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向阳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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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定位、内涵及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试读：
前言
自从习近平主席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国内外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2015年3月中国政府颁布《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标志着“一带一路”进入了实施阶段。但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围绕“一带一路”存在诸多理论与实践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最受人关注：“一带一路”是什么？“一带一路”能否做到可持续？本报告试图按照下述逻辑回答这两个问题：从中国和平崛起的国际背景出发，探讨“一带一路”的定位、内涵及建设“一带一路”所需要优先处理的关系。
我们认为，不同于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机制，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区域合作经济机制。对内它体现了中国新一轮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诉求，并为实施经济外交、周边战略提供了一个新的依托和平台；对外它有可能成为推动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的一个新途径。它所基于的“亲诚惠容”理念是和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方向一致的。但是，建设“一带一路”将会面临诸多挑战，需要优先处理一系列的关系，这包括：政府与企业的关系、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历史与现实的关系、经济目标与非经济目标的关系、利用现有比较优势与开发新优势的关系、利益索取与利益让渡的关系、机制化合作与非机制化合作的关系、对外开放与维护国家安全的关系等。处理好这些关系对“一带一路”的顺利实施与可持续发展是极为重要的。第一章中国的和平崛起与“一带一路”
伴随中国政府正式公布《推动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简称《愿景与行动》），“一带一路”即将进入实施阶段，但围绕“一带一路”的提出背景、动机、载体、内涵、特征，在国内还存在认识上的分歧和误区，在国外还存在诸多质疑。更重要的是，作为涵盖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型区域经济合作机制，“一带一路”的实施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将是前所未有的。我们认为，对“一带一路”的认识首先应该置于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背景之下，进而构建既符合中国和平崛起的需要，又能为国际社会所接纳的理念、目标和合作机制。
走和平崛起或和平发展的道路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作为“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平崛起是必由之路。把和平崛起的理念付诸实践，对内需要推动改革开放，对外需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与世界各国一道建设合作、共赢、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要求。正如《愿景与行动》所宣称的：共建“一带一路”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共建“一带一路”符合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彰显人类社会的共同理想和美好追求，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增添新的正能量。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具有世界意义
经过30余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的总量已经位居世界前列。2014年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先后发布报告，宣称按照购买力平价（PPP）方法衡量，2014年底中国经济总量已经超越美国，位居世界第一。这引发了国内外激烈的争论。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衡量一国GDP在统计学上并无不妥之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够客观地衡量一国的经济规模。在使用购买力平价法衡量一国GDP时最核心的问题是对生活成本的评估。以世界银行发布的结果为例，在该国际比较计划2005年的评估中，对中国生活成本的评估被认为高估了20％。换言之，这一次由于对中国生活成本指标的评估下调，中国与美国经济规模的差距无形中就缩小了，超越美国的时间从2019年提前到了2014年。在这一争论中，我们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对待经济规模总量指标，内部与外部的关注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外部世界更关注总量指标，因为在外部世界看来，经济规模总量大意味着有更大的市场需求、更大的国际影响力等。而本国公众更在意人均指标，比如人均可支配收入、收入分配、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汽车拥有量等。
无论中国经济规模是否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特性并没有改变。按照人均GDP指标，中国的排名还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未富先大”已成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突出特征，这在世界近代史上也是独有的。在中国人自己还没有清醒认识的情况下，外部已经把中国看成一个世界大国。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政策已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而是影响世界经济发展方向的国际问题。二外部世界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认知和反应
