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罗敏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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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统一：西南与中央关系研究(1931～1936)(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试读：
前言
”都讲了，这是历史记录，改版后仍保留，这也表明改版并不改变初衷，而且要不断改进，做得更好。1994年，面对学术著作出书难，由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毅然支持，文库得以顺利面世，迄1997年，已出版专著25部。1998年，当资助文库的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面临调息困难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又慨然接过接力棒，并于当年又出了改版后专著6部。5年草创，文库在史学园地立了起来，应征书稿逐年增多，质量总体在提高，读者面日益扩大，听到了肯定的声音，这些得来不易，是要诚挚感谢大家的；而需要格外关注的是，我们的工作还有许多缺点、不足和遗憾，必须认真不断加以改进。
如何改进？把这几年想的集中到一点，就是要全力以赴出精品。
文库创立伊始就定下资助出版的专著，无例外要作者提供完成的书稿，由专家推荐，采取匿名审稿，经编委初审、评委终审并无记名投票通过，从制度上保证选优原则；评委们对专家推荐的书稿，是既充分尊重又认真评选，主张“宁肯少些，但要好些”；前后两家出版社也都希望出的是一套好书。这些证明，从主观上大家都要求出精品。从客观来说，有限的资助只能用在刀刃上；而读者对文库的要求更是在不断提高，这些也要求非出精品不可。总之，只有出精品才能永葆文库的活力。
出精品，作者提供好书稿是基础。如“出版前言”所指出的，开辟研究的新领域、采用科学的研究新方法、提出新的学术见解，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达到或基本达到这些条件的，都是好书。当然，取法乎上，希望“上不封顶”；自然，也要合格有“底”，初步设想相当于经过进一步研究、修改的优秀博士论文的水平，是合格的“底”。有了好书稿、合格的书稿，还需推荐专家和评委的慧眼，推荐和评审都要出以推进学术的公心，以公平竞争为准则。最后，还要精心做好编辑、校对、设计、印装等每一道工序，不然也会功亏一篑。
5周岁，在文库成长路上，还只是起步阶段，前面的路还长，需要的是有足够耐力的远行者。《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1998年9月《东方历史学术文库》出版前言
在当前改革大潮中，我国经济发展迅猛，人民生活有较大提高，思想观念随之逐步改变，全国热气腾腾，呈现出一派勃勃生机，举国公认，世界瞩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发展而尚待完善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也会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那就是在社会各个角落弥漫着“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止；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的浊流。出版界也难遗世而独立、不受影响，突出表现为迎合市民心理的读物汗牛充栋，而高品位的学术著作，由于印数少、赔本多，则寥若晨星。尚无一定知名度的中青年学者，往往求出书而无门，感受尤深。这种情况虽然不会永远如此，但已使莘莘学子扼腕叹息。
历史科学的责任，是研究过去，总结经验，探索规律，指导现实。我国历来有重视历史的传统，中华民族立于世界之林数千年者，与此关系匪浅。中国是东方大国，探索东方社会本身的发展规律，能更加直接为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借鉴。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对历史学科十分关心，但限于财力尚未充裕，资助项目难以面面俱到。我们是一群有志于东方史研究的中青年学人，有鉴于此，几年前自筹资金设立了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现为中国史学会东方历史研究中心。创业伊始，主要是切磋研究。但感到自己研究能力毕竟有限，于是决定利用自筹资金设立“东方历史研究出版基金”，资助有关东方历史的优秀研究成果出版。凡入选的著作，均以《东方历史学术文库》作为丛书的总名。
我们这一举措，得到了老一辈史学家的鼓励、中青年同行的关注。胡绳同志为基金题词，在京的多位著名史学专家慨然应邀组成学术评审委员会，复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允承出版，全国不少中青年学者纷纷应征，投赐稿件。来稿不乏佳作——或是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或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同类著作；或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或提出了新的学术见解，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百花齐放，绚丽多彩。这些给了我们巨大的鼓舞，也增强了我们办好此事的信心。
资助出版每年评选一次。凡提出申请的著作，首先需专家书面推荐，再经编辑委员会初审筛选，最后由学术评审委员会评审论证，投票通过。但由于基金为数有限，目前每年仅能资助若干种著作的出版，致使有些佳著不能入选，这是一大遗憾，也是我们歉疚的。
大厦之成，非一木能擎。史学的繁荣，出版的困难，远非我们这点绵薄之力能解决其万一。我们此举，意在抛砖引玉，期望海内外企业界，或给予我们财务支持，使我们得以扩大资助的数量；或另创学术著作基金，为共同繁荣历史学而努力。《东方历史学术文库》编辑委员会1994年9月前言
民国时期的中国政治处于由传统帝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过渡阶段。在这一过渡时期，各种现代和传统的要素杂糅并存，处于相互交织缠绕的混沌状态。国民党人在探索过渡时期制度建设方面付出了失败的沉痛教训。其政治领袖蒋介石在1949年溃败之际，曾在日记中深刻反省称：“此次之失败最大原因乃在于新制度未能适合现在之国情与需要，而且并未成熟与确立，而旧制度先已放弃崩溃，在此新旧交接之紧要危急之一刻，而所恃以建国救民之基本条件完全失去，[1]是无异失去其灵魂，焉得而不为之失败？”
