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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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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5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5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15作者:北京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编排版:辛萌哒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时间:2016-06-01ISBN:9787509790182本书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1]色社会主义(代前言)赵卫东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是我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实践指南。“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我们所有的努力都要聚焦于这个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对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来说一个都不能缺,要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我们以与时俱进、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不断推进理论和实践创新,继续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这是我们社会科学理论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围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理论界众多专家学者,包括在座的各位专家,开展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推出了不少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展示了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高度的责任意识和深厚的理论造诣。相信各位专家在本次论坛上的真知灼见,将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成功创造了中国奇迹,我们有理由做好中国的事情,我们也有理由讲好中国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既包括宣传好我们所取得的成就,也包括我们理论界要研究好所取得的成就。所以,衷心希望在座的各位专家始终站在理论创新的前沿,用中国理论解读中国奇迹,用中国话语阐释中国道路,增强广大干部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信;也衷心希望各位专家支持北京工作,关注首都问题。北京现在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也可以说北京现在正处在攻坚阶段,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场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大考”,所以,衷心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关注北京、支持北京,为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贡献智慧和力量。

[1] 本文为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赵卫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坛·2015”上的致辞,收入本书时作了适当修改。关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基本理论问题[1]韩庆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后,引起了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和研究探讨,提出了各自的见解。在研究和探讨中,涉及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需要我们厘清思路、认真分析。一 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及其实质的方法论

2015年1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旨在使各级领导干部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提高辩证思维和战略思维能力,提高解决改革发展问题的本领,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提供哲学滋养和哲学基础。目前,理论界对如何理解“四个全面”的性质、定位和内涵存在着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最重要的哲学基础就是战略思维。就是说,可以运用战略思维来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容及其实质。

习近平总书记既思考当前首要的战略问题,即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也思考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问题。从学理上概括,这构成了“新三步走”战略。20世纪80年代,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即第一步,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进入小康阶段;第三步,用50年左右时间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20世纪90年代,党的十五大根据变化了的实际,提出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的“三步走”设想。即第一个1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个10年,达到富裕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050年,基本实现现代化。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蕴含着“新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第二步,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三步,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里的“新三步走战略”是对以往我们党“三步走”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三步走战略”是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及其实质的方法论框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国梦”,指出要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实现“中国梦”。这里,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是实现“中国梦”的基础,它为实现“中国梦”铺平了道路。“中国梦”既包括前两步(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又超越前两步,是在前两步基础上的一种更高追求。

首先,从表述上,党的文献和党的领导人大多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对区别开来。十八大前后,我们党的文献和党的领导人都谈到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关系。在谈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梦”的关系的时候,其表述,要么用“基础”“和”“还”,要么用逗号、顿号和分号区分。这种表述,显然是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相对区别开来。当然,也有表述是把“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国梦”等同起来的。笔者的理解是:习近平总书记既讲到了“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联系,它包含“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强调“中国梦”是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形象表达;同时,也讲到了“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区别,认为“中国梦”又不同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它是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动、形象的表达。如果把“中国梦”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完全等同,那么,其表述应当是“亦即”或“也就是”。

其次,在内涵上,不宜把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实现“中国梦”完全画等号。在内涵上,一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等于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使中国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习近平总书记在谈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背景时,讲了“两个伟大”: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即“伟大复兴”和“伟大梦想”。“伟大复兴”是一个历史学概念,它包括三段论:辉煌——没落——复兴。古代中国的唐朝、宋朝等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到了近代,中国没落了;这种巨大的历史反差转化为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指达到“类似于”中国唐朝、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强国”地位。“世界强国”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两个不同层级的概念。二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则是实现合作共赢、和平发展之梦,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之梦,是让每个人都人生出彩、梦想成真之梦。显然,二者的内涵也有所不同。如果把“中国梦”等同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那么,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涵也应是“中国梦”的内涵,但实际上,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阐述,二者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中国梦”讲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国家、民族与人民的关系(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组织与个人的关系(人生出彩、梦想成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没有直接、明确涉及这些关系。

