,而非内心需要,则写亦不能是诗。诗人绝不写应景文字。

由此看,作《汉书》之班固是一个诗人,至少是最了解诗的(狭义的诗)。[5]“史”“汉”都是好作品,不过班固乃后天学者,司马迁比起班固来更为诗人气些,亦即司马迁比班固更富于诗人之天才。吾人虽未见司马迁之诗,而《史记》中往往有诗之意境。《汉书》则不然,以读文眼光视之,《汉书》不及《史记》,诗味儿差,故不起劲。司马迁即使没读过“三百篇”,也不害其为诗人。班固天才虽不及马,而对“三百篇”之功夫真深于马。马是诗人,班是学者。《史记》之了不起在“纪传”,《汉书》之所以了不起在“志”。An educated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 of every of

some.

一个受过教育的人(所谓学人者),全体(所有)学问知其一二,一二学问知其全体。前者略通大义,后者无所不知。班固可以当“学人”二字,班氏即“全体学问知其一二,一二学问知其全体”。“十三经”都读过,而后专一经。班氏可谓专《诗》,在研究上真了不起。《汉书》之《艺文志》《地理志》《食货志》诸“志”往往引《诗》,且诸“志”又皆以《诗》解之,可见《诗》无处不在。由此亦可知,班氏真通于《诗》,真深于《诗》。

诗人的学者,学者的诗人。

诗是引人向上的,故一民族之强弱盛衰可自文学中看出。英国之伟大不在属地遍全球,而在维多利亚时代诗人之多;其衰老亦不自此[6]次大战看出,而自其文学可看出,维多利亚而后便无大诗人出现。而中国民族之所以堕落,便因其诗堕落腐烂。“因过竹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李涉《题鹤林寺僧舍》)诗是唐人味,但我们不该欣赏这种诗;这种境界可以有,但我们不配过这种生活。如领袖人物一天忙于国家大事,要说两句这样话还可以。我们常人像煞有介事的,实则已经太闲了,再闲更成软体了。[7]

章学诚(实斋)以为,战国学术,其源多出于诗教,都是《诗》的影响(《文史通义·诗教》);余则以为,战国学术只可说是诗之末流,绝非诗教正统。然余之意,尚不在诗教,而在诗义。其实,古所谓“教”即含有“义”,天地间必含有诗义。吟风弄月、发愤抒情皆非诗义,诗是使人向上的、向前的、光明的,诗理想了现实。“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礼记·礼运》)“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李绅《悯农》);“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柏庐《朱子治家格言》),皆此意,但皆不及《礼运》之大。一个人不知道自己力量究竟有多么大,便因没试过。没力可卖了,算了。力,有一分力,便要尽一分力,不必问为谁。一[8]切诗人皆是如此,写诗不必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白乐天发俗,自己将自己诗写成若干份藏于各庙。诗人该是无所为而为,这便是“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只要将我自己的力量发挥出来,便完了,不必为己,甚至不必为人。只要把我自己力量发挥了,理想实现了,不必为己。若明白此道理,虽作不出一句合平仄的诗,但行住坐卧无时不是诗。否则,即使每日为诗,也仍不是诗人,似诗人,似即[9]似,是则非是。今日所说是“第一义”(《大集经》),大上乘。[10]

再说大、小序之由来与区分。[11]《诗》有诗序,相传为子夏所作,实汉儒伪托。《后汉书·卫宏传》:“九江谢曼卿善毛诗,乃为其训。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于今传于世。”盖相传《诗》为子夏所传,故[12]讹传云尔。至于大、小序之分,宋程大昌《考古编》曰:“凡《诗》发序两语如‘关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谓小序者,古序也。两语以外续而申之,世谓大序者,宏语也。”程氏又曰:“使宏序先毛而有,则序文之下,毛公亦应时有训释。今唯郑氏有之,而毛无一语,故知宏序必出毛后也。”程氏此说甚明。《诗》又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

先看风、雅、颂。

何为风?《诗序》谓:“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冲这,就不是子夏的话。“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此虽非至理而是事实。其实,风即是风,风土之风。家有家风,校有校风。国风代表一国民风,故谓之风。“《关雎》,后妃之德。”冲这,毛氏就该杀。原为民间歌谣,何有风化、风(讽)刺之说?

