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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利群等

出版社: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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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

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试读:

上篇 中韩女性媒介基础研究

第一章 女性媒介的出现与发展

一、女性媒介研究的背景

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在西方轰轰烈烈地展开,女权运动的参与者不再相信仅仅赢得了政治上的投票表决权,女性就已经和男人平等了。新一代自由主义流派的女权主义者宣布:为了得到充分的解放,妇女需要经济上的机会和公民自由。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贝蒂·弗里丹表示:“这一场革命的关键问题涉及就业、教育和新的体制。”女性主义者和女权行动者们相信,她们能够通过改良“制度”,即努力铲除教育、法律和经济政策上的社会性别歧视,达到社会性别平等。因此,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社会的各个层面,她们将研究的触角伸到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

正是在这个时期,研究者开始注意到,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传媒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容忽视的影响。正如学者所言:“每一种传播媒介都是制度发展、公众反应和文化内容的渊源。”而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研究者更是发现,“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既是一种商业,也是一种社会文化。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说,它都不可能脱离社会性别观而存在。一方面,社会中存在社会性别观;另一方面,大众媒介强化了、并在新一代人中塑造着性别观念”。因为大众传媒具有这种双重(反映和建构)属性,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开始关注大众传媒如何反映并强化真实社会中的性别歧视。

她们的研究揭示出以年轻受众为市场的文化和媒体产品如何包含对于性别的传统认同,以及这种认同是如何与传统父权制所期望的男孩和女孩具有的气质塑造的目标和规范相结合的。康奈尔指出:“受强调的女性气质形象在媒体、广告和市场活动中仍广为流行。”(Connell,1987)与此同时,乔纳森·卢瑟福考虑到了大众文化、新闻、广告和时装界对男性气质不断变化的描写,他的研究揭示出的两种理想化的男性形象(即“报复性男人”和“新男人”)是对女权主义和变化中的女性角色挑战的完全不同的回应。(Jonathan Rutherford,1988)随着女性主义思潮的不断发展,西方学者对“传媒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不断提出新的认识,其研究成果为建设传媒与性别研究的理论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积累。

对中国内地的学术研究来说,1995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是其性别研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正是借助世妇会的东风,媒介对人们的社会性别观念的塑造与反映功能才逐渐走入研究学者的视阈。最初,妇女工作者聚焦于女婴问题、家庭暴力问题,同时引发了传媒在这两个议题表现上的作用研究。进入新千年后,传媒业迅猛发展,尤其是在电脑和因特网逐渐普及的情况下,传媒在反映和塑造人们社会性别观方面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大众媒介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影响人们价值观、人生观、性别观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传媒与社会性别的研究也在众多领域走向了深入。

女性媒介的出现,是媒介功能细分化和专业化发展的结果,也是传媒制作者为了有效提高收视率针对特殊收视群体的“需求与满足”所“量身订制”的媒介类型。

二、对女性媒介的不同定义

对于何谓“女性媒介”,父权制思维影响下的定义与女性主义者所给出的定义是完全不同的。而是否具有社会性别视角,成为决定现有的女性媒介在服务宗旨、媒介内容和表达的意识观念等方面作出不同定义的根本分歧所在。

从女性媒介的发展历史看,受传统父权制思维模式的影响,女性媒介的定位片面化或歪曲了女性生活状况与身心发展的诉求,体现在众多标榜“服务于女性”、“以女性为主要受众群”的女性媒介,只以情感故事、美容时尚、主妇厨房等“软性内容”为主要构架。而这一类的女性媒介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类型僵化、内容复制性强而创新性弱,甚至以女性为卖点牺牲节目品位等的“硬伤”——“在大多数国家,大众传媒并没有用均衡的方式描绘妇女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对社会的贡献,相反宣传报道的往往是妇女的传统角色,或有关暴力、色情等行为。”

如何回归女性媒介的本位功能,强化女性媒介改善两性生活和生存质量的效用,传达和谐、平等、发展的先进理念,成为女性媒介突围的核心命题。

社会性别理论观照下的“女性媒介”,也叫妇女另类媒介,是指以女性本体需求为立足点的、以反映女性主体意识存在和发展为重要宗旨的、以紧密围绕女性日常生活经验为主要内容的、以女性观众为主要受众群的一类特定的节目类型。按照不同的媒介类型,可以分成女性广播节目/栏目、女性电视节目/栏目、女性报刊、女性网络等。

鉴于主流媒介的种种排斥与扭曲传播,妇女只能另寻他途来表达自己的智慧与情感,另类媒介正好为那些抵制主流媒介的弱势社群在不同的,甚至有时是相互矛盾的传媒意识体系间获得取舍提供了可能性。

女性媒介以性别视角审视所有信息的场所,仍然充当一个批评者的角色和占据非主流媒体位置。(L.S.Kim,Ms.Magazine)

女性主义学者使用女性媒介(妇女媒介)这个概念时,往往对这个概念加以自己的阐释。但综合来看,女性媒介普遍被认为是“以女性的视角去观察事物,反映女性独有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展示女性的风采,发出女性自己声音的媒介。女性媒介提供了建构女性话语的场所,解构了男权话语的体系,从而形成了女性文化”。“应让人们意识到这个世界不光是男性的世界……女性媒介成为传播和构筑女性文化的一个重要空间。”

由西方妇女所创办的另类女性媒介的历史源远流长。从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就是消除针对妇女的压迫以及由人种、阶级、种族隔离和性别歧视所产生的压迫,因而,也可以将妇女媒介视为“女性主义的”媒介。其由妇女经营和控制,具有非营利和反商业的倾向,对专业主义和行业权威机构持排斥态度。妇女另类媒介担负着以促进社会性别公平与社会正义为终极关怀的使命,以克服不平等的传播制度和传播行为为目标,体现出深厚的人文关怀。(曹晋,2008:77)

1995年召开的世界妇女大会推动了中国妇女事业的发展,中国的性别研究者深切感受到来自方方面面的改变与变革。世界妇女大会的成果文件《行动纲领》为传媒与性别的研究者带来了研究与行动的动力与指引。它代表各国政府对妇女发展和性别平等的承诺,也反映了妇女运动的国际共识。《行动纲领》在其12个关注领域中,将“妇女与媒体”列入其中,并提出了该领域的两个战略目标:在媒体和新的通信技术内,通过媒体和新的通信技术增强妇女表达意见和作出决策的能力;促进媒体对妇女作出平衡和非陈规定型的描绘。《行动纲领》指出,政府、机构和民间组织都对促进媒体中的性别平等负有责任和权力:“(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行业协会应当)鼓励设立媒体监测小组,监督媒体并与媒体协商以确保适当反映妇女的需要和关切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女性媒介(另类妇女媒介)逐渐发展起来。

三、最早的女性媒介:女报、女刊

(一)民国时期代表性女性报刊

1.《女学报》《女学报》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7月24日创刊于上海,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女报。其主编由康有为长女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蕙仙等人担任。《女学报》由中国女学会主办。中国女学会是在康有为、梁启超的支持下由维新派妇女组织起来的一个妇女团体。女学会成立以后,于1898年5月在上海桂墅里创办了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所女学堂——中国女学堂(又名经正女学堂)。《女学报》既是女学堂的“校报”,又是中国女学会的机关报和维新派的舆论阵地。正如《女学报》主编潘璇所说的那样:“这女学堂、女学会、女学报三桩事情好比一棵果树,女学会是个根本,女学堂是个果子,女学报是片叶,是朵花。”《女学报》是我国第一份由妇女创办,并以妇女为读者对象的报刊。《女学报》为旬刊,每期一大张。内容分为论说、新闻、征文、告白等四个栏目,并附有插图。《女学报》存续期间,前后有三十几位女性担任主笔,女主笔姓名、籍贯等信息也会在专门的《女主笔题名》栏目中刊出。这样的举措对女学报的推广发行和社会影响都有积极的意义。

这些女主笔中包括一大批优秀的女性,堪称我国最早的女编辑、女记者。较为著名的主笔包括康同薇、李蕙仙、潘璇,创办《无锡自话报》的裘毓芳,还有中国女学会的女提调沈和卿、刘可清,董事章畹香,女教习蒋畹芳、张蕴华等。《女学报》积极宣传变法维新,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以女性自己的声音为广大女性呼吁权益。可以说,较好地体现了女性要求自身解放的强烈呼声,促进了广大妇女的思想启蒙。尽管它是上层知识女性创办的刊物,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广大爱国妇女包括广大劳动妇女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受到女性的广泛欢迎。《女学报》在当时是有一定影响的。据该报第8期“本报告白”说:“本报价廉物美,每期一出海内称赞,远近购买者云集。每印数千张,一瞬而完。”可见,它当时是颇受女性欢迎的。但是,由于受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尤其是妇女文化水平的制约,它的读者主要是上层知识妇女。

2.《妇女杂志》《妇女杂志》于1915年1月5日创刊于上海,1931年12月停刊,期间每年一卷,每卷12期,共出17卷,是中国妇女报刊史上第一份也是历时最久的大型刊物。《妇女杂志》的价值在于:首先,这本杂志经历了民初女权运动低落的时期、“五四”以及其后的妇女运动频繁时期,它的长期出版说明它对当时社会存在某种必然性和合理性。其次,该杂志一至六卷即1915~1921年间的主编为鸳鸯蝴蝶派小说家王蕴章,从七卷一号开始进行了大改革,由章锡琛任主编。这种人事上的改动并非偶然,而是与杂志的内容、精神旨趣的改变直接相关。正是为了适应五四运动之后整个社会的普遍风尚,《妇女杂志》才作出如此重大的改革。将它与“五四”以后的一些妇女杂志如《玲珑》等相比较,不难发现,《妇女杂志》的这种改革取向类似于《玲珑》等杂志,致力于塑造理想中完美、新型的女性。由此我们可以相信,存在于“五四”之前的该杂志,是与当时的社会相适应、与当时的风气相契合的。第三,《妇女杂志》的主要读者是知识妇女(当然亦有男读者),其中,以中学生为最多(经济上,能受中学以上教育的女子家境至少中上)。其内容尽量平易,但五卷以前颇多文言文,阅读上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改革后用白话文,但内容上又有扩大加深,对读者的知识程度仍有较高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该杂志的读者群恰好符合我们所研究的对象,即广大的知识阶层,包括女士和男士。正是因此,我们认为,无论保守还是激进,《妇女杂志》在学术研究、生活考究上都有着很大的参考价值。《妇女杂志》的读者是一个较为固定的群体,即以有中产阶级背景的女学生及知识女性为主的女性群体。

3.《玲珑》杂志(1)《玲珑》的封面女郎《玲珑》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著名的女性时尚杂志,初名为《玲珑图画杂志》(后易名为《玲珑妇女杂志》,简称《玲珑》)。《玲珑》在其创刊号中提出该杂志的目标是“增进妇女优美生活,提倡社会高尚娱乐”。

诚如张爱玲所言,30年代的上海女学生手上总有一册《玲珑》。由此,我们认为,该杂志的流行程度丝毫不亚于草创时期的《妇女杂志》。而从《玲珑》的女性投稿者大都具有中学以上受教育程度并活跃于社交界等方面来看,该杂志反映了上海中上层女性的面貌。

李欧梵说,中国近代的民办报章刊物开创了一个传递社会声音的“公共空间”(public space),《玲珑》则自然成为30年代上海摩登女性展现其公共空间的理想园地。除文字以外,《玲珑》还利用图片来开拓女性的公共空间,这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一大突破。一直以来,女性在中国社会都是不出闺阁的,只有妓女的相片才会在刊物中出现。但在30年代的上海,很多报刊都开始主动刊登妇女照片供大众阅读,许多上海名媛都愿意将自己的照片寄给《玲珑》,以求成为杂志的封面女郎。

在杂志内刊登女性照片,是当时流行期刊吸引读者的一大噱头。例如,阮玲玉在电影《新女性》中饰演的是作家。当出版社编辑得悉这名作家是一位漂亮的女性时,就立即把她的照片刊登在报章上,以此吸引读者购买她的小说。《玲珑》之所以刊登大量女性照片,可能也是为了吸引读者。若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杂志的这种行为无疑“物化”了女性的身体。不过,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女性的身体挣脱闺阁的束缚,并见诸大众媒体,实有助于开拓女性的公共空间,亦创造了当时上海的城市文化。《玲珑》创刊号的封面女郎是上海“邮票大王”周今觉的女儿周淑蘅。此后的封面女郎既有来自女校的学生,也有来自各界的职业女性,大多是具有一定社会身份的名媛。此外,《玲珑》也很鼓励作者投稿时附上自己的照片,并和文章一起刊载。这种可见作者真面目的宣传策略,在当时也确实独树一帜,吸引了不少女性读者。

杂志的封面往往是杂志最直接的促销工具和宣传工具。凭借这第一眼的印象,读者往往能对杂志有最初的了解。封面最直观地展示了杂志的特征,也吸引了杂志的目标受众。封面女郎将女性的身体作为媒介的关注重点,这既是对女性的异化,也是对女性的另一种解放和提升。以女性的身体为摩登的秀场,使得女性摆脱了传统闺阁的束缚,获得了新的公共空间,而这一空间的主题就是“摩登女郎”。在现代性发展的社会大潮中,摩登是社会的主流,而迎合这一主流意识形态的女性形象,自然成为人人夸羡的“摩登女郎”。(2)“摩登”女性“摩登”作为外来词,是英文Modern的音译,最初传入中国时就带有强烈的西方印记。在近代中国,西化的“摩登”,本身就代表着一种令人们引颈企盼的文化。在欧风美雨的浸淫之下,“摩登”象征着西方文明所展示的一切令人遐想的美好。在当时的中国,“摩登”被视为社会发展的追求目标。而衣着入时、作风洋派的时尚女性,常常被人们称为“摩登女郎”,以区别于中国传统标准下的女子。由于西风东渐,在当时的社会中,“摩登女郎”也成为不少女性竞相效仿的目标。

张爱玲说:“20世纪30年代,女学生们人手一册的《玲珑》杂志就是一面传授影星美容秘诀,一面教导‘美’了‘容’的女子怎样严密防范男子的进攻。”可见,当时《玲珑》的主要内容还是美容与情感。这其实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中对女子的定位——花瓶、尤物和情感动物。“摩登女郎”虽然有着洋派的皮囊,但骨子里依然传承着传统社会的女子形象。《玲珑》提出的“都市摩登女性”,对女性的内在修养也有所强调。胡玉兰在《真正摩登女子》中指出,女子打扮时髦、会讲洋话、会跳交际舞并算不上真正“摩登”。一个女子要真正可以配称“摩登”,至少须具有下列条件:有相当学问(不一定要进过大学,但至少有中学程度,对于各种学科有相当的了解);在交际场中能酬对,态度大方,而不讨人厌;稍懂一点舞蹈;能管理家政:会管仆人、会烹饪、能缝纫(简单的工作,不需假手他人)。(《玲珑》第100期)

但配合《玲珑》的其他内容阅读就不难发现,《玲珑》杂志对女性的外在身体面貌更为强调。有研究者声称,《玲珑》是以“女性的身体为摩登的战场”。在这个以女性为主体的公共空间内,以女性身体建构公共空间的面貌。无疑,“摩登女性”的身体是这个公共空间的核心。(3)健康的身体,摩登的美

在当时的流行观念中,对于女性身体美的阐释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具备“健康的身体”。这是因为经历清末以来“东亚病夫”之痛后,人们对体育运动有了更多的关注,体育的发展也与国家的富强或明或暗地拉上了关系。

西洋的体育运动项目自晚清传入中国,很快在中国得到了推广。新式学堂教育中,体育也成为重要的课程科目。李维清于1907年出版的《上海乡土志》第113页就指出:“国民有尚武之精神,而后国家有自强之基础,此体育会所以宜重也,晚清上海已有颇多的体育会,如沪学会、若群学会,均有附设体育部,此外又有体操研究会、舞蹈会、商余学会等,而南市、北市亦各有体育会。”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接受了新式教育的洗礼之后,对于体育运动有了更为开放的接受心态。新文化运动之后,对女性解放的呼吁也强调:既要解放妇女的精神,也要解放妇女的身体。《玲珑》曾刊登《摩登妇女的装饰》一文,文中提到摩登女性“真正的美观,还是在康健的身体和丰满的肌肉”(《玲珑》第110期)。而佩方的《新女性的两大训练》更指出,女性其中一项重要训练就是体力,文中说道:“无论我国的女子,怎样学时髦,穿高跟鞋,但总有弱不禁风的缺点。病态美是一向给我们独占有的称号。林黛玉式的女子是我们的耻辱。现代人如果没有刚强的体格,便不会有远大的目光和伟大的希望。”(《玲珑》第76期)《玲珑》主张摩登女性应该从事运动,锻炼身体,以达至健美及更高的境界,由此使人联想到黎莉莉主演的电影《体育皇后》中所提倡的普及体育、反对市侩式锦标主义的电影信息。有趣的是,虽然黎莉莉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体育明星,但在1933年举办的中国全国运动大会中,黎莉莉亦穿起新制钉鞋练习起跑,其健美的身材和穿上钉鞋后的生气勃勃的姿态更为当时的女子体育运动带来了轰动的明星效应。(《玲珑》第117期)。黎莉莉可说是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摩登女性的健美形象。

除了黎莉莉以外,真正为女子体育和女子健美带来热潮的是在当时有“美人鱼”之称的游泳健将杨秀琼。(《玲珑》第234期)

1933年10月,国民党主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在南京中央体育场揭幕。这次运动会第一次把女子五项游泳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各地女选手纷纷参赛。年仅15岁的杨秀琼作为香港队选手参加了比赛。由于第一次有女子参加游泳比赛,轰动一时,很多人抱着“看大姑娘洗澡”的心态跑来观看女子游泳。

杨秀琼在50米自由泳、100米仰泳、100米自由泳、200米俯泳和女子200米接力赛中共取得五块金牌。一个芳龄15岁的少女囊括全运女子游泳全部金牌,并打破女子游泳全部全国纪录,确是空前绝后之举。杨秀琼就此一鸣惊人,成为全国最著名的新闻人物。

很多观赛的达官显贵都被杨秀琼所吸引。当时在场观看的蒋介石夫人宋美龄非常喜欢杨秀琼,认她为干女儿,还特意送给她一辆美国紫竹牌小轿车,喜爱之情溢于言表。此外,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在运动会中担任总指挥,也对杨秀琼青睐有加,亲自给她颁发奖品,并亲自为她驾驶马车,行驶在南京街头。

当时的媒体也纷纷以大量篇幅报道这个天才少女的成绩,当年她年仅15岁,体格健壮,面容秀丽,在游泳池中神采飞扬,人们亲切地送给她“美人鱼”的雅号。此后,杨秀琼可谓红透全国,成为当时名副其实的“国民少女”。很多报刊都用大量篇幅刊载了杨秀琼的照片。有关她的活动消息和各式照片,几乎天天可以在报刊上看到,各大画报更是将她当做最时髦的封面女郎。

杨秀琼的美正是一种健康的美,摩登的美。南京记者描写她:“风度雍容华贵,双眸明亮,性格爽朗,身躯健壮,远望如希腊女战士。”可以说,她美丽健壮的身影在泳池边的形象给当时的女性美注入了新的“健康”观。

在30年代的媒体话语中,运动型女性无疑用自己健美的身体树立了一个摩登女性的新形象,并在当时的社会文化中占据着重要位置。(二)中国女性报纸的办报模式分析

根据傅宁的研究,目前我国出版发行的女性报刊共10种,其中日报两种:《中国妇女报》和山东济南《都市女报》,其余为周报,包括湖南长沙《今日女报》、重庆《新女报》、西安《当代女报》、大连《现代女报》、太原《山西妇女报》、南昌《妇女之声报》、长春《时尚女报》和《家庭主妇报》。

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新时期。商品的流通必然包含着信息的流通,占有巨大市场份额的女性消费品的生产企业和销售企业需要借助于广告来开拓各自的市场,促进生产和销售,广告主们希望通过一种载体将其商品信息诉诸具有巨大消费能力的女性。以往的女性机关报明显不能完全胜任这一角色。因此,报业发展和市场竞争的产物——女性生活服务类报纸应运而生。

生活服务类报纸的出现打破了女性机关报的一元构架,并以其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和全新的办报理念,刷新了女性报纸的办报思路,构建了自己的市场优势,并占据了市场十分之六七的份额。生活服务类报纸在对市场环境和市场机遇的多方考量下,多以20~40岁女性为目标读者群。经费基本自给自足,办报方针上以为女性提供资讯为主;报道内容按读者需要来组织;办报人才引入竞争机制;分配多少按贡献大小来定;发行方法完全走向市场。很少有公费订购,而是靠读者自愿自费订购,有的靠自己的发行网络发行,靠广大群众对报纸的亲近、信赖、喜爱而获得市场;发行范围虽说是全国各地,但多集中在报纸的原生地。生活服务类女性报纸的办报模式有三种:机关报子报型、机关报市场化型和投资主体型,这些女报虽然和机关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大都以市场化的运作模式和全新的办报理念上路。从报纸定位到语言风格、从办报方针到办报手段,从报道内容到经营管理都有一个系统的设定。

女性报纸的定位形成了迥然不同的两大系统:机关报和市场报。在生存的压力下,机关报也不得不考虑市场,但又不能像市场报那样轻装上阵,必须肩负政策上传下达、维持妇联系统网络畅通等责任。相比之下,生活服务类女性报纸不受过多束缚,根据报纸核心受众的细分,选准侧重点就可以进行市场化运作。但综合考察,女性报纸提升市场竞争力的手段,主要有以下几种:

