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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俄)列夫·托尔斯泰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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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

复活试读:

人性的复活

托尔斯泰是人类文化史上灿烂的巨星。三部长篇小说《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是他的代表作,是世界文学宝库中永不磨灭的珍品。而《复活》是托尔斯泰世界观发生剧变后,呕心沥血写出的最后一部长篇巨著,公认为是托尔斯泰创作的顶峰,是他一生思想和艺术的总结。一八八七年六月,法院检察官柯尼拜访托尔斯泰,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个叫罗扎丽·奥尼的妓女,被控偷了醉酒的嫖客一百卢布,因此被判

个月监禁。陪审人员中有一个上流社会的青年,发现罗扎丽原来是他的亲戚家的养女。几年前他客居彼得堡时诱奸了这个姑娘,姑娘怀孕后被赶出门来。后来姑娘生了孩子,孩子送进育婴堂,姑娘沦落为妓女。那青年良心发现,想方设法同女犯会面,并请求柯尼予以帮助,表示愿意同女犯结婚以赎罪,但那女犯不幸在狱中死于斑疹伤寒。这故事使托尔斯泰很受震动,他决定以此为题材写一部小说。他于一

年动笔,一八九

年完成第一稿。但他很不满意,认为小说容纳现实生活的广度和透视生活的深度都不合要求。后来又不断地探索、重写,先后

易其稿,到一八九九年才写成。前后历时

年之久。托尔斯泰在这十年中参观了许多监狱,到法庭旁听,接触了不少囚犯、法官、狱吏,到农村调查农民生活,查阅大量档案资料,不断地深入观察和认识现实生活,深入地思考。他把自己的观察和思考所得,融汇在艺术形象之中。实际上他是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全部融汇在这部作品之中。他自己的说法是:“我以为,这是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最好的东西。”评论家也都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重要的代表作。因为这不仅代表托尔斯泰的最高艺术成就,而且容纳了托尔斯泰对待社会、人生的全部思想,包含了他的全部先进思想,也包含了所谓的思想缺陷。《复活》写的是男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女主人公玛丝洛娃精神的复活,主要是聂赫留朵夫精神的复活。小说中多次写到,在聂赫留朵夫身上,精神的人与兽性的人经常在较量。聂赫留朵夫大学时期是一个纯洁、热诚、朝气勃勃、有美好追求的青年,进入军队和上流社会后,过起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兽性的人统治了他,精神的人被压制了,沉睡了。他第

次见到玛丝洛娃以及后来的

八年,便是兽性的人统治着他的时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诱奸了玛丝洛娃,并将她抛弃,而使她沦落到后来的悲惨地步。直到在法庭上巧遇玛丝洛娃,回想当年,抚今追昔,良心发现,精神的人苏醒了,渐渐战胜兽性的人,精神的人终于复活了。精神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一旦苏醒,他对一切的感觉就都不同了。他常常有羞愧的感觉。他在玛丝洛娃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她的苦难是他造成的;他在农民面前有这样的感觉,因为他明白,他的贵族生活靠的是农民的血汗。他感到又卑鄙又可耻。他感到自己一贯的所作所为是这样,感到自己这一阶层的许多人的所作所为也是这样。精神的人一旦复活,他就用全新的观点观察起社会、社会制度、法律和宗教。事实上,聂赫留朵夫与玛丝洛娃的故事只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纽带,而大量篇幅写的正是聂赫留朵夫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也可以说是托尔斯泰对社会、人生的观察和见解。聂赫留朵夫是托尔斯泰的代表者,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聂赫留朵夫对待一些社会重要问题的见解和态度是怎样的呢?对待土地问题:聂赫留朵夫认为土地和水、空气一样,不应成为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地主不能继续霸占土地,必须把土地交给种地的人。怎样交法?聂赫留朵夫先后采取了两种做法:一是交给农民去种,收取很低的地租;一是交给农民,地主不收取任何代价,只是让农民按土地质量拿出一些钱作为农民集体的公积金。他认识到,地主无权收取任何地租,所以认为后者更合理。对待整个贵族阶级的态度:贵族阶级的人自认为是上等人,然而聂赫留朵夫看清了贵族阶级是肮脏的,其生活趣味是卑劣的。他认为真正的上等人是劳动者和革命者。他认为自己作为贵族阶级中的一员,也是卑劣、可耻的。他不但有这样的认识,而且采取了实际行动:放弃土地,不要仆人,离开阔绰的家,搬进公寓,抛弃贵族生活。在思想上、在行动上都背叛了自己的贵族阶级。作为托尔斯泰的代表的聂赫留朵夫是这样,托尔斯泰也是这样。托尔斯泰以八十二岁高龄离家出走,突患肺炎死在阿斯塔波沃小站,以最决绝的态度表明了自己与贵族阶级决裂的立场。对待封建官僚制度:聂赫留朵夫为玛丝洛娃的事到处奔波求情,从而展示了形形色色官僚的嘴脸。他们残忍暴戾、嗜血成性、背信弃义、口蜜腹剑、麻木不仁、贪赃枉法,而最可怕的是,有些人本来是善良宽厚的,一旦当了官,就不能不变得麻木、残忍起来。而且势必结成一伙,官官相护。这就不是若干人的问题,而是普遍问题,官僚制度问题。在接近结尾时出现了一个彗星式的无名老头子,主张不要皇上,不要任何当官的。对待宗教:认为官办教会是欺骗和愚弄人民、维护专制政体的工具。他赞成基督教所提倡的博爱、平等的教义,认为教会的许多做法都是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小说中对官办教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接近结尾出现的无名老头子就说,各人相信自己的心灵,就不分什么教什么派了。就是主张凭良心办事。上帝就在每个人心中。对待法律和监狱:依照聂赫留朵夫的看法,监狱里的罪犯,一部分是根本无罪的,一部分是因为精神道德水平高于一般水平,如革命者、罢工者,有一部分是犯了罪的,可是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比他们对社会犯的罪大。所谓社会对他们犯的罪,指的是剥夺了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资料,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犯罪”。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这样说的:“法律哩!他们先把所有的人抢得光光的,把人家所有的土地、所有的财产都夺过去,算成自己的,把反对他们的人统统杀死,然后再定出法律,不准抢劫,不准杀人。要是他们先定出法律就好了。”对待革命者:聂赫留朵夫认为他们都是极好的人,精神道德面貌高于一般水平。他本来因为革命者采取恐怖手段,对革命者有些反感,可是接近之后,才知道政府对他们太残酷,他们不得不采取恐怖手段。他最敬爱的克雷里佐夫,本来是个又斯文又和善的大学生,可是目睹残酷的现实之后,变成了民意党破坏小组的组长。在许多根本性问题上,聂赫留朵夫都表现出当时先进的观点。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复活的过程,也是深刻认识社会和与贵族阶级决裂背叛贵族阶级的过程。托尔斯泰正是通过这一思想感情的载体揭露和批判了贵族社会。玛丝洛娃是托尔斯泰满怀激情塑造的美好女性形象。她原是一个美丽纯洁的少女,被聂赫留朵夫诱奸怀孕后,被主人赶出门来,在走投无路的境况下沦落为妓女。因为想起过去的事太痛苦,就尽量不去想,浑浑噩噩,过起醉生梦死的生活。后来遭诬陷,进监狱。直到聂赫留朵夫第一次探监,她还习惯地把他看作风月场上的男人,对他媚笑,向他要钱。但正是这次见面,使她回想起过去,她精神的人也苏醒了。她的可贵的品性一次次表现出来。除了第一次见面要的那十个卢布以外,她什么也没有要过。她总是在关心别人。每次见到聂赫留朵夫,都要求他为别人的事奔走。她重新爱上聂赫留朵夫,却不同意跟他结婚,因为她认为这对聂赫留朵夫不是幸福,而是一种拖累,她不愿接受他的牺牲。她在政治犯的影响下,精神境界越来越高,最后嫁给政治犯西蒙松,正是为了使聂赫留朵夫得到完全解脱。一个处于这种境地的女子,宁可离开一个贵族老爷,嫁一个服苦役的政治犯,这是多么崇高的精神境界。玛丝洛娃的精神的人不是简单地复活,而是达到了崇高、完美的境界。然而玛丝洛娃和聂赫留朵夫不同,她只是托尔斯泰塑造的美好形象,却不是托尔斯泰的代表者,不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复活》卷首引用了几段《圣经》,结尾引用的更多些。结尾与卷首所引《圣经》内容大致相同。有些评论家便认为这是本书主旨,是聂赫留朵夫的思想归宿,认为这反映了托尔斯泰空想的、反动的学说的内容,诸如“不以暴力抗恶”“道德自我完善”等。其实不应该这样看。引用《圣经》是有针对性的,为的是要世人爱护、怜恤有罪的和无罪的罪犯。请看:“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一个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们的意思如何?他岂不撇下这九十九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羊吗?”“你不应该怜恤你的同伴,像我怜恤你吗?”这里的“弟兄”“迷路的羊”“同伴”显然指的是罪犯。用意是很清楚的。接近结尾时像彗星一般出现的那个无名的老头子,是一个值得重视的人物。确切地说,聂赫留朵夫只是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载体,无名老头子才是托尔斯泰的代言人。老头子的话是极其深刻和犀利的。在这样一部书的结尾,作者是应该有一番结论性的话要说的。怎样说呢,通过什么方式,通过哪一个人物来说呢?通过中心人物聂赫留朵夫,如果说得太露骨、太激烈,也许不符合人物性格,也许会引起审查机关注意。因此设计了一个不引人注意的、一闪而过的、“疯疯傻傻”的无名老头子,借老头子之口,对宗教、法律、监狱、官僚制度进行了深刻而激烈的批判。研究托尔斯泰思想的人,是不应该忽视这个人物的。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作品都具有高超的艺术性、高度的真实性、深厚的人性。《复活》正是在这几方面都达到了非同一般的程度。关于艺术性,不少评论者都提到《复活》中使用的对比手法。是的,托尔斯泰最善于使用对比手法。开卷便写美好的春天,接着便写监狱的景象;当玛丝洛娃被押去受审时,聂赫留朵夫还躺在高高的弹簧床上;聂赫留朵夫穿着干净衬衣坐在头等车厢的丝绒软椅上说笑,玛丝洛娃在凄风苦雨中跟着车厢奔跑;柯察金夫人一行往右一拐,朝头等车厢走去,聂赫留朵夫和塔拉斯往左边走,朝