最后,从历史起点看,实现“中国梦”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不一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三者的历史起点也不一样。第一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起点是1921年(建党一百周年)。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历史起点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百周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是184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这里的“近代以来”,指的是1840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孙中山先生的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显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起点是1840年。“新三步走战略”是把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及其实质的方法论框架。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内涵及其实质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背景、表述,尤其是根据“新三步走战略”,笔者的理解是:

首先,“四个全面”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任期内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

围绕“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任期内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其治国理政首先必须考虑的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如何才能真正实现这一战略目标?这就既要破解发展进程中的种种矛盾、问题和难题,通过“破”以消除障碍,还要建立健全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和良性的社会秩序,通过“立”来为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战略目标开辟道路。前者需要全面深化改革,后者需要全面依法治国。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国,都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打的坚硬的“铁”。作为打“铁”主体的中国共产党人,其自身必须要“硬”,即必须全面从严治党,从而为打好“铁”提供强有力的政治保证。由此,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条根本路径或抓手,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要为顺利实现这一战略目标提供的强有力的领导主体。这样,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就构成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施政纲领。这一纲领具有根本性、全局性、整体性、系统性和逻辑性。抓住“四个全面”,就抓住了治国理政的根本、全局和整体。就这个意义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新一届党中央任期内的施政纲领。

其次,“四个全面”是中国共产党人实现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总体方略。

围绕“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二步”“第三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体方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目的,是“过河”,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是过河需要的“桥”。在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还要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更为长远的战略性目标。为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必须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总体方略。严格地讲,这种总体方略必须具有“基础、动力、保障、主体”四个核心要素,而且这四个核心要素能构成一个严密、有机的整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战略基础,是关键的一步,对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是关键一招;全面依法治国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强有力的领导主体。显然,抓住“四个全面”,就抓住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全局和整体。就这个意义来讲,“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是实现长远发展的总体方略,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三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具有内在严密逻辑的完整系统“四个全面”为什么是“四个”而不是“三个”或“五个”?因为第一,“总体方略”从根本上应由四个基本要素构成,其他要素都可归结为这四个基本要素中的一个。目标(也可称基础)、动力、保障和主体,这四者构成一个完整的逻辑系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基础);全面深化改革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法治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的强有力的领导主体。第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具有问题意识,因为当前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存在的根本问题主要体现在这“四个全面”还没有完全到位;也具有实践基础,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在具体实践中集中做的大事,就与“四个全面”直接相关;还具有科学的顶层设计,这“四个全面”把目标与手段、任期内根本目标与未来长远发展战略、活力与和谐、动力与秩序、“打铁”与“自身硬”内在统一起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是战略举措或手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任期内要完成的根本目标,而其他三个全面是未来长远发展的战略举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注重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涉及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而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注重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和谐性,涉及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秩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要打的坚硬的“铁”,而全面从严治党则讲的是使我们党“自身硬”。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所解决的问题及其重大意义

把“四个全面”整合在一起主要用来解决什么问题?有何重大意义?总的来说,是为了全面把握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具体来说有几个方面。

一是解决我国改革发展进程中工作上的片面化、碎片化、枝节化和模糊化的问题。一些人在工作中不仅把“四个全面”彼此分离开,而且把“四个全面”中的某个“全面”的各环节和要素彼此分离开来。这既失去了“全面”,又抓不住“重点”,思路也不清晰,严重影响着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推进。把“四个全面”整合成一个整体,构成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是对我国改革发展进行的顶层设计。这种设计不仅使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根本环节、基本要素相互制约、相辅相成,而且使我国改革发展与现代化建设既有总体布局,又有章可循,而且也有助于克服“四个全面”彼此分离的弊端(比如,要么没把改革完全纳入法治化轨道;要么使改革偏离党的领导;要么借法治淡化党的领导等),进而使我国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上一个新台阶。

