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政策体系研究(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乔国厚等编著

出版社：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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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政策体系研究试读：

1　导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国际背景

自18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兴起了工业革命，人们开始大量使用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不断增加，温室效应日益加剧，气候问题形势严峻。早在1896年，瑞典物理化学家阿累利乌斯就警告：化石燃料的燃烧将会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导致全球气温变暖。全球地表温度数据表明，20世纪地球升温约0.5℃，预计21世纪气温将继续增加1.1～6.4℃。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科学界就已经开始注意并研究气温变暖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到了20世纪末，各国政府、专家不得不承认：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气温变暖最主要的原因，其中二氧化碳是温室气体中最重要的一种，约占总量的2/3。气象观测和科学研究表明，20世纪开始大气中的二氧-6化碳浓度提高很快，1975年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为280×10，而到-6了2005年已经增加到379×10。科学家预测，若各国不及时采取有效的减排措施，预计到21世纪七八十年代，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将翻一番，其结果是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会升高1.5～4.5℃。

全球气候变暖的后果是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陆地面积减少，生态系统被破坏，自然灾害频繁，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世界冰川监测机构跟踪监测结果表明，全球九大山脉的30个冰层一直在融化，并且近期的融化速度在加快；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从1990年到2100年，全球海平面预计上升49cm；澳大利亚环境学家警告称，由于海平面的上升，一些岛国如图瓦卢、基里巴斯、马尔代夫等将面临被淹没的危险；英国科学家通过对过去5.2亿年生物种类与气候变化的研究发现，地球上发生的5次大的物种灭绝中有4次与温室气候有关；另据研究表明，各国近10年自然灾害的明显增多与气候变暖也有很大关系。由此可见，由温室气体排放增加造成的全球气候变暖对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挑战。

国际社会已经认识到全球气候变暖的巨大危害，将气候变暖列为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戴维·金（2004）认为全球气候异常比恐怖主义的危害更大，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威胁。美国五角大楼发布的秘密报告《气候突变与美国国家安全》同样指出，在未来20年气候变化带来的对全球稳定的威胁将超过恐怖主义，会有无数人在这场灾难中死亡。在2007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很多专家指出，全球气候异常的危害将超过恐怖主义、阿以冲突、伊拉克问题，成为未来影响世界的首要问题。2008年的世界环境日的主题是“转变传统观念，推行低碳经济”，表明了世界各国选择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决心。

2）国内背景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同时又是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国。1994年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到了2004年已经达到了61亿吨，在这10年中，中国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年均增长率为4%左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为进一步发展经济，对能源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二氧化碳的排放也必将增加。预测表明，虽然目前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到2025年左右，将会达到或超过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很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

目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建设期，重化工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非常大，决定了对能源和资源的高需求。由于过去中国一直推行的是粗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加上观念的落后和受技术的制约，能源使用效率低，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严重，中国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据2006年发布的《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预测，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中国气候变暖的速度将进一步加快，预计到未来50～80年全国平均气温将上升2～3℃；到2030年，中国沿岸海平面将可能上升10～16cm，从而会造成更多的洪水泛滥等灾害，严重影响沿海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其直接的经济损失将非常大。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巨大危害，十分关注国际间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同时非常积极地参与到国际间的合作。在1992年6月，中国参加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同意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在1998年5月，中国政府签署了《京都议定书》，承诺履行协议的有关规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国家，在2007年6月，中国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中国将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制定了较为详细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措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要求把节约资源作为基本国策，提出了中国在“十一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0%左右的目标。2008年4月，温家宝总理在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对节能减排的工作进行了部署，强调要建立健全节能减排工作责任制和问责制，要求把节能减排工作落实到各企业中，同时强调加强节能减排政绩和业绩的考核。在2010年“两会”上，低碳经济更是成为热门议题。所有这些举措体现了中国应对全球变暖、实施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的决心。1.1.2　研究意义《京都议定书》是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全球制度安排，目前已有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了该协议。《京都议定书》明确了各国所需要承担的责任，明确了各国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具体时间和目标，对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多的发达国家作了特别规定，要求到2010年，所有工业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2%。发展中国家正处于经济建设期，对能源的需求及温室气体的排放还要增加，对履行《京都议定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温室气体排放第二大国，虽然承诺履行《京都议定书》，但在后京都时代，中国在应对气候问题的国际舞台上将面临巨大的考验，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必将对中国节能减排施加压力，使得中国在降低温室气体排放的国际谈判中处于被动地位。《京都议定书》同时提供了3种灵活的减排机制：联合履行、国际排放贸易和清洁发展机制（CDM）。其中CDM作为解决碳排放的一种灵活实践机制，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技术和资金等方式，帮助发展中国家降低温室气体排放，同时得到相当量的排放权，这被认为是一种双赢的机制。在该框架下，产生了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其中欧洲碳交易市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按照该机制，各国将取得一定的原始碳排放权，有多余碳排放权的国家可以将剩余部分转移到所欠缺国家。对于碳排放权的分配问题已成为各国谈判的焦点，一些发达国家试图通过建立严格的碳交易制度，主导全球气候问题外交活动，进而成为低碳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试图以此获取巨大利益，而那些仍在高碳经济模式中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将在这场交易中失去谈判权，处于被动地位。因此，尽快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构建与之对应的政策支撑体系对于中国面对未来国际气候谈判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一方面，本课题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关于气候变暖问题，目前理论界主要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等几个方面。在政治方面，主要是关于世界各国在应对全球变暖问题中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及如何开展节能减排合作机制的冲突和矛盾；在经济方面，主要表现为低碳能源、低碳技术及低碳产业研究，重点是低碳经济发展途径研究；在社会方面，主要是研究全球变暖对环境的破坏和给人类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及由此带来的社会不稳定问题。解决全球气候变暖问题，既要在遵循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建立低碳经济法治模式，同时为解决温室气体排放带来的外部性问题，各国政府需要制定政策措施。虽然国外专家学者已经深入研究发展低碳经济的技术、途径及政策，但目前中国对低碳经济研究的学者还不是很多，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还不够，主要还是停留在介绍国外理论成果的层面上。对于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有关低碳经济的研究成果，而应该结合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实际情况，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以及对应的政策支撑体系。因此，在国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及政策支持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

1.2　研究综述

国内外学者对低碳经济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低碳经济发展途径研究、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研究。1.2.1　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

近十几年来，围绕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研究逐渐成为热点。2006年，英国发布了《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即《斯特恩报告》），对全球气候变暖可能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在报告中，斯特恩采用成本-收益法论证了欧盟提出的全球2℃升温上限，认为保持温室气体浓度的稳定是一个迫切和困难的过程，各国必须加速采取行动，尽快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报告提出，如果各国在未来几十年内不采取及时有效的措施，全球变暖带来的危害程度可以达到世界大战及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经济大萧条，而如果以每年全球GDP 1%的代价遏制温室效应，就可以避免未来气候变暖可能造成的每年失去全球GDP的5%～20%的损失。在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方面，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鲁斯曼等（1991）首次提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认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呈现“U”形曲线关系，即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环境污染逐渐升高，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值后，环境污染开始下降，环境得到不断的改善和恢复。Richmond（2006）通过分析OECD国家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状况，认为这些国家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后，Huang（2008）对21个经济发达国家的CO排放和人均GDP的情况进2行了分析，其结果是有7个国家出现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而Friedl等（2003）利用1960—1999年间奥地利的CO 2排放量和GDP数据，通过分析认为，在此期间并不呈现“U”形关系，而是“N”形关系。

国内学者对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也进行了研究。徐国泉等（2006）建立了中国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显示中国人均碳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呈现指数增长关系，而能源绩效与结构对降低中国人均碳排放量都呈现“U”形曲线关系。王中英等（2006）运用计量模型探讨了中国经济增长与碳排放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GDP增长与碳排放具有明显的相关性。《中国现代化报告：2007》通过考察部分国家1960—2002年间人均CO排放量的变化趋势认为，并不是所有国2家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说明该曲线并没有全球普遍适用性。1.2.2　碳排放权交易机制研究