等车厢走去。举不胜举。此外,历来评论家都特别称道托尔斯泰表现人物心理活动的技巧,称道他掌握了“心灵的辩证法”。在《复活》中,聂赫留朵夫的心理活动是用直叙的方法写出的,玛丝洛娃的心理活动却不是直叙,而是通过言语、表情写出的。不论用这种方法、那种方法,都将主人公丰富而多变化的心理活动写得十分合理、十分自然、十分细腻。尽管在文学史上现实主义传统由来已久,然而真正如实地描绘现实的作品是不多的。因为历来统治者都喜欢歌功颂德,忌恨揭露黑暗、丑恶面的作品。托尔斯泰却凭自己的胆识和良心,如实地描绘了人民的悲惨境况,描绘了形形色色官僚的丑恶嘴脸,揭示了官僚制度的腐朽和教会欺骗群众的实质。《复活》写成后,当时的审查机关大加砍削,删节达五百余处,如描写监狱祈祷的两章,全部删去,只留下“礼拜开始了”几个字。就这样,发表后还是触怒了教会,教会宣布把托尔斯泰革出教门。也正是因为托尔斯泰在《复活》中真实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现实,列宁称托尔斯泰为“俄国革命的镜子”。《复活》中表现出厚重的人性,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却不是有口皆碑的。多少年来,不少人认为这是托尔斯泰最大的弱点,认为他所表现的人性是与阶级性相悖的,这是过去理论界“左”的思潮的一种表现。其实,聂赫留朵夫作为托尔斯泰思想感情的代表者,对待不同的阶级是爱憎分明的。对劳动人民充满同情和爱护之心,对革命者充满敬意,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贵族是厌恶的。在《复活》第二部中写到,聂赫留朵夫乘车赴下诺夫哥罗德,有意避开柯察金公爵一家人,不坐头等车,而坐三等车,跟普通劳动者在一起。他和普通劳动者交谈之后,心里感到无比舒畅。他“看着这些人那干瘦而强壮的四肢,那粗糙的土布衣服,那黑黑的、亲切的、风尘仆仆的脸,感到自己置身于这些全新的人以及他们那种真正的人类劳动生活的正当情趣和苦乐之中”,就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美好的新世界,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上等社会”。而“想起了柯察金之流那个游手好闲、穷奢极侈的世界,以及他们那种低下卑微的生活情趣”,就感到厌恶。可以说,聂赫留朵夫不但在理智上认识到应该同情劳动人民和憎恨统治阶级,而且在思想感情上完全站到了劳苦大众一边,站到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可见,托尔斯泰宣扬人性,不是否定阶级性,而是反对兽性。聂赫留朵夫的精神的人,也就是人性的人。在聂赫留朵夫身上,人性的人经常与兽性的人较量。当兽性的人占上风时,人性的人就被压抑了;等到人性的人复活了,兽性的人就败退了。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在具体的人身上是这样,在整个人类历史、人类社会中何尝不是这样?!《复活》是人性的人复活,也就是人性复活。弘扬人性,何罪之有?!文学以情感人。《复活》正是充满深厚的感人之情——对劳苦大众和弱小者的同情和爱护之心,对统治者的愤恨,对贵族的憎恶,对革命者的敬意,对官办教会的蔑视。这一切都表现得异常分明、异常强烈、异常真挚。这一切都是人性的感情。无怪乎《复活》感动了一代一代的读者,而成为超越国界、超越时代的不朽名著。力冈一九九一年五月

