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凌燕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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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研究试读：

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影视学术前沿丛书》总序

我以为，出版社之所以把丛书命名为“影视学术前沿”，大概出于两种彼此关联的原因：一是因为这四位作者都非常年轻，他们出生于1970～1974年之间，是标准的“生于70年代初”的影视理论工作者；二是因为他们观点新锐、思维活跃，文笔也“才锋峻立”，能够“竭才以钻思”，从而触及影视理论研究的前沿话题。

可喜的是，虽然他们因为年轻不免各逞其才，却都没有意气用事，没有潦草治学、鲁莽为文，而是以理性框限激情、以辩证规约偏见、以实证防止臆断，显示出令人欣悦的清新学风。

丛书的每一本书稿，均以他们的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在此基本框架内、外，有所修正和增补。因其吸收了博士论文答辩时各位评阅专家的建设性意见和建议，积淀了他们毕业后几年中的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故而更加厚实、理性、全面、深入。对他们的书稿，我不想过多具体评判，在此，更愿意引用当初博士论文答辩时专家们的卓识睿见，以避免“自家孩子自家疼”的主观性：

对于锦芳的《缺席与在场的辩证图景——新时期中国电影观众问题研究》，高鑫指出：“论文选取了一个独特、新颖的言说角度——从电影观众问题研究，探讨中国新时期电影衰落的原因，以及复苏、振兴的方法，具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论述中将新时期电影置放于世界电影潮流和中国电影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加以审视和思考，置放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人文的巨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和论辩，因而有了坚定的立论根基，视野开阔，论据充足，言之可信。论文对中国电影，特别是新时期电影的阐述体现了全局的把握能力，理论准备亦十分充足，故而时时流露出闪光的理论光彩，如对‘错位批判’的揭示；对‘文以载道’的评判；对电影是‘软性’还是‘硬性’的论辩；对‘自然人性’与‘电影快感’的剖析，都很到位，充分显示出论者的理论洞察力和学理涵养，振聋发聩，令人击节叹赏。总之，此文写得有文采、有才气，是一篇优秀的博士毕业论文。”王一川指出：“论文从观众角度切入电影研究，提出了‘电影史是看不见的观众史’的论点，为中国电影研究提供了值得重视的新视角。运用丰富的材料表明，电影观众在新时期大量流失具有必然性；并从审美与消费两方面进行剖析，提出了个人见解。从电影观众研究出发，引导到对中国电影产业状况的深层反思，并由此揭示了错位电影观及其僵化体制，这种反思与揭示在当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文笔流畅，章节标题体现了对‘文学性’的追求，不少地方可读性较强。”张海明指出：“论文抓住了电影观众这一重要环节，从电影观念、体制、社会文化的变迁等诸多方面深入剖析了中国电影的痼疾，对导致新时期以来中国电影观众大量流失以及由此带来的电影萧条作了精当的分析，并对中国电影如何走出困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论文不仅在选题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对相关问题的论述也能高屋建瓴、探本问源，从而给人以有益的启示。‘用外科大夫般的理性分析和冷静评判，寻找纠缠着中国电影的内痛外伤’（作者语）。应该说，这种冷静清醒的态度与客观求实的精神，使作者在涉及一些复杂问题时能够一针见血，发现问题的症结。论文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是收集了大量的统计数据并展开对比，如电影观众在中国早期、建国后、新时期以来等不同阶段的消长起伏，又如好莱坞电影、亚洲各主要国家的电影发展状况等，都有大量的数据举证。不仅增添了论证的可信度，也使得论文本身科学严谨，避免了意气或感情用事的偏颇。”章柏青指出：“以往研究电影，重的是作者论、作品论，该论文从接受者（观众）的角度观照电影史、电影业，且将笔力集中在新时期，其选题切入的角度独特。在论述中，论文并非就观众论观众，而是从新时期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从这一时期世界电影的背景中，由审美、消费两条线聚焦中国观众；又从中国电影观众的流变中，反观中国电影、中国电影业，使论文既是对新时期中国电影观众的研究，又是对新时期中国电影创作、电影产业的研究，透视出作者对中国电影体制、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电影审美与电影消费等多方面的思考。上述方面也是本论文理论价值与应用价值所在。从论文整体看，选题有相当难度，作者对研究领域的文献资料有基本掌握，学风严谨，文字表达流畅。”彭吉象指出：“这篇论文的选题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抓住了当前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即对电影观众问题进行剖析与研究。该论文通过大量数据资料，深入分析了新时期中国电影观众流失的现象。该论文提出了‘电影史也是观众史’的论点，认为电影发展流变的历史，其实也是一部‘观众史’：在世界电影和中国电影的百年进程中，都可以看到观众对于电影语言变革和电影形式创新的无形驱动力；正是观众这只看不见的手，推动着电影工业的发展。该论文涉及中国当前电影发展的重大问题，搜集了许多相关资料，在此基础上阐述了作者的观点，是一篇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周星指出： “在中国电影研究中，还鲜有见及对新时期电影观众问题做如此理论层面剖析的论文。论文选题涉及了中国电影发展的要害问题，无疑是有警示意义的，它有助于21世纪中国电影的发展策略研究构架的建立和重要因素的确立。论文有别于相关的电影产业化研究、艺术与商业现状研究或史论评析得失研究，但上述内容都成为电影观众问题的容纳因素和关照内容。因而，论文紧扣住电影研究的前沿论题又角度新颖，综合研究的视野使论文具有厚度；比照的方法、数据参考的方法也是本文扎实的体现。研究的方法论保证了深入的可能。论文学风朴实，思维细密，结构合理，语言流畅，对问题的剖解也见出论者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

对于竹青的《流年光影——香港电影：“七九新浪潮”之后》，王一川指出：“论文采用文化研究与文本解读相结合的方式，在方法上具有创新意义。论文从政治、经济和娱乐产业三方面外因入手剖析香港电影的市场状况，进而结合功利主义意识和电影工业的过度膨胀等内因去说明，揭示了香港电影的盛衰缘由；从商品化、世俗化和标准化三方面考察香港电影生态，并进而对其类型电影作了研究，这有助于显示香港电影的独特地域特征。论文还对香港电影的文化特性作了分析，考察了其中的两种集体意识形态；对香港电影的作者风范的探讨，结合具体文本分析进行，显示了必要的具体性和可靠性。”周星指出：“这是一篇大气而扎实的论作。论文选取‘七九新浪潮’之后的香港电影创作，对其进行了全面而宏观的搜检与分析。选题新，为未有人深入描述的课题。作者构筑了得以宏阔把握香港电影的整体架构，网罗了市场状况、文化生态、类型创作模式、艺术创作形态以及潜藏于创作中的时代变迁的心理进行深入分析，许多见解深入浅出，新鲜独特。论文宏观把握准确，细部分析到位，个例掌握恰当，论说稳重妥当又切合实际。论文语言流畅，逻辑联系清晰，结构合理，有良好的学术功底。我认为这是一篇优秀的学术研究论文。”张海明指出：“论文《流年光影——香港电影：‘七九新浪潮’之后》从选题来说是很有价值的，而论文着力论述的几个重要方面如香港电影的市场状况、香港类型电影、香港电影题材与香港社会文化等，都较以往的研究有所丰富，有所深化。此外，关于许鞍华、王家卫、杜琪峰等香港著名电影导演艺术个性的分析也表现出论文作者的独到的感悟。”高鑫指出：“本论文在大量掌握香港电影文本以及创作者资料的基础上，深入地审视并剖析了‘七九新浪潮’之后香港电影的发展历程、创作特征及重要走向，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论文中不乏独特的理论见解和艺术观念，特别是引言中第三节对香港电影考察的三个视点：商业市场运作、香港社会现实与时代精神、本土化内涵与独特艺术风范。第二章第一节对香港电影生态的剖析：商品化、世俗化、标准化，写得更是有理有据，剖析深入，见解独到，有相当高的理论深度，体现了作者丰厚的学养和理论创造性。这是一篇建立在对香港电影文本剖析上的有思考、有理论、有见地的优秀博士论文。”章柏青指出：“该论文对‘七九新浪潮’之后的香港电影作了一次整体的回顾与反思。作者论述中采用了文化分析与文本解读的方法。其中‘引言’部分对分析与评价香港电影的三个主要视点的论述，第二章中从‘商品化、世俗化、标准化’角度来考察香港电影的论述极具自己的独到见解。论述香港电影文化内力一章是论文中有较深理论意义的部分，观点正确，符合香港电影的实际情况。论文在资料收集上有一定难度，作者作了极大的努力，日后仍可进一步丰富。”彭吉象指出：“该论文运用辩证的观点，对香港电影的成功之处与不足之处进行了全面的剖析，既有具体的影片分析，又有作者的独特思考；既有对香港电影创作规律的探索，又有对香港电影商业化市场运作的剖析；既有对香港电影叙事策略的研究，又有对香港电影文化内涵的追寻。从这个意义上讲，该论文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香港电影从整体上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内地学术界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具有较高的理论意义与应用价值。”

对于凌燕的《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研究》，王一川指出：“凌燕的博士学位论文《可见与不可见》探讨了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论文选题新颖，可以填补国内博士论文选题的一个空白，对于理解中国当代文化状况也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论文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切入电视文化，显示了视角上的创新意识，有助于‘发现’电视文化的被隐匿的深层意义。论文对于当前中国电视文化中的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的分析，涉及了诸多现实紧迫问题，体现了个人独到的观察、思索。论文进而先后结合新闻评论类、谈话类、女性类节目的个案分析，考察了中国当前电视文化的政治、经济学内涵，使得宏观思索沉落到具体现象分析中，显示了敏锐的理论思考与严谨求实态度相结合的学风。论文在分析中国电视文化状况的过程中，注意发现新问题，提出新见解，体现了求实中创新的精神。论文视野开阔，结构完整，层次清晰，材料翔实，语言流畅，有个人独到见解。”王岳川指出：“该论文对处于发展过程中的电视体制的改革加以新的分析，揭示出电视身份与角色的双重性，以及电视兼具意识形态宣传和大众传媒赢利的双重身份。并分析了《焦点访谈》等新闻评论节目的话语权力机制。论文选题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对本研究领域文献资料的掌握较为全面，研究成果有一定的实践意义。论者写作水平较好，学风朴素，达到博士论文水平。”周星指出：“在我所见到的关于电视文化分析的文章中，本论文的大气、理论深度和实证分析的细致都是少有的。论文选择中国电视十年来的巨大变化背景下的文化现象和相关体制、机制问题，运用政治经济学、传播学、社会学的研究成果综合剖析电视，显示了研究视野的开阔性，对个案研究的细致与深入，超越了同类探讨，视角独特。论文新意颇多，个性独具，语言顺畅自如，真正显示博士论文的深度。我认为在电视研究中是难得一见的优秀论文。”杨远婴指出：“论文通过对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节目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揭示作为政治宣传喉舌的电视运作机制，描述其意识形态规范化过程，指出叙事策略和导向途径，表现了关注现实、介入现实的人文情怀。论文对90年代电视体制变革的轨迹、文化精英介入媒体制作的双重意味、新闻评论节目的修辞方式、媒介女性表达的矛盾性等进行了细密而到位的分析，富于理性精神且充满批判激情。论文以对具体电视栏目的实证研究为主脉，因而作者对阐释对象做了大量田野调查式的资料工作，这一方式对于突破院校学术研究的书本化颇有意义。关于电视文化的政治经济研究在中国鲜有前例，本论文对这一领域的开拓具有积极的现实价值。论文结构清晰、表达流畅。”熊澄宇指出：“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透视90年代以来的电视文化，论文选题具有较强的理论意义和明显的社会实践价值，论文并不像学术界常见的从理论思考去论述文化现象，而是以有代表性的电视栏目为例，透过文化现象直接切入文化背后的政治思想、意识形态、管理体制、操作模式以及权力制度、利益、社会建构等重大而又敏感的社会现实问题。论文分析深刻，言辞犀利，观点鲜明，表达了作者较强的理论功底和对本领域文献资料掌握的深度。作者在文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和思考对我国电视领域管理层的政策导向和从事实际工作的一线操作人员均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对于世明的《权力的影像——权力视野中的中国电视媒介研究》，高鑫指出：“论文从权力的视点出发，集中研究了中国电视是权力影像的本质特征，角度新颖，视野独特，从而填补了我国在这一研究领域里的缺失和空白，故而有着较强的现实价值和理论意义。由于作者对中国电视媒介有着较为深入的了解，理论准备又较为充实，故而论文写得思路清晰，有理有据，言之成理……不失为一篇用功之作。”周星指出：“这是一篇对电视媒介理论功能探究的有深度的论文。不同于常态的电视媒介研究的传媒形状研究，本文抓住权力之于电视媒介的理论命题，对电视媒介权力定义、内涵及特性做了很有启发性的阐发，将问题引入到对电视媒介重新审视的新背景中。”张海明指出：“论文的创获不在于对国外有关媒介权力理论的梳理，尽管这也是作者的用力之处，而在于对中国电视媒介权力性质与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的复杂关系，以及这种媒介权力如何在与其他权力的转换中实施的具体探讨。”章柏青指出：“视角新颖，观点敏锐……某些观点具有独创性。”王一川指出：“论文的把握是基本成功的，可以视为当前中国电视媒介研究上的一次有意味的收获，对于今后的同类研究应具有启迪意义。”彭吉象指出：“该论文涉及到一个具有较大难度的课题，而且视角也比较新颖……”

时光真是最高明的魔法师，回想2000年的灿烂秋日，世明、竹青、锦芳入学后在我家书房上课的情景，那时他们都还那样稚嫩、青春、质朴；转眼间，他们已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或教书育人，或投身政务。想起和他们一起度过的三轮多彩四季，想起这三个被我称为“小家伙”的学生和小友，不由感慨系之，备觉欣慰和温馨。三人之中，在年龄上，世明最长、锦芳最小，竹青居中；在性格上，世明宽厚、竹青细腻、锦芳热诚；在文风上，世明清通、竹青密巧、锦芳朗练。三个小家伙相处融洽亲密，上课同来同去，学业互帮互学，颇有古意，让作为导师的我大为欣慰。让我更感欣慰的是他们的成长：作为青年，作为学人，作为影视研究者和实践者的成长。围绕“中国影视与中国传统文化”理论研究和“中国影视美学”学科建设，他们入学后，开始了我一贯要求和主张的影视美学“民族化”研究和思考。当时我还有些担心，以他们的年龄和阅历，以他们的心性和积累，他们真的能够辩证地认识“民族化”、“传统性”吗？他们的作业和毕业论文回答了我。继承传统不是复古，借鉴西方不是照搬，影视“民族化”应当是在影视创作、影视理论两个维度上，继承传统、借鉴西方后的再度生成，应当是一种复杂的创造，而非机械的复制。

凌燕是北师大艺术与传媒学院2001届博士毕业生，性格内向但文笔犀利。她的论文能把女性的纤密和男性的宏阔结合起来，自成一体，也是一位有思想、有才气的影视批评新锐。在出版社的推动下，他们四人自然而然走到一起，决心合力推出这套丛书，大有“环顾周遭，惺惺相惜”之意。他们这种建立在学术理解基础上的亲密友情，让我为之深深感动、感叹。

这套丛书的四本专著，两本观照电影、两本研究电视，研究方法不同，书稿风格自然各有偏美。翻看他们四人的书稿，既有“藏颖词间”之文采可喜，亦有“露锋文外”之后生可畏。关于中国影视的问题和前景、方向和途径，关于中国影视的民族化、现代化、大众化，在此不想重复我在许多文章中反复论述、不断思考的观点。中国影视理论建设和创作实践，是依赖整个民族共同努力的集体行为。青年人才的不断成长、成熟和加入，是这种集体行为保持活力的源泉。所以，看到他们的学术活力，看到他们的友好共进，我对中国影视的未来充满信心。

当然，作为一个过程，他们年轻的研究也许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们正以认真思考和沉静努力，去完成这一过程——学术成长。《文心雕龙·才略》中有一句话——“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我愿意把这句话送给四位作者，愿四位小友“殊声而合响”，为中国影视的未来而“响”；“异翮而同飞”，为中国影视的明天而“飞”。最后，我更想把这句话送给中国影视界的所有研究者、创作者，以及我自己。那样，我们的影视事业才会繁茂蓬勃，花果满枝，我们的影视品牌才能声名远播，飞向世界。

序一

无论对于研究学者，还是对于新闻传媒学科、影视传媒专业的学生来说，如果当代中国文化的复杂性已经足够让人们困惑的话，那么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复杂性就更加让人迷乱了。然而，凌燕这本《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研究》却将这种复杂性清晰而独特地呈现给了我们。

虽然关于电视文化的教材和著作零星见过几本，但是关于“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的研究，在我的经验中，这还是第一本，而且它不是那种以空泛的“文化”为大框架，对中国电视若干现象进行的一种简单归纳和描述，而是结合当代中国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借助对于当代中国各种电视形态、电视节目的分析，阐释了当代中国电视的文化逻辑以及这种逻辑中所潜伏着的那些超越逻辑控制以外的复杂现象，不仅为当代中国电视而且也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现状和趋势，提供了一种理性的反省和批判性的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本书到目前还是唯一的，它对于中国电视的文化状态以及这种状态的历史语境的揭示，具有独到的价值。

