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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四特”教育系列丛书》编委会

出版社: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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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名师谈教育

名家名师谈教育试读:

前言

学校教育是个人一生中所受教育最重要组成部分,个人在学校里接受计划性的指导,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社会规范、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学校教育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着个人社会化的水平和性质,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基地。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社会尊师重教,学校教育越来越受重视,在社会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以“特定对象、特别对待、特殊方法、特例分析”为宗旨,立足学校教育与管理,理论结合实践,集多位教育界专家、学者以及一线校长、老师们的教育成果与经验于一体,围绕困扰学校、领导、教师、学生的教育难题,集思广益,多方借鉴,力求全面彻底解决。

本辑为“四特教育系列丛书”之《在故事中升华经典》。

这是一部写给老师的书,因为故事中蕴含着慈爱、和谐、人性的教育方式;这也是一部写给学生的书,因为故事中洒满老师们对学生的温暖、感动、爱意、执着、顽强与刚毅……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是塑造人心智的高超艺术。对于教育人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而这本书中的观点能给人以许多启示。本书还汇集了众多著名教育学家、知名教师的经典教育文论,共同领略著名专家学术研究风范,引领我们进入教改理论与实践前沿,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把握创新教学理念脉搏,感悟前瞻性的教学思想。

教育,润物无声,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教育的这种智慧,这种境界,这种追求,虽然无声无形,但却有踪迹可寻。在教育实践中,那一个个平凡却并不平淡的片段,或呈现出教师解决问题的教育智慧;或记录着教师走出困惑的教学经历;或展现出教师奉献爱心的热忱。回顾那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教育实践,既是一个沉淀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

本辑共20分册,具体内容如下:

1.《师生情难忘》

如果我们的人生有一段华美的乐章,那一定来自老师教给我们的7个音符!一天天,一年年,我们在校园里茁壮成长。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然后进入社会大舞台搏击人生。老师谆谆教诲的深情,是我们前行的灯火,给我们温暖、力量和信念……本书选录了100篇发生在师生之间的真情故事。

这些平凡而真切的故事,让我们感动,让我们沉思,让我们回忆,让我们心怀敬意和感激……

2.《记忆深处》

翩翩红叶,徐徐飘落,总不忘留给土地柔软与肥沃;涓涓泉水,潺潺流淌,总不忘带给岸边甘甜与欢歌。享受“师生”情,奉献真诚心!让我们把握这份情,让心灵浸润在肥沃的土壤,开出绚烂的花朵;让我们紧守这份爱,让生命谱写圣洁的乐曲,唱出青春的赞歌。

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上,是谁为我们点燃了一盏最明亮的灯;在荆棘的人生旅途中,是谁甘做引路人为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是您,老师,把雨露洒遍大地,把幼苗辛勤哺育!无论记忆多么久远,每当想起老师,依然激情难耐;每当面对熟悉的老师,那一瞬间,那一件小事……总是激起我们对老师久蓄于心的感激……

3.《成长足迹》

这是发生在校园里的平凡而又感人至深的师生故事。因为爱,所以在教育的天空下,才会发生这么多感人的故事,这些也是对教育生命的审问、感怀和确认。这是一部写给老师的书,因为故事中蕴含着慈爱、和谐、人性的教育方式;这也是一部写给学生的书,因为故事中洒满老师们对学生的温暖、感动、爱意、执着、顽强与刚毅……

4.《悸动的心灵》

追忆往事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发现自己最难忘的某一个瞬间,其实也就像重新获得一种生存的意义一样美妙。这些教育故事也许并不是教育的解决之道,但却是对教育生命的审问、感怀和确认。也许我们更应该在教育中活出自己,也许我们既活在未来更活在无限的过去,在这些纷繁复杂却又素朴平凡的场景中,有最乐意的付出,有泪水和智慧,更有目日夜夜用心抒写因而温润无比的爱。

5.《春暖花开》

教育是一门科学,更是一门艺术。执著并献身于教育,不仅需要大步向前,也需要回头反思。回顾那一个又一个生动的教育实践,既是一个沉淀的过程,也是一个升华的过程。走进本书,这里全是暖暖的爱。

6.《孩子的微笑》

教育,润物无声,是一种智慧、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教育的这种智慧,这种境界,这种追求,虽然无声无形,但却有踪迹可寻。在教育实践中,那一个个平凡却并不平淡的片段,或呈现出教师解决问题的教育智慧;或记录着教师走出困惑的教学经历;或展现出教师奉献爱心的热忱。

7.《故事里的教育智慧》

本书主要关注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中家长与孩子、教师与孩子、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故事,它的特色是小故事蕴含大道理。其宗旨是:讲述真实的教育故事,研究深切的教育问题,创生新锐的教育思想,激活精彩的教育行动。其风格是:直面真实,创新为本和故事体裁。

8.《难忘的教育经典故事》

根据家长、教师和孩子的困惑,用各种形式的教育故事讲述一些很明白的道理,引导人用智慧的手段促进人的成长。这些故事或来自国外的或来自一线教学的实践,对于教育类人群均具有启发性。一个个使教师深思的小故事,一个个让学生向善的小故事,让我们教师真正领会生命教育的内涵。从现在开始关注生命的成长,关注人类的发展,关注社会的进步。

9.《中国教育名家印记》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数不清的教育大家,手擎着大旗,浓书着历史,描绘着蓝图,才有了今日教育的巨大进步。他们站在教育的殿堂里,发出的宏音,留下的足印,历史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

本书编者放眼中国教育进程,遴选出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内近百位教育名家,对其生平、教育思想、学术成果等进行介绍评说。

10.《外国教育名家小传》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数不清的教育大家,手擎着大旗,浓书着历史,描绘着蓝图,才有了今日教育的巨大进步。他们站在教育的殿堂里,发出的宏音,留下的足印,历史永远都不应该忘记,也不会忘记。

本书编者放眼人类教育进程,遴选出对教育产生重大影响的近百位世界教育名家,对其生平、教育思想、学术成果等进行介绍评说。

11.《随手写教育》

什么是良好的教育?教育是诗性的事业?性教育何去何从?是否应该把儿童世界还给儿童?假设陈景润晚生40年……本书汇聚了中国最佳教育随笔,对于和教育相关的各个方面问题都有所畅谈,对于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来说都有所裨益。

12.《我心思教育》

本书涉及到了教育学众多的重要领域和主题,包括教育的真义、教育的价值、教育与社会、教育与生活、课程与教学、道德教育、师生关系、教师的学习与成长等等。它力图用感性的文字表达理性的思考,用诗意的语言描绘多彩的教育世界,以真挚的情感讴歌人类之爱,以满腔的热情高扬教育的理想与信念。