主推女性新闻——靠新闻性冲击市场,尽可能地全面报道女性关心的新闻,以吸引和抓住读者。女性报纸新闻版面的数量一般在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间,根据定位,数量上有所增减。表现形式轻松灵活,除了机关报有时以消息、言论传达、阐释党的方针政策外,大量的则是寓理于事,通过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多侧面地报道与女性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方方面面的信息,尽力做到全方位地为女性服务。如《都市女报》,作为女性日报,新闻居于主导地位:一版封面,二版新闻超市,“天下事,不可不知”、“便利事,服务生活”、“画中事,浮光掠影”;三四版新闻看点;五版新闻关注;六版新闻热线;七版新闻城记。在新闻事件的选择上,机关报重视指导性,对于生活服务类女性报纸,“实用”和“服务”则是各个版面的主题词。

但是不论哪种女报,在新闻事件的选择上,都坚持了女性视角。凡是涉及女性的,凡是和女性生活密切相关的,凡是女性可能关心的新闻,都进入了编辑的视野。如一个事件的爆发,一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政策的出台,首先考虑到它对女性的生活产生什么影响,找准落地点,再进行有针对性的处理。

2003年3月20日,伊拉克战争爆发,《都市女报》以“战争中妇女与儿童命运”为着陆点,作出硬性规定,不侧重报道战争进展情况,在报纸上不准出现坦克和枪炮的图片。战争爆发当天正好是世界睡眠日,报纸选了一张一个伊拉克女孩在机场候机大厅准备逃离战争发生地的照片作为封面。头版大题目是“伊拉克惊扰世界,世界睡眠日今夜无眠”。第二天,女报的封面被搜狐网站评为全国十大最具特色的报纸封面。

发挥专刊优势——分门别类设置实用性强的专刊满足女性的日常生活需要,以留住和稳定读者。女性报纸在版面上一直是按照新闻、生活专刊、文化副刊三大类进行划分的。生活专刊根据女性读者的生活需求,将版面分为女性职场、健身健康、家庭生活、服装化妆几大门类,时尚与实用并重,有针对性地为读者提供前沿资讯和服务信息,以一天大致一个主题的形式出现。如《中国妇女报》周一医药健康,周二社会法制,周三成长教育,周四生命生活,周五经济女性,周六婚恋家园。

最近报业市场的走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综合类报纸越来越多地将竞争注意力放在了新闻上面,逐渐减少了专刊版面的设置,弱化了专刊版面的功能,这就无意中给女性报纸腾出了发展的空间。而这恰好是女性媒介的强项。专刊的运作对于女性报纸来说不存在太多定位上的困惑,关键是能不能充分利用好这个优势。

加强副刊功能——考虑到女性读者兴趣阅读和文化阅读的需求,女性报纸都非常重视文化副刊。和综合类报纸相比,文化类副刊版面所占的比例都是比较大的,设有散文、小品文、诗歌、影评、读书天地等专版。为满足女性感情宣泄的需要,女性报纸大都有倾诉版,一般都是一周一个版左右。经受众调查发现,在女性读者中,倾诉版的阅读率一直居高不下。

除了常规型的副刊,女性报纸还经常根据母亲节、三八妇女节、护士节、教师节等不同的节日,周密策划,利用版面优势推出特刊,这些都不是综合性报纸能够轻易做到的。

借助杂志优点——女性报纸不仅借力于机关报、晚报,还借力于杂志,将杂志的运作经验移植过来。报纸融入了杂志封面的强视觉传播优势;另外,报纸的加厚、装订、彩印以及专刊的出现等等,都是报纸杂志化的表现。此外,连载电视剧、刊登大幅图片,是将电视媒体的运作经验移植了过来;在新闻中提供背景及相关信息链接,是移植了互联网的模式。

女性报纸大多为多版厚报,从10版左右到40多版不等。“厚报”解决了信息量与广告量之间的矛盾。为方便读者阅读,采用“设置导读”和“版面分叠”的办法。头版基本上只有“导读+图片+广告”,类似杂志的封面,色彩绚丽、明快,形式抢眼,方便读者阅读是归宿。另外根据新闻传播的重要性,阅读效果随版位后移,呈递减的有序原则,有机构建版组群,讲究新闻信息的告知性、可读性、休闲性和服务性。

突出地域特色——女性在生存意识的驱使下,对自己周围生活环境的认同意识越来越强烈,她们非常想知道自己周边已经发生了什么和正在发生什么,这就越来越依靠女性报纸地区性或区域性信息传播的数量和质量。

就女性报纸来说,本地化原创的、独家的报道是竞争力的“核心”。贴近本地生活、挖掘地方特色等相关内容,加强报纸在当地的接近性和渗透力也是赢得广告客户的一个途径,这也是平面媒体跟电子媒体、网络媒体竞争的优势所在。

除《中国妇女报》外,报纸所在区域基本是各女性报纸的主攻方向,报纸的诉求对象主要是报纸原生地的居民,报纸的发行也主要集中在这一区域,现实也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合理性,所以新闻要突出接近性。为此,有些新闻降格使用,距离远的新闻即使更具新闻价值,也要让位于本地新闻。女性报纸做足本地特色,做好本地新闻,就像是经营一个菜系一样,粤菜、鲁菜、川菜、东北菜,各有各的味儿,以适应本地女性爱好为旨归,对本地区实行密集覆盖。

概括起来,女性报纸根据办报模式和经营模式可分为两类三种。两类是政策指导类和生活服务类,三种办报模式是机关报模式,以提供新闻资讯为主的模式和以提供时尚消费为主的模式;三种赢利模式是:以发行为主、以广告为主和多种经营模式。这是根据报纸的侧重点划分出来的,是一种低层次的分类方法,因为没有一份女性报纸是专攻一种、不及其他的。这些不同办报模式产生的原因与报纸所处的经济环境、报业环境、人口构成等因素以及报纸本身的特点有关。日报拼的就是新闻,特别是与女性生活相关的动态新闻的提供。有的报纸创刊地都市化程度高,城市人口所占数额大,消费能力较强,可能就会侧重于时尚消费。有的报纸所在地城市人口数量相比之下较少,如长沙只有200万城市人口,周边围绕着数千万人口的农村,除了城市生活的时尚追求,对农村女性生活的观照也是报纸的责任。不同的办报模式决定了女性报纸不同的赢利模式。(三)当代女性时尚杂志——以《时尚》《瑞丽》为例

1.时尚是什么?

时尚是什么?这个问题似乎谁也说不清道不明,但它却是社会中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种流行的“风尚”。中国自古就有“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大袖,四方全匹帛”等时尚风行。《现代汉语词典》对“时尚”从文字学角度简单地解释为:“当时的风尚”。这是“时尚”的字面含义。随着社会观念的发展,综合社会学和心理学的理解,我们可以把“时尚”定义为某一特定时期流行的行为方式或者生活方式。

在社会学领域,有关时尚的研究理论主要有三种:

一是齐美尔的“阶级分野论”。他认为,时尚是社会精英阶层为了与其他阶层相区别而塑造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同化和异化”。一些掌握话语权的精英阶层为了区别于大众,制造了“时尚”生活方式,当这种“时尚”被其他人羡慕且追随时,这些人又会为了差别而不断地寻求新的变换,这样又会引起新一轮对时尚的追逐。当其他阶层的模仿导致这些时尚符号丧失了阶层区分功能时,精英阶层进一步创造新的时尚,以继续保持自身的优越感。而新的时尚又导致其他阶层新一轮的模仿。如此周而复始就形成了时尚。因此,时尚是不断变动的,也满足了人们对差异性、个性化的要求。

二是布鲁默的“集体选择论”。布鲁默指出,齐美尔的理论只能解释“自上而下”的时尚现象(即下层模仿上层),不能解释“自下而上”的时尚现象(即上层模仿下层)。因此他认为,时尚是一种基于集体趣味基础上的集体选择。由于趣味体现出不断变动的特征,时尚也因此呈现动态和流动的特性。

三是坎贝尔的“体验周期论”。他认为时尚是现代浪漫伦理的体现,是人们追求新奇体验的结果。而任何新奇感都有其生命周期,一开始是新奇的,很快就会变得不那么新奇,最后则变得令人厌倦。因此,新的时尚取代旧的时尚就成为必然的规律。

时尚杂志并不存在于期刊的分类中。新闻出版总署将期刊分为综合类、哲学社会科学类、自然科学技术类、文化教育类、文学艺术类、少儿读物类、画刊类。美国的期刊则分为消费类(consumer magazine)和商业类(business magazine)。

时尚杂志的名字时常见诸媒介。约定俗成,传媒和读者都能理解并接受这个称呼。聪慧报刊资讯网将期刊分为行业类、时尚类、计算机类、经济类、生活服务类、社会新闻类、对象类、文化类、影视类、体育类。

女性时尚杂志以白领女性为读者对象,是最典型的时尚类杂志,也属女性杂志的一种。我国目前约有近百种女性杂志,按内容和售价定位可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走低成本平民路线,以《知音》为代表,定价普遍在5元以下,约有30种。这类杂志的特点是图片较少,基本不采用彩色印刷,以讲述生活故事为主,主要依靠发行赢利。

第二类是中价位女性杂志,以《女友》为代表,定价一般在5~15元之间,约有20多种。这类杂志基本为彩印出版,内容充实,较为注重品位,图片较多,但仍以文字为主,其利润为发行收入与广告收入并重。

第三种走的是高档精品白领路线,以《世界时装之苑》为代表,定价一般在15元以上,约有40多种。这类杂志采用全铜版纸印刷,十分精美,图片与文字的比例约为7∶3(或6∶4),广告多而且档次较高,因为低于成本出售,一般会限量发行,主要靠广告收入赢利。这些高端女性杂志与部分中等价位的女性杂志在内容上都比较注重格调,反映最新时尚流行资讯,侧重都市情感生活、美容、着装、健康等。

如果对这些女性时尚杂志做简单的勾勒,可以总结出这样几个关键词:

A.以高收入且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女性为主要诉求对象,即大多为“白领”阶层;

B.主要着眼于城市生活,涉及美容、服装、健康、旅游、消费等与现代都市生活紧密相关的内容。

C.形式外观:“进口铜版纸彩色印刷+流行大开本模式+大量的精美图片+大量高端广告”。

2.时尚杂志的历史沿革

17世纪,在法兰西国王路易十四的大力倡导下,法国的时尚产业异常发达,形成了奢侈华美的凡尔赛风格。巴黎因此在与荷兰、意大利的商业竞争中赢得优势,成为世界时尚中心,这种优势一直延续至20世纪中叶。与此同时,在宫廷贵妇与贵族子弟之间流行着一种小册子,用以介绍沙龙文艺、裁缝铺子及服装首饰的最新流行款式等。这种传播流行时尚信息的小册子即是最初的时尚杂志的雏形。

到了19世纪,杂志作为一种介于书报之间的媒介形式,以其灵活性强、出版周期短、便于携带、易于传播,及其运转周期与季节变化相契合等特点,迅速成为时尚传播的绝佳载体。时尚杂志随着19世纪书报业的发达而蓬勃发展起来。然而,真正的第一本现代意义上的时尚杂志并不是诞生在引领世界时尚将近四个世纪的巴黎,而是诞生于现代出版业更为发达的美国。(1)《哈泼时尚》(Harper's Bazaar)

1867年,世界上第一本现代时尚杂志——《哈泼时尚》在美国问世。这本备受世人推崇的时尚杂志以内敛、高修养和知性的时尚审美风格著称于世。该杂志主要以知识女性为目标读者,标榜为“具有思辨、反省能力的刊物,在传播时尚美学的同时,旨在提高衣着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至今,《哈泼时尚》已经拥有包括美国(原版)、英国、拉丁美洲、日本、新加坡、中国台湾地区在内的多个版本。其出版机构Bazaar也是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它旗下的《玛丽嘉》(Marie Calire)也是知名的时尚杂志。(2)《大都会》(Cosmopolitan)

这是一本老牌杂志,1886年创刊于美国。当年以大胆有趣、号召“大都会女郎”的风格出道,不过现今在同类杂志中风格并不突出。1996年创办集销售、推广、展销、时尚秀于一身的Cosmopolitan show,在时尚界享有“最佳市场及销售活动”美誉。(3)《时尚》(Vogue)

VogueV于1892年诞生于美国,杂志标题取法语“时尚”之意。这本美国老牌时尚杂志号称“时尚之前,Vogue之中”,其读者群主要为都市中产阶级女性,内容广泛,包括时装、化妆、美容、健康、娱乐和艺术等方面。该杂志最令人称道的是它的摄影。一直以来,文化评论家们都认为Vogue至今115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时尚摄影的历史。支撑Vogue领导时尚影像潮流并居于核心地位的奥妙就在于那些世界上最优秀的摄影师,比如赫尔穆特·牛顿——这位被称为“欲望摄影师”的大师长年与VVogue合作。目前拥有包括美国(原版)、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新加坡及中国台湾地区等10多个版本。(4)L'Officiel

20世纪初叶,欧洲诞生了第一本现代时尚杂志——L'Officiel,它的出现比美国的《哈泼时尚》晚了将近50年。这本1921年创刊于法国的时尚杂志经常涉及以巴黎为主的法国上层社会关注的话题,比如高级女装、美容化妆、欧洲经典的文化艺术活动和贵族沙龙文化。它传承了巴黎的古典时尚传统,风格高雅华贵,飘散着浓浓的优雅艺术气息。(5)《君子》(Esquire)

1933年创刊于美国,这位“君子”一直对外宣称自己只和成熟男性打交道,并且对封面比基尼女郎不感兴趣。70多年来强调成熟、优雅和高尚的风格,虽然在今天日新月异的时尚市场上如此坚持略显老套,但其影响地位也确实令其他名不见经传的小杂志望尘莫及。(6)Elle

1945年诞生于法国的Elle距今只有60多年的历史,却在这并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跃成为与Vogue和《哈泼时尚》齐名的时尚媒体,并且是目前为止地区版本数最多的时尚杂志。法文中“Elle”即为“女性”之意,倡导女性柔美化特征,风格较Vogue更加平易近人,比较关注和贴近大众少女的时尚需求和品位,并且重视服饰产业的市场操作,实现时尚精神的倡导。在精彩纷呈的时尚文化中,Elle以其敏锐的时尚触觉、专业务实的时尚理念迅速崛起于世界时尚媒体之林。其中文版是目前中国时尚杂志市场的领军期刊,目前拥有包括法国(原版)、英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澳大利亚、南非及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中国内地在内的近30种版本,是法国桦榭集团的顶梁柱。(7)GQ

GQ于1952年在美国创刊。该杂志的内容分类包括时尚、美食、旅游、健身及两性关系,注重休闲娱乐和产品资讯。由于注重男人的生活质量问题,因此杂志的很多视角集中在对本土和国际时尚的关注上。其中,性的内容也是生活质量的一个方面,但GQ的诉求更多还在于“时尚”,因此在GQ中,两性关系的内容比例被严格控制在10%左右。(8)《流行通讯》《流行通讯》于1966年诞生于日本。该杂志从诞生之日起就以前卫、青春、另类、时尚的风格独树一帜。在其四十余年的发展中,一直是日本乃至亚洲最具前卫意识的流行杂志。《流行通讯》最初以日本著名时装设计师森英惠的名字命名——《森英惠流行通讯》,后更名为《流行通讯》。该刊以时装为主要内容,同时全面展示社会时尚风气、生活方式的各个层面,提供全面的时尚情报和资讯,跟踪全球时尚人士和时尚现象。《流行通讯》一直以来都被看做是走在潮流尖端的流行文化杂志,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流露出大胆前卫和冒险的时代精神与时尚精髓,多年来一直是时尚爱好者寻找灵感的源泉。(9)W

W于1972年在美国创刊。这本杂志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时尚杂志界口碑极佳的老牌高端杂志。其2005年6月号居然用60页篇幅刊登了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丽的“亲密生活照”——这组照片以图片形式展现了上个世纪60年代美国家庭光鲜与阴暗的双面性,皮特与朱丽在画面上扮演一对夫妻,以表情和肢体语言无声讲述着这个虚构家庭中的故事。与此对应的专题文字解释却只有2页——可见其捕捉时尚风潮脉络之敏锐。(10)《费加罗夫人》(FigaroMadame)

1980年,《费加罗夫人》创刊于法国,与1933年创刊于美国的《君子》气质颇为相似,都强调高雅持重的仪表,看重“时尚中的智慧”,有实力雄厚的费加罗报团在其后作为支撑,内容除时装外还涉及美容、烹调、养生之道等等。(11)i-D

1980年,创刊于英国。大写的字母D强调杂志对设计的关注,而小写字母i则暗示杂志“我行我素”的风格。创办人特里·琼斯希望这份杂志能够在主流之外为时尚界和关注时尚的人带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多的声音:“时尚不仅仅是衣着,它还是我们身边的文化,是音乐、电影、文学、艺术和食品等这些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东西。”源自生活的灵感,对现实的敏锐洞察,创新的思想,异于传统的表现手段,出色的摄影和富于个性的版面设计,使得i-D在诸多时尚杂志中独树一帜。(12)BRUTUS

1980年,日本诞生了一本名为BRUTUS的时尚杂志。在BRUTUS的创刊号中,它很快撇清了自己中年杂志的定位,强调自身是无时代的男性杂志,提倡“身为男人”所应该追求的生活方式,并声明BRUTUS是为所有的男性而编的一本杂志。其特点是:每期都在一个大的主题下运作,每期都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核心主题。(13)《男人帮》(FHM)

FHM全称是For Him Magazine,1985年创刊于英国,该杂志定位为软性情色杂志,每年一届的全球100大性感美女评选和全球性现状调查报告都是FHM的保留栏目。近年来EMAP集团旗下的《男人帮》以其迅速直接的风格吸引了大批中国的年轻男性读者。(14)《玛丽嘉儿》(Marie Claire)《玛丽嘉儿》于1998年诞生在法国,该杂志曾为贝克汉姆打破了14年不用男性做封面的传统。《玛丽嘉儿》如今被认为是主流女性时尚杂志市场上最狂野的杂志。

纵观时尚杂志百年历史,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转折点,二战之前的时尚杂志发展较为传统,讲求杂志的知性和风格的贵族化;二战后诞生的时尚杂志并不遵循稳健的时尚杂志发展老路,而是追求另类色彩,在对待“性”问题上也呈现出更加开放的姿态。

3.中国女性时尚杂志的历史发展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并没有产生过真正意义上的女性时尚杂志。但早在欧美时尚杂志蓬勃兴起的时候,在素有“小巴黎”之称的上海就已经出现了女性时尚杂志的萌芽。1926年,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起步,上海良友图书印刷有限公司编辑出版了中国第一份大型画报——《良友画报》。该刊内容丰富,广泛涉及商业、政治、文学、电影、戏剧、妇女活动等,采用大幅明星照片作为封面,定期介绍流行服饰或发式,设专栏对欧美流行电影、明星进行评介等等。

最具当代女性时尚杂志雏形的当属良友出版公司于1927年出版的《现代妇女》(1928年更名为《今代妇女》,后更名为《妇女画报》)。在《今代妇女》的“征稿条例”中有这样的描述:“本志乃属妇女家庭之刊物,图文并重,每期需稿甚多。照片方面,如妇女生活、女界名人介绍、家庭儿童等;图画方面,如妇女时装,房屋装饰、漫画,以及富有兴味之黑白书画等;文字方面,如关于妇女问题探讨之论文,中外女界名人传记,家庭日常生活之研究,以及文艺作品如散文、小品、诗歌、小说等等……俱极欢迎。”由此可以看出,单就内容而言,当时的《今代妇女》已初具如今时尚杂志的种种特点。该刊于1931年停刊。

1931年创刊于上海的《玲珑》是30年代最具时尚杂志特征的女性刊物。这本杂志报道好莱坞以及上海电影明星的新闻,刊载最新的潮流时尚装扮,在当时广为流行。现在看来,这本杂志非常能够体现那个时代上海摩登女郎的气质。由于战争原因,1937年《玲珑》停刊。

总的来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杂志以综合类居多。这些杂志大多采用美女作为封面,推介女性现代装扮,并且把时政、文化、影视、文艺等杂糅在一起,呈现出我国历史上女性时尚杂志最早的面貌。这些杂志对妇女的塑造,尽管从外观上来讲具有很强的展示性,但毕竟为当时女性进入公共视界提供了展示空间,具有较强的进步意义。这些杂志大多在抗战前后停刊,最晚停刊的是《良友画报》,其一直坚持出版到1945年抗战结束。

如果说《今代妇女》是中国女性时尚杂志的萌芽,那么在《今代妇女》停刊后的几十年里,由于战乱以及新中国成立后“左”的思潮的影响,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女性时尚杂志的发展都处于停滞状态。在将近50年的时间里,我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时尚杂志。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国内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文化氛围变得较为宽松,书报产业渐渐开始复兴。1980年2月,中国内地最早的一份关于时尚潮流信息的期刊读物《时装》诞生,可称之为中国本土的第一本时尚类杂志。它是一本专业性比较强的时装杂志,据称在上个世纪80年代其发行量最大时曾经达到每月80万册。

进入上个世纪90年代,中国内地诞生了第一本真正现代意义上的时尚杂志。1988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译文出版社与法国最大的桦榭菲力柏契集团通过版权合作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时尚杂志《世界时装之苑》,开创了中国时尚杂志的先河,通过服装与时尚的结合,“中国时尚杂志”的概念逐渐清晰起来。