1928年北伐胜利后，蒋在重建政治统治秩序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来自中央与地方各种力量的掣肘与挑战。走向统一的过程充满了惊心动魄的权谋和不可预测的变数。在这一过程中，蒋所面对的最大离心力，是北伐后便与中央渐行渐远的两广地方实力派和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粤籍政治人物。1931年胡汉民汤山被囚后，长期追随胡汉民的粤籍政治人物南下与两广地方实力派相结合，先是成立非常会议政府，与中央分庭抗礼；九一八事变后改设西南政务委员会，表面上隶属南京中央政府，实际上继续保持独立状态。为了避免党内公开分裂，直至西南政治领袖胡汉民去世后，蒋才通过和平解决两广六一事变，将粤桂收归中央。
长期以来，在“革命史叙事”模式中，大陆学界主要从“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与“派系斗争史”的两条线索来叙述国民党南京政府[2]统治下战前十年的历史。这一明显带有政治批评意味的研究模式，虽然反映了南京国民政府偏重以武力来解决内部抗争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但无法全面揭示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在探索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所付出的努力与代价。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化叙述模式的兴起，加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央与地方关系矛盾凸显的现实需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与地方意识等问题开始为学界所关注。邓正兵所著的《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一书，从分析1927～1936年广东地方实力派的活动入手，研究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地方主义。该书摆脱将地方实力派等同于军阀的思维定式的束缚，“把广东地方实力派作为一个结构、一个群体角色，将其置于政治制度的结构体系下进行考察”，从而揭示为传统“革命史观”所遮蔽的广东地方实力派的[3]自身组织结构与发展脉络，以及对广东地方社会的动员与控制。金以林所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一书在细致勾勒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纷争的同时，注意到地域观念与高层派系政治之间的关系，从党内粤籍领袖正统意识的总爆发的角度切入分析了导致1931年宁粤对[4]峙的原因。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学术研究视野更加多元，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台湾地区蒋介石档案的解密、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的胡汉民档案资料的公布，学界对以胡汉民为首的西南政治势力与中央之间的关系有了全新的解读和认知。杨天石最早利用美国哈佛燕京图书馆所藏胡汉民档案，揭示出1930年中国政坛一段鲜为人知的内幕，即胡汉民晚年，基于抗日和反对独裁的需要，曾经广为联络，组[5]织力量，一再准备以军事行动推翻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政权。陈红民更在全面整理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的基础上，完成并出版博士论文《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一书。该书以胡汉民往来函电里的人际关系网络为中心展开论述，既探讨了胡汉民与蒋介石、张学良之间的关系；又考证了胡汉民组建的“新国民党”相关史实，填补了国民党史研究的空缺；还通过福建事变前后两广与十九路军之间敌友关[6]系的变化过程，揭示出反蒋阵营之间内部的矛盾分化。
在上述研究成果的启发下，本书进一步开拓研究视角，一方面从国家政权建设角度，通过勾勒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如何应对和解决西南问题，揭示蒋介石作为政治领袖的成长与局限，分析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对当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兼顾地方的视角，通过还原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来审视在中央集权重建过程中失势政治人物与地方政治势力的生存困境。本书希望通过重建西南与中央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揭示出在走向统一过程中的派系纠葛与权谋运用，进一步深化学界关于战前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
由于研究角度的转变，本书所使用的资料范围也有所扩大。一方面继续开发“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这一“史料宝藏”，根据函中所提及的人物行踪、史事内容，排比各种已刊、未刊资料，逐一核实判定相关函电写作的时间，揭示出为学界所忽视的西南政治领袖胡汉民反蒋无门、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的尴尬境遇。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台湾方面自2003年陆续出版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自2006年以来陆续开放的《蒋介石日记》，考察自北伐后至抗战爆发前蒋介石与两广关系的变化过程，注意分析蒋的国家政权建设理念以及政治实践如何随着内外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与变化。除此之外，本书还大量利用天津《大公报》《北平晨报》《独立评论》等当时报刊的相关评论及报道，通过它们站在中央与西南之外第三方立场的观察，帮助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厘清当时所谓“中央与西南”之争的本质。
本书的主要内容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西南与中央之间对立的近因是由1931年宁粤对峙的局面演变而成，其远因则是北伐后期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系与粤桂地方军系之间历史恩怨的延续与爆发。本书第一章围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在坚持武力统一政策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政治难平”的困惑为中心展开叙述，勾勒出1930年代西南与中央对立产生的历史背景。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外敌的入侵改变了蒋介石与政治对手之间的博弈方式。在经历了下野的深刻反思后，为了应对九一八事变后的危机局面，蒋于1932年重返政坛后，其建国理念与执政方式都发生明显转变。本书第二章以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到政治领袖的成长为线索，论述了蒋对西南问题由武力解决到政治解决的转变。
