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三角困局(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郭梓林

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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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三角困局试读：

作为一部小说的作者，作为以这部小说改编成的电视剧的编剧和制片人，最好的状态，就是当小说出版了，电视剧播出了，便坐到一棵大树下去看天上的云。可我还没达到这种境界，总是在关注读者和观众的反应和看法。倒也还没有俗到看见颂扬的话便喜，批评的话便恼，可还是希望多一些人说出些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的话。终于忍不住了，自己跳了出来，接受一些媒体的采访，偏又说出些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话，因此屡屡后悔。终于有一天我不再说话。我发现，自己来说自己的作品，真有些像一个人在太阳底下抓自己的影子。退回到荫处，竟发现那影子仍然被太阳留在地上，这才明白，这个影子不是我的，那就任受众去扔鲜花或者石头。然而，这个影子既不是我的，那又是谁的？

直到有一天我在网上看见了一篇名为《王朝投影》的评论文章，才霍然憬悟，影子的主人终于出现了。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一个姓郭名梓林的人。他从另一个方向走到影子的旁边，居然毫不理睬我原来所站的位置，在那里自弹自唱，由嘉靖说到中国的一众皇帝，由明朝连及中国二千年的政治文化，五千年的人心变化……言之凿凿，环环入扣，让我惊叹。此后，我便天天在电脑前等着看他一篇一篇连续登载的《王朝投影》。这个时候，我反倒成了一个读者。丝毫没有感觉到自己的女儿竟成了他的媳妇。

长期从事历史题材的小说和剧本的创作，我很早就知道历史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但是，能够把“现在”与“过去”的对话，写得如此贴切精彩，我只能说一句不是我写的《大明王朝1566》，而是郭梓林写的《明朝的三角困局》。

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是为序。刘和平〇〇导语

一部明朝的历史，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无穷的启示。因为，明朝的历史是汉人将封建专制制度发展到顶峰的历史，是离现代最近的纯粹汉文化的历史。这样一部长达277年的历史，有着足够长的时间，演绎出了封建专制制度由开国皇帝从零开始建立，再传到后世的17位禀赋各异的子孙手中，历经各种国际、国内矛盾考验的过程，充分展示一个大国的政治冲突、经济发展、文化变迁，最后由盛而衰的完整过程。由此，明史也一直被中国的许多领导者看作是借鉴价值最高的一部断代史。

享誉西方的意大利现代历史学家贝内德托·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尽管人们至今对克罗齐的这种史学观仍有争议，但毋庸置疑的是，任何由后人写出来的“历史”，确实不全是曾经发生过的真实历史，因为后人很难甚至不可能看到历史的全部真相（全部的历史真相，或许只有上帝才能知道），因而历代史学家所撰写出的历史难免是其或主观推测或自我理解的“历史”，进而也可以说是后人更愿意看到并相信的“历史”。如果将历代史学家所生活的时代和政治环境、文化环境考虑在内，我们或者还可以说，这是后人将其对当代社会现实的理解与期望寄托在历史之中的一种叙述方式而已。从这个角度讲，“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是有道理的。

故凡写历史者，难免以当下的立场去理解历史，以当下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来选择历史的某个片断或局部，用以反观或解释当下的社会现象何以发生、何以存在，甚至据此来预测未来发展的趋势。此其一。

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生物一样，试图以一代一代的繁衍来扩展有限的生命。然而，后人的肉身能够通过遗传获得的只能是生物基因，文化基因却无法以生物基因的形式传于后代。所以，凡前人想过的事，后人可能还会再想；前人做过的事，后人也可能还会再做，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历史往往会出现惊人的相似之处。因此，当有人在说“历史”的时候，我们往往能从中看到今天的影子。尽管并非所有的史学家和文学家都在主观上想借古讽今，然而，没有人能超越当下（严格地说是退出当下）来审视历史。甚至，“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在现实生活中早已司空见惯。因此，所谓“历史就是今天”，指的是今天的我们对过去的理解；所谓“今天就是历史”，指的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今天正在重现；今天发生的事情，以后还会发生。如果不是这样，历史对于学习历史的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此其二。

经济学在解释人类社会制度演进时，提出了著名的“路径依赖”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皆因历史的选择才构成今天的现实，我们今天的选择又必将决定明天的结果，而无论我们愿意还是不愿意，退是退不回去的。

鉴于昨天的历史选择已经造成了今天的局面，好与不好，该与不该，这都只是历史学家可以用来挣饭钱或扬名立万的话题。而当下的我们应该如何做出进一步的选择，才能趋利避害呢？

遇此难题，好莱坞编导们的做法往往是借助所谓的“时间隧道”，退回到过去的时空，让知道结果的人去改变此前某些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重大历史性选择，从而获得今人所愿的结果。但这样做之后，有时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更差的结果。科幻作品的意义是启发人的想象力，而历史发展的进程却有着太多的不确定性，福祸之间诡谲莫测，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因此，即使有人能够通过时间隧道回到过去，改变某些选择，也未必能保证改变了历史进程的世界，会比现在这个样子更好。

人类还有一个可爱之处，就是总要固执地预测难以预测的未来，并且百折不挠。其实，真正读懂了历史的人，就等同于已经从未来回到了当下，他们有可能按照人类既有的理性，在当下做出使未来更加理想的选择，这当然要比那些靠不住的预测可靠得多。历史知识对于把握未来的作用正是体现在这里。但历史知识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与过去相比，现实社会的约束条件毕竟已经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的深刻性常常被现实的纷繁表象所掩盖，而先知先觉、大智大慧者的预言也常常淹没在碌碌众生的喧嚣之中，于是人们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历史在惊人地重复着过去的故事。等到后知后觉时，往往已经来不及挽回，只能自叹愚钝了。由此可见，人类的忘性往往比记性好，因而也表现出对历史进步抱有无限的集体耐心。尽管如此，构筑在理性逻辑和感性想象基础上的历史题材优秀文学作品，对于人们以史为镜，观照现实，仍然可以起到一种很好的辅助作用。

46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被不少人称作国产历史剧的极品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天有教授就认为：剧作者“对历史的诠释已经达到历史学界研究的前沿”。该剧在揭示社会矛盾的深度、广度，以及对人物命运的把握和形象的塑造等方面，都令不少史学界和文学界人士交口称赞，的确是一部颇具历史厚重感和艺术震撼力、情节安排扣人心弦、故事发展引人入胜、细节刻画独具匠心的主流历史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流传着这样两句话：“当官要读《曾国藩》（湖南唐浩明著），经商要读《胡雪岩》（台湾高阳著）。”其中的含义再明白不过：从政者要想把官越当越大，就得学习曾国藩的处事和用人；经商者要把企业做大做强，就要像胡雪岩那样，把官府搞定。胡雪岩当年因绑定朝廷重臣左宗棠，可谓“其兴也勃焉”，不过诚如《左传》上说的：“君以此兴，必以此亡。”所以，胡雪岩“其亡也忽焉”。尽管如此，当时的企业界钻研《胡雪岩》、奉其人之道为圭臬者，大有人在。考虑到当时正处在市场经济推行早期，举国上下“摸着石头过河”，政府控制着主要资源，权力高度集中，法律监督仅在“探索当中”，这正是商人们利用制度漏洞，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黄金时代”，《胡雪岩》风靡书市有其客观上的必然性。