1993年8月,中国旅游报与美国赫斯特出版集团旗下的《大都会》杂志合作的《时尚Cosmopolitan》创刊,杂志不单纯介绍国外时尚潮流,而是提出“国际视野、本土意识”的口号,把时尚往本地人能效仿的方向上引导。

1995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引进日本《主妇之友》版权,推出了《瑞丽》杂志。与《世界时装之苑》和《时尚》的欧美风格不同,来自日本的《瑞丽》是完全的东方风格。日本人在服装搭配方面注重周详实用的风格,同时,日本人的肤色、身材以及审美趋向在许多方面与中国女性接近,这应该是《瑞丽》目前与前二者在中国时尚杂志市场上三分天下的重要原因。

其后,《好How》,《风采Frends》,《世界都市I Look》,《虹Madame Figaro》,《优雅Grace》,《格调Good》、《都市主妇Lady》等一批杂志纷纷崛起,中国时尚杂志主体文化与商业意识逐步形成。现在,占据时尚杂志优势地位的是《时尚》、《世界时装之苑》和《瑞丽》。它们经过多年经验的积累,又有相对优势的国际资源,已经形成了自身的品牌群。

4.时尚杂志的社会意义

作为新兴媒体的女性类时尚杂志,该如何寻求它们的责任?作为为女性服务的杂志更应该具有一种女性意识,这种意识不是对男人充满仇恨要把他们打倒在地,也不是以金钱的方式去奴役男人,更不是靠出卖女性的性特征去吸引男性的注意,而是真正平等地做到爱男性也爱女性自身,在尊重女人的同时也尊重男人。唤醒女性自身的追求平等的意识绝不是靠献媚得来的。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画报封面上的女性形象,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女性形象分别是“女解放军”、“女机床工人”、“女拖拉机手”、“女火车司机”、“女教师”、“女医生”……她们不施粉黛,风采自得,在她们身上散发着年轻共和国蒸蒸日上的气息。中国妇女解放与民族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紧密相连。在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非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基于“阶级”的阵线,而非“性别”的划线,这使得中国女性解放运动在最初就获得了比其他国家和地区女性解放运动更广阔的视野、更博大的胸怀和更高的起点。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获得较快发展,商品经济价值观替代了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在一个物质前所未有丰饶富足的时代,在女人盛装华丽的外表下,女性文化被贴上了暧昧的“女人味儿”标签,女人对化妆技巧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外部公共事务的兴趣,女人不断后退,消失在公共视阈之外,消失在男人主导的世界里。女性再次不可避免地沦落为波伏娃所论证过的“她在男人面前不是主体,而是荒谬地带有主观性的客体,她把自己即当做自我的他者命运”。而女性时尚杂志不可避免地充当了那个诱使女性“将自己的身体变成消费品”的角色。(1)时尚杂志与消费主义

对于现代社会中的人来说,消费行为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的、非理性的行为。购买最新发明的玩意儿、市场上最新式的任何东西,是每个人的“梦想”,而真正的“实用”,相形之下倒是次要的了。所以我们生活中有越来越多的购物狂。因此,消费主义所缔造的这个物质极其丰盛的世界是不真实的,它代表的只是一种意义的空虚状态,以及不断膨胀的欲望和消费激情。

在今天,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鼓励无止境的物质占有,通过各种媒体广告传播消费主义生活方式。广告模糊了人的基本物质需求和欲望之间的界限,不断刺激和引导人们消费,完全以生产者的利益为导向和目标,而不是出于消费者的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时尚类杂志用新奇的、响亮的、花样翻新的语言吸引读者,人为制造出某种需要,不断唤起读者的购买欲望,从而引导读者认同它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把自己打扮成杂志图片所展示的模样。《瑞丽》杂志号召读者做“时尚先锋”。而对于所谓“时尚先锋”来说,“卡永远不够刷,衣服永远不嫌多”,“呕心沥血倾空钱包却精心打扮成最不经意的样子”,“不惜代价买买买,就是为了成为春天最美的风景”……在极力唤起读者认同的同时,杂志还对不能认同的人稍加嘲弄:“不惜一掷千金用大半个月薪水换来一条CK七分裤,想想男人的赞叹如潮和女人的艳羡眼光,减掉区区十几张钞票算什么?别以为会花钱的家伙就败家,我们鄙视那些钱赚得再多也不会用的人,说白了那是不懂得生活。”《瑞丽》反复向读者灌输这样一个人生信条:生活的意义在于消费。有钱不消费是不懂得生活,理应受到鄙视;没有钱消费则意味着贫穷,而贫穷是丑陋的。

的确,白领阶层的生活准则与时尚杂志的消费特性基本上达成吻合。只有白领能将消费中的文化和情调发挥得淋漓尽致,也只有他们会迷恋时尚杂志所营造的氛围。在这里,时尚杂志似乎描绘了白领阶层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实际上,这并非是白领真实的生活内容,时尚杂志回避了他们工作的艰辛和尴尬的处境,更不去触及他们的内心深处。

浏览《瑞丽》杂志,我们会不断发现这样的字眼:“……是今年的大热”;“……正受明星宠爱”;“……即将风靡”;“把需要忘记的和必须过气的统统扔进回收站”;“白色七分裤你绝对需要一条!如果还穿去年那条试图蒙混过关,就太老土了。今天的白色七分裤可是全新升级版,不能不看哟”;“每时每刻,我们按照一本叫做《格调》的书指导自己的生活,然后又按照一本叫做《恶俗》的书把自己检点一遍,并且乐此不疲。关键是,我们要在这一段时间内卓然领先”;“即刻赶赴,披挂上最IN的衣裙投奔时尚海洋,感受最前沿”;“立刻,轰轰烈烈奔赴时尚大潮”……

时尚的概念来自西方。而西方社会历经两次世界大战,思想精神领域偶像坍塌,时间观念、价值坐标被重新设定。最早为“现代性”作出描述的波德莱尔认为,脱离开瞬间,一切永恒都是虚假和毫无意义的。“瞬间”是未来最可靠的历史本身。现代性的特点在于转瞬即逝、昙花一现和过眼烟云。相对于传统价值观对“过去”的推崇和强调,现代性寄希望于“现在”和“未来”。“现在性”这种对“当下”的强调,与时尚尊崇“为变化而变化”的逻辑暗合。“时尚”一词在中文中最浅白的解释是当下所崇尚的。对“现在”的强调也是对“变化”的强调。

作为一本在市场上获得空前成功的时尚消费杂志,《瑞丽》以每月四本的速度急速推向流行市场。《瑞丽》杂志的流行时间锁定在“当下”,或者即刻到来的“将来”。它不停地冻结我们的日常穿衣经验,人为地把它划分为“过气”与“时兴”。“现在”的价值被无限放大,凸显而出,这与现代价值观中对“现在”的强调不谋而合。

可以看出,无论是在公共领域还是在家庭这一私人领域,时尚杂志所推崇的现代生活方式,实际上都是一种现代消费方式,这充分体现了时尚类杂志倡导消费文化的宗旨。而在时尚类杂志所传播的消费文化中,消费许诺给了现代女性以解放、自由、个性。于是,“女性解放”一个如此严肃而沉重的话题,被转化成了轻松的、时尚的、消费的话题,消费成了促使女性自我实现的手段,而女性的现代意识则成了消费的动力。在时尚杂志所建构的价值观念中,二者已经合而为一。(2)时尚杂志与女性身体

现代人的审美标准正在遭受完美的电脑处理过的照片的挑战,现代人正成为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存在的“完美丽人”的受害者。

然而,女性时尚杂志正是承担了这种确立和传播美的标准和功能,并为普通女性达到这个美的标准提供了一系列身体规训的方法。除提供这样一系列美学标准之外,各种各样的“身体训练法宝”和“完美攻略手册”也应运而生。《瑞丽》杂志为读者提供了大量有效接近这些美丽标准的技巧性守则:“美丽魔法——破解打造完美形象的魔力咒语”;“暖春完美肌肤计划”;“瘦身最新情报”;“短袖个性——瘦臂书”……从这些“身体训练法宝”和“完美攻略手册”,我们可以了解到,大腿、胸、小臂和臀部是身体(特别是女性)塑形的重点部位。构成矛盾的是,同样作为身体系统的一部分,对于胸部、臀部和大腿、小臂,杂志给出的塑形标准与女性真实生活现实有很大差距。胸部和臀部完全依据“性”的标准,要求女性性特征强烈凸显;而大腿小臂却必须符合“苗条”的标准(其实所谓苗条的标准也是“性”的标准,因为在男性看来,纤细和瘦弱也同样是女性的身体特征)。为了达到这些形体标准的社会建构,女性必须对自己的身体进行严格的自我规训,严格控制饮食并进行有计划的体育锻炼。除此之外,胸部和臀部可以通过注射硅胶而隆起和上翘,大腿和小臂上的脂肪则可以通过整形手术被抽取。时尚杂志特别为此提供了大量实用的参考信息。

总之,“在现代化科技的推波助澜下,女人的身体已经成为一门专门知识,不再为女人所能够控制,只有美容健身专家及妇科医师才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在这个知识越来越专业化、科技化的时代,女人的身体虽然成为一门女人无法控制的科学,但女人却必须经历各式各样的自虐仪式,去装饰自己成为待价而沽的后现代白雪公主”。

由此可见,身体早已不再是生物学上的物质单位,而是一个具有社会生命和文化生命的基本单位;身体已经不再是一个完成式的生物实体,而是一个有待完成的社会文化建构。为了适应社会公共生活,人必须掌握一套完整的身体规训手段,通过一系列的严格训练(运动、节食),把身体的重量和轮廓严格保持在一定的规范内。于是,身体不再只是个人拥有的肉身,而且是一个重要的生产和流通符号,更是一个人人“购买”和“使用”的消费品。(3)时尚杂志与受众阶层

现代都市时尚杂志的目标受众是拥有相当数量的经济和文化资本的白领阶层,他们的消费能力和独特的消费口味是时尚杂志定位的经纬线。这样构筑起来的一个世界,是排他的和封闭的。消费是媒介和其受众共用的唯一语言,没有能力消费的下层群体的品位是不能进入时尚杂志的视野的。

媒介与受众的合谋是都市时尚杂志典型的运作手法。以《瑞丽》为代表的时尚传媒把广大受众当做能带来利润的特殊商品,费尽心思就是为了抓住最有消费能力的女性白领受众(包括其身前身后的男性),充分地迎合他们的口味和生活方式,将他们聚集在自己的麾下,再出售给广告商获利。在媒介吸引和迎合受众的过程中,媒介的立场越来越受到受众的影响,受众的品位和观点左右了媒介的定位和价值取向,媒介实际上和受众共享了话语权。这样一来,媒介就和受众完成了合谋。受众成了媒介用来赚钱的招牌,而媒介又为受众提供了一个活动场所,让他们进行价值诉求和观点扩张,使其通过在文化和经济消费市场的圈地运动来建立自己排他自足的封闭型小社区,将异己排除在外。

近十几年来白领阶层迅速崛起,他们中蕴藏着巨大的消费实力,这使得他们成为广告商和媒体追逐的目标。白领阶层在我们社会人口之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但是报刊上关于他们的报道却铺天盖地。由此他们通过媒体来将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进行广泛扩张,以期获得一种社会认同和优势地位。这种合谋显然是成功了,当今几乎所有的时尚主张和人生设计都被披上了白领阶层迷人炫目的外衣。消费主义不仅成为白领阶层的身份标识,而且由于媒体对他们的追捧和神化,迎合了当今社会人们对富足无忧的物质生活的憧憬,消费主义也对其他的社会群体产生着巨大的吸引作用。消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几乎就等于幸福。于是,人们孜孜以求的就是挣钱、消费、再挣钱、再消费……一旦社会陷入物质消费的泥潭,各种社会问题也就接踵而至了。

这些时尚杂志用绚丽缥渺的神话引诱大众的欲望,并虚假地满足大众对财富和身份的向往。它掩盖了社会的真实面目,使大众陷入幻想和现实的尴尬境地中:他们迫切地希望成为新富人,但其生活却依然平淡和毫无起色,此时,贫穷成为一个可怕的事实。它所制造的欲望冲动充斥于社会的每一角落。将时尚杂志提供的生活方式误以为是好的、唯一的、唾手可得的生活方式,正是大众被欺骗、被塑造成精神上的单面人的重大原因。

第二章 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基本理论

一、女性主义的知识论与认识论

(一)女性主义问题意识

如果一个女人在生活中由于生为女人而感到某些不便,那么她就有可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如果她认为这些不便是不应该有的,那么她就是女性主义者。同时,如果一个男性在生活中感到由于身为男人而享受更多个人的、社会的机会,那么他就有可能成为女性主义者。反之,他绝不可能成为女性主义者。

女性主义者并不特别,他们只是认识到性别的社会差异并相信这是不当的。所谓女性主义,来自“女性主义问题意识”。女性主义将社会成员泛划为男性和女性,关注女人受到社会权力压制的情况,并反对之。

但不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论及性偏见和性歧视时,往往会加上一句“我虽不是女性主义者……”。这是由于女性主义者的称呼所包含的否定意象——女性为“过激的”、“激进的”印象,男性为“出风头”、“娘娘腔”的印象——使得人们无意识地作出上述反应。可以说,女性主义的否定印象,是现存性别歧视的秩序对于所受到的威胁而作出的集体性反应。因此,女性主义的话语称谓意味着过激性,“女性主义”是“不温柔”的记号。

从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女性主义的确是不温柔。这是由于它批判和拒斥了男女区分及由此而来的社会性别歧视秩序。这种歧视不容易被看到。由于女性和男性社会范畴被视为自然和理所当然的,由此带来的性别歧视便不会被看做歧视,而是看做正常的性别分工,其不当性因此被遮盖了。但其实,“女人呢……”和“男人呢……”的用语,往往不是单纯的性别化的区分,而是包含了性别歧视的话语。

因此,所谓女性主义,是对性的观念和性习惯的颠覆。该颠覆的视角包括关于性别区分的所有社会惯行,尤其是性歧视的疑问,但第一个问题是“何为性”。(二)女性主义关心的对象:性与社会性别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初次见到某人时,首先要把握对方的性别(即性/sex)。性是我们决定应该如何对待对方的第一要件。因此“男性?”、“女性?”这几乎是在无意识中即刻形成的提问。假若对方给人的性别信号不清晰,例如发型、礼服、身材等很难判断是男是女,人们便会作出否定性反应,即难以决定对对方的判断(N.Henry,1977)。

性别就是这样伴人一生,决定人们对其的态度以及与其相关的一切评价。因此人类所创造的文化中有很大一部分都在为表达自身性别倾其心血。例如服装、发型的区分,随身饰品更是使用了很多记号以区分性别。与此同时,人际关系上使用的话语、身体语言等也用做人们对性别的区分(朴正顺,1996,pp.232~248)。

问题在于人们对性别进行区分的同时会规定个人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位置。男性的东西和女性的东西象征各自的性别,但会附加歧视的意味。事实上,这样的东西大多与自然性别无关,人们对其使用方式的学习是在自身社会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的,违反者就会被社会规范批判为“不男不女”。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表达并行使的“性”、“性别”中隐含着什么呢?

1.性、性别、性别理念

一般来说,人分为男性和女性,这是一出生就决定了的。其中包含了男女的自然生物差别决定男女的特质,从而决定男女的性别分工的保守的生物学本质主义观点。该观点大致如下(Jagger,1983b):

第一,男女在染色体、解剖学结构上生而不同;

第二,女性具有与男性不同的生物学特征;

第三,男性表现出男性的东西(如:攻击性、积极性、合理性、逻辑性等),女性表现出女性的东西(如:温柔、被动、直觉、感性等);

第四,男性行使男性的分工,女性行使女性的分工。

根据该观点,男女两性的社会区别不是歧视,而是认可其各自的不同而已。而实际上这是区别了性分工,暗示了两性“自然而然的”不平等。

女性主义不认为人的特性单纯地以生物学属性为基础。因此性的概念首先区分为生物学角度的性和从社会文化的角度构建的人为的、社会的性,即社会性别(gender)。我们区分性别所用的男性、女性等用语,是依据男性气质(massculinity)与女性气质(femininity)的概念做出的界定,应隶属于社会文化的范围。

女性主义之所以将性概念分开来看,是由于:①要强调人对于性别的自我认知(即男性意识或女性意识)或性行动等根源于生物学之外的其他社会文化力量;②伴随男性与女性的分类的“男性化”或“女性化”等肉体的、心理的属性,其实是通过社会文化的经验和学习获得的。即男性、女性被赋予的社会作用影响了生物学的性,使其反过来强化社会文化的性别特点。

然而,随着女性主义理论的展开,性开始超越其自然的或附加的文化概念,其所涉及的范围有所扩大。即现代女性主义理论超越了我们所说的生物学的性或性别,从社会文化范围规定了其流动性的含义。由于“生物学”与“文化”相互交织,所以人们将人分为男性和女性就不能不说是社会文化现象(Dworkin,1974)。

我们将动物分类为野生动物和家畜,家畜又有食用和宠物之分,这些分类的基准随着时代和文化的变化而变化。人类的性分为男女也是一样,生物学的分类和社会文化的分类不同,而根据不同的分类行为的基准可以划分为不同的文化的内容(朴正顺,1996,pp.378~398)。按此观点,女性主义的性别概念通过如下扩大,可以使得性别领域成为生物学的必然。

第一,我们将人类分为男女的行为并非对自然进行文化形态的原样照搬。

第二,身体的性状与社会的性状相互交织。成人之后所具备的身体的“男性化”和“女性化”会通过社会作用,即“文化化”(enculturation)的过程而演变为“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正如在生物学的基础上构建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特征。

第三,男性与女性、男性化与女性化的区分,是作用于世界大部分分类、描写、规定、理解的基本分类体系,而且,是在所有社会基准上组织和支配人类行动的原则。

第四,性别是一种理念。对于“男性的”、“女性的”的性别规定(gender definition),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时代中有不同的含义,性别的经验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总之,女性主义所说的性别是支配我们思维和行动的“某种东西”。性别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我们理解和说明世界提供一种有用的分类体系。男性/女性,男性化/女性化的分类在描写、定义、理解的时候起作用。另外,性别通过隐喻自然的东西(如:女性—大地,男性—天空)或换喻(例如:女性—眼泪,男性—筋肉)等,自然地作为现实构成的基准,“性别关系的结构成为建构社会象征秩序的基准”(Spender,1980)。

如此建构的性别象征体系在一个文化之中可能成为支配我们思维和行动的理念。性别含义的生产和再生产,是“男性中心”理念之中的主要步骤。“性别”成为“谁规定其含义”、“谁的经验适合该含义规定”的争论场。

所谓性别理念,是指将人类的性别区分为男性和女性,指的是通过等式:女性=女性化=女性的东西,男性=男性化=男性的东西,赋予二者间的歧视含义与价值,使对女性的社会歧视成为看起来理所当然的东西。对性的保守的、本质主义的视角,将社会文化的性别与生物学的性(自然性)相混淆,使得对性的区分很容易被人们所误解。

然而,所谓性别理念并非可以轻易被察觉。关于这一点,英美文化圈中在生物学和医学之外的场合,一般将男女之分以社会性别(gender)一词代替性(sex)。所谓社会性别是指我们使用文化范畴作为社会区分男女的基础。

2.社会性别的概念与理论

第一,社会性别概念的辨析

社会性别的英文原词为gender,在英文词典与著述中,对gender一词有许多定义和阐述,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与解释如下:(1)《美国传统辞典》中,将gender解释为:

gender为名词时:

a.【语法】

b.性,一种语法分类,用于名词、代词或形容词的分析,而且在某些语言中动词可能是任意的或基于一些特点的,例如性别和行为方式,来决定其与修饰成分、有关搭配及语法形式的一致性或选择性;

c.性的类别;

d.在这种类别中有性别的字的区分,一个单词或语法形式的分类;

e.性区别的形式,使用的一个或多个区别形式;

f.性别同一性,尤指与社会与文化有关。

gender的用法:

传统地,gender被主要用来指“阳性”、“阴性”和“中性”的语法类别。近年来,这个单词已被人们普遍接受为指基于性别区分的类别,例如在词组、性别差异和性别政治中,这种用法被许多人类学家所支持,他们把sex局限为生物类别,而用gender来指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类别。(2)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Joan W.Scott)给gender下的另外一个定义如下:“gender是基于可见的性别差异之上社会关系的构成要素,是表示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方式。”(3)在谭兢常、信春鹰主编的《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一书中,对gender给出了如下的解释:“用来指由社会文化形成的对男女差异的理解,以及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女性或男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4)美籍意大利学者劳瑞迪斯(TeresadeLauretis)在她的名著《社会性别机制》中,对社会性别作了如下的阐释:“社会性别事实上是对一种关系,一种隶属于一个阶级、一个团体、一种类别的关系的再表现。社会性别并非指代个人,而是指代一种关系,一种社会关系。”“一个小孩是中性的,尽管一个小孩从‘自然’得来一个性别,只有等到它成为(或被表示为)男孩或女孩的时候,它才具有社会性别。社会性别不同于性别:性别是一种自然状态,而社会性别则是用特定的、先于个人而存在的社会关系来重新表示每一个人;这种再表现是基于两个生理性别在概念与结构上的僵化对立。”

由此可见,gender在英语里本来是一个语法概念,表示词的阴阳性。在语法里面,这个词是用来将字与语法形式按照有性与无性及其特征来分类。以上四种定义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社会性别的不同层面和功能。《美国传统辞典》强调的是社会性别的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类别,斯科特和劳瑞迪斯强调的是社会性别的社会关系层面,而《英汉妇女与法律词汇释义》则将重点落在群体特征与行为方式上。

