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四十年”丛书(套装3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韩庆祥 主编

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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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四十年”丛书(套装3本)

“我的四十年”丛书(套装3本)试读:

总目录

CONTENTS封面版权信息

四十年四十人

四十年来家国亲历中国四十年四十年四十人

目录

CONTENTS

总序

谢高华

我的富民梦

樊建川

我要建一个改革开放馆

吴协恩

希望退休的时候,华西人能叫我一声“老书记”

马云

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的我们

李书福

向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致敬

王水福

我的航空梦

黄代放

结缘清华,泰豪筑梦

章华妹

四十年里完成七件“家庭大事”

范渊

初心不变,做网络安全忠实的守护者

余熙

用精彩的中国故事感动世界

黄允

我用电视剧记录时代

王辉耀

我的获得源自改革开放

王一林

初心不改系琼州 天涯梦想又逢春

张森

勇立潮头——我与改革开放同行

刘殿魁

运河船家四十年之变

周仕超

我的绘画“走出去”

于秦峰

矢志不渝,做大叫响北派黄酒

娄宏霞

我和我的外国友人们

吾建英

一个乡里囡妮的四十年

程华

我所见证的银行二十年

刘真骅

心不长皱纹就永远年轻

周香莲

四十年,四个讲台谱写人生

徐金波

“无中生有”,创造中国冰酒

陈文华

改革开放与我的艺术圆梦之旅

陈秀民

草原人的幸福

张文静

我与红楼的不解情缘

杨嘉利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郭梦月

梦想是一轮明月

杨木华

穿越我生命的四十年光阴

龙玉纯

幸福的赶路人

江辉生

爱上橄榄绿

吴明志

做民族瑰宝的守护传承人

王明忠

昔日曾搏击于激流

李文山

我和自行车的故事

盛常国

一个修鞋匠的文学路

王闽九

用脚步丈量美丽中国

刘跃清

我们一家人

王薇芳

又是一年麦收季

蔡运磊

兄弟的步子

魏民

寻梦深圳——我和小伙伴们的创业故事

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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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是强国之路!1978年由中国共产党开启并领导的这场波澜壮阔的“时代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命运,真正创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举世瞩目的惊世奇迹,全面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该到全面深入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了!值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之际,政界、商界、学界等社会各界都在认真总结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所具有的全球意义、战略意义。不过,有的是从感性层面,有的是从知性层面,有的是从理性层面,很多研究成果已陆陆续续问世。

改革开放既要依靠人民,还要为了人民。在这林林总总的研究改革开放史的成果中,除了宏大叙事的“改革开放全史”,也需要有以“人”为主体和主线的有血有肉、有过程、有成长、有故事、有细节的改革开放“个人史”。不仅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无数个人的命运,而且因为这一个个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的“人”,才是改革开放的参与者、推动者、建设者和见证者,也是改革开放红利的受益者。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且在不同程度上,书写着改革开放的新篇章!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历史叙述应善于通过人和故事反映经济社会变迁、制度体制变革。改革开放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现场感”,是其他历史研究所不具备的。这种现场感对于理解、解释历史至关重要。

浙江文艺出版社以独特视角,以“讲好中国故事”的方式,策划并组织出版的“我的四十年”丛书,着眼于在改革开放大潮中人的命运的向好改变,选取“三种人”为主体,每一种选取四十人,讲述他们亲身经历的改革开放故事。

第一种,是我们国内的人民,这块土地上的主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亲历者、受益者。四十年来,他们经历了改革开放进程中的历史细节,经历了个人命运的变迁,全程体验了改革开放这一伟大变革的重大意义。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四十年四十人》。

第二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到世界各国工作、生活的华人华侨。他们站在世界的坐标系和东西方文化对比的场景中,与祖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历程同频共振,以独特的感知和体验,诠释了中国改革开放对世界的影响。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

四十年来家国

》。

第三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世界各国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和创业的外国人。他们以“客人”的身份和视角亲历、见证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通过亲密接触和深度融入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书写这种故事的这本书,叫《亲历中国四十年》。

从茫茫人海中“随机”征集和“自觉”选定的这一百二十个人的故事,就是一百二十滴水,就是一百二十部史诗!汇集到一起,可以映见无数个人命运的发展改变,可以映见改革开放美丽故事的海洋,可以映见四十年来鼓荡的时代大潮和宏伟的壮丽史诗。这一百二十滴水也可以映见,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史不是一条平静的“内流河”,而是时刻与全球经济交融激荡的“世界性洋流”。这一百二十滴水还可以映见,人类社会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中国人、海外华人、外国人,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合作共赢的利益共同体。

为了讲好这一百二十篇故事,三本书的主编以及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不辞一切劳苦,克服种种困难,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以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政治责任,加班加点,做了大量很有意义的工作。由于来稿的华人华侨生活在国外,有时差,编辑们都是在半夜三更与作者联系沟通,修改文章;在国内的外国作者则来自世界五大洲二十多个国家,讲不同的语言,为了跟他们沟通好,把文章修改到位,请了许多翻译和朋友帮忙。为体现全面性、代表性并富有创新性,三本书稿文章的征集,考虑到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职业、不同角色、不同文化程度、不同年龄作者的典型性。经过艰辛努力,呈现给读者的,可谓是一套“真实、立体、全面”地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展现中国形象的丛书。

这套丛书最可贵的,就是立足于讲述“历史现场”中“人”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和真切感受,以鲜活真实生动的“个人史”体现改革开放四十年的伟大成就。这是一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主题之书,是一部凝结个人发展命运的时代之书,更是一部有血有肉有温度的具备持久生命力的改革开放“史记”。

讲政治、讲故事、讲全面,善思考、善总结、善提升,重感知、重本质、重形象,是本丛书最鲜明的特点。

改革开放永远在路上,讲好中国故事,也永远在路上!谢高华◎1931年出生,浙江衢州人。1953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浙江省衢县县委书记,衢州市委(县级市)书记,义乌县委书记,金华地委农工部部长,衢州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衢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等。2017年4月,荣获中国市场学会颁发的“全国商品交易市场发展终身贡献奖”。改革开放初期,任义乌县委书记期间,在全国率先开放小商品市场,试水经济体制改革,是义乌改革的开拓者和义乌市场发展的奠基人。我的富民梦

我今年88岁了,从1949年6月被选为村农民协会委员起,我就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让我们祖祖辈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富起来,1953年5月加入党组织后,这一梦想更加强烈。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让我心想事成、梦想成真。到如今,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当年工作过的义乌经过历届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2017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6.6万元和3.3万元,多年位列全国第一,人均储蓄额、每万人汽车拥有量等12项指标位列全省第一。百姓从贫穷走向了富裕,这是我最欣慰、最高兴的事。调查研究,脱贫有了突破口