在《曾国藩》和《胡雪岩》流行的同时，另一本热销的书是《康熙大帝》（二月河著），后来刘和平根据这套书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更是成为国人学习帝王术的最佳蓝本，以至于一位高级干部不无感慨地说：“真没想到，革命这么多年了，封建帝王思想还这么有市场！”遥想当年，在一大批从体制内下海的“精英阶层”，受这些书影响的大有人在。客观地说，当时，多数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商业帝国梦，一开始并不是从杰克·韦尔奇、比尔·盖茨和沃伦·巴菲特那里学来的，而是从中国帝王政治的文化遗产中传承下来的。这种历史悠久的本土文化，学起来既方便且便宜。上下几千年，中国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可以如此大规模地，如此宽松自由地学习帝王之术，寻找当国王的那种出神入化的感觉。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是在否定王权绝对统治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而我们的市场经济却催生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具有王权思想的企业家。这应该是一件值得学术界、企业界和文化界好好思索玩味的事情。

帝王们的人生追求早已随历史的演进成为昨日旧梦，但生活在当下的人们，仍可以从描写皇帝和他的王朝的历史文本中解读出各自的历史经验或教训。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好的文学作品，总是能够让更多读者从中获得各自的收益，总能让后人凭借其揭示的某种规律性，以及深藏其后的逻辑背景，带着各自的疑惑，从相同的史实中演绎出无数不同的答案。所谓“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既是不同读者在阅历和欣赏品味上存在的差异性，也是指经典作品本身具有极大的思想张力，从而给读者留下了极大的解读和想象空间。《大明王朝1566》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为了再现大明王朝那段诡谲风云的历史，作者胸有丘壑，呕心沥血，在写作过程中，灵魂附体式地把剧中主要人物全部演了一遍，真可谓死过几回！

对于这样的作品，我只能写出我的那一个“哈姆雷特”，将明朝错综复杂的历史，将嘉靖、严嵩、海瑞之间诡异的三角困局，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演绎升华，以期揭开中国几千年政治文化的面纱。〇一谏言是要死人的

因谏杀人的责任，皇帝是断然不会认账的，总是要找些理由把责任推卸给具体的执行者，因为皇帝们比所有地球人都更清楚：杀谏臣是有报应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起了皇权专制的国家政治制度。从此以后，伴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不断更迭，这个制度也从形成走向鼎盛，再从没落走向崩溃，前后共延续了2132年。

人总是要死的，不管你活在哪个朝代，时间地点通常不重要，重要的是原因和方式。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下，因嘴而死的中国人不计其数。据人体器官学的介绍，嘴的基本功能有两个：一个是“吃”，一个是“说”。因为没得吃，历史上究竟死过多少人，还没有人做过统计。即使有一些因自然灾害饿死人的统计数字，也大多语焉不详。不过史书倒是有记载：凡发生民变，绝大多数是由没饭吃而引起的。

而因为“说”（当然也包括用笔在纸上“说”）而死人，甚至死很多人，那就不太好理解了。但是，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上，确实有很多人因为“说”而死，但究竟死了多少人，就更难得到统计数据了。

中国官场历来倡导“文死谏，武死战”，即文官上谏君王和武将征战疆场都要把献出生命作为最后的准备，以此作为忠君报国的壮举。细细想来，“武死战”，即军人战死于沙场也是一种合理的死亡方式：青山处处埋忠骨，古来征战几人回？何其壮哉！“文死谏”则让人匪夷所思。“谏”绝然不同于你死我活、肉搏血拼的“战”，“谏”仅仅是对君王“说”出一番话，说出自己的所思所想，或轻言细语，或理直气壮，至多怒发冲冠，激愤殿堂，按理讲谏者应该没有生命危险（心脑血管意外除外）。那么，“文”为什么要准备死于“谏”？“谏”为什么会死人？皇帝为什么要让“谏者”死？人臣何必为“谏”而死？

46集电视连续剧《大明王朝1566》，就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揭开了大明王朝的一段鲜活历史。

这部电视剧的开场戏，发生在离我的寓所大约10公里的北京紫禁城午门。时间则稍远一些，大明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1560年腊月二十九，大明的钦天监监正（也就是当时的“国家气象局局长”或许还兼“地震局局长”）周云逸，昂首挺胸、大义凛然地站在午门的空坪中央。虽然乌纱帽已经被拿下，散乱的头发下那坚持真理、不惜赴死的目光却直逼苍穹！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周云逸这么一副受刑的样子？

原来，就在明嘉靖三十九年冬天，整个腊月竟然没下过一场雪。对于嘉靖，这是令他忧虑甚至恐惧的天象。一时间，朝廷上下愁云翻卷，似乎国难临头。而作为一个吃朝廷俸禄的“国家气象局局长”，周云逸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天怒人怨！”言下之意，这是上天以气象异常来问罪了。

问谁的罪？看似矛头直指严嵩，而严嵩后面的皇帝就没有责任吗？不用奸臣误导，皇上自己也会这么去想。

嘉靖皇帝生气了，问题很严重！

周云逸的谏言换来的是廷杖二十——这就是说话惹的祸！

什么是廷杖？就是在朝廷之上，脱下大臣的裤子，用大木棒击打屁股。这是当年的皇帝很喜欢跟朝中的官员开的一种“政治玩笑”。最早始于隋朝，又一说是唐代，在金朝与元朝普遍流行，到了明代更是乐此不疲，成为一种家常便饭。被“开玩笑”的一般是一两个人，但正德皇帝创过107人同时受杖的吉尼斯纪录。时隔不久，这个纪录就被其堂弟嘉靖皇帝打破，他同时廷杖124人，其中17人当场呜呼哀哉。你想想，上百人被扒下裤子，一排排趴在太和殿上，数百根木棒此起彼落，血肉横飞，一时间喊声哭声棒声混合交响震天动地，何其壮观，何其惨烈！更令全体地球人潸然泪下的是：在此壮烈场合，没有求饶，没有怜悯，只有大阅兵式的庄严。

话说回来，今天代表皇帝执行廷杖的监刑官是东厂（一个犹如原苏联“克格勃”的机构）提督太监冯保——一位彻底的“第三性人”。

中国的太监，源于3500年前的殷商时代。公元前6世纪，波斯也有了太监的风俗。太监与泰国人妖有一个重要的相同点是：他们都是人造“第三性人”，原本男儿身，后者因使用化学药物改变了生理特征，前者以物理手段人工删除了某些可执行程序，于是都不能行男人星际大战之游戏，无后。他们的区别是：后者以出卖不应有的“女人相”挣钱，寿命不超过45岁；前者以“无性本能”博得封建专制者的双重信任（无力调戏宫女——不举；无望夺取皇权——无接班人）。

