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大椿 等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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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夷长技(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 第二卷)试读：
导言
本书所要记叙和分析的，是发生在晚清和民国期间中国科技从传统到近现代转型中的人和事。
这是一个漫长的、顽强的、充满曲折和惊喜的、时而痛苦时而辉煌的凤凰涅槃过程。
它经历了大约一百年，一个世纪。西学东渐不再是一个偶然的、被动的事件，而是一个被准确定位的、目标明确的、锲而不舍的追求，为此，历史学家和思想者常常用“师夷长技”来表达，虽然这个词尚存歧义。细节的展开并不如童话般美好，甚至更多的表现是悲摧和折腾，但在一个有几千年文化和科技传统的、几亿人的大国，师夷长技居然就被国人接受并坚持下来了。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也终于以师夷长技的形式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成为尽管不完善，却不再可逆的历史走向。
这个故事不能不是引人入胜的。这正是我们在《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二卷中要讲的，笔者也毫不犹豫地选择“师夷长技”来做这一卷的书名。
一、师夷长技的解读
1.“师夷长技”为题的深意在《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第一卷导言中，笔者曾写道：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可以通俗地称为“西学东渐”过程，大致经历了从传统科技转变为近现代科技的历史时期，或者说经历了两波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第一波我们简称为“西学东渐”，这个历史时期又包括两个阶段：
其一，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阶段；
其二，清代中叶的“西学东源”阶段。
第一卷着力讲述和分析的，就是上述两个阶段发生的人和事，试图表明：西学东渐在明末清初确实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带来了可能性，曾经颇有生气，却在清代中叶最终破灭。康乾盛世时不但在文化上排斥西方天主教，而且在科学上贬低和排斥西方学术思想。吊诡的是，乾嘉学派在经学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科技典籍进行了充分的挖掘和整理，并且遵循康熙帝圣旨般的论断，对西方传教士传播进来的科学技术，特别是天文、历算、舆地等方面的成果，进行了特殊的阐释，竟然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而“西学东渐”逐渐变为“西学东源”的过程，由“渐”而至“源”，恰好折射出这一波西学东渐逐渐衰亡的关键。实是无奈，乾嘉学派努力考证并恢复传统的科技体制和规范，结果是学术上成就卓著，却没有缩短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反而使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可能夭折。总之，在西学东渐第一波，中国失去了通过吸纳西方的近现代科技来实现科技转型的可能。
而西学东渐第二波，我们简称为“师夷长技”。这个历史时期也可分为两个阶段，即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的晚清阶段和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的民国阶段；为清晰起见，两阶段均可再一分为二，共分为晚清前期、清末时期、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本书作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历史轨迹与哲学反思》的第二卷，所要着力讲述和分析的，正是这一历史时期的人和事。
与17、18世纪不同，19世纪的中国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等的洗礼之后，内忧外患，造成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士人和皇朝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之士开始认识到西方科技的威力，并且逐步承认技不如人，发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呼吁。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大趋势是，越来越深刻而真切地认识到技不如人，并且在总体上几乎没有大反复，这在明末清初乃至清代中叶是不可想象的。承认技不如人，在晚清和民国期间毫无疑义地成为近现代中国科技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从1840年到1949年的这100多年，准确一点说，由于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造成了清帝国真正的内忧外患，可以说从[1]1850年到1949年这100年，是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的关键时期。中国这100年不间断地在科技上学习西方，用中国士人非常生动的语言来说，叫作师夷长技，这才使得中国的科学技术实现了近现代转型。此间和此后，中国科技尽管还处于一个比较后进的水平，但它的整个体制和规范已经不再如原来的传统，而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逐渐实现了并轨。这100年是让人惊讶的100年，尽管社会动荡、灾难深重，但是在教育和科技领域，承认技不如人，逐步学习西方，锲而不舍，的确引发了巨大变革。我们当下所写的《师夷长技》这本书，主旨就是描述从晚清到民国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
强调一下，《师夷长技》是就西学东渐第二波而言的，写的正是晚清和民国大约100年间所发生的中国科技转型。其间，内乱频仍，列强侵扰，道路曲折，许多事反复折腾、半途而废。但有一点算是逐步取得了共识，那就是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常处于挨打受辱的地位，主要原因是技不如人，即科学技术远落人后。因此，自魏源疾呼“师夷长技以制夷”之后，不管政治舞台上如何似走马灯般变换，日趋增多的有识之士大都睁开了双眼，承认差距，赞成向西方学习科技。时移境迁，这一点几乎从未改变，而且移植和创造了许多方法，致使学习成效日趋丰硕。于是，“师夷长技”便成画龙点睛之笔。除了少数极端的守旧派和愚民，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士人，都没有也不敢公然与之作对。所以，师夷长技是西学东渐第二波的主线。引人入胜的就是在历史的波涛里，这条主线为什么能贯穿始终，又是怎样贯穿始终的。
容易看出，这与上一卷所写的明末清初的情况完全不同。西学东渐第一波之所以历经17世纪的一度生机勃勃，至18世纪所谓康乾盛世，反而走向式微，根本原因乃是大一统皇朝看似强大和稳定后，为保统治阶级和上层士绅的自身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重走老路。他们看不到或者害怕承认别人比自己强，害怕体制和意识形态出现一丝缺口，科技领域也概莫能外，最终以西学东源结束了西学东渐。