在科斯理论中，认为资源利用的最终效果与产权的初始配置状态无关，即在交易开始时，只要产权明晰，并且交易成本很小，则无论将产权分配到哪一方，其市场运行结果都是有效的。基于科斯定理的排污权交易是运用市场机制达到控制污染的目标，有助于解决环境“公共物品”外部性特征。根据《京都议定书》，各国企业实行控制CO排放量时允许其进行交易，对于有剩余CO排放额度的公司可以22将其出售给那些排放量超出限额的公司，实现双方企业的共赢。同时，《京都议定书》建立了CDM，允许跨国间的碳排放交易，鼓励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合作，规定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每分解一吨标准CO的温室气体，就可以获得同样数量的排放权。在全球范围内2实行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有助于实现温室气体减排，保护全球环境，但是碳排放权作为一种稀缺资源，在分配过程中存在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目前，针对初始排放权分配的公平性和有效性问题，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提出的分配原则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按人口分配，体现了人人享受环境的权利和保护环境的义务；第二种是历史责任分配，也就是说过去温室气体排放量大的国家应该承担减排的主要责任；第三种是“继承祖父式”原则，即在维持排放量的基础上将排放权分配到现有排放者手中，其结果是排放多的企业获得更多排污权，也就得到了更多利益，因此，这样的分配方式是不公平的。基于上述3种分配原则，一些专家学者如Grubb和Se-benius（1992）提出了以人口分配为基础、其他分配为辅的混合分配方式。国内学者陈文颖、吴宗鑫（1998）认为，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强度加权平均、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础的混合分配机制能够充分兼顾公平和效率。其他观点还有，Smith、Swisherh和Ahuja（1993）认为全球减排的支付义务要考虑伦理问题和现实问题两方面情况，前者是说明对全球环境破坏越多的国家应该承担更多的支付义务，后者是说明只有拥有较多资源的国家才具有支付能力，而且是否支付还要根据该国的支付态度。因此，他们认为碳排放权的分配应该考虑基于人均排放的责任指数和支付能力两方面因素。1.2.3　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和政策研究

伴随着人们对全球气候变暖影响的关注，国内外学者加大了对低碳经济发展途径研究。从西方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实践来看，主要的途径包括能源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低碳化、低碳技术创新与提高、金融创新以及倡导低碳生活等方面。国内学者在借鉴西方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成功经验的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低碳经济发展的途径。

1.2.3.1　低碳经济发展路径研究

1）低碳能源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的首要条件是发展低碳能源，低碳经济的实质是一场能源经济变革。能源经济变革就是高碳到低碳、低效到高效、从不可持续到可持续的发展过程（冯之浚等，2009）。只有发展低碳能源才能保证低碳经济的顺利实施。要在不影响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能源的需求，降低温室气体的排放，使低碳能源朝着帕累托最优的方向发展。应该采用市场机制和政策手段相结合的方式，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和使用方式，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胡兆光，2009）。

2）低碳产业研究

发展低碳经济会伴随着产业制度的创新，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变革：高碳产业链条的低碳化和高碳产业结构的调整。首先，对能源、钢铁、化工、建材等高碳产业所形成的产业链条，要缩短高碳产业链条，将产业链的上下游产业低碳化，降低其GDP碳排放强度；其次，要调整高碳产业结构，逐步降低高碳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推进产业和产品向利润曲线的前后两段延伸，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构建销售网络，提高核心竞争力，最终实现国民经济向低碳产业结构转变（吴垠，2009）。

3）低碳技术研究

王文军（2009）重点研究了低碳经济发展的技术经济模式，认为要采用“立体化”的技术控制方式，应该从污染源头开始治理，在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实施控制，对产品的能耗与污染进行管理，以达到全程控制的目标。任力（2009）认为中国若要实现低碳经济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煤的高效清洁使用，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的研发，清洁汽车技术，农业和土地利用方式等有关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

4）低碳金融研究

碳货币是指碳排放量低于排放分配指标的剩余量，是该国的一笔额外财富，因此掌握碳货币主导权至关重要。但是，低碳货币的发展对于一些减排技术落后而碳消耗旺盛的国家来说是双重打击，一方面生产者需要购买碳货币才能生存，另一方面消费者只有购买碳货币才能得到所需产品，由此必然给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带来挑战（管清友，2009）。碳金融目前还属于新兴金融，很多国家正在构建碳交易市场，因为其关系到未来碳金融市场话语权的战略问题。中国若要提高在国际谈判中的地位，就应该积极发展碳金融交易（李建建，2009）。

5）低碳生活研究

郭万达（2009）等认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是未来40年，我们“对内”要主动抓住机遇，积极发展低碳经济，要做到：一是在国家战略中引入低碳经济，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作为国家的战略目标；二是确立“城市化和低碳化”双轨共同发展的战略，增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三是建立区域性低碳经济发展的示范区，努力促进发展低碳城市。此外，陈晓春等（2009）关于低碳生活方面提出倡导低碳消费观念、鼓励家庭合理消费。

除了上述这些方面，潘家华提出，因为中国在调整产业和能源结构两方面都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较大，低碳经济发展空间十分有限，所以中国发展的重点在以下3个方面：一是增加能源利用效率；二是研究利用可再生能源；三是规范消费者行为。除了这些，还有其他一些可以努力发展低碳经济的地方。比如发展碳捕获与埋存技术，目前由于其耗能特别高的原因，用来减排现在还缺乏经济上的可行性，但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种技术层面上的战略投资，选择继续研发，使其将来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而且现在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在某些领域还是能产生效益的，例如一些发达国家把二氧化碳收集起来加以液化，在进行3次采油时注入到地底下把油挤压出来，以此来提高石油的采收率。我们还可以发展环境金融来促进低碳经济。任卫峰（2008）认为，大力推动中国环境金融建设，对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十分必要，必须建立环境金融的理念及相关配套的培训，在制度层面上构建适合的激励性机制。政府应充分注意金融方面的因素，并跳出现有的金融体系来考虑问题，制定一系列法律、法规、政策、条例、标准，促进节能减排来保护环境。推动金融机构增强自身的环境责任意识，促使他们积极捕捉低碳经济下的商业机会，促进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的各种环境金融产品。

1.2.3.2　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研究

政府部门在发展低碳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部门要对企业的节能减排工作加以监督和管理，及时发布有关减排的目标、政策等信号，并要密切保持与其他国家的交流，积极开展环境保护的国际间合作（多德维尔，2007）。兰德斯（2007）认为，挪威若要实现到2050年减少温室气体排放2/3的目标，应该采取以下4步措施：一是各行业尤其是石油、化工、建筑等高能耗产业部门应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利用清洁生产技术，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二是积极开发可再生能源，代替传统的化石能源；三是鼓励投资碳捕捉和储存；四是减少砍伐森林，保护生态环境。为达到低碳经济目标，政府部门应该加强低碳经济的宣传教育工作，培养人们的低碳意识，同时还应鼓励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对节能减排具有突出贡献的技术研发部门加以奖励。针对中国如何开展低碳经济转型问题，国内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付允等（2008）认为，中国实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政策措施主要包括：节能优先，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化石能源低碳化，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确立国家碳交易机制。刘兆征（2009）认为，低碳经济是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应对气候变化的现实选择，提出了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政策，包括低碳教育政策、低碳经济政策、低碳管理政策、低碳技术政策以及低碳投入政策。周金荣（2009）则从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角度进行了研究，在借鉴国外节能减排税收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促进节能减排的税收政策构想：酝酿开征环境税、完善资源税、改革现行的消费税、建立健全绿色关税和完善有关的增值税政策等。1.2.4　简要评论

低碳经济是当前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围绕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低碳产业、低碳城市、低碳社会建设等，学者们展开了大量较为深入的研究。但是，与低碳经济本身的复杂性和系统性相比，现有的研究仍然存在大量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当前，中国正处于把握经济增长机遇和进行低碳转型的两难选择之中。我们必须既遵循经济社会发展与气候保护的一般规律，顺应发展低碳经济的潮流和趋势，同时还要根据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国家利益，寻找一条协调长期与短期利益、权衡各类政策目标、谋求双赢的低碳发展路径。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我们需要多一些理性，少一些武断，在出台政策的过程中要多一些审慎，少一些莽撞，唯有如此，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才会真正迈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1.3　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

笔者围绕中国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与政策体系构建问题展开了系统研究，研究思路大致如图1-1所示。

首先，在界定低碳经济基本内涵的基础上，分析影响低碳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较系统地总结了国外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其次，从中国能源环境状况的实际出发，分析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基本现状和问题，进而提出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模式以及评价指标体系；最后，提出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政策支撑体系。图1-1　低碳经济的研究思路1.3.2　研究方法