1933年底爆发的福建事变是西南与中央关系中一个关节点。福建事变爆发后，西南因握有解决时局的关键，加之南京内部“迎胡倒汪”势力的推动，西南与中央的关系开始从对立走向交涉。本书第三章试图以西南为透视中心，以西南与中央关系为构架，通过还原福建事变前后西南与中央从对立走向交涉的过程，探讨在因外力入侵引发的救亡统一的民众心理背景下，面对中央统一化政策的压力，西南是如何因应的。事变解决后，中央虽凭借“地利”“人和”，积极推动统一化进程，但西南依旧保持割据状态。西南尽管在维持自身权力方面获得了暂时胜利，却彻底失去其道义基础。
影响西南与中央关系演变的根本原因，与其说是中央实力的增强，不如说是西南内部自身的相互掣肘与钩心斗角。本书第四章利用新近出版的《胡汉民未刊往来函电稿》，通过还原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胡汉民及其周围相关人群的活动轨迹，呈现西南内部错综复杂的政治生态环境。1934年年中，为应对西南的被动局面，胡汉民欲于“矛盾政策”中找寻出路。既欲从军事上攻蒋，同时又注重与蒋交涉；既欲倒蒋以抗日，又思假日以倒蒋。“内忧”（对实力派而言）相煎益急，“外患”（对蒋介石而言）又侵逼不已。胡汉民于重重矛盾环绕纠缠中，身不由己。无奈之中，胡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从党找办法”，“以党取攻势”。未料，“自行开会”之举，锋芒所向，未曾伤及中央，却令西南“散伙”。这一情形应是西南反蒋“表象”背后的真实底蕴。
西南与中央之间的争斗，既是中国政治传统上的中央与地方之争，也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政争对西南与中央关系的发展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本书第五章利用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辅以其他相关当事人的日记、信函，通过还原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西南与中央间走向“团结”的过程，揭示了“团结”表象背后国民党内部复杂的派系政治运作。1934年底，蒋借红军西撤之机，入黔、拉滇以制粤桂。在战略上居于主动地位前提下，蒋欲借五全大会召开之机，通过“党权”的让步与妥协，促成西南与中央间的“复合”。然而，因双方在实际利害面前各不相让，加之心理上的壁垒森严，这一形式上的“团结”并未增进双方实质上的凝聚力。国民党五全大会后，蒋之以政学系取代汪精卫，实质上向西南宣明了政治妥协的限度，即党权可让，政权则坚决紧握，毫不相让。政学系的上台，令西南方面对于蒋之合作诚意深表失望。因蒋的合作诚意有限，加之西南内部的掣肘，胡汉民出洋回国后没有按照原定计划赴京，而是转赴广州，以“民众之导师”的姿态，继续“监督和指导”政府。胡汉民心中对蒋的成见，至死仍未消解。
1936年的两广六一事变是西南与中央之间最为关键的较量。本书第六章通过排比《蒋介石日记》《蒋中正总统档案》等原始档案材料，重构蒋介石处置两广六一事变的历史经纬，在补充修正学界已有研究的缺失与错漏的同时，着重分析蒋在处理地方称兵反叛事件时的决策心理与谋略运用。蒋介石应对两广六一事变大体上有一整套方针与步骤。事变初露端倪时，蒋坚持静观其变。其对粤桂的军事部署以防备为主，取监视与待机方针，欲利用两广之间的矛盾纷争和广东内部的文武内讧，以政治方式和平解决。事变爆发后，蒋采取“先专对粤”的策略，以拆分粤桂；广东问题解决后，又冒险撤换李宗仁、白崇禧；然后借口李、白抗命不服，趁机派兵入粤；待中央军转至西江布防后，开始对桂谋求和平解决。蒋处置两广之方针与步骤虽无明显之失算，为两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的关键，但其所运用的手段并未超出中国传统政治术之羁縻反侧的范畴，对粤施以分化离间与策反收买，对桂则在优势武力的威慑下，通过人事、地盘与金钱三者加以笼络与利诱，恩威并施。两广事变之和平解决，实际上是双方在利益交换基础上达成的形式上之统一。
[1] 《蒋介石日记》，1949年1月22日，“上星期反省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下文不再标明藏所。
[2] 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人民出版社，2010；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
[3] 邓正兵：《广东地方实力派和地方主义研究（1927～1936）》，武汉出版社，2001。
[4] 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5] 杨天石：《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303页。
[6] 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三联书店，2003。第一章政治难平之惑：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前后蒋介石关于建国问题的实践与思考
国民党人发动北伐战争，在对外走向统一的同时，对内却走向分裂。以往学界研究大多关注北伐前后的国共之争和国民党内的左右之[1]争，而对这一时期地方主义的发展有所忽略。蒋在通过北伐战争致力于追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采取了“先北伐后统一”的策略，对李宗仁、唐生智、阎锡山、冯玉祥等地方军人势力的坐大采取容忍态度，结果导致北伐胜利后革命阵营内部地方主义势力的泛滥。南京国民政府重建之际，蒋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通过军事手段削弱对手实力的同时，却造成了自身道德权威的流失，陷入政治难平的困惑之中。这一时期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军系与粤桂地方军系之间的历史恩怨，种下1930年代西南与中央对立的前因。一先北伐后统一
身为浙江人的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在广东参加革命活动期间，深为广东人排外地方主义所困扰。1925年6月的广州之役令蒋对广东军队的畛域之见深感“骇异”。6月13日，蒋在日记中记称：“昨日以来，市内秩序大乱，粤人以消灭外江人为口号，无论兵民对于外人仇杀殆甚，惨不忍闻。恶劣粤军借口搜吏索名，抢劫外省人家室，警察带路，尤为可恶。本校官生家至遭劫甚多，而本革命军爱国爱民之热忱，与红领带之记号，皆为此一般军队所丧失，以本军为红领带，而其余各军亦相率效尤，人民不知真假，故对本军感情亦不如前也。”事后，蒋与苏联顾问加伦讨论广东时局时，痛心疾首地表示：“广东决非革[2]命根据地也”。