13.《教育新思维》

本书站在教育思想的前沿,以既解放思想又科学审慎的态度,兼用独特的视角,论述了近年的教育理论新说,涉及“教育呼唤‘以人为本”’、“公民教育”、“素质教育新解读”、“教育公平与政府责任”、“创新人才培养”、“文化传承与创新”、“教育家办学”等热门话题。这些文章,不避偏,不畏难,遵循教育发展规律和中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引领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反思教育行为误区,无不闪烁着思想和智慧的光芒。对于渴望提升自身理论素养的教育工作者来说,这本书值得一读。

14.《名家名师谈教育》

本书使读者在学习和掌握教育理论的同时,领略到文章的理趣、情趣和文趣,既有助于深厚教师的文化底蕴,又有助于帮助广大教师确立对于教育的理想与信念;既有助于培养和激发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理论兴趣,又能帮助教师生成教育的智慧和提升广大读者对于生活的热爱与柔情。

15.《世界眼光看教育》

本书荟萃了多位世界级教育思想巨擘的主要思想。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维果茨基的文化一历史理论、布鲁纳的结构主义,加德纳的多元智能一直到诺丁斯的关怀教育思想等等,现当代世界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清晰、准确而完整。

本书既有思想评介,又有论著摘录,无论教育研究人员还是一线教育工作者,均可非常便捷而精准地从中获得思想大师们的生动启迪,加深对当代教育发展特质的深切理解,是教育、教研、教学工作者不可多得的必备工具书。

16.《大师眼中的教育》

这不是一本以教育专家的身份、眼光、学养来谈教育的书。本书各篇文章提供了许多新史实、新观点,为我国教育史和教育理论工作者长期以来对某些历史人物评价的思维定势提供了新的清醒剂。

17.《教育箴言》

名人名言是前入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和智慧结晶。阅读它,不仅能丰富知识,陶冶情操。更能为我们的人生之路指引方向。该书着重论述三方面的内容:教育——造福人类的千秋伟业;教师——人类灵魂工程师、育人的典范;师德——塑造教师灵魂的法宝。

18.《百家教育讲坛》

这是一本兼具思想性、可读性和经典价值的教育智慧读本。书中介绍了孔子、卢梭、爱因斯坦、康德、梁启超、杜威、蔡元培、叶圣陶等几十位古今中外思想家、科学家、教育家关于教育的精彩论述,集中回答了教育的本质、教学的艺术、知识之美、教师的职业生活、儿童的成长等问题。探幽析微,居高声远,让我们直窥教育本原之堂奥。归真返璞,正本清源,你会发现,教育,原来可以如此朴素而美好。

19.《名师真经》

本书从专家心理学研究出发,以新教师到专家教师这一成长过程为线索,剖析了教师在专业化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与阶段性特征,动态性是展现了教师成长的内在原因与实质,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促进新教师成为专家教师的系列化教学理念、观点与方法,这有助于教育研究者与实践工作者深入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有利于在观念层面上树立科学的教师人才观,以制定行之有效的教师培养方法与措施。

20.《师道尊严》

本书意在激励教师以站着的方式获得成功。全书讲述了站着成长的精神、站着成长的思想、站着成长的基础、站着成长的学问和站着成长的行动。

全书力求字字诉说教师成长之心声,篇篇探寻教师优秀之根本,章章开启教师幸福之道路。

由于时间、经验的关系,本书在编写等方面,必定存在不足和错误之处,衷心希望各界读者、一线教师及教育界人士批评指正。编者

晏阳初

晏阳初,生于1890年,四川巴中人。著名的平民教育家、乡村建设元老,被国际学术界并列为“世界上为社会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晏阳初出身书香门第,晏求知欲望强烈,学习用功,每期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多次受到学校奖励。

1907年,晏阳初在保宁府华英学堂毕业后升入成都华美中学,两年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该校。

1913年春,晏在友人的支持下,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香港大学。按该校的规定,考第一名者,可获英皇爱得华第七奖学金1600美元,但奖学金只授于英国籍学生,学院院长建议他改入英国籍。晏回答说:“这代价,要一个中国人来舒畅,太高了。”他毅然放弃了这笔奖金,表现了一个中国人高尚的民族气节,就连当时港大的校长对此也深表敬佩。

1916年,晏得到中国政府的资助,远渡重洋赴美国深造。他在美国先后获得耶鲁大学政治经济学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历史学硕士、路易斯维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这段时间的经历,使晏的爱国主义思想日趋成熟。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川中时,只有抽象的民主观念,到香港后,败国之民的羞辱,促进了民主意识的发生,我开始深切体会到国之重要,已有改造社会的愿望,再进而看到美国的繁荣,华裔工商的屈居人下,又回想到祖国的贫愚落后,我比较三种不同生活方式,孰高孰下,优劣如何……我不愿在中国的土地上再出现香港式的殖民地,苦难的中国需要解放,我立志贡献己力。”基于这些想法,他参加了中国留美学生的秘密组织“成志会”,青年们众志成城,“思图救国”。当时正值美国排华运动加剧,许多华商一到美国就被拘禁,即是久居美国的留学生和华侨也常被无理拘留。眼见这些不平之事,阳初心里既气愤又难过。为表示对美国政府排华政策的反对,他以“从美国宪法论排华的不合理”为题,参加了耶大的演讲比赛,充分表达了他对祖国深切的爱。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20万华工被送往欧洲,在各战场帮助修建工事、运输物资等,为了管理这批语言不通的劳工,美国陆军青年会在美国各大学招募留学生充当翻译,时值晏阳初毕业,他在爱国主义精神的鼓舞下,毅然投笔从戎,在毕业典礼的第二天便跨过布满鱼雷的大西洋,来到战云密匝的法国。在法国,晏被分配到自郎华工营战时临时商店充当售货员兼翻译,与华工朝夕相处。在此期间,他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帮助华工写信,给他们读报上的新闻,逐渐萌动了训练他们识字的想法。阳初在白郎华工营办起了他平民教育生涯的第一个识字班,他选择了一千个最常用的汉字,边编、边教,开始训练华工识字。这项活动,受到陆军青年会的支持,并吸引了当时在巴黎留学的许多中国学生参加,使办学规模逐渐扩大。随着识字华工文化程度的提高,晏阳初创办了《华工周报》,当时在巴黎找不到汉字印刷设备,只得自己编排,用照相制版印刷,报纸很受华工欢迎。他“从此有了个心愿,回到中国不发财,不升官,把终身献给劳苦大众”。

1920年,晏阳初回到祖国,在北京成立了“大众教育联合会”,首倡扫盲运动,他用了一年时间深入乡村,考察平民教育情况。

1922年,晏阳初到了长沙,同一批知识分子先后办起了600多所平民学校,提出了“扫文盲,作新民”的口号,编辑出版了速成扫盲课本——《千字文》。长沙的扫盲教育四个月一期,利用早晚上课,受教育的学生总计有5万多人。当时,青年毛泽东便是100多位义务教师之一。继长沙之后(1922年至1923年)晏阳初还先后在烟台、南京、杭州、嘉兴等地开展了识字运动,并在华北、华中、华东、华西开展了平教活动。他编辑了市民十字课、农民千字课、士兵千字课等通俗语体文课本。