围绕研究目标，笔者主要采用了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案例分析

笔者立足低碳经济理论研究，阐述了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影响因素和发展模式，同时，在论证过程中列举了大量低碳经济发展的实际案例予以佐证，力图使全书的分析更具有说服力。

2）定量分析

低碳经济评价指标体系涉及到经济、社会、环境、资源、政策等多个方面，是一个复杂的体系，设置合理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科学的方法评价低碳经济运行状况，有利于检验低碳经济政策的实施效果，发现发展低碳经济存在的问题，为优化政府决策提供重要参考。笔者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技术4个维度提出了涵盖30个指标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3）比较分析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理应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目前，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实施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政策，形成了一些较为可行的发展模式。笔者从大量文献资料中整理和归纳了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作为后续构建政策支撑体系的有益参考。

1.4　研究内容与创新点

全书共分为8个章节，具体研究内容如下。

第1章导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书研究的背景、意义，对现有文献进行综述，并阐述了本书的基本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研究内容和主要的创新点。

第2章主要对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首先，分析了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背景及内涵。指出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不断变暖、冰川消融、陆地减少、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自然灾害增加的背景下提出的。低碳经济理念最早起源于英国，国内外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笔者认为，低碳经济内涵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低碳能源；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低碳技术；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市场机制；低碳经济发展的保障是政策支持。其次，描述了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基础，包括排污权交易理论、脱钩发展理论及技术创新理论。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原则的交易机制，既能控制一个时期内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同时还能激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实现低碳经济提供了可能性。脱钩理论主要用于描述物质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消耗或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学术界及企业界逐渐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性，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低碳经济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各国政府都非常关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加大了技术创新的投入。最后，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主要从3个角度分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发达国家所承担的碳排放刚性制约促使其改变能源使用方式；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与挑战；碳排放交易机制给低碳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第3章主要归纳总结国外发达国家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指出，作为低碳经济的先行者，英国在能源使用税制度、碳基金、排放贸易机制、气候变化协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虽然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是不可否认其近年来在防范气候变暖方面所作的努力；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在于建立了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制定了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等。总结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注重完善政策支撑体系、注重加强机构组织保障、注重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注重加强低碳宣传教育。

第4章重点阐述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实基础、基本概况以及主要的制约因素。通过研究指出，中国既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又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中国能源现状呈现如下特点：人均指标水平低、石油需求过度依赖外国市场、能源分布不均、能源利用效率低下、电能短缺等。中国是世界上较早意识到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的国家，低碳经济发展成效显著，但仍然面临很多制约因素，包括碳排放压力与经济发展阶段不适应、能源结构不合理、产业结构不合理、发展方式有待转变、贸易结构制约、技术制约、环境资源产权不清晰、制度建设不足、政策法律体系薄弱、资金缺口大等。

第5章重点研究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途径和模式。提出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为此，需要设定一系列中间目标和直接目标。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中间目标主要包括完善的产业结构体系、健全的“碳金融”体系、公平的国际贸易体系、完备的碳相关的税收法规体系；关于低碳经济发展的直接目标主要包括节能减排、寻找替代能源、倡导低碳消费和绿色消费，引导消费结构转变、建立有效的碳交易平台等。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途径包括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战略、发展低碳产业、低碳技术、优化能源结构、促进节能减排、建立碳汇体系、发展低碳城市、加强国际交流合作等。结合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实际，同时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可以采取的模式包括自上而下发展模式、自下而上发展模式、治理型发展模式等，需要根据低碳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有重点地选取不同的发展模式。

第6章提出了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包括科学性与系统性原则、整体性与层次性原则、可比性与可操作性原则以及动态性与稳定性原则。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技术4个维度提出了涵盖9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并简要介绍了可供选择的评价方法，包括因素分析法、内涵解析法、模糊综合评级法和物质流分析法等。由于现有统计工具的制约，我们无法根据书中构建的指标体系评价低碳经济发展水平。因此，为了实现对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定量评估，进而考核地方政府绩效，必须完善低碳经济的有关统计工作。

第7章首先运用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分析了可供选择的低碳政策工具，包括基于市场失灵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基于产权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基于不确定性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基于生态工业学理论的低碳政策工具等。当前，中国低碳政策在政策系统性和有效性方面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构建完善的低碳政策体系。制定有效完善的低碳政策必须有相应的原则，比如，坚持政府引导与市场导向相结合、坚持制度建设与技术创新相结合、坚持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相结合的原则等。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能源政策、产业政策、消费政策、技术创新政策和低碳管理政策等构成了系统的完善低碳政策体系。其中，财税政策的重点是改善财政支出结构、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健全政府采购制度和发展碳税；金融政策的重点是开发碳金融，发展碳资本市场；能源政策的重点是制定石油等碳基能源的限制政策，完善可再生能源的鼓励政策；产业政策的重点是调整产业结构、出台激励低碳产业发展的政策；碳汇政策的重点在于限排、鼓励政策两个方面；消费政策的重点是通过进行消费补贴鼓励低碳消费；低碳技术政策的重点是鼓励研发新型低碳技术，为国民经济低碳化提供技术保障；低碳管理政策的任务是通过各种管理手段促进发展低碳经济。

第8章主要对全书研究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概括和总结，并简要阐述了对未来研究方向的一些看法和分析。1.4.2　创新点

围绕上述研究内容展开较为深入的研究，力图有所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提出了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目标体系和3种模式。在总结归纳国内外低碳经济发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低碳经济发展实际，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目标、中间目标和直接目标，以及包括自上而下模式、自下而上模式和治理型发展模式在内的3种发展模式。

第二，构建了评估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构建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的基本原则，并从经济、社会、生态环境和技术4个维度提出了涵盖9个二级指标和30个三级指标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评价体系。

第三，构建了较为系统的低碳经济发展政策支撑体系。提出了要在坚持市场导向与政府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坚持技术创新与制度建设相结合的原则、坚持生产领域与消费领域相结合的原则、坚持上下衔接与横向协同相结合的原则的基础上，构建包括财税政策、金融政策、能源政策、产业政策、碳汇政策、消费政策、技术创新、低碳管理等在内的完善的低碳政策体系。

2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影响因素

2.1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

近百年来，许多观测资料表明，全球气候不断变暖，主要表现为温度升高、冰雪圈消退、海平面上升、草原退化、森林减少以及生物圈变化。

2.1.1.1　全球变暖的现实

1）温室气体排放增加

自工业化时代以来，由于人类在生产、生活中使用煤炭能源的增加，加上一些国家特别是经济基础不好的发展中国家对能源使用效率不高及其清洁生产的落后，造成了全球温室气体的排放增加。据2007年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显示，在1970—2004年期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70%，其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增加了80%，成为最主要的人为温室气体。

2）全球温度升高较快

根据全球地表温度的器测资料，全球温度普遍升高，在最近的100年（1906—2005）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上升了0.74℃，温度升高速度较快，过去50年的升温速度几乎是过去100年的2倍，其中陆地升温速度快于海洋的，北半球高纬度地区升温快于其他地区。预计到2100年，地球表面平均温度将比1990年上升1.4～5.8℃。

3）海平面上升较明显

由于全球气候变暖，地球上的积雪和海冰面积不断减少，海平面上升较明显。1961—2005年间，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为每年1.8mm，但进入20世纪以后，全球海平面上升的平均速率明显提高，达到了每年3.1mm。

2.1.1.2　全球变暖影响

1）冰川消融

经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测试与研究，目前世界冰川融化速度创下了历史最快纪录，2005年世界冰川的平均厚度减少了0.5m，而到200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1.5m。冰川的融化会使河水大规模泛滥，在其周边地区引发一系列的经济和环境问题。在2006年12月，相当于1.1万个足球场大的北极艾里斯冰架顷刻间完全断裂，其巨大的振动波及到250km之外。

2）陆地减少

根据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预计到2100年，全球平均海平面将比1990年上升0.09～0.88m。如果海平面按此速度上升，很多国家的土地面积将减少，一些岛国将不复存在。当海平面升高1m，中国沿2海地区将有12万km被淹，7000万人口需要转移；美国将有48个州的26.5万km土地被淹；平均海拔高度只有1.5m的马尔代夫，这个由1192个小岛组成的国家将在21世纪消失。