西学东渐第一波和第二波的一个根本区别是：前者的主体盲目自大，以治经学的路子对待传教士引进的西方科技，得出西学东源的结论，百年之后又回复原来的科技模式，科技转型终告失败；后者的主体自觉技不如人，通过输入、仿造、译介、留学、引进科学符号和方法、办现代教育、设研究院所等举措，锲而不舍，愈挫愈坚，不齿于以对手为师，努力学他人之长，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成功进行了移植，并从原有的科技模式中走了出来。西学东渐第二波的巨大成绩在于基本实现了中国科技的近现代转型，回首这百孔千疮的100年，在持续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居然做到了这一点，简直令人难以置信。2.本书主旨“师夷长技”术语的首创者，一般认为是魏源。在林则徐任职江苏按察使、江宁布政使和江苏巡抚之时，魏源与之交往甚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林则徐被革职。之后，林则徐将《四洲志》赠予魏源，并托付他编撰《海国图志》。魏源不负所托，于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先后撰成《圣武记》十四卷和《海国图志》五十卷。在《圣武记》中，魏源即已在提及鸦片战争时写道：“以彼长技制彼长技，此[2]自古以夷攻夷之上策。”即有“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意思。
当时天下观流行，中华乃天下之中心，余皆四夷，打败中国的西洋人也是夷人。魏源固然受此语境影响，但在以《四洲志》为基础扩展而成的《海国图志》中，已能正视强夷，把自己的主张明确表述为：“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书？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3]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编撰《海国图志》，从西洋人的视角介绍西洋，收集了全球大量地理、历史和文化信息，并且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天文、军事等多个领域，目的是掌握夷情和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工作魏源后来一再扩充，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和1852年（咸丰二年）即行两次增补，将《海国图志》扩至一百卷。此书不仅大开国人眼界，而且在日本广泛流传，对日本的明治维新影响甚巨。
当然，师夷长技也是有歧义和不同看法的，而且也是有很多局部反复的，其中需要警惕的陷阱也不少。但大的思路清楚了，可不至于在纷繁的细节中迷失方向。
结合魏源的初衷和后来的历史演变，可以将本书主旨概括为：（1）起点：技不如人，师夷长技；（2）过程：曲折坎坷，锲而不舍；（3）结果：百年践行，科技转型。
宏观地看，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虽非一路凯歌，但的确是一个学习、模仿、传播、移植、生根、改造、失败、修正、成功以至体制化的过程。“夷”和“技”不是准确概念，在这里明显只具有指代意义。“夷”乃指先进的现代化国家，“技”乃包括科学、技术和教育等。按照这种理解，上述《师夷长技》的主旨应是能站得住脚的。与《西学东渐》联系起来，不但能发挥比照作用，亦可构成近现代中国两波科技转型的清晰脉络。
概括地说，在师夷长技的这100年，中国科技转型过程中有下述一些重要特点：
第一，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转型道路曲折。从同光新政、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预备立宪到北洋政府和南京政府的教育科技改革，经历一次次尝试和一次次挫折，中国近现代科技和教育是在艰难曲折中实现转型的，绝对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过程。
第二，科技转型中锲而不舍地践行了师夷长技的精神。实践过程中，固然都可以看作师夷长技，但其主要表现是很不相同的。大致说来，师夷长技的表现可以归纳为下述三个方面：一是传播和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二是移植西方科技体制，三是体制化的现代科技教育在中国地域和文化土壤中自行生长。
第三，睁眼看世界和学先进的过程极其复杂。这种复杂性表现在：一是西学东渐第二波的发起人由传教士转变为国人；二是首先由士人，如魏源、冯桂芬，以开放的眼光阅世；三是统治阶级中的先觉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包括地方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等）和中枢权贵（奕、文祥等）；四是新旧势力的较量中出现了两极，有面向世界的，如郭嵩焘、黄遵宪、郑观应等，也有守旧派，如倭仁等。
第四，科技和教育转型是由多重力量推动的。一是自强运动中办了很多“洋务”：同文馆、江南制造局、北洋水师、海关、电报、铁路等；二是留学和办学艰难起步，渐成推力：容闳带首批学童留美、傅兰雅译书并与徐寿合作创建格致书院、教会办学校和医院、建立京师大学堂等；三是维新和新政：废科举、兴学堂、学制改革、建立新军等；四是科技教育改革：在器物—体制—理念诸层面逐步深入，民主和科学成为两面旗帜，百家争鸣、大师迭出等；五是体制化的积累：学会、研究所、大学、学科建制逐步建立并规范，统一科学名词和科学规范，成立中央研究院、科学基金会和资源委员会等体制化机构。
第五，在复杂的内外环境中效仿。外部：晚清和民国时期，世界现代化和全球化大势基本形成，中国的事不再能关起门来搞，必须成为世界的一部分，科技和教育转型已不可避免。内部：中国自身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甚至在发型、服饰上也都逐渐效仿西方；中国引进了国民教育体制，教学内容和课本也效仿西方，科学教育尤其是理工科教育日趋重要；等等。
第六，师夷长技的过程是一个多样的、复杂的主客交融过程。这一时期既派出留学生，又请进来各国教习、顾问。例如，庚子后数以万计人到日本的各类学校留学，同时又聘用大量日本教习来国内指导；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时期，同样聘用了许多欧美顾问，并派遣大批人员赴欧美留学。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科技、教育体制转型的中坚力量。另外，西方教会在中国开办学校和医院，直接引进现代科技教育体制，在当时中国也发生重要影响。
第七，这100年间虽然思想杂呈，但思变求进的主线贯穿始终；无论遭遇什么挫折和打击，对于师夷长技，总是锲而不舍，愈挫愈坚。这一变中有常的思想态势，有助于并最终促成了中国近现代科技和教育转型。[1]也有论者认为，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应当从1860年洋务运动开始时算起。“实际上1860年同样是一个重要年份，就社会观念的新陈代谢来说，它比1840年具有更加明显的标界意义。”（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109）[2]魏源.圣武记：卷十四.韩锡铎，孙文良，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4:545.[3]魏源.海国图志原叙//魏源全集：第四册.长沙：岳麓书社，2004:1.