1925年6月,晏阳初作为中国民间代表出席了在檀香山召开的太平洋沿岸国民会议,旨在探索太平洋地区穷国富强的道路。在会上,他就平民教育运动作了一次专题演讲,引起了会者强烈反响,檀香山华侨为之掀起热烈的捐献活动。

1929年秋,晏阳初出任河北县政研究院院长,他将平民教育总会办事处迁至河北定县。晏阳初夫妇携三子二女举家迁往河北定县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在晏的一心为平民的真诚情感和崇高的献身精神的感召下,当时有几十名高级知识分子和几百名大学生,都甘心情愿地离开城市优越的生活,有的甚至抛弃高官厚禄到十分艰苦的农村参与乡村建设实验。阳初除领导整个实验区的工作外,还亲到翟城村小学任教。晏的夫人许雅丽是美国华侨,生长于美国,回国后,一直在上海、北京居住,现在来到定县,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有很多不便,可她并不以此为苦,而是积极支持晏的事业,她协助接待来定县参观的国际友人,组织平民会同事的家属成立“家庭会”,每周聚会一次,并由许雅丽向她们介绍卫生保健知识。

在乡村建设实验中,从翟城村开始,继而以区为单位,最后推广到全县。十年间,平教会在定县推广农业优良品种(如棉花、波支猪、来享鸡、安哥拉兔等)办理信用合作社、兴建农场果园、开办城乡平民学校、编辑农民通俗读物、组织戏曲演出队、设立广播电台、建立卫生院和村的保健站、开展巡回医疗和推广节制生育等都取得了显著成绩。定县时期的平民教育,其范围已扩大到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晏阳初认为,要医治中国的广大平民,特别是农民的“贫、愚、弱、私”四大病症,就必须对症下药,以生计教育医贫,以卫生教育医弱,以文艺教育医愚,以公民教育医私。

芦沟桥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掀起了全面侵华战争,晏阳初将平教会南迁,经河南许昌、遂平、武汉辗转到湖南长沙。武汉沦陷后,平教会先转移至湖南衡山,后迁至重庆巴县歇马场。

1940年,在一些热衷于乡建事业的著名人物张治中、卢作孚等的支持下,阳初在歇马场创办了“乡村建设育才学院”,建院之初为二年制专业,1945年经过他五年的苦心经营,“乡村建设育才学院”,已具相当规模,最将其更名为“私立中国乡村建设学院”,设教育、农学、水利、社会四系,延聘了孙伏国、胡洁青、熊佛西等著名学者执教。

私立乡村建设学院,由晏阳初任校长,他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办学方针,以民主自由为治学指导思想,倡导民主进步,团结互助,勤学奋发,艰苦朴实的校风,他抵制了国民党在校院设立训导处的规定,不接纳国民党派来的训导主任,而在校选拔在学生中威信高、思想进步的教师组成了“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和“四自会”(自治、自习、自给、自强),提倡学术自由,允许学生自由出壁报、组织社团、进行学术研究、组织各种演讲会、讨论会,允许进步教授讲新经济学(即《资本论》)、新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课程;他支持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运动。1947年“61”大逮捕,乡建院有34位师生被逮捕入狱,为此他积极进行营救,通过张群、孙元良的关系,分批把大部分师生保释出来。当时的“乡建学院”被称为“民主自由的园地”、“沙漠里的一片绿州”,正如晏氏所称,是一块“干净土”。

1949年12月,重庆解放,平教会被宣布解散,华西实验区被接管。翌年,已旅居美国的晏阳初受聘为“国际平民教育委员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开始致力于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

1951年,他创建了“国际农村建设委员会”,提出了“除天下文盲,做世界新民”的口号,向国际社会发出了“帮助世界三分之二的人口清除贫困、文盲和愚昧”的呼吁。并先后帮助菲律宾、印度、泰国等国建立了乡村建设组织。

1967年,晏阳初在菲律宾创办了“国际乡村建设学院”,为亚、非、拉几十个国家培训乡村建设人才。菲律宾政府为表彰他的卓越贡献,特授予他最高荣誉奖——麦格赛纪念奖。

晏阳初侨居海外30余年,始终对祖国有着浓郁的感情,他在“九十自述”中说:“我是中国人,家井在四川巴中,那儿,有我多少脚印,跟在巴山之巅,蜀水之涯,那儿,埋葬着父母的慈骨,也珍藏着童年温馨的记忆。尽管我是四海为家,有时午夜梦回,难免乡思万缕,书社、弦歌,以至樟茶鸭、豆豉鱼都是可怀念的。尽管最近30年来,我常用的英语,偶尔用母语,乡音未改,记忆中故乡,随我环绕天涯。”

1985年9月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历史学家周谷城之邀,九十二岁高龄的晏阳初回到了祖国,受到了当年国民参政会的老同事、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亲切接见。邓颖超同志称赞他“一生从事平民教育矢志不移,对中国和世界做出了贡献”。这次回国,晏阳初重访了定县,并回故乡四川成都,考察了乡村建设。目睹耳闻祖国的巨大变化,在成都乡建院校友欢迎会上,他说:“中国的乡村建设工作做得实在是好,变化出人意料,比较起来,我当年搞的不过是一种方法研究,要真正改变广大农村的面貌,还得有现在这些制度。”

1987年,晏阳初二访故土,抱着“余年为祖国做点事情”、“为中国大陆和海外侨胞的友谊、为中国和三世界国家农村的改革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的心愿,与重庆社会科学院共同拟订了建立“中国乡村建设研究中心”的初步方案。在北京,晏阳初被欧美同学会公举为该会名誉会长,并应邀发表演讲。他在演说词中称:“对当代诸公所实行的政策非常敬佩”“愿意把我们在七十多年在乡村深入民间认识问题,研究问题,协助人民解决问题所取得的一点知识献给中国”。

1990年1月17日,晏阳初因患肺癌医治无效,逝世于纽约,享年100岁。

有关晏阳初的著述,在国内有《晏阳初全集》、《晏阳初文集》、《晏阳初教育思想研究》等。本人主要著作有《平民教育概念》、《平民教育的真义》、《农村运动的使命》等。巴中市内建有“晏阳初史迹展览馆”,并成立了“晏阳初研究会”。

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近代中国史上,人格最高尚的知识分子首推蔡元培。他在教育、学术、思想以至政治等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他一生竭尽知识分子的责任,常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具有开创及领导之功,不愧是一代宗师。

没有蔡元培就没有五四。一谈到“五四运动”,便会联想到蔡元培,没有北京大学的学生倡导风潮,推动文化改革,也就没有五四运动;没有北京大学校长的开明进取,支持学生的行动,也就没有五四运动。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正是蔡元培,他又是辛亥革命后首任的民国教育总长。

蔡元培出任教育总长以后的活动,较为人知,辛亥革命前的蔡元培,知者较少。无疑的,他的贡献主要是在进入民国以后。可是,若要探源他后半生的文化、思想、政治活动,他前半生的思想趋向、政治活动是不可忽略的。蔡元培是近代中国史上新旧过渡时期中一个成功的、典型的代表。