1982年5月,组织上把我从浙江省衢州市(县级市)市委书记任上交流到义乌县任县委书记。当时,衢州穷,义乌更穷,“七山二水一分田,粮食高产贫穷县”“一条马路七盏灯,一个喇叭响全城”就是当年义乌的真实写照,一个县的财政收入不及杭州地区余杭的一个镇。衢州人均有一亩多地,自然条件好,粮棉油等农副产品较丰富;而义乌土地贫瘠,资源匮乏,人均只有四五分地,农村不少地方连饭都吃不饱。义乌,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就是“鸡毛换糖”的拨浪鼓。到了大年三十,我们在家里过年,许多义乌人却出门在冰天雪地里走街串巷做生意,并经常露宿街头。所以,当年年迈的母亲得知我要去义乌工作的消息,就有点心疼。除了“穷”,当时的我对义乌真是一无所知。因此,作为新上任的县委书记,到人地生疏的义乌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依靠干部群众,下苦功,多搞调查研究,多听多看,尽快了解本地情况,熟悉工作环境。“翻两番”是改革开放初期最时髦的口号,我来义乌工作的首要任务就是找到当地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突破口,努力实现党中央提出的到20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

我调到义乌工作时,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体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开始推行,义乌的稠城镇和廿三里镇已经自发形成了小商品市场。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鸡毛换糖”一直被视为“盲目外流,投机倒把,资本主义尾巴”,有关部门一如既往地对此采取禁、打、关、赶的政策和措施,可是,又怎么也禁不住、打不倒、关不掉、赶不跑,长期作为义乌的一大“包袱”存在。

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为什么会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这个问题引起了我的深思。我觉得“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剥夺农民生存权,这样做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那么怎样来看待、解决义乌农民从商的问题呢?对此,当时义乌的干部群众争议很大,县委班子内部意见也不统一,而群众很想从商又怕挨批。面对这一切,我们只能按照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认真开展调查研究,从实际出发解决问题。于是,一连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我们组织大批干部下基层,通过召开座谈会讨论、个别交谈等形式,面对面地听取意见,系统地开展调研。由于我初来乍到,人们一时还不认识,所以我去调查时,群众敢反映真实情况,我也就获得了不少第一手材料。调查越深入,我越觉得在人均耕地很少的义乌,农民在不影响农业生产的前提下,从事小商品经营以积累生产资金、贴补生活,实在是件好事。于是,我根据调查中得出的结论,在一次县级机关干部大会上提出了看法:“义乌的小商品经营活动不是一大‘包袱’,而是一大优势……”当时干部群众议论纷纷,反响强烈,有人高兴,有人担心。我就通俗地摆出了自己的理由:“就拿鸡毛换糖来说吧,义乌货郎走南闯北,千辛万苦,一家一户地去用糖换鸡毛、鸡内金,回来后,将上等的鸡毛出售给国家,用以制作日用工艺品;差的用作传统肥料,提高粮食产量;收购的鸡内金出售给医药公司做药品。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我心里预感到实现义乌农民脱贫致富的梦想有了突破口。共担风险,富民有了大平台

在系统深入的调查面前,县委常委们统一了思想,形成了共识,认为应该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但是,在当时既无明确政策又无先例的状况下,县委要开放小商品市场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一些同志难免会有顾虑,我很理解。作为县委书记的我必须有非常明确的态度。为了实现富民梦,敢不敢从实际出发担当风险?很快我做出表态: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开放义乌小商品市场,出了问题我负责,为了百姓利益我宁可不要“乌纱帽”,回家种田。县委、县政府班子成员和县工商局、相关区镇干部也在工作中同舟共济、共担风险,并于1982年9月5日以“稠城镇小百货市场”之名开放了义乌小商品市场。

市场开放了,政策出台了,但是观念的改变还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无论干部还是群众,过去长期受“左”的思想禁锢,“怕”的思想是难以在短期内消除的。于是,在1982年下半年,我们组织义乌乡党委书记及以上干部到温州去考察,学习温州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这趟考察我很受触动,我认为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温州,大家也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思想观念开始有了较大转变。

考察回来以后,我们趁热打铁,县委做出了四条决定:一是大胆拨乱反正,对一些冤假错案予以平反,摘掉那些莫须有的帽子,为蒙冤者恢复名誉;二是县委召开大会,大力表彰经商办厂能人,明确提出,党员干部要大胆带头致富;三是召开专业户、重点户、农村致富能人先进代表大会,大张旗鼓表彰和奖励勤劳致富先进代表;四是要求县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群众从事商品生产经营,要开“绿灯”——工商部门要准予登记,发放营业执照,银行要给予开户,财税部门要开源节流,合理合法收税,其他执法部门要为合法经营者保驾护航。县委还规定,要为小商品市场发展排忧解难,做好服务工作,凡阻碍小商品市场开放的,要批评,甚至追究领导责任。这一系列措施推出后,义乌农民克服了“怕”字,换上了“敢”字。他们有了小商品市场这个富民大平台后,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尽其才。实践证明,我们的做法是得人心、顺民意的。“四个允许”,致富有了定心丸

事情虽在朝着我设想的方向发展,但是说心里不打鼓、不担心是不可能的——我们是一路在“拓荒”,朝着不曾有人涉足的禁区前行。小商品市场开放后,农民要进城、要经商的愿望更加强烈,这在过去的观念看是“弃农经商”,小商品加工经营户雇用帮手是“资本家雇工剥削”,这是绝不允许的;许多小商品经营者往返于义乌和上海、北京、广东甚至偏远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间,这又是“长途贩运”,一直都被视为禁区;个体经商兴起,与国营、集体商业形成了竞争;在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情况下,有些人悄悄地把责任田转包给了他人……新情况、新问题随着“新决定”井喷式地出现。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经过反复研究后做出了“四个允许”的决定,1982年11月26日,我在全县专业户、重点户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四个允许”:一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队同意下将承包的口粮田、责任田自愿转包给劳力强的户;二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生产需要的时候经过批准雇用三至五个学徒或帮手;三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按合同交足集体以后,将自己生产的农副产品继续卖给国家,也可以向市场出售;四是允许专业户、重点户在国家计划指导下,完成国家征购、派购任务后,长途运销自己的产品。一年后,县委又进一步概括明确了“四个允许”内容,即“允许农民经商、允许长途贩运、允许放开城乡市场、允许多渠道竞争”。这“四个允许”推出后,给农民勤劳致富吃了“定心丸”,解除了义乌农民参与商品经济活动的束缚,涌现出了一大批敢想、敢干、肯吃苦的能人,从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兴商建县”,发展有了新战略