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外部世界对中国的反应是复杂的。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总体上是担忧。除了少数人炒作的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主流阶层主要担忧中国的崛起会挑战现行的国际秩序或规则。这在国际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2010年，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出版了题为《日蚀：生活在中国支配下的世界》（简称《日蚀》）一书。尽管该书是一本严肃的经济学著作，探讨未来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方向，但作者在序言中使用科幻小说的笔法描述了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的情形。如果说《日蚀》反映的是主流经济学家对中国崛起的担忧，那么2012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NIC）发布的对全球格局进行预测的展望报告，该报告定期发布则更加明确地预测了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分布。该预测报告一经发布很快就成为西方众多研究机构判断未来世界格局变化方向的基础。依照这一预测，以传统的综合国力指标体系（GDP、人口、军事支出、技术）来衡量，2030年中国的综合国力将会超越美国。如果在传统指标体系基础上加入健康、教育、治理等指标，那么中国在全球综合国力中的份额将会比预期的低4～5个百分点，中国综合国力超越美国会推迟到2045年。无论采用哪一种衡量指标，21世纪上半期中国综合国力都将成为世界第一。这是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世界以来面临的第一次挑战也是最大的挑战。
针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的反应不外乎以下三种：
第一，引导中国加入国际经济组织，把中国纳入现行的国际体系之内，先促使中国的经济体制而后是政治体制向西方体制转变。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时，这是一种非常流行的看法，以至于当时还出现了所谓“中美共治”（G2）的倡议。随着中国“入世”的十年过渡期结束，西方国家对这一选择失去了信心。它们认为，中国并没有按照它们所期望的方式向西方体制转变，而是走向了“国家资本主义”模式（与西方自称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相对应）。更重要的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模式在和“自由资本主义”模式的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它们把这种现象归结为中国在规则面前推行“实用主义”（有利于自己的遵守，不利于自己的不遵守）。总之，把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之内的做法行不通了。
第二，把中国排除在外，另起炉灶重新制定新的国际经济规则。既然通过多边贸易体制把中国纳入现行国际体系之内的做法行不通，那么以组建自由贸易区为平台制定新规则就成为一种必然选择。近年来，美国推出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跨大西洋贸易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都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第三，扰乱中国的周边环境，削弱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影响力。中国的和平崛起首先需要一个稳定、繁荣、友好的周边环境，而西方世界把中国的和平崛起看成中国首先要主导亚洲地区的国际秩序。因此，无论是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还是与此相关的TPP都有应对中国崛起的动机，尽管美国官方不承认这一点。在国内学术界，谈到美国自贸区战略目标时，很多中国学者把它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动机，否定非经济动机（甚至把考虑非经济因素等同于阴谋论），比如，分享亚洲高速增长的收益、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之间的“抱团取暖”、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等。毫无疑问，这些动机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假如忽略了非经济动机，我们就有可能对美国的自贸区战略做出错误的判断。事实上，美国官方与学界从来没有否认过其自贸区战略非经济动机的存在。按照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与美国贸易谈判代表（USTR）2003年选择自贸区伙伴的标准，选择伙伴时至少有六个因素是不可或缺的：一是遵守贸易规则的政治意愿与能力；二是能给美国带来的经济收益；三是对美国全球贸易政策的支持程度；四是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安全利益相匹配；五是要得到国会与私人部门的支持；六是受美国的贸易谈判资源约束。当然，不同时期美国自贸区战略目标的选择会有变化，比如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曾经把反恐作为选择自贸区谈判伙伴的标准之一，美国与美洲国家进行自贸区谈判时引入了民主化标准，但无论怎么变，有一点是确定的：美国从来就不是为了实现单一的经济目标。2015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为了获得国会授予其“快车道”谈判权（TPA），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明确强调：“中国希望为目前世界发展最快的地区制定游戏规则。这将使我们的工人和企业置不利之地。我们怎么能让事情这样发展？这些规则应当由我们来定。我们应当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求两党赋予我促进贸易的权力，来保护美国工人，与从亚洲到欧洲的国家签订新的贸易协定，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而且是公平贸易。”三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趋势
良好的周边环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前提，其中周边经济环境又是至关重要的。高速经济增长使中国已经成为亚洲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中国也成为亚洲绝大多数经济体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最大的出口市场，甚至是最大的贸易顺差来源地。反过来，周边国家在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然而，伴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周边国家正在出现“经济上依赖中国，安全上依赖美国”的趋势。特别是TPP的出现，使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正处于一个十字路口。如何应对亚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变化已成为中国和平崛起过程中不可回避的选择。