蔡元培生于同治六年(1867),家乡是浙江绍兴,和鲁迅同乡。绍兴便是人尽皆知的“师爷”产地。绍兴的文化气息很重,是盛产文人的地方。蔡元培的乳名叫阿培,入塾读书时才叫元培,字孑民。父亲是钱庄经理,蔡家数代从商,祖上没有读书登科的人。

蔡元培六岁入家塾读书,从《百家姓》、《千字文》读起,读完《四书》、《五经》。随后,老师就教他“八股文”,又称“制艺”或“时文”,作为应付科举考试之用。到光绪三年(1877),元培十一岁,父亲逝世,因他父亲为人宽厚,有贷必应,死后债台高筑,东家责令赔偿。世交分头募款欲以接济,但为元培母亲周氏所拒。由此可见,元培性情宽厚,是父亲的遗传,而不苟取,不妄言,则得诸母教。

蔡元培十四岁至十七岁的三、四年间,元培就教于同县一老秀才王懋修,在王老师的熏陶下,最崇拜宋儒。在受业期间,光绪九年(1883),元培十七岁入学补诸生(秀才),放弃“举子业”,专治小学和经学,广泛地自由读书,也就不再到王懋修处学习。离开私塾后,两年间在家设馆教书,并赴杭州参加乡试(考举人),首次落第。二十岁起不再教书,在同乡徐树兰举人家中读书。徐家建有“古越藏书楼”,书籍甚多,有此机会可以博览群书。他作学问、治经偏于训诂与哲理,治史则偏于儒林传、文苑传、艺文志等,这也是当时流行的求学方法。

光绪十五年(1889)二十三岁,元培参加浙江乡试,中了举人。次年赴北京参加会试,考中,成为贡士,必须再经殿试合格方为进士,但元培未即参加本科殿试,过了两年始成进士。梁启超乡试中举和他同年,可是会试累试名落孙山,可见在科举试途上,蔡元培比梁启超顺利得多了。原来考官王蒿隐欣赏他的文章,录取了他,因此便有人称元培是“蒿隐门人”。他是中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正考官翁同龢很欣赏,称赞他“年少通经,文极古藻,隽材也”。

光绪十九年(1893),也就是中进士的第二年,二十七岁,蔡元培得授翰林院庶吉士,掌编修国史。新科翰林是有资格往各省写字卖钱的,这叫做“打秋风”。七月间,蔡元培就有南方之行,先在广州小住,入冬后,又到潮州亲戚家,住在文咸街十号元发行商店里。曾为主人写了一副对联,联语为“过事虚怀观一是,与人和气察群言”,由此可见蔡元培待人接物的态度,一向是虚怀若谷,待人和气。

翌年,再进京参加“散馆”考试。因庶吉士经过一定的期限,须参加甄别考试,叫做散馆,合格的授以编修,不合格的改任知县。蔡元培顺利地通过散馆考试,升补翰林院编修。同年6月间,“甲午战争”爆发,京师顿时紧张起来,他在联合英、德以御日人的奏折上,和文廷式一齐署名。这年他又在李慈铭京寓中做了半年塾师。十一月间大文学家李慈铭逝世,元培为他的遗著《越缦堂日记》付梓。

这时,康、梁的维新变法正当全盛时期,蔡元培的思想也是偏向维新方面的。他在戊戌年间与友人合设了一个“东文学社”,学习日文。学习日文是求取外国知识的一条快捷方式。蔡元培早期的西洋知识,除了部分得自中译西书之外,主要是从日文书中得来的。

当时康、梁门下的人接踵而至,他最敬佩谭嗣同,又与梁启超有己丑年同年中举的关系,照说他会和康、梁同走维新路线,情形可料。可是,以他的性格却耻于与炙手可热的人相依附,维新派杨锐欲想拉拢,也被他拒绝。9月间,戊戌政变发生,保守派控制整个大局,百日维新的所有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仍然保留之外,全部都在转眼之间被推翻了。蔡元培是同情维新派的,他深感变法的失败,是“由于不先培养革新之人才,而欲以少数人弋取政权,排斥顽旧,不能不情见势绌”。他虽非康党,因同情维新,又有深交被捕,难免被疑为维新派人物,只好卸职南归。这是蔡元培一生的转折点,他已经看出满清政府没有希望了。

蔡元培南归后,即在绍兴绅士徐树兰所办的一所叫“中西学堂”的中学任学堂监督(校长)。这是元培服务于新式学校的开始。校中分高小、初中和高中“三斋”。学科分文科、数学及理科等,外国语有英、法、日三种。蔡元培和黄仲玉及子女教员是当时绍兴一时之选,学生在日后更是人才辈出。如后来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也就是蔡元培的后任蒋梦麟,和该校地质学教授王烈,便是那时候第一斋的小学生;中央研究院秘书马稷光和浙江教育科沈光烈,则是第三斋的高材生。

在中西学堂内,新旧的对立是很明显的,蔡元培因过于袒护新派,旧派的堂董时加压力。最后,他愤而辞职,以示不愿意与旧势力妥协。

蔡元培仍在中西学堂监督任内时,原配夫人为他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叫做无忌,但不久王氏即因产后失调,与世长辞。还未满一周年,作媒请续弦的人很多,元培提出五个条件:一、女子须不缠足;二、须识字;三、男子不娶妾;四、男死后,女可再嫁;五、夫妇如不相合,可离婚。

男子娶妾,在当时是被认为天经地义,而再嫁和离婚则是惊世骇俗。单就此事,已可得知蔡元培的重视男女平等,打破传统社会陋习,其所受维新运动的影响是如何巨大。由于条件过苛,几经说媒,难觅合适女子为继室。一年后,始访得江西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天足、工书、有才学,遂在杭州结婚。

他们的婚礼别开生面,形式别致,贺词亦谐,有人知他主张男女平等,故意在贺宴上说:“倘黄夫人学行高于蔡先生,则蔡先生应以师礼视之,何止平等?倘黄夫人学行不及蔡先生,则蔡先生当以弟子视之,又何以平等?”蔡元培答道:“就学行言,固有先后,就人格言,总是平等。”说得全场无不首肯。

蔡元培离开中西学堂后,仍一心为教育事业奔走。庚子、辛丑之间,亦即1900~1901年,为绍兴侨农设一小学校。又在浙江省城议改某书院为师范学校,但为地方巨绅及当道所阻而未成功。在这年春,便转到南洋公学当特班总教习。

上海南洋公学是后来交通大学的前身,成立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分为师范院、上院、中院和外院四部,外院即小学。光绪二十七年(1901)春增开一个“特班”,取录了42位私塾就读而又有志向西学的秀才、举人,预定教他们外国语言及经世之学,成绩优异者保送“经济特科”。蔡元培就是担任这个特班的总教习。