雅,正也。或谓雅是贵族(门阀、门第,又为知识阶级)的。太[13]炎先生以为不然。曰:雅、疋、乌三字古通,故雅又训乌。李斯[14][15]《谏逐客书》及杨恽《报孙会宗书》皆言及“乌乌秦声”。周之镐京,秦之咸阳、今之长安,故疋(雅)即秦声,谓镐京左右之歌也。聊备一格。如此讲,真是二达子吃螺蛳——绕那么大个弯子。大、小雅之分别,即如大、小二字之分。大雅,贵族气较深。[16]

颂,功德。祭祀歌颂鬼神功德,故颂与鬼神有关。梁任公说,颂、容古通。皆从公。容,形貌,舞。风、雅,歌诗;颂,舞诗。歌诗咏其声,舞诗观其容。

风、大雅、小雅、颂,又称“四诗”。东坡有对曰:“三光日月[17]星,四诗风雅颂。”《诗》又有“四始”之说:《关雎》,风之始;《鹿鸣》,小雅之始;《文王》,大雅之始;《清庙》,颂之始。其说始自司马迁。司马氏《史记》是诗,而司马氏对《诗》之功夫并不深。司马氏主孔子删诗,班氏则否。“四始”如此排列不知其是否有意?余以为虽然似乎有意,亦似无意,实在有意、无意之间。

再说赋、比、兴。

赋:(1)铺,陈、张;(2)敷、布(布,犹铺也)。直陈其事谓之赋。铺张与夸大又有不同。“周余黎民,靡有孓遗”(《大雅·云汉》),此是夸大,不是铺张。汉赋《两京》《羽猎》,铺张。[18]

比:朱子曰:“以彼物比此物也。”(《诗集传》)朱传凡物、事(诗旨)之有相类性者谓之比。如:“螽斯羽,诜诜兮。宜尔子孙,振振兮”(《周南·螽斯》),朱注:“比也。”再如:“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南·桃夭》),正比;“相鼠有皮,人而无仪”(《鄘风·相鼠》),反比。富于幻想者好用比,如李白;老杜则多用赋。(李杜诗才高于我们,而对诗的研究未必有我们到家。)[19]

兴:郑康成说:“兴者,托事于物。”如郑氏所言,是比而非兴。(盖汉儒师说,即于比、赋二者亦别之不清。)有的人自己有思想而不肯研究别人学说,结果是武断;又有人肯研究古人学说而自己无主见,结果是盲从。(胆小是好处,如作文细心。然有时胆小使人不[20]敢说话。)刘彦和既不武断又不盲从。刘彦和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文心雕龙·比兴》)“微”,小物;“拟议”,修辞。“情”,是自己诗心;“起[21]情”,引起自己诗心。唐孔颖达说:“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毛诗正义》)朱熹则说:“兴者,托物兴辞”;“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因所见闻,或托物起兴,而以事继其声”(《诗集传》)。事,诗;声,也是诗,而何以一谓之事,一谓之声?事是本义,声非本义。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是所见所闻,是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事,前后无联贯,以声引其事。《桃夭》《相鼠》则前后文有关,是比。《关雎》一首,毛传曰:“兴也。关关,和声也。雎鸠,王雎也,鸟挚而有别。……后妃说乐君子之德,无不和谐。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关雎之有别焉。”雎鸠,王雎,“王”,盖有大意;“挚”,郑笺训“至”。“挚”,诚也,厚也。鸟类雌雄多挚,不独雎鸠。夫妇有别,相敬如宾。夫妇不患不相亲,患不相敬。人有后天修养,当易做到。鸟则不然。“有别”,是别人教的,还是自己修养的?何谓“有别”?何谓“无别”?汉儒就不明白孔子“《关雎》乐而不淫”(《论语·八佾》)的一句话。若依毛诗之说,则此诗乃比而非兴矣。推其意,盖文中所用譬喻曰比,其用于开端者曰兴。然则“关关雎鸠”既与淑女君子无关,那么为什么把两个连在一起?此所谓“无关”,乃意义上无关。