北伐前夕，1926年4月11日，蒋在日记中分析广东政局时称：“深思广东政局，甚难处理，党务军事裂痕已明，右派与共产派两者[3]之间亦难调理，土匪与地方主义更难消除，实无善后之策也。”对于蒋介石这种外省军事将领来说，北伐不失为为摆脱广东当地的国共纷争与地方主义困扰，“向外发展”的一种权宜之计。张国焘对蒋介石之所以积极力主北伐，曾评论认为：
少数军事将领对北伐怀有不同的打算。也许广东人的排外心理是较浓厚的，是外籍“英雄”总觉得广东并非用武之地，如果能回到长江下游的本土，或可建立霸业之基。有些广东籍将领则不免想到如果这些外省“英雄”，到省外去打江山，他们就可以成为广东的真正主人了。大多数客籍将领都觉得到外省去打天下，可解除现在苦闷而获[4]得发展机会。因此，“北伐”的代名词，是“向外发展”。
蒋介石虽然一直极力鼓吹北伐，但鉴于广东内部政情复杂，他在自身地位尚未巩固之前，不敢贸然出征。他在日记中责备李宗仁等[5]“不识政治复杂情形，徒怪迟缓可惜也。令人左右为难，可叹也”。正因如此，北伐誓师之初，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并未亲率黄埔军出击，而是派出李济深的第四军和广西第七军先行。但令他始料未及的是，北伐出兵援湘进展神速，7月10日长沙攻克时他的总司令部尚滞留广州未发。待蒋于一个月后赶到长沙督战时，却遭到俨然已视两湖地区为自己势力范围的唐生智所率第八军的防范。蒋不得不放弃胜算在握的湖北战役的指挥权，“决心亲督江西之战，以避名位也”。9月8日上午，蒋接到唐生智函电，判断认为“其意不愿余在武昌甚明也”。14日，他下定最后决心“离鄂向赣，不再为冯妇矣，否[6]则人格扫地殆尽”。
蒋为唐生智部所迫转战江西后，为了限制唐部地方军人势力在两湖地区的发展，致电留守广州的代理中常会主席张静江与国府主席谭延闿，告以：
中明日由长沙入赣督战，湖北军事交孟潇（唐生智，引者注）负责办理，民政以邓演达为政务委员会主席，财政以陈公博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另设湖北临时政务会议，由中兼任主席，入赣期间，派孟潇代理之；凡民政军政，皆由政务会议通过，该会直属于中央党部。政务会议在鄂设施，凡政务须有省党部政治部政务局通过施行。惟中离鄂以后，武汉政治，恐不易办，非由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必中央来人另组政治委员会，以代临时政治[7]会议为妥。
武汉攻克后，蒋于10月22日两电张、谭二主席，主张政府或党部移鄂。一则称：“武昌既克，局势大变，本党应速谋发展。中意中央党部与政府机关仍留广州；而执行委员，移至武昌为便。否则政府留粤，而中央党部移鄂，亦可使党务发展也。”又曰：“政治人才大缺乏，更不宜分散各处，广东偏于一隅，且地方界限甚深，如党部移鄂，其进行必较粤为利，如欲发展，非速移不可。至于国民政府，仍[8]设广州亦可也。”由此可见，蒋介石之力主政府或党部迁移武汉，其初衷是防范唐生智部地方军人势力坐大。但蒋、唐之间中央军系与地方军系的矛盾，为此后因国共纷争所引发的迁都之争所遮蔽，长期以来不为外界所注意。倒是身为当事人的蒋介石始终对唐生智企图占据两湖的野心保持清醒的认识。蒋认为，汉口方面的共产派与国民党左派借助唐生智的军事支持，来打击自己，“适中唐逆把持武汉之毒[9]计”，“共产党自以为阴谋之毒，不知适应唐逆利用也”。
随着北伐军事的推进，地方军人势力不断扩张，身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与以唐生智、李宗仁为主的地方军系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1927年7～8月间，蒋因兵败徐州，不堪忍受桂系“词迫势逼”，被迫下野。蒋对桂系势力之跋扈“暴戾难舍”，在日记中痛责道：“白崇禧与李宗仁通敌求全，谋叛败党之罪，世世国民不能忘[10]也。”蒋对地方军人之以下凌上、飞扬跋扈，虽视为终生莫忘的奇耻大辱，曾在日记中声言“如不得已，余将赴粤，再造革命根据地，[11]以铲除手植之新军阀也”，但为了确保北伐大业不致中断，他于1928年初复任北伐军总司令之际，决心对地方军人势力暂时妥协，将北伐和统一分成两步来完成，“先求北伐之完成，再谋全国之统[12]一”。
二期北伐的目标为奉系军阀，但此时阻碍全国走向真正统一的，除去奉系军阀外，还有来自内部地方势力的掣肘。此时，令蒋最感焦虑的是后方的两湖局势不定。1927年10月20日，蒋介石下野期间，由桂系掌控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西征，讨伐唐生智。西征军由程潜任总指挥，李宗仁副之，兵分三路，分别由李宗仁、程潜、朱培德统率第三、四、五路军发动攻击，于10月25日不战而入安徽安庆。11月11日，唐生智通电下野，所部交由其手下李品仙、何键等人负责，指挥全军退守湖南。唐生智下野后，李品仙、何键等四军长曾手书刚[13]刚返抵上海的蒋介石，表示“愿听指挥”。12月31日，李品仙等人通电服从南京中央，取消第四集团军名义，静候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
蒋不愿因湘事未决而影响北伐的战机，于是决定自己专任北伐，[14]将两广交由李济深掌控，两湖交由李宗仁、白崇禧处理。蒋致电白崇禧表示：“上游军事，有兄主持。中正可以一意北伐，公私两[15]得。党国之幸。”蒋力主“无论两湖战局如何，而吾必速筹北伐”，因为只有高举北伐的旗帜，才能“号召冯阎各军，方能于政治[16]上立定也”。此时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部队尚处于观望之中，蒋致电冯玉祥称：“北伐实为解决内部纠纷，共同一致之惟一法门。党事与北伐问题同时并进，亦可望早得解决。弟断不因党事而使北伐军[17]事稍有迁延。”
蒋为了迅速解决北伐的后顾之忧，有意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但是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主张继续对湘用兵。1928年1月21日，正当白崇禧、程潜统帅西征部队准备会攻长沙之际，叶开鑫之第四十四师阵前倒戈，与程潜所率的第六军发生内讧。程潜含沙射影地攻击叶部倒戈为蒋所指使，蒋对此有口难辩，在日记中痛斥道：“程潜以叶競秋回戈之事，欲假罪于余，余亦愿受，以程逆非倒不可也。”程、叶冲突发生后，蒋主动前往汤山拜访当时为其所倚重的党国元老李石曾与张静江，一起商量对策。李、张主张令桂军回粤讨共，将两湖交给谭延闿主持，抽调湘军参加北伐。蒋对此表示赞同，于1月26日在日记中写道：“如此议果成事实，余深所赞成，特恐程、白不肯稍戢跋扈[18]之心耳。”在当时情形下，蒋认为：“桂军不回桂，程潜不消灭，[19]革命无成功之望也。”
正当西征军进攻湖南期间，政治上亲汪精卫的张发奎第四军在广州发动政变，利用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前往上海开会之机，驱逐了代主席黄绍竑。中共利用“张、黄事变”的机会，在广州发动暴动。这令当时全国舆论哗然，汪派的张发奎、黄琪翔、陈公博等人成为众矢之的。在蒋看来，如果趁着广州局势混乱之机令桂军回桂的话，一方面可以和平解决两湖问题，抽调“两湖军队加入北伐”，同时更可[20]借机防止桂系势力在湖南坐大，“消除后顾之忧”。