自古皇恩浩荡，真到了要杀谏臣的时候，多半是会给人一个改过自新机会的：说错了话，认个错也就赦免了，是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毕竟皇帝也是吃五谷杂粮的人，干出以言治罪，夺人性命的事，多少还是有点儿心虚的。

冯保代嘉靖开腔了：“最后问你一次，今年腊月为什么不下雪？”

周云逸的回答仍然是：“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上天示警！”如此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真是惊天地、动鬼神！

祸终于从口出了——四个行刑太监很专业地用廷杖将周云逸打趴在地，而且是呈“太”字形趴在午门的地砖上，四个太监各踏上了一只脚。这使我想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句著名的口号：“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原来这并不是现代人的创新发明。人哪，精神可以不被打倒，但身体还是很容易被摧残的。

然而，冯保在问过“最后一次”之后，并没有立即动刑，而是继续深入一步：“我再问你一句，这些话是谁教你对皇上说的？”言外之意，自然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敢以死谏言？或者是：你这样一个“气象局长”，也值得以死谏言？肯定是有后台！凡事要有后台，是奴才们思维和做事的逻辑。挖出后台，也是“走狗们”急于立功的一条重要捷径。尽管这时周云逸的脸已经贴在了地上，不能昂首挺胸了，但还是那副傲然的神态：“我是大明的官员，尽自己的职责，用不着别人教我！”“气象局长”身体虽然倒下了，精神却不倒，一心要死谏了！

自古以来，死谏的文臣都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君、国、民一体”，当面对这三者的利益产生严重冲突的时候，他们尽管还能够大义凛然，但内心往往是矛盾重重的。那个时代的人们，并不知道什么雅典的民主、英国的《大宪章》，也不认识孟德斯鸠、洛克，更不知道《人权宣言》和《共和国宪法》，只是因为开弓没有回头箭，已经陷入路径依赖，再回头的成本实在是太高，真是进退两难（该剧主角海瑞，这时还在福建南平县任教谕，还没有换上登场的官服，真正的两难还在后面呢）。周云逸谏言的动机与结果如此严重不对称，而且其直谏还可能被后人误认为以命博取虚名。静心细想，我们似乎可以品味出当事人那种五味俱全的复杂心态。

不过，冯保在“最后”之后，还要再问一句的做法，倒是符合常理：希望能在最后时刻挖出后台，是古今中外一切办案人员的正常心态。只是在多数情况下，这不过是一种侥幸心理罢了。

冯保那双原来呈外八字展开的脚开始了移动，脚尖由外往内挪，渐渐变成了内八字。这是“死杖”的信号！

于是，周云逸就被活活打死了！就这样，一个好公务员，在自己天天上班的庄严的朝堂之上被活活打死了。一切符合既有程序，无懈可击。

那一天，是嘉靖三十九年的腊月二十九；那一天，天不刮风天不下雪天上有太阳。

100年后，法国的大思想家布莱斯·帕斯卡尔才告诉世人：“人不过是一根脆弱的会思想的芦苇，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他说得多好啊！再高贵、再有思想、再有尊严的生命，也不过是一根脆弱的芦苇——帕斯卡尔一定不知道，周云逸被打了多少廷杖之后就被打死了。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嘉靖后来说只是让人打他20杖。但谁挨打谁知道，人家真要把你往死里打，其实一杖也就够了，芦苇嘛。当冯保从周云逸的乱发中拔下一根头发，放在他的鼻孔前验证是否还有气时，发现他已经纹丝不动了。古人不仅写起文章来用辞简练，死亡鉴定也十分简单，不像现在搞出若干个死亡标准：什么脑死亡、心脏停搏、瞳孔放大之类，复杂得很，而且现代人最后也绝不说“死了”，而改为科学的说法：“已无生命体征”。现在需要那么多昂贵的高科技检测仪器，古人一根头发丝就够了，现场采集，免检验费。现实就是这么残酷！纳谏往往只是封建专制者故作的一种姿态，而有人真要去过一把进谏的瘾，往往都是要搭上性命的！

关于人嘴之弊端，中国民间有两句极为经典的语录：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病从口入好理解：不干不净，能不得病？而所谓“祸从口出”，是指有人想得太多了，说出了一些当权者尤其是皇帝不爱听的话，结果断送了前程甚至枉送了性命。而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言者无罪”是很难做到的，而“以言治罪”与“因人废言”，往往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

因谏杀人的责任，皇帝是断然不会认账的，总是要找些理由把责任推卸给具体的执行者，因为皇帝们比所有地球人都更清楚：杀谏臣是有报应的。你看剧中，在李妃难产的时候，裕王就下意识地想到了周云逸的死，并对上天告白：“周云逸的死，是我的过错，上天要责罚，就责罚我一个人吧……”看来，帝王的心在生出来的时候也是肉做的。尽管裕王府詹事谭纶一再说：“周云逸是为了我大明，为了天下的老百姓死的。死得其所，上天也不会降不祥于王爷，更不会降不祥于王妃和孩子。”但却无法排解裕王内心的恐惧。再说，裕王担心周云逸之死对其产生不利影响也确实是有道理的，他知道皇帝老子还在追查周云逸的后台，而他也是嫌疑人之一。

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历来相信，做坏事总有报应。这不，冯保很快就被嘉靖出卖了（按照经济学的理论，出卖奴才，古今中外都是成本极低的事情）。好在没有生育能力的干爹吕公公却是一个性情中人，关键时刻站出来护着冯保，才使他得到了一个潜伏在裕王府的机会，不仅保住了一条性命，而且日后还要“降大任于斯人”。

吕公公教导冯保的“三思”，的确意味深长：“做官要‘三思’。什么叫‘三思’？‘三思’就是‘思危、思退、思变’！知道了危险就能躲开危险，这就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这就叫‘思退’；退了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自己以前哪儿错了，往后该怎么做，这就叫‘思变’！”〇二下银子比下雪好

自古以来，皇帝对上天可以关起门来做自我批评，但绝不允许下臣借上天来问责！好一个天怒人怨！说天怒惹得天子怒，说人怨惹来杀身祸。

整个腊月都不下雪，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嘉靖活着的那个时候，人类从事物质生产导致的碳排放对地球大气臭氧层的影响还没有达到产生温室效应的程度。所以，腊月不下雪就确实显得太反常了。

按说作为国家最高气象官员，周云逸应该拿出大气环流云图向满朝文武讲解气候异常的原因，可他却根据中国传统的“天人感应观”，从腊月不下雪产生联想并找到了灵感，将矛头直指朝政：“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民不聊生，天怒人怨！”

说实在的，一个吃朝廷俸禄的“气象局长”，没有能力用科学来解释气候一时变暖的现象也就罢了（哪能怪人家周云逸，中国人是到了1919年，也就是350多年之后，才大张旗鼓地从西洋请来了“赛先生”），却偏偏要借自己解释不了的自然现象来攻击朝廷腐败之政治问题。这样的事，即便是落在当今政治文明的盛世，也是不可饶恕的：说重了，是唯恐天下不乱，制造不安定因素；说轻了，也是不懂科学，一派胡言。