二是解决实现“新三步走战略”与“四个全面”的矛盾。无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都是“任重而道远”的使命,需要我们付出艰巨的努力!具体说,既需要按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基础和关键一步;也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来实现战略目标,因为这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法治保障”和“领导主体”。然而,就目前来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任务还没有真正实现,仍需要竭尽全力;“全面深化改革”仍阻力重重,还没有完全跟进;“全面依法治国”也没有完全到位;“全面从严治党”正在路上,任务繁重。一句话,这“四个全面”离实现“新三步走战略”的要求确实还有不小的差距。这种实现“新三步走战略”与落实“四个全面”的任务之间的矛盾与差距,制约着“新三步走战略”的实现,这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遇到的根本问题,而着力解决这一根本问题,就成为当前和今后很长一个时期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工作重点。因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要着重抓住并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矛盾、根本问题和工作重点,并着力解决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路径和方式问题。

[1] 韩庆祥,中共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兼哲学部主任、教授。理论创新深化的逻辑必然——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到“五大发展理念”[1]张峰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并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最突出的亮点就是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这些发展理念的提出,对破解发展难题、增强发展动力、厚植发展优势具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但其更深刻的意义是在理论上的新突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着力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标志着党的理论创新进一步引向深入。

创新是位列第一的发展理念。正如《建议》指出的:“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这里提出的“理论创新”是最重要的创新,是一切创新的基础和前提,是新的发展理念的聚焦点。《建议》在总结“十二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时特别强调了党的理论创新的成果,指出:“尤为重要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勇于实践、善于创新,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形成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这里所说的“一系列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具有非常深刻的内涵,不仅表明了党的理论创新是围绕着治国理政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的,也是围绕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总目标而展开的,而且表明了党的理论创新的三个逻辑层次: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其中,理念是深层,思想是中层,战略是表层。回顾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理论创新历程,确实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到深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一是在十八大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把21世纪“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加以概括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着力解决“怎样治理社会主义社会这样的全新社会”这一在以往世界社会主义实践中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三是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着力解决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不少国家都没能解决好的“法治和人治”的问题,明确阐明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四是2015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概括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集奋斗目标、发展动力、基本方略、根本保证于一体,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并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相照应,深刻阐释和回答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一步升华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和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全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实现新的奋斗目标提供了科学指南和基本遵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义十分明显。“十三五”规划《建议》的制定,就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具体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指出:大家一致认为,《建议》体现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反映了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内在要求,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为什么说《建议》体现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呢?这需要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各自的内涵和规定来谈。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其中,全面深化改革已经由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来部署,全面依法治国已经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来部署。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现在已经进入决胜阶段,也需要进行部署。这就成为十八届五中全会的主要任务。由此可见,“四个全面”中的“三个全面”分别通过三次全会来部署,加上全面从严治党是贯穿历次全会的根本要求,可以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有了抓手,并逐一得到贯彻落实,这反映了党中央立治有序的政治智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它是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大关系的颇具匠心的战略设计。改革、发展、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三枚棋子,如何摆布非常重要。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主要解决的是改革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决定,主要解决的是稳定问题。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制订“十三五”规划的《建议》,主要解决的是发展问题。这便是《建议》使用“发展”这一关键词最多的原因。改革、发展、稳定这三枚棋子摆布好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就有了可靠保证。《建议》集中解决发展问题,是对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新的指导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

党的理论创新是一个不断深入的永无止境的过程。“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和付诸实践,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迈向真理的新道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五大发展观念”,表明党的理论创新从战略层面、思想层面跃进到理念层面,这具有更为重要的根本性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建议》的说明中深刻地说明了其中的道理。古人说:“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马克思也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本质。”这个本质,就是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正确的理念,就是事物发展规律在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反映,因此,对人们的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理念是发展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也就跟着好定了。”形成发展战略,制定发展规划,首先要把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搞清楚,发展理念是全局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贯彻落实发展战略的保证和精神支撑。为此,《建议》以“五大发展理念”为主线进行谋篇布局,既避免了以往重复根据建议制定五年规划纲要,同时,又明确了发展的方向、思路、重点任务、重大举措,更好地体现和发挥了《建议》的宏观性、战略性、指导性。