第一部

《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第二十

节至第二十二节:“那时彼得进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三节:“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七节:“……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路加福音》第六章第四十节:“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凡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一尽管几十万人麇集在不大的一块地方,千方百计糟蹋所聚居的土地,在地上铺砌石头,让地上什么也不生长,尽管一见出土的小草就铲除,尽管烧煤炭和石油烧得烟雾腾腾,尽管拼命砍伐树木,驱逐一切鸟兽,然而,就是在城市里,春天依然是春天。阳光送暖,青草蓬勃生长,不仅在街心公园的草坪上,而且在石头缝里,凡是青草没有铲尽的地方,都一片翠绿。桦树、白杨、稠李纷纷吐出黏黏的、芳香的绿叶,菩提树上鼓起绽裂的嫩芽;寒鸦、麻雀和鸽子都不负春意,已经高高兴兴地在做窝儿;就连苍蝇,经阳光一晒,也在墙脚下嗡嗡飞动。不论树木花草,不论雀鸟昆虫,不论小孩子,全都欢欢喜喜。可是人—— 大人,成年人——却依然无休无止地在欺骗自己和相互欺骗,折腾自己和相互折腾。人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这春天的早晨,不是为造福万物而生就的人间美景,这种可以激发和睦、融洽、友爱之情的美景,而是人们想方设法施行人对人的统治。比如,省监狱办公室里的官吏们认为神圣和重要的,不是所有的鸟兽和人都受到春天的感染,享受到春天的欢乐,而是昨天收到一封编号、盖印、标明案由的公文。公文要求:今天,四月二十八日,上午九点前将狱中三名在押的案犯,两女一男,送法庭受审。其中一名女的是主犯,须单独押送。由于接到这张传票,这天上午八点钟,看守长走进又暗又臭的女监走廊。紧跟着他走进走廊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女人,一头鬈曲的白发,身穿袖口镶金绦的女褂,扎一条蓝边腰带。这是一名女看守。“您是要带玛丝洛娃?”她一面问,一面同值班看守朝走廊内一间牢房门口走去。值班看守当啷一声开了铁锁,打开牢房门,一股比走廊里更难闻的臭气从牢房里冲了出来。值班看守吆喝道:“玛丝洛娃,过堂去!”又把牢门掩上,等待着。就是在监狱的院子里,空气也是新鲜清爽的,那是吹进城里来的田野上的空气。可是走廊里却是污浊难闻的饱含伤寒菌的空气,充满粪便气味、焦油气味和腐烂气味,任何人一走进来都会立刻感到窒闷和难受。女看守虽然闻惯了污浊空气,但从外面一走进来,就还有这样的感觉。她一进走廊,顿时就感到浑身无力,昏昏欲睡。牢房里响起忙乱的声音:几个女人说话的声音和几双光脚板走动的声音。“快点儿,有什么磨蹭的,玛丝洛娃,听见没有!”看守长对着牢房门喝道。过了两分钟左右,一个身穿白衣白裙、外罩灰色囚服、个头儿不高、胸部非常丰满的年轻女子大踏步走出牢房,很麻利地转过身子,在看守长身边站住。这女子脚穿麻布长袜,外套囚犯暖鞋,头上扎一块白头巾,显然有意地让几圈乌黑的鬈发从白头巾里露了出来。她的脸色异常苍白,白得像地窖里的土豆芽,长期坐牢的人脸色都是这样的。她那一双不大而宽阔的手和从囚服宽大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白脖子也是这样。在这张脸上,特别是在苍白无光泽的脸色衬托下,那双乌黑发亮、有点儿浮肿却十分有神的眼睛,实在使人惊异。其中有一只眼睛多少有点儿斜视。她挺着丰满的胸脯,身子站得笔直。一来到走廊里,她就微微仰起头,对直地朝看守长的眼睛看了看,摆出一副任人摆布的姿态。看守长正要关门,这时有一个没裹头巾的白发老太婆从门里探出她那张苍白而冷峻的皱皱巴巴的脸。老太婆刚开口对玛丝洛娃说话,看守长就把门推到老太婆的头上,白头不见了。牢房里响起女人的哄笑声。玛丝洛娃也微微笑了笑,转过脸对着门上装了铁条的小窗口。老太婆从里面凑到小窗口上,用沙哑的嗓音说:“顶要紧的是,不能说的别说,说过的别改口,就行了。”“只要有一个结果就好,不会比现在更糟的。”玛丝洛娃摇了摇头,说道。“当然,结果只有一个,不会有两个,”看守长带着长官的神气说,显然相信自己说得很俏皮,“跟我走!”小窗口里露出来的老太婆的眼睛不见了。玛丝洛娃来到走廊中央,迈着很快的碎步跟着看守长走去。他们走下石头阶梯,经过比女监更臭、更嘈杂、每个小窗口都有眼睛盯着他们的男监,走进办公室,办公室里已经有两名押解士兵持枪等待着。坐在这儿的一名文书把一份烟味很重的文件交给一名押解士兵,指着女犯说:“把她交给你了。”这名士兵是下诺夫戈罗德的一个红脸膛、有麻子的汉子,他把公文掖在军大衣翻袖里,瞟着女犯,笑嘻嘻地朝高颧骨的楚瓦什同伴挤挤眼睛。他们带着女犯下了台阶,朝大门口走去。大门上的一扇小门打开来,两名士兵押着女犯跨过小门的门槛,来到院子里,再走出围墙,来到铺砌石头的大街上。车夫、店伙计、厨娘、做工的、当官为吏的纷纷停住脚步,好奇地打量女犯。有的摇摇头,心里说:“瞧,这就是干坏事的下场,还是像我们这样做人好。”孩子们胆战心惊地望着这个女强盗,唯一可以放心的是她被士兵押着,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一个乡下汉子卖掉了木炭,在茶馆里喝足了茶,这时走到她跟前,画了一个十字,送给她一个戈比。女犯脸红了,低下头,嘴里说了两句什么。女犯觉察到向她射来的一道道目光,也不扭转头,不动声色地斜睨着那些看她的人。许多人这样注意她,使她感到高兴。这春天的空气,与牢房里的相比,清爽多了,也使她很高兴。不过她已经不习惯于走路,又穿着笨重的囚犯暖鞋,两只脚走在石子路上非常疼痛。于是她看着自己脚底下,尽可能走得轻一点儿。他们经过一家面粉铺,门前有许多鸽子,摇摇摆摆地走来走去,没有人欺负打扰。女犯的脚差点儿碰到一只瓦蓝色鸽子,那只鸽子腾地飞起来,拍打着翅膀擦着女犯耳边飞过,给她送来一阵清风。女犯微微一笑,接着想起自己的处境,沉重地叹了一口气。二女犯玛丝洛娃的身世十分平常。她是一个未婚女农奴的私生女。这女农奴跟着喂养牲口的母亲,住在两个地主小姐的庄子里。这个未婚女农奴每年都生孩子,并且依照乡下习惯,给孩子行洗礼,然后,做母亲的就不再喂养不受欢迎、不需要而且妨碍干活儿的孩子,孩子很快就饿死了。就这样死了五个孩子。五个孩子都行了洗礼,然后都不再喂养,于是都死掉了。第六个孩子是跟一个路过的茨冈人生的,是个女孩儿。她的命运本来也会是一样,可是事出偶然,两个老小姐中有一个来到牲口棚里,斥责喂养牲口的人,因为奶油有牛臊气。当时产妇和这个挺好看的胖娃娃正躺在牲口棚里。老小姐大骂了一通,又说奶油有牛臊气,又说不该把产妇放在牲口棚里,骂完正要走,忽然看见这孩子,对孩子产生了爱怜之情,就自己提出要做她的教母。她便给孩子行了洗礼,后来,因为心疼自己的教女,就常常给做母亲的送牛奶和钱。这样,女孩儿就活了下来。两个老小姐就叫她“得救妞儿”。这孩子三岁那年,母亲害病死了。喂牲口的外婆抚养外孙女感到十分吃力,两个老小姐便把孩子收养了。