书的作者凌燕，曾经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她的博士论文。当时，这篇论文得到了参加答辩的各位教授的高度称赞。其论述的犀利，相对于当时中国传媒界的保守来说甚至可能有些超前。但当时我们没有想到，“改则兴，不改则衰”竟然如此迅速地成为了2004年中国传媒的“关键词”。

不久前，凌燕与我合作的《新中国电影史》也刚刚出版，严格说来，那本书其实只是1949年以后中国电影的文化史，是借助于社会历史学方法对中国电影文化发展过程的一种描述和阐释。从这个意义上讲，凌燕的学术架构已经有了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和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两个重要支点。

有人读了我和凌燕合作的那本电影史，说分不清哪些内容是我所写哪些部分是她执笔，以为她得到了我的“真传”。其实，我本来没有什么可传的东西，凌燕依靠的是她的天赋、勤奋以及她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所养成的一种生活或者观察生活的方式和态度。当然，从另外的意义上说，这种相似性，可能一方面说明了我的幼稚，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她的成熟，毕竟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两个时代的人。实际上，凌燕近乎老辣的犀利，在我认识她以前就有深刻印象。记得她在报考博士以前，寄给我一篇她发表的小说，故事已经不记得了，但小说对那位医生的心理和人性的冷峻剖析，当时就让我吃惊。后来她从广西来北京面试，却显得如此的腼腆和寡言，让我很长时间都对她的潜力有所怀疑。直到博士论文交给我，才让我再次吃了一惊，我几乎只是做了些技术上的修改，论文就通过了，而且答辩时，几乎所有专家都诧异一个如此温和的女孩竟然能够有如此尖锐的眼光和笔法。

而经过毕业后的补充和修改，凌燕对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分析，不仅更加系统和丰富，而且更加明确了一个基点：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角度来理解中国电视文化的所有进程、动力、冲突、差异和趋势，从宏观格局到微观栏目/节目，她都能够透彻地分析中国电视的历史性文化症候，揭示中国电视在“政治风险最小化和经济利益最大化”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的现实规律，从而对中国电视文化的历史特点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显然，凌燕的知识结构中，包含了意识形态分析方法，在这个基础上融合了叙事学、解构主义、女权主义等等所谓文化研究的方法，但是最可贵的是，她本来就是一个充满怀疑的解构主义者，所以她完全没有那种照猫画虎的习惯，而是将各种文化研究的方法灵活地用到对于当代中国电视文化的分析中，所以她得出的结论几乎很少有那种经院式的自我封闭的解读，而是常常能够让我们通过社会的大文本和其他文化文本得到一种互文本的共享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本书在当代中国的文化研究中，是一部难得的具有本土根基的收获。尽管本书的各个部分可能因为写作时间、语境不同而导致方法不尽一致，但是中国电视的文化版图在这里，却呈现出了诱人的清晰和迷乱。中国电视行进在辉煌与惨淡的途中，我们会从这本书中看到其跋涉的焦躁和期盼。

所以，阅读本书，常常会有一种会心的共鸣。尹鸿2005年1月20日于清华大学

序二

人类的发展是从手写时代到印刷时代，再到当代信息传媒时代的。在电视传媒时代里，传媒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图像王国”，人们前所未有地注目视屏取代书本的“无纸工业时代”的迅速到来，人类与文字的紧密关系松动了。在文字逐渐为镜头画面取代，在阅读逐渐为凝视电视所转换的今天，人已不可能逃离影视画面视听世界人生。西方的思想家对人类文化根本性的转型十分关注，并留下了大量论著为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进行思想会诊。

中国这方面的论著相对而言相当不足，有的著作仅仅成为“横向拿来”西方传媒思想的中国版，有真知灼见的电视文化批评很难见到。所以，当我看到凌燕博士的著作《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研究》，为书中那种不同于一般的独特思想锋芒和沛然的才情所感染。正是这种犀利而不同于流俗的批判性思想，使我在出席她的博士论文答辩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对当代电视文化问题思考的深度，反映出她思想拓展的高度和文化精神的厚度。

一般而言，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只需将电视文化审美特征和文化属性说清楚就可以了。但是要进行文化批判，却需要论者更深地潜沉在传统与当代文化的断裂的裂缝中，深入到当代影视文化的神经网络系统中，甚至进入国际文化工业运作的话语权力体系中，才能跻身于后现代电视文化的问题域和话语场。在我看来，后现代性信息社会具有现代社会和前现代社会所不具有的特点：价值的多元相对化，传媒的消费性和隐性霸权，时尚趣味的游离不定，时髦效应主导社会价值的取向，无节制的集体模仿等。这些转型期问题已经日益明显并形成一定的文化冲突，只有通过文化批判才能遏制其负面效应和失范趋势。

当然，当代电视成了平民时代或者后现代传播时代人们说话的方式。凌燕以她宽阔的文化研究眼光，研究了电视的各个方面，诸如：电视话语冲突、电视新闻与新闻评论、电视谈话的意义、电视法制与现实生活、电视女性节目与电视音乐节目、电视剧生产及电视中的电影传播等。她对电视的社会属性、文化属性、艺术属性、心理效应做了清晰的文化阐释，强调电视在人类的精神中起的是综合推进作用，囊括了新闻报道、画面直观、语言表达、综合艺术以及在场性、直观性、多视角性，是人类信息传播的一种综合方式。

凌燕从几个方面对电视文化进行“现象学还原”，从而使得她的电视文化研究有了相当的历史深度和当代批判意识：

对电视对话的魅力的文化阐释。凌燕注意到，谈话形式成为各种节目广泛采用的形式，本身意味着社会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和普通民众表达需要的增强。电视文化提供了一个重要平台，那就是最大可能的平民化，这种形式提供了一种新的民主的可能性。电视文化意味着文化多元对话成为常态。不同意见的辩驳和对话，使不同观点都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但每个人都不可能成为绝对中心，而先要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这就是对话的魅力和意义之所在。

传播方式的全球化的展示。电视不仅以其特定的传播内容影响整个社会，而且，作为一种传播工具，以其特定的传播手段与方式参与创造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改变着传播的生活形态。中国电视不可能游离于全球电视网络，这意味着中国电视正在走向国际接轨，不再背对世界，不再沉醉过去。在全球卫视传播中“阐释中国”，以感性心灵共振的方式获得中国文化在世界格局中被理解和接受的新形式。

在我看来，这本《可见与不可见——90年代以来中国电视文化研究》最为重要的特色在于，凌燕对电视批判的前沿思想的关注。那种没有问题意识，没有批判精神的文化研究，仅仅是对电视传媒的负效应的怂恿。在法国思想家博德里亚看来，人成为媒体的附属或媒体的延伸。电视始终将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品味、不同阶层的人，连结在传媒系统中，并在多重传播与接受过程中，将不同人的思想、体验、价值认同和心理欲望都“整流”为同一频道、同一观念模式。事实上，人因为超负荷的信息堵塞而导致信息膨胀焦虑症和信息紊乱综合症，使整个社会出现了信息过剩和人性遮蔽。在大众传媒的诱导中，文化批评成为过时的激进话语，文化景点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文化明星成为不断换代的景观，传媒在“语言”的再生产中不断使文化重量转化成时尚消费的屡屡记忆。电视使文字传播变得肤浅起来，使得人更多地漂流在画面愉悦的组合中。如何能在感性愉悦中产生思想的自我反观并思考自我和人类的命运？如何能在感性肉身的适意中让灵魂仍然睁开眼？确乎需大大增加电视的文化思想重量和监督批判机制。

颇有新意的是，凌燕对“多元化”这一当代共识性问题加以质疑：“在大众日趋分裂为小众群体的今天，满足尽可能多的大众需求的媒介经营原则已不适用，多元化恐怕是一个能与大多数观众建立信任感的捷径。然而，多元化不仅用以证明反政府行为的正当性，还用以证明破坏社会秩序、性别歧视的合法性，盲目的多元化将导致原则/立场的缺失。使用多元化的逻辑可能陷入这样的困境：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同时，也要给予对立意见合法性，对于反对派的宽容意味着妥协，从而就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意识，在电视实践中对观众产生误导性。”这些独到的看法，可谓相当具有电视学院派的学理眼光。

大众传媒时代的生产和消费方式，已经制造出一种新的人的感性消费形式，人们不得不在这种新的生活方式中形成“新的习性”。于是，全球化语境中，新的电视群体或影视空间群体的发展，新的人类存在感和电视时空感，成为电视传媒时代对当代人的塑形的必然结果。对此，我想说的是，消费时代的电视人类的本性拓展，已然成为年轻的思想者思考的前沿性课题，并在这一复杂课题的探索中，留下青春的记忆和思维转型的踪迹。

是为序。王岳川2005年初春于北京大学

第一章 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

2000年是个颇具症候性的纪年，千年末抑或世纪初的争论困扰了全世界，媒体为寻求经济利益和象征资本，主持了一个个庆典仪式，国人在这种“跨世纪”的时间寓言中，化末世焦虑为盛世狂欢，并且采取延缓这份快乐的策略，迎罢新千年的曙光又迎来新世纪的朝阳，千年之交非但没有引来大规模的、颇具全球化色彩的“千年虫”问题，反而作为一系列历史规划的截止年限，成了大丰收的一年。随着“第二步战略目标”、“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国有大中型企业改革与脱困三年目标”等等量化目标的“胜利”、“如期”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承诺在一个个报告、文件中被部分兑现，改革匆匆走过了侵蚀和转型期，开始向制度重建阶段进发。

在变革过程中，电视作为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是如何参与构建这一过程的？其本身又是如何在这一过程中被构造的呢？

对中国电视发展的考察，不可避免要将其归置于复杂变化的当代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中。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电视有着被过度阐释的语境，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再次将这段刚刚过去的历史重新显影，加以审视，因为对于尚处幼年但却拥有诸多霸权的中国电视来说，迄今为止它所创造的大部分神话，甚至它自身，都是在这段历史中创造的。

90年代被人们普遍公认的命名是“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

转型的概念明晰而又模糊，明晰在于国家意识形态对此有明确的规定，待转之型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成之型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糊在于没有成规的社会改革，“革命可能以谁也不知道的逻辑”进行。然而，惟其具有宽泛性，它才获得了“新诸子百家”们的承认。

转型意味着“无名”，须得借助与80年代的对比和对未来的展望，方可获得界定。如果说80年代是英雄时代、90年代就是凡人时代；如果说“政治的”、“建构的”是80年代的特定修辞，“经济的”、“消解的”就会被指派给90年代，这种颇具遮蔽性的阐释虽然在学术意义上大可商榷，却实实在在地建构了许多人对当时代的认识。

转型还意味着许多政治经济行为都介于合法与不合法之间，一切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一切都未获致最终的合法性，不合法的行为可以合法化，合法的行为也可能以不合法的方式进行，合法与不合法相互斗争、相互依存，形成复杂的共生关系。

转型更意味着一切都处于流变不居之中，松绑之酣畅、失父（改革之父）之痛、回归之喜、台独之恨、邪教之痒、“第一军团”的胜利都夹杂在经济改革的阵痛之中。

转型期的种种现实特征使电视文化也呈现出复杂而多变的格局。

在当下中国政治传播的谱系中，有理由确认电视对政治意识形态建构的核心位置，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核心位置是由以《新闻联播》为主的电视新闻来实现的。1982年开始，《新闻联播》被授权比其他媒介早一天独家发布重要新闻，从而改写了电视在媒介阵营中的从属地位，今天人们仍然可以经常从“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社论”这种特别的新闻语式来识读政府对电视媒介的信任。收看《新闻联播》也已经内化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这个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已经有些脱离现代媒介文本的符码规则，但至今仍保持着28.9%的年度平均收视率（2000年），以每晚近3亿的收视人数，创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视托拉斯也难以企及的神话，虽然这个神话的背后是政府强有力的支撑，但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政治语境中，这种权力支撑只能进一步证明电视是政治意识形态传播核心的观点。可以说，理解电视就是理解中国的政治意识形态，理解中国的意识形态就必须理解中国电视。

电视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聚焦点，它讲述并直接参与社会中正在进行的各种力量的嬉戏。电视可以通过一系列媒介事件框限了我们对许多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的认识，对某一事件是否直播，有时甚至会被混同于官方的重视程度。媒介事件是媒介、社会、意识形态共谋的产物，媒介受市场逻辑、政治宣传、精英、大众的共同影响，社会是转型期、国族统一、全球化等等复杂话语共同交织而成的，意识形态同样是在自身的不断变动中与各种力量冲突妥协的产物。不久前，央视一套直播了对重庆杀人恶魔张君案宣判大会，张君团伙的被捕获作为正在进行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要成绩，有关权力部门及政府需要藉电视的力量加以放大来证明国家机器力量的强大，以此弥补该案对政权合法性所造成的损失，并对其他黑恶势力形成威慑和询唤，从而达到稳定政治的功效。电视台通过此前其他媒介的报道看到了这一案件的商业潜质，而社会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就更为复杂了，首先它迎合了“除暴安良”的基本社会心理；其次，在诸多媒体的报道中，张君已然成为一个英勇、多情的“媒介英雄”，使这一事件具有了相当可观的消费价值，有的观众则借此验证自我对社会治安、政治经济形势的判断。

另外一些指标，同样是考察电视对当下中国公众意识形态的塑形作用的有力依据：2000年以来中国观众平均日收视时间均在3小时以上。在触媒途径日趋多元化的同时，公众对电视的依赖有增无减。中国公众对于电视的体认是：不是所有真事都能“上”电视，但“上”了电视的一定是真实的。前者源自传统政治文化所形成的、由官民利益对立导致的官民之间的不信任感，后者既是出于对摄录机器的无知和迷信，也是对电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清晰指认。

或许可以说，与国家权力的结合，使电视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充任了政治风向标的角色，从地方领导到黎民百姓，都有着丰富的从各种电视声像符码解读政治气候和动向的经验。虽然自1999年开始，中国的互联网门户成长迅猛，网民数量也在以每半年90％以上的速度递增，但网络在以“自由”的表征吸引网民的同时，也失去了权威性，这再次强化了电视在政治意识形态传播中的权威地位。

进入90年代，改革进入注重策略的操作期，共享艰难的邀约取代了批量的承诺，改革初期所呈现的大规模的利益兑现局面逐渐成为旷世记忆，现代化的步伐在不断凝结的社会失望和不满情绪中继续，制度化的利益表达与社会协商机制的缺席被凸显出来，大众媒介不期然作为一种卓为有效的利益表达渠道，参与了新社会形态的建构。

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的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征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征。电视取代20多年前安装在每个家庭中的高音喇叭，将日趋分散的社会成员询唤至一个影像构成的“政治广场”，发挥着具有高度动员力量的整合功能。主宰这个庞大意识形态机器的，除了政权的操控者，还有强大的市场逻辑，市场逻辑在弥补意识形态断裂的同时，必然要参与这种断裂的制造。在电视的现代化/企业化转轨中，政治渐次让渡空间给市场，但“权”/意识形态与“钱”/市场的交割却异常复杂。在宏观政治经济学实用主义的指导下，意识形态与市场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了对立、并置又相互纠结的复杂关系。

一、共谋·冲突·妥协——90年代以来的电视体制变革轨迹

电视制度的变革是电视发展的直接动力，有必要以此为起点进行细致描述。

将这一变革过程限定为“90年代以来”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虽然自1978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8家报纸试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传媒的改革就此拉开了序幕，但90年代以前，电视的市场化基本还处于参照报刊、电台的模式进行有限改造的阶段，尽管国家拨款逐年减少，然而电视台的自负盈亏始终没能成为现实，甚至在以背离市场规律的方式（“四级办电视”）迅速扩张。直至90年代，作为“春天的故事”之组曲，电视业方才开始大规模地走上市场化的道路。

如果要为这种变革寻找语境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从社会背景看，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不断提高的政治民主化程度、受众视听经验及需求的多元化趋向都在不同层面推动着这种变革；从经济层面看，中国广告市场不断扩大，对经济利益的追逐成为改革原动力；从技术角度看，1992年行政性城区有线联网，1993年起互联网飞速发展，1994年起各省台上卫星，都加大了电视业的竞争；外部压力则来自香港与国外电视，前者以异质性的节目和电视符码为载体冲击着中国电视人及电视观众，后者则与WTO紧密联系，以“大势所趋”的表述方式，使中国电视改革有了具体参照和倒计时般的紧迫感。

有论者以“企业化”、“商业化”、“市场化”、“产业化”这样一组官方表述，作为考察中国电视改革进程的线索，并对它们进行了细致区分和界定，认为“企业化”关注与企业特性密切相关的经济效益和经营手段，“商业化”关注如何进入商业化运营，“市场化”则关注媒介如何进入市场体系。与前几种“过时”的提法相比，产业化作为正在运行的政策，被认为对媒介自身区别于其他行业的特殊性给予了更多重视，在这项研究成果中被赋予了最大的合理性。这些界定在经济学上或许不无意义，但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种表述代表着政府对媒介产业化认识的不断成熟，不如说彰显了政府对整个市场经济转轨过程认识的模糊性，用这些宽泛的、极具暧昧性的语词表明对改革本身的认可，对于改革方向和具体目标实际上是语焉不详，这就决定了中国电视改革的进行模式是：以广告收益为主的市场利益为驱动，电视媒介主管在回避政治风险的前提下进行制度创新；权力机构迫于经济压力和维护政权合法性的需要，在强化政治控制的同时，以最大限度的宽容为媒介的创新提供有限空间。“合法化”在当下中国的高频运用并非偶然，在制度创新阶段，改革多体现为自下而生的自发特征，国家政策有意识滞后，对具体传媒机构的突破性、违规行为采取默认或宽容态度，在此过程中对其实效进行验证，继而再以暂行条例或法律的形式决定是否将其合法化，或取缔某些行为。在经验推广阶段，则力求体现权力机关的强制力。