关于“五大发展理念”的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五大发展理念,是‘十三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也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这“五大发展理念”应该说过去都提过,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将其称为“新的发展理念”,为什么这么说?不是因为我们过去不强调,而是因为我们没有将其自觉地贯彻落实到发展的行动中,实际上已经成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短板。创新能力不强是我们这个经济大国的“阿喀琉斯之踵”。发展不协调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如不解决,“木桶”效应就会愈加显现。生态文明建设是突出短板,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人民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甚至还可能演变成社会政治问题。全方位对外开放是发展的必然要求,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的突出问题。在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上,无论是实际情况还是制度设计,都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农村贫困人口脱贫是最突出的短板,绝不能出现“富者累巨万,而贫者食糟糠”的现象。因此,《建议》强调:坚持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全党同志要充分认识这场变革的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统一思想,协调行动,深化改革,开拓前进,推动我国发展迈上新台阶。在这一过程中,“五大发展观念”必将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结合、相融合,共同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伟大成果。

[1] 张峰,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1]杨金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不断深化。2015年元月前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刚刚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纳入“十三五”时期我国发展的指导思想。这是对我国30多年来经济社会发展历程、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新认识,是对党的十八大以及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的新概括,标志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方略的形成,为推进我们党和国家今后若干年的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创新发展,特别是对我国制度体系的创新发展,其中包含着一系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思想、新观点、新方法。

笔者围绕这个问题谈几点认识,就教于大家。一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为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切期待。

首先,这是对我们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曾经提出了具有深远意义的中国发展战略思想。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过“两步走”发展战略,即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用10~20年时间建立起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我国工业水平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是再用20年左右时间,到20世纪末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80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经济总量再翻一番,使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经济总量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00年,“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已经实现,人民生活水平基本达到小康。进入21世纪后,我们党进一步提出了新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2010年,经济总量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第二步,到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生活普遍达到宽裕的小康水平,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今天,从新的“三步走”战略来看,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第一步任务,现在正在走第二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为完成这一历史阶段的任务而提出来的。

其次,这是解决我们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必由之路。大家知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然而,我国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十分突出。比如,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依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依然粗放,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社会矛盾明显增多,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较多,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明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为解决这些时代课题而提出来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有机整体。其中,第一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到建党一百周年时要实现的目标,这是十八大确定的“两个一百年”目标之一,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总目标的关键。只有这个目标实现了,才有可能实现第二个目标,即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后三个“全面”,即“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实现第一个“全面”的根本途径和方法。这四个方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格局。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特征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总特征是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换句话说,抓“治理”是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的“新”之所在。比较前30多年不同阶段的改革开放的特点即可明白。20世纪80年代,我们改革开放的主要特点是抓“改革”,即开拓创新,破除旧的体制机制,尝试建立新的体制机制;而且,主要是抓经济改革,解决人民群众的衣食温饱问题,新的制度体系还处于早期探索阶段。90年代,我们确立了具有长远意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抓“发展”。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改革发展仍然主要体现在经济领域,就是抓国有企业改制、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等,新的制度体系仍然处于发育形成阶段。进入21世纪后的头10年,我们确立了具有长远意义的科学发展观,这一阶段的显著特征是追求各方面的和谐“稳定”,不仅抓经济发展,也抓社会建设、生态建设等。但就总体而言,这一阶段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还处于创新试验阶段,还没有形成科学规范的社会治理体系,加之30多年发展积累的矛盾和问题越来越多,形成了黄金发展期与矛盾凸显期并存的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面临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治理整顿,既要承续前几十年的成果和经验,深入推进经济社会的科学发展,保持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较高速度,同时又要消化和解决长期积累的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社会矛盾问题,包括经济转型问题、发展差距问题、消极腐败问题、党风社会风气不纯的问题等,使改革、发展、稳定、治理等各项工作目标更加明确,方向更加正确,制度更加规范,打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升级版。三 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在推进治理现代化方面下功夫“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每一个方面要落实到位,都需要有具体的抓手,这就涉及具体的体制机制建设问题。其中,全面实现小康是总目标,其中也涉及一系列制度创新问题,如福利体系建设问题、扶贫问题、税收问题等。要实现全面小康目标,还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二是全面依法治国。这两个方面不可分割,相辅相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是要从总体上协调各方面的改革发展,力求使各方面的改革发展相互配合,全面推进,打造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并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全面依法治国的任务是要使这些改革发展的制度性成果定型化,包括将我国的基本制度以及相关的战略、政策、措施和运行体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样就能够保证改革到位,并逐步克服以往的“人治”问题,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在我国,实现治理现代化中有一项十分关键的工作,就是党的建设。所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后一个“全面”就是“全面从严治党”。实现治理现代化,最后还要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上解决问题。所以,在抓依法治国的同时,还要加强以德治国,对全社会成员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等。总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法治国家,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深入研究、精心设计、认真实施。四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优秀治理思想和实践经验的研究