有了一定的底子,还要在宏观战略上定个调子,让义乌的商品经济在正确的轨道上继续稳步地走下去。在阅读了许多国内外城市经济发展的资料后,我又学习借鉴了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尤其是受日本“贸易立国”战略的启发,从1983年起,我在不同场合的会议上曾多次提出“以商兴县”“贸易兴县”的区域经济发展设想。

1984年10月,我在全县区乡党委书记会议上正式提出了“兴商建县”(后改为“兴商建市”)的区域发展战略,指出要“以贸易为导向,贸、工、农相结合,城乡一体化,兴商建县”。“兴商建县”发展战略口号提出后,义乌人民非常兴奋——县委为义乌今后发展指明了方向,生意可做了,通过做生意富起来不用怕了。“兴商建县”战略在同年12月得到了时任浙江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沈祖伦同志的充分肯定。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整个义乌,从县委班子成员到普通老百姓,思想上的顾虑才基本消除。

义乌商业全面发展起来,市场的繁荣、兴旺与当时交通状况的矛盾又凸显出来。当时,一种“天目山”牌三轮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车程和运力等都很有限。面对着如此繁忙且还在不断增大的人流、货流量,我找到上海石化总厂原厂长傅一夫(义乌人),我告诉他,义乌现在很穷,要他支持家乡的经济建设。他说:“怎么支持呢?”我说:“义乌自从小商品市场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很快,但是,交通运输状况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严重制约了经济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希望你能支持义乌的交通建设。”傅一夫当即表示,要支持义乌发展交通运输业。于是,义乌县政府出了两辆客车,上海石化总厂出了两辆客车,还有另一个单位也出了两辆客车,组成了一个“三联运输公司”。客车放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并直达杭州、上海等地,大大方便了南来北往的客商。

我还向上海铁路局提出扩建铁路义乌站建议。当时找到了在上海铁路局工作的衢州老乡周聪清(曾先后担任上海铁路局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他的老家是衢县杜泽区莲花村,我曾担任杜泽区区委书记,就凭这一“老乡身份”为义乌站升格之事到上海找他帮忙。后来,经过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和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如今铁路义乌站已从过去的三等小站发展成为上海铁路局举足轻重的一等站,成为浙江唯一的铁路对外开放口岸。“兴商建县”的发展,对国营商业、集体商业都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他们反映很强烈,说这是小商小贩们抢了国合商业的饭碗。听到这些反映后,我几次跑到小商品市场和国营、集体商店了解经营情况。相比之下,我觉得小商贩的摊上,商品花色品种多样,经营灵活,服务态度好;而国营、集体店家的商品品种单一,服务态度也差。有一次,我批文件的铅笔用完了,就到县委斜对门国营百货商店去买,当时当班的营业员正在埋头看小说,可能是正看得来劲,我问她有无铅笔卖,她头也不抬地说:“没有。”我看到玻璃橱里明明放着很多我要的那种笔,就说道:“同志,这不是有吗?”她颇不耐烦地站起来,也不说价,拿了支笔往柜台上一扔,就自顾自地看小说了。后来,我去县商业局了解有关国营、集体商业的经营情况时,他们说,被小商品市场冲掉了。我就半开玩笑地说:“堂堂的国营百货公司居然被小摊贩冲垮,真是没用!”当时,我虽然压力很大,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认为,国合商业不能养尊处优,应该主动参与到多渠道竞争中去。“定额计税”,市场成了“大金矿”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兴起、发展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波折是关于税收制度的问题。当时,我国仍延续着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改造时的税制——“八级累进税制”,即经营得越好,税率也就越高。由于市场的迅猛发展,这种税收政策和传统的征管办法遇到了新的难题:上千个摊位,几万人加工、经营小商品,商品种类多,价格随行就市,有的商品上午卖1元,下午则卖1角,很难凭税票征税。再加上当时市场经商的个体户资本少,做的是小买卖,薄利多销,所以,税务人员收税难,他们“南征北战”苦不堪言,而经商户也怨声载道——税收干部收税像抓贼一样,搞得“鸡飞狗跳”不得安宁。好多市场经营户直接找我反映这一情况。

小商品市场要开放、发展,“皇粮国税”必不可少。但对于小商品市场这个新事物,怎么征税成了当时一个紧迫的问题。为此,县委、县政府组织力量搞调查,我也找了财税部门的同志多次商讨。当时,我对财税部门的同志讲了自己的观点:政策、法规若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它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我无权改变税法,但我们要从实际出发,制定既有利于小商品市场发展,又有利于国家税收增收的办法。经过反复调查研究后,义乌县委、县政府在金华地委书记董朝才同志支持下,本着“发展生产,培植税源,造福于民”的指导思想,“无中生有”地在市场上推行了凝聚义乌人民智慧的“定额计征,源泉控管”税收征管办法,纳税人除了“上缴国家的,留足市场的,余下的都是自己的”。这一“点石成金”的举措,不仅解决了小商品市场征税中的难题,公平了税负,稳定了秩序,也增加了税收收入。这一“莫名其妙”的创造,为义乌市场可持续发展挖了个“大金矿”,不断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淘金者”,为义乌市场后来成为“全球之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是成就义乌“小商品、大世界”的奥秘所在。

由于当时这种方便、新颖、实用的税收征管办法开了全国的先河,因此争议很大,有的甚至说我是在支持偷税漏税。有位新华社记者到义乌调查税收情况后,对此很肯定,写了一篇关于义乌税收办法推出过程的报道刊登在“内参”上。当时财政部主要领导看到这篇文章后,就把这份材料及批文转到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王芳处,说义乌的定额包干征税是违反税法的。王芳同志对义乌工作很支持,对税收问题很慎重,特意请了省财政厅的同志到义乌进行调查。我向他们介绍义乌情况的同时,还举例指出一些税收政策在贯彻中存在的问题。省财政厅的同志听了意见,写了调查报告,其结论是:义乌推出的税收办法是可行的,但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加以完善。这事实上是对义乌小商品市场所推行的税收征收办法的理解和支持。