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亚洲发展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多样性。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巨大。在欧洲和北美，发达国家占主导地位；在南美，绝大多数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在非洲，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是主体。而在亚洲，既有发达国家经济体，又有发展中国家与最不发达经济体。就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而言，亚洲是最为突出的（见表1-1）。区域一体化的实践证明，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过大不仅会影响合作的动机，而且会影响一体化的质量。以东盟为例，20世纪末中南半岛国家名义上加入了东盟，但在规则的实施方面，老东盟成员与新东盟成员事实上仍处于“双轨”状态，即使在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小的欧盟内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欧债危机也源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南欧国家。换言之，北欧国家与南欧国家之间所构成的“中心—外围”关系成为欧债危机扩大的根源。第二，政治体制多元化。冷战结束前亚洲就是政治体制多元化的地区，冷战后这一特征更加明显：原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只有亚洲存在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在亚洲，政治体制的多元化曾经是促使东盟产生的主要动因。进入后冷战时代，尽管政治体制的多元化不再呈现出两大阵营相互对抗态势，但它仍然是影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因素。第三，宗教与文化的差异。亚洲汇聚了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与佛教）。无论在南亚、东南亚、中亚还是西亚，宗教与文化的差异对国家关系与区域合作都有明显的影响。第四，历史遗产仍然是困扰国家关系的重要因素。在欧洲，一战和二战的历史遗产没有成为战后区域一体化的障碍，而在亚洲这种历史遗产几乎影响到所有的大国关系，如中日关系、韩日关系、俄日关系、印巴关系、中印关系、朝鲜半岛南北方关系等。表1-1 部分亚洲国家2013年人均收入水平
亚洲发展的多样性致使区域一体化呈现出独有的模式。（1）亚洲一体化的程度与机制化安排不对称
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范式看，一个地区通常是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RTAs），然后带来区域内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相比，亚洲经济一体化的突出特征是，先有结果（经济一体化程度提高），后有手段（签署区域贸易协定）。换言之，在大规模签署自贸区协定之前，东亚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程度就已经很高了。这是一个看似奇怪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在这种网络中，产业内、产品内跨国分工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联系提高。受这种贸易投资一体化所驱动，网络内的成员国转而签署区域贸易协定，以规范本已存在的贸易投资一体化活动。
与其他地区的协议驱动型模式相比，东亚市场驱动型模式有一个突出的优势，即后者有助于提高国内外向型利益集团的交易能力，为此而达成的区域贸易协定也更趋向于促进市场一体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进程表明：这一结论在微观层面可能是成立的，而在宏观层面有可能相反——过高的市场一体化水平降低了政府签署贸易协定的动力。例如，东北亚（中日韩）地区的市场一体化程度远高于东南亚的水平，但其区域经济合作的水平远低于后者。实际上，一国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的决策并不完全建立在经济目标之上，很多情况下战略目标是更重要的考虑，对亚洲大国来说尤其如此。（2）亚洲自贸区的数量与质量不对称
亚洲属于市场驱动一体化模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自贸区协定数量少，相反，亚洲自贸区协定的数量多是一个突出的特征。截至2013年1月已经批准的自贸区协定有109个，与2002年相比增加了两倍。此外，尚有148个自贸区协定处于谈判阶段。亚洲的自贸区协定总计达到了257个，超过世界其他任何地区。在这些众多的自贸区协定背后，我们看到的却是由此带来的所谓“面条碗效应”。面对众多的、相互交织的自贸区协定，大多数企业并不利用自贸区协定的优势。根据英国《经济学家》最近的一项研究显示，亚洲主要国家企业使用自贸区协定的比例平均只有26％，即使在一体化程度较高的东盟内部，这一比例也没有改变。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其主要原因在于自贸区协定本身过于复杂，企业缺乏利用自贸区的能力，政府提供的自贸区协定的信息不充分，等等。但这些理由的背后实际上是亚洲自贸区协定的自由化程度较低，整个区域缺少统一的自贸区协定，相互交织的自贸区协定都有自己的原产地规则，致使“面条碗效应”突出。（3）区域一体化推动者与其经济实力不对称
一般说来，区域一体化进程通常是由本地区的大国所推动的，如欧共体的主要推动者是法德，北美自贸区的推动者是美国，TPP的推动者也是美国，南方共同市场的推动者是巴西与阿根廷等。而在亚洲，由于大国之间在非经济领域的分歧，区域一体化进程长期以来则是由这一地区的小国集团——东盟所推动的。按照新区域主义的理念，由大国所推动的区域一体化进程有一个明显的优势，那就是大国基于非经济领域的成本——收益考虑，会在经济领域对小国做出利益让渡。也正是这种利益让渡，从而使大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掌控协议谈判的进程。在“10+1”的框架内，中日韩三国分别与东盟签署了自贸区协定，这些协定的内容都或多或少地对东盟做出了利益让渡，比如中国—东盟自贸区协定中关于“早期收获计划”的条款。目前，由东盟所倡导的区域全面伙伴关系协定（RCEP）显然不同于以往的“10+1”框架，东盟是否有能力协调其他六国的谈判立场，进而掌控谈判的进程还是一个未知数。东盟在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推动者地位被人们形象地称为“小马拉大车”。（4）区域内与区域外大国的影响力不对称
在亚洲内部，大国之间的立场分歧致使它们都无法主导区域一体化的进程，因而就更谈不上与区域外大国的竞争了。以美国“重返亚太”为背景，亚洲正在形成三驾马车并存的格局：由美国主导的不包括中国的TPP、由东盟主导的不包括美国的RCEP以及中日韩自贸区。比较而言，TPP不仅涵盖了一批亚洲国家，而且自由化程度也是最高的，未来有可能成为亚洲最重要的自贸区协定。RCEP的自由化程度较低，且谈判前景存在高度的不确定性。如果东盟无力掌控谈判的进程，未来有可能会出现两种选择：一是以质量换时间，即降低自贸区协定的质量，求得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谈判；二是不同的成员国因谈判立场无法调和，在统一的框架协议下实施双轨制或多轨制。中日韩自贸区的谈判前景则最为暗淡。如此看来，未来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不是由区域内的大国所主导，而是由区域外的大国（美国）来主导。
纵观亚洲发展的多样性与亚洲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滞后性，作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亚洲迫切需要在现行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之外，构建适应亚洲发展多样性的、能够覆盖整个地区的新型合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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