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子浩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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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三做试读：
前言
所谓领导三做，即做事、做局、做交换。本书试图以不同时代领导者各不相同的为官之路的个案，探究中国古代领导者的领导理念和领导艺术，尤其是这其中蕴藏的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巧妙实用的领导方法对今天的现实借鉴意义。“领导三做”正是对这些内涵和方法的总结。
做事，是指领导者必须是一个能做实事的实干家。领导者只靠指手划脚，靠职位赋予自己的领导权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力、道德的支撑，必须能拿出做事的真本事来服众才行。
做局，是说领导者不能简单化地处理问题，而应把每一件事当作全局的一部分，以高超的领导智慧和技巧去布局、护局和收局。
做交换则强调，领导者与上下级之间应树立起一种交换的观念：给予激励换来努力，给予宽容换来感激，给予真诚换来信任。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三做”是领导者成事的必然通道。
在奉“学而优则仕”为圭臬的中国古代社会，当官成了读书人最终的、也是惟一的出路。挤在这条狭窄而又荆棘密布的为官之路上，一马当先、扬长而去者有之，狐疑不定、畏缩不前者有之，耀武扬威，为加快速度把别人挤落桥下甚至踏在马下者有之，而更多的则是跟在人后、踩着步点缓慢而行的平庸者。自然，为了让自己的为官之路更顺畅些，人们用尽心力，提出了不少精辟的见解，想出了不少巧妙的方法。有的则在功成名就或者被挤下“官路”之后，整理心得，著书立说。像唐朝吴兢的《贞观政要》、宋朝吕本中的《官箴》、清朝陈弘谋的《从政遗规》等等。当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中充斥着许多腐朽落后的思想，但也不可否认，有很多一以贯之的甚至规律性的东西还是值得我们今天的领导者思考和学习的。
在今天，做官仍然是很多人的追求，但是今天官员的意义和职责与过去的时代相比已有很大不同。也许现在我们更习惯于称官员、尤其掌握一定权力的官员为领导，不管官员也好、领导也好，都是为人民和国家服务，而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父母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领导者就不用再学习为官的知识，不用再汲取前人领导的经验与教训，不用再探究为官的方法和技巧。毕竟，古今中外，在每一位领导者孜孜求索的道路上，有一些共同的规律需要遵循，有一些百试不爽的秘诀可以互用。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有的人学识一般却平步青云，有的人才高八斗却沉居下僚，有的人靠能言腾达，有的人却因善辩遭黜，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个事实表明了，为官之途变幻莫测，一个人的际遇需要能力、知识、机会、技巧、胆魄、智慧，这些要素对某一个人可能缺一不可，对另一个人或许只需其一。
无可否认的是，领导者若不懂得为官之路上的领导艺术，终将被时代淘汰。所以，研究领导科学，学习、切磋前人留下的领导艺术的精髓、领会“领导三做”的精神实质，不只是现职领导者的事，也不只是一把手的专利，同时也是即将走上领导岗位或有志于成为领导者的人需要经常温习的功课。上篇做事能做实干家的领导才能服众领导有时候只靠指手划脚、颐指气使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职位赋予领导者指挥、领导的权力，但要把手下这帮人带成一个团结、有纪律、高效率、出成绩的团队，还必须有个人在道德、能力等方面的支撑，必须拿出点真本事来服众。也许领导者仅仅做一个实干家是不够的，但是不能做实干家的领导则是万万不行的。第一章靠能力 建立功绩永远是仕途顺畅的基础
做事靠实力是每一位身居领导之位的人必须树立的观念，这里的“实力”首先就是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官衔有大小、地位有高低，但是恪尽职守、以能力和作为铺就为官坦途的规律是一样的。如果说为官升职的路有千万条，那么，把自己所担负的职责做到最好，就是每一条路的起点和入口。
1、在其位就应谋其政【领导警语】
啊!诸位官员，不要总想安逸休息，要想方设法干好你的工作，爱护那些正直的人，上天洞察一切，会赐给你富贵与长寿。(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诗·小雅·小明》
孔子曾言：“政者，正也，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自然是古代社会贤辅良相的重要前提，但若仅仅拥有这一点，对领导者来说还是远远不够的。譬如一国宰辅，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百官之首，总百揆，理阴阳，还必须同时拥有“在其位，谋其政”的责任和宰辅相位应具备的才器与能力，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贤辅良相。
在其位，谋其政，首先是要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宋朝名相王旦对朝廷政务可说是兢兢业业。他退朝归家时还常常惦记朝政，专心思考。王旦有一马夫，岁满辞归，王旦问道：“你控马几时?”答：“五年矣。”王旦曰：“我不省有汝。”马夫转身欲去，王旦急忙叫住他问：“你乃某人乎?”于是厚赐之。原来此夫每日为王旦赶车御马，王旦在路上只是想着政事，从未注意过马夫是何模样，也从未与之交谈过，故只识其背，不识其面。归家后，王旦往往不去冠带休息，却入静室默坐，家人每每惶恐不安，不敢惊扰，也不明白是何道理。后来，王旦的弟弟去问副相、参知政事赵安仁，说：“家兄归时一如此，何也?”赵安仁告诉他：“方议事，公不欲行而未决，此必忧朝廷矣。”
在其位，谋其政，还要兴利除弊，救时救世，如唐中期的名相姚崇即被称为“救世宰相”。
姚崇历仕唐武则天、睿宗、玄宗诸朝。他“明于吏道，断割不滞”，“善应变以成天下事”，为相期间，恪尽职守，勤政爱民，政绩卓著，被时人誉为“救时宰相”。武则天时期，他因富于才干，被破格提拔为兵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当时武则天重用酷吏，告密者蜂起，酷吏来俊臣、周兴等大兴冤狱，许多朝臣和李氏宗族被无辜杀死，因此，朝臣人人自危。刚上任的姚崇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变这种局面。于是他直率而诚恳地劝谏武则天，说服她改变酷治，以保持政局的安定，统治的长久。武则天为之所动，并于长安二年(702)修正来俊臣等酷吏造成的冤假错案，为受害的官员“伸其枉滥”。为此，武则天赞赏他道：“以前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说，甚合朕意。”并赏银千两。