这是一场由市场为原动力，经由政府发动与认可，传媒与政府“合谋”对旧有传媒制度进行的全方位改革。然而这种“合谋”仅仅是对改革合法性的一致认可，不能掩盖、弥合市场与权力之间立场、动机、诉求的矛盾，并且由于各种处于加速裂变状态的社会力量的加入，使这种矛盾、冲突和妥协的过程显得尤为复杂。

按照香港学者黄煜的分析，传媒制度依照基本功能，自上而下大致分成三个层面，即传媒的宏观管理层，采编运作层和经营分配层。按照经济利益最大化、政治风险最小化的原则，传媒的改革沿着经营分配层→采编运作层→宏观管理层自下而上展开，而市场逻辑和政治力量共同作用的深刻纠葛、冲突及妥协也同时杂糅在这几个层面。

1.经营分配层

经营分配层的改革可以直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起到繁荣经济的作用，却又不直接关涉意识形态问题，改革风险/成本相对较小，收益明显，改革首先由此发起。经营分配层的改革以广告经营为切入点，经过十余年的积累，90年代起在日趋激烈的广告市场竞争下，逐步向多种经营发展，并开始与资本联姻。

电视台的经营改革依靠广告经营，逐步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每年100多亿的电视广告经营额激起了中国电视在过去10年的扩张冲动，国家拨款逐渐成为国家所有权的一个象征。

广告使电视业成为一项举足轻重的产业。在很多地区，电视台是当地的利税大户，在原有的支柱产业陷入困境时，它在一定程度上支撑着当地的经济发展。尽管许多广告明显违反有关的广告管理规定，尽管电视广告受到人文知识分子的猛烈攻击，但始终没有引起电视行政管理部门的过多关注，其中一个不能回避的原因是，广告不仅是电视发展的支柱，同时对于正在施行的拉动消费、刺激经济的政策也具有十分有效的促进作用。

按照央视广告部提供给客户的广告安排表统计，央视一套黄金时间（18∶00～21∶00）三个小时内广告时间共31分零15秒，远远超出广播电视广告管理条例“每套节目播放广播电视广告的比例，不得超过该套节目每天播出总量的15％，18∶00～22∶00之间不得超过该时间段节目总量的12％”的规定。观众作为“商品”由电视台出售给广告商，已经不再是西方学者耸人听闻的断语，而成为普遍存在的现实。

商业广告使利益因素进入电视传播和电视文化的价值取向，面对多个不同的服务对象，传播主体必须进行价值整合，构筑“适应多种需要”的价值体系。企业赞助的形式因为在有限的时间内，让企业主通过金钱实现与权力机构领导们同台发奖、平起平坐的待遇，而令许多庶民出身的企业主痴迷不已。于是，在一台台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诉求的文艺晚会上，金钱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的意识形态水乳交融，显得异常和谐，而观众也在高歌狂舞中，欣然领会了金钱带来的无限可能性。

由于许多电视台将自负盈亏作为设置一个新节目的基本要求，因此在上新栏目时，首先要考虑的就是能否吸引广告，如何把节目作为广告的最佳载体成为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广告所携带的消费文化已经并且正在继续消蚀意识形态权威、影响社会主流价值观，大量广告充斥着与执政党所提倡的种种道德、作风形成鲜明分裂和悖谬的价值观，它们甚至通过解构和颠覆政治意识形态来获取利润。

广告对电视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使收视率成为节目评价体系的重要指标。对收视率的重视表明媒体对其市场效应、社会效应和客观传播效果的关注。问题在于中国电视机构不仅仅是营利机构，还要承担诸多非营利性的政治、公益宣传任务，若仅以收视率为鹄的，势必要将收视群体相对狭小的节目排挤出去，从而堵塞弱势群体原本就极为有限的利益表达空间。对于主流意识形态来说，在现代化转型时期，电视必须承担重建意识形态权威、建构新型主体的整合功能，“收视率”不仅是可以操纵的，甚至是必须“调控”的对象。收视率概念从引入之初似乎就充满疑点，在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甚至是在一种市场崇拜的语境中，作为市场的产物，却不被信任，颇具中国特色，但也正是这种不信任，使一些收视群体小的对象性节目得以生存，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收视率对电视节目的过度支配。

尽管研究者愿意以文化因素作为电视台经营结构多元化和产业化的动因，但改革以广告为主的经营结构的另一个真实或者直接的原因，却是越来越激烈的电视广告市场竞争，和政府发展信息、传媒产业以繁荣和激活日渐严峻的经济局势的努力。

在旧制度的空间上进行制度创新的特征，在于以新制度作为动力，旧制度作为保护。电视改革的矛盾性在于旧制度既提供保护，减小成本，又阻滞改革；新制度既代表发展方向，又引来新的矛盾。

时至1999年末，引起广电界地震的“82号文件”出台，其主要精神是网台分离、有线与无线合并，此举意在遏止媒体泛滥和减少恶性竞争，显然对媒体的成本控制、产业化发展有着建设性的功效，不久“集团化”被确认为“工作重点”。从理论上说，市场逻辑必然导致集中化，集团化便于壮大媒体经济，既可以使电视逐渐摆脱对广告的过度依赖，还可提高全球化过程中抵抗外资电视冲击的能力，也利于政府的垂直管理和意识形态控制。2000年12月成立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囊括了湖南广电的绝大部分资源，占据了湖南省广告市场份额的50%以上，具有高度的垄断色彩，而这种垄断的形成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权力支持甚至政府的推动，它虽然不符合市场规律，却缓解了“四级办电视”所造成的资源市场碎片化的细分，集团成立后，立刻斥资8000万制作《财经中国》节目，大生产对节目运作的意义已然显现。究竟是集中化的电视市场结构，还是竞争的结构更利于媒体表现、节目品质，尚无定论。但既然恶性竞争（各台广告经营利益逐渐减损，而节目品质趋同）已经成为现实，集团化也不失为一种挽救之方。电视改革的复杂性在于，几乎每一种看似市场化的行为都有着非市场因素（行政或政治利益）的直接作用。有分析者指出，这一举措出台的根本动力在于以“削藩平王”的方式解决局台（行政管理与市场经营）之间的“父子恩仇”，惟其如此，不能等待瓜熟蒂落，而必须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拔苗助长。

集团化还使资本运营问题凸显出来。（湖南）“电广实业”、“东方明珠”、“中视股份”在募集资金上的成功，使不少电视媒体跃跃欲试，一些似乎还不很明晰的问题被忽略，虽然上市的是非新闻和播出部门，但利益连带关系同样会使媒介考虑它们的股票行情，在进行节目形式创新时变得较为谨慎，求稳而避免波动，至于对控股公司进行舆论监督就更不可能了。除了媒介与控股方的关系外，资本与电视媒介联姻，还可能使阅听人和投资者较少关注媒介传播的内容，而更关注媒介背后的股东组成、经营情况甚至经济环境等。对社会舆论、政治意识形态而言，加大了掌控的难度，一旦经济、社会环境出现大的波动，电视媒介将难以有效发挥稳定、整合功能。对于这些问题，研究者和决策者或是避而不谈，或是以化约主义的方式诉诸于“社会主义优越性”之类的象征资源，相关讨论的缺失折射出的事实是，本该负责宏观调控的相关政府机构以裁判的身份参加利益角逐，并且因此采取了短期性和实用主义的策略。

电视机构的改革由行政管理部门决策，改革时间、改革方式、改革步骤都被统一划定，资源配置由权力因素决定，行政管理部门甚至直接介入媒介的产业经营，由此产生的影响是，一方面电视媒介之间的矛盾未被化解，另一方面又深入涉及行政利益，使得改革更加复杂，它必然不喜欢被人讨论。电视可以报道电信、铁路等部门的垄断经营和相关改革，但电视媒介自身经营和改革问题的讨论却有意无意地成为禁区。

在分配体制上，各色人等区别对待，区别的标准不是能力而是身份。由于在报酬上大体采用基本工资+计件工资+奖励工资（业务评奖）的形式，并且后者在薪酬中的比例要大得多，使人为因素在薪酬中起决定作用，这个原本被认为是能够调动从业人员积极性的举措，在现实中被所谓“匿薪制”所扭曲（2003年7月，央视开始在一些栏目实行透明化管理，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但对于那些流动性很强的临时人员来说，这种改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地位和待遇）。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是，吸引各种媒介精英的不是优惠的福利待遇和体制，而是央视的特殊垄断地位。

2.采编运作层

传媒采编运作层面的制度创新，以传媒业结构、节目制作的多元化为主要表征，前者包括频道专业化、制片人制、制播分离等，后者包括经济台、图文电视、电视购物等。采编运作制度还涉及传媒内部运作的种种规范和例律：新闻必须符合中央精神；引导公共舆论符合中央精神；新闻的政治性与社会效益；正面报道为主，限制批评报道等。市场化的电视媒介不断制造新的舆论热点，无疑将给颠覆者提供发言机会，因此，必须用正面报道尽可能地占有媒介空间，以避免陷入意识形态的纷争。此外，传媒运作还包括传播方式和渠道的规定、传媒内部构成、传媒运作目标和运作方式等。

每一种新改革举措的出台，都曾被视为分割中国电视界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解决中国电视发展问题的灵丹妙药，但这些策略面对复杂的现实却常常败下阵来（虽然在各级电视主管的总结中被视为完成式），因为其中复杂的利益关系纠缠，在实践中往往大打折扣，甚至滋生出新的矛盾。体制的转换为一部分人隐蔽地提供了财富增加的机会，也制造了对公共传媒进行私人化、人际运作的可能：聘用人员、发包栏目。这通常建立在私人关系的基础上，而缺乏有效的制度化的通道。市场经济经典理论中，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逐利原则遭遇中国转型期的复杂语境，被加以泛化运用，众多旧体制中的权力拥有者未付成本，便获得了巨大的现实利益。

采编运作层的改革尤以新闻体制的改革为巨。

八九十年代交替之际，新闻的党性原则再次被凸显，中央提出了新闻舆论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新闻方针，要“弘扬社会主义主旋律”。通过对电视媒介控制策略的调整，党对媒介的监控力度及其有效性得到了强化，传播学研究成果的运用完善了电视的议题设置能力，使意识形态宣传渐渐变得隐蔽而有效。电视媒体对资讯的监管审查开始区别对待，以黄金时间的新闻性节目最为严格，比如《焦点访谈》仅仅在选题阶段就需经记者编辑提出→制片人→总制片人→台领导数关审批，而非黄金时间的非新闻性节目程序则简单得多。

节目在舆论功能上进行初步分化。通过空间的重构重新设置传媒体系的中心与边缘，除新闻性节目之外，其余节目基本可以“不谈政治”，在获得自由空间的同时，后者也失去了意识形态传播的权威性。当一些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政府控制的传媒无论在时效上还是在覆盖面上都具有明显的优势，使意识形态统合变得更为简易而有效，但这种妥协显然也以对一部分意识形态宣传空间的放弃，体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无奈。政治意识形态在电视中的传播载体不仅局限于新闻类节目，目前新闻类节目在媒介空间上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央视新闻频道作为专业频道，收视率有限，而央视一套的纯新闻节目只占全部播出时间的1/5左右。

功能分化造成的另一个事实是，不同栏目、不同文本之间失去了传播价值观的统一性。同样围绕新《婚姻法》的修改，法制节目强调的是家庭和社会的稳定，甚至呼吁为了孩子牺牲个人感情，个人的利益被公众利益所遮蔽；谈话节目强调尊重个人的情感、权利与选择的自由；女性节目则呼吁女性强化自我独立意识，各种节目并不考虑相互之间是否形成分裂或消解，其结果固然体现了一种多元的价值观，但我们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当观众锁定任何一个频道时，都联系着他对这个频道的认知和评价，央视一套的“最高级”、“最权威”、“最有文化”（同时也就最具启蒙性）的基本判断对所有观众来说几乎是一致的。一个文本“想说明什么”的问题，始终伴随着相当多数观众的收视过程，不同文本间的裂隙只能给观众传递分裂的价值观，甚至影响社会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功能分化又造成了对舆论的失控，只是由于这些被“分化”的舆论往往是非政治意识形态的范畴，在政治宣传的空间重构中便被放弃了。

非意识形态宣传性的节目往往能够满足观众的具体需求，这不仅分流了部分观众，而且在价值观上与政府需要传达的主流意识形态信息构成分裂，使后者的有效性受损，媒介的许多局部误导对舆论的影响是全局性的，但这些问题却因为力有不逮而被搁置。

政治控制与市场逻辑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错位和裂隙：

此外，行政工作的特性决定了意识形态宣传往往具有阶段性，即某一具体阶段内，集中攻势进行某一特定内容的宣传；新闻传播的政治工具性决定其按照帮忙不添乱的方针，在某一问题没有成为政府“工作重点”时不予报道，以免引起负面效应，而一旦这个问题成为了“工作重点”，全国上千家电视台（以及为数更众的报刊媒介）都服从于同一“指示”，必然在短时间内造成大量同类信息的高度集中。但过度的宣传可能使其效果走向反面，破坏意识形态的生态平衡，不仅使新闻机构的公正性受损，也使新闻机构背后的政权机构权威性受到影响。

由于采用非制度化的监控方式，政府对舆论的控制只能集中于直接影响政局稳定的、较为敏感和紧迫的内容，对于较次要及处于边缘但同样影响舆论的其他意识形态信息，实际上处于一定程度的失控状态。例如与其他媒体的国际新闻相比，电视国际新闻由于图像资源有限，国内电视台主要以购买CNN、美联社、路透社及亚广联等的影像新闻为新闻来源，其中亚广联提供的新闻由于采集国受政治、经济条件限制，会议新闻居多，而最能体现媒体综合能力的突发事件新闻却不多，因此较少被采用。西方主流传播视角左右国内视线的情况显然不是偶然的，且不论信息的具体内容，仅从新闻信息量的分配，即对美欧新闻的过多关注就足以向观众传递谁是世界霸主的信息。当各领域普遍关注即将到来的全球化可能给本土文化和意识形态价值观造成的影响时，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用不着全球化，我们已经在“正门”给美国的意识形态留下了一个长驱直入的缺口，不仅如此，许多国际新闻的报道还与国内新闻/意识形态传播构成裂隙。从传播的接近性原则看，本土股市波动的信息更能吸引观众，但除个别重大“利好”信息外，国内股市的报道在央视一套新闻中几乎是不可见的，相反，对欧美股市涨跌的消息却常以大量篇幅进行报道，对于普通受众来说，除非受重大政治事件引起的民族情绪影响（如美轰炸我驻南使馆、中美撞机事件等），否则对这类政治意义大于社会意义的新闻，只能引起受众对这种顾此失彼做法的不满。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对于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事件，国内电视新闻的报道仅限于援引我国外交部发言人的“希望”和“抗议”，而国际新闻却多次报道韩国政府的强硬立场和民间的实质性抗议行动，两条信息并不矛盾，但两相并置，会产生出怎样的联想和效果呢？

政府监控的加强还表现在对人员的管理上，通过人事任命、岗位聘任、福利待遇等方面的全面控制，取代了单一的行政人事管理。“通气会”、“务虚会”、“碰头会”是联系上下级、统一宣传口径的重要途径，比起制度化的措施，这种以“打招呼”为主要特征的监控手段颇具奥妙：一方面，可以及时具体地根据形势需要，确立和调整具体编辑方针；另一方面，多数情况下，这种方式是口头的、不成文的，即使成文也是纲领性的，具有相当程度的抽象和不确定性，这样在贯彻执行过程中，往往是逐级扩大上级“指示”的内涵与外延，以避免领会和执行的偏差。因此，级别越低的电视台自我审查可能越严格，采编和制作层面的很多突破，最终还是要由高级别的电视机构来完成。

采编运作层的改革更多地带有边际突破的特征，在“频道专业化”、“制播分离”等举措的影响下，电视节目从内容到形式都出现了多元化的格局。以《焦点访谈》为代表的批评报道大量出现（这一点将在下一章中专章分析，在此不赘述），商业化手法在各类节目中的广泛运用，使对传播“策略”的分析和探讨成为电视研究的重要内容。

广告使利益因素进入电视节目，节目交易则使节目成为商品，重炒作、重策划成为普遍的现象，甚至被视为“精品”的生产方式。在新闻、法制等节目中，大量采用偷拍、偷录、情景模拟、煽情化做法，经典新闻理论的真实观受到了严重挑战，藉着国家级宣传机构的身份掩护，在教育、普法的名义下，种种小报题材和小报策略被堂而皇之地加以运用。

媒体以主流意识形态为底线，实际却是大众取向，只是在操作上照顾各方，这使得文本间非但没有形成合力，且常常相互消解，所宣扬的价值观也常处于混乱状态，造成公众心态的分裂。当然，舆论的相互冲突是多种声音取代一种声音的体现，对于激发多元的、民主的思想有一定积极意义，尽管多元意味着其中可能有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价值观和思想，但如果长期处于多元而不统一的状态，势必会对社会稳定造成威胁，对于公众接受乃至社会的稳定发展起不到应有的作用。比之没有意义的多元和空泛的民主，显然多元而统一的舆论对于转型期的中国更有实际意义。