这个黑眼睛女孩儿长成一个异常活泼可爱的小姑娘,两个老小姐常常逗她取乐儿。两个老小姐中,妹妹索菲娅·伊凡诺芙娜比较善良,给女孩儿行洗礼的就是她;姐姐玛丽娅·伊凡诺芙娜心肠却比较硬。索菲娅常为小姑娘打扮,教她念书,一心想让她成为自己的养女。玛丽娅却说,要让小姑娘成为一名干活儿的好手,一名很好的侍女,因此对她管束很严,常常处罚她,在心情不好的时候还要打她。就这样,因为在两种影响下成长,等小姑娘长大了,就成了半个侍女,半个养女。她的名字的叫法不亲也不卑,不叫卡金卡,也不叫卡吉卡,而叫卡秋莎。她缝缝补补,收拾房间,擦拭圣像,烧菜,推磨,煮咖啡,洗衣服,有时陪两个老小姐坐坐,给她们读书解闷儿。有些人向她求婚,可是她谁也不愿嫁,觉得跟着向她求婚的那些干力气活儿的人过日子,她受不了。就这样她生活到十六岁。等她过了十六岁生日,老小姐家里来了一个上大学的侄儿,是一位阔绰的公爵少爷,卡秋莎一下子就爱上了他,虽然不仅不敢向他表白,甚至自己对自己也不敢承认。后来又过了两年,这位侄少爷出发去远征,顺路来到姑妈家,在姑妈家住了四天,临行前夜,他勾引了卡秋莎,动身那天他塞给卡秋莎一张一百卢布的钞票,就走了。他走后又过了五个月,她才清楚地知道自己怀孕了。从那时候起,她对一切都厌恶了。她只是一心想着怎样避免即将临头的耻辱。她不仅服侍两个老小姐又勉强又马虎,而且,连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竟发起脾气。她对老小姐说了不少无礼的话,过后自己觉得懊悔,就要求辞退。两个老小姐对她也很不满意,就放她走了。她离开她们家,就到县警察局长家里做侍女,但只在那里干了三个月,因为警察局长虽然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子,却千方百计地调戏她,有一次,他死皮赖脸地纠缠她,她发起火来,骂他浑蛋和老色鬼,并且狠狠地当胸推了他一把,把他推倒在地上。她因为粗暴无礼被撵走了。再找活儿已不可能,因为很快就要分娩,于是她住到乡下一个又做产婆又卖私酒的寡妇家里。分娩很顺利。可是那产婆刚给村子里一个有病的女人接过生,就把产褥热传染给了卡秋莎。婴儿是个男孩儿,被送进育婴堂,据送婴儿的老太婆说,婴儿一到那里便死了。卡秋莎住进产婆家里的时候,身上总共有一百二十七卢布:二十七卢布是挣的工钱,一百卢布是勾引她的少爷给的。等她从产婆家里出来,只剩了六个卢布。她不会省钱,自己要花就花,谁要就给谁。产婆向她要了四十卢布作为两个月的生活费,即伙食费和茶点钱,花二十五卢布把孩子送进育婴堂,产婆又借了四十卢布买牛,还有二十卢布买衣服、买礼物,所以,当卡秋莎身体复原时,她已经没有钱了,不得不再找活儿干。她在一位林务官家里找到了活儿。林务官是有妻室的人,但也和警察局长一样,从第一天起就缠住卡秋莎不放。卡秋莎十分讨厌他,拼命躲避他。可是他比她老练、狡猾,更主要的他是东家,他想叫她到哪儿就叫她到哪儿,所以找到一个机会,把她占有了。妻子知道了这事儿,有一次碰上丈夫单独和卡秋莎在房间里,就扑过去打她。卡秋莎也不示弱,于是扭打起来,打的结果是把她撵出门来,连工钱也不给。于是卡秋莎来到城里,住到姨妈家。姨父是个装订工,以前日子过得不错,可是如今没有主顾,而且经常酗酒,手底下有什么东西都要变卖喝掉。姨妈开了一个小洗衣铺,她和儿女们借以糊口,并养活潦倒的丈夫。姨妈要卡秋莎在她的洗衣铺干活儿,但卡秋莎看到姨妈铺子里洗衣女工干的活儿太艰苦,就不想干,又到荐头行里去找地方当女仆。她找到一位太太家,太太家有两个上中学的儿子。她进去一个星期,那个上中学六年级的留胡子的大儿子就丟开功课,缠住她,不让她安宁。太太认为一切全怪玛丝洛娃,就把她辞退了。一时未找到新的工作。但事有凑巧,她一来到荐头行,就遇到一位太太,肥胖的光手臂上戴着钻石戒指和手镯。这位太太知道了正在找活儿干的玛丝洛娃的处境,就把自己的地址告诉她,请她到家里去。玛丝洛娃来到她家里,太太很殷勤地招待她,请她吃馅饼、喝甜酒,又打发侍女送一封信到什么地方去。傍晚就有一个一头长长的白发和白胡子的高个子来到房间里。这老头子一进来就挨着玛丝洛娃坐下,眼睛闪闪发亮,笑嘻嘻地打量起她,同她说笑。太太把他叫到另一个房间里,玛丝洛娃就听到太太说:“是个雏儿,刚从乡下来的。”然后太太告诉玛丝洛娃这是一位作家,钱多得很,只要她能使他喜欢,他是不会舍不得什么的。她使他喜欢了,他便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说要常常和她相会。她付了姨妈家的生活费,买了新衣服、帽子和缎带,钱很快就用完了。过了几天,作家又请她去一次,她去了,他又给了她二十五卢布,并且叫她搬到单独的一个住所去。玛丝洛娃住在作家租下的寓所里,却爱上了同院一个讨人喜欢的店伙计。她自己对作家说了这事,便搬到另外一个单独的小寓所去。店伙计本来说要和她结婚,后来却不辞而别,到下诺夫戈罗德去了,显然是把她抛弃了,于是玛丝洛娃又成了孤单单一个人。她本想一个人在寓所里住下去,可是不准她住。派出所所长对她说,只有领到黄[1]色执照,经过检查,才能单独居住,于是她又来到姨妈家。姨妈看到她身上讲究的衣服、披肩和帽子,认为她现在身份高了,就恭恭敬敬地招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做洗衣妇了。对于玛丝洛娃来说,也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妇的问题。她现在怀着怜悯的心情看着前面几间屋里的过着苦役般日子的洗衣妇。那些洗衣妇脸色苍白、胳膊干瘦,有的已经[2]害了痨病,在三十度的肥皂水蒸气里洗衣服、熨衣服,不论冬夏都开着窗子。她一想到她也可能服这种苦役,就浑身发怵。就在这时候,就在玛丝洛娃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因而特别困顿的时候,一个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玛丝洛娃早就抽上香烟,而在她同店伙计姘居的后期和被他抛弃以后,她越来越迷恋上老酒。她之所以迷恋老酒,不光是因为她觉得酒味甘美,更因为酒能使她忘记身受的一切痛苦,使她摆脱烦恼,增强自尊心,没有酒是不行的。不喝酒的时候,她总感到灰心丧气,在人面前抬不起头来。牙婆为姨妈摆了一桌酒席,让玛丝洛娃吃得酒足饭饱之后,就提出要她进本城一家最好的上等妓院,向她列举了干这种营生的种种好处。玛丝洛娃必须有所选择:要么选择当女仆的屈辱处境,其中有男人的纠缠和秘密的、临时的通奸;要么选择有保障的、安定的、合法的地位和公开的、合法的、报酬丰厚的、经常的通奸。于是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借此报复勾引她的公爵少爷、店伙计和一切欺侮过她的男人。其中还有一点吸引她,使她最后打定了主意,那就是牙婆对她说,她想要什么衣服,就做什么衣服,丝绒的、法伊绉的、绸缎的、袒胸露臂的舞服,要什么有什么。于是她想象到自己穿着黑丝绒绲边的鹅黄色袒胸绸衣的情景,再也招架不住,就交出身份证去换黄色执照。当晚牙婆就叫来一辆马车,把她送进有名的基塔耶娃妓院。从那时起,玛丝洛娃就长期过起违反上帝和人类训条的生活。千百万妇女过着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福利的政府许可,而且受到政府保护。