睿宗时期，身居相位的姚崇极力革除弊政。当时官僚机构臃肿，百官泛滥，铨官制度紊乱。尤其是公主、后妃们，大搞“斜封官”。按正常程序，应是吏部先用赤笔注官之状，门下省审批，皇帝授旨，称“赤牒授官”。斜封官则是皇帝受公主、后妃的请谒，用墨笔敕书任命官员，用斜封交付中书省。她们利用斜封，鬻法徇私，进而搞裙带关系，各树朋党，扰乱吏治，致使政府机构的工作难以正常开展。姚崇则联合宋王景等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废。”睿宗采纳了他们的建议，“罢斜封官数千人”。同时，他又不畏强权，大力整顿吏治，使唐政府很快出现了“赏罚尽公，请托不行，纲纪修举”的清新局面。姚崇为玄宗辅政时期，继续大力整肃吏治。严格铨选制度，对于以请托等不正当手段谋取官职的，无论是谁，姚崇都坚决予以制止。开元二年(714)二月，申王李成义向玄宗请托，要求将他府中的阎楚硅破格晋升，玄宗答应照顾。这种做法违反了官吏提拔的正常程序，姚崇坚决反对。他和另一丞相卢怀慎上书，反对因亲故而升官晋爵。姚崇的力争，迫使玄宗收回成命。自此，向皇帝请谒封官的情况大为收敛。
玄宗开元四年(716)，山东蝗虫大起，当时百姓迷信，不敢捕杀，而在田旁设祭、焚香。姚崇派遣御史分道捕杀。汴州刺史倪若水拒绝御史入境，认为蝗虫是天谴，自宜修德，以感动上天。姚崇得知大怒，牒报倪若水说：“古之良守，蝗虫避境，若其修德可免，彼岂无德致然!今坐看食苗，何忍不救?因以饥馑，将何自安?幸勿迟回，自招悔吝！”此时，包括卢怀慎在内的朝中大臣也多认为驱蝗不便，玄宗也有所怀疑，姚崇说：“今山东蝗虫所在流满，仍极繁息，实所稀闻。河北、河南，无多贮积，倘不收获，岂免流离。事系安危，不可胶柱……若除不得，臣在身官爵，并请削除。”结果玄宗被说服。排除各方阻力后，姚崇全力督察捕蝗工作，并且还亲自设计捕蝗办法：“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结果颇见成效，蝗灾逐渐止息，当年农业取得了较好的收成。
姚崇一生为政，以身作则，兴利除弊，救世治国，尽责尽职，深得诸帝及同僚们的推许，并对后世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其位谋其政是对领导者最基本的要求，这一个要求需要他竭尽全部领导智慧去做好。
应首先树立起正确的“官”念
忠于职守看起来简单，要真正做到却绝非易事。明代有两位名叫刘健、刘大夏的大臣都经历了明武宗荒唐、刘瑾用事的时代，他们都忠于臣职，规谏武宗，反对刘瑾。如刘健上书，引朱熹的话：“一日立乎其位，则一日业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则不敢一日立乎其位。”表示在其位就要谋其政，因此就要反对刘瑾专擅，且不怕丢官去职。刘大夏曾经说：“居官以正己为先，不当独戒利，亦当远名。”又说：“人生盖棺定论，一日未死，即一日忧责未已。”正己不仅不图利，连名也不枉图，而且要一贯如此。他们为公事，往往把自身利害置于度外，敢作敢为，不谋私利。
姚崇、王旦也好，刘健、刘大夏也罢，他们之所以能恪尽职守，在自己的位置上博得善谋其政的美誉，首先在于他们脑子里树立起了正确的“官”念，这就是，当“官”不是为了享福，不是为了享受某级或者某种待遇，而是为了担负起“官”的责任。假使所有的当“官”者都成了“带责任上台，担着责任执政”的“责任人”，如履薄冰，小心翼翼，一改那种坐在“太平椅”上享“官”福的积习，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投入到为实现任期目标的努力中，殚精竭虑，尽心竭力，恐怕就不会有太多解决不好、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2、把能力显露在最该显露的地方【领导警语】
官吏要是没有能力，那么国家就会发生混乱。(官之失能者其国乱。)——《韩非子·有度》
能力是领导者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砝码，一个能力平庸的人即使一时官运亨通，被放到一个他力不能及的高位上，早晚也会重重地摔下来。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并非所有有能力的人都会如愿登上更高的位置，因为发挥自己的才干、表现自己的能力也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聪明人知道，在什么时候、什么事情上最该无私地显露才能。唐王朝出将入相、荣宠一生的李靖就是这样一位聪明人。
突厥是中国古代北方的一个游牧民族，起初生活在金山(今阿尔泰山)一带。到西魏时，突厥族先后击败铁勒、柔然诸族，逐渐强大起来。其疆域最广时，东至辽海，西达西海(今里海，一说咸海)，南到阿姆河南，北达贝加尔湖。隋朝初年，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始有东突厥、西突厥之称。隋末，当中原战乱之际，东突厥强盛起来，并不断侵扰内地。当时，北部的农民起义力量和地主武装割据势力，几乎没有不向其称臣的。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曾两派刘文静出使突厥，称臣纳贡。
武德九年四月，突厥又大举进犯朔州、原州、泾州。李靖率部与颉利可汗战于灵州硖石，自清晨苦战至下午申时，突厥终被击退。唐廷便命李靖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寻改灵州大都督。
为抵御突厥的掳掠和骚扰，唐王朝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收效甚微，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后，决心在条件成熟时用武力消灭突厥。贞观三年(629)，李世民以李靖为兵部尚书，预筹打击突厥的计划。冬十一月，突厥颉利、突利两可汗不和，突厥内部发生了混乱。唐太宗见时机已到，便调集训练有素的部队10多万人，以李靖为代州道行军总管，张公瑾为副总管，柴绍、薛万彻等5员大将，分数路进攻突厥。