兴:(1)起也,introduce;(2)兴也,兴之所至,inspiration。其实,兴,凑韵而已,没讲儿。

总而言之,《诗》有六义:风、雅、颂,赋、比、兴。前三项,《诗》之性质;后三项,《诗》之作风(法)。儿歌就是《国风》,“小蚂蚱,土里生。前腿爬,后腿蹬。长个翅,翅棱棱”——赋也。“小板凳,朝前挪。爹喝酒,娘陪着”——兴也。老杜偏于赋,皇皇大篇,直陈其事,故有“诗史”之称。太白号称仙才,以其富于幻想、联想天才,多用比也。兴,只有儿歌中保有的最古、最幼稚,故后未灭亡。“三百篇”好,而苦于文字障,先须打破文字障碍,才能了解其诗之美。第二节 《国风》选萃一 周南·汝坟遵彼汝坟,伐其条枚。未见君子,惄如调饥。遵彼汝坟,伐其条肄。既见君子,不我遐弃。鲂鱼赪尾,王室如燬。虽则如燬,父母孔迩。

有关《汝坟》诗旨,《诗序》云:“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22]汝坟之国,妇人能闵其君子,犹勉之以正也。”《韩诗外传》云:“贤士欲成其名,二亲不待,家贫亲老,不择官而仕。诗曰:‘虽则如燬,父母孔迩。’此之谓也。”以《韩诗外传》较近情理,当为乱世所作。[23][24]

首章:“遵彼汝坟”,“坟”,毛传:“大防也。”《说文》:“坟,墓也。”又:“坋,大防也。”毛诗盖以“坟”为“坋”,防者犹今言堤防之防。防、坊通。《礼记》言礼者“大为之坊”(《坊记》),坊、范双声。或曰:“坟”,即濆水也。余以为不然,“坟”盖即堤也。(从“贲”,皆有“大”义;亦如“骨朵”之音,多有“小”义。)“惄如调饥”,“惄”,毛传:“饥意也。”郑笺:“思也。”《说文》“惄”下:“一曰忧也。”韩诗作“愵”,《说文》:“愵,忧貌。”《方[25][26]言》:“愵,忧也。”“调”,毛传:“朝也。”《释文》“本又作[27]辋”。按:韩诗多今本,《说文》二徐本注只作“朝”。

第三章:“鲂鱼赪尾”,《陈风·衡门》有“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食鱼,必河之鲤”之句。毛传云:“鱼劳则尾赤。”这未免望文生义。郑笺:“君子仕于乱世,其颜色瘦病,如鱼劳则尾赤。所以然者,畏王室之酷烈。是时纣存。”余以为:“鲂鱼赪尾”,兴也,与下句义无关。“王室如燬”,“燬”,毛传:“火也。”韩诗多今本,《说文》引俱[28]作“”。《尔雅·释言》:“燬,火也。”《说文》:“火,也。”按:火、燬、,一声之转。此句正是《论语》所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父母孔迩”,郑笺:“辟此勤劳之处,或时得罪,父母甚近,当念之,以免于害,不能为疏远者计也。”然此与诗何关?或曰:父母谓文王也。尚合。二 周南·麟之趾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麟之趾》如《汉广》,不可讲。

诗之美是最大真实,而虚无缥缈、不可捉摸,可意会不可言传。诗无达诂。(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文是表现美的,辞以明志。

孔子曰:兴于诗。(《论语·泰伯》)

诗是感发。或曰:看花下泪,大煞风景。(李商隐《义山杂纂》)“看花下泪”,正有其不得不然者。“看花下泪”,与指其为“大煞风景”,都不对,亦都对,不可以客观批评。下泪不是为花开,正如饮酒也不是为花开呀!既可“看花饮酒”,何妨“看花下泪”!“孰知天[29]下之正味”,此正董氏所谓“诗无达诂”。强人同己,乃大不通。饮酒、下泪,皆是花所给之“兴”。“尽日觅不得,有时还自来”(贯休《咏吟》)二语,或曰指作诗,[30]或曰指寻猫。若谓之讲诗,则客观条件不能成立。《麟之趾》三章,章三句。“麟之趾……麟之定……麟之角……”,一好百好,不必以辞害意。

首章毛传于“麟趾”下曰:“趾,足也。麟信而应礼,以足至者也。”郑笺亦曰:“与礼相应。”第三章“麟角”下毛传则曰:“所以表其徳也。”郑笺则云:“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然第二章之“麟定”,毛无传,郑无笺,不谓之词穷不可也。“定”,顶也。一本作“顁”。顶、颠,《诗》“有马白颠”(《秦风·车邻》)之“颠”,即“麟之定”之“定”。又如“题”字,亦“颠”字一声之转,有在前之意。“振振公姓”,“公姓”,《礼记》郑注:“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又:“子姓,谓众子孙也。”疑为俗所谓外孙也。此或为外孙,故从女。