当时特班的学生都想学日文,元培便用他半生不熟的日文教学生选读政治、法律、外交、财政、经济、哲学等门类的专业书,要求学生每日撰写札记。其主旨“盖在启发青年求知欲,使广其吸收,由一己观念进之于国家,而拓之为世界。又以邦本在民,而民犹蒙昧,使青年善自培育其开发群众之才,一人自觉,而觉及人人。其所诏示,千言万法,一为之爱国”。在诸多学生中,他最欣赏邵力子、李叔同、黄炎培、王世澂、洪允祥等人。

蔡元培在上海的文化教育界中已日渐活跃。他所从事与新教育相关的有两件事:一是筹办“爱国女学校”,一是发起“中国教育会”。

爱国女学校由蔡元培夫人黄仲玉首倡,取得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夫人罗迦陵女士的独力支持,再由蔡元培和蒋观云等人租校舍,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冬正式成立。早期学生人数仅有十名左右。中国教育会则由元培和上海文教界人士叶瀚、蒋观云、黄宗仰等人共同策划,由蔡元培任会长,成立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主张革新,因无经济支持,早期仅从事文字方面的鼓吹而已。

光绪二十八年,元培三十五岁,开始学习拉丁文,天主教徒马相伯是他的老师。蔡元培认为拉丁文是欧洲各国语文的根本,各国语言多源于拉丁文,若不通晓,则无法了解西洋的一切古代文化。他还选派了24个学生,和他一齐向马相伯学习。后来,马相伯就以这批学生做基础,创立了震旦学院,也就是震旦大学的由来。

这一年,蔡元培趁暑假赴日本旅游,却遇上了东京留学界的“成城学校事件”。成城学校是专为中国学生而设的军官学校预备班,吴敬恒奉两广总督之命,带领速成师范学生到日本留学,其中9人拟入成城学校,清驻日公使拒绝保送。吴向公使抗议,被召日警驱逐出境。吴敬恒回国船中和蔡元培相遇。

两人“大谈立宪之不可成,皆知革命之不可已”。7月10日船抵上海,中国教育会同仁发起欢迎大会。会中决议由教育会自设学校,自教子弟,毋须赴日本留学。

于是教育会遂有自办学校的计划。

吴敬恒同入南洋公学任教,却因他发生了轰动一时的退学事件。同年10月17日,导火线是一个小小的墨水瓶,引起特班学生牺牲其保举经济特科的资格,相率退学,蔡元培也引咎辞职。而原因是吴敬恒和校方发生冲突,有十数名学生遭开除,吴亦辞去。

这个事件对清末学界的影响无比重大。蔡元培和吴敬恒、章太炎、蒋维乔等,便在中国教育会的二楼成立“爱国学社”,社员55人,都是南洋公学的退学生。

学社社员劝其姊妹就学,自此女校学生渐多。爱国学社成立后,蔡元培等几个具有进步和革新思想的人士,从此与一群热情奔放的青年学子日夕相处,彼此间互相影响,言论和思想都有了急剧的发展,不久便激起更大的浪潮,震撼了上海甚至整个中国。

光绪二十九年(1903)1月间,由于中国教育会的言论十分激烈,引起守旧人士利用《申报》加以讥评。吴敬恒主张在《苏报》上,由元培、章太炎和他轮流撰写文章跟他们对抗。邹容遗著3月间,章士钊等31名南京陆师学堂学生集体退学,在蔡元培的协助下加入爱国学社。同时,浙江大学堂也爆发学潮,退学生自建“新民塾”,并电请蔡元培和吴敬恒前往支持。

当时仇满的情绪已日益高涨,蔡元培发表《释仇满》一文,发表在《苏报》上。认为种族之别,一是血液,一是风习,满人血统与汉族混杂既久,其语言文字风习亦已为汉族所同化。所谓满人,不过是在政治上拥有世袭爵位、不管实业而坐食特权的一个记号而已。只要满人自觉放弃其特权,则汉人绝无杀尽满人的必要。

3月底,跟着又有拒俄运动的展开,蔡元培剪了头发,和志愿加入“拒俄义勇队”的96名学生,穿上制服,早晚训练,准备抵抗俄国侵占中国东三省。可是,清廷不但没有明白青年学子的爱国热诚,反以为他们是在阴谋造反,而加以强烈的压制,结果只有迫使急进的青年走向反清的道路。

5月间,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两本巨著先后出版,尤其轰动一时。

中国教育会会长于此时改由黄宗卿担任,却闹起会与社谁为主体之争。章太炎主张不与学社合作,吴敬恒较袒护社员。蔡元培原本态度温和,不随便袒护一方,但一向保持和平态度的蔡元培却为吴敬恒的一句刻薄话所激怒,忿然道:“我本要上德国留学去,我辞去会和社的事。”

说罢即离去。众人虽予挽留,但他去意已决,略整行装后,于20日乘船离开上海,临行时各人都去送别。

蔡元培离开上海不过半个月左右,轰动一时的“苏报案”便发生。章太炎和邹容被抓,吴敬恒逃匿,爱国学社亦遭波及而解散。案发时,蔡元培正船抵青岛,接到他哥哥蔡元坚发来的电报,说“清廷已与德使商定,电青岛德吏捕蔡某”云云。元培只好返沪,又重新参与上海志士的活动,这时,适逢俄人进兵奉天,蔡元培便与刘师培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参加会员有百余人。

光绪三十年(1904),元培在《俄事警闻》上发表了一篇《新年梦》,主张说:“我们意中自然有个中国,但我们现在不切切实实造起一个国家来,怕永远没有机会了。”又提出了外交方面应办的三件事:一、恢复东三省。二、消灭各国的势力范围。三、撤去租界。这篇文章,颇能反映出他这时的思想。

对俄同志会并以《警钟日报》为机关报,报纸的编辑工作初由王小徐负责,其后嬗于蔡元培。他主持到这年6月间,因接任爱国女学校校长,编辑工作才由汪德渊接任。《警钟日报》后因揭载德人经营山东的密谋,触怒德国领事,报纸被封禁,拘去五人,上海的革命言论机关至此又遭遇挫折。

蔡元培重掌女校校政之后,除了在文字和教育方面努力鼓吹之外,与国内的秘密革命运动更建立了深厚的关系。1903年在东京成立的“军国民教育会”本因拒俄而起,但后来改组变成一个秘密从事革命活动的团体,并有“暗杀团”的组织,由杨笃生主其事。

军国民教育会会员黄兴归国后,创设“华兴会”,拟于1904年慈禧太后七十岁生辰之日,发动长沙等地起义。杨笃生回上海,别树“爱国协会”,由他担任会长,章士钊副之,蔡元培、陈独秀、蔡锷等也同时加入。

东京原有“浙学会”的组织,由陶成章主持。陶成章回沪后,和元培等人又在上海成立一个新的革命团体,叫做“光复会”,以扩大暗杀团组织为目的。跟着光复会的东京分部也正式成立,鲁迅等人也参加进来。元培加入光复会后,即邀请徐锡麟入会,并介绍徐与陶相识。