二、本书的结构和内容
1.本书的结构本书除导言外，共分为九章，大致按近现代中国科技、教育转型的历史进程，分四个时期展开，即分为晚清前期、清末时期、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国民政府时期。这四个时期均践行师夷长技，但特点各有不同。
晚清前期，是从中英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本书安排了两章：第一章：内外交困方识技不如人；第二章：开旁门、师夷技、办洋务。主要写西学东渐为何重新开始，它的第二波如何以师夷长技面世。实际上，1860年发端的自强运动可看作科技转型的真正标志。它开启了中国近现代科技转型大业。
清末时期，是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清廷退位，本书安排了两章：第三章：维新还是复旧；第四章：废科举、兴学堂、启科学。主要写维新变法和清末重开新政期间，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发生的科技和教育转型，以及作为其背景的社会变革和政治动荡。此时已经自觉地向西方学习，并且以学习西方卓有成效的日本为榜样。
袁世凯和北洋政府时期，是从民国建立、袁世凯篡权到北洋军阀统治结束，本书安排了两章：第五章：共和新肇，科教拓荒；第六章：政局混乱、思想杂陈、百舸争流。主要写科技和教育的变革如何从器物层、制度层、理念层全面展开，在混乱的政局和杂陈的思想氛围中，民主和科学最受青睐，向西方学习科技、教育成为共识，现代科教体制逐渐成形并取代传统科教体制。
国民政府时期，是从北伐胜利、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1949年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本书安排了三章：第七章：体制化的南京十年；第八章：国难中的坚持；第九章：失望与期待。主要写在国民政府党国体制主导下，在黄金十年，科技和教育的现代转型得以基本实现，其间，海归知识分子和政客起了骨干作用；抗战中科技、教育受到严重冲击，幸得顽强地坚持；抗战胜利后，中国的科教体制已然与现代世界基本同轨，但因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国家面临着巨大危机，国人普遍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期待着新中国的诞生。2.各章内容提要
下面扼要说明各章的理念、安排和主要内容。
第一章 内外交困方识技不如人
鸦片战争，外强入侵，迫使清帝国打开国门。太平天国运动，横扫半壁江山，清朝面临空前危机。国人在内外交困中终于意识到技不如人，萌发了变革的想法，而且切入点就在师夷长技上。不过，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尽管时局危殆，高下立见，但要坦荡承认这一点，还必须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科技转型首先是心态和观念的转型，按时间顺序，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觉醒期、肇始期、深化期。其代表人物，觉醒期有林则徐、魏源和徐继畬等；肇始期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奕、文祥等；深化期有郭嵩焘、黄遵宪、郑观应等。睁眼看世界的艰难过程又从“开眼看世界”转到“开眼学世界”：既然技不如人，故而师夷长技；再则，若不师夷，就不能制夷。中国社会被迫开始的近现代转型，正是从科技领域起步的。如果把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作为中国科技转型的第一波，那么，自此以后的中西科技交会，就是中国科技转型的第二波。当然，也需要看到，阻碍转型者仍为数众多，承认技不如人，让师夷长技成为新的共识，是极不容易的。
关于“内外交困方识技不如人”，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双重冲击”。以两次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坚船利炮带来的冲击造成中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是中国与西方的科技继明末清初之后的再度交会，是在挨打之后不得不面对的局面和选择。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科技转型第二波的起点。清廷用传统方式应对鸦片战争，最终以失败告终。西方借助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太平天国创立拜上帝教，用基督教作为包装，危及清朝统治。但打败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再次见识了西洋军备和洋枪队的威力。挫折导致历史转折，终至求变。不管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战争，都改变了人们对科学技术的认识。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两次鸦片战争使清政府痛识坚船利炮；（2）太平天国之拜上帝教与西方之洋枪队；（3）林则徐与无奈的历史转折点；（4）战争改变对科学技术的认识。
第二节“开始睁眼看世界”。本节特别关注科技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关系。造成变局的原因之一是科技方面技不如人，应对之策即魏源等人提出的师夷长技。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这两本书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都很出名。他们能够正面地看世界，能够承认技不如人，引发了学术风气的变化。但他们的书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还不如在日本影响大，成为明治维新的重要舆论准备。睁眼的过程是很艰难的，例如，1866年旗人斌椿受命率领的第一个中国使团，在外尽出洋相，表现滑稽，被戏称为“游历团”。而中国派出的第一个正式外交使团，团长却为美国人蒲安臣，倒是他尽职尽力，不辱使命，甚至为之献身。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科技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2）魏源与《海国图志》；（3）冯桂芬与《校邠庐抗议》；（4）艰难的睁眼过程。
第三节“统治阶级中的先觉者”。咸丰以后，要像以往那样维持皇权统治已力不从心，最高统治者不得不开始另寻出路，其中慈禧也起了比较复杂的作用。上层统治阶级中涌现出一批先觉者。地方重臣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为代表，意识到中国与西方在科学技术上的差距，因而率先开启向西方学习的进程。朝廷中枢以奕和文祥等为首，与地方重臣们共同主持洋务运动。这些先觉者们提出[1]“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认识到要自强唯有师夷长技一途。该共识是得以推进洋务运动最重要的思想观念基础，也是科技转型第二波持续不断的动力所在。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力不从心的皇权统治；（2）崛起于实务的地方重臣；（3）中枢主持者奕和文祥；（4）自强唯有师夷长技一途。