作诗要能支配诗之声音,“振振公子”,真好,由声音可表现气象。后之诗狭小卑劣,不能如此。以声音表现气象,一必心中有此感觉,二能以音节表现,如此气象乃出。若感觉不是,则所找音节不对,气象也不是了。“振振公子”“振振公姓”“振振公族”,每个都好。《周南》始于《关雎》,终于《麟之趾》,可见中国社会以家族为中心,所写不过男女爱悦、夫妇嫁娶、家庭子孙。(1)身(2)家(3)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礼记·大学》),以家为中间枢纽,化家为国。

个人太小,不能成为力量。(法西斯知道这点,故令人集合于一主义下。)——“我是我自己的上帝”(斯提尔纳语)、“最孤立者是最强者”(易卜生[Ibsen]《人民公敌》)。强尽管强,而不免失败。“身”太单薄,“国”太玄虚,故须有“家”。在家中须有牺牲精神,集家成国。三 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同我妇子,馌彼南亩。田畯至喜。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七月流火,八月萑苇。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七月鸣鵙,八月载绩。载玄载黄,我朱孔阳,为公子裳。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言私其豵,献豣于公。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枣,十月获稻。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七月食瓜,八月断壶。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麦。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有关《豳风》,《汉书·地理志》云:“昔后稷封斄,公刘处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镐,其民有先王遗风,好稼穑,务本业,故豳诗言农桑衣食之本甚备。”(后稷,周之始祖;斄,即邰;豳,[31]即邠。)隋文中子王通之《中说》(又名《文中子》)云:“程元曰:‘敢问《豳风》何也?’子曰:‘变风也。’元曰:‘周公之际,亦有变风乎?’子曰:‘君臣相诮,其能正乎?成王终疑,则风遂变矣。非周公至诚,孰能卒之哉?’”

旧说风、雅有正、变之分。太平之世中正和平之音为正风;乱世之诗怨恨讽刺,而非温柔敦厚之音,为变风。旧说如此,而不太可信。班固但言《豳风》“言农桑衣食之本”,何变之有?文中子之言不可[32]信。扬雄仿《易经》作《太玄》,王通仿《论语》作《文中子》,[33]皆无聊。胡适说中国中古无思想家,有之则是佛家,是外来的。说王通是饭桶,真不冤枉他!文章要说得恰如其分,不可为其美言、甘言所惑。班固说话老实极了,好引《诗》而真能了解,既不夸张又不穿凿。“风”,本地人民之风俗,其生活与性情、习惯有关。故滨海者多灵敏,故靠山者多保守厚重。我们自“风”可看出其当地生活影响于人民之性情、习惯。《豳风·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有关《七月》诗旨,《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周公摄政,成王疑之,人之谗曰“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所谓“遭变”也。而以诗看并无此意,《诗序》说不可信。《豳风·七月》是农事诗。中国以农业立国,得天独厚。这首诗真是一篇杰作。唯有这一类诗难写,没有一点儿幻想色彩,也没有一点儿传奇色彩,全是真实的,所以难写成诗;它又是非个人的;它还是平凡的,这与真实相近而实不同,历史上许多真实事并不平凡;它更写出中国民族的乐天性,它写人民生活,不得不谓之勤劳,每年每月都有事,而他们总是高高兴兴的,这样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不会灭亡的。图为《豳风·七月》诗意画。《七月》是农事诗。中国以农业立国,得天独厚。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但是无神经中枢,无中心、重心、轴心,所以事推行不动。中国如海蜇,割下一块照样活。《七月》首章:“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流火”,毛传:“火,大火也。流,下[34]也。”服虔曰:“大火,心也。”大火,星名。夏,当南方中心;秋,则向西,故曰大火西流。“九月授衣”,“授衣”,与之衣,或曰使之治衣。后说为长。“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一之日”,毛传:“一之日,十之余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毛传:“殷正月也。”朱子《诗集传》曰:“一之日,谓斗建子,一阳之月。二之日,谓斗建丑,二阳之月也。变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夏、商、周之历法:夏历(今阴历),正月建寅;殷(商)正,夏之十一月,建丑;周正,夏之十二月,建子。一阳之月,夏至一阴生,冬至一阳生。冬至在夏正十月,故十月谓小阳月。冬至谓之长至,夏至谓之短至,皆简称至日。此诗所说“七月”“九月”,乃夏历;至“一之日”“二之日”,乃用周正。(孔子,周人,主张夏之时。)故《七月》凡言“月”,皆夏正;凡言“某之日”,皆周正。“一之日觱发”,“觱发”,毛传:“风寒也。”《说文》作“”,[35]马瑞辰以为本字。余以为凡“”之音,皆有盛意。如《诗经·[36]召南·甘棠》“蔽芾甘棠”,正茂盛发扬之意。兼士先生不承认本字与假借字,如“嘅叹”之“嘅”或写作“槩”“概”,乃假借。对“觱发”二字,兼士先生以为不然。盖古者有音无字,故随便写,故言冷冽曰“”,言草木盛则曰“蔽芾”。“蔽芾”,古轻重唇通,《水浒》“剥”亦此音之转。[37]“二之日栗烈”,“栗烈”,《广韵》:“凓冽,寒风。”《玉篇》[38]:“凓冽,寒貌。”《玉篇》《广韵》之释诗故作“凓冽”。今以“凓冽”为本字,其实此二字盖后起字。现在人认字多本末倒置。如“账”原为“帐”,“舖”原为“铺”,“赈”原为“振”。“三之日于耜”,“于耜”,毛传:“始修耒耜也。”朱子《诗集传》:“于,往也。耜,田器也。于耜,言往修田器也。”余以为:“于”,非“始”亦非“往”;“于”,从事之意,干也、作也、治也。耒耜,柄曰耒,齿曰耜。(耙,把也、搔也。)“四之日举趾”,“举趾”,毛传谓“举足而耕”,即开始工作之意。“馌”,毛传:“馈也。”郑笺:“饷、馈也。”“南亩”,向阳之地,南北为陇受阳。“田畯至喜”,“田畯”,田大夫,管农事。“喜”,朱注如字。郑笺:“喜读为。,酒食也。”