我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治理经验。我们今天的治理体系,既包括对传统治理体系的超越,又包括对其中优秀成果的继承。认真总结我国古代治理中的民主性精华,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比如,我国秦代实行的郡县制,已经具有了现代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特质,现代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在实行类似的制度。又比如,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培养和选拔社会治理人才的重要制度,为选拔精英人才进入国家治理体系、实现精英治国的政治理想提供了制度保证。现代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制度汲取了这一成功经验,均采取类似办法。又比如,协商制度,是中国古代从国家层面到家族层面普遍采用的治理方法,其核心精神就是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尽可能照顾各方面利益,保持社会关系的和谐。实践证明,这种协商制度包含丰富的民主精神,是形成社会共识的重要途径。此外,中国古代的议事制度、内阁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有不少合理之处。只有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治理的理念和实践,才能深刻理解当代中国治理体系形成演变的历史文化基因,也才能更好地借鉴古代优秀的治理成果,同时,剔除传统治理文化中的糟粕,与时俱进地推进我国治理现代化。

同时,要注意研究革命文化中的优秀治理思想和实践。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如根据地建设经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构建经验,以及处理民族关系、党内外关系、国内外关系等方面的经验,这些都是我们今天进行制度建设的重要基础和思想财富。认真研究这些问题,有助于深入理解我国制度建设的内生性,使我国的治理现代化更加符合中国国情。五 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加强对中外现行国家治理体系的比较研究

要在国际比较中总结我们的制度优势和发展经验,增强制度自信。通过国际比较可以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至少有四大优势,即稳定、高效、和谐、和平。我们的改革发展至少有四大特点或经验,即坚持理论先行、上下联动、增量改革、中庸和谐,核心是坚持新社会主义观和党的坚强领导。推进我国的制度创新要继续发挥这些优势和经验,不能自暴自弃,崇洋媚外。当然,我们要积极借鉴国外的好经验,包括发达国家在完善政府治理、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等方面的经验。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还应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原则;应当把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资本主义性质与其中蕴含的人类政治文明成果区分开来,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包容的精神,积极吸收人类政治文明的成果。但一定要结合中国实际,灵活运用这些经验,不能照抄照搬。

总之,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进我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时代性课题,还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笔者相信,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取得这方面的丰硕成果,为实现我们党制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我们的理论智慧。

[1] 杨金海,中共中央编译局原秘书长、研究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新发展[1]程恩富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逐步实施“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有了新发展。