尽管不同的定义各有侧重,但这些定义都认为除了生理性别之外,还存在着社会性别。人类基于生理差异形成了性别,这只是生物学上的区分。社会性别则是男女两性在生理因素的基础上,受社会文化因素影响形成的性别特征与差异,主要基于社会文化的建构。社会性别是人在成长过程中被逐渐培养成的,它可以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被改变。因此,社会性别和性别不一定是一致的,社会性别与性别有联系更有区别。与性别不同,社会性别不是先天的、自然的和不可更改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性别与社会性别的统一。

20世纪70年代之后,女性主义在研究中引入并发展了这一概念,使之成为一种分析的范畴、工具和框架,并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妇女研究界,有些学者将社会性别译作性别。因此,gender在中文中被译为“性别”和“社会性别”两种。将gender译为“性别”的代表人物是社科院社会学所的李银河博士。在她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一书中,gender统一被译为“性别”。这本书将斯科特的名著译为《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其他一些学者,如北京大学的佟新教授也倾向于使用“性别”一词。佟新认为,在中国“一提性别都知道是社会性别,中国没有西方对性(sex)和性别(gender)那么大的区别”。佟新还认为,“社会性别”一词比较绕,“写一篇文章总是社会性别、社会的社会性别,觉得有画蛇添足的感觉”。

然而,将gender翻译为“社会性别”的学者占大多数。译为“社会性别”的第一人是中国留美学者王政博士及其所领导的位于美国的海外中华妇女学会。她在一篇文章中回忆翻译gender一词时,曾写道:“1993年海外中华妇女学会第一次同中国妇女研究者合作,同天津师范大学的妇女研究中心一起举办了为期两周的‘第一届中国妇女与发展研讨会’。会上明确用‘社会性别’这个词来介绍gender这个新概念。”王政在《“女性意识”、“社会性别意识”辨异》一文中对使用“社会性别”作为gender所对应的中文词汇进行了解释。认为由于“性别”一词一直存在于中文词汇中,因此,在翻译gender时,为避免用饱含陈旧观念的语言来包装新的概念,因此,将gender译为“社会性别”以示区别。她认为:在性的问题上,要用社会性别制度和社会性别关系来分析现存的文化观念,而不能用现在的概念、现存的观念来进行表述。目前,在国内政治界、学术界、妇女界等各个领域,绝大多数都采用“社会性别”作为gender的中文译法。

从以上对社会性别概念的梳理中,笔者对女性主义的基石和核心范畴(社会性别)给出了如下定义:

社会性别概念:指基于自然性别的差异而被社会按照不同方式进行建构的性别。社会性别不仅是一个词汇,还由此派生出一套分析的范畴和研究的方法。包括社会性别意识、社会性别视角、社会性别分析、社会性别理论等。

社会性别意识:指对人的性别认知是社会建构的性别的认识,社会性别虽然存在着差异,但男、女性别之间应是平等的。

社会性别分析:指拥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研究者通过社会性别视角的观察,运用社会性别的理论与观点对人或事所进行的分析。

社会性别理论:指基于社会性别概念和意识所形成的人的社会性别的概念和原理的体系。其核心观点是:每个人都有社会性别,社会性别源于社会建构,社会性别规范人的行为,决定了人的社会角色和行为特征。

社会性别理论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对全球范围内存在的男女不平等现象进行分析和解释,认为造成女性屈从地位的原因是存在着社会性别制度。女性主义用社会性别的立场挑战、分析和批判现有的社会制度,并制定重建社会性别平等的社会理想和目标。

社会性别研究:是用社会性别的观点、立场和方法对社会科学理论与实践进行审视、解释、分析、批判和重建。由于女性主义的各个流派对于造成两性不平等的原因以及实现男女平等的途径有着各自不同的观点,因此女性主义各个分支研究的学科和关注点也呈现出多元化,出现了女性主义哲学、女性主义社会学、女性主义历史学、女性主义科学等不同门类和流派。但是,女性主义各个流派分支的共同点是:以社会性别为分析的范畴和逻辑起点,从而使社会性别成为女性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和学术研究的显著特征。

第二,社会性别理论的渊源

社会性别理论的渊源来自于社会学中的社会建构论。西蒙娜·德·波伏娃在其女性主义名著《第二性》中曾指出:“女人不是天生就是女人的,而是变成女人的。”这个提法代表了女性主义对性别的生物决定论的反省。社会性别理论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与社会学领域中社会建构主义流派的出现有着至关重要的联系。

作为社会学流派之一的社会建构论,来源于20世纪70年代初期英国的科学社会学界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在此之前,社会学强调社会性因素是人类一切活动的首要因素,具有强烈的社会决定论色彩。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他的社会学奠基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指出:“关于应当把社会事实视为物这个命题,是我的方法的基础。”他认为社会事实就像“物”一样是一种客观事实,因而具有客观实在性;它外在于人的意识,具有普遍性,能支配人的行为,具有强制性。社会建构论则挑战了这种传统的社会学观点,认为包括科学理论在内的一切知识的内容归根结底都是由社会、文化因素的参与和作用而形成的。俄国心理学家维果茨基(L.S.Vygotsky)曾对社会建构主义作出如下的定义:“社会建构主义是指,个体在社会文化背景下,在与他人的互动中,主动建构自己的认识与知识。与其他建构主义理论一样,社会建构主义也把学习看成是个体自己建构的过程,但它更关注这一建构过程中社会的一面。”

社会建构论是社会性别理论的渊源。波伏娃指出:“不论是历史现实还是事物本性,实际上都不是一次性给定的,因而不是固定不变的。”社会建构论批判了一个思维定式,就是把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固定相连。比如说,一个女人出生时的生理性别是女性,因此,她就必然应该拥有女性的社会性别特征,如母性、柔弱性、依赖性等。社会建构论打破了二者之间联系的固定性和必然性,认为人所存在的社会性别特征与人的生理性别并不总是一致的,有时是无关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波伏娃的观点鲜明地体现了社会性别的社会性大于生理性,对社会性别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第三,社会性别理论的特色

社会性别理论以批判性为主要理论特色。女性主义研究的兴起源于其他学科对女性生活的排除或歪曲的反省,着眼于那些被传统学术领域所排除或歪曲的女性的历史、文化及当代状态。女性主义将社会性别作为分析范畴,从社会建构性别的立场观点出发,质疑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对女性的假定和偏见,对存在于现行社会中的种种所谓客观、中立、天然的规范、事物、学科进行了再认识,对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和预先设置的传统学科展开了批判和挑战,在批判性思考的基础上,产生社会性别新的观点和理论,从而促进改善或变革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

社会性别的批判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女性传统性别角色的批判上。如,针对女性在社会上边缘化的地位和生存状况,常常有这样的说法,即女性自身素质低造成了女性的弱势。女性天生心胸狭窄、目光短浅、自卑、不爱学习、不善思辨和理性思维、斤斤计较等,生理性别差异决定了女性素质低这一必然的社会现实。社会性别论学者则将这一现象放到更广阔的社会性别文化背景中进行考察和解读,其结论是:女性素质低是长期以来女性所具有的生理性别及其由此派生出的女性角色被固定、强化并且进行了放大的结果。传统意义的性别观念认为,男性适于地位较高的工作角色,而女性只适于家庭与地位较低的工作角色。这种传统观念将女性限制在传统的性别角色(如妻子、母亲)位置上,强调女性对传统性别角色的认同,按照社会规范来限定女性的行为,使之回归家庭或从事简单的工作。这就使得男性包括女性自身都认为上述特征就是女性特征的组成部分,承认女性的权力与地位应当低于男性,造成男性对女性身份不同程度的歧视,也造成了女性对自己劣等身份的认同,导致了两性社会性别间的不平等现象,从而出现了所谓“妇女素质低”的结论。女性主义指出:与其说是女性素质低,不如说是社会资源分配上对妇女的相对剥夺所造成的社会事实,是传统的以生理决定性别分工的结果。“女性素质低”的成见还造成了某些女性精英一旦达到一定地位和权力,就开始疏远和脱离“素质低”的女性,以此表示自己已经克服了女性的生理弱点,达到了男性认同的与其一致的能力水平的标准。甚至在处理问题时,常常有意显示出比男性更强悍的一面,如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就是此类人物的代表。

社会性别的批判性还表现在对传统科学中女性缺位的批判。女性主义者对传统的哲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学甚至科学的审视发现,传统的学科研究中同样存在忽视女性的问题。这种忽视以女性在这些学科中的缺席状态呈现出来。从社会性别视角看,科学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完全是中性的、客观的、与其他社会文化背景无关的、独立的、对自然的一种真理式的认识。以最具客观、公正的自然科学领域为例,无论从科学家人数还是从科学家成就上看,女性都明显逊色于男性。据统计,“截止到80年代末,在400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女性只有9人次(其中居里夫人一人两次获奖)。而且,独立获奖的仅3位,其余的几位都是与她们的丈夫或他人共同获得的”。对以上现象的解释有多种。持生理决定论的学者认为,男女两性在科学活动中表现出的差异的基础就在于其生理上的差别。女性在智力上不如男性,尤其是在数学、物理方面的能力更是逊于男性。由于女性的性别特征是以直觉和情感为主,因此,女性不擅长理性思考和推理。为了证实这种观点,有科学家还专门研究了人的头骨形状,结论是女性的头骨太小、大脑太小,因而不适合进行科学推理,而这种“天生”的差别和生理劣势是导致女性从事科学研究难有作为的原因。

社会性别论者对此给出的解释则刚好相反。她们认为,由于科学是由人创造的,而人是生活在文化环境里的,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都不可能脱离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女性在科学领域的边缘化首先源于西方思想中固有的性别偏见,认为女性不适宜从事科学研究。西方传统中长期占据支配地位、起决定作用的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亚里士多德把妇女看做只是孕育男性的后代的营养媒介,女性是身体的而不是头脑的,是自然的与非理性的,女性只是男人及其理性活动的他者。”而科学则是理性的、客观的、抽象的。照此划分,科学所强调的这些重要的特征在传统的文化和意识形态中和女性的社会性别正好相悖。这种思想首先造成了与男性相比,女性从事科学工作的机会更少。女性很难有机会从事科学研究工作。女性在科学领域的边缘化还在于社会对从事科学研究的女性存在着成见。近两个世纪涌现出了一些伟大的女科学家,如两项诺贝尔奖获得者居里夫人以及发明塑料的物理学家丽兹·梅特纳(Lise Meitner)等。但是,尽管这些女性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英国皇家学院却一直拒绝接受她们的加入。直到1945年,微生物学家马德莱·斯坦芬森(Marjorie Stephenson)才成为第一个被允许加入英国皇家学院的女性。

社会性别理论的批判性特色不仅反映在对现存体系、观点的批判上,同时还表现在不断地对自身理论的反省与批判上。女性主义者在批判客体的同时也对主体本身提出批判。上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社会历史学家琼·W.斯科特提出将社会性别作为历史分析中的一个有效的范畴,到了90年代,斯科特主编了《女性主义与历史》,提出“差异”(difference)的概念,使社会性别分析取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她指出,社会性别不是唯一的分析范畴,在运用社会性别分析的同时,还要注意因为种族、族裔、阶级、年龄等身份形成的复杂的社会文化意义上的权力差异同样是重要的,从而将阶级、性别、族裔、性倾向等多重身份差异的视角引入女性与社会性别学。“在以社会性别作为基本的分析范畴和考察视角时,强调不忽视其他分析的范畴,如阶级(阶层)、民族、地域、年龄、教育等因素。注重差异和多元。”

社会性别的批判特色还反映在对以往西方白人中产阶级为中心的女性主义学术的批判与挑战上。许多非白人和第三世界的女性主义者对白人中心论的女性主义理论提出了批评。指出“有特权的女权主义者很大程度上不能与各种不同的妇女团体交流,也无法说起她们或者为她们说话,因为这些女权主义者不能全面理解性别、种族和阶级压迫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他们不愿意认真地对待这个问题。”被西方女性学者喻为妇女运动之母的贝蒂·弗里丹在其撰写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批评这种观点仅仅考虑了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要求,而忽略了所有非白人妇女和贫穷白人妇女的存在。非白人女权主义者认为,女权研究和运动中存在着不平等。“与他们的前辈弗里丹一样,操纵着当今女权主义问题讨论的白人妇女们很少关心她们有关妇女现实的观点是否与广大妇女的生活经历相一致。”从而说明了社会性别理论存在的局限性。尽管如此,社会性别理论所具有的批判精神,促进了社会性别理论学术的开放性和多元化的发展,开拓了世界各国的妇女与社会性别学研究的全新空间。其结果是使得社会性别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区域化、本土化、多元化模式,促进了世界范围内社会性别理论的健康发展,在促进全球社会性别平衡发展中起着积极作用。

第四,社会性别理论的贡献

女性主义对性别与社会性别的划分具有重大的意义。社会性别概念否定了社会将妇女的从属地位归结为她们的生理结构有异于男性,女性弱势是天然的、合理的等歧视理念。社会性别成为女性主义者分析人类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的基本单位。女性主义者将“社会性别”概念在社会性别理论中的地位类比为“商品”和“阶级”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马克思从研究商品开始,揭示了阶级之间的差别和阶级之间不平等的根源,社会性别理论则从社会性别角度出发,揭示了性别之间的差别与不平等的根源,这种类比虽不完全准确,但它从一种视角说明了社会性别理论的启蒙性作用。

社会性别这一概念的引入将女性主义研究纳入抽象知识的范畴,使这一理论能够在人文、社会和自然科学所界定的认识与认知领域内生存与发展。以社会性别为中心可以有效考察女性相对男性而言的社会位置,剖析社会权力关系的构成。社会性别研究并非意味着只研究女性。出于女性对自身受压迫状态的反省,目前,“社会性别”较多地用于女性研究,但该术语实际上也同样揭示男性的性别实质。简言之,男性也有社会性别,男性也是“被社会化为”男性的,男性同样也受到社会性别的制约。在社会将女性特征建构成柔弱、依赖、被动的同时,将男性特征统一强化为坚强、勇敢和理性,而同样不考虑男性的个体差异。这种划分在不同程度上也对男性造成了压力和摧残。因此,要充分认识并有效改变妇女的屈从地位,男性对自身社会性别意识的觉察并参与改变社会性别固定化的实践也是至关重要的。近年来,在美国许多职业男性发出“宁可少赚钱,也要多顾家”的慨叹,表明了被牢牢绑在工作岗位上被迫与家庭分离的男性的家庭意识的回归,社会性别理念对男性全面的身心发展也起到了解放作用。

女性主义学者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发现以男女两性的生物特性决定生存状态的本质论以及传统哲学对许多事物采取二分法的分析方法,并由此造成男性和女性的二元对立,以及男性对女性的统治。传统理念认为男性与女性存在着许多截然不同的对立。男性特征常常被归结为:“精神的、理性的、勇猛的、富于攻击性的、独立的、理智的、客观的、擅长抽象分析思辨的”,而女性特征则被归结为“肉体的、非理性的、温柔的、母性的、依赖的、感情型的、主观的、缺乏抽象思维能力的”。并认为,这是由先天的生理因素所造成的。两性特征的绝对划分,造成了在社会生活中一系列相应的划分与对立。典型的是与此相联系的将人类的活动领域进行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应划分。通常认为,男人属于公共领域,女人则更适合于私人领域。由此产生了这样的说法:男人为土地而生,女人为炉灶而生;男人为剑而生,女人为针而生;男人用头脑,女人用心灵;男人发命令女人服从;除此之外的一切只会扰乱人心。然而,无论哪种划分,较为低级、劣等的一边是属于女性的,而正面的、高等的一边则非男性莫属。反过来言之,凡是女性所属的特征就被视为劣等、劣势,凡是男性所属的特征则被视为高等、强势。

由两性特征划分所决定的两性的不同角色,导致了一系列的后果。如,在就业问题上,通常认为秘书、公关小姐、保姆等与私人领域相近或相关的工作是所谓的女性工作;在家庭关系中,如果夫妻必须有一人留在家里,通常作出让步的是女性。因为,社会观念通常认为,男性具有工作的优先权。男性由于天生具有优等性别,因而通常被描绘为世界的主体和标准。男性常常被描绘为等同于人类,男性的意志往往被表现为人类的意志。

生物决定论和二元体系的划分表现在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以语言学为例,社会性别建构了二元对立的语言体系并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影响。如:语言中的男人—女人、男性—女性、阳性—阴性等词汇的差异,语法、发音和对话等领域也同样存在着这样的差异。这种语言上的差异,本无高下之分,然而,由于男性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领域中所占的绝对的主宰地位,在男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语言会有突出的反映。如在汉语中,形容男性的“男子汉大丈夫”,与形容女性的“婆婆妈妈”、“头发长见识短”就有着明显的褒贬之分。在英语中,“男人(man)”一词,泛指人类,“伟人”(great man),从字面直译就是伟大的男人。“历史”(history)一词在英语中就是指“男性书写”。“主席”(chairman)则是指坐在椅子上发号施令的男人。因此,语言里存在着许多男性意志主导的烙印。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是对社会传统与社会制度的一种反映。

女性居附庸地位的语言现象还体现在对女性的称谓中。在以男性为中心的英语社会的婚俗中,一位女士嫁给一位男士后就会失去自己的姓名而变成“某某夫人”,从Miss变成Mrs.,或失去姓而只留下名,该女士也随着这种“附庸”关系而获得其社会地位。即使这位男士已经过世,在称谓上仍然称作某某的遗孀。

两性间语言的不平衡在两性对话的控制上也有所反映。英国学者考特斯曾就男女之间的对话进行了定量分析。研究结果显示:“通常男性讲话者控制着对话。在教室中,通常男生发言的次数是女生的两倍,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公共领域的成年人对话中。”正如学者王岳川所说:“男性所具有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使他们毫不费力地在文化领域拥有了文化符号体系操纵权,话语理论创造权和语言意义解释权。”

女性主义者认为,西方社会对男女领域的划分由来已久。西方思想家基本上以一种功能主义的观点看待妇女,将妇女与她们在家庭中的作用相联系。这种划分的理由是生物性的或先天性的。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所有生物中,“雄性更高贵,而雌性则低贱一些,一者统治,一者被统治,这一原则可以适用于所有人类”。因此,在人类社会,性别领域的分工被视为自然的,因而也是科学的、理性的。本质主义性别观念先将男女两性按生理特征截然两分,再用二元对立法将这种分工固定,将女性特征归为其结果,必然造成女性对男性的依附,同时把这种依附视为正常与自然。因此,女性主义致力于女性生命状态的主体化与多元化,如波伏娃所指出的,“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

社会性别理论有力地挑战了女人天生是劣等性的假设。而在此之前,反对女权的人不仅用生物学还用宗教、哲学、神学、实验心理学等学科论证了女性的劣等的根源在于女性自身,而这种劣等是不可改变的,因此,女性必须按照角色规范扮演好自身的角色。在两性间的天然差异中,女人的功能和作用必定是渺小的,因此,两性的差异是不等值的,存在于男女两性之间的一切不平等的现象是自然的。

社会性别理论瓦解了二元对立的根源——生物决定论,论证了两性社会性别形成主要是社会建构的结果,从而揭示了女性受压迫的真正根源,对研究人类、性别、家庭和社会及其相关的人文与自然科学等领域产生了巨大影响。

3.性与生殖、性的主体性

如上所述,女性主义理论的展开过程中,性的概念基本修订了生物学的本质主义的基本(并非全部)前提。而所谓性别,从两分法的观念来看,归根结底被看做是女性的隶属和家长制社会持续的基础。然而,对于社会文化的性别,在女性主义者看来,承认性别来自于生物学的本质主义认同,与对这种视角的批判性认同是并存的。

首先,本质主义的女性主义视角认为,社会文化的性别是以生物学的性为基础的,出自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该视角认为,生物学的性所具有的本质属性差异,带来了社会学性别的差异,因而与上述保守主义的生物学结晶论相似。女性主义理论与保守的生物学结晶论的差别,并非关注由于男女肉体的差别带来的劳动分工或女性受压抑等保守的立场,而是将其看做政治权力关系的问题。即,主张性的压制与隶属不仅在社会文化的性的层面上,而且在自然的层面上也存在,而其支持者则是家长制。因此这一视角关注的是人类的性与生育等生育行为,以及强奸、卖春、异性恋、结婚等与人类的性相关联的问题。

另一方面,以自由主义的性为中心,初期的女性主义理论认同了两性的生物学差异,同时认为所谓“男性化”和“女性化”与其说是来自于生物学的划分,毋宁说是决定于社会学的性别区分。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也与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相似,将性的行为与生育等人类的生殖需求看做是自然的东西,与社会文化的东西无关。因此,性的欲望或性爱、性主体性及性指向性等个人的性与妊娠、生产等生殖活动被看做生物学的内容,而与公开的生产活动相区分。

换言之,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区分了生物学的性和社会学的性别,不将性的生物学差别看做与女性的隶属和压抑相关。即注意力更集中在社会学的性别区分造成的政治嫌疑上。

然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集中以上论述的同时,以生物学和生理学、心理学、人类学等提供的多样的信息为基础,否认了自由主义将性爱和生殖行为作为自然行为,当做纯粹个人的或私人行为的观念。同时,否认了马克思主义认为性与生殖作为与人类发展几乎没有关系的私人领域,几乎不因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观点。