3.宏观管理层

处于制度体系顶端的宏观管理层由于位居核心，拥有全局的影响力，决策者大多不愿冒路线错误的风险，因此变革最为缓慢，具体包括传媒的所有制、传媒与政府的关系、传媒之间的关系等。迄今为止，新闻传媒名义上均为国家所有，并纳入行政级别体系，上级党委（和政府）对传媒的高层人事和编辑方针拥有决定权，地方或部门的传媒必须保持和中央或上级传媒一致的立场，“党和政府的喉舌”的核心特征始终未受冲击。

1996年10月，中央电视台由正局级事业单位升格为副部级事业单位。按机构分成五大办公室、九大中心、一个机关党委共15个副司局级机构，形成一个庞大的管理运作机构。此举原是为了强化行政管理力度，但结果原有体制的弊端未被祛除，反被放大。在各行各业都在大刀阔斧改革的时候，电视台成了比行政管理机构的旧体制保存更完整的官僚体制活标本。

2000年组建的湖南广播影视集团仍旧强调自己的身份为“事业”性质，是实行“企业化管理”的事业法人实体，并且声称坚持“三不变”的原则：广播电视作为党和政府的喉舌不变；坚持党性原则，党管干部的原则不变；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政治家办台的方针不变。

虽然电视台公有制的属性未变，但传媒公有制的铜墙铁壁已经出现裂隙。

由于特殊的地理和文化环境，从90年代起，亚视、翡翠、明珠等香港主要电视台网的节目，通过广东的有线电视网即时进入广东各地的有线用户家中，相当比例的广东观众将香港电视台作为主要的信息接收来源。即使是在香港回归之后，这种大范围的转播境外电视的做法的合法性仍然处于暧昧状态，有了这种暧昧状态“保护”，当地有线部门公然借鸡生蛋，藉港方节目获取收视率的同时，偷梁换柱地截断港方广告，插播本地广告，因此当地电视市场竞争虽极为激烈，而有线部门的日子并不难过。

在内陆地区，越来越多的中国观众藉凤凰卫视中文台来感受“另类”的声音，由于凤凰卫视具有中资背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由今日亚洲有限公司、香港卫星电视有限公司及华颖国际有限公司组成。今日亚洲在内地市场有丰富的企业运作经验，与各界有广泛密切的关系，华颖国际有限公司是中国银行全资附属公司，与国内媒介及主管部门有着良好的关系（同时还有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即凤凰卫视在重大问题的立场上采取亲大陆立场），该台得以在大陆诸多地区落地。国家统计局北京美兰德信息公司于1999年8至9月在中国内地为凤凰卫视做了普及率调查，调查显示凤凰卫视中文台在中国内地有4178万户收视家庭，接近1亿4700万收视人口，占全国电视家庭户的13.1％，其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普及率达20.2％，其成功的经营运作理念和经验也开始被内地电视台效仿。至于杨澜创办的“阳光卫视”，就更容易让人忽视其“姓社姓资”的身份问题了。

实现自由的过程，既是摆脱束缚的过程，也是失去“保护”的过程。在现存的体制中，作为事业单位的新闻传媒，除了受到政府种种限制之外，同时也拥有其他企业所没有的特殊优势。首先，政府“喉舌”的地位、意识形态的权威直接转化为市场的知名度与美誉度；其次，政府为传媒提供财政上的优惠，虽然不少电视机构已经成为当地的利税大户，但政府仍然为传媒的重大基建项目和设备更新拨款，传媒还在税收上得到减、免、返等形式的优惠；再次，政府努力维持传媒“垄断经营”的局面，一切非国有资本均未获市场准入。传媒市场目前仍然是一个封闭的市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传媒本身也无意放弃旧制度提供的壁垒保护。传媒的制度创新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仅仅做一些妥协式的渐进改良，竞争仅仅在同一地区的少数国有传媒之间进行，只要比对手略胜一筹就可赢得受众和市场，因而失去了采取大幅度制度创新的必要，同时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又增加了制度创新的风险，迫使传媒采用安全系数最高的变革方式，即边际调整。

政治宣传和企业化经营的双重身份，使得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电视台出现了严重的利益冲突，由于不直接作用于普通观众的物质利益，这种垄断造成的利益冲突，并没有像电信、铁路等部门那样受到电视系统外的关注，但其间日渐加深的冲突、积怨已是不争之实。央视的垄断与暴利受到普遍诟病，其2000年所获60多亿的广告收入中，20亿集中于央视一套19∶00至20∶00点《新闻联播》播出前后，广告投放的这种令人咋舌的集中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红头文件”的保护。国庆、节庆、港澳回归、每年的两会报道都成为央视增加无形资产的良机，而省级台为了扩大利润而采取的一些突破性方式，由于触及央视的利益却被迫中断。卫星电视在国内的迅速发展，已有能力将省级台的信号传至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些地方台虽然在整体上抗衡中央级媒体的力量增大，但积贫积弱的历史发展和地方台身份所造成的信息地域性，个体的竞争力远远不足以对央视构成威胁。

改制后的中央电视台逐渐成为一个庞大媒体集团，值得注意的是央视在节目制作方面拥有的巨大资源。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及北京科学教育电影制片厂划归央视管理，与其说是庞大的电视机器为摄影机提供资金支持，不如说是为了增强央视的制作能力。资源拥有上的绝对优势，使得央视在与地方电视台竞争时遥遥领先，也使央视在很多方面仍然保持着对地方台的半领导关系。这种全国性的电视竞争格局在相当程度上阻滞了电视制度的改革。

转轨意味着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双轨，既可利用旧制度提供的保护和便利，又可为新制度提供种种许诺作动力。如果市场和政治控制两种力量在其中同时、和谐地发挥作用，无疑将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显然不是这样一种理想的社会真实，“双轨制一定程度上只是表象甚至假象，其实只存在一种混合的机制，在其中新旧两种机制的力量在相互纠葛、渗透，此消彼长”。一方面，新制度产生的力量成为推动电视发展的动力；另一方面，新旧体制之间的冲突又使现存电视体制的危机日益加剧。因此，在对电视发展过程的考察中，所有简单机械地认为新的机制/力量就是对既成权力关系反叛的说法都是难以成立的，这种新旧权力的交割能够明晰地告诉我们：在新的条件下，权力采取了何种新形式。

二、权力的角斗场——影响中国电视的力量元素分析

在市场条件下，文化资本的运作是整个社会活动的重要方面。对文化资本的控制和媒体的掌握，决定着社会的基本文化倾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取向。高鑫、贾秀清用系统解构的方法，将作用于电视媒介的力量分为投入者、媒介自组织者、接受者三种，以下将以此为结构，对作用于电视的力量元素进行分析。

1.投入者

包括权力投入、财力投入、文化投入，与此对应的是政府、企业（广告主/商）、文化精英。新闻传播学者童兵将政府控制传媒工业的渠道概括为党的领导、法规、政府宏观管理、媒介行业自律。在我国目前的媒介管理体制中，法律是缺席的，现有的规定、条例的执行缺乏监督机制，媒介的行业自律对媒介企业及媒介从业人员基本起不到制约作用，真正发挥控制作用的是党和政府。但党与政府的管理却存在诸多交叉和重合，管理方式除种种正式条文之外，尚有前文所述众多不成文的口头通报，而各级视协等半官方组织更多地通过各种专业评奖来强化对政府意志的自觉贯彻。

垂直式行政管理系统对电视传播的消极影响，在于全国数千家各级媒体都服从于同样的“指示”，报道口径过于一致，导致舆论一律、媒介内容同质化程度偏高，对于不带有政治敏感性的其他大众文化和娱乐信息的传递，则过于宽容甚至放任，而后者实际上并不是前者所能统合和遮盖得了的。

但媒介与主管部门之间也促成了媒介权力与政府权力的共同协作，即媒介利用新闻传播的知情权、传播权配合政府的权力意志的实施。《焦点访谈》是一个典型的文本形式，借高一级的行政权力监管基层权力，其舆论监督凭借权力力量得以保护和实现。媒介权力是整合社会共识的重要机制，在代表权力机构对社会进行支配的同时，权力机构也被它建立的媒介调控关系所支配，使媒介权力和政治权力有可能相互配置和相互依赖，媒介权力最终证明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但由于不同媒介隶属于不同级别的党政机构，所拥有的媒介权力也有较大差异，只有最大的权力媒介（央视）和最高或较高（一般为省级）权力的结合，才可能使报道的问题得到相应的解决，因此所谓“焦青天”只能有一个。

迫于经济压力，作为政治/政府代表的上级党政部门（包括各级党委宣传部、政府办公厅、广电厅局），不得不主动提供空间来推动电视机构的改革，条件是不触及政治利益，或出现导向、舆论的明显错误，除此之外，对电视机构的种种尝试在初期均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以观后效。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力量的减弱，相反，就电视的制度更新来说，处处体现着权力力量干预的痕迹，尤其在“经验推广”阶段。由于权力管理部门更多地将改革的目光放在那些制度创新取得成功的电视台，一旦以行政力量强制全国所有电视台按照一样的方式进行改革时，对那些不具备创新条件的电视台来说，旧的利益纷争未解决，又添新矛盾，反而加大了转轨的成本和难度，最终也会影响政策的权威性。

文化精英对电视的文化投入，主要通过介入制作、学术（甚至商业性）批评和专业评奖的途径来完成。矗立在新世纪门槛的中国是个传媒机构相当发达的社会，对于理论家来说，似乎只有两条路，要么坚守书斋，以清醒的理性与电视这样容易使人沉迷其中的舞台保持相当的距离；要么在“快乐中沉没”——抱着改造电视的心态进入电视，最终像一个以身试毒的医生，逃不脱沉沦其中的结局。在市场运作中，文化精英的优势和作用在于他们原本就拥有话语权，一旦掌握大众文化的种种游戏规则，便能够制造出大众狂欢的气氛。“权威而经典的文化身份”帮助他们将“象征资本转化为金钱”，作为媒介权力的指认和颠覆者，知识精英比普通制媒者更了解如何掩饰意识形态的作用。

虽然无法统计在各种层面以各种方式对电视施以影响的文化精英的人数，但文化精英对电视的影响是显著的。如果说当下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和分散态势已经成为现实，主流与非主流、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已经模糊难辨，那么电视发展过程中对普遍性社会心理的指认工作是由谁来完成的呢？文化精英或许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或是通过相关数据，或是通过历史分析，提供种种社会、大众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清单，并通过理论加以合法化，而电视（当然不仅仅是电视）从业者便据此按需设计生产（实践中的情况往往是，个别成功的创新案例被文化精英们注意到后加以总结放大）。即使是在文化的象征层面，精英对电视的评说也并未像有些论者所焦虑的那样处于完全失语状态。发展中社会面临的种种问题与困境，如贫富两极化、官员腐败、社会不公与种种矛盾，使传统的知识分子具备了以“道德理念”的话语权力来进行诠释的机会和可能，使他们追求完美的“乌托邦情结”仍然有用武之地，许多文化精英致力于使边缘人的声音进入主流传媒，体现着所谓的人文关怀，也促成了多元化的电视文化格局。当然，这种多元化的努力一定程度上是对大众文化的一种现实妥协，这一点下文将作详述。

文化精英对电视的影响还可能通过一种特殊的方式进行，即向那些与电视共生的其他媒介提供批评性资源，以精英的身份参与大众文化的建构。现在还无法统计这些媒介的精确数字，因为除了专业性的电视类报刊、网站，几乎所有综合性的报刊、网站也辟有专版或专栏，它们对电视及电视观众的影响是确乎存在的，观众对中国电视的认识不是通过自己的感受得来的，而是被它们代理的。这类媒介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纯消费性的，以刊载明星轶事、电视信息为主，作为电视的副产品而被观众消费，文化精英一般不会涉足其中；一类是带有一定文化诉求的，或靠发现和培养“名骂”来赢得利益，或以排行榜之类的形式批销他们分装的电视批评信息，它们比一般的学术研究者更有实力组织调查，与后者的关系在某个角度说，也构成了共生关系。学者的学术/文化知名度决定了媒介的文化档次，当他们合谋齐唱的时候，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节目或电视剧的收视率，媒介提供定了调子的母带，由精英将自己的声音合成进去，为其增加文化味素，后者不但从中获得经济利益，而且借助这些媒介的影响扩大其他象征资本，使自我的资本积累、增值，进入良性循环，这一类媒介往往以非主流的姿态传递着主流系统的评价，更多地影响电视节目的制作人员，为他们如何最大可能地生产具有时代特色的、“叫好又叫座”的标准范本出谋划策。

广告对中国电视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广告主（企业或商家）直接干预节目内容的现象尚不明显，部分原因是国内的电视台为国营媒体，且具有国家权力的象征资本。同时，电视广告总的来说仍是卖方市场（但这不意味着广告对电视传播内容没有影响），一种支配性的潜隐观点是：作为纯商业性行为，广告在不违法的前提下，拥有无限的表达自由是不容置疑的。更多的时候，广告与节目文本之间的冲突和悖谬成为监控真空，只要没有对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提出明显挑战，电视播出和审查机构似乎就没有理由对广告主进行法规以外的限制。

2.媒介从业人员

在电视机构从“文艺单位”到“新闻单位”，再到“大众传媒”的发展过程中，从事电视媒介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渐次复杂化，既包括电视台内部的管理者、电视节目制作人员，也包括电视媒体的各层次的经营者。要言之，一个电视台要将一个行政事业单位的全部组织机构和一个企业的全部运营系统集于一身。由于本书关注重点所限，以下分析将集中于电视机构的领导层和电视节目制作人员。

电视机构的领导层按照行政层级，分为台领导、中心一级领导和部领导三级，目前国内大多数电视台都参照此机制来设置管理层。在体制改革过程中，中心的权力被强化，但主要限于节目审批、设置等业务方面，而部的权责被弱化，在这种架构体系中，台一级的领导起主要决策作用。

所谓“政治家办台、企业家经营”，在操作中颇具暧昧性：“办台”和“经营”如何截然分开？谁来充任政治家？媒介主管究竟是政治家抑或是企业家？作为企业，需要各电视台之间公平竞争，但行政级别不同带来的特权使竞争不可能在同一层面进行。是按照市场规律，还是按政治原则处理相关的问题和矛盾？不同的解决方式可能导致截然不同的媒介企业发展结果，由于无定规可循，媒介主管的决策便成为关键性的因素。经济学理论认为，长期的经济变迁是无数个政治与经济企业家短期决策累积的结果。因此，媒介主管对具体媒介的发展可能起相当大的作用。行政级别高的电视台对级别较低的电视台，其实并无实质管辖手段和权力，一旦下级越轨，也无力惩罚，只能诉诸共同的上级权力管理部门。对于大多数电视台来说，上下级之间的制约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兑现（至少是不值得兑现）的，敢于“冒险”突破就可能获得现实利益。

因此，电视机构的领导/决策层在具体的电视企业发展中，直接影响一个电视台的改革与竞争实力。促使他们改革的原因固然有经济效益的驱动，但如果我们考察激励这些企业官僚进行经济改革的政治机制，就会注意到政治同样促使他们承担风险进行改革，领导干部既要对上级党委负责，又要对电视机构/企业负责，既要抓政治又要抓生产。一个电视台领导如果既能使精神文明建设有声有色，又能使向上级主管部门及国家缴纳的税费不断增加，将是绝对意义上的成功者，将会获得行政晋级和经济上的双重报酬。权力在从政治领域向经济领域的下放和交割过程中，并没有失去政治控制的有效性。对于一部分电视媒介领导人来说，“政绩”的社会学意义对电视机构的领导/决策层仍旧十分有效，对上级负责、对体制负责的心理内化为他们的职业价值观，直接影响职业行为。在央视的工作总结中，1997年中央领导视察和肯定64次、1998年中办和国办表扬153次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成绩。

在旧的电视制度体系中，电视机构领导实际上是政府（或上级党政部门）在传媒的代理人，其职责是保证传媒正常运作，为政府提供宣传服务，政府向传媒及其员工提供足额财经保障，并为传媒主管提供在官僚系统内晋升的机会。80年代中期开始，各主要电视传媒的主管职位相继由60年代或其后大学毕业的党员知识分子接掌，这些人往往从基层记者、编辑逐级提升，熟悉传媒运作的各个环节，也了解国外电视传媒的发展，深知国内电视的弊病，身兼政府代理人和企业家的双重角色与职责。这些主管领导既要有相当的行政级别、政治身份和背景，又要有经济管理能力；既要大胆采取改革和创新以提高经济效益，又要保证不触及敏感问题。面对重要新闻先要统一口径，而届时其他媒介可能已经抢先发布，诸如此类的矛盾，如何解决？在多年的官僚生涯中，他们善于揣摩政策变化动向，熟练掌握协调两种利益的操作技巧，多数人有能力兼顾多方利益，在制度的边缘地带采取有限的创新，使政府/主管上级满意、电视台及工作人员得利，但他们的角色多重性和权力的被赋予性（随时可能被调迁），又使其制度创新大多难以突破眼前利益的局限。这些领导大体遵循经济上大胆、政治上保守的原则进行管理。