然而，桂系白崇禧不为所动，坚持武力解决湘军。1月25日，白崇禧攻占长沙后，于翌日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重定战斗序列，继续向衡阳、湘西进攻。2月初，唐生智旧部李品仙、何键等湘军将领联名通电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请求立即电令程潜、白崇禧停止军事行动，表示愿追随蒋总司令北伐。白崇禧所统率的西征军坚持进攻，相继占领衡阳、宝庆等地。蒋对桂系坚持攻占两湖非常不满，他于2月28日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次日便致电催促白崇禧早日结束湖南战局，积极进行北伐。3月5日，蒋又致电白崇禧告以：“湘局底定即为北伐之基，各部如来输诚，或愿请北伐者，希准予许可，免[21]误北伐时机云。”不过，此时桂系的“阳奉阴违”并未动摇蒋迅即北伐的决心。3月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集中精神，注于北伐。北伐未成之前，其他问题置之不理。如待后方事事妥善，而后北伐，则永无北伐之日也。”次日，又记称：“白逆阳奉阴违，逆迹昭著，以[22]后教育方针，革命当先消除内部之叛逆也。”
桂系对蒋之二期北伐表面上拥护，实际上却按兵不动。西征军的战事即将结束之际，3月11日，白崇禧即电告蒋称：“顷已回长商办三湘善后，军事既经结束，即当北上驱驰，会师河朔，直捣幽燕，当副期望之殷，兼完革命之业。”19日，白崇禧电告国民政府两湖的北伐军业已动员，叶琪部队已于17日开始输送北上，而白本人继续留[23]在两湖处理善后。白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北上，一方面有巩固两湖地盘的考虑，同时也是在待价而沽。李宗仁在其回忆录中对北伐期间桂系与中央的关系描述称：
广西为广东以外由中央直接管辖的第一个省份。我们经数年的血战，才把全省统一；复以全力将军、财、民、教各政整理就绪之后，赤胆忠心将全省毫无保留地双手奉献中央。不幸当局目光短小，气度狭隘，满腹生意经，竟认为统筹办理广西省务为“蚀本生意”，而不愿接收，硬性责令我们“自理”，使广西形成半自治状态。此例一开，国家法度全失。其后，中央本可“赚钱”的省份，如湖南等，在我军克复之后也循例“自理”，闹出各省割据之局。而始作俑者，厥为中[24]央政府的负责人，岂不可叹！
李宗仁事后的回忆虽有美化自己一方的嫌疑，但其对桂系与中央之间关系的本质概括得非常精准。桂系与中央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生意场上的“合伙”关系，实则各自为政。双方在合作过程中相互算计，各怀私心，谁都不愿意蚀本。桂系对“赚钱”的湖南自然要用心经营，[25]同时更借口出兵北伐要求中央每月接济军费200万元。
蒋对桂系“赚钱”的要求痛快应允，但是，对于改编桂系驻守两湖部队为第四集团军，并任命李宗仁为总司令，程潜、白崇禧为总指挥，他却有所顾忌，并有意拖延。五三济南惨案后，由于日本出兵山东阻挠北伐，蒋所亲自指挥的津浦路一线的攻势暂难进展，由李、白负责发动的京汉路攻势对北伐成败至关重要。迫于形势，5月10日，蒋急电李、白谓：
此次济南事件发生，中竭力忍让，冀勿妨碍北伐，乃日人节节进逼……情势如此，津浦路已难进展，此后作战全赖京汉一线，务望兄等迅即督师北上。京汉果下，日人失却爪牙或可稍敛其侵略之野心。然后外交亦易进行，党国存亡在此一举。知耻勇进，责在吾人，无论如何困难必须尽力排除，毅然前进，共同完成北伐，则倭寇不足虑矣。[26]至贵军每月五十万元之款，中早嘱刘纪文处长照拨。
蒋为了督促李宗仁、白崇禧迅即督师北上，于5月14日电告国府主席谭延闿提请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并电令武汉政治分[27]会从速成立，同时明令取消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5月20日，白崇禧前往河南新郑与蒋会晤，同意率领第四集团军北上保定作战。27日，蒋以李宗仁请任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总指挥之职，电谭延闿请即[28]发表委令。
桂系出兵参加二期北伐的结果，造成了其势力向北扩张。5月底，白崇禧率军进占保定，并于6月13日与阎锡山联袂进入北京。由于此时直鲁军张宗昌、褚玉璞部集结滦河一带，拒绝接受北伐军改编，7月15日，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总指挥，专门负责滦河方面军事。9月中旬，桂系部队将直鲁军全部缴械肃清后，移师驻守唐山滦河一线。至此，桂系自参加北伐两年以来，循着广西“自理”之先例，先后控制了两广、两湖、唐山一线，俨然形成一个“桂[29]系帝国”。
北伐期间，蒋迫于内外压力所实行的“先北伐后统一”策略，确保了北伐军事的顺利进行，但同时造成了革命进程中地方主义的泛滥。1928年6月北伐大功告成之际，全国范围内实际已形成以政治分会为中心的四大地方军事势力，分别为：李济深第八路军控制下的广州政治分会，管辖范围为广东和广西；李宗仁第四集团军掌控下的武汉政治分会，下辖湖南和湖北两省；冯玉祥第二集团军控制下的开封政治分会，管辖河南、陕西和甘肃；阎锡山第三集团军所掌管的太原政治分会，管辖山西、绥远、察哈尔。这些地方军事势力控制下的政治分会成为北伐后国家走向统一的主要障碍。二折中求平
北伐期间，蒋在容忍各地方军事势力治理其所占省份的同时，也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使其相互牵制，借此来增强自身及中央的权威性。1928年5～6月间，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正向高阳、永清、固安、河间挺进，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占领宣化向怀来追击，白崇禧统率的第四集团军沿着京汉线攻占保定。北伐军事即将胜利之际，北方政治的归属问题，令蒋焦虑不已。5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为直隶政治事，冯、阎二兄或不能相得，非常焦虑。此中国之乱所以至十七年之久而未定也。”
阎、冯二人虽对北方地盘觊觎已久，但表面上却都积极表示效忠国家。6月1日，蒋在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后，在日记中记称：“与百川兄商谈军事外交政治各事，皆知己之谈，其老成谋国，甚足钦佩。”次日，蒋又与冯玉祥会谈后，认为：“倾谈之下甚觉爽直，如果能如[30]此，则公私皆福也。”为了牵制阎、冯，蒋一面致电冯玉祥，告以：“可否由兄来电推保百川为北京卫戍总司令，俾得维持秩序，亦所以表示吾人之能互信而礼让也”；与此同时，又电告阎锡山，希望由阎来推荐冯为前敌总司令，“以为团结之本”，并表示“能酌济以款若[31]干似更佳”。
蒋决定将北方政局交给阎锡山来控制，借以牵制冯玉祥；同时又给冯前敌总司令之名和经济补偿加以安抚。蒋这一牵制、笼络阎、冯的手段，体现了他在国家重建之际所奉行的“折中断行，以为其平”的政治理念。6月6日，蒋在日记中写道：“对党、对政、对军、对民应分析，最近各派之好恶及主张，折中断行，以为其平也。”11日，蒋又与党国元老吴稚晖、张静江研究政治现状，思考所谓“折中求平”的办法称：“汪、胡、共、无四派如何能调剂其间？张、宋、孙三者如何能使其息疑和衷共济？冯、阎、白三者如何能使其推诚无争也？”[32]