3）生态系统遭到破坏

气候变暖对生态系统的平衡、人类生存和发展将造成严重的影响。当全球气温升高时，鸟类迁徙和产蛋等现象提前，生活习性的改变导致其不能很好地适应新环境，北半球高纬度地区早春农作物播种时间提前，农作物病虫害增加，森林火灾频繁，其结果就是自然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地区传染病增多，人类正常的生活受到影响。

4）自然灾害增加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资料显示，全球每年大概有30万人因气候变化而死亡。中国气象局的评估数据显示，由于气候变化，中国的自然灾害种类繁多、发生频繁，每年受气候灾害影响的人口达到4亿余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为2000多亿元。气候变化造成的自然灾害影响到人类的健康、环境、经济发展等方方面面。

2.1.1.3　世界应对全球变暖的行动

美国科普作家雷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在1962年出版了《寂静的春天》，该书是世界上第一本将环保作为主题的书，主要描述了杀虫剂、除草剂等化学药品对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唤醒了全社会对自然保护的关注，引起了学界对自然环境的研究，为之后一系列保护环境的举措奠定了基础。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各成员国认同了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达成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各国加快发展工业，能源消耗巨大，环境污染严重，迫于日渐恶化的环境和逐渐变暖的气候，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签署并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以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公约确定的最终目标就是要把全球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比重稳定在一个安全水平。全球气候的异常变化对人类的生存、发展造成了巨大影响，世界各国必须采取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行动，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开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149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会上就减排温室气体的种类、减排方式与时间、各国减排责任进行了谈论与协商，最终达成了《京都议定书》，该协议书在2005年2月16日正式生效，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以法规的形式对温室气体排放作出规定。

低碳经济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提出的，而低碳经济理念最早起源于英国。2003年2月24日，英国政府颁布了能源蓝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该书阐述了能源供应长期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性，讲述了英国在未来50年能源利用的政策，提出了发展低碳经济的目标。由此，低碳经济的概念被广泛传播，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成为世界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2.1.2　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低碳经济”由英国率先提出，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分别从环境经济学、资源经济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对其概念进行了诠释。英国环境专家鲁宾斯德认为，低碳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其特征是能源使用的高效率、低消耗和低碳排放，其核心是技术创新和政策创新，要求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通过制度设计不断推进节能技术、温室气体减排技术、能源高效使用技术和可再生资源开发与利用等技术，最终实现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著名低碳经济学家张坤民教授（2008）认为，低碳经济模式和低碳经济方式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最为重要和有效的途径。他把低碳经济定义为：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既是经济问题，又是环境问题，也是社会问题，要通过构建可持续发展的能源对策框架、坚持不懈地节能减排、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积极推进新能源开发等措施加以实现。华能技术经济研究院谢进（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以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相互和谐为目标的新型发展模式，需要依托市场机制、制度框架和政策措施，应该大力开发能效技术、可再生能源技术和温室气体减排等技术，不断减少化石燃料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庄贵阳（2009）认为，低碳经济转型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通过技术跨越式发展和制度约束得以实现，主要途径是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结构的优化以及消费行为的理性。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变暖的最佳经济模式，其基础是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三低）和高效能、高效率、高效益（三高），重点是节能减排，发展方法是碳中和技术。在2009年发布的《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途经研究》中，将“低碳经济”定义为：低碳经济是一个新的经济、技术和社会体系，在生产生活中能够节约能源消耗、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保持社会的良好发展势头。

虽然国内外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低碳经济的概念进行了阐述，但其基本内涵具有相似性，从以上的定义中我们发现低碳经济的构成要素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低碳能源。所谓的低碳能源是指高能效、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的能源，如清洁煤、可再生能源、风能、核能等。只有发展低碳能源才能保证低碳经济的顺利实施。要改变现有的能源结构，使其从“高碳”能源结构向“低碳”能源结构转变，同时不断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最终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

第二，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低碳技术。低碳技术的创新能力是一国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低碳技术包括煤的高效清洁使用、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勘探开发、可再生能源的研发、清洁汽车技术等，涉及汽车、石油、化工、能源、电力、建筑等产业部门。

第三，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市场机制。低碳经济的发展应该遵循市场原则，通过市场机制的运行可以提高效率，例如碳排放权交易机制就是通过产权的分配与买卖，以此实现控制污染的目标。

第四，低碳经济发展的保障是政策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及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主要包括制定明确的发展目标、健全的法规、创新的制度等，所有这些都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保障。

2.2　低碳经济研究的理论基础

2.2.1.1　排污权交易理论的研究进展

斯特恩认为，气候变化涉及全球领域，比一般的环境问题更为复杂，是最大的“市场失灵”问题。针对环境外部性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些解决方案，而排污权交易被认为是最重要的经济手段之一。排污权交易是将外部性“内部化”的有效方式，最早源于科斯（1960）的产权研究，其主要贡献是提出了通过明晰产权解决外部性问题的思路。之后，Thomas Crocker（1966）通过对空气污染控制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在厂商和个人之间分配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共同负担环境治理的思想。John Dales（1968）将科斯定理应用于水污染的研究，进一步明确了“污染权”的概念。Montgom-ery（1972）从理论上证明了市场均衡的存在并且在此均衡中使污染控制总成本可以达到最小，说明基于市场的排污权交易明显优于传统的环境治理政策。近年来，国内外有关排污权交易理论的研究逐渐增多，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排污权交易中的市场势力问题及其影响

Hahn（1984）指出，如果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中存在一个具有垄断势力的厂商，那么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很可能影响该厂商的垄断行为，并影响到市场效率的高低。Tienberg（1991）认为，排污权交易中的市场势力会影响排污权价格，使得新排污企业更愿意选择污染治理方式，另外，市场势力还可能导致市场欺诈行为的发生。

2）排污权的初始分配问题

Hahn（1984）认为，排污权的初始分配方式包括固定价格出售、免费分配及公开拍卖，其中拍卖方式具有许多优势，其交易效率较高。Catherine等（2000）通过建立模型证明，拍卖和免费分配许可证的长期效率是不同的，要根据污染损害对每个企业的排污水平与企业数量的敏感程度判别，当污染损害对企业数量不敏感时，所有许可证都应该免费发放；当两者敏感程度相同时，所有许可证都应该拍卖；当污染损害对每个企业的排污水平敏感时，许可证应该部分拍卖。李爱年等（2003）认为，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应该是有偿的，因为排污权的有偿取得可以体现公平原则，将刺激企业改进技术，减少排污量，是排污者合理承担环境保护监管成本的必然要求。瞿伟等（2005）探讨了排污许可证初始分配的3种基本方式（定价出售、免费分配、拍卖）的特点和优缺点，认为中国在实际进行排污权分配时应该采取以免费分配为主，结合公开拍卖、定价出售和特殊处理的方式。

3）排污权交易成本研究

Stavins（1995）认为，交易成本在排污权交易市场上普遍存在，交易成本的存在使得边际治理成本不会直接等同于排污权的市场价，而一个新的市场均衡点就会出现，此时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治理效率的高低。当边际交易成本提高时，排污权的初始分配将影响企业的总治理成本，例如当某个企业的排污权初始分配量增加，相当于其环境治理责任的减少，总治理成本效率均衡点就会发生偏离，造成社会总福利水平的下降。Cason（2003）用实验方法验证了Stavins的观点，认为交易成本的存在提高了排污权的交易价格：当边际交易成本不变时，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不会影响交易价格的市场均衡点，也不会影响市场交易效率；当边际交易成本增加时，排污权的初始分配会偏离有效市场均衡点，交易价格会提高，交易量较少；而当边际交易成本下降时，就会出现相反现象，交易价格会下降到接近交易成本为零的均衡价格。

4）排污权交易中的激励机制研究

环境治理问题不仅需要政策的支持，更需要企业通过自身的技术创新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如何设计激励机制促进企业进行污染治理技术创新已成为重要议题。Magat（1978）对两项技术研发进行了分析：一项是用于改善生产工艺的技术；另一项是用于改善污染治理的技术。他认为，相比其他污染控制方式，排污权交易制度能更好地激励厂商改善污染治理技术。Jung和Krutllla（1989）等通过分析厂商改善污染治理技术的成本和收益认为，排污权的拍卖分配方式能够为企业改善污染治理技术提供最大的激励。