贞观四年正月，李靖率军进至朔州。他获悉颉利可汗在定襄(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遂自率3000精锐骑兵自马邑(今山西朔县东)出发，疾奔定襄城附近之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附近)。唐军进抵目的地时，颉利可汗做梦也没想到唐军会如此神速地来到这里，大惊失色，说道：“唐兵若不是倾国而来，李靖何敢孤军深入至此。”恐慌至极，以至于一日数惊。李靖得知其众心怯，便密令间谍去游说离间其心腹，结果使其大将康苏密率部投降。李靖便乘势攻破定襄城，颉利可汗先逃至碛口(今内蒙古二连浩特西南)，然后率残部向阴山撤退，途中又遭到唐将邀击，损失惨重。唐太宗闻捷报，即封李靖为代国公，赐绢帛600段及名马、宝器。唐太宗说：“昔李陵提步兵5000，结果失败投降匈奴，后来史书还对他大加赞扬。李靖却能以3000轻骑深入虏庭，克复定襄，威震北狄，古今都找不到可与他相比的人啊。”
颉利可汗营逃至铁山(今内蒙古境内之阴山北)后，检点人马尚有数万，但无力与唐军战，便使出缓兵之计，派使者赴长安，表示降服，企图等到草青马肥时，再转移至大漠以北，徐图恢复。唐朝廷听使者说明来意后，便命大臣唐俭和将军安修仁前往安抚并联系受降事宜，同时命李靖在途迎接颉利。
李靖与众将商议说：“颉利虽然战败，但其兵力仍然强盛，如果让他们越过大漠回到漠北，与其所属各部联合起来，将来会因道路遥远而难以追及。现在皇上的使者刚刚抵达他们那里，他们必然松懈无备。我军如检选1万名精兵，带上20天的干粮，前去袭击他们，可以不经过大战就擒获他们。”张公瑾表示异议，认为：“皇上已下诏接受颉利的投降，朝廷的使者又在那里，不宜讨击。”李靖说：“这是兵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当年韩信就是这样破齐的。”遂督兵疾进。唐军至阴山，遇突厥警戒部队1000多帐，全部将其俘虏，然后继续前进。颉利可汗见到唐朝使者后，心中甚喜，压根儿也没想到唐军还会前来进攻，因而毫不戒备。而这时，天又凑巧起了大雾，李靖遂命部将苏定方率200余骑为先锋，在大雾掩护下悄悄接近敌军，进至离颉利可汗帐只有7里时，敌人才发觉。颉利可汗惧于唐军声威，当即乘千里马先逃，部众随即溃散。唐军杀死突厥兵上万人，俘突厥男女十余万口，牲畜数十万头，并擒颉利可汗之子叠罗施，杀可汗妻、隋义成公主。
颉利可汗只带几名亲随冲出包围，投奔其舅苏尼失。苏尼失不敢容纳，又准备走奔吐谷浑，在山谷中为大同道行军总管张宝相擒获。苏尼失与突利可汗见颉利被俘，也率部投降。
唐太宗闻颉利被擒，十分高兴，自感一洗太原起兵向突厥称臣以来的耻辱。他对大臣们高兴地说：“朕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当年国家草创，太上皇(指李渊)为了百姓不受侵扰，向突厥称臣。我时刻为此而痛心疾首，立志要将其消灭，以至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天，我大唐只动用偏师，就所向克捷，单于投降，过去的耻辱总算洗雪了!”他特下诏将李靖由兵部尚书提拔为尚书右仆射，并大赦天下，欢宴五日，高祖李渊同样高兴万分，他感叹道：“当年汉高祖被匈奴困于白登山(今山西大同附近)，事后不能报仇，今天我儿却能消灭突厥。我托付得人，还有何忧?”他召集唐太宗与贵臣以及诸王、王妃、公主等在凌烟阁欢宴，宴会上，李渊亲弹琵琶，李世民起舞助兴，父子为突厥被灭而忘情。
李靖在追剿平定突厥的过程中，不但表现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更显示了他卓识远见的政治眼光。
如果把突厥问题放在历史的大框架内进行考察，人们不难发现，它一直就像是顽固性“牛皮癣”那样，难以治愈、根除，建立在中原的王朝一直都是与之在拉锯战中互有反复，对之头疼不已。李靖在凭借其军事才能打败突厥后，出现了能够将其消灭的难得形势。在这一机会面前，李靖没有犹豫，而是不顾朝廷已派使者并力排众议，对突厥进行果敢追袭，以求达到斩草除根的效果。这样一来，就俘虏了颉利可汗，把突厥赶尽杀绝，消除了唐王朝在北方边塞一直存在的威胁。并且由此使唐王朝的势力范围拓展到了阴山以北，直到大漠以南，为其以后的繁荣强盛、威震四夷奠定了基础。
在这里恐怕不能忽略李靖灭突厥、俘可汗对于李氏父子个人感情上的意义。一个战功解除了国家的心腹之患、治愈了君主的切腹之痛，作为主帅的李靖把卓越的能力发挥在最适合的地方，又怎么可能不受赏识呢?
该出手时手到擒来
打篮球抢篮板时不知你是否有这样的体会：跳得太高了，不行；太低了，更不行；时间太早了，不行；时间稍迟几秒，也不行。只有目盯篮板，根据经验判断，你才能准确地抢到篮球板，“花大虫”罗德曼不是最高的运动员，却是威慑篮下的篮板王；“大笨钟”华莱士也是靠其强悍的作风和准确的判断横行篮下。《史记·淮阴侯列传》中说：“犹豫不决的猛虎，不如敢用毒刺刺人的蜂蝎；徘徊不前的骏马，不如稳步向前的劣马。虎缺乏果断，往往捕不到食物；马缺乏果断，常常耽误行程；人缺乏果断，会处处陷于被动。”
果断来自于正确的判断、快速的决策，果敢的行动，所以，果断是一种勇的行为、智的体现。它是人的一种综合能力。在人们的安身处世中，有了这种能力，可以抢到先机，出奇制胜，转危为安，消除后患。果断，是建功立业者所必备的品格和能力。晚清官僚张之洞之所以在清流中获得较大声誉，主要的是善于把握时机，在机会来临时，紧紧抓住，果断出击，从而大获全胜。声名鹊起。张之洞专门抓住分量足、影响大的案件予以上奏，不但使得所弹劾或谏议的案件都获得了成功，而且都产生出了轰动效应。如1879年他为“东乡惨案”上书鸣冤，使多年沉冤得以一朝昭雪，便是一著名事例。当初在督鄂和暂署两江时，他虽然对康有为违逆自己的意思在报上发表议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但他对康有为创办的《强学报》并没有操之过急；没有立即采取封杀措施，而是一直在悄悄地等待时机。他老谋深算地觉得康有为这样做必定会有人站出来指责，到那时借助外力予以整治，效果才更好。不久，北京果真传来了取消强学会的消息。于是他借机命令上海道解散强学分会，停办《强学报》，又命汪康年接管强学会的全部余款及各项不动产财物。
唐代诗人罗隐曾写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就是说，人生之路尽管漫长，关键处却往往只有“几步”，关键的这几步走好了，以后就相对容易多了。3、以大胆革新树立能干的声望【领导警语】
见识和度量都大，那么不论是毁誉、还是忧喜，都不足以打动他的思想。(识量大，则毁誉欣戚不足以动其中。)——《薛文清公要语》
领导者常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是固守陈规、得过且过、保仕途平安，还是激流勇进、大胆革新、开创一片新局面?平庸的人以安全为第一要务，往往选择前者，而能力出众的人想的是建立非同凡响的功绩，遇到再大的困难和阻力也无所畏惧。
春秋末年著名的政治家子产，就以其大胆的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政治成果，不仅在当时树立了官望，也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改革家的高大形象。
子产所处之世，正值周室衰微，诸侯兼并；战争频繁，天下大乱。郑是个小国，处于晋楚两大霸国之间，为两国必争之地，处境十分困难。大国侵凌小国是常事，国小卑弱的郑国更是多次遭受侵凌之辱，晋、楚、齐、秦等大国都对郑国虎视眈眈。国内则是“族大宠多”，内部矛盾重重，祸乱不已，内乱频仍。当此内忧外患之际，国家面临崩溃之时，子产相郑可以说是受命于危难之中，等着他去治理的郑国是一副难以收拾的烂摊子。