从天象扯到朝政时局，有时并不一定是缺乏科学知识，而是因为人会联想。观念的传播总是需要借题发挥的，如果没有联想，观念的表述将非常乏味。

但是，联想过头了就是忽悠，忽悠过头了就是胡说，胡说过头就又会引起皇帝的愤怒！自古以来，皇帝对上天可以关起门来做自我批评，但绝不允许下臣借上天来问责！好一个天怒人怨！说天怒惹得天子怒，说人怨惹来杀身祸。

当然，在那个还没有开展人寿保险业务的年代，杀掉一个敢借天象来反腐败的“气象局长”，只需及时通知家人来收尸就可以了事了，“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嘛。这的确是一项再简单不过的普通任务。但贵为天子的皇帝即便是开了戒，杀了动口不动手的人，还是不能解决气候问题，老天爷就是不下雪，天上的那颗太阳还是这般惨白！这下子嘉靖皇帝真是有点儿慌了，他不得不启动自我纠错机制，做起了自我批评：“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并从大年初一到十五，独自一个人反锁在玉熙宫，斋戒祈雪。

正在此时，一个画外音从那深邃无底的夜空中传来：“转眼就是明嘉靖四十年正月十五的寅时了。从初一到现在，天仍然没有下雪。而天明之后，大明朝最重要的也是最让人头疼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在宫里召开。去年嘉靖、严嵩和太监们挥霍无度吃出的巨大亏空，都要靠今年的宏观调控来弥补，的确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而今天要是再不下雪，这个会议也许就会开得比嘉靖皇帝的心情更加灰暗了。”

天子到底是天子，上天还是特别眷顾。就在嘉靖皇帝承诺的斋戒期将满进入倒计时的关键时刻，上天给他送来了雪花，不早也不晚。这显然是编剧在替上天大发慈悲：总不能让嘉靖就这么憋死在玉熙宫，要不这戏还怎么演下去？编导们赐给大明王朝的这场雪真是够大的，看得出来，不是什么电脑科技数字化效果，肯定是在北京以北200公里开外拍的，我在北京生活了十多年，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雪。

好故事总是跌宕起伏的。下雪了，按说应该皆大欢喜。出人意料的是，雪是下了，却又差一点要出人命。也许这正是周云逸不屈的在天之灵，要给冯保一个报应——

漫天瑞雪，降福天下，但值夜班的太监冯保，却从这一片又一片从天而降的鹅毛雪花中看到了天赐良机，那双鼠眼立即闪出狡黠目光：“天大的祥瑞呀！我这就给皇上报喜去。”同时给小太监们下了一道死命令：“在我报祥瑞之前，有谁敢吭一声，立马打死！”

殊不知，冯保却因玩小心眼儿，差一点就把性命给玩儿丢了。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越级邀功可是大逆不道的事。当冯保隔着120米扯着大嗓门给面都见不着的皇上报过了祥瑞，气喘吁吁地赶到司礼监，眼见妒火中烧说话酸不溜丢的五大太监时，方知大事已经不妙！一阵语无伦次的解释之后，惊慌失措的冯保不得不乖乖地跪在雪地里受罚，名曰“裹雪请罪”。如果吕公公参加的“经济工作会议”再晚一点结束，他非得冻死不可。越级邀功往往是那些坐稳了奴才位子之后，还想向上爬的人，脑袋发热常常容易犯的低级错误。这是后话了。

冯保叫破天似的报祥瑞，嘉靖应该听见了，这是他期待的最好结果，他终于可以解除斋戒了。可是，他真的解脱得了心中的烦扰吗？

就算下雪真的是上天为他对周云逸处置的正确性提供了有利证据，也只能解除嘉靖一时的心理负担。其实，他最需要的并不是上天给他送雪花，而是希望上天送来白花花的银子。

因为，嘉靖心里比谁都清楚，周云逸仅仅是犯了逻辑错误而没有犯事实错误，他说的全是事实。

雪后新年第一个重要的御前会议，就是以周云逸所陈述的事实为背景召开的。而“朝廷开支无度，官府贪墨横行”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眼前的财政危机。

终于等到一场大雪，嘉靖四十年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就要召开了。

这是一个关于银子的会，但凡关于银子的会，难免要吵架。

大明王朝是一个由皇家其实就是当朝皇帝一人百分之百控股的无限责任公司，根本就没董事会，更不需要监事会。嘉靖已经二十多年不上朝了，看似他已经把大事小事都交给了内阁，交给了严总经理。但不上朝的嘉靖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董事长”，他太知道银子的重要了，他可以不理自己的儿子，但不可不理自己的银子！“朕御极45年，从来是一人独治。”这是嘉靖临终前对独生儿子朱载垕的实话实说。这一点历史学家看得最清楚：嘉靖其实是躲在精舍里，一边吃着成分不明良毒参半的仙丹修禅，一边看似神神叨叨，实则殚精竭虑地控制着全局。

与前来开会的阁员隔帐相望的，就是这么一位古怪皇帝。

回到一人独治的嘉靖四十年的正月十五日。

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去年的财政预算和决算。决算对着预算，面对超支和贪墨的黑洞，严嵩一党与“倒严”的徐、高、张一派必然又有一场生死博弈。

到底是吕公公最体贴嘉靖，会议室门前，他一番话语重心长：“诸位大人，腊月二十九周云逸的事大家都知道，从初一到今儿，皇上一直就在这里清修祈雪。今天虽然降了祥瑞，可是皇上的心情也不准能好到哪儿去，亏空上的事，能过去我们就尽量过去，今年再想别的办法。我还是那句话，天大的事，我们可得同舟共济。”

所谓同舟共济，当然就是保持一致的意思。别光顾着吵架，该糊弄的还得糊弄，总之不能让皇上堵心、糟心、闹心、烦心。真惹得皇上动怒，谁倒霉还不知道呢！到时候可别怨我吕公公没提醒在先。

可要让生死对手保持一致，谈何容易？

与西方的某些皇帝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权杖管理国家相似，嘉靖一手拿着《道德经》，一手拿着磬杵。随着一声清脆的铜磬声（代替现代人会前的奏乐）从大厅右后侧的纱幔中传出，太监总管吕芳宣布：“议事吧。”（你不要奇怪，第一性人开会，却要让“第三性人”宣布开始，那可是当年的时尚，而且时尚了两千多年。）内阁经济工作会议的规矩，还是很有特色的，所有内阁成员，除了80岁高龄的首辅大臣严嵩可以坐在绣墩上，其他人都是站着开会（估计这种方式可以大大节约开会时间，现代人会多且长，是因为坐着开会不腰疼。至于清朝官员跪式开会法，应该能够有效防止开会啰唆）。

人类召开的任何会议，在开始的时候，总是难免来一段冠冕堂皇的开场。这绝不仅仅是官样文章，其中大有名堂。严嵩自然深谙其道：“仰赖皇上如天之德和大家实心用事，最艰难的日子总算是过去了。去年两个省的大旱、三个省的大水、北边和东南几场大的战事，再加上宫里一场大火，说实话，我都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皇上宵衣旰食，大家累点全都应该。凑巧，去年腊月又没下雪，有人就借着这个诽谤朝廷。要是今天再没下雪，那我们这些人恐怕都得请罪辞职了。从初一到现在，皇上就一个人在这里斋戒敬天。这场雪是皇上敬下来的，是要我们做臣子的实心用事，我大明朝依然能够如日中天！”