5）排污权交易中的企业监督问题

排污企业作为一个利益主体，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可能会排放超过排放权的污染量，因此应该对企业的排污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确保企业遵循环境法规。Keeler（1991）研究了排污权交易市场中企业的违规行为，并探讨了边际处罚（marginal penalties）变化对排污交易市场效率的影响：当边际处罚快速加重或减轻时，企业污染环境行为会相应增加；当边际处罚保持不变时，排污权交易的监督和管理更加具有效率。Stranlund（1999）对管制者如何有效地监督和管理排污权交易体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认为管理者应该加强企业的外部监管，因为企业的违规行为不是由企业内部特征决定，当企业排放更多污染物时并不代表该企业的生产工艺不合理或是污染治理技术落后。

2.2.1.2　排污权交易的科斯定理分析

科斯定理源于《社会成本问题》对外部性问题的思考。作为福利经济学创始人的庇古在1920年首次提出了社会成本问题。由于当时英国在工业化进程中获取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很多负面影响，如工业产生的污染物明显增多，环境问题逐渐突出，严重损害了社会利益。污染物影响了周围生产者和居民的正常生产、生活，而污染物的制造者却没有付出代价，这就是外部性问题。由此，庇古提出了外部不经济等概念，从边际私人成本、边际社会成本与边际私人收益、边际社会收益的关系出发，逐步形成了技术外部性的静态基本理论。他认为，由于外部性的存在，边际私人成本与边际社会成本不相等，此时完全依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是不能达到帕累托最优效果的，因此他提出应该依靠政府的征税与补贴政策解决外部性，也就是所谓的“庇古税”。

在科斯之前，庇古的处理方法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庇古方法的操作方案就是，当甲方受到乙方造成的利益损失时，应该让乙方向甲方作出赔偿或是向乙方征税，或是停止乙方行为。但科斯经过研究双方利益得失后认为，庇古方案并不是完全合理的。他认为，庇古方案中虽然避免了对甲方的伤害，但同时乙方的利益却受到了损失，真正要解决的问题应该是将利益双方总的损失降低到最小，因此，必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是允许甲方损害乙方还是乙方损害甲方。通过分析，科斯提出了解决方案：不论是乙方对甲方是否付出赔偿，也就是说，不论将产权界定给甲方或是乙方，甲乙双方都能通过谈判使得总的利益最大化。之后，该理论被归纳为科斯定理：只要产权明晰，交易费用很小或是为零，则无论在交易开始将产权赋予哪一方，其市场交易结果都是有效率的。

排污权交易是科斯定理在环境治理问题中最典型的应用。在遵循国家环境保护的原则下，将环境容量资源以排污权形式分配到排污者，并允许其在市场上进行交易，这样不仅可以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同时可以降低环境治理总费用的支出。一方面，厂商获得排污权使其拥有使用环境资源的权利，但当污染物的排放量超过排污权，厂商必须承担赔偿的责任；另一方面，排污权的交易机制使得厂商可以通过比较边际治理成本和排污权价格选择排污权的买卖。如图2-1，横轴表示排污量，纵轴表示排污权价格，MAC表示边际治理成本，其斜率为负值，因为规模效应影响，随着污染物的增多，增加单位污染物的治理成本下降；MEC表示边际外部成本，其斜率为正值，表示污染的边际成本是递增的，这是因为随着污染物的增多，单位污染物对人的危害增大，排污者所要付出的代价也就越大；P表示排污权总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的直线，表示排污权的数量在一定时期内是给定的，不会随着污染物的增多而增加。对于污染者来说，排污权的需求取决于边际治理成本，因此MAC可以看成是排污权的总需求曲线，当污染权价格低于边际治理成本时，购买污染权成本较低，因此企业会选择购买污染权；当污染权价格高于边际治理成本时，治理污染费用更少，因此企业将选择治理污染。排污权交易机制不仅将污染物的总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使环境资源达到最优配置，同时可以激励企业开发污染物治理、清洁生产的新技术以降低污染物排放，从而达到环境保护的目的。图2-1　排污权交易原理示意图

2.2.1.3　碳排放权交易理论

碳排放权交易是排污权交易的一种，其交易方式为：各国政府在实现对《京都议定书》的减排承诺的前提下，各国再将自己的减排目标分配给国内不同的企业。在规定时期内，如果某国不能实现减排目标，可以从拥有超额排放许可证的国家购买一定的排放权。同样的，当国内企业拥有剩余排放额也可以通过碳排放市场将其出售给那些排放量超标的企业，这样可以实现双方企业的共赢：出售方可以获得资金等回报，购买方可以避免政府的处罚，从而达到控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目的。《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2月16号正式生效，要求发达国家与经济转型国家在2008—2012年作为第一个承诺期，温室气体总排放量比1990年减少5.2%，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没有作特别规定。但是发达国家减少二氧化碳的成本更高，因此，《京都议定书》建立了CDM。所谓的CDM是指发达国家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的方式，与发展中国家开展减排的合作，发达国家可以以此获得一定的减排额度，这样可以大幅度降低国内减排所需要的巨大成本，同时发展中国家可以获取温室气体减排投资项目，朝着可持续发展方向前进，最终共同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

作为节能减排的一种有效方式，国内外学者对碳排放权交易基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陈文颖等（1998）提出了两种兼顾公平和效率的碳权混合分配机制：人均碳排放量和GDP碳排放强度的加权平均法。以人均碳排放量为基准，同时兼顾GDP碳排放强度，对全球碳排放限额的确定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探讨了不同分配方式对全球碳排放权交易收益的影响。2.2.2　脱钩理论

1）“脱钩”的定义“脱钩”理论来源于西方，其英文单词为“decoupling”，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理论产物。脱钩理论最早应用于环境保护领域，随着国内外学者对脱钩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目前凡是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反应框架（DPSIR）的现象都被认为是脱钩现象。一般而言，“脱钩”用于描述物质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表示一国或一地区在工业发展初期，物质资源消耗总量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一同增长，在某个特定阶段后就会出现物质资源消耗总量随经济总量的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如图2-2所示。目前脱钩理论已经广泛应用于生态、环境、能源等领域。

2）“脱钩”的分类

从“脱钩”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物质资源消耗体系包括两个指标：经济增长指标（一般用国民生产总值GDP表示）、物质资源消耗指标（一般以物质资源消耗总量指标表示）。根据物质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变化幅度，两者的脱钩现象可以分为以下3种情况：相对脱钩、绝对脱钩、复钩（逆向脱钩）。相对脱钩是指物质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同步变化，但增长幅度小于经济增长幅度；绝对脱钩是指物质资源消耗并不是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而是呈现下降趋势；复钩或逆向脱钩是指物质资源消耗随着经济增长而增长，且增长幅度大于经济增长幅度。GDP增幅、物质资源消耗增幅、物质资源消耗弹性和脱钩类型见表2-1。图2-2　物质资源消耗脱钩状态示意图表2-1　GDP增幅、物质资源消耗增幅、物质资源消耗弹性和脱钩类型一览表

3）“脱钩”的应用

脱钩发展理论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消耗或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既不是单一地节约能源消耗，也不是单一地提高经济发展，而是在保持适度经济增长的基础上，通过大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减少资源使用以此降低温室气体排放。脱钩理论证实了低碳经济存在的可能性。

国内外学者将脱钩理论广泛应用到低碳经济研究中。Sturluson（2002）认为，脱钩指标虽然存在缺陷，如难以兼顾各国国情和受环境压力的最初水平等，但脱钩理论在低碳经济中的应用还是非常重要的。TaPio（2005）利用“脱钩弹性”概念，将原有的脱钩类型（绝对脱钩、相对脱钩、复钩）进一步划分为连接、脱钩和负脱钩3种状态，再根据弹性值大小进一步细分为扩张连接、扩张负脱钩、强脱钩、弱脱钩、弱负脱钩、衰退脱钩与衰退连接7种类型，使得脱钩指标更加细化。除此之外，国内学者也对脱钩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王锋等（2010）通过脱钩理论研究方法分析了中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发展脱钩的可行性，从时间序列和空间序列两个方面分析了GDP指数与能源消费指数变化的差异，发现中国自1953年以来，GDP增长与能源消耗并未出现脱钩，但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后，能源消耗增长速度慢于经济增长速度，GDP与能源消耗发生了阶段性的脱钩现象，并且该脱钩属于相对脱钩。赵一平等（2006）根据“脱钩”与“复钩”的基本思想，建立了“脱钩”与“复钩”分析的概念模型，通过对中国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耗的响应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在1981—2003年间，如果将1981年的情况暂时忽略，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呈现：较长时期的弱“脱钩”—暂时的强“脱钩”——弱“脱钩”—扩张性“复钩”，并对该现象背后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及主要矛盾进行了识别与分析。李忠民（2010）等通过运用OECD脱钩指标和Tapio脱钩指标对山西省工业增加值与其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关系进行了脱钩分析，得出该省工业增加值与能源消耗及二氧化碳排放之间均远未达到脱钩状态，而总体上均以扩张连接状态为主。2.2.3　技术创新理论