另一方面,他们由于自由主义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不能够正确说明女性受压制,因此提出了应该提供正确解释女性受压制的政治、经济分类范围的激进的女性主义视角。新的分类范围,是对人类生活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重新概念化。主张将人类活动分为公与私的行为本身就是政治性的活动,据此,性爱、妊娠、生育等其他被认为是私人的很多东西,其实是将人与人的权力关系具体化的社会惯性,因此是政治性的表现。

但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拒绝这种认定社会惯行根本不变的、激进的女性主义的生物学结晶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一边批判这种试图以生物学结晶论说明一切的激进女性主义的无历史化、普遍化的视角,一边强调人类的本性和与此相关形成的社会惯行的历史、社会变动。因此他们不将性看做单纯的生物学的产物,而是看做在社会关系中构筑的、社会的产物,以及随着社会关系变化而变化的概念,废弃了人类生物学的无历史的概念。根据他们的观点,“人的生物学属性虽然既是性(sexed),亦是性别的(gendered)”(Jagger,1983b,p.126),可认为是女性压制的源泉,但是同时,与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一样,家长制仍然被看做女性受压制的源泉。因此,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压制的消失只有在家长制的资本主义被撤除之后才能够实现(表2-1)。表2-1 对人类的性与生殖行为的女性主义视角的比较

与此不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提出,政治、经济作为性的本质或女性受压制的原因而不受关注。他们首先通过分析家长制男性中心话语的象征体系,关注性的象征体系及其带来的女性的他者性。按照该视角,尽管家长制象征秩序中的女性不是作为第二位的主体,而是作为客体或他者的身份存在,但这仍然对支配性的家长制文化加之于包含其周边集团(女性)的所有人身上的规范或价值、实践等进行了批判。

这种女性主义理论,大致是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产生的,因而每个理论都是对前一理论潜在的问题提出疑问而展开的。因此可以说这些理论仍然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在这一意义上,女性主义理论正处于辩证法的变化过程阶段上,这也使得女性主义理论之间的理论区分模糊化(Jagger,1983a,p.12)。

二、女性主义及其核心问题

通过马克思主义“阶级与理念”概念,女性主义理论建构的“性别”概念给20世纪人类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同样,也成为主导21世纪社会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概念。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将“阶级”用做人类和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那么女性主义理论就是将“性别”用做人类和社会分析的核心概念。女性主义理论的核心主题在于上述性别理念的根源和自动方式的规定,以及由此而来的两性解放。

然而,虽然几乎所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都同意性与性别的概念区分,但由于根据理论对性的本质的视角、性的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女性受压制与歧视的根源),及其维持体系的视角各自不同,其理论分析的着眼点也不一样。因此,为克服性歧视而进行的政治实践的前景和战略也各不相同。女性主义是应对规定性压制与不平等的原因的社会科学理论,同时又是要求克服这一点的政治实践的社会运动理论。(一)自由主义女性主义

1.理论前提: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以将人类看做理性存在的西欧自由主义哲学为基础。它将“理性”看做与“肉体”相区别的人类的精神能力(在此,包含对肉体的精神优越性),认为该理性能力是个人的资产,且所有人都平等地具备。自由、平等的自由主义理念正是作为同一的理性存在的,是人人应该同享的权利(Jagger,1983b)。

与此相同,由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将人类的本质合理性建立在理性上,故男女两性的生物学差异并不是太重要。正如身高和体重与人性无关一样,人种和性等身体特征也与人性无关。在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中男性与女性的本质是平等的。换言之,男性与女性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人类的本质。因此无论人的社会作用还是公共领域的进出,并非取决于性别或人种、阶层,而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但尽管如此却存在着男女的不平等。按照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观点,男女两性“虽则本质平等,却在社会中不平等”(Jagger,1983b)。

2.性不平等的源泉与性别同质性

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看,由于社会上存在对女性化与男性化的社会刻板观念,性的不平等不断被生产和再生产,由此挑战着男女两性的性别偏见及由此带来的固定的性别分工。例如,女性=感性的、非逻辑的、不合理的、依存性等关于女性化的一系列固定观念:(1)通过“性别分工社会化”,特殊规定女性的社会作用;(2)贬低女性与女人化的东西;(3)认为女性的潜在能力有限。因此,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为了证明男性与女性的心理差异不是天生的而是“性别分工社会化”的结果,对性别分工的内容与社会化过程进行了分析。

3.政治运动的指向点

消除性别不平等的方法是消灭性别刻板观念。最理想的社会是性别刻板观念被消除了的两性(androgynous)社会。两性社会的成员不按生物学划分或进行“男性化的”、“女性化的”划分,相信男女应该在同一条件下,按照各自资质自由发展男性化或女性化的特征。

4.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

然而该视角与其他女性主义不同,它坚信在已经存在的家长制体系中,只要根据理性的讨论就可以消除性别分工的社会化,从而保证性别平等的实现。因此,该理论被批评为在父权制体系内进行温和的改良,并未触动父权制压迫女性的基础。另外,由于该视角将人类看做个别的、独立的存在,被批判为其忽视了人在其他社会关系与历史中具有不同的能力和欲求的存在(例如:人种、性别、年龄决定的存在)(Jagger,1983a,p.47)。(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1.理论前提:历史唯物论

根据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人类作为具有生物学欲求的存在,其自身生存所必需的资源依赖外部自然。在此,人与其它动物不同,人类可以通过有意识的肉体劳动来改造外部世界,满足自身的需求。马克思称之为“实践”。然而,实践的核心在于其为“社会行为”。换言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的欲求虽以生物学为基础,却并不仅仅由生物学决定。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人的生物学属性与社会经验辩证的联系不可分割,反而通过相互作用产生关联。人的生物学属性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相互作用,通过人的社会实践(即劳动)在变化、发展人的本性过程中不断进行。换言之,“手是劳动的工具亦是劳动的结果”(Jaggar,1983a,p.62)。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具有生物学欲求的社会存在,故强调为了人类生产所必需的个人间的相互依存性。因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非来自个人间的竞争,而是资本家阶级与劳动者阶级的分化。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为了消除矛盾的根源,而颠覆整个资本主义体系来消除阶级压迫。

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前提下,人类的生物学特性(性的特性)与人类社会的辩证法关系反而在其他女性主义理论(激进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中,对女性压制起了更大的作用。即,根据他们的观点,性别的特性是由生物学特性和社会条件之间的辩证法的相互作用决定的。

2.女性压制的起源:私有财产制与家长制

马克思关于人类本质的历史唯物论的假定,包含了人的本性通过劳动过程实现的社会建构物的意义。然而,马克思不将性、生育等生殖欲求与衣食住等人类的欲望等同。马克思与恩格斯将衣食住等欲求当做能使历史变化的元素,认为它们可以推动社会组织的新变化。而人类的生殖欲求则是自然的东西,与历史变化无关。因此,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规定,性与生殖是自然的内容,是与公共生产活动无关的私人领域。

反之,马克思更加关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和颠覆,他对女性的关注则集中在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分离之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女性身上。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受压制是通过阶级的分离实现的。

为了反驳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女性的从属地位是男女的生物学差异带来的不可避免的结果的保守论调,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作为阶级社会制度带来的压制形态和资本利益服务的形态而一直存续至今。

恩格斯在其有名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认为,即使在最原始的社会中,妊娠和生产之外的事情也包含了女性与男性的性别分工(女性——家务;男性——粮食确保与道具生产)。但是,恩格斯认为,当时各种劳动都是生存所必需的,因此当时的女性虽然被分工却并不处于从属地位。

恩格斯指出,农业与畜牧业的开始以及生产力的附加产出,使通过私有财产制实现的最初的阶级社会得以形成。这一发展发生在男性的生产领域,因而男性对女性的社会支配成为可能。按照恩格斯的分析,作为使得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制度,家长制的一夫一妻制仍然存在,因此古代的矛盾也在存续。

恩格斯对女性从属地位起源的分析与其他女性主义者的主张相似,否认女性的受压制是普遍现象。大规模的产业化使得劳动者阶级的女性被带入劳动市场,她们随之脱离了劳动阶级的男性;与此相反,资产阶级的女性却由于依存于资产阶级的男性,反而受到更多的压制。因此主张劳动阶级的女性和男性一起,对于颠覆资本主义拥有共同的利害关系。资产阶级的女性虽然也拥有同样的利害关系,但这不是出于阶级的利害而是源于性别。

按照恩格斯的观点,一般来说,资本主义压制劳动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支配优先于男性的性别支配。作为集团的男性集团对女性集团的支配是不应有的谬误。原因在于,劳动阶级的男性并无对女性实质的权力。

因此,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以自由主义为中心的其他女性主义的观点都将女性被男性压制作为所有阶级女性的共同利益,模糊了阶级的差异,故而是资本主义理念。

3.政治运动的指向性

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分析不是从生物学而是从阶级分化的社会现象的角度来把握女性的从属地位的。在阶级产生之前的社会中,女性并非以从属的性别存在,现代劳动阶级的女性也非从属性的存在。该理论相信如果阶级不存在了,那么造成女性从属地位的物质基础即劳动的社会分工自然也会消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论点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主张消除劳动市场中的性区别的论点相似。

4.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认为阶级的消灭可以带来性别分工与性差别,这一观点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劳动分工的起源相左。正如前文所提到的,马克思主义及其主张与自由主义不同,其认为劳动的社会分工(家事与育儿)起源于生殖行为(生育)的差异,故而源自性别的劳动分工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是,假如劳动的性别分工如他们所说是自然的事情,那么也就暗示了性别分工在阶级消失之后也不会消除。

如此,关于女性的从属与人类本质,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模糊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他们的理论包含了女性要参与所有生活领域的激进的观点,同时也包含了该观点不可完全实现的假定(由于生物学的差异决定的劳动分工)。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并不是为说明女性的本质与女性的压制而提出的理论,而是源自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支配将性支配看做优先的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说明在阶级社会中是如何由少数人掌握社会的统治权,来统治多数人的理论。在其创造的阶级理论的延长线上,“阶级”概念被假定为解决所有压迫性问题的灵丹妙药。

此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定与生殖相关的生物学的性与政治(女性的从属与压制)无关。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劳动”以物质的生产和交换为主,即与男性相关的职业种类的劳动为前提。他们将很多女性的工作,尤其是生殖劳动排除到劳动之外,看做单纯的生物学过程和非政治的过程(私人的领域)。这不仅将与生育相关的女性的责任持续正当化,而且对非生育的劳动中女性的完全参与也起到了阻止作用,因而被批评为是男性偏向的理论。(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

1.理论前提:家长制与性的政治性

由于不能满足于自由主义心理学对女性压制的考察,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者们转而关注激进主义理论最突出的特征——人类生物学。保守的生物学结晶论为使女性的从属地位正当化而将理论依据放到生物学上。相反,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为说明女性的受压制而选择了生物学。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之所以被冠以“激进”,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为了与寻找法律和制度上的可改善点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相区别,说明激进主义是将性别体系整体上作为问题的。其二是与将女性压制当做阶级压制副产物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相区分,说明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将女性压制看得比其他压制更重。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如下:

第一,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家长制的男性支配体系下,女性被规定为一个性的阶级。因此,所有女性作为被支配阶级受到“普遍的压制”。家长制是女性压制的根源。

第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将女性的压制看做其他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因此是占第一位的压制。

第三,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最大的特征,即最大的理论贡献是,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同,它不仅将性的问题看做“社会的性”(性别)的问题,而且认为生物学上的性亦具有政治力量。

如上所述,与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生育和性行为这样的人类生殖生物学亦具有政治性。例如结婚、育儿、卖春、强奸,以及异性爱制度等亦成为其政治性分析的对象。它认为即使人类的性是生物学的,为满足该欲求的性活动的行为方式也可称为社会文化的产物。

在理论的展开过程中,立足于生物学本质论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就性活动的问题与女性压制问题该如何解决,分为几个立场。有人主张无性的社会,有人主张性不分阶级,有人主张母权社会或由家长制社会独立出女性共同体社会。

2.四种观点争论(1)性的政治性与两性的理想国

初期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未能完全脱离自由主义观点,关注性与性别分工问题。他们认为性不平等问题或受压制来源于女性的不积极态度,亦非女性自身的能力不足或失败现象,而是家长制之下的“性别作用条件化”的结果。因此,他们宣称以性为基准,归属于性的特征或行为,或者作用并不存在。

其目标当然不仅是附着在女性身上的性别特征,而且是性别作用的废止。他们认为建构男人性和女人性的互补性的两性关系,可能会是解决女性压制的办法。这一观点由米莱德(KateMillett)在其《性的政治学》中提出。但她指出,传统的“自然之性”实际上由男性中心主义控制。她将由性区分的所有男女关系,看做所有权力关系的模范,主张“性的政治学”。

也就是说,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在分析男性对女性的压制之外,通过对强制性形态的方式的分析,使得强奸、卖春等与人类性行为相关联的现象,被当做政治学意义上的对象而受到集中关注。

◎理论批判

米莱德在其《性的政治学》中提出可以通过有意义的两性实践解决女性压制,这种乐观的理想国理论被批判为未超出自由主义视角的限制。(2)性的辩证法与知识发展带来的两性平等

这是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最独特的理论,由菲尔斯顿(Shulamith Fireston)在其《性的辩证法》中提出。如题目所暗示的,菲尔斯顿为说明女性压制引入了马克思唯物论观点。然而若说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的是衣食住等“生产”组织的方式,那么菲尔斯顿关注的则是妊娠、生育等“生殖”问题。

根据菲尔斯顿的生物学结晶论,性别劳动分工具有生物学的基础。人的生殖(再生产)的生物学特性决定了“生物学家族”的社会组织形态,即由男性—女性—育儿构成的再生产单位,在任何社会都在存续。这是在肉体上,女性由于生育身体弱于男性,而幼儿弱于成人的两个“普遍性”事实的结果。

这种生物学关系是女性和幼儿存在所必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即,女性为了生存必须依靠男性,幼儿由于母乳和其他的生存需求而必须依靠成人女性。这种为了再生产的两性分工,到后来就成了阶级起源的最初的劳动分工和世袭的阶级转型(依据生物学特征而来的歧视)。

◎理论批判

菲尔斯顿的生物学结晶论尽管有其说服力和独创性,但是大部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并不支持。这是因为,菲尔斯顿认为男性支配的终止依靠高度发达的技术,而在其他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看来,从历史来看,高度发达的技术尤其是生殖技术,只被用来加强女性的依附地位,而不能使女性掌握技术的统治权。

此外,先进技术不仅造成了放射能、核废弃物、大气及水质污染等一系列自然破坏现象,而且世俗化了的医学技术反而威胁到了人类。因此,菲尔斯顿的观点对其他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没有说服力。以此批判为基础,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男女关系的和谐无法形成,由此出现了女性共同体结构的分立主义。(3)女性主义分立主义

与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女性评价低下相反,另外一部分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的观点对女性的“自然的”生育能力与心理特征赋予了特别的价值,并通过女性中心主义视角挑战传统的家长制价值体系。

马林·佛兰哲(Malylin French)认为以爱、怜悯、分享、照料等女性价值为基准,支配、结构、占用家长制男性价值再构成,主张最理想的社会构成就是视女性价值构成和男性价值构成同等重要的两性社会。

另一方面,玛丽·黛丽(Mary Daly)认为,家长制社会中反映我与他、主体与客体的思考的主要方法之一是将人类分为两大集团的性别分工体系,故女性往往成为他者,女性为了成为具有自身的欲求与关心世事的自我,要解体主体、客体思维的性别二分观念,消除非我即他的认同。

黛丽的思考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两性同化模式形成对照。两性的同化模式为:其一,男性与女性具有互补的特质,他们的价值相同;其二,女性为了脱离从属地位,也应该发展男性特质。黛丽拒绝二分法的性别两极性自由主义探讨方式。

该模式不关心“男性化”与“女性化”是否有保存价值。例如,爱、怜悯、分享、照料等肯定的女性特质是家长制之下自我牺牲的表现。另外,家长制下所谓的女性美德,不是为了女性而是为了男性。故家长制象征体系中包含对女性的轻蔑意义的用语,在黛丽的语言体系中反而具有相反的品德。

总之,黛丽认为女性化是与“女人味”在本质上不相干的、男性作出的建构物,故而否定了两性化的理想。这是两性化将女性化包含到男性化之中,或将其消灭的缘故。因此要成为完整的人,以及要与真正的自我相交流,女性就应该从家长制之下歪曲的形象,以及家长制下涉及女性的称呼(例如玛利亚与夏娃,贞女与妓女)等象征的所有内容中脱离出来。(4)无性的社会指向

前文中,我们考察了美国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女性从属主要源自生育这一生物学因素。但为了说明生物学层面的性之中隐含的性的政治性,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对育儿的自然性,以及女性身体,甚至生物学的性分类也提出了挑战。

法国的女性主义理论家莫尼克·卫悌克(Monique Wittig)认为生育行为是“强制的生产”的历史过程。生育是生物学的角度具有的特质,“忘记了我们社会中生育作为计划性的内容(人口学)的事实,忘记了我们生育小孩的自身的程序化”。

卫悌克甚至拒绝女性的身体在生物学上的特质,认为人们不仅在精神上而且在肉体上都是由理念控制的。确切地说,相当于实际上是家长制理念创造了女性与男性。女性与其说是自然的存在,不如说是人为制造出来的。

美国的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德沃金(Andrea Dworkin)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关注我们将人类分为两个生物学的性——即非男即女的概念化方式。

德沃金认为,以性的范围化来概念化人类,是无视个人的性特征多样性的存在论。从以生物学的事实为基础来看,决定人类将该性看做男性和女性的要素不是被分立的,而是在延长线上被散开的多性的种类(multisexedspecies)。只是由于以我们的社会被两极化的性的信念为中心结构化,我们未能够认识到这一点而已。这是伴随最近遗传学的发展而展开的“何为性”的论争。

此外,德沃金认为我们的生物学理论不仅是社会的建构物,而且是社会支配集团反映男性利益的行为。进一步说,人类的生物学现实本身也至少有一部分被作为社会建构物来看待。换言之,文化的选择过程维持了特定的肉体面貌和本质化的性别属性,并发展之。

由上述立场来看,不仅是男性化与女性化,就连男性与女性范畴本身也不是单纯的生物学范畴,而是人为的文化范畴。该范畴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假若真是如此,则无须追求女性主义或母权制,因为这些制度是认可家长制范畴的。因此,卫悌克和德沃金都认为通过政治斗争消除男性阶级是消除女性压制的办法。因为男性阶级消失的时候即女性阶级消失的时候。故而他们的理想目标是建立“作为阶级的性”不存在的无阶级的无性社会。(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1.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批判与统合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在部分批判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同时又统合了这两种理论。他们在同意激进主义将性的内容(性爱、妊娠、生产、强奸等)看做政治内容的同时,又强调女性压制的生物学本质性与家长制的普遍性,反而无视女性之间的阶级差异和家长制的历史性。因此对于如何克服这一点,反倒得出过分男女对立的非现实性结论。

另外,由于马克思主义仅仅将女性压制看做是阶级压制的附着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将其批判为“无视性的瞎子”。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在资产阶级出现之前的性别分工也是性歧视,因而是性别分工创造并维持了家长制的主要前提。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赋予家长制以历史性,将性的范畴看做积极引入唯物论的理论。女性问题通过家长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而形成。

2.性别的社会结构与女性排斥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男性化与女性化不仅仅以固定的、普遍的生物学特征为基础。他们认为最初的性别构筑自幼年时发生,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里被不断强化。与生物学相比,性别特质终究更是社会学的特性,与其他东西一起关联到组织社会生产活动的支配方式和体系。

从该视角来看,人类通过特定的劳动形态不停地再创造自身,我们看到的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实际上正是在社会活动中区分男性和女性的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即劳动的性别分工所产生的社会产物。这种对男性的和女性的特质的认识,成为维持男性支配的重要基础。

资本主义生产样式,不仅被个人自身的劳动过程与产品所排斥,而且通过与其他劳动者的竞争,也会被同僚分立所排斥。因此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被排斥概念,不参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就不会被排斥。即农民与下人虽被剥削,却不会被排斥。女性也是只有在参与雇佣制劳动的过程中才会被排斥。

然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正是“统治权”修正了马克思主义的被排斥概念。按照他们的分析,家长制社会中女性对自身的性别与身体不能做主,对女性作为母亲的妊娠、生产、育儿等条件亦不能做主。因此现代社会中女性的生活在所有层面上被排斥。该排斥是家长制与资本主义结合的现代社会中女性由于其女性身份而受到的性别特征的排斥。

3.异性爱的性别被斥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认为女性被排斥的第一缘由是由于异性爱。即不论女性对自己的性别是否关心,也总是在被当做性的对象看待,不论是否是性的状况,总要通过修饰自己的性,以取悦男性的性。在此,女性若不修饰自己的外貌,则被看做无视男性,因此不论是以经济的方式还是社会的方式,那样的女性都会受到惩罚(如难以就业,或者社会关系不好等)。“女性之性”与其说是悦己不如说是悦人。因此,女性是由男性来决定其“性表现”的。

在此,女性的性状况与跟自己的劳动过程或产品分离的劳动者的状况相似。即女性的性表现由男性决定,女性为了吸引男性注意而相互竞争,实际上却被自己的性所隔离。这与工人为了与其他劳动者竞争,而忘记了自己与其他劳动者有着相同的利害关系的道理相同。女性之间性的竞争也是由于她们忘记了相互之间一致的利害关系。

男性统治女性的性的方式使得女性脱离了自己的性。女性作为性对象首先是身体的特征,其次是将其身体的某一部分有魅力地表现出来。女性不把自己身体的各部分作为一个整体合起来看待,而是将身体的个别部分当做性的物化来极端化。现代社会的各种商业手段会将女性的女性表象通过多样的商品广告(腿、眼睛、唇、发、手指等身体部位的强调)来表达,使得人们将身体和人格分离开来看待女性。