宋哲宗朝有宗子为打油:“日暖看三织,风高斗两厢。蛙翻白出阔,蚓死紫之长。泼听琵梧凤,馒抛接建章。归来屋里坐,打杀又何妨。”或问诗意,答曰:“始见三蜘蛛织网子檐间,又见二雀斗于两厢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蚓如之字。方吃泼饭,闻邻家琵琶作《凤栖梧》,食馒头未毕,阍人报建安章秀才上谒。迎客既归,见内门上画钟馗击小鬼。故云:‘打死又何妨。’”(邢居实《拊掌录》)郑笺便如此,文法不完全。《七月》首章前半言衣,后半言食。言衣“显说”——“九月授衣”“无衣无褐”;言食“隐说”。在作者或原无意于“显说”“隐说”,行乎所不得不行,止乎所不得不止,是“不得已”,且为发自内心非自外来。在作者是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在读者要行其所行,止其所止。在作者之行止与天才、修养、情意有关。(1)天才。太白与老杜天才不同,李之不能为杜,亦犹杜之不能为李。佛说经常举狮象代表力,但狮是狮的力,象是象的力,不能说象强于狮或狮强于象。各有各的力量,亦犹人各有各的天才。(2)修养。天才是先天的,是基本;修养是后天的,是预备。(3)情意。此乃动机。如伐树,一须有力——天才;二须有斧斤——修养、预备;然还须有情意。有此三者,便是班固所谓“不得已”(《汉书·艺文志》)。然在读者更要看出其行、其止,《七月》首章何以一“显说”、一“隐说”?

次章:“春日载阳”,“载”,始也。“女执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懿”,厚也,引申为深。“懿筐”,深筐。《周南·卷耳》“不盈顷筐”,“顷筐”,浅筐也。“爰求柔桑”,“爰”,句首语词。[39]“春日迟迟,采蘩祁祁”,“蘩”,白蒿。陆农师佃曰:“今覆蚕种尚用蒿。”因陈、香蒿、白蒿盖即此类。“殆及公子同归”,“公子”,朱子《诗集传》:“豳公子也。”其实公子即男子尊称,如今之先生、汉魏之王孙。“归”,“之子于归”(《周南·桃夭》)之“归”。在“三百篇”中看出已有重男轻女之势。上古是女性中心,故姓从女,如姬、姚、姒。两性经过长久斗争,男性得胜。可见有的社会乃女性中心,其所谓得胜乃经济权在谁手里,便谁得胜。故男女平等必先经济平等。“三百篇”所处时代,已为男性中心社会。如,女子出嫁曰“归”,因为“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孟子·滕文公下》),然女子不以父母之家为家,而以夫家为家,故曰“归”。《七月》首章言农事——食,次章言桑蚕——衣。