第四节“克服阻力迭出卓见”。睁眼看世界的思想风气形成气候，克服阻力，日渐达到新的高度，卓见迭出。郭嵩焘的《使西纪程》已认识到西方也有历史悠久的文明，因而对于如何学习西方具有独到见解；黄遵宪的《日本国志》虽是一部以日本为对象的史志书籍，但目的在于通过日本看西方，通过西方看中国；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已开始反思洋务运动的得失，认为单单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做法是行不通的。与之相反，当时还有许多达官大儒，如倭仁和刘锡鸿之流，千方百计阻挡师夷长技，对他们的言行也需要记叙一下，要让人们了解，他们的存在是历史常态。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郭嵩焘与《使西纪程》；（2）黄遵宪与《日本国志》；（3）郑观应与《盛世危言》；（4）可笑可怜的螳臂当车者。第二章 开旁门、师夷技、办洋务
中国这一波科技转型的肇始，当推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至90年代的自强运动。面对技不如人的现实，清廷内外在寻求自强的口号下实行同（治）光（绪）新政，即所谓洋务运动。当然，是时离国门大开还差得很远，只能姑且称之为开旁门了。虽未全开国门，总算开了一些口子；其核心内容则是师夷技和办洋务。师夷技特指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办洋务亦指当时推行的与学习西方科技相关的一系列新政。这场运动时空跨度颇大、牵涉范围很广，发轫与终结的情形均很复杂，但其宗旨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本章首先从自强运动何以开启谈起，聚焦于当时出现在北京和全国层面的新机构，如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总税务司署、同文馆等；其次关注各地方各领域的改良措施，如江南制造局、北洋水师、铁路和电报、军事学堂等；最后专论渐开新气象的文教事业，如幼童出洋留学、墨海书馆、格致书院等。其间，再度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们颇为活跃，他们以教会学校和医院等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颇有成效。这一切，共同构成19世纪下半叶中国科技转型的态势。
关于“开旁门、师夷技、办洋务”，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自强运动与科技转型”。同光新政以寻求自强做招牌，注重学洋人，办洋务。为此，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实际上是在中国官僚体制里加上外交部，以与各个列强交涉。奇怪的是，赫德与总税务司署虽然是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但发挥了很大的正面作用，为清廷提供了很多资金，说明新体制是有生命力的。办洋务，关键是以科技为突破口。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自强的呼声与新政的发轫；（2）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多重角色；（3）赫德与总税务司署；（4）近代首所新式学校：同文馆。
第二节“前所未有的变通措施”。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设在北京，江南制造局设在上海，本节以它们为代表介绍各种师夷长技的举措。北洋水师是洋务运动中花大力气建立的第一支中国近代海军；清政府同时设立了一些学校，培养了一些科技和军事人才；还试办了唐胥铁路和皇家电讯。这些也都属于向西方学习的内容。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江南制造局的多领域实践；（2）近代海军的建立与北洋水师；（3）在争议中起步的铁路和电报；（4）军事科技新型人才的培养。
第三节“文教事业渐开新气象”。其中列举了四个在科技转型中起了极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一是容闳与幼童出洋留学，二是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与墨海书馆，三是傅兰雅与格致书院，四是转型期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近代科学家代表。既有受阻又有进展，从无到有非常不容易。可见一个新型的科技教育体制的确立，需要走漫长的道路，但若运作得当，还是卓有成效的。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容闳与幼童出洋留学；（2）伟烈亚力与墨海书馆；（3）傅兰雅与格致书院；（4）转型期的中国近代科学家。
第四节“教会活动与中国科技转型”。此一时期传教事业是由新教和天主教并行重启的，其科技活动多是近代化的。传教士与中国士民的互动已趋向自主和主动进行，政府已较难干预，具有与明末清初不同的特点。所设立的教会学校和医院与传统的学校、医院大不一样。突出特点是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有些事政府做不到，他们却做到了。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传教事业的重启及其新特点；（2）传教士与中国士民的互动；（3）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之一：学校；（4）外来物事引导本土转型之二：医院。第三章 维新还是复旧
晚清第一轮改革——同光新政，人们期望颇高，但最终失败了。光绪亲政后的十年左右是多事之秋，维新还是守旧，与中国科技转型至为密切。经过30多年的自强运动，清廷办洋务颇有斩获，尤其在军事技术革新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然而，它的不足与弊端也在创办过程中充分暴露出来。甲午一战，洋务派苦心经营十几年耗费巨资建成的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清廷被迫签订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在屈辱、震怒中纷纷上书，要求变法。虽然光绪帝赞成革新，给中国科技转型带来了崭新的机会，但维新变法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残酷扼杀了。面对内忧外患，顽固的守旧势力竟企图利用义和团的“神功”来力挽狂澜。结果，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占领北京，清廷不仅权威大失，而且对地方与社会的控制能力也大大下降。但是，复旧是没有出路的，革新的中断是短暂的，劫后的余烬尚在，潮流不可阻挡，它们很快会恢复活力，重新燃烧起来。
关于“维新还是复旧”，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新政风雷”。同光新政对于中国科技发展而言，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清末被迫从闭关锁国政策演变为逐步引进与吸收西方先进科技，并在中国台湾、朝鲜、越南的战事中取得一些成效。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让中国人不得不思考：同光新政在实践中是如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又暴露出了哪些问题？为什么这轮历时30多年的革新会高开低走？同样是学习西方、引进近现代科技，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洋务运动的结局为何迥然不同？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衰朽和新兴交织中的机会；（2）中国台湾、朝鲜、越南事变；（3）甲午战败，新政落幕；（4）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对比。