4.私人领域的女性被斥

除女性的性别排斥之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还分析了妊娠、生育过程中产生的女性被斥。各过程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社会人口生产要求、经济条件等),由于男性的技术中心主义和男性的支配规范,女性失去了对自己肉体的统治权,因此产生了女性的被斥。

过去的女性为充当劳动力,需要生育超出自己意愿的孩子。与此相反,现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的女性由于经济负担的缘故,又不能够生育自己想要数量的孩子。越是贫穷的女性越是如此。另外,虽然医学的发达减少了女性分娩的危险和痛苦,但这也使得其丧失分娩过程的主动权,变得就连自己的身体也要交给由男性统治的医学技术。另外子宫切开术使得女性从生殖能力本身被排斥。这种情况下不是妈妈生小孩,而是成了医生生产小孩。女性不是生小孩(givingbirth),而是输出小孩(delivered),成了生产“产物”的“原材料”。

5.文化生产过程中的女性被斥

女性在生育和性的过程中的主体性被忽视,是现代社会中最显著的女性被排斥,但是女性的被排斥还有另外一种形式,即巴克基所认为的女性被文化生产所排斥(Bartky,1982,p.129)。在文化生产中,由于女性的参与受到限制,因此常常会产生与其利害关系相背离的污蔑性的女性形象。在提示男性偏向的人类本性和社会现实模型的科学与学问,以及男性支配的政治活动中,女性的参与仍然受排斥,家庭中女性向男性和孩子提供服务,雇佣劳动中女性的劳动被赋予性别色彩,以及性戏弄等女性被排斥的性别特点形态仍旧存在。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女性被排斥理论也并没有提出其他女性主义所未提出的女性压制的新事实。但是该理论作为被排斥的概念,构筑了将已知的事实体系联结起来的框架。该框架虽以马克思主义的排外理论为基础,却进一步把握了家长制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的历史特定压制。(五)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

以法国的女性主义为代表,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受到了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雅克·拉康的精神分析,以及符号学与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的影响。他们主张为了解除女性的受压制状态,在政治手段之先,更要关注的是作为女性压制存在理念的性别“象征体系”及其制造出的女性“他者化”。他们选择解构的方式进行研究,认为性别象征秩序是具有话语中心主义(logocentrism)、男根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二项式(binary opposition)三个特征的家长制语言体系。

对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来说,这样的内容是在我们的认识体系中操纵我们行动的意识形态表现体。在“性的象征性的秩序”中,个人一边将社会的性作用与阶层作用内化,一边将社会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再生产。按照海伦·西苏(HellenCixous)的观点,男性将概念和用语以如下的两极化对立物的范围来描述(其中以一个优越性为前提,因而不必要地分担现实)(Tong,1989/1995,p.253):

主动—被动;日—月;文化—自然;昼—夜……

这所有的二分法根本来说来自二分法的两边,即男性和女性。男性与主动的、文化的、亮的、高的、一般被肯定的所有东西联结,反之,女性则与被动的、自然的、暗的、低的、一般被否定的东西联结。甚至女性及其用语本身,在叙述时第一位的是男性,第二位的是女性。男性是主体(自我),女性是客体(他者)。因此,女性在男性创造的世界中成为组成条件。

从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与玛丽·黛丽的主张一样,在家长制的象征秩序中,女性作为第二位的性,是客体、他者。然而此处却不是追求如何超越他者化,而是寻找作为他者的优点。这是由于他者化的状况是女性退后一步,批判附着在支配性家长制文化包括其周边集团(女性)的所有人身上的规范、价值、实践的缘故。因此,他者化意味着压制与劣等的某种东西。反之,这便是容许宽大、多样性差异的存在方式、思考方式以及表现方式。

三、社会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的议题

随着社会进步与变革,社会性别理论的研究呈渐进和多元发展的趋势。美国《社会与行为科学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the Social & Behavioral Sciences)共列出104个社会与行为科学领域的研究领域。社会性别研究与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环境学等并列为104个研究领域之一。在社会性别研究的领域中,划分了社会性别的经济问题、家庭、政治与社会运动、性特征、社会化和非正式影响的作用、理论和学术的透视以及宗教与意识形态观点等七个子领域。

刘利群总结了美国社会性别理论研究所关注的主要议题,如下:

1.经济领域的主要关注议题

社会性别研究与比较价值;社会性别与土地所有权;女同性恋的社会与经济状况;母亲身份与经济视角;富裕国家之中的贫困与社会性别;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与社会性别;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工业化与社会性别;劳动报酬的性别差异;就业领域的性别隔离;社会阶层与社会性别以及社会福利政治与社会性别。

2.家庭领域的主要关注议题

家庭暴力:社会学的观点;家庭与社会性别;家庭交易;家庭法;父亲的身份;个性和社会行为的社会性别差异;社会性别相关发展;家庭生产;富裕国家的单身母亲;发展中国家的单身母亲;婚姻与双重职业家庭:文化的关注;母亲身份:社会和文化视点以及社会性别与时间分配。

3.政治与社会运动领域的主要关注议题

女性主义运动;同性恋运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劳工运动与社会性别;劳工运动与社会性别;国家、国家主义与社会性别;美国的右翼运动:妇女与社会性别;社会运动与社会性别;妇女的投票权。

4.性领域的主要关注议题

女性生殖的损毁;同性恋与双性恋;社会性别的发展;异性恋主义与对同性恋的仇视;女同性恋:历史的角度;性职业者;强奸与性压迫;发达国家的生育权;性行为与母性功能: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性骚扰:社会和心理的若干问题;性趋向与法律;性取向:生物学的影响;性取向:历史和社会的建构;性特征与社会性别;变性、异装癖与社会性别改变。

5.社会化领域的主要关注议题

雌雄同体研究;关注与社会性别;高等教育与社会性别;基础教育与社会性别;教育与社会性别:历史的观点;社会性别与学校学习:数学与科学;个性和社会行为的社会性别差异;男性统治;男性特征与女性特征;小组影响与社会性别;社会网络与社会性别。

6.理论与学术领域的主要关注议题

女性主义认识论;女性主义伦理学;女性主义法学理论;女性主义精神疗法;女性主义神学;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生态女性主义与文化女性主义;女性主义理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理论:精神分析;女性主义理论:激进主义与女同性恋;女性主义理论与有色人种妇女;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经济中的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历史中的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政治学中的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心理学中的社会性别与女性主义研究;社会建构与社会性别、阶级、人种和种族;同性恋理论;种族与社会性别的相交;合理性与女性主义思潮。

7.宗教与意识形态领域的关注议题

佛教与社会性别;天主教与社会性别;社会性别的意识形态:跨文化的视角;伊斯兰教与社会性别;犹太教与社会性别;基督教与社会性别。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理论流派众多,关注议题十分广泛,甚至是包罗万象。但在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中,它们也有着区别于其他理论的共同之处。即它们全部聚焦于分析建构物质与符号世界以及我们的体验的社会性别这种机制,这种理论的视角在社会和人类领域中是唯一的。这就再一次印证了社会性别是女性主义的基石和分析的核心范畴,也是所有女性主义所达成的认知共识。

第三章 媒介与性别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是收集资料的一种手段,或者说是开展研究的方法。所有的收集资料的方法都可以归为以下三类:(1)与被访者进行交流;(2)观察别人的行为;(3)查阅历史资料与记录。但即使是使用同样的方法,由于研究目的不同,其具体实施的效果也是截然不同的。女性主义的方法论使得传统的研究方法在具体实施中具有不同的研究效果和研究发现。

一、方法论的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有许多张面孔,最为公众所熟悉的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作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席卷欧美的女性主义。因此人们往往会将女性主义与诸如“个人的是政治的”、“姐妹情是强有力的”等激进口号联系在一起。然而女性主义并不仅仅反映一种政治或者意识形态取向,同时也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学术思潮。通过对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的性别不对称现象进行重新追问,女性主义意识到性别所蕴含的权力关系与知识的构成基础之间的内在关联。于是学院派女性主义第一次将性别视角的批判意识引入了学术圈,主张性别的文化建构性和知识的社会建构性,并且相信借助于女性主义方法论可以完成对主流性别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框架的双重挑战。因此从更广阔的背景上说,女性主义是作为西方反主流文化中的一个分支出现的,它渗透在整个文化领域并以其独特的方法论意义开启了知识界前所未有的性别革命。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其标志性的特征是强调性别的核心作用,相信社会制度、组织和文化的构成中都具有无法回避的性别倾向,甚至知识的构成和功用也是性别化的。想要了解社会运行的方式、人际关系以及知识的内涵,都必须分析性别在其中发挥的潜在作用。因此运用基于社会性别范畴的性别分析方法,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或工具。女性主义对这个性别范畴进行了重新界定,批判了主流文化和常识中流行的有关性别的生物决定论观点,强调了社会文化在建构性别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这一具有社会制度、文化和个体身份含义的性别从此获得了更加丰富的内涵,进而成为女性主义知识批判和建构的概念基础。

对性别的强调还基于这样的判断,即在已有的文化和知识体系中,性别因素被消隐在众多主导性的官方议题中,尤其是女性和相关议题被长期边缘或无形化,或者强制性地以男性中心主义的假设和偏见推而广之,形成解释,因而造成女性经验和主题的忽略以及结论的扭曲。女性主义试图通过对性别的强调,让那些隐藏的议题重新浮出地表,恢复其本来面目。从这个新的视点出发,女性主义试图重绘一幅不同于往日图景的新的知识版画。这种知识目标应该与女性主义运动的政治目标相一致,也就是知识的变革应该有利于改进女性自身的命运。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另一个特征是带有明显的伦理价值取向,公开宣称以建立民主、平等的研究模式和非等级制的、解放的社会为目标。

女性主义在文化领域是以批判的面目出现的,其方法论的突出特色之一也是批判性——对传统性别理念的批判、对已有社会理论的批判、对正统知识修辞和方法论原则的批判。这种批判的特色不仅来自他们的政治立场,也来自他们所依据的后实证主义学术传统。主流知识框架和方法论模式中对价值、文化和性别的盲视实际上导致了在普遍性旗帜下男性权威和统治的盛行。因此,通过文化建构这一媒介,女性主义方法论很自然地将性别意识形态的批判与知识正统的批判结合起来。

批判当然不是最终的目标,对反身性和知识的情境化的强调构成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最有建树性的一部分。女性主义认定官方的所谓普遍知识其实是代表男性霸权和利益的知识,他们倡导从女性自身的日常生活经验入手,从女性作为社会和文化中的“他者”所特有的立场和情境出发,来建构这个世界的知识,应该更少偏见、更加有效。这种被称为“立场论”的女性主义知识模式摒弃了抽象的主体和僵化的两分法模式,研究者被还原为具有情感意志和历史文化感的具体的人,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关系不是分离和对立的关系,而是在共同文化背景下相互支持、互助合作的关系。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女性主义方法论强调对知识主体本身不断进行反身性思考,强调研究者尽量避免将自己的意志和观念强加在被研究者身上,避免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出现等级制的控制关系,尽量营造平等、和谐的气氛,让被研究者更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

为保证这种民主、平等的知识模式的实现,女性主义尝试过许多研究方法和技术。比如一些女性主义者强调“让女人来研究女人”,也有人尝试用女性主义运动中“意识觉醒小组”的方法来研究,更多的女性主义者则倡导质性的研究方法,认为这种方法容易克服等级制和权力控制特征,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参与关系。然而众多争论的结果是,女性主义方法论应该是一种研究的视角,是多元化的、情境化的、开放的、诉诸平等与解放的,不能局限于某些方法的运用或排斥,而应该根据具体问题来决定运用某种或多种方法,因而方法论的女性主义虽然是批判的,但同时也是宽容的。

批判性和宽容性可视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的精神实质,事实上也是后现代主义文化得以存在的意义和理由。这种精神气质上的内在联系使得女性主义虽然始终没有放弃启蒙运动的最初理想,同时却也很乐意接受来自后现代主义的批评,并在这种批评中不断修改和完善自己的方法论取向。对于女性主义自身原则的不断挑战也构成了批判性的重要部分,包括对诸如统一的女性和性别身份、统一的女性立场和经验的质疑,对于方法论的女性主义中“性别万能”倾向的批判,等等。因此保持宽容性和多元化成为批判得以持续的活力来源之一,没有抽象的、大一统的所谓女性和性别,只有来自不同阶级、种族和利益群体的多样化的女性和女性立场,性别的核心作用只有在特定的情境下才发生作用,并且永远与文化中诸如阶级、种族、权力等其他因素纠缠在一起并交叉起作用。这样,女性主义从女性的代言人逐步延伸到所有追求民主平等的群体的代言人,女性主义方法论从一种性别分析方法扩展到基于性别的、反映弱者声音的、消除了等级制和权威的平等研究模式。因此,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这个意义上也不只代表着一种声音,而是一种开放的选择。

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对于中国的本土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同时也伴随着性别文化的转型,过去视若无睹的性别平等与同一在市场经济时期呈现为性别差异与分化的状态,市场的选择与消费的偏好正将这种带有传统文化色彩的两性差距加以扩大,女性和性别问题成为这个时代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之一。因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的女性研究一直是热门话题,但由于缺乏社会性别视角,很长时间内曾限于有关女性群体和问题的一般研究,在价值观念和基本结论上少有突破。而90年代以后受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又出现了部分学者将性别作为分析女性问题的唯一视角、没有将女性置于转型社会具体情境中考察的狭隘倾向。因此了解和借鉴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对于中国当前的女性与性别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另一方面,中国目前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期,具有各种时代特征的现象和思潮同时出现,这对于社会科学家来说不啻为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是,国内社会研究本身也处在一个转型和重建时期,方法论的单一和匮乏成为令人忧虑的问题之一,而女性主义方法论无疑可以为此作出应有的贡献。

另外,作为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并不限于性别主题方面的独特性,而在于依据这种独特视角所要揭示的世界会是与主流世界相异的另一个图景。例如有学者研究表明,农村妇女记忆中的集体化与官方记录的合作化运动是有差别的,而打工妹眼里的城市化生活则描绘了不同于主流现代化话语的另一幅现代化图景。因此,女性主义方法论不仅对于女性和性别问题有发言权,同时也对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我们惯用的知识模式以及方法论规范有发言权。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也就扼杀了方法论的女性主义在社会研究中存在和应用的广大空间。

二、女性主义方法论关于科学研究的新思考

(一)从科学研究中“女性缺席”说起

科学的历史一直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历史,男性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占绝对压倒优势。为什么女性为进入科学领域已经付出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当今的科学王国仍然是一个几乎由男性独占、女性缺席的王国?而且女性主要集中于科学大厦的最底层?更尖锐的矛盾是:为什么科学在整个构建过程中要系统地拒绝女性?

我们来看一项具体研究。1976年开展的一项关于抑郁的社会根源的大型研究,对抑郁与妇女的生命事件、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是,这项研究却没有在妇女的抑郁与她们的受压迫之间作出关联,没有关注到妇女是否以及如何将她们自己定义为抑郁,而仅仅关注妇女的精神健康状态如何被揭示。

著名的女性主义学者桑德拉·哈丁(SandraHarding)于1987年指出,不管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传统的认识论在整体上都排除女性成为“知识者”或知识主体的可能性……科学的声音属于男性;……历史是以(居于支配阶级和种族的)男性的观点写成的;……传统社会学判断的主体总是被假定为男性。

传统科学的研究,并不能真正揭示妇女的体验,人们已经不能对它的缺陷熟视无睹,而必须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问题来对待。女性主义进一步提出这样的问题:科学的本质在多大程度上与男性观念相联系?如果没有联系,科学会是什么样子呢?为什么将人类的一部分经验称作男性的而另一部分称作女性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样的标签如何影响了我们经验世界的建构和价值的分配,它们又是如何反过来同化了现实的男人和女人,使其形成不同的价值观念?对这些问题的反思激起了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的批评。(二)对传统科学中“客观性”的质疑

实证主义主张生产知识严格的方法论规则可以使知识免受研究者价值的污染,即认为当一种方法能够使我们忽视主观因素时,这种方法是客观的。哈丁把这种科学方法描述为具有典型的实证主义特征:“科学知识被设想为价值中立、客观、不带情感、无偏见和私欲的、公正不阿的等等,科学规则被设想为可以使科学不受政治利益、目的和欲望的影响,特别是科学方法被设想为可以使科学研究不受研究者社会价值的影响。”

这种客观主义方法将客观性神化,这一神化被占统治地位的群体所运用并得以广泛传播。科学家和科学团体被认为可以产生客观有效的知识,而不必考察他们自身的历史背景,不必关注他们所提问题和实践的来源或结果,以及背后支持它们的社会价值和利益。这样,科学价值中立的神话使它失去了反省和自我批判的能力,反而成为科学的男性特征和权力欲望的遮盖物。无私利的、无偏见的、价值无涉的普遍性理想维护的是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精英和科学家们的权利和利益。

女性主义科学研究最好被理解为尝试在众多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中获得一个新的客观性概念,即一个负载价值、情感、背景假设以及社会公正的客观性概念。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关于性别平等的理论和实践,从女性特有的经验和立场出发,对传统科学的核心假设——价值中立与客观性进行了有力的批判,揭示了主流科学所谓的价值中立与客观性实质上是崇扬男性利益,是为在父权制文化中处于优势地位的男性群体服务的。女性主义对传统科学客观性的批评旨在消除主流科学的客观性神话,揭示隐藏在“客观性”神秘面纱背后的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女性主义认为传统科学所宣称的研究过程不涉入任何主观的价值倾向,实际上是在借此帮助维系一种使女人居于从属地位的男性意识形态,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代表男性特殊利益、观点和经验的男性的客观性。

女性主义对客观性的批判,揭示了科学在价值中立和普遍性的外表下所掩盖的性别设置所产生的影响。女性主义的这些讨论构成了女性主义科学观建构的认识论假设或前提条件:其中没有划分认识主体和自然客体严格的界线,主客分裂不被合法地用于对自然的控制,自然本身被概念化为主动的而非被动的、动态的、复杂的、需要人类理解与合作的整体,而不是一个死的机器,仅仅需要操作和控制。

在女性主义想象中,科学家不被看做是一个非个人的权威,立于自然和人类关心之外,而是一个有逻辑思维、有感情直觉的人。这样的科学家会主动在建立起来的知识与其应用、思维与情感、客观与主观、专家与门外汉之间通过协商,寻求缩小它们之间距离的方法,而且追求将知识当做解放而非控制的工具来运用。(三)对科学研究中“主观性”的重新评价

对客观性的追求使得科学被简化为精密的自然科学程序,因而忘记了“没有一门客观的科学能够给予成就着科学的主观性以应有的重视”。现象学大师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曾对此做过精确的概括:“数学的自然科学是一种进行具有效率、盖然性、精确性、可计算性的归纳的绝妙技术,这些归纳在以前根本无可想象。数学的自然科学作为成就,是人类精神的胜利。但是就它的方法和理论的合理性而言,则是一种完全相对的合理性。它本身已经以一种根本的规定为前提,而这种根本的规定本身则是完全缺乏现实合理性的。由于直观的周围世界,这个纯粹主观的东西,在科学的题材范围中被忘却了,所以这个正在工作的主观本身也被忘却了,科学家并没有成为研究的主体。”

女性主义认识到客观主义的认识论是危险的,解决这种危险的办法是把主观性考虑进来,同时,赋予女性使用不同思维方式的权利,提出新问题,作出新联系,重视女性的直觉与技巧,珍视女性的经验。丽塔·阿迪(Rita Arditti)评论道:“既然科学的进步不仅仅是靠对知识的归纳分析,想象与情感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就很明显。科学中直觉的作用由于政治的原因被贬低了,女性主义视角将重新介绍、重新使直觉知识合法化。”(四)对情感在科学研究中作用的肯定

在西方哲学传统中,主观情感一直被认为对知识具有潜在的破坏性,理性一直被认为是获得知识所不可缺少的能力。而理性总是与情感相对立,并与男性相连,情感则与女性相连。尽管没有理由设想女性的思想与行动比男性更受情感的影响,但是理性的男人、感性的女人的成规模式仍然盛行于社会,因为这一印象被不加批评地从日常男女的表现中得到了肯定。这缘于我们的社会文化允许女性更公开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而自由表达自己情感的男人则被认为有悖男性的理想模式。由此,情感存在着复杂的语言和其他社会前提条件,我们所经历的情感反映了社会生活的文化形式。情感的社会建构还表现为情感的可选择性。我们常常把情感理解为是不由自主的,而非我们有意识的选择。实际上,我们总是试图以各种方式控制情感,情感总是以多种方式积极地投身于对世界的构建。

随着现代科学的兴起,自然王国与价值王国相分离:自然被重新定义为没有生命力的机器,价值属于人类情感的偏好和反应,这种分离意味着理性的洞见必须不受价值的污染。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提倡真正的科学知识必须是能够证实的,而价值和情感由于其可变性、异质性被排除于科学知识之外。在这个意义上,理性被看做是衡量知识客观和普遍有效的标准,而对情感的理解更强调它是强加于个体身上的一种激情,一种使女性受苦的东西。