然而子产丝毫没有畏难情绪，而是迎难而上，雄心勃勃，力图振兴郑国。他上台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将城池赠送给郑大夫伯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向对此不理解的子大叔说：“要想叫人没有贪欲是很难的，假如能让每个人都满足自己的欲望，借重这种人使他们为国家做事，就可按照理想完成任务，这就是说我使他成功，并不是别人让他这样做。我为什么要爱惜这块土地呢?反正还是归郑国人所有。”他还说：“要想安定国家，必先安定大族。”这就是说，一定要优先照顾国内的大族，使其稳定、和睦，然后才会有国家的安宁。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子产之所以笼络大族，除了虑及于此外，还分明别有深意。他刚刚执政，根基本来就浅，立足未稳，这也算是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同时也是为了暂时调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所做的策略性妥协。这也就为其日后的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稳定国内局势奠定了基础，使其能够从容行事。
子产治理郑国政绩斐然，他使国都和边塞地区人们所坐的车和穿的衣服尊卑有序，公卿大夫们穿的衣服也各按规章。田地都有封疆界线，人民住宅区每五家编成一组互相保护。公卿大夫忠诚俭朴的，就给他们以适当的奖励；而那些奢侈散漫的，则按罪的轻重加以处罚。这些改革都是适时而行的，而这又意味着更为震动人心的改革、更为大胆的革新措施即将出台，这就是划定封疆界线。
早在二十年前，子驷也进行过这种改革的努力，但那次引起了暴乱。春秋中后期原来的井田制已经逐渐被破坏了，一些贵族肆意占有原来的公田，并将其变为私田，而且他们还掠夺了农民的私田，从而使代耕公田也变成了徭役剥削。这导致了各诸侯王国政府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也引起广大人民和一部分没落贫穷贵族的不满。子驷封疆界线是将贵族“多余”的土地分给普通民众，这必然侵犯了既得者的利益，那些丧田的贵族发动了暴乱，子驷被杀，其改革也自然失败了。而子产的父亲也是在那次暴乱中牺牲的，因此他不会不考虑到改革的后果。
然而，这并没有能够动摇子产改革的决心，事实上，他的改革得到了大臣子皮的有力支持，郑国的强族驷氏、良氏也都支持改革。正是在这些强有力的后盾支持下，子产进行了田制的整理和改革。改革伊始，阻力很大。子产改革一年后，世人都唱道：“把我的衣帽藏起来，把我的田地围起来，哪个想要杀死子产，我愿意同他一起去。”群情汹汹，几乎又要酿成与二十年前同样的暴乱。可是仅过了三年，郑国的生产得到了发展，而且土地不均的现象基本消除，人民的生活也日渐安定，富足。这时，人们又普遍地对子产的改革表示拥护，郑国人民又唱道：“我有了子弟，子产负责为我们教育；我有了田地，子产为我们种植；万一子产离我们而去，有谁能代替他呢?”子产的改革终于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体现出他的巨大的改革魄力!
在进行封疆改革后五年，子产又进行了“作丘赋”的改革，亦即按“丘”(十六井)征发军赋(包括车马、甲盾、徒兵等等)，丘内新垦土田越多，分摊的军赋也就越轻，这一方面刺激了荒地的开垦，大大增强了生产力，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增加了政府收入，有利于巩固政权。子产的这一改革，适应了春秋后期战争频繁、各国普遍加赋的趋势，无疑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
当然，子产的这次改革也同样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如郑国都城的人诽谤他说：“他父亲横尸于路上，他自己就变成了蝎子的尾巴来毒害百姓，让这种人来治理国家，国家可怎么办呢?”子产听了之后，毫不动摇地说：“这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所做的事只要对国家有利，就不会计较我个人的生死得失，全力以赴地办好。更何况我常听人说，一个推行善政的政治家，决不会轻易改变行政措施，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成功。人民不可以让他们太随便，政治制度不可以轻易改变。”他最后坚定地说，“我决不改变自己的行政措施。”如此坚定的意志，在春秋时期的政治家中是极其少见的，这也正是他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又过了两年，子产又进行了第三项改革，即“铸刑书”，也就是将刑典铸在鼎上。此举在国内的反响并不强烈，倒是引起了其他诸侯国的关注。
比子产稍后的孔子说：“民心全在刑鼎上，怎么还会有上下尊卑之分呢?朝野上下没有贵贱之分，又怎么治理国家呢?”要知道在此之前，只是贵族阶级的习惯法，也即所谓“礼”，而铸刑书以后，则是成文法。“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是天经地义的事，即礼只施用于贵族阶级，刑(即体罚)则施用于平民、奴隶，而子产将法律条文铸在鼎上，作为国家的常法，这多少有些限制贵族特权的作用，是有利于当时郑国的商人和新兴地主阶级的。尽管这些革新措施遭到了旧贵族保守势力的反对，但子产始终坚定不渝地进行改革。
子产的改革取得了极大成功。在其执政期间，郑国由乱而治，由弱而强，受到四方诸侯国的敬重。
子产顶着阻力而上，坚决实施自己的主张，在他斐然的政绩面前，反对者渐渐调低了调门并最终闭上了嘴巴，阻力变成了助力，由此树立起来的官望足以让子产拥有顺利执政的资本。
创新取得成功是最大的成功
领导者如果没有创新能力，单位肯定会毫无战斗力，也没有活力可言。创新即突破常规，创造机遇，找到新招。领导者应当明白，现在任何一个单位都不是一个故步自封的世界，而是一个充满竞争的世界；这种竞争，主要是创新的竞争。现在很多单位都引入了竞争机制，目的就是激活单位的内部因素，提高单位的竞争力。领导者需要多动脑筋，多创新，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单位发展的路子，面对困境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布里丹的驴子”的故事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有一头驴子，肚子很饿，而在它面前两个不同方向等距离地有两堆同样大小、同样种类的料草。驴子犯了愁，由于两堆料草和它的距离相等，料草又是同样的数量和质量，所以它无所适从，不知应该到哪堆料草去才是最短距离，才最省力气，于是在犹豫不决中饿死在原地了。这个故事的寓意是深刻的，除了故事创造者们批驳布里丹环境决定意识的观点外，它还向人们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许多时候，只要有点创造意识，就会焕发创造行动，就会有活力；而呆板凝滞是足以扼杀创造性的。