然而，在当时政治现实环境中，蒋之所谓“折中求平”的政治主张往往陷入两不讨好的尴尬境遇，既被当事人攻击其处事不公，又为一般舆论批评其妥协软弱。冯玉祥因不满于蒋委任阎锡山掌控北方军政大权，于是故意保荐桂系白崇禧出任京津卫戍司令，借以挑拨蒋介石与桂系的关系。蒋对冯有意挑拨是非的做法，在日记中痛斥道：“冯焕章好弄小技，难怪其为各派所仇恨，何苦为如何有损无益之事[33]也，未免可惜。彼视人人为愚，而惟其一人为智也。”冯玉祥的节外生枝令蒋对北方政局的处置更感为难，他一方面致电白崇禧解释事情之经过与原委，以免其误会；同时又致电劝说阎锡山对北方政局不[34]要退缩，“对于收编各军及处置政务，请兄放手办去”。为了彻底打消冯玉祥对北方政局的干涉，蒋以请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坚决姿[35]态，逼冯就此罢手。
二期北伐刚刚结束，各方面对蒋折中妥协的批评纷至沓来，根据蒋介石自己的陈述：“近来本党同志及各界同胞对余个人有种种不同之批评。或谓余近来太软弱，太不澈底，缺乏除恶务尽的勇气；或谓余处事不公允，对功罪是非不分明；或谓余太妥协，北伐成功以后似有持盈保泰之趋向，对旧势力不免过分迁就；或谓余不应持消极态度，使一般人心怀疑不安。”蒋称这些批评之词虽然大都是出于爱护自己的善意，然而对他之“所以如此委曲求全之真意，似尚未能明了”。他为自己辩护道：“余之所以忍饥蒙垢而始终保持此一态度者，盖由于自身体验所得两个极深的觉悟：一、我国革命对象为侵略中国之帝国主义。帝国主义与我革命势力及我国家民族之利益根本不能相容。二、革命成功之基本条件为内部团结一致，必全国一致团结在本党三民主义之下而努力，方足以图民族之生存，必本党内部一致团结，方足以领导国民革命，挽救国家于危亡。”他更以其在济南惨案期间所亲身经历之耻辱，痛心疾首地指出：“余从彼时起益复深切感觉国民革命之最后对象为帝国主义。打倒几个军阀在革命进程中实不算什么一件事，而欲达到国民革命最后之成功，则非本党同志痛切觉悟、永久团结，切实负起责任来干不可……近来更自深信集中力量之必要，更自深信国内、党内团结一致之必要，誓必不避种种困难以促成而保[36]持之，遇有足以引起意见之纠纷者，余必苦心以调和之。”
1928年8月8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是北伐成功后国民党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也是蒋贯彻其“折中求平”政治理念，实现政治统一的重要时机。此时有望出任国府主席的他欲利用国家重建之机，建设一个有力的中央政府，认为：“如欲必余任主席，则必有任免权；对各院与政治会议有复议权；财政统一；常务会议有最后决定权；焕章入府；财政未统一前，各省不能向中央请求接济；政治分[37]会不能为执行机关；主席之任期等皆须切实解决也。”但是，蒋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政治设想在当时内部相互怀疑、对立的政治氛围中实现的希望实在太渺茫了。
会议召开前夕，国民党内左右两派因对共问题引发的裂痕依然存在，双方壁垒森严，水火不容。以吴稚晖、李石曾等党国元老为代表的党内右派，因对蒋容纳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不满，欲离京赴沪，以示坚决反对之意。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则因广州事变期间汪派军人张发奎驱逐李济深、黄绍竑而结下很深的仇怨，他们揣测蒋之所以拉拢汪派参会，是欲由汪派出面推蒋为总统。因此，桂系坚决反对蒋、汪妥协，白崇禧更是放言：只求清党，虽推蒋为总司令、称帝，他都愿意。桂系的肆意妄为令蒋勃然大怒，在日记中痛斥道：“如此[38]顽固，岂可认为部属乎？”
为了凑足开会的法定人数，蒋不得不移樽就教，于8月5日亲赴上海，遍访消极避沪的李石曾等诸委员，与之恳切接洽召开全会事。党国元老为了照顾蒋的面子，结果尚称圆满，答应回京开会。但是桂系李宗仁表示不愿意回京，并坚持“以清党与提案范围作为要求”。蒋对桂系之不顾大局非常失望，无奈地表示：“庸碌之人，不足与其[39]事也。”
政治分会的存废问题成为会议争执的焦点。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以“中央权限日削，易成各地割据之局势”为由，提案取消政治分会；而李宗仁、李济深等人则主张保持，强调“吾国幅员广阔，中央对于各省复杂情形，未尽瞭然，交通不便，故政务易致停滞，政治[40]分会实有继续存在之必要”。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等党国元老承续清末以来反对专制集权的均权思想，主张分治合作。据蒋在日记中记载：1927年11月15日，蒋与张静江辩论制度，张认为“中央政府之权完全消除，而任各军区自由处置”，蒋对现局虽赞成相对分治，但绝对反对张之完全自治说，认为“静江对于政治实在太无根底也”。[41]北伐胜利后，李石曾提出分治合作理论，他强调在中国政治现实中，不分，乃强制专权；不治，乃官僚垄断；不合，乃压迫离异；不作，乃破坏怠惰。因此，他认为求中国统一，须舍武力统一，取和平[42]统一，即分治合作。二届五中全会期间，主张均权分治的党国元老对因反对废止政治分会，一度不别返沪，致使会议中断。左右两派的激烈争执令蒋进退两难，在日记中深自愤责道：“同志间之怀疑、[43]无信如此，不顾大局，尚有何言！”
蒋极力“调和”之苦心非但未能消解各派的壁垒，反而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内外左右皆集矢于余一人”。党内各派的矛盾纷争令蒋对政治前途感到消极失望，他在日记中黯然记曰：“余太无政治趣[44]味，竟使余无聊至此，不知何所底止也。”为了不使北伐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委员全体会议半途而废，蒋只好再度前往上海，劝说退会的党国元老返京。8月12日正午，蒋前往拜访吴、李、张诸老，彼此相互诘责一番后，诸老最终答允回京。可谁知，次日一早搭车返京时，诸老居然爽约不至，蒋只好独自回京，并暗自感慨：“办事之难一至[45]于此，余将如何克服此苦难乎？”[46]
经蒋极力斡旋，虽“左右各派皆不满足，而会议得有结果”。最终决议：各地政治分会限于本年年底一律取消；修正了政治会议分会暂行条例，在第四条“政治分会之决议案交该特定地域内之最高级地方政府执行之”之下增加但书：“但不得以分会名义对外发布命[47]令，并不得以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地域内之人员。”五中全会刚一[48]结束，蒋便因连拔数牙，流血不止，身体元气大伤而回乡静养。党国诸老则虽迭经敦劝，但始终逗留上海未归。二届五中全会后，国民党内左右两派的对立，加之中央与地方间的纷争，致使南京国民政[49]府在重建伊始便陷入“中枢负责无人”的困境之中。