然而,科学界实际上存在一些例子,显示了情感在认识论和科学研究中的优势和价值。以诺贝尔奖得主巴巴拉·麦克林托克(Barbara McClintock)从事科学研究为例。麦克林托克长期致力于玉米细胞遗传学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发现玉米染色体中遗传因子的“转座”[基因在染色体上作线性排列,基因与基因之间的距离非常稳定。常规的交换和重组只发生在等位基因之间,并不扰乱这种距离。在显微镜下可见的、发生频率非常稀少的染色体倒位和相互易位等畸变才会改变基因的位置。可是,麦克林托克这位女遗传学家,竟然发现单个的基因会跳起舞来:从染色体的一个位置跳到另一个位置,甚至从一条染色体跳到另一条染色体上。麦克林托克称这种能跳动的基因为“转座因子”(目前通称“转座子”,transposon)],但这一重大发现却因长期不为科学共同体理解而被忽视。主要由于她的研究方法是:“对有机体进行感觉”,她强调人们必须有时间去看,有耐心去“倾听”材料说话,最主要的是对有机体的情感,“我曾研究了那么多玉米植物,以至于当我一看到那东西我就能立即对它们作出解释”。正是这种情感扩展了她的想象力,“凡是你能想象出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发现”,以至于“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时,我都感到抱歉,因为我知道小草正冲我尖叫”。麦克林托克并不把自然看做是一个被动的、由外部强加规则统治的机械的客体,而将其看做活的、生长的、内部有序的、丰富的对象。麦克林托克对自然“客体”的态度为客体和主体关系带来新的意义,打破了僵硬的二分法。

麦克林托克的科研方法以及使她成为一位伟大科学家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她与所研究的物体建立了一种亲密的关系,这种关系需要主体感情的移入、辛勤的耕耘和不时的关注。对麦克林托克来说,推理是不足以说明生命形态的千变万化及其奥秘的,正是这种情感、直觉成为她揭示玉米本质的一把钥匙。也正是由于她对情感的强调似乎有悖于标准的科学方法,直到70年代,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发展对转座基因的重新发现,她的研究成果才得到科学界的认可。经过30多年漫长的等待,她最终在81岁高龄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凯勒描述麦克林托克与其研究对象玉米之间的感情是“一种最高形式的爱”,麦克林托克所用的语言都是一系列充满感情的词语。她信任自己的直觉,总是通过对材料的密切关注、观察和欣赏的方式来工作,靠女性特有的直觉、洞见来把握对象的本质。她的科研风格——“对有机体的情感”,对个体复杂性、差异性的尊崇,“对材料的倾听”很好地证明了知识包括科学知识是受情感影响的,并对过去科学对情感的排斥提出有力的挑战,引起人们广泛的重视,更重要的是她创造了认识、情感的财富,重新确立了科学的内涵,融入了认知与情感的内容。

需要指出的是,女性主义所提倡的情感性、主观性和差异性等并非与理性、客观性和确定性等是完全对立或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应该是一种互补关系。

三、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常用方法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就是将女性主义方法论这些富有开创性的研究原则贯彻于具体研究中。而在具体研究方法上,可以说,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广泛使用着社会研究的各种方法。正如陈阳所说:“除了量化的内容分析、社会调查外,它更偏重使用质化的深度访谈、群体访谈、参与观察、符号学、心理分析等方法。”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方法有哪些?从学科渊源上看,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主要来源于社会学、传播学。传播学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如实验法、调查法、内容分析、定性的实地研究等的资料收集与分析方法,也适用于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同时,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运用这些方法时,很重要的是要将女性主义的方法论思想如“重视个体的、私人的”、“无剥削的研究关系”贯穿于这些方法运用的过程中,在研究过程中围绕如何更好地理解妇女的经验发展了一些策略或技巧。

当代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比较常用的方法有:

1.定性的实地研究

实地研究是一种在自然情境下直接观察社会现象的社会研究方法。实地研究者可以收集定量资料,如记录在一个实地情境内各种不同形式之间的互动次数。不过,实地研究主要用于获得定性资料。

恩格斯长期深入到工厂和工人居住区而写成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被视为实地研究的佳作。恩格斯以不少篇幅揭示了女工的健康问题、工人阶级家庭关系以及童工问题等。

什么情况下我们适宜用定性的实地研究方法呢?发觉当事人的经验,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他/她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社会上或学术上的、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来了解或评断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件事例时即可采用这个方法。这对那些向来没有机会使他们的经验被包括在知识体系内的弱势群体特别有意义,也意味着既有的知识内容会受到新的知识内容、视角的冲击。

如艾略特·列堡(Elliot Liebow)在《泰利的街角》(Tally's Corner,1967)一书中,从社会、经济、教育结构以及当事人的角度来解析男性黑人在美国社会的处境和经历。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跟这些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不入流的失败者生活在一起,进而由他们的亲身经历来描述和呈现向来没有人注重和重视的美国社会,该研究因此被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对挑战种族歧视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传播学史上,定性的实地研究方法最早为著名的芝加哥学派所使用。芝加哥学派注重对偏离常规的亚文化的研究,即芝加哥的各种贫困团体的成员:歹徒、流浪汉、贫民窟居住者、自杀者、少数民族居民和“职业舞女”。克雷西对一个有职业舞女伴舞的舞厅的研究是该学派的一个典型调查。克雷西不是以一种统计的或客观的方式对职业舞女伴舞现象作出分析,他和四名学生助手作为隐蔽的观察者在这个舞厅里收集资料。克雷西还要求其调查对象描绘其全部生活,从职业舞女及其顾客那里收集生活史,以便了解他们的调查对象的全部背景情况。

女性研究者常常用实地研究帮助回答的问题是:纪实性地描述妇女的生活和活动,从妇女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她们。

定性的实地研究中资料收集的方法主要有:定性访谈、专题小组。而资料分析的方法有:草根理论方法、符号学(分析)、谈话分析。

2.内容分析法

内容分析法是分析信息内容的一种系统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调查研究中访问受访者的方式,也不同于在实验室中观察人的行为的方式,而是研究选定的某段时间和某些地区的传播产品。这种方法被认为是对传播内容的客观化、系统化和数量化的描述。

需要指出的是,在我国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中,对媒介的内容进行分析是较常见的,然而,这些分析并没有按照真正意义上的“内容分析法”的步骤来进行研究,内容选择及分析的随意性很大,不能说是内容分析。

传播学史上,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创建了内容分析的传播研究方法。他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传信息,如从气球或飞机落下的传单,由炮弹向敌方战线散发的传单,以及征兵宣传画等进行了内容分析,以确定所使用的宣传策略。

内容分析法特别适用于回答媒介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谁说了什么、对谁说、为什么说、如何说以及产生什么影响?”虽然这些议题可以通过观察个别人来做研究,但是内容分析法提供了另一种取向。

在媒介与性别研究中,内容分析方法可为多种研究目的服务,如想获得妇女角色扮演的“具体数据”,想要了解妇女社会地位的改变是否或如何在电视连续剧中得到反映,想要验证一些带有直观性的观点,如“电视连续剧是典型的妇女产品”。常被用来考察的主题有媒介中的女性形象。

在女性主义的认识论里,“文本”的范围非常广。“什么是文本”也是一个基本问题。对此的不同认识影响到对研究方法的选择。瑞哈慈说,女性主义的“文本”研究包括儿童读物、童话故事、告示牌、女性主义的散文和小说、儿童的美术作品、风尚等。

内容分析法的主要操作环节是抽样和编码。在确定想要调查的问题或想要检验的假说后,做内容分析者必须确定想要调查的主体(所在地区、时间跨度、特定媒体)。如果主体很大,就要像调查研究法那样进行抽样。选择抽样方法时必须考虑什么是分析单位。内容分析法的一些可能的分析单位有作者、字词、题目、体裁、段落、概念、语义或是以上各项的合并。接下来界定类别,以便将信息内容分类,并对样本进行编码。

3.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一项非常古老的研究技术。在一个典型的调查中,研究者先选择调查对象作为样本,然后利用标准化的问卷来进行调查。调查研究适合考察一个无法直接观察的大群体状况。严谨的概率抽样能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该样本成员的特征能反映较大群体的特征。而严谨的标准化的结构性问卷,能保证从所有受访者那里获取相同形式的数据。因此,真正的调查研究,不仅仅是“向受访者提问那么简单的事”。

抽样是调查研究法中的重要步骤。调查研究一般针对的是大规模的群体,很多情况下不可能对该群体的全部作调查,而是通过调查一个较小规模的样本来推断该群体的特征。因而,如何抽取到能较好代表群体的样本、如何科学地通过样本推广整体,就十分关键。抽样就是通过概率统计的知识来回答这些问题。

调查研究一般针对的是大规模的群体,而详细地调查每一个成员是不现实的。我们可以抽取部分成员(即样本),以样本的特性去推断该群体的总体的相应特性。对总体的估计并不能做到纯粹确切,而科学的抽样能够帮助我们判断以样本去推断总体的精确程度。因此,样本应该如何选取,就成为一个很关键的环节。

4.实验研究法

实验法是一种能够让研究者探索因果关系的观察方法。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选一组受试者,给他们一些刺激,然后观察他们的反应。实验法特别适合于范围有限、界定明确的概念和假设,适合于解释。如我们假设了解黑人对美国历史的贡献会减少对他们的偏见,我们就可通过实验来验证。用实验法研究小群体互动也很合适。

最传统的实验涉及:自变量与因变量;前测与后测实验组与控制组。实验基本上是考察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通常,自变量是实验中的刺激因素。在典型的实验模型中,实验者就是要比较出现刺激和不出现刺激所导致的结果的差异。

在实验开始之前,必须对自变量和因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操作化界定涉及大量的观察方法,如要界定对黑人的偏见,可以运用问卷调查结果、与黑人的对话、传媒中的有关评论等等。

在一个典型的实验设计中,受试者首先作为因变量接受测量(即前测),然后接受自变量的刺激,之后作为因变量再接受测量(后测)。因变量前后测之间的差异,被视为自变量的影响力。

实验法面临特殊的效度问题,即不一定是自变量,而是研究行为本身可能改变研究对象。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有多种技巧,第一种就是利用控制组。

实验组中的受试者都接受刺激,而控制组中的受试者不接受刺激。对社会科学实验而言,控制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不仅可以防止实验本身的影响,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排除实验进行过程中外在事件的影响。

有时候,实验设计要求具备一个以上的实验组或控制组。这样可以确定每一种刺激因素的单独影响,以及几种刺激因素的综合效果。

四、中外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案例分析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是女性主义批判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照著名的女性主义传播学者的观点,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核心是,将媒介视为一种建构社会性别的(社会)技术,它们通过调整、修正、再建构和生产各种具有规训作用的、相互矛盾的文化方式来表现社会。围绕这一核心,媒介与社会性别的基础议题为:社会性别的话语在媒介文本中是如何编码的?媒介文本中使用了哪些偏好的和另类的社会性别的意义?它们来自哪些话语?受众如何使用和阐释带有社会性别意义的媒介文本?从有关认同和主体性的个人层面以及有关话语的社会层面来看,受众的接受情况是如何参与社会性别的建构的?

要考察这些问题,需要根据具体的研究问题、研究条件选择研究方法。下面通过剖析中外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几个重要研究案例来展示如何具体运用研究方法来解答问题。

1.“妇女阅读言情小说”的调查法、访谈法

贾尼斯·雷德威结合文本和受众的研究来探索流行的言情小说的意义生成。为了调查妇女如何解读一些大量出版言情小说的出版商,雷德威对居住在美国西部史密斯顿镇的30位妇女作了问卷调查,并采访了其中的20位妇女。这些妇女大部分已经结婚,而且孩子处于上学的年龄。大部分妇女每天至少读一部言情小说。

调查发现,对史密斯顿镇的妇女而言,言情小说的品质取决于女主角和男主角之间关系的发展,以及他们独特的性格魅力。故事必须围绕那些妇女能产生认同感的女性展开。这些妇女读者认为,理想的男主角未必要充分展现其独立自主,但她们却期盼女主角应该是一个独立的现代女性。阅读言情小说究竟能给她们带来什么特别的愉悦?史密斯顿镇的妇女认为言情小说给她们提供了(对现实的)逃避、放松以及知道的途径。雷德威的访谈进而阐明了阅读的原因不仅是故事动人,更是妇女们对生活负担的逃避,她们能够独自进入小说营造的一个自由时空,暂时逃离家庭中没完没了的琐事。

2.“中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的内容分析法

研究全国大城市主流媒介中的电视广告。根据全国地理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特点,选择五个区:北京、上海、广州、沈阳、兰州。抽取的媒介内容是1994年8月至12月每月的3日和4日晚上6∶00~10∶00的全部广告。从广告类别、声音、广告角色、角色关系以及性别观念五个维度分析,研究显示,有性别歧视的广告比率达33.7%,在程度上绝大多数广告属于轻度。我国性别歧视广告的主要特征表现为角色定型和以女性作招徕手段。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与社会现实不符,电视广告没有充分肯定妇女的社会作用和贡献。

3.“大众传媒对女大学生的影响”研究的调查法

考察报刊、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的活动对女大学生的认知层面、心理、态度层面(本文以“观念层面”统称)和行为层面产生的影响和结果。结合我国当代女大学生媒介接触的实际情况、热点问题,本调查的重点是:(1)在传媒影响的认知层面,重点考察女大学生信息获取、信息辨别的有关情况;(2)在传媒影响的观念层面,重点考察女大学生的价值观与性别观的有关情况;(3)在传媒影响的行为层面,重点考察女大学生学习、就业发展、人际交往与生活的有关情况。

调查在北京地区10所教育部/北京市直属大学中展开。这10所大学涵盖文科类、理科类以及文理综合类、艺术类院校。调查对象为10所高校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为全面地认识传媒在女大学生身上的影响、考察性别因素的客观作用,还调查了男大学生的情况以作为参照。共发放问卷1000份,回收有效问卷997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9.7%。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为:男性42.13%,女性57.87%。本科生为57.38%,非本科生(包括硕士生、博士生与专升本科生)占43.62%。涵盖全部教育部规定的专业门类,专业分布较为均匀。

调查的基本结论是:10所高校女大学生面对传媒中显性的性别歧视内容,保持了独立的判断,会持鲜明的反对态度,对传媒中体现女性独立人格的新时代的女性形象也怀有尊重的态度;但是,大学生对隐性的性别歧视则相当缺乏鉴别力。对于传媒以娱乐、时尚的面貌出现的观念往往很少加以辨别,而且在自身看待男性女性的视角中也潜藏着成见。

第四章 媒介与性别研究的现状

一、媒介与性别研究在中国

(一)“九五+10”以来的学术出版

1.性别研究系列中的传媒/传播与性别研究成果(1)张敬婕著,《性别与传播:文化研究的理路与视野》(2009)

本书以历史研究的视角,回顾了性别与传播研究的发展脉络,以学术论证说明了性别与传播研究的两大发展趋向,即一方面自媒介与女性研究向着媒介与性别研究发展,另一方面自媒介与女性研究向着性别与传播研究发展。这两条发展路径代表了性别与传播研究的两种发展思路:第一种路径主要采用媒介发展的视野,从性别视角俯瞰媒介的生产、经营、传播,以及不同媒介类型中女性的参与和被展现的情况。第二种路径则试图在传播学的发展史中,寻找、建立性别研究的范式,以凸显性别与传播研究的特有的研究领域与独特价值。这种研究路径突破了媒介内容和媒介类型的局限,而将视野拓展得更为宽广。(2)曹晋著,《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理论与实例》(2008)

该书的上篇着力勾勒西方女性主义批判传播研究的理论、主要议题与质化方法,揭示全球媒介组织与权力体制仰赖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的运作;下篇是作者就本土社会传播情境中存在的社会性别不平等的专题研究,反思本土女性主义话语中关于女同性恋议题的盲点。(3)刘胜枝著,《当代女性杂志的文化研究》(2007)

该书选择了《中国妇女》、《家庭》、《时尚》这三本代表不同时期的女性杂志,对其文化作了深入的研究。内容包括:政治宣传类女性杂志、婚姻家庭类女性杂志、消费时尚类女性杂志、加强对女性杂志的现实干预等。(4)王金玲主编,《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2:妇女与传媒》(2007)该书专门探讨和总结了我国妇女传播行动的经验和教训。第一部分汇集了媒介监测项目的重要成果,试图通过定量和定性的分析,就中国媒介社会性别表达的现状、变化和问题进行监测和评估,并提出了政策建议。第二部分旨在记录妇女为改变媒介议程发起传播行动的历史,集中讨论媒介干预的具体行动及其策略,并讨论了不同媒介的作用,包括大众媒介、新媒介和草根妇女小组或底层妇女使用的歌舞、地方戏剧等传统媒介以及民间妇女组织的替代性媒介等。(5)王金玲主编,《中国妇女发展报告No.1》(95+10),(2006)

包括“妇女与传媒”一章。(6)宋素红著,《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2006)

在具体分析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以及归纳其发展阶段的过程中,该书作了一些创新。不仅运用个案分析法来研究妇女报刊和女新闻工作者的作品,还用比较法来研究女新闻工作者,力图得到全方位、立体的认识。(7)刘利群著,《社会性别与媒介传播》(2004)

该书在对“什么是社会性别”、“怎样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分析媒介”等问题给予回答的同时,阐述了社会性别与媒介之间的内在关系,并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美国女性电视频道的生态环境和生存状态进行了个案剖析,探讨涉及性别研究与媒介研究两大领域。

2.传播学系列研究中的相关性别研究成果(1)陈龙著,《传媒文化研究》(2009)

包括“性别与传媒文化研究”一章。(2)蔡帼芬等著,《镜像与她者——加拿大媒介与女性》(2009)

该书使用女性主义理论和媒介理论的研究范式,从宏观角度介绍了加拿大媒介与女性的理论、制度与实践,对加拿大的女性媒介从业人员、加拿大的女性媒介及媒介中的女性形象进行了研究和批判。从历史和现实的角度,探讨了加拿大媒介与女性发展之间的关系。(3)李琦著,《传媒与性别——女性媒介的传播社会学阐释》(2008)

从性别的角度切入了媒介与社会关系的探讨,对女性媒介的发展作了系统的传播社会学阐释。(4)范红主编,《媒介素养读本》(2008)

该书主要探讨媒介对社会变迁与大众文化的影响,其中包括“性别与传播”一节。(5)叶虎著,《大众文化与媒介传播》(2008)

专章探讨了“大众文化与性别传播”、“性别、空间与权力”等议题。(6)刘利群等主编,《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报告》(2007)

该报告第一次全面梳理了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理论建树,系统呈现了中国媒介与女性实践的发展动态,综合考察了中国当代媒介与女性的互构关系。(7)蔡骐、蔡雯著,《媒介竞争与媒介文化》(2007)

专章研究了“女性主义与媒介文化”的相关问题。包括“女性主义媒介文化研究的起源”、“媒介机构与女性”、“女性主义视野中的媒介文本”、“女性受众与媒介使用”、“女性主义媒介文化研究的方法及前景”等。

3.会议结集出版的相关著作(1)陆晔主编,《中国传播学评论媒介素养专辑》(2008)

该书脱胎于“传播与中国·复旦论坛”的研究成果,其中包括了“城市女性媒介素养状况调查”等内容。(2)刘利群等主编,《国际视野中的媒介与女性》(2007)

该书是2006年教席北京国际论坛优秀作品的结集,汇聚了国内外媒介与女性研究领域的最新成果,从国际视野的角度,对媒介与女性研究进行了全面的观照和深入的探讨。(3)魏国英等主编,《教育:性别维度的审视》(2007)

该书精选了39篇由北大学者以及国外和境外部分知名女性学者近年在北大妇女中心的关于女性教育与再教育问题的经典论文演讲。其中包括刘利群的《中国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理论与实践》、佟新的《大众传媒时代与女性青少年政治》、荒林的《网络时代的女性教育》等。

4.论文成果(1)研究现状

从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相关数据进行检索,以“性别”、“传播”、“媒介”等为关键词,共搜索文章37257篇。其中,属于“媒介与性别研究”范畴的文章共有66篇,以“媒介对妇女形象的表现”为主要议题的文章有18篇。(2)研究议题

①层次更为多元

2005年以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选择了媒介与性别的相关研究议题。主要包括:“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女性在传媒中的参与”、“女性传媒工作者的角色定位与作用发挥”、“女性媒介”或“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等。值得关注的是,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博客、网络等媒介与性别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热点。

②研究更具学理化

一些学者自觉对媒介与性别的相关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索与钻研,推动了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发展,使其更为学科化、体系化。比如,卜卫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切入传播法规与政策,曹晋对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③议题覆盖了妇女研究与新闻传播研究

从发表的阵地看,既有《妇女研究论丛》等妇女研究界的核心期刊,也有《国际新闻界》、《青年记者》、《新闻爱好者》、《新闻记者》等新闻与传播类期刊。可见,媒介与性别作为一个核心议题,已经进入妇女研究和新闻与传播研究的体系之中。(3)作者队伍

数据显示,从事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学者,主要来自各高校和相关科研机构的研究人员。也有少数女性媒介从业者,她们比较关注如何在实践中践行社会性别的视角和理论。其中,中青年研究者占了绝大多数。另外,研究者遍布全国,既有来自北京、上海等高校密集的城市的,也有来自沿海和内陆城市的。

从性别上看,既有男性研究者,也有女性研究者。尽管目前来看仍以女性研究者为主力,但随着社会性别视角和理论在各个学科的普及,将有更多的男性研究者在研究中无可避免地遭遇与性别研究相关的议题。

具体如表4-1:表4-1(二)“九五+10”以来行动与合作

1.1996年,妇女传媒监测网络成立。“北京+5”到“北京+10”,传媒监测网络自身组织的报道和倡导活动得到了拓展,与其他妇女群体、机构的合作与互动也得到了加强。