真是滴水不漏，冠冕堂皇，话语间那种笼盖四野的气势，都蕴含在平和而有分寸的语气之中。严嵩既以朝政艰难抬高自己表忠心，又暗以周云逸之事再次敲击了对手，最后，照惯例把皇上捧到天上。但“如日中天”的大明王朝的财政已经出现了极其严重的入不敷出问题。财政危机往往导致政治危机，严嵩知道，账越算越兜不住，当然不会让自己及其一党陷于绝境。他不能给对手留有任何还击的机会。他要速速解决银子大战。“这一个多月来，总算把去年的各项开支都算清楚了，内阁也都把票拟好了，司礼监批了红，去年的账也就算结了，然后咱们再议今年的开支。徐阁老，内阁的票拟在你们那儿，你们说一下，然后呈交吕公公他们批红吧。”

这岂不就是在宣布结账埋单，结束会议吗？可徐阶一派憋足了劲要捅亏空的马蜂窝，当然不会一言不发就乖乖认账。

都是银子惹的祸！必须要让皇帝知道，这银子到底惹了多大的祸。徐阶麾下的高拱不愧是高大炮：“去年两京十三省，全年的税银共为4536万7千两。去年年初各项开支预算为3980万两。可是，昨天各部报来的账单，共耗银5380万两。收支两抵，去年一年超支的亏空，竟达843万3千两！如果和去年年初的开支预算核对，去年一年的超支则在1400万两以上！我们先说加在兵部头上的300万两亏空，这300万两，兵部并未支出，也是工部支出。一句话，去年一年亏空的1400万两，都是工部和吏部的亏空！”

超预算1400万两，占预算总支出的35％，占实际总收入的30％。那可是一个不能靠多印钞票、制造通货膨胀转嫁危机的时代呀！而且那时离世界银行成立还有386年，贷款也没得着落。

然而，花出去的银子，就像泼出去的水，已经收不回来了，现在争论的焦点，只能是谁来认这笔糊涂账。说着说着，话题就被引向皇上，开支账单签不签字的问题就成了对皇上的态度问题。糟蹋银子的硬要把护着银子的往死里整啊！因为，在皇帝面前，糟蹋银子的说好听的话，护着银子的说难听的话。

如果老天不是飘雪，而是直接飘银子，那就太好了！时局太艰难，资金头寸太紧，如此巨额的财政赤字，账算到最后，经济账和政治账难免搅在一块儿，战火一触即发，好戏就在后头……〇三明白人算糊涂账

在皇帝用钱就等同于国家利益的时代，哪里还有明白账？国与家不分的经济体制，最大的“优越性”是培养算糊涂账的奸人。这些奸人都是不贪白不贪的种，最知道如何在糊涂账里面中饱私囊。

严嵩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臣。他之所以成就一世晦名，主要得助于当时的文官制度。正是这个制度的有效保障，使他能够成功地把持朝政20余年，稳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交椅。如果当时中国皇帝任用内阁首辅比照今日美国的总统任期制，一届只允许干四年，最多连任一届，或按1982年修改后的中国《宪法》，国家总理任期一届五年，连任最多不超两届的规定，严嵩想成为中国历史上“超级奸臣”就不大可能了。当然，当时的制度还支持他把儿子严世蕃带进内阁，并兼任吏部和工部侍郎（都是最容易搞权钱交易的肥缺呀，占一个都肥死你，哪能兼两个？看来减肥的时尚只是现代人的追求）。反过来说，如果美国人现在能谦恭一点，引进嘉靖的内阁选拔制，希拉里就可以在2000年直接从克林顿手中接任总统了，完全没有必要之后忙乎竞选美国总统的事儿，要知道竞选总统是要花很多成本的。

据林达（著有《近距离观察美国》系列，共四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介绍，美国总统其实就是一个办公室主任（改用“办公厅”也行。有的企业家就喜欢用“总裁办公厅”，因为“厅”显得光明正大，“室”不够大气，有“暗室”之嫌），承担的是一个必须用心干实事且职责有限任期有限的差事。所以美国总统的权力，比起当年严嵩的权力，可能还要小一些，至少美国总统有两个主：国会和最高法院。严嵩就一个主——嘉靖。

嘉靖四十年，董事会里外没有秘密可言。满朝文武都知道一个公开的秘密：朝廷已经渐渐形成一股巨大的潜在力量，其政治目标就是“倒严”！然而，反对党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任务之艰巨，风险之巨大，触目惊心！此前已经有过一大批能人志士为“倒严”或革职罢官，或下牢入狱，甚至像周云逸那样惨死在严家父子（嘉靖躲在后面）黑手之下者，不计其数。但玩政治从来都是一种高风险、高刺激的超高级游戏，它需要参与游戏者的高智商和高情商，以及难能可贵、可遇不可求的高心理素质——这也正是政治游戏的魅力所在。古今中外的政治史上，尽管玩政治的伤亡概率和数字都不小，但政治游戏场，从来就是你方唱罢我登场，从不乏前赴后继者来扮演各类角色，历史也在他们执着拼搏的心路历程中不断地重复演绎。因为，说到底，人是群居动物，群居动物需要组织，有组织就有政治。而从生物学的角度观察，人这种动物并不缺乏热衷于政治的基因或基因组，所以人类社会不能没有政治。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群中从来不缺乏以玩政治为生命的人物，而政治其实是一种极度惊险刺激的非娱乐性游戏，所以哥儿们玩的不是政治而是心跳，嘉靖年间也不例外。

借嘉靖三十九年国库出现巨额亏空、财政状况极度恶化的时机，在内阁经济工作会议上向“严党”发难，从而将其父子一举推翻，这是次辅兼户部尚书徐阶、阁员兼户部侍郎高拱、阁员兼兵部侍郎张居正（以下简称“徐高张”）和他们的后台老板裕王朱载垕近一段时间来反复思量的事情。然而，虽然身为储君，裕王已有两年多没见着自己的父亲了。在内阁经济工作会议那段时间里，他还得守着难产的李妃，满屋踌躇，心急如焚：一边是孩子难产，一边是政局难料。真是难为了这位自小体弱的储君。

内阁经济工作会议，甫过温和的开场，便进入正面交锋。自然是次辅兼户部尚书挟“三人帮”之威，有备而来，首先发难。

第N次内阁大战即将爆发，请读者少安毋躁，容笔者先插一段旁白：我做了几十年的企业管理者，一个最深的体会就是：花钱是一件开心的事，报账对谁都很痛苦。报账者多为做事之人，做事就得用钱，但用钱之后却要被人左怀疑右挑刺，难免感到十分尴尬；管账者虽不做具体事，但眼瞅着一大把发票，顷刻间就要一笔勾销，难免担心里面有什么猫腻，搞不明白那白花花的银子怎么就被眼前的这些纸片给冲销了？也是难受得不得了。还细问不得，问了人家就跟你急！管账的自己不能花钱，花钱的不愿让别人管着，这么说来，管账其实也真不是人干的事。所谓“慈不带兵，仁不理账”，真正道出了户部尚书这类职业的难处。