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到头来十个有九个害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夭折。夜间纵情狂饮,行欢作乐,白天昏昏沉睡。下午三四点钟慵倦无力地从肮脏的床上爬起来,喝矿泉水醒酒,喝咖啡,穿着罩衫、小褂、睡衣,懒洋洋地在几个房间里溜达,撩起窗帘望望窗外,有气无力地互相对骂。然后梳洗,搽油,往身上、头发上洒香水,试衣服,为衣服同老鸨争吵,照镜子,往脸上涂脂抹粉,画眉毛,吃又甜又腻的点心;然后穿起袒胸露臂的鲜艳绸衫;然后走进灯火辉煌的华丽大厅,嫖客陆续到来,奏乐、跳舞、吃糖果、喝酒、吸烟、与嫖客通奸,嫖客有年轻的、有中年的、有半大孩子、有风烛残年的老头子、有单身汉、有有妻室的、有商人、有店伙计、有亚美尼亚人、有犹太人、有鞑靼人、有富的、有穷的、有健壮的、有病弱的、有醉汉、有不喝酒的、有粗鲁的、有温柔的、有军人、有文官、有大学生、有中学生,各种阶层、各种年龄、各种性格的人,应有尽有。又是叫嚷又是调笑,又是打闹又是音乐,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音乐从天黑响到天明。只有上午才能脱身和昏昏沉睡。天天如此,一个星期都是如此。到了周末,就到政府机关,即公安分局,里面那些担负国家重任的男人——官吏和医生,有时严肃认真,有时不惜蹂躏为防止犯罪不仅赋予人类也赋予禽兽的羞耻心,用轻薄嬉笑的态度对这些女人进行检查,发给她们许可证,批准她们继续干上一星期她们和同伙们干过的那种罪行。下一个星期还是如此。不论冬天与夏天,不论平常日子和节假日,天天如此。玛丝洛娃这样过了七年。在这期间,她换过两个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她第一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在二十六岁的时候,她出了事,因为这事她进了监狱,在监狱里和盗贼、杀人犯一起过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送法庭受审。[1]帝俄时期的妓女执照。[2]指列氏温度。列氏三十度相当于摄氏三十七点五度。三就在玛丝洛娃走得筋疲力尽、走了很长的路、来到地方法院大厦门前的时候,她的养母的侄儿,当初诱奸她的公爵少爷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聂赫留朵夫,还躺在他那高高的弹簧床上,床上铺着羽绒褥垫和揉皱的被单。他穿着干净的、胸前皱褶熨得很平整的荷兰式衬衣,敞着领口,吸着香烟。他望着面前,眼睛一动也不动,思索着今天要干些什么事,昨天有过一些什么事。他想起昨天在富贵的柯察金家度过的一个黄昏,想到大家都揣测他一定要和柯察金家的小姐结婚,不由地叹了一口气,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里再取一支烟,可是他改变了主意,从床上耷拉下两条光溜溜的白腿,用脚找到拖鞋,把一件绸晨衣披在圆滚滚的肩上,迈着又快又重的步子,来到卧室隔壁的盥洗室里。盥洗室里充满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和香水的非自然气味。他用特制的牙粉刷过他那修补过多处的牙齿,用芳香的含漱剂漱过口,然后上上下下擦洗身子,再用几条不同的毛巾擦干。用香皂洗过两只手,用刷子仔细刷过长指甲,在老大的大理石脸盆里洗过脸和白胖的脖子,便走到旁边另一间屋里,这儿已准备好淋浴。他用凉水冲洗过那白白的、结实而丰满的身体,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穿起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穿上擦得像镜子一样锃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梳子梳理那鬈曲的小黑胡子和前顶已经有些稀疏的鬈发。他穿戴的东西,也就是他的服饰用品,如衬衣、外衣、鞋子、领带、别针、袖扣,样样都是最高级、最昂贵的货色,高雅、大方、坚固、名贵。他从十来样领带和胸针中随手各挑了一样。以前他做这些事觉得新鲜有趣,现在觉得索然无味了。他穿起刷得干干净净、放在椅背上的衣服,便走了出来,虽然算不上焕然一新,但也周身上下干净芳香。他走进长长的餐厅。昨天三个汉子刚把餐厅里的镶木地板擦得明光锃亮。里面有一张老大的橡木食品橱,一张老大的活动餐桌,雕成狮爪形状的桌腿宽宽地叉开,很有气派。餐桌上铺着薄薄的、浆得笔挺的、绣有巨大家徽的桌布。上面是盛着香喷喷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盛着煮过的奶油的奶油罐和装着新鲜面包、面包干、饼干的篮子。这些家什旁边放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新出的一期法文杂志《两个世界》[1]。聂赫留朵夫刚要拆阅信件,从通向走廊的门里轻轻走进一个肥胖的老妇人,身穿丧服,头戴花边头饰,遮盖着她那很宽的发缝,这是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原是聂赫留朵夫母亲的侍女,不久前母亲就在这所宅子里去世,她就留下来给少爷做女管家。阿格拉菲娜几次跟随聂赫留朵夫的母亲出国,在国外住了十来年,很有贵妇人的仪表和气派。她从小就生活在聂赫留朵夫家,在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还叫小名米金卡的时候就熟悉他了。“早晨好,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您好,阿格拉菲娜·彼得罗芙娜。有什么新闻吗?”聂赫留朵夫用玩笑的口吻问。“有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来的,还是公爵小姐写来的。一名侍女老早就送来了,还在我屋里等着呢。”阿格拉菲娜说着,把信交给他,脸上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好,我就看。”聂赫留朵夫说着,接过信,注意到阿格拉菲娜的笑,不由地皱起眉头。阿格拉菲娜微笑的含意是,信是柯察金小姐写来的,照阿格拉菲娜的看法,聂赫留朵夫正准备同她结婚呢。阿格拉菲娜的微笑所表示的这种推断,使聂赫留朵夫很不愉快。“那我去叫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菲娜说着,拿起那把放错地方的扫面包屑的小刷子,放到另一个地方,就轻轻地走出餐厅。聂赫留朵夫打开阿格拉菲娜交给他的那封香喷喷的信。信是写在一张毛边的灰色厚纸上的,字迹尖细而稀疏。他看了起来。“我既承担义务做您的记性,那现在就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应当出庭陪审,因此您无论如何不能照您昨天以您素有的随便态度答应的那样,陪我们去看画展了;除非您情愿向地方法院缴纳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为的是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走,我就想起了这事。