一是经济新常态的理论。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经济从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这是宏观上有利于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经济新格局。这一转变,是客观规律系统与政策体系主动掌控和共同作用的结果。由价值规律、按比例发展规律等经济规律,资源与生态环境发展的自然规律,改善民生和保障的社会发展规律,以及科技发展规律等构成的规律系统,客观上要求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30多年后应软着陆至中高速跑道上。而决策者遵循和利用规律以政策体系去主动适应和引领之。理论分析表明,虽然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低于此前的高速阶段,但经济增长量仍然接近或超过高速阶段的水平。除了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以外,我国新常态经济还包含GDP指标无法直接反映的质量指标和效益指标的常态性变化。例如,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从以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投资驱动等传统增长点转向以创新驱动为代表的新增长点。简而言之,我们摒弃那种“唯GDP”“增长率与就业率固定同比变动”等片面观点,对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速度结构效益之间关系、潜在与实际增长等经济理论具有新的认知。

二是经济社会的五大发展新理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指出:“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这五大发展新理念,体现了“四个全面”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新方略,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新发展。第一,通过创新来增强发展动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其领域涵盖理论、制度、科技、文化等诸多方面。新理念要求充分发挥理论创新,以突破陈旧思想观念的桎梏,为其他一切形式的创新打造坚实的基础;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实现制度创新,以激发人们的活力和工作绩效;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作用;要求积极进行文化创新以丰富人们的智慧,促进人的精神发展。第二,通过协调来解决各种发展的不平衡。新理念要求协调城乡区域发展,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协调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亟待补齐的突出“短板”,如就业难、看病难、养老难,以及食品安全、环境污染、交通拥堵、农村饮水安全等;要求加速提高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高级化,推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绿色化这“五化”同步协调发展,确立金融要为实体经济和富民强国发展服务的新思维。第三,通过绿色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理念要求减缓资源浪费严重、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严重两大问题,加快提升人口质量。第四,通过开放来提升内外联动。新理念要求逐渐掌握全球经济治理制度性话语权,促进国际经济秩序良性发展,推动我国高层次开放型经济不断发展。第五,通过共享来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和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理念要求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重点解决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存在财富和收入的阶层差距,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较大等突出问题,并逐渐消除贫困人口。

三是市场与政府双重作用的新理论。过去,有舆论认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是推行“唯市场化”“泛市场化”“市场无限作用观”,认为立法执法太严会妨碍市场经济,认为治国治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主要靠市场,认为改革应建立只管国防和穷人衣食的“弱小政府”,等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两个更”: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中更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并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中外市场经济现实表明,市场在一般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并不是全部作用。这是因为,在地藏资源、交通运输资源、教育资源、文化资源、医疗卫生资源、科技资源、国防资源等物质和非物质资源领域中,有不少都是先由政府决定重要资源的配置,然后有些资源实行市场化和企业化配置。为了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我国的经济发展既要着眼于进一步激发改革活力,增强人民群众对改革的参与性,也要着眼进一步提高宏观调控水平,提高政府效率和效能。在双重作用下,可以把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净出口增长“三驾马车”构成的需求侧管理和改革,与要素供给、结构供给和科技创新“新三驾马车”构成的供给侧管理和改革,有机高效地结合起来。当下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要着力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和发展的动力。只有同时发挥好双重作用,才能在促发展、转方式、稳速度、调结构、增效益、强科技、推开放、防风险、惠民生、抓扶贫等一系列工作上取得成效。新理论要求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要善于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政府调节失灵”;善于用政府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下放导致官僚主义和无效率的“越位”权力,加强事先、事中和事后的全过程监管,以避免在顶层设计层面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预防“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金融经济危机风险。