然而，一旦当了财务总监，就要在其位，谋其政，努力把自己修炼得狠一点儿。这回“徐高张”像是已经事先演练过多次组合拳，准备联手出击了。而且也把最坏的结果想好了，豁出去跟你严家父子铆上了，又怎么地？次辅兼户部尚书徐阶，外表看上去当真老实巴交（这个角色不容易演。据说为了找到人物感觉，演员肖竹还当面请教编剧。刘和平告诉他，你只要注意一点：看人时眼睛不转，只是用头带着眼睛转。于是他心领神会，找到了人物的特征，果然演得很好），这回却首先亮剑：“兵部的开支账单我们签了，吏部和工部的账单超支太大，我们没敢签字。”

此言一出，如同在热油锅里浇了一瓢水，分管工部和吏部的严世蕃，人称“小阁老”，惊愕地睁大双眼吼道：“我们吏部和工部的账单你们户部没签字？！”

编导可能用错词了！按口气应该是“我们吏部和工部的账单，你们户部竟敢不签字？！”当然，也可能是编导有意不想一开始就把严世蕃塑造得那么狂。

一场好戏，就这样开锣了！

编导的功夫可是了不得：刚开场1分50秒，就有一人被打死，接下来打死人的人，已经跪在冰天雪地里等死。再接下来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高层内斗的热度噌噌噌就突破了3000度大关。严世蕃硬是要把对手逼上死人周云逸后台的沙发就座，一家伙就把观众的心吊到了嗓子眼，再加上反复穿插李妃难产撕心裂肺的紧张镜头，简直把剧情煽呼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但凡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尤其是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都不可能一开场就分出高低，打个平手往往是情理之中的事。这绝不是猫逗老鼠的游戏，也绝不是在搞调和论，它完全符合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轻轻触顶之后，编导们顺手来了个小幅盘整，让观众喘口气，以便使观众对后面的剧情更有兴趣：这边接生嬷嬷满头大汗在给李妃喂着参汤，那边严嵩和吕公公交替出招，终于控制了战局，避免了双方最后的摊牌。这场戏啊，拍得怎是个“好”字了得！！

接下来，严世蕃借势把所有的亏空账都巧妙地算到嘉靖的头上，仗打到这个份儿上，都是明白人的“徐高张”就只能偃旗息鼓了。在皇帝用钱就等同于国家利益的时代，哪里还有明白账？国与家不分的经济体制，最大的“优越性”是培养算糊涂账的奸人。这些奸人都是不贪白不贪的种，最知道如何在糊涂账里面中饱私囊。正如大股东与上市公司的账目不分，大股东可以随意调用上市公司的资金时，社会的最大热点就是一批批的企业家登上“富突死”坐牢榜。世上的真理，其实都是相通的，古往今来，莫不如此。“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社会，国家本就属于君王的私有财产，所谓的“天下”其实不过是君王一人的“家天下”。在“国”、“君”一体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下，谁还能有天大的胆量去跟皇帝较真、死心眼地去理国君那本糊涂账呢？与此同时，既然“国”都是君王家的私有财产，那么，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辅大臣，不借工作之便捞一点外快，维持退休后的基本生活水平，于情于理也是说不过去的嘛。有位古代“非著名智者”就说过：对于这样的制度，你看不透，那你是个傻蛋；看透了不干，你就只好滚蛋；看透了无所作为，那你是混蛋；看透了之后，终于想到要为自己干，那你是个坏蛋。总之，到头来只能是一个高处往低处滚的蛋（地心引力使然，人类不可抗拒）。他还说了：如果能从坏蛋晋级到“奸臣”，那也就有了出头之日。严嵩是个好榜样，他是“超级奸臣”，在他之后还出了一批很有成就的粉丝，也晋了级。

至此，我倒愿意帮“超级奸臣”严嵩说一句心照不宣的话：“你嘉靖一年到头整天都在修醮炼丹，我全身心地经营你的私有家产，四千多万两银子年营业收入的大项目，拿百把万两银子的年薪怎么说也是不过分的嘛。”落笔此处，我当然不担心有人说我同情奸臣，因为严嵩做人做事的理念有一个与中国传统文化完全兼容的基本程序支持着，这种理念程序其实是陈胜、吴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理念程序的一个变种，只不过严嵩之流是黑箱操作，私下分账，只要你的钱不要你的命；陈胜、吴广是明目张胆，揭竿而起，并且讲明了是既要你的钱，也要你的命！相比之下，前一种比较“木马人”一些，而后一种破坏力则更强、更直接、也更可怕。中国历史上两三百年来一次的后果就是这个民族的文明一次次被无情地毁灭。如果同志们不相信我说的这一套，可以咨询地球上所有的电脑程序设计工程师，他们会告诉你最权威的软件设计理论。而建设一个运行良好的电脑软件程序，没有正确的理论支持，说到底还是会出问题的。

当然，话又说回来，其实嘉靖也有他的难处，中国的皇帝其实是很难当的，否则历史上那么多个皇帝中，怎么就没有几个长命的？在大明王朝百分之百由皇家绝对控股的产权结构基础上，要定义皇上在职消费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是一个悖论，姑且称之为“皇权悖论”吧。因为皇帝一般都是要当到死的时候才肯下岗，所以，他们很清楚，如果自己还活着却不在职的话，就没得消费了。人生不过一场戏，只要明白了每个人其实都是在玩过程的话，就知道所有权固然重要，但经营权必然更重要！（目前国有企业的老总面临的也是同样的问题，尽管两者的思想境界是没得好比的。）

三百多位比博导还牛的皇帝们，养着那么多的“博士后后”，前赴后继刻苦研究了两千多年，硬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解得了这个“皇权悖论”（恐怕再加三千、三万也不行），问题就在于这个“皇权悖论”的核心是：一方面“朕即天下”，天下都是皇上的；另一方面国库的钱，其实并不允许皇帝个人随时随便调用，建宫殿算做个人建房，得从“住房公积金”中开支，皇上个人的所有在职消费都得从另一个账户开支，而且还要做一些冠冕堂皇的表面文章，然后由户部划拨（想想吧，把原本属于自己的钱都交给妻子，再由妻子按你打的报告划拨一些零钱给你用，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再加上，既当了皇上，平时小钱还真是拿不出手。难怪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调用海军经费建颐和园时，硬要扯上什么“显示综合国力”、“树立良好国际形象”等言不由衷的理由）。据史料记载，明世宗嘉靖皇帝几十年不上朝，但整个大明朝的经济收支一直掌握在他的手里。除了修醮炼丹之外，最让他关注的便是计算整个国家的财政收支。以致后世得出一个结论：大明朝的户部尚书（犹如现在的财政部部长），实际上是嘉靖皇帝本人兼任。所以，你“徐高张”还算的什么账呢？还想通过算账扳倒超级奸臣？赶快找一台电脑回家练级去吧您呢！