请您千万不要忘记。玛·柯察金娜公爵小姐。”信的背面又附笔写着:“妈妈要我告诉您,为您准备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您务必要来,迟早听便。玛·柯·”聂赫留朵夫皱起眉头。两个月来柯察金公爵小姐一直巧妙地在他身上下功夫,就是要用一条条无形的线把他和她拴得越来越紧,这封信便是这种功夫的继续。已经过了青春少年、不再痴心钟情的男子,遇到结婚的事,总是左顾右盼,踌躇不决。不过,除了这种一般性的踌躇不决之外,聂赫留朵夫还有一个重大原因,使得他纵然下了决心,也不能立刻去求婚。这原因不是他在十年前诱奸了卡秋莎又把她抛弃了。这事儿他已经忘得一干二净,没有认为这是他结婚的障碍。这原因是眼下他与一个有夫之妇有关系,虽然从他这方面来说,这种关系现在已经断了,但她却不认为是断了。聂赫留朵夫见到女人很腼腆,但正是他的腼腆挑起了那个有夫之妇要征服他的欲望。那个女人是一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在选举首席贵族期间,聂赫留朵夫常常去那个县。那个女人勾引他发生了关系。这种关系使聂赫留朵夫一天比一天更迷恋,同时也一天比一天更厌恶。起初是聂赫留朵夫招架不住她的诱惑,后来又因为感到对她负疚,所以不得到她的同意,就不能断绝这种关系。就是由于这一原因,聂赫留朵夫认为即使自己有心,也无权向柯察金家小姐求婚。桌上正好放着那个女人的丈夫的来信。聂赫留朵夫一见到他的笔迹和邮戳,就满脸通红,顿时感到精神紧张起来。他每遇到危险,总是这样的。不过他的紧张是不必要的:那个丈夫,聂赫留朵夫主要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来信是通知聂赫留朵夫,五月底要召开地方自治会非常会议,请聂赫留朵夫务必出席,并希望在会议上讨论有关学校和专用线路等当前重大问题时支持他,因为预料在讨论中会遭到反动派的强烈反对。首席贵族是自由派人士,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反对亚历山大三世在位期间气焰嚣张的反动势力,并且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斗争,丝毫不知道家庭生活中的不幸。聂赫留朵夫想起由于这个人而经历过的种种苦恼时刻。记得有一次他以为她的丈夫知道了这事,就准备同他决斗,决斗时他准备朝天开枪。还记得跟她大闹过一场,她在绝望中朝花园里的池塘跑去,想投水自尽,他慌忙跑去找她。“我现在不能去找她,在她没有答复我以前,也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他在一个星期之前给她写过一封很果断的信,承认自己不对,愿意用任何方式弥补自己的过错,不过他还是认为,他们的关系应该一刀两断,这确实对她有好处。他现在就在等待回复,还没有收到回信。没有回信多少是个好兆头。假如她不同意分手,早就写信来,或者还会像以前那样亲自赶来了。聂赫留朵夫听说,那儿现在有一位军官在追求她,这使他难受,因为他嫉妒,同时使他高兴,因为有希望摆脱处处作假的尴尬局面。另一封信是庄园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里说,他,聂赫留朵夫必须亲自去一趟,以便办理遗产继承手续,此外,还要对今后如何经营田产问题做出决定:是按照公爵夫人在世时那样经营呢,还是采取他以前曾向公爵夫人提出、如今又向公爵少爷提出的办法,也就是添置农具,把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自己耕种。总管在信中说,这样经营要划算得多。同时总管还表示歉意说,原定一号前应当汇出三千卢布,多少有些延迟了。这笔钱将随下一班邮车汇出。他之所以延迟汇款,是因为怎么也收不齐农民欠的租,农民异常刁滑,以至于不得不求助于官府,强制农民缴租。聂赫留朵夫看完这封信,又高兴又不高兴。高兴的是他觉得自己拥有偌大的家产,不高兴的是他在青春[2]少年时期原是斯宾塞的狂热信徒,而且因为自己是大地主,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中所提出的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论点特别使他震动。他出于青年人的直率和豪爽,不仅口头上说土地不应该成为私有物,不仅在大学里就这一问题写过论文,而且当时在行动上把小部分土地(那一部分土地不属于母亲,而是他自己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分给了农民,因为他不愿意违背自己的信念占有土地。现在他因为继承遗产而成为大地主,必须在二者中选择其一:要么[3]像十年前处理他父亲的二百俄亩土地那样,放弃他的私有财产,要么以默默接受的方式承认自己以前的一切想法都是错误和荒谬的。第一条他做不到,因为除了土地外他没有其他任何生活资料。他不愿做官,可是他又过惯了阔绰生活,认为要放弃这种生活已经不可能了。而且,何必放弃这种生活,因为年轻时的信仰、决心、好强心和惊天动地的志向,如今都没有了。至于第二条,关于土地私有制不合理的道理,当初他是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吸取来的,后[4]来过了很久又从亨利·乔治的著作里找到光辉论证,要否定这一明确无误、颠扑不破的道理,他无论如何做不到。因此,总管的信又使他很不高兴。[1]原文为法语。凡用法语的,一律排楷体,以后不再作注。[2]赫伯特·斯宾塞(一八二〇年至一九〇三年),英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既为阶级的不平等辩护,又主张人人有权享用天然资源。[3]俄亩:1俄亩≈1.09公顷,合16.35市亩。[4]亨利·乔治(一八三九年至一八九七年),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发展了斯宾塞关于土地的学说,提出土地收归国有的理论。托尔斯泰热烈拥护这一主张。四聂赫留朵夫喝完咖啡,便朝书房走去,要去看看通知,看看应该几点钟出庭,再给公爵小姐写回信。去书房要经过画室。画室里放着画架,有一幅已经动笔的画翻过来放在画架上,墙上还挂着几张画稿。他看到他花了两年功夫画的这幅画,看到其他几张画稿和整个画室,又一次感觉到,他在绘画方面已经无法继续前进了。近来他特别深切地感觉到这一点。他认为,他有这种感觉,是因为审美感太敏锐了,眼高手低。但不管怎样,意识到这一点,总是很不愉快的。七年前,他断定自己有绘画才能,便辞去了军职。他把艺术创作看得很高,有点瞧不起一切其他工作。现在看来,他无权傲视一切,因此一想到这一点就很不愉快。他怀着沉重的心情看了看画室里豪华的设备,闷闷不乐地走进书房。书房是一个又高又大的房间,有各种各样的装饰、用具和设备。聂赫留朵夫一下子就在大写字台一个标有“急件”的抽屉里找到那份通知,通知写明应在