第二节“维新变法运动”。甲午战败，群情激愤，寻找原因，结论是要加速变革。甲午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判断等酿成的错误的战争。清王朝凡有一点长进，立刻内部矛盾加剧，争权夺利，盲目自大，多至断送机会。可惜历史没有后悔药吃。在衰朽和新兴交织中又出现机会，守旧派、改革派、革命派等各种势力相互较量，终于要搞变法。那么，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是如何搞变法的，具体做了什么？海关、邮政、兵工、实业等方面在此期间有哪些举措和变化？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康有为、梁启超和维新变法；（2）兴建新学堂；（3）建学会、办报刊；（4）海关、邮政、兵工、实业。
第三节“复旧势力的反弹”。一旦变法威胁到顽固复旧势力的利益，就引起了他们疯狂的反扑。他们还利用义和团当炮灰，扶清灭洋，竟想用中国功夫赶走洋人，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廷被迫签订《辛丑条约》。皇朝风雨飘摇，只得重开新政。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戊戌政变，守旧派大反扑；（2）义和团，炮灰和祭品；（3）庚子之变，八国联军攻占北京；（4）签订《辛丑条约》，皇朝风雨飘摇。
第四节“劫后余烬”。当年的大倒退为期短暂。权斗之后不得不再次变革，不承认技不如人是不行的。于是继续求变，师夷长技。实际上，在康、梁变法之外，师夷长技仍然潜行不辍，即使在戊戌政变、庚子之变期间也未停止。并非一把火就烧光一切，相反，尚留存下一些对后来重开新政极其重要的物事，如京师大学堂、袁世凯编练新军、张之洞倡体用之说。在政治上，东南互保则说明中央集权已经衰弱，今非昔比；朝廷空虚，清廷风雨飘摇，最要紧的是该如何师夷长技。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京师大学堂的创办；（2）袁世凯与编练新军；（3）张之洞与体用之说；（4）东南互保，朝廷空虚。第四章 废科举、兴学堂、启科学
庚子国变，沉渣浮起，试图以迷信和法术与西夷长技较量，结果一败涂地。面对这一变局，清廷下诏变法，重开新政乃不得已之举。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朝内外交困，新政的最大目标聚焦于君主立宪。客观地说，在教育改革和学习西方科技方面，20世纪之初的十年间，还是做了许多事情。废科举、兴学堂、启科学，办得有声有色，对中国科技转型有相当的促进，只是并没有因此挽救清王朝。在此期间，严复的汉译世界名著为中国的意识形态转变提供了丰富营养。在国内掀起了留日潮，通过东效日本来师夷长技蔚为风气。从日本学习西方文化不再专属于士大夫阶层，出国留学也不再神秘。科举废则人心变，新学兴则世风改，清末新一轮科技教育乃至军事、政治、经济诸方面的转型又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中心。
关于“废科举、兴学堂、启科学”，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重开新政、效仿日本”。日本虽为一小国，却不仅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了中国，而且在日俄战争中战胜了强大的俄国，特别令国人羡慕。这给自古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以极大震撼，惊讶于日本先进的军事技术和社会制度。在日本迅速崛起的影响下，晚清中国坚定了学习日本的决心，试图以日本为师，向日本学习被视为捷径；期待从“君主专制”走向“君主立宪制”，聘用日本教习，鼓励出国留学，特别是赴日本留学。十年间有数以万计人游学日本，改变了整个世风。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下诏变法，重开新政；（2）东效日本，聘用日本教习；（3）留日潮改变世风；（4）日俄战争的深远影响。
第二节“教育打头阵的改革”。自清廷下诏变法以来，教育、军事、行政体制改革成为清末再行新政的重要内容。废科举、兴学堂是从上到下推行的，建立学部则说明教育转型已经成为体制内要务。庚子国变后，武生童考试及武科乡、会试被叫停，建立武备学堂和进行军事制度改革，包括仿用西法编练新军，成为当务之急。面对巨额财政赤字，晚清政府又开始对行政体制与财政体制进行改革。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废科举、兴学堂；（2）建立学部：教育转型成体制内要务；（3）建立新军：武备学堂和军事制度改革；（4）行政改革和财政改革。
第三节“物竞天择，科技救国”。严复前后翻译了数部西学名著，其中以《天演论》影响最大。“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以科学为基础的进化观风靡于世。以前中国基本上没有成建制的科技教育，现在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人开始竞相学习自然科学。另一个重要举措是建立商部，兴办实业，与发展科技相辅相成。引发的重要动向是：官僚、买办和士人都竞相做企业家。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严复与《天演论》；（2）竞学自然科学，主张科技救国；（3）建立商部：实业兴，人心变；（4）竞逐实业：官僚、买办、士人企业家。
第四节“预备立宪与辛亥革命”。此时科技转型与制度转型相似，虽在目标与方式上皆有争议，大体上还是持续推进的，中国的君主立宪进程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又一次被提上议程。各省普遍设立了谘议局和自治会，清廷中枢则建立资政院，它们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立宪的结果令人失望，等来的是所谓的皇族内阁，新政最终流产。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逊位，革命党和立宪派的诉求这时竟基本趋于一致。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立宪派抑或革命党；（2）资政院、谘议局、自治会；（3）皇族内阁，立宪流产；（4）辛亥革命，清帝逊位。第五章 共和新肇，科教拓荒
1912年，在武昌起义数月后，清帝逊位，持续276年的清朝统治成为历史。其后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是为北洋政府时期。这个阶段持续了十五六年，非常矛盾而又现实的是，这一时期政治纷乱，思想活跃，仿佛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代。从帝国到民国、再到军阀混战，中国好像成了一个政治、经济、社会的巨大试验场。堪称奇怪的是，科教领域的变革几无停顿，科技转型居然成效显著。具体来说，袁世凯、孙中山、蔡元培之类头面人物的思想和顶层制度设计产生了一些效果；学制改革和科学教育颇有进展，科教变革不仅在器物层面、制度层面，而且在理念层面也变化显著；地学和医学两个学科门类脱颖而出；产业方面，实业和铁路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本章试图以点带面地描绘该时期科技转型进程的整体面貌，表明共和新肇之时科技和教育如何在困境与机遇交织中砥砺前行。