领导者必须牢记一条真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应用创造力，同时在应用中增强这种有效的能力。也许有些领导者认为，高智商就意味着高超的创造力。但这是一种错觉，至少不完全对。领导者的创造力是没有极限的，惟一的限制来自他所接受的知识系统、道德系统和价值系统。这些系统常常妨碍他的创造力。由于这些系统的纷繁复杂，有些领导者在其中受到空前束缚，甚至认为自己没有创意。殊不知，任何一种系统都是人创造的，所以，你有权利持怀疑态度，而采取全面的创新方式，拓宽你的发展之路。作为领导者要善于创新，把各种“绊脚石”除掉，找到适合自己单位发展的道路。4、做个解决难题的能手【领导警语】
孔子说：“不愁没有职位，只愁没有建功立业的本领；不愁没有人知道自己，只求自己做出值得他人知道的事迹。”(子曰：“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
能力的表现方式有很多，谋事有成、建立功绩的途径也有多条，其中之一是在一般人一筹莫展的难题上一展身手，难题迎刃而解之时，也就是为官之径柳暗花明之际。如果这个难题同时又是领导、公众关注的重大问题时，就更是如此。
公元前283年，赵惠文王得到楚国的国宝和氏璧。
秦昭王听说赵惠文王得到了和氏璧，就派人送给赵王一封信，表示愿意拿15座城邑来换取宝玉。赵王与廉颇等许多大臣商量：要是把璧玉给秦国，秦国的城邑恐怕不能够得到，白白地被欺骗；要是不给，又怕秦国以此为借口而进攻赵国。可是一时大臣们又想不出办法来对付那强盛而狡诈的秦国，也找不到一个答复秦国的合适人选。这时宦官头目缪贤说：“我的家臣蔺相如可以前往。”赵王很是惊喜，可转念一想，这家臣能行吗?于是他问道：“你凭什么知道他可以去呢?”缪贤回答说：“我曾经犯过罪，私下打算逃到燕国去。相如阻止了我，并说道：‘您根据什么知道燕王会收留您呢?’我告诉他说：‘我曾经跟随大王在边境上会见燕王，燕王私下握着我的手说，希望跟您交个朋友。根据这个知道他会收留我，因而想去投奔。’相如对我说：‘赵国强大，燕国弱小，而您又得到赵王的宠信，所以燕王才想与您结交。如今您竟然从赵国逃跑到燕国去，燕国害怕赵国，从形势看必然不敢留您，而会把您捆绑起来送回赵国。您不如脱下衣服，露出肩膀，伏在刑具上，向大王请罪，也许还能够免罪。’我听从了他的话，大王也开恩赦免了我。我私下里认为这个人是个有智谋，派到秦国去是很合适的。”
赵王也不愧为有魄力、有见识的君主，听罢缪贤的这番话很受鼓舞，于是马上召见蔺相如，并问道：“秦王拿15座城邑来换取我的宝玉，能不能给他呢?”相如说：“秦国强，赵国弱，不能不答应。”赵王又说：“秦王拿了我的宝玉，却不给我城邑，那又怎么办?”相如说：“秦国要求用城邑来换宝玉，而赵国不答应，理亏在赵国；赵国给了宝玉，而秦国不给赵国城邑，理亏在秦国。两相比较，宁可答应给秦国宝玉，让它承担理亏的责任。”赵王说：“谁可以派去当使者呢?”蔺相如说：“大王果真没有可派的人前往，我愿意捧着宝玉到秦国去。城邑归了赵国，宝玉就留在秦国；城邑没有归入赵国，我保证把宝玉完完整整地送回来。”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赵王便派蔺相如捧着宝玉出使秦国了。
秦王得知赵国使者将到，于是与文武大臣一起守候在宫中，欢笑有声。蔺相如面见秦王时，秦王很是随便地在偏殿章台接见他，这引起了蔺相如的不快和警觉，不过，他还是恭恭敬敬地双手捧玉，献给秦王。秦王看到宝玉到手，十分高兴，把宝玉递给嫔妃和左右侍从人员观看，左右高呼“万岁”。蔺相如看到秦王把赵国的重宝就这样交给地位卑下的人把玩，只是当成随随便便的玩物，态度极不庄重，如果宝玉在秦王眼中真抵得上15座城，秦王不会这么不严肃，相如看出秦王没有补偿城邑给赵国的意思，就走上前说：“宝玉上有小斑点，请允许我指给大王看看。”秦王就把宝玉交给了他。
蔺相如拿着宝玉，后退几步站了起来，靠着柱子，怒发冲冠地对秦王说：“大王想得到这块宝玉，派人送信给赵王。赵王立即召集全体大臣商议，都说‘秦国贪婪，依仗它国力强盛，企图用一句空话就把宝玉弄到手，给我们的城邑恐怕是得不到的。’大家商议不想把宝玉给秦国。我则认为老百姓之间的交往尚且不相互欺骗，更何况大国之间的来往呢。况且因为一块宝玉的缘故，惹得秦国不高兴，这是不应该的。于是赵王斋戒了五天，让我捧着宝玉送往秦国。临行前，赵王恭敬地行礼后，才交给我一封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尊重大国的威望，表示敬意啊!今天，我来到贵国，大王在一般的宫殿里接见我，态度傲慢，不讲究礼节；拿到宝玉后，递给妃嫔观看，分明是耍笑、戏弄我。我看大王没有诚意将城邑交给赵国，所以又把宝玉收回来。大王一定要逼迫我的话，今天，我的脑袋与宝玉将一起在这柱子上撞个粉碎。”说罢，蔺相如紧握宝玉，斜看着柱子，打算要向柱子上撞。秦王惟恐他撞破宝玉，便连忙道歉，再三请求他不要撞破宝玉，并叫来主管图籍的官员察看地图，指着从这里到那里的15个城邑割给赵国。
蔺相如估计秦王不过是假装要给赵国城邑，实际上不可能得到，就对秦王说：“这块和氏璧，是天下公认的宝玉啊！赵王害怕，不敢不奉献给您。赵王送出宝玉的时候，曾经斋戒五天，现在大王您也应该斋戒五天，在朝堂上设九宾大礼接见，我才敢献上宝玉。”秦王估量着终究不可以用武力强夺，于是同意斋戒五天，并把相如安置在广成宾馆。蔺相如料定秦王虽然斋戒，但一定会违背诺言，不给赵国城邑，便让他的随从换上贫民百姓穿的粗麻布衣，怀揣和氏璧，从小道出逃，把宝玉送回赵国。
秦王果然五天之内穿洁净衣服，不饮酒吃肉，到了第六天，秦王在朝堂上设置盛大的九宾之礼，引导赵国的使者蔺相如到朝堂。相如上殿后，对秦王说：“秦国从穆公以来二十多位国君，不曾有坚守盟约的。我的确怕上了您的当而辜负了赵国，所以派人抄小道把璧送回赵国，现在已经秘密地回到赵国了。再者，秦国强，赵国弱，大王只消派一个使臣到赵国，赵国立即会派人送宝玉来。凭着秦国强大的实力，如果先割让15个城邑给赵国，赵国难道敢留下宝玉而得罪大王吗?我知道欺骗大王应当处以死罪，我愿意下汤锅受烹煮之刑，还望大王与群臣仔细商量商量这件事。”蔺相如的一番话合情合理，义正辞严，大大出乎秦国君臣的意料，他们面面相觑，有的侍从人员想动手把相如拉下去处死。秦王挥挥手，制止了他们，说道：“今天杀了蔺相如，终究不能得到宝玉，反而断送了秦赵间的友好关系，不如趁此机会好好款待他，让他回到赵国去，赵王难道会因为一块宝玉的缘故而欺骗秦国吗?”于是秦王在朝堂上接见相如，完成接见大礼后，让他回国了。
蔺相如回国后，赵王认为他是个贤能的大夫，出使强秦而不受侮辱，于是任命他为上大夫。后来，秦国没有把城邑给赵国，而赵国也没有把宝玉送给秦国。后人称这段故事为“完璧归赵”。
完璧归赵的过程是惊险的，而结果也是圆满的：因为蔺相如在此事中表现出来的高超的解决难题的能力，他深得赵王器重，由一名地位低下的宦官家臣，一跃而为大夫，并最终得居相位。