2.2.3.1　技术创新内涵“创新”作为经济学概念最早由熊彼特提出，他认为创新是一种新的生产要素，能够产生新的生产力，帮助企业获得新的利润。熊彼特的创新概念非常广泛，包括使用新的生产方法、生产新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投入品、采用新的企业组织形式5个方面内容，既有技术的创新也有非技术的创新。

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学术界及企业界逐渐认识到了技术创新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性，对技术创新的内涵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界定。林恩认为，技术创新的起点是认识到技术的商业潜力，是将技术转化为商业化产品的整个过程。英国经济学家斯通曼（1983）认为，技术创新是将科学发明输入生产系统并转化为商业交易的过程。萨缪尔森通过对技术创新的概念的系统整理分析，将技术创新重新定义为：技术创新是将新颖的构思成功转化的非连续性事件。在他的定义中，反映了技术创新的3个特征：一是技术创新首先要有新颖的构思；二是技术创新活动必须要获得成功；三是技术创新活动不是一时能完成的，而是一个非连续性过程。

国内学者在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的基础上，对技术创新的内涵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决定》（中发[1999]14号）将技术创新定义为：“企业应用创新的知识和新技术、新工艺，采用新的生产方式和经营管理模式，提高产品质量，并开发生产新的产品，提供新的服务，占据市场并实现市场价值过程。”傅家骥等（2000）认为：“技术创新是企业家发现市场的潜在盈利机会，为获得该商业利益，重新组织生产条件和要素，建立更加高效、费用更低的生产经营体系，从而推出新的生产工艺、新的产品，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中间品投入及建立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等一系列活动过程。”该定义是将“技术”加入到熊彼特的创新概念中，其基本内涵与熊彼特的创新概念相同。李振球（1999）认为技术创新虽然包含不同的内容，但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包括创造性、高投入性、高收益性、高不确定性、高风险性等。

2.2.3.2　技术创新过程模式

技术本身不仅一直处于不断变化发展的过程中，而且还转化为收益的过程中，即技术创新模式也是不断的变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际上先后出现了5种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创新模式：技术推动型的创新过程模式、需求拉动型的创新过程模式、技术与市场相互作用型创新过程模式、一体化创新过程模式及系统集成网络化创新模式。

1）技术推动型的创新过程模式

这是二战后英国经济学家提出的线性模式，认为技术是经济增长的主发动机，强调技术创新的主要来源是科技研发。根据技术创新是由市场还是由企业家内部推动的观点，技术推动型的创新过程模式又可以分为外生大企业的技术推动模式与内生的企业家（小企业）技术推动模式。

2）需求拉动型的创新过程模式

该模式的主要倡导者是施穆克勒，认为技术创新的动力不仅仅是科学技术，市场需求也是重要的技术创新推动力。其核心观点是，市场需求激发了企业进行产品和工艺的创新，创新是市场需求引发的结果。该创新过程可以概括为：市场需求—信息反馈—研究与开发—生产—销售。

3）技术与市场相互作用式创新过程模式

Kline等（1986）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发现，单一的技术推动或是市场需求拉动模式在实际技术创新过程中并不常见，普遍存在的是技术和市场共同作用而引发的双重技术创新过程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技术与市场需求交互作用，共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

4）一体化创新过程模式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科学技术转化为新产品的周期日益缩短，技术创新在各个环节中的连接变得更加紧密，技术创新过程不再是从一个职能到另一职能的顺序性过程，而是创新构思、设计研发、生产、销售等技术创新环节可以同时进行的过程。

5）系统集成网络化创新模式

自20世纪90年代后，技术创新不仅仅是单个企业内部各个功能之间的一体化，而是这种一体化不断向外部传播，如与企业的上下游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该创新模式是多种组织之间的功能交叉重叠构成网络的结果，强调了企业之间更加密切的战略联盟，这种联盟包括纵向的与客户和供应商的联系以及与横向的合资伙伴的合作。

2.2.3.3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中的技术创新

低碳经济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低碳经济技术的研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IPCC）认为低碳技术对于发展低碳经济至关重要，其技术研发的速度和规模决定未来温室气体排放减少的进度和成效。付允等（2008）认为，低碳经济发展方法是碳中和技术，主要包括温室气体的捕集技术、温室气体的埋存技术、低碳或零碳新能源技术。并且提出中国应该设立碳基金，激励低碳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开拓和培育低碳技术市场，以实现长期减排。徐瑞娥（2009）通过分析中国发展低碳经济的现状及制约因素发现，总体技术水平落后是制约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严重阻碍，提出中国要真正实现低碳经济必须要有科技的支撑。庄贵阳（2009）认为，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科技能力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途径，但是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技术锁定”问题，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国际技术转让障碍与低碳技术应用障碍是发展中国家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制约因素。王文军（2010）在保证低碳经济发展的环境分析时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必须高度重视研发工作，要重点着眼于中长期战略技术的储备，应建立低碳市场、加快低碳技术的推广，保证低碳技术的可操作性。

2.3　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

随着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过去高能耗、高污染的传统工业和高碳经济的发展方式已经不能适应21世纪人类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以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为特征的低碳经济才是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新选择。针对日益恶化的环境问题，早在1972年罗马俱乐部就发表了《增长的极限》报告，该报告第一次提出了传统的高能耗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行的，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呼吁各国应该将资源环境管理作为国家的重要发展战略，各国应当主动承担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责任和义务。之后，为履行节能减排的国际协议，各国政府都积极投入到二氧化碳减排的国际谈判和合作中，从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人们生活消费方式等角度探索碳减排的途径和方法，不断提高减排的技术创新能力，为真正实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而努力。纵观各国的低碳经济发展道路，我们发现，低碳经济发展模式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推动。

1）发达国家所承担的碳排放刚性制约促使其改变能源使用方式《京都议定书》对发达国家节能减排作出了硬性规定，要求在2012年之前完成各国在碳减排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在客观上加速推进了发达国家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此，能源使用政策成为发达国家未来节能减排工作的重点，包括提高化石能源的使用效率、节约化石能源的消耗、使用清洁能源、实现能源结构的低碳化等。英国作为最早提出低碳经济概念的国家，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提出了很多政策目标。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未来的能源——创建低碳经济》主要是从能源结构入手来推动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的办法主要是：①优化能源结构，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②调整能源政策，如对能源产品进行征税以促进能源使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③强调科技创新，发展低碳能源技术；④全方位节能减碳，主要是倡导低碳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认为，碳排放总量的刚性约束促进了发达国家向低碳经济发展模式转变。

2）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与挑战

目前，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建设过程之中。为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大量发达国家高碳产业的转移，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的环境问题，使得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量处于“U”形曲线的上升阶段。例如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目前是全球第二大能源消耗国与温室气体排放国，在2007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已经达到全球的18%，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200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各主要成员国就《京都议定书》时代的碳减排目标和各国应当承担的责任进行了讨论，要求各国在2012年前完成第一个承诺期的节能减排目标。会议提出的“巴厘岛路线图”，主要是指美国和发展中国家。美国目前是最大的碳排放国，其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全球的1/4，必须承担减排的责任。但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发展权和排放权的艰难选择。一方面，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给发展中国家节能减排施加了压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也认识到高能源、高排放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是不可行的，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朝着可持续方向发展，但是由于发展中国家受到技术、资金、制度及政策等方面的限制，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很难实施。不过，目前发展中国家也正朝着低碳经济发展方式前进，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应有的贡献。