十一

点出庭。然后坐下来给公爵小姐写信,说感谢她的邀请,他将尽量赶去吃饭。可是,写完了信,却又撕掉,认为写得太亲热了。又写了一封,似乎又太冷淡了,几乎是辱骂的语调。他又把信撕掉,按了按墙上的电铃按钮。走进来一名上了年纪的、面色阴沉的家仆,腰系灰色细布围裙,留着络腮胡子,嘴唇和下巴刮得光光的。“请派人去叫一辆马车来。”“是,老爷。”“再请您对柯察金家那个等回话的人说一声,就说谢谢他们,我会尽量赶到的。”“是。”“这样有点失礼,可是我写信又写不好,反正今天要和她见面的。”聂赫留朵夫心里想着,走出书房去换衣服。等他穿好衣服,来到台阶上,一个熟识的马车夫已经坐在胶轮马车上等着他了。“昨天您刚刚离开柯察金公爵家,我就到了,”马车夫多少扭了扭他那白衬衫领子里的黑黑的、强壮的脖子,说,“他们家看门的说,老爷您刚走。”“连马车夫都知道我和柯察金家的关系了。”聂赫留朵夫心里说。于是他面前又出现了近来经常盘旋在他脑际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该不该同柯察金家小姐结婚?这个问题也像当前他遇到的多数问题一样,他怎么也不能解决,觉得这样或那样都不行。总的说,想结婚的原因是:第一,除了可以享受家庭温暖以外,结婚还可以避免不正当的两性生活,而过合乎道德的夫妻生活;第二,也是主要的原因,他希望家庭和子女能够给他目前这种空虚的生活增添一些意义。想结婚的原因无非就是这些。不想结婚的原因大致是:第一,怕失去自由,这是一切已经不太年轻的单身男子的普遍性顾虑;第二,对于女人这种神秘的生物怀着一种不自觉的恐惧。具体地说,想和米西(柯察金家小姐本名玛丽娅,正如一切名门世家的小姐,她还有别号)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她出身名门,从衣着到音容笑貌、走路风度,都与平常人不同,这不同不是因为有什么特殊之处,而是因为她的“雍容华贵”——他再也想不出更适当的词儿来形容这种品质,他对这种品质十分珍视;第二,她认为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物,因此他觉得她是了解他的。在聂赫留朵夫看来,对他的这种了解,也就是对他的崇高价值的承认,证明她聪明非凡,见解过人。不想和米西结婚的原因是:第一,很可能找到一个比米西更要好得多、因而同他更般配的姑娘;第二,她已经二十七岁,因此她以前一定谈过恋爱。聂赫留朵夫一想到这事,就很不好受。他的自尊心很强,即使在过去她爱的不是他,他也不能容忍。当然,以前她不可能知道日后会遇见他,但是一想到她以前可能爱过什么人,就觉得自己受了侮辱。就这样,有多少应该结婚的理由,就有多少不应该结婚的理由,至少二者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因此聂赫留[1]朵夫嘲笑自己是比里当的驴子。而且他至今仍然是驴子,不知道在两捆干草当中选哪一捆好。“不过,还没有收到玛丽娅·瓦西里耶芙娜(首席贵族的妻子)的回信,没有跟她完全断绝关系,反正还不能采取任何行动。”他自己对自己说。他想到可以而且应该迟一点儿做出决定,便感到高兴。“反正这些事我过些时候会考虑好的。”当他坐的轻便马车轻快无声地来到法院门前的柏油路上时,他在心中对自己说。“现在我得认真负责地履行社会职责,我一向认真负责,我认为这是应该的。再说,这种事往往都很有意思。”他心里想着,从看门人身边走过,进入法院的门廊。[1]比里当,法国十四世纪哲学家。他写过一篇寓言,说有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完全相同的干草,不知道该吃哪一捆好,结果饿死。五聂赫留朵夫走进法院的时候,走廊里已经有不少人在紧张地来回走动了。法警们带着公文或者遵照指示走来走去,有的快步行走,有的甚至小跑,两脚不离地面,鞋底擦着地板,跑得气喘吁吁。警官、律师和法院办事人员们来来往往,时而朝这边来,时而朝那边去。一些原告和无人押解的被告无精打采地在墙边踱步或者坐着等候。“地方法庭在哪里?”聂赫留朵夫向一名法警问道。“您问哪一个法庭?有民事庭,有高等审判庭。”“我是陪审人员。”“那就是刑事庭。您这样说就明白了。打这儿朝右走,然后往左拐,第二个门就是。”聂赫留朵夫照他的指点走去。在法警所指的那个门口,有两个人站在那儿等着:一个是又高又胖的商人,面貌和善,显然已经吃饱喝足,情绪极好;另一个是犹太裔店员。聂赫留朵夫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这儿是不是陪审人员议事室的时候,他们正在谈羊毛的价钱。“就是这儿,先生,就是这儿。您也是陪审人员,跟我们是一伙儿的吧?”面貌和善的商人快活地挤挤眼睛问。“那好,咱们一块儿来干吧,”他听到聂赫留朵夫肯定的回答,又接着说,“我是二等商人巴克拉绍夫,”他说着,伸出一只又宽又软的肥厚的手,“是要辛苦一番了。请问贵姓?”聂赫留朵夫报了姓名,便走进陪审人员议事室。在不大的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有十来个不同行业的人。大家都是刚到,有的坐着,有的走来走去,互相打量着,互相介绍认识。有一个退役军人穿着军服,其余的人穿礼服或西装便服,只有一个人穿长袍。尽管不少人为这事丢开正事,尽管嘴上说这事太麻烦,然而大家都露出几分得意的神气,认为自己是在做一项重大的社会工作。陪审人员有的已经相互介绍认识了,有的还在相互猜测对方是什么人,都在交谈—— 谈天气、谈早来的春天、谈即将审理的案子。有些同聂赫留朵夫不相识的人,连忙过来跟他认识,显然认为这是特别光彩的事。聂赫留朵夫却像往常跟陌生人周旋一样,觉得这是一般的应酬。