四是基本经济制度的新理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实施“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经济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推动各种所有制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同时公有制主体地位不能动摇,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能动摇,这是保证我国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制度性保证,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坚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保证。”针对一些舆论主张“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去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私有化或民营化”“外资控制有益论”“实行私有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论”等流行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应坚持新理论和新方针,应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和抗风险能力。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这关系到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问题。事实表明,对于深化改革、依法治国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来说,明确公有制和国有经济的地位和作用很有必要。通过巩固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而坚持改革的性质,通过完善公有制实现形式而深化改革。当前必须真正理解和积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三个有利于”,即要有利于国有资本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新理论,要突出坚持和发展以公有制为主体、非公有制为辅的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经济。

五是高层次经济开放的新理论。在世界新格局和新形势下,进一步扩大开放,既面临机遇,也需要应对挑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持从中国实际出发,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同时要树立世界眼光,更好地把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统一起来,把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联系起来,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绝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绝不能牺牲国家的核心利益。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的新优势。这就要通过“一带一路”、亚投行、金砖国家合作等新途径来落实。新理论强调,要在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善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基础上,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同时坚决维护我国的合法权益,积极防范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经济安全。目前,我国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关键是“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参与中高端国际竞争。为此,要改变“制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单纯比较优势理论和单纯“出口导向”等传统理论,逐步实施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新理论和新战略为基础的“中国制造2025”和“工业4.0”(工业1.0是蒸汽机时代,工业2.0是电气化时代,工业3.0是信息化时代,工业4.0则是利用信息化技术促进产业变革的时代,也就是智能化时代)先导模式。只有大力发展“控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控品牌(尤其是世界名牌)、控股份”的“三控型”民族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及其产业链,才能使我国掌握技术竞争的主动权。科技创新成果带来的红利,才是国人可以拥有的真正实惠。

总之,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新理论,与全面深化经济社会领域的改革、全面贯彻经济社会领域的依法治国、全面落实经济社会领域的从严治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密切相关。新理论既是对践行“四个全面”的理论升华,又能促进“四个全面”的深入展开。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总结的,这些理论成果,是适应当代中国国情和时代特点的政治经济学,不仅有力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而且开拓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1] 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原院长、教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1]郝立新引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可谓波澜壮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中国实践与中国理论在交互作用中延伸和发展。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已成为当代中国思想理论界和学术界越来越强烈的诉求。中国问题错综复杂,需要我们去思考和回应;中国道路内容丰富,需要我们去提炼和概括;中国理论内涵深厚,需要我们去梳理和总结。把中国发展道路置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背景和坐标下考察,把中国理论置于各种发展理念的语境和关系中比较,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中国道路的独特价值和普遍意义,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理论的独特魅力和科学力量。人们普遍关注的是:中国道路的关键是什么?如何实现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民自由全面的发展?中国理论的精髓是什么?中国理论自身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话语体系?诸多问题的答案越来越清晰地呈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成果中,特别是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个发展理念”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全面的战略思维和综合的发展理念的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对中国实践、中国经验的高度总结和概括;“五个发展理念”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实质的进一步反思和全方位阐释。这些思想或观点构成了中国理论的重要元素,既朴实又深刻,既反映了社会实践发展的深层逻辑,又蕴含了古今中外的哲学智慧,并且带有鲜明的中国话语特色。一 新时代呼唤全面的战略思维和综合的发展理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和“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的理念,充分体现了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和拓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是全面的战略思维和综合的发展理念。从实践上说,它们反映了当代社会实践发展的总体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总体愿望,强调了社会发展进步的全面性和综合性,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重要内容;从理论上说,它们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理论的最新总结和概括,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观的通俗表达和独特的话语体系,是中国理论、中国话语的生动体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认识经历了从不甚全面到比较全面、从某个领域的“全面”到社会整体的“全面”的认识过程。“全面”既是针对“片面”而言,同时也是针对“不够全面”而言。“片面”和“不够全面”二者具有性质或程度的不同,后者是对前者一定程度的克服,但是仍然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由片面到全面,由不甚全面到比较全面,由比较全面到更加全面,是实践发展推动认识进步的规律。“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把追求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和尊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统一了起来,克服了以往在发展问题上认识的片面性。这些战略思想和发展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认识的深化。