蔡元培参与暗杀组织,专学制造炸弹,赁屋购仪器药品,由黄兴带来十余枚弹壳,遂填以炸药。吴樾暗藏炸弹,计划行刺五大臣于北京车站,不幸炸药误发,竟以身殉。

1905年8月间,留日十七省革命志士在东京发起“中国同盟会”,以孙中山为总理,誓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本部之下,设立各省分会。上海分会由蔡元培担任分会长,光复会会员也大半加入同盟会籍。蔡元培以爱国女学校作为革命同志的接洽机关,并提供教员资格给徐锡麟、陶成章、杨笃生、黄兴等革命同志作为革命活动的社会身份。

同年,章太炎出狱,可是邹容却病死狱中。在邹容追悼大会上,蔡元培当众演说,痛诋清廷的暴虐,蔑视人权,听者无不动容。邹容墓前纪念塔落成,蔡元培又作演说,演辞特别警策,陈英士闻而感惜,返里变卖不动产,决心从事革命工作,他后来成就的事业实发端于此。

当时国内的革命人士主要集中策划暗杀和暴动,但暗杀工作不能顺利开展,革命的方针和步骤也无法确定,因此大家对革命的前景仍然非常黯淡。蔡元培的内心不免会有失落的感觉,因此改变一下生活环境的欲望便愈来愈强烈。到这年秋天,听闻清廷有派遣编修、检讨出洋留学之议,便决定进京销假,申请留学欧洲。临行,把同盟会干事一职托他弟子黄炎培代理,并将秘密文件及名单多种交给他保管。蔡元培离开上海,独自前往阔别了8年的北京。

光绪三十二年(1906)秋,蔡元培跑到北京,一心想申请去德国,但因政府绌于经费,无法派出。后在译学馆任教,等待出国时机。译学馆后来归并京师大学堂,而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所以蔡元培这次在译学馆的任教,实在是服务于北大的第一次。他的《中国孙宝琦像伦理学史》一书就是在这段时期写成的。

1907年4月,清政府派孙宝琦为出使德国大使,孙宝琦允每月资助元培学费30两,而商务印书馆又与蔡元培订定每月送编译费百元。基本生活费用问题既已解决,元培遂随孙宝琦赴德留学。这一年蔡元培已四十一岁,作为一个留学生,年纪似乎大了一点;可是,他时常想争取进修机会以充实自己的学问,这种好学的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蔡元培在德留学,直至辛亥年(1911)革命成功,始回中国,前后有四年。他进入莱比锡大学专攻哲学,在校期间翻译德国哲学家包尔生所著的《伦理学原理》,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他初到柏林时,即闻徐锡麟起义于安庆,被执就义;不久,秋瑾又密谋在绍兴起义,也被捕遇害,光复会的力量大受摧残。

当时,吴敬恒、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巴黎出版《新世纪》周报,宣传无政府主义,并反对君主立宪,提倡革命。蔡元培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德国也作精神上的呼应。辛亥年4月27日,黄兴所领导的广州起义虽然失败,却轰动全国,革命情绪自此更趋高涨。10月10日武昌起义.武昌光复后,鄂军政府旋告成立。

蔡元培得吴敬恒在伦敦寄出的信,始知武汉的消息。他在致吴敬恒的信中,有“弟恐不能久留此间”之语,暗示打算回国赴难、共同奋斗的意向。其后,接陈英士电报,催他回国。于是结束四年的留学生涯,取道西伯利亚东归。抵达上海之日,正是黄兴由武昌抵沪之时,即12月1日前后,孙中山尚未返国。他一时没有住处,蒋维乔留他住在爱国女学校内。

12月4日,各省代表议决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黄兴当选为大元帅,黎元洪当选为副元帅。孙中山亦于年底返国,旋即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此后改用阳历。是日孙中山就职于南京,着手组织内阁。各省代表会正式开会,通过国务员名单,各部门总长依次为:陆军黄兴、海军黄钟瑛、外交王宠惠、财政陈锦涛、司法伍廷芳、内务程德全、教育蔡元培、实业张謇、交通汤寿潜,中华民国第一次临时政府至此完全成立。

各部人选决定后,教育总长蔡元培因久居欧洲,对国内教育情形异常隔膜,特请蒋维乔帮助。二人并偕另一会计兼庶务职员,于1月4日晚上到达南京,住在一小旅馆中。5日,蔡元培正式就职,出席临时政府首次国务会议。会后,蔡元培往谒孙中山,请示教育部办公地点,孙回答说:“办公房屋要你自己去找。”连日奔走,一无办法。适遇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就商借碑亭巷内务司楼上空房三间作为办公处,随即迁入。其简陋情形,可想而知。

1月19日,教育部正式成立,当时全国各地仍然十分混乱,南北议和正在进行,清帝仍未退位,临时政府的政令未能有效推行。在这种情形下,蔡元培踏出了民国教育的第一步。

蔡元培自从四十五岁起,回国担任教育总长,后在北洋政府时代,又以国民党员的身份留在北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一生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在北大校长的任内,其所树立的北大民主校风,源远流长,影响巨大。

北大作为五四运动的震源地,作为新中国的发祥地,对近代中国的影响是不言可喻的。“北大精神”就是“蔡元培精神”,这位北大之父,逝世于1940年,享寿七十二。他在辛亥革命前的生涯,简直是中国黎明前的奋斗纪录。他是从新旧过渡时期走过来的典型人物,他的言行典范和伟大的人格,感人至深,于今没有任何人会发生疑问。吴敬恒曾说:

蔡先生平时待人,对好人没有不尊敬,对坏人,也没有不宽恕。这个人只要有一点可取之处,总是待他很好。他惟一的志愿,一定要盼望中国出些了不得的大学问家。因为他抱了这种志愿,以前有了许多当仁不让的事。

对于蔡元培的人格,吴敬恒也说:

蔡先生之为人,真是所谓“君子和而不同”,他和哪一个人都很和气,然而他有一个“自己”。绝不是因为做人和气,就会人云亦云。蔡先生所到之地,谁和他相处,都像从前人交了程明道一样,如坐春风之中。不过虽坐春风之中,很感到有一种严肃之气。如果我们以之比古人,蔡先生很像周公,“不骄不吝”、“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什么事情,也是“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俨如周公风度。

吴敬恒说蔡元培,在做人的态度上,对自己是“不骄不吝”,对人是“和而不同”,只要这个人有一技之长,没有不取其长,绝不问其短处如何。然而他无时或忘的,就是他自己的主张:鼓励造就大学问家出来。这有一个实例可以拿来佐证。