别人的挑战就是你的机会
常言道，疾风知劲草，烈火炼真金。在关键时刻，领导会真切地认识与了解下属。人生难得的是机遇，不要错过表现自己的极好机会。当某项工作陷入困境之时，你若能大显身手，定会让领导格外器重你。
有这样的情形，主持会议的领导是一个铁腕人物，大家因崇拜而磨灭了自己的见识，于是会议顺利进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当你发现决议有问题，若按此办将来可能出大娄子，就应该鼓足勇气提出来。要知道，你可能穷尽毕生努力，也不会得到别人的赏识，而抓住这一机会，就可能把你的能力和价值展现给同事和领导，特别是意见未采纳，人们更会在后来的失败中忆起你的表现，赞叹你的英明。
其实，在遇到表现自己的机会时往往不是没有能力表现，而是一种“别人没动，我出头会让人说闲话”，或者一种天性中的自卑阻碍你挺身而出。一个解决难题的能手要想脱颖而出，取得理想的结果，还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1)要实干，但也要适时表现。所谓适时，一是要找到恰当的事情动脑筋；二是要在显山露水时，不要过于扎眼，招受众人谴责而树立敌手。(2)显能耐不宜过频过多。天天都干出格的事，人们再也不觉得你有什么稀奇处，只能被骂作爱出风头而已。所以你总是要留一些绝招，留下显示的余地。如果你能经常露上那么一点点新鲜的才华，则人们总会对你抱有希望，弄不清你的深浅，多大的事也敢托付于你。(3)要打消顾虑，多在心里挑敌手和上司的毛病，便不会再羞羞答答了。5、重能但不要逞能【领导警语】
不显示自己的才能，不抬高自己的名声，不亲自去干各种琐碎的事务，不侵犯各类官员的权利，每天跟天下杰出的人才一起讨论管理国家的大政方针。这就好像建筑师善于指挥各种工匠而不夸耀自己的手艺一样。(不炫能，不矜名，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犹梓人之善运众工而不伐艺也。)——《梓人传》
不学无术、投机钻营的人固然成不了大气候，但是不看时势、不识进退，一味逞能的人，即使身负经邦治国之能，也一样难有作为。能力是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有的人以积极进取、开创基业为能，有的人则以安定局面、奉制守成为能，二者只有情势的区别，没有高下的不同。
中国历史上以能而不逞而闻名的，有一个萧规曹随的故事。
宰相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其为政方式关系整个王朝。尤其在处理与前任宰相或同时为相者的关系上，十分敏感，名相多以国事为重，把握得当。“萧规曹随”，指汉初丞相萧何定下政策法规，继任的曹参因循不变，保持了汉初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安定。
萧何被刘邦拜为丞相后，经邦定国，安抚天下，为新兴的汉朝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萧何实行的是对内宽松、与民休息、恢复国力的方针。
曹参继萧何为相后，继续奉行萧何制定和推行的与民休息的政策，实行“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实际上就是守成，就是不创设新的设置与举措。史载曹参“举事无所变更，一遵萧何约束”。他专门任用那些不善言辞的忠厚长者；他日日饮酒，不听政事，大臣与属吏想来禀报事情的，他一定要把对方灌醉，让对方无法开口。与曹参居所仅一墙之隔的丞相属吏们也日夜饮酒，醉歌欢呼，曹参听到后，不但不禁止，反而命令从吏也张席坐饮，高声吆喝，与毗邻的呼声相应。看到他人有过错，即为其掩盖，不加深究。他一切以萧何时代的政策为准，因而丞相府清静无事。惠帝对曹参的做法很感奇怪，便让曹参的儿子、中大夫曹窖回去问曹参，为什么不以天下事为忧?曹窖一问，不想被曹参怒笞二百，并训斥道：“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当言也。”惠帝忍不住亲自询问曹参，曹参问惠帝：“陛下自察圣武孰与高帝?”惠帝说：“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又问：“陛下观臣能孰与萧何贤?”答曰：“君似不及也。”曹参于是说：“高皇帝与萧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令陛下垂拱，参等守职，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被他说服，连声说：“善，君休矣！”
曹参为相，不欲创新，一味守成，以特有的方式保持萧何以来政策的连续性，既稳定了汉初的政局，又为日后西汉的繁荣提供了最重要的条件，其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萧规曹随”，是宰相为政的一种方式，也是为官执政者表现个人能力的一种方式。
事实证明，曹参以“无所作为”的方式，却取得了“有所作为”的实际效果。恐怕没有人会说曹参是一个无能的相国，因为他所采取的政治举措完全符合当时天下初定、人心思稳的社会背景。相反，他以另一种方式展露了治理天下的才能。
不一定非要争第一
有用的人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但却一定是最适合的。人，本来就是社会上的一个螺丝，拧在哪儿，就看你的后天造化了。要想成为上司离不开的那个人，不一定非要去争第一。在我们周围常见到这样的事例，几个人同时竞争一个岗位，结果并不一定其中的“第一”能最终取胜。如果你有当第一的本事，也有当第一的兴趣和机会，那么就去当吧!如果你自认能力有限，个性懒散，那么就算有机会，也不要去当第一，因为当得好则好，当不好一下子变成了老三老四，这样不但对自己是个打击，而且在现实社会中更会招致这样的批评：“某某人不行”、“某某人下台了，听说很惨”……这些批评对你都是不利的。
中国人一向扶旺不扶衰，当你从“第一”的位子上摔下来时，落井下石的有，打落水狗的也有，于是本来还可当第二的，却连当老三老四都有问题了。因此，现实生活中并非人人非得争个第一，位居第二的确也有好处，例如：可以静观“第一”者如何构筑、巩固、维持其地位，他的成功与失败，都可作为你的经验和警戒，还可趁此机会培养自己的实力，以迎接当“第一”的机会。如果你想当“第一”的话，一旦你觉得自己具备了这方面的实力，就可以趁机攀升。再者由于你志不在“第一”，所以做事就不会过于急切，造成得失心太重，也不会勉强自己去做力所不及的事情，这样反而能保全自己，降低失败的几率。因此，替人做事从第二、第三做起都没关系，只要搞清楚自己对上司的有用之处并用心把握就行了。如能稳稳当当地做个第二，一旦主客观条件形成，自然也就成为第一了，这时候的第一，才是真正的第一!6、建立功绩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领导警语】