三章:“八月萑苇”,“萑苇”,荻草与芦苇,苇穗圆,荻穗如鸟翎。[40]“蚕月条桑,取彼斧斨”,“蚕月”,南宋严粲《诗缉》引程子[41]曰:“当蚕长之月也。计岁气之早晚,不可指定几月也。”“猗彼女桑”,“猗”,赞美之词。余以为:“猗”,叹词。(嘆与歎不同。歎,悲歎;嘆,嘆美。)“猗欤休哉”,即今口语“好哇”。“猗彼女桑”,对于此句,毛传:“角而束之曰猗。”朱子曰:“取叶存条[42]曰猗。”不通。采桑无取叶存条之说,朱注非。郝懿行之妻王照圆[43](郝作有《诗问》,王问郝答。《郝氏遗书》内有王照圆辑《梦书》,亦不完备),曾作《诗小纪》曰:“桑树芟荑弥茂。猗,言茂美也。女,言柔弱也。今浙中种桑皆小桑,其枝每岁皆经芟荑。”“女”,形容词,有柔小之意,如女墙、女萝。

由此看来,学确实要注意实地生活,使生活与书本打成一片,“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古语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也可说:“一事不能,儒者之耻。”此事未必办得到,然而此[44]心绝不可无。自爱因斯坦发明相对论,罗素发明数理哲学,现在这些空谈家只是嚷嚷几个口号,其实什么都不知道。“五四”前后,文坛上忽而倡大众化,忽而倡民族主义。鲁迅先生只是在旁冷笑,因为他们只会嚷嚷一顿,结果什么也做不出来。如写战争,我们根本没上过前线,只说大炮一响,血肉横飞。这是口号,不是文学。西班牙[45]湮巴奈兹(Ibanez)《启示录的四骑士》写德法战争,写炮声、子[46]弹飞走声,真好,真是音乐的。若是文学只是床上架床,一点新的装不进去,那么文学只有退步没有进步了。

四章:“四月秀葽,五月鸣蜩”,“葽”,严氏《诗缉》曰:“远志也。”“八月其获,十月陨萚”,“萚”,落叶。“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貉”,毛暖,然为贱者之服。孔颖达疏:“礼无貉裘之文。”“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同”,郑笺:“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程子曰:“谓会聚共事也。”《论语》曰:“宗庙之事,如会同。”(《先进》)即今所谓通力合作。“载缵武功”,“载”,句首语词,始,哉。

五章:“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斯螽”,蝗之类。《诗缉》:“蚱蜢也。”“莎鸡”,《诗缉》引陆农师(佃)说以为络纬。络纬又名络丝娘,又名棺材头,乃象形。古谚云:“络纬鸣,懒妇惊。”“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似有诗意,可是实在真吵人。天下没有不能写成诗的,只在一出一入,看你能出不能,能入不能。不入,写不深刻;不出,写不出来。“穹窒熏鼠,塞向墐户”,“穹”,毛传:“穷。”“窒”,毛传:“塞也。”马瑞辰谓“穹”训“治”,“窒”训“实”。“穹”似今所谓根治、彻底清除。“墐”,以泥涂之,犹今以纸糊之。“嗟我妇子,曰为改岁”,“曰为”,语词,或单用“曰”,如毛诗“曰归曰归”(《小雅·采薇》)等于《论语》“归欤归欤”(《公冶长》)。曰,句首语词。《尚书》语词有“粤若”,又作“聿”。《魏书》有“岁聿云暮”(《乐志》),“聿云”犹“粤若”“曰为”(“曰为”重,“聿云”轻),“聿云”,句中语词,其实“岁聿云暮”即“曰为改岁”。而“聿云”“曰为”不能通用。文法是依句子推出来的,而句子不是依文法造的。