关于“共和新肇，科教拓荒”，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民国肇始的科技和教育”。帝制的终结与民国的初建为科教发展带来新的契机，从领袖人物思想和顶层制度设计来看，这一时期的科技和教育受到相当之重视。袁世凯是20世纪20年代之前民国执政时间最长者，在实业和教育方面颇下功夫，当然，他也为复辟称帝而不遗余力地推行复古教育；孙中山写了《建国方略》，提出了改造中国的现代化蓝图，且集中于铁路和实业领域，与科学技术关联紧密；蔡元培作为首任教育总长，任职仅半年，却对教育部的组建运作和教育改革的筹谋贡献甚多；民国一开始，就实行了壬子癸丑学制，新的国民教育体制逐步成形，也为科学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袁世凯关于科教的理念和举措；（2）孙中山的铁路和实业建设蓝图；（3）首任教育总长蔡元培；（4）壬子癸丑学制与科学教育。
第二节“学什么？向谁学？”北洋政府统治时期，政局动荡，科教转型却持续推行。庚款留学与清华学堂的建立，成为意义深远的一个标杆，引发了留美留欧学习现代科技和西方文化的高潮。而且，学习美国逐渐成为主流。本节着重关注三个人物和三个倾向。一是蔡元培和北大，引领了新潮，涉及蔡元培文理兼修、男女兼招、中西兼容的教育思想。二是陈独秀和向左转的《新青年》，民主和科学，共产主义和社会革命。三是胡适和新文化，提倡白话、大众文化，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这些都是科技和教育转型中的大事。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庚款留学与清华学校；（2）引领新潮的北京大学；（3）向左转的《新青年》；（4）合流与分野的弄潮儿们。
第三节“脱颖而出的地学和医学”。首先要提一下任鸿隽的中国科学社，虽然它是由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发起建立的，却是中国科学建制化的重要方面。自此，中国开始形成有建制的现代科学共同体。中国近现代科技的突破则发生在地学和医学两个领域。地学不能不提丁文江、地质所和农商部。论及现代医学的建立，要将西医与中医的纷争重写一笔，之后，西医开始成为主流。而且，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建立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又成为现代医学教育的标杆。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任鸿隽与中国科学社；（2）丁文江与地质调查所；（3）西医与中医之纷争；（4）北京协和医学院初创始末。
第四节“颇有成就的实业和铁路”。中国的科技与实业发展一开始就和救亡图存密不可分，救亡图存成为科技转型的动力，也在其上打下深深的烙印。中国工程师在科技共同体中具有特殊地位，他们对民族工业的成长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铁路在中国科技转型中非常有代表性，这段时间虽然铁路修筑里程不算长，但已形成大格局，其中包括各种兴筑铁路力量的博弈，以及铁路交通建设如何促进城市的成长，还插入一个关于南京铁路枢纽建设的案例。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科学救国与实业救国；（2）民族工业与中国工程师学会；（3）铁路的管理、建设与规划；（4）南京：铁路枢纽城市的非典型案例。第六章 政局混乱、思想杂陈、百舸争流
北洋政府时期包括两段，即袁世凯统治时期和北洋军阀轮流坐庄时期。袁世凯帝制自为，身败名裂，之后，民国政局一片动荡。另外，中国社会变化迅速，西方科技不断传入，思想学派百家竞起，波及文化、政治、经济等领域。混乱的政治局面虽然干扰了科技、教育、文化的健康发展，却也为思想文化的自由传播提供了空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中，列强顾不上中国，这让中国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社会思想杂陈，百家争鸣，中外交流不断，科技与教育面貌日新。新文化运动的开展使民主与科学深入人心，对科学文化的推广，不再局限于科学教育与科学方法的宣传上，而是上升到“科学救国”的复兴国运的高度。在这种氛围中，近代化的中国科教体制得以不断推进，专业学会等各类科教建制得以相继设立。在高等教育领域，随着高校大力发展理工学科，科学教育体制建设逐渐步入轨道。
关于“政局混乱、思想杂陈、百舸争流”，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北洋政府时期的矛盾局面”。1916年，袁世凯称帝败亡，国家权威瓦解，民国进入政局混乱、军阀纷争割据的年代。军阀间的混战使其无暇他顾，对思想和学术方面的管控相对松懈，反倒成为这一时期百家争鸣局面的促成因素。伴随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迎来社会变革的良好机遇，军事科技发展迅速，民族工业乘时崛起。五四前后许多名哲来华讲学，以杜威（J.Dewey）和罗素（B.Russell）影响最大，推进了西方科技文明的传播与中西方的思想对话。同时，庚款资助下的大批留学生“师夷长技”后纷纷归国，参与到科技与社会转型当中，成为变革的生力军。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政治纷攘中的百家争鸣；（2）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夹缝中；（3）杜威、罗素来华讲学；（4）大批留学生归国成生力军。
第二节“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民主和科学成为时代潮流，深入人心，这是科技体制化的思想前提。思想分野则是百家争鸣的常态，科学与玄学、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争议，引起了国人的广泛思考。科学方法随着科学教育的兴起和科学世界观的流行，愈来愈深入人心。科学救国和实业兴邦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给那个时代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思想文化主流：德先生和赛先生；（2）思想分野：科学与玄学、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3）科学方法的宣传与普及；（4）科学救国与实业兴邦。
第三节“科教体制转换的五味杂陈”。此时正在转换的科教体制，并非单一因素促成，而由多种因素在博弈中造就。这种态势形成了多元互补的科技教育格局，也引发了一些冲突。有政府主导的科教新设置，也有教会办的学校和医院，还有私立学校。移植西方科教体制，面临在本土如何生根的问题，不是简单模仿就能成功的。多种模式的竞相努力，彼此的竞争和借鉴，在实践中确实有助于打破旧体制、旧势力的阻碍。其中特别提及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是个新事物，为科技和教育事业的评估和资源分配现代化提供了另类支持。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政府主导的科教新设置；（2）教会学校和医院的扩展与改进；（3）私立学校的兴起与海归办学；（4）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