由于义乌人民勤劳好学,诚信包容,敢为人先,市场经济观念强又不排外,由于义乌县领导班子成员事业心强,艰苦创业,勇于奉献,由于义乌县各个部门、乡(镇)、村的党政组织支持县委工作,所以,义乌经济社会发展很快。回顾改革开放初期这段工作经历,我很感谢义乌干部群众对我工作的信任和支持。义乌的兴旺发达,是义乌人民的创造。而我本人,由于能力有限,工作水平低,在工作中缺点和失误也很多,许多本该做得更好的事没能做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心存愧疚。令我十分欣慰的是,在我调离后,义乌历届党委、政府坚持“兴商建市”发展战略不动摇,咬定青山(市场)不放松,义乌小商品市场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一个朝气蓬勃、欣欣向荣的义乌正展示在世人面前。愿义乌的人民更加富裕,生活更加幸福美满。

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实现了我的“富民梦”,我很庆幸自己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参与者、见证者、追梦人。今后,让我深爱的义乌人民尽早用上量大(东阳横锦水库库容量的十几倍)质好的衢州乌溪江水,过上富裕又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我一个耄耋老人的新梦想。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也能梦想成真!(谢高华/口述 何建农/撰文)上世纪80年代,田头午餐会2007年10月20日,参加中国义乌国际小商品博览会,义乌百姓自发组织车队迎接2016年10月,参加义乌稠州中学升旗活动后与校长等交流学生素质教育问题2018年1月,与新华社记者谢云挺(左)、同济大学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何建农(右)畅谈义乌市场发展美好前景樊建川◎1957年出生于四川宜宾。收藏家,建川博物馆馆长,成都建川实业集团董事长,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委员。改革开放四十年中,下过乡,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20世纪90年代末,建立建川博物馆,至2005年,建成全国最大的私人博物馆聚落。展馆包括抗战系列、红色年代系列、抗震救灾系列、民俗系列等。2018年新增改革开放馆,积聚四十年历程中国家和个人的点点滴滴,留住民族命运改变的历史记忆。我要建一个改革开放馆

我现在61岁,改革开放开始于我21岁那年,到今年整整四十年。这四十年,我下过乡,当过兵,教过书,从过政,经过商,最后办博物馆。这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我是亲历者,同时,我是一个建设者,也是见证者、受益者。今年,我要在我的博物馆聚落中增开一个改革开放馆,记录这一伟大历程中的一个个脚印。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考入军校的士兵

改革开放前,我的日子,一句话,都是苦日子,饥饿是最大的问题。我四五岁赶上困难时期的大饥荒,到当知青的时候,仍旧常年处于饥饿状态。那种实实在在的饥饿感,刻骨铭心。1976年底,部队来招兵。我想,当兵嘛,应该能有饱饭吃的,加上我父亲是个优秀的军人,我有很深的军人情结,所以我就去了。到部队是1977年1月份,内蒙古化德县二道沟。那里条件很艰苦,蔬菜只有土豆、白菜,西红柿、辣椒这些品种几乎见不到,水果一年只发一次——苹果,一次发四个,吃一年,而且天寒地冻的,一年只有三个月不用穿棉袄,也看不到几个人。我在新兵连除了训练,成天就知道干活,没什么别的想法。训练完后,到了离二道沟七八里远的连队。这段经历很艰辛,但非常值得,非常珍贵。我不仅学会了使用冲锋枪、步枪、轻机枪、重机枪,还有炮,还得过“特等射手”称号呢!部队生活激发了我的文艺创造力,我还写过一首《一号山之歌》。我会拉手风琴、二胡,办黑板报,学习毛主席著作更认真,干活又卖力,被树成典型。我还立过三等功,被《解放军报》表扬过。

部队想提拔我当排长,我说我不想当,因为确实有点受不了那里的环境,内心还是想改变的。这个时候,高考已经恢复了,我的教导员陈章元鼓励我参加高考。他说:“小樊,时代变了,要读书了,今后军队要军校生了,你要想想办法了。”可以说陈教导员的点拨改变了我的人生,我非常感谢生命中遇到的这位贵人。

我让家里寄来高考复习资料。离高考只有二十多天了,我天天把五本书背在身上,有时间就看。高考是去化德县考的,数学考了8分,极其不争气,地理和历史考得不错,总分算上线了。但我还是很纠结,因为当时规定从部队考上地方高校的,毕业后还是回部队。正好碰上西安政治学院招生,毕业后可以到军队院校当老师。当时我的高考分数过了线,地方高校没有录取之前,可以去报考,部队也同意了。1979年9月,我非常幸运地收到了西安政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考入军校的士兵。

现在看来,那次考试真的是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我的人生轨迹第一次和国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去西安上学读书,我可能就在内蒙古干下去,走另一条路了。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学游泳

从西安政治学院毕业后,我当过大学老师,后来转业到宜宾当公务员,1991年当宜宾市副市长。当时我这个副市长分管体制改革,实际上我的任务就是发展乡镇企业。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1992年10月十四大召开,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非常赞同这些论断、决策,我紧跟形势,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践它,去锻炼锻炼,亲自参与进去。宜宾的“碎米芽菜”公司就是我当时操办的,到今天这个企业也发展得非常好,宜宾特产“碎米芽菜”已经走向了全国市场。之前,宜宾芽菜用大坛子装,没有工业化生产,政府帮企业解决资金问题,把工厂建了起来,把芽菜朝现代化方向做。芽菜生产出来后,我还帮着扩大宣传,就在地摊市场上卖,大声吆喝卖。这一卖大家都知道了,报纸也去了,电视台也去了。当时没有市长去摆地摊,一般放不下身段,觉得跑去市场卖芽菜很掉价,况且是帮一个企业卖。《四川日报》有篇文章《樊市长摆摊》,宜宾电视台也拍过《市长摆地摊》,好像还获了个新闻奖。接受采访时我说了一段话:实际上我就是体验市场经济,在商品经济的海洋里学游泳。

真正下海游泳是在1993年,在宜宾干了五年之后。为什么要辞职呢?一是觉得我不太适合干这个工作,嘴巴太快了;二是我喜欢收藏,宜宾偏远,不适合我搞收藏;三是觉得公务员收入太低了,市场经济的大潮就在眼前,我一个学经济、教经济、管经济的,能不能在市场经济的大潮里面干经济呢?我想检验一下。于是我就辞职下海,到了成都。

我租了一个三十平方米的房子。我当时去给企业打工,挣工资,交房费,然后我还要攒点钱准备创业,所以特别节省。我们的房子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卧室,有一个小厅,我女儿就睡在小厅的沙发上,我们两口子住卧室。