中国社会发展呼唤全面的战略思维,中国未来发展需要全面综合的发展理念来指引。无论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还是“五大发展理念”,都是破解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难题的战略思维。中国问题的复杂性需要全面的、综合的思维来分析和应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已经进入关键时期,社会发展呈现出经济新常态、政治新生态、文化新样态等特征,社会实践生活的丰富性、整体性、复杂性等特点,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特别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时代课题和创新发展的要求,现实比以往更需要用整体性思维破解发展难题,更需要用全面的发展思维来分析和对待现代化进程中的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和“五大发展理念”正是对当代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和经验的全面反思和全面总结,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辩证法思想的具体运用,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全面进步思想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经济大国,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政治和文化取得明显进步,国际地位显著提高。然而,我国发展起来后又面临新的问题。从经济上看,建立在过去的高资源消耗和传统产业结构基础上的快速发展的经济,开始进入一个逐渐放慢速度的时期,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方式、创新发展动力、承受经济下行压力等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从政治上看,践行群众路线,实行八项规定,推进民主建设进程,反腐倡廉,从严治党已经形成新的政治生态。在文化领域,主旋律和各种社会思潮并存,文化多元多样多变、交流交锋交融的特点依然存在。面对经济新常态,面对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面对治国理政各方面的繁重任务,面对严重的环境问题,面对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激烈较量,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更需要有一种对新的战略布局和发展理念的自觉。

从全球范围看,破解发展难题、克服发展危机,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笔者最近参加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的研讨会,感受强烈。2015年夏在美国洛杉矶市克莱蒙生态城举行的第9届生态文明国际论坛上,一些美国学者在抨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严重生态危机的同时,重视中国倡导的“生态文明”,并对中国实现生态文明寄予厚望。2015年秋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和意大利罗马相继举行的中欧“中国道路”国际论坛上,不少欧洲学者和政治家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也有一些人对“中国道路”和中国理论的理解还存在明显的局限和相当的误解。与会者比较关注的是中国将如何保持持续的发展。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全球发展面临的问题相似或者相同。有的西方学者认为,对现代社会发展中遇到诸多问题和危机存在“全球三大共识”:“生态危机”“不加干预的[2]资本主义后果”“现代性之死”。从全球看,生态危机表现在人们的过度开发和过度消费导致地球不堪重负;经济全球化导致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资本主义放任,其后果是贫富差别进一步扩大,全球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以“现代工业”及伴随而来的社会“原子化”“碎片化”为标志的“现代文明”,破坏了自然与社会的和谐,这种“现代性”正在死亡,而且正在被一种新的文明所取代。虽然上述观点不甚全面,但却具有一定代表性,对于我们思考置身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四个全面”和“五大发展理念”的提出,既是对国内外社会发展经验和有关理论的总结,也是对国内外社会发展问题和现代化进程提出的挑战的回应。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三重逻辑

深入理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需要把握三重逻辑和三个规律,即要深刻理解“四个全面”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而在现实逻辑中,则主要包含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执政党建设的规律。

一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思想形成的历史逻辑。要把这一思想置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发展过程中来理解。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社会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步全面、逐步深化的过程,经历了由不全面到全面,由对目标的全面性到对实现目标的过程的全面性,由社会某一领域的全面性到社会整体发展的全面性的认识过程。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一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原则。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作为成熟的执政党,必须确立科学的社会发展观,同时引导全社会形成正确的社会发展理念,以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实际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已经清楚地说明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要求,即按照先进社会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客观要求,大力推进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和全面进步,以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一个逐步提出和最后形成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党的十七大重申这一奋斗目标,并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改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党的十八大则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起草体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三个全面’的逻辑联系”。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调研时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主动把握和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2015年2月2日,习近平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同志学习贯彻十八届四中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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