第四节“新的学说权威和规范”。科技转型进入科学本身的移植和生根阶段时，科学名词和科学规范的统一就成为极其重要的环节。本来，中国传统科技话语体系与现代西方科技话语体系是完全不同的，但既要转型，就需要趋同。名词概念，特别是基础学科（例如数、理、化）符号系统的翻译，必须花大力气解决。同时，各种专业学会的建立，也是科技领域体制化的标志。作为现代教育的主要特点，研究生教育和理工科人才培育的优先性，更要及时提上议事日程。突出的案例是清华国学院及其五大导师，以及以理工科为主的北洋大学和交通大学的成立。上述新兴事物和事件，预示中国的科技和大学体制将发生根本转变。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科学名词和规范的统一；（2）琳琅满目的专业学会；（3）清华国学院和五大导师；（4）理工科优先：北洋大学和交通大学。第七章 体制化的南京十年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再到国民革命，德先生和赛先生家喻户晓，科学主义得到普遍认同，但其理念在实践层面尚未产生引人注目的效果。1928年，随着张学良在东北“改旗易帜”，新疆通电归顺，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中国终于基本实现形式上的统一，开始了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时期。国民政府贯彻“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方针，对学术界和教育界限制颇多，但是科学建制化全面铺开，规模健全、接轨欧美的科学人才培养和研究的体制逐步建立起来。南京国民政府认识到科学对政权和社会的重大利好，无论是在政府的组织架构上还是在教育研究机构的设立上，都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科技体制化环境。在党国主导下的政治治理体制中，民族主义、科学主义得以紧密结合，形成了以海归为骨干的科学教育和研究团体，确立了专家治国的治理理念，经济、科技、文化、教育等方面迎来了所谓“黄金十年”。
关于“体制化的南京十年”，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科学体制化的关键一步”。南京国民政府实行所谓训政，科技和教育体制化得以加速。中央研究院和北平研究院的成立使中国首次拥有系统化的官方研究平台，标志着科研体制化进程的基本完成。而中央研究院下设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则成为以现代科学方法展开经验研究的典范，其执掌者傅斯年以其先进的治学理念和管理方法，带领史语所在考古、史料整理、语言研究方面取得了引人注目的丰硕成果。科学主义在行政上的体现则是当局高度重视资源委员会。资源委员会聚集了一批接受过现代西方智识教育的专家，在进行社会调查统计、制订政府工作计划、规划重工业发展、改革币制、制定外交政策等方面都贯彻了技治理念，是中国政府机构行政现代化的一次尝试。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南京国民政府：党国主导；（2）中央研究院与北平研究院；（3）傅斯年与史语所；（4）资源委员会：专家治国。
第二节“科教向世界看齐”。经历了仿效日本、仿效德国等尝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决定以美国为榜样，采纳美国的科技和教育体制。一是完善1922年通过的师法美国的壬戌学制，将美国的实用主义、平民主义教育本土化，构建科学教育、平民教育、实用教育、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国民教育体系。二是对晚清以来陆续成立的教会学校进行改造，使之符合现代教育机构普适化、标准化的要求。三是改革学校设置、教师资格、学制安排、课程设置、教材审定、学业要求等，形成适应青少年身心发展的较为合理的中小学国民教育体系。四是改变中国传统教育重义理、轻实利的倾向，在办好大学的同时，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量专业技术人才。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从仿效日本到改采美制；（2）教会学校世俗化；（3）建立中小学国民教育体系；（4）重视职业技术教育。
第三节“高等教育的成效和问题”。科技转型与大学教育紧密关联。一批从欧美留学归国、具有现代大学教育思想的人物，如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张伯苓等，主导了大学的体制化改造，校长治校、教授治校得以本土化，涌现出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中央大学这样一批亚洲一流、比肩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学；通过对高等教育的整顿，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种类型高校进入有序发展中，延续和巩固了各自的优势，共同促进了全面抗战前高等教育发展的“黄金时代”。其中，南京的中央大学迅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学科设置最齐全的大学。但是，高等教育的体制化也带来新的问题，南京国民政府为了控制教育权，实行独裁的党化教育，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大学的自主发展。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大教育家：蒋梦麟、罗家伦、梅贻琦、张伯苓；（2）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并行发展；（3）国立中央大学、国立四川大学；（4）党化教育的新问题。
第四节“科技的奠基性成效”。从1928年到抗战全面开展的1937年，在科技和教育现代化、体制化的推进上打下了一定基础。在城市规划和市政建设方面，南京、上海的城市建设规划，民国礼制建筑规划，高校的校园规划都受西方影响甚巨，产生了一批“中西合璧”的民国建筑。在科技转型方面，现代科学教育与研究的分科制和学科化发展走向成熟，现代大学的“校—院—系”设置逐步建立起来，成立了国家级的科研平台和管理机构——中央研究院。当然，也时而显现科学主义和实利主义的极端。一批本土科学大师，如丁文江、叶企孙、竺可桢、茅以升等，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做出了突出贡献，还在中国现代科技体制化建设中贡献甚巨。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1928—1937年，所谓“黄金十年”；（2）从传统营造到民国建筑；（3）科技转型的成效和问题；（4）本土科学大师的涌现。第八章 国难中的坚持
对中国现代化事业最严重的打击是卢沟桥事变后日本的全面入侵。在侵略者的铁蹄下，现代化、工业化的内外环境遭到挤压和破坏，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岌岌可危，有可能戛然中断。当然，被动挨打也使国人对落后的科技和教育更有切肤之痛，对发展科技和教育希冀更切、呼声更高。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牺牲，既包括有形的人口、资源、财产损失，也包括无形的现代化阻滞、工业体系扭曲、科技体制畸形化等各种负效应。为了保住国家的经济命脉和科教事业种子，国民政府在匆忙西迁中，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组织了工业、企业和科教机构的内迁和安顿，为抗战胜利积聚了力量。国民政府在国难中尤其认识到体制化的科技和教育乃是民族的命脉、国家未来复兴的希望。科教机构在内迁中辗转各地办学，历经合并、改建，科研和教育的中坚力量幸得保存。在南渡、西迁中，挫折与机遇并行，虽伴随行动的困难，但有抗战的决心，军民上下不但为最后胜利竭尽所能，而且丝毫不改科技和教育现代转型的既定目标。
关于“国难中的坚持”，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挫折和机遇”。日本侵略打断了中国科技教育发展的势头，这是近现代科技转型所遭受的最大挫折。科技和教育在国难中损失惨重，许多好不容易刚上轨道的事业，又突然被打回原点。中国人面对强敌入侵，顽强挺立，没有迅速崩溃。当然，心志虽顽强，运行唯艰困。大学、科研机构南渡、西迁，克服艰难险阻，保存了实力和元气，还意外获得了一个科教向内地扩散传播的机会。本节设立三个要点来加以简述：（1）战争打断发展势头；（2）同仇敌忾：工业内迁；（3）科教向内地的扩散和传播。