对普通/基层的媒介制作人员的分析显得更为困难。首先要涉及的问题是，是否将台外/节目制作公司的媒介制作者作为分析对象？虽然制播分离总的来说雷声大雨点小，仅限于小部分节目，但作为节目制作方式的一个发展方向，节目的台外制作应当引起关注。由于缺乏相关资料，为了集中笔墨，暂将这部分人员排除在分析之外，但随着这部分人员在电视从业人员中比重的加大，这样的分析将是必不可少的。

对电视制作人员进行分析的另一个难度，是电视台用人机制的转变带来的。其他行业普遍推行的全员聘任制在电视台生出了新的内容：所谓“台聘”、“部聘”、“组聘”、“人聘”确立了不同人员拥有的不同权利。“台聘”人员包括改制前的正式员工和每年通过传统渠道分配进来的“正式”员工，享有旧体制下的全部保障，没有失业和下岗之虞，毋宁说它是新形势下的铁饭碗。“部聘”者得到的体制保护就少得多了，这部分人同时卷入了一个颇有意味的悖论之中：即想尽一切办法，转成台聘！吸引他们的与其说是被媒介领导们视为工作成果的“灵活”的新体制，不如说是画饼一样的旧体制。至于“组聘”、“人聘”就带有十足的“讽刺”与“幽默”了，因为他们不但不享有任何保障，而且缺乏“聘”之所以成立的基本要件：契约/合同，来去皆由制片人甚至小组长一句话，报酬多少及其增减都完全由一人决定，这部分人为数甚众，流动率高，没有相关的统计数字，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一种体制外生产。

体制外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不完整的生产过程。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经济的生产过程是物质生产过程与劳动力生产过程的统一，在现实中，体制外的生产过程基本上没有劳动力生产过程，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等《劳动法》中规定的权利都没有得到提供。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凤凰卫视，一个介于“我者”和“他者”之间的商营电视机构，借高薪表达着对从业人员的充分尊重，从而达到高效的运作。

作为运作制度的一个改革成果，制片人制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衡量电视机构体制现代化的标准。但国内电视台在制片人选上，由于过多地考虑行政职务上的平衡，甚至成了安置行政职级无法晋升的老资历人员的渠道，已经使制片人制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全国的电视制片人中，由电视台人事部门任命占29.1%，电视台领导指定的占18.2%，业务部门指定的占41.8%，共计89.1%。这些制片人负责的节目有固定的播出时段，不用对人员的各项福利负责，只须按照中央的宣传方针与口径完成任务，既无政治风险，又不用担心经费来源以及节目制作、播出的收益问题，他们虽没有正式的权力职位，却相对下级（普通节目制作人员）享有诸多权力。激励和处罚机制的缺失使多数制片人失去创新的动力，为了减少节目制作成本，将节目制作资金转移为私人财产，已成为制片人群体公开的秘密，在“经费”固定的情况下，制片人要想多获利，除了在节目制作上虚报支出外，可以减少的成本更多地来自制作者、编创人员的薪酬，要想从固定的资金中多获利，便需要盘剥下级，而盘剥那些体制外的人，最不具风险。

中国电视媒体的特色聘用体制已造成体制内与体制外人员的紧张关系，前者事实上掌握着对后者的领导权，这种领导不仅意味着经济控制权/盘剥权，还包括新闻/节目制作的相对自主权，从各个层面影响了体制外人员创作的积极性，这种身份区别仿佛当年的阶级鸿沟一样不可逾越，怀着巨大优越感的体制中人和被强烈的“不平等感”严重分裂的体制外制媒者，共同构造、实践、遵循着相同的传媒规则。

电视机构的复合身份直接造成为数众多的节目制作主体的身份认同危机与角色冲突。作为国有宣传机构的成员，意识形态宣传/精神文明建设是其首要职责，但知识精英的批判立场对他们却颇有影响，观众对宣传的反感更使他们心怀顾虑，于是一种分裂的心态和人格控制着他们，每一个主动或是被动选择“规定动作”的人，都似乎面临着两种可能的指责：一来与官方合谋，讨好领导，二来舍弃专业精神。相对而言，品质与市场的矛盾似乎容易处理得多，收视率末位淘汰制使大多数电视从业人员都堂而皇之地在节目中添加迎合观众的元素。电视从业者的成功被重新定义为既让领导满意，又能吸引观众（同时也就吸引广告客户），大量体制外加入者在这种体制下所能作出的贡献，便是充分运用各种符号资源制造所谓上下都满意的节目。

一方面，媒介从业者是拥有话语权的人，这种话语权具有转化为政治资本和金钱资本的可能性。在文化身份认同上，他们将自己视为精英，负有一定的社会启蒙和社会关怀义务，不愿屈从于市场霸权或官方意志，但这种精英地位来自资源的占有，这种占有是临时性的，不是彻底的占有，不是靠其个人能力得到的，占有这种资源的前提是领导的肯定，是赋予型的；另一方面，很多节目制作人员也是居无定所的阶层，体制改革不会给他们带来较大的增加收入的空间，他们很容易将自己视为无权势的普通百姓，甚至利益受损者，不认为自己负有或是能够担负社会责任，这又使他们在现实中往往毫不反抗地服从于市场逻辑和官方意志，这种人格分裂既影响创作的积极性，也可能直接反映到节目文本之中。1997年1～6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国内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和职业道德”的大型抽样调查，这项调查的结果足以支持本书的上述观点。调查表明，我国93.2%的现职新闻工作者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学历，53.1%的新闻工作者为中共党员，新闻工作者的收入虽然高于社会的平均水平，但仍然偏低。总体平均收入为每个月1137元，尽管高于同期全国城镇职工人均812元的水平，但考虑到本次调查集中于地级市以上大中城市，生活指数远高于一般城镇，所以，上述收入水平较之同等年龄、同等学力水平的人，客观地讲是比较低的。不同的新闻工作者之间的收入差异是比较明显的，其中有月收入高达9000元的，也有月收入在100元以下的，月收入最高的人和月收入最低的人之间收入相差达200倍。在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自我感受中，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仅次于医生，属于具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一种职业。人们在对“学习新知识的机会”、“报酬收入”、“福利待遇”以及“提拔和晋升职称的机会”的评价方面，表现出相对较低的满意度评价（分别有约1/3左右的被访者对这些评价方面表示“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调查也显示出中国新闻从业者存在严重的观念与行为的悖反：新闻领域中违背职业道德的职业行为大量存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事实上并不缺乏明晰而正确的判断。这种矛盾与其说是受社会道德风气影响所致，不如说是媒介从业机制所形成的内在矛盾。从“平均年龄37岁”、“很少‘跳槽’”和“在目前所在单位工作的平均年资近11年”这三项调查结果来看，这项调查的主要对象显然是那些有着正式/体制内身份的媒介从业者，体制外的聘用人员往往学历更高，而总收入更低，当前体制外人员远远多于体制内从业者的电视界，有理由说，现在较当时上述矛盾所造成的冲突要严重得多。

3.观众

每一个观众都不是绝对的受体，他们往往在收视之前就已经被所处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关系建构过，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个体生存环境的突变，使他们的心理需求及使用电视的动机也不尽相同：（1）精英及高收入阶层。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经济、文化精英，都可以将手中的象征资本转化为金钱和物质利益，不需要媒介对他们的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作用，或是由于时间所限，或是因为精英立场所限，收看电视不是他们生活中的重要内容。统计表明，高收入者年总收入一般在20万元以上，人数不到总人口的1%，90年代以后，主要集中在影视歌星、时装模特、运动员、部分个体和私营企业主、外企和国际机构中的中高级雇员、金融机构管理人员、房地产部门的开发人员、部分企业承包者和技术入股者、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领先者、经济学家、律师、作家等职业上。这些人本身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其行为甚至生活方式具有示范作用，更多地作为信息源出现在荧屏上，他们需要电视媒介为他们拥有的资本起到增值作用，并且拥有控制和利用媒介的资本和能力。（2）社会中间阶层。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是社会管理具有多元参与性，在社会决策过程中，社会各阶层都要有自己的利益诉求渠道，特别是社会中间层。由于它处于社会中间，易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因此中间层的参与决策往往是社会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处于中间阶层上部的大致包括以下几类人：高级知识分子、中小型企业经理、中小型私有企业主、外资的白领雇员、国家垄断行业的职工，占从业人口的4%左右。处于中间阶层底部的是这样几类人：专业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律师、大中学教师、一般文艺工作者、一般干部、企业中下层管理人员、个体工商业者中的上层，占从业人口的11.8%。他们收看电视的动机和习惯依个体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但普遍具有较强的能动性，是一些带有文化品位的互动型节目的主要参与者。一般来说，他们不需要解决太多的物质或现实生活问题，但需要交流、需要确认自我地位、需要更多地保持想象地位，如央视二套改版后就吸引了一大批中间层上部的成员。（3）社会底层及边缘层。包括：社会和经济地位不断边缘化的工人、处于困境中的农民（52.35%的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不到2000元，处于平均水平以下，尚在温饱阶段）和城市边缘群体（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早退休或内定退休人员、停产或半停产企业职工，因疾病、年老等领取最低生活保障者）（中国国民收入调查），这三者共占从业人口约80%（何清涟），这部分人不掌握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电视不仅是他们家庭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投资，也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多功能工具，既要看新闻、获取各种知识和实用技能，也要满足娱乐需要，随着民主意识的提高，他们逐渐还将电视视为政治参与利益表达的空间。这部分人是改革的利益受损者，需要各种中介的帮助，需要宣泄，但这种利益表达完全依靠媒介的代理，电视代理了他们的绝大部分业余生活，满足他们的各种心理需求，并且替他们保持着与社会的联系，他们自己很少能直接参与。

对央视整体收视群的分析表明，央视对男性影响力高于女性，对城市观众影响力高于农村观众，在年轻观众中，收视份额明显低于省级台，主要优势在55岁以上的观众。55～60岁的人是10年前的最高就业收入人群（中国国民收入调查），对生活满意度较高的群体也是55岁以上的老人，这是一个对媒介忠诚的群体、一个关注新闻的群体。他们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参与者，经历了共和国的风风雨雨，他们相信党相信政府，把自己的前途命运同共和国的繁荣富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他们比其他年龄段的受众更加关心国家大事。

4～55岁之间相对年轻的观众则更多地把省（市）台作为首选。毋庸讳言，省（市）级电视台部分由于竞争所致，更为注重节目的娱乐性和商业潜质（一个欠严谨的说法是，它们的文化品位总体也不高），年轻观众更多地将电视作为娱乐工具。我们暂且不去关注那些被港台影视剧、流行时尚喂养大的一代的价值观问题，需要讨论的问题是，这是否意味着央视这个目前最重要的意识形态整合工具不久将逐渐丧失这一功能？

三、当下中国电视的“双重身份”及相关问题思考

有学者将国内电视台的身份转型归纳为“从党的宣传工具向党营商业性的资讯娱乐业转变”，或曰从“党和政府的宣传部门向国营的准信息产业过渡”，无论用怎样的名词和概念对这种双重身份进行定义，都有一个核心特征，即电视既要服从市场逻辑，又要服从官方意志，政府控制与市场动力之间的紧张与张力成为中国电视的标志特征。

市场因素与意识形态因素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关系，在市场因素从无到有、力量逐步壮大的同时，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不能仅以强化或弱化二字概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由于对受众和传播策略的关注，意识形态的客观宣传效果得到了增强，但同时官方意识形态又不得不放弃许多空间，严肃的政治新闻与各个地方版的配对节目、粗制滥造的电视购物节目，共享、分割同一个荧屏，这种混乱反映出自由市场对官方意识形态的瓦解及实用主义与消费主义逻辑的移置。这些影响都是显见的，批评者应当对那些满足了各种利益需要的文本保持清醒的认识。

作为国内含金量最高的电视剧时段，央视一套黄金时间的电视剧时段收视率波动很大，经典改编剧《水浒》（1998年1月播出）收视率最高达60%，而主旋律剧《黄克诚》（1999年4月播出）只有6.48%，多数情况下黄金时间的价值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原因是选择/审查极为严格，引导性和教育作用是选择的首要原则。这一事实颇令电视经营者和电视剧制作者们惋惜。经过不断的实践，近两年我们看到了一批带有一套黄金时间“特色”的电视剧，即粗糙的爱国/民族主义精神+男女情感纠葛杂糅的新型主旋律电视剧，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包装使它们得以进入黄金时间，情感纠葛却是帮助它们获得高收视率的法宝，于是，“黄金”价值重被发掘，而引导和教育作用在何种层面获得了实现呢？

如前文所述，电视的“双重身份”所要解决的其实是市场、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问题，以下将就由此引出的若干问题进行论述。

1.市场·意识形态·平衡

当前的电视界中存在一种观点：市场是不可战胜的，所有的力量都会在它面前不攻自破，就连官方意志也要向它作出让渡，个体没有反击它的必要，向市场妥协是一种光荣的失败。在这样的理由支持下，迎合观众、甚至迎合广告商的行为都在坦然中进行，节目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传播效果被暂且推后，只要收视率上升便是成功。

官方意志的不可违抗性是另一个颇为诡异的神话，“摸着石头过河”仅仅定了下限，在此范围内，“特色”论有很多种表述及发展空间。就当下而言，在市民阶层需求的多样化、传媒之间竞争的日益激烈等因素的作用下，政府出于自身合法性考虑，对社会表达空间的让渡已经具有相当的宽容度，因为违抗官方意识形态要求而受惩罚的事已经越来越少见，不管是处于“边缘”还是处于“中心”的人，都想以体制外的身份自居，为此而将官方意志表述为铁板一块，这种神话与其说是政府借助行政权力编织而成的，不如说是媒介从业者自己为了逃避媒介义务而树立起来的。

市场逻辑要求以受众为中心，官方意志要求以传者为中心，文化精英则要求媒介超越这两者，同时，受众需求和官方意志都处于变动不居之中。如此看起来，制媒者从三者的挤压中获得的夹缝实在不大，能在如此有限的空间中作出如此巨大的成绩（经济实力的倍速扩张、社会影响的不断增值），似乎证明了当前的制媒者们的的确确是我们社会中的精英。《焦点访谈》总主持人曾对这种看法表示不解：“我们现在不是生活在一个有巨大的反对力量存在的社会里，有一个岌岌可危的政府，（如果那样）我们找到了政府和老百姓的信息沟通渠道，说明我们很有本事。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中，找到政府和老百姓共同感兴趣的事，把老百姓的意见和政府的解决办法联系起来，促进问题的解决，是理所当然也完全做得到的事情”。

由于改革使利益格局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大多数民众对于改革（改革是由政府发动的，对改革的认识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对政府/政权甚至国家的感情和态度）的态度也十分矛盾。一方面，改革带来了现实利益（尤其是在初期），在理性上和公开的表达上，民众都采取支持改革的立场；另一方面，改革带来的现实冲击和社会不公又使他们多有怨言，表现为整体性的/公开的意识形态往往是支持改革的，而个体的/私下的意识形态却常常充满矛盾，当改革符合个体利益时，支持是无条件的，否则就要复杂多了：或者是理性上支持而情感和行动上不支持，或者干脆反对。然而，在道义、情感上，没有人怀疑国家利益和普通民众利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关系，虽然二者利益存在不同，但存异求同——寻找共同的对手，即既损害了国家利益又损害了人民利益的人或行为，却是行之有效而又简便易行的方式，加上电视对现实生活的干预，更多地是在象征或视觉层面（除了被直接曝光者，对于绝大多数观众来说，舆论监督仅仅是一些影像，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或触及他们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谋求平衡、契合点并非难事，很多这样的平衡和契合点甚至“天然地”蕴含着商业的潜质，“昔日权倾一时今日刀下鬼”、“黑帮淫窝之覆没”之类的报道，既是政府的反腐扫黄（验证政权合法性）的政绩，也可以正当、合法地满足种种窥视欲消费。“打擦边球”已经成为主流的表达方式。

平衡的难点在于将意识形态宣传“自然化”。由于叙事可以建立一个封闭的逻辑系统，很多节目采用了故事化的叙述，但问题在于这种策略并不能掩盖双重身份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在种种找到了契合点、获致了平衡的报道中，有一个制媒者所刻意回避的问题，那就是这种上下皆满意的效果，建立在政府与民间对文本的理解一致的基础之上。霍尔指出：优势意识形态的正文脉络和观众的社会情境之间可能会产生张力，观众的社会情境促使他们和优势意识形态冲突。这句话说明观众在解读电视的过程中，并非完全是被动的接受者，当媒介生产者们以他们娴熟的平衡手法，从再就业角度报道下岗问题、从打黑专项斗争成绩的角度报道黑社会时，政府和民间可能按照各自立场各取所需地从中读取截然相反的意义。

2.平民化·人文关怀·启蒙

如果我们将90年代以来兴起的电视栏目的口号和对它们的正向评价，作为一组关键词来考察，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些共同之处，那便是对“平民化”、“人文关怀”的追求，其方式是“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其目的是为了“用心品味”，进而发现“生活本来有滋有味”。

平民化是现时代整个社会文化语境的特征之一（晚近以来，这种语境在相当程度上是由电视来构建和强化的），也是改革开放过程中始终坚持使用的一种话语和逻辑。孙立平对此有精辟分析，“人民群众追随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场革命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及建立一个有利于普通老百姓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许诺”。在利益关系调整和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普遍的利益受损心态使民众对平民主义的接受更为容易。借用理查德·H·佩尔斯的话说，“当前的任务不是去改变这个范围较大的社会价值观念和自觉意识，而是去加强人们已知和已感受的一切”。