五四时期,新旧文学的论争,白话文言的抗拒,两派人士都服务于北大。胡适、陈独秀的提倡白话文派,和提倡文言文的林琴南、严复,都在北大教书。当时的校长就是蔡元培,他虽然倾向于革新的、进取的事物,但认为这几位老古董的确有一技之长,也就延聘他们在北大任教。所以说,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担任校长时期,不问这个人有辫子没有辫子,只看他有没有学问,只要有一点长处的人,他没有不器重他的。这种态度,就是所谓“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元培先生的伟大志愿,就在于他一生想为中国造就人才,他一生走的路就是教育爱国大道。无怪乎他所创办的第一所女校,取名为“爱国女学校”,他所设立的第一个学会,取名为“中国教育会”。他教育不忘爱国,爱国不忘教育。

夏丏尊

夏丏尊(1866~1946),名铸,字勉旃,号闷庵,浙江上虞人。1927年以前的夏丏尊,以教师为业,在20年的教育生涯中,做过中学、师范、大学的教师,充满教育理想,富于教育主张。享誉一时的浙江上虞春晖中学和上海立达学园,他是主要参与创办者。这20年,他桃李满天下,是一个教育家的20年;出于他门下的著名人士有丰子恺、赵平复(柔石)、冯雪峰、汪静之、曹聚仁、贾祖璋等。1927年,他被章锡琛请进开明,出任编辑所所长,一直至1946年谢世,主持着开明书店的编辑工作,参与着开明书店的经营管理,历时也是近20年。这20年,开明书店崛起成了大书店,他主持编辑出版的书刊享誉海内外,是一个编辑出版家的20年。

1927年的夏丏尊,四十有一,刚过不惑之年,从教育界到出版界,是一个新的人生起点。1927年的开明书店,创办甫及一载,基础未稳,方向未明,夏的加盟,规划了新的出版领域路径,开明的气象格局为之一变。这种变化与夏丏尊个人是直接相关的,大致说来有三个方面:一是他具有号召力的身份地位的影响,二是他寓教育理想于出版的目标方向选择,三是他稳重平实的为人处事作风。

对于夏丏尊入主开明编辑部所带来的号召力,叶至善曾有精当的分析。他说,在文学界,夏先生被大家看做忠厚长者;在教育界,夏先生有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学生,这样一种身份优势,使得夏先生对外能团结一大批志趣相同又乐意合作的作者,对内则可以组织起一个跟自己的出版方针相适应的精干编辑队伍。有了优质的作者资源,有了精干的编辑队伍,开明书店能成功,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夏丏尊入主开明编辑部的第二年,开明书店即招募股本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夏丏尊为带头发起人。5万元资本的招募计划不仅顺利完成,溢额的部分还另办了一个印刷厂。这其中,应该有夏丏尊的影响力和号召力所起的作用。

由于教育和出版天然的因缘关系,在民国出版史上教育家而事出版的,不乏其人;但能把教育与出版进行深入的、有机的、成功的结合,甚至于在出版中拓展出新的教育思想的,夏丏尊是较为独特的“这一个”。经过股份制改组成功和两年的出版实践摸索,夏丏尊为开明书店确立了以青少年读物为重点的出版方向。青少年,尤其是那些中学生们,正是昔日身为教师的夏丏尊几乎每天都要相处的对象,夏丏尊关心他们的成长,熟知他们的困惑和需求。而今,他为青少年出书出刊,提供课内课外的精神食粮,正可看成是一个教育家教育活动的延续。在开明,夏丏尊心无旁骛,在兹爱兹,一干就是20年,成就了其学生曹聚仁所说的“名山事业”。

在从事出版活动的过程中,夏丏尊教育家的本色不改。他在出版之位,谋教育之效,考虑更多的是如何通过出版,襄助教育,弥补学校教育之不足;同时也希望在实现这一教育目标的同时,获得所在企业自身的发展壮大。《中学生》的创刊,便贯注着他的教育理想和出版努力。《发刊辞》中,他这样写道:

合数十万年龄悬殊趋向各异的男女青年于含混的“中学生”一名词之下,而除学校本身以外,未闻有人从旁关心于其近况与前途,一任其彷徨于纷叉的歧路,饥渴于寥廓的荒原,这不可谓非国内的一件怪事和憾事了。

我们是有感于此而奋起的。愿借本志对全国数十万的中学生诸君,有所贡献。本志的使命是:替中学生诸君补校课的不足;供给多方的趣味与知识;指导前途;解答疑问;且作便利的发表机关。

啼声新试,头角何如?今当诞生之辰,敢望大家乐于养护,给以祝福!

十几年的《中学生》,遵照当初的目标使命,一期一期地办下来,不曾懈怠。主编夏丏尊和编辑叶圣陶他们,且编且写。讲知识,强调趣味,注重启发,照顾对象的理解能力;谈人生,态度平等,坦诚相待,做青年人可以交心的朋友。“好懂、好看”。当时的中学生读者评价杂志说,“读了这期等下期”,“不用别人督促,自觉自愿地走进这第二课堂”。

而每期上万份,到抗战前夕累计印数近百万,如此大的发行量,证明杂志同样获得了很好的出版经济效益。《中学生》可看成是开明书店出版物特点的一个缩影。举凡语文、史地、科学、文艺等各种有益于青年身心健康成长,有利于他们今后生活能力提高的知识内容,都是《中学生》乐于刊载的。而这些,也正是开明书店的主要出书范围。夏丏尊从事出版后,曾提出一个著名的教育观点——受教材不等于受教育。

他认为,学生受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生活和工作所必需的各种基本能力,各种教材——各种课程的教科书只是培养能力的材料;若只是囫囵吞枣地记住了这些材料而忘记了提高能力这个目的,就跟“买椟还珠”同样愚蠢。他希望青年学生要自觉从各种课程中摄取身心上的能力,而且普遍学习所有的科目而不要有所偏颇。

在这一观点统率下,开明出版物呈现出既围绕着教育中心主题,同时又学科门类丰富多彩,既专门又综合的特点。

出版是主观色彩很强的文化生产活动。夏丏尊之于开明的影响,除了他的教育思想在出版物中直接投射外,他的处事风格和人格魅力同样形成张力,在开明凝聚成一种集体作风。夏丏尊做事平实稳重,与章锡琛的精明果敢形成互补。但在出版认真、不肯马虎苟且方面,章夏二人又有许多共同之处。

夏丏尊是一个谦谦君子,不事浮夸,在看似平凡平实的背后,其实正包孕着一股强烈的理想情怀和一颗炽热的爱人之心,因而也就特别有凝聚力——在社内则氤氲为风气,形成一种被时人和后人称为“开明风”的企业文化和企业精神,在社外则常被作者和读者提及和怀念。这样的教育出版家,谈不上有多少轰轰烈烈,但他和他事业的影响力,却持久而绵长。

严范孙

严范孙先生(1860~1929)是清末民初著名教育家。他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清朝鼎覆,先生继续活跃于文化教育领域,发扬我国私人办学之传统优势,并注入时代活力,积极探索与西方教育模式之整合,奖掖后进,成就者多;且擅书法,与华世奎、孟广慧、赵幼梅并称津门四大书家,世人以得其只字片纸为荣,故颇值得一书。