我记得有一天深夜,警察来查暂住证,我不知道要办暂住证,当时户口本、结婚证都没带在身边,警察就要把我带走。后来我在身上到处找,终于摸到一张我之前在宜宾时的人大代表证。警察验证核对了一下才走。第二天我就去了跳蹬河派出所,办了暂住证。1994年初,和几个朋友凑了一百多万起步,办起了“建川房屋开发有限公司”,进入建筑行业。其实这是一个未经考虑的入行,但是入对了,到了一个很有发展能获得利润的行业。我花心思学习钻研,勤跑勤干,慢慢就有了些成绩。后来我还被评选为成都市优秀市民、突出贡献市民。当时还举办了一个隆重的颁奖仪式,市委书记和市长给我颁奖。我得的奖杯现在还珍藏着,上面刻着字:“第二届金芙蓉杯十大最具影响力人物樊建川。”

我从一个无证人员变成成都市的杰出市民,这是什么原因?是我樊建川有本事吗?不是,不是我有本事,是改革开放有本事。想起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家五口人,一辆自行车。在县城里面,我们家里有辆自行车,就算是很富裕的家庭了。但现在呢,我女儿有台车,我女婿有台车,我妻子有台车,我自己有台车,这就是这四十年的变化。其实我们一个家庭的变化,只是这个变化的一个缩影而已,所以我特别想做改革开放的陈列馆。

我从小就喜欢收集在别人眼里微不足道的东西,有收藏意识。藏品多了,就想盖几间房子把它们装进去,而且也为了合法地收藏更多东西,所以,1999年建立了建川博物馆。做了这么多年,到今天已经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私人博物馆,我很欣慰,很自豪。这个改革开放馆就准备设在四川的建川博物馆聚落中。小物件,大时代

改革开放馆的房子,我现在已经建好了,文物也已经征集了几十万件,现在要开始动手陈列展品了。说到征集展品,我也特别有感触,改革开放深得人心,每个人都是受益者,走到哪儿都有支持者!2018年1月,我专门到北京走了一趟,就为了再征集一些展品。响应的朋友很多很多,马未都、孙冕、米家山、潘石屹、陈丹青、高晓松等等,都非常积极地参与进来,著名作家张抗抗大姐送给我她的手稿,歌手崔健也托人送来手书的歌谱,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也大力支持我。

我征集的文物,都是一些个人收藏的小物件,但每一件背后都有一个时代的故事。比如说“大哥大”。我记得在90年代大哥大刚出来的时候,我也买了一个。大哥大当时两三万块钱一个,手里面能够拿个大哥大的人那真是很有钱的人,那不得了。跟别人谈项目、谈判的时候,把大哥大往那儿一摆,那就是不得了的富豪。这种大哥大我收了上百台。后来不是出现了传呼机吗?刚开始是数字传呼,后来是汉显,慢慢慢慢地,传呼机没了,传呼台也没了,这不是社会变化吗?这不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吗?

我还收集了街巷的门牌号。过去中国人均住房面积可能只有几平方米,一般家庭的住房,挤得不得了。商品房出现以后,现在人均住房面积四十平方米。国家的变化很大,百姓生活环境和居住条件也变化很大,当然现在房价过高是另外一回事。

再比如说重庆“棒棒军”的棒棒。当时我在街上看到那个“棒棒”,先递给他烟抽,然后问:“什么地方的人哪?这棒棒用了多少年了?”“用了十年了。”棒棒上全是汗水,被染成红的了。我说:“我要办博物馆,把它卖给我好吗?”他说:“这个棒棒值什么钱,我到山上去砍根竹子就完了。”我说:“你去砍竹子要耽误你的工夫嘛。”后来我就给了他一百还是两百元钱,记不清了,他高兴得很,因为他一天也挣不了一百元钱。现在有车的人越来越多了,这棒棒不就是文物了吗?这真是文物了!

我还收了一块印着“和谐号”的布条,动车座椅上搭的那种。有人说:“樊建川,你拿一个‘和谐号’,这叫什么文物?”2011年的温州动车事故,相信很多人还记得,这就是那个动车的残片,我们从温州收回来的。再比如三鹿奶粉事件,我们也收集了袋装的和听装的三鹿奶粉。这都是记录。

还有,大家都知道安徽小岗村“十八个红手印”的故事吧,我们农村的改革开放就从这开始。差不多二十年前吧,我们把当年记载着小岗村“包产到户”报道的《安徽日报》拿到村上,找到当年按手印的十二个乡亲,我请他们重新签了名,重新按了手印。这份报纸,是改革开放非常非常重要的文物。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生活在这四十年里面。在这四十年里,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环境,乡村、城市,都发生了太多太多的变化。而承载这份记忆的,留下这段时光足迹的,就是一个个小物件。每一个有意义的物件,比如第一次出国的护照、第一次办企业的营业执照、下岗证、低保证等等,都很有意义。大家要把它保存好,别扔了,要扔就扔给我,我这儿有个巨大的仓库,我都存起来,到时候轮流展览出来。一个时代的变迁,今天发生的事明天就变成历史了,我们每个人都应悉心保存历史,保存我们共同的记忆。中国的改革开放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改革开放的历史要我们共同存留。希望每一个人都来关心我们的改革开放,每一个人都来关心我们这个改革开放馆,我们一起来把这个馆做好。来,看看这个馆

我征集的文物不胜枚举,一共可能有几十万件,怎么陈列呢?我打算这样。1978年,不是刚刚恢复高考吗?  (1977年10月恢复)1979年,不是对越自卫反击战吗?然后1980年,1981年,1982年,1983年,一直往下走。还比如说抗洪啊,“非典”啊,亚运会、奥运会、世博会啊,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每年都有大事。很多年轻人说,樊老师,你做这个馆我们很高兴,我是1982年出生的,我一定会从1982年开始看,从1982年看到今天,看我当年的玩具,看我当年的教科书。有的人说,我1992年的,我从1992年开始看。我想,这个馆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共同的记忆,不管从哪里看,看哪里,都可以找到你自己的印记。

改革开放馆是建川博物馆聚落的一个分馆,在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我打算在2018年8月份对广大游客开放。建川博物馆聚落占地500亩,建筑面积10余万平方米,拥有藏品800余万件,其中国家一级文物425件(套)。博物馆以“为了和平,收藏战争;为了未来,收藏教训;为了安宁,收藏灾难;为了传承,收藏民俗”为主题,设有抗战、民俗、红色年代、抗震救灾四大系列30余个场馆。现在这里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15年被评为“全国最具创新力博物馆”。在改革开放馆开馆之时,我们还要举办“我爱我家”摄影展览,也是以改革开放为主题的。相对于实实在在的物件,可能很多家庭更容易保存下来的是照片。照片不算文物,但是内容更丰富。改革开放,富国强家,老照片里包含着许许多多的改变,一定会拨动你心里的某一根弦。我希望大家在匆忙之中,花一点点时间来看看我的博物馆,看看我们的改革开放馆,并在看完以后做五分钟的思考——在生活的路上停留五分钟,回头看看,把人生的意义理得更清楚一些。这我就很满足了。一百个馆的中国梦