要是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认为自己高人一等,他也答不上来,因为他这一辈子也没有表现出什么了不起的过人之处。至于他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和德语,穿戴的衬衫、外衣、领带、袖扣都是上等货,都不能成为他自命不凡的理由。这一点他自己也明白。然而,毫无疑问,他又认为这都是他的过人之处,认为别人对他表示尊敬是理所当然的,要是别人不表示尊敬,就觉得是受到屈辱。在陪审人员议事室里恰恰就有人对他不表示尊敬,因而他也就十分不快。陪审人员当中有一个是聂赫留朵夫的熟人。这人叫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聂赫留朵夫从来不知道而且也不屑于知道这人的姓),给聂赫留朵夫姐姐家的孩子们当过教师,大学毕业后当了中学教师。聂赫留朵夫一向讨厌他那种不拘礼节的态度、那种扬扬自得地哈哈大笑,总之,如聂赫留朵夫的姐姐说的,那种“公社习气”使人很讨厌。“哈,您也落网啦,”彼得·盖拉西莫维奇迎着聂赫留朵夫高声大笑,“您也没躲掉吗?”“我根本就不想躲。”聂赫留朵夫严肃而阴沉地说。“哦,这可是一种公民的忘我精神。不过,您等着吧,等到您吃不上饭,睡不成觉,就不唱这个调调儿了!”彼得·盖拉西莫维奇更响亮地哈哈大笑着说。“这个大司祭的儿子马上就要跟我拍肩膀了。”聂赫留朵夫在心里说,脸上露出极其阴沉的神色,假如此刻他得到亲人全部死光的噩耗,那这种神气就显得很自然了。聂赫留朵夫离开他,走到一群人跟前,这些人围着一个高高的、脸刮得光光的、仪表堂堂的先生,听他有声有色地在说一件什么事。这位先生说的是目下正在民事庭审理的一宗案件,似乎很熟悉案情,叫得出法官和著名律师的名字和父称。他说到一位著名的律师使那宗案子出现了惊人的转折,由于这一转折,那个老太太,尽管道理完全在她这一方,势必白白地拿出一大笔钱给对方。“真是一位天才律师!”他说。大家都恭恭敬敬地听着,有的人几次插嘴想说说自己的看法,可是都被他打断,似乎只有他一个人了解全部底细。聂赫留朵夫虽然来迟了,可是还得等很久。有一位法官到现在还没有来,不得不延迟开庭。六庭长很早就来到法院。庭长是一个高大而肥胖的人,留着老大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是个有妻室的人,可是十分风流放荡,他的妻子也是这样。他们互不干涉。今天早晨他收到一个瑞士女人的来信,那女人夏天在他家做过家庭教师,现在从南方上彼得堡去,路过此地。她在信中说,在三点到六点之间她在本市“意大利旅馆”等他。因此他希望今天早点儿开庭,早点儿结束,以便赶去和那个红头发的克拉拉相会。去年夏天他和她在别墅里就干起了风流韵事。他走进办公室,把门反扣上,从文件柜最下面一格取出两个哑铃,向上、向前、向两旁、向下各运动了二十回,然后把哑铃举过头顶,身子轻巧地蹲下去三次。“要保持元气,再没有什么办法比淋浴和做体操更好的了。”他在心里说,一面用无名指上戴金戒指的左手摸摸右臂上那紧绷绷的一团肌肉。他还要练击剑(他在久坐审理案件之前,总要做这两种运动),这时房门动了一下,有人想开门,庭长连忙把哑铃放回原处,把门开了。“对不起。”他说。一位法官走了进来,个头儿不高,戴着金丝眼镜,耸着肩膀,阴沉着脸。“玛特维·尼基济奇又没有到。”这位法官很不满地说。“还没有到,”庭长一面穿制服,一面回答说,“他总是迟到。”“奇怪,怎么不难为情。”这位法官说过这话,很生气地坐了下来,伸手掏香烟。这位法官是个一丝不苟的人,今天早晨同妻子发生过一场很不愉快的争吵,因为妻子不到时候就把这个月的生活费用光了。她要求预支一些钱,可是他说,无法通融。于是就吵了起来。妻子说,要是这样,那就不做饭,叫他休想在家里吃到饭。吵到这里,他赶紧收兵,生怕她说到做到,因为她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不是,老老实实、规规矩矩过日子,却落得这样,”他心里想着,眼睛瞧着又健康又愉快、容光焕发、和蔼可亲的庭长,庭长把两个胳膊肘叉得宽宽的,用两只好看的白手朝绣花领子两边捋他那又长又密的花白络腮胡子,“他总是处处得意,快快活活,可我总是有说不尽的烦恼。”书记官走进来,带来一份案卷。“非常感谢,”庭长说着,点起一支香烟,“先审哪一件案子?”“哦,我看,就审毒死人命案吧。”书记官似乎漫不经心地说。“那好,毒死人命案就毒死人命案吧,”庭长说,心里盘算这案子不复杂,四点钟之前可以结束,他就可以走了,“玛特维·尼基济奇还没有来吗?”“还没有来。”“布列维到了吗?”“他到了。”书记官回答说。“您要是见到他,就告诉他,我们先审毒死人命案。”布列维是副检察官,在这次审讯中负责提起公诉。书记官来到走廊里,就遇见布列维。布列维肩膀耸得高高的,制服敞开着,腋下夹着公文包,几乎像跑步一样在走廊里匆匆走着,走得靴后跟噔噔直响,没有夹皮包的那支胳膊不停地摆动着,摆动得手背正对着行进的方向。“米哈伊尔·彼得罗维奇要我问问,您准备好了没有?”书记官向他问道。“还用问,我总是准备得好好的,”副检察官说,“先审哪一案?”“毒死人命案。”“那太好了。”副检察官说。其实他一点也不认为这好,因为他一夜没有睡觉。他们给一个同事饯行,喝了很多酒,打牌打到夜里两点钟,然后去玩女人,去的正是玛丝洛娃六个月前所在的那所妓院,因此恰恰毒死人命案的案卷没有来得及看,现在就想草草翻看一下。书记官是有意刁难,知道他没有看过毒死人命案的案卷,就向庭长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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