3）碳排放交易机制给低碳经济发展注入动力

1997年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是低碳经济发展理念形成的触点，它的成功之处在于以下3点：一是确定了“共同但有区别的减排责任”，即发达国家由于过去排放了较多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加上技术水平与资金优势，应该首先承担碳减排责任，发展中国家由于正处于经济发展期，其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将会不可避免地增加，发展水平的低下决定了其还不具备减排能力，因此，发展中国家暂时不承担减排责任；二是明确了全球温室气体的减排目标，即在2008—2012年，全球二氧化碳当量排放总量比1990年减少5.2%；三是构建了温室气体减排“三机制”，即联合履行（JI）、清洁发展机制（CDM）与排放权交易机制（ET）。排放权交易机制使得各国或国内企业之间能够进行碳排放权的交易，既能将碳排放总量控制在一定水平上，同时也可以促进排放者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目前，国际上已经成立了最大的碳交易市场——欧洲碳交易市场，从2005年正式成立到2007年的短短两年时间，很多欧洲的厂商参与到碳交易市场中，二氧化碳交易价格从每吨7欧元涨到21欧元。2008—2012年期间每年的全球碳排放总量为7～13亿吨，由此带来的全球碳交易市场规模已达到140～650亿元。因此，碳排放交易机制是全球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2.4　本章小结

本章主要对低碳经济的基本内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纳总结。首先，分析了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背景及内涵。指出低碳经济是在全球气候不断变暖、冰川消融、陆地减少、生态系统遭到破坏、自然灾害增加的背景下提出的。低碳经济理念最早起源于英国，国内外学者对其内涵进行了不断的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阐述，认为低碳经济内涵包含以下几个基本特征：低碳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低碳能源；低碳经济发展的动力是低碳技术；低碳经济发展的基础是市场机制；低碳经济发展的保障是政策支持。其次，描述了低碳经济的相关理论基础，包括排污权交易理论、脱钩发展理论及技术创新理论。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基于市场原则的交易机制，既能控制一个时期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同时还能激励企业进行节能减排的技术创新，是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为实现低碳经济提供了可能性。脱钩理论主要用于描述物质资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因为低碳经济的本质要求就是经济社会发展与能源消耗或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脱钩”。自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学术界及企业界逐渐认识到技术创新对企业核心竞争力提高的重要性，对技术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低碳经济技术创新被认为是发展低碳经济的核心，各国政府都非常关注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加大技术创新的投入。最后，对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主要从3个角度分析了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发达国家所承担的碳排放刚性制约促使其改变能源使用方式；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低碳经济的巨大压力与挑战；碳排放交易机制给低碳经济发展注入了动力。

3　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及政策支持的国际经验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理应承担更为重要的责任。目前，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已经实施了一些比较成熟的政策，形成了一些较为可行的发展模式，这些实践经验能够为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提供有益的借鉴。

3.1　欧盟

欧盟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系以及第二大能源消费体系，由于本身能源相对匮乏，高度依赖外部能源的进口，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者。例如，2007年整个欧盟所消耗的能源中，82%的石油和57%的天然气需要进口。因此，欧盟一直高度重视能源安全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能源消耗引发的气候环境问题也被欧盟日益关注。正是由于欧盟考虑到保障自身能源安全和气候安全，所以其一直积极倡导国际社会间政府合作，共同全力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制定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以期能达到全球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的双赢目标。从英国政府首次提出发展低碳经济后，欧盟各国对低碳经济这个概念逐渐重视起来，并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索。欧盟低碳经济的发展，在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全民的积极参与下，取得了不少成绩，也为其他国家发展低碳经济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经验。

英国是气候变化控制的先行者、最早的倡导者。根据《京都议定书》中的规定，2012年英国的温室气体排放要比1990年的水平减少12.5%，英国内部的目标则是减排20%，到2050年减排60%。与其他国家相比，英国的低碳经济制度，特别是激励机制比较完善，对中国发展低碳经济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3.1.1　发展低碳技术

欧盟积极开发新的低碳技术，努力发展形成技术实力雄厚的低碳科研基地，努力提高自身节能减排技术优势，而以技术转让为代价也为欧盟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能源市场创造了便利。欧盟的低碳经济体系，在欧盟各国相继实施的各种有效的措施下逐渐构建起来，这无疑增强了欧盟国家长期的战略性经济竞争力和综合实力，这也将促进世界低碳技术和低碳经济的更好发展。3.1.2　建设低碳城市

英国首先提出了低碳城市规划并付诸实践。英国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私营机构——碳信托基金会，以此推动英国向低碳经济尽快转型。它的作用是负责联络组织企业与公共部门发展低碳技术，帮助各种组织降低碳排放。碳信托基金会与能源节约基金会（EST）进行了合作，推动实施了英国的低碳城市项目。在LCCP提供的专家和技术支持下，布里斯托、利兹、曼彻斯特首批3个示范城市制定了全市范围的低碳城市规划。此后，伦敦市提出了“低碳伦敦”的目标，2007年颁布了《市长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计划》，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行动计划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总体而论，英国的低碳城市规划和实施方案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低碳城市目的明确、目标单一，降低城市总的碳排放量，为此建立了量化指标体系。城市减碳目标的确立基本上依照英国政府的承诺来进行，即到2020年碳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降低26%～32%，到2050年降低60%左右。以碳排放的减少量来衡量各种措施的制定、实施和评估的有效性。比如，伦敦市明确提出每年城市的碳排放量要降低4%，从而将2007年至2025年间的碳排放量控制在6亿吨之内。

第二，低碳城市的主要实现方式是提高可再生能源应用率、提高能源利用率和平衡能源需求。比如，布里斯托市在其控制碳排放的计划书《气候保护与可持续能源战略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要更好地利用能源，包括减少能源不必要的浪费、提高能效、应用可再生能源等。

第三，低碳城市规划的重点是建筑、交通领域。以伦敦市为例，总的碳排放量中，家庭住宅占到38%，商用和公共建筑占33%，而交通占22%。布里斯托市2000年全市碳排放量中，住宅和商用建筑的排放量占37%，交通占全部碳排放量的36%，工业碳排放只占22%。因此，低碳城市的重点在于降低建筑、交通这两个领域的碳排放。

第四，低碳城市规划强调实用性与低碳战略相匹配。城市在提出实施低碳发展战略、可量化考核碳减排目标的同时，针对实现方式强调实用性的选择，以争取人们对其进行最大限度的支持。如《伦敦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中强调，伦敦市中最主要的碳排放领域是家庭住宅，占全市碳排放的38%。如果2/3的伦敦家庭换成节能型灯泡，每年可以减少57.5万吨的碳排放；如果家庭的所有炉具都采用节能炉具，则可以再减少62万吨的碳排放。

第五，低碳城市建设强调技术调节、政策管控和公共治理方式并重。在努力研发新型节能技术、推广新的节能产品应用的同时，应制定完善的鼓励低碳消费的城市规划、政策，建设相关的管理体系。政府充分发挥引导和示范作用，综合运用财政投入、规划建设、宣传激励、税收管理等多种手段，鼓励企业及市民的参与，并根据本市实际情况，新建重点工程来带动低碳城市的经济发展。目前，英国的143个地方政府和英国碳信托基金会开展合作，设立了地方政府碳管理计划，从而采取针对措施来控制和降低地方政府、公共基础设施、家庭住宅等的碳排放。3.1.3　完善低碳立法

为了应对气候变化，2004年，欧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以及碳排放权交易的规定。根据法规，从2005年起，排放二氧化碳以及进行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活动必须持特殊许可证才能进行，此项措施涉及众多发电厂、石油精炼厂和钢铁厂。此外，欧盟委员会还分配了各成员国二氧化碳的限排量，批准了8个成员国的废气排放计划。2005年，欧盟正式启动欧盟排放交易机制（EU ETS），对某些特定设备的二氧化碳排放上限进行了约束。这些法律法规以及政策的制定进一步有力地保障了欧盟发展低碳经济。3.1.4　构建低碳政策

1）能源使用税制度

能源使用税或者说气候变化税是英国气候变化战略最为核心的部分。能源使用税根据能源品种的不同设定不同的税率，其激励措施包括给交纳能源使用税的企业提供保险金优惠（调低0.3个百分点）；给企业投资节能环保技术或设备提供“强化投资补贴”；为产业和公共部门提供免费的能源效率咨询和技术服务，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用于提高能源效率。从能源使用税收益看，英国一年大约可以获得12亿英镑的税收，这些税收中绝大部分通过保险金优惠返还给企业，还有一部分用于节能补贴和支持碳基金。从能源使用税的使用效果看，英国每年减少了大约250万吨碳排放。

2）碳基金

正如前文所述，碳基金主要来源于能源使用税，此外还包括垃圾填埋税和部分政府转移支付。碳基金以公司化的运作模式，实行独特的管理运营模式，既负责管理部分政府资金，又实施商业化运作模式，重点支持3个领域的活动：低碳技术研发、减排效果明显的行动、提供促进低碳经济发展的咨询。从实施效果看，碳基金能提供的服务领域不断扩展，服务项目不断增多，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3）排放贸易机制