六章:“六月食郁及薁,七月亨葵及菽”,“郁”,毛传训“棣属”;“薁”,[47]严氏谓“薁”即“郁”。非是。“葵”,南北朝贾思勰《齐民要术》谓“有紫葵、白葵二种”,然则非今习见之向日葵也。《左传·成公十七年》:“葵犹能卫其足。”旧注以为葵花向日,故能卫足。(不可解。)其所谓葵绝非今日向日葵。杜诗:“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示从孙济》)“放手”犹言信手之意。老杜所言葵乃宿根植物,而非今所谓向日葵。“菽”,豆也。菽乳,豆浆。“八月剥枣,十月获稻”,“剥”,毛传:“击也。”陆德明《释文》:“普卜切。”毛盖以“剥”为“扑”之假。“为此春酒,以介眉寿”,“介”,郑笺:“助也。”“眉寿”,毛传:“豪眉也。”“豪”,盖即“毫”。毫,后起字。(毫厘、豪釐,同。豪、釐,原皆为动物名。)“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壶”,毛诗作“瓠”,后谓之葫芦。(吾人每于一字声与韵之间加来母。)“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叔”,毛传:“拾也。”《说文》:“从又尗声。”叔、收、拾,一声之转,或作“掓”。“采荼薪樗”,“樗”,臭椿也。

七章:

乡语云,宁做十年道,不做一年场。“九月筑场圃,十月纳禾稼”,“筑”,以杵击之。今俗语“揍”,盖即“筑”之转。“傅说举于版筑之间。”(《孟子·告子下》)“禾稼”,总称;单称“禾”,谷也。(谷子,小米。)“纳禾稼”,“耕”“种”“获”“舂”“纳”,至“纳”一年之农事完了。“黍稷重穋,禾麻菽麦”,“重”,先种后熟;“穋”,后种先熟。“嗟我农夫,我稼既同,上入执宫功”,“我稼既同”,“同”,《诗缉》曰:“聚也。”有功成之意。“上入执宫功”,“上”,毛传:“入为上,出为下。”(如上城下乡。)“宫功”,郑笺:“上入都邑之宅,治宫中之事矣。于是时男之野功毕。”(“野功”,野,农田;功,农事。)朱注:“宫,邑居之宅也。或曰:‘公室官府之役也。’”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曰:“按古者通谓民室为宫,因谓民室中事为宫事。《夏小正》‘三月妾子始蚕,执养宫事’,《昏礼》‘戒女词曰,夙夜无违宫事’是也。《尔雅》:‘公,事也。’宫公即宫事也。……宋儒以‘宫公’为公室宫府之役,误也。正义本作‘执宫公’,今本作‘执宫功’者,从唐定本改也。公、功,古通用。《六月》诗‘以奏肤公’,即以奏大功也。《瞻卬》诗‘妇无公事’,即妇无功事也。功与公皆为事,定本不知公与功同义,故易之耳。”

清治毛诗者二家:一陈奂,专尊毛;一马瑞辰,兼采毛、郑,或独出新意。陈奂文字学亦深,唯稍嫌固执耳。欲治毛诗,应通古社会学。治文学亦该有科学脑筋,字字如铁板钉钉,句句如生铁铸成,丝毫不能放松。“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于茅”,“于”,於,从事也。“索绹”,“索”,毛传:“绞也。”即搓也。“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乘”,毛传:“升也。”郑笺:“治[48]也。”“屋”,郑氏谓屋为野庐之屋,乃田中草舍也。(草团瓢,纪[49]晓岚谓当作团焦。)“亟其乘屋”,朱注:“亟升其屋而治之。盖以来岁将复始播百谷,而不暇于此故也。”“其始播百谷”,郑笺:“谓祈来年百谷于公社。”“播”,布也。