人文精神讲求终极关怀，究竟是否与世俗精神截然对立，是否排斥现实关怀，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电视界的普遍做法是强调对现实困境的解决，充分肯定每一个人存在的价值，在不以消解权威为目的的前提下，进行一些现代性的启蒙，提供多元化的价值观，帮助摆脱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束缚。

在《焦点访谈》、《新闻调查》中，平民主要由农民代表，在《实话实说》中平民以市民现身，在《今日说法》中干脆由利益受损的原告来充任。多数情况下，这种平民化倾向是通过暴露改革/政权中损害平民利益的消极现象来体现的，因此带有一定的颠覆性。另一方面，在平民主义的话语中，人民群众被赋予了决定改革的关键地位。“几乎所有的关于改革的重要宣传中，启蒙都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在这种话语中，只有使人民群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自觉地投入到改革中来，才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孙立平）。平民化联系着启蒙的诉求，后者在这里与其说是文化精英们的要求，不如说是官方意识形态的需求，而为数甚众的人群则是政权合法性的基础，这一论点在央视组织编写的有“史传”性质的“跨世纪丛书”中得到了证实：“中国电视现代化的根本标志之一在于，电视传播同样应当将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所在”，“电视传播必须牢固地树立群体观点，始终不渝地洋溢着一种平民情结”，“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人民群众的要求要有地方提，委屈要有地方说”。

然而，平民阶层并不一定代表历史的方向，或许应当对这种“平民”主义或种种平民伪装进行质疑，这里是否在有意无意偷换概念？平民的利益未必就等同于“人民”的利益，未必就是正义的、合理的。过于相信平民（用平民甚至村民的话来对基层官僚的话进行证伪）是极其危险的，出于各种现实的利益考虑，平民的实用主义立场有时可能导致与事实相悖的行为和结果，在另一些经典文本中，这些平民是需要启蒙和改造的。真正促使采用平民诉求的动机，可能是因为在数量上他们是绝对的多数，是真正的“大众”，虽然他们的物质消费能力低，但对电视从整体说具有较强的消费能力。平民化的这种商业潜质对于培植社会民主、拓展文化空间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不应作为终极诉求赋予过高的道义合理性。

在中国，“公共空间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代表弱势一方，因此，具有西方资产阶级媒体所无法比拟的道义性”。如戴锦华所指出，一种匿名且不无偏颇的关于知识分子伦理的讨论，为所谓知识分子品格、独立人格设定了一个单一而含混的参照系：与官方的相对位置与关系。于是，“与官方合谋”成了知识分子的耻辱，甚或不赦之罪。官方可以涵盖政权、政党、体制、政治权力中心，但并不包含对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与社会机构的思考；更多的时候，所谓的官方，只是一个想象中的、铁板一块的权力机器。

平民化已成为知识分子/精英身份的一种标识，诉诸平民化的潜在意义是，平民代表着大多数，代表着权力的受体，因而也就代表着公义，诉诸平民化无非是表明自己的观点的正确性。在精英、大众、官方意识形态对平民化的共同追求中，媒介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平民化，一个被掩盖的问题是，精英、大众、官方三者追求平民化的动机、目的各不相同，甚至对平民化的定义也截然不同。

当复杂的现实问题无法解决时，不如暂且搁置；当弱势族群尚无力保护自己时，不如教会他们挽回损失的办法；当女性根本不可能要求男性让渡他们手中的权力时，不如披上甲胄“完善”自己——实用主义的现世关怀取代了遥不可见、空洞难辨的终极关怀，策略性的生存取代了理想/目标/方向明晰的系统发展，未被兑现的启蒙主义让位于后启蒙主义，后者在以亲切、体贴、关怀的面孔传授种种生活知识、生存之道时，彻底瓦解了平民的“非分”要求。“实用主义很多时候是放弃主体意志的第一步”。

3.多元化的陷阱

在大众日趋分裂为小众群体的今天，满足尽可能多的大众需求的媒介经营原则已不适用，多元化恐怕是一个能与大多数观众建立信任感的捷径。然而，多元化不仅用以证明反政府行为的正当性，还用以证明破坏社会秩序、性别歧视的合法性，盲目的多元化将导致原则/立场的缺失。使用多元化的逻辑可能陷入这样的困境：证明自己合法性的同时，也要给予对立意见合法性，对于反对派的宽容意味着妥协，从而就失去了应有的批判意识，在电视实践中对观众产生误导。

多元化的实践会导致非意识形态化，对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尖锐问题进行回避的同时，也丧失了对外部敌对意识形态的识别和抵御能力。因此，在转型期是否应当努力澄清一切不利于国家稳定的信息？央视制媒者是否有这样的责任？作为政治体制的保护者，制媒者努力达成对官方口径的消解，究竟是一种高尚追求还是一种人格分裂？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多元但必须是完整和谐的价值体系，才是媒介与社会良性互动的前提。

四、研究方法与框架

曾有一位“实权者”要求我用一句话概括本书主旨，未几，他颇为不耐烦地说：“说到矛盾和问题，我们（实践者）比你们（研究者）更清楚，关键是怎么办？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中国电视的发展方向是什么？”

用三言两语概括存在的全部问题，再用三言两语开出药方，对症与否是其次，关键是要与众不同，这是领导/决策者们对下级/政策研究者们的要求。于是乎，关于思想路线、发展方向的研究比具体的分析似乎更具意义，多少问题便在这高度的概括中遮掩过去，研究对象尚未被剖析很快就失去了被研究的意义，学术的合法性也不得不寻求主流意识形态、政策的直接验证。

电视的改革直接联系政治、经济体制的改革，改革的风险内在地规定了改革研究的风险，决策者对政治改革采取谨慎从事的态度，研究者更是避而远之，避近就远、避实就虚成为安身立命、卓为有效的话语策略，这倒为踯躅于学术边缘的我辈创造了空间。

当代的电视体制是“官方”、“精英”、“市场”三种体制性力量之间彼此冲突又相互借重、复杂互动的结果。在媒体和大众文化已经相当发达的中国当代情境中，特别是在中国的文化生产与国内外经济资本活动密切联系的时代，放弃对文化生产、文化资本的分析，同样不能真正理解中国当代社会和文化的复杂性。“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化批判一方面需要与对社会政治经济过程的分析相联系，另一方面也要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寻找文化分析与政治经济分析的结合点”，这也是本研究的努力方向。

本书的剖析解构，运用了批判性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及文化研究的方法。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传播媒介的表现形态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制度、电视制度、政府对传播媒介的监管，都与传媒的运作和表达的内容有密切关系。批判性传播政治经济学着重分析大众传媒的生产、传播、消费过程中，市场机制/国家机器/传媒机构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着重分析传播产业的结构与表现，不仅解析产业集中的过程与所有权权力的行使，而且探讨媒介商业化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等层面的影响。此方法主要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政治经济学，同时广泛吸取如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选择文化研究是因为在改革开放后20年的今天，社会改革的每一步，包括经济、法治、民主制度的建立，都与政治改革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问题之间的联动关系变得异常清晰。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传播媒介的表现形态和它所处的社会环境有不可分割的互动关系。政治经济制度、电视制度、政府对传播媒介的监管等，都与传媒的运作和表达的内容有深刻的纠葛，电视涉及的问题不可能只在电视文本和电视传播范围内获得全部解释，拘于一隅的立场无疑会有所遮蔽和局限。我们需要“一种在历史进步过程中的观照，是在批判中的建设和建设中的批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细致地、具体地分析中国当代的历史和现状”。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央视广告收入的一半来自新闻前后的时段，远远超过电视台对新闻节目的投入，有分析者据此认为，“这说明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并不矛盾，好的电视节目不仅能够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也能够获得相应的经济效益”。这种化约主义的看法忽略了中国电视的社会功能，忽视了央视的垄断地位是由行政保护和历史积累共同达致的。至于认为凡新闻节目必然产生社会效益，并且将新闻节目归入“好的电视节目”，就更是一种误识了，新闻节目并不必然维护生产它的权力意识形态，文本本身可以产生出它自己的意识形态。

虽然了解症候是诊疗的前提，但对于学术研究来说，为当代和未来的中国电视开药方是政府研究和决策者的责任范畴。因此，本书无意对当下的电视制度和电视制作是非优劣的判断和评价。就笔者而言，尽最大所能回答“是什么”、“为什么”的问题比“好不好”、“怎么办”都更具现实意义。

在保持原有结构的基础上，允许体制外的机制和力量“自发生成”，这是渐进式改革的基本思路。作为权力斗争的一个中心竞技场，电视的制度改革尤其体现了这种谨慎性和由此带来的复杂性，各种力量之间是无奈妥协还是积极合谋，是多元共生还是走向新的统一过程？提出这些问题，与其说是要提供解决方案，不如说是要打开缺口，暴露那些一言以蔽之的论述，那些远远没有被认真地讨论，却已经“结案”的问题。

书名中限定为“90年代以来”，也隐含自设陷阱的危险。世纪末的特殊意义已经使这一阶段显得十分喧嚣，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纪末已经成为过时的话题，似乎失去了被言说的价值。电视的历史本来就很短暂，真正发展的时期更是只有20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将“90年代以来”独自划分出来，是否有必要？作这样的选择首先是因为集中笔墨的需要，90年代既是电视体制改革的真正开展期，也是西方电视文化理论的膨胀期，更是电视与中国社会相互构造的时期，对于短暂的中国电视历史发展进程来说，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时期。

本书主要以央视节目为分析对象。选择央视为分析对象，不言而喻，是因为央视在收视市场上的主导地位，或曰央视是中国电视、主流意识形态的第一形构者，央视一套更是权威意识形态的生产、发布地，而新闻评论节目、谈话节目、法制节目、女性节目等非虚构类节目作用于人的社会认识与价值观直接而有效，选择它们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它们最具症候性，最能读出各种权力机构的力量运作与冲突；“一切都是真的”，这无疑是一个分量沉重的许诺。“真实观念业已成为人们想象生活的意识形态：真实观念的完全解体亦即生活崩溃。相信‘自然’是真实的来源，亦即相信真实包含了独一无二的时间、空间与生命”。

需要指出的是，焦点、谈话、女性等研究对象的名称是对既有习惯称谓的沿用，而不是对电视节目进行内容或形式上分类的结果，因为分类乃是极其吊诡的东西，它否定了其他分类方式的可能性，也拒绝了无法归入其类中的东西，而后者的存在，亦会威胁该分类方式存在的合法性。任何一种分类在确立之时便奠定了被颠覆的基础。传媒中常见的炒作，有的是有意合谋，有的是在共同的利益追求下，不谋而合所致，同时也是因为种种分类方式内在的矛盾和裂隙赋予了它们合法性。

虽然主要研究对象是央视一套播出的非虚构类节目，事实上，对任何一种节目形式的文化研究都独具意义，因此，文中并不排斥对央视其他节目和非央视节目的援引及分析。

文化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各种因素妥协和相互作用的过程，而文化观或文化研究的发展，也是一个各种学说和观念论争消长的过程。这种动态的妥协过程揭示了一个规律现象，在文化场内各种力的相互作用才构成了文化的真正面貌。这种相互作用实际上要求任何研究者都必须注意到各种力的相互作用，以及其所形成的场的复杂状态。充分注意到多元力量的妥协和纠结，既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则，也是文化研究的基本守则。

作为多种话语力量的共用空间，电视的每一种文本都是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交流、碰撞、斗争、妥协的产物，然而若不对这每一种权力机制和话语力量进行一一指认，不对它们的策略进行剖析和审视，在具体的阅读实践中，这种认识便等同于零，一切的权力机制都会畅通无阻地将我们裹挟其中，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权力运作的共谋者。

文本是可见的，文本之后的种种权力运作是不可见的，但透过可见的文本，我们可以看到原本不可见的权力的运作，这里的权力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权力，还包括经济的、文化的。站在文化研究的立场，透过可见的电视文本解读不可见的权力、拆解影像与权力机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本书的研究主旨所在。

目前对于电视双重身份的相关研究，大多是一言以蔽之地证明其客观存在性，或是以中国特有的平衡句式表达逻辑上滴水不漏的辩证法，而缺乏就相互之间冲突和合作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由于内地电视理论研究的匮乏，本研究更多地受到港台及海外传媒研究学者的启发，黄煜、魏然的《从喉舌到党营企业》，陈怀林、华平的《从党的宣传部门向准信息产业的艰难过渡》为本书提供了从体制研究入手进行文化分析的视角，但这两篇文章主要局限于经济学的范畴；赵斌对中国电视的双重生命的简要概括，启发本书从体制研究入手进行电视文化的研究，由于这些研究者身处大陆之外，往往长于宏观把握而疏于细致分析，这便为本书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

粗略说来，与文学和电影的理论研究相比，国内对电视文化的研究几乎还处于空白，说某一领域的理论研究处于空白，我想首先是指其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体系，甚至没有一支专门的研究队伍，也没有出现系统的研究成果。

90年代以来对电视文化有过研究的人包括：一、新闻传播研究者；二、文艺理论界人士，主要以大众文化批评为研究对象；三、其他艺术院校或综合院校相关专业的师生。总的来说，这支队伍并不稳定，并且缺乏专业性，其研究主要在于译介、总结，出版的著作也常常带有综述性质，或是直接运用和总结西方现有电视符号学、电视叙事等理论，多数更像是较为系统的读书笔记，缺乏对中国电视的具体观照。

这些著作与文章很难说某一部/篇对本书产生直接作用，但作为前人成果，无论理论深度如何，我想都是不应忽略的。

第二章 颠覆：建构之途——从新闻评论节目看中国电视的意识形态整合

1993年，是中国社会改革经过一段时间的停滞后，重新起步并加速发展的一年，一些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政策相继出台。此时，改革初期各阶层普遍受益的局面消失，渐进式改革初期所引发的各种瓶颈效应和转型综合症都已成为现实，政治上加强控制、经济上继续放开以保持社会稳定成为现实选择。

加强控制并不意味着回收一切已经下放的权力和封闭已开放的社会空间，而是在自己所保留的空间里，强化其官方意识形态的宣传，凝聚不同利益团体的共识，疏导社会不满情绪。作为国家级的权威电视机构，中央电视台在企业化转型过程中，渐次下放除新闻性节目、文艺晚会、直播活动之外大部分节目的制作权，只保留审查权，电视新闻作为官方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块自留地，开始承担过去所有电视节目共同承担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但电视的另一身份——赢利机构又使其同样奉收视率为圭臬。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新闻业竞争的日益激烈，靠独家新闻来吸引受众、压倒同行在操作上的难度越来越大，新闻评论成为媒体面对竞争所能拿出的有效武器，行政级别越高的电视机构，所能批评的范围和领域越宽，其发言也越具权威和影响力。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近四亿台电视机无疑是重塑意识形态权威、整合日趋碎片化的转型社会的有效工具，改革日渐失效的、旧的、极易被指认的宣传方式，探寻新的、更为隐蔽而有效的宣传方式已迫在眉睫。

广播电视的实质性改革同时开始启动。1993年5月，一个由体制外从业人员（有人将他们称为中国的独立制片人）、意识形态机器和巨额广告共同打造的电视节目——《东方时空》出台，这一事件伴随着一种新型的媒介机制，被赋予了极高的象征意义，其一是在人事管理体制上，实行聘用制，用餐馆服务员的薪金水平（基本工资为250元）吸纳了一批万里挑一、渴望承认的青年准精英；其二是在经费管理体制上，将5分钟的广告时段作为节目制作经费；其三是在制作上，推行制片人制，一批体制内的实力派（相对实权派而言）人物担任总制片和制片。制片人在相当大的权限内，控制着可支配的人财物，而承担微乎其微的责任与风险（如果说有风险，更多的是行政上的风险，被选任制片人的，大多为行政职务不高，或者说原本就没有多少行政/政治资本的人）。

节目被有意无意地区隔为三个空间：《东方之子》圈点当代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生活空间》为庶民的平凡、甚或艰难的生存寻求生活的意义；《焦点时刻》沟通前二者（以政治、经济、文化精英的视角对庶民实施“关怀”）。《东方时空》在整体上获得了巨大成功。

在一年后的1994年4月1日，《焦点时刻》被征用至晚间第一黄金时段，并更名为《焦点访谈》（虽然《焦点时刻》在此后很长时间内，仍然在《东方时空》中出现。但因为躯体与光环都被移形，其存在已经多少有些尴尬甚至不合法了）。

1996年5月17日，作为《焦点访谈》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延伸，《新闻调查》隆重但已不那么轰轰烈烈地登场，节目将对“社会的关切”、“制度的建设”作为选题的方向，以深度报道的形式对一些重大的社会新闻事件进行调查和评说。

本章以《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为分析对象，论述近年来经历中心化的批评性新闻评论/调查节目如何通过与权力的抗衡形式，发挥着怎样的舆论和社会整合功能。论述将从以下三个层面展开：1.这一文本形式如何通过民间与官方话语的置换，完成对新的国家/社会/个人关系的建构；2.故事化作为意识形态的新的修辞方式；3.作为主题的关键词，腐败、农民负担是如何被描述和阐释的。试图证明在“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介入下，“新意识形态”的生产与再生产呈现为“国家行为的市场化”和“市场行为的国家化”等等复杂现象。