趋势可以利用，也可以创造。保持内心的镇定，因势利导。让对手不清楚自己而自己却了解对手。或者像处女一样安静，或者像奔跑的兔子一样迅疾。(势可乘，亦可造。致虚守静，因势利导。敌不知我而我知敌，或守如处子，或动如脱兔。)——《权谋残卷》
为官之道，机会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有的人经纶满腹却始终沉居下僚、郁郁而终，有的人未必才器卓异却能官运亨通、一路高升。抛开运气、家庭背景的成分，对于机会的不同把握往往成为这一上一下的分水岭。
曹操在建功立业的过程中就是一个特别擅长把握机会的人。
熹平三年(174)，20岁的曹操在外戚宦党交替擅权、卖官鬻爵政治腐朽、灾荒战乱连绵不断、百姓流离失所的背景下，举孝廉为郎，出任洛阳北部尉。年轻气盛的他，一踏入仕途就想以法治乱，以此求进：他棒杀了作恶多端的宦官头目蹇硕的叔父。这引起当权者嫉恨，用升为顿丘令的办法，将他撵出京城。不久，曹操又被调回京师拜为议郎。
真正使曹操发迹的契机是镇压黄巾军起义。汉灵帝中平元年(184)春天，巨鹿人张角领导黄巾军农民大起义，旬日之内，天下响应，京师大震。汉灵帝起用党人，充实军饷，放西园厩马装备军队，任皇甫嵩、朱亻隽为将，镇压颍川黄巾军，但反被黄巾军包围。情急之下，命议郎曹操为骑都尉，前去援救。曹操与皇甫嵩计烧敌营，内外夹攻，大破黄巾军，并乘胜追击，斩首数万级，将颍川起义军残酷地镇压了下去。以此为资本，操升迁为济南相。
济南是个封国，管辖10个县，曹操一上任，就发现属下的县令大多依附权贵，横行乡里，赃污狼藉，所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清事实，免了八九个县令，吓得“奸宄遁逃，窜入他郡”，使得济南“政教大行，一郡清平”。第二件事便是禁断淫祀，匡正民风。刘章因诛杀吕后有功，后人为其立祠奉祀，青州诸郡纷纷仿效，修祠祭祖之风大盛，而济南地区尤烈，光祠堂就有六百多座。一些商人、地方官吏借此风大搞迎神赛会，将其变为诈骗钱财的场所，致使“奢侈日甚，民坐贫穷”。针对这种滥损民财的恶习，曹操下令，严禁官吏民众搞祠祀活动，拆掉所有的祠堂。
不久，朝廷调他任东郡太守。曹操意识到是自己的做法得罪了人，遂辞官回乡，筑精舍读史书，以待时机。一年以后，出任典军校尉。
机会很快来了。统督前将军、西凉大霸董卓利用汉灵帝死后汉宫宦官、禁军火并进入洛阳，召百官废少帝刘辩而立陈留王刘协(即东汉最后一个皇帝汉献帝)，自为太尉、相国，独断朝政。因曹操不为所用，便遭通缉。曹操隐姓埋名，离开洛阳，东归联络四乡豪杰，举兵讨伐董卓。
他利用袁绍令他讨伐黑山农民起义军的机会，收复东郡，自任兖州牧，拥有了扩充实力的地盘。此后，他全力解决号称百万之众的青州黄巾军民，收降兵三十余万，得男女一百多万，组成了强有力的军队，号称“青州兵”，真正成为拥兵一镇的诸侯了。
曹操抓住机会的经历告诉我们，其实，机会对于每一个在为官之路上奔走的人都是公平的，毕竟能力是通过做实事而不是说空话来展露的，你每抓住一次机会，也就为自己搭起了一座跨越沟壑的桥梁。
始终保持良好的应激状态
当更高位置的宝座向你招手，如果某些事确实对你达成目标有帮助，就要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把该做的事情做到前面。
但是，很多时候事情并不是这么简单，是不是应该采取行动，以何种方式采取行动需要根据当时所处的位置和环境综合分析，做出判断，就像狼见到羊时，它会先审度一下在什么样的距离发起攻击，对哪只羊发起攻击成功的几率最大，然后再实施进攻。当然变数总是存在的，比如狼追羊的过程中忽然冒出一只老虎，这就需要你有一个良好的应激状态，应对可能发生的任何状况。善于审时度势是应激适当的前提，比如上司同时在考察二、三个人，你作为其中之一如何处理与其他候选者的关系?当其他候选人故意跟你过不去时该怎么办?某位要人一直对你抱有成见，你要不要与他拉拉关系?等等，你必须根据当时竞争的态势，各位候选人的成算、自己被选中的把握度、存在的障碍等情况做出决定：或者按兵不动，或者工作表现更卖力一点，或者私下采取个别行动。所以我们说，你此时的应激一定程度上决定你是否能得偿所愿。
应激是人们在意外突发情况下产生的情绪状态，有两种表现：一种是使活动受到抑制或完全紊乱，做出不适当的反应；另一种是使各种力量集中起来，使活动积极起来，以应付这种紧张的情况，思维变得特别清晰明确。一个人的应激状态如何，对其具有重要影响。一个人在其一生的为官历程中，会遇到各种意想不到的和突如其来的变故，困难和危机会经常发生，在意外的事变面前，应激状态如何直接关系到事业的成败。好的应激状态在紧张情况下，能调动各种潜力应付紧张局面，可以使人急中生智、化险为夷。如果一个人的应激状态不好，在出乎意料的紧急情况下，往往感知发生错误，思维变得迟缓而混乱，活动受到抑制而束手无策，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大的成就的。
7、高效率才有大成就【领导警语】
当官不能没有才干。有才干，恩德才能发挥作用，有把地方治理好的雄心大志，但没有才干做好工作，那么他的属吏就都会盗用他的权去为自能己谋取私利。统治的方法既有适当而不变的，也有应随机应变的，只有那些有才干的人才能运用变通的手段达到正确的目的，否则，只靠那些适当而不变的方法想达到目的，恐怕不可能成功。(为治不可无才，才者德之用，有图治之心而才不足以济之，则内外左右，皆得分盗其柄，以求自济其私。治术有经有权，惟有才者能以权得正，否则守经犹恐不逮耳。)——《学治读说》
做事有效率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这一点于为官、经商或者日常小事上都适用。效率从何而来?有能力的人总能以正确的方法做事，总能于纷繁的杂务中找到一条解决问题的最佳通道，这就为高效成事提供了基本保障。
唐朝名臣刘晏是当时有名的理财专家、治世能手，他正是靠一般人想不出的办法，取得了卓著的政绩。
安史之乱后，各地民户流亡，经济残破，朝廷财政极为困难。刘晏于广德二年(764)疏浚汴河，使江淮租庸调沿运河顺利运至长安。又改进盐法，使盐利“十倍其初”，结果朝廷摆脱了财政困境。
安史之乱前，江淮的租庸调是通过运河输至京师的。运河的中段汴河(自河南汜水县，引黄河水，至泗州虹县，注入洪泽湖，再注入淮河。)的水源来自黄河，而黄河“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沙)”。自汴河开凿后，每年正月征发附近县的丁男淘挖泥沙，至桃花清明之后，“远水自然安流”。安史之乱爆发，河南地区是战场，8年多没有淘挖，汴河被泥沙堙废，无法行船。战乱时期，江淮租庸调改走长江、汉水北上，“迂险劳费”，不是长久之计。安史乱后，朝廷议论此事，决定任用刘晏主持此事。广德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转运使，议开汴水。