八章:“二之日凿冰冲冲,三之日纳于凌阴”,“冲冲”,毛传:“凿冰之意。”(意在事先。)朱子《诗集传》从之。严氏《诗缉》谓为“和也”。凿冰即凿冰,何“意”为?冲、和互训,如意志、智慧,可并举,可单举。讲“冲”为“和”,或谓其人和同心协力欤?按:“和”,当训为“人和”之“和”。“三之日纳于凌阴”,“纳”,“内”之后起字。纳,原当作“内”。“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蚤”,早。“九月肃霜,十月涤场”,“肃”,毛传:“缩也。”万物收缩故曰“肃霜”。“十月涤场”,即前章之“十月纳禾稼”。“涤”,扫光。“朋酒斯飨,曰杀羔羊”,“朋”,毛传:“两樽曰朋。”朋、比互训。“斯”,是。“朋酒斯飨”即“朋酒是飨”。“斯”“是”,语词,用于动词前。《尚书》“惟妇言是用”(《牧誓》),实即唯听妇言之意。“是用”,加重语气,如西洋助动词auxiliary verb。“曰”,语词,韩诗“曰”作“聿”,一声之转。“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公堂”,毛传:“学校也。”朱子《诗集传》:“君之堂也。”公堂盖即共同聚会之所,公共场所。“称彼兕觥”,“称”,朱子《诗集传》:“举也。”然此外未见“称”作“举”解者。余以为:“称”即呼也。举酒而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疆”,境也,竟也。(境,后起字。)境、界、疆,一音之转。“万寿无疆”,韩诗作“受福无疆”,总之颂祷之词。《诗经》现在需要训诂,此乃时代关系,实即当时方言。《七月》一首,最“达”而且最“雅”。

诗有叙事、写景、抒情。

抒情诗最易写。《国风》中亦以抒情诗为多,无论其写得美丽或沉痛,美丽可感动人之感觉,沉痛可感动人之感情。

写景:大自然,风月、山水。(大自然原是美的。西湖美为洋楼所毁,大明湖朴实可爱亦毁于洋楼。人毁坏大自然之美。)写景亦可写得美丽沉痛,景中有情。

最难写的是叙事的诗,难于写得美,因少幻想。如白居易《长恨歌》,自开始至贵妃死都写得不好,勉强凑合,几不成诗。至“忽闻海上有仙山”才写得好了。“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颇有老杜气概,而较老杜自在从容,因此是幻想,故易写。此外就是“传奇”的,也易写得好,如白居易《琵琶行》,虽无《长恨歌》之奇情壮采,而尚能动人,便因其为“传奇”的。(传奇,此乃翻译,实应为浪漫的,romantic,非真实的。)其不同于幻想者,幻想是鬼神的,传奇是人事的,而二者有一相同点,即全为非真实的。《诗经·豳风·七月》真是一篇杰作。

唯有《七月》一类诗难写,没有一点儿幻想色彩,也没有一点儿传奇色彩,全是真实的,故难写成诗。所谓难写,并非不能写;难,是我们才力不到。天地间事物没有不能写成诗的。《七月》所写是老百姓平常人的平常生活,难写而写出来了,而且写的是诗,不是日记,不是账本子,不是有韵散文。(我们写日常生活,不是日记,便是记账。)

同时,《七月》又是非个人的。《长恨歌》《琵琶行》皆有主人翁,是个人的。老杜名为“诗史”,但如其《北征》《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亦仍嫌其个人色彩太重,不过从其个人描写中可看出别人乱离生活。虽然如此,但究竟是以自我做中心,少普遍性。普遍性令人想到近代所谓“集团”。集团性力量非常大。近代作家提倡集团,但其作品仍是偏于个人而非集团性的。《七月》真是集团性的,不是写的一两个人,是写豳地所有人民。《长恨歌》只是杨玉环,《琵琶行》只是商人妇;而《七月》是豳地所有人民,比前二者伟大。

再其次,《七月》是平凡的。这与真实相近,而实不同。历史上许多真实事并不平凡。洋车夫的生活是平凡,也是真实,但很难写得好,最好是他们自己写。最要者,真实中还要有韵味,余味不尽。写“集团”,难得是调和,在团体中找出共同性;平凡是难于写得伟大(神秘)。

同时,《七月》又写出中国民族之乐天性。这是好是不好,很难说。如天真是好,而天真是幼稚;坦白是好,而坦白是浮浅。中国人易于满足现实,这就是乐天。乐天者爱和平,即便是阿Q也爱和平。“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孟子·离娄上》),就因为不乐天。人不该这样生活。乐天是保守,不长进;而乐天自有其伟大在,不是说它消极保守,是说它的积极性,人必在自己职业中找到乐趣,才能做得好,有成就。《七月》写人民生活,不得不谓之勤劳,每年每月都有事,而他们总是高高兴兴的。这样的民族是有希望的,不会灭亡的。《七月》从头到尾都是男性的诗,硬性的,阳刚,力的表现。力即美,但分言之,力与美又为二者,只言美则偏于优美。但《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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