嘉靖是个明白人，内阁的全体阁员也是明白人：忘记过去，面向未来，常常是政治家解决疑难问题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既然日子还得过下去，翻了船对谁也没有好处，那么会还得开下去，过去的账就只好让它翻过去吧，有本事创收，才是当下要讨论的正经事。〇四举重若轻股掌间

后人有一件事总是想不明白，嘉靖如此聪慧之人，何以会明知严嵩是“超级奸臣”，却总是护着他，让他横行几十年？

熟悉产生轻蔑，神秘产生敬畏。除了嘉靖，古今中外还有许多人都知道这个道理。而真正不知道的人，恐怕是因为连村长都没有当过。然而理论一旦要联系实际，真要把道理运用到实践中去，分寸可就不大好把握了。统治者若想做到康熙说的那样“不怒自威，亲而难犯”，绝非易事。“畏”到最后和“威”到最后，都是一个结果：人家惹不起还躲得起。因此，亲和到什么份儿上，才会让下属真正感受到你的亲和，又不至于伸手便摸你的后脑勺？神秘到什么地步，手下人才愿主动做事，并且不会把事办错了？这些都是亘古难题。

老子在《道德经》中把领导者分成四个等级：“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好的统治者，既要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又要明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既要使信息对称，政令畅通，还得利用信息不对称来平衡不同的利益集团的不同诉求。这其中的道行有多深，有多玄，非常人可以揣度。何况，大人物身边往往聚集如蝇小人，而小人正如孔子所言：“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于是，统治者之难就难在把握亲和分寸的同时，保持全方位的神秘，用小人并不难，难的是用了小人之后，不被小人反用。

嘉靖是中国历史上皇帝同仁中比较另类的一个，他在把握君臣分寸，保持神秘方面，的确很有一套。他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神叨叨怪兮兮的入仙之人，许多高官，几十年下来，愣是没见过皇上一面，也不知他在青天上，还是在水瓶里，总之是神秘得很。就算是那些能见着他面的少数几个人，也天天在猜谜中过日子。就连嘉靖说出来的话，也常常是云里雾里，谁都无法捉摸透他究竟在想什么，怎么想。这样当皇帝最大的好处是：无论人家怎么做，都等着挨骂，偶尔没挨骂，那是因为挨骂的时候还未到。

让人噤若寒蝉是一切有帝王思想的人追求的一种至高境界，而只有到了这个境界的人，才能体会到西方政治术语“强权可以得到一切，却得不到真实”是多么深刻。其实，让人不敢说真话用不着真动刀子，更文明的一招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还是回到1561年的正月十五大明朝的内阁经济工作会议吧。纱幔后面的嘉靖皇帝已经担任大明王朝这家绝对控股公司董事长40年了。此刻，他闭着眼睛坐在蒲团上静静地听着，前厅内阁经济工作会上两派的舌枪唇剑，就严守预算还是核销亏空，以徐阶为首的预算派与以严嵩为首的亏空派剑拔弩张，高潮迭起，扣人心弦。他身边的书架上，那本《户部大明嘉靖三十九年总账册》，早已看过数遍，心中的小账，更是如数家珍。此刻他要做的只是坐山观虎斗。

嘉靖已经是一个城府很深且镇定自若的董事长了，面对这样的局面，身经百战的他，一副神情若定纵览云飞成竹于胸胜券在握的做派。面对一个左手握着真理右手握着权力的人，你如果不能远离，那就只好听任他摆布了。

严世蕃不愧是“超级奸臣”当中货真价实、没被调错包的纯种正宗直系后人。只见他不失时机地抓住“徐高张”一处小小的破绽，一个鲤鱼打挺，剑走偏锋，把经济问题顺势一扯，就上纲上线到了一个崭新的政治阴谋高度，再一次把这场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的争斗推向了一个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的高潮：“周云逸一个钦天监管天象的官员，在诽谤朝廷时，为什么把朝廷去年的用度说得那么清楚？当时我们就纳闷。现在明白了，就是在座的有些人把详情先告诉了他！是谁教唆他的？怎么，敢做不敢认？！”这是要置对方于死地的绝问！

大殿里的空气即刻几近凝固，满堂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其实在场的人都知道，这话是说给纱幔后面的嘉靖皇帝听的，但没有一个人敢正眼去看纱幔后面的那个人，因为只要那个人一根筋搭错，死人的事就要跟着发生。

这会已经开不下去了，就在“核按钮”已经进入倒计时的千钧一发之际，纱幔后的嘉靖飘然出场了——人未到，声先至：“练得身形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

嘉靖知道阁员们已经有点晕了，于是首先把目光射向严嵩：“严阁老，严世蕃说诽谤朝廷的那个周云逸有后台，而且后台就在你的内阁里。你说谁是周云逸的后台？”

这可是一个超级大难题，包含两层递进的意思：一是内阁里有没有周云逸的后台？二是谁是周云逸的后台？严嵩如果说没有，那他儿子严世蕃就是瞎掰，有欺君之罪；如果说有，他就得说出是谁。而此时，明摆着是后台分子嫌疑人的三位阁员，眼睛里已经冒火，正要跟他儿子拼命！看严嵩怎么选择吧。

可严嵩是什么人？一代“超级奸臣”啊！尽管当时全国只有六千万人口，而他的“粉丝”和“蛛丝”海了去啦，那可不是靠着唱几首流行歌曲PK出来的明星。官场征战几十年，曾经把多少人PK到牢里或棺材里，从来不喜欢和对手同归于尽，更别说搭上自己的儿子。你看他，不紧不慢地回答道：“回皇上，这里没有周云逸的后台。”这句话当然也藏着一个潜台词：“就是有，我和严世蕃现在也不能在这里跟你说。”同志们，潜台词有的时候才是正话，果然不出严嵩所料呀，嘉靖在经济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到底还是忍不住向严嵩父子问了他想问的话。凡事都应该沉得住气，俗话说：“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这是后话了。

嘉靖心想：好啊，你说没有。那我就再借严世蕃的炮弹，放进你的炮筒，看你去轰谁？所以他没有虚晃一枪就收兵的意思，而是紧逼一句：“那周云逸为什么能把朝廷去年的用度说得那么清楚？”嘉靖问的这句话，其实又隐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人家周云逸说的都是实话；二是谁把这个国家机密泄露给了周云逸？

严嵩老是老了，但只要是在嘉靖面前，不用喝雀巢咖啡，头脑也能保持一万分的清醒，你看他一点也不含糊：“朝廷无私账。比方去年江苏修白茆河、吴淞江，浙江修新安江，河南、陕西大旱，都是明发上谕拨的银子。”

这里面的意思就更多了。朝廷无私账：等于信息公开；明发：等于程序透明，无人泄密；上谕：等于皇上已圈阅，有人负责。真不愧是官场高手呀！这么说话，既夸奖了皇恩浩荡，又推卸了巨额赤字的责任。当然，更绝的是，严嵩避重就轻，投鼠忌器，只字不提宫里的用度。当然，只提防洪抗旱，不提宫里大兴土木豪华装修的开销，是等着皇上自己去选择，拉响皇帝屁股上的那颗雷，可不是严嵩的风格。