一、话语置换：建构国家/社会/个人的新型关系

舆论的形成，或是自上而下，即官方宣传；或是自下而上，即民意；或是媒体有意无意的共同炒作，形成合力。舆论本身有其客观独立性，一般来说，并非完全生造，而是官方、民众或媒介，在社会原有的准舆论/前舆论中，寻找可资利用、可以触燃社会舆论的事件，加以放大或加工改造，当权威机构的意志与公众的意志契合时，就会促成强势舆论，大多数公众的意志会获得更大的权威性，权威意志/政策也可以得到落实。这种契合可能是自发，也可能是政府的策略操纵——利用特殊的公共事件的报道引燃民意爆发的导火索，政府首脑、其他权威作为民众领导，通过他们所能利用的各种传媒手段，表明自己的意志，由此形成舆论。当两者的意志不能缝合时，或是大多数的意志屈从于权威的意志而不了了之，转入隐伏状态；或是公众意志向权威冲击，使权威不得不放弃自己的意志；或是二者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从而生成一种新的意志形态。

事实上，重要的位置、特殊的功能、交叉的身份，使得央视这两个节目具有宏大的评说野心，所追踪的不仅是时事和热点，所分析和评说的也不仅仅局限于新闻和大众话题，而是涵盖整个当代中国历史发展。作为国家一级媒体、喉舌功能的直接承载者，它常常直接设置议题，使权力议题经由媒介议题最终成为社会议题。2001年3月16日至4月19日实播34期节目，其中反法轮功及相关反伪科学题材8篇，中美撞机事件8篇，其他正面报道7篇，反面报道4篇，中性报道7篇，前两个内容占全部播出内容的47%。由此，敏感的观众可以推知的信息是，法轮功分子近期又有新的反动行为。从静态角度，可以看出“官方”对具体事件的关注程度和某一阶段的具体工作/打击重点；从动态角度，可以察觉某一事件的具体发展事态。下表就中美撞机事件的8期节目作简单分析，它可以大致说明《焦点访谈》对具体事件的舆论框限作用。（见下页表一）

舆论监督对应新闻报道，可以直接具体化为批评报道，后者在中国的传媒中一直有理论上的合法地位。早在1950年，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就明文规定，传媒应当“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由于新闻报道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批评报道”常常被视为一种“抹黑”行为。在操作上，这一原则远远不如中共中央宣传部1953年“党报不得批评同级党委”的规定来得有效，而中共中央1988年出台的，刊播批评报道前，必须“事先征询有关领导机构和被批评者本人的意见”的规定，更使大多数批评行为本身具有了不合法的色彩。表一：2001年4月5日至4月19日期间《焦点访谈》关于中美撞机事件的报道

随着传媒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批评报道无意中成了迎合受众泄火、维权的需要及扩大市场的重要而有效的手段，电视借助摄像机的权威和特权，往往打击力度更强，电视批评报道成了与其他传媒竞争的独家武器。借助曝光节目，既可为电视台树立良好的媒介形象，又可吸引最为广大的受众——老百姓，真可谓双丰收。每日不过12分钟的《焦点访谈》集中了每年数亿元的广告额，占央视全部广告收入的10%。

传媒市场化、受众的心理及情绪需要固然是批评报道的助推器，然而真正为其创造了繁殖气候的，是媒介主管部门的默许乃至鼓励。方宏进曾表示：《焦点访谈》能那么火，不是几个能干的记者闯出来的，70%的分应打给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机构和领导是他们让它存在的。

现代化的转型是一个权力和意识形态不断分化的过程，地方权力越来越大，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趋于弱化，党对干部的意识形态领导也遭到了市场逻辑的严重侵犯和削弱，批评报道的正面建构作用开始受到重视，而不再被简单地视为对党的权威和国家政权合法性的挑衅。在意识形态宣传主管部门的组织下，电视机构开始更为积极稳妥地将批评报道作为监控、打击地方不法势力，加强干部管理及道德建设的有效手段，对批评报道的管理，也由过去数量、程序上的严格限制改为效能上的控制，即批评报道要“有利于化解矛盾、增进团结、维护稳定”（中共中央办公厅，1993年），策略的重要性得以提升。经过数年的实践，媒体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设置议题的经验，对报道的比例、分寸、时机、角度有了规律性的把握，如“必须是政府正在着手解决的”就是选题的重要原则之一。

法轮功痴迷者自焚事件发生在2001年的除夕，事隔两小时，新浪等主要网站就发出了消息。但这些消息和网络媒介曾经公布的法轮功者自杀的照片一样，并没有引起已经被商业媒体刺激得有些“麻木”的公众的关注。因为事发正值传统新年，政府出于即时报道可能破坏新年的喜庆色彩的考虑，更因为正逢假期，无法发挥组织传播（集体观看、组织学习讨论）的优势，对民众的刺激不能最大限度强化，因此将首次报道的时间安排在农历初七的晚上。此时新年将过，所有隶属于单位、能被组织起来的人第二天就要上班，既能借助节庆环境的反衬，又不致影响百姓情绪，更重要的是可以发起连续的学习讨论，通过将这一议题组织化来形成社会舆论。

舆论监督的话语是新闻自由在当下语境的延伸与转化，它的具体含义与其说是社会主义经典新闻/舆论学意义的、非权力机构/群体对权力机构的监督与批评，不如说是通过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置换所达成的对权力运行中离轨行为的制衡与纠错机制。话语的置换强化了“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上”的媒介形象，弱化了“为政府说话”的真实立场。节目通过向利益被损害或潜在的受损者提供利益表达渠道的方式，泄导转型期民众不断郁积的社会不满情绪，成为权力机构的隐形延伸，发挥着有效的社会整合功能。对这种无形社会力量的运作，是藉为老百姓争回失去利益的可见效果实现的。

在民间，《焦点访谈》被命名为“焦青天”，我们所关心的是焦青天究竟主持了哪些正义。在法律上，“官”“民”并非一体，而是两种主体，会有利益冲突。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所有当官的/权力的拥有者都是权力机构的代表，权力群体中个体的离轨意味着局部出现塌方，主流媒体所要达到的便是主动将这些离轨者放逐，以维护制度的合法性。“焦青天”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孤立令行不止的权力个体，所鞭笞的往往是那些同时损害了人民和国家利益的行为和个人。舆论监督作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种辅助手段，往往在阶段性、突击性的工作中发挥作用，而不是日常地发挥作用，且更多地是针对社会公共生活而不是国家政治生活，即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经济组织及个人，这些对象正是国家机关行政管理的对象。因此，舆论监督实质上又成为政府行政工作的一种手段，并不是纯粹监督政府的手段。

除了无权力的普通百姓/潜在的权力受压者，访谈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对象群是权力机关领导。权力机关既赋予监督者以监督权，直接领导监督，又是监督者所要服务的机构，在文本中，或是直接出场，或是作为缺席的在场者，都是舆论的主控者。《焦点访谈》惯用的策略，是在批评揭露了部分地区的问题、个别官僚的腐败后，总要找到相应的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发言评论，意在说明：一、政策是没有错误的，只是下级部门执行中出现了偏差；二、下层官僚虽腐败，但上层领导是好的。当然这也是在实践中找到的法宝，虽然《焦点访谈》的社会影响极大，终究还是新闻监督，没有行政和法律监督的权力。因此，对于被监督者来说，《焦点访谈》的威慑力量远不如他们的主管上级，记者们当然也深谙此道理，大凡此类报道，总要找主管领导审批并发表意见，后者的发言具有舆论的示范性和导向性，通过打击下级执行者和表明信心来强化政策甚至政权的合法性。

在《透视运城渗灌工程》结尾，山西省长在接受采访时说：“说来说去，老百姓是好的，关键是干部”。这句话或许可以作为整个《新闻调查》，乃至包括《焦点访谈》在内的焦点类新闻评论节目立论的基础，由此进一步明晰了节目的真正询唤对象，是那些不好好执行上级任务的基层的权力拥有者。但这种表述存在颇多疑点，在现代社会里，每一个公民——既包括党政干部，也包括平民百姓，他们的权利都是一样的，只是干部的权力大一些，责任重一些（而这是行政范畴的问题），每个人的行为都在表达着对权力/意识形态的支持或抗对，说老百姓怎么做都是对的或情有可原的，这种思想既不符合现代法律精神，也不利于培养有独立人格的现代化主体。

能被普通观众指认的意识形态是失效的意识形态，控制舆论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尽量隐蔽意识形态“框架”的轮廓，使之达到自然化的效果。在实践中，记者编导们总结并采取了很多行之有效的策略，所谓“硬焦点软着陆，软焦点硬道理”，在上下两头游移，前者是站在官方立场上，尽可能让观众容易接受，后者是在大众立场上向官方靠近/示意；所谓“批评性节目往表扬上说，表扬性节目往批评上说”，则是体现平衡策略的重要手段。《摧毁黑药市，打掉保护伞》中的主持人以这样一段评述结尾：“非法药品批发给人民群众带来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对此必须予以坚决打击，这是国家的一项既定政策，也同时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由于这些非法经营利润丰厚，所以，他们往往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执法者的检查，这的确给治理带来一定的难度。但是从苍南县整治非法药市的情况来看，只要我们政府态度坚定、工作认真，措施得力，并且持之以恒，非法药品泛滥的局面是完全可以得到控制的。”

这是《焦点访谈》节目颇具代表性的结语，“人民”、“非法者”、“执法者”、“政府”都被建构其中，各自的位置是：人民利益是受保护的、非法者必受打击、执法者需要监督、政府可以信任。尽管节目的大部分时间和影像都在表现执法者存在的失误，但在有定性意义的结尾中，一句“非法者想尽一切办法来逃避执法者的检查”，将执法者的责任由主动叙述为被动，由决定性的变为局部的，体制或政策上的漏洞也因此被阐释为暂时的、能力上的问题。换言之，节目在给民间话语提供利益表达空间的同时，也在规范化、制度化着这种利益表达途径和空间。

通过民间话语与官方话语的置换，主流的官方话语自然而然地渗透进文本的叙事层，巧妙地实现对前者的询唤和整合。这种置换是否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意识形态宣传是否有效。“访谈”形式的采用被认为增加了节目的民主色彩，节目的采编人员从案情和社会问题揭示入手，追踪案发线索，访问知情者和当事人，直至问题真相大白，节目制作者的倾向也就在事实访问的展现中显示出来，藉此增加受众的参与感和节目的真实性。访谈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正在进行中的事实，记者在观众的注视下参与事件的调查，其访谈过程就成了观众“可经历”的事件，具有真实性。让普通民众出镜，用他们的形象和声音，在满足公众知晓权的同时，似乎也满足了公众的话语权，使节目成为“群众喉舌”。所“谈”只是被“访”的内容，这种话语权是被严格限定并设置的，加以编辑机器的配合，足以完美地缝合、修补这些话语，这种隐而未彰的机制使意识形态自然地流淌于访谈之间。如提到上大学收费，一般人必定想到会有多少人上不起大学，这样的叙事角度是不可能通过审查的，因为这会让群众对既定政策产生怀疑和抵触，而《焦点访谈》的任务之一是给新政策鸣锣开道。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修改后的标准版本：将叙事和关注的中心转移到分析收费的必要性、国外高校的收费政策、收费政策的积极作用等方面，收费本身成为无可置疑的前提和事实，问题的关键变成我们如何认识新政策，如果有人再抵制或不满于这项新制度，至少证明其缺乏政策和认识水平。

作为评论性节目，《焦点访谈》推出的记者主持人实际上是新型的评论员角色。在经典的新闻评论中，评论主体通常是神秘的、有绝对权威的，但同时又是无个性的。显然，个性化的评论方式更容易得到观众认同，个性化的评论方式使评论主体大大扩大，能够模拟官方身份发言的人越来越多，大大拓展了评论的宣传功能。这种媒介人、社会人与自然人之间的角色交叉与转换，个性化与人格化相结合的传播方式，抹平了媒介与受众心理上和感情上的距离，使评论话语的侵入阻力大减，其重要的意义在于这种特殊的角色定位，为媒介甚或是官方留下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国内观众看《锵锵三人行》结束时“以上内容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本台立场”的声明，有种感觉，似乎窦文涛们被出卖了，但窦们从来没有被罚禁之虞。国内电视是国营电视台，永远代表国家发言，但事实上却有有意模糊话语主体的效果，大多数时候，它使意识形态能够以个性化的言语或形象呈现，稍有离轨之时，因为呈现在观众视知觉表象上是某个个体思想及话语的离轨，这种离轨还不致被放大，引起连锁效应，另一方面也便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善后处理。《焦点访谈》沿用《东方时空》的眼睛标识，“您的眼睛，我们永恒的焦点”表明其平民诉求，但这种平民诉求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呢？《焦点访谈》制片人孙玉胜曾表示：“节目从采访到播出都是以具体人的行为制作的，但节目中出现的任何记者、主持人都不代表自己，而是代表中央电视台，而中央电视台对国内观众来说代表党和政府，对外则代表国家和民族。”

既要发挥个性化评论的优势，又要抹去个人特征，在叙述上所采用的视点也必然游移多变。大体上，《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都是采用全知的第三人称视点，当节目开始和结束时，主持人站出来以一个外在于事件的角度，作为事件缺席的在场者对事件进行评说，这种故事外叙事方式把叙事者从故事中抽离，使叙事者占有更大的空间，从而体现出较高的权威性。而在叙述事件过程时，尤其是以画面叙事时，记者又跃入场内，成为一个在场者，进行与故事同步的叙述。这种叙事在一定限度的空间进行，缺乏权威性却富于亲近性，使观众更易获得紧张、兴奋、悬念等体验。但这种交叉的身份和不断变化的叙述视角，却导致了观众认同的混乱并产生了怀疑。

近来，《焦点访谈》主持人趋于专职化，不再作为记者去采访，这或许能减少这种认同的混乱，但是否又会重蹈过去评论员的老路呢？节目也越来越趋于社论化，叙事的过程趋短而主持人的议论越来越长，话语越来越书面化和政治化（这里的政治化是指《人民日报》的社论语体）。在《三问不法干部》（2001年1月14日播出）中，主持人面孔严肃且不时夹以训导，并以“我们”来指称文本作者。从话语权的角度分析，主持人是以强势集团身份代替观众说话，将文本主体的立场以不证自明的方式，说成是所有人（国家和个人）的立场，从而达到整合目的。《焦点访谈》作为中央电视台1994年工作总体规划中的一项出台，节目有严格的审批程序，选题的主要因素是：群众关心、领导重视、普遍存在。选题来源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上级布置，二是主动配合（“规定动作”虽然独创空间小，但极易获得肯定，通过评奖、晋级、荣誉、加薪等行政和物质上的奖励机制，使编采人员主动将上级意志内化为自我意志，化任务为资本，从而加强了控制）。作为官方宣传机构，节目所承担的任务是“引导、沟通、平衡、监督”，这些都表明了节目制作主体的身份，也决定了批评和暴露的指向都必须限于政策的执行和操作层面。

1997年12月29日，时任总理的李鹏视察《焦点访谈》时，为其题词：焦点访谈，表扬先进，批评落后，伸张正义。此后，这几句话被新闻评论部视为该节目的定位。时隔不到一年，1998年10月7日，新任总理朱基与《焦点访谈》记者座谈时赠言“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总理题词与赠言是一个命名过程，表面上看是政府对非官方行为和团体进行的合法化与收编，实则是官方再次推出策略，如前所述，无论从生产、播出过程还是从文本来看，这个节目都是以非主流姿态出场的真正的“主流”。“命名和确认先锋、革命事件无疑是主流文化建制招安和纳降的策略……使其成为空洞的能指和话语系统中在场的缺席，而静静地等待先锋的终结”。这种接纳或许意味着，体制外制作所携带的潜在的颠覆性开始被主流体制吸纳并消解。

法轮功批判经过近两年高强度的信息轰炸式宣传，终于在2001年春节过后达到高潮。经过2001年1月30日对几个自焚者的“大曝光”，观众/民间态度大有改变，如果说此前不少观众在观看此类宣传时已带有逆反心理，那么自此后，观众则开始主动观看类似信息。此前不久，电视对法轮功事件的批判已经在方法上有所变化，表现在春节前夕的报道中对人性、人情的诉求，当一个痴迷法轮功的母亲因扰乱治安“自愿”被带走时，她的女儿一边无奈地哀求母亲下车，一边哭诉父亲为此病倒，其母亲却丝毫不为所动的镜头，深深触动了许多电视观众，也让制媒者找到了加强政治宣传有效性的方式，那就是采用煽情的、超强刺激的画面使政治宣传社会新闻化。在第四媒体将取代电视的呼声中，电视用其不可辩驳的声画形象和群体接受方式，证明了其用于主流宣传不可替代的力量。被烧焦的女孩一声声地呼唤将她带入地狱的母亲、才华和美貌都已付之一炬的陈果都彻底震动了对反法轮功宣传曾经表示怀疑的人。

长时间的同类信息的反复轰炸令观众/公众的听视觉颇感疲劳，由于这是官方媒体对此类宣传惯常的宣传方式，还不致造成观众对官媒的彻底反感和不信任，但他们对具体信息却可能产生拒斥心理。对于没有强烈信仰需要的中国公众来说，对邪教的痴迷是他们不能真正理解的，官方对法轮功破坏因素抽象的宣传，多少让人觉得真假难辨。但观众对于破坏社会安定的因素和人员，却是一致反对的。在民间，法轮功成了顽固不化、执迷不悟的代名词，有关法轮功的“段子”被演绎得五花八门，这些“段子”在戏谑反政府邪教的同时，不免也有对主流宣传权威性的颠覆，自焚事件使法轮功真实可感，也使接下来政府任何形式的宣传攻势都显得必要。自焚原本就神秘可怕，通过播放自焚场面来突出法轮功的残忍，诉诸突破观众心理接受上限的感官刺激，主流宣传与民众建立了信任。利用商业媒体喜好但又不能尽情使用的恐怖诉求，反邪教这种国家行为借助商业化手法赢得了普通民众的共识。