蒋本欲利用北伐后首次中央全会召开之机，折中调和，出而负责，将政治引入正轨，但是党内左右两派的水火不容令蒋对改组政府，以及出任行政院长，颇感“迟疑徘徊”。此时，蒋甚至因心灰意冷而一度荒废多年来养成的写日记习惯。9月14日，他在日记中反省称：“不记日记已有十日，如此放肆荒荡，尚何论雪耻，更何论革命也。”[50]经过一段时间调养休整，蒋在得到党内元老胡汉民的支持后，决[51]定以身率先，“先行回京以作先导”。自8月15日五中全会后离京，蒋“迟疑徘徊”了一个多月后，于9月18日重返南京。在蒋的恳切劝说下，李石曾、蔡元培、胡汉民、王宠惠等人也于19日回京。当晚，在蒋的主持下，商议政府改组办法，决定推谭延闿为行政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蔡元培为考试院院长，[52]蒋本人则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为了确保政权的平稳过渡，北伐成功后重新改组的南京国民政府[53]基本援用“老同志”谋国主政，政策转趋右倾保守。当时在中央党部任职的王子壮，作为一名“青年”党员，对南京政府初期“老同志”当政颇有微词，批评道：“以胡先生来主持党务，元老派之主张完全胜利，然吾党之一蹶不振，此其端也……益以一部分老先生根本不了解近代革命之意义，以故革命成功数载，党员悲观消极者所在皆是，对国是前途，无不深感烦闷，至投机分子之混入，更是混淆黑白，[54]是不得不谓之革命的失败也。”南京政府开国之际人心涣散的气象不仅令“青年同志”感到消极苦闷，就连“老同志”的谭延闿也是大失所望，感慨不已。他在日记中调侃自己与蒋调换位置，“以意义言则帝降而王，王降而霸，以形式言则生忽为丑，丑复为生，一反串也”。贵为行政院长的他到新成立的政府开会，发现居然“案无可讨[55]论者”，不禁慨叹曰：“此为第一百次军政时代之政府最末会也”。三武力平桂
编遣军队是蒋在“开国”之际所面临的最感棘手的问题。蒋早在北伐期间便开始考虑战后裁兵问题。1928年5月16日，蒋在徐州前线指挥北伐战事时，与宋子文商议北伐后的大政方针，提出：“坚辞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整顿第一集团军为十师，缩少军费为五百五十万元，以三百万作国防军费，以教育、军械、航空、海军各费各五十万元，军械一百万元为标准，全国划分为五个至七个军区，惟西南川滇黔无领袖，甚难处置也。”次日，蒋又与宋子文、邵元冲商谈北伐后军政、财政、政治、外交、民众运动办法，主张要“先定军区、军额、军费及财政之统计”，“政治暂维现状，党务开中央全体会议决定之”。
1928年6～7月间，北伐军事胜利之际，蒋立即动身北上，前往北京与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商议军事善后问题。蒋深感裁兵问题之急迫，于7月10日在日记中写道：“经济困穷，裁兵迟缓，稍一不[56]慎，即启崩溃，可忧也。”13日，蒋召集在京的新闻记者，正式公开发表军事整理意见书，主张召集特别军事善后会议，并由此会议来决定“北伐完成以后之复员事宜，与裁兵有关之具体办法，及根据国[57]防方针而确定军额军费之数目，与夫厘定军制划分军区等等”。
二届五中全会通过于1929年底之前取消各地政治分会的决定，遭到李济深、李宗仁等人的公开抵制。据冯玉祥日记记载：五中全会闭幕后，二李即来电表示：“共党执政，不能不下井从仁”，“蒋阅后，殊觉难堪。盖二李之意，主张改组政府也”。8月21日，白崇禧驻守北平之部队擅自班师回汉，引起外间种种谣传，致使人心动摇，时局不安。蒋当即致电白崇禧称：“自第七军第十九军一部班师后，外间不知真相者谣诼繁兴，及中病后，人心更形动摇。当此外患未已之际，端在内部团结方能完成革命，请兄静镇艰忍以固人心。月济之款，必于月底汇足。米粮可发米津，决不使兄为难与将士枵腹也，务希为党国勉之。”与此同时，蒋另电杨杰转劝白氏：“如欲抽调队伍，必先[58]妥商，由总部明令行之为要。”为了牵制白部在北方的行动，蒋致电阎锡山告以：“白健生既离平赴津，请兄速赴平主持，千万勿缓为[59]要。”
南京国民政府改组后，希望通过调任地方实力派军人入主中央部会，来消除中央与地方之间的隔膜，同时借召开编遣会议之机，实现军政统一。1928年10月8日，北伐军第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皆当选为国府委员。此外，冯还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李任军事参议院院长，阎担任内政部部长，李济深则任参谋本部部长。诚如论者有谓：南京中央将阎、冯、李调离其驻[60]区到南京任职，实有羁縻的作用。透过蒋在此时反复研读的相关书籍不难发现其真实意图之所在。11月13日，他在日记中记称：“在车中看圣武记第一册完，甚有感也。”15日，又记曰：“途中看圣武记至吴三桂败亡。可笑，尤可耻也。”16日，又感慨道：“今日看圣武记第二册完。前清对于藩镇与封建制，似胜于历朝也。观此而叹立[61]国之难与驾驭之艰，可不戒哉。”由此可见，蒋在“开国”之初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时非常注重借鉴中国传统政治资源。
与蒋同时代的地方军事将领对中国传统的“削藩”典故应该都不陌生。在他们看来，南京中央调其入京任职，召开所谓编遣会议，其实就是传统“削藩”术的翻版，通过将其调离驻区，裁减其军队，来架空其势力，剥夺其军权。正因如此，他们对调任中央职务回应冷淡，阎锡山转介部属赵戴文担任，李宗仁甚至提请中央撤销军事参议院，将该院经费充作国家建设之用。编遣会议原定于12月中旬召开，李济深却在会议召开前夕离开南京返回广州，以表明其反对立场。12月1日，蒋巡视完苏、鲁、皖各省回京当天便致电李济深称：“兄回粤以后，诸事进行如何？江北校阅已毕，弟于本日回京，未知吾兄何[62]时来京，希告知，俾定召集国防及缩编会议日期。”对于蒋之亲自致电催驾，李济深不为所动，仍以未能即日入京相复。蒋对李之复电[63]表示“愤慨”，判定其“思抗中央之心毕露矣”。
由于李济深、李宗仁等人一再推迟入京，南京方面只好于12月25日召开临时会议，决定将编遣会议展期至1929年元旦过后正式开议。与此同时，为了缓和李宗仁、李济深的抵制情绪，蒋于1928年年底向国民党中常会提请将各地政治分会延至1929年3月15日（即中[64]国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召开之日）取消。后经阎锡山、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等人一再催促下，李济深、李宗仁同意回京开会。
编遣会议于1月4日正式开议。关于编遣会议之形势，蒋在日记中分析称：“焕兄（冯玉祥）有病，任潮（李济深）主留部队，不肯多裁，似当分编遣为二法：一、画编遣区；一、画省区大小定师数多寡，但多至七十师为准。余以为先行财政统一，饷项照其发数，由中[65]央担任，而编遣犹在其次也。”蒋欲先行财政统一的做法，首先危及“赚钱”省份的利益，因此遭到李济深、李宗仁等人的强烈反对。但是，蒋推行财政统一的决心毫不动摇，甚至做好“强制执行”的准备。1月8日，蒋在日记中写道：“今日形势，编遣事非强制执行，似[66]不为功。”1月9日，蒋在日记中记称：“晚约各总司令会议，惟任潮把持广东，事事反抗，余面斥其为反革命之所为。”10日，蒋又约李济深、李宗仁等再开财政会议，“彼仍倨傲骄矜，毫无觉悟，不知其何所恃而为此也。”蒋实在忍无可忍，于次日当面斥责李济深“言[67]行之反背，并直认其状态为不满足”。