英国是最早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国家，由英国环境—食品—乡村事务部主管，并设立排放量交易登记处，参与碳排放交易的企业按照条例报告每年的排放状况，并由第三方机构核实，以获得排放量和信用额度。所有参与的企业都有一个电子注册账户，用来记录配额交易的相关信息。不过这一机制在2006年底已经结束。

4）气候变化协议

气候变化协议主要面向能源密集型企业，目的在于减少这些企业的能源使用税负担。通过签订气候变化协议，只要能源密集型企业达到了协议规定的能源效率目标，就可以获得气候变化税的优惠（减少80%）。如果企业没能达到能源效率目标，企业可以通过购买排放配额，实现约束性目标。从实施效果看，在签订气候变化协议的第一阶段（2001年4月1日至2003年3月31日），88%的企业通过了减排认证，第二阶段（2003—2005年），95%的企业通过了认证。两个阶段共计减排二氧化碳860万吨左右。

3.2　美国

事实上，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美国由于没有签署《京都议定书》，一直受到其他国家的批评和指责。但是在实际运作过程中，美国在发展可持续能源（清洁能源等新能源）方面取得的成效是非常显著的，这些领域的风险投资体系也比较健全，风险资本和私人投资都比较充裕，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政策法规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001年，石油价格开始上涨，布什政府采取的美国能源政策是开发新能源、加强能源储备和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大勘探开发石油和天然气的力度，加强核能技术和水力发电。这可以看作是美国政府应对气候变化的一种努力。在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制定方面，2006年，美国曾经制定了新的关于开发应对气候变化技术的战略规划，规划中强调要发展碳捕集、碳存储等技术来控制温室气体排放，鼓励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开发研究，包括生物提炼、清洁煤等。随着这项规划的实施，一些低碳环保技术已经转化为国民经济价值，成为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2007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布什提出了“美国应对气候变化长期战略”，提出他将致力于促使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在设定减排目标方面达成共识。但是他始终坚持由各国自己控制减排比例，这点遭到了一些国家的反对。同年，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在法案中提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但这一目标与英国相比相距甚远。此外，法案中还提出了要建立一系列鼓励政策，包括政府补贴企业技术改造、鼓励发展碳封存和捕集技术、碳贸易配额、鼓励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等。虽然对这项法案存在一些争议，但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已经开始重视发展低碳经济，相信今后不久，低碳经济战略将成为美国的重要战略选择。

2010年，美国通过了《气候法案》，法案一旦通过就会对一切碳排放较高的企业进行限制。对于美国近两届政府而言，石油与碳排放之间有极为重要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与黄金脱钩，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岌岌可危。于是美国插手中东事务，控制石油源头，使全球的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结算。美元变成石油本位制，依靠石油来支撑美元价值。但是，随着美国财政赤字的增加以及贸易赤字的增加，美元以石油为靠山的方法越来越失效。而从现有趋势看，碳排放量将是取代石油的另一种介质或者说商品。这一点，从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的能源政策就可以看出，碳排放交易将是美国另一个掌握全球话语权的有利平台。3.2.2　美国各州政府的措施政策

与联邦政府相比，美国各州政府的态度更加积极。目前，美国40个州已经执行温室气体减排法规，近一半的州政府出台了关于促进可再生能源使用的措施政策。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加利福亚州通过的一项法案，规定到2020年，温室气体相比现在要减排25%。此外，新泽西州通过了美国首个强制大幅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的法规——《对抗全球变暖法案》。

3.3　日本

为了应对《京都议定书》，日本内阁重组了全球气候变暖对策推进部门，该机构层次非常高，由内阁总理大臣担任本部长，内阁官方长官、经济产业大臣以及环境大臣担任副本部长，机构职责主要是制定应对气候变暖的政策法规，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最高决策机构。此外，日本政府各省也设置了相应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决策咨询机构。比如，升格后的环境省，主要职责就是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的管理工作。为了更有效地开展这项工作，原环境厅地球环境部升格为局级部门，设立了防止地球变暖课，扩编了工作人员，补充了相应的职位。经济产业省增设了“实用和普及碳足迹制度推进研究会”，主要职责是制定、实施有关碳足迹的制度。3.3.2　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政策

2007年，《21世纪环境立国战略》在日本经济财政咨询会议审议通过，该战略制定的目的在于促进低碳社会和循环社会的建设，促进社会和谐和可持续发展。2008年，日本经济产业省发布了《清凉地球能源创新技术计划》，该计划确定了日本能源技术创新发展路线图，明确了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并提出了促进节能减排和低碳技术发展的20多项技术。此外，日本综合科学技术会议还发布了《低碳技术计划》，该计划作为《清凉地球能源创新技术计划》的补充，进一步细化了实现低碳社会建设的技术发展战略和推进措施。而环境省也与之相呼应，公布了《构建低碳社会的12项行动》，提出了实现节能减排的最低目标和亟待实施的12项行动计划。同年，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发布了被称为“福田蓝图”的讲话——《为构建低碳社会的日本而努力》。在讲话中，福田康夫阐述了日本在促进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立场，明确了日本建设低碳社会的目标，直接表明了日本在推动低碳经济发展和低碳社会建设领域的战略思路。总体而言，日本以推进低碳社会建设为主要途径的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初步形成，其发展低碳经济的战略重点比较明确，实施计划也比较详尽。

3.4　经验总结及启示

从中国所处的国际形势和经济发展阶段看，发展低碳经济任重道远，机遇与挑战并存，发达国家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其给我们的启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完善政策支撑体系

节能减排、提高能源效率都需要国家层面上的法律和政策支持，当前，我们亟待完善有关能源补贴的政策、节能减排的政策、低碳产业发展政策、二氧化碳排放税收政策、碳交易政策等，促进企业节能减排、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通过政策体系的完善，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软环境。

2）注重加强机构组织保障

机构组织保障能够有效地弥补政府这一“有形的手”的不足，中国可以通过设立“碳基金”、应对气候变化社团组织、低碳技术研发联盟等，为低碳经济发展提供组织基础和保障，调动更多主体的积极性。

3）注重开展国际合作交流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在碳交易市场上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一方面，应积极建立国际碳汇市场，并出台相关的管理规范和制度，特别是要在熟悉国际碳交易规则的基础上着手制定本国规则；另一方面，应积极参与国际对话与交流，特别是有关低碳经济的高端论坛和政府间对话，这些都是提升中国低碳经济话语权的重要途径。

4）注重加强低碳宣传教育

从国外发达国家推广低碳经济的经验看，调动全社会的积极性尤为必要，除了生产领域外，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要调动全社会消费者的积极性，在他们当中提倡低碳生活，倡导绿色低碳理念，培育公民的低碳发展意识。

3.5　本章小结

作为低碳经济的先行者，英国在能源使用税制度、碳基金、排放贸易机制、气候变化协议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美国虽然没有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但是不可否认其近年来在防范气候变暖方面所作的努力；日本发展低碳经济的成功经验在于建立专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制定低碳经济发展政策等。总结国外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发展低碳经济必须注重完善政策支撑体系、注重加强机构组织保障、注重开展国际合作交流、注重加强低碳宣传教育。

4　中国低碳经济发展的现状评价及问题分析

4.1　中国的能源和环境现状评价

能源关系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现已成为各个国家争夺的焦点，成为关乎地缘政治关系最重要的因素。历史上战争的诱发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为了意识形态，例如西方民主输出、宗教战争；二是为了争夺资源。世界上大部分国家已经将能源问题提到国家战略的角度来考虑，能源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能源问题已经成为涉及到国与国之间亲疏关系的重要砝码。传统的能源主要包括煤炭、石油、天然气和电力。随着人类对能源不断扩大的需求以及技术的进步，涌现了一些新能源，主要包括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风能、核聚变能等。中国能源现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1）能源人均指标水平低

中国既是一个能源生产大国又是一个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第三大能源生产国。2007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为23.7亿吨标准煤，是2001年的1.7倍，年平均增长率为9.5%。2007年一次能源消费量从14.32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6.5亿吨标准煤，年均增长10.8%。能源供需缺口达2.8亿吨标准煤。虽然中国是能源生产大国，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能源人均指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6年中国主要能源的储量为：石油248972.1万吨、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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