1998年5月开始，《焦点访谈》开辟《焦点的回声》作为反馈版。虽然从传播学理论上说，这是满足受众对事件结尾的知情需要，但在实际操作中，则是采用大棒加胡萝卜的策略平衡地方政府利益，并且重建受众对地方政府的信心。但因为类似的模式使用过多，产生的实际效果是，被打击的地方政府可以在《回声》中获得安抚甚至知错就改式的免费宣传，老百姓对地方政府的信心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重建。

2000年12月1日的《焦点回声》，是对11月26日播出的河南尉氏县大桥乡棉花掺假情况的反馈。在节目开始，主持人介绍说，“节目播出一个多小时后，河南省政府就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清理整顿措施，并迅速加以实施”，“节目播出第二天，我们的记者随同河南有关部门到那里进行了回访”，现场已经“人去楼空”。接着，记者先后采访了河南省副省长、开封市公安局长、尉氏县委书记、省供销社粮棉处长、省纤维检验局长、县供销社主任6位官员，及已被羁押的责任人、制假者4人。主持人介绍说，为了保证棉花质量，棉花的加工审批设置了几道程序（意为制度完善），但“供销工商部门把关不严，县里主管机构形同虚设，个别执法人员胆大妄为，不法之徒的利欲熏心使棉花掺假现象十分猖獗”（责任人被框定在县以下、供销及工商部门之内），“针对此现象，河南省委省政府及时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对棉花市场进行整治”（在《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中，除腐败官员外，省一级政府往往是以正面/正义形象出现的），“据了解，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棉农通过国有主渠道售棉的积极性提高，从前些时候每天只能收到几千公斤的棉花上升到目前每天能收到几十吨”。

看到这里，每一名观众大约都要感叹报道的立竿见影，其效力甚至超过有关部门组织的严打。而棉农通过国有主渠道售棉的积极性提高或降低，是否完全是不法之徒的从中作梗呢？节目最后，主持人照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希望那些没有被暴露的（棉花掺假）地方，各地也给予同样的打击，以免在这个关键问题上留下隐患。”于是，某地问题被曝光后，直接责任人和直接领导纷纷下马或被处罚，主管上级（一般是被曝光部门的越级上级）只要态度上重视反可藉此受表扬，成了这种曝光节目的不变定律，然而百姓利益、国家利益是否从此真的有了保障？这是“焦点”模式所无法解决的。这种文本意义与作者动机出现悖谬导致的“意义悬置”，或许可以用恩格斯的那句经典“现实主义甚至可以违背作者的见解而表露出来”来表述。但从文化研究角度看，文本之所以能生产出自己的意识形态，显然并不是操作失误，而在于这种文本的生产机制本身。《国家的孩子》曾在《新闻调查》中播出，节目追溯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上海、安徽2000多名汉族孤儿被送往内蒙古大草原，交由牧民家庭领养的历史事件。节目分为5个段落，第一段：康克清提议、乌兰夫安排，2000孤儿来到草原，面对新的环境，幼小的生命能否经得起考验？第二段：莽莽草原见证舐犊真情，草原人民如何抚养国家的孩子？第三段：长大的孤儿如何面对身世之谜？第四段：2000汉家孤儿如何回报母爱亲情？主持人结语：“在寻访当年那些南方孤儿的过程中，人们说，草原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孤儿，有的只是这些从南方来的‘国家的孩子’”，“他们（孤儿）中的许多人也许至今还不知道自己那一段特殊的身世，或者根本不愿与人谈起，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身上那种蒙古族和汉族的情结早已超越了民族和血缘的界限，他们生命中的一切都已融进这片辽阔的土地。”

这是一个能指和所指同构的叙述，正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官方传媒对历史的阐释无疑与当下的社会现实有着紧密勾连，孤儿再生的机会由国家提供，母亲与国家的意义重合、民族团结的潜在话语是国家的凝聚力和爱国主义，而“康克清提议、乌兰夫安排”则不可辩驳地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完成了意识形态的一次再度合法化过程。在权力分化的过程中，经典的意识形态叙述遭到了普遍的质疑，重提这段往事的意义，显然不止是追述一个老故事的尾声，“当历史法则被投射到未来时，将要怎样和必须怎样突然变得一目了然”，“通过意识形态，历史最终理解了自身，理解了它将要去的地方和怎样进行”，“意识形态展示了必将发生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也证实了意识形态自身的历史必然性，它的作用便在于发现这种必然性”。在一个真实的故事中，主流意识形态从意识形态理念之外的民族主义情感中，寻找维持民族凝聚力和国家权威合法性的资源。

中国普通观众对新闻/政治怀有极大的热情。观众在消费电视节目时，也在产出意义和快感，这是商业电视的基础。尼古拉斯·加纳姆认为，“通过商业媒介路径进行的政治传播成为一种消费主义的政治”，视觉平等带来政治快感。当观众得知江总书记、李鹏委员长、朱总理每天都看这个节目，而且节目中相当一部分报道内容属于过去的内参范围时，一种类似禁忌消费般的快感便可从中产生。“新闻与批评也可以被消费，如同衣物食品一样”，“当批评新闻成为有其目的的机构，批评就最终被消解，一个成熟的商业媒介市场就通过瓦解社会的不满而不是严格控制的媒介体系来为政治稳定更好地服务。”

二、故事化叙述：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

哈维尔在《故事与极权主义》中总结认为，故事的魅力在于“已知与未知之间、规则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和难以预料之间”，“我们无法预知在这种对抗之中将会产生什么，什么因素将加入进来，结果会怎样，也不清楚在一个主人公身上，什么样的潜在素质将会被唤醒，通过他的对手的行动，他将被导向怎样的行为”。《焦点访谈》的批评报道前半部分往往是非法/非正义者的劣行表演，后半部分必有代表正义和主持正义的角色出现，这有意无意地借用了情节剧的方式。一般出镜人物大体可分为三类：地方官僚/非法者、老百姓/受害者、上级主管领导/拯救者。最常用的影像符码：文件、卷宗、证章、合同等充当“英雄”的宝物，“英雄”则是记者。《新闻调查》更是自觉地将故事视为意义生成的方式，“我们力争每期为您讲述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和您一起走进事件的旋涡、靠近人物的内心，和您一起探秘、一起称奇、一起感慨”。在叙事上，《新闻调查》模仿国外电视剧的做法，将45分钟的节目分成几个小段落，制造并强化悬念，每个段落都设置有矛盾和冲突发展的小高潮，段落之间都有一个设计用以承上启下的片头，一方面吸引新的收看者，一方面留住上一段落的收看者。

从央视新闻评论部出版的众多总结性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编导们以故事架构节目的策略。反腐败题材节目《从市长到囚犯》，其题目本身就是强调其冲突和反差的效果。节目编导塞纳总结说：“我们有三项任务：一叙事，二人物刻画，三问题探究。探究问题的味道不能太浓，尽可能把问题包裹在叙事和人物刻画的过程中。”而记录东北农村基层选举的《大官村里选村官》节目在策划过程中，策划和编导就已经为未曾谋面的人物安排好了故事，“最好是顽固势力老村长寡不敌众，新办法给了村里能干人千载难逢的机会，一场较量即将展开，欲知结果请看《新闻调查》”，最让编导们兴奋的是现实生活比他们所能想象到的更富有戏剧性，选举中杀出了一匹黑马——一个老村长根本没放在眼里却险些爆出竞选冷门的前抽水员，使得故事/选举一波三折，颇具喜剧色彩。竞选“黑马”的出现足以体现选举的民主性和开放性，而“黑马”落选，由上级部门任命的老村长在竞选中“险胜”，却最终证明了旧的任命式干部任用制度的可信度。

故事化离不开过程展示，能够亲身了解或参与某个过程是一种特权。手术的过程只有医务人员参与，审判的过程在过去也只有相关人员在场，对于大部分事件我们都可以知道其结果，而不能参与其过程，因为很多秘密蕴藏于过程中——魔术之所以为魔术是因为我们看不到其过程。同样，采用过程展示的方式报道新闻也有非凡功效，使我们每个人都像看好莱坞电影一样，将自我沉溺于故事中，细细地过一回探秘、破案的瘾，让记者代我们行使知情权。

故事化无异于一个温暖的陷阱，当观点、事件由一个个独立的个体说出、演绎出之后，现象便遭遇个人化、特殊化，必然性被偶然性所遮盖，无疑削弱了其普遍意义。《山顶上的希望》（《新闻调查》播出）中的主人公张胜利是安徽省某山区桃木疙瘩村的小学教师，桃木疙瘩位于海拔1800米的山顶上，只有九户人家。张是希望工程第一批被救助的学生，也是桃木疙瘩第一个走到山外读书的人。在上海师范学校就读两年，期间曾被选为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火炬传递手，到过美国。毕业后自愿回到桃木疙瘩村任教。节目没有采取劳模式的宣传，而是采用记录的形式，主人公的形象非但不是高大全式的，反倒是有一些心理缺陷的（主人公为了不被人轻视，每天夜里背着同学们苦读，又在天亮时回到床上装睡），应当说这是真实、容易打动观众的宣教方式。但由于人物事件过于特殊、故事过于完整，以致我们似乎找不出可以安插我们自己的位置，节目为我们形塑了一个在各方面都处于边缘的人，偶然跻身于中心，却终于没有融入其中，最后又重返边缘。主人公的自述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生活：为了维持生活，一个少年丧父的农村孩子上山砍柴、采药、卖头发、卖指甲、甚至出门讨饭，在20世纪末，三个年级同时在一个教室上课只有一名老师；在鲜艳的红旗下，一群农村孩子认真地唱着变调的国歌，从中我们不是学习某种精神，而是了解和感受另一种生活。换句话说，过去一种行为通常被理解成是某种精神和价值观驱动的，现在同样的行为则被视为一种生活方式，前者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后者却是与我们无关的别人的故事。无需否认，我们为这个不失淳朴没有忘“本”的青年人重返边缘而欣慰，因为他在遵守和维护着某种秩序，虽然他的选择只是因为无力抗争，也因为他代表着某种希望，没有人不愿看到我们民族的希望，尤其是这不需要我们亲自付出代价。作为“希望工程”的受益者，他的行为还使“希望工程”这个以民间形式出现的国家行为，有了延续的合法性，一个巨大的、隐蔽的群体在被遗忘的同时，成了“希望”的承载者和社会制度优越性的见证物，国家作为遗忘行为的实施者，以救赎者的身份第一次出现在他们面前，重新整合进发展的大叙事中，虽然救赎的资本来自社会。

生活是难以用“故事”穷尽的。“故事”的背后往往隐藏着某种主导性的权力关系。“怎样对待‘故事’，是接受、顺从，还是拒绝、反抗，这才是分辨‘意识形态’与‘非意识形态’的标准”。显然，作为国家级的媒介，以新闻形式讲述的一切故事，其真实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对于这些“真实”的故事，没有人能拒绝。

然而，对历史/现实从故事角度去解释，历史/现实便被定型化，最终将所有历史缩减成一个旁人没有发言权的故事，“历史的令人激动的多样化，由于一种有规律的、容易理解的历史法则、社会集团、生产关系间的互相作用而被废弃”。故事进入一个“非意义王国（哈维尔）”，真实事件中的张力和激动被排除而被视为偶然，结构、叙述方式甚至话语表述都是被框定的，因此对学者而言，它们就没有值得注意的价值。无怪乎，越来越多的报道不能提供足够的事实信息，或者让事实信息在同一个层面简单重复，对于关系的把握，也一次次采用简单化的处理，总是停留在一个可以预见的框架内；结论自然也流于简单甚至片面。

因为有太过明显的功利动机，为了达到宣传目的，有的编导甚至不顾事物的逻辑，将所有的表象和结果都归于同一个原因。《家庭，青少年犯罪的第一道防线》的主题是父母离异对青少年犯罪的影响。在节目中，首先渲染一群青少年犯罪分子的凶残，接着介绍这群犯罪分子的身份，除了姓名和年龄，节目向观众说明的他们的唯一身份是“父母离异”，至于父母离异的情况从何而来，是否经证实，都没有介绍，更没有采访这些人中任一人的父母、家人或能证明他们情况的人。而这些游走于江湖，手段残忍的19、20岁青年完全有能力撒谎以减轻刑罚，甚至连措词都似曾相识，如“我是爷爷奶奶起早贪黑打牛奶喂大的”，于是在犯罪行为中起关键作用的个人因素被削弱了，个人责任也被推卸了，社会也就此免除了对个体的义务，观众的注意力也从犯罪分子身上转移到婚姻问题上，于是犯罪分子俨然成了受害者。节目建立了犯罪分子是父母离异者→父母离异容易导致犯罪→因此父母不应离婚→不离婚孩子就不会犯罪这样的简单逻辑。

当一种社会现象以有头有尾的故事形式出现时，就会遭遇特殊化；社会现象被阐释为一个由命运、或其他偶然性所决定的、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特殊故事时，就会被故事化解读，从而拒绝了观众的体验式、认同式解读，失去应有的影响力。大多数故事有着我们所能认同的主角，过多地强调个人，我们就会忽视人是社会群体的代表，忽略社会及其制度。雷蒙德·威廉斯认为，故事主人公有着魔术秀的结局，他总是由于命运的峰回路转或某种巧合，使错综复杂的问题迎刃而解，从而给人们留下一个美好的结局，在故事中，文本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被想象性地取消，故事叙述的最终圆满同时也就意味着各种现实困窘的解决。《宏志班》是《新闻调查》的第一期节目，当时该节目尚未形成特定的形式，还没有找到最佳的掩饰节目企图的方式，因此对于分析节目的功能、出台意义有特殊的帮助。

宏志班是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校长李金海在该校创办的特殊班级，择生原则有两个，一是北京市月收入不足200元的家庭中的孩子，二是品学兼优。对招收的学生，免全部学费，并且高中三年每年可获得1500元的生活补助。从某种意义上说，宏志班是学校（后有企业）、穷苦学生、媒体（后来加入）共谋的一场演出。学校本意是利用这五十四人的艰辛触动学校的真正主体——对上千名生活优越的机关子弟进行刺激和教育，而被扶助的穷困学生则利用这些资助完成学业，最终实现脱离本阶层生活环境的目的。这种各有目的、相互利用的关系，由于企业和媒体的加入而变得复杂，进而成为媒介和社会话题。

记者/编导白岩松首先把我们带入一个电视剧招收学生演员的现场，这个8集的电视剧以宏志班为原型，最终选择的却是一群出身优越，以龙虾和基围虾为日常谈话内容的孩子做演员。它本身的戏剧性在于，宏志班是将极个别品学兼优的都市底层孩子收编至普通市民阶层，其余大部分成绩一般的孩子成为被遗忘的/不可改造的。于是，在最底层的孩子中间，人为地分出两极，即成绩好/可改造的和成绩一般/不可改造的。在生活水平普遍提高的社会背景下，这个特殊人群的生活本身就易引发宿命感之类的理解，宏志班更使这种误读有了落脚点。它的观赏意义如同一出“苦儿成长记”，宏志班的学生成为悲剧明星和家贫志远的媒介英雄，满足的是普通市民的虚荣和廉价的同情心理，在满足这一心理的同时，引导、提升的使命却退至无限远。结果是，我们看着片中/剧中人物的艰辛生活而尽情挥泪，却不会产生帮助他们的欲望，因为那是他们的“命运”，我们无法解救他们。过去，传统的宣传诉诸于情感是为了促进行动，在这样的叙事中，观众的感动却止于情感宣泄，不仅没有促成行动，而且在情感方面也没有深化和升华。

央视新闻评论部记者有这样一句经验之谈，颇值得我们注意，“一个节目尤其是正面报道，如果没有细节性故事性的设计，等于强行让观众接受”。为《新闻调查》进行策划的学者也强调说，《新闻调查》应当“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人本化”，“加强说故事的能力，把事件细节化”。有了细节性的故事设计就是对观众的尊重了吗？在实际操作中，细节化和故事化的确可以淡化宣传的强制性，增强暧昧性，但这种故事化、细节化与人本化有何联系？一个凸显的事实是，在媒介和媒介文本都越来越商业化的同时，越来越多的制媒者将人本化、人文关怀表述为自己的追求。但不能否认，在市场逻辑和权力意志的共同宰制下，媒介所制造的人本化、人文关怀具有很强的魅惑性甚至欺骗性，“人”像“官方”一样，是一个含混的、被想象的群体，“人”需要什么，想说/做什么都是由媒介代理的，媒介用向我们“提供”一切、剥夺我们的理性思考权的方式，来实现对我们的关怀。

在文本操作中，“人”是不包括那些离轨的权力拥有者的。《焦点访谈》的经典镜头是山西某国道上那个对着镜头说“再来（罚）二十”的路警，那个路警也许只是众多同类中“不幸”遭遇电视摄像机“冷枪”的一个，他的行为虽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但也许本质上并不坏，他只是在行使领导赋予他和他的同事们的“权力”而已。作为节目成功的标志，他失去了工作，很可能被改变一生，回家种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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