刘晏为疏通汴河，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发现，从熊耳山至虎牢关(今河南汜水县境内)的500里内，只有百姓千余家，“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此外，汴河沿线地阔人稀，多有盗贼。而东自淮阴(江苏淮安，汴河入淮处)，西至蒲坂(山西省永济境内，黄河与渭水汇合处)的3000里内，武将跋扈，每以军需不足为由，“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刘晏将这些困难报告宰相元载。代宗遂命与河南副元帅王缙研究开汴河。王缙除解决了疏汴河的役力和武将截留漕运两个问题外，还于夹河两岸设置驿站，每两驿置“防援”300人，分界捉拿盗贼。刘晏提出的三个困难皆得到解决。汴河疏浚的障碍既已扫清，很快就畅通无阻了。
刘晏认识到长江、淮河、汴河、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因而在造船时就考虑到这些情况，以适应各个水段的需要。为了使船坚牢，刘晏提供丰厚的造船经费。以前漕运过程中所需之力役，皆以附近州县征发丁男充。刘晏以盐利的一部分雇工，凡运输10万斛粮食，给7000缗钱。时人称这种做法为“不发己身，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刘晏还加强了运输过程的管理。每船载粮1000斛，10船编成一纲，由军将押运。军将任务艰巨，据说，凡是押运几次后，没有不满头白发的。刘晏继承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长江之船达扬州，淮水船达河阴县(今河南汜水)，黄河船达渭河口(今陕西华阴东)，渭水船达太仓。沿水路置粮仓，在扬州、河阴、渭口等地设置大量粮仓，据说，没有一斗、一升粮食被水吞没。
刘晏疏汴河、改进漕运取得了巨大成就。自此，每年运米数十万石(斛)以充实关中。大历八年(773)，由于关中地区丰收，朝廷减漕10万石，减少了江淮运米任务，说明刘晏疏汴河、改进漕运满足了朝廷的需求。
刘晏以干练称著，讲究工作效率，事无大小，“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过夜。他的属吏，多是新手而且是“有干能者”。刘晏严格要求属吏，他们虽“居数千里之外，奉教如在目前”。除严格执行其指令以外，必须忠诚，即使在非正式场合，也不准说谎。刘晏培养了一大批理财能手，他死后20余年，唐廷掌管财政的韩洄、元璘、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等，“皆(刘)晏故吏”。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少文臣武将，每个历史王朝面临穷途末路被另一个王朝所取代时，皆归因于民不聊生，盗贼四起国库亏虚，经济遭到摧残。刘晏在唐朝经济残破之际适时出现，以自己的理财专长将自身推向历史前台，疏通汴河，解决运输中的各种问题，解决了朝廷对米的需求。改盐法，实施官府收购，鼓励商人至各地销售，辩证地对待分利与获利的关系，应该是刘晏搞活经济的亮点。而平衡物价，立足政治，爱民为称，不仅增加了全国财政总收入，更使百姓得安居乐业，户口蕃息，缓解了唐朝晚期的危机，刘晏堪称是我国历史上难得的理财和发展经济能人。
以如此高效取得如此成就的能人，其为官之路自也会能通天际的。
效率比勤奋还要重要
有一种人，桌子上摆满了文件，总是显得手忙脚乱，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这种人工作十分认真，对自己的本职也充满了热忱，从来不多休息。有时下了班，还要自动加班到很晚。他们认为要想往上爬就要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样才能得到大家的好评和上司的重用。关心集体、关心工作、把工作看作是第一位的，这还不够吗?哪个上司会不喜欢下属天天加班?在我们的身边，总不乏这样一些人，他们不论星期天还是休假日，都不惜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放在工作上，一旦工作中断，他们就像丢了魂似的，心神不定。可不幸的是，这种人往往很难飞黄腾达。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困难的工作，不一定会使人显得很忙。而终日忙得晕头转向的人不一定是个能干的人。
上司注重下属的工作态度，更注重下属的工作能力，对上司而言，如果你能在相同的时间里比其他下属办的事多，而且还办得好，这也就意味着你的能力更强，效率更高，这样的下属当然能得到提拔。
8、恃能而骄者必遭祸患【领导警语】
不懂得利用别人的人和物，而只知道仗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会恐惧纷扰。(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夸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吕氏春秋·审分》
就像利刃可用于自卫，亦可用于杀人，能力是一个人有所作为的资本，但也可能成为遭受祸患的根源，关键在于拥有超凡能力并因此取得成功的人，如何看待和使用自己的能力。
很多人都听说过少年康熙智除鳌拜的故事，其中的主人公之一、权臣鳌拜就是一个恃能、恃功而骄，并因骄而败的典型。
顺治十八年正月，清世祖福临因患天花去世，遗诏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爱新觉罗·玄烨为帝(康熙帝)，并从上三旗中选任四名亲信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辅助幼帝，佐理政务。至此，鳌拜以排列第四的位次正式跨入清朝领导核心层。
鳌拜早期就与内大臣费扬古有仇隙。费扬古之子倭赫为御前侍卫，与其他侍卫对四辅甚不礼敬。于是鳌拜抓住倭赫等人擅自骑乘御马，又使用御弓射鹿的僭礼之罪，将之弃市。费扬古说了几句抱怨的话，于是连坐，并将其子尼侃、萨哈连一起杀死，抄没家产给鳌拜之弟穆里玛。执政初期的鳌拜已染上了多尔衮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恶习。
居辅政四大臣之首的索尼为四朝元老，深受孝庄皇太后的信任与赏识，鳌拜自知无论功劳和声望均为不及。遏必隆与鳌拜同属一旗，又与之交好，遇事同进同退。惟有苏克萨哈，以一等男加一云骑尉之低爵，班次竟居第二，一旦索尼归天，有可能依次递补，代替索尼总揽大权。另外，黄旗与白旗间宿怨极深，两人遇事常争吵不休。鳌拜利用黄白旗旧有矛盾，发动了圈地事件，以打击苏克萨哈。
圈地事件的胜利，使鳌拜野心急剧膨胀，他开始广植党羽，打击异己，疯狂地攫取权力。康熙六年六月，索尼去世，鳌拜从辅政四臣中一跃为首位。七月，康熙亲政，升鳌拜一等公。鳌拜更加专横恣肆，手下人占军政要职不下二十余人。
上帝若要他毁灭，必先让他疯狂。正白旗辅臣苏克萨哈本与鳌拜有隙，在圈地事件杀苏纳海时又得罪鳌拜，见鳌拜势力日盛，便奏请为先帝守陵，一则可避鳌拜锋芒，以全余生；二则试图以自己退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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