经过激烈的争吵，会议于17日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17条。该大纲规定：全国军队分为8个编遣区，即中央直辖部队编遣区（二次北伐后收编的直鲁军等）、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第一编遣区（第一集团军）、第二编遣区（第二集团军）、第三编遣区（第三集团军）、第四编遣区（第四集团军）、第五编遣区（原东三省部队）和第六编遣区（川、康、滇、黔各地部队）；同时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战时高级编制；各部队原有长官暂时照旧供职，听候编遣完毕后由编遣委员会呈请国民政府重新任命，但在编遣期间内，非呈明编遣委员会，不得以任何名义委派人员；缩编全国现有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师，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师；现有各部队，不论原属何部，自归编遣委员会管辖后，应留驻现在防地，非奉编遣委员会命令，不得移动。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这是一个绝对有利于蒋介石中央政府军，而不利于桂系及其他集团军的编遣方案。它全面施行以后，不仅各集团军先前享有的委派人员、调动军队的权力被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收归中央政府，而且军事实力也将远逊于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央政府军。蒋除中央直辖海军编遣区的海军外，还拥有第一及中央直辖部队两个编遣区总计22师的陆军，其他各集团军则至[68]多不过11个师，仅为蒋介石中央政府军的一半。
正因如此，编遣会议一结束，各地方军事将领便因怀疑中央有意“削藩”，而纷纷离京。蒋听说“冯阎皆有回去之意”后，当面表示“允其回”，并谓“凡事应取自然，一勉强则尤不可为矣”，但其内心却倍感孤独，并由此“公事疑虑”“私事孤立”的现实境遇联想到自己“孤儿寡母”的悲惨身世。他在日记中发泄内心的愁闷忧郁：
今日心烦，遇事欲泣而不能者三，如此社会，如此人心，如此制度，何以立国耶。呜呼，无母之子，孤独之人，尚有人生乐趣乎？部[69]下跋扈，负责无人，且又皆贪污卑劣至此，尚有希望乎？
编遣会议期间，蒋与二李之间的激烈争执，引起了冯玉祥对一、四集团军之间冲突的担忧。1月15日，冯玉祥在日记中写道：“此次北伐成功，乃各集团同心协力之结果，一集团不应企图消灭第四集团也。”17日，冯与部属方振武谈话时，再次说道：“第一集团蒋总司令充主席，余充副院长兼部长，三集团阎总司令充蒙藏委员会长，张汉卿充中央委员兼东北边防司令，独四集团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70]之感。天下事不平则鸣，余深为时局前途抱隐忧也。”冯玉祥出于对时局的担忧，在编遣会议后不久便告假回豫。2月19日，冯玉祥又在日记中记述编遣会议后一、四集团军之间的紧张局势：
革命成功，有功者应赏，但鹿钟麟、白崇禧、方振武等，仍多赋闲，实有不慊于心。前年夏，徐州败退时，蒋介石提出辞职，南京当局召集会议讨论，吴稚晖主张挽留。而何应钦、李宗仁则以蒋之辞职，由于自愿，主不必留。白崇禧且对吴之主张，大不谓然，勃然见乎色。后吾为北伐计，乃约阎总司令电请中央起用蒋氏。孰意蒋复职后，即解决何应钦兵权，钳制李宗仁、白崇禧。且其最近之宣传大纲内，竟有打倒破坏统一之桂系军阀一类词句。四集团将领闻之，摩拳擦掌，[71]几欲动武。
冯玉祥在日记中的相关记述，当然有站在同属地方军系的立场，为桂系打抱不平的意味，但其所言蒋处心积虑削弱桂系并非杜撰。北伐后势力从南向北扩张至大半个国家的桂系自然不甘心坐以待毙。2月19日，桂系控制下的武汉政治分会在即将裁撤前夕，议决改组湖南省政府，以鲁涤平对该会之指导监督“任情阻抗”为由，免去其湖南省主席职务，宣布由何键继任，并密令叶琪所率第九师和夏威的第[72]七师向长沙进兵，逼迫鲁涤平部退入江西境内。
从当时为阎锡山所截获的桂系内部各方往来函电看，武汉政治分会武力驱逐鲁涤平一事“起于仓卒”，是当时实际控制湖北的桂系军人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人力主发动的，白崇禧等人事先“并未预[73]闻”，“事后得报深以为不幸”。事变的发动虽然带有一定偶然性，但是桂系内部对蒋与鲁涤平、叶开鑫等人的勾结早有防范之心。此前半年，李宗仁、白崇禧便与武汉方面桂系军人胡宗铎、夏威等人有所筹商，决心对抗中央。因此，胡、陶等人之所以选择“政分会及总部[74]未取消前解决湘鲁”也绝非偶然，蒋桂之间矛盾的激化只是迟早而已。“湘事”发生后，桂系驻守两湖地区的军人虽然积极主战，但其关键决策者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人并不主张继续扩大事态，而是力求作为局部之事件和平解决。事变发生后，南京方面何应钦等人嘱陈仪转来奉蒋之命所提条件：（1）改组两湖政府，（2）武汉政治分会及第四集团军总部自动呈请提出取消，（3）两湖各军均回原[75]防；并强硬表示称“若不能完全遵照办理，宁以武力解决”。当时身处北方的白崇禧认为，“由于此次我方政略、战略均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不如暂时忍耻接收其条件，然后将北方各师以编遣为名，调回武汉，整理两湖”，“否则一旦决裂，我方兵力南北分离，未必能操胜算”。为了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白崇禧及其所部军事将领建[76]议李济深和李宗仁“早日晋都，善为解说”。
当时人在上海的李宗仁也反对扩大战事。事变后，桂系军队驱逐鲁涤平及其所部退入江西后，出兵追至江西境内铜鼓待命。李反对桂军进驻铜鼓，认为：“现查朱（培德）对鲁部已表示容纳”，“我军留住铜鼓似无作用，且一因我军入赣，使朱不安，目前引起误会扩大军[77]事，实于我方不利”。为了使南京方面失去出兵的理由，李宗仁于3月8日发表“齐电”，主动提出请辞国府委员和军事参议院两职。他在致电白崇禧、胡宗铎等时解释其主动请辞的作用谓：“我方表示事事退让，蒋对上游尚不停止运兵，社会不表同情，概认为蒋桂交战已失中央地位。弟表示辞职，如仍进兵，即证明衅自彼开，借辞职电宣[78]布其真相”。
李宗仁主张将“湘事”大事化小，“应认为职权上整理内部之事，各集团军不少先例”。桂系军人以武汉政治分会之名义驱逐鲁涤平，不仅有“中央对奉天枪决杨宇霆、常荫槐不加处分”之“先例”[79]可供参考，更有李宗仁当年扣留程潜之往例可循。1928年3月，由李宗仁、白崇禧和程潜统率的西征军占领湖南后，成立武汉政治分会处理两湖地区的军政事务，程潜被任命为湖南省主席。程氏主湘后，自恃其湘籍元老的资历，视湖南为自己的地盘，把持税收，根本无视[80]作为其上级机关的武汉政治分会的存在。两个月后，李宗仁主持下的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潜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同时为了缓和湘人的疑忌，李宗仁呈请南京任命中央湘籍要人谭延闿之旧部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当时正在北伐前线的蒋介石因与程潜结怨颇深，[81]对李宗仁扣程之举感到欣慰。5月23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程逆潜在汉为李德邻扣留，以惩其罪恶，穷凶恶极之徒，我不加处罚，必[82]有人代为我处罚也。默察情势，内部渐趋一致，可慰。”
蒋对桂系军人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故技重演，擅自出兵驱鲁，虽然在事变之初作出政治解决的姿态，但实际上一直积极部署武力解决。湖南事变发生不久，2月28日，蒋便在日记中考虑用武力方式来解决时局“于我方之强弱点”，认为己方强处在于“衅自彼启”“内部团结”“船车交通便利”“经济充裕”“奉晋同情”，而弱点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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