第二节“危机中的态势”。此时，敌占区、根据地、大后方的科技教育有不同的态势，主要倾向是确保香火不断、后继有人。中国虽为远东反法西斯斗争的主战场，但国力羸弱，必须努力争取国际支援，与世界同盟国家共命运。这方面的中外合作，例如李约瑟来访及其在抗战期间的工作，不仅卓有成效，而且有助于促进中国科教转型。另外，日本在东北和台湾的经营，目的虽然可耻，却有相当成效；其他沦陷区的科技和教育，亦在勉强维持。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香火不断，确保后继有人；（2）争取国际支援；（3）日本在东北的经营；（4）沦陷区的教育和科研。
第三节“大学凤凰涅槃”。在国土沦陷、亡国厄运高悬之际，东部主要高校内迁大后方，延续学统，维持办学，此乃科教现代体制化转型得以巩固和持续的历史标杆。高校内迁改善了中国高等教育机构的布局，密切了高校与地方的关系。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在战火中培养出大批一流人才；国立中央大学与国民政府高层关系特殊，得以完好地一次性迁至重庆，资源丰富，不负民国最高学府之盛名；浙江大学历经四迁，最后在遵义湄潭安定下来；上海同济大学迁至四川李庄，这个默默无闻的西南小镇一度变成“文化之都”；地处成都的华西协合大学，在抗战中引出了邀请金陵大学等教会大学联合办学的盛事；而由平津数所大学组成的西北联合大学，后来一分为五，立足西安、兰州等地，奠定了此后陕、甘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本节设立六个要点来加以概述：（1）昆明：西南联合大学；（2）重庆：中央大学；（3）遵义：浙江大学；（4）李庄：同济大学；（5）成都：华西协合大学；（6）西安：西北联合大学。
第四节“在隙缝中成长”。抗战中，科技发展受阻，且呈现出重应用性科研、轻基础性科研的失衡局面。高校在抗战中承受了巨大牺牲，大批校舍被摧毁，仪器设备、图书资料等物资严重损失，人员伤亡惨重。军队的武器装备在持久抗战中亦消耗甚巨，严重依赖外援，自产能力萎缩。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失利、第二次入缅作战成功，除了战术原因，更取决于军备补给、作战指挥、官兵素质上的差异；人们不得不叹服军队科技化、现代化的威力。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科技发展的滞阻；（2）高校在战时的损失；（3）现代军备面临的双重冲击；（4）远征军及其科技后盾。第九章 失望与期待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第一次取得的抵抗外强侵略的完胜，但没有给中国人民带来和平、安宁的局面，更没有带来中国的复兴。抗战胜利之后，国内外时局风云变幻，民主还是专制，尚在激烈较量之中。国民党政权在抗战期间消耗巨大，内部矛盾重重，社会控制力因腐败而极其脆弱，高压政策更推高了反独裁求民主的声势。另外，各有军队的国共两党，对立不可调和；在抗战中壮大起来、越来越得到人民支持的中国共产党，迅速获得与国民党政权决战的机会和能力。中国科技教育事业在艰难时局中，一方面通过复员、重建，努力维持着自己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在浴火重生之际，面临着左与右的选择。在此阶段的中国科技仍然取得一些突破；中央研究院破天荒地确立了院士制度，并遴选了第一批81位院士；国内主要学科已经实现了向现代化的转型，并且取得了非常可观的进展，其中不乏领先世界的成果。内战形势下，究竟何去何从，科技教育界大多数知识分子充满了对新中国的期待。
关于“失望与期待”，本章安排了四节以做说明。
第一节“民主还是专制”。抗战胜利，带来了巨大希望。中国国内追随世界潮流，掀起了反独裁的民主浪潮。自由主义一度成为知识界的向往，却成昙花一现。在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复员和重建中，可看到各种政治力量和理念在大学的较量。一方面是科技和教育自身的顽强挣扎；另一方面，内战爆发，东北首先成为激烈争夺的焦点。本节谨设三个要点来加以概述：（1）抗战胜利，反独裁的民主浪潮；（2）自由主义昙花一现；（3）全国解放战争。
第二节“知难而进的中国科技”。中国既面临政治斗争和权力腐败，又遭受内战压力和强国觊觎，可以说时运维艰，举步皆难。在困难之中，中国现代科技和教育表现出巨大潜力，致力于科技教育现代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脚步，则一刻也没有停顿。美国两颗原子弹投放日本，加速了日本战败，促使蒋介石在震惊之余，迫不及待地实施起原子弹计划，培养造弹人才；国家重建中的能源匮乏，致使国民政府重拾孙中山种下的三峡梦。在教育和科研领域，通过北京大学、中央大学等内迁高校的复员与重建，高等教育体系维持了其基本的完整性；通过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的选举，中国在科技体制化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本节设立四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国民政府的原子弹计划；（2）三峡梦的初设计；（3）中央研究院：院士出炉；（4）科教事业：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复员与重建。
第三节“基础与应用科学之态势”。总结民国初年至1949年之间的中国科技事业，数、理、化、天、地、生诸基础学科已经实现了向现代西方科学的转型，建立起欧美模式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体系。在实用科学方面，现代医学建立起新的医疗范式、体系和医生的培养模式，对中医的打压则体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独特性。技术与工程科学仍在实践中缓慢行进着，人才的缺乏和基础科学的发展不足，阻滞了跨越式发展的实现。本节设立八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与传统断裂后实现转型的数学；（2）物理学在中国的草创与发展；（3）化学在民国的初创和奠基；（4）转型后缓慢成长的天文学；（5）现代地质学的崛起；（6）生物学的转型和发展；（7）现代医学的发展；（8）现代技术和工程科学的初创。
第四节“困境和期待”。蒋介石意识到国民党终究要败离大陆，决定将政治机关迁到隔海相望的台湾。与军政同迁的，有大批金融资产、战略物资，以及他认为不能抛下的重要人才和文物资料。但是，流亡之地终不似故土，大部分科教人员，包括顶尖大师，寄希望于新中国，仍然选择留在大陆，期待新生。资源委员会所辖的众多工矿机构、企业则选择起义，给人民政权留下宝贵的工业基础。在困境中，在转变中，新的应对迭出，新的期待频起，新的问题涌现，师夷长技的转型之路远远没有走到终点。本节设立三个要点来加以叙述：（1）退守台湾的挣扎；（2）留在大陆的期待；（3）寄望于新中国。
本书在写作上，首先着眼于讲好故事，要求从事实出发，避免以论代史。笔者虽于历史研究乃半路出家，团队同人亦多属新手，但极强调遵行规范；尽力做到材料准确，引注翔实；语言平实，行文流畅。此外，坚持从哲学角度进行适当概括，尽力做到恰如其分，深刻有新意，并且不跑题。
当然，本书所写的不是整个中国的社会体制转型的历史，所以谨记要避免宏大叙事。笔者希望能守住有限目标，确保论述针对科技和教育的近现代转型，并且始终聚焦于其上。[1]文庆，等.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续修四库全书：四一九：史部：纪事本末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394.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