2.2003年,传媒监测网络与《中国妇女报》合作推出专栏《传媒守望》,密集、持续地传递妇女媒介观察者的思想、观点和信息,培养有性别视角的读者。

3.2005年6月,由联合国社会性别主题组中国社会性别研究和倡导基金支持的“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培训项目”在全国妇联启动。项目组编写了《提高社会性别主流化能力培训手册》。手册的第二部分是“将性别平等纳入媒体决策主流”。其中包括:刘利群:《在大众传媒中推进性别平等的国际经验》;蔡一平:《全球媒介检测项目介绍》;刘伯红:《从社会性别视角分析我国电视广告中的女性形象》;冯媛:《妇女传媒监测网络》;蔡一平:《媒体报道指南》。

4.200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媒介与女性”教席与《中国妇女报》合作,开办专栏《教席观察》。(三)课程教育

1.2003年以来,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开设传播学硕士学位研究生的专业限定选修课程“传播社会学专题研究”,其主要参考书及文献开列有“媒介与女性”研究的相关著作。

2.2006年秋季,中国传媒大学传播学专业下设“媒介与女性”硕士研究方向,迄今为止已培养研究生几十人。

3.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提交了“媒介与女性研究方向”转为“性别传播学专业”的相关申请材料。

4.复旦大学等高校不间断地开设了性别与传播的相关选修课程。(四)研究项目

1.课题名称:“熟视无睹的性别偏差——媒体中的性别”。课题负责人张李玺,执行人韩贺南、张健,中国妇女研究会立项,美国福特基金会和中国妇女研究会资助。项目立项时间为2000年12月,结题时间为2001年8月。

2.课题名称:“中韩女性媒介比较研究”。课题负责人刘利群。项目立项时间为2005年,结题时间为2009年1月。

3.课题名称:“中美女性电视节目比较研究”。课题负责人刘利群。项目立项时间为2008年,结题时间为2010年。

4.课题名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社会性别视野下的媒介研究”。课题负责人刘利群。项目立项时间为2007年,结题时间为2010年。

5.课题名称:“中国媒介与女性理论创新研究”,中国传媒大学“211”工程三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课题负责人刘利群。项目立项时间为2008年,结题时间为2010年。

6.课题名称:国家“985工程”项目,“性别传播研究的学术创新与社会应用”,课题负责人刘利群。项目立项时间为2008年,结题时间为2010年。(五)“北京+10”以来性别与传媒领域的发展问题

宏观方面:

1.对妇女的歧视仍然根深蒂固,传媒中不利于妇女发展的机制和文化尚未得到普遍清理和改造;女性在参与媒体管理和节目制作过程中,没有足够的话语权。

2.国家/政府尚未形成推行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制度性措施;大部分法律政策不具备社会性别敏感,包括传媒领域在内的所有保障妇女权益的法律政策难以落实。

3.我国大众传媒监察体系中的相关职能部门还没有设置细化的检查评估体系。

中观方面:

1.媒介内部运作存在诸多机制性问题。“玻璃天花板”限制媒体中女性的发展。

2.媒介普遍难以应对媒介责任与商业利益之间的矛盾,女性媒介的发展更是举步维艰。截至2009年3月20日,女性电视频道仅剩下湖北电视台孕育指南频道、江苏靓装频道、黑龙江女性频道、乌鲁木齐妇女儿童频道、长沙电视台女性频道等五个。广西卫视女性频道和四川有线电视台妇女儿童频道已不复存在。

3.高校培养的具有性别意识的媒介工作者流失较大,其他专业毕业而走向媒介工作的人员因缺乏社会性别意识,导致媒介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普遍忽视性别平等的价值标准。

微观方面:

1.媒介文本中性别歧视现象较为普遍。

2.女性形象模式化现象较为严重。

3.对性别关系与性别角色的商业化消费隐蔽而普遍。(六)对策与建议

1.加强各妇女NGO组织之间的合作,打造一支包含各种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的人才队伍,以多种方式、不同层面地推进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进程。

2.介绍国际组织的倡导与推动经验,推进中国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善。

3.性别研究的学者发挥国家与政府的智库功能,推动立法与监管不断完善的层面与力度。

4.完善学科平台的建设,强化以教育手段来推广性别理念的手段。一方面继续推进高校课程改革中与性别相关的各种课程的建设,另一方面加大性别类选修课程的投放比例,扩大专业选修以外的更为通识性的影响。

5.定期举办不同层次(从高层决策者到中低层从业人员)的媒介工作者性别意识培训,根据不同的需求设计相应的培训方案。

6.及时总结和反思中国本土的社会性别主流化行动的经验教训,积极开展国际对话与合作,共同促进性别平等的全球事业。

二、媒介与性别研究在韩国

(一)韩国社会的女性与传播

1.儒教与女性(1)儒教与家长制

家长制如字面所指是以父亲(或丈夫)为中心的家族制度,规定女性为阴,是阳性男子的影子。韩国、日本等东方国家的家长制,随着儒教思想的普及得到巩固,对女性的歧视和排斥相当明显。“男子为天,女子为地”的表达方式在当今社会也常常听到,这一简单的句子明了地概括了男女之间复杂的关系。

最近,强烈主张重新肯定儒教价值的论调非常活跃,但是对于女性问题,不能否认儒教对其有消极作用。当然,在儒教统治下的各个时期,韩国各个派别对女性的约束程度有所不同,朝鲜初期与后期的状况不同,儒教内部也有进步的女性观,如实学的北学派鼓励女性参与社会,朴趾源曾论及男女平等观、朴齐家与洪大容等则提到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与作用的重要性。但这里主要论述的是17世纪以女性作为统治理念的韩国统治体系确立以后,韩国社会的主流儒教——朱子性理学的面貌。(2)儒教的女性认识

东方思想的代表内容是以阴阳来解释宇宙万物的运行原理的阴阳思想。四书五经之一的《易经》将阴阳思想解释为宇宙万物的根本原理。气胜者则另一端衰,和为重,阴阳天定,须各安天命。此为自然之理、宇宙之法。故人间事,男尊女卑是任谁都无可变更之理(朴容玉,1988)。儒教通过定义女性为阴,即女性象征着男性的影子的思想,认为女性对男性的依存心和从属心为理所当然;通过“男人为天,女人为地”的隐喻性象征,来表达女性相对于男性的劣等感。因此孔子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以此无视女子的意见与意志,甚至不给女子表达意志的机会,维持“男性的、依靠男性的、为了男性的”社会。可称作儒教伦理核心的三纲五常中的“夫妇有别”,强调妻子对丈夫的服从和牺牲为伦理规范。之后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的三从之义。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者也,是故无专制之义。——《礼记·本命解》

因此,儒教中,女子不是主体而是客体,即男性的道具。女性被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这一现象甚至可以在数千年前的传说故事中发现。檀君神话中的熊女和东明王传说中的柳花夫人,皆是为了生养神圣的儿子而历尽艰辛,终于通过圣化之门的形象,且表现出明显的“非主体的牺牲者、边缘化的群体”(李月英,1999,p.334)。女性不仅要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而且要做各种家务方能得到其价值的认可,若是不能全部完成这些作用(不事舅姑,无子,有恶疾),或是以行动反抗男权社会(淫,妒),则连这传宗接代的位置亦不保。之后是“多言去”,由此可见儒教对女子的话语深恶痛绝。韩国的儒学家代表宋时烈(1607~1689)在《庵戒女书》中称“出嫁三年不见、三年不闻、三年不言”,亦是对儒家此观点的忠实表现。(3)对于性别作用的儒教规定

与儒家约束女性话语权相关的一个句子是“母鸡叫,家必亡”。此句出自《诗传》,至今仍在社会中使用。这是指女性若表达自己的意见,则会带来家门不幸,强调女性应不表达意见,保持沉默,以此保证男性对“有能力”的女性的统制和压制。高丽时代儒学家金富轼对三国时代的善徳女王有如下论述:天之道阳刚阴柔,人之道男尊女卑。女子何可出闺房、理朝政?新罗尊女为王,乱天之道,国何不亡?诗经言“母鸡鸣”,易经言“未捆母猪乱窜”,何可不戒之?(李月英,p.335)。

在儒学家金富轼的眼中,善徳女王——无论她曾经是多么智慧的王——都不过是一只“鸣叫的母鸡”、“没捆绑而乱窜的母猪”,要对三百年后的高丽灭亡负责。这些儒学家们希望的女性是何形象?简言之就是勿出闺房。儒教要求女性要有四德,即妇德、妇言、妇功、妇容。妇人之言无出家门,妇人之行唯在炊食。——《礼记·本命解》

在儒家的体系中女主内男主外。“男不予女子事,女不问男子事”(《礼记·郊特性》)讲了儒教原则下男子独占公共事务,女性完全不需对此予以关注。(4)强制下的女性沉默:对男性服从的标志

儒教社会中女性没有自己的话语权。所有儒教的经典中都在压制或规范女性的言行甚至精神。从性别分工到生活中的一言一行,无不细致地规定男女的不同,这归根结底就是规定女性对男性的从属身份。由于儒家对女性的行为规范要求十分严格,认定女子较男子劣等,故限制其言语权,即使在家中也不允许表达自己的意见。儒教中规定的家长制规范,限制女性的交流,这破坏了女性的自律性,忽视女性作为主体的权利。即不允许思考和怀疑,只是按照男性的需要而被接受地附属地存在,除此别无其他。李滉说“女子闭口不言则身心皆安,家中和睦无事”(《闺中摇篮》),极端无视女子,由此儒学家们的观点可窥一斑。

女性不说话最好,不得不说时,三思而后言,勿违反礼制,勿引起误解,语调温柔,声色甜美,才是“真正的女人”(《明心宝鉴·妇行篇》)。另,在长者面前不仅不能不懂装懂,干脆不允许说话(《闺中摇篮》)。女人说话的声音“门中不可被门外听到,门外不可被门内听到”。妇人之礼,贵言少。——《明心宝鉴·妇行篇》

丈夫是天,须尊敬而顺从,若要进谏时语气必须温和,即使被丈夫打骂也不许有丝毫怨言,将男子的暴力行为正当化。女子应该停留在闺房这一极为私人的空间,不应关心外面的事情。这是儒教为了维持男子统制权而作出的规定。

媒介与性别理念——“性别化的媒介”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媒体就像是我们生存所需的空气一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媒体介入。政治体系在其政治过程中,若不依靠媒体即无法接触有权者,经济体系若不依靠媒体即无法联结生产和消费,社会文化制动体系若不依靠媒体即无法正式论证其存在。

在这种体系中,个人只有通过媒体,其社会价值才能被认可。“我要是能够在电视中出演多好啊”的儿歌并不仅限于儿童,成人也希望能够在电视或报纸上留下自己的文字或面孔,得到人们的认可。

媒体如此使我们存在并创造了我们。媒体是现代社会的神。媒体与神的唯一差别是,神独立于人类社会之外,媒体则与人类社会相互紧密相连。媒体作为社会的再现体系,将社会现实作为其材料,社会不可无媒体。

在该过程中,家长制社会的性别理念,是决定媒体构成与运作方式的基本原理之一,不仅决定了媒体生产物的内容,而且通过其强大的对现实的影响力,对于维持社会家长制的秩序起作用。

家长制社会的性别理念在媒体的运营、内容的生产过程中,作为性别化的形象展现出来。在此,所谓性别化的媒体,是指媒体内容的生产与消费中的性别区分现象。媒体的性别化现象有:媒体产业与媒体组织的性别化;媒体频道的性别化;媒体形式的性别化倾向等。

这是在家长制社会中再现并确认“性的象征秩序”,该过程与资本主义媒体的利润追求一同起作用。在男性中心主义家长制社会中,资本主义媒体最容易创出其市场,确保利润的对策是将普遍的关心对象“性”商品化,其中女性作为男性视线的对象,女性化被商品化。这又推动了家长制性象征秩序的再生产,进入了资本主义与家长制相互结合、相互闭锁的循环。

3.从“言语”到“谈论”——女性与媒介

在男权社会中,为了巩固男子的统治地位,通过将女子局限在私人空间等边缘化手段使得女性沉默。现在我们看一下关于女性问题与言论相关联的状况,以此了解媒体对女性问题的介入。“谈论”比“言语”更具有代表意义,到了“代表言论”的阶段,则女性在媒体被如何报道也很重要。某种言论的创造者、传达者,同时也可以成为其他言论的排斥者,简言之,就是将该言论原样表达出来,不仅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意义,而且在家长制社会秩序的资本主义社会照样起作用。

那么,所谓媒体的空间只是表达男性的统治权、将女性边缘化的现象就是理所当然的吗?能否对女性稍微开放呢?要让媒体发生肯定的作用应该怎么做?要为实现无性别歧视的媒体,女性不是客体而成为主体的社会,我们该如何做?如何创建女性与男性、个人与结构和谐的社会?首先要去除媒体内容中出现的各种性别歧视要素,要“让女性进出媒体,培养国民的性平等意识”,努力实现“女性媒体”。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所能够预见的结果及影响,应该有真正的疑问,同时我们都应具有该权力的自觉”。(郑基宪,1998,p.7)

女性不再是沉默者,女性的行为也不再边缘化,女性的话语权不应再被否定或贬低,由男性形成的以男性为主的惯性思维也需要通过实践的努力来改变。(二)媒介新技术对女性的影响

1.Cyborg——为了女性解放

各种近代技术对于女性的解放是否有帮助?很多女性主义者持否定立场。达纳·海勒威尔(Haraway)发表了题为“Cyborg宣言:20世纪语言的科学、技术以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文章。其他女性主义者们对于技术的发明过程与融合过程中女性视角的被排斥而产生思考,海勒威尔则提出应通过“Cyborg”的暗喻法,不断想象技术可具备超性别的可能性。假如“西洋的科学与政治传统——人种差别主义的、男性支配主义的资本主义传统、从他者的反映到自我的再生产等——中,机械与有机体之间的关系是界限战争”(Haraway,2001, ;p.268),那么Cyborg使得这种差异变得模糊。Cyborg中原有的生物学的性以及对性别作用的概念无法仍然起作用。

我们离开虚拟空间,构筑“机械与生命体的结合”时,果真会解体原有的男性中心主义性别分工和惯习,形成新秩序吗?具体看超肉体的虚拟空间的话,需要讨论超越历史的、经济的、文化条件的自我认知体系是否真的可能。网络女性主义者们提议占有网络空间,追求其女性解放的潜力,建立超越性别秩序的女性空间。他们通过网络空间表达不同的女性的声音,在原有的性别秩序中追求自由的、多样的相互作用与共同体,解体、颠覆家长制的符号、形象等。在网络主页中,存在追求多样的相互作用和共同体的网页。为了重新建构原有的性别分工或惯习,需要努力建构Cyborg。

2.技术的女性主义再转化

新技术重新定义人类经验的新方式,使得人们产生很多的期待。新技术亦使得许多的期望变为虚像,给人许多的失望。近代的生产技术和生育技术,以及家务技术,虽然曾给人们以女性解放的希望,却也给人们带来了同样的失望。历史地来看,由于近代的技术文化推动了反女性主义价值的生产,故女性主义者也带有对技术文化的否定批判意识。然而批判技术文化,追求女性主义,即意味着反对技术自身,回归“自然”,也不能脱离男性/女性、文化/自然、人类/动物、人类/机械等的两分法框架。因此,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看待急剧变化的技术环境的社会含义,当务之急是多面地读取、批判、预测生活中自然发展的技术环境的社会效果,思考如何发展女性主义的工作。

中篇 中韩女性媒介结构研究

第五章 女性媒介组织研究

一、女性在中国媒介组织中的地位

(一)女传媒人

1.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不管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他们都始终秉承着向西方学习的理念,维持着“西学东渐”的局面。所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虽然社会动荡,却有着较为开明的学术环境。此外,清朝末年,民族危机的上升使得民族主义逐渐在社会话语中占据主导地位,它强调“女子”在尽传统家庭责任的同时,还需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公民责任。这些为中国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活动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说法一:裘毓芳

在关于谁是中国第一个女新闻工作者的问题上,戈公振认为:“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毓芳)女士为第一人矣。”他的《中国报学史》载:“女子之服务于报界,我国以裘毓芳为最早,次之,则为陈撷芬和胡彬夏。”现有的几乎所有的中国新闻史著作在该问题上都继承了戈公振的观点。

裘毓芳,字梅侣,1871年出生于无锡,是戊戌变法时期著名的才女。她之所以能够成为第一位女性新闻工作者,与其叔父裘廷梁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裘毓芳自幼颖悟,随兄、弟就读至11岁时,由叔父裘廷梁亲自教读。裘廷梁是个举人,熟识梁启超、严复等维新派人士,思想倾向改良。裘毓芳在叔父的悉心培养下,不仅有深厚的国学基础,而且精通英文,思想上倾向维新。

1898年5月,裘廷梁创办了江苏最早的报纸——《无锡白话报》,由裘毓芳任主编。《无锡白话报》以鼓吹变法、提倡女学、推广白话、介绍各国变法维新史为主要内容。裘毓芳不仅采访和改写了许多新闻,发表在“海国丛谈”等栏目中,还翻译介绍了《俄皇彼得变法记》,撰写了《日本变法记》、《化学启蒙》、《印度记》等著作,推动维新变法运动。《无锡白话报》刊行以后,在全国范围内影响颇大,一时白话风气大开。继之而起,才有1901年创刊的《苏州白话报》、《杭州白话报》和以后的《扬子白话报》、《京话报》等白话刊物。

除《无锡白话报》外,裘毓芳还是我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的主笔之一,在《女学报》上发表了一些提倡女学、争取女权,主张男女平等的文章,如《论女学堂与男学堂并重》等文章。

1898年8月,裘毓芳还和裘廷梁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我国第一个白话学会,提倡白话,活跃思想,反对文言八股及陈腐观念。《无锡白话报》从1898年5月11日创刊到9月26日终刊,虽然只有短短的四个月,但由于它诞生于“百日维新”的前夜,其宗旨又是提倡变法,鼓吹改良,在当时属于进步言论刊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裘毓芳在《无锡白话报》、《女学报》报社工作期间,充分展现了她的政治抱负和办报才华。这是她一生中事业发展最为辉煌的时期。

说法二:康同薇

关于谁是中国第一位女新闻工作者的另一种说法是康同薇。宋素红在其著作《女性媒介:历史与传统》中称:“在裘毓芳从事新闻活动的前一年即1897年,康有为的长女康同薇就已经在澳门《知新报》开始从事新闻活动。康同薇应该是中国第一个从事新闻活动的女性。”

康同薇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从事新闻工作的女性是与其家庭背景分不开的。康同薇的父亲即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康有为,有一位勇于改革的父亲和一位通情达理的母亲,家庭环境的影响和父亲的有意培养,使康同薇自小就对新生事物感兴趣,像自强之道、救国之法、变革之事,她都能说出一二。家学渊源、自身天赋和后天努力,又使她打下了良好的文化知识基础,在历史地理、文化典籍、西学知识方面皆有较深的造诣。她15岁时就开始替父亲翻译日文书籍。在康有为的理想中,长女同薇将来最好做个报馆主笔或编辑记者,成为一个知识女性,而她也确实是朝这一方向发展的。1897年2月22日《知新报》在澳门创办,康同薇成为一名记者。由于她掌握了英、日两门外语,因此又做了兼职翻译。《知新报》极力宣传康有为的维新主张,鼓吹变法,评议时政,介绍西学,是维新派的重要宣传阵地。康同薇在《知新报》第三十二、五十二册上发表的《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女学利弊说》等论文相当有见地,是其维新变法思想的代表作。

在《论中国之衰由于士气不振》中,她提出了“士”的标准和“士气”与国家民族兴衰的关系,强调“士”要爱国救国,担当起应该担当的责任。康同薇所主张的“士”是既传统又现代,既保守又开放的知识分子形象,她要求的“士”不仅要有知识学问,更要有对国家和社会的深切关怀。她对知识分子的要求是深谙传统经学兼通务实西学、具有国家观念和开放情怀。而同一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不仅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基,还吸收了当时传入中国的西学知识,他们主张维新变法,却又是在不触动君主制度的前提之下进行的。因此,康同薇的主张恰恰是维新派知识分子的形象概括,她从根本上肯定了维新派在救国于危难、挽民于涂炭之时的地位,无疑是一封维新派知识分子向世人宣告自身时代使命的宣言书,而此宣言书出自一介女子康同薇之手。不仅如此,康同薇还借助《知新报》表达了自己的忧国忧民思想和振兴士气的强烈愿望,“吾也漆室抱忧,投梭而起,杞人之念,益用拳拳,天下士其同此衷否耶?”

历史上,“男主内,女主外”、“女子唯酒食是议”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说教成为一条束缚妇女安于家庭、脱离社会的无形链条,妇女的受教育权被剥夺,即使少数上层妇女能受到教育,其内容也仅仅是怎样做贤妻良母,与国家之兴衰、社会之进退毫无关联。但是到了近代尤其是维新运动前后,国家的外忧内患空前严重,一部分有识之士受“经世致用”思想的影响,对女性的教育逐步突破了传统的封建模式,开始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康同薇就是其中的一个受益者,良好的教育是她脱颖而出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女学利弊说》中,她介绍了欧美国家的女子教育情况,阐明女子教育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提出“遍立小学校于乡,使举国之女粗知礼仪,略通书札,则节目举矣;分立中学校于邑,讲求有用之学,大去邪僻之习,则道德立矣……”可以说,康同薇对中国女子教育的重视和对女学的精辟论述,在近代教育史上有先导作用。1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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