先生原名严修,范孙乃其别号。原籍浙江慈溪。先世于顺治年间移居天津。咸丰八年(1858年)为避英法联军之祸,举家寄居直隶(今河北)三河县。咸丰十年(1860年)。先生出生于此。幼年就傅,习字读经;及长,入庠,补廪膳生。光绪四年(1878年),从陈奉周习西学,遍学数理化医等科,终身不辍。光绪八年(1882年)应乡试并中举人。翌年参加会试,连考连捷,中进士。据朱保炯等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卷下,严修考中光绪九年(1883年)癸未科二甲第十一名进士,赐出身;据朱汝珍编《词林辑略》卷九,严修字梦扶,号范孙,直隶天津人。选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官至度支大臣。当然这是他在清廷退位前所任官职。

范孙先生科举起家,以才华立身,少年壮志,锐气夺人。在翰林院时,曾向当时名臣张之洞请教为学之道,并信奉“学以致用”之信条。他研读古籍注重有裨世用,曾投入大量精力研习《勾股举隅》《数理精蕴》、《地球新录》、《天文启蒙》、《格致入门》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对其接受新思想和新理念产生了重要影响。授编修后,初任会典馆评校官,不久授贵州学政,踏上黔轺五千里之征途。

此时正值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军战败的消息不绝于耳,范孙“嗒然若丧”而又无可奈何。抵黔后,目睹边省贫穷,士习闭塞,决意予以更张。甫到任,即赶往各州县考验生员,了解各地士风文情。提出“敦晶励学,讲求实用”,考试时一改旧规,试题力避纤仄,策论重时务,令考生畅所欲言,无所逊避,并加试算学。优贡、拔贡之考选,不惟笔答,还亲自主持面试,且深入乡里,察访考生德行。又大胆变通书院旧法,改组学古书院,选拔优秀士子入学。学习课程除经史外,增设英文和格致、算学等西方科技知识,使之成为晚清贵州首所新型学校。为助学兴教,范孙将自藏书籍十四箱中之大部捐存学舍,并从通都大邑购进西方科技书籍及报刊,以供阅览,此外,又以俸银千两筹开书局。范孙诲人不倦,常亲自为学生解答算题,十数月如一日,风雨无阻,使学风为之一振。范孙还大胆革处积弊,明令革除补禀费、封印等费等名目,严禁铺张糜费,随员、家人亦无所取。当范孙任满还京时,竟负债银4000两。离黔后,贵州学界立“去思碑”与“誓学碑”各一通,称其“经师兼为人师”,“二百年无此文宗”。可见其为官之清廉与口碑之佳美。

范孙以学政任上之亲身感受,认定科举积弊深重,不除则国运危矣。尤其是中日马关之约,使之深感“厝火积薪,危若燕幕”。不变革科举,兴学育才便无从谈起。经多日酝酿,范孙上《奏请设经济特科折》,被梁启超称之为“戊戌变法之源点”。据《清史稿·选举志·制科荐擢》记载:

洎光绪中叶,外侮孔棘,海内皇皇,昌言变法。二十四年,贵州学政严修请设经济特科,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礼部复议。八月,慈禧皇太后临朝训政,以经济特科易滋流弊,罢之。庚子,京师构乱,乘舆播迁。两宫怵于时局阽危,亟思破格求才,以资治理二十七年,皇太后诏举经济特科,命各部、院堂官及各省督、抚、学政保荐,有志虑忠纯、规模闳远、学问淹通、洞达中外时务者,悉心延揽。并下政务大臣拟定考试事宜。御史陈秉崧奏请力除夤缘积习,诏饬诸臣务矢至公。既三品以下京卿纷纷保送,帝觉其冗滥,適太仆少卿隆恩荐疏,上竟报寝,并命撤销太常少卿李擢英前保诸人。二十九年,政务处议定考试之制,如廷试例,于保和殿天子亲策之。凡试二日,首场入选者,始许应复试,均试论一、策一。简大臣考校,取一等袁家穀、张一麟、方履中、陶炯照、徐沅、胡玉缙、秦锡镇、俞陛云、袁励准等九人,二等冯善徵、罗良鉴、秦树声、魏家骅、吴锺善、钱鑅、萧应椿、梁焕奎、蔡宝善、张孝谦、端绪、麦鸿钧、许岳锺、张通谟、杨道霖、张祖廉、吴烈、陈曾寿等十八人。

此番特科得人虽不能与康熙朝博学鸿儒科相提并论,但其中不少人如袁家穀、张一麟等皆活跃于清末民初,亦一时之选。而当范孙于贵州学政任满回京后,却因倡设经济特科为顽固派所不喜,并就此失欢于其座师、翰林院掌院学士徐桐,仅留得编修虚衔。范孙大志难酬,便告假回津开设家馆,以推进“西学”。聘张伯苓为馆师,二人从此结下不解之缘。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天津遭八国联军铁蹄践踏。范孙挺身而出,尽力维持地方治安,同时想方设法,兴办地方教育机构。翌年9月,以个人财力设义塾一处,并联合王竹林、林墨青等友人等集资,假灯髀公所设两斋塾学。为借鉴“教育救国”经验,又两次去日本考察。

11月27日,严范孙从日本回到天津,以更大的热情和精力,兴办新式教育。在原设两斋塾学基础上有所拓展,更名为“民立第一小学堂”。此为天津创办正式小学之始。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范孙又筹设民立第二小学堂,并主持创办官立小学堂三处。为提高小学教师素质,另设立师范讲习所和教师研究所。是年秋,范孙举荐李琴湘、陈棱庄、刘芸生、胡玉孙、郑菊如、刘宝慈等人入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等科深造。一年后回国于各学堂任教。

范孙还是女子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冬,他创办严氏女塾,先以其女儿、儿媳及四姓近亲好友之女为学生。除国文等课程外,还聘请日本女教师教授日文、唱歌、手工、织布。女塾的创办,开天津风气之先,被《大公报》称为“女学振兴之起点”。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2、3月间,范孙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子学堂,成为一所正规的私立女子小学。10月,又在女子学堂附近设保姆讲习所和蒙养院(幼儿园)。保姆讲习所,即幼儿师范,是国内最早培养幼儿师资的园地。以家宅为基地,创办小学、女学、中学、幼儿师范等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校,体现了严范孙倡导新教育的胆识与魄力,为中国近代教育史所少见,对天津近代学校的兴起,有着重要开创意义。他提倡女子放足,禁止给女孩扎耳朵眼,反对纳妾蓄婢,对赌博、吸毒深恶痛绝,带头废除婚丧陋习,为妇女解放事业贡献尤多。

范孙十分注重师资力量之培养。范孙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改天津校士馆(民间称考棚,为科举制童试之地。笔者注)为天津初级师范学堂,学堂设完全科、本科、简易科等三科,为天津、河间两府培养小学堂师资力量。同时,还筹设北洋师范学堂,专门招收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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