我曾经感叹自己生不逢时,因为梦想上战场,当英雄,但我现在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恢复高考,我去读书;市场经济大潮来临,我辞去副市长职务下海做房地产;允许私人开博物馆,我又把自己的收藏爱好升级为做博物馆。我最大的幸运是遇上了一个好时代,赶上改革开放,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见证了改革开放这四十年。

我觉得13亿中国人中,12亿,甚至12.5亿都可以过自己平淡的普通的生活——吃火锅、去酒吧,像我的女儿他们,但也应该有一部分人敲响警钟,去做牺牲,就像谭嗣同、张志新一样。我就想做一个敲钟人。作为一个先行者,改革开放这四十年,我一直站在最前沿,不断地给社会提意见,推动改革开放,推动思想进步,推动社会进步。从2005年博物馆聚落最初的五个馆开馆展览到现在,我已经做了十余年博物馆,十多年来收藏家国历史,我很充实,自问无愧于这个时代。我承担了我该承担的责任,有成就感,有幸福感。我曾经说过,我的目标是建一百个博物馆。这一百个馆不是口号,是梦想,是我樊建川的中国梦。

这个梦到今年又迈进了一大步。今年在重庆九龙坡,利用抗战兵工防空洞,我又建了八个博物馆,包括兵工署第一工厂(汉阳兵工厂)旧址博物馆、兵器发展史博物馆、中国囍文化博物馆、重庆故事博物馆、民间祈福文化博物馆、票证生活博物馆、抗战文物博物馆、中医药文化博物馆等。2005年建安仁本部的博物馆时,从建房开始算,九个月开了五个馆,这真的是奇迹了;这次建重庆博物馆聚落这八个馆,2017年7月进场,到现在已接近尾声,计划“五一”开放。功夫不负有心人,付出终有回报,我没有想到自己能再次创造奇迹。我相信,一百个馆的梦指日可待!(樊建川/口述 李晋西、魏建明/整理)

补记:本文口述整理于2018年4月。重庆建川博物馆已于2018年6月开放。改革开放主题馆于2018年9月25日正式开馆。2018年1月,到北京征集改革开放相关文物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的改革开放馆四川建川博物馆聚落的壮士群雕2018年6月18日,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开馆仪式2018年9月,“辉煌巨变(1978—2018)主题展”开展吴协恩◎1964年出生,江苏江阴人。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江苏华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1982年参军入伍,1985年入党,1986年退伍回村,先后从事企业管理、“华西村”品牌运营等工作。1995年赴黑龙江肇东扶贫,主持建设“省外华西村”。2002年11月,担任华西集团总经理。2003年7月,以全票当选华西村党委书记、华西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2012年,当选中共十八大代表,2017年,当选中共十九大代表,受到习近平等多位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现为中共江苏省委委员、江苏省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共江阴市委委员,兼任中国村社发展促进会会长、全国“村长”论坛执委会主任等职。希望退休的时候,华西人能叫我一声“老书记”

我出生于1964年4月,从2003年当选村书记,连头带尾至今已是第十六个年头。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父亲吴仁宝给我们四兄弟起名——协东、协德、协平、协恩,分别纪念中国的四位伟人——毛泽东、朱德、邓小平、周恩来。

我还记得,1975年的夏天,村民孙良庆12岁的独生子下河游泳不幸溺亡,全村人都陪着孙家流泪。我父亲上门劝慰,可在农村,独生子没了就意味着天塌了。孙家人的悲痛怎么也止不住,我父亲也劝不住,当即做了个决定,他对孙良庆夫妇说:“人死不能复生,别哭啦,我有四个儿子,送一个给你们,为你们养老送终。”

几天后,我就被父亲送到了孙家。孙家欢喜不尽,给我吃红蛋,塞到嘴里我吐掉;给我压岁钱,塞进口袋,我掏出扔地上。那年我11岁,从小受妈妈溺爱,淘气任性。可胳膊扭不过大腿,我拗不过父亲的决定,过继给了孙家,从此两边住。

1981年,养父孙良庆因病去世,养母吴士娥改了主意,不要我当儿子了,希望我当上门女婿,真正成为一家人。

对于这个想法,我开始并不愿意。但父亲告诉我:“阿四,这件事就这么定了,以后你会明白的!”

直到参军到了部队,我才逐渐理解了父亲。他的心胸不是一般的宽广,他早已把华西村的村民都当作了自己的家人。把儿子送给孙家,是父亲当年能给出的最大帮助。

80年代,苏南乡镇企业遍地开花,欣欣向荣。父亲紧紧抓住这个机遇,华西村才逐渐富裕起来。我在部队也知晓家乡的巨大变化。我对改革开放充满期待和信心,想尽快返乡大展身手。当时我一心想要为华西村挣足5000万元,为父亲减轻负担。初闯商海

1986年,我退伍回到华西村。第一份工作是在机修厂当供销员,整日奔波在外,为华西村办企业推销产品。

那一年,华西村办起了铝制品厂,需要在太原重型机械厂订购一台矫直机。刚好那年“太重”承接的国家重点项目多,时间紧,任务重,华西订购的设备一直安排不上。为完成任务,我在太原一待就是两年,天天泡在车间里,陪着工人加班。后来,“太重”的工人们都成了我的好兄弟。

我就是这样开始搞经济的,但那时还是村里叫我干啥就干啥。

80年代中期,华西村飞速发展。依托和上海“横向联营”的政策,每到礼拜天我就把上海的工程师请到华西来,把上海的技术移植到华西的乡镇企业。最多的时候能来100多人。这些“礼拜天工程师”不仅为华西创造了财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华西年轻人的综合素质,打下了华西今后工业大发展的基础。

当时,苏南很多乡镇企业都是贴牌生产,贴上海的商标,产品卖到全国。我由此想到了品牌的重要性,它蕴藏着无形的资产价值。90年代初的华西村,已经是全国人民心中的一个响亮品牌,可华西这个品牌在市场上到底值多少钱呢?