严嵩不提，不等于嘉靖没有花。嘉靖是一个自己多花了银子，又不想让天下人知道的种，所以他还是有气：“宫里修几座殿宇的费用他怎么也知道？”嘉靖多用了银子，不但不做自我批评，却反过来要追究谁泄了密，这等主子也只有严嵩父子能够侍候得了。嘉靖是一个极其自负的皇帝，他深知在场的人没有一个敢跟他辩这个地球人都讲而他不讲的理。这一点，严嵩自然是心知肚明的，听话听音，锣鼓听声，严嵩知道这话里有话，多少带有那么点儿要牵连到他儿子严世蕃的意思，因为那几座殿宇是由严世蕃领导的工部一手承包的“烂尾工程”，一般“烂尾工程”背后都会有一本烂账。在此紧要关头，足智多谋见势不好的严嵩已经不能一味地想着消灭敌人，而是应该认真考虑如何保存自己和儿子了：“这说明工部用的钱都是走的明账。”别小看这一句才14个字的话，这可是四两拨千斤啊，一下子就终结了后台，又把严世蕃建筑工程款严重超预算的猫腻和责任洗得干干净净了。明账！明账就不是黑账，是经得起审计署派人审计的。

超级难题引出超级应答，好家伙，80岁的严嵩，神情自若，镇定如钟，不紧不慢，惜字如金，只用了三句话共67个字就不动声色机智巧妙地把嘉靖塞进他炮膛的炮弹，统统都弄成了臭弹（倪大宏40多岁的人饰80岁的严嵩，演得真是棒极了）。真是何等精彩！严嵩心里明白得很：自己是首揆——内阁的当家人，随便哪一发炮弹射出去，不论炸到了在场的谁，自己都逃不了干系。据我考证：地球人应该是在公元1560年之前，就都知道了：官场上的战法多数都是背后放箭，极少情况下是采取当面放炮的！官场争斗毕竟不同于在家打麻将嘛！

在这场仅有52秒（根据电脑影音播放器读秒显示）的戏里，嘉靖和严嵩君臣应对，举重若轻，配合默契，玩了一次绝佳的智力游戏，最终得出了亏空派花钱有理，预算派责问无罪，只有皇恩，没有后台的结论。一场血光之灾就这样消弭得不动声色，真是“战争黑云欲摧城，顷刻之间化玉帛”。当大殿里其他人还没回过神来，严嵩已经成功地使班子成员集体软着陆了。政局的突变，有时比化学反应还神奇。

这两位高人能够活在同一时间的同一空间，真不知是上帝的神来妙笔，还是一次误操作？反正他们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彼此相互成就，夺尽那个时代的最光耀的精彩，以至于现在我们要花3500万元巨资来再现他们当年的风光。你还别说，这样的游戏，他们已经在一起玩儿了几十年了。君臣之间，遇大事能够如此默契，太极般地举重若轻，应该算是千载难逢的美事，这大体上与嘉靖终年修道，严嵩常年为嘉靖写青词有关。想一想中国一些民营企业里所谓的“黄金搭档”，在一起相处能有几年？出生入死容易，共守江山难哪！跟人家前人比起来，真是汗颜。

后人有一件事总是想不明白，嘉靖如此聪慧之人，何以会明知严嵩是“超级奸臣”，却总是护着他，让他横行几十年？其实说白了道理很简单：一个大人物往往不是仅仅靠着好人帮衬，才取得成功的。在他们成功的道路上，往往都是因为找到了真正的对手，彼此才智相当，地位相近，既相互竞争，又相互依赖；既敢于交锋、较劲儿，又能互相成全，总之，既相克，又相生，在“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高一丈，魔高十丈”的博弈中，他们的潜能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从而共同创造了一段特殊（辉煌也好，罪恶也罢）的历史。人生就是这样一场游戏，如果在属于你的时空里没有人有资格陪着你玩儿，你再聪明也活得没劲儿，是不？〇五创收是个硬道理

担任大明王朝董事长40年下来，嘉靖离修仙成道虽然还遥遥无期，但他的统治术却已经炉火纯青了。他知道，吵架归吵架，争论归争论。下面的人如果不吵架，不争论了，那可是要出大事的。

嘉靖和严嵩当着全体阁员和五大太监的面，完成了一次令人叹为观止的默契配合，表演了一次精美绝伦、无可挑剔的“双人高台跳水”，落水时竟然一点水花都没有，零点调查公司数据显示：97.8％的观众都亮出了10.00的举分牌。

严世蕃正铆足了劲儿要将“徐高张”置于死地，一时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和平局面搞懵了。就像一名跳高运动员，憋足了劲跑到杆下，正准备起跳，唉，怎么标杆没了？他有些怅然若失，相当委屈地望着丝毫不动声色、神情稳如泰山的严嵩严老爸。

嘉靖的眼睛多毒啊，他猜到了严世蕃这小子此刻心里在想什么，便迅即把目光转向严世蕃，用鼻音说道：“不要这样看着你爹，要好好学着。”后面应该还有一句话，编导没让陈宝国说出来，笔者就把它挑明了吧：“要玩儿这等全方位立体四维高级游戏，你小子还嫩了点儿！”

严世蕃身子一凛，连忙垂下了双眼。

嘉靖有些得意：摆平了严世蕃，就等于把烧红了的铁棒扔进了水池里。接着开始安抚在座的其他内阁成员了：“你们这些人，有些是云，有些是水，所做的事不同而已；都是忠臣，没有奸臣。”

这就让人搞不明白了：“有些是云，有些是水”跟忠臣、奸臣有什么联系？哪些人是水？是好水还是祸水？哪些人是云？是白云还是黑云？尽管恩格斯说过，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但总得有一点靠谱吧。这让我想起一部非经典政治学专著中的一句名言：“乱打比喻往往是一些政治家神幻莫测的一般性伎俩。”历来大权在握的皇帝，说起话来总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叫你狠狠地猜去吧。他接着往下再说什么的时候，你的思维却还陷在此前“猜”的重围之中，于是，步子就开始跟不上了。一步跟不上，步步跟不上，就只好晕晕乎乎地跟着感觉走，最后你就被他彻底忽悠了。这一招，古今中外的许多大政治家都是屡试不爽的。

严世蕃这厮毕竟比他老爹差一把火，皇上都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了，他还是有点不识时务。其实这也不能怪他，眼瞅着胜局已定，再走一步就要把对方将死了，结果却被裁判一家伙把棋盘给抄了，或者是禁区内，面对空门，正要抬脚，裁判却吹终场时间到，真叫个不是滋味。“就这样被嘉靖和了稀泥，轻轻松松忽悠过去，煮成个夹生饭，草草收场？不甘心哪！”其实，这时的严世蕃还有一分心虚：担心皇上说他恶人先告状。所以他开弓没有回头箭，只能不依不饶：“回皇上，高拱和张居正刚才的言论和腊月二十九周云逸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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