1992、1993年,我经常出去看市场、找市场。当时青岛海尔的品牌战略对我的触动最大。我逐渐明白,无形资产必须经过转化,使其实体化、资本化、产业化,才能由“无形”变“有形”,产生实际效益。

从1993年起,我找到已经亏损两个多亿的淮阴卷烟厂合作,允许对方使用华西的品牌,但华西不投钱,还要收取一定的品牌使用费。双方一拍即合,第一年的效益就超过千万。随后,我们又与五粮液酒厂合作,联合推出“华西牌”酒。

到了1994年,“华西村”系列产品陆续面世,效益非常好,我逐步实现了赚5000万元的目标,我在部队立下的要为家乡出一份力的理想终于实现了。主动扶贫

90年代的华西村,在老书记吴仁宝的带领下,全村集体经济红红火火,村民们住进别墅,开起汽车。富裕了的华西人并没有忘记还在贫困线下挣扎的农民弟兄们。

1995年,老书记决定在宁夏、黑龙江两地建立“省外华西村”,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会上,老书记让大家自己报名。我赶紧站起来第一个报了名,我想,做儿子的这时就应该带头支持父亲的工作。

后来才知道,我们去的是祖国北端的黑龙江省绥化地区(今绥化市)肇东市的五站镇南小山屯村。那个村,不仅小,而且穷,只有58户人家,258口人,来自全国9省18个县,大多是各个年代闯关东落户到此的。全村共有800亩耕地,产量低,人均年收入不足千元。

刚去的时候,村里百姓睡火炕,我们只能睡地铺,铺下垫些稻草,吃的是生菜蘸酱。村里没有多余的钱、粮,连种子、农药都要去赊来。我自己也是农民,对他们充满了感情。经过一番考察,我决定首先帮助他们开垦土地。村里有一大片盐碱地,我带领当地村民发扬华西“造田”精神,挖沟引水治碱,用两年时间平整出了3500亩良田,筑就了10多公里引水沟,在改良过的土地上种植水稻。同时,带领村民们养鸡养鸭发展养殖业,盘活了一个濒临倒闭的电缆厂……

几年下来,这个全县“最穷村”变成“富裕村”。当地村民人均年收入由原先的不足1000元增加到4500元。挑起重担

进入新世纪,父亲已经70多岁了,他开始考虑交班的问题。2002年,他找我谈了一次话,希望我接班。

我一听就急了,抗拒心理非常重,不想干,真不想干!我觉得当书记的压力特别大。我就嚷嚷,我不合适,我不要干,村里有的是比我干得好的人,真要我当,我明天就离开华西!老书记说,好了好了,不跟你谈了。

后来,村党委班子开会,老书记一落座,就让大家谈谁适合当华西集团董事长。我一听,就觉得不对了,我抢着第一个发言,推荐了一位同志。谁知其他人一致推荐我,我猜老书记私下里跟哥哥们、村里的老人们都沟通过了,就我一人蒙在鼓里。

虽然是被“逼上梁山”,但作为华西人,要有大局观念,到了这个份上,刀山火海也要上了。令我开心的是,这十几年来,家里人、村民、社会各界都很支持我,我感到很幸福。

2003年7月5日,华西村党代会投票选举村党委书记。我全票当选,自己也投了自己一票。

那一年,我年龄39岁,党龄18年。

为什么要投自己?谁叫我是吴仁宝的儿子呢?父亲对我的器重,也是党委和民众对我的器重,我不能辜负父亲,更不能辜负组织和华西村民。所以,我投了自己一票。我一定勉力而为。

担任村党委书记第一天,我就当众宣誓:“我们新一届党委要按照‘美丽的华西村,幸福的华西人’的标准,为共同建设一个更加名副其实的‘天下第一村’而努力奋斗!”

随后,我花了半年时间,带着班子成员北上东北,南下深圳,考察学习,调查研究。只有对瞬息万变的商海风涛有清醒务实的研判,才能找到最切合实际、最正确的发展方向。归来后,我们决心推动华西产业战略转型升级。转型升级

转型不是我的独创,老书记从创业伊始就一直在转,从农业到工业,再到三产服务业,转型始终没有停滞过。新世纪开始,人工和土地资源日趋紧张,社会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决定了我们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经营企业。我们从实际出发,果断决策:开拓发展金融等服务业,实现华西转型升级。

与老书记不同,我对投资工厂不是特别感兴趣。老一辈喜欢“看得见、摸得着”。做了一辈子实业的老书记,摸到机器他就踏实、高兴;而我喜欢做资本运营,对资本市场、智力劳动很感兴趣。我比较“懒”,喜欢以最小的代价、最省事的办法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取最大的利润。

我认为,专业的事就要让专业人士去做,有风险,但风险肯定比自己做要小。如果没有合适的人才,宁可不做也要等。为了发展金融业,我看好一位在国有银行工作的朋友,但这位朋友当时做得风生水起。我耐心等待,一等就是三年。

起初,老书记不同意我搞金融。我就学老书记搞“地下工厂”的方法,悄悄地开起了“地下公司”,成立了一家只有十几人的投资担保公司。到2006年年终盘点时,这家公司实现利润3000万元,老书记发现财务报表中多了这部分盈利,才放心让我们去干。

从2005年起,华西村先后成立了两家投资担保公司和一家典当公司。2009年又成立了集团财务公司和咨询公司。

我们的原则,能拿到牌照的,我们就自己做;拿不到的,我们可以参股做。2015年,一个260多人的金融团队,就创造了超过10个亿的净利润。

在开拓新领域的同时,华西关掉了染料化工厂、带钢厂等9家能耗高、效率低的企业。这些企业虽然还能赚钱,但还是要关掉。由此,在村民当中也产生了一些议论。但我不争论,而是加快对传统企业的技改升级。从2013年到现在,用于冶金、化纤、棉纺以及海运、海工等企业的技改资金,累计已达17.9亿元,实现环保能耗指标全部优于国家相关标准。

据美国《财富》杂志报道,一般的跨国公司平均寿命只有10~12岁,像柯达、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家喻户晓的跨国公司,如今不是倒闭了就是被收购了。美国的雷曼兄弟、安然公司,也是一夜之间就没了。它们这么大的公司,华西跟它们比才多大?所以,我们做企业一定要时刻保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态。华西开始实行集团多元化、下属企业专业化的发展战略:2003年投资仓储物流,2005年进军金融领域,2008年投资海运海工,2011年涉足矿产资源,2012年做农产品批发。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借着“一带一路”机遇,华西放眼世界,确立了“走出去”的投资方向。“走出去”不是简单在国外开个厂,关键是要有全球化思维。比如海洋勘探开发需求出现上升势头,华西海洋工程业务就拓展到马来西亚、中东;黄金、天然气、石油投资成本上涨,华西就另辟蹊径到莫桑比克开采石材,现在那里已有220平方公里矿山,开采出来的黑花岗岩在日本是抢手货。

我感到,发展的能力是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出来的,所以要善于思考,有些点子今天看可能脱离实际,明天说不定就能做了。老书记就是个不断创新的人,他总能比别人快一步,除了天赋之外,就是学习,他每天必看新闻,我现在也在这么做。长期积累,保持敏锐性,就能够对国家的政策有一定的预期,就比别人快了一拍。传承精神

父亲在弥留之际,始终在说要贯彻好“两会”精神,落实好十八大精神,要“小华西”帮“大华西”建设好。家里的事,他一句也没交代。父亲走得很安详……

呼吸停止不等于生命终止,高尚精神的延续才是最重要的。老书记用毕生奋斗锻造出的“吴仁宝精神”永远不会结束,为党、为国、为人民的奉献精神永远不会结束,对亲、对友、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也永远不会结束。这种精神和要求已经像血液一样,流淌在和我一样的每一个华西人的血脉里。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在我退休时,华西人能叫我一声“老书记”。

从2013年起,我每月只拿3500元的基本工资,还把这些年上级批给我的1亿多元奖金全部留给集体。我虽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接受上级的巨额奖励,可我思来想去,权衡利弊,还是把它都留给了集体。

我是华西村的“一把手”,又是老书记的儿子。老书记在时,我是大树底下好乘凉;老书记不在了,我只能给他老人家增光而不能抹黑。我的一举一动,全村人都在看着。我们常对群众讲:号召群众做的,干部首先做;不让群众做的,干部首先不要做。我不拿这个钱,就是用行动践行这一理念,也只有这样,我才能对群众说,富脑袋比富口袋更重要。

多少事例告诉我们,干部出问题,很多都是从家属身上引起的。几十年来,我母亲有一个“两问两不问”原则:只过问老书记穿暖了没有,吃饱了没有,不问政务,不问村务。无论是谁托人、托情办事情,她总说“我管不着,有事找老书记当面说”。我母亲的这一做法,已成为我们家的家训在传承。

我也让我爱人向我母亲学习。其实,我挺感谢我爱人,这几十年来,她真的没对我开过口。若开了口,我虽然不会去办,但我会很纠结,很为难。我早就约法三章,工作在办公室谈,厂长、经理,包括村里人从不到我家里来。

我们家还有一个氛围,就是敬老。我们婚后,岳母一直跟我们住。岳母还有个弟弟住隔壁村,小时候得过病,是五保户。我也把他接过来跟我们一起过。平时在家我最喜欢和岳母说话,每年也尽量让妻子带岳母出去走走。

敬老的氛围不仅存在于吴家,整个华西村都是如此。华西村的“敬老奖”远近闻名。但凡有80、90、100岁的老人,村里都要给他的直系亲属颁奖,鼓励人人敬老爱老。此奖由老书记设立。

2010年2月,我在村民大会上给百岁老人李满金全家颁敬老奖。年满100岁的李满金老人,有儿女辈、孙子辈、曾孙辈、玄孙辈共五代37人,共领奖金37万元,每人1万元。

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连着村风,身为村书记,家风好了,就会带好村风;村风好了,民风就好了;一个个家庭好了,一个村子也好了;全国的村子都好了,那我们国家也就好了。

我们用好家风带动好村风、好民风,还创造性地建立党员联户“1+10”制度。由1名骨干党员联系10户左右村民,全村共有95名党员组长为970户村民家庭服务,每周入户,每月集中传达、学习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组织的相关精神,并以“拉拉家常、谈谈家事”的方式,倾听、讨论村民诉求,从而拉近干群距离,促进邻里和睦。这样一来,一个个党员联户小组把所有的华西人联结起来,大家手牵手,组成一个大家庭,彼此间的联系就更紧密了。百年梦想

在老书记口中,改革开放前的华西村历史浓缩成了三个字——“穷够了”,他说:“我是穷过来的,看到有人穷我就心疼,最大的心愿就是让穷人过好日子。”

个人富了不算富,集体富了才算富;一村富了不算富,全国富了才算富。

为了带动周边经济相对落后的村共同富裕,老书记建议建立大华西村,这一想法不但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赞赏和支持,更得到周边村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

老书记将此事交给我主持,华西村先后六次通过实施“一分五统”(村企分开;经济统一管理,干部统一使用,劳动力在同等条件下统一安排就业,福利统一发放,村建统一规划)的新机制,使原先只有0.96平方公里、千余人的华西村,成为一个占地35平方公里、人口3.5万的“大华西”。

为了使周边村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小华西每年要拿出大约9600万元,为周边村农民发放粮食补贴、福利、养老金、老房拆迁补贴等。同时,还接纳安排4000多个村民到华西集团工作,间接带动的就业人数有上万人。到2016年底,周边村人均年收入已由原来的7000多元提高到了3万多元,实现了“基本生活包,老残有依靠,优教不忘小,生活环境好,三守促勤劳,小康步步高”的幸福生活。

如今走进大华西,老书记的规划蓝图已成现实:山北是“粮仓”,麦苗青青稻花黄;山南是“钱庄”,间间工厂运输忙;中间是“天堂”,别墅成片树成行。

为了把华西共同富裕的疆域延展得更远、更广,让全国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共享华西发展成果,我们提出并采用了“精准扶贫、产业扶贫、智力扶贫”的新思路与新办法。

有时,我们到一些贫困地区去实施帮扶,当地领导和我说的大都是“作为贫困县,国家财政每年拨给我们多少款项”,但他们没讲,或者没有更多地讲“我们这个县的优势在哪儿”“我们如何发挥这种优势,让老百姓走向共同富裕”。老是等着国家输血,缺乏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我们把培训当作帮扶的主要模式之一,培训来自全国贫困地区的村干部,他们将是贫困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借助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华西已经与新疆达西村、西藏曲水村、宁夏华西村、陕西梁家河村等结成对子村。在山东、江西、陕西、云南等省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华西也已与它们签订合作协议,稳步推进项目开发。

华西人不仅要建设好华西,更要为全国做出贡献。华西的目标是通过各种形式的帮扶,到2020年让更多的人受益,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尽一份自己的责任。

共同富裕这条道路,我们华西永远不会改变。虽然方式、方法